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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C9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6）17-0034-02

從世界各國的發展經驗來看，城市化是以市場為導向的，而我國傳統的城市化則是政府主導的[1]。政府的強力干預促進了城鎮化的快速發展，但是也導致城鄉發展不平衡，城鎮化發展停留在低水平。傳統的城鎮化片面追求土地面積的擴大，忽略人口的城鎮化。一方面，城鎮經濟發展吸引大批農村青壯年勞動力進城務工；另一方面，戶籍制度和社會管理體制的不完善導致進城農民不能完全融入城市，從而形成“候鳥式”群體。畸形城鎮化的發展，導致農村產生空心化，并不斷加劇。

從新型城鎮化的建設目標來看，農村空心村的治理與新型城鎮化建設面臨著相同的問題，即合理解決農村大量人口流出的問題。具體來說，首先，要實現城鄉統籌發展，重視農村、農業、農民的發展，增加農民收入，縮小城鄉差距，實現城市帶動農村共同發展；其次，全面放開戶籍限制，接納務工人員融入城市，提供平等的社會保障，完成農民工市民化過程。

本研究根據于2015年7―8月赴湖北省長陽縣、枝江市、宜都市、仙桃市、天門市、麻城市、恩施州等地14個村莊獲取的調查數據，深入分析產生農村空心化的原因，為在提高新型城鎮化水平過程中更好解決農村空心化問題提供新的政策建議。

此次調查主要包括對村民的問卷調查，以及對部分村民與村干部的深度訪談。調查共發放問卷353份，回收問卷353份，有效問卷345份。

（一）留守村民的基本情況

首先，留守村民的性別差異較小，男性占51.3%，女性占48.7%。其次，年齡普遍較大，年齡在40―60歲的村民占52.7%，年齡在60歲以上的占32.9%。再次，家人外出務工收入占家庭總收入的83.5%，留守村民務農所得產品只是滿足自家生活需要。

（二）外出村民的基本情況

第一，年齡在60歲以下的人數占外出總人數的85.2%。第二，外出的首要原因是務農收入過低，無法滿足生活所需，這一原因的選擇頻數占總選擇頻數的75.7%。第三，其他促使村民離村的原因依次為外出求學、就近照顧子女、農村生活設施不完善、外出經商，選擇頻數分別占總選擇頻數的46.2%、10.5%、11.4%和10.5%。第四，大多數沒能成為流入地的市民，65.44%的留守村民表示家里外出人員沒有計劃在流入地定居，僅22.95%的留守村民表示家里外出人員有計劃在工作地定居。第五，62.61%的村民表示外出家人只有節假日才回家，15.58%的村民表示外出家人有重大事情才回家，10.48%的村民表示外出家人幾乎不回家。

（三）農村空心村地區基礎設施不足，建設落后

首先，道路設施滿意度各地區差別明顯。天門、仙桃地形平坦，路況良好，村民對道路設施的滿意度較高；恩施、宜昌屬山地地形，路況較差，村民對道路設施的滿意度一般。總體來說，被調查者中49.0%表示滿意，36.2%認為一般，14.8%表示不滿意。

其次，被調查地區58.6%的村民認為交通出行比較便捷，35.7%的村民認為交通出行不便捷，14.8%的村民對此表示不清楚。部分調查地區由于經濟或自然條件等原因，交通便捷性較差。例如，仙桃市港河村因經濟落后、人煙稀少導致道路設施差；恩施因其山區地形，修路難度大，加上經濟不發達，道路設施差。

再次，水利設施方面，49.6%的村民認為村內水利設施完備，43.5%的村民則認為不完備，6.7%的村民表示對此不清楚。綜合不同地區被調查村民的反映，仙桃農村地區基本有較為完備的水利設施；宜昌部分地區有完備的水利設施，部分地區則沒有；天門和恩施的農村地區沒有完備的水利設施。

（四）農村社會保障力度不足

首先，養老保險對生活的保障程度有待提高。被調查的村民中，72%的村民表示參加了養老保險，25.5%的人沒有參加。參加養老保險的老人每個月僅能領取100多元的養老金，明顯不能保障農民的基本生活。僅24.36%的村民認為保障程度較高，44.48%的村民表示非常低。

其次，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參與面廣，但作用不明顯。盡管92.6%的村民表示參加了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但在減輕醫療費用方面，17.85%的人表示作用不明顯，55.52%表示作用一般，24.36%表示作用非常大。

（五）農村集體活動減少，社會關系弱化

63.2%的村民表示村里沒有活動，24.3%的村民表示一年有一次，“遠親不如近鄰”的鄰里和睦關系逐步弱化。相鄰的住宅還在，鄰居卻常年外出，導致村民之間交流減少，影響了傳統的民風民俗。整體看來，農村集體活動次數偏少，主要是由于村里留守人員數量較少，而且大多都是老人、兒童，集體活動難以組織。

（六）村民與村干部對空心村現象的認識與評價

村民表示，他們希望外出務工的子女能留在城市，認為在農村沒有發展，只有走出去才有前途，才會發展更好。同時，91.35%的村民表示希望村委采取措施來使農村發展得更好，97.28%的村民表示如果村委會采取相關措施，他們愿意支持和配合。

村干部認可村民去城市發展，也沒有采取強有力的措施來緩解這種現象。雖然他們希望農村得到發展，但相比于個人或家庭的發展，他們更支持年輕人外出尋求發展機會。但是，不可否認，農村人口的大量流失導致農民政治參與不足。目前，我國農民政治參與主要是以村民自治和黨治方式參與村級公共事務管理[2]。近年來，村民自治質量由于農村空心化大幅度下降。

（一）經濟因素：城市化水平提高導致城鄉收入差距加大，引發人口流動

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按常住地分，2015年我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1 195元，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 422元，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7.5%，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倍差2.73。農業生產率低、利潤低，而城市工業生產率高、收入高，因此，越來越多的農民進城務工。此外，農村在生活環境、基礎設施、教育、醫療等各個方面都落后于城市，進一步加大了城市的拉力和農村的推力，導致大量農村人口流向城市。

（二）體制因素：城鄉二元體制與社會保障不健全導致農民工無法融入城市

在工業化、城市化的過程中，規模龐大的農民流入城市，形成“農民工”群體。但是，由于我國現行城鄉二元體制，農村外出人員中的大多數過著“兩棲”生活，工作奮斗在城市，養老生活在農村。因為城市務工所得不足以滿足其在城市生活所需，而且也無法完全享受城鎮社會保障制度，因此盡管他們長期在城市工作生活，但是大多數人參加農村養老保險和農村新型額合作醫療，而且用務工所得在家鄉新建住房，保證個人的安居之所需，并最終回歸農村。

（三）管理因素：土地管理制度不完善導致土地使用管理混亂、資源浪費嚴重

目前我國尚無切實可依的農村土地使用相關的法律法規，農村土地管理在制度層面上仍然是一片空白，針對農村宅基地的管理只有非常簡要的規定，而且村委會對村民土地使用的管理不嚴格，村民在建房時不需要履行嚴格的審批手續。當村內修建連接村外的公路后，居民會紛紛舍棄舊宅，在公路兩旁建新房，最終導致村內大量住房閑置。

（四）思想觀念因素：封建落后思想和攀比心理導致住房不合理增長

農村封建迷信思想較普遍，許多農民，尤其是老人，信奉“樹挪死，人挪活”的觀念或者相信“宅大進才，路寬出官”的說法，紛紛選擇他們眼中所謂的“風水”好的地方重新建房，以求得家里人的美好前途。同時，隨著收入提高，農村掀起了一股“建房熱”，無論家里人數多少，每家每戶都要建一幢兩層甚至三層的樓房。互相攀比意識的膨脹催生了盲目建房，導致新房數量不斷增加，同時舊房未拆除，使得農村空心化不斷加劇。

新型城鎮化下，要求農村摒棄以往傳統落后的生產方式，注重科學技術的投入，提高生產效率，實現農業的高水平發展；要求農村不斷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加強對農村的管理，提升農民生活的幸福指數，建設和諧農村；要求農民加強自我素質的提升，提高思想認識，做新時代的科學農民。

（一）大力發展農村經濟，改善農村落后面貌

推動農村經濟增長是緩解空心村的重要保證。推動城鎮化中的產業發展與農村產業化相結合，以工業化帶動和推動農業發展，促進農村工業化、農民工人化和農業企業化，最終實現農業現代化[3]。將市場和地方特色相結合、市場調節和政府宏觀調控相結合，因地制宜，大力發展高產、優質、生態農業，提高農民生產積極性。根據地方特性，合理規劃二三產業，吸引城市企業落戶農村，開發當地旅游資源，優化產業結構，以增加農村就業崗位，實現就近就業，增加農民收入。發展農產品“直銷”到城市，跳過中間菜販子，在提高農產品售價的同時降低市民的購買價。另外，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盡可能地創造和諧舒適的人居環境，也能改善農村落后面貌，有效控制“空心村”。

（二）改革戶籍制度，創新農村社保制度

目前，我國城市容積率還很低，城市土地約有3%―5%處于閑置狀態，另有40%處于低效利用狀態[4]。改革戶籍制度，引導農村人口尤其是剩余勞動力逐漸向城鎮轉移，使農民工真正實現市民化，完全融入城市，釋放其在農村占用的土地。同時，同步推進農村社會養老、醫療和就業保障等一體化覆蓋，突破農村居民在社會保障、戶籍等方面的現實困境，實現城鄉統一的社會保障。積極從多渠道融入社會資金，創新農村社保制度，提高保障力度和保障范圍。

（三）完善政策法規，嚴格農村宅基地審批管理

實行宅基地統一管理制度，新宅基地由村集體統一規劃、統一建設，舊宅基地由村集體統一收回、統一改造。首先，按照相關規定對農村用地進行嚴格的清查，收回不合理占地并進行重新規劃。其次，出臺相應的政策法規，規定嚴格的土地申請和審批程序，對亂占亂建者依法從嚴處理。再次，加強對村委會干部落實審批程序的監督，必須做到按章辦事。最后，土地職能部門要多下鄉監察農村土地管理，嚴防土地資源的不合理使用。

（四）提高農民意識，改變落后觀念

解決“空心村”問題首先要消除農民的思想誤區。相關部門應采取適當形式宣傳土地使用管理的相關法律知識，如《土地管理法》、《農村宅基地管理辦法》等，提高村干部和普通村民對土地的認識，改變“自家宅基地、耕地是自己家的私有財產”的錯誤觀點，形成宅基地公有、合理使用耕地的共識。另外，村干部應發揮積極引導作用，幫助農民建立理性的消費觀，糾正農民的建房攀比之心，為“空心村”的改造工作打下堅實的基礎。

參考文獻：

[1] 李強，陳宇琳，劉精明.中國城鎮化“推進模式”研究[J].中國社會科學，2012，（7）：82-100.

篇（2）

美麗鄉村建設是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和深化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新工程，是黨第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重大歷史任務時指出的“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等具體要求。常德市為深入貫徹“健全城鄉發展一體化體制機制”“加快生態文明制度建設”的改革要求，積極開展百村示范、千村創建的美麗鄉村建設行動，實行連片推進，打造精品，提出了力爭三年內全市建成100個美麗鄉村示范村、2020年建成1000個美麗鄉村的總體目標。

 

美麗鄉村建設是一項牽涉到社會諸多方面的系統工程，在這項系統工程中履行人才培養、科學研究和社會服務三大職能的高等院校能夠發揮、應該發揮極大的作用。對于以服務地方經濟社會為宗旨的高職院校而言，為本地的美麗鄉村建設盡心盡力更應責無旁貸。常德職業技術學院作為常德市政府主辦的唯一一所高職院校，其多學科多專業的綜合實力、百余年積淀的農學專業服務“三農”的情結和水平，為全方位服務美麗鄉村建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對于涵蓋農學專業的綜合性高職院校來說，首先應該重視的是設置、優化符合地方美麗鄉村建設實際的專業群。本文僅以常德職業技術學院為例歸納科技服務“三農”的情況，探討科技服務的路徑。

 

一、組建科技特派員團隊，為農民、農戶、農業企業現場提供技術服務

 

科技特派員團隊是常德市委市政府動員科技人員深入基層服務企業和農村的一項重要舉措。科技特派員團隊由常德市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以及科技服務機構近百名專家組成，分為31支科技特派員團隊，其中常德市科技局委托常德職業技術學院牽頭組織了4支科技特派員團隊，即養殖科技特派員團隊、蔬菜科技特派員團隊、農林科技特派員團隊以及一支醫療特派員團隊。我院深刻地認識到服務“三農”是責任和使命，而科技特派員團隊是服務“三農”的重要途徑;同時，科技特派員團隊也是鍛煉教師、提高辦學水平、樹立學院良好形象的機會。

 

科技特派員團隊必不可少的工作是在現狀調查的基礎上，針對性地提供技術服務。農林科技特派員團隊對澧縣如東鄉提出了農林復合經營模式研究與應用推廣研究方案，有目的地將林業與農業有機地結合起來，在空間上按一定的時序安排多種農林生產項目，并進行統一的綜合經營管理模式。農林復合經營不僅產生了顯著的生態效益、可觀的經濟效益、良好的社會效益，更使生態景觀得到了極大改善。目前如東鄉已經初步建設成一個集花木種植、蔬菜栽培、水體綜合開發、鄉村休閑等為一體的生態旅游鄉鎮，是常德市首批“美麗鄉村”的示范鄉鎮。旨在技術扶貧的醫療科技特派員團隊，則針對對口支持的鄉鎮衛生院的情況，派出了醫術精湛的醫療人員，幫助衛生院的醫生提高專業水平，為當地農民提供醫療服務。

 

實踐表明，科技特派員團隊的工作使科技特派員和農業企業得到了實惠，也增加了學院對農業、農村、農民的了解，促進了教師尤其是年輕教師的成長。

 

二、參與“三下鄉”活動，編寫農業實用技術書籍

 

由中央宣傳部等十四部委聯合組織的文化科技衛生“三下鄉”活動，強調要通過送戲劇電影、送圖書報刊、開展文藝演出，通過舉辦科普大集、科技講座、實用技術培訓，通過送藥品、送健康知識、巡回醫療和義診咨詢，通過舉辦法律講座、提供法律援助等形式，進一步把文化科技衛生資源送到農村、送給農民;配合農村文化科技衛生公共服務體系建設，調動社會力量和社會資源，共同促進農村文化科技衛生設施條件的改善;培養大批農村鄉土人才，不斷提升農村文化科技衛生公共服務能力。

 

我院得知電子科技大學出版社為配合此項活動而組織編寫相關書籍的消息后，主動與該社聯系，爭取到了部分書稿的編寫權。這份主動是因為認識到，這不僅是“服務三農”的責任，而且是鍛煉教師編寫能力的機會，也是增強學院與外界學術聯系的渠道，還是提升教師價值的手段。為圓滿完成編寫任務，我院組織了以生物工程系教師為主體的編寫團隊，并選拔每本書的主編;由主編負責將編寫提綱提交學院，組織討論;討論修訂提綱后，主編召集有關教師在指定時間內編寫成書。此次出版的農林書屋系列書籍有《寵物飼養與防疫技術》《蔬菜種植能手》《南方主要果樹生產技術》《園林綠地養護技術》《循環與有機農業技術》《花卉生產經營與管理》《食用菌人工栽培技術》《無公害果品生產技術》《農家樂經營管理必讀》《鄉鎮建設管理必讀》等。

 

三、共建12396科技服務熱線，為農民直接解答疑難問題

 

由科技部、工業和信息化部共同推進的星火科技12396信息服務工作，是作為依靠科技引導和推進新農村建設的一項重要舉措。常德市科技局開展了“常德12396科技服務熱線”工作。此項工作以“服務農業、服務農村、服務農民”為宗旨，采用目前最廣泛、最便捷的電話撥打方式，向常德市廣大農民提供各種涉農信息服務。我院敏銳地注意到12396科技服務熱線運行一段時間以來，效果不理想，如客服人員將專家的解答轉述給農民時往往會出現失真，甚至出現與專家的本意大相徑庭的情況。我院經過論證認為：如果與市科技局共建，并將辦公地點落戶到我院，可以基本上解決存在的問題;借助熱線，對于整合學院的相關力量、提升學院的知名度和美譽度等，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針對12396科技服務熱線目前在當地農民中影響不大的情況，我院加大了宣傳力度，如：通過本地電視臺、報紙、廣播臺宣傳，積極與縣級農業科技服務部門協作，借助農民培訓班傳播服務信息等。為保障此項工作的順利實施，我院成立12396科技服務工作辦公室，組建了熱線專家團隊，制訂了獎懲措施等。

 

四、利用多學科資源優勢，舉辦滿足各種需要的農民和農村從業人員培訓班

 

美麗鄉村建設需要大批懂金融、管理、經營、營銷、信息技術等經營人才，需要成千上萬種植業、養殖業、加工業以及能工巧匠等技能型實用人才，需要有市場觀念、能掌握市場規律和信息、會經營管理、能夠將千家萬戶的農戶與市場緊密聯系起來的農村農業中間人、經紀人和組織者。首先，這些人才不能完全靠學歷教育培養;其次，有些人才也沒有必要通過學歷教育培養，“形成于實踐，在實踐中提高”，是不少農村人才成長的更為現實的選擇;再次，無論是否受過專業教育，所有人才都有知識更新的問題;最后，暫時還沒有成長為人才的人數更多的農民，更有必要接受作為新型農民的基本培訓。因此，舉辦農民培訓班是高職院校長期的任務。這既是社會的需要，也是學院生存和發展的理性選擇。尤其在農林類專業學歷教育不盡人意的情況下，舉辦有益于社會、有助于新農村建設的各種農民和農村從業人員培訓班，能夠強化自身的造血功能，促進專業發展。

 

我院進行農民培訓，不僅有資源的優勢，而且有政府的推動，如常德市政府已將“常德市農民教育培訓基地”落戶到我院。為加強包括農民培訓在內的培訓工作，我院專門成立了“培訓處”。為整合常德市職業教育培訓的資源，在常德市政府和湖南省教育廳的支持下，以我院為牽頭單位成立了“常德職業培訓教育集團”。近幾年來，我院的培訓工作取得了顯著的成績。僅服務“三農”的培訓班就舉辦了數百期，受訓人數數萬人次。授課教師除培訓農業技術的農業類專業教師和培訓醫學技術的醫衛類專業教師外，還涉及財務、管理、經濟、政治、法律等學科的教師。其中規模較大、影響較廣的培訓有：扶貧點村干部培訓、蔬菜種植能手培訓、養殖種植能手培訓、柑橘栽培技術培訓、防疫員技術培訓、農村經營人員培訓以及農村衛技人員培訓等。

 

五、針對常德實際，開展服務“三農”應用技術研究

 

地方性高職院校的科學研究可分為兩部分，即高職教育教學研究和著眼地方經濟社會的應用技術研究。就應用技術研究而言，存在科研成果水平低，真正具有高職特色、面向生產實際、有實用價值的科研項目很少，能轉讓、被采用的技術成果更是微乎其微的問題。究其原因，主要有高職院校自身的原因和社會的原因。前者如研究的總體水平不高、物質技術基礎薄弱、選題不當等，后者如評估導向的制約，即國家對區域高校(含地方性高職院校)辦學水平的評估，主要是評價其人才培養水平以及辦學條件等學校內部因素，而區域高校與區域經濟社會的結合，區域高校對區域社會經濟的影響和貢獻，則沒有納入或較少納入國家對區域高校的評估體系。再如職稱晉升的學術化傾向，即職稱晉升時研究成果重論文、著作等文本化的成果形式，輕成果推廣和轉化等應用于實際的成果形式。

 

篇（3）

（一）通過引進資金要素促進農地利用

一方面，由于農戶單一個體經濟規模小、勢單力薄，金融機構考慮到自身效益和風險對農村單個農戶的金融支持行之謹慎。然而放貸給農村經濟合作組織則具有一定規模效益和成本效益，加之組織“捆綁信用”的保障，因此信用機構更樂意向農村經濟組織放貸，甚至會以比較低的借貸利息借給組織。另一方面，農村經濟合作組織通過政府的財政支持、農村領頭人的集資和民間借貸等方式積淀資金。土地高效利用要求科學地按照生產要求與資源環境條件去組織生產。如果缺乏資金，土地資源優勢就無法形成生產力，也不能轉為經濟優勢。資金要素集約化可以作為促進農村土地集約利用的途徑之一。這進一步說明了資金要素的引入，勢必加快農田水利基礎設施的建設和良種優苗的引進，農業機械設備亦會增多。這樣一來，農地利用的適度集約化、規模化、專業化程度則會提升，農地利用的技術方式和結構也會改善，農地利用經濟效益提高、農地資源優勢轉變成經濟優勢步伐加快的同時，環境和生態效益也顯著提高，對于農地的合理可持續發展有重要的意義。

（二）通過引進市場要素促進農地利用

農村經濟合作組織在“生產――加工――銷售”方面為農戶提供了一條龍服務，特別是在銷售方面，農村經濟合作組織聯合千家萬戶開拓市場，積極加強與市場的聯系。管理者或者領頭人會通過產品交易網站、農產品交易市場等渠道積極主動聯系客戶，把客戶吸引到田間，與客戶進行產品交易合作。更進一步，具有一定組織化程度的農村經濟合作組織可以有效抵御侵蝕農民利益的不合理因素，提高農戶在產品市場中的談判能力和農戶市場主體地位。市場開拓和競爭力的提高，可以幫助農戶及時把產品以合理價格賣出去，農戶利用土地進行生產的積極性大大提高，沉睡的荒地和棄耕地終于被喚醒過來，農地利用率大大提升。

（三）通過引進土地要素促進農地利用

農民“帶地入組織”，分散的農地就可以集中起來，農村經濟合作組織通過對農戶條塊分割的土地進行整理成塊和初步開墾，接下來就是對這部分土地進行最合理的利用了。如果土地是用來進行農戶間的互換，則會使組織的成員得到有利生產，方便生活的好處，土地就時刻與農民“生活”在一起了，農民會更用心的經營利用好土地。如果土地是整租給農業能手、生產專業戶或者轉包給其他使用者，農地的流轉則代表這些規模經營主體對土地的經濟評價會更高，他們必然會按照農地的最佳方式去利用，農地在那里會充分體現應有的價值，土地利用必將會更充分更高效。如果是可以“拼地”拿去抵押，則成規模的農地就得到了資金支撐，對土地的附加值增加會起積極作用。總體來看，無論是哪種方式，農民經濟合作組織通過吸引農民帶地入組織，加快農地的整理，為農地利用向適度規模化、科學化、縱深化發展增加了動力，拓寬了農地利用的內涵。

（四）通過引進制度政策要素促進農地利用

農村經濟合作組織作為在農村由農民自發形成、自下而上的制度創新和組織創新，在民間盤活土地流轉利用的同時，作為一股強大的組織力量也時刻影響著政府的制度和政策供給，在一定程度上推動著政府農地體制、用地規劃布局和農業扶持政策的出臺和完善。一方面，作為農民利益的代表，農民經濟合作組織可以積極開展與政府機構的對話，反映農民的意愿和利益訴求，也有利于增加成功與政府博弈的籌碼，促使政府出臺一些有利于農地高效利用的農地制度，使農地利用得到政府自上而下強有力的制度保障。另一方面，農民經濟合作組織作為政府和農戶的中間橋梁，可以把國家的宏觀政策及時有效地送到千家萬戶。另外，政府會依據區域經濟發展和土地的自然歷史特性在時空上進行土地資源分配和合理組織，制定土地利用規劃，這樣土地利用得到合理的政策導向和指示，使農地向規范化、科學化的方向發展，提高了農地利用的組織化程度，實現農地的和諧利用。

（五）通過引進人才、技術、和信息要素促進農地利用

一方面，農村土地經濟合作組織通過引進土地利用專家、人才和高新技術，可以使得組織內成員利用土地的方式和工具得到改善。通過先進機械設備的研發，農地利用的機械化水平得到提高，設施農業得到進一步推廣，農地利用水平會向深度發展，農地利用的規模化效益則更加顯著。同時，技術進步作為土地利用持續性的技術因素響應指標，農戶可以通過先進技術的更新和應用，綜合開發未利用地，有效控制土地污染，改善土地質量，可以在合理的土地利用強度下提高土地的產出效益，土地集約利用的程度得到進一步的提高，加速農地利用的科學化，規范化，促進農地的可持續性利用。另一方面，組織通過加強與市場、政府和中介組織的聯系，取得農產品，農地政策等方面的信息，建立一個信息服務平臺，則會在減少農民信息成本的同時讓農民根據信息及時調整作物生產結構和規模，調整土地利用方向。同時由于農產品極受天氣影響，組織的信息服務平臺如能及時為農民提供有效、準確的氣象信息，相信在減少作物災毀等方面有很好的效果，這樣農民則會更加合理安排自己的生產，積極利用自己的土地。

二、農村經濟合作組織深化發展的重要啟示

農村經濟合作組織為農村土地要素與外部要素的有效對接搭建了良好平臺，為農地流轉和高效利用注入了一股持久活力，使得農地利用的適度規模化、專業化、規范化和可持續發展成為可能。但從現在廣大農村地區土地利用的規模效益低下，農地閑置嚴重，荒地開墾利用效率低等現狀看來，通過深化農村經濟合作組織來改變農村有資源缺要素現狀，進一步促進農地高效可持續利用確有必要。下面就基于農村經濟合作組織影響農地利用的路徑的分析對農村經濟合作組織提出幾點建議。

（一）“內聚外宣”

1.“內聚 ”

要引導社員加深對合作制度和組織章程的理解和認識，提高他們的合作意識和對合作組織的認同感和歸屬感，提高農民組織化程度和聯合度。對內要減少內部消耗，杜絕純粹利益導向行為，眾志成城利用好組織內的土地；對外要作為一個整體，用“同一張嘴”說話，爭取土地高效利用的最優外部環境。

2.“外宣 ”

土地的二元制度背景下，使得農地不但具有生產功能而且具有社會保障功能，“小農意識”下絕大多數農民不肯帶地進組織，把土地視為“保命田”“養老地”，土地依戀情結嚴重。基于此，農村經濟合作組織則應該加大對組織過去取得輝煌成效和相關章程、政策的宣傳力度，幫助農民突破思想和認識局限；亦可通過樹立典范獎勵先進的方法，吸引農民積極帶地入組織，從而幫助其提高土地的利用率。

（二）“優內拓外”

1. “ 優內”

要優化農村經濟合作組織的利益分配機制、管理機制和服務機制。要建立科學有效的利益分配機制，減少內部摩擦消耗，提高農民利用土地的積極性和主動性。要對組織內的成員進行有效管理，杜絕短期行為和可能發生土地利用外部不經濟的行為，監督并及時糾正農民損毀組織信譽的行為。要保證服務的有效性和及時性，強化組織自助服務和信息咨詢的職能，要提高組織內部的服務效率。

2. “拓外”

拓外是指要多渠道挖掘銷路好，產品吸納量大的合適市場。組織的管理者和領頭人要走進市場， 同時把信譽高的客戶帶到地去，向他們推廣特色農產品，要與客戶建立長期合作關系，積極與商家探討發展產品品牌的好路子。組織要克服封閉性和排他性，主動組織農民走進市場，共同開拓市場，加深他們對市場運作的了解，從而使生產適應市場配置的要求，及時調整生產結構和方式，提高土地利用的廣度和深度。

（三）“引技吸資”

1. “引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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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區域環境；污染治理；路徑選擇

從我國目前的經濟發展環境來看，經濟發展存在著嚴重的不平衡，總體而言，東部經濟的發展比較迅速，中部次之，西部經濟發展較為緩慢，在這樣的經濟發展環境下，環境污染也表現出不同的區域性特征。東部環境污染最重、中部次之，西部相對較好。區域環境的污染出現這樣的特征，一方面與工業生產有著重要的關系，另一方面與城市車輛密度也有著關系。為此，各個區域都應采取不同的環境污染治理路徑，其根本目的就是要對環境進行大力的整治，實現社會經濟和環境的綜合可持續發展。

1東部區域環境污染治理路徑

1.1產業結構的調整

目前，東部區域的環境污染愈演愈烈，東北三省、京津冀地區都是環境污染的重災區，尤其是大氣污染，嚴重程度領跑全國。面對著嚴重的污染現狀，東部區域各個地方積極采取措施來治理環境污染，調整產業結構就是其主要的治污路徑。目前在東部地區，尤其是京津冀地區，積極地進行高污染產業的調整，有些企業被下令關閉，而傳統的工業生產，一方面在進行區域搬遷，另一方面有了嚴格的污染排放制度，在這樣的情況下，東部區域大力發展文化產業、娛樂產業等可持續發展性比較強的產業來進行產業結構的調整，力求從產業結構的調整上走出一條治污道路。

1.2市場機制的引入

為了促進治污工作的進行，東部區域利用自身經濟發展的優勢，積極地引入了環境市場的機制，即在東部區域內進行發展的企業，尤其是工業產業，必須要符合環境標準才能在區域內進行發展，這樣的準入門檻使得企業對環境污染的認識更加的深刻，也促進了企業治污工作的開展。另外，在市場的機制作用下，城市汽車的尾氣排放也受到了嚴格的控制，這也為治污工作的進展提供了某方面的促進作用。市場機制在污染治理中的引入，一方面使得環境污染的排放標準顯著下降，另一方面，利用市場的競爭機制淘汰一批污染大的小企業，這對于社會資源的整合，對于環境污染的綜合治理都具有積極地意義。

2中部區域環境污染治理路徑

2.1區域品牌的打造

中部城市的環境污染治理從總體而言具有自己的優勢，目前，中部各個省份都在通過區域品牌的打造來實現自身價值的提升，而在區域品牌的打造上，污染治理被納入其中。鄭州目前在中部城市中發展迅猛，鄭州發展的優勢主要是發達的交通網，鄭州利用自身的位置優勢，將鐵路發展打造為自身品牌，在發展鐵路交通的過程中，對環境污染進行統一化處理。合肥也是中部城市中區域品牌打造比較突出的一個城市。合肥利用自身優勢發展起來的高鐵線路成為了現在城市品牌中一道搶眼的風景線，在大力進行高鐵建設的同時，合肥統籌規劃，將污染治理與品牌建設進行統一規劃和處理，取得了不小的成績。

2.2科學城市規劃

中部區域的環境污染治理，除去區域品牌的打造外，對城市進行科學合理化的構建也是一項重要措施。城市的科學規劃方面，中部有幾個城市做的非常不錯，武漢首屈一指。武漢的城市規劃體現著“大武漢”的原則，即武漢的城市規劃不僅僅是對武漢一個市的規劃，還包括了孝感、咸寧等周邊城市的規劃，在這樣統一的規劃下，城市的發展和污染的治理得到了統一化的對待，這對于城市污染的治理具有積極作用。除去武漢，南昌的污染治理采取的也是城區科學規劃的理念。南昌的城區規劃仿照上海的模式，采取“一江帶兩岸，兩岸齊行”的模式，在這樣的規劃體系中，南昌市的污染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3西部區域環境污染治理路徑

3.1強化工業生產污染排放的標準

西部地區由于經濟發展比較落后，所以在目前的環境污染治理方面，采取的主要措施還是以控制污染排放為主。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長期落后導致西部地區目前的首要任務就是要大力發展經濟，所以西部城市在環境污染治理方面的理念是在不影響經濟發展的前提下，進行污染排放物的控制。為此西部地區加強了環境污染物排放的標準設置，通過提高排放標準來實現污染的減少。就目前的情況而言，西部地區的環境問題主要表現在生態惡化方面，值得引起我們足夠的重視。

3.2大力進行環境建設

大力進行環境建設是西部地區進行污染治理的又一項比較重要的治污路徑。西部地區的污染主要就是工業廢水和工業廢氣的排放，另外就是農業生產的化肥和農藥的使用。廢水和廢氣的治理一方面要利用專業的技術，另一方面就需要環境的自凈能力來完成，所以在西部，目前大量的退耕還林還草工作都是為了恢復生態環境，強化環境的自凈能力。

4結束語

區域經濟的發展不同導致區域內污染情況存在著差異，面對區域性的污染差異，必須要進行針對性的治污工作才能起到良好的效果。所以面對東、中、西區域經濟發展的不同，要走不同的污染治理路徑，這樣才能抓住地區污染的特點，進行針對性解決。區域治污是一個長期堅持的過程，必須要走適合自身的治污路徑，并且長期堅持，才會取得良好的治污效果。

作者：郎文博 師明 單位：保定市環境保護監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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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摘要：在創新社會管理機制的背景下，發揮文化的作用促進民族地區的社會管理是一項重要的任務。本文通過闡述鄉村文化對于違章建筑的管理具有重要的影響，在此基礎上提出社會管理制度的構建層面、社會管理主體的選擇層面、社會管理程序的設計層面、社會管理工具的選擇層面這四條路徑適用于違章建筑乃至整個民族地區的社會管理。

關鍵詞：社會管理；民族地區；鄉村；違章建筑

一、民族文化與民族地區的社會管理

民族文化作為與民族共同體內成員密切相關的歷史符號，它能夠讓成員沿著既定的軌跡發展下去并延續這樣的文化，從而讓共同體更加的穩固。當然，在歷史長河中，民族文化發揮著不同的作用，在社會管理創新的大背景之下，其同樣具備了管理協調之功能。

首先，民族文化具有強大的協調整合功能。民族文化是民族共同體內部生活方式、語言、行為習慣等因素的歷史連續譜，具有相當的穩定性，而且對于共同體內的成員具有極強的向心力，能夠有效整合成員的行為。所以，面對民族地區眾多的社會問題，其能夠充分動員各種力量和資源進行應對，從而為共同體內部以及內部與外部之間的關系協調提供了突破口。另外，普遍認同的民族文化使得共同體內成員的行為有了一定的標準，有效避免了沖突的產生，即使面對沖突，民族文化也為他們自動設定了一條底線，為最終問題的解決打下了基礎。

其次，民族文化是一種高價值低成本的管理工具。民族文化早已經融入了共同體內成員的生活當中，他們自身的行為也會依據既有的文化路徑來展開，而依據民族文化產生的管理行為和管理工具，能夠很快為成員所熟知和接受并取得良好的效果，而不需要任何人去刻意的布道講解。總之，充分利用民族文化能夠確保社會管理目標的實現，節約管理成本，有效提高了管理效率。

最后，民族文化是一套社會管理適應性的合法性認同機制。只有與民族地區文化相適應的社會管理制度、主體、方式、工具等才能夠為民族共同體成員所接受，從而獲得合法性，在民族地區生根發芽。如果強制將非孕育于民族文化網絡之上的社會管理產品，那么其在運用到民族地區社會管理之中就會使得民族共同體內成員產生拒斥心理，任何的管理行為都難以獲得認同和合法性。如果這些社會管理產品與民族文化之間還存在很大的差距或者沖突，那么反而會加重民族地區的社會問題，提高管理的難度。

二、違章建筑管理的現狀：想象治理與現實規避

按照馬克斯?韋伯①觀點，現代政府應該是建立在法理型權威之上的法理型組織，政府組織運作以及行政人員的行為必須以法律、政策為框架，非人格化的照章辦事。在與現代社會相適應的衍射型行政模式之下，政府應該是職能清晰、分工明確，依照法律、政策辦事，講求效率和科學性。由此可見，現代政府必須有明確的法律、政策依據以及理性化的管理框架，而與此相對應，政府內的管理人員同樣需要具備這樣的精神，并融入到具體的管理行為之中。

農民私自搭建違章建筑，不僅違反相關的法律法規，而且產生了極為嚴重的社會影響。所以，在面對違章建筑盛行的情況時，作為行政系統內部的成員――村干部就要代表政府進行管理，他們運用既有的國家制度資源來制止農民的行為、及時拆除違章建筑，必要時也要給與一定的處罰。而在理想的管理邏輯之下，只要村干部動用政治資源、行政資源進行管理并采取強制性措施是能夠取得效果的，農民搭建違章建筑的行為能夠被及時遏制，避免各種消極的連鎖反應。

民族地區的環境具有自身的特點，并非和國家的整體環境完全一致，其展現出更加復雜和多變的特點，這樣的情況也使得所謂管理以及對管理效果的預期無法轉化成現實，即成了一種想象的治理，現實情況和理想狀態存在著很大的不同。

從具體的層面來看，這種理想狀態管理的落空體現在農民和村干部的行為之中：

一方面，農民尋求經濟利益；另一方面，村干部依法、依制度的主動性管理非常少，甚至有一部分村干部自身同樣是搭建違章建筑的主體，所以他們對農民的行為也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除了提醒他們“注意一點”之外幾乎就沒有其他實質性的管理行為。可以說，村干部對于違章建筑并未按照行政系統內部的要求進行及時的管理，即使在外部壓力之下實施暫時性的管理，其采取的方式也和理想型管理存在很大的差距，那套行政系統內部自上而下的管理機制和管理邏輯并非是左右村干部行為的決定性因素，“鄉土氣息”才是村干部行為的邏輯起點。

從上述的分析可以發現，行政管理人員在實際的管理過程中沒有做到非人格化的照章辦事，而是受到了鄉土價值的左右，這顯然與現代政府的精神格格不入，管理人員的具體管理行為與政府的結構和性質不相一致，這里我們把這種現象稱為行政管理的變異，而這種情況的出現是和鄉村社會的行政生態環境相關的。

三、違章建筑管理規避的文化誘因

鄉村傳統的生態系統并未消失殆盡，相反這些傳統的文化網絡因素依舊發揮著重要的作用，而管理變異現象常常由民族地區傳統的鄉村文化所引起。

（一）精英保護型文化的影響

傳統的農村更像是一個機械團結的共同體，因為村民之間僅僅在感情上存在依賴關系，但在具體的生產、生活方式上同質性非常強，從而使得功能上的相互依賴程度較低，因此也更容易形成一種集體意識②。而村干部雖然代表國家權力對農村、村民進行管理，但是這部分群體來自于農村，并沒有走出傳統的機械共同體模式，同村民之間的感情依賴依舊存在。使得他們扮演了“保護型經紀人”的角色，所以在心理上存在一種保護村民的義務，而真正出現村干部與村民之間功能耦合的地方在于，村民這一違規行為能進行下去必須先要得到村干部的非正式“承諾”或“許可”，村干部會為村民提供這種功能支持。違章建筑以及村民的違規行為可以說是村民與村干部之間這種功能依賴關系的外在闡釋。

（二）互惠型文化的影響

關于“送禮”問題，在通常情況下，“送禮”一詞是“賄賂”的通俗化、具體化表現，一般是指當事人向掌權者提供物質方面的好處，而掌權者通過其權利影響來達到當事人的目的，帶有強烈的交易性質。然而在農村，這種層面上的意義是很少被提及的，因為在鄉村社會中農民之間常常有送禮的情況，或單向贈送或互相贈送，這種送禮并非具有商業性質，只是一種互動關系的表現形式，目的在于加強雙方的關系，促進感激與信任。

總之，在實際的運作過程中村干部的管理行為完全與應然狀態相去甚遠，行政權利幾乎是處于懸浮狀態，沒有發生作用，村干部這種反應然的行為狀態正是受到該區域自身社會生態影響的結果。由于農村地區的特點與現代性國家之間存在很大的不同，這就使得建立在現代性環境之上的行政管理工具和行為無法適應受到農村文化影響下的具體問題，所以鄉村內部的各項事務更多的依靠具有鄉土氣息的工具和行為來運行。

四、民族地區農村社會管理的路徑選擇

農村自身的文化網絡生態對于農村的行為以及管理行為造成了極大的影響，建立在全國宏觀環境之上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式在農村遭遇了適應障礙，無法起到應有的作用。這也使我們認識到，要有效管理違章建筑乃至農村地區其他的社會事務，必須充分考慮并運用農

村社會的文化網絡因素。具體來說有以下內容：

一是在社會管理制度的構建層面。將農村習俗、習慣法以及其他傳統的糾紛調解機制通過有效的途徑提煉并凝鑄起來形成正式的民族地區社會管理制度。避免政治系統或行政系統內部單一制度的轉化和適應工作，提高民族地區農村社會管理的針對性和有效性。

可以說，建立在農村文化之上的社會管理制度，成為該地區社會管理的有效依據，指導各項社會管理行為，有效協調農村共同體內部成員之間以及共同體與外部之間的關系。

二是在社會管理主體的選擇層面。因為社會管理主體的選擇事關管理權威的接受和認同，并且影響到社會管理的順利進行。民族地區農村的社會管理應該充分利用其民族文化網絡基礎上產生的權威形式，選擇民族共同體內具備權威的精英人物成為社會管理的主體并掌起社會管理之舵，他們不但對民族地區各項事務管理的邏輯和行為駕輕就熟，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們具有被共同體成員普遍接受的權威，大大消減了社會管理的阻力，管理效率得到有效提升。

三是在社會管理程序設計層面。農村自身擁有一套結構完整的沖突解決機制，其有效性早已經過了歷史的檢驗，其是農村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機制的運作邏輯為共同體內所有成員所掌握和遵守。為此，民族地區農村的社會管理必須充分考慮到自身的文化邏輯，相應的管理程序和管理邏輯的設計需要找到同農村文化邏輯的結合點，切不可與農村文化之間產生排斥和文化沖突，特別是文化中的一些禁忌更是需要充分考慮。

四是在社會管理工具選擇層面。社會管理工具既是實現民族地區農村穩定的必然手段，也是確保將制度、主體、程序等社會管理產品最大效用發揮出來的保障。所以，社會管理工具的設計與選擇不僅要考慮與農村文化的適應性，同時更要汲取農村內部的制度、方法等形成具有農村特色的管理工具。運用這樣的工具進行社會管理不僅能夠降低管理運行的成本，而且也能為民族共同體內的成員所接受，提高管理的效率。

可以說，文化自身具備的多價值性，使其能夠在民族地區的社會管理中發揮重要的作用，以上四個管理路徑，不僅能夠用于違章建筑的管理，同時也能夠運用于農村乃至整個民族地區的社會管理。（作者單位：貴州財經大學公共管理學院）

注解：

①馬克斯?韋伯.經濟與社會[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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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需要組織化的社會基礎。尤其在農村，要在尊重農民權利、保護農民權益的基礎之上把農民組織起來，因為“現代的個體都是權利主體，它們之間因權利而平等，彼此之間的聯系只靠契約建立。為了實現權利，大規模的社會組織和普遍的社會交往成為必需”。。然而，在我國，農民的組織化水平仍然比較低，主要表現在：

第一。在我國農村社會，非正式組織的數量少、種類單一。有學者把我國農村組織分為正式組織和非正式組織，認為“在我國農村社會，正式組織包括鄉(鎮)黨委、鄉(鎮)政府、村支部、村委會等；非正式組織則主要包括宗(家)族組織、宗教組織、農民自發的維權組織以及新型合作經濟組織等”。。然而，就我國廣域的農村社會和龐大的農民數量而言，農村組織和農民組織的數量顯然很少，組織種類也比較單一，不能滿足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需要。

第二，從農村組織和農民組織的發展趨勢上看，一些組織出現衰微趨勢，而一些組織仍處于發展的初期階段，還不穩定、不成熟。首先，就農村社會中的宗族組織而言，雖然宗族組織和宗族觀念在我國根深蒂固，仍會在以后很長時間影響基層農村社會，但是隨著社會和經濟條件的變化以及人們思想觀念的改變，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則是民工潮的出現，因為農民再也不會被固定在生他養他的血緣和地緣社會，宗族勢必失去了賴以存在的千年基礎”，因此，宗族會不斷地瓦解，不斷地渾蝕其固有的劣根性。其次，對于農民的維權組織來說，只能算是一種臨時性的組織，它為維護農民的權益而成立，一旦所要求的權益得到解決便自行解散。至于新型農村合作經濟組織，由于它產生時間短，所以組織體制和運行機制還不成熟，而且數量也很少。只有宗教組織在農村社會迅速復興，填補了人們的精神需求，農村成為宗教活動的重要場所，人教人數不斷增加，但即使這樣，宗教組織也沒有成為農村社會的主導組織。

第三，就正式組織而言，村委會和村黨支部組織的治理效能不理想，沒有發揮應有的組織功能。首先，從國家與社會層面上看，由于農村實行和體制的解體，以及國家在農村推行“鄉政村治”，農民開始自我管理，實行村民自治，國家政權與農村社會逐步分離，尤其在稅費改革和取消農業稅以后，村民自治組織由于缺乏必要的財力支撐，難以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務，已經影響了村民自治的有效運行。其次，從村委會與村黨支部的運行機制來看，“村兩委”相互掣肘，影響村級組織的有效運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規定，村民委員會是由村民選舉產生的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而村黨支部作為黨在農村的基層組織，發揮領導核心作用。這樣，“村兩委”在行使公共權力時就難免產生矛盾和沖突，“在這個問題上，抱怨是雙重的，黨支部方面認為村級直接選舉削弱了黨的領導，村委會方面認為組織法不落實”。加之“組織體系的制度化水平不夠，組織運作的規范性、統一性、靈活性還都很差”，因此，“從改革之初到現在……一套真正體現鄉村經濟社會內在要求的組織體系還遠沒有建立起來。……民主化程度的提高并沒有帶來組織體系的適應性提高，也沒有有效地保障鄉村社會經濟的協調運行”。。最后，從村民委員會和村黨支部組織與村民的關系上來看，農民對村級組織的疏離感加劇了。“從鄉村生活的觀察出發，我們沒有辦法得出基層組織對于農民的服務越來越好、農民對于基層組織越來越親的整體判斷。相反，農民和基層組織的疏離感加劇了。”這已經被一項“農民對村組織、村干部的信任程度”的調查所證實。

從一些數字可以看出，村民對村組織和村干部的信任程度主要集中在“有點不可信”和“有點可信”之間，村民并不怎么信任村干部和村組織；更嚴重的是，在農村社會的實際生活中，一些村干部腐敗、不檢點的行為也引起了農民的極大不信任甚至是反感。因此，村干部和村組織在村民中的威信并不高，其管理活動依靠的不是權威而是權力。農民對村干部和村組織的不信任，大大地阻礙了“村兩委”組織功能的發揮和鄉村治理的效能。但是，“客觀地說，基層組織在促進農村經濟增長方面的作用是強大而積極的，但比較而言，在治理方面的努力就差強人意。或者說，目前的基層組織體制，如果說在動員和組織經濟方面是有效的，那么在改善鄉村治理方面，是基本不相適應的。所以，改善鄉村治理，首先要反思和檢討的，是改造基層組織體制”。“基層組織改革必須有大動作。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現在的任務是要再造基層組織體系”。再造農村社會基礎，提高農民的組織化水平。

二、農村(民)組織在農村基層的重要作用

當前我國政治、經濟的發展狀況以及整個社會的發展狀況，為農村組織和農民組織的發展提供了一個歷史性的機遇，創造了非常好的政治環境、經濟環境和社會環境。我們要在現有的農村經濟政策的空間里改造基層農村社會基礎，逐步解決“三農問題”，在農村社會建立各種形式的農村組織和農民組織，提高農民組織化水平，這有利于促進基層農村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的發展，具體體現在：

首先，在基層農村政治建設上，農村組織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基層民主政治的發展和公民民主意識的成長，有利于農民利益表達和民主參與過程的有序化、制度化和對國家權力社會監督的機制化。從民主管理的角度看，農民組織可以平衡農村社會各階層的利益，制約基層政權組織的權力，防止強勢群體侵犯農民權益，“必須讓社會中的主要利益團體聯合參與政府組織，以此來防止任何一個利益團體可能將自身的意志強加于其他利益集團”。。從政治參與和利益表達的角度來看，隨著社會格局的深刻變動，農民的利益關系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由此而產生的許多社會矛盾和經濟糾紛，就需要農村有相應的解決機制。而單個農民的利益表達和訴求就顯得“軟弱無力”，在整個政治參與體制中處于劣勢；而且，作為單純原子化農民的政治參與，容易帶來政治參與的失序和低效，需要農民組織起來表達自己的訴求，建立與國家政權的聯系通道。從農民組織的公益性來看，它會更多地關注社會弱勢群體的利益訴求，關注社會的多元化需求，統籌社會各方，兼顧弱勢群體，發揚民主，實現社會公平。廣大農民應該組織起來，在利益一致的基礎上結成各式各樣的農民組織，集中農民意見，代表農民利益，和政府部門以及其他社會組織進行對話，有序地進行政治參與和利益表達，以增強農民與國家、市場和社會的博弈能力。

其次，在基層農村經濟發展上，農民組織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建設現代農業，實現農業向科學化、商品化、集約化轉型；有利于提高農業組織化程度，增加農民收入，促進農民經營的有序競爭，提高農業的國際競爭力；也有利于國家的宏觀調控和宏觀組織。應該把原子化的農民個體結成代表農民權益的組織，發揮廣大農民群眾的主體性作用。農村組織和農民組織也可以以專業經濟合作組織、農村合作社、農民互助協會等形式，參與到農村公共基礎設施建設、農村金融服務體系建設、農產品貿易和流通體系建設中去。另一方面，隨著市場化、信息化和農業科技的快速發展以及電話、電腦、網絡等現代信息傳輸工具在農村的使用，農村市場服務型中介組織發展很快。這些中介組織在市場營銷、信息服務、農產品加工、儲藏和農資采購經營等方面提供了許多便捷服務，有利于農民r解市場信息，調整農業產業結構和規模，避免盲目生產}在彌補市場和政府的不足，克服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方面能起到重要作用最后，在基層社會和文化建設方面，農民組織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農村基層社會的和諧穩定。目前，對于農民個體來說，一方面，一家一戶分散經營的生產方式以及國家權力對農村社會控制的減弱，使得農民在生產、生活方面的需求不斷增長，從而產生對各種社會組織的需求。在現實生活中，農民自發結成各種組織，如生產幫扶組織、特困戶救助組織、兒童上學接送組織等。這些農村社會組織在社會互助、公共援助、社會福利、情感交流等方面進行合作。另一方面，由于農村基本上都是一家一戶進行生產，大多數農村家庭很難備足各種農具，很難具有足夠的資金、技術，或因家庭勞動力不足等原因，程度不同地需要各種農村組織的幫助。除了在物質利益方面需要實際幫助以外，農民在體育、衛生、文化和精神等方面還需要組織實體，以便于開展各種體育活動、衛生活動、文化活動等。這些活動既能滿足農民的社會情感需求，也能滿足他們的精神信仰需求。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農村組織的各種活動，不乏有迷信活動、非法宗教活動以及違法活動。所以，我們要對農民進行教育，以提高他們的素質，使廣大農民樹立正確的價值觀、道德觀、消費觀、婚育觀，不斷提高農民的思想道德水平，讓農民在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發揮他們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

既然農民組織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促進基層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發展，那么，就應該給予農村社會組織和農民組織相應的法律地位，保障農村組織和農民組織在基層社會的活動，提高農村組織和農民組織的民主化、制度化和法律化水平。

三、國內有關鄉村治理理論和農村(民)組織對鄉村治理結構的影響

國內理論界對于鄉村治理理論的研究以及鄉村治理的模式和路徑選擇，大多是從國家與社會互動關系的視角出發，立足于解決鄉鎮存在的問題而提出來的，而很少有專文從尊重農民的權利。

發揮農民群眾的主體性作用的視角，提出農民組織化水平的提高對于鄉村治理結構改革的影響，而這恰恰是解決中國農村、農業和農民問題的核心所在。

中國問題的實質是農村問題，而農村問題的實質是農民問題，解決農民問題的出路在于改造農村社會的社會組織結構以及農民的聯結和組織方式。針對我國目前農村組織化水平低、農民居住分散以及農民群體具有散漫性的特點，鄉村治理的根本出路就在于把農民組織起來，建立各種農民組織，再造農村基層組織化的社會基礎。理由是：

根據多中心治理理論，把農民組織起來，建立各式各樣的農村組織和農民組織，使這些農村組織和農民組織成為鄉村治理的中心，與政府組織、非政府組織以及各種社會組織進行合作治理，實現基層社會與政府之間的互動，“一方面，社會中分散的利益按照功能分化的原則組織起來，有序地參與到政策形成過程中去；另一方面，從這種制度化的參與機制中，國家權力獲得了穩定的支持來源(合法性)和控制權”。在經濟上，這些組織參與基層社會的經濟管理，可以把鄉鎮政權從繁重的經濟事務中解脫出來，切斷了鄉鎮政府作為“謀利性政權人”的經濟基礎。在政治上，這些組織參與鄉村社會的政治民主建設，進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監督，這樣，鄉鎮政權可以從傳統的政治管理繁瑣的事務中解放出來，而它所要“扮演的角色越來越不是服務的直接供給者而是調停者、中介人甚或裁判員”。這樣就切斷了上級政府可借以利用的壓力型體制的通道。在社會文化建設上，農村組織和農民組織可以為村民提供各種服務和幫助，開展各種健康有益的群眾文化活動和互助活動，實現農民的自我教育、相互合作和相互援助。這樣，鄉鎮“政府與社會力量通過面對面的合作方式組成了網狀管理系統”。鄉鎮政府與農民組織及其他社會主體就能以平等的身份，通過對話建立合作關系來實現鄉村治理的目標。

從國家對農村社會政治整合的轉型來看。由于實施城鄉一體化和“工業支持農業、工業反哺農業”的農村戰略，國家對農村社會的整合方式發生了很大變化，尤其是以農業稅費改革特別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推動為標志，國家對社會的整合開始由“汲取式整合”向“供給式整合”轉型。在這個轉型過程中，國家應該充分發揮農民的主體性作用，維護農民的權利和自由，保護農民權益，對農村社會應該采取新的整合方式，挖掘基層社會的內在潛力，為鄉村社會的民主治理和自主治理提供內生動力。這種內生動力借助于國家、市場和社會等外在力量的推動，使農村社會的民主治理和自主治理具有堅實的社會組織基礎。把農民組織起來，讓農民組織在基層農村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中發揮農民的主體性作用，行使憲法和法律賦予農民的各種權利，以便與政府組織、非政府組織以及各種社會組織共同參與鄉村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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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29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農村環境污染不同于城市，農村居民的生產、生活存在家庭化、個人化和無序化的特點，污染源小而多、廣而散；農村居住分散使得環境設施的鋪設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無法形成規模經濟，再加上貧困和環境意識滯后，使得農村的環境治理成本畸高。評估農村環境治理的績效，反思環境治理路徑勢在必行。

一、我國農村環境問題概述 農村環境問題主要指人類對自然資源的過度開發和不合理利用而造成的生態系統結構破壞、功能衰退、生產力下降、水資源喪失等一系列生態環境惡化以及對農村的社會經濟發展、農民的健康和生命產生有害影響的現象。 我國農村環境問題主要有不科學的農業生產、鄉鎮企業的不合理結構和布局、農村城鎮化、城市污染向農村轉嫁、盲目的物種引進等等引發了一系列嚴重的農村環境問題。在生產上，農村對于城市是作為一個原料輸入地而存在的，因此也就相應成為了因供應城市原材料而導致生態破壞的直接受害者和部分城市污染物質的接受者。在生活方式上，農村生活、居住以一家一戶一院的形式為主，生活廢物因為基礎設施的缺失一般直接排入其生活的環境中。農村環境污染不僅受到來自農村內部的污染和破壞，還受到外部城市的污染轉移，而農村環境治理的范圍很大，農村基礎生活設施建設因耗資巨大還沒有得到普遍展開，因此農業生產、農民生活所造成的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持續性將繼續增強。

二、農村環境污染原因分析

（一）粗放型的經濟增長 低效率、低產出、高能耗的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方式和粗放型掠奪式的傳統農業生產經營方式，是導致生態環境惡化和貧困惡性循環的經濟根源。傳統的經濟增長方式以高開采、高消耗、高排放、低利用、難循環和粗放經營為特征，消耗大量的資源取得暫時的經濟增長，這既是造成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的根本原因，也是經濟效益低下，導致經濟和社會發展不可持續的關鍵因素。 （二）環境保護法制不完善 環境保護法規不健全，導致管理體制不順、機制不協調，環境保護沒有落到實處。我國環境法律法規雖已成體系，但對環境違法行為處罰不嚴，沒有引入刑事責任，基層環保部門監管手段落后，不能及時發現并制止企業的偷排、漏排和超標準排放污染物的行為。加上地方保護主義，造成企業違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環保執法成本高、環境治理成本更高的不良現象。 （三）環境意識淡薄，社會制度缺失 首先是環保跟不上農村經濟社會發展。過去，基層政府的注意力多用在計劃生育、義務教育、發展經濟等方面， 對環境問題視而不見，看不到環境惡化將會帶來的惡果，甚至把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對立起來。其次是政府的宣傳教育沒有重點關注農村。政府只注意到大量重點企業的顯性環境問題，忽視了農村的宣傳教育，也沒有相應的制度及措施來制止大量分散的環境破壞和改善農村生態環境。 （四）環保投入不足 政府對環保的投入主要集中在城市生活及工業污染治理方面，農村環境污染治理及生態保護的投入極少，由于農村環境污染對政府的稅收直接影響不大，政府目前不愿也沒有足夠的財力來治理農村環境。基層環保管理網絡沒有真正形成，鄉鎮環保機構不健全，農村環保管理不少地方處于失控狀態，造成農村缺乏可靠的社會保障機制。 （五）城市污染向農村轉移，鄉村企業污染加劇 隨著國家對城市環境保護的重視， 污染重的化工、造紙等企業，利用農村環境管理力量薄弱和農民致富心切，紛紛進駐農村。如電鍍、印染、造紙、化工、煉焦等重污染行業，布局分散，技術落后，設備陳舊，無人監管，絕大部分企業沒有污染防治設施，鄉村企業沒有形成規模經濟，無力承擔污染治理費用。目前，鄉村企業污染占整個工業污染的比例已由20世紀80年代的11%增加到45%，一些主要污染物的排放量已接近或超過工業企業污染物排放量的一半以上。

三、農村環境治理和保護對策

所謂環境治理，是指在對自然資源和環境的持續利用中，環境福祉的利益相關者們誰來進行環境決策以及如何去制定環境決策，行使權力并承擔相應的責任而達到一定的環境績效、經濟績效和社會績效，并力求績效的最大化和可持續性。

（一）完善農村環保法律法規 首先要完善《環境保護法》，淡化污染防治色彩、增加可持續發展的立法宗旨、增加有關生態保育與資源保護的原則性規定，明確環境保護主體的權利義務和環境保護基本政策；第二，補充農村環境與資源保護法中欠缺的單行法，如農村清潔生產促進法、農村環境保護評價法、農藥使用環境污染法與國土整治、農業區域規劃、村鎮規劃、農業植物資源及新品種的保護等；第三，明確農業資源權屬，促進資源的綜合利用與集約型經營，在法制創新的同時，發揮政府的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控作用，改變其對農業資源的掠奪式粗放經營方式；第四，在環境保護基本法中增加綜合性的農業環境管理法律，規定環境資源管理體制、明確環境管理機構的權責，克服農村環境立法、執法、守法中的薄弱因素，推進生態城鎮、城鄉一體化環境管理進程。 （二）加大各級政府環境保護的力度 首先各級政府應重視城鎮規劃作用，注重小城鎮規劃和鄉村居民點、農田規劃的結合。其次，增加農村環境基礎設施建設投入，改善農村垃圾隨意堆放，污水不經處理隨意排放等嚴重的環境問題。第三，加強環境監督管理力度，規范鄉鎮企業的發展，通過對企業施加環境壓力，促使企業主動進行技術改造和革新。

（三）發展生態農業 調整農業產業結構，發展高效農業、生態有機農業；實行生態平衡施肥技術和生態防治技術，從源頭上控制化肥和農藥的大量施用；大力推廣先進科學的節水灌溉技術，提高農業用水、用肥的利用率；走生態農業的道路，退耕還林，實現水環境和農業的可持續發展。

（四）強化鄉鎮企業污染治理 對于蓬勃發展的鄉鎮企業，政府和有關部門要統一規劃、合理布局、綜合治理；加快企業改造升級，促進鄉鎮工業規模化、集約化，對危害、威脅城鄉水源地的鄉鎮企業，實行關、停、并、轉、遷等強制措施；結合鄉鎮企業產業結構的調整以及區域布局，做好縣級與鄉鎮級的環境保護規劃，并重點制定鄉鎮企業環境污染治理規劃。

（五）逐步增強農村居民環境保護意識 解決農村生態環境保護問題的一個重要舉措是讓農村居民樹立強烈的環保意識。在增強農村的農民環境法律保護意識的過程中，一要打破城鄉二元格局,實現信息上溝通；二要加大法律知識的普及力度，加強對農民施用農藥、化肥、節水灌溉等方面的科普教育，從而增強農民環境保護法律意識。三要是樹立科學的發展觀，充分認識“先污染后治理”發展模式的嚴重后果，切實處理好發展與環境的關系。四要加強對農業科研的投入，制定和執行限定性農業生產技術標準和法規。

結論 各種自然資源、自然生態系統主要在農村，農村環境的日趨惡化會對國家的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造成巨大的危害。因此，必須加強農村環境保護，制定更加完善的、易于執行的法律制度，在宏觀層面上一定要體現農村和城市在享用環境資源和環境容量、承擔環境破壞和環境污染后果的區別，以利于農村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努力實現農村地區經濟、社會和環境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

【參考文獻】

[1] 李蓓蓓，張雪綢著，《當前農村生態環境的約束與對策》，選自《經濟縱橫》，2009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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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c91282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002-7408（2012）09-0081-04

基金項目：2011年河北省科技廳軟科學研究計劃項目“農村社會分化背景下的村莊治理與和諧村莊建設對策研究”（11457254）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杜勝利（1970-），男，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學院管理系教授，碩士生導師，南開大學在讀博士，研究方向：政治經濟學、農村社會發展問題。隨著改革的推進和農村社會的發展，農村社區日益分化，這給村莊治理帶來巨大挑戰。只有不斷創新村莊治理機制,探索村莊治理新模式,才能實現農村社區分化背景下的村莊科學治理與和諧村莊建設。

一、農村社區分化及其特點

1.農村社區的界定。社區是相對獨立的有領導、有組織的地域性社會，是由一定數量、具有共同意識、相同習俗和規范的社會群體結合而成的生活共同體，有著相對獨立的社會管理系統和服務設施。在我國，對農村社區的定位較為復雜，理論界還存在分歧，有的把農村社區定位為行政村或自然村，有的把農村社區定位為村莊、鄉、集鎮或鄉鎮、縣城等。但是，根據我國現有的實踐操作，不論是江西、青島，還是湖北秭歸，都將農村社區定位為自然村，看來不論如何爭論，把農村社區定位為自然村是最有實踐操作性的。因為，中國農村的自然村落是基于血緣、地緣關系而結成的一個相對獨立的社會生活圈子，是村民聚居的一個基本單元，是村民在以共同擁有土地的基礎上一起生產、生活而形成的擁有共同利益和價值觀念的群體。這種形成過程具有自然和歷史的特征，并非是一個人為地、機械地結合在一起的分散的團體，它的這種特征經歷了幾千年歷史的考驗和熏陶。所以，農村社區，是“村落——以大的自然村為單位或者以中心自然村帶周圍零星的小村莊”。[1]

2.農村社區分化的特點。隨著改革的推進和農村社會的發展，由于受資源、環境、人力資本、社會資本等多種因素的影響，原來同構性的農村社區逐漸分化，這種分化具有兩個顯著的特點：一是農村社區類型日益多樣化。從同構性農村社區分離出的多種類型的村莊，形成了水平和模式不同的多類村莊并存和發展的新型農村社會格局。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劉慧根據5大類31個指標，采用多層次空間聚類對全國農村地區進行地域類型劃分，將全國農村社區分為6大類型：現代化農村、發達農村、非農產業發展較快農村、中等發達農村、欠發達農村、不發達農村。[2]北京大學社會分化課題組根據各地鄉村工業化水平及社區集體化程度把農村社區分為4種類型，即高集體化低工業化類型、低集體化低工業化類型、高工業化低集體化類型和高工業化高集體化類型。江麗根據勞動力就業結構、村莊經濟發展狀況和農民收入水平的不同,把農村社區分為經濟發達的工業村、商業村、穩速前進的外出務工村和經濟落后的資源依賴村4種類型。[3]盧福營以非農化的方式和水平為標準進行分類，認為現階段中國農村的村莊主要有城村、鎮村、工業村和農業村。[4]二是農村社區差距逐步拉大。南京大學師生2006年5月的社會調查報告表明：我國的農村已經不是一個同質化極高的整體，而是出現了明顯的村莊分化，其程度并不亞于城鄉分化。按人均年收入，調查組將我國現階段農村社會分成“三個世界”——人均年收入在5000元以上的是經濟發展水平高的村莊即“第一世界”；人均年收入在3000-5000元的為中等經濟發展水平的村莊，即“第二世界”；人均年收入在3000元以下的是經濟發展水平低的村莊，被劃為“第三世界”。在這項調查中，2005年人均收入最高的是江蘇省華西村，達到18820元，而陜西省的南泥灣僅為1526元，二者相差了近12倍，[5]由此可見，農村社區差距正在逐步拉大。

二、農村社區分化背景下村莊治理面臨的困境

農村社區分化對村莊治理具有雙重影響。判斷社區分化是否有利于村莊治理，進而是否有利于社會進步，其關鍵在于社區分化過程中，村莊治理模式是否越來越制度化、科學

化，落后社區的比重是否越來越小。應當說，一方面，農村社區分化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是社會進步的重要表現，有利于農村資源的優化配置，有利于形成相互競爭的壓力，從而彌補了在工業主義發展相對不足的前提下進行政治治理的動力。但是，另一方面，從當前我國農村社區分化的狀況來看，分化速度越來越快，分化程度越來越大，已使村莊治理面臨巨大困境。

1.村莊差距的擴大造成社會流動失序，加大了治理難度。村莊分化使人口流動呈現單向性特征，即主要是由不發達村莊流向發達村莊。這種單向的人口流動是一種失序的社會流動，容易滋生嚴重的社會問題，為村莊治理帶來困難。一方面，對落后村莊而言，一是隨著農村人口持續流出，鄉村社會發生了結構性變化，造成了村莊治理的困難。農村遷出的主體是鄉村青年勞力和知識精英，村莊中留守的主要是老人、婦女和兒童，這樣的鄉村社會結構變化不但造成了農業勞動生產率的低效，而且還會引發一系列社會問題，如老人贍養、兒童教育等問題。二是單向的人口流動造成落后村莊人才流失嚴重，使得原本人才就很短缺的落后村莊人才更加匱乏。這種情況不利于落后村莊的經濟和社會發展，進一步拉大了落后村莊與發達村莊的差距。三是單向流動造成了村莊自治弱化。由于大量黨員外出務工，村黨員對村黨支部的監督更加弱化，支部的運作及對村級事務的管理主要取決于少數幾個支部委員；村民外流對村委會的產生和運作也產生了類似的消極影響。此外，由于外出村民多為年輕力壯、素質較高的勞動力，留在家里的勞動力既要處理瑣碎家務，又要負責農活，無暇關注、參與和監督村莊公共事務，致使村莊自治名存實亡。四是人地分離導致村治權力的運作難以達致治理對象。由于戶口在家鄉，流動的農民仍然屬于家鄉的村治對象。而農民流動使得家鄉村治權力難以發揮作用，給鄉村治理帶來了困難。如計劃生育工作難度加大，公共工程和公益事業由于缺人、缺錢、協調不易等原因實施難度增大。另一方面，對富裕村莊而言，大量的人口流入，給村莊治理帶來了極大壓力。如流入人口的住房、就業、子女教育等問題越來越突出。同時，由于人口流動的非理性化、盲目性、隨意性，很多流動人口沒有明確的目標，這不可避免地造成流動人口與流入地的不適應。又由于一些流動人口受教育程度較低，缺乏勞動技能，法紀觀念淡薄，當通過正當途徑難以謀生時，他們中的一部分思想道德低下者易鋌而走險，走上危害社會治安乃至犯罪的道路，從而成為社會秩序的一大隱患，加大了治理難度。化會影響村莊穩定，增大社會風險。其一，嚴重的農村社區分化會導致落后村莊不穩定。農村社區過度分化會使落后村莊產生相對被剝奪感。社會心理學認為，“相對剝奪感”是一種人們沒有獲得他們認為應得之物的心理狀態。當個人將自己的處境與其參照群體中的人相比較并發現自己處于劣勢時，就會覺得自己受到了剝奪。這種剝奪因人們不是與某一絕對的或永恒的標準相比，而是與某一變量相比，因此是相對的，這個變量可以是其他人，其他群體，也可以是自己的過去。有時，即使某一群體本身的處境已有所改善，但如果改善的程度低于其他參照群體的改善程度，相對剝奪感也會產生。這種感覺會產生消極情緒，可以表現為憤怒、怨恨或不滿。在現實中，貧富差距問題是影響社會穩定的重要根源，是引起低收入村莊“相對剝奪感”的重要原因。一些村莊在改革開放中脫貧致富，而一些村莊發展卻相當遲緩，落后的經濟、文化生活與富裕村莊相比差距明顯，這必然會導致落后村莊人口的大量外流，致使土地無人耕種，礦產無人開采，治安無人管理，人心不穩，并在心理上產生強烈的“相對剝奪感”，引起社會不穩定，從而加大村莊治理難度。其二，嚴重的農村社區分化導致村莊之間隔閡。村莊間的非均衡發展雖可以成為村莊發展的動力，但當村莊之間收入差距過大，特別是鄰村之間的差距過于明顯時，先進村莊就會產生優越感，落后村莊則極端消極低沉，從而直接加深富裕村莊與貧窮村莊的隔閡。特別是富裕村莊生活參照系的絕對優勢使落后村莊農民內心逐漸產生并積聚起一種強烈的不斷增強的受挫感，當落后村莊面對巨大的地區差距而感到無能為力時，發展動力就會異化為對富裕村莊的嫉恨。不管是富裕村莊對貧窮村莊的鄙視，還是貧窮村莊由于產生“相對剝奪感”而對富裕村莊的仇視，都會加劇人們對貧富分化現實的不滿，進而會影響社區

、社會的和諧與穩定。

3.農村社區分化對村莊治理模式創新提出了挑戰。一是農村社區分化對國家的村莊治理提出了挑戰。一方面，農村社區分化為政府農村治理制度創新設置了難度。農村社區分化表明村莊自主意識增強，民主覺悟不斷提高，其對國家制度的選擇更加積極和挑剔，要求有更完善的農村治理制度設計來滿足他們的需要，這就對國家的村莊治理體制創新提出了新的要求。而農村社區的過度分化導致村莊之間相互適應性越來越小，新生治理制度難以適合如此之“地情”，使得新生治理制度整體性特征缺失而難以推廣。另一方面，農村社區分化對政府的農村政治整合提出了新的挑戰。農村社區分化在本質上表現為利益分化，而利益分化又必然會產生利益沖突。對于國家政治發展來說，農村社區分化就是一個利益整合的過程。所以，國家在如何既能使各分化主體的權力和利益得到保證，又能夠促進社會整體穩定和發展等方面面臨新的挑戰。如2012年5月8日，河南濮陽慶祖鎮西辛莊村要建“村級市”，[6]希望能夠得到與其經濟實力相稱的政治權力。因此，農村社區分化對國家政治整合的挑戰越來越嚴峻。

二是農村社區分化使鄉鎮政府的村莊治理面臨新的矛盾。隨著農村社區分化，村莊治理模式也在由權力集中逐步向“鄉政村治”模式轉變。鄉鎮政府是國家權力的基層代表，對村莊治理具有直接的影響力。但是，一方面，農村稅費改革后，鄉鎮政府失去了對人、財、物的統一調控權，進而使其統一指揮失效，導致鄉鎮行政能力不足，并逐漸失去了對村莊治理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另一方面，農村社區分化使村莊獨立自主能力逐漸增強，民主意識不斷強化，村莊自治越來越深入人心，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鄉鎮政府對村莊治理的控制力，對鄉鎮政府治理的穩定性產生了沖擊。而鄉鎮政府也會在農村社區急劇分化的時候，出于對自身行動合法性基礎的考慮，對村莊治理的控制逐漸減弱。鑒此，鄉鎮政府既要退出領導權，站在法律規定的位置上，又要在動員力和影響力弱化的情況下實現有效的村莊治理，保持農村社會的有序性，這就構成了鄉鎮政府村莊治理的矛盾。

三是農村社區分化成為鄉村自治的障礙。盡管村莊自治的發展具有很大的合理性，但從中國鄉村社會的現實來看，各農村社區分化現象明顯，政治體制環境和經濟文化發展水平的不均衡等特征決定了自治模式具體實施上的復雜性。自治本身是一個過程，需要各個方面的條件支持，這些條件不僅包括國家政治統治的情形，更多的則是地方或者社區本身的客觀現實，比如經濟文化發展水平、觀念習俗等。而我國的鄉村社會現實情況十分復雜，當國家試圖以統一標準規劃治理結構或者是落后地區不顧本身的客觀現實而將自己的治理選擇建立在“理想國”上時，原本理想的治理模式反而起不到預期效果。以經濟文化發展水平為例，一個村莊實施自治，其本身必須能夠提供自治所需要的物質與文化條件，而中國絕大多數的鄉村社區并不具備這樣的能力,村莊自治受到了前提條件的制約。

三、農村社區分化背景下的村莊治理路徑選擇

我國農村社區分化是客觀存在的現實，村莊治理路徑的選擇也必須符合這樣的現實，既要強調國家宏觀層面的村莊治理，又要重視農村微觀層面的村莊治理，只有加強二者的有機結合，才能實現農村社區的合理分化與有效治理，最終實現農村社會的和諧發展。

1.國家要從宏觀上引導農村社區合理分化。我國目前還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由于歷史、社會、文化等原因形成了較大的村莊差距。因此，我國既不能像當今西方國家那樣實行發展后的公平型戰略，也不能像現代化進程中的國家那樣實行效率型戰略，國家對村莊治理的影響要遵循有限平衡原則，既強調公平，又不能忽略效率。為此，政府要從宏觀上把握和控制農村社區分化問題，引導農村社區充分、有序、合理分化。一是注重經濟發展，從根本上解決農村社區發展差異問題。加大區域經濟支持力度，對外出務工村、商品性農業村等發展較慢的村莊給予政策支持，幫助他們發展經濟，縮小村莊之間的發展差距。不斷加大對貧困農村的幫扶力度，通過技術培訓、結對幫扶等方式，幫助貧困村莊發展生產，脫貧致富，縮小村莊之間的貧富差距。二是正確協調流動人口，改善村治水平。繼續深化戶籍制度改革，建立健全人口管理機制，形成一個公平開放的人口管理機制。不斷調整政策，促進流動農民的政治參與，重視流動人口的

社會資本，鼓勵農民精英參與村莊的治理。還要加快土地制度改革，積極穩妥地推進以家庭經營為基礎的土地適度規模經營，探索建立土地使用權的合理流轉制度，防止土地荒蕪，提高土地生產率和勞動生產率。莊內部治理制度的創新。對村莊治理進行制度上的創新，必須考慮憲法選擇原則、村莊操作規則與村莊集體選擇規則的綜合運用，促進村莊治理制度體系的不斷完善。政府組織和村莊自治組織要以科學的治理理念，形成普遍認同的治理目標，通過協商與合作，實施對村莊的共同治理。要保障村莊治理者與其地位相適應的參與、決策、執行、管理和監督等權力的實施，并使村莊治理者之間的治理權力適當分離，互相約束，互相制衡。各村莊治理者都應是獨立、平等的主體，是平等、自愿與合作的關系。要保障每一個村莊治理參與者的合法權利，實現它們之間的正常溝通與協調，形成科學、合理、和諧、發展的村莊治理理念與治理制度體系。一是培育多元村莊治理主體。積極培育村莊自治組織，充分發揮多元主體的作用，加強政府部門與村莊自治組織、村民的合作。二是構建多元互動的網絡型政府權力運作方式。改革傳統的自上而下的權力運作方式，建立政府、村莊正式組織、民間組織和村民之間的多元互動運作模式。以村莊共識和認同為基礎，形成充分調動村莊能動性和自主性的治理機制。三是為村民參與提供制度保障。增強村民的民主意識和參與意識，健全村莊管理制度與組織體制，為村民參與村莊治理提供制度途徑。四是在治理結構上，改變傳統的治理結構，使村莊內的公共治理和主要資源向村莊集中，突出村莊的主體作用。五是在治理主體上，村委會要發揮村民自治組織的作用，積極主動地參與公共治理，村莊中的其他自治組織和普通村民也將參與治理。各治理主體要不斷更新治理觀念，在治理方式上由強化村莊管理轉變為以服務村莊為主，更加注重通過契約和法律手段來履行權利和義務，實現在法律制度框架內的各村莊治理主體之間的互動。六是在治理內容上，劃清鄉鎮政府與村委會在村莊治理中的權責關系，明確村委會在村民自治中的主體地位，充分發揮其村莊治理功能。[7]

3.不斷探索農村社區分化背景下的村莊治理新模式。村莊治理是社會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關涉整個社會的變遷和發展，因此，村民治理模式的選擇要結合各個村莊的傳統和實際情況，根據農村社區發展的不同階段，針對地區差異性區別對待，采取相應的治理措施，不應強求同一。

一是先進村莊采取自治型治理模式。先進村莊從整體而言其經濟發展水平較高，內部利益結構分化和組織分化越來越充分，農民自治意識和素質不斷提高，這都為農村自治提供了先決條件。村莊自治組織要真正成為村莊治理的主體，真正成為承擔村莊公共事務管理與決策的自治性組織。政府與村莊自治組織共同為村莊提供資源，共同提高村莊吸收社會資源的能力。隨著村莊的民主政治不斷發展，村莊民主政治發展的基本特征逐漸成為在法律保障下的民主選舉、民主治理以及民主決策。在這種治理模式下，整個村莊成為一種具有一定靈活性的組織體系，在該體系內各種組織組成的資源不斷進行互補同時信息互通。政府通過法律、制度為村莊組織的發展提供保障的同時對其進行監督和管理。

二是中間村莊采取合作型村莊治理模式。由于中間村莊自治能力相對較強，村莊自治組織的治理能力和作用體現越來越明顯，尤其是村莊的民主政治發展取得了顯著成效，農民民主意識逐步增強，初步具備了一定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與自我服務能力，所以，中間村莊可以實行合作型村莊治理模式。合作型村莊治理模式是國家政權力量與村莊自我治理力量通過一定的制度體系，共同治理村莊的一種模式。政府通過行政力量對村莊進行宏觀和間接的干預，由政府、地方、村莊自治組織以及村民代表共同組成村莊治理機構，村莊以自治為主。政府從宏觀上負責對村莊事務和治理進行科學規劃和指導，確保村莊治理方向的正確及治理理念和制度的先進性。政府通過授權把權力移轉給村莊自治組織，由其履行原本由政府承擔的部分職能。對于村莊治理資源的投入，主要還是以政府投入為主，村莊各自治組織投入為輔，同時鼓勵村民不斷增加對村莊治理資源的自我投入。合作型村莊治理模式的實施是符合中間村莊實際情況的，“這種模式的治理主體由二元（基層政府和基層群眾自治組織）轉變為多元（基層政府和基層群眾自治組織、農村

區組織、其他非營利性組織、轄區單位、農村居民），治理過程由行政控制轉變為民主協商，治理體系由垂直結構轉變為橫向結構，治理關系由依附與庇護關系逐步轉變為信任與互惠關系。”[7]

三是落后村莊采取國家主導型治理模式。在國家主導型治理模式中，基層政權組織是村莊治理的主體，承擔治理的主要責任；行政手段是配置社會資源的主要手段，基層政權充分組織和協調社會資源和社會力量，并通過有效控制村莊治理資源達到村莊合理治理與村莊和諧發展的目的。同時國家主導還可使科學、有效、合理的村莊治理模式迅速推廣，并在實施過程中得到不斷的校正與創新。落后村莊的經濟發展相對遲緩，自主能力相對不足，民主政治發展相對滯后。在這樣的地區，如果沒有能有效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的行政力量的介入，要想獲得經濟和社會的順利發展，并縮小與發達村莊的差距，是非常困難的。為此，此類村莊治理過程中，要強調行政的主動性發揮與村莊自身的能動性創造。另外，落后村莊由于社會結構簡單，人口同質性強，其治理還要依靠風俗、習慣、道德、社會輿論等非正式社會控制，如鄉規民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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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年，我國廣大的鄉村地區以其優美的自然環境和田園氛圍，以及各具特色的地方風情吸引了大量旅游者前來。旅游發展的實踐也證明，鄉村旅游更能夠實現旅游者、農民和當地社區多方利益群體共贏的一種旅游發展形式，對于豐富我國的旅游產品和破解三農問題有著重要意義[1]。各地在發展鄉村旅游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了自己的特點和模式。本文以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丹巴縣為例進行集中的游客問卷調查，通過問卷調查結果的分析，了解該地旅游市場的現狀及游客需求，進而對國內鄉村旅游的發展提出若干建議。

一、丹巴縣游客調查簡介

（一）丹巴縣旅游發展概況

丹巴縣位于四川省西部、甘孜藏族自治州東部，屬岷山邛崍山脈之高山區，大渡河自北向南縱貫全境，是川西高山峽谷的一部分。縣城位于大渡河畔的章谷鎮，海拔1860米，全縣總人口61000余人，屬多民族聚居區，藏族占總人口的74.53%。丹巴是嘉絨藏區集聚地，是嘉絨藏族文化的典型代表區，也是嘉絨藏族文化的發祥地之一[2]。丹巴縣地處香格里拉生態旅游區核心區和《四川省旅游發展總體規劃》中確定的川西旅游優先開發區內，知名景區（點）有甲居藏寨、中路梭坡藏寨古碉群、墨爾多神山等。經過十幾年的旅游發展，丹巴縣鄉村旅游發展初具規模，深受國內外旅游者喜愛。2012年，丹巴縣接待游客34.23萬人次，其中，入境游客7084人次。實現旅游綜合收入2.25億元，其中，門票收入166.07萬元（據丹巴縣旅游局）。

（二）問卷調查概況

隨著近幾年游客數量的不斷增加，丹巴縣的鄉村旅游發展地如火如荼。在旅游收入不斷增加的同時，當地旅游主管部門也迫切希望了解目前當地旅游發展的基本情況，以及旅游產品滿足游客需求的狀況。同時，能對存在的問題提出有針對性的解決方案，進而有序地推進鄉村旅游的發展。2013年7月至8月中旬，研究團隊進行了為期一個月的游客問卷調查，該時段為丹巴縣全年旅游中的旺季和平季，能夠反映游客流向等基本旅游特征。調查地點選取縣城所在地章谷鎮、甲居藏寨景區、中路鄉和梭坡鄉四個主要游客駐留點。共計發放問卷500份，回收有效問卷463份，有效率為92.6%。

二、游客特征的分析

（一）性別比和年齡分布

在本次調查中，受訪的男性游客和女性游客所占比例分別為56.6%和43.4%，男性所占比例比女性高超過10%。年齡在21-50歲的成年游客是赴丹巴游客的主體，占所有被調查游客的81.5%。，20歲以下的占13.0%，51歲以上的占5.6%。該年齡段的旅游者具有較強的旅游動機和經濟基礎，而且其身體條件也基本能夠完成較高海拔地區的旅游活動。

（二）月收入狀況

從收入情況來看，個人月收入在1000元以上的游客占被訪者的84%，其中月收入2000-3000元的占32.4%，3000-5000元的占23.5%，5000元以上的占14.0%。這一方面印證了旅游活動與旅游者經濟收入之間的內在聯系，同時也表明到丹巴的旅游者中高收入者居多。

（三）客源地

在全部的被調查游客中，來自川渝兩地的游客占46.7%，其次為來自珠三角的游客占19.9%，長三角地區游客占18.4%，京津地區的游客占6.7%，海外旅游者占3.2%。從旅行距離來看，游客的客源地構成往往呈現距離衰減的規律：也就是景區（點）通常近距離的旅游者最多，隨著旅行半徑的拉長而呈現逐漸減少的趨勢。其次，丹巴的旅游資源豐富而獨特，這些旅游資源對相對發達地區的旅游者具有較大的吸引力，來自珠三角和長三角的游客均占據了接近五分之一的份額。來自海外的旅游者比例在總體構成中雖不高，但已能夠證明丹巴對國際旅游市場具有一定的吸引力。

三、問卷主體分析

（一）出行方式分析

數據顯示，被調查游客中，“自助式徒步游”占52.1%，是游客構成的中堅力量。這部分游客往往停留時間較長，雖然旅游消費偏低，但通常也是更為低碳、環保的旅游者。“自駕車”的游客占33.0%，位居第二。表示“參加旅行團”前來的占總數的8.6%，說明旅行團在丹巴縣整個的游客構成中比例較低。團隊游客往往停留時間較短，而且從居民的角度來看，當地居民從團隊游客那里獲得的實實在在的旅游收益是相對有限的，因此這一比例是比較合理的。表示以“其他方式”出游的游客占5.2%，調查中游客表示：他們主要因參與單位或學校組織的活動（如寫生、外出實習等）而來到丹巴。

（二）旅游咨詢獲取途徑分析

關于游客獲取旅游信息途徑的調查：數據表明，被訪者中“通過網絡了解”的丹巴的高達46.8%，因此應對法進一步加大網絡營銷的力度。其次，“通過熟人推薦”的占45.1%，再次印證了口碑效應在旅游者出游決策中的作用。再次，“通過書刊”了解的占33.8%，丹巴的甲居藏寨因2005年入選了《中國國家地理》雜志舉辦的“中國最美的六大鄉村古鎮”而名聲大噪，在旅游者心目中奠定了良好的形象基礎。“通過廣告了解”的僅占7.8%，“通過旅行社了解”的為5.8%。這表明丹巴旅游在網絡和書刊方面已經獲得了比較好的推介效果，加之口碑效應的影響，是旅游者得知該地的主要渠道。但很明顯，在旅游形象和產品廣告方面的投入是不足的，在未來的旅游營銷渠道的選擇上應當充分予以考慮。

（三）旅游形象分析

為了獲得丹巴縣準確的旅游形象定位，問卷分別對旅游者到達前的預想和到達后的實感進行調查，通過對比便可獲知當前宣傳的旅游形象和旅游者感知到的旅游形象之間是否存在差異，存在怎樣的差異。數據如下表所示：

通過數據對比發現：游客們在未到丹巴前，認為該地最有代表性的分別為“嘉絨藏寨”和“碉樓”；在游覽之后這一認識并未改變，且有一定程度的強化。但在“美人谷”這一點的認識上有明顯的變化，出游前有29.4%的游客認為“美人谷”是丹巴的代表，但游覽后僅有9.1%的被訪者認為“美人谷”能夠代表丹巴。被訪游客到過“美人谷”旅游的僅有31.5%。不到“美人谷”旅游的原因主要包括：“聽說已經沒有美人了”、“交通問題”、“時間有限”等。同時，有4.1%的被訪游客表示，在游覽之后，他們認為除上述以外的“其他”事項也能夠代表丹巴。據選擇“其他”的游客反饋，主要包括黨嶺風景區、當地民族風情和自然風光等。

（四）各景點喜好和滿意度分析

為了解游客對丹巴各景區（點）的喜好程度，問卷中羅列了丹巴縣域內主要的景區（點），游客根據個人游覽情況自由選擇。為準確了解游客最滿意和最不滿意的景點，問項設計為單選。調查結果如下表所示：

該數據表明，丹巴縣的旅游景點中依然是甲居藏寨的名氣最大。在這些景點中，游客滿意度最高的是甲居藏寨，其次為中路和梭坡。游客首先對當地居民的態度最為滿意，達到45.4%；其次為景點保護，達39.5%；但是對景區管理、旅游配套和門票價格等滿意度較低。被訪游客對“最不滿意的景點”選項作答的并不多，在作答的被訪者中，比例最高的為甲居藏寨，但也僅有7.6%的游客由此反映。這表明游客們在丹巴的旅游體驗總體滿意度較高。不滿意的原因主要集中在“門票價格”上，有11.2%的被訪游客選擇此項；其次為“景點保護”和“其他”，選擇“其他”的游客反映問題主要集中在交通和當地的環保等方面。結合問卷對游客在丹巴旅游的總體滿意度調查的結果：表示“很滿意”的有17.1% ，“比較滿意”的有76.8%，“不太滿意”的有3.8%，“很不滿意” 僅有0.7%。目前，丹巴旅游的游客滿意度是較高的，但游客反映問題集中的門票問題應當在充分調研的基礎上做出適當的調整。

四、對未來鄉村旅游發展的建議

（一）引導旅游產品差異化發展，規避產品同質化

目前，我國的鄉村旅游產品形式依然較為單一，主要停留在提供簡單的食宿和季節性的采摘活動上[3]，豐富的鄉村旅游資源并未得到充分的開發和利用。各民居接待戶除地理位置的差異之外，為游客提供的餐飲產品和住宿環境往往品級較低、產品雷同，這并不能滿足游客多種多樣的旅游需求。旅游主管部門應當根據各景區（點）之間在資源上的差異進行有針對性的引導，讓各個不同的景區（點）或村落突出自己的特色，從而避免產品的同質化競爭。

（二）切實做好環境保護工作，引導鄉村旅游可持續發展

農村地區，尤其地處山區地帶的農村社區往往生態環境更加脆弱。在發展鄉村旅游的過程中，由于大量游客進入和近幾年自駕車游客的增多，給鄉村地區帶來了巨大的生態壓力，生活垃圾、污水排放和汽車尾氣等對當地環境影響很大。由此造成的環境破壞和資源多度使用對鄉村旅游的長期可持續發展帶來了極大威脅[4]。從管理角度來看，相關主管機構在意識到類似問題之后應當積極地予以應對，并為此提供充足的資金保障。因為，良好的自然生態環境不僅僅可以提升旅游業的品質，它更是為改善了當地居民長期生產生活的場所，為當地社區的長遠發展奠定了基礎。

（三）引導旅游服務規范化，投入資金改善旅游基礎設施

游客對旅游服務反饋最多的問題往往是旅游服務品質的問題，因為從事旅游接待的以個體居多，在從事旅游接待時往往比較隨意。當游客與接待方發生糾紛時，也并無明確的規章可循，因此會導致游客投訴較多。從長遠來看，鄉村旅游必將面臨從粗放式經營到規范化經營的挑戰，這也是旅游發展階段中的必經之路[5]。應當積極引導鄉村旅游服務步入規范化的發展路徑，把握好游客的個性旅游需求與旅游服務標準化之間的關系，做好當地旅游服務的標準化建設。

（四）保護地方和民族文化本真性，增強核心競爭力

旅游發展必須走特色之路，鄉村旅游業不例外。特色是避免惡性競爭，實現長期可持續發展的根本。廣大的鄉村地區擁有豐富的有形文化遺產（如建筑、飲食、服飾等）和無形文化遺產（民風民俗、觀念文化等），這些都是可資利用的資源。在充分發掘當地資源特色的同時，同時積極保護地方和民族特色，保持鮮明和獨特的旅游形象，打造完整的旅游產業鏈條，為市場提供鄉村旅游精品，并最終形成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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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曹世紅（1988―），女，南昌航空大學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思想政治教育。（江西南昌 330063）

2015年春節期間，一位上海大學博士生的《一位博士生的返鄉筆記：近鄉情更怯，春節回家看什么》（簡稱《返鄉筆記》）刷爆朋友圈，各大媒體一度瘋轉。它講述了作者返鄉時的交通，人與人之間聯系的失落，知識的無力感等鄉村生活的見聞感悟。毫無疑問，此類文章引發了社會各界對農村的回憶，引發了筆者對農村現狀的思考。

一、衰落之思

村莊衰落是城鄉經濟發展不平衡所導致的資金、技術、人力資源等生產要素大量外流，農村經濟，社會資源低效配置的蕭條景象，是一個漸進的演變過程。[1]雖然各地區表現不同，但仍有一些共性，如農業粗放經營、人口大量外流、傳統文化逐漸消逝、公共服務不完善等。因此，筆者對學界關于農村衰落的主要表現歸總如下。

當前，學界對農村空心化主要有三種認識：空間與聚落的空心化、經濟社會和基礎設施的空心化，以及人口的空心化。[2]改革開放以來，地區間發展不平衡日益凸顯，大城市里就業機會不斷增多，農業地位逐漸下降，大量農村青壯年勞動力便開始涌入城市。勞動力外流使農村空心化日益凸顯。如《返鄉筆記》所述：“自打工潮于九十年代興起以來，農村人一直在外打工，很多農村老人的兒女都不在身邊。”人口空心化還引發了系列反應，如聚落閑置、土地拋荒、留守兒童心理及家庭問題等，這便是農村衰敗的表征。

公共配套設施匱乏。所謂農村公共產品，即遍布在農村的，能夠被多數人共同使用和消費的產品，如基礎設施、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由于地區間經濟發展不平衡導致公共產品的供應步伐參差不齊，據了解，有的村鎮還沒有圖書室、基礎健身設施，甚至連學生接受義務教育都需輾轉不同村鎮。此外，外出求學或工作的人在目睹了城市繁華后，回到昔日生活的故鄉，面對匱乏的基礎設施，其心理落差難免使人產生村莊衰落之感。

家庭親情的離散。隨著人們不斷從土地束縛中解放出來，青壯年勞動力陸續涌入城市工作，一般是老人、婦女、兒童留置家中。以致處于性格不斷養成期的兒童，不僅缺失父母之愛，還易造成性格缺陷；本來就需贍養的老人，不僅要照顧自己，還要看護孩子，這對老人來說確是挑戰。由于主要勞動力外流，沉重的農業生產就落在婦女肩上。這些不僅影響孩子的成長、老人的幸福、婦女的身心，而且極有可能成為社會發展的障礙。

環保意識不強，生態環境惡化。農田污染和隨意傾倒生活垃圾是當前農村環境惡化的主因。為了增收，各種化肥的過量使用是造成土壤污染的原因。生活垃圾不僅影響村容整潔，也導致生存環境破敗。據了解，有很多農村存在垃圾隨意傾倒的現象，雖然村委常講常說，但苦于沒有具體辦法和固定傾倒場所，加之，部分村民沒有環保意識，而垃圾總要處理，所以垃圾處理仍是有令不行、屢禁不止，這是農村發展過程中亟待解決的問題。

農業文化不斷衰微，傳統文化日漸消逝。隨著青壯年勞動力不斷脫離農村，從事農業、精心農事的人越來越少，一些世代傳承下來的知識不再經久不衰，人們在追逐最大利益的過程中，逐漸拋棄了世代所依歸的文化。隨著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的激烈碰撞，農村傳統文化如果不在創新中發展，在發展中滿足人們的需求，便難以抵抗現代文化的沖擊。

二、復興之思

學界關于“鄉村復興”尚無統一定論，但極具代表性的應屬張京祥提出的“鄉村復興”，從外在而言，鄉村在城鄉聚落的連續譜系中具有獨特而顯著的地位，讓鄉村回歸鄉村，在文化傳承、生態維育、食品供應等方面具有不可取代的作用，對城市形成平等互補、互相支持的關系；從內在而言，在城鄉平等互補下，鄉村內部能在經濟、人居、治理、農民生計等方面實現自給與繁榮。[3]需說明的是，本文的“鄉村復興”是當前農村在原有基礎上，在各部門層級及鄉民協力下，鄉村各方面發展向好的表征。換言之，這里的鄉村復興是超越自身的生產發展，并與城市形成互補，并凸顯自身優勢，形成別于城市的特色。縱觀“鄉村復興”的現況，其表現如下。

政府不僅出臺一系列扶農惠農政策，也采取了一些關鍵措施來促進農村全面發展。如山西寧武縣投入資金3.5億，對65個貧窮村莊實施移民搬遷，并完成公共設備配套工程。為完成“搬得出、穩得住、能致富”的目的，縣里優先安置農民就近參與農業園區運營，支持農民從事餐飲、家政、物流等行業，如今已建成村容整潔、功能完善、宜居宜業、調和文化的新鄉村，這種看得見的復興，讓小康社會不再遙遠。

科技改變了農業靠天吃飯的局面，相關配套設施不斷完善，農業灌溉日益便利，病蟲災害的預防和治理成效顯著，農業生產逐漸由單一的糧食作物向種植經濟作物轉變。同時，合理規劃土地，不斷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形成了以農業為依托多產業發展的局面。這吸納了農村的剩余勞動力，拓寬了農民的增收渠道，提高了農民的生活水平。科技發展使人們的物質文化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改變著人們的交流和娛樂方式。如在魯西南縣城鄉村，一個普通家庭年三十，小孫子正教爺爺與小姨中止視頻通話，奶奶抱著看戲機收看戲劇。科技改變了鄉村閉塞的狀況，縮短了人們的距離。

政府投入不斷增加。最引人關注的是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它采取個人繳費、集體扶持和政府資助的方式籌集資金，在保障農民獲得基本衛生服務、緩解農民因病致貧和因病返貧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政府對農村基礎設施的投入也不斷增多，柏油路取代泥土路，城鄉村鎮間道路不斷修繕，方便著人們出行，拉近了彼此的距離。此外，出行工具的多樣化大大提升了人的生活質量。

三、應對之策

針對以上探討，這里需指出，農村衰落并非只發生在中國，意大利的農村雖然基礎設施良好，但農村也遍布了留守老人，與此類似的還有日本、韓國、英國等，印度農業經濟凋敝，俄羅斯也有很多村莊正日漸消亡。[4]也應看到農村是不是真的衰落，衰落背后是不是正醞釀著復興等。還需指出，農村衰落與城鎮化并不是對立關系，吳敬璉在“三農問題”討論會上，展示了浙江農村經濟快速發展和農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的事實，并將其歸于民營中小企業的發展及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快速轉移。[5]因此，無論衰落或復興，我們的目的是分析當前農村所存在的問題，并提出應對之策。

重視生產，發展經濟。政府仍應繼續重視“三農”在國家穩定中的重要地位。首先，逐步實現農業生產規模化、機械化和現代化，化解因人口空心化所帶來的分散經營與棄荒拋荒現象。其次，根據本區特色，結合市場需求，發揮本區優勢，因地制宜的實現農業生產本土化、特色化。最后，穩定農業生產的系列價格，提升農民種糧積極性。

完善公共基礎設施，實現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公共基礎設施是農村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公共服務是提升農民生活品質的基本需求。所以在農村發展過程中，要發揮農民的主體作用，政府要扮演好引導者、服務者和監督者的角色。首先，政府要提高對農村的重視程度，形成鄉村發展的自覺性。其次，要因地制宜的制定出符合農村的發展規劃。最后，加大公共基礎設施的資金投入力度，優化投入機制，努力實現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

保護生態環境是重點，傳承特色文化是靈魂。要保護生態環境，適量使用化肥農藥，集約經營，保護土地和水資源，分類處理生活垃圾，營造綠色生態家園。國家強盛總是以文明興盛為支撐，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需要中華文化發展繁榮為條件。當前，面對文化的交匯融合，傳統和現代文化的激烈碰撞，因此，傳承傳統文化，重視、恢復和提升地域傳統文化迫在眉睫，應不斷形成文化自覺，不斷創新文化，滿足人們的文化多樣化需求。

正視現狀，調動各方力量建設新農村。要順應時代變化，把村莊發展放到歷史進程中看，不能因局部村莊破落就否定其他村莊的發展，也不能遇到困難就止步不前。反觀《返鄉筆記》中的知識無力感，在農村發展過程中，不應做觀察者、記錄者、評判者，而應做改變者、服務者、傳承者，要轉變觀念少些批判，更要少些盲目指責多些深入調查，少些片面評論多些建設性思考。只有積極調動各方力量，充分利用各種資源，努力做鄉村建設者，才能減輕無力感，促進農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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