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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98（2014）02004902

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統一問題一直是一個爭論不休的問題。那么何謂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統一？簡單地說，統一就是兩者一致或者兩者構成一個整體。從后者來看，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一起顯然構成了人類對整個世界的一個完整的互補的認識體系。于是，我們通常所說的統一應該更多的是指兩者的一致性問題。那么兩者應該在什么基礎上或什么意義上一致呢？人們主要從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和價值觀等方面去判斷它們是否一致。由于人們選擇統一的基礎和角度不同，因而在一致性問題上存在著很多爭議。不過，如果我們愿意調整統一的視角和基礎，那么兩者的統一問題就會容易得多。

1影響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統一的主要因素

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能否統一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統一，受多種復雜因素的影響，其中最主要的有研究對象、研究方法和人們的價值觀等。首先，從研究對象看，自然界與人類社會既有相似性，又有差異性。對象的共性使得它們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容易具有共性，研究對象的差異性又決定了它們在研究方法上的差異性。從自然界和人類社會來看，一般認為這兩者有很大的區別，即自然界是無意識無目的、沒有自覺能動性，而人類社會則是有意識有目的的、具有自覺能動性的特征。相應地，人們認為自然科學可以進行數學化和邏輯化的研究，因而其可預測性和規律性強。而社會科學的可預測性和規律性則要差得多，甚至有人認為它們不具有可預測性和可重復性。如果把社會科學再劃分為人文科學和狹義的社會科學兩部分，那么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的區別就更大了，而這個區別根源于人與自然的所謂本質上的區別，而狹義的社會科學已經較多地采用了數學和實證等自然科學常用的方法，這種方法的相似性源于人類社會和自然界某些方面的相似性。簡而言之，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兩大部類的區分實質上來自于自然界和人類社會兩大部分的區分，而人文科學和狹義的社會科學的進一步區分則反映了自然界和人類社會既有共性又有個性。

其次，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統一，還與人們的價值觀有關。這表現在：一方面，自然界內部的各個組成部分之間也不是完全一致，有的甚至存在著很大的差別，比如，自然界內部的動物界、植物界和無機界之間就不同，但是我們并沒有因此而去說研究自然界的各個學科之間有什么不一致。另一方面，自然界，特別是動物界與人類在許多方面具有相似性，然而由于人類的自我中心主義，包括動物界在內的自然界卻被人類認為是低等級的，從而與人類分隔開，相應地，在研究方法上也有分別。比如，生物學、醫學和獸醫學之間本應該存在很多相同點，而我們總是人為地分開它們。相反，現在由于生態環境日益惡化，生物種類日益減少，這將直接威脅人類的生存環境和資源，于是導致了所謂生態倫理和環境倫理等學科的出現。而這些交叉性新學科的出現不僅說明了人類與自然的一致性，而且說明了學科本身的創立也是基于人類的需要和某種價值觀。所以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能否統一在許多方面是由人類自身的價值觀或需要決定的。

第三、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統一還與方法論有關系。對相同的對象根據不同的研究方法往往會得出不同的結論，甚至會形成不同的學科，如西醫和中醫、理論心理學和實驗心理學。西醫和中醫雖然同屬于醫學，但是至今還時有相互排斥的情況，這也許是由于不同的范式所導致的。而人文科學和狹義的社會科學雖然它們的研究對象都是人，但是它們研究的是人的不同方面，因而具體的研究對象實際上是不一樣的。而因對象的不同而導致的方法論的不同那就另當別論了。

2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統一應建立在多層次多角度的基礎上

在某種意義上說，兩者統一的難度實質是統一標準嚴重不一致，有的主張以方法論為標準，有的主張以科學語言為標準，有的主張以可預測為標準等等，但是無論以哪一種為標準，都難以統一兩大科學。因為這種統一往往或者以自然科學單方面的特點為標準片面地評判社會科學，或者以社會科學的標準去片面地評判自然科學。實際上，兩者在這些方面確實存在著各自的特點，而且都有各自的理由。因此，我們應該尊重而不是回避或者無視它們各自的特點。那么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應該在什么基礎上進行統一呢？筆者認為兩大學科的統一應該是一個多層次的多視角的統一，是一個多樣性的統一。下面筆者將主要從本體論、方法論和價值觀等三個方面進行說明。（本體論層次包括人與自然的和諧、科學理論層次即方法論、科學語言等、還有應用層次）

（1）在本體論層次上主張弱自然主義。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之所以難以統一，從根本上講，是因為人們認為自然界與人類社會存在根本的區別。筆者認為，自然界與人類社會固然存在區別，但是這個區別不能被無限夸大，以至影響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統一。如前文所說，大多數的意見認為自然界是無意識無目的，而人類社會是有意識有目的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這是人自己單方面的看法，我們并沒有征求動物界的看法。常言道，“狗眼看人低。”但是誰能保證不會出現“人眼看狗低”的現象呢？事實上，至少在高等動物中，少數動物的社會化水平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而人類卻單方面地貶低它們為群體性。這種人類種族優越論的預設實際上是傳統哲學的主客二分思想的一種表現。人類把本來渾然一體的世界人為地分割成兩個決然對立的部分，并以此為基礎把人類的認識也相應地劃分為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兩大部分。如果人類出于認識的需要，對世界進行分門別類的研究，這本來是人的認識活動的一個必要條件，但是不能把認識中的二分反過來當作本體論的二分。我國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以及馬克思認為自然界和人是一個有機體的思想，水而更高超，它們可以為兩大科學的統一提供堅強的本體論基礎。

如果我們愿意調整自己的本體論的看法，那么相應地在認識論中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二分法就只有相對的意義，而且所謂對自然界應該采取說明的方法，而對人類活動的意義必須采取解釋或理解的方法，這看法的基礎也就不再牢固。

（2）從科學方法論來看，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區分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它們各自內部的特征也不是完全一致或一成不變的，這既為兩大科學的潛在統一提供了有利條件，又說明這種統一只能是多樣性基礎上的歷史的動態的統一。首先，從歷史上看，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只是到一定發展階段后才分開，而在分開之前它們已混在一起已有相當長的時間了，特別是我國古代天人合一的辯證哲學思想至今仍然是中醫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這說明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方法論是可以一致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區分主要是19世紀以后的事情。而現在不僅社會科學越來越多地運用所謂自然科學的方法，而且出現了越來越多的交叉性學科，這更是它們直接統一的例證。隨著時間的延續，這種相互滲透性也許會更多。其次，自然界內部的各個組成部分的特征也有不太一致的方面，因而才有有機物和無機物、動物和植物、生物和非生物、人類和非人類等的區分。相應地，物理學和生物學存在著很多不一致的特征。但是我們并沒有因此否定自然科學內部的統一。同理，我們也不應該否定物理學、生物學和社會科學三者之間具有統一性，但是這是一個有差別的多樣性的統一，而且這種統一不需要把人類社會完全還原為生物的強自然主義。

（3）從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現實需要來看，也需要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統一。雖然自然科學、人文科學和狹義的社會科學自分開以來，各自得到了飛速的發展，但是人類發展科學的最高目的是為了服務于人類自身。當前，人類的生存和發展與自然產生著日益嚴重的沖突，這固然是人類實踐的結果，但是也與片面的自然科學觀有一定的關系。而生態倫理學、醫學倫理學和科學發展觀等學科和思想的出現說明了人類已經開始在思想觀念和實踐活動層面上對兩大科學進行整合。如果說近代工業革命促進了自然科學的分門別類地迅速發展及其與傳統社會科學的分野，那么如今工業發展及其被濫用的惡果又促進了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融合。

篇（2）

一、古希臘科學的特點

1.第一個特征是善用理性思維

古希臘人熱衷于探索自然現象產生的原因，就是善用理性思維揭示出隱藏在自然現象背后的原因，而理性思維的實質在于“合邏輯地推理”。在古希臘哲學家中運用人類的理性思維來認識世界的最早提出者是赫拉克利特。他認為人們要用心思索去把握自然，不能只憑感官去認識自然，在他看來，邏各斯就是客觀世界的規律，主宰和支配著世界。巴門尼德認為，在認識世界時，人們應寧可相信自己的思維，也決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耳朵，因為“感官不能發現真理，只有思維才能發現真理。柏拉圖的本體論學說以理性主義為基礎建立起來，從而為科學認識確立了對象。在亞里士多德看來，形式邏輯是人類獲得客觀世界真知的必不可少的“工具”，并制定了理性思維所必須遵循的規則——形式邏輯，對理性思維方法作出了杰出的貢獻。

2.第二個特征是善于懷疑和批判

沒有懷疑和批判，就沒有科學的發展。西方科學之所以能持續向前發展，一個根本原因就是西方文化中滲透著強烈的懷疑和批判精神，人們喜歡標新立異，自創理論。西方文化中的懷疑和批判精神起源于公元前3世紀皮浪的懷疑主義。在古希臘羅馬時期，懷疑主義作為一種哲學流派持續了500多年時間，對古希臘羅馬時期人們的思想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皮浪及其之后的懷疑主義思想代表了希臘羅馬時期的一種哲學思潮，也反映了這一時期學術界的實際情況。從科學史看，懷疑和批判精神是推動科學進步的決定因素。試想，如果哥白尼對“地心說”深信不疑，他就不會創立“日心說”；如果達爾文對物種不變論深信不疑，他就不會創立生物進化論；如果愛因斯坦對絕對時空觀深信不疑，他就不會創立相對論。所以說，科學上的懷疑、批判精神與創造精神緊密相連，沒有懷疑和批判就沒有創造；沒有創造，也不需要懷疑和批判。

二、近代自然科學產生的條件

近代自然科學是真正的現代意義上的科學，它與古代和中世紀的科學分屬于兩種完全不同的科學傳統。但近代科學又是在古代科學的基礎上產生發展起來的，它能從舊框架中產生又脫胎成完全嶄新的階段，這就要一定的條件。促成近代科學產生的條件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自然科學由經驗向理論的轉化

自然科學由經驗向理論轉化是在19世紀的近代科學后期，促使其轉化的根本動力是自然科學在各個領域的全面躍進以及第一次技術革命的延續和第二次技術革命的發生。

一方面， 19世紀的科學家們在各個學科領域對大量實際的經驗材料作了整理、加工和改造，在此基礎上又進行了理論分析和綜合概括的工作。他們在熱學、電磁學、光學、物質結構、化學、生物學等諸多學科中提出了許多原理、假說等新理論，能解釋并預見更多的自然現象和事實，建立起各個知識領域相互間的正確聯系，使自然科學走進了理論科學的殿堂。這是一個從現象到本質，從對自然界的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認識的飛躍過程。需指出的是，麥克斯韋新的物理學成果代表著19世紀理論科學的最高成就，標志著近代科學已經完成了從經驗向理論的轉化。

另一方面，技術革命為科學實驗提供了更強大的物質手段，使實驗研究在更多的領域和更廣的范圍內展開。近代科學后期的科學實驗研究還具有更為明確的目的性，加上科學假說或理論的指導，更具有自覺性，從而使實驗與理論結合得更加緊密?？傊?，近代科學后期的科學無論在廣度或深度上都比16到18世紀的科學有了更高程度的發展。

（二）科學方法之演進

科學本身本質上就是方法，它不能只局限于把已知的東西匯總起來，還要教人們如何去應用，去求得新知?？茖W要能起這樣的作用，其本身必須靠科學方法來建立。其科學方法的演進也是必然的，并由許多條件共同促成的。這些條件主要有：

1.來自神學的“自然界有秩序”的觀點的確立

近代科學賴以建立的基礎是一組通常含而不露、極少受到該時代大多數科學工作者質疑的假設，那就是“自然界是有秩序的”。有了這樣的信仰，科學家才肯花力氣去尋找這樣的秩序，才敢于在提出一種不成熟的理論后設法用實驗去檢驗它。上述的研究模式就是先提出假說，然后再去檢驗。而“自然界有秩序”這一觀點又是無意識地源自中世紀的神學。

2.唯名論的復活及對古希臘原子論的恢復

中世紀的訓條是，“凡是以視覺為依據的，都不可相信”。他們對觀察存在有偏見，認為觀察得不到任何有價值的知識，因此當教士和經院哲學家被請去看尸體解剖或用望遠鏡去看星空時，他們寧愿相信與觀察相矛盾的書本上的知識，也不相信觀察到的事實。有助于將此觀點扭轉的動力首先就是唯名論的復活及其對古希臘原子論的提倡。

三、古希臘羅馬時代的科學對近代自然科學產生的影響

1.為人類的科學思想和科學方法的產生和發展樹立了典范

人類最初對于自然界的認識，僅僅局限于原始宗教和神話傳統的束縛之中，根本談不上具有科學思想和科學方法。到了古代文明時期，自然科學由萌芽進人了發芽生長階段，但人們對于自然界的認識還只處于最基本的資料收集和經驗知識積累水平，并未產生具有理性創造價值的科學思想和科學方法。直到進人古希臘羅馬時代以后，希臘人才首先在人類文明史上建立起關于自然、宇宙和物質的本質問題的樸素自然觀。他們運用直觀的觀察和直覺的猜測對整個自然界進行了理性的考察，用物質自身的運動變化來解釋自然，并試圖用一種超越經驗的抽象思維努力來尋找隱藏在紛繁復雜的萬事萬物后面的統一本質。這種超越經驗的抽象思維是一種十分卓越的理性創造，也是一切科學思想的真正起點。而在進行抽象思維過程中所運用的直觀的觀察和直覺的猜測，再加上亞歷山大時期所創立的形式邏輯的演繹體系，則是后來所有科學方法產生的基礎。他們那種努力尋求隱藏在紛繁復雜的萬事萬物后面統一本質的超越經驗的抽象思維，以及他們所運用的直觀的觀察，直覺的猜測和形式邏輯的演繹體系，為人類科學思想和科學方法的產生和發展樹立了光輝的典范，并對后世產生了十分重要的影響，至今仍然是一切科學和哲學研究的出發點。

2.為近代自然科學的產生奠定了基石

在希臘人看來，自然界不僅是有別于人的東西，也不僅是有規律、有秩序的，更重要的是其規律和秩序可以為人把握，因為它是數學的。對數學的重視，是希臘人最為天才的舉動，也是他們留給近代科學最寶貴的財富。希臘人相信心靈是掌握自然規律最可靠的保證，因而極大地發展了邏輯演繹方法和邏輯思維。在一些特殊的科學領域，希臘人成功地將它們數學化，并得出高度量化的結論，這些領域包括天文學、靜力學、地理學和光學。它們不僅在古代世界達到了該領域最高的水平，而且對近代科學的誕生起了一種示范作用。

綜觀整個自然科學的發展歷史，我們可以看到，包括科學在內的古希臘文明，對其以后的歐洲發展影響極大。我們知道，近代自然科學產生的原因之一，就是歐洲文藝復興運動的興起，這一運動的的宗旨之一就是要復興包括科學在內的古希臘羅馬時代的古典文化，而羅馬時代的古典文化正是為古代的科學發展提供了一定的精神基礎。因此，古希臘羅馬時代的科學實際上已經為近代自然科學的產生莫定了基石。

參考文獻：

[1]李思孟：《科學技術史》，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00年11月第1版.

[2]金萍：試論古希臘羅馬時代科學發展的特點及其影響，阜陽師范學院學報，1989年第2期.

[3]孫守春：《科技史概論》，2002年08月第1版.

篇（3）

在人類的童年時期，人類憑直覺認識到自己來源于神秘的自然，由于自身力量弱小，處處依賴自然，敬畏自然的巨大力量，對一些不能解釋的自然現象產生驚悚和恐懼，從而對自然產生崇敬和膜拜。這些情感在中國古代的一些神話傳說當中有很明顯的反映，《詩經·十月之交》也有：“燁燁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辈簧傥幕瘜W者對此也有比較深入的研究，比如袁珂先生的《中國古代神話》、《中國神話史》，何新先生《諸神的起源》，朱狄先生的《原始文化研究》，等等。

隨著人類自身力量的不斷強大，對一些問題的不斷質疑，對一些自然現象認識的不斷深入，人類逐步認識到一些自然現象原來是自然事物運動的結果，是有其規律的，可以把握，甚至可以運用，于是人類不再害怕，逐步從一些自然現象中獲得啟發，領悟人生、社會的一些道理。

一

中國古代詩歌是傳統文化的重要載體之一，反映了古代社會生活的諸多方面：除傳遞人文情懷、描繪歷史景觀、刻畫社會風俗，還有不少自然科學元素。中國古代詩歌不但含有眾多的自然科學元素，還包含了自然科學的方方面面：氣象學、天文學、地理學、農學、植物學、動物學，甚至建筑學等。

（一）中國古代詩歌涉及氣象物候的內容特別豐富。

《詩經》的《豳風·七月》被認為是一首物候詩。其中一些詩句反映了各個月份的物候現象和農事活動。比如：二月份，“春日載陽，有鳴倉庚”；三月份，“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楊”；四月份，“四月秀葽”；五月份，“五月鳴蜩”，“五月斯螽動股”；六月份，“六月莎雞振羽”，“六月食郁及薁”；七月份，“七月流火”，“七月鳴鸚”，“七月亨葵及菽”；八月份，“八月萑葦”，“八月載績，載玄載黃”，“八月其獲”，“八月剝棗”，“八月斷壺”；九月份，“九月授衣”，“九月叔苴，采荼薪樗”，“九月筑場圃”，“九月肅霜”；十月份，“十月隕籜”，“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十月獲稻”，“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十月滌場”，等等。

在唐宋詩詞中，既有大量關于四時物候及天象的客觀揭示，更有對雨雪風霜現象繪聲繪色的生動描述。例如,唐代詩人白居易《大林寺桃花》詩云：“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蔽覀儾荒懿怀姓J，這首藝術性極高的詩同時又是一首典型的揭示物候現象的杰作。詩中第一二兩句“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點出了在四月(陰歷)的平原地區已是春季即將結束的“芳菲盡”時期，然而，在海拔約1400米高的廬山大林寺，卻是“山寺桃花始盛開”的另一番初春盛景。而詩中第三四兩句“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則含蓄地表明了，春天并未結束，在海拔很高的廬山上，則剛剛開始。這正是現代氣候科學中早已揭示的氣候隨海拔高度而變化的自然氣候規律的生動寫照?，F代氣候學研究表明,氣候受海拔高度的影響十分明顯，其中最敏感的氣候要素就是溫度。由于氣溫隨海拔高度的升高而降低，因而其相應的物候也隨海拔高度的升高而延遲。在氣候科學上這一規律往往又與氣候（指平地上）隨緯帶升高而趨向寒冷的分布規律相一致。通常人們將氣溫隨海拔高度升高而降低的速率稱之為“氣溫的垂直梯度”，它不僅因山脈海拔高度的不同而有所不同，還因不同季節而有所不同。

坡《有美堂暴雨》云：“游人腳底一聲雷，滿座頑云撥不開。天外黑風吹海立，浙東飛雨過江來。十分瀲滟金樽凸，千杖敲鏗羯鼓催。喚起謫仙泉灑面，倒傾鮫室瀉瓊瑰?！贝嗽姼爬ǘ鷦拥孛鑼懥吮┯陙砼R之際詩人正在浙江海邊的一所房舍“有美堂”中所見到的一幕幕“浙東飛雨”過江的天氣過程，真實寫出暴雨來臨前的一片天昏地暗的自然景象，十分傳神生動。

（二）地理學的知識也出現在許多詩歌作品中。

例如，《詩經》敘述的“谷風”有兩種，一是東風，是一種大中尺度的大氣環流，春夏之期，和潤的東風帶來雨水，有利于谷物生長，《邶風·谷風》描述的“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就是這種風。另一種是中小尺度的大氣環流，即山谷風，白天由山腳向山頂刮上山風，夜晚由山頂向山腳刮下山風，在一定的條件下，可造成強烈的區域性雷暴雨，《小雅·谷風》中描述的“習習谷風，維山崔嵬”就是這種風。

沈括在《夢溪筆談·雁蕩山》中說：“唐僧貫休為《諾矩羅贊》，有‘雁蕩經行云漠漠，龍湫宴坐雨蒙蒙’之句?！闭J為這首詩準確地揭示了雁蕩山的地理、天氣特點。

（三）植物學知識在中國古代詩歌中也大量出現，尤以《詩經》和《楚辭》為甚。

《詩經》里的植物學知識不勝枚舉，現僅略舉一二言之：《魯頌·泮水》：“思樂泮水，薄采其茆。”這里的“茆”是莼菜，莼菜為睡蓮科水生宿生草本植物，自古以來就被視為蔬菜中的珍品，嫩莖葉可食用，還是抗癌癥的佳品。

《周南·漢廣》：“翹翹錯薪，言刈其蔞；之子于歸，言秣其駒?！币晃磺嗄觊苑?，鐘情一位美麗的姑娘，卻始終難遂心愿。情思纏繞，無以解脫，面對浩渺的江水，他唱出了這首動人的詩歌，傾吐了滿懷惆悵的愁緒。把高大的灌木做了柴草，把綠綠的蔞蒿割倒了聚攏起來，把馬兒用蔞蒿喂得飽飽的，以便能夠有機會去接時刻記掛的人。作為菊科的蔞蒿，歷來就是人們桌上的涼拌菜，蘇軾詩里云：“竹外桃花兩三枝,春江水暖鴨先知。蔞蒿滿地蘆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時?！焙与嗳饫镉卸?，而蔞蒿則是除蘆芽之外解河豚之毒的佳品。

涉及植物學知識堪與《詩經》媲美的是《楚辭》?！冻o》，尤其是其中的《離騷》與植物學的關系，早就引起了人們的研究興趣。臺灣的潘富俊、呂勝由先生，“希望能在古典文學與植物科學間鑿開一條雙方溝通的管道”。他們將《楚辭》中的草木全部拍成照片，并配以專業性的植物學解說，編成《楚辭植物圖鑒》一書（該書2002年由臺灣貓頭鷹出版社出版）。據他們研究，《楚辭》中寫到大量的植物，按作品統計，《離騷》寫了28種，《招魂》寫了14種，《九歌》寫了40種，《九章》寫了17種，《天問》寫了9種。

與植物有關，自然也就會與中藥有關，據研究，現存的屈原詩中，與中藥相關的19首，其中植物類藥物多達50多種。對于《離騷》所述的中草藥，早在宋代就有學者作了專門研究，堪為代表的是宋人吳仁杰所撰的《離騷草木疏》，共分四卷，載有草木55種。

限于篇幅，中國古代詩歌中所反映的其他諸如天文學、建筑學等科學領域的現象不再舉例。

二

（一）自然科學知識是對客觀事物及其規律的描述，正確的描述來自對自然現象的細致觀察和大膽質疑，而質疑是科學的起點，不質疑，不去探索，科學就不能發展。

屈原是《詩經》以后中國第一位偉大詩人，其代表作是“逸響偉辭，卓絕一世”的《楚辭》，他在《楚辭·天問》中提出四個問題。一問宇宙的起源；二問天體的形成；三問日月的運行；四問物質的結構。這些問題，經屈原一問，實際上都成了自然科學問題。

詩仙李白在《日出入行》中就對神的存在產生了質疑:“日出東方隈，似從地底來，歷天又入海，六龍所舍安在哉？”他否定六龍的存在，認為太陽的運行，不是六條龍拉著在跑，那么作為龍的駕馭者羲和(太陽神)也就不存在了，“羲和，羲和，汝奚汩沒于荒之波？”在他看來，太陽“似”從地底下升起來。一個“似”字，用得十分精當。太陽“似”乎從地底來，而不是真正從地底下升起來。由此可見李白在這里已經脫離了天圓地方說，認識到宇宙間日、月、星辰一直在運動著，“其始與終古不息”。這一觀點在當時是難能可貴的。

（二）中國古代詩歌中大量的自然科學知識的出現，證明了中國古代詩人是一個熱愛觀察、熱愛思考、勇于質疑的群體。

因為畢竟是詩人，他們的觀照最終還是落腳在藝術、人生和社會上，所以，幾乎是不可避免的，中國古代詩人總喜歡從他們所觀察到的自然現象上聯想到藝術、人生和社會，悟出一些藝術和人生的道理，這就形成了中國古代詩歌史上“理趣詩”，尤以宋代詩歌為甚。

如家喻戶曉的“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野火暫時將繁盛的草燒光了，但是來年春風一吹，它們又綻出了綠色的小芽，并長成了一望無際的綠草地。詩人發現了真理，并形象地寫出了這個真理，是對小草頑強生命力的禮贊，是一首生命的頌歌，蘊涵有深刻的哲理。

南宋大理學家朱熹的《觀書有感》云：“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源頭活水是池塘清澈的根本原因，這是一條自然規律，但是詩人這里卻用“源頭活水”來比喻學習，只有不斷學習，才能取得日新月異的進步。它還給予我們更為深遠的啟示：源頭活則池水深，根本固則枝葉榮，無論做什么事，都要從根本源頭上解決問題。“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痹谶@里，詩情和哲理達到了完美的結合。

像這樣的例子俯拾即是，許渾的“溪云初起日沉閣，山雨欲來風滿樓”；李商隱的“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坡的“月有陰晴圓缺，人有悲歡離合，此事古難全”“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王安石的“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緣身在最高層”……無不在揭示自然科學原理的同時，參透人生和社會的某些哲理，而且渾然一體，了無穿鑿的痕跡。

中國是一個詩歌的國度，其實，她何嘗又不是一個科學的國度，我們在生活當中從來就沒有忽視科學的元素，然而事實是，中國近代以來在科學上確實落后于西方，其根本原因到底在哪里，還有待我們進行深入的研究。

參考文獻：

［1］袁珂.中國神話史.上海文藝出版社，1988.

［2］何新.諸神的起源.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6.

［3］朱狄.原始文化研究.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8.

篇（4）

Abstract:TraditionalideasofscienceandtechnologyinChinaandWesterncountriesarecloselyrelateddespitetheobviousdistinctionsconsideringtheperspectivesofontology,epistemologyandmethodology.ThispapermakesacomparisonofthetraditionalSino-Westernideasofscienceandtechnology,discussingparticularlythedisputesastowhetherscienceandtechnologydisturbharmonybetweenmanandnatureortheymeanknowingandconqueringthenature,whethertheyarerationalknowledgeorirrationalknowledge,andwhethertheyarenon-systematic,theorized,andindependentbodyofdisciplineortheyaresystematic,theorized,andindependentbodyofdiscipline.

Keywords:thetraditionalSino-Westernideasofscienceandtechnology;distinction;comparison

科技觀即科學技術觀，是科學觀與技術觀的統稱，它是人們對科學技術的總體看法和基本態度。但不同時期、不同階段和不同的理論，對科技的看法和態度常常有很大差異。

人類的一切科學技術活動總會受到科技觀的影響?？萍加^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有不同的社會作用。這種作用的方向、強度、方式等不僅取決于科技本身的發展狀況水平，而且還取決于社會歷史的發展現狀和條件。由于科技觀的差異，所以它引導的效果也就不一樣，正確的科技觀可以引導人們深入地揭示世界的奧秘，揭示真理和追求真理，進而達到認識和改造世界的目的；相反，錯誤的科技觀則會引導人們走向錯誤的認識，離真理越來越遠，達不到改造世界的目的。

中西方傳統科學技術觀從本體論上講，主要是探討中西方在科學技術研究中關于主客體的地位和作用的差別。其主要特點是中國注重從主體到主客體的統一，形成整體自然科學觀；西方則注重從客體到主客體的統一，形成分解自然科學觀。從認識論上講，主要是探討中西方在科學技術研究中關于實踐和理論的關系問題。從方法論上講，主要是探討中西方在科學技術研究中關于致思途徑和思維方式的差異。本文主要從以下三方面來進行比較研究：

一、科技是干擾“天人合一”的觀念與科技是“認識和征服自然”觀念的對立

中國傳統科技觀認為科技在本質上是干擾“天人合一”的東西，主張“見素抱樸，絕圣棄智”；西方科技觀則認為科技在本質上是“認識和征服自然，張揚個性”的東西，主張“知識就是力量”。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是中國文化傳統的一個重要特征。中國傳統文化主張尊重自然，順應自然，與天地萬物和睦相處。而西方則強調以人為中心，崇尚對自然的征服與駕馭。

中國傳統的有機整體自然觀、整體自然科學觀和人倫中心相結合，在認為人與自然是渾然一體的基礎上力圖使自然界人格化，提出諸如天人感應、天人同理等觀點。中國的“天人合一”,實際上更多強調的是人與人的和諧,而非真正重視自然的天。認為自然界的各種現象同人類社會的各種現象是一個有機整體，要求人們在認識自然時不能離開社會的現實，因而人們很難把自然界作為科學研究的獨立的客觀對象，也很難從客觀的角度來把握自然現象而形成科學理論體系。在歷史上中國人由于所處的生存環境相對較優越，使他們無需與自然作太艱苦的抗爭即可獲得自足的生活，因此他們企望與自然保持一種親和的關系，并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人文社會的建立與研究上。中國人崇尚的“智”主要指人生智慧——“是非之心，智也”（《孟子•告子上》）〔1〕。加上以倫理及政治哲學為核心的儒家思想很早便取得了文化上的獨尊地位，這就不可避免地抑制了以認識自然規律、創造物質財富為宗旨的科學技術在中國的進一步發展。

在延續了兩千多年的中國封建社會中,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始終是社會經濟的主體。這種落后的生產方式,狹隘保守的思維方式也成為中國古代科學技術發展的桎梏。以農業為社會經濟之根本的農本思想從維護封建經濟的目的出發,重農抑商或曰崇本抑末，不但壓制了商品經濟的發展、嚴重阻礙了科學技術的進步,而且還在其思想文化上的因循守舊,不思變革,極大地扼殺了中華民族的巨大創造力,阻斷了我們領先走向近代社會的可能。

歷史上,中國是一個儒教國家,倫理型文化色彩濃厚。儒家的義利觀、道器觀、宇宙觀等根深蒂固的觀念約束著人們特別是知識分子的思維方式和行為規范。中國古代有著重“道”輕“器”的傳統。在封建社會,就整個學術理論而言,是重視人文科學而輕視自然科學,輕視對具體器物、技能的研究。即便對具體事物進行研究,也只是在能夠從中發掘出總體精神時才具有意義。因此,古代賢哲對于自然界的大量的敏銳觀察和新見解,結果總是無一例外地導向對人心的啟迪,歸結到啟示人們某種社會人生的哲理,否則便被視之為“喪志”。這種崇尚政治人倫之“道”,而輕視具體科學知識和生產技藝之“器”的偏執,只會將讀書人隔絕在自然科學技術的門外。倫理型文化的另一特征是重自省、輕外求。在探求客觀事物本質和內在聯系時,這種自省法表現為內心世界的自我體悟、猜測和臆想,極力排斥對事物進行剖析,把探察弄清其內部的結構、機理的向外探求,看做是“奇技”而加以禁止。如《禮記•王制》稱:“凡執技以事上者”,“不與士齒”,“作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眾者,殺”〔2〕，強調自省內求,在很大程度上堵塞了人們向外探求自然奧秘的道路。

總之，中國長期以來形成的小農經濟文化,對自然不需要一定得深入揭示其本質和規律,通過自給自足的生產基本上就能滿足需要,因而不太重視對大自然奧秘的深入探索。學者們在沒有弄清自然的本質,也沒有對科技本質形成正確認識的情況下,只是憑著感覺經驗，主觀上認為探索和改造自然,會破壞自然,破壞“天人合一”。由于科技是不斷地探索和揭示自然本質、規律,并改造自然的,從而必然不斷地改變自然的原貌、改變著人與自然的關系。因而使學者們認為發展科學技術會導致人與自然的日益對立以及矛盾的尖銳化,破壞人與自然、以及人與人、人與社會的各種和諧關系，因而科技在本質上實際是干擾“天人合一”的東西。因此要加以限制和擯棄，乃至做到“見素抱樸，絕圣棄智”?！?〕西方的學術起源于古希臘。在古希臘時期，地中海沿岸諸城邦古國，由于其地理環境和客觀條件，決定它的經濟朝著航海、貿易、商業和加工業為主要內容的方向發展，由于航海和商業的發展，可以把外國的資源運回本國進行加工，引進國外的科學技術，促進其發展。這一切，增加了人們的冒險心理和進取精神，培養了人們重視自然，追求科學知識，崇尚理性的風氣，認為科技能使人認識改造并戰勝自然,使其商業文化獲得大發展，這為古希臘以來的科學技術的發展提供了有利的經濟基礎和思想條件。

要確保航海和商業貿易的順利進行,就必須注重對大自然的探索,不斷揭示自然界的奧秘,注重對自然細節的了解和認識，從而獲得改造自然的成功。海洋的驚濤駭浪帶來的生存憂患，使古代希臘人產生了人與自然對立的觀念。同時也激發了他們征服和駕馭自然的雄心。而要駕馭自然的先決條件便是認識和掌握自然的規律，知識就是力量，因而“愛智”成了希臘人乃至整個西方民族的共同價值取向。古希臘的學者們在公元前600年左右，就拋棄了神話，更不相信天神的喜怒哀樂能操縱人和世界。他們認為自然界是有秩序的，并始終按一定的方式運行，并相信人的智慧，人不僅可以探索自然界的規律秩序，甚至還能預知它將會出現的事態。古希臘人尤其偏愛能幫助人認識利用自然的知識。這顯然是因為探求和發現自然之奧秘乃是戰勝自然、實現人的自由意志的最有效的手段。幾乎所有古希臘學者都接觸到或掌握了當時自然科學前沿的知識、理論，并且較為得心應手地用自然科學事例論證自己的哲學思想，自然科學往往是他們學說的一塊重要基石。西方的哲學家歷來都觀注自然科學的各個方面和物質運動的各種形態。如此形成了科技在本質上是“認識和征服自然，張揚個性”的東西的西方科技觀，它主張“知識就是力量”。而且西方人道主義的一個重要內容便是肯定人為萬物的尺度，宇宙的精華，萬物的靈長，從而鼓勵人對自然的征服與駕馭，這就為西方以認識和利用自然為宗旨的科學體系的建立提供了原動力。但這種人類中心主義的啟蒙心態在20世紀受到了質疑和挑戰，因為它的后果是被破壞的自然秩序對人無情的報復。

二、“非理性知識”與“理性知識”的對立

中國傳統科技觀認為科技是非理性知識,而西方科技觀認為科技是理性知識。

中國古代在認識上注重直覺體知的方法以及知識成果的獲得大都不是通過思辨的或理性的論證方式得到，使其產生了科技是非理性知識的思想?？萍际翘剿?、揭示自然本質和規律、并改造自然的,不斷改變著自然的原貌、人與自然的關系,這會導致人與自然的對立和矛盾的尖銳化。中國古代學者在把自然界人格化的“天人合一”的思想支配下，自然容易把科技視為非理性的產物了。既然科技被認為是非理性的，是干擾“天人合一”的，自然就會遭到排斥和蔑視。中國的歷史上，在很多志于正道的學者眼里，科技是非理性知識，所以，儒、道、名、法、陰陽諸家均視科學技術為末道或不屑為之，或持明確的排斥態度。在這一觀念的影響和價值導向下，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寧可走科舉仕進之途或沉溺于經學義理的研習考據之中，也不屑于棄儒從技，絕少有一流的人才去研究科學理論，致使科技在中國文化中的地位越來越無足輕重。

古希臘時期，人們把研究自然界看作是高于一切的事情。人們崇敬自然界，把對自然現象的解釋看作是智慧的表現，研究自然界是獲得智慧的途徑。學者們普遍認為自然界中蘊藏著真理，赫拉克利特說過:“智慧就在于說出真理,按照自然行事,聽自然的話”〔4〕(P25)。古希臘的學者大都專心研究自然界，以獲取智慧。他們為研究自然,不惜犧牲自己的榮譽、地位和財物。學者們把掌握科學真理看作高于一切的勝利。他們醉心于研究自然,非常注意和關心自然界的各種現象和過程。古希臘學者并不滿足于解釋自然現象，而是在這一基礎上做更高的概括抽象，形成了自然哲學，并以這些理論為基礎，結合社會事物，以說明整個世界，就形成了既能解釋自然又能解釋社會的哲學理論。古希臘的哲學體系乃至整個學術體系最先是建立在研究自然的基礎上的，它的發展同自然的研究密切聯系在一起。這一傳統一直被保留并在文藝復興后被不斷發揚光大。西方的學者基本上都是熟悉甚至精通當時自然科學知識的，他們的學術同自然科學都有著某種聯系。這種傳統對西方科學技術乃至社會科學的發展起著不可估量的作用。西方的學術起源于對自然的研究，學術的發展與自然科學有密切聯系，眾多的學者包括社會科學者都比較自覺地關心自然，研究自然，甚至宗教神靈學說都研究、利用自然界物質運動的某些材料為自己服務。因此，西方傳統上是把科技看成能夠幫助人們實現對自然和真理把握的理性知識。由于科技是理性知識，西方的科學家們都十分注重科學精神，特別是科學的理性精神。

三、非系統化、理論化的獨立學科體系與系統化和理論化的獨立學科體系的區別

中國傳統科技觀認為科技是不需要系統化和理論化的獨立學科理論體系,而西方科技觀則認為科技應當是系統化和理論化的獨立學科理論體系。

首先，中國的學術起源于先周的巫史之學。從現代科學分類角度看，巫、史之學基本上是社會科學方面的內容。到春秋時期，社會發生極大變動，逐步形成了春秋戰國時諸子的學術思想。其內容主要是關于安幫定國之策，整個學術都是以探索社會政治之術為目的，其學術起源及其發展與自然科學都比較疏遠，主要是社會科學方面的內容，并有明顯為社會政治服務的色彩。諸子百家中，墨家是最重視自然科學的學派?！赌印芬粫杏羞@一派對自然科學和應用技術的許多研究成果，代表了當時科學技術的最高水平。但其自然科學的內容也只是墨家學術體系中次要部分，其學術體系的重心、目標主要在社會政治方面。令人遺憾的是，自漢以后，儒家定為一尊，道家成為其輔，儒道互為表里，形成中國古代科技文化的主流。墨家所開創的科學精神和獨到的科技理念，淹沒在歷史的長河之中，未能在傳統科技文化中占有應有的地位。自此以后，在學術領域中自然科學的成份就更少了。中國古代幾乎沒有像樣的科學技術研究團體?？茖W家大都是分散、孤單地進行研究，沒有形成一支持續不斷，以自然界作為對象的研究力量。中國古代的許多思想家均以“內圣外王”、經世致用為宗旨，推崇實踐理性，貶損以科技為主要內容的工具理性，使得科技理論思維的翅膀被綁上了沉重的經世致用的鉛墜，難以建立起科學理論體系。其次，中國古代科學技術的發展表現為很強的實用性。這就決定了中國技術思想特別發達，并形成了工匠傳統。許多能工巧匠盡管在技藝上有很高的造詣，擁有豐富經驗技能，但由于知識有限，卻無力把經驗上升到理論體系層面，形成科學理論。他們的技藝一方面無法得到總結提高，另一方面也無法通過文字記載傳諸后世，只能靠面授、口傳，這往往會造成人死藝絕的失傳現象。而絕大多數正統的學者由于沒有實踐經驗，也難以完成這一重任，加之對科技有偏見和誤解，也就不重視科學理論體系的構建。中國流傳下來大量的科技著作，大多是對某一時代科技狀況的直接記載、現象的描述和經驗總結，卻很少有理論方面的研究總結。中國科技具有的理論技術化傾向雖暫時有利于技術工藝的發展，但不利于理論體系的構成，譬如中國天文學的觀察資料非常豐富，但它長期附屬于歷法，未能建立起完整的天文學理論體系。

再次，從科技理論建構角度看，中國傳統科技觀未能形成系統的理論體系其原因有二：第一，中國人在整體自然科技觀的基礎上，創造出一種具有無限涵容性的理論體系。這使自然科學始終包含在思辨哲學和其它文化形態中，限制了它走上獨立研究的道路，不利于它形成系統化和理論化的獨立學科理論體系。這阻礙了科學認識論的發展，使中國的科學技術大都停留在直觀觀察、經驗推斷和主觀臆測的水平上，沒有超出經驗的層次，沒有升華到系統的理論體系，沒有對規律性現象進行分析、研究，沒有用理論形式將其概括和總結，不能完成理論上的抽象和概括。

第二,科學作為知識體系，還必須從大量事實材料中抽象和概括出關于事物的本質聯系，即從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認識，從而建立起科學的知識體系．這個過程通常是由兩個步驟來實現的：第一步是抽象的理性認識，側重于對事物作分析研究，起主導作用的思維形式是形式邏輯；笫二步是具體的理性認識，側重于對第一步所獲得的思維材料作綜合的研究，起主導作用的思維形式是辯證邏輯。這個過程是離不開邏輯的。中國古代的思辨性思維是比較發達的，特別是春秋戰國時期學派林立，百家爭鳴，其中尤其是以自然本身來解釋自然現象，較之神學自然觀有很大的進步。如以“氣”來解釋宇宙萬物的構成，以陰陽來解釋萬物的變化發展，具有樸素唯物論和辯證法的因素，但是這種自然觀是排斥對客觀事物作具體分析研究的。加上中國傳統科學強調應用，把有關名詞，概念等邏輯方面的議論斥之為“詭辯”，予以唾棄。先秦時期名家學派的惠施、公孫龍和后期墨家談辯派，就以其研究不合對時宜，為當時的社會所不容。而名家和后期墨家談辯派所研究的問題在科學思想史上其實是非常重要的。中國的名家與墨家談辯派的湮滅，是中國科學思想史上的一大損失，致使中國在科學方法論上一直未有大的突破。因而中國傳統科學總體上還停留在經驗形態上，缺乏嚴密的理論體系，這不利于科學技術的進一步發展。

中國人文傳統長期以來形成了只是努力發展各種與人倫社會有關的思想學說，而不關心對客觀自然的認識、探索，不熱心邏輯認識體系和自然科學體系的建立。長此以往，也就形成了科技是不需要系統化和理論化的獨立學科理論體系的誤解。

古希臘人在機械分解的自然科技觀思想指導下，自然科學很早就逐漸形成自己相對獨立的研究主體、對象、手段和成果。并從其它社會實踐中分化出來，組建成共同體。這一點和中國人始終把科學事業涵容在其他社會實踐中是不同的。古希臘學者研究自然“都應起于對自然萬物的驚異，他們先是驚異于種種迷惑的的現象，逐漸積累一點一滴的解釋，對一些較大的問題，例如日、月與星的運行以及宇宙之創生，作出說明?！薄?〕(P5)這就形成了最早的學術，最早的科學理論。

古希臘科學的發展最初得益于古埃及、巴比倫和印度文明所創造的科學。但是古希臘的科學家們將這些源于實用的天文、數學、醫學知識加以理論的升華和系統總結，建立了分類明確的科學學科體系，為后來西方科學的長足發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礎。如，被稱為西方科學之父的亞里士多德早在公元前4世紀便寫下了多卷本的《物理學》、《天體學》、《動物史》以及氣象學、礦物學方面的著作，而他關于邏輯學、形而上學的理論對于西方理性思維方式與科學思辨精神的形成更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古代西方也有很高超的技術，但總的來說，科學理論的創立更為突出。其著名的哲學家、科學家，如德莫克利特、亞里士多德、伊壁鳩魯、歐幾里德、阿基米德等等科學巨人，他們都是學者型的，古希臘思想家普遍具有在哲學思辨中追求嚴密的演繹化系統的傾向。從泰勒斯到蘇格拉底、柏拉圖，幾乎所有哲學家都曾不倦地探索邏輯的推理規律問題，亞里士多德建立了一個嚴密的形式邏輯體系，接著歐幾里得又建立了數學史上第一個公理化系統的歐氏幾何體系，為近代科學理論體系的創立打下堅實的基礎。到16世紀以后，又逐步建立起受控實驗和開放性技術體系，從而形成了近代科學技術結構。這種結構具有科學理論、科學實驗和技術三者之間的互相推動的循環加速機制，促進了科學技術革命?？茖W技術的發展強調理智的作用，重視知識的完善，科學家同時又是哲學家，這是西方的一大特色。這就決定了西方科學思想特別發達，并且形成了智者傳統，他們善于構造科學理論體系，其影響直至今日。

〔參考文獻〕

〔1〕王亞麗.孟子［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2〕楊天宇.禮記譯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篇（5）

高等教育系教育體制中的最高層次，它是一種有目的、有計劃、有一定的場所，通過一定的制度和措施傳授高深文化知識，研究高深學術，為社會培養各類高級專門人才的社會實踐活動。我國古代高等教育的發展歷經滄桑，在發展過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并影響著現代高等教育的諸多方面。本文擬對中國古代高等教育的發展概況及其特點進行回顧和總結，并在此基礎上探索其對于現代高等教育發展與改革的啟示。

一、中國古代高等教育概況

（一）中國古代高等教育的起源

高等教育位于學制結構金字塔的尖端，它的產生時間晚于一般學校教育，而且需要一定的社會歷史條件。據古籍記載，中國在公元前二千七百年前就有了“大學”之稱。虞夏商時期的上庠、東序、右學等，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已經具備高等教育的一些屬性，應該可以說是高等教育的雛形。高等教育的發展，在經濟方面要求生產力必須顯著發展，文化教育方面要求有可提供高等教育的教學內容和教學設備等，以及有作為傳授知識和培養官吏的專門教育人員。而處在奴隸社會初中期的虞商時期還難以完全具備這樣的條件，只有到了西周時期，社會生產力水平的提高，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的分工，出現了脫離生產勞動的文化官吏，加之文字的成熟，才為我國古代高等教育發展提供了物質基礎和文化基礎。周代金文中關于周天子帶領群臣及學生在“學宮”習射和作樂舞，這里的“學宮”即大學，已基本具有高等教育的性質。所以，虞夏商時期至西周時期可視為中國古代高等教育的萌芽時期。

（二）官學中的高等教育

中國古代的高等教育事業起于朝廷，而在春秋戰國時期，中國社會發生了巨大的變革，在奴隸主貴族的政治統治走向崩潰的時候，“天子失官，學在四夷”，原來由貴族壟斷、官府掌管的文化也散失至民間，私人辦學成為這個時期的一大景觀。從此以后，整個古代社會的高等教育，就一直存在著官學和私學兩種類型。在官學類型中，太學和國子監是中國封建社會的最高學府。漢代太學，即由“大學”一詞衍生出來，是古代世界上規模最大的高等學府。此后歷代都有設立，而名稱不盡一致：晉武帝咸寧二年創辦國子學；齊改國子學為國子寺；隋煬帝改為國子監；唐宋兩代太學與國子學并存；元明清時期則不設太學，只設國子學或國子監；明清國子監兼具備國家教育管理機構和最高學府兩重性質，后逐漸衰敗，成了科舉的附庸。除此之外，東漢末出現了我國古代最早的藝術大學──鴻都門學，它是“近代世界文學藝術大學的嚆矢”；三國時曹魏建立的五經課試法，其中由“門人”升入“弟子”的制度具有大學預科的性質；南朝劉宋政權設立的儒學、史學、文學、玄學四個學館的分館授業制度是分科教育的開端；唐宋明三代分別創辦的書學、算學、律學、醫學、畫學、武學等?？茖W校與專業訓練，是世界上最早的實科學校。

（三）私學中的高等教育

私學是中國歷代私人辦理的學校，是封建社會學校的重要組成部分。按程度分，私學有蒙養教學和經師講學，后者相當于大學。故私學中也有部分屬于高等教育層次。很多思想家借助私學這種形式來宣傳自己的學說，擴大本學派思想的影響。偉大的教育家孔子是最早開辦私學的人之一，他招收生徒，傳授學問，以教學為主，并將自己的政治理想寄托在后學身上。漢代以后，私學分為蒙館之學和專家之學兩個層次，基礎教育通常在十五六歲以前完成，之后就必須進入私家經師的學館去深造，私家經師多為當世的著名學者。漢以后的私家經館，培養了大批不求功名的學術人才，對弘揚民族文化、促進高等教育的發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唐宋時期，私家經館發展為書院，書院是中國古代學者研究學問、聚徒講學的教育場所。宋朝有了較大發展，并出現了一些著名的書院，如白鹿洞書院、岳麓書院、石鼓書院、應天府書院、茅山書院、嵩陽書院等；明朝的東林書院也辦得頗有特色；到清朝時期，出現了書館官學化，絕大部分書院成為準備科舉考試的場所。不管怎樣，作為高等教育機構的書院為歷朝學術的繁榮發展和人才的培養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二、中國古代高等教育的特點

通過回顧中國古代高等教育的發展歷史，較之近現代高等教育，中國古代高等教育有其獨特的特點，概括而言，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注重德育，強調修身養性

儒家教育以經史為基本，以“明人倫”為中心，注重修已治人之術。以儒家學說為主要內容的中國古代高等教育也以道德修養和道德教育為中心，漢代的五經、唐代的九經、十二經、宋代的十三經，再加上《史記》、《漢書》、《昭明文選》等等，形成古代高等教育的教育內容。這些內容講究文、行、忠、信，以三綱五常為行為規范，嚴君臣、尊卑、上下之分；明父子、長幼、親疏之別，其共同特點就是泛道德主義?？鬃友壑械摹笆俊?，孟子心中的“大丈夫”，首先是道德的典范。教育內容中的泛道德傾向，對培養中國人的道德情感與愛國精神有著重大的影響，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寶貴遺產，反映了社會進步的普遍要求。

尤其是宋明理學家把封建的倫理道德視為“天理”，強調修身養性，格物致知。書院就是一些學者為達到修身養性求得真學問的目的而產生的古代高等教育機構。他們在教育過程中強調“理”的教育和愛國主義教育，強調倫理綱常名教，強調“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強調人的自我覺醒、自我約束，采取“修身治國”、“改過遷善”、“致知踐行”的原則和“自省自察”“存養”“陶治”的方法進行道德教育，主張靜以養心，修心以德，修已安人，在讀書治學中思考人生的目的、人生的意義，培養真正的“君子”品格。因此，以德育為先，注重道德學問，注重修身養性是中國古代高等教育的重要教育原則。

（二）教學與學術研究相結合

教學與學術研究相結合也是中國古代高等教育的優良傳統。官學中太學的教學以相互問難、討論經義為重要形式。博士既是太學的專職教師，又是朝廷的學術顧問，參加朝廷舉辦的所有重大學術活動。西漢的石渠閣會議和東漢的白虎觀會議，都有博士參與討論，這種學術爭論，影響到太學的教學和學術風氣。博士平素講經，注重互相詰難，并以善辯而受人稱譽。辯難精神是太學的優良傳統，這是研究和繁榮學術所必需的。

私學中的書院，作為中國古代一種重要的高等教育組織形式，不僅僅是教育場所，也是當時的學術中心。它們以培養人才為宗旨，以繁榮學術為已任，教學活動和學術研究緊密結合、相得益彰，是古代學者進行教學活動和學術研究活動的基地，并由此形成了眾多的學術派別。因此，學術研究和教育教學相結合是書院的一個突出特點。學術研究是書院教育教學的基礎，而書院的教育教學又是學術研究成果得以傳播和發展的一條重要途徑。書院教學實行門戶開放的辦法，打破了官學關門教學的做法，聽講者可以不受學派和地域的限制，有利于學術交流。顧憲成在東林書院講學，“遠近名賢，同聲相應，天下學者，咸以東林為歸”；王守仁除在濂溪書院講學外，還和湛若水等人還歷時數十載奔波于全國各地講學，形成了我國書院史上著名的“講會制度”，使書院成為學術爭鳴和交流的舞臺。

（三）官學與私學相結合

前面提到，在春秋戰國時期“天子失官，學在四夷”，原來由貴族龔斷、官府掌管的文化也散落到民間，從此，古代社會的高等教育就形成官學和私學平行發展的局面。由于官學招生名額太少且有入學資格限制，不能滿足許多人的求學要求，加之私學的講授課程與官學都是儒經，不妨礙讀私學的人以后做官，致使私學得以迅速發展，彌補了官學在數量和其它方面的不足。因此，私學成為官學的必要補充，并促進了官學的發展。

書院與私學相比，不僅有相對固定的教育經費作后盾，而且有嚴格完整的管理體系做保障，這些是私學無法比擬的優勢。同時，書院又不同于官學，其經費來源于民間的自發集資，而非官府撥款，辦學不受官方的直接限制，可以按照自己的理想去培養學生，形成獨特的辦學特色。教育對象主要是下層社會的貧寒子弟，帶有濃厚的平民色彩，而非紈绔子弟。因此，書院在形成和發展過程中，廣泛吸取了傳統官學和私學的有益經驗，并對其進行了積極改造和系統綜合。正因為書院是對傳統官學和私學的揚棄，它才能在批判繼承中形成一種獨具特色的教育制度，并貫穿在它存在和發展的各個階段和各個方面。

（四）重人文學科輕自然科學

中國傳統文化的人文性特質，表現在古代高等教育的一個方面就是以人為本位，重視人文社會科學教育，自然科學倍受冷落。中國傳統文化以儒家學說為根基，儒家主張“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在高等教育中強調教人予“窮理、正心、修已、治人之道”，因此教學內容多為講究修齊治平的儒家經典以及文史辭章等古典人文學科。中國古代高等教育的課程設置上主要以人文社會科學課程為主，并且道德教育貫穿于整個教育過程的始終。尚在奴隸社會時期，就已有了以“六藝”（禮、樂、射、御、書、數），這些大體上屬于社會、倫理、文化、語言等方面的知識。進入封建社會，又有了充實和發展，出現了“四書”（《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和“五經”（《詩》、《書》、《禮》、《易》、《春秋》），增加了哲學、政治、倫理、文學、歷史知識等方面的內容。這些經驗性、積累性、直觀性、強調人文、強調道德的教育內容，使得中國古代高等教育中人文學科高度發達，這也是中國古代政治家、史學家、文學家人才迭出的重要原因之一。

盡管古代高等教育中也涉及生產科學和自然科學知識，但只是作為統治藝術的輔助知識進行研習的。而且，數學、醫學、天文學在講求“天人合一”的中國古代還是由于與“人事”有一定的關系，才受到統治者一定程度的扶植。其它如物理、化學、生物、地質等純自然科學則完全為社會所忽視。中國古代高等教育這種重人文科學輕自然科學的特點，與歐洲古代、中世紀大學重視數學、天文、醫學、物理等自然科學教育形成明顯的對照。

（五）學在官府，政教合一

中國古代高等教育中的官學具有明顯的“學在官府”“政教合一”特點， “學在官府”即學校皆由官府所設，教育機構與政府機構合而為一，并且“以吏為師”，官學中的教師都是朝廷命官，辦學地點在官府之中，統治者的政治化人格被作為社會楷模； “政教合一”即以政治教、以教治國，強調教育為政治服務，教育必須以“政”，即治國之道為內容。在“學在官府”“政教合一”的教育體系下，政既是教育的內容，又是教育的目的。中國古代高等教育主要是為社會培養各級官吏，雖然學校也有教化百姓的任務，但這種教化任務更多是通過間接的方式來實現的，即由學校培養出來的官吏來完成的。因此，教學僅為中國古代的高等學府的職能之一，它與政府行政職能有機結合，不僅是封建官僚的培養場所，同時也是封建統治思想的宣傳工具和推行其統治政策的實施機關，起著統一思想和統一政治的作用，這種高教管理體制在世界上是獨具特色的，在中國高教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正是由于中國古代高等教育與政治的這樣一種密切關系，使高等教育機構中的學生在校學習時即很關心時政。中央高校學生和朝中士大夫本著學術上的承襲關系，政治上也經常持相同立場并互相倚助，因此，古代高校歷來是開展政治活動的場所，學生關心國家大事，議論朝政成為中國古代高校的一個傳統。而這一點不僅體現在官學中，私學中也不例外，如東林書院就有“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的著名對聯。

（六）學而以居，學而優則仕

在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人生道路上，為學不離從政，學與仕始終是不可分離的。古代高等教育預設了“學而以居”“學而優則仕”的教育目標，從漢代開始分科目察舉人才以后，尤其是隋唐設立進士科舉以后，高等學校的辦學目的就是“儲才以應科目”。學校追求的是中舉及第率，也就是追求更高的錄官率，高等學校成為培養官員的預備機構，成為追逐功名利祿的階梯。在實行科舉制的一千多年里，中國古代的高等教育與科舉考試這種世界上獨特的選拔人才方式緊密結合，形成了中國古代高等教育的一大特點。科舉考試成為教育有力的指揮棒，考試的內容成為高等教育的內容，學校成為科舉的附庸，科舉實際上成為了中國古代高等教育的重心。

三、中國古代高等教育的若干啟示

（一）教書育人，以德修身

中國古代高等教育中的“泛道德傾向”，對培養學生的道德情感與愛國精神有著重大的影響，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寶貴遺產，是國家和社會進步的實際要求，在當代高等教育中應當堅持和發揚，我國現階段高等教育中的德育與這種泛道德的教育是一脈相承的。但在當代的高等教育中，僅實施這種泛道德的教育還是不夠的，在市場經濟的大環境下，面對多元文化的沖擊和社會轉型時期的復雜環境，學生因思想沖擊、利益驅動和社會的壓力等所產生的道德問題日益突出。因此，高等學校在進行這種“泛道德”教育的同時，應著重加強大學生的人格教育，教會大學生如何做人、如何面對人生及其挫折、如何去適應社會等等，使他們在學習中思考、探索并真正明了人生的目的、人生的意義。

對于高等學校如何進行大學生的身心健康教育，古代高等教育中提了一些可資借鑒的方法，強調人的自我覺醒、自我約束，如“改過遷善”、“致知踐行”、“存養”、“自省自察”、“陶治”等，主張靜以養心，以德修身，這些經驗總結都值得我們借鑒。除此之外，高等學校還有結合當代高等教育的實際情況，采取更多的途徑“踐行”，德育的最終目的要體現在日常的行為中，所以要在大學生的行上下工夫，“助省助察”、“動以養心”等也應該成為“修心”的有益方式。

高等教育是培養高層次人才的場所，同時它也是人的精神的訓練場。因此，高等學校工作也應以德為先，做到教書育人，以德修身。

（二）教學相長、兼容并包的學術思想

教學相長是教學過程的一條重要原則，這條原則在高等教育的教學過程中就顯得更為重要和突出，如何實現師生間教與學的相互長進，我國古代高等教育中已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和方法：辯難。在我國現階段的高等教育的教學過程中，最不理想或說最欠缺的是師生間的面對面的直接交流與探討，也就是上面提到的“辯難”。“教師滿堂灌、學生埋頭記”依然是當今大學教學的主要方式和方法，學生很少有與教師“辯難”的機會，這在一定程度上扼殺了學生的思想。它不利于教與學的相互促進，也不利于各種思想的相互交流與碰撞，說到底，它不利于學術的繁榮。因此，要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教學相長，推行這種師生間的“辯難”不失為一種很好的方法和途徑，讓師生在平等、和諧的氣氛中相互詰難、推理和啟發，從而共同進步和提高。

在高等教育日益國際化的今天，必須適應多元文化和各種思想潮流的交融與沖刷，高等教育在學術思想上更應該如此，因為多元化不僅意味著“百花齊放”、競相爭艷的繁榮景象，而且表面很多學術內部的潛在的東西將被激活，因此在高校應該提倡學術上“兼容并包”，大學應該給各學術流派提供展示的舞臺，正如古代“講會制度”那樣，容許有各種學術的聲音存在，這些對大學學術的真正繁榮應該是大有裨益的。

（三）公辦高等教育與民辦高等教育相結合

我國古代私學教育的存在和發展對古代教育的發展應該說是相當有益的，書院等私學的存在對古代高等教育的快速發展更是不言自明的。以史為鑒，我國現階段大力推進和加快民辦高等教育的發展是完全正確的，也是必須的。

世界上許多發達國家的成功經驗告訴我們：民辦高等教育是高等教育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積極發展民辦高等教育是實現高等教育“大眾化”的必由之路。現階段我國高等教育發展應該說是相當的迅猛，特別是公辦高等教育的發展，其發展速度達是建國以來最快的，但是這種速度還滿足不了人們對高等教育的要求。國家對高等教育經費投入不足，高校的師資、設備、校舍、圖書資料等教育資源的短缺是制約著我國高等教育的進一步發展。大力發展民辦高等教育是目前我國高等教育繼續發展的唯一選擇，民辦高?？梢猿浞掷蒙鐣Y金和資源，減輕國家經費投入上的壓力，同時滿足了高等教育的“大眾化”的需求。因此，要實現高等教育的“大眾化”，就必須在發展公辦高等教育的同時，大力發展民辦高等教育，并使二者很好的結合起來，相互促進，從而最終實現我國高等教育的健康發展和全面繁榮。

（四）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并重

前文提到，我國古代高等教育的特點是“重人文學科輕自然科學”。從歷史來看，這種觀念和做法也造成了慘痛的結果和教訓，我國輝煌的古代文化到后期長期停滯不前，就是由于這種觀念長期統治的結果。隨著自然科學的崛起，自然科學在現代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明顯，使得現代高等教育中存在著“重自然科學輕人文科學”的現象。無論是古代的“重文輕理”還是現代的“重理輕文”，都不利于人的全面發展，從人類的長遠利益來看，這種“重此輕彼”的現象應該加以批判。

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相互滲透日益走向融合是現代社會的要求，現代高等教育應該堅持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并重的原則，?，F代大學的教育目的是培養專門人才和一批知識英才，他們將成為社會進步與發展的中堅力量，社會發展的方向和發展過程中的重大決策將依靠這些人的聰明才智。這就要求他們既要有較高的文化素養，還要有扎實的專業知識。高等學校的人文科學的教育應該包括哲學、文學、藝術、歷史、科學技術發展史等知識；自然科學的教育應該包括數理化、生物、天文、地理等知識。無論是文科還是理科學生，在系統學習和掌握本學科的知識外，學校還要對其進行一定的其他學科的通識教育，這樣才能培養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需要的建設者和接班人。

（五）學以致用，注重素質教育

“學而優則仕”的教育目標，從而導致了科舉考試的選拔人才方式，“八股文”成為了天下學子十年寒窗苦讀的“經書”，古代高等教育培養的學生大都“千人一面”，無個性和創新精神，為“仕”成為教育的唯一目的。教育的發展已經遠遠超出了對這一單純的目標的追求，現代高等教育應該追求的是“學以致用”，有學必有用，社會需要什么樣的人才，高等教育就要培養什么樣的人才，只有這樣，培養出來的學生才能適應社會的需要。

現代社會對人才的需求多方位、多層次的，高等教育要適應社會之需要，根據學生的個性特點和興趣愛好等，實施有針對性的素質教育，不斷提高學生的社會適應性，真正做到學以致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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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單遠慕，《中原古代教育》，《天中學刊》，1996年第4期；

4、 郭洪紀，《儒學的教育倫理與官師治教的承傳》，《山西師大學報》，1996年第1期；

5、 朱永新，《書院精神對于當代大學教育的啟示》，《江蘇高教》，1994年第2期；

6、 胡青，《文化傳統與中國古代教育》，《江西社會科學》，2000年第10期；

7、 江應中，《古代書院教育的特點和當代高等教育的改革摭探》，《黑龍江高教研究》，2000年第4期；

篇（6）

歷史上科學與哲學的關系經歷了以下階段：

（1）古代時期，科學內含在哲學之中。古希臘哲學是第一科學，當哲學家得出自然界的最初認識時，哲學與科學是一同發生、互相摻和在一起的，它具有哲學思辨性和科學實踐性的雙重特征。面對自然現象，古代哲學家先有經驗判斷與實際觀察，同時，他們又不滿足于對事物表面的認識，力圖通過理智的或理性的洞察力去認識它們的理由、原因或根據，認識它們必然如此的情況。正如英國科學史家丹皮爾［14］所言：“希臘科學家通過理智的或理性的洞察力尋求定義，他們相信那些描寫普遍形式或結構的定義，而且他們并不把這種結構看作是一定現象變化不已的實際情況?！币虼?，古代所形成的關于自然的知識幾乎完全融于哲學之中，其既有經驗科學的特征又有哲學的思辨特點。正因如此，現代科學的古代知識才在哲學家的著作中流傳至今。

（2）文藝復興以來，科學在自然哲學的名義下生存。近代自然科學誕生時，人們已經從經院哲學的束縛下解放出來，不再援引神力（天啟）洞悟自然某種神秘的本質，而是憑借人本身固有的意識、理性能力（經驗和思維）認識他們所面對的客觀世界，但仍被看作是自然哲學的一部分，仍從屬于自然哲學。一方面，大的哲學家兼有科學家的身份，甚至科學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原則也是哲學家制訂的。像哲學家笛卡爾和萊布尼茲，還是原創性的數學家和科學家，康德也寫過《宇宙發展史概論》，特別是培根的經驗歸納法和笛卡爾的理性演繹法，對自然科學的發展曾起過很大的推動作用；另一方面，伽利略、牛頓和拉馬克的論著都是標著自然哲學題目的自然科學著作，他們還都把自然科學隸屬于哲學或自然哲學之中。同時，自然科學中所體現的探索自然奧秘的求知精神、重視觀察和實驗的求實精神、通過精確量化而達到的確定性以及理解世界的機械圖式都深受哲學精神的影響。另外，英國皇家學會和法國科學院也都是科學家和哲學家的共同組織。

（3）啟蒙運動后，哲學與科學開始分離。近代自然科學以觀察方法、實驗方法和數學方法為顯著標志，逐步從自然哲學中獨立分化出來。如果說17世紀笛卡爾與萊布尼茲的形而上學還有某些積極的、實際的內容，如在數學和物理學方面他們都曾有過發現，那么18世紀的形而上學連這種僅有的世俗內容也消失了。因為實證科學已脫離了形而上學，有了單獨的活動范圍。自哥白尼開始，經過伽里略、開普勒和牛頓等人的努力，以力學為中心的實驗科學的成熟標志著自然科學從哲學中獨立出來。同時，包括力學在內的自然科學的各個分支學科，也相繼從包羅萬象的自然哲學中獨立分化出來。在15～18世紀這一歷史階段，經過斯涅爾、巴塞林和惠更斯等人的共同努力，光學得到了迅速發展；經過維薩利、塞爾維特和哈維等人的努力，生理學被確立為科學；經過波義耳、拉瓦錫等人的努力，化學逐步走向科學軌道。正如沃爾夫［15］所言：“科學和哲學這兩個自然知識領域還是逐漸地分離了，盡管這種分離并非總是在這兩種名義之下進行的，它把直接來自觀察或經驗事實的理論同離開這些材料較遠的進一步理論分別開來?！?/p>

2近代科學與哲學分離的原因

英國科學史家丹皮爾［14］稱：“在古希臘人看來，哲學和科學是一個東西，而在中世紀，兩者又和神學合為一體。文藝復興時，自然科學還是哲學的一個分支。文藝復興后，采用實驗方法研究自然，哲學和科學才分道揚鑣，同時當代科學也就很快對形而上學不加理會了。”科學與哲學的分離是近代各種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其原因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哲學與科學研究對象和旨趣的區分是科學與哲學分離的主要原因。在研究對象上，亞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學》中認為，哲學研究的是“作為存在的存在”，即“存在”本身的一般性質，而其它科學則只研究“存在”的特殊方面和屬性。同時，哲學與科學的旨趣的確并不相同。哲學作為思辨的知識，其首要目標是探索關于本原、實體和本質的原則，追思最普遍的原理，因此她可以把目光投向大千世界，但結果卻是必須反求諸己，或者必須以思想自身為對象，揭示其構造和原則；或者必須以人生的意義和價值為鵠的，探索人生幸福的道路。而近代科學自從走出哲學母體之后，便開始直面由經驗和事實所構成的自然現象，尋找可靠的手段，以獲得有效的結果。近代科學逐漸形成了統一的范式和公認的原則，它的基本概念已經足夠清晰，從而排斥了其它類型的科學，明確定義了知識的涵義，劃定了知識的范圍，以至于在科學之外的“知識”都不成其為知識，不再具有“真”這一屬性?？茖W的統一預示著哲學的分裂，預示著科學與哲學以及哲學內部的緊張關系。

（2）科學與哲學活動中心的錯位是哲學與科學分離的重要原因。據日本湯光淺朝統計，近代以來，世界科學中心發生了若干次轉移。16世紀科學中心在意大利，17世紀在英國，18世紀在法國，20世紀在德國。而世界哲學中心16－17世紀在英國和法國，18－19世紀在德國，20世紀在美國?？茖W中心與哲學中心的這種錯位，某種程度上使哲學脫離了科學的基礎，也使科學遠離了哲學的直接影響。如19世紀的德國哲學因建立在落后的自然科學基礎之上，所以它所得出的結論遠遠落后于當時世界上自然科學的實際發展過程，特別是黑格爾曾企圖運用思辨理性建立關于存在和認識的無所不包的形而上學體系。采取思辨方法研究自然，不但不能取得有意義的理論成果，還會自覺不自覺地束縛實證科學的發展，而他們卻企圖使自然科學服從于這樣的哲學。當然，這些哲學家所構造的凌駕于科學之上的可以囊括一切自然知識的自然哲學體系，被科學的進程所否定，他們的作為也產生了一種惡劣影響：從此使哲學成為一個被嘲笑的對象，普遍遭到科學家們的鄙視。德國博物學家洪堡直截了當地把當時德國科學遠遠落后于英國和法國的原因，歸咎于謝林和黑格爾自然哲學的流行。

（3）科學活動與哲學活動的職業化發展是科學哲學分離的客觀原因。亞里士多德認為，哲學源于詫異，學習哲學的條件是閑暇和自由。近代以前，哲學家并未把哲學作為他們謀生的手段，而只是工作之余為享受精神上的快樂；近代之后，哲學家從事哲學已有了明確的功利目的，他們積極謀求經世濟用的智慧，想借助哲學來解決學術界、思想界和社會中的重大問題。他們認為，個人思辨與建功立業、滿足好奇心和對人類事業作貢獻是一致的，把哲學當成一種職業，研究的東西越來越專業。同時，科學也由古典時期非專業科學家的業余愛好演變為近代以來職業科學家的一種謀生手段或一種事業，科學家有獨立資產或可以依靠副業為生的時代早已過去，今天的科學家幾乎完全和普通的公務員或企業行政人員一樣是拿工資的人。社會上出現了專職科學家這一社會角色，科學研究變成一種有組織的社會活動，在特定的圈子內進行?？茖W家逐漸對沒有工具價值的東西失去興趣，現在科學專業的細分使每一科學家都被限制在狹窄的范圍內。不同“科學共同體”所形成的不同研究“范式”，使得自然科學領域內部不同學科和專業的科學研究人員，由于閱讀書目和交流范圍的不一致，導致互相之間沒有共同語言，更不可能有哲學那種宏觀的圖景式思考。在哲學內部亦是如此，現代哲學也由于研究的細分，連哲學家之間都不可能再溝通，羅蒂曾批評哲學已成為專業圈子內的活動，談不上對科學的影響。在知識學科化和知識分子專業化的要求下，哲學的地位越來越尷尬。至18世紀，自然科學在知識領域內贏得支配性地位，同時表現出它對哲學的擠壓和吞噬。自然科學更是不滿足于以往哲學對其合法性的論證，于是實證主義應運而生，從孔德、穆勒到斯賓塞，從馬赫主義到20世紀的邏輯實證主義，終于建立了科學的標準意識形態，打出了“拒斥形而上學”的響亮口號。至此，哲學與科學徹底分化。

（4）科學知識與哲學知識的區分是科學與哲學分離的現實原因。自狄爾泰和新康德主義以來，人類的整個知識體系被人為地劃分為兩種基本形態：一類是自然科學。自然科學知識被認為具有不受社會因素影響、不受歷史條件制約的客觀性、價值中立性和普遍一致性；另一類是精神科學或文化科學。人文和社會科學知識被認為是受到社會因素影響和歷史條件制約的知識，它不具有客觀性、價值中立性和普遍一致性。在自然科學家眼里，一方是具有確實性的知識（科學），另一方是想象性的，甚至是虛假的知識（非科學的知識）。自然科學把與任何價值都無聯系的事物和現象看作是自己的對象，其興趣在于發現普遍有效的聯系和規律。至于其它學科，除非能夠滿足經驗科學的基本方法，否則不在考慮之列，便在吞并之列。隨著實驗性、經驗性研究對于科學世界重要性的日益加強，哲學尤其是形而上學在自然科學家的眼里便日益成為神學的替代物，同樣因其先驗的真理斷言不可驗證而備受責難。1663年，托馬斯•虎克［16］在為英國皇家學會草擬章程時，為該學會確立的宗旨是：“通過實驗手段增益關于自然萬物的知識，完善一切手工工藝、制造方法和機械技術，改進各種機器和發明。”他尤其強調皇家學會與神學、形而上學、倫理學、政治學、語法學、修辭學無涉，簡言之，與哲學無涉。這種認識不僅導致了科學家與哲學家之間的隔閡，還在20世紀演變為兩種文化之間的鴻溝。

3現代哲學與科學關系的反思

“科學與哲學有過一段分離時期———一邊是樸素的唯物主義，一邊是多少有些玄妙的德國唯心主義。在這段分離時期過后，科學和哲學又重新攜起手來，最先是在各種各樣的進化論思想中攜起手來，后來又通過更深刻的分析，依靠數學和物理學的新發展而共同邁進”［14］。因此，新的時代背景要求科學與哲學產生新的恰當關系。

3．1哲學包辦科學失去效力

近代初期，科學繼承哲學的理性主義傳統取得了巨大勝利。同時，哲學是科學的科學，哲學家認為他們的任務就是用理性去發現那些最普遍的、絕對可靠的、自明的理性概念和原則，構造出關于整個世界的圖景，推演出全部知識和存在體系，它應當成為一切科學的基礎和真理的標準。然而，由于這種哲學與具體的自然科學研究相脫節，哲學家無法根據客觀事實進行研究，只好依靠理性的獨斷和思辨去思考自然科學問題，其結果是只能束縛自然科學的發展。從歷史上看，科學是從哲學的母體中逐步脫離出來的，因此科學離不開哲學。但歷史上的從屬不代表未來也存在必然關系，新的實踐催生新型的關系。近代以后的哲學對具體科學只起到宏觀指導和監護的作用，一方面批判地考察諸科學所建立起來的前提、邏輯性和認識論性的基礎；另一方面，對科學的存在論和價值論基礎進行督察，反思現代文明和科學所涌現的各種哲學問題，力圖恢復古典哲學的本來意義。

3．2科學“拒斥形而上學”誤入岐途

近代科學與哲學的分化是主流，科學發達了，哲學各個領域都讓給其它領域，它的地盤越來越小，傳統西方哲學的三大主題：上帝（第一存在）、物質（自然界）和靈魂（精神界）逐漸被宗教、自然科學和心理學侵入并占領。受自然科學的影響，有些哲學家試圖使哲學也成為科學，特別關心哲學的科學化問題?？茖W哲學家賴欣巴哈［17］在其《科學哲學的興起》一書中曾強調：“簡言之，寫作本書的目的是要指出，哲學已從思辨進而成為科學了?！闭軐W的研究對象是科學，研究我們的知識是如何成立的，它將注意力轉向科學本身，研究所應用的概念、所使用的方法、可能的結果、命題的形式以及運用的邏輯類型等。但哲學的科學化是不可能的，哲學科學化的結果可能是取消了科學本身。后來，科學哲學中反對形而上學的傾向有了一定程度的緩和，以庫恩、費耶阿本德為首的歷史學派肯定了形而上學的作用，各派都對形而上學有了一定范圍的默認，他們“拒斥形而上學”的企圖歸于失敗。

3．3科學與哲學同構人類文明

隨著各種特殊科學的形成和發展，現代自然科學越來越具有獨立存在的意義。19世紀，“科學的研究，至少在這一時期里和哲學探討分了家。許多物理學家在考慮科學的基本概念時，沒有時間從哲學角度表示懷疑”［14］。仿佛科學是萬能的，科學能夠解決一切，它們不需要建立在某種絕對哲學原則的基礎上，更不需要哲學代替行使其職能。但是，英國哲學家柯林武德［18］指出：“一個對他的科學從不進行哲學思考的科學家，頂多也就是一個打下手的、只會模仿的、熟練工匠式的科學家。一個從未從事過自然科學研究工作的哲學家，不可能對之進行哲學思考，除非他自我欺騙。”同時，科學本身并不能自己確立獨立價值，科學從屬于社會系統，現代科學都是在國家名義下進行的，科學只有在哲學長久的拷問下，才能保持健康有序的發展狀態。胡塞爾指出，近代科學忘記了它的基礎和起源，忘記了它與人的理想和價值、與生活世界的關系，可供選擇的對象原本是眾多的生活世界，但自伽利略始，近代科學數學化的自然科學模式僅僅選擇了理想化的單一模式。通過考察近代科學的起源，他認為歐洲科學面臨的危機是自然主義的科學不能面對人生的價值與意義，把價值規范與自然規律等量齊觀。已有現實“是怎樣”的是科學要解決的問題，哲學在此基礎上進而研究“究竟是怎樣”的問題，而且要探尋“應怎樣”的價值問題，并且要進而將“是怎樣”和“應怎樣”統一起來，解決“要怎樣”的實踐問題。由此，只有科學與哲學聯合起來，才能共同推動人類文明的發展。

篇（7）

    古代所形成的關于自然的知識幾乎完全融于哲學之中,其既有經驗科學的特征又有哲學的思辨特點。正因如此,現代科學的古代知識才在哲學家的著作中流傳至今。文藝復興以來,科學在自然哲學的名義下生存。近代自然科學誕生時,人們已經從經院哲學的束縛下解放出來,不再援引神力(天啟)洞悟自然某種神秘的本質,而是憑借人本身固有的意識、理性能力(經驗和思維)認識他們所面對的客觀世界,但仍被看作是自然哲學的一部分,仍從屬于自然哲學。一方面,大的哲學家兼有科學家的身份,甚至科學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原則也是哲學家制訂的。像哲學家笛卡爾和萊布尼茲,還是原創性的數學家和科學家,康德也寫過《宇宙發展史概論》,特別是培根的經驗歸納法和笛卡爾的理性演繹法,對自然科學的發展曾起過很大的推動作用;另一方面,伽利略、牛頓和拉馬克的論著都是標著自然哲學題目的自然科學著作,他們還都把自然科學隸屬于哲學或自然哲學之中。同時,自然科學中所體現的探索自然奧秘的求知精神、重視觀察和實驗的求實精神、通過精確量化而達到的確定性以及理解世界的機械圖式都深受哲學精神的影響。另外,英國皇家學會和法國科學院也都是科學家和哲學家的共同組織。啟蒙運動后,哲學與科學開始分離。近代自然科學以觀察方法、實驗方法和數學方法為顯著標志,逐步從自然哲學中獨立分化出來。如果說17世紀笛卡爾與萊布尼茲的形而上學還有某些積極的、實際的內容,如在數學和物理學方面他們都曾有過發現,那么18世紀的形而上學連這種僅有的世俗內容也消失了。因為實證科學已脫離了形而上學,有了單獨的活動范圍。自哥白尼開始,經過伽里略、開普勒和牛頓等人的努力,以力學為中心的實驗科學的成熟標志著自然科學從哲學中獨立出來。同時,包括力學在內的自然科學的各個分支學科,也相繼從包羅萬象的自然哲學中獨立分化出來。在15~18世紀這一歷史階段,經過斯涅爾、巴塞林和惠更斯等人的共同努力,光學得到了迅速發展;經過維薩利、塞爾維特和哈維等人的努力,生理學被確立為科學;經過波義耳、拉瓦錫等人的努力,化學逐步走向科學軌道。正如沃爾夫[15]所言:“科學和哲學這兩個自然知識領域還是逐漸地分離了,盡管這種分離并非總是在這兩種名義之下進行的,它把直接來自觀察或經驗事實的理論同離開這些材料較遠的進一步理論分別開來?！庇茖W史家丹皮爾[14]稱:“在古希臘人看來,哲學和科學是一個東西,而在中世紀,兩者又和神學合為一體。文藝復興時,自然科學還是哲學的一個分支。文藝復興后,采用實驗方法研究自然,哲學和科學才分道揚鑣,同時當代科學也就很快對形而上學不加理會了?！笨茖W與哲學的分離是近代各種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其原因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哲學與科學研究對象和旨趣的區分是科學與哲學分離的主要原因。在研究對象上,亞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學》中認為,哲學研究的是“作為存在的存在”,即“存在”本身的一般性質,而其它科學則只研究“存在”的特殊方面和屬性。同時,哲學與科學的旨趣的確并不相同。哲學作為思辨的知識,其首要目標是探索關于本原、實體和本質的原則,追思最普遍的原理,因此她可以把目光投向大千世界,但結果卻是必須反求諸己,或者必須以思想自身為對象,揭示其構造和原則;或者必須以人生的意義和價值為鵠的,探索人生幸福的道路。而近代科學自從走出哲學母體之后,便開始直面由經驗和事實所構成的自然現象,尋找可靠的手段,以獲得有效的結果。近代科學逐漸形成了統一的范式和公認的原則,它的基本概念已經足夠清晰,從而排斥了其它類型的科學,明確定義了知識的涵義,劃定了知識的范圍,以至于在科學之外的“知識”都不成其為知識,不再具有“真”這一屬性?？茖W的統一預示著哲學的分裂,預示著科學與哲學以及哲學內部的緊張關系。(2)科學與哲學活動中心的錯位是哲學與科學分離的重要原因。據日本湯光淺朝統計,近代以來,世界科學中心發生了若干次轉移。

    16世紀科學中心在意大利,17世紀在英國,18世紀在法國,20世紀在德國。而世界哲學中心16-17世紀在英國和法國,18-19世紀在德國,20世紀在美國?？茖W中心與哲學中心的這種錯位,某種程度上使哲學脫離了科學的基礎,也使科學遠離了哲學的直接影響。如19世紀的德國哲學因建立在落后的自然科學基礎之上,所以它所得出的結論遠遠落后于當時世界上自然科學的實際發展過程,特別是黑格爾曾企圖運用思辨理性建立關于存在和認識的無所不包的形而上學體系。采取思辨方法研究自然,不但不能取得有意義的理論成果,還會自覺不自覺地束縛實證科學的發展,而他們卻企圖使自然科學服從于這樣的哲學。當然,這些哲學家所構造的凌駕于科學之上的可以囊括一切自然知識的自然哲學體系,被科學的進程所否定,他們的作為也產生了一種惡劣影響:從此使哲學成為一個被嘲笑的對象,普遍遭到科學家們的鄙視。德國博物學家洪堡直截了當地把當時德國科學遠遠落后于英國和法國的原因,歸咎于謝林和黑格爾自然哲學的流行。(3)科學活動與哲學活動的職業化發展是科學哲學分離的客觀原因。亞里士多德認為,哲學源于詫異,學習哲學的條件是閑暇和自由。近代以前,哲學家并未把哲學作為他們謀生的手段,而只是工作之余為享受精神上的快樂;近代之后,哲學家從事哲學已有了明確的功利目的,他們積極謀求經世濟用的智慧,想借助哲學來解決學術界、思想界和社會中的重大問題。他們認為,個人思辨與建功立業、滿足好奇心和對人類事業作貢獻是一致的,把哲學當成一種職業,研究的東西越來越專業。同時,科學也由古典時期非專業科學家的業余愛好演變為近代以來職業科學家的一種謀生手段或一種事業,科學家有獨立資產或可以依靠副業為生的時代早已過去,今天的科學家幾乎完全和普通的公務員或企業行政人員一樣是拿工資的人。社會上出現了專職科學家這一社會角色,科學研究變成一種有組織的社會活動,在特定的圈子內進行?？茖W家逐漸對沒有工具價值的東西失去興趣,現在科學專業的細分使每一科學家都被限制在狹窄的范圍內。不同“科學共同體”所形成的不同研究“范式”,使得自然科學領域內部不同學科和專業的科學研究人員,由于閱讀書目和交流范圍的不一致,導致互相之間沒有共同語言,更不可能有哲學那種宏觀的圖景式思考。在哲學內部亦是如此,現代哲學也由于研究的細分,連哲學家之間都不可能再溝通,羅蒂曾批評哲學已成為專業圈子內的活動,談不上對科學的影響。在知識學科化和知識分子專業化的要求下,哲學的地位越來越尷尬。至18世紀,自然科學在知識領域內贏得支配性地位,同時表現出它對哲學的擠壓和吞噬。自然科學更是不滿足于以往哲學對其合法性的論證,于是實證主義應運而生,從孔德、穆勒到斯賓塞,從馬赫主義到20世紀的邏輯實證主義,終于建立了科學的標準意識形態,打出了“拒斥形而上學”的響亮口號。

    至此,哲學與科學徹底分化,科學知識與哲學知識的區分是科學與哲學分離的現實原因。自狄爾泰和新康德主義以來,人類的整個知識體系被人為地劃分為兩種基本形態:一類是自然科學。自然科學知識被認為具有不受社會因素影響、不受歷史條件制約的客觀性、價值中立性和普遍一致性;另一類是精神科學或文化科學。人文和社會科學知識被認為是受到社會因素影響和歷史條件制約的知識,它不具有客觀性、價值中立性和普遍一致性。在自然科學家眼里,一方是具有確實性的知識(科學),另一方是想象性的,甚至是虛假的知識(非科學的知識)。自然科學把與任何價值都無聯系的事物和現象看作是自己的對象,其興趣在于發現普遍有效的聯系和規律。至于其它學科,除非能夠滿足經驗科學的基本方法,否則不在考慮之列,便在吞并之列。隨著實驗性、經驗性研究對于科學世界重要性的日益加強,哲學尤其是形而上學在自然科學家的眼里便日益成為神學的替代物,同樣因其先驗的真理斷言不可驗證而備受責難。

篇（8）

1.西方傳統思維藝術的基本特征和發展

西方以古希臘為代表的思維藝術，其整體有機思維是相當發達的，以致“古希臘的哲學家都是天生的自發的辯證論者?！盵2][1]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古希臘的思想家除了運用整體有機思維藝術外，更發展了形式邏輯思維藝術，形成為西方傳統思維藝術的基本特征。這種思維藝術的特點，按發生認識論創始人皮亞杰的解釋：“主要特征是它們有能力處理假說而不只是單純的處理客體，”[3][1]從僅僅可能的真實性中“抓住各種可能的變換，并且只憑想象或演繹的事件去同化現實，”[4]③并引出必要的結論，從而構成假說——演繹推理程序。西方第一個哲學家，米利都學派的創始人泰勒斯，在幾何學領域作出杰出貢獻的同時，揭開了這種思維藝術的序幕。英國著名希臘數學史家希思在總結泰勒斯在幾何學上的發展的貢獻時指出：“幾何學開始成為建立在一般性命題之上的一門演繹科學。”[5][1]畢泰戈拉及其學派推進了這種思維藝術，而亞里士多德在制定形式邏輯這門學科的同時，制定了以形式、分析、演繹為特征的思維藝術。后來歐幾里德又進一步把這種思維藝術貫徹和運用到幾何學中，從而進一步完善了這種思維藝術。

這種以形式邏輯為主要工具的思維藝術，對西方、特別是對西方數學和自然科學的發展的影響是深遠的。正如愛因斯坦所說的，科學的發展基礎之一，是希臘哲學家發明的形式邏輯的偉大成就。正由于這種思維藝術的強有力的影響，即使進入中世紀哲學成為神學的奴婢;占主導地位的經院哲學，也并末能從根本上否認理性和形式思維的作用，它主要是運用形式邏輯的藝術，從外在的權威，即教會所肯定和解釋的圣經出發，演繹、推論出事實。這種思維藝術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興起，得到了進一步發展，并繼續發揮著其特有的重要作用。

總之，西方思維傳統中既有整體有機思維藝術，也有形式思維藝術，但后者長期以來占著主導地位，并對生產斗爭和階級斗爭的實踐，特別是對數學和自然科學等等的發展作出了貢獻。但當這種思維藝術發展成為一種形而上學的世界觀時，就成為人們進一步認識和改造客觀世界以及提高人的認識能力的障礙，因此有必要向更高一級的整體有機思維藝術，即辯證邏輯發展。即便這樣，這種形式分析思維仍未喪失其價值。它在相當廣泛的，各依對象的性質而大小不同的領域中是正當的，甚至是必要的。以往古希臘和15、16世紀以來，西方數學和自然科學領域中取得的輝煌成績就是明證，因此今后還可以繼續作出貢獻。就西方來講，當前更為需要的是運用辯證思維，因為無論是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發展，都已進入需要進行廣泛綜合的時代。正像恩格斯指出的那樣，學會辯證地思維的自然科學家到現在還屈指可數，因此“不僅哲學，而且一切科學，現在都必須在自己的特殊領域內揭示這個不斷的轉變過程的運動規律。[6][1]只有運用唯物主義的辯證邏輯，才能做到這一點。

2.中國傳統思維藝術的基本特征和發展

與西方傳統思維藝術一樣，中國傳統思維藝術在人類思維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比較西方傳統思維藝術特征，正確概括和科學評價我國傳統思維藝術的長處和短處，探索它在現時代的轉換趨向，使其更適應于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與改革實踐，是當前的一個重要課題。

中國傳統思維藝術，是指自古代延續下來的具有相對穩定性的思維結構模式或思維定勢。其基本特征，在于經驗整合型的主體意向性。就基本模式及其方法而言，它是經驗綜合型的整體辯證思維;就基本程序和定勢而言，則是意向性的直覺、意象思維和主體內向思維;兩者的相結合，體現了我國傳統思維藝術的基本面貌。中國傳統思維的經驗綜合性同西方的理性分析思維相對立，它傾向于對感性經驗作抽象的整體把握，而不是對經驗事實作具體的概念析;它重視對感性經驗的直接超越，卻又同經驗保持著直接聯系;它主張在主客體的統一中把握整體系統及其動態平衡，卻忽視了主客體的對立以及概念系統的邏輯性和形式化，因而缺乏概念的確定性和明晰性。中國傳統思維的意向性從“天人合一”的整體模式出發，導向自我反思而不是對象性認識。它突出了思維的主體因素，而不是對象因素;突出了主體的意向活動及其價值判斷，而不是認識主體對客觀實體的定向把握。從這個意義上說，它似乎有點像西方的現象學，但卻沒有現象學那樣的意識“還原”和“懸擱”;它不僅承認對象客體和本質、本體是存在的，而且把自我和自然本體合而為一，構成了一個整體系統。

經驗綜合的最終結果，把人和自然界（包括社會）看作是一個有機整體，因而表現為整體辯證思維。李約瑟認為：“當希臘人和印度人很早就仔細地考慮到形式邏輯的時候，中國人則一直傾向于發展辯證邏輯。”[7][1]中國傳統思維藝術的最顯著優點在于辯證思維。這種辯證特性，主要包含兩點：一是整體思維。中國傳統思維藝術強調整體觀點，認為世界（天地）是一個整體，人和物也都是一個整體，整體包含許多部分，各部分之間有密切的聯系，因而構成一個整體，想了解各部分，必須了解整體?！疤烊撕弦弧笔沁@種整體思維的根本特點。人和自然界不是處在主客體的對立中，而是處在完全統一的整體結構中，兩者可以互相轉換，是一個雙向調節的系統，即人依靠自然界而生存，自然界亦有待于人的調整安排。這表現在思維藝術上，雖然有形上與形下、體和用之分，但形上不離開下，本體不離作用，渾然一體，不能區分。二是相反相成思維。它認為任何事物都包含相互對立的兩個方面;研究問題，就要注意所研究的對象的兩個方面。同時認為所有對立的兩方面都是相互依存、相互轉化、相互包含的。老子的“反者道之動”，被看作是重要的思維原則。在以后的發展中，又提出了“無獨必有對”、“物極必反”和“一”與“兩”的命題。

顯然，傳統思維藝術并不都是保守、落后和消極的，它不僅反映了我們中華民族的思維特點和風格，形成了獨特的民族文化，而且對整個世界歷史都具有價值和意義。除上述辯證思維對我國古代科學和民族文化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外，經驗整合型的整體思維同當代的系統論整體思維也有某種相似，它不僅在人體生命科學如中醫學中具有生命力，而且對于其它綜合性科學也有啟發意義。再如直覺思維、意象思維不僅在倫理學、美學和藝術領域中發揮著巨大作用，而且蘊藏著極大的創造力和豐富的想象力，并且同當代符號學有某種聯系。它是科學思維不可缺少的基本素質。至于主體意向思維，對于確立認識的主體性和實現人的自我價值，更是非常重要的。然而，中國傳統思維畢竟是前科學的直觀性思維，而不是建立在近代工業社會及其科學基礎上的科學思維。因此，必須大量吸收西方文化中的科學理論及其思維成果，徹底改變傳統思維的模式。

首先，必須補上形式思維這一環節。正如在經濟的發展上，我們不能跳過“商品經濟”這一環節一樣，在思維的發展上，我們也不能超越“形式思維”這一階段。而且，歷史的辯證法還在于，經濟上的“商品化”與思維上的“形式化”，在西方幾乎是同步產生的，兩者之間有著某種內在的聯系。

形式思維把人類思維從籠統的整體性推向細節性、定量化，體現出思維的精確性。黑格爾把思維的形式化過程稱為“知性思維”或“理智”。辯證法一方面是對客觀世界普遍聯系和永恒發展的反映;另一方面，它又是對知性有限性的否定?？梢哉f，沒有發達的知性思維過程，就不會產生作為對知性思維的揚棄的辯證法?，F代的辯證思維之所以不是古代的直觀的樸素的辯證法，原因就在于它是在知性思維高度發展的基礎上形成的。

用思維發展的一般過程來對照我國傳統思維藝術，不難發現它的要害之處在于缺乏知性思維的充分發展這一環節。它的優點是整體性、系統性、辯證性，但卻是立足于直觀性、類比性的基礎上，因而只能是樸素的辯證思維。而“揚棄”這種樸素的辯證思維，只能是它的否定方面——知性思維。明朝徐光啟意識到了中國思維藝術的這一弱點，認為西方科學的長處在于嚴密的邏輯體系，并把這一思維方式比喻為繡鴛鴦的“金針”，而中國人沒有掌握住這一“金針”。因此，加強我們思維中的形式化、定量化、確定性和程序化、模式化的因素，是提高中華民族思維藝術水平，把樸素的辯證思維提高到科學的辯證思維的必經環節和階段。

其次，必須注重科學技術知識。嚴復在比較中國傳統思維藝術與西方思維藝術的差異時，認為就思維對象或內容而言，中西方思維藝術的差異就在于以“古紙堆”為對象與以“自然界”為對象的區別。西方科學技術在明代以前并無超越中國人之處，后來中國科學技術落后了，其原因是西方科學叫人面向自然界、宇宙，而中國人則皓首窮經。中國人普遍認為，科學技術無論多么高明總不過屬于“藝”和“器”的部分，這部分本屬學問的“粗跡”，懂得不算稀奇，不懂不為可恥;只有“真心誠意”的大道理，“治國平天下”的大經綸，才是最有價值的大學問。于是造成中國古代思想文化的畸形狀態：科學研究、創造發明不被鼓勵，它只能自生自滅，循環迭現;知識分子很少有人以全副精力致力于此，結果中國的科學技術發展始終是感性的，缺乏理論和邏輯，往往不能形成科學公理。盡管四大發明源于中國，但卻沒能引起科技變革，以及由此而引發的社會關系、思維藝術的巨大變革。約克多·雨果說：“在歐洲，一有一種發現，馬上就生氣勃勃地發展為一種奇妙的東西，而在中國卻依然停滯在胚胎狀態，無聲無息。中國真是保存胎兒的酒精瓶”。中國人要改革自己的思維傳統，提高思維藝術水平，必須要從“古紙堆”中跳出來，改變輕視、打擊和冷遇科學技術的惡習，要象西方人那樣，面向自然界、宇宙、努力鉆研和認真學習科學技術。

我們要在繼承我國優秀傳統的基礎上，積極吸取西方思維的成果，以發展、改造中國傳統思維藝術，使之更為科學化、現代化。而要實現這一目的，我們在改造傳統思維過程中還必須做出以下努力：

第一，要站在現代思維的水平上對思維傳統進行反思。一方面，我們對思維藝術的調整改造，無需簡單重復西方曾經走過的路。我們必須運用的觀點，站在現代思維和現代實踐的高度上，對西方已經走過的思維道路以及現在的思維趨向進行分析。另一方面，我們必須站在現代實踐和現代思維水平上，自主地展開與世界其他民族的思維藝術的交流。在現代的信息條件下，人類思維正不斷趨于同步化;但這種同步性、統一性是以多樣性、差異性為基礎的。我們要形成的是以哲學為基礎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多樣化的現代思維，只有這樣，才能起到具有世界意義的作用。

第二，要把思維藝術的變革與行為方式、生活方式、活動方式的變革結合起來。思維藝術的變革決不是單項的，而是社會整個變革中的一項?，F代思維的特點之一，便是它與行為、生活和活動的緊密結合，并具有較快的轉化節奏和周期。馬克思指出：“甚至人們頭腦中模糊的東西也是他們的可以通過經驗來確定的，與物質前提相聯系的物質生活過程的必然升華物?！盵8][1]思維藝術的變革本身，就是人們要求變革行為方式、生活方式和活動方式的體現;思維藝術只有與活動方式結合起來，才展現出變革的意義。

中華民族傳統思維的形成，已有五、六千年的光輝歷史。挖掘埋藏于這一歷史進程中的寶藏，是一項艱巨的工作。開放性的現代化思維，不僅需要同世界上其它民族的思維進行交流，也需要吸取傳統思維中的精華?？梢源_信，從中華民族的傳統思維中，完全能挖掘出可供借鑒的珍品，并使其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重放異彩。

二、中西方思維藝術的差異及文化背景

1.西方思維藝術的差異

中西方思維藝術的比較研究，有一個方法論的問題。任何一種思維藝術，都是一定時代的一定生產方式的產物，因而都具有某種合理性，同時也都具有某種局限性。從縱向來看，后起的思維藝術，并不能全盤否定、先前的思維藝術，正如高級的社會運動的出現并不能否定低級的機械運動的作用一樣。從橫向來看，不同地域的思維藝術，在整個人類思維的發展中，都只是一個方面或一個側面，不宜硬去比較孰優孰劣。在人類認識和改造世界的過程中，各種思維藝術都是不可或缺的工具，它們之間的結合和互補，開辟了人類科學思維的道路。因此，在中西方思維藝術的比較研究中，應該實事求是地分析各種思維藝術的特點、歷史作用及發展趨勢。

為了從總體上了解和把握中西方思維藝術的差異，有必要將中國與西歐兩種學術思潮及思維藝術變遷的基本路線作個粗略的劃分：

在中國，公元前2000－221年，即由殷周的巫史文化到春秋戰國諸子文化的興起，為中國學術思潮與思維藝術開源的第一階段，這是由原始宗教到理性覺醒的時期;大約公元前206－公無1644年，即由兩漢儒學經術的發展經魏晉隋唐時期儒、釋、道的斗爭，直至宋明思辨“儒學——理學”，為中國思維發展的第二階段，這是以帶神學色彩的儒學與理學占統治地位的時期;從公元1644－1919年，即由清代古文與今文經學至對儒學的批判，是中國思維發展的第三階段，這是西方近代民主思潮與科學技術開始在中國傳播的時期。

在西歐，從大約公元前3000－100年，即由古希臘英雄神話時代到古典希臘哲學、科學、藝術的啟蒙興盛，為西方思維發展的第一階段，這是由原始宗教到理性的覺醒的時期;從大約公元前100－公元1000年，即由古希臘、羅馬哲學與基督教的融合，到中世紀經院哲學的形成，為西方思維發展的第二階段，這是僧侶主義占統治地位的神學的時期;從大約公元1100－1600年，即由對宗教神學的批判導致的文藝復興到近代實驗科學的誕生，為西方思維發展的第三階段，這是理性復活和科學興起的時期。

上述中西方學術思潮與思維藝術變遷的脈絡基本上是相似或相同的。只是在中國，帶宗教色彩的儒學——理學統治時期比西歐中世紀神學統治時期更長（約長800年）。不過，就中西方思維藝術的具體內容來看，還是有很大差異的。

第一，中國傳統思維藝術以人倫為中心，呈現出以天道與人道相結合的主客體互溶的致思傾向;而西方傳統思維藝術崇尚自然，呈現出以自然為主要對象的致思傾向。

中國古代的災難性氣候，象夢魘一樣壓抑著一代又一代的先民們。人們無力戰勝自然，于是在幻想中寄希望于人間的英雄。隨著原始英雄的崇拜。中國傳統思維中重

視人倫、輕視自然的傾向也由此而萌發。這種輕自然、重倫常，反天道、重人道的社會思潮，在春秋時展為一種普遍的時代精神。在古代思維中，這種以人道、倫常為視覺焦點的特征，經過長期歷史的積淀，以邏輯的格的形式固定下來，作為一種致思傾向，成為中國傳統思維藝術的顯著特點。愈到后來，這種思維藝術就愈成熟，愈具有豐富的內涵。從廣義上說，思維藝術作為民族文化的深層結構，它與中國人文文化是互為表里的;從狹義上說，由這種思維藝術所建構的哲學，是倫理哲學和政治哲學，是致意于做人的“明智之學”。

中國文化具有人文主義特點。但這種人文主義不同于西方的人文主義。中國文化的人文精神，主要表現在注重社會的人格，而不是注重個體的人格。人們習慣于從關系中去體驗一切，把人看成群體的分子、群體的角色，而不是單個的個體，得出人是具有群體生存需要、有倫理道德的自覺的互動個體的結論，并把仁愛、正義、寬容、和諧、義務、貢獻之類納入這種認識中，認為每個人都是所屬關系的派生物，他的命運同群體息息相關。在這種文化氛圍中練就的思維藝術，必然深深地打上此種文化的印記。中國傳統思維藝術的致思傾向，多側重于向內探求，認為價值之源內在于一己之心，因此十分注重“修身”，即認識自身、完善自我，由此出發達到“齊家、治國、平天下”。在此，倫理原則是第一位的，“善”與“不善”是一切社會行為和科學活動的準繩，“內圣外王”是修身、內省的最高目標。為了達到這一目標，必須有“反求諸己”、“反求自識”、“反身而誠”的功夫。

但是這種內傾性，并不突出獨立個體的地位，相反，群體是包括個體的;個體的自我認識和自我完善，其價值標準是倫常秩序?！俺缟啤钡臉O境，一方面是內心、本心的完善;另一方面是外在行為（視、聽、言、動）必須符于“禮”，即符合社會規范和道德規范。“禮”成了修身、內省的標準。這兩者的關系是，倫常秩序（“禮”）不是由外面強加給個人的，而是個人通過修身、內省自然地推出來的，因而個人也就自覺地、誠心地服從它。人們既然以倫理道德為綱常，自然界、功利等等就都在視野之外了。思維的中心內容，便只是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這是農業——宗法社會里思維藝術的典型特點。

中國傳統思維藝術的內傾性，也不是完全排斥自然，除了少數唯物主義哲學家將自然作為自身之外的對象來研究,一般來說,主導方面是將自然包容于心，“萬物皆備于我”，以人為天，天人合一，還原為心。西方人把自我意識與意識對象（自然界）的界線劃得很清，因此他們有系統的本體論、認識論。中國人則基本上不在內心世界與外部自然界之間劃出鴻溝，在傳統的思維藝術中，這兩個世界是互相交錯、互相滲透、互相結合的。當然，在中國思維發展史上，也有將兩者分離的。

中國傳統的思維藝術，從反天道、重人道，發展到將客體自然（天道）化為主體人心（人道），使主客體互溶，這樣，自然也就失去了感性的形式，而被人化為具有倫理本質的東西。這是中國傳統思維藝術的一個基本傾向。

在西方文明的發源地古希臘，由于受到自然的恩賜，人們對于自然界的態度，卻不象中國原始民眾那樣始終受到災難性氣候的威脅而產生對立情緒。因此，從古希臘開始，就形成了探索自然知識的學術傳統。古希臘的文獻記載和哲人們的著作殘篇都說明自然界是這些思想家研究的對象。恩格斯說：“最早的希臘哲學家同時也是自然科學家?！盵9][1]古希臘文明衰落以后，其崇尚自然，以自然為研究對象的思維傳統卻一直在西方延續下來。特別是進入近代以后，作為自然科學的哲學家比比皆是。到了現代、當代，這個特點更加突出。愛因斯坦說過，現代著名的物理學家，幾乎都是哲學家。愛因斯坦本人就是一個例子。這種情況在中國是極少有的。自孔子以降，到近現代以至當代，思想家兼自然科學家的廖若晨星。中國古代的人們當然也研究自然，但大都把自然與社會的政治倫理相聯系、相附會，從現實的利益需要來看待自然。而西方的人們大都是為了純粹的追求知識而探索自然的奧秘，把自然界視為比較獨立的研究對象。顯然，中國傳統思維藝術與西方傳統思維藝術的視覺焦點是不一樣的。中國近代以后在科學方面的長期落伍，固然與中國長期的封建制度和小農經濟有密切關系，但也不能忽視中國傳統思維藝術的視覺焦點不在自然界這一重要原因。

崇尚自然，研究自然，極大地促進了自然科學的發展。而自然科學的發展又發反過來促進了思維藝術的發展。在古希臘，自然界還被當作一個整體而從總的方面來觀察，自然現象的總聯系還沒有在細節方面得到證明，世界被看成是從某種渾沌中產生出來的東西，在思維藝術上，就表現為天然的純樸的形式，表現為整體上的樸素的辯證法與唯物主義。到15世紀下半葉，近代自然科學誕生，一直到18世紀中葉，自然科學研究的主要領域是力學和數學，各門自然科學正處在材料的搜集階段。這種狀況影響到思維藝術，就形成機械的、形而上學的思維傳統。18世紀下半葉以后，歐洲近代自然科學由搜集材料階段發展到整理材料、各學科互相綜合和滲透的階段，自然科學系統地描繪出一幅自然界聯系的清晰圖畫，在這種背景下，“新的自然觀的基本點是完備了：一切僵硬的東西溶化了，一切固定的東西消散了，一切被當作永久存在的特殊的東西變成了轉瞬即逝的東西，整個自然界被證明是在永恒的流動的和循環中運動著?！盵10][1]的辯證唯物主義的思維藝術，就是在這樣的自然科學基礎上產生的。

西方思維藝術中的崇尚自然，以自然為視覺焦點的致思傾向，是十分重要的特點，它不僅加速了自然科學的發展，也影響到人們的生活方式，形成了科學與民主的傳統。

第二，中國傳統思維藝術具有直覺性、整體性和模糊性特點;而西方思維藝術則具有實證性、局部性和精確性特點。

人類思維的發展，有其內在的規律性。一般說來，思維的直覺性、整體性和模糊性，源于原始的生產方式。原始人類的生產實踐水平和科學認識水平都極低，原始人對自然未有精細的認識。在原始人類面前，自然界是一個神秘的、不可戰勝的整體力量。同時，原始人分化主客體的水平非常有限。因而這一時期的思維就具有意會體悟的直覺性、籠統素樸的整體性和朦朧猜測的模糊性。

這種特點，在古代中國和古代西方的思維藝術中都存在。西方以古希臘為代表的“天然純樸”的“天才直覺”的思維藝術，隨著西方近代自然科學的發展，在15世紀以后逐漸被一種追求局部性、精確性、實證性的思維藝術所代替。在中國，自然科學在古代取得輝煌成就之后，到近代卻沒有獲得長足的進展，即沒有象西方那樣進步到對自然界的解剖、分析。自然科學的停滯不前，以及農業型自然經濟的長期延續，“大一統”宗法社會的不斷加強，使中國傳統思維的直覺性、整體性和模糊性始終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相反卻得到進一步完善和發展，成為中國傳統思維藝術有代表性的特點。

意會體悟的直覺性。如前所述，中國傳統思維具有內傾性;而直覺性則與內傾性有密切的關系。內傾性強調向內尋找，如“反求諸己”、“反求自識”、“反身而誠”等，這種內省的方式往往不能用明確的言語表達，即所謂“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人們也就只能靠感覺、體驗、意會、領悟來把握它，而毋需理性邏輯思維的成分，因而往往帶有神秘色彩。直覺雖然直到現代仍然是人類多種思維藝術的一種，在認識世界中不可缺少，但如果片面加以夸大，把它作為認識的唯一源泉，否定推理思維和實踐活動在認識的作用，這樣就歪曲了直覺思維的本質，不可避免

地會陷入主觀唯心主義。

籠統素樸的整體性。在中國，自然科學沒有發展成為近代形態，沒有一個分門別類作精確研究的階段。進入近代以后，也就一直保持了整體性思維特點。整體性思維對世界的把握是籠統的而不是精確的。整體性思維把世界看成是某種從渾沌中產生出來的一個整體，一個不斷變化、不斷流轉的過程。它注重自然和諧，習慣于融會貫通地把握事物，而不主張從局部、細節上把握事物。它把人同自然界結合為一體，主張人參與自然界;自然界滲透于人“心”，所謂“萬物一體”、“天人合一”?，F代思維雖然也強調整體性、綜合性、系統性，但它是在認識各個細節的基礎上對整體的科學把握。而中國傳統思維的整體觀并沒有經過對整體的剖析，其思維水平依然停留在早期樸素的認識階段，因而有待向現代思維靠攏。

朦朧猜測的模糊性。以整體性為特點的中國傳統思維往往固執于對事物的質的判斷，而忽視對事物作量的分析;描述事物不求準確清晰而往往帶有朦朧的猜測成份;其思維范疇往往具有不確定性和多義性;在方法上，則講究“設象喻理”、“刻意神似”，而疏于推理、鄙薄形肖。這種思維藝術只能給人們提供關于事物的模糊整體圖景，缺乏令人信服的邏輯力量。

中國傳統思維藝術的直覺性、整體性和模糊性，由于歷史的局限而存在著很多缺陷，但綜觀人類思維發展的全景，這種思維藝術是人們認識世界必不可少的手段，它也可以向更高水平發展。思維的直覺性、整體性和模糊性，在某些相應的場合有它獨特的作用，這種作用往往是其它思維藝術所不能代替的。在中國哲學史上，多數哲學家注重對事物的總體把握，注重事物的運動和聯系，與這種思維藝術有著密切聯系。

在中國，思維藝術的發展歷程，沒有明顯的階段性差異，基本上是一以貫之地漸進發展;而西方思維藝術的發展歷程卻不一樣，古希臘思維傳統和西方近代思維傳統有明顯差別。近代以后，由于經驗自然科學的迅速發展，西方思維藝術發生了日新月異的變化，古希臘時期形成的直覺性、整體性和模糊性思維傳統，在近代科學沖擊下幾乎蕩然無存。取而代之的是與近代自然科學相適應的，以實證性、局部性和精確性為特點的思維藝術。

以古代科學以經驗為主不同，近代科學以理性為主，十分重視實驗的或實證的方法和歸納的方法對科學發展的作用。這個方法的創始人是英國近代實驗科學的始祖培根。在他看來，感覺是完全可靠的，是一切知識的源泉，因此實驗科學具有重要意義，科學本身就是實驗的科學;任何可靠的真理都必須用大量事實作依據，然后用理性方法去整理材料，把單一的、個別的東西上升到一般，上升到理論。培根開創的重視觀察和實驗、重視例證和歸納的科學方法論思想，有著深遠的影響，直到現代，它依然是西方思維藝術的主流。

近代以后，西方思維藝術除了突出實證性以外，由于受到自然科學發展狀況的影響，還形成了局部性、機械性、形而上學性等特點。從15世紀下半葉到18世紀末，是西方自然科學分門別類地搜集材料的階段。自然科學尤其是數學、天文學、化學、生物學等在這一時期取得了長足的進步;而發展得最快、最成熟的是力學，它是近代自然科學誕生后的第一門獨立科學。所有這些學科，都是孤立地、靜止地進行研究的，每個學科都只看到自己領域里的局部材料，而沒有把自然界的事物看作是運動著的有機聯系的整體。牛頓力學的巨大成功又使得機械力學規律被片面夸大并用來說明一切自然現象。自然科學發展的這種狀況，深刻地影響到人們的思維藝術。培根和洛克最先把這種孤立的、靜止的、機械的形而上學研究方法帶到哲學領域，經過一代又一代人的運用和發揮，積淀在人們的深層心理結構中，成為西方思維藝術中一個重要方面。

自然科學的分門別類和量化發展，也帶來了思維藝術上的精確性特點。近代數學的巨大發展，正是由近代自然科學對精確性的要求所致。天文學、力學、生物學、化學等科學領域，都需要精確的計算。近代的力學家幾乎都在數學上有很深的造詣。同時，由于實證思潮的影響，人們普遍認為，某一理論的建立，必須有精確的經驗事實支持。這種對于精確性的追求，在西方思維藝術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以至于直到今天，對于無論什么結論，西方人幾乎都會問：有沒有數字根據？統計是否精確？

西方思維藝術的實證性、局部性和精確性，是近代自然科學發展的產物，它在人類思維發展史上起過重大作用，但隨著科學的進一步發展，這些特點卻難免暴露出局限性，如實證性和精確性原則在許多科學領域里（特別是在微觀物質領域里）就得不到支持;對局部性的片面夸大，必然導致機械論和形而上學，從而阻礙對世界全貌和事物間總體聯系的把握。

第三，中國傳統思維藝術疏于邏輯推理，忽視理論體系;而西方思維則強調邏輯推理，重視理論體系。

中國傳統思維中意會體悟的直覺性、籠統素樸的整體性和朦朧猜測的模糊性，蘊含著系統思想的萌芽。“大化流行”、“萬物化生”，天地萬物渾然一體，這些都是對對象世界的比較正確的描述。中國傳統思維雖然能系統地整體地思考對象，但卻不注重邏輯推理。如前所述，中國傳統思維對事物的把握，往往通過體驗、意會和領悟，講究“設象喻理”、“刻意神似”，而不注意運用嚴密的邏輯推理。

誠然，在中國傳統思維藝術的發展進程中，邏輯思想曾有過一段輝煌歷史，如先秦時期的辯者派和正名派，特別是辯者派中的墨辯邏輯，就曾興盛一時。在先秦邏輯思想中，不僅有形式邏輯的內容，而且有較發達的辯證邏輯思想，同時還有數理邏輯和語言邏輯的萌芽。墨辯邏輯的“三物”（故、理、類）理論，可與西方的三段論和古印度的因明相媲美。但中國傳統的邏輯思維，終究是不發達的、低水平的。其一，中國的邏輯思維不象西方那樣有關于思維形式和論證方法的系統完整的理論。《墨辯》雖然是一部邏輯的著作，其中有非常豐富的邏輯思想，但在公理化形式方面是薄弱的，未形成完整的邏輯推理演繹系統和方法論體系。其二，中國傳統的邏輯思維藝術，往往與倫理的規范和政治上的刑名法術思想緊密相連，并屈從于倫理和政治，這樣就削弱了對邏輯思維藝術的探索。其三，先秦的邏輯理論，大都偏于對某些概念、命題的論爭，如名實之爭，關于“白馬非馬”、“離堅白”的爭論等。同時，在說明一些邏輯觀點和方法時，仍然采取“設象喻理”的辦法，用生活故事和文藝形式等形象思維方式闡釋甚至代替邏輯規則。其四，“設象喻理”的思維方法妨礙了邏輯向符號化、形式化發展。在中國先秦之后，邏輯思想基本陷于停頓，純邏輯研究幾乎沒有了，更談不上如西方那樣發展到近現代邏輯，如概率邏輯、模態邏輯、模糊邏輯、語言邏輯等。

由于疏于邏輯推理，中國自先秦以來一直強調“實用精神”，而缺乏“理性精神”。這可以從內容與形式兩方面加以分析說明。從內容上看，中國傳統思維藝術十分重視“經世致用”，重現實，重人倫，強調理論必須維護倫理綱紀，必須有益于政治，認為探究理論的目的是為了眼前的實用。而西方學者往往并不注重學術理論與人們實際利益的直接關聯，亞里士多德就說過，希臘人“探索哲理只是為想脫出愚蠢，顯然，他們為求知而從事學術，并無任何實用的目的?！盵11]西方很多學者都是為了純粹的求知去探求客觀世界的奧秘。這種學術傳統使很多著名的理論體系得以誕生。而中國學術史上，這方面卻是個弱點。從形式上看，中國傳統思維不重視宏觀、系統的理論表達方式，而是采用“設象喻理”、“微言大義”、“語錄體”等表達方式?！罢Z錄”需作詳細注釋、發揮，“微言大義”之義蘊何處也不很明確。因此，中國有一門獨特的學問，稱之為經學，即訓解或闡述儒家經典之學。形式是由內容所決定的，理論體系的貧乏導致表現形式上的這種狀況。

西方的邏輯思維傳統發端于古希臘。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作為傳統形式邏輯的奠基人，提出了完整的邏輯理論體系。現代形式邏輯的許多重要內容，在兩千多年前的亞里士多德那里就有了基本面貌。由亞里士多德開創的邏輯學，在西方思維藝術的發展中產生了深遠影響。到近代以后，英國培根對邏輯學又作出了重大發展，他針對亞里士多德邏輯重演繹、輕歸納的特點，第一個系統地制定了經驗的歸納法。他的歸納邏輯運用了“三表（本質和存在表、差異表、比較表）法”，并以此豐富和發展了亞里士多德邏輯中的簡單枚舉歸納法。到19世紀，英國哲學家穆勒把“三表法”推廣為契合法、差異法和共變法，同時還創立剩余法，發展了歸納邏輯。邏輯思維發達與否的重要標志在于是否達到公理化、形式化水平。在西方，早在17世紀末，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茨就曾試圖建立形式的演繹邏輯，并在邏輯的符號化方面作了一些努力，成為數理邏輯的先驅。19世紀中葉，英國數學家布爾創建了以他命名的邏輯代數系統，使邏輯形式化有了重要發展。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德國邏輯學家弗雷格第一次表述了具有現代化形式的數理邏輯命題演算體系，即構成了最早的命題邏輯的公理系統。到2O世紀30年代，現代邏輯又取得了幾項輝煌的成就。

西方現代邏輯向公理化、形式化的迅速發展，充分說明了重視邏輯思維的傳統在西方思維藝術中所占的主導地位和所起的重要作用。拿這種思維傳統與中國思維傳統相比較，就會看到，在中國，邏輯學的發展是極其緩慢的，現代邏輯的所有成果，幾乎全是從西方引進的。從中也可清楚地看出中國思維傳統和西方思維傳統的明顯差別。

西方思維除強調邏輯思維外，還非常重視理論的體系化。西方人在探索自然界奧秘的過程中以“求知”、“愛智”為目標，追求理性的享受，著重發展知識論。各種理論體系象一個個螺旋上升的圓圈，綿延在西方思想史的長河中。亞里士多德以博學著稱，他建立了一個龐大的理論體系，其著作包括邏輯學、自然哲學、認識論和心理學等各個方面。他不僅把各個領域的知識匯合成一個龐大的體系，而且每一領域的知識也自成體系。在他之前，柏拉圖的唯心主義理論體系是人們所熟知的。到中世紀，正統經院哲學系統化，形成了托馬斯的神學唯心主義體系。再往后，近代西方則是理論體系層出不窮的時代。法國笛卡爾不僅建立了物理學和數學的體系，而且還論證了他的“形而上學”世界觀體系，以及以幾何學為標本的理性演繹方法體系。英國洛克在巨著《人類理智論》中建立了龐大的唯物主義經驗論的理論體系。德國人更不愧是構造理論體系的好手?？档碌摹叭笈小睒嫵闪酥南闰炚?。黑格爾的客觀唯心主義體系，包括邏輯學、自然哲學、精神哲學三個有機組成部分，其中每一部分又都是一個完整的體系。費爾巴哈的人本主義理論體系也是人們所熟知的?，F代西方思想家也非常重視知識論理論體系，理論自然科學的發達和哲學派流派的蜂起說明了這一點。

2.西方思維藝術差異的文化背景

中西方思維傳統的差異為何如此之大呢？原因是多方面的、多層次的，其中經濟文化背景尤為突出。任何一種類型的思維藝術，都是在一定的社會環境中，由人們思想活動的逐步演變和長期積淀而形成的。就是說，思維藝術的起源和演變是時代精神變遷的產物，其最深厚的基礎固然如馬克思所說是“塵世間的粗糙的物質生產”，而生產關系、政治法律制度、思想意識等，則是這種精神同經濟基礎之間的不同層次的中間環節。分析中西方思維藝術差異的背景，我們既要從經濟基礎出發，在整個社會系統中探究思維藝術產生和存在的根源，又要從思維藝術所依附的社會子系統著眼，透視社會文明狀態對思維藝術的影響。

中國傳統思維藝術，產生于這樣的條件：第一，半封閉的大陸型社會地理環境。這種地理環境，與歐洲一些國家的開放性的海洋環境不同，其特點是交通阻隔，信息封閉。自然的隔離帶來與外部社會的隔離。第二，既不同于游牧經濟，也不同于工商業經濟的農業型自然經濟。這種農業經濟使中國社會文化心理（包括思維）具有很強的農業社會特征。第三，家國一體的宗法社會。這種社會結構使人們注重血緣，膜拜祖先，推崇傳統。另外，中國古代自然科學的發展狀況，對中國傳統思維藝術的形成也有重要影響。正是在上述諸條件下形成了與西方思維藝術迥異的中國傳統思維藝術。

在幾千年的西方文明史上，思維藝術的發展進程呈現出多樣化，即使在同一時期內，西方各民族、各國的思維藝術也不盡相同，甚至相差很大。我們分析西方思維藝術的產生條件，只能根據有比較代表性的社會環境對思維藝術的影響，論其大略。第一，西方文明就地域而言，主要是地中海沿岸地區，這里氣候溫暖濕潤，海上交通發達，從而大大促進了農業、工商業和航海業的發展。自然的開放帶來向外部社會的開放。第二，在歐洲，從古希臘開始，就以工商經濟為主。農業經濟雖然存在，但對社會歷史和文明的發展影響不大。這種經濟類型，特別是商業活動，以其純粹的謀利性質和流動的生活方式，構成了足以摧毀家族社會的血親溫情和世系組織的強大沖擊。第三，在整個歐洲沒有形成象古代中國那樣的統一的社會群體;而是小國林立，各個城邦國家可以結成同盟，但它們從來沒有取消自己的國界而混為一體，整個社會可以說是一個松散的個體的組合。相應地，整個歐洲世界觀的核心就是個體性。對歐洲人來說，凡是不能支配自己和由人擺布的人都是奴隸。所以，不依附于他人才被當作人的最高品格提到首位。廣而言之，西方民族，是以個體為本位。第四，西方自然科學的發展成就，也是西方思維藝術形成和發展的重要前提。所有這些，都是與中國歷史相異的。正是在此背景下形成了與中國傳統不同的思維藝術。

三、中西方思維藝術發展的互補融匯趨勢

1.中西方思維藝術融匯發展的條件

古代，居住在地球上各個不同地域的人們在思維藝術上有著奇妙的巧合：古代中國人和古代希臘人都產生過整體的、模糊的、直觀的思維藝術，都把世界看成一個混沌的整體，把某種具體的物（或現象）看成世界的始基;都有樸素的關于事物發展、變化的思想。在此之后，中西方思維藝術逐漸走上了不同的發展道路，出現了明顯的差異。人類進入到現代社會，思維藝術發展的軌跡似乎又開始了一個否定之否定的歷史階段，中西方思維藝術互相吸引，互相滲透，互相補充，形成了一種融匯合流、協同發展的趨勢。

中西方思維藝術的融匯發展，是以現代科學革命和現代技術革命為背景的，是在當今世界開放與發展的形勢下形成的。由于現代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尤其是電子傳播媒介使空間距離的縮短，以及廣泛的世界文化交流，促進了各民族的相互了解，中西方思維藝術的迅速接近和共同發展有了現實的可能。換言之，現代科學技術及其成果為中西方思維藝術的溝通和共同發展奠定了物質基礎;而在開放的國際環境中，世界性的廣泛、頻繁的文化交流，使中西方在發展自身文化的過程中有了更多的參照系，因而有可能更自覺地反省自身，博采對方之長，吸收、消化外來文化。

如果說，現代科學技術和社會開放、文化交流是當代人類思維藝術融匯發展的外部條件的話，那么，思維藝術本身的發展規律、它對自身不斷完善的要求，則是當代人類思維藝術融匯發展的內在機制。在歷史發展的長河中，中國和西方形成了兩種迥然不同的思維藝術，分別沿著兩個方向發展，在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說是各執一端。在認識和把握世界過程中，這兩種思維藝術都有其獨特的長處，發揮著各自獨特的作用,在很多時候是不可取代的。但是,它們各自的缺陷也是很明顯的。如果不克服這些缺陷，思維就不能充分地、科學地把握外部世界，思維自身也就停止了發展?？墒俏覀冎?，正如人類的實踐發展是不會停止一樣，人類思維的發展也是不會停止的。思維具有至上性，至上性的本質是綜合思維的空間跨度和時間跨度，使人類思維在無限的歷史長河中不斷接近絕對真理。這是一個思維由必然王國走向自由王國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各種不同思維藝術的互相取長補短、融匯發展是不可避免的。而當代科學的高速發展和社會的高速發展則加速了這一進程。

2.西方思維藝術融匯發展的內容

中西方思維發展的互補融匯趨勢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人文與科學并重。中國思維傳統重人文，以人道、倫常為視覺焦點;西方思維傳統重科學，以自然規律為視覺焦點;這是人類認識外部世界的兩個側面、缺一不可。隨著人類認識水平的不斷提高和社會的不斷發展，人文和科學互相滲透，關系越來越密切，以致不可分離。即：人文領域中不可避免地涉及自然因素和運用科學分析方法，科學領域中則擺脫不了情感因素和價值評判?，F代西方哲學的兩大思潮，科學主義和人文主義思潮，是并駕齊驅的，同時也互相對話，互相吸收和互相補充，愈來愈顯示出匯融的趨勢。注重科學傳統的西方哲學家和科學家，對社會與人的問題也愈益表現出強烈的關注，如關心人類的和平與發展問題，研究人和人的價值，人的本質和自由等。在中國，對民族坎坷歷程的深刻反思強化了“落后就要挨打”的觀念，大膽的開放政策使現代先進科學技術跨進國門，科學主義盛行起來。中國傳統思維藝術一向重視人倫綱常，但在科學主義的影響下，開始發生了深刻變化。人們在思考某種理論時，不僅要問：它的社會意義和倫理價值如何？而且還要問：它是不是科學的？它有沒有嚴格精確的論據？

正如中國思維藝術中不能說完全沒有科學主義傳統一樣，西方思維藝術中也不能說完全沒有人文主義傳統。但是，歐洲的人文主義注重個體的人格，從個體去看社會，認為社會應以個體為單元和基礎;而中國的人文主義注重社會的人格，把個體看作是社會和群體的分子，從關系中去體驗一切。前者強調人的自然屬性，最后把人歸于自然性;后者強調人的社會本性，進而把自然也人化為具有倫理本質的東西。這兩種人文主義，在當代也有融匯的趨勢：西方人逐漸重視人的社會性和社會關系，而中國人則開始強調個體人格。

其二，模糊與精確并重。一般認為，模糊性是古代思維的特征，精確性是近代思維的特征。實際上，模糊性和精確性都是思維的固有特性，無論在古代、近代、現代思維中都是存在的。在古代，思維的模糊性是樸素的、粗淺的，抑或說是不得已的，當時的人們囿于生產力發展水平和智力水平，不可能對世界總畫面的細節作出精確的說明，因而把世界看成是混沌的整體。不僅思維的對象是模糊的，思維本身也是模糊的。這個時代可以說是想精確而不成的時代?，F代思維的模糊性則不同，它建立在對外部世界的精確的基礎上，同時客觀地反映了外部世界發展的某些模糊過程和環節。這個時代可以說是為精確而模糊的時代。中國傳統思維藝術的模糊性特征，是思維本性的一種表現，它經過長期的延續而得到豐富和發展。但它不象西方思維藝術那樣在近代受到過精確的揚棄，因而直到今天，中國思維藝術中的模糊性仍帶有古代樸素的色彩。

人類思維的本性要求精確地準確地把握外部世界，以便于在實踐中改造外部世界。人類世世代代都在追求精確性，試圖使認識盡可能真實地接近客觀事物本身。沒有精確性也就沒有科學的認識，因此精確性是現代思維藝術發展的一個重要方面。但另一方面，在客觀世界中真實地存在許多模糊性，如在程度、真值、關系等方面，很多時候不可能有精確的結論。這種模糊性表現了事物兩極對立的不充分性，或差異的中介過渡性。反映在思維中，就必然會產生思維的模糊性。模糊數學和模糊邏輯就是現代模糊思維的兩種形式。傳統數學竭力追求精確性，排除模糊性，結果遇到很多不可解決的難題。2O世紀60年代模糊數學誕生，使數學獲得重大發展。模糊數學精確地描述了事物本身的模糊性，為人們提供了重要的思維手段，而這一點是傳統的精確數學所做不到的。模糊邏輯是對傳統邏輯的揚棄，它也為我們提供了現代思維手段。傳統邏輯是二值邏輯，它的基本規律是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它要求對任何命題都作非真即假的判斷，不考慮第三值或更多值。而在現實世界中，有很多問題的界限是不清晰的甚至是很模糊的，在人們的思維活動中也存在著多值的模糊的判斷。因此模糊邏輯便應運而生。

總之，西方人有精確思維的傳統，同時又創立了模糊數學和模糊邏輯，開創了現代模糊思維的新階段;中國人擅長于模糊思維，同時又刻意吸收消化西方人的精確思維藝術。這說明，模糊性和精確性作為人類思維的兩種特性，在現代社會得到長足的發展并互相靠攏。

其三，歸納與演繹并重。在西方哲學史上，歸納的傳統和演繹的傳統都是存在的。近代歐洲發生的經驗論和唯理論之爭其焦點之一就是思維方法的問題。以培根、洛克為代表的經驗主義把歸納法作為根本方法，反對演繹法;而以笛卡爾、萊布尼茨為代表的理性主義則把演繹法作為根本方法，認為歸納法得出的知識是偶然的，不具有普遍必然性。尖銳對立的兩派哲學家由于各自方法的片面性而陷入窘境。但即使在當時，歸納法與演繹法也有互相接近、互相吸收的傾向。洛克把理性演繹隸屬于經驗歸納之下，對演繹法作出了經驗主義的解釋。萊布尼茨多少看出演繹法的一些局限性，因而拋棄了“理性直觀”的絕對性，容納了經驗歸納法的某些內容。這段歷史事實證明，歸納和演繹是辯證統一的，它們既不可相互替代，也不可彼此分離。歸納法的缺陷在于，從個別的單稱陳述推出一般的全稱陳述并無邏輯必然性。演繹法的缺陷在于，它得出的結論的普遍性程度總是超不過演繹前的普遍性程度，而且演繹的前提從何而來是演繹法本身無法證明的。因此歸納法和演繹法必須互相補充，同時并重，才能獲得科學的認識。

中國傳統思維藝術是重演繹輕歸納的。中國哲學史上的“天”、“道”、“氣”、“神”、“有無”、“道器”、“陰陽”、“和同”、“動靜”、“常變”、“體用”、“本未”、“一兩”、“理氣”、“心物”、“所能”、“知行”等，都是進行理性演繹的概念范疇。當然，中國傳統演繹法與西方有所不同，意會、領悟的成分比較多，不象西方那樣重邏輯、形式和公理。因此，中國傳統思維藝術在歸納和演繹問題上有兩點不足：一是輕歸納法的作用;二是在演繹方面缺乏形式化公理化系統。

歷史和現實都表明，在思維領域中，片面地偏重歸納或演繹都違背思維規律，現代思維發展的趨勢必然是使兩者共同深化和互相融匯。

其四，橫向和縱向并重。思維本身具有時間跨度和空間跨度。從時間跨度來說，它的視野向過去和未來兩個方向無限延伸，宇宙和人類的過去、現在和未來都是思維的對象，這是思維的縱向性;從空間跨度來說，它的視野遍布宇宙，宏觀和微觀，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每個領域，都可能成為思維客體，這是思維的橫向性。

對于任何思維對象，縱向把握和橫向把握都是不可缺少的。事物有產生、發展的不同階段，有前因后果，人們必須從過程中即從時間跨度上把握它;一事物與他事物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有各種參照系列，人們又必須從橫向對比中即從空間跨度上把握它?？v向思維把思維者提升到歷史的高度，能鳥瞰事物運動的全過程，有利于把握

事物的歷史性特點;橫向思維則使思維者具有寬闊的視野，能洞察事物之間的異同，有利于把握事物的歷史性特點;橫向思維則使思維者具有寬闊的視野，能洞察事物之間的異同，有利于把握事物的共時性差異。

在西方，社會開放和文化交流有著悠久的歷史，并形成了傳統，因此很少有思維的地域性屏障。在這樣的社會歷史條件下，西方人思維的橫向性特征比較明顯。在中國，由于半封閉的大陸型地理環境和長期閉關鎖國的社會環境，人們的思維視野局限在本土之內，因此偏向縱向思維。橫向思維和縱向思維各有所長，也各有所短，現代思維正將兩者結合，成為綜合的、全面的、科學的思維。

其五，直覺與邏輯并重。直覺思維與邏輯思維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思維藝術。直覺思維是人通過知覺對事物進行瞬時的、直接的選擇和判斷，從而認識事物的性質、聯系和關系。邏輯思維則是借助概念、判斷、推理等思維形式以及各種邏輯思維方法，在理論推演中認識事物的性質、聯系和關系。直覺思維與邏輯思維都是人類思維藝術的必要環節。就直覺而言，有古代直覺和現代直覺之分。古代直覺是一種樸素的、原始的直覺，帶有濃厚的神秘主義色彩。而現代直覺則建立在敏銳的知覺能力、明確的思維定勢和豐富的經驗知識基礎之上，現代心理學的成果也說明了直覺的科學性。

在現代思維藝術的發展中，直覺與邏輯的作用彼此不可代替，又具有互相補充的趨勢。直覺思維可以在瞬間“恍然大悟”而體驗到事物的本質及其規律，省去了很多中間環節，高效率地解決問題，它的缺陷是偶然性太強，效果難以保證。邏輯思維可以對事物進行嚴格科學的推理，能有把握地認識事物的本質和規律，結論可靠，其缺陷是中間環節太多，不可能得到瞬時效果。直覺思維的長處正好是邏輯思維的短處，直覺思維的短處正好是邏輯思維的長處，兩者結合起來，則成為比較完整的思維。

在現代思維中，直覺和邏輯互相滲透、互相促進。邏輯思維的發展，使直覺思維有了更多的直觀形式和渠道，更為完善化。在很多情況下，由于邏輯推理過程高度簡化、形式化、自動化，經過反復練習，人們憑直覺就能把握事物的本質和規律。同時，直覺思維進一步完善，不再具有神秘的色彩，它的規律也逐漸被人們所揭示，并被人們作為一種邏輯方法運用到科學發現和生產實踐中去。

其六，形式化趨勢。在人類思維發展史上，形式化是晚期出現的成果，它是現代思維藝術的重要標準。所謂形式化，就是用人工語言（表意符號）代替自然語言，描述事物的結構及其規律，并暫時撇開符號代表的意義而僅著眼于形式，把對事物的研究轉換為對符號的研究。形式化是思維藝術發展到高級階段的產物。形式化必須有幾個基本前提：首先，人們對于思維規律有比較透徹的把握，能用簡潔的符號表達它的復雜的本質聯系;其次，有高度完善的公理系統，使形式化及形式系統有運演的邏輯基礎;再次，有嚴整的演繹理論體系，以適應推理方法與符號公式之間的轉換，最后，有高水平的語言學研究成果。

思維的形式化過程，是思維的抽象、概括、一般化的過程，也是思維的分解和深化的過程。現代科學要求語言無歧義地表達概念，用最簡明的方式表達事物內部和事物之間的聯系，而形式化則滿足了這一要求，它用符號準確無誤地表達某個概念，用符號化的公理系統清晰地揭示事物內部及事物之間的聯系，越過了自然語言的障礙，使思維更加精確化、客觀化?，F代形式化思維的一個重大成果是數理邏輯的誕生，它為人類思維藝術的發展開拓了一個新的領域。

形式化思維藝術由于舍棄了符號所代表的意義，而只著眼于形式，又由于它概括了思維的一般形式，因此能被全世界所接受，從而成為人類的共同財富。同時，形式化思維藝術在科學理論的研究甚至科學理論的發現中有重大作用，因此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成為現代思維藝術發展的主要趨勢之一。

形式化思維還有力地推動了人工智能的發展。思維元素用符號表示，思維過程用形式化的公理系統代替，這樣便能輸入電子計算機，使電子計算機成為能夠“思維”的智能機。人工智能的出現，標志著人類思維發展到一個嶄新的階段。

人類從來沒有象今天這樣自覺地改造和完善自身的思維藝術。隨著社會的進步和科學的發展，思維的社會機制和生理、心理機制被日益清晰地揭示出來，以至于能通過腦電圖破譯思維語言，能通過射線攝影透視人腦思維的活動過程。人類思維藝術正處于大變革的前夜。我們相信，思維藝術在不斷完善的過程中必然會展現出新的前景

注釋：

[1]《愛因斯坦文集》第1卷，商務印書館，1976年版，第574頁。

[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9頁。

[3][4]皮亞杰：《發生認識論原理》，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第52頁。

[5]《希臘數學史》第1卷，牛津1921年版，第129頁。

[6]《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3頁。

[7]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3卷，科學出版社，1975年版，第337頁。

[8]《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0、3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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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我國特殊教育改革的深入推進，特殊教育學校逐漸以聾生為中心設置學習科目，加大了對自然科學等輔助課程的重視程度，強調在日常教學過程中培養聾生創新意識。但受到傳統教學模式、聾生本身學習特點的影響[1]，聾生創新意識和能力仍有待提升，教師應及時轉變自身在教學課堂的角色，放手讓聾生探索，在實踐中激發聾生學習興趣，促使聾生主動學習，從而提高聾生創新能力。

一、加強理論與實踐之間的聯系，激發聾生創新意識。

自然科學與其他專業課程相比，實踐性與趣味性更強，旨在培養聾生對自然的興趣，鼓勵聾生主動探索自然科學現象，因此，教師應重視理論與實踐之間的聯系，及時轉變自身教學觀念與手段[2]，尊重聾生課堂主體性地位，激發聾生創新意識，帶領聾生積極主動地探索科學知識領域。如在學習“地球的水”時，教師可以通過用純凈水、自來水、河水（湖水）等聾生較為熟悉的東西導入，在展示之前，教師可先問同學們：“同學們，每天你們都要喝什么？”、“喝得最多的是什么？”當聾生回答出“水”之后，再進入正式的學習。在實際教學過程中，讓聾生通過觸摸等方式感知水的存在，將理論性較強的“水”轉化為可感知的事物，加強理論與實踐之間的聯系，使得聾生意識到生活中“水”的重要性，并帶領聾生思考“生活中還有哪些途徑能夠應用到水？”、“我們應該如何保護水資源？”等問題，以此激發聾生創新意識。需要注意的是，教師在展示新知識點時，應綜合考慮教學目標、教學內容和聾生特點等方面的問題，從聾生熟悉的現實生活出發，促使聾生在學習過程中明白“自然”知識來源于現實生活，消除聾生對于自然科學學習的陌生感和排斥感。

二、鼓勵聾生大膽思考科學問題，營造良好創新氛圍。

在自然科學的課堂上，聾生才是主體，因此為培養聾生良好的創新意識，教師應鼓勵聾生主動學習思考科學問題，為聾生營造良好的創新氛圍，使得聾生在輕松愉悅的環境中放飛想象[3]，進一步提高聾生質疑能力。如在學習“凸透鏡成像”時，教師可通過猜謎語的方式導入：“圓圈長個把，圈里鑲水晶，透冰看蚊子，就像看蜻蜓”，以類似的方式集中聾生注意力，帶領聾生全身心參與到教學過程中。當聾生打開思維后，教師可借助問題式教學方式，設置以下幾種不同難度的問題，引導聾生學習凸透鏡的作用：（1）基礎題：用眼睛看自然課本上的一幅圖片，再用放大鏡觀察這幅圖片，請問同學們，兩次觀察獲得的信息有什么不同？（2）提高題：如果將放大鏡放在陽光下，并將紙放在放大鏡焦點處，紙會起火，請問同學們這是為什么？（3）思考題：將蠟燭、放大鏡、紙板按照一定的順序排列，你能在光屏上發現凸透鏡的秘密么？請將你的發現記錄下來。根據聾生認知水平，設置三個階梯制問題，激發聾生探索欲望，主動讓聾生在濃厚的教學氛圍中創新，提高創新教育的有效性。

三、豐富自然科學課堂教學活動，培養聾生創新意識。

豐富自然科學課堂教學活動，需要教師根據聾生特點，充分考慮聾生個性特征與教學目標，合理運用新型教學方式[4]，激發聾生學習興趣的同時，培養其創新意識，在自然科學中，教師可通過創設情境的方式，為聾生創建有特色的情境，引導聾生參與到教學過程中，如在學習“神奇的指南針”時，教師能借助多媒體教學設備，為聾生創設以下教學情境：古代的俠客都有自己擅長的兵器，從最初到青銅兵器到后來的鐵制兵器，越來越結實，但有一種“寶刀”確是鐵制兵器的天敵，其他鐵制兵器不敢輕易地靠上它，一旦靠上它，兵器就會被它吸住，請問同學們，你們知道其中的奧秘么？通過此種方式，導入“磁鐵”這一自然知識點，為聾生展示指南針的原理。在創設情境的過程中，教師應及時培養聾生良好創新意識，注意聾生的參與情況，提升情境創設的有效性。

四、培養聾生良好動手操作能力，提高聾生創新水平。

培養聾生良好動手操作能力，需要教師根據自然科學的課程特點，豐富聾生自然科學教學實驗，進一步提升聾生創新水平。需要注意的是，聾生操作能力的培養應遵循循序漸進的原則，教師應重視開展課后實踐活動，在實踐中樹立聾生創新意識。如在學習“電路”時，教師可借助小組合作學習的方式，布置制作手電筒的任務，促使聾生在動手過程中理解電路和電路連接的基礎知識。在制作過程中，教師可適時加強師生之間的互動，當聾生遇到問題時，及時點播聾生，提高其整體創新水平。

五、結束語

綜上所述，在小學自然科學課程學習過程中，培養聾生創新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學校和教師必須加大對其的重視程度，共同努力，綜合提升聾生創新能力。基于學校的角度來看，其應根據小學課堂的教學特點，科學選擇自然教材，自然實驗應實踐性強，具有探索意義；基于教師的角度分析，其應加強實踐與理論之間的聯系，鼓勵聾生大膽質疑自然教材，營造出良好的創新氛圍，通過豐富自然課堂教學活動等方式，培養聾生良好動手操作能力，提升其整體創新水平。

參考文獻：

[1]李剛樹.試談通過小學科學教育促進聾生的全面發展[J].南北橋，2016，34（1）：28.

[2]李振勇.小學科學實驗教學中如何培養聾生創新能力[J].小學科學（教師版），2016，23（3）：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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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學是通過古代遺存來研究古人的生活和社會發展。與其他人文社會科學相比，考古學與自然科學的聯系最密切，其研究方法，比如考古層位學、考古類型學都是自然科學中借鑒而來的?？脊艑W不僅對研究過去的歷史有重要作用，而且對現代社會也有指導意義。

一、考古學在歷史研究中的意義。

（一）考古學在歷史研究中的作用。

中國的近代古代學起始于20世紀初。在大量古籍和歷史證據的存在下，中國考古學對考古學的發展提出不同意見和批評，但考古學在研究歷史中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可代替的。

考古學可重建和復原中國的古代史。歷史研究者可以從考古學中獲得大量資料，比如出土文獻和大量考古實物，它們包含著很多歷史信息。通過考古學家對文獻和實物的解釋，更有利還原當時的社會和人們的生活，把歷史展現在我們面前。

考古學可以證明文獻的真偽。歷史學家研究歷史，主要通過遺留下的文獻，考古學與遺留文獻的結合，可以解決很多難辨真偽的歷史問題。有的考古發現可與文獻相對照，彌補了文獻的不足或者從根本上彌補了文獻的缺失。

考古學的出現，擴大了歷史研究的領域?？脊艑W還沒有盛行以前，歷史學家只是從文獻中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近代考古學出現后，一些史學家將目光轉向考古學，希望從考古中找出歷史問題的答案。

（二）考古學促進了歷史研究的進步。

現代考古技術的發展和大量應用，考古信息的采集方式更加多樣化，這樣從考提取的信息也會大量增加，就不斷的為歷史研究提供新課題。今天來，計算機技術被引入到考古學中，考古材料的管理更加方便和電子化保存考古數據。

考古學家經過多年的努力，考古學文化的編年和譜系在多數地區基本完成?？脊艑W家還應該應積極引入外國考古學理論與方法，提高自己的理論水平，未來考古更加注重材料的綜合理解和解釋。

二、考古學的發展。

（一）萌芽期。文藝復興至19世紀20年代是考古學的萌芽期，其主要特點是搜集和研究古代文物、調查古跡。中國的考古萌芽是從宋代開始的，但只是研究古物，并未涉及古代遺跡的研究。

（二）形成期與初步發展期。19世紀20年代至20世紀20年代是考古的形成期，是北歐學者西蒙森和湯姆森相繼提出的“三期說”，即石器時代、銅器時代和鐵器時代。在這一時期，考古學者開展了一系列考古發掘，如對意大利龐培遺址的發掘。

（三）初步發展期。初步發展期大約處于1867年至1918年前后，考古發掘逐漸科學化。此時，出現了“考古類型學”，就是根據遺物的形狀和紋飾的不同，對其進行分類研究，研究和發現這些遺物之間內在的關系?？脊艑W理論則是運用與考古相關學科的傳播論和進化論。

（四）基本成熟期。20世紀20年代初至50年代末是考古學的基本成熟期，可分為前后兩個階段。前期從20世紀20年代初至30年代末，其主要標志是考古學理論的豐富和創新、考古工作范圍的擴展，在這一時期，重大的考古發現的增多。后期從20世紀40年代至50年代末，其主要標志是考古學理論的改進。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由注重研究遺物的形式向將年代學與遺物的功能研究相聯系的轉變；根據遺跡和遺物研究古人的行為；注重研究文化變化與環境之間關系等。

（五）轉變期。20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是考古學的轉變期，其最主要的特征是新考古學，即“過程考古學”的興起。在這一時期，中國考古學由于與外界缺少聯系，國外的各種流派對中國考古學的影響很小。

（六）全面成熟期。

20世紀80年代至20世紀末，是考古學的全面成熟期?？脊沤缧纬闪艘恍┬聦W派和理論，如社會考古學、認知考古學、中程理論等，它們中的大部分也往往被統稱為“后過程考古學”。

在這一時期，自然科學技術手段被用于考古學，如DNA分析、物理探測和化學成分分析等。同時，中國考古學界與國際學術界的聯系增加、交流不斷加強。中國考古學的研究成果增多，中國的考古學在國際影響日益擴大。

（七）繼續發展期。進入21世紀，考古界各學派之間不再彼此排斥，而是呈現相互包容、百花齊放的局面。這一時期，中國考古學體系也逐步完善，自然科學技術手段的應用也越來越多，考古發現層出不窮。

三、計算機在考古學中的應用。

（一）對數據的處理。計算機的出現，為考古信息的管理帶來了極大的方便，還可對發掘的信息進行智能化技術處理，在考古過程中，有些工作僅憑人腦是難以完成的。比如，利用算機綴合卜甲碎片。計算機還可以對各種儀器分析的數據進行綜合處理，以及利用信息進行模擬試驗等。

（二）對遺址的勘探。有考古工作，考古人員不能實地工作的時候，比如對日軍731部隊遺址考古時，發現了在被日軍自毀的地下建筑遺跡里，有些地下通道和人體細菌實驗的罪證物還不知道其用途?？碧饺藛T利用現代地球物理勘測技術進行了先期勘測，然后利用計算機繪圖技術對遺址群進行繪圖，考古人員則根據勘測數據顯示的重點區域進行考古鉆探工作。

（三）數字建模處理。在考古遺址發掘中，所有關于遺跡、遺物的一切信息，是考古學研究的重要基礎。在考古過程中，傳統的繪圖、照相以及文字記錄手段限于某種因素，已無法適應現在考古的發展，也無法準確地記錄遺跡信息和提供完整的資料。隨著計算機技術的發展和在考古工作的應用，如GPS、數字相機等一些新技術手段，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考古遺址信息獲取的能力。

四、結語

隨著考古學的發展，在原有考古經驗的基礎上，新的科學技術會越來越多的被應用。由于考古學受到越來越多的人關注，全世界的考古學家的數量也在迅速地增長，考古討論會的舉行也大量增多。未來的考古學將進一步科學化、規范化和現代化。為實現這些目標，全世界的考古學家要共同努力，也需要人文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學科的積極參與和配合，只有這樣，考古學才能不斷的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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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會科學視野中的教育學

教育學在自然科學化的訴求失敗之后, 隨著教育現代化進程的不斷推進以及社會科學諸多學科的蓬勃發展, 開始比過去更多地向社會科學的鄰近學科開放, 并且發展出有關邊緣學科與交叉學科研究的理論原則, 教育學開始取向于成為一門新興的社會科學。康內爾 (Connell, WF) 在他 1980 年出版的《二十世紀世界教育史》的第四章開頭就提到: “在 20 世紀初, 教育學渴望成為新興的重要的社會科學之一, 而把它作為一門社會科學進行認真研究, 大約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弊鳛檫@種努力的一種延續, 20世紀 50 年代末, 一部分比較年輕的教育科學研究者開始提出一些新的學術觀點, 希望能把教育學作為一門社會科學新興學科來發展, 并進而萌發出必須把教育學發展成為涉及面更大的社會科學的設想。當時提出的一些新觀點主要包括: 其一, 通過把教育的理論發展同社會理論的原則相結合, 來克服狄爾泰時代 (Diltheyscher Provenienz) 人文科學教育學不合理的人生哲學因素; 其二, 把當時主要作為思想史的教育學史朝著教育的政治和社會史方向發展; 其三, 吸收和促進社會學特別是教育社會學的研究, 而傳統上以個人為方向的教育學則把它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心理學上; 其四, 以定量的經驗研究為方向, 擴大方法論手段。

遺憾的是, “這些觀點并未始終不渝地堅持下去”。相反, 在方法論的爭論中, “唯理論和計劃論的反擊占了上風, 以致使發展嚴重受挫”?！?0 年代初以來, 人文科學教育學越來越多地遭到了說它脫離實際的批評?！钡聦嵣现钡?60 年代末, “教育科學的發展特點是各種激進的, 很少經過經驗檢驗的方法論觀點快速的出現”。

源于 20 世紀初, 興盛于 20 世紀 50、60 年代的將教育學建成新興社會科學的偉大構想最終遭遇了挫折, 但并沒有徹底失敗。近年來, 隨著教育學從“單數教育科學” ( educational sci-ence) 向“復數教育科學” ( educational seciences) 的轉變, 教育研究的“社會科學化”思潮重新興起, 目前在美國、日本已成為一股很大的力量。

二、人文科學視野中的教育學

作為一個科學分類概念, “人文科學”的說法遲至 20世紀才出現。但在人類知識的維度上, 教育學可能是人類最為古老的學問之一。作為一門“人文知識”, “教育學”的歷史非常漫長。西方柏拉圖的《理想國》、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等都可謂是最早的“教育學”著作。與西方相比, 中國古代的《論語》、《孟子》等書均較多地論及教育問題。尤其是形成于戰國晚期的《學記》, 已被公認為我國古代最早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成體系的教育學著作。從根本上講, 在學科制度化之前, 關于教育的研究一直是一門十分重要的人文知識。

20 世紀以來, 面對日益工業化給人類所帶來的技術化、操作化、工具化的發展現實, 教育學的人文性再次引起人們的關注。作為這種關注的一種學術反應, 德國的一批哲學家、教育家開始倡導一種“精神教育學”, 以期找回一個與物質世界相呼應的人的精神世界。作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狄爾泰將哲學等人文社會科學包括教育學統稱為“精神科學”, 認為“精神科學”是一種與自然科學相對應的科學體系。狄爾泰從他的“精神科學”理論出發看待教育, 認為教育就是引導個體生活從不成熟走向成熟的過程。狄爾泰之外, 另一位德國教育家布德 (G.Budde) 第一個撰寫了《精神論的教育學》一書。在該書中, 他將人類精神生活分成三個部分: 自然的 ( 如人的喜怒哀樂等情緒體驗) , 心理的 ( 如人的感覺、知覺、記憶、思維等) 和社會的 ( 如道德、信念、價值、理想等) 。近年來, 隨著后現代主義思潮的興起以及對人文主義和科學主義的反思, 從現象學、解釋學等人文科學領域來探討“人文學科或人文科學視野中的教育學”的著作已經開始不斷增多, 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如馬克斯·范梅南所著的《生活體驗研究———人文科學視野中的教育學》?？傊? 作為教育學“人文科學化”的某種努力, 從當年西方興盛起的所謂“精神教育學”到今天所謂的“人文科學視野中的教育學”, 這一系列嘗試重溫了教育學的人文屬性, 開闊了學術研究的視野, 揭示了教育學發展路徑的多種可能性。不過, 可以肯定的是, 教育學自然科學化、社會科學化固然皆不成功, 人文科學化也絕非教育學發展的正確方向。原因同樣在于, 教育學并不完全符合人文學科的學科規定性。將教育學當科來研究或使用人文科學的程序和方法來研究教育問題、教育現象、教育觀念, 只能反映教育的某一側面, 而沒有也不可能全面反映教育的本質屬性。教育學有教育學的特殊性, 我們絕不能簡單地用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或人文科學的學科標準來規范與框定教育學的發展, 否則只能是削足適履。

三、教育學的超越

目前科學大致分為自然科學、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三類。如上所述, 歷史上教育學“自然科學化”、“社會科學化”和“人文科學化”運動一直此起彼伏, 但教育學的學科發展始終處于依附狀態, 教育學的研究者甚至于一直期望教育學能夠成功地依附于某一更為強勢的科學或學科類型。然而, 由于教育學的學科特殊性, 這種依附往往只能是一廂情愿、無果而終。在學科或科學的三分法之中, 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分別以客觀性和價值性居于兩端, 社會科學因客觀性與價值性的雙重關聯而居于二者之間。在這種知識分類框架下, 教育學的學科類型是模糊的。教育學不屬于自然科學是肯定的, 但它也不是典型的社會科學或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的核心在于“社會”, 即“社會”之學; 人文科學的核心在于“人”, 即“人”學。教育學同時關注“社會”與“人”, 教育與社會、教育與人, 是教育學的永恒命題。可以說, 教育學是對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的整合, 教育學的成熟必須以人文、社會科學的成熟為基礎。這也正是教育學雖興起較早, 卻晚于其他人文、社會科學成熟的真正原因所在。

今天隨著人文、社會科學相關學科的逐漸成熟以及教育學自身的發展, 學科自我認知能力的提高, “我們有足夠的理由將教育學從這種二元對立的傳統學科分類模式中分離出來,充滿自信地將其視為獨立于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之外的第三種科學”。這種“獨立于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之外的第三科學”, 某種意義上也就是位于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之外, 超越并整合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的一種科學。只有沿著這個方向前進, 教育學才有希望成為一門成功整合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學科優勢的新的綜合性學科。作為這種發展趨勢的某種預兆, 20 世紀 80 年代以來, 后現代主義、批判理論等開始引起更多教育學者的關注。人們開始更加深刻地認識到: “‘不能僅僅通過借用自然科學中的實驗和測量的技術’來建立教育科學, 也不能一味套用人文社會科學的視角和方法來建構教育學科的理論體系。教育學科需要建立的是以教育為起點和終點的獨立科學, 只能有條件地匯集相關學科?！苯逃龑W應象地理學一樣, 雖然需要相關學科的加入、綜合相關學科的結論, 但其本身作為學科仍然是獨立的。教育學的學科獨立性不應受相關學科的介入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