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表云整理的11篇計量經濟研究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

篇（1）

一、文獻回顧

經典的H-O理論認為，國際貿易、外商直接投資（FDI）是有益的，能夠改善相關國家的福利，促進經濟增長，但很少考慮環境方面的因素。二戰后，隨著經濟全球化的飛速發展，環境污染隨著國際貿易與FDI在全球范圍內擴散，關于國際貿易、FDI對環境污染的影響問題日漸引起國內外學者們的關注，形成了不同的理論假說。環境庫茲涅茨曲線（EKC）的提出及實證，就是一項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成果。1991年，Grossman-Krueger在其研究中率先引入國際貿易“開放度”指針進行EKC研究。研究結果表明：國際貿易并沒有對環境產生很大的影響，在大氣質量指針中僅發現開放度較大的國家的城市二氧化硫的濃度較低，而其它指針與國際貿易并不存在顯著的聯系。 1996年，Rock在其研究中對收入和GDP中制造業所占比例相同的兩個國家相比較，發現“開放度”指針與環境污染水平呈負相關關系。Rock的觀點認為，世界銀行倡導的建立在貿易經濟一體化基礎上的經濟發展戰略環境代價太大，發展中國家的環境將呈現持續退化趨勢，直到跨過EKC曲線的頂點為止。 Suri-Chapman（1998）則分析了經濟增長，國際貿易和經濟結構調整對能源消費的EKC的頂點的影響，其研究表明：在東亞和拉丁美洲正處于快速的工業化國家中，最主要的能源消費是不斷增長的出口制成品的生產領域。國際貿易使環境資源具有比較優勢的發展中國家的產業結構趨于資源密集型。因此，對于正處于工業化過程中的發展中國家來說，EKC曲線的轉折點被提高了。 Agras-Chapman(1999)則進一步在國際貿易中引入價格因素研究能源利用的演變，通過分析發現貿易變量的解釋力不明顯，短期和長期的價格彈性是有效的解釋變量。 Lindmark(2002)發現石油價格變化、技術效應與產業結構變化能夠解釋瑞典1870-1997年之間二氧化碳排放量呈倒U型的階段性變化趨勢。 Cole(2004)通過引入貿易開放度、產業結構等因素發現，環境質量改善階段的出現得益于高收入水平下對環境管制政策的需求和對環保技術的投入，貿易開放程度，制造性產出所占比重降低和污染型產品進口的結構性變化。發展中國家能夠跨過環境轉折點的關鍵在于對生產型產品的收入需求彈性能否降低。

國內最早涉足這一研究的是張曉。1997年，他對1985-1995年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大氣質量數據做了分析，發現廢氣和二氧化硫的變動趨勢與實際人均GDP（1978年為基期）呈倒“U”型關系，大氣質量轉折點位于實際人均GDP1200-1500元這一區間，這說明從1997年開始中國的大氣污染水平正開始進入轉折期，大氣污染水平正逐漸趨緩并走向改善。 2001年，凌亢、王浣塵等學者對以南京市為例的城市經濟發展與環境污染關系進行考察后，發現南京市廢氣、二氧化硫和廢物的排放在1988-1998年近十年間呈現上升勢頭，并不是倒U型，也不存在拐點。 吳玉萍（2001）等學者則選取北京市的經濟與環境數據，通過建立經濟增長與環境污染水平計量模型發現：氮氧化物、總懸浮顆粒物、工業廢水排放總量與工業廢水中的化學耗氧量（COD）、工業固廢產生量和歷年貯存量及歷年占地面積等環境指標符合倒“U”型關系。 2005年，楊海生、賈佳等則用隨機效應模型和固定效應模型探討了全球化是否會影響我國EKC的形狀和關聯度，并測量了開放度對EKC的影響，結論表明國際貿易的增加并沒有對我國EKC產生顯著的影響。此外，國際貿易為環境保護提供經濟基礎技術和引進環境友好技術，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我國環境保護事業的發展；FDI與污染物排放之間存在著顯著的正相關關系，FDI對環境有負效應，增加了我國越過EKC曲線的難度。

基于目前國內外EKC研究現狀，本文擬利用1985～2005年期間浙江經濟發展、資源環境資料實證分析環境庫茲涅茨曲線，并加入影響環境污染的控制變量，考察開放條件下貿易開放與外商直接投資這兩個控制變量，對于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影響。

二、資料來源及實證方法

篇（2）

中圖分類號：F224.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4161(2009)02-0007-06

空間計量經濟學是計量經濟學的一個分支，是以空間經濟理論和地理空間數據為基礎，以建立、檢驗和運用經濟計量模型為核心，對經濟活動的空間相互作用（空間自相關）和空間結構（空間不均勻性）問題進行定量分析，研究空間經濟活動或經濟關系數量規律的一門經濟學學科。空間計量經濟學與地學統計和空間統計學相似。從某種程度上而言，空間計量經濟學與空間統計學之間的不同和計量經濟學與統計學之間的不同一樣。由于對其理論上的關心以及將計量經濟模型應用到新興大型編碼數據庫中的要求，近年來這個領域獲得了快速發展。

1.空間計量經濟學的發展

由于在區域計量經濟模型中處理次級地區數據的需要，早在20世紀70年代歐洲就展開了空間計量經濟學研究，并將它作為一個確定的領域。Paelinck 和 Klaassen定義了這個領域，包括：空間相互依賴在空間模型中的任務；空間關系不對稱性；位于其他空間的解釋因素的重要性；過去的和將來的相互作用之間的區別；明確的空間模擬。Anselin在1988年完成了《空間計量經濟學：方法和模型》這本經典著作，對空間經濟計量學進行了系統的研究，并將空間計量經濟學定義為：“在區域科學模型的統計分析中，研究由空間引起的各種特性的一系列方法。”

從發展的驅動因素看，空間計量經濟學的發展受模型和數據驅動。(1)從模型驅動看，理論經濟學的興趣越來越從彼此獨立的決策主體模型轉向明確解釋系統中不同主體（參數或效用）相互作用的模型。這些新的理論框架在設定和研究主體間直接的相互作用（用社會學術語說，就是鄰近效應、模仿效應或其他看齊效應）時，引發了一個有趣的問題，即個體的相互作用如何導致集體行為和總體模式。在新宏觀經濟學、社會交互作用的理論模型、相互依賴的參數選擇、貿易結構演化模型、鄰近溢出效應、標尺競爭等領域中，這些理論模型都有發展，并支撐了研究主體間重要相互作用的實證模型。(2)對區位和空間相互作用問題的研究還受到實證應用中空間數據及其處理技術的驅動。地理信息技術的推廣和相關的地理編碼社會經濟數據（如包含被觀察單元位置信息的數據）推動了處理地理數據獨特特征（主要是空間自相關特征）的專門技術的發展。這種專門技術是由于認識到地理（橫截面）數據的空間自相關性以及標準計量經濟學難以處理空間自相關，而得以快速發展。

與計量經濟學包括理論計量經濟學和應用計量經濟學一樣，空間計量經濟學也包括理論空間計量經濟學和應用空間計量經濟學。這主要體現在，近年來不僅在應用計量經濟學中，而且在理論計量經濟學中對位置和空間相互作用給予了更多的關注，在區域科學、城市和房地產經濟學、經濟地理等專門化的領域中出現了一些明確結合了空間因素的模型以及相應的空間計量經濟學應用［1-2］。

在應用計量經濟學和理論計量經濟學的主流中，最近對存在的空間相互作用的確定、估計和檢驗的關注可以歸結于兩個主要因素：(1)在理論經濟學框架內考慮原子論式因素（Atomistic Agent）的決策模型的不斷增加。這些新的理論框架以鄰近影響和其他同等組影響的形式確定并研究這些因子之間的“直接”相互作用以及單個因子的相互作用是如何導致集體特性和聚集模式的。如貿易結構發展模型［3］、鄰近溢出效應［4］等。(2)空間數據處理技術的不斷發展。標準的計量經濟技術通常不能用于存在空間自相關的情形中。但是在地理數據集中普遍存在空間自相關，除了需要處理空間模型的方法之外，還需要能夠從實踐、適用的角度來處理空間數據的技術。模型的性質、GIS技術的迅速普及以及地學編碼的社會經濟數據集的有效性都對這些處理地理數據的特殊專業化方法產生了需要。

目前，空間計量經濟學研究包括以下四個感興趣的領域：計量經濟模型中空間影響的確定；合并了空間影響的模型的估計；空間影響存在的說明檢驗和診斷；空間預測。

2.空間回歸分析基礎

2.1 空間影響

在空間回歸分析中，空間影響與空間相關有關，即與空間自相關或空間不均勻性有關。空間相關概念源于時間相關，但比后者復雜。主要是因為時間是一維函數，而空間是多維函數。因此，為獲得模型參數的可識別性，必須同時考慮空間自相關或空間不均勻性。根據矩條件，可以將空間自相關表示為屬性值相似性與位置相似性的一致程度。

式中：i、j分別指單個觀測位置，yi、yj表示相應位置上某一隨機變量的值。根據觀測位置的空間結構、空間相互作用或空間排列，當非零位置對i、j的特殊布局具有一個解釋時，從空間角度看這個協方差將變得有意義。

空間不均勻性以非常量誤差方差（不同空間離中趨勢）或模型系數（空間狀況）的形式表示結構不穩定性。借助標準的計量經濟工具，可以處理這種結構不穩定性。然而，對于在回歸分析中為何必須明確考慮空間不均勻性，主要出于以下三個原因：一是從某種意義上而言不均勻性背后的結構是空間的，在決定不均勻性的形式時，觀測點的位置是極其重要的；其次，由于結構是空間的，不均勻性通常與空間自相關一起出現，這時標準的計量經濟技術不再適用［5］；第三，在一個單一橫截面上，空間自相關和空間不均勻性在觀測上可能是相同的。2.2 空間權重和空間滯后

在具有n個觀測點的橫截面環境中，不能直接從數據中估計協方差矩陣（式1），甚至漸進性也不再有效（協方差的數量隨n2而增加，而樣本大小僅隨n的增加而增加）。相反，當能夠獲得橫截面環境上的重復觀測時，有可能使用其他維，并且獲得一致的非參數的橫截面協方差矩陣估計［6］。總的來說，必須為協方差賦予一個結構。針對這個問題存在三種主要的方法：一是基于一個空間隨機過程的說明；二是基于協方差結構的直接參數表達；三是不指定協方差，而是在一個非參數框架中處理協方差。

與時間序列分析一樣，空間隨機過程分為兩種類型：空間自回歸（SAR）過程和空間移動平均（SMA）過程。盡管橫截面環境和時間序列的前后關系之間存在重要的差別，但更重要的是，與一個沿時間軸變化的明確概念相反，在橫截面環境中不存在相應的概念，特別是當所有觀測在空間上是不規則分布時。因此需要引入一個空間滯后算子。可以將空間滯后解釋為鄰近觀測單元上某一隨機變量的加權平均，或作為一個空間平滑濾波器。為此，空間經濟計量學引入了空間權重矩陣，這是與傳統計量經濟學的重要區別之一，也是進行空間計量分析的前提和基礎。如何合適地選擇空間權重矩陣一直以來是空間計量分析的重點和難點問題。

研究空間權重，首先要對空間單元的位置進行量化。對位置的量化一般依據“距離”而定。距離的設定必須滿足有意義、有限性和非負性。最常用的距離的有經濟距離［7］和空間距離。空間距離的設定方式主要有相鄰距離、有限距離和負指數距離權數等。（1）相鄰距離。相鄰距離是一種最常用的空間距離。通過空間中的相對位置定義相鄰時，需要根據地圖上所研究區域的相對位置，決定哪些區域是相鄰的，并用“0-1”表示，即“1”表示空間單元相鄰、“0”表示空間單元不相鄰。對于一個具有n個空間單元的系統，相鄰矩陣W1是一個n×n稀疏的0-1矩陣，對角線元素為0(習慣上，空間單元不與自身相鄰)，相鄰元素為1。按照rook相鄰規則，相鄰矩陣C具有對稱性。（2）有限距離和負指數距離。由于空間距離的設定一直極富爭議。Pace提出了有限距離的設定。令dij表示兩個區域(不一定相鄰)之間的歐氏距離，dmaxi表示最大空間相關距離，對于第i個區域若：dij≤dmaxi，則Wij=1；否則Wij=0。同樣W的對角線元素Wij=0。Anselin(1988)提出了負指數距離，具體設定為Wij=e-βdij，dij表示兩個區域(不一定相鄰)之間的歐氏距離，β為預先設定的參數。

此外，基于經驗流量矩陣［8］(如貿易額、往來人員數等)、相鄰邊界長度占總邊界長度的比重①、交通便利程度、k個最鄰近［9］、距離衰減函數［1］、社會網絡結構［10］等也可以設定空間權重矩陣，還可以基于選擇上述幾個矩陣的乘積設定空間權重矩陣。這些選擇間接地表明空間權重的確定是外生的，且相當任意的。

在設定空間權重后，可將變量y在i單元的空間滯后表示為：

［Wy］i=∑j=1,…,nWij•yj或Wy（2）

式中：W表示空間權重矩陣（n×n），y表示隨機變量的觀測值（n×1）。

3.空間線性回歸模型的設定

經典的計量經濟學模型總是假定Gauss-Markov等條件，但是在區域經濟分析的過程中，空間依賴的存在打破了大多數古典統計和計量經濟學分析中樣本相互獨立的基本假設，因此直接將古典計量經濟學的方法應用于與地理位置相關的數據時，通常不能獲取這些數據的空間依賴性，會引起各種問題。因此，在處理空間數據時，要引入一些合適的空間統計和空間經濟計量分析方法。當然空間計量經濟學也不是拋棄所有的古典經濟計量學技術，而是對這些技術加以修改以使它們能夠適用于空間數據分析。從這個角度看，橫截面數據和面板數據空間回歸模型（主要是線性模型）構成了空間計量經濟學中組織各種模擬方法的框架。通過對通用模型參數的不同限制，可以導出特定的模型，從而以不同的方式合并空間相關。

3.1 空間線性模型通用形式

Anselin給出了空間計量經濟分析中空間線性模型通用形式。通過對通用模型的參數的不同限制，可以導出特定的模型。空間線性模型通用形式可表示為：

y=ρW1y+Xβ+ε,ε=λW2ε+u（3）

且滿足：u~N(0,Ω)，誤差協方差矩陣Ω的對角線元素為：Ωij=hi（za），hi＞0。

式中：β是與外生（解釋）變量X（n×k)相關的參數向量（k×1)，ρ是空間滯后W1y的系數，λ是干擾項ε的空間自回歸結構W2ε的系數，W1(n×n)、W2（n×n）分別與因變量的空間自回歸過程和干擾項ε的空間自回歸過程相關，可以是行標準化的矩陣，也可以是二元矩陣或其他非標準化矩陣。

由于誤差項u呈正態分布且具有誤差協方差矩陣Ω，其對角線元素考慮到不同離中趨勢為P+1個外生變量z的函數（包括一個常數項）。P個參數a與非常數項相關，且有：a=0，h=σ2（經典的同離中趨勢的情形）。

式（3）考慮了具有不同空間結構的空間過程，這個模型有3+k+p個未知參數［11］，其矩陣形式為：

θ=［ρ，β′，λ，σ2，a′］′

當將上式中參數向量的不同子向量設為0時，可以產生幾個常見的空間模型結構。在各種文獻中，討論了四種傳統的空間自回歸模型，分別與下列情形相對應［12-13］：

（1）若ρ=0，λ=0，a=0（ρ+2個約束），產生經典線性回歸模型；

（2）若λ=0，a=0（ρ+1個約束），產生混合的回歸―空間自回歸模型：

y=ρW1y+Xβ+ε（4）

（3）若ρ=0，a=0(p+1個約束），產生具有空間自回歸干擾項的線性回歸模型：

y=Xβ+λW2ε+u（5）

（4）若a=0（P個約束），產生具有空間自回歸干擾項的混合的回歸―空間自回歸模型：

y=ρW1y+Xβ+λW2ε+u

從空間線性模型的通用形式（3）可以看出，空間計量經濟的基本思想是將地區間的相互關系引入模型，對基本線性回歸模型通過空間權重矩陣W進行修正。根據模型設定時對“空間”的體現方法不同，空間計量模型主要分成兩種：一種是空間滯后模型，主要是用于研究相鄰機構或地區的行為，對整個系統內其他機構或地區的行為存在影響的情況。式（4）相當于一個空間滯后模型，適合估計是否存在空間相互作用以及空間相互作用的強度，以反映可能存在的實質性的空間影響。另一種是空間誤差模型。在這種模型中機構或地區間的相互關系通過誤差項來體現，具體又包括空間誤差自相關模型和空間誤差移動平均模型。式（5）相當于一個空間誤差（構成）模型，回歸干擾項的空間相關相當于多余（干擾）相關。

3.2 空間回歸模型的估計和檢驗

3.2.1 空間回歸模型的估計。空間依存性的估計比時間序列要復雜得多。空間自回歸模型由于自變量的內生性，OLS估計是有偏的(biased)和不一致(inconsistent)的。因此，上世紀60年代到80年代，經濟計量學對空間計量經濟學研究的焦點是模型估計，Besag(1974)［14］、Ord(1975)［15］和Mardia(1984)［16］分別討論不同空間自回歸模型的估計問題。80年代以后，最大似然估計(ML)成為文獻中主流估計方法。最近幾年其他估計方法如：Anselin(1990)［17］、Kelejian和Prucha(1999)［18］等提出工具變量法(IV)、廣義矩估計(GMM)引起了理論界的重視。

3.2.2 空間回歸模型的檢驗。判斷地區間的空間相關存在與否，一般通過包括Moran's I檢驗、最大似然LM-Error檢驗及最大似然LM-Lag檢驗等一系列空間效應檢驗進行。

（1） 檢驗回歸模型空間自相關的Moran I檢驗由Moran(1950)［19］最早提出，該檢驗到目前為止依然是使用最廣泛的檢驗，它的最大優點是計算簡單，只需要OLS估計或非線形優化即可。根據空間計量經濟學的原理方法，首先對被解釋變量進行Moran I檢驗，檢驗其是否存在空間自相關，如果存在則可以建立空間計量經濟模型進行估計和檢驗，自相關指數Moran I檢驗的定義為：

It=ε′tWεtε′tεt

其中，W是空間權重矩陣，εit表示回歸方程yit =yt+εit 的殘差估計值，εit=yit-yt，并滿足均值為0，方差為σ2t的正態分布，i=1,2...,N; t=1,2,...,T。

（2） LM-Error 檢驗及LM-Lag檢驗的表達式分別為：

LM-Error＝ ［e′We/(e′e/N)］2/trace(W2+W′W)

LM-Lag＝［e′WY/(e′e/N)］2/{［(WXb)′M(WXb)/(e′e/N)］+trace(W2+W′W)}，

其中b是回歸方程的系數估計值。

LM-Error與LM-Lag檢驗都漸進服從自由度為1的卡方分布2(1)。這兩個檢驗是針對不同形式的空間計量模型方程做出的，并不存在互相矛盾性，實際檢驗時需要同時進行這兩種檢驗。同時，這些統計檢驗方法也可以用于診斷所估計的空間計量模型結果。

對于空間計量模型的估計如果仍采用最小二乘法，系數估計值會有偏或者無效，需要通過工具變量法、最大似然法或廣義最小二乘估計等其他方法進行。

（3） 選擇SAR或SEC模型的判別準則是：如果Moran I檢驗顯著的情況下，最大似然LM-Lag檢驗較LM-Error檢驗更加顯著，并且穩健估計R-LMLAG顯著而R-LMERR不顯著則選擇空間滯后模型(SAR)；反之，則選用空間誤差構成(SEC)模型。其次，在診斷模型總體顯著性方面，除了擬合優度R2檢驗以外，一般使用自然對數似然函數值(Log Likelihood)進行判斷(Anselin,1998)，自然對數似然函數值越大則擬合的效果越好。

另外，還有Wald、LR和RS(Rao Score)等檢驗。這些檢驗基于ML估計，最大的缺點是計算復雜，需要計算包括n階雅克比(Jacobian)行列式的非線形對數似然函數優化。對于上述SAR和SEC兩種模型的估計如果仍采用最小二乘法估計，系數估計值會有偏或者無效，需要通過工具變量法、極大似然法或廣義最小二乘估計等其他方法來進行估計。鑒于空間計量經濟估計中一系列問題有待進一步解決，目前一般空間計量模型都局限于一階滯后模型、一階自回歸或一階移動平均模型。

4.應用空間計量經濟學研究的主要進展

從最新發展看，最近二三十年隨著Anselin、Bruecckner、Kelejian、Haining、Case等人［20-22］的不懈努力，以及計算技術、計算機模擬技術的發展，特別是隨著地理信息系統(GIS)和空間數據分析軟件的發展，應用經濟計量研究的重心正逐步從時間序列轉向空間特性分析，空間計量經濟學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并主要應用于截面數據和面板數據回歸模型中復雜的空間相互作用與空間依存性結構分析。

4.1 應用領域日趨廣泛

在一些專門化的領域中出現了一些明確結合了空間因素的模型以及相應的空間計量經濟學應用，如區域科學、城市和房地產經濟學、經濟地理；而且在更多的經濟學傳統領域的各種經驗調查研究中，也越來越多地采用空間計量經濟學方法，如需求分析研究、國際經濟學、勞動經濟學、公共經濟學和地方財政、農業和環境經濟學。此外，在一些涉及計量經濟學方法的文獻中，對如何處理與結合數據的“地理”屬性的模型相適合的備擇模型、估計量和檢驗統計進行了越來越多的討論。

4.2 理論驗證不斷增加

隨著空間經濟學應用領域的日趨廣泛，阿瑟［23］、克魯格曼［24-25］等重新對與經濟地理學有關的馬歇爾外部性、聚集經濟及其他溢出效應的空間特征進行了評論。基于應用空間計量經濟學進行驗證的理論不斷增加。

4.3 與GIS等空間數據分析和模擬技術漸趨融合

近年來，不斷增多的地理數據推動了從實踐、適用的角度來處理空間數據的技術的發展。在應用經濟學和政策分析中，特別是在房地產和住宅經濟學［26-27］、環境和資源經濟學［28-29］、發展經濟學等領域中，應用空間計量經濟學與GIS技術逐漸趨于融合。

5.空間計量經濟學在中國的發展和展望

隨著國際上有關空間計量經濟和新經濟地理的研究不斷地導入，空間計量經濟學已廣泛應用于基于中國問題的區域科學、城市和房地產經濟學、經濟地理等領域中，研究的重點有區域經濟增長的空間相關性以及趨同和空間聚集模式［30-35］、區域經濟溢出［36-37］和差異［38］等問題。同時，目前國內制約空間計量經濟學發展的主要障礙仍然較多，如缺乏成熟的中文版的相關教材；缺乏如同SPSS、SAS、Eviews等可以直接做非空間計量經濟分析的，現成的可以直接應用在實證研究中去的空間計量經濟軟件；缺乏可用于空間計量的數據基礎。

目前，國內空間計量經濟學需要研究的問題極多。如以我國在開放條件下的新的空間數據為基礎，進一步實證區域經濟增長的空間相關性（包括空間集聚和空間依賴性），分析區域經濟增長在空間上的分布模式及其影響因素，研究區域經濟的空間溢出（包括知識溢出）、增長趨同等問題，對傳統理論、尤其是對新經濟地理學理論大范圍地進行證實或證偽，以實現理論上的重大突破，從而更好地指導政策和戰略的制定，更好地指導區域經濟的發展實踐。隨著國際空間計量經濟學的發展以及我國按地區進行統計的基礎資料不斷積累，尤其是遙感技術應用到統計調查中來，使得按時間和空間排列的數據資料極為豐富，對數據進行空間甚至時空分析成為可能，我國空間計量經濟學必將有廣闊的發展前景。

注 釋：

①對于第i個區域，根據區域(i,j)間的相鄰邊界長度Lij占總邊界長度Li的比重來定義相鄰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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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楊開忠（1962―），男，北京大學經濟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大學首都發展研究院常務副院長，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副院長，北京大學中國區域經濟研究中心主任，中國區域科學協會會長。主要從事區域經濟學、城市經濟學、發展經濟學、環境經濟學及戰略管理的教學與研究。

篇（3）

一、引言

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在計量經濟學上的研究越來越深入，開始應用于管理、會計、教育等研究領域，為我國現代社會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巨大的動力。就我國計量經濟學研究工作來看，經過30多年的研究，雖然取得了矚目成果，但是與國外研究成果相比，還存在一定的差距，這種差距主要表現在研究方法和水平上，嚴重影響到計量經濟應用研究的科學性、可靠性。因此，相關部門必須深入研究，不斷提高計量經濟學應用研究水平，從而更好地服務社會經濟發展。

二、我國計量經濟學應用研究主要問題

1.計量經濟學應用研究的理性認知問題

雖然我國計量經濟學應用研究取得了矚目成果，但是，對計量經濟學應用研究缺乏理性認知，在應用研究中還是停留在表面。一方面，對計量經濟學在經濟分析中扮演的角色的認知不到位，認為計量經濟學就是一種數據分析方法，主要是圍繞經濟學理論來分析，對經驗數據的深入分析不足，這種錯誤的認知直接制約了計量經濟學的發展；另一方面，計量經濟學應用研究“量化”發展，認為計量回歸的技術先進程度是衡量文章學術層次的重要表征，在這種人之下，研究學者的研究傾向、方法選擇上很容易進入“量化”誤區，造成計量經濟學應用研究的發展可能產生“非理性”導向。

2.計量經濟學研究模型的不合理

在計量經濟學應用研究中，模型設定是該學科的核心內容，合理、正確的模型設定是其應用研究科學性的保證。但是，就目前來看，我國許多計量經濟學應用研究中存在模型設定不合理的問題。在模型設計中，不能有效地結合理論與數據，有的建模理念脫離了實踐，有的建模理念單純的以經驗數據為主，這種片面性的建模，很難發揮出計量經濟學應用研究模型的真正作用。以經濟理論為導向的建模范式為例，這種模型主要根據幾個變量之間的關系來建模，然后進行回歸分析，這種以單純的經濟理論為導向的模型應用性效果比較差，難以滿足實際應用的需求。

3.模型應用研究的技術問題

我國計量經濟學應用研究技術水平還比較低，受技術因素的制約，計量經濟應用研究發展比較緩慢。以時間序列為例，就目前來看，時間序列模型設定時，為了獲得更好的統計效果，會在模型中添加滯后項或移動平均項目，然而這種行為是沒有經濟學理論依據的，當時間序列模型中添加這些項后，回歸模型的殘差就可能存在時間序列相關，進而使得模型難以準確的反應時間序列動態變化，難以對變量作出準確的評估。另外，在時間序列模型中，誤差的計量方法比較落后，在模型計量誤差的時候是直接應用DF或ADF一般單位根檢驗臨界值作為殘差檢驗臨界值，這種方法可能導致本來不具備協整關系的方程殘差通過檢驗，進而影響到應用研究的科學性、可靠性。

三、計量經濟學應用研究科學性的建議

1.正確看待計量經濟學應用研究方法的科學性與局限性

計量經濟學作為一門交叉型學科，在現代社會經濟中有著重要的作用，而要想發揮其作用，就必須正確看待計量經濟學。首先，要認識到計量經濟學的科學性，理性看待計量經濟學的地位、作用，只有正確認知計量經濟學，才能更好地服務經濟發展；其次，要認識到計量經濟學的局限性，深入研究計量經濟學理論，全面了解計量經濟學應用研究領域，從而更好地發展計量經濟學，推動社會經濟的更好發展。

2.提高計量經濟學研究模型的科學性、合理性、可靠性

經濟社會里，計量經濟學已成為一種重要的工具，而要想推動計量經濟學的發展，就必須合理、科學設定計量經濟學應用模型。首先，在計量經濟學應用模型設定中，要有效結合理論、數據，遵循理論和數據相結合的“關系導向”范式，設定合理的模型，保證模型、理論、數據三位一體，確保模型能夠全面地反映經濟規律；其次，要確保計量模型與經驗顯示相符，在模型設定的時候，要根據數據生成過程來建模，從而保證模型設定經濟意義上的有效性，確保模型本身與理論、數據相一致。

3.提高計量經濟學的技術性

提高計量經濟學應用研究的技術性是推動計量經濟學應用研究發展的關鍵，以先進的技術為載體，可以提高計量經濟學模式的應用效果，從而更好地服務經濟發展。首先，要正確設定計量經濟學應用模型，進而最大限度地保證誤差項的源生性，模型設定過程中，要綜合各方面的因素，以相關數據為依據，以理論為指導，從而保證應用模型的科學性；其次，要加強模型協整關系的檢驗，明確數據生產過程，采用科學、先進的計量軟件來完成計算過程，保證計算結果的科學性，進而推動計量經濟學研究的科學發展。

四、結語

綜上，計量經濟學應用研究是社會發展的必然，加大計量經濟學應用研究可以更好地滿足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然而現階段，我國計量經濟學應用研究水平還比較低，計量經濟學應用研究方法比較落后。因此，必須深入研究計量經濟學，提高計量經濟學應用研究水平，從而為社會經濟發展提供保障。

參考文獻： 

[1]劉艷. 一部深度反思計量經濟學科之作——《計量經濟學方法論研究》評介[J]. 財經問題研究，2016，（10）：129. 

篇（4）

關鍵詞：

因子分析；經濟質量；比較研究；安徽省

改革開放至今，中國經濟發展勢如破竹，經濟增長率一度盤踞在兩位數，創造了令世界各國震驚的經濟增長速度，已經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是，經濟快速增長的背后卻埋下了不少隱患．如經濟增長速度放緩、產業與行業結構失衡、高污染高耗能企業比例較高、環境污染嚴重威脅居民健康．國家出臺的《關于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意見》指出，要提高經濟綠色化發展程度，推動生產方式的綠色化，加快發展綠色產業［1］．隨著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新常態背景以及綠色化發展的提出，綠色化已經成為新常態下經濟發展的新任務，更加注重從經濟總量的發展向經濟質量的提升這一發展模式轉變，經濟質量成為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重要衡量尺度．鈔小靜［2］等以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的區別與聯系為切入點，測度中國1978～2007年的經濟增長質量，指出經濟轉型30年以來我國經濟增長在其數量迅速擴張的同時，質量也獲得了一定程度的提高；隨后，鈔小靜［3］等對中國經濟增長質量的時序變化與地區差異深度分析，并利用相關指標構建了一個評估中國經濟增長質量的指標，并對轉軌以來的中國經濟質量進行了綜合評估；方迎風［4］撰文研究經濟增長質量的衡量標準，討論了是福利還是效率的概念．綜上所述，有關經濟質量的研究主要還是在宏觀層面的省域之間展開分析與評價，尚未能運用于微觀層面的不同城市之間．無論從理論抑或實踐的角度對經濟質量問題進行研究，依然是值得繼續探討的重要課題．基于此，綜合運用經濟學、多元統計分析等相關知識，選取安徽16個城市作為研究對象，對其經濟質量狀況進行因子分析，盡可能客觀、準確地評價安徽各城市經濟質量狀況．

1指標構建及方法介紹

1．1指標構建基于已有研究成果而構建經濟質量指標，以期能夠較好地衡量安徽各城市經濟質量狀況．為此，具體從經濟發展、資源環境和生活水平3個方面出發，選取GDP、地方財政收入、商品進出口總額、固定資產投資、郵電業務量、第三產業占比、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R＆D經費、專利申請數和R＆D人員10個指標來反映城市經濟發展狀況，以工業固體廢物綜合利用率、單位地區GDP能耗和城市污水處理率來反映資源利用與環境保護狀況，以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城鎮居民消費性支出反映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狀況，進而全方位、多角度地衡量及測算經濟質量，選取了反映經濟質量水平的15個指標如表1所示．

1．2研究方法選取因子分析是一種通過顯在變量測評潛在變量、以具體指標測評抽象因子處理降維的一種統計方法，基本思想是將實測的多個指標之間的內在相互關系，用少數幾個潛在指標的線性組合表示，進而尋找變量之間的潛在結構．因子分析需處理好兩個問題：因子變量構造和對因子變量進行命名解釋．此方法可以減小人為確定權重的缺陷，利于綜合評價結果客觀呈現；不足之處是濃縮后因子的意義不能完全確定，且會有一些信息沒有被提取．通過因子分析法進行的綜合評價，可以類比應用于對城市經濟質量狀況的綜合評價．因子分析法用數學模型可表示。

2實證分析

2．1數據準備根據所建立的城市經濟質量指標體系，選取了安徽省16個地級市即宿州、蚌埠、阜陽、合肥、六安、馬鞍山、蕪湖、滁州、宣城、淮北、亳州、淮南、銅陵、安慶、黃山、池州，并就它們有關經濟質量的15個指標數據進行分析．考慮數據的可得性，相關指標數據主要來源于2014年《安徽統計年鑒》和各市統計信息網，收集整理并計算出安徽各城市2013年的經濟質量指標數值．為了剔除因數據的量綱不統一對分析結果造成不必要的影響，首先標準化處理原始數據．

2．2計算相關系數矩陣并進行統計檢驗根據上述因子分析法的基本步驟，首先對數據的相關性進行檢驗，判定該組數據能否進行因子分析，常用的檢驗方法是KMO檢驗和Bartlett特球形檢驗，一般認為KMO值統計量大于0．5就可以做因子分析．經SPSS19．0統計分析軟件進行KMO檢驗和Bartlett球形檢驗如表2所示．由表2可知，KMO檢驗結果為0．660，近似卡方值為354．639，P值幾乎為0．檢驗表明：數據變量之間比較適合運用因子分析法來進行實證研究.

2．3求R的特征值以及貢獻率進行因子提取時，可參照特征值是否大于1或者累積貢獻率達80％的準則進行提取．因子貢獻率表如表3所示．因子分析的碎石圖如圖1所示．由表3和圖1可知，曲線中前3個因子的特征值大于1，累積貢獻率為84．478％，累積方差貢獻率也達到80％以上，基本上包含大部分指標信息．故而提出此3個因子作為主因子來分析，效果總體較為理想．

2．4建立因子載荷矩陣并命名采用方差極大旋轉法對初始因子載荷矩陣進行旋轉，以期獲得因子的意義，旋轉后的因子載荷矩陣如表4所示．設Fi（i＝1，2，3）代表所提取的3個主因子，則3個公因子分別表示為F1、F2、F3．由表4可以看出：第一主成分F1在GDP、第三產業占比、地方財政收入、商品進出口總額、R＆D人員、固定資產投資、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R＆D經費和專利申請數等變量上具有較高載荷，表明第一主成分基本反映了相關指標信息．同時，這些指標從經濟的總量、結構、效率以及活力與開放度來描述，因此，將公因子F1命名為經濟發展因子，該因子方差貢獻率為59．64％．第二主成分F2在工業固體廢物綜合利用率、單位地區GDP能耗和城市污水處理率3個指標上具有較高載荷，表明第二主成分基本反映了這些指標的信息．同時，這3個指標均與資源環境保護有關，因此，將公因子F2命名為資源環境因子，該因子方差貢獻率為16．43％．第三主成分F3在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城鎮居民消費性支出指標上具有較高載荷，這兩個指標與居民生活狀況相關，因此，將公因子F3命名為生活水平因子，該因子方差貢獻率為8．39％．

3實證結果分析

3．1經濟發展不平衡安徽16個城市經濟質量因子得分排名如圖2所示．由圖2可知，經濟發展排名前5的城市分別是合肥、蕪湖、馬鞍山、安慶和滁州，其中前4個城市的經濟質量得分為正值，這4個城市經濟發展得最好．通過觀察GDP、第三產業占比和商品進出口總額等相關指標的統計數據可以發現，合肥、蕪湖和馬鞍山三市在總量、速度和結構上都明顯優于其他城市．值得一提的是，這些城市的R＆D經費投入、R＆D人員和專利申請數也優于安徽其他城市，這也表明其經濟發展的創新性有顯著提升．觀察經濟發展狀況較差的5個城市即池州、淮北、黃山、亳州和宿州，這些城市GDP總量、固定資產投資、商品進出口總額和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相對較少，且第三產業占比低、R＆D經費投入不足、R＆D人員稀缺和專利申請數較少，觀察其地理位置發現大部分城市位于皖北地區，由于制約皖北地區經濟發展的深層次矛盾根深蒂固，化解這些矛盾尚需一定的時間，使得皖北地區經濟發展與全省的差距仍然存在，同時還有進一步擴大之勢．

3．2資源利用問題較大安徽16個城市資源環境因子得分排名如圖3所示．由圖3可知，對資源利用和環境保護較好的城市有黃山、池州、蕪湖、宣城等六市，其資源環境因子得分大于0．從統計數據看，這6個城市的工業固體廢物綜合利用率高、單位地區GDP能耗低以及城市污水處理率高．資源環境因子得分較低的城市分別是馬鞍山、亳州、合肥和宿州等市，令人擔憂的是經濟發展第一的合肥在資源環境因子上的得分也是負值．這些城市單位地區GDP能耗高、工業固體廢物綜合利用率低，整體而言，得分普遍較低，而且有10個城市資源環境因子得分為負值，這說明對資源環境合理利用與保護的城市少之又少，大部分城市的經濟發展并沒有擺脫資源消耗與環境污染的老路．

3．3生活水平有差距安徽16個城市生活水平因子得分排名如圖4所示．由圖4可知，合肥、蕪湖、蚌埠、淮北、滁州、安慶、淮南、亳州和阜陽9個城市的生活水平因子得分為正值．但是，仍有黃山、池州和六安等7個城市的生活水平因子得分為負值，這些地區的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城鎮居民消費性支出相對較低，影響了人民生活水平質量．這說明大部分城市的居民生活水平狀況有了較大地改善，人民的生活滿意度朝著良好的態勢發展．

3．4整體情況喜憂并存從綜合得分可知，合肥、蕪湖、安慶和馬鞍山綜合得分為正值．其中，合肥位居全省第一，緊隨其后的是皖南地區的蕪湖，皖中地區的安慶位居第三，而位于皖北地區的淮北、亳州、阜陽、宿州以及皖南地區的池州、黃山則明顯低于其他市．總體來看，在安徽省區域的經濟發展能力方面，皖中地區由于臨近長三角，且經濟基礎較好，整體水平高于皖北和皖南地區，并與皖北和皖南地區各市之間存在明顯較大的水平差距．同時，值得注意的是，綜合得分為正值的4個城市中只有蕪湖市在資源環境因子得分中為正值，還有一部分城市像亳州、宿州等不但經濟發展沒有提升，而且資源環境因子得分也是負值．

4總結與建議

綜上所述，以安徽省16個地級市為單位，不同城市間的經濟發展水平、對資源環境的消耗與污染、人民的生活水平都表現出區域的不平衡性，同一城市的不同因子之間也表現出非均衡特征，比如有的重經濟發展的總量與速度，因而忽視對資源環境的合理利用與保護．因此，安徽城市的經濟發展雖然可圈可點，但經濟質量的基礎比較薄弱，還有較大提升空間．為此，處于不同經濟質量階段的城市應因地制宜制定政策，促使其向“質優量高”的方向轉變．

4．1優化產業結構，實施創新驅動發展一是對綜合得分較高的城市，特別是經濟發展因子得分相對較高的城市，也即對經濟發展較快的合肥、安慶、馬鞍山而言，要繼續發揮自身優勢和擴散作用，在穩定自身發展的同時，集合優勢實現產業的轉型升級，由過度依賴第二產業發展開始向依靠第二、三產業的協調發展，注重第一、二、三產業的協調發展；二是對綜合得分較低的城市，特別是經濟發展因子得分相對較低的城市，也就是經濟發展較落后的皖北地區，要持續加大投資力度，發揮本地優勢，優先發展經濟．地方政府要一以貫之實施振興皖北戰略，還需要積極融入泛長江三角經濟發展圈，加強與發達區域之間的經濟合作；三是無論綜合得分較高或是較低的城市，都需更加重視科學技術的研究、開發與應用，發展產學研合作機制，實現科技成果產業化，不斷加大創新投入，發展高技術產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并因此實現產業向高技術、高附加值、高配套、較優規模經濟的“三高一優”目標加速攀升與不斷推進．

4．2重視綠色發展，提升人民生活質量一是對資源環境因子得分較低但生活水平因子得分相對較高的城市，要著力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處理好經濟發展、資源節約與保護環境之間的關系．首先，優化能源結構，加快發展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其次，加強宏觀指導，大力發展循環經濟．再次，加大環保投入，完善環保政策體系；二是對資源環境因子得分較低而生活水平因子得分不高的城市，需要更加注重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與此同時，也需注重環境保護與可持續發展，以提升生活質量為追求目標，實現可持續發展；三是綜合考慮，整體規劃．安徽省各城市需因地制宜地結合本地3個因子得分水平，既要重點推進薄弱因子的得分提升，也要兼顧其他因子得分的加強，注重經濟質量的協調推進與全面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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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引言

1926年，挪威經濟學家弗瑞希根據生物計量學biometrics仿造出計量經濟學econometrics.1930年12月，弗瑞希、丁伯根等人在美國克里夫蘭發起成立了國際計量經濟學會，并于1933年創刊《Econometrics》，標志著計量經濟學的誕生[1].計量經濟學是經濟理論、數學和統計學三者的綜合[1].從其性質來說,計量經濟學是一門經濟學科,或者說是經濟學的一個分支，是屬于應用經濟學范疇的一門文理滲透的交叉學科，而不是應用數學或應用統計學[2].計量經濟學作為開設的專業必修課，如何學好這門學科，對于在校大學生來說，是十分重要的，部分教師也對目前計量經濟學的教學改革提出了建議[3-7].宿州學院數學與統計學院在應用數學專業和統計學專業均開設了計量經濟學課程，在培養應用型人才的教學目標下，改進現有的計量經濟學教學體系以及相關教學方法是非常有必要的.為了進一步探討如何進行計量經濟學的教與學，我們對全院開設計量經濟學的本科生進行了問卷調查.對計量經濟學課程學習中所涉及到的教學內容進行分析，并從課程的認知程度上對課程學習效果進行分析，結合分析結果，對新興應用型本科院校的計量經濟學教學提出了幾點建議.

1課程的學習準備

本科計量經濟學是一門綜合性較強的課程，要求學生具有宏微觀經濟學、高等數學、線性代數、概率論與數理統計、統計學等先修課程的良好基礎，學生在這些方面的基礎知識是否扎實關系到本課程的學習質量，所以就相關課程的掌握情況對學好計量經濟學課程有著顯著影響的觀點也進行了問卷調查，調查結果如下：由圖可以看出，大部分學生對于各門課程對學好計量經濟學課程有著顯著影響的觀點表示有點同意或非常同意，只有極少數人對此觀點表示非常不同意.其中認為統計學的學習對計量經濟學的學習有著顯著地影響，其次是相關的專業課程，認為對計量經濟學課程學習影響最小的是西方經濟學.由于計量經濟學是一門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課程，通過調查我們發現，絕大部分同學認為在學習方式上主要以課堂認真聽講為主，課堂聽講與課后預、復習相結合、完成相應的習題以加強理解和上機實習理解所學的知識.

2課程教學內容情況

目前，計量經濟學的課程教授分為緒論、經典線性回歸模型和單方程回歸模型的擴展.我校使用的是龐皓主編的十三五規劃教材計量經濟學，對于計量經濟學的各章教學內容而言，同學們對各個內容的感興趣程度的情況如圖2：從上圖看出，導論部分感興趣程度的均值評分明顯較低，且調查者之間的差異較大，其他內容評分也有差異，但差異不明顯，相差不大.針對各章的內容，進行了難度調查，我們發現：（1）對于簡單線性回歸模型的內容而言，同學們認為回歸系數的顯著性檢驗內容難度最大，計量經濟學建模的基本思路內容難度相對最低.(2）在多元線性回歸模型中，同學們認為多元回歸模型有關的數學公式的證明難度最大，多元回歸模型各類表達式以及參數估計等知識點難度相對較小.(3）在計量經濟學模型多重共線性的檢驗中，同學們認為最難以掌握的是多重共線性實例分析中的逐步回歸法和多重共線性的補救措施.(4）在計量經濟學模型異方差檢驗中，同學們認為最難以掌握的是異方差的幾種統計檢驗方法，最容易掌握的是異方差的基本概念及經濟意義.(5）在計量經濟學模型自相關的檢驗中，同學們認為最難以掌握的是Cochrane-Orcutt法及上機操作，自相關的基本概念及經濟意義、檢驗自相關性的基本思路相對而言最容易.

3課程學習情況分析

3.1單因素方差分析

我院開設計量經濟學課程的專業，學生文理兼收，不同專業的學生在教學中體現了不同的學習特點.我們將完成計量經濟學作業方式分別對喜歡專業程度評分、教學內容評分、難易程度評分、理論性評分、實用性評分、課程期望評分、本課程喜歡程度評分進行單因素方差分析，結果如下：從方差分析表可以得出，完成計量經濟學作業方式對喜歡專業程度評分、教學內容評分、難易程度評分、本課程喜歡程度評分影響的顯著性檢驗的p值都小于0.05，因此可以得出結論，至少有95%的把握說完成計量經濟學作業方式對喜歡專業程度評分、教學內容評分、難易程度評分、本課程喜歡程度評分存在顯著性差異.

3.2學生對課程的認知程度分析

在調查中我們發現大學生對計量經濟學課程的認知程度普遍不足.在成績等級為60分以下的大學生中僅20%的人認為計量經濟學是重要的，成績在60分到70分的大學生中有70%的人認為計量經濟學不重要或重要性一般，成績在70分到85分之間的大學生認為計量經濟學不重要的僅有10.3%，成績在85分以上的學生沒有人認為計量經濟學是不重要的，93.3%的人是肯定計量經濟學的重要性的.由此，我們不難發現認知程度在不同的成績等級中的分布是不同的，認知程度高的一般分布在成績好的層次中.

4結論

通過對我校學生對計量經濟學課程學習情況的調查分析，結合應用型本科院校應用型人才的培養目標，對計量經濟學課程教學提出以下幾點建議：提高學生對課程的認知度.作為以培養應用型人才為目標的本科院校，為了培養學生的綜合素質，增強其實際應用能力，開設計量經濟學課程是十分必要的.充分意識到課程學習的重要性，是保證教學效果的良好前提.加強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教學模式.由于計量經濟學是一門與實際應用密切相關的學科，在教學中加大案例教學，通過實際案例引入理論知識能夠加深學生對所學模型的認識，以便更好的加以應用.在案例教學中，可適當增加師生之間、學生與學生之間的互動和討論，從而增強學習的趣味性，提升教學效果.合理使用課程論文，使課程考核多樣化.在計量經濟學的課程考核中，除了對理論知識的考核外，還應該增加實踐動手能力的考核.引入課程論文考核，在學期中對學生進行分組，不僅能夠鍛煉他們在理論應用分析、模型構造、軟件使用等各方面的綜合能力，還能夠在日常學習中增強同學們的交流，促進大家的團隊協作.考核時通過PPT答辯，更進一步的加深對該課程的學習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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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關鍵詞：

計量經濟學；實驗教學；案例教學；多媒體教學

0引言

近年來，計量經濟學已經成為本科院校經管類專業的專業必修課。不少學者專門研究了計量經濟學課程的教學改革問題。王少平、司書耀（2012）指出計量經濟學教學應該以“教會學生學習”以及“干中學”為指導思想，在教學實踐中實現提出問題與學生合作式討論、理論與方法、實例與計量模型分析相結合。孫文杰（2015）認為計量經濟學應從三個方面改革教學模式，即帶著問題的啟發式教學、引進教學案例、改變課程考核方式。劉曉平（2016）以青海大學為例，從課程教學內容、案例教學模式、實踐教學模式、課程教學方法與手段等方面研究了計量經濟學課程教學體系改革，其中在實踐教學模式中還特別提到開展學生第二課堂實踐活動。于婷婷、喬鵬亮（2015）以欽州學院為例，分析了應用型大學計量經濟學課程教學現狀和存在的問題，提出課程教學改革措施，包括：完善課程體系、增加教學課時、注重學生實踐、引進師資力量、調整教學內容安排、編寫適用教材等。石璋銘（2015）分析了新建本科高校計量經濟學教學效果提升路徑。筆者所在的武漢輕工大學經管學院開設計量經濟學課程較早，于2002年首次在工商管理專業以專業必修課的性質開課。之后，隨著教學計劃的修改，成為國際貿易、金融學、工商管理、旅游管理、會計學、市場營銷、物流管理等經濟管理類專業的必修課。該文將根據近些年來筆者承擔該課程的教學經歷，基于創新能力培養的視角，研究了計量經濟學的教學改革問題。

1計量經濟學教學中存在的問題

1．1目標不明確，定位不準確

從計量經濟學的教學層次上來看，分為初級、中級、高級等三個層次，分別針對本科生、碩士生、博士生。目前武漢輕工大學主要是針對本科生的教學，應該屬于初級計量經濟學，但是因為教材和課時的原因，計量經濟學的教學目標不夠明確，定位偏高，大概定位在初級和中級之間。其結果導致過于強調理論教學，而弱化了實踐教學；強調了理論知識的系統性，弱化了本科計量經濟學應對傳統計量經濟學模型與方法重點講解的中心地位。其次，從本科專業類別看，共有7個專業，不僅有國際貿易、金融學、物流管理、市場營銷等對定量分析要求較高的專業開設計量經濟學，而且會計學、旅游管理、工商管理等對定量要求較低的專業也開設計量經濟學。但目前，武漢輕工大學針對所有的經管類專業所開設的計量經濟學課程都相同，教學大綱、課時、教學要求都一樣，沒有任何區別。這樣就存在定位不明確、層次界定不明的問題，也是導致教學效果不太好的重要原因之一。

1．2重視理論教學，輕視實驗教學

計量經濟學是一門實用性很強的課程，強調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特別強調計量軟件的使用。因此，教學過程一般分為理論教學與實驗教學兩部分。我校的計量經濟學課時一般為48學時，其中，理論教學安排36學時，實驗教學安排12學時。從整體課時安排來說，理論教學還是稍微偏多，實驗教學稍微偏少。我校使用的計量經濟學軟件主要是Eviews7．2。盡管這個軟件不復雜，已經菜單化了，但是計量經濟學的實驗教學仍然是薄弱環節，在僅有的12學時實驗中，很難讓學生熟練應用各種估計及檢驗方法，并運用計量經濟模型來解決實際經濟問題。實驗教學環節有待進一步加強。另外，理論與實踐教學兩者的分離以及時間上的銜接問題，也容易產生問題。在理論教學中，由于條件的限制，課堂教學側重于理論知識的講授，強調理論體系的系統性和完整性，缺乏必要的時間和各種相應的條件、設備對學生進行能力、技巧和操作方法上的訓練，只能通過布置習題方式讓學生掌握所學內容。而實驗教學部分，由于時間上的滯后和學生已經按要求完成了布置的作業，導致此時的教學內容難以安排：講授統計軟件的應用偏離了課程的方向；布置學生完成教師所給或者是書本中的例題與習題，對學生而言只能是一種簡單的重復勞動，并不增加知識含量；要求學生自己收集有關材料和數據進行分析，則必須考慮學生的知識體系和資源閑置，不僅增加了學生的負擔，也增加了教師評判的難度；教師指定分析任務、給出數據，由學生進行簡單的軟件操作和分析，則限制了學生自由發揮的空間，不能體現學生在教學環節中的主體地位，難以滿足學生多樣化的要求。

1．3案例教學缺乏，教學手段單一

目前，計量經濟學課程的教學中，案例教學相對缺乏。計量經濟學是一門實踐性很強的工具課，空洞的理論往往顯得枯燥而不易讓人接受，缺少案例討論的教學方式往往容易使學生對課程的性質產生誤解，認為計量經濟學就是統計課、數學課，繼而產生畏難情緒，對學習失去興趣，更嚴重的是，學完后照樣不會對實際的社會經濟問題進行恰當的分析。同時，即使有一些案例討論，但是這些案例大多比較陳舊，相互關聯性不強，無法吸引學生，也很難到達培養學生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這一目的。另外，計量經濟學教學中還存在教學手段單一的問題。目前，主要使用黑板作為教學手段，也曾經嘗試過多媒體教學。在教學過程中發現，兩種方式各有利弊。黑板教學有利于學生利用板書的時間更好地思考相關問題，更好地接受新知識，但是信息量太小，節奏過慢。多媒體教學可以節省教師大量板書時間，加快授課節奏，但同時卻增加了學生思維的強度和負擔，減弱了學生對課堂學習內容的印象。

2基于創新能力培養的計量經濟學教學改革建議

2．1針對不同專業合理定位教學目標

計量經濟學課程在經濟管理領域的廣泛應用使其在經濟學界的越來越重要。計量經濟學的本科教學更是奠定經濟管理類學生定量分析的基礎。針對不同的專業，合理安排教學大綱和教學計劃，對于國際貿易、金融學、市場營銷等定量分析要求較高的專業，可以開設為專業必修課，安排較多學時（如64學時），適當增加理論的教學力度，而對于會計學、旅游管理、工商管理等定量要求較低的專業，可以開設為專業選修課，安排較少的學時（如40學時），更注重實踐能力的培養。

2．2合理安排教學內容，進一步加強實驗教學環節

由于計量經濟學的發展非常迅速，一些新的理論不斷出現。從本科生教學來看，傳統的計量經濟模型應該是教學的重點。主要的教學內容應該包括經典線性回歸模型（含一元線性回歸和多元線性回歸）的假設、估計、檢驗、預測，以及回歸模型的計量經濟學檢驗（包括多重共線性、異方差、自相關）、時間序列的單位根檢驗和協整檢驗。除此之外，有些新的計量經濟模型如Probit模型、ARMA模型、VAR模型等可以作為選學內容，作適當補充。計量經濟學是一門理論和實踐結合的課程，其實踐性非常強。而以往的實驗教學還相對比較薄弱，課時量有限，學生也僅僅會使用Eviews軟件進行相關的數據驗證，而無法使用軟件獨立建立一個完整的計量經濟模型。所以，應該加強實驗教學環節，除了要求學生掌握最基本的操作步驟外，要應該要求學生能夠應用軟件解決實際經濟問題。在具體的實驗教學中，可以使用自主性實驗的教學模式，制定實驗教學計劃，把學生分為若干個3~5人的研究小組，指導學生選擇合適的實驗課題，檢查、指導學生進行實驗并撰寫相應的實驗報告。通過這樣一個過程，不僅保證學生的基本訓練，而且還培養學生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增強其數量分析能力，提高了學生的綜合專業素質。

2．3加強案例教學，多媒體教學與黑板教學相結合

為了使學生能夠靈活應用計量經濟方法，在掌握理論基礎的同時也應該配合案例進行教學。在不同的部分要選擇適當的案例，其目的是使學生更加清楚地理解計量經濟學的原理、思想方法以及如何應用該方法解決實際問題。在小的知識點，比如對數據類型的介紹，可以分別舉例說明時間序列數據、橫截面數據、面板數據、虛擬變量數據等。在每一部分結束的時候，有必要對這一部分的理論做一總結，同時輔以能夠貫穿這部分理論的案例，比如講完一元線性回歸模型，可以找一個適當的案例（如家庭收入與支出的關系的案例），能夠涉及到從變量選取、設定模型、搜集數據、參數估計、假設檢驗、應用模型等建模的全過程。所選擇案例的難度要適宜，不宜過大，否則容易使學生產生畏難情緒，達不到預期目標。案例來源渠道其實非常多，比如：相關計量經濟學教科書中的案例、專業期刊發表的含有計量經濟學模型的論文、經濟新聞等等。同時，在教學手段上，適宜采用以多媒體教學為主，黑板教學為輔。采用多媒體教學是大勢所趨，而且還可以提高教學效率。但是多媒體教學和黑板教學各有利弊。筆者認為，有關公式的推導、模型的檢驗等過程還是比較適合黑板教學，而案例分析則比較適合多媒體教學。所以，為了提高效率，增加信息量，又不影響教學教果，則最好以多媒體教學為主，在適當時候輔助以黑板教學，兩種方式有機結合。

2．4積極開展計量經濟學的第二課堂教學

積極開展計量經濟學的第二課堂教學是第一課堂教育必要且有益的補充，對于鍛煉學生社會實踐能力、培養學生創新能力、提高學生綜合素質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計量經濟學第二課堂形式多種多樣，既包括社團活動、社會調研、科技創新競賽，也包括實驗操作模擬、創新課題申報、參與科研項目、撰寫科研論文等。

作者：王新華 單位：武漢輕工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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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關鍵詞］

旅游經濟增長；空間計量模型；空間外溢性；供給要素

我國旅游業經過30多年的發展，已經成為一個多方位、多層面、多維度的綜合性現代大產業體系。目前，旅游業對國民經濟社會發展的貢獻達到10%，在促投資、擴就業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2014年我國旅游業直接投資7053億元，同比增長32%，高出第三產業投資增速15個百分點，高出房地產投資增速21個百分點。2013年旅游直接就業人數2278萬，相比1978年翻了近5.7番，2013年旅游直接和間接就業總人數為6441萬人，占全國就業總數的8.4%。我國旅游經濟增長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相關學術文章相繼在各種學術期刊中涌現。關于旅游業經濟增長的測算主要是基于索羅經濟增長模型，構建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運用生產函數法測算資本、勞動要素對旅游經濟增長的彈性系數，如左冰等(2008)得出中國旅游業為典型的勞動要素驅動型增長方式，朱承亮(2009)得出資本是驅動我國省際旅游產業發展的主動力之一。旅游經濟增長過程中，吃、住、行、游、購、娛六要素均存在明顯的區域流動性，旅游資本和勞動要素在不同區域之間流動，導致旅游經濟增長存在空間相關性，目前已有相關學者認識到空間相關性對旅游經濟增長的重要性，開始運用空間計量模型對旅游經濟增長進行研究，如吳玉鳴(2010，2014)、徐偉等(2010)。本文運用空間計量模型對省域旅游經濟增長進行研究，在考慮時空特征的同時，將空間效應納入研究體系，使得空間計量模型估計更加有效，從而挖掘出資本和勞動力等供給要素對省域旅游經濟增長的影響，進而更有針對性地制定省域旅游經濟增長政策。

一、省域旅游經濟增長模型構建及數據處理

(一)旅游經濟增長模型構建經濟增長的發展軌跡表明，不同學派對經濟增長研究的重點主要聚焦在經濟增長的動力分析，大部分根據生產函數模型去探尋經濟增長的供給動力。傳統的生產函數模型是建立在索洛增長模型的基礎上經濟增長模型，索洛模型雖然形式簡單，但是卻被廣泛應用，成為絕大多數長期經濟增長研究的基礎。為了分析資本、勞動力等供給要素對旅游經濟增長的影響，本文基于索洛增長模型構建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模型，把旅游經濟增長的供給動力分為資本積累和勞動力供給，區域旅游經濟增長的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形式。對于生產函數中參數α和β的估計，有經驗法、回歸法和份額法等三種方法。其中，回歸法由于較為貼近實際情況，并可以避免主觀隨意性而使用最多，本文使用回歸法估計生產函數的參數。

(二)數據來源及處理本文以全國31個省、直轄市、自治區旅游經濟增長為研究對象，由于目前缺乏直接的旅游增加值指標，本文選取省級區域旅游企業營業收入作為旅游經濟產出指標，主要數據包括旅游企業營業收入、固定資產投資、從業人員數，數據來源于《中國旅游統計年鑒(副本)》，為便于數據間可比，采用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對旅游企業營業收入和固定資產投資進行折算，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省級區域旅游統計數據口徑近年來有所變化，2001－2009年旅游企業主要經濟指標數據包括旅行社、星級飯店和其他旅游企業的相關數據，2010年旅游企業主要經濟指標數據只公布了旅行社和星級飯店的相關數據，2011－2013年旅游企業主要經濟指標數據則包括旅行社、星級飯店和旅游景區。數據口徑變化后，給旅游企業營業收入、旅游固定資產投資、旅游業從業人員等指標的連續性帶來挑戰，如2009年全國旅游企業固定資產原價為8276億元，而2011年的固定資產原價為6329億元，2009年全國旅游企業從業人員為275萬人，而2011年從業人員為204萬人，相關指標時間序列數據不可比。為科學測算資本、勞動力等供給要素對旅游經濟增長的影響，本文選取2001－2009年作為研究時間段。

二、省域旅游經濟增長空間計量模型設定及空間權重矩陣構建

(一)空間計量模型設定從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模型出發，考慮到旅游經濟增長過程中，資本和勞動力存在較為明顯的區域流動性，區域旅游經濟增長具有顯著的空間相關性和異質性，建立空間計量經濟模型。空間計量模型充分發揮空間計量經濟學與面板數據計量經濟學的雙重優勢，將時空雙向特征和空間信息納入模型框架，使得空間計量模型較傳統面板數據計量經濟模型的估計更為有效。空間面板數據模型包括空間滯后、空間誤差、空間杜賓三種常用的面板數據模型，考慮到旅游經濟增長省域間空間依賴性和異質性的存在，初步建立以下三種空間計量經濟模型:1．空間滯后面板數據模型省域旅游經濟增長空間計量模型首先從時間維度測度了本區域旅游資本存量和旅游勞動力投入對旅游經濟增長的影響;其次，通過區域旅游經濟增長空間依賴性的假設，將本區域旅游經濟增長與鄰近區域旅游資本存量、旅游勞動力投入及旅游經濟產出相關聯，從空間維度測度鄰近省份旅游資本存量、旅游勞動力投入對本區域旅游經濟增長的影響，以及鄰近省份旅游經濟增長對本區域旅游經濟增長的影響。

(二)空間權重矩陣構建空間計量模型與傳統計量經濟模型的主要區別之一是引入了空間權重矩陣，空間權重矩陣也是進行空間計量研究的重要前提和基礎。在對省級區域旅游經濟增長建立空間計量模型時，我們采用綜合地理空間權重矩陣和經濟空間權重矩陣的空間權重矩陣，其中地理空間權重矩陣采用大圓距離反比法進行構造，即基于距離反比的空間矩陣是以區域i與區域j之間的距離為dij的倒數或者倒數的平方作為權重構建空間權重矩陣，從而可以反映空間距離相近的區域比空間距離相遠的區域具有更強的相關性，區域之間的空間效應隨著空間距離衰減，地理空間權重矩陣如下。

三、省域旅游經濟增長空間模型選擇LM檢驗

在建立省域旅游經濟增長空間計量模型之前，為了檢驗空間滯后、空間誤差、空間杜賓數據模型中的哪個模型最能刻畫省域旅游經濟增長時空變化，運用LM檢驗對省域旅游經濟增長及旅游資本積累、旅游勞動力投入等供給要素進行空間效應檢驗。在傳統面板數據模型中，有無固定效應、空間固定效應、時間固定效應以及時間空間雙固定效應四類，為了更為全面地反映空間效應，我們對四類面板數據模型進行LM檢驗，空間滯后與空間誤差模型選擇LM檢驗結果如表1所示。從表1的空間滯后模型與空間誤差模型選擇LM檢驗結果來看:在0.05的顯著性水平下，傳統面板數據模型中無固定效應、空間固定效應和時間固定效應的空間滯后LM檢驗顯著，時間固定效應的空間滯后穩健LM檢驗顯著，無固定效應、空間固定效應和時間固定效應的空間誤差LM檢驗顯著，無固定效應和時間固定效應的空間誤差穩健LM檢驗顯著，從空間滯后、空間誤差的LM檢驗和穩健LM檢驗來看，可以完全拒絕非空間性，說明我國省域旅游經濟增長存在空間性。從空間固定效應聯合顯著性和時間固定效應聯合顯著性檢驗LR檢驗可以得出，無空間固定效應和無時間固定效應的原假設均被拒絕，似然比LR檢驗結果表明時空固定效應模型更能刻畫省域旅游經濟增長。當基于LM檢驗拒絕非空間模型時，選擇空間滯后模型還是空間誤差模型，依然需要慎重，我們考慮包括空間滯后模型與空間誤差模型的空間杜賓模型，在空間杜賓面板數據模型的基礎上，對其是否可簡化為空間滯后模型或空間誤差模型進行Wald檢驗和LR檢驗。

四、省域旅游經濟增長空間杜賓面板模型實證

通過上文的LM檢驗顯示，我們建立空間固定和時間固定雙向固定效應杜賓模型，對時空固定效應、時空固定效應偏差修正(Lee＆Yu，2010a)、空間隨機時間固定效應三種模型進行估計，帶時空效應的空間杜賓模型估計結果如表2所示。從時空固定效應、偏差修正的時空固定效應空間杜賓模型結果來看，空間杜賓面板數據模型圍繞零假設H0∶θ=0和H0∶θ+δβ=0展開，Wald和LR檢驗顯示，兩個零假設均被拒絕，表明空間滯后模型和空間誤差模型均被拒絕，空間杜賓模型更適合省域旅游經濟增長。同時，從Hausman檢驗可以看出，選擇空間隨機效應、時間固定效應的空間杜賓模型更為合理。從模型的結果來看，空間隨機效應、時間固定效應空間杜賓模型相關系數平方遠遠高于時空固定效應杜賓模型，且所有變量的系數符號與預期一致。表2最后一列為空間隨機效應、時間固定效應空間杜賓模型估計結果，模型結果顯示，旅游資本存量和旅游勞動力投入等供給要素的系數估計值顯著，且系數的符號與預期一致。省域旅游經濟增長空間效應系數為0.0570，表明省域間旅游經濟增長相互之間存在一定的促進作用，相鄰省份旅游經濟增長增加一個單位，本省份旅游經濟增長會增加約0.06個單位。雖然空間效應系數不顯著，但是意義重大，表明各地區在經歷過旅游線路、旅游景點、旅游價格等競爭后，逐步向區域旅游協同發展邁進，特別在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當下，區域旅游協同發展有望成為經濟增長的新引擎。

從旅游資本存量對旅游經濟增長的影響來看，在不考慮其他影響因素的情況下，旅游資本存量估計系數顯著為正，旅游資本存量每增長1個百分點，將帶動我國省域旅游經濟增長提高0.7265個百分點，資本存量對旅游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明顯高于勞動力，我國省域旅游經濟增長主要靠投資驅動。當前國內經濟下行壓力持續加大，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乏力，旅游投資增長勢頭強勁，2014年全國旅游業投資報告顯示，全國10億元以上的在建旅游項目1749個，實際完成投資4402億元，占全國的62.4%，旅游投資是促投資穩增長的重要推動力。空間滯后旅游資本存量估計系數為正，但不顯著，表明存在旅游固定資產投資產生的旅游經濟增長空間外溢效應，但不明顯，究其原因主要體現在臨近省份間旅游經濟增長競爭產生的外溢，區域間旅游固定資產投資方向亟需錯位競爭，最終實現合作共贏。

從旅游勞動力投入對旅游經濟增長的影響來看，在不考慮其他影響因素的情況下，旅游勞動力投入估計系數顯著為正，旅游勞動力投入每增長1個百分點，將帶動我國省域旅游經濟增長提升0.3279個百分點，旅游業是典型的勞動密集型行業，是勞動力的“吸納器”，勞動力要素對旅游經濟增長的貢獻還需進一步發揮作用。“十三五”時期我國正處于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沖刺階段，擴大就業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基本目標，在當前經濟增速換擋期，就業形勢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亟需充分發揮旅游業對勞動力的“吸納”功能，做好旅游行業新增勞動力的職業培訓，切實提升勞動力對旅游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空間滯后旅游勞動力投入估計系數為負，但不顯著，表明存在旅游勞動力投入產生的旅游經濟增長空間外溢效應，雖然不明顯，但應該引起高度重視，避免相鄰省份旅游從業人員相互之間流動性過快，導致旅游服務質量不穩定而影響整體旅游經濟增長，亟需從薪資體系、人員職業培訓等方面著力，讓待遇留住人，歸宿感留住人，讓旅游人才成為旅游經濟增長的新動力。

五、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以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模型為理論基礎，從省域層面構建了旅游經濟增長模型。在此基礎上，利用2001—2009年中國省域旅游經濟產出、旅游資本存量和旅游勞動力投入等數據，運用空間杜賓模型進行了估計，證實了旅游經濟增長在區域之間存在空間依賴性和旅游資本存量、旅游勞動力投入等供給要素的外溢效應，實證考察了資本和勞動力對省域旅游經濟增長的影響，得到如下主要結論:(1)受資本、勞動力等供給要素流動影響，省域旅游經濟增長存在空間相關性，在研究資本和勞動力對旅游經濟增長的影響時，需將空間相關性納入研究范疇。(2)空間計量模型結果顯示，旅游資本存量和旅游勞動力投入對旅游經濟增長的估計系數均顯著為正，但旅游資本存量對旅游經濟增長的貢獻要遠遠高于旅游勞動力投入，我國省域旅游經濟增長主要靠投資驅動，勞動力對旅游經濟增長的貢獻亟需進一步提升。(3)鄰近省份旅游固定資產投資對旅游經濟增長空間溢出效應為正，但不顯著，旅游投資亟需區域間錯位競爭，避免同質化投資;鄰近省份旅游勞動力投入對旅游經濟增長空間溢出效應為負，雖然不顯著，但需引起高度重視，需謹防旅游勞動力區域間流動速度過快。

“十三五”時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關鍵期，當前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經濟增速換擋趨勢明顯，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進一步下滑，旅游經濟增長作為新常態下新的增長引擎，如何促進旅游經濟健康可持續發展，為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防風險發揮重要作用，應從以下三方面著力:(1)省域旅游經濟增長存在較強的空間溢出效應，亟需加強區域旅游協同發展。認真落實“一帶一路”、京津冀、長江經濟帶等主要區域發展戰略，整合區域內和區域間旅游資源，實現旅游資源共享、旅游信息共享、旅游經驗共享，加強區域間旅游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深化區域間旅游服務合作，促進區域旅游經濟增長可持續發展。(2)積極擴大旅游投資，發揮投資對穩增長的基礎性作用。以國務院辦公廳的《關于進一步促進旅游投資和消費的若干意見》為指導，加強中西部地區支線機場、連通景區道路、停車場等設施建設，進一步出臺相關優惠政策，吸引更多的民營資本投資旅游業。(3)加強旅游人才隊伍建設，培育旅游經濟可持續發展動力。一方面要進一步加強對旅游從業人員的培訓力度，建立旅游人才教育培訓基地，針對旅游景點服務人員、旅行社服務人員、賓館酒店服務人員等旅游一線從業人員開展技能培訓，針對旅游業管理人員開展旅游管理培訓等。另一方面，健全旅游行業的收入分配機制，實現薪酬與個人業績掛鉤，適度向基層員工和偏遠地區從業人員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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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計量經濟學》于上個世紀20年代末期產生，后來經過不斷的發展和完善，該學科成為經濟學中一個較為活躍的分支學科。隨著教育部將《計量經濟學》這門課程確定為高等學校經濟學類各專業核心課程，該門課程的重要性才逐漸得到高校經管類教師的認同，并逐漸成為我國高校經管類各專業一門備受關注的課程。但是從學生學習過程來看，眾多學生對《計量經濟學》的學習感到困難和吃力，尤其對于那些數學基礎比較差的學生更是特別困難。而在該門課程的具體教學過程中，從教材選用、課程安排、教學方法等多個方面都存在一些問題，本文將對此進行詳細分析并提出相應的措施建議。

一、國內外《計量經濟學》發展概述

大多數《計量經濟學》工作者都致力于客觀的分析認識經濟現象與科學準確的闡述經濟規律。但是，經濟學的科學化進程一直受眾多因素的影響，如經濟活動的多因素性、隨機波動性以及事件發生的不可逆性，等等。我們知道，自然科學研究中能夠建立實驗室和創造出其他因素不變的條件下的理想狀態和環境，其變量往往會遵循特定的函數關系，而經濟學研究則不同，它不能遵循既定的函數關系，只能通過建立統計模型來進行定量分析。

《計量經濟學》大體上可以劃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本世紀70年代以前，《計量經濟學》以“經濟平穩時間序列”為樣本數據進行建模分析。數學方法在經濟理論運用上的不斷深入，為《計量經濟學》的誕生奠定了數理基礎，如19世紀初高斯（Gauss）提出最小二乘法概念，19世紀末高爾登（Galton）提出“回歸”概念，20世紀初費雪（Fisher）提出抽樣分布理論。之后，尼曼（Neyman J.D）和皮爾遜（Pearson）相繼提出了假設檢驗理論。隨著數理統計理論框架的基本形成，人們逐漸學會應用這些知識來分析和研究經濟問題，從而誕生了《計量經濟學》。1926年挪威著名經濟學家拉格納·弗里希（Ragnar Frisch）提出了《計量經濟學》的名稱，為這門學科的建立奠定了基礎。1929年美國經濟學家戴維·S·穆爾（David.S.Mull）描述了工資波動，并決定從1933年開始出版《計量經濟學》雜志，這一舉措標志著《計量經濟學》這門學科已成為一門新興的獨立學科。

第二階段：本世紀70年代以前的建模都是以“經濟平穩時間序列”為樣本數據進行分析，而現實生活中的宏觀經濟變量大都呈現出非平穩性特征，因此在利用聯立方程模型對非平穩經濟變量進行回歸分析和預測時，常常出現偽回歸現象或預測失敗。從70年代開始，宏觀經濟變量時間序列的非平穩性問題和偽回歸問題逐漸引起人們的關注，進而來提高經濟計量模型參數估計的準確性和可靠性。

20世紀60年代Granger-Newbold首先提出偽回歸問題，引起了計量經濟學界的關注。之后，Box-Jenkins于1967年出版了《時間序列分析，預測與控制》一書，對上述問題進行詳細的分析和闡述。時間序列模型與回歸模型有一定的區別，時間序列模型是一種較為全新的建模方法，它往往通過依靠變量本身的外推機制來建立相應的模型。由于時間序列模型客服了變量的非平穩性問題所帶來的偽回歸，提高了分析的準確度和可靠性，從而為其在經濟領域的應用奠定了理論基礎。此時，《計量經濟學》的發展面臨著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如經濟變量非平穩性的檢驗方法；如何把時間序列模型引入經濟計量分析領域，以及如何進一步修改和完善傳統的經濟計量模型，等等。

針對《計量經濟學》發展中出現的這些問題，Dickey-Fuller于1979年首先提出時間序列非平穩性的DF檢驗法和應用更為廣泛的ADF檢驗法。Sargan于1964年提出誤差修正模型（ECM）概念。之后，Hendry-Anderson（1977）和Davidson（1978）的論文進一步完善了誤差修正模型，并嘗試用該模型來解決和分析非平穩變量的建模問題。Sims于1980年提出用一組內生變量作動態結構估計的聯立模型，即向量自回歸模型（VAR），向量自回歸模型雖然不以經濟理論為基礎，但卻具有較強的預測力。以上研究成果為協整理論的提出奠定了理論基礎。Engle-Granger于1987年提出協整概念。Granger定理證明若干個一階非平穩變量間若存在協整關系，那么這些變量一定存在誤差修正模型表達式。反之亦成立。1988-1992年，Johansen對向量自回歸模型中檢驗協整向量進行了更深入的分析和闡述，并建立向量誤差修正模型（VEC）的文章，從而進一步豐富和完善了協整理論。協整分析理論為現實經濟問題的分析和描述提供了一種理論聯系實際的強有力工具。近些年是《計量經濟學》快速發展階段，尤其是對非平穩經濟時間序列的研究取得了較大的進展。如：1982-1985年出版了一本《計量經濟學手冊》，為三卷本，含有35章講解內容。雖然當時計量經濟學者們大都知道大多數宏觀經濟時間序列是非平穩的，但囿于知識面的局限性，手冊中沒有對非平穩的時間序列問題進行任何的分析和討論；1985年在波士頓召開的世界計量經濟學會大會上，上百篇發表的論文中只有為數很少的幾篇論文討論了非平穩時間序列。而當今在世界主要計量經濟學雜志上幾乎沒有一份、沒有一期不刊登有關平穩性檢驗及協整問題的文章。

1960年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成立了一個經濟數學方法研究組。主要搞投入產出、優化研究。那時在大專院校的經濟類專業還沒開設《計量經濟學》課程。改革開放以后，1979年3月成立了中國數量經濟研究會（1984年定名為中國數量經濟學會，并辦有一份雜志，《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1980年中國數量經濟學會首次舉辦《計量經濟學》講習班，邀請Klein等七位美國教授講課。自此，《計量經濟學》的教學與科研迅速展開，取得許多研究成果。國家信息中心為參加聯合國的“連接計劃”研制了我國的宏觀計量經濟模型。吉林大學數量經濟研究中心研制了“國家財政模型及經濟景氣分析系統”。1998年教育部第一次把《計量經濟學》這門課程列為我國大學經濟類專業本科學生的8門必修課之一。多數學校已經把《計量經濟學》列為碩士生和博士生的必修課程。目前我國已經有14個《計量經濟學》專業博士點、42個碩士點。但從整體上說，我國的《計量經濟學》教學與科研水平和世界水平相比還有很大差距，還缺少在世界上知名的學者。

篇（9）

一、引言

隨著我國經濟新一輪的飛速發展,煤炭能源再次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瓶頸,其需求量在逐漸增加,而煤炭是一種不可再生性資源,同時煤炭企業又是高污染行業。雖然從建國初期的小井開采到現在的集團化、機械化作業,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對環境的壓力,但近年來煤炭行業對資源的破壞、環境的污染仍值得去關注。為了保證煤炭資源及環保資金的高效利用,減少環境污染,環境審計工作應做出應有的貢獻。

近幾年,盡管準則針對高污染企業的環境信息核算和披露有相關的規定,但由于種種原因,致使很多煤炭企業為了自身利益,而隱瞞部分環境信息。對會計師事務所來說,由于煤炭企業和事務所的諸多原因便產生了環境審計風險。作好審計風險的量化分析有助于合理地確定和規劃環境審計業務范圍,計量環境審計業務的成本費用、制訂計劃,以及業務的具體實施,最終將環境審計風險降低至可接受的水平是至關重要的。針對這個問題可以進行定性和定量研究。相比而言,進行定量研究的很少,本文采用未確知測度為分析工具進行研究。

二、環境審計風險模型

筆者認為,環境審計風險是指會計師事務所在開展環境審計過程中由于被審計單位以及事務所的原因所導致的損失或出現不期望結果的可能性。借鑒一般風險導向審計模型,它可包括重大錯報環境審計風險和環境檢查風險兩個要素。其模型可表達為:

環境審計風險=重大錯報環境審計風險×環境檢查風險

其中,重大錯報環境審計風險是指被審計單位的環境會計資料及報表在環境審計前就存在有重大錯報的可能性,這類風險是由被審計單位的環境內部控制的合理性、環境會計核算情況、環境觀念、領導利益驅動等原因所導致的,需要審計人員去評估。環境檢查風險是指環境會計資料及報表本身存在重大錯報,但是審計人員在合理遵循環境審計準則的前提下未能發現的可能性。這類風險取決于環境審計程序設計的合理性和執行的有效性,是由審計人員所導致的。

三、煤炭企業環境審計風險計量思路

首先,對于煤炭企業環境審計風險因素的識別是進行審計風險定量分析的第一步,它可以指導注冊會計師從事環境審計業務,并對審計風險進行合理的控制。其次,選擇合適的環境審計風險計量方法。不少學者對風險的計量采用層次分析法、模糊評價法等,本文采用未確知測度進行計量。在我國,未確知數學是王光遠根據建筑工程理論研究的需要而首先引入的。王光遠在1990年發表了《論未確知信息及其數學處理》揭開了我國未確知性研究的第一頁,經有關專家和學者如葛琦、 王光遠、王麗萍等人的研究,逐步形成了“未確知數學”理論。未確知測度是未確知數學的一個部分,它是一種間接計量方法。

四、用未確知測度計量煤炭企業環境審計風險

首先,以模型中的重大錯報環境審計風險、環境檢查風險為審計風險二要素,建立評價指標和指標空間,對環境審計風險要素中風險程度進行劃分;其次,計算每個指標對評價空間中評價值的隸屬度;最后,計算環境審計風險評價值。

以環境審計風險二要素作為評價指標,建立指標空間記作I,則I為:

I={I1,I2 }={重大錯報環境審計風險,環境檢查風險}

再建立評價空間U,

U=(0.1 0.20.30.40.50.60.70.80.9 1)

要評價Ii,需要測量出m個指標值x1,x2,… xm,若xij表示i為一個m維向量,則xij=(xi1,xi2,… xim)

對于重大錯報環境審計風險I1,可將其分解為環境內部控制的合理性、環境會計核算情況、環境觀念、領導利益驅動四個二級指標,計算出各二級單指標測度向量,再根據四個影響因素在重大錯報環境審計風險中的權重,計算出重大錯報環境審計風險的多指標綜合測度向量。對于環境檢查風險I2的思路同I1。關于重大錯報環境審計風險和環境檢查風險的影響因素,在實際審計過程中可結合本單位的具體情況來確定其影響因素。

根據環境審計風險模型,由重大錯報環境審計風險的多指標綜合測度向量I1、環境檢查風險的多指標綜合測度向量I2,得出審計風險μ。

例如,某煤炭企業和同行業企業相比,屬于中型企業。以重大錯報環境審計風險為例,其影響因素主要有以上提到的四個指標。對于該企業環境內部控制的合理性,以控制環境、風險評估過程、信息系統與溝通、控制活動和對控制的監督為評價指標,將控制環境分為大、中、小企業,設中型企業評價上限值為2分,下限為1分,家對企業控制環境實際打分如表1所示。

內部控制的合理性評價值

將x=0.1968代入方程,得y=0.1441。即控制環境屬于風險為0.2的隸屬度為0.1441,則由“歸一性”可知,其屬于控制環境為0.1的隸屬度為0.8559,從而得到控制環境單指標測度向量:(0.85590.144100000000)

同理,假設風險評估過程的測度向量為(0.32730.298700000000);信息系統與溝通的測度向量為(0.51370.429800000000);控制活動的測度向量為(0.69820.498700000000);對控制的監督的測度向量為(0.50870.432700000000)。

如果這五個指標在企業經營狀況中權重向量為(0.2 0.2 0.1 0.2 0.3),由此可得煤炭企業環境內部控制的合理性多指標綜合測度為:

I11=(0.20.20.10.20.3)

0.85590.144100000000

0.32730.298700000000

0.51370.429800000000

0.69820.498700000000

0.50870.432700000000

=(0.58030.361100000000)

同理,可求得環境會計核算情況的多指標綜合測度假設為

I12=(0.63070.328700000000)

環境觀念的多指標綜合測度向量為

I13=(0.50820.609100000000)

領導利益驅動的多指標綜合測度向量為

I14=(0.60070.698200000000)。

若以上四個指標的權重向量為(0.4 0.3 0.2 0.3),則可得企業重大錯報風險的多指標綜合測度為:

I1=(0.40.30.2 0.3)

0.58030.361100000000

0.63070.328700000000

0.50820.609100000000

0.60070.698200000000

=(0.70320.574300000000)

同理,假設求得檢查風險的多指標綜合測度為

I2=(0.73280.698700000000)

據公式可求得

μ=I1× A×UT

=(0.70320.574300000000)

0.73280.6987 000 00 00 0

(0.1 0.2 0.30.4 0.5 0.6 0.7 0.8 0.91)T

=0.1318

以上結果計算出的煤炭企業環境審計風險,1為完全風險, 0為沒有風險,0.7~1為高風險,0.4~0.7為中度風險,0~0.4為低風險。

五、結語

通過以上論述,可知道煤炭企業環境審計風險是使事務所乃至社會遭受損失的根源,所以審計人員應該嚴格控制環境檢查風險將其降低至可接受的水平。本文主要是在建立環境審計風險模型的基礎上用未確知測度進行定量研究。需要說明的是,以上計算過程是根據一些假設數據模擬計算出審計風險,實際操作過程中各事務所應根據被審計煤炭企業的實際情況,充分考慮各種風險影響因素,按照以上方法精確計算環境審計風險,以期對環境審計風險有一個量化的評估值,從而更好地指導審計,并將環境審計資源投入到高風險的審計領域。目前,在實務工作中對煤炭企業環境審計風險進行量化還不多見,希望本文能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在實踐中得到檢驗并不斷完善。

【參考文獻】

[1] 李永臣.環境審計理論與實務研究[M].北京:化學工業出版社,2007.

篇（10）

中圖分類號：F83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2265（2013）06-0010-05

一、引言

金融是現代經濟運行的核心與樞紐.改革開放以來，金融業發展迅速，但是在地區之間存在較大差異，甚至這種不平衡和差異有不斷擴大的趨勢，這種現象已經越來越引起人們的關注。當前我國正處于金融體制改革的關鍵時期，認真研究和充分掌握中國金融發展的空間格局和演變規律，從而采取具有針對性的金融發展戰略、協調區域金融發展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已有的關于金融發展地區差距的文獻已經或多或少地涉及到了金融發展差異的收斂性分析。其中，相當多的學者認為區域金融發展存在收斂性。從國外研究進展看，國外學者對金融收斂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不同國家金融體系的收斂性上（比安科，1997；穆連德，2004；布魯諾和博尼斯，2008）。從國內研究進展看，自1994年開始大量學者借鑒收斂理論和方法對中國金融發展的收斂性進行了研究。張杰（1994）最早闡釋了區域金融發展收斂的內涵。他通過對中國經濟、金融的區域差異狀況及其特征的分析，指出我國區域金融發展地區差距隨著時間的推移將逐步縮小。同時，他從理論上描述了金融結構的區域趨同、金融集聚必然呈現出類似經濟發展的“威廉姆森倒U型”過程。陸文喜、李國平（2004）主要采用β收斂法檢驗了我國各地區金融發展的收斂問題。結果表明，我國各地區金融發展存在著階段性和區域性的收斂特征，而且這種特征與金融發展政策有關。陳恩、黃桂良（2010）基于經濟收斂理論，運用δ收斂、β收斂和俱樂部收斂檢驗方法，對廣東省區域金融發展的收斂性進行實證分析后發現，廣東省區域金融發展沒有出現差距自動縮小的趨勢，總體上不存在δ收斂和絕對β收斂格局，但存在條件β收斂趨勢，而且山區各地市表現出俱樂部收斂的特征。黃硯玲、龍志和、林光平（2010）采用空間統計與空間經濟計量方法，研究了浙江省金融發展的收斂情況。研究結果顯示，浙江省縣市區金融發展在1997—2008年間存在顯著的β絕對收斂，且收斂速度較采用傳統方法所得的收斂速度有明顯的下降。

另外一些學者得出了相反的的結論，即認為區域金融發展的地區差距存在發散性。周立、胡鞍鋼（2002），金雪軍、田霖（2004）都利用金融相關比率指標分析了中國金融發展的收斂性及特征，研究發現，中國31個省的金融發展在全國和地區間的分布是非均衡的，而且存在顯著的地區差距。趙偉、馬瑞永（2006）和鄭長德（2008）都利用泰爾指數方法對我國金融發展的收斂性進行了測算，得出了區域金融差距擴大的結論。李敬、徐鯤和杜曉（2008）從決定金融發展的生產者受教育程度、社會福利水平、商品交易效率、金融交易效率和地域固有因素出發，研究了區域金融發展的收斂機制。研究發現，中國省際金融發展差異呈現加速擴張的態勢。龍超、張金昌（2010）基于面板單位根檢驗及驗證分析方法，分析我國區域金融發展的隨機收斂性，得出我國區域金融存在全局性的隨機發散，不存在俱樂部式隨機收斂。這說明我國各省金融發展相對于全國金融發展沒有保持同步，這種差距隨時間發生變化，并且各省金融發展相對于東、中、西部區域金融發展也沒有保持同步。

雖然已有文獻對中國金融發展的地區差異和收斂性進行了不少探索，并且取得了不少成果，但現實中，由于地理距離等條件使得金融發展在不同區域之間的空間關聯已經越來越明顯。如果忽視了金融發展的地理空間效應，可能導致錯誤的模型設定，從而得出有偏的分析結論。空間計量方法打破了原有經典計量模型中的空間獨立分布的假設，在經典計量方法中納入空間因素來探索區域之間的空間交互作用，重新審視和研究中國金融發展的地區差距與影響因素就顯得十分必要。本文借鑒空間計量經濟學的最新發展以及已有的文獻，對中國金融發展的地區差距與影響因素進行實證分析，試圖尋找中國金融發展在長期中的演進特征。本文的貢獻主要在于：與已有的采用經典計量模型的文獻不同，本文將空間因素納入到區域金融發展的研究中，采用空間計量經濟學的工具對中國金融發展的收斂性進行實證檢驗。因此，本文將采用空間經濟計量方法，研究1978—2009年中國金融發展的收斂性，這對于制定縮小中國金融發展地區差距的政策，具有現實意義。

二、方法、數據與指標

（一）空間計量方法

三、中國金融發展的空間相關性⑤

帕蘭克（Paelinck）最早提出了空間計量經濟學的概念，后來經過安瑟蘭等學者的努力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并逐步形成了空間計量經濟學的框架體系。為了驗證我國金融發展具有一定的空間分布特征，而不是隨機發生的。本文運用空間統計學技術對金融發展進行了空間相關性檢驗，其中包括全局空間相關性檢驗和局域空間相關性檢驗。根據Moran’s I以及LISA計算公式，我們以鄰接空間權重矩陣為空間權重矩陣，以金融相關比率為中國金融發展指標，測算了中國金融發展的空間相關性，并繪制了中國金融發展的Moran’s I散點圖。

（一）中國金融發展的全局空間相關性

（二）中國金融發展的局域空間相關性

盡管Moran’s I指數表明，大部分年份在鄰接空間權重矩陣條件下中國金融發展存在顯著的空間相關性，但是Moran’s I指數不能顯示出不同省份聚類的具體狀況。因此，我們使用Moran散點圖來進一步分析中國金融發展的局部空間特征。鑒于篇幅，我們僅給出了1978年和2009年鄰接權重矩陣下的Moran散點圖，如圖2、圖3所示。

通過Moran散點圖可知，可以將各省份金融發展分為4種空間相關模式：如果分布在第一象限，表示高集聚增長的省份被其他高集聚增長的省份所包圍（HH），代表正的空間自相關關系的集聚；如果分布在第二象限，表示低集聚增長的省份被其他高集聚增長的省份所包圍（LH），代表負的空間自相關關系的集聚；如果分布在第三象限，表示低集聚增長的省份被其他低集聚增長的省份所包圍（LL），代表正的空間自相關關系的集聚；如果分布在第四象限，表示高集聚增長的省份被其他低集聚增長的省份所包圍（HL），代表負的空間自相關關系的集聚。圖2顯示，在鄰接空間權重矩陣條件下，位于第二、四象限的省份不多（只有10個，其中6個位于第二象限，4個位于第四象限），多數省份位于第一、第三象限，其中位于第一象限的有9個省份，這些省份的金融發展表現出HH集聚模式；位于第三象限的有12個省份，這些省份的金融發展表現出LL集聚模式。圖3顯示，在鄰接空間權重矩陣條件下，位于第二、四象限的省份有12個，多數省份位于第一、第三象限，其中位于第一象限的有8個省份，這些省份的金融發展表現出HH集聚模式；位于第三象限的有11個省份，這些省份的金融發展水平表現出LL集聚模式。從圖2和圖3的Moran’s I散點圖可以看出中國金融發展存在一定的空間相關性，而且1978年的空間相關性要強于2009年，說明我國金融發展的空間輻射作用呈現下降趨勢，存在空間異質性。

四、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使用1978—2009年中國31個省市的相關數據，以金融相關比率為指標，利用空間經濟計量方法對中國金融發展水平的收斂性及其演變態勢進行了實證研究。Moran’s指數的測算表明，中國金融發展在大部分年份存在顯著的全局空間相關性；Moran散點圖表明中國金融發展空間輻射作用呈現下降趨勢，存在空間異質性。

基于上述研究，本文提出如下幾點促進我國金融發展的政策建議：（1）發揮我國政府在金融戰略布局中的主導作用。充分發揮金融中心（如北京、上海、天津、重慶等）對鄰近省區的輻射帶動功能，構建區域金融發展的協調機制，實現各區域金融發展的良性互動。（2）發揮鄰近省區的協同效應，積極實現金融聯合與金融合作。建立有序協調互補的金融資源配置體系，優化金融資源配置，實現互惠共贏和金融資源的高效運作。（3）給予中西部地區更多的政策支持。加強對中西部地區的金融支持，對中西部地區實施金融發展傾斜政策，縮小東部與中西部金融發展的差距，實現金融落后地區向金融發達地區的追趕。

注：

①所謂鄰接標準指的是，如果兩個空間單元之間相鄰，則認為二者存在空間相關；反之則不相關。

②由于鄰接空間權重矩陣的設置方式簡單，計算也相對簡便，因此在空間計量的研究文獻中使用最為廣泛。

③Moran’s I指數的取值范圍為[-1，1]。若大于0，表示所考察的經濟變量（本文是金融相關比率）空間正相關；若小于0，表示空間負相關；若等于0，表示經濟變量之間的空間屬性分布獨立。Moran’s I指數絕對值表示空間相關程度的大小。絕對值越大表明空間相關程度越大，反之則越小。

④如周立和胡鞍鋼（2002）、金雪軍和田霖（2004）、趙偉和馬瑞永（2006）、陳恩和黃桂良（2010）等均采用了金融相關比率這一指標。

⑤空間相關性分析（也稱聚類檢驗）是認識空間分布特征、選擇適宜的空間尺度來完成空間分析的最常用方法。空間數據分析主要使用兩類工具：第一類用來分析空間數據在整個系統內表現出的分布特征，通常將這種整體分布特征稱為全局空間相關性，一般用Moran指數I（莫蘭，1950）、Geary指數（吉爾里，1954）來測度；第二類用來分析局部子系統所表現出來的分布特征，又稱為局部空間相關性，具體表現形式包括空間集聚區、非典型的局域區域、異常值或空間政區（Spatial Regimes）等，一般用G統計量、Moran散點圖和LISA來測度。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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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陸文喜，李國平. 中國金融發展的收斂性分析[J]. 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04（2）.

[8]陳恩，黃桂良. 廣東區域金融發展的收斂性分析[J].當代財經，2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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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周立，胡鞍鋼. 中國金融發展的地區差距狀況分析（1978—1999）[J]. 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2）.

[11]金雪軍，田霖.我國區域金融成長差異的態勢[J]. 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02，（8）.

[12]趙偉，馬瑞永.中國區域金融增長的差異——基于泰爾指數的測度[J]. 經濟地理，2006，（1）.

[13]鄭長德.中國金融發展地區差異的泰爾指數分解及其形成因素分析[J]. 財經理論與實踐，2008，（4）.

篇（11）

中圖分類號：F062.9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6）31-0026-04

21世紀以來，伴隨消費者需求向多元化方向發展，市場競爭進入范圍更廣、激烈度更強的白熱化與復雜化。企業經營環境的變化引起企業主體在各個方面的調整。在組織形式上，企業從傳統的科層制組織結構，逐步擴展為與上下游、合作伙伴及競爭對手共同組成產業集群，實現積聚發展應對挑戰。產業集群作為一種介于企業和市場之間的有效的中間組織形式，其發展對區域經濟與產業發展影響巨大，尤其是經濟新常態下集群競爭力的保持與提升對地方經濟增長意義明顯。為了進一步促進經濟新常態下產業集群的發展，有必要對持續數年的產業集群相關研究做以系統梳理，通過文獻計量探索了解研究熱點與路徑變化，實現集群理論不斷的本土化，提升集群競爭力。

一、國內產業集群研究熱點的可視化分析

信息可視化技術的建立與計算機科學、信息處理技術以及網絡科學技術飛速發展密切相關。文獻信息的可視化分析可以清晰表達科學知識圖譜，進而分析與發現科學知識領域的熱點變化以及發展趨勢等，對于把握學科演化的重點文獻、動力以及趨向等發揮重要作用。

本文使用可視化工具為基于JAVA語言開發的CITESPACE軟件，它主要基于共引分析理論和尋徑網絡算法等，對特定領域文獻集合進行計量，以探尋出科學領域演化的關鍵路徑及知識點，并通過一系列可視化圖譜的繪制來形成對學科發展前沿的探測。產業集群研究發展演變的數據來自南京大學“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數據庫，此庫實現了國內在相關方面研究的權威性與樣本保證性。以“產業集群”“產業集聚”等為關鍵詞，在1990―2015年區間進行檢索，每條數據包括文獻的題目、關鍵詞、摘要、作者及作者機構信息等。檢索結果共計835篇，經過二次人工整理，數據清洗掉會議通知、通稿等類型無關文獻后，結果為726篇。

本文圖1至圖3分別為，1990―2015年、2006―2015年、2012―2015年產業集群研究熱點聚類結果的可視化。

圖1聚類結果顯示了產業集群理論在中國從引進到發展成熟集中關注的方面包括：（1）關注地方經濟的發展，尤其是探索中國經濟熱點區域長三角地區的集群現象與規律。（2）企業集群、批量生產與模塊化，主要從企業主體進入集群，基于生產鏈與價值鏈的內在聯系，發展模塊化生產與服務，提高整體集群的產出效率。（3）從傳統制造業集群向現代服務業集群領域的擴展與應用。（4）對創新主題的強調。從集群內聯合創新到開放式創新，一直到國家創新驅動戰略的提出與實施。產業集群組織是創新驅動發展的重要載體。（5）對于集群結構研究的強調，尤其是網絡結構的相關議題。（6）對集群競爭力的重視，不斷發展問題導向的集群研究，提出提升集群競爭力的系列對策等。

圖2所顯示的近十年研究的熱點問題，不啻入時展特征。（1）創新的重要性得以得到持續的關注與研究。從科技協同的邏輯與路徑延伸至開放式創新、集群式創新位置的提升。（2）為了應對經濟結構轉型，2010年提出的戰略新興產業及其集群發展迅速得到學界的關注與探索。戰略新興產業天然具備的創新因子，使其迅速地與集群式創新、開放式創新等集群組織形式深入融合。（3）對集群認識視角的擴展與豐富。傳統的基于經濟地理、區域經濟學等視角的集群研究擴展至社會網絡等。（4）集群被視作一個系統，引起系統科學、管理科學等領域的研究力量切入產業集群，系統動力學等方法的使用，深化了對集群的認識。

本文圖3對近五年集群研究的聚類結果更為精細地顯示研究趨向。（1）在創新驅動、開放式創新等基礎上，探討集群上的自主創新、知識創新、商業模式創新和創業生態系統等，特別是創新網絡議題方面大量成果的涌現。（2）地域與產業上，從長三角熱點區域擴展至中關村軟件服務業、武漢光谷以及資源型代表的東營市的資源產業和現代服務業等。（3）對于集群績效、個人績效以及績效評價原理與方法的發展與應用。（4）集群網絡分析視角的深入。社會網絡和復雜網絡逐步成為集群分析的主流視角，尤其是網絡和創新的結合方面積累較多。網絡其他主體以及場所的細節研究不斷深入。例如科技中介、專業市場等網絡相關主體及活動的探索。（5）更多方法描述集群景觀，例如復雜適應系統的NK模型、DEA、SFA等效率評價的深化應用等。

二、產業集群研究路徑的拓展與變化

綜上所述，對于產業集群的關注與研究，其研究路徑的拓展主要從以下方面進行：第一，產業的拓展；從制造業、高科技等產業向農業、旅游業、生產業、金融業、港口服務等傳統服務業的集群拓展，呈現行業集群遍地開花之勢。研究的基本邏輯主要是已有理論的在相應產業的應用和不同產業細節上的規定性的不同，補充完善產業集群理論。第二，對簡單地域聚集的突破；初期的集群研究主要強調以地域集中為基礎與前提，但在信息化大潮對社會深刻的影響下，某些形式上生產、服務等的分散化而實質上關聯緊密，集群化運作效率更高，逐步在突破簡單的地理聚集，從地理鄰近向關系鄰近發展，這同時也對傳統集群一些相關理論認識提出挑戰。第三，逐步補充西方情景下集群理論的缺陷。例如，西方學者默認產業集群主要的對象是小企業積聚互動而演化成集群；但在中國情景下，部分比較有競爭力的集群基本形態是由數個大型企業作為集群核心節點，各個相關企業從產業鏈布局的完善上發展出產業集群。這種集群的組成和演化發展與中小企業集群的演化路徑差異明顯，中國學者的工作已經在最新一些西方學者著作中得到認可。第四，集群議題的突破；產業集群升級問題、產業集群風險問題、集群創新、集群品牌、集群文化建設等，逐步從外而內，從硬實力到軟實力，從部分到整體。例如研究的早期把集群網絡僅僅看作集群的自然結構，隨著社會網絡分析、復雜網絡理論的發展，對集群網絡演化及網絡的生產力屬性等問題進行更多探索，取得良好的成果。尤其是在創新驅動的發展戰略下，集群創新網絡的研究得到的較多關注與突破，為集群創新發展提供了理論指導。

三、a業集群研究的總結與展望

經過前述分析可以發現，產業集群從1990年波特教授基于區域競爭提出集群是實現區域與國家競爭力的有效組織形式后，一直就是各界關注的熱點。研究主題熱點的變化從集群國際競爭力、企業成長、集群評價、集群升級路徑到集群作用動力機制、協同創新等；研究業態從傳統中小企業、制造型企業向互聯網產業、旅游業、戰略新興產業等幾乎所有領域擴展；研究方法的多元化特征，從早期的經典鉆石模型到社會網絡、復雜網絡理論與方法等；學科團隊背景從早期的區域經濟、區域地理發展到社會學、管理科學等學科。未來的研究趨向集中于集群創新尤其是協同創新與價值鏈構造基礎上的集群升級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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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tspots and Path Evolution of industrial cluster：Based on the econometric analysis

ZHANG Jiang-peng，YU L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