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表云整理的11篇水污染防治綜述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

篇（1）

關鍵詞：

松花江 水污染 公眾 參與 認知

1研究背景與綜述

作為我國七大流域之一的松花江流域，因2005年末的水污染突發事件備受關注。事實上，從上世紀60年代開始，該流域環境即不斷受到局部污染，且近年來污染呈現出從城市向農村蔓延，從地表向地下滲透，從支流向干流延伸，從區域向流域擴張等愈演愈烈之勢。即便經歷了數年治理，水質仍未發生明顯改善。

與此同時，隨著環境惡化切實影響到公眾的日常生活，以公民知情權、話語權等多重權利為理論基礎的公眾參與，如今也逐漸應用于環境保護與污染治理中[[1] ][1]。盡管公眾參與得到了學界、立法者以及社會公眾的普遍認識[[2] 《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第六條），《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影響評價法》。][2][[3] 曾賢剛, 吳雅玲. 中國環境保護的四年巨變――從松花江水污染事件說起. 環境保護, 2010(1): 10-13.][3]，但目前我國的公眾參與機制大多仍不完善，許多所謂“參與”也只停留在“光說不做”的淺表層次。

環境污染與治理的公眾參與問題研究并未形成完整的體系，根據直接分析對象和資料來源的差異可以大體上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對環境法規和政策的宏觀分析，僅以官方的文字說明進行優劣的模糊評判，直觀但指導意義并不明確[[4] 丁麗柏, 龍柯宇. 從松花江水污染事件檢視跨界污染損害責任制度. 云南大學學報法學版, 2006, 05: 101- 105.][4][[5] 郜紹輝. 公眾參與公共危機治理的困境與對策. 新鄉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9, 6: 22- 25.][5]； 第二類是對案例進行簡單的文本分析，偶有官方統計數據制成的少量圖表，以政府和傳媒信息研究居多[[6] 陳力丹, 陳俊妮. 松花江水污染實踐中信息流障礙分析. 新聞界, 2005(6):8- 13.][6]；第三類則是對公眾進行調查，這類調查大多以問卷的形式針對公眾的環保意識和支付意愿進行，目前已有針對長湖、滏陽河、及淮河/太湖流域等處水污染及防治的公眾認知展開的問卷調查[[7] 朱聯東, 李兆華, 雷蕾等. 長湖流域城市居民對水污染防治認識的調查分析. 湖北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 2009(12):430-432.][7][[8] 洪少賢, 董世魁, 胡天蓉. 淮河/太湖流域水污染防治工程的公眾認知度調研. 環境保護, 2006(12):65-67.][8][[9] 衛立冬. 公眾對城市河流污染的環保意識及支付意愿調查. 衡水學院學報, 2008（8）：75-77.][9][[10] 丁宗凱, 洪少賢, 董世魁, 胡天蓉, 劉之杰. 淮河/太湖流域水污染防治監管機制的公眾調查研究. 教育部博士點基金“城市草坪綠地施用污泥堆肥的生態安全性研究”資助論文.][10]，但此類調查多缺乏完整的研究框架，如對公眾認知與知情權訴求等的關系研究不足。

2研究內容與數據獲取

2.1水污染概念界定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污染防治法》（2008年2月修訂），水污染是指水體因某種物質的介入，而導致其化學、物理、生物或者放射性等方面特性的改變，從而影響水的有效利用，危害人體健康或者破壞生態環境，造成水質惡化的現象。據此，本研究中認為由工業生產廢水和生活污水等長期排放引致的污染，以及短期內突發事件引起的水質急劇下降皆屬于水污染的范疇。

2.2研究內容

本研究從松花江水污染狀況著手，著重通過調查問卷了解水污染的公眾認知度和公眾參與的途徑、方式和意愿等，通過隨機訪談內容整理分離出公眾參與松花江水污染治理的影響因素，同時對相關數據和文獻進行分析和研究，并提出可能的政策建議。

2.3數據獲取和處理

定量數據包括兩方面內容。其中，松花江污染的基本現狀主要通過政府官方網站公布的數據進行深入了解，尤其是對官方的2004-2009年松花江流域8個自動檢測站點的水質檢測數據進行匯總統計[數據來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部網站

[2] 《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第六條），《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影響評價法》。

[3] 曾賢剛, 吳雅玲. 中國環境保護的四年巨變――從松花江水污染事件說起. 環境保護, 2010(1): 10-13.

[4] 丁麗柏, 龍柯宇. 從松花江水污染事件檢視跨界污染損害責任制度. 云南大學學報法學版, 2006, 05: 101- 105.

[5] 郜紹輝. 公眾參與公共危機治理的困境與對策. 新鄉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9, 6: 22- 25.

[6] 陳力丹, 陳俊妮. 松花江水污染實踐中信息流障礙分析. 新聞界, 2005(6):8- 13.

[7] 朱聯東, 李兆華, 雷蕾等. 長湖流域城市居民對水污染防治認識的調查分析. 湖北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 2009(12):430-432.

[8] 洪少賢, 董世魁, 胡天蓉. 淮河/太湖流域水污染防治工程的公眾認知度調研. 環境保護, 2006(12):65-67.

[9] 衛立冬. 公眾對城市河流污染的環保意識及支付意愿調查. 衡水學院學報, 2008（8）：75-77.

[10] 丁宗凱, 洪少賢, 董世魁, 胡天蓉, 劉之杰. 淮河/太湖流域水污染防治監管機制的公眾調查研究. 教育部博士點基金“城市草坪綠地施用污泥堆肥的生態安全性研究”資助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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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 X5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7-5739（2013）04-0239-01

近年來，隨著經濟突飛猛進，經濟發展所帶來的環境污染問題日益突出，尤其是水污染已經成為環境污染的重要來源。工業企業在生產中產生廢水是導致水污染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也嚴重影響城市可持續發展。因此，要建設生態和諧城市，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就要減少水污染，對水污染進行治理。水污染治理應該成為工業企業環保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由于各級部門的重視及環保工作者的努力，水污染治理工作取得了較大成績，全國大多數企業都配備了水污染治理設施，但由于多方面原因，水污染治理中仍存在諸多問題亟待解決 。

1 存在的問題及原因

1.1 企業平時疏于治理設施的保養

企業在環保部門督促下配備了治理設施，出于利益最大化的考慮，不繼續進行后期投資，一些需要更換的材料無法及時進行更換，導致設備不能正常運行，起不到其應有的作用。 再加上有些企業環保意識不強，存在偷排現象，治理設施運轉不正常，生化塔中細菌缺少營養死亡，生化完全失去作用。

1.2 企業治理人員責任心不強

企業治理效果好壞不與治理人員經濟收入掛鉤，有些企業治理人員不是盡力鉆研治理方面的知識，而是只想著如何偷排和應付環保部門的檢查，平時不熟練掌握治理的要領，上級檢查時就隨意應付了事。

1.3 企業治理人員操作技術有待進一步提高

有些企業治理人員本身文化素質較低，雖多次參加環保部門組織的治理人員培訓，但由于培訓時間較短，又只是紙上談兵，無法理論和實際操作相結合，培訓效果不佳。這些治理人員操作治理設施技術達不到取得好效果所要求的水平，無法發揮治理設施的最佳治理效果。

1.4 企業職工節水意識有待加強

為了降低企業生產成本，我國大中型企業在建廠時通常都配有水廠，生產時使用自己水廠的水。企業在生產過程中從水廠取水，成本低、取用方便，導致企業用水形式粗放、用水量不加節制。企業職工基本沒有形成節約用水的意識。 2 對策措施

2.1 督促企業做好治理設施的維護保養工作

環境管理部門對全市企業的治理設施建立臺賬，并經常檢查治理設施的保養工作。對一些治理設施嚴重破損并超標排放的企業，應限期整改，必要時實行重新驗收。

2.2 對企業治理人員實行獎懲措施

在建議企業本身對治理人員實行工資與效益掛鉤的激勵制度的同時，環保部門也應對治理人員實行獎懲制度，對連續超標排放企業治理人員吊銷治理人員上崗證，對每次檢查排水都達標的治理人員，環保部門應該給予一定的獎勵。

2.3 治理人員培訓注重實效

加強行業間治理人員的交流，請個別治理效果好的企業的治理人員進行現場講解，使治理人員的操作技術取長補短，實現共同提高。在原先注重理論的基礎上，逐步轉變為理論與實踐并重，并注重實踐，使全市企業治理人員的水平有較大幅度的提高。

2.4 加強對企業員工節水意識的宣傳教育

節水和減少水污染要從每個員工做起，要將節水和減少水污染工作落到實處，需要每個員工的配合。要通過職工喜聞樂見的形式，加大宣傳力度，在職工中全面普及節水、減少廢水排放量的意識。只有提高每個職工的節水意識，才能將減少廢水排放量落到實處。

2.5 水污染治理技術路線的選擇，要遵照“適情對路”原則

在選擇水污染治理的路線的過程中，要因地制宜，遵照“適情對路”的原則，“適情”是指要從當地社會和生態實際情況、企業經濟效益、員工個人素質等方面出發，選擇合理的技術路線；“對路”是指在選擇水污染治理技術路線的過程時，要以污水的具體特征為基礎，選擇由針對性的技術。在選擇技術路線的過程中，要避免盲目追求新、奇、特的誤區。

2.6 大力推動污水處理設備的自動化技術

選擇合適的水污染處理技術路線，要真正發揮其處理污水的作用，還要有配套的水處理設備。目前，我國水處理設備生產市場較混亂，產品質量參差不齊，產品自動化程度低。在設備使用和運行過程中，后期投入大，管理人員眾多，操作環節多，指標監測控制不方便，不科學，影響了污水處理效果。為了改變這種現狀，要加大資金投入力度，研發和推動污水處理設備的自動化技術。

2.7 大力推行清潔生產

從長遠來看，工業走向環境健康化是總體趨勢，清潔生產工藝的開發將是以后企業發展的必經之路。在生產中要大力推進清潔生產，遵循可持續發展的原則，避免走發達國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走出一條以保護資源與環境為目標的全新的發展道路來。

2.8 污染后的治理放眼于污染前的防治

一是加強對經濟發展規劃和建設項目的環境影響評價，還應包括對重要建設政策的評價，防患于未然，堅決不采取危害環境與資源的建設政策，不進行危害環境與資源的項目。二是盡快著手進行面污染源防治的研究和實踐，并加大對水污染防治的投資。三是加快建設城市廢水處理廠，提高城市廢水無害化處理率，大力鼓勵和采用適用于我國國情的、高效、低耗的廢水處理技術，不要照搬外國的方案和技術。四是工業污染的治理應從末端處理改變為源頭控制，以達到節約資源、削減污染的目的。

現在的我們已經清醒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已經造成的水污染是我們疏于管理的結果，雖然治理工作在遏制水污染問題惡化方面取得了可喜的積極作用，但今后的工作更加艱巨和繁重，需要更完善的立法支持，更廣泛的社會參與以及更持久的全方位投入，要堅持不懈地將治理工作開展下去。

3 參考文獻

[1] 中國環境保護產業協會水污染治理委員會.我國水污染治理行業2011年發展綜述[J].中國環保產業，2012（10）：7-13.

篇（3）

中圖分類號： S273 文獻標識碼： A

2012 年初《國務院關于進一步促進貴州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的若干意見》正式提出建設貴安新區，貴安新區地處貴州省域地理中心地帶，位于貴陽市中心城區飲用水源紅楓湖、花溪水庫、松柏山水庫和阿哈水庫的上游。

，貴安新區的開發建設與飲用水源保護存在著非常突出的矛盾。現狀貴安新區核心區涉及區域水源湖庫 5 個，即紅楓湖、百花湖、 阿哈水庫、花溪水庫和松柏山水庫，該“兩湖、三庫”均為貴陽市重要的飲用水源， 其中紅楓湖和松柏山水庫為新區的規劃水源。核心區東側和東南側部分地區位于花溪水庫、松柏山水庫的水源一、二級保護區內，核心區西側的局部地區位于紅楓湖準保護區內，核心區全部位于上述水源湖庫的匯水區內。

在水源嚴格保護及水環境的高度敏感背景下，新區提出了低沖擊發展模式、分區污染源控制與綜合治理、污水處理及再生水利用、初期雨水污染控制等方面的保護措施。

一、立足生態，采取低沖擊發展模式

傳統的水源保護主要是依據飲用水源分級保護制度，局限于飲用水保護區的 一級到二級的保護范圍內，對集水區的管制薄弱。水污染的防治以點源為主，缺乏有效的面源污染的控制手段。傳統的排水工程體系以快速排出為主要目標，對城市的水環境和下游的防洪安全產生巨大壓力。因此，傳統的水源水質保護采用污染末端控制為主的工程手段，集水區內城鎮產業布局與水環境保護要求不相協調，水環境惡化較為普遍，不能實現對水源地的有效保護，同時城市內澇問題沒 有得到解決。

圖-2低沖擊開發模式示意圖

針對貴安新區在水環境方面面臨的突出矛盾，規劃應立足生態，采取低沖擊的發展模式，基于全流域對水源采取有效保護，城市排水措施應采取可持續的排水系統，對點源、面源污染協同控制，重點對雨水的初期污染進行控制、收集和利用。

結合排水分區，規劃組團式的城鎮空間布局。采取低沖擊開發模式可有效實現水資源的多層次利用，水源水質的安全以及城市水環境的有效保護，降低開發對流域水文循環的影響。

二、分區污染源控制與綜合治理

（1） 污染控制分區與控制策略

水環境污染與自然地形條件、流域分區、水系分布、水環境敏感性、污染源 類型及分布、用地布局與開發強度等要素密切相關。規劃擬基于水源安全和水環 境質量目標，提出水污染防治的排水分區及其控制策略。

根據各流域片區的自然與規劃發展特征，提出由強到弱的四級污染控制分區 及其相應控制策略。其中環湖片區、馬場河片區為一級控制區，花溪片區、松柏 山片區、石板片區、麻線河片區、邢江河片區為二級控制區，清鎮片區、樂平河 片區、安平片區為三級控制區，黨武片區、半屯片區為四級控制區。各片區的發 展模式、污染源特征、規劃排水模式及污染控制策略。

貴安新區水污染分區控制策略表

（2） 污染綜合治理措施

基于區域水源保護及水環境質量目標要求（即河流、湖庫各斷面水質達標）， 規劃按進入二級水源保護區時，斷面水質達到 III 類水體水質要求進行控制。鑒 于新區所處的特殊位置和水環境的高度敏感性，對于新區的水污染綜合治理將遵 循以下幾條基本原則：一是可持續發展原則，依據當地的自然地理、社會經濟狀 況，必須轉變傳統的思維方式，依靠科技進步，科學合理的保護水源和水環境質 量，實現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二是污染治理點面相結合原則，分析不同片區 主要污染源特征，針對工業源、生活源、城鎮徑流污染、農業面源等污染特征， 提出不同的污染控制策略和治理措施，實現點源治理與面源治理的有效結合；三 是工程措施和生態治理相結合，從實際出發，因地制宜，講求實效，采取工程措 施和生物措施相結合，各種治理措施科學配置，發揮綜合治理效益。

按上述水質控制目標，針對不同污染源的特征與分布情況，因地制宜地采取 不同的污染綜合防治措施。

城鎮集中點源：以城鎮生活污染源為主，其污染控制的基本模式為集中收集—污水工程處理—跨流域排放或深度處理后回用，深度處理方式包括再生水廠或 人工凈化濕地等。城鎮生活污水實現全收集全處理，城鎮污水廠處理廠出水達到一級 A 標準，水污染負荷削減率 70%以上。再生水廠應采用深度處理工藝，以滿足考慮景觀、澆灑和工業用水不同的水質要求，各項水污染負荷削減率應達到30%以上（考慮不同的水污染指標）。

分散城鎮生活點源：防治模式為分散式小型污水處理措施—濕地生態凈化—回用/排放。

工業園區廢污水（點源）：按適度集中和專業化處理的原則，促進深度處理、 加強重復利用，其污染物排放受總量控制，并達到相應的標準后排入城鎮下水道 或直接排放。

農村生活污水：以分散就地處理的方式實現全覆蓋全處理，凈化工藝因地制 宜，采用沼氣池、生態塘、人工濕地等多種凈化技術。

農業面源污染：通過發展生態農業、有機農業，科學施肥、降低農藥化肥使 用量，使用低毒農藥等方式，以及配合工程措施，減少農田徑流污染的產生量。 通過加強種養結合，推廣“三位一體”沼氣池，提高養殖廢水無害化處理程度等措 施，減少畜禽養殖污染。

城市面源污染：主要來源于初期雨水徑流，規劃區主要結合河谷、池塘、洼 地、綠地等設置初期雨水調蓄和處理設施，對初期雨水進行收集和處理；在開發 強度較低的片區，以園區或地塊為單位進行初期雨水的源頭處理，強化初期雨水 污染削減效果。城鎮初期雨水的面源污染，結合用地布局因地制宜地采取源頭控 制措施，削減 50%—60%的污染負荷。

在確定各類污染源處理的技術路線和工藝選取時，應充分考慮技術的可靠性。

在有效發揮工程措施對水污染負荷的削減作用之外，應充分發揮自然生態對 污染物的凈化作用，利用生態工程進一步削減污染，尤其是氮磷等營養物質，以 提高水源的安全保障能力。規劃提出了人工凈化濕地、生態河道和自然濕地等建 設方案。生態河道和自然濕地，應盡可能保留原河道的自然形態，在岸邊設置一 定寬度的緩沖帶，并結合地勢地貌和用地布局，增設濕地、河灣、淺灘、深潭、 沙洲等用地，過濾截留地表徑流和陸源污染物，減少污染源和河流、湖庫之間的 直接接觸，發揮自然濕地的水質凈化作用；同時維護生物多樣性，增加植被覆蓋 率，營造人與自然和諧的水系環境。

圖-3貴安新區水污染綜合治理措施示意圖

（3）污水處理及再生水利用

貴安新區位于紅楓湖、松柏山水庫、花溪水庫等重要水源地的匯水區內，處于水環境敏感區域，其水環境質量直接關系到規劃區乃至貴陽市的供水安全，因此新區必須進行最嚴格的污水處理及再生水利用，確保水源安全。

三、 初期雨水徑流污染控制

貴安新區內的紅楓湖、百花湖、花溪水庫、松柏山水庫、阿哈水庫均為飲用 水水源地，馬場河、車田河等最終匯入上述湖庫，污染較重的初期雨水直接排放 會對水環境造成較大的影響。必須控制初期雨水徑流污染，保障貴陽市及新區飲 用水水源地的水環境安全。

城市徑流污染，即初期雨水污染，是貴安新區重要的水環境污染源之一。規劃通過構建源頭—遷移—匯集(Source-Transport-Sink, STS) 逐級控制的雨水水質 管理措施，在源頭、遷移、匯集三個不同階段分別采用適宜的污染控制措施，從 而實現城市徑流污染的有效削減，降低對受納水體的污染，改善規劃區生態環境 質量。

圖-4貴安新區雨水徑流及污染控制系統示意圖

源頭控制措施：常用的源頭控制措施主要有綠色屋頂、雨水花園、透水地 坪等。規劃區居住用地可采用源頭措施來削減初期雨水污染，本規劃后期將對 居住用地的初期雨水污染削減措施和削減程度給出定量的要求，作為居住用地 開發時的限制性要素。

遷移控制措施：遷移控制措施主要有下凹式綠地、雨水口截污掛籃、透水 性人行道、滲透型棄流井、下凹式道路隔離帶和雨水調蓄池等，在雨水遷移過 程中削減徑流量和徑流污染。

圖-5道路雨水污染控制措施示意圖

匯集控制措施：匯集控制，也就是匯水區末端控制。規劃區采用分流制排 水系統，因此可以在雨水系統排出口之前將初期雨水截流至匯集控制設施進行 處理。匯集控制設施兼具初期雨水調蓄和凈化功能，主要包括雨水濕地、塘系 統以及污水處理廠等，截流的初期雨水經處理后再排放至受納水體，干凈的中 后期雨水則直接排入受納水體。

核心區內，規劃在開發強度較低、三級水系或綠地等具備建設條件的區域， 結合河谷、池塘、洼地、綠地、濕地公園等設置雨水濕地或塘系統，實現初期雨水污染的削減。在已建成區（截留式合流制區域）或用地緊張的區域，可將初期雨水截流至污水處理廠進行處理。污水廠的規劃設計中需考慮初期雨水的收集量，并預留初期雨水調蓄和處理設施用地。

參考文獻：

篇（4）

1 引言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人類對自然資源開發利用活動的日益加強，大量污染物（如重金屬、持久性有機物等）通過不同途徑進入土壤系統中，進而通過遷移、擴散和滲透作用進入地下水環境，對土壤和地下水環境造成污染，破壞了其原有的生態平衡。這些污染物還可以通過飲用水或地下水-土壤-植物系統，經食物鏈進入人體，因此也影響到人類的健康。鑒于地下水污染的嚴重性，國內外學者已廣泛開展對地下水污染修復技術的研究，同時地下水污染修復技術在大量實踐應用中得到了不斷地改進和創新。

2 基本概念

2.1 地下水的定義。

地下水是指埋藏在地面以下，存在于巖石和土壤孔隙中可流動的水體 [1] ，狹義上是指淺層地下水，即第一個隔水層以上的重力水，即地下水資源。地下水是自然界水體的組成部分，并參與自然的水循環，又是水資源的重要組成部分。

2.2 地下水污染的主要原因。

過度開采地下水，引起地下水位下降，沿海地區海水倒灌；農業生產中大量使用化肥、農藥以及污水灌溉等，污染物滲入地下水中；受污染的地面水體或廢水渠、廢水池、廢水滲井等連續滲漏。地下水一經污染后，總礦化度、總硬度升高，硝酸鹽、氯化物含量升高，有毒物質增加，溶解氧下降，有時還會出現病原體。

地下水污染不易被發現，難以治理和恢復，影響供水水質，加劇水資源短缺，應限制開發，合理使用，從而保護地下水資源。

2.3 地下水污染的來源。

向水體排放或釋放污染物的來源和場所都稱為水體污染源，這是造成水體污染的罪魁禍首。各種水體及其循環過程中涉及到許多類型復雜的污染源，從不同的角度可將水體污染分為多種不同的類型，就地下水污染而言，其根源有以下幾種：

（1）沿海地區海水入侵和倒灌。

（2）工業“三廢”。

（3）農業污染。

（4）城市生活污染。

3 地下水的主要修復技術

3.1 滲透性反應墻（PRB）。

PRB是一種原位被動修復技術，由透水的反應介質組成，一般安裝于地下水污染羽狀體的下游，通常與地下水水流相垂直，并且它也可以作為污染地下水的地面處理設施。當地下水在自身水力梯度作用下通過活性滲濾墻時，污染物與墻體材料發生各種反應而被去除，從而達到地下水修復的目的 [2] 。

3.1.1 PRB概念與結構。

（1）概念。

美國環保署定義：PRB是一種為達到一定環境污染治理目標而將特定反應介質安裝在地面以下的污染處理系統，它能夠阻斷污染帶、將其中的污染物轉化為環境可接受的形式，但不破壞地下水流動性 [3] 。

（2）結構。PRB有兩種基本結構：①隔水漏斗導水門式結構。此種結構適用于埋藏淺的大型的地下水污染羽狀體，地下水通過比較小的滲透反應門，優點是反應介質的裝填量減少，缺點是干擾了天然地下水的流場；②連續墻式的結構。用于地下水污染的羽狀體較小時，墻體垂直于污染羽狀體的遷移途徑，橫切整個羽狀體的寬度和深度，優點是對天然地下水流場干擾小，易于設計 [4] 。

3.1.2 PRB反應機理。

（1）無機離子去除機理。

含高價重金屬的無機離子，是地下水中的重要污染物之一，其中工業廢物、尾礦和核廢料污染的地下水中濃度很高。金屬鐵與無機離子發生氧化還原反應，將重金屬以不溶性化合物或單質的形式從水溶液中析出。 [5] 研究表明，PRB能夠將無處處理廠排出的含硝氮90mg/L的水迅速降解到飲用水標準10mg/L以下 [6] 。

（2）脫鹵反應去除鹵代有機物機理。

在脫鹵降解反應中，金屬鐵提供電子，發生氧化反應，而有機污染物為電子受體。Fe0修復有機污染物的地下水，主要是對氯代烴類進行還原脫氯。例如PCE（C 2Cl 4）的脫氯過程有兩條路徑：

一是C 2Cl 4C 2HCl 3C 2H 2Cl 2C 2H 4C 2H 6

二是C 2C 14 C 2HCl 3C 2H 2C 2H 4C 2H 6

路徑為連續的氫解作用，其中間產物C 2H 2Cl 2的降解速度比C 2HCl 3慢，而第二條路徑的中間產物C 2HCl能很快地還原為C 2H 2。因此，第二條路徑的還原速度較快于第一條 [7] 。

（3）微生物修復機理。

微生物的活動可影響氮、硫、鐵、錳等元素的循環。微生物可直接用于硝酸鹽、硫酸鹽的去除以及通過形成硫化物來沉淀金屬離子。

（4）催化降解反應機理。

采用比鐵活性大的金屬作為墻體材料，比鐵具有更強的還原性，容易提供電子，鋁硅酸鹽可以作為緩沖溶液使pH值能保持在較低值（7～8），使金屬鐵更易被氧化 [8] 。試驗證明，金屬鐵中加入鋁硅酸鹽時，Cr 6+ 的半衰期比鐵和石英砂混合物作為反應材料減少一個數量級，比單純鐵作反應材料減少兩個數量級。

3.1.3 PRB的應用案例。

在北美和歐洲等國，已進行了大量該方法的工程研究和商業應用，目前全世界有200多座PRB，其中Fe0-PRB120多座，取得了良好的治理效果。部分應用見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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厭氧生物反應墻修復某地揮發性有機氯化物的深度污染案例：

在一家化學清洗廠舊址，四氯乙烯的肆意排放造成了當地土壤嚴重污染。這家化學清洗廠曾在此地連續開辦了75年，污染范圍將近75000m2，深度在地下50m。

2001年，有關方面對表層污染源進行了挖掘，隨后采用原位生物降解的方式對被污染的土壤進行修復，采取這種方式的原因是此處的污染物正在發生自燃降解。他們在自燃降解的基礎上采取了注入含碳物質的辦法，對四氯乙烯和三氯乙烯等污染物進行厭氧還原脫氯。這是一種臨時性的土壤修復措施，持續了一年左右的時間，大大緩解了當地嚴重的土壤污染。大約一年后，這一臨時性土壤修復措施停止執行。這時，對地下水中的揮發性有機氯化物進行降解的條件已經具備。他們利用前段時間積累的經驗，在此地建起了大規模的還原脫氯設施，這套設施包括若干厭氧性生物反應墻，從三個地點對這片污染區域進行“圍堵”。建立這些生物反應器的目的不僅僅是控制污染，而是對被污染的土壤和地下水進行修復，以便徹底消除這一地區的污染。由于此地屬于高度城市化地帶，這些生物反應墻都建在街道附近，這樣便于向柵內注入反應物。作為反應物的含碳物質須定期注入柵內，三年一般應注入10～15次。

此外，臨時性修復措施的實施提高了地下水中產甲烷菌的含量，為揮發性有機氯化物的降解提供了良好的條件。修復前污染源下游一帶每升地下水中含有數萬微克的四氯乙烯和三氯乙烯，而現在這些物質的含量僅為10μg或者更低；順式1，2-二氯乙烯和氯乙烯的含量曾一度有所上升，隨后又下降到每升幾十微克，最后分解為乙烯、乙烷等對環境無害的物質。

污染區的中心位于生物反應墻附近（75m左右），目前這里仍能監測到順式1，2-二氯乙烯和氯乙烯等污染物的存在，但乙烯和乙烷的穩定增長以及監測管中大量產甲烷菌的存在表明這一帶微生物活動活躍，污染物正在進行徹底地還原脫氯過程。上述情形證明，生物反應墻的下游確實是化學反應十分強烈的區域。監測管顯示，某些位置的順式1，2-二氯乙烯和氯乙烯含量有所上升；發生這一現象的原因是由于微生物活動導致的吸附反應增強。目前他們在污染修復方面已經實現了每1.5～2年降低污染物60%的目標。

3.1.4 PRB存在的問題。

（1）去除污染物的機理方面尚存在一些未能明晰的方面。

（2）在PRB實際應用中將會出現沉淀產生介質的阻塞、反應材料失活或者雙金屬系統可能引起地下水二次污染等不良影響。

（3）因為受到地下水流和開溝槽的深度限制，目前該技術多用于有地下水流的飽和污染層的修復。

（4）需要進一步研究可同時去除多種并存污染組分的技術。

3.2 原位曝氣修復技術（AS）。

原位曝氣修復技術最大程度減少了對土壤介質和周圍環境的擾動，主要用于處理可揮發性有機物（VOCs）造成的地下水污染。一般與土壤氣相抽提技術（SVE）聯合使用 [9] 。不會造成環境的二次污染，與其他修復技術相比具有經濟、高效的顯著優勢 [10] 。該技術被認為是去除地下水揮發性有機物的最有效方法。C.D.Johnston等 [11] 將原位曝氣法和土壤蒸氣抽提法相結合，去除砂質地下含水層中的石油烴，結果表明與單獨使用土壤蒸氣抽提法比較，28天后石油烴去除量提高1.9倍，同時原位曝氣還為地下水中殘留的NAPL（非水相液體）的去除創造了更有利條件。曝入的空氣能為地下水中的好氧微生物提供足夠氧氣，促進土著微生物的降解作用 [12] 。該技術在可接受的成本范圍內，能夠處理較多的受污染地下水，系統容易安裝和轉移，容易與其他技術組合使用。但是對既不容易揮發又不易生物降解的污染物處理效果不佳，并且對土壤和地質結構的要求比較高 [13] 。

3.3 原位生物修復方法。

原位生物修復是利用生物的代謝活動減少現場環境中有毒有害化合物的工程技術系統 [14] 。用于原位生物修復的微生物一般有三類：土著微生物、外來微生物和基因工程菌 [15] 。目前地下水有機物原位生物修復方法主要包括生物注射法、有機粘土法、抽提地下水系統和回注系統相組合法等 [16] 。

原位生物修復技術有其獨特的優勢，表現在：①現場進行，從而減少運輸費用和人類直接接觸污染物的機會；②以原位方式進行，可使對污染位點的干擾或破壞達到最小；③使有機物分解為二氧化碳和水，可永久地消除污染物和長期的隱患，無二次污染，不會使污染物轉移；④可與其他處理技術結合使用，處理復合污染；⑤降解過程迅速、費用低，費用僅為傳統物理、化學修復法的30%～50% [17] 。

目前有人將原位生物修復和旋轉電動力學——太陽能技術相結合，形成新型的修復技術。電動力學技術是將電極插入受污染的地下水區域，在施加低壓直流電后，形成直流電場。由于土坡顆粒表面具有雙電層，孔隙水中粒子或順粒帶有電荷，引起水中的離子和順粒物質沿電場方向進行定向運動。

4 展望

隨著地下水污染修復技術研究的深入開展以及各修復技術的逐漸成熟，各種修復技術將會更廣泛地應用于現場地下水污染修復工作中。針對我國地下水以石油烴類、TCE、氯苯、亞硝酸鹽氮、硝酸鹽氮和重金屬的污染最為嚴重的實際情況，PRB技術是一個較好的選擇。

未來利用基因工程技術培養純化特效降解菌，從而提高修復效率以及如何解決反應墻生物淤堵問題以延長反應墻體的使用壽命等，都將成為重要的研究方向 [18] 。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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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前 言

“十一五”期間，全國規模以上紡織工業企業產品年均銷售收入達到19794億元，而印染廢水占全國紡織廢水排放量的80%。因此，做好印染行業廢水污染防治及廢水處理工作十分重要。據不完全統計，全國印染廢水每天排放量為4×106—5×106m3。印染廢水具有水量大、有機污染物含量高、色度深、堿性大、水質變化大等特點，屬難處理的工業廢水。近年來由于化學纖維織物的發展，仿真絲的興起和印染后整理技術的進步，使PVA漿料、人造絲堿解物(主要是鄰苯二甲酸類物質)、新型助劑等難生化降解有機物大量進入印染廢水，其COD濃度也由原來的數百mg/L上升到2000～3000mg/L。面對新形勢，新情況，在開展印染行業環境影響評價工作中，既要熟悉印染行業廢水污染防治有關的國家政策及廢水處理技術政策，更要掌握印染廢水處理有關的技術路線。

1  印染行業廢水污染防治有關的國家政策

國家環境保護總局根據改革和加強環境保護標準工作的要求，“十一五”期間要進一步加強環境保護標準工作力度，以國家環境質量標準和污染物排放（控制）標準制（修）訂工作為核心開展各項工作。加大制定行業型污染物排放標準工作的力度。

《國家重點行業清潔生產技術導向目錄》（第三批）印染業自動調漿技術和系統。本項目產品研究計算機技術、自動控制技術、色彩技術、精密稱量技術，結合染整工藝，應用于印染調漿，達到節能降耗，減輕印染污染物的排放目的。《清潔生產標準紡織業（棉印染）》適用于紡織行業（棉印染）生產企業（含棉、棉混紡及交織產品）的清潔生產審核，清潔生產的潛力與機會的判斷，清潔生產績效評定和清潔生產績效公告制度。

關于國務院[決定]在1996年9月30日前取締、關閉或停產的十五類嚴重污染環境的企業（即“15小”中小印染的界定，見中國紡織總會（部）文件 紡生綜[1997]2號《關于土法漂染企業界定問題的復函》。“土法漂染”定義為年生產能力1000萬米以下，所排廢水符合下列情況之一的：1、每百米布所產生廢水大于2.8噸；2、COD大于100毫克/升；3、色度大于80倍（稀釋倍數）。

2  印染廢水處理技術政策

印染廢水應根據棉紡、毛紡、絲綢、麻紡等印染產品的生產工藝和水質特點，采用不同的治理技術路線，實現達標排放。取締和淘汰技術設備落后、污染嚴重及無法實現穩定達標排放的小型印染企業。印染廢水治理工程的經濟規模為廢水處理量Q≥1000噸/日。鼓勵印染企業集中地區實行專業化集中治理。在有正常運行的城鎮污水處理廠的地區，印染企業廢水可經適度預處理，符合城鎮污水處理入廠水質要求后，排入城鎮污水處理廠統一處理，實現達標排放。

印染企業集中地區宜采用水、電、汽集中供應形式。印染廢水治理宜采用生物處理技術和物理化學處理技術相結合的綜合治理路線，不宜采用單一的物理化學處理單元作為穩定達標排放治理流程。

棉機織、毛粗紡、化纖仿真絲綢等印染產品加工過程中產生的廢水，宜采用厭氧水解酸化、常規活性污泥法或生物接觸氧化法等生物處理方法和化學投藥（混凝沉淀、混凝氣浮）、光化學氧化法或生物炭法等物化處理方法相結合的治理技術路線。

棉紡針織、毛精紡、絨線、真絲綢等印染產品加工過程中產生的廢水，宜采用常規活性污泥法或生物接觸氧化法等生物處理方法和化學投藥（混凝沉淀、混凝氣浮）、光化學氧化法或生物炭法等物化處理方法相結合的治理技術路線。

洗毛回收羊毛脂后廢水，宜采用予處理、厭氧生物處理法、好氧生物處理法和化學投藥法相結合的治理技術路線。或在厭氧生物處理后，與其它濃度較低的廢水混合后再進行好氧生物處理和化學投藥處理相結合的治理技術路線。

麻紡脫膠宜采用生物酶脫膠方法，麻紡脫膠廢水宜采用厭氧生物處理法、好氧生物處理法和物理化學方法相結合的治理技術路線。

生物處理或化學處理過程中產生的剩余活性污泥或化學污泥，需經濃縮、脫水（如機械脫水、自然干化等），并進行最終處置。最終處置宜采用焚燒或填埋。

3  印染各工序的水量、水質

印染廢水的水質隨采用的纖維種類和加工工藝的不同而異，污染物組分差異很大。一般印染廢水pH值為6—10，CODCr為400—1000mg/L，BOD5為100—400mg/L，SS為100—200mg/L，色度為100—400倍。但當印染工藝及采用的纖維種類和加工工藝變化后，廢水水質將有較大變化。如，當廢水中含有滌綸仿真絲印染工序中產生的堿減量廢水時，廢水的CODCr將增大到2000—3000mg/L以上，BOD5增大到800mg/L以上，pH值達11.5—12，并且廢水水質隨滌綸仿真絲印染堿減量廢水的加入量增大而惡化。當加入的堿減量廢水中CODCr的量超過廢水中CODCr的量20%時，生化處理將很難適應。印染各工序的排水情況一般是：

退漿廢水：水量較小，但污染物濃度高，其中含有各種漿料、漿料分解物、纖維屑、淀粉堿和各種助劑。廢水呈堿性，pH值為12左右。上漿以淀粉為主的(如棉布)退漿廢水，其 COD、BOD值都很高，可生化性較好；上漿以聚乙烯醇(PVA)為主的(如滌棉經紗)退漿廢水，COD高而BOD低，廢水可生化性較差。

煮煉廢水：水量大，污染物濃度高，其中含有纖維素、果酸、蠟質、油脂、堿、表面活性劑、含氮化合物等，廢水呈強堿性，水溫高，呈褐色。

漂白廢水：水量大，但污染較輕，其中含有殘余的漂白劑、少量醋酸、草酸、硫代硫酸鈉等。

絲光廢水：含堿量高，NaOH含量在3%—5%，多數印染廠通過蒸發濃縮回收NaOH，所以絲光廢水一般很少排出，經過工藝多次重復使用最終排出的廢水仍呈強堿性，BOD、COD、SS均較高。

染色廢水：水量較大，水質隨所用染料的不同而不同，其中含漿料、染料、助劑、表面活性劑等，一般呈強堿性，色度很高，COD較BOD高得多，可生化性較差。

篇（6）

主管單位：中國科學院

主辦單位：中國科學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

出版周期：月刊

出版地址：北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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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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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大16開

國際刊號：1673-9108

國內刊號：11-5591/X

郵發代號：82-448

發行范圍：國內外統一發行

創刊時間：1980

期刊收錄：

CA 化學文摘(美)(2009)

CBST 科學技術文獻速報(日)(2009)

中國科學引文數據庫(CSCD―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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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中圖分類號：TU991.25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飲用水污染發展現狀

據調查，在我國的很多區域縣市，由于當地的水資源生態系統已遭破壞，淡水資源的水質條件也日益惡化。數據資料顯示：我國大約有80%的工業、生活污水沒有經過任何處理措施便流向了水源地。經檢測，全國有一半地區飲用水質量不過關。以農村為例，有將近3.2億人口不能喝到放心水，其水質已受到嚴重污染。有關專家的研究結果表明：我國至少有1/4的地表飲用水無法達到引用標準，且從整體上看，南方的水質情況要好于北方地區。

飲用水污染的因素分析

1、工業污水的不合理排放

工業是我國經濟發展的主導產業，每一年的污染排放量都是極大的，而這些廢水多半沒有經過任何處理程序直接排向生活水域。在參與試驗的河道中，90%的城市用水都不同程度地被污染了，能達到國家水質標準的不到一半。更為嚴重的是，水污染現象正逐步蔓延至深層水域，以至于地下水都受到威脅。工業污染排放是水污染的第一“罪魁禍首”，不僅日排放量大、污染范圍廣，且其污水成分極為復雜，治理難度極高。

農業方面的污染源

農業對水質的影響主要來源于這幾個方面：動物糞便的隨意排放、農藥化肥的隨意丟棄造成的污染。在這些污染源中，各種病原體微生物的數量極多，有害物質的含量極高。水土流失在我國的嚴重程度已經有目共睹，而這一現象直接導致農藥化肥等有害物質會隨著地表土地的流失而匯集到水域中，各種營養元素也不可避免地會進入各個河道，生活水域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由此產生的結果是：水域中藻類和其他微生物體的繁殖速度急劇上升，加速了水質的惡化程度。

文獻資料表明，我國至少有將近一半的河流湖泊處于過度營養狀態，造成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就是農業上的各種污染，比如說：檢測水域中的氮磷污染物有近1/3與農業污染密切相關。我國的水源多集中于山區，特殊的地理形勢使得農業污水會隨著水土流失過程不斷排入水域。據了解，在飲用水的水源地，尤其是地下水中所沉淀的農業有害物質，至少會給數百萬人的生命健康造成巨大隱患。也就是說，對于農業污染的治理勢在必行。

我國大部分地區在進行農業灌溉時還是會帶有很多殘留的農藥化肥物質。根據最新的統計數據顯示：全國范圍內各大中小型城市中，僅有23%的居民能喝到放心水，這一數據在相對落后的城鎮鄉村甚至更低。要高效治理水污染現象，首先就是要保證飲用水的質量過關。必須要加大對污染水源地的監測范圍和力度。

生活污水的排放

生活污染對水質的影響主要來自于各種生活垃圾、糞便及污水的排放，其主要成分就是一些危害不大的物質，但是生活污水的排放會帶來很多潛在的病菌。而南方的大部分城市都是傍大江大河而生，因為污水處理觀念不強，技術落后，使得當地的水質急劇惡化。特別是某些河段，既受工業污水的影響，還受生活污水的影響，人們所用的飲用水水質極差，甚至比國家規定的第三等級的水質標準都低，嚴重危害人類的健康。還有些區域選擇鉆井取地下水，但由于地下水的水源已被重度污染，水質根本無法達到引用標準。某些條件落后的地區存儲的山坡積水其實也深受污染，這樣的水源水質沒有任何保障，很難說適合引用。

飲用水被污染之后的不利影響

水資源污染程度的日益嚴重化已直接威脅到人們的生命安全，對于整個社會的健康可持續發展極為不利。國際權威組織的研究結果表明：在廣大的發展中國家，引發各類傳播疾病的最大誘因就是水質的污染，每年由于引用水質不達標問題帶來的死亡人數超過2000萬。自然水源的污染直接影響到飲用水的質量標準，若是直接引用那些尚未經過任何處理程序的水源，將對人類造成各種生命安全威脅。若是引用了那些含有大量有害物質的水源可能引發多種疾病，甚至是致癌。

以湖北省為例，其某一縣級區域的工業污水排放不合格，基本都是直接流進當地的蠻河，致使該河道下游區域的水質受到嚴重污染。經過水質檢測，該河流的水十分渾濁，散發出陣陣臭味，屬嚴重不合格水質。

具體的防治措施

水污染的防治工程涉及面廣，內容復雜，需要各個部門通力合作方能見效。但是，“防治結合，以防為主”。要充分認識到環境保護的極端重要性，不能再盲目地追求經濟效益的高速增長。我國在前幾年就已明確建立可持續發展的戰略目標，針對水污染的治理也提出了各項應對措施。以往那種“先污染，后治理”的發展理念必須拋棄，應從這一刻開始全面投入到水資源的保護行動中。要根據當地的實際地形和外在條件建立治水計劃。

從源頭上對水資源進行保護，針對不同的水資源保護單位制定與之相適應的保護治理方法，不僅要對農業化肥的使用情況進行嚴格的限定，還要對各種生活工業垃圾進行科學的分類。此外，還要防止各種人為因素對水資源的破壞。如果造成了水質問題，則要按照“誰污染誰治理”的原則，限令責任人在期限內解決水源污染問題。

完善飲用水的安全工程建設項目。對于某些條件成熟但供水設備落后的地區，要及時建立自來水供水系統；對于水質已被嚴重污染且治理困難的地區要果斷更新水源地；而對于那些人口分散的山地則需要因地制宜地建立供水系統。

第三、全面加強飲用水的水質檢測系統的建設。要大力保障飲用水的水質安全的話，不僅要在水源上投入大力氣，還要重視各種供水系統的建設，最后要記住的是加強對飲用水水質的檢測力度。要完善對于飲用水水質管理的各個環節，保證人力、物力、資金的及時到位，保證各環節信息溝通順暢。此外，還要建立權責明晰的責任制度，要使整個供水系統的運行保持充滿活力的狀態。最后，在水質管理上要突破管理障礙，打破各部門之間的管理沖突，引入積極健康的競爭機制，幫助整個管理機制沿著健康的軌道運行。目前，各大管理部門在飲用水的安全防治方面已經做出了相當多的積極探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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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中圖分類號：[TE991.2]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

水孕育了生命，滋潤了萬物，是組成生命世界、生態環境的重要自然要素；同時，水又是戰略性資源，與經濟、社會和城市的發展密切相關。2002年的世界可持續發展峰會把水列為五大可持續發展最優先領域的首位，水問題已經成為世界各國廣泛關注的重大問題，對經濟社會發展和民族興衰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因此，研究我國的水資源現狀，特別是城市水資源現狀，以及水資源的治理對策具有全局性和戰略性的意義。

1 中國城市水資源現狀

我國年平均水資源總量為2.7～2.8萬億m3，僅次于巴西、俄羅斯、加拿大、美國和印度尼西亞，位居世界第6位，但是，人均水資源量只占世界人均量的四分之一，是水資源短缺的國家。我國600多座城市中，有400多座城市供水不足，其中100多個城市嚴重缺水。

受降雨量和地理位置的影響，我國水資源在時空上分布不均勻。降水和徑流在年內分配上很不均勻，年際變化大，枯水年和豐水年持續出現，導致造成旱澇災害頻發和水資源供需矛盾十分尖銳。一方面，干旱氣候造成供水不足，限制農業生產的發展；另一方面，洪澇之災造成水資源的嚴重浪費，同時對農業生產造成嚴重損失。

我國水資源空間分布受降水分布影響，由東南沿海地區向西北內陸遞減，分布很不均勻。南方地區水系發達，水量豐沛，其水資源量占全國水資源總量的80%以上，北方地區干旱少水，水資源嚴重缺乏。我國水資源的空間（地區）分布不均勻，與耕地、人口的地區分布不相適應，水土資源組合不合理，這些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我國經濟、社會和城市的發展。

在水資源緊缺的城市中，不少城市通過開采地下水來維持供水的需求，地下水造成過量開采，地下水位大幅度下降，形成地下水位降落漏斗。地下水位的降落還引起地面沉降、海水入侵、咸水下移等難以逆轉的環境問題，這也對地下水水質造成了影響。

總體上，我國南方城市水資源在水量和水質方面均優于北方，且存在水量富余。

2 城市水資源的治理

2.1城市水資源緊缺的解決方案

2.1.1節水措施

節水措施應從農業灌溉用水、工業用水和生活用水三個方面進行建立和完善，從而實現不同用水情況采用不同的節水措施[1,2]。

我國是農業大國，農業灌溉用水占有總用水量50%以上，因此，農業節水是關鍵，應該因地制宜地推廣高效農業灌溉節水技術。在井灌區，推行管道灌溉，減少管道漏失率；水庫、河道等灌區，進行渠系配套，對渠道進行襯砌，減少滲漏，提高水的有效利用系數。有條件的地區可大力發展噴灌，果樹和大棚蔬菜等經濟作物可推行噴灌、滴灌、滲灌等先進節水技術。同時，加強農作物優良品種的培養。

在工業節水方面，應該加快現有經濟和產業結構的調整，關閉“三高”企業，堅決關閉用水量大、經濟效益差和污染嚴重的企業，大力推廣科技含量高、用水少、無污染的高新技術產業，開展節水技術改造，對冷卻水、空調水和工藝水實現處理回收利用，實現水的循環利用，提高水的重復利用率，實現工業用水“零排放”。同時，可以進行廠際間調水，例如，將棉紡織廠的生產用水通過調水工程調到造紙廠進行重復利用。

在生活用水方面，要加強供水系統改造，減少供水管網的漏失率，推廣節水設施和器皿；加強節水宣傳，提高人們的節水意識，杜絕公共場所跑冒滴漏和長流水現象，生活用水提倡一水多用，分質用水，推行中水回用。

為了保障節水措施的順利進行，需要把節水納入依法管理中，規范人們的用水行為，成立節水專管機構，制定節水政策和標準，加強節水教育宣傳工作，提高節水技術的科技含量。

2.1.2雨水資源利用

當今，地球上現有的淡水資源越來越短缺，雨水作為一種最根本、最直接、最經濟的水資源，早已引起世界許多國家的重視。當今世界范圍內，雨水利用技術發展較快的是德國和日本等國家，他們各項雨水利用技術已達到了世界領先水平[3]。城市雨水利用是一種多目標的綜合性技術，通過工程和非工程措施，分散實施、就地攔蓄、儲存和利用城鎮雨水，避減洪澇災害，增加城鎮供水量，改善城鎮生態與環境的過程[4]。城市雨水可以用來對地下水進行補充，進行雨水中水回用和作為飲用水水源，這都具有很好的經濟、社會和環境效益。

2.1.3海水利用和海水淡化

我國沿海區域含有11個省、區和直轄市，有18000多公里的海岸線和6500多個島嶼，是我國人口最多和經濟最發達的地區，同時也是水資源日趨緊缺和海水豐富的區域。

在沿海城市可以利用海水作為工業冷卻水和生活沖廁用水，這樣可以節約淡水資源，這在當前形勢下是可行的。海水淡化可以在水資源緊缺的情況下實現新水源生產，同時淡化海水的水質優于自來水。當前關于海水淡化的迫切要求是，要有新觀念，采用先進工藝，降低海水淡化成本，減少濃縮鹽水對環境的污染，例如，開展利用濃縮鹽水進行鹽化工生產的循環經濟思路[5]。

2.1.4污水資源化與污水回用

污水資源化，一方面使得城市對新鮮水資源的需求量減少，同時作為城市一種新水源，減輕或避免了遠距離輸水和購買高價水資源等問題；另一方面也可以大大減少污染物的排放，減輕城市水環境的污染負荷，達到保護或改善城市水環境的目的[6]。

直接回用和間接回用是城市污水資源化的兩種有效途徑。直接回用是將污水經過污水處理工藝處理之后，不經過天然緩沖水體的稀釋與凈化，直接用于農業灌溉、工業冷卻循環用水，綠化用水和景觀用水等。間接回用是指污水經過處理之后，排入天然水體或回灌到地下含水層，再經過自然的稀釋、過濾和凈化（包括時間和空間的凈化），然后再取用供給不同時期使用[7]。

2.1.5跨流域調水

調水工程是解決資源性缺水的工程措施，跨流域調水可以解決水資源空間分布不均。資源性缺水地區，在實行節水、治污后仍不能滿足需求時，需要考慮是否有條件進行跨流域調水。

地球上的水資源分布極不平衡，在經濟活動頻繁和人口增長快速的地區，為了保持水資源按地域分配，進行水資源跨流域再分配，實施水量調配和調節是必要的，也是有意義的。

2.2城市水污染的防治

水污染導致水質惡化，破壞水生態環境，進而加劇了水資源的短缺，嚴重制約人類、社會與環境的可持續發展，因此，必須加強水污染防治，改善并恢復水生態環境，維護水資源的良性循環。

2.2.1加強管理，完善和執行政策法規

為了水污染防治的順利進行，需要完善廢水排放標準和相關的水污染控制法規和條例。加大執法力度，加強水資源和水生態保護，運用法律、行政、經濟、技術和教育的手段，對各行業進行污染監督，預防新的污染產生；明確責任主體，積極應對污染的發生，及時找到責任人，加快速度處理污染源；加強對經濟發展規劃和建設項目的環境影響評價，還應包括重要建設政策的評價，防患于未然，對危害環境的策略不得予以通過，不進行危害環境與資源的項目建設；通過科學的評估，積極監督水污染的發生，科學開展治理活動，把影響控制最小化[8]。

2.2.2合理規劃城市排水系統，調整產業結構，推行清潔生產

防治污染，首先要從源頭上進行控制。合理規劃城市布局，對于舊有的城市污水/雨水合流制系統進行適當改造，新城區在建設規劃時，考慮配套建設雨水/污水分流制系統，有計劃、步驟的建設城市污水處理廠。

在產業規劃和工業發展中，貫穿可持續發展的指導思想，調整產業結構，完善結構的優化，使之與環境保護相協調。產業結構的優化與調整應按照“物耗少、能源少、占地少、污染少、運量少、技術密集程度高及附加值高”的原則，限制發展能耗大、用水大、污染大的企業，以降低單位工業產品或產值的排水量及污染物排放負荷。

大力推行清潔生產，對工業污染的源頭進行控制，實現對資源的合理利用，使污染物盡可能的消滅在生產過程中，使廢水排放量減少到最少。

2.2.3加快城市污水廠建設，提高污水處理技術

城市污水處理廠的建設是解決城市水污染的重要手段，通過污水處理消除污廢水對水環境的污染，在進行城市污水處理廠的規劃與建設時，應根據實際情況，遵循集中與分散相結合的原則，綜合考慮城市污水廠的處理規模。研究新工藝，節約能耗，降低污水處理成本，提高污水處理效果。城市污水在處理過程中盡量實現循環利用，在缺水地區大力實現污水的資源化，利用處理后的污水來開展市政建設，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等，緩解水資源的矛盾。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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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3956/j.ss.1001-8409.2016.XX.XX

中圖分類號：F2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409（2016）00-0000-00

Abstract： Water pollution is a typical form of transboundary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the water pollution treatment also is the focus and difficulty of environmental treatment in our country， but the empirical study is less about the problem at the present stage. Firstly， the paper constructs the game model of transboundary water pollution treatment， indicates that the transboundary water pollution treatment investment of Nash equilibrium optimal is smaller than the Pareto optimal， both presents the departure from the state， and the deviate degree increases with the participation areas of transboundary water pollution treatment， leading to the "prisoner's dilemma" and "tragedy of the commons" situation. Secondly， the paper empirically tests the influence of the quantity local government on water resources quality， verifies the theoretical hypothesis by using the 62 major reservoirs and lakes in 2012. Finally， the paper puts forward policy suggestion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water.

Key words： transboundary water pollution；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local government； Game Analysis

環境污染所具有的外部性和我國行政區域的劃分，使得我國環境惡化程度的加深突出表現在各行政管轄區之間跨界環境糾紛的增加上，水污染是典型的跨界環境污染問題，如何對跨界水污染進行有效規制始終是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面臨的一個難題。造成跨界水污染問題如此嚴重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流域涉及到多個省級、市級和縣級行政區域，這些地方政府在以GDP為核心的政績考核體系和財政分權制度下，傾向于將努力投入到能夠帶來政績的經濟增長上，降低水污染治理投入，這使得水污染治理規制不能有效地執行，多數情況下，地方政府傾向于采取機會主義方式逃避本應承擔的環境污染治理成本，采取“搭便車”行為將不易監測的環境污染跨界轉移出去，將成本外部化。這種現象充分揭示了個體理性與集體理性的沖突帶來的公共事務治理困境，因此，強化跨界環境污染治理規制，實現全局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和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根本措施就是要提高地方政府克服“囚徒困境”和“公地悲劇”的能力，改變地方政府僅重視短期經濟利益的行為選擇傾向。

1文獻綜述

d’Arge較早關注了環境的跨界污染問題[1]，而早期的相關研究主要集中在探討不同國家之間對跨界水污染、大氣污染以及固體廢棄物污染等方面的國際合作上，認為不同地方通過協商談判進行區域合作是解決該問題的主要手段[2][3]。相關研究基本上是圍繞跨界環境污染治理博弈展開的，Maler首次將博弈論引入到跨界環境污染治理分析中，對歐洲各國酸性物質沉積問題進行了分析，認為合作治理環境污染的前提是各國的單邊支付，并模擬測算了不同合作形式下的凈收益[4]。Silva和Caplan分析了聯邦跨界污染控制環境政策的有效性問題，認為中央政府是跨界污染治理領導者時能夠獲得更大的社會效益，而當地方政府是跨界污染治理的領導者時，中央政府的最優政策是對地方政府的環境治理行為提供有效的激勵，并通過歐盟的環境政策設計實施驗證了結論的科學性[5]。Barcena-ruiz對跨界環境污染稅征收的順序和兩個同級政府作為領導者和追隨者的博弈問題進行了分析，認為在跨界污染較小的條件下，稅收是戰略互補的，同時征稅時領導者和追隨者都能夠獲得福利，但先征稅的領導者獲得的福利更大，在跨界污染較大的條件下，稅收是戰略替代的，先征稅的領導者政府能夠獲得福利，每個政府都會努力避免成為稅收的追隨者[6]。Yanase運用微分博弈模型研究了雙寡頭國際環境污染博弈策略，認為嚴格的環境控制政策提高了外國公司的競爭力，會產生靜態的“租金轉移”效益，而國外也會享受到全球環境改善帶來的好處，即免費搭便車，因此在非合作博弈中，環境政策水平會偏離社會最優水平，產生更多的污染和低福利[7]。Zhao等通過構建包括政府和居民在內的典型的Stackelberg博弈模型，提出了一種考慮流域結構的轉移稅（Model of Transfer Tax， MTT），用來計算一個地區最佳的污染物轉移稅率，同時也認為轉讓稅率可作為生態補償標準，加強區域減排合作，實現整個流域的減排成本最小[8]。

國內關于跨界環境污染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跨界水污染治理方面，馬中和吳健認為法律政策和權利安排的缺失致使沒有形成地方政府的環境規制激勵是跨行政區環保難見成效的主要原因[9]；易志斌以跨界水污染為例對地方政府環境規制失靈的原因及解決途徑進行了總結[10]；汪小勇等采用消元法對跨流域、市界、省界和國界四個層次的單邊和多邊環境保護和污染治理的管理條約進行了評估和比較，為構建跨界水污染沖突的協商機制提供政策建議[11]。此外，還有學者以不同流域和湖泊的跨界水污染為例對污染成因、解決途徑等進行了案例分析，如太湖[12][13]、珠三角[14]。

可以看出，國內外學者對跨界環境污染治理問題進行了廣泛深入的研究，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但多數都集中在理論分析、政策建議以及案例分析方面，實證研究不足。本文在理論分析地方政府行為選擇和跨界水污染治理博弈基礎上，分析個體利益最大化與集體利益最大化的沖突并推出待檢驗命題，隨后采用我國2012年62個主要水庫和湖泊數據對理論假說進行驗證，最后提出針對性政策建議。

2 地方政府跨界水污染治理博弈分析

本部分對多個地方政府行為選擇偏離社會最優選擇的狀況進行理論闡述。在跨界水污染中，同一流域周邊的各地方政府都以最大化自身經濟利益為目標，排放超標污染物，在缺乏激勵約束條件下，必然使環境污染問題愈演愈烈。

假設總共有 個同質地區參與跨界水污染治理行動，第 地區的自愿治理水污染的投入為 ，因此，總的水污染治理投入為 ，在整個排污量一定的條件下， 越大，水資源質量越好。令 為第 地區在其他方面的投入，每一地區的效用都取決于本地區在其他方面的投入和整體的水污染治理投入，進一步假設第 地區的效用函數為 ，該效用函數滿足： ， ， ， ， 。根據經濟學原理可知各地區在其他方面的投入和水污染治理投入的邊際替代率遞減，即存在 是 的減函數。

（10）式表明，整體帕累托最優均衡時的環境治理投入要大于個體最優的納什均衡時的環境治理投入，即各個地區如果從最大化本地區效用出發而自愿提供的水污染治理投入會小于從集體效益出發而提供的水污染治理投入。同時由（10）式也可以看出，兩種投入之間的差距隨著參與地區個數 的增加而增大，這也反映了個體利益與集體利益的矛盾與沖突。從水資源的公共性來看，集體最優也即帕累托最優狀態對所有參與地區來說是最好的結果，但是個體和集體的利益沖突必然會導致“公地悲劇（The tragedy of commons）”的出現，最終造成各個地方政府在有限資源下無限追求最大化本地區利益，每一個地方政府都希望減少水污染治理投入，將水污染會治理成本轉嫁給所有地方政府（中央政府）。所以，本文提出以下理論假說：水庫和湖泊周邊的地方政府數越多，污染排放量越大，距離希望的社會最優越遠，水資源質量越差。

此外，在分析中我們假設每個地區的預算投入是相等的，但在實際情況中，各個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和經濟規模是有很大差異的，經濟發達地區的預算投入要遠遠大于落后地區的預算投入。Olson通過兩人博弈認為，高收入者比低收入者更愿意提供公共物品，而低收入者更傾向于搭便車[15]，這個結論同樣適用于跨界水污染治理分析中，現階段的經濟發達地區的經濟發展過程往往走的是“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因此其治理環境污染的外部性較小，而落后地區治理環境污染的外部性較大，所以經濟發達地區能夠從環境污染治理中獲得更多的效用，這時的博弈可能變成一種“智豬博弈”。

3 實證分析

以我國水庫和湖泊相關數據為研究樣本，經驗分析地方政府數量對水質的影響，對理論假說進行驗證。

3.1模型設定和數據分析

3.1.1模型設定

式中， 表示水庫和湖泊，在現實中，跨界水污染還包括大量的河流，但本文未加入河流作為樣本，這是因為跨界的河流較長，水質難以平均，同時又包含多個支流，行政區難以界定，更重要的是，河流水污染治理難題在于上下游之間的協調，行政區數量對其影響可能不大。 表示第 水庫或者湖泊的水質狀況； 表示第 水庫或者湖泊周邊的行政區數量，該變量是模型的核心解釋變量，本文在選取時，主要選取周邊的縣級和市級行政單位數量，每一個水庫和湖泊涉及到的省級行政單位多數為1個，最多有兩個，其統計分析意義不大，因此不對省級行政單位對水質的影響進行分析。 表示影響水質的控制變量，主要包括：水庫和湖泊周邊行政單位的GDP、第二產業增加值、人口狀況、以及水域面積等變量； 為隨機項。

3.1.2水庫和湖泊水質狀況

在2012年《中國環境狀況公報》的淡水環境分析部分中，共給出62個國控重點湖泊（水庫），其中，Ⅰ-Ⅲ類水質的比例為61.3%、Ⅳ-Ⅴ類水質的比例為27.4%，劣Ⅴ類水質的比例分別為11.3%。主要污染指標為總磷、化學需氧量和高錳酸鹽指數。具體狀況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水庫和湖泊的功能定位差異也是影響水質的重要原因，水庫多為水源區，提供的水多用于飲用，其水質要求要高于湖泊，因此總體上來看水庫的水質要好于湖泊的水質，水庫水質達到Ⅲ類及以上的比重約為92.59%；而湖泊水質達到Ⅲ類及以上的比重約為40.63%；而三湖水質都在Ⅲ類以下。因此，本文為考慮水庫和湖泊二者之間的差異，在對總體展開進行回歸分析后，再對水庫和湖泊進行分類回歸。

3.1.3數據的統計性描述

通過62個水庫和湖泊的地圖可以得到相關周邊地區的市級、縣級（區）的數量，然后對行政單位的控制變量指標進行加總，得到具體數值，控制變量相關數據來源于《中國城市統計年鑒》（2013）、《中國區域經濟統計年鑒》（2013）。水域面積數據來源于《中國環境統計年鑒》和環保部監測數據。所有數據的描述性統計如表2所示。

3.2回歸結果分析

采用本文構建的回歸模型對上述數據進行回歸分析，結果如表3所示。

由表3的回歸結果可知，水庫和湖泊周邊的行政單位數量的增加會顯著惡化水質狀況，市級行政單位數量對總體水質的影響系數為0.127，對水庫和湖泊水質的影響系數分別為0.114和0.107。縣級行政單位數量對總體水質的影響系數為0.077，對水庫和湖泊水質的影響系數為0.143和0.513，但對水庫水質的影響未通過顯著性檢驗。這表明本文的理論假說是成立的，也即流域周邊地方政府越多，各地方政府最優的水污染治理投入與帕累托最優的水污染治理投入差距越大，水污染狀況越嚴重。水庫和湖泊的功能定位是影響水質的重要原因，水庫多為水源區，提供的水多用于飲用，其水質要求要高于湖泊，因此，地方政府的增加對水庫水質的影響要低于對湖泊水質的影響。

對于其他控制變量，周邊的GDP以及第二產業的增加值提高會顯著加劇水污染，降低水值，特別是對湖泊來說更是如此，因此可以認為現階段我國經濟增長與水質處于“兩難”狀態，也即經濟增長會加劇水污染，保證水質也會降低經濟發展水平，地方政府要在二者之間進行權衡；農村人口數量對水質的影響未通過顯著性檢驗，而城市人口數量對總體水質和湖泊水質的影響是顯著的，隨著城鎮人口的增加，生活污水會隨之增加，同時因消費需求的增加也會增加生產污水的排放，這加劇了流域水質的惡化；水域面積的增加能夠緩解水污染狀況，這是因為水域面積越大，其自凈能力越高，能夠相應的降低水污染。

4 結論及政策建議

本文首先討論了地方政府在發展經濟和治理水污染兩方面的行為選擇，通過構建發展經濟和治理水污染的博弈模型，分析多個地方政府間的水污染治理博弈行為，認為跨界水污染治理投入的個體納什均衡最優小于整體帕累托最優，偏離程度隨地方政府數量的增加而增加。然后采用我國2012年62個湖泊和水庫數據對進行實證分析，對理論假說進行驗證，結果表明顯示，隨著流域周邊地方政府越多，各地方政府最優的水污染治理投入與帕累托最優的水污染治理投入差距越大，水污染狀況越嚴重，同時水庫和湖泊的功能定位也是影響水質的重要原因。隨后進一步從水資源治理外部性、政績考評制度和水資源保護監管和懲罰制度等方面對造成地方政府行為選擇的原因進行分析。

減輕地方政府“搭便車”行為引發的“囚徒困境”和“公地悲劇”局面的方法主要有道德約束和制度約束兩種方式，環境資源作為典型的公共資源，必須要有專門的主體對其利用進行協調和約束，中央政府作為全民的代表責無旁貸，其除努力建立符合科學發展觀的道德規范外，更應制定合理的制度規范，協調好個體和集體的利益沖突。本文在制度規范方面的政策建議為：

第一，改進以GDP為核心的政績考核體系，將生態環境保護狀況、自然資源使用和環境破壞指標納入到政績考核體系中，平衡地方政府在生態保護和經濟增長之間的傾向，增強地方政府環境保護的積極性。政績考核標準對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員行為選擇具有導向作用，當中央政府以GDP為績效考核核心時，地方政府必然為獲得短期經濟利益而忽視長期的生態效益以滿足任期內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因此，降低地方政府挪用環境保護資金的首要制度措施就是改變以GDP為核心的政績考核制度，提高環境保護和污染治理在績效考核中的比重。

第二，增進環境治理和監管部門的獨立性。地方環境監管部門在人事權和財權方面實際上隸屬于地方政府的領導，使得地方政府理所當然的采用行政手段干預環境治理，“土政策”、“開綠燈”和“行方便”大行其道，基本不會主動要求對地方經濟做出巨大“貢獻”的污染企業整改或者關停，同時還會采用一些措施阻撓或者禁止環保部門不經請示就對企業的排污進行檢查，為企業提供特殊保護，縱容了企業的環境違法違規行為，造成了環境監管部門執法中的盲區，也極易造成的尋租問題。因此，中央政府應嘗試將環境規制部門從地方政府中剝離出來，減輕地方政府的影響和干預。

第三，明確各地方政府環境保護體系權限。中國雖然在大多數流域設立了流域管理機構，但這些機構基本上無權過問地方政府的行政及經濟事務，其主要任務是編制流域水資源的利用規劃，而地方的水利部門也擁有同等的權力，他們會以本地區利益最大化為目標考慮水資源的管理，在這種格局下，各地區的水資源保護和水污染治理問題往往無法做到全流域的統一規劃和管理，導致經常會出現“公對公，一場空”、“誰都該管，誰都管不了”的局面，造成了環境保護的低效率。因此，應改變多部門分別對地方生態環境保護進行管理的現狀，中央政府可以嘗試將環境保護和監管相關負責機構從原有的國土部、農業部和林業部等部門以及地方政府中剝離出來，成立由國務院主管資源環境和生態文明的副總理負責、由環保部統一管理的環境保護和監管體系。

第四，明確跨界環境污染治理行為的宗旨和規范，加強環境規制的考核力度和違規懲罰威懾力，中央政府的監管和考核威懾力是地方政府行為選擇的最主要影響因素，但現階段中國環境保護違規懲罰威懾力明顯不足，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環境違規懲罰力度不夠；二是環境違規懲罰執行不嚴。這直接影響了中央政府懲罰環境違規行為的承諾性，一些對地方生態環境破壞負主要責任的政府官員在受到行政處罰后，一部分會通過一段時間的運作官復原職或者易地任職，這都極大的削弱了中央政府對官員懲罰的威懾力。只有當中央政府加大監管和懲罰的威懾力，地方政府“越雷池一步”就會受到嚴厲的懲罰時，以本地區利益最大化為原則的理性地方政府才會做出加大環境保護力度的選擇。

第五，建立專門的合作組織定時或者不定時的環境信息，提高環境污染及治理信息的公開透明度和公眾的理解能力，通過社會公眾的監督和地區之間的競爭來約束環境責任規避行為。使其成為中央政府監督地方政府環境污染治理行為、減少信息不對稱的信息渠道和長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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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鎮生活污水主要來自城鎮居民生活、餐飲等商業活動、機關學校等辦公、以及其他城鎮綠化等產生的廢水。城鎮生活污水中污染物含量主要是有機物，其中CODcr、BOD5、TN、TP較高。生活污水經過一級物理處理、二級升華處理后CODCR、BOD5等大幅降低，但TN、TP仍較高，排入水體后易造成水體的富營養化。如果這些生活污水沒有經過處理直接排入地表水環境，隨著水循環進入地下水，被人類引用后，就會對人體造成傷害，所以生活污水必須經過處理才能排放。

下面以納雍縣為例。納雍縣污水處理廠日處理能力7000噸，目前已經滿負荷運行。主要來源是居民生活產生的生活污水，另外還有縣人民醫院等醫院廢水、二中等學校及辦公廢水以及縣城內的餐飲等商業廢水。納雍縣污水處理長進水濃度比較高，監督性檢測和在線監測進口COD達到500mg/l左右，進水氨氮達到50mg/l左右，TP濃度達到3.6mg/l左右，TN濃度達到70mg/l左右，BOD濃度達到20070mg/l左右。

1城鎮生活污水處理難點

城鎮居民產生的廢水是城鎮生活污水的主要來源。隨著生活方式的多樣化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對水的需求要求越來越高，生活污水的成分也越來越復雜。有些地區，生活污水中還容納一定數量和濃度的工業污水，成分更加復雜。在我國的南方地區，下水道污水因雨水稀釋，濃度更低。Butler等（1995）的研究表明[3]，不同生活設施對生活污水的質量和數量影響是不相同的。廁所衛生廢水對生活污水組成成分影響程度最大，特別是氨鹽含量高，排放時間集中在晚上，占夜間排放量的60%-90%；廚房洗碗廢水中正磷酸鹽比例高，排放高峰期出現在6-7am和6-10pm。居民的生活習慣和作息時間因地區、季節和民族習慣而異，家庭生活設施的使用情況與當地經濟條件、居民生活水平、年齡結構和消費群體等密切相關。綜合各方面的資料表明，實施城鎮生活污水處理的難點主要是：

（1）城鎮生活污水成分日益復雜，各污染成分濃度較低，波動性很大，難以正確評估生活污水的污染負荷及其晝夜、季節變化，影響到城鎮生活污水處理方法的正確選擇、處理工藝與污染物去除方案的合理設計、出水水質的準確估計以及污水處理設施的正常運行轉。

（2）現有生活污水處理工藝設計大多建立在實驗室或中試結果基礎上，根據經驗設計大規模應用工藝，在實際操作與具體實踐中受外界環境變化影響很大[2，5]。

（3）城生活污水處理工藝與技術的選擇，還受到當地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制約和地方保護主義或其他人文因素的抵制，常常不是采用最佳的處理工藝與處理技術[1，3]。

（4）當地自然與生態條件（如氣溫、降水、風向和土壤等）對所選擇的處理工藝與處理技術有負面影響，使其不能發揮正常效力[2，6，7]。

2納雍縣生活污水處理存在問題及處理工藝

（1）存在的主要問題。一是污水收集難度大。這個主要有三個原因。第一個原因是污水收集管網不全。項目設計都只有主管網，農戶接入主管網的支管網不在項目之內。要達到處理效果，必須建成農戶接入主管網的支管網，這就需要大量資金。第二個原因是農村生活習慣導致污水亂排放。第三個原因是鄉鎮化糞池不完善，導致污水收集困難。鄉鎮建的房屋多數都沒有化糞池，建污水處理廠時如果重新建化糞池不是很現實，所以化糞池的缺陷導致了污水收集的困難。二是運行經費得不到保障。目前，鄉鎮自來水比較缺乏，有部分鄉鎮的用水不是政府統一調配，而是村民自己飲水。目前，鄉鎮未收取污水處理費，鄉鎮污水處理廠的運行均由縣財政負責支付，資金壓力比較大。

（2）生活污水處理工藝。納雍縣污水處理廠采用一體化氧化溝處理工藝進行處理。一體化氧化溝處理工藝運行管理比較方便，耐沖擊能力強，特別是針對雨污分流不完善的縣城，進水濃度變化比較大，一體化氧化溝的耐沖擊能力的優勢更加明顯。另外，一體化氧化溝占地比較少。

（3）借鑒成功模式。貴州省生活污水處理廠建設現狀及主要運行模式：根據財政部環境保護部《關于推進水污染防治領域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的實施意見》（財建[2015]90號），鼓勵水污染防治領域推進ppp工作，在水污染防治領域大力推廣運用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模式，對提高環境公共產品與服務供給質量，提升水污染防治能力與效率具有重要意義。目前建成的污水處理廠中，有部分是國家發改委支持的項目，由國家出資建設。還有一部分是地方政府負責出資。由于地方政府財力有限，多數采取吸收社會資本的方式建設。污水處理廠簡稱后，一般采用委托運行管理。

3城鎮生活污水管理績效評估

城鎮生活污水管理可以分為三個環節：一是源頭管理，即用戶污水的產生和排放的管理，這就要求用戶在污水產生后，必須先進入化糞池進行處理后才能排入城鎮污水管網；而是對污水收集的管理，即污水排入管網并匯集進入污水處理廠的管理，目前處于城鎮建設的發展時期，老城區的污水收集管網都存在雨污分流不完全的情況，三是進入污水處理廠后經過處理最終排放到河流的管理，這就是我們最主要的污水處理工程。針對這三個環節，城鎮生活污水管理的目標可以概括為：“少用水、多循環、少排放；全收集、全處理；全達標、低成本。”具體包括：（1）保障居民正常生活用水的情況下，盡量減少新鮮用水量，并盡力提高處理后污水的在利用率；（2）生活污水100%收集并進入污水處理廠；（3）污水處理后全部達到國家排放標準，實現連續達標排放；（4）污水管理的成本得到控制；（5）成本得以公平分配。

“城鎮生活污水集中處理率”是評估城鎮污水排放和收集的核心指標。它指經過城鎮污水處理廠二級或二級以上處理且達到排放標準的污水量占城鎮生活污水排放總量的百分比。目前我國大部分城鎮估算的污水集中處理率缺乏依據，多以供水量的85%來核算生活污水排放量。該估計方法易導致偏差，污水處理效率偏低，實際成本偏高。應改變目前的計算方法，以“服務人口覆蓋率估算法”作為城鎮污水集中處理率的計算方法。

而城鎮生活污水管理效果評估方法主要依據以下兩個方面具體實施。

（1）排放達標情況。連續達標排放是城鎮生活污水管理的最重要目標。排污許可證制度是對污水處理廠連續達標情況進行核查的主要手段，是污染物排放管理的基礎制度。城鎮污水處理的各項評價指標都將在排污許可證中有明確的規定，污水處理廠是否嚴格遵守了排污許可證的要求，是評估城鎮污水處理績效的直接依據。

（2）污染物去除效率。去除污染物是污水處理廠的主要工作，對污水處理績效的評估不僅要考慮出水的達標情況，也要對污染物的去除效率做明確規定，這是當前主要污染物總量減排工作的要求。根據國家的主要污染物總量減排核算方法，污染物的去除量=污水處理量（入水濃度-出水濃度）。

4結論

隨著城鎮化建設的不斷深入，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生活污水產生的量越來越大，生活污水的成分也越來越復雜。如何在現有的污水處理技術上不斷改進生活污水處理方法，采取切實有效的融資模式，加強污水處理廠運行管理的探索，是當前科技領域有效解決生活污水污染問題所必須關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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