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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從2007年至今,高端醫療保險行業本身的全球平均增長率在9%至11%之間。我們認為中國市場的增長率比全球平均水平要稍微高一些。原因是中國高財富凈值的人群不斷涌現,對高端醫療保險產品的需求也在增長。隨著其他市場經濟增長放緩,跨國公司把發展重點放在中國這樣增長較快的市場,來中國工作的外籍員工逐漸增多,為高端醫療保險業發展帶來好處。
C: 之前安聯全球健康在中國有開展業務嗎?許多國際高端醫療保險機構早已進入了中國市場,你們現在進來會不會顯得有點晚?
B: 我們給歐洲的企業提供團體險,給它們在中國的員工提供高端醫療服務。也與中國的企業合作,為它們在境外工作的員工提供保險服務。今后時機成熟時,我們將在中國市場提供針對個人的高端醫療保險產品。現在,我們在中國已經獲得銷售高端醫療保險產品的許可,且每個環節都是通過安聯保險合作來進行,包括出保單,所有的后臺技術支持,以及海外理賠、支付都全部在集團內部來完成,協調合作效率很高。其他競爭對手進入中國市場找中國的合作伙伴,不是在一個集團下的公司,它們之間涉及到磨合的問題,有的高端醫療保險提供商在中國還更換過合作伙伴。
C: 高端醫療保險市場的競爭實質上就是比誰合作的優質醫療資源更多,但中國的優質醫療資源比較少,對于保險機構來說怎么解決這個問題?
二胎全面放開后,資本在布局民營婦產科醫院上似乎又多了一層利好。但這背后必需要問這樣幾個問題。第一,婦產科起家的北上廣城市到底還有多大潛力?第二,向二線城市擴張能否復制一線城市的成功經驗?第三,長期來看,婦產科的盈利空間到底有多大?
有限的一線城市
民營婦產科在一線城市起家走的是高端路線。包括和睦家醫院、美中宜和等,從服務外籍人士到本土富裕客戶進入市場。優勢是比較早建立了品牌的優勢,而且在服務外籍人士和高端醫療保險對接上面有比較高的門檻。但缺點是價格無法被更廣泛的人群接受。
比如說,和睦家的整體定位是中國前十富裕城市中收入前5%的人群。隨著外資企業逐漸本土化,外籍人士增長經歷了早年的快速增長后進入穩定階段,未來由于經濟不確定性以及本土化需求,外籍用戶市場很難再有大飛躍。因此和睦家這樣的醫院開始把核心放在本土用戶上。
但一線城市的本土高端用戶在婦產科上的潛力非常有限。適合二胎的高收入家庭女性很多年齡已經偏大,而且很多真正富裕的家庭過去幾年大量選擇出國產子,并沒有真正受到二胎的限制。而正進入生育期的女性人數以及最適合生二胎的女性人數其實一直在減少,2000年, 25-40歲最適合生育的女性人口為1.72億,2010年為1.55億,減少了1700萬人,照此速度下去,到2020年前還會減少1500-1700萬人。因此這最高5%的人群中的潛在女性用戶整體在萎縮。加上高端醫院的價格不可能被大部分人接受,以及市場競爭者的增加,未來一線城市婦產科可拓展的空間并不太大。
擴張有多靠譜
和睦家近年來在青島、廣州布局。而另外一些獲得風投的婦產科連鎖醫院則瞄準了如大連、成都、天津這樣的城市。一些莆田系醫院也會選擇大城市中新城或城鄉結合的地區,在醫院比較缺乏的地理位置尋找機會。
不過,未來在這些新一線城市和二線城市的擴張很難復制北京、上海這樣的經驗。首先,如果是高端醫院的定位,這些城市缺乏在北京、上海這樣高端醫療保險的滲透配合。和睦家在北京、上海的起家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外籍人士在中國購買了高端醫療保險(企業購買或者個人購買),這個條件在北上之外的城市并不存在。
第二,二線城市相比一線城市,醫院本身的壓力沒有那么大,對于高凈值人群,人際網絡的緊密型也更容易操作,獲得優質醫療資源的難度不像北上那么難,不太需要尋找體制外的辦法。因此,二線城市高凈值用戶對民營中高端服務的迫切性不如一線城市那么強烈。
最后不可忽略的是,這些城市并沒有那么大的潛在客群可以容納多家競爭者。二線城市在經濟環境的不確定面前風險更高,加上市場本身吞吐量有限,在大環境變動的時候,二線城市的投資風險要高很多。
盈利空間有多大
最后一個問題則是長期來看婦產科醫院的盈利空間有多大。從和睦家(美中互利)退市可以看到,僅憑醫院本身業務要支持地域的擴張,資產非常重,投入很大,財務數據最終并不會太好看。在復星收購之后,更多是布局全產業鏈,將醫院作為一個平臺,嫁接其供應鏈或者其他的產品。這樣就可以降低對醫院本身盈利的壓力。
因此,如果單純要做婦產科連鎖擴張的模式,會很容易遇到投資回報和擴張速度的沖突,資金壓力很大,投入回報會很長。而且當大型城市出現飽和,往二線城市發展能帶來的沖力不會像一線城市那么足。
總結下來,民營婦產科板塊未來的資金壓力還是很大的,可能最終會不得不轉型做綜合或者診所,但兩條途徑都意味著長時間的投入,以及重新建立服務模式和流程,并非所有的當前競爭者都能夠走通這樣一條路。
高端醫療更需“政策提攜”
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里,中國多數的高端醫療產業面臨的是僅有環境高端、服務高端、收費高端、器械高端,而核心的頂級專家資源卻嚴重缺乏的尷尬境遇。2015年11月23日,國務院《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加快發展生活業促進消費結構升級的指導意見》(下稱《意見》),指出:將推動醫療、教育、科技等領域人才以多種形式充分流動。完善醫療、養老服務護理人員職業培訓補貼等政策。通過完善永久居留權、探索放寬國籍管理、創造寬松便利條件等措施加大對國際優秀人才的吸引力度。《意見》通過給人才松綁,促進高端醫療進一步發展。
民營高端醫療的人才問題
究竟什么樣的醫療服務可以稱得上高端?是頂級的環境、卓越的服務還是領先的醫療技術?對于大多數患者來說,他們的選擇應該是最后一項。
在中國,目前的高端醫療產業呈現的是“二八分”的狀態,20%停留在公立三甲醫院的特需服務,80%歸屬于外資、中資的民營醫療。在中國,這兩者的受歡迎程度可以用“一半冰山,一半火焰”來形容。
“高端醫療”是目前全國三甲醫院最主要的盈利渠道之一,而在民營醫院,如今的境遇盡管比前幾年已有起色,但也只能說是差強人意。在這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優質的醫生資源民營醫療機構難以撬動。而此次《意見》出臺對于高端醫療消費來說,最大的利好正在于給醫生人才“松綁”。
在外資高端醫療領域,海外醫生資源一直是核心吸引力。此前,國內外資高端醫院的代表北京和睦家醫院院長盤仲瑩在接受采訪時表示,現階段和睦家的病人50%為外籍人士,在過去,這個數字接近百分之百。而和睦家目前的醫生資源構成也主要來自于外籍醫生以及國內“多點執醫”的三甲醫院專家。但多數中資的民營醫院仍然難做到如此級別的專家資源配備。
海外人才的引進可以給民營高端醫療機構在三甲醫院專家資源之外多一種選擇,事實上,包括梅奧診所在內的頂級國際醫療機構也正布局國內高端醫療市場,海外人才的需求在未來會進一步加深。
國內專家資源如何流動
事實上,醫生資源從公立向民營的流動現階段依舊需要依賴包括多點執醫在內的各種流動方式,可以看到的是,在最近的一段時間里包括掛號網、春雨醫生、丁香園在內的移動醫療集團也已紛紛嘗試從掛號業務轉身線下診所,希望通過“高端醫療”服務實現變現,而第一步就是將此前通過掛號積累的專家資源引入到民營醫療機構中。
“資本要想實現醫生資源的變現,僅靠掛號服務不可能完成,最直接的方式還是將三甲醫院的專家資源引入到民營醫院中,通過高端醫療服務來實現。”移動醫療業內人士好牙醫創始人孫廣峰表示,“比如在民營醫院中搭建專家資源的‘綠色通道’,或者是利用專家的空閑時間在民營醫院坐診。”
松綁之外,還需要定向的人才培養。
對于高端醫療來說,一部分需求來自于疾病的治療,另一部分來源于康復、養老等保健需求。根據最新的統計數據,目前全國60歲以上老人已達2.12億,占總人口的15.5%,如果按照國際公認的“3位失能老人配備1名護理人員”的標準計算,我國需要的養老護理人員數量大約在1000萬人。但根據現有公開數據,當前全國養老機構人員不到100萬,持證上崗的人數不足兩萬,缺口已達千萬級別。
在國內,專業養老護理人員的缺乏一個重要原因來自于正規的醫護院校畢業生并不愿意進入養老院、康復院這樣的“邊緣化”醫療機構。在養老產業已趨近于成熟的英國,這樣的護理專業人員也并非來自于正規的醫護院校,而是來自于專業的護理培訓機構。
此次《意見》提出,將完善醫療、養老服務護理人員職業培訓補貼政策,這將有望給包括養老機構在內的高端醫療提供更多的專業護理人員,提升服務水平。
投資者還有哪些期待
“發展高端醫療,國家要進行高標準的監管,機構的醫療標準和水平要符合正規的要求。”弘暉資本創始人王暉表示。據王暉透露,在目前,盡管不少民營醫院都有轉型高端的意愿,但在包括手術室的潔凈度、院內感染的防御、醫療污染物的處理上依舊存在參差不齊的情況,行業口碑難以樹立。“在行業質量被規范化之后,包括醫保報銷、稅收在內的政策上對公立醫院、民營醫院要一視同仁,不能有傾斜,才能呵護這個市場的成長。”王暉表示。
事實上,在此次的《意見》中,有關醫療服務稅收的政策利好也被提及:適時推進“營改增”改革,研究將尚未試點的生活行業納入改革范圍。科學設計生活業“營改增”改革方案,合理設置生活業增值稅稅率。而在同日的《國務院關于積極發揮新消費引領作用加快培育形成新供給新動力的指導意見》中亦提出,將適時推進醫療、養老等行業營業稅改征增值稅改革試點,擴大增值稅抵扣范圍。
中國特色的畸形“高端醫療”
中國醫療界的高端服務受到大環境的影響,體現出幾個方面的特性:一是名醫資源緊俏,產業鏈上各個環節都希望網羅這種稀缺資源,以名醫為高端服務的嘗試并不少見;二是以技術為高端的切入口,而從一定程度上忽略服務;三是僅以定價來劃分高端和其他人群,忽略客戶真正的需求缺口,導致整體高端市場的發展局限。
僅以名醫本身作為標簽,而忽略高端的真正含義――服務
由于中國缺乏優質的基礎醫療服務,導致患者長期向大醫院集中,加上中國的全科醫生行業發展緩慢,一直沒能成為主流,因而專科一直是患者接受的模式。這些因素導致專科名醫成為稀缺資源,很多情況下病人選擇名醫的理由是出于對普通醫生診斷的不信任,而并非疑難雜癥和大病。
在這種大環境下,加上醫生多點執業的松動,遷移名醫資源正好迎合了患者想看名醫但在公立體系內得不到這種服務的缺口,由此出現了名醫工作室,名醫打包入住模式的診所等新嘗試。為了配合名醫的價值,以及給名醫遷移出公立體系動力,這種名醫遷移往往是高價的,診金遠遠超過公立醫院VIP甚至國際部的價格,由此也被打上了高端的標簽。
這可以說是醫療服務上具備中國特色的一種“高端”,這種高端主打的并不是服務的模式,比如更好的客戶體驗,更優質的醫患溝通,更好的病前病后服務等。事實上,遷移名醫資源的高端僅僅以名醫本身作為標簽,而忽略高端的真正含義――服務。很多患者其實并不真正需要這種高端服務,他們可能只是需要一個長期管理其健康并且值得信任、服務良好、就醫環境更佳的平臺,而真正需要名醫對大病和疑難雜癥的大部分卻無法負擔這種高端服務。因此,遷移名醫資源其實并非真正的高端,只是現下醫療資源和需求不匹配下的特殊產物。
以技術為切入口的高端,
需求不會太高
比較有代表性的是高端體檢。包括公立醫院VIP、國際部、私立體檢中心高端套餐在內的產品越來越注重背后的儀器和技術。
觀察一下各類高端體檢套餐會發現,中國市場正在朝篩查越多、使用的機器越精密為高端的方向發展。這個方向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中國缺乏家庭醫生這道基礎醫療守門人所引起的。正因為用戶自身并不確定其健康風險,市場就通過包裝各種精密技術和篩查來吸引用戶購買高端套餐,打造更全方位檢查的概念。而事實上,如果有熟悉用戶健康情況的家庭醫生,他們會發現很多篩查沒有必要甚至對身體有害(如沒有必要的CT篩查等)。
通過技術打造高端也是缺乏基礎醫療大環境下的畸形產物,長期來看市場的需求不會太高,而且可能造成醫療資源的浪費和不必要的開支。
以定價來劃分高端和其他人群,忽略客戶真正的需求缺口
導致整體高端市場的發展局限。比較典型的是高端醫療保險。這種產品進入中國的時候針對的是外籍外派工作人員在中國的醫療需求,但這個群體人數有限,加上中國企業日益本土化,外派工作人員的數量很難再出現爆發式增長。因此高端產品的發展遇到了很大的瓶頸。
高端醫療保險的價格阻擋了其快速發展的可能性。這和整個醫療大環境密切相關,由于沒有辦法對醫院醫生的行為進行監督,只能通過調高保費的形式保護自己的風險。另一個形成高端保險市場的原因則是語言,因為外籍人士需要英文服務,就醫的網絡就相對局限,而大部分本土用戶并沒有這個問題,將過去的高端遷移到本土用戶是很難奏效的。
核心的問題:有多少所謂的高端醫療資源真正是大部分用戶需要的?
用戶的需求缺口在哪里?事實上,用戶對現行醫療體系的不滿更多是出于兩個原因,一是看病效率和服務差,二是保障不足。將這兩點定義為用戶需要現在的高端醫療服務并不準確,事實上很多高端醫療產品的覆蓋面和醫院網絡并不是直接針對用戶的這兩項訴求的。因此高端業務才會出現很大的發展瓶頸。
從上面三種醫療界的高端產品和服務來看,這類高端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醫療資源不平衡,缺乏基礎醫療守門人角色引起的,并不是可持續的發展模式。將高端和價格直接相連的辦法也無法推動業務快速增長,真正的高端更應該是一種服務質量的差異性和用戶體驗的提升,僅憑遷移名醫資源、技術、以及高價,很難持久也很難做出一個快速增長的市場。
高端醫院在中國的起家有幾方面推手,外籍人士增加帶來的需求,本土有錢人對孕產服務的需求,以及為本土公司高管和有錢人提供差異化的服務。經過了一輪融資、膨脹,高端醫院后續發展的潛力受到市場規模的制約,同時服務能力上的限制、價格不透明,人口結構變化,都可能是未來這種高端發展模式的重重危機。
婦產科是高端醫療服務起家的一個主要推動力
以和睦家為例,婦產科收入近幾年一直占其總體收入的14%左右,是最主要的科室,收入比例僅次于手術(20%左右)。靠這塊業務拉動未來的風險其實很大。一個是人口結構變化,二胎政策并沒有帶來生育率的快速增長,未來育齡女子人數減少,生育率降低無法避免。另一個則是高端醫療保險生育保障的調整。
生育保障是不少個人用戶購買高端醫療險的主要原因,這部分用戶僅沖著生育費用報銷而去,并非保險的長期用戶,且這幾年高端醫院生育費用水漲船高,費用不透明,已經有一些保險公司開始削減或取消生育保障,控制風險。未來這會是一種趨勢,對以婦產科為主要收入的高端醫院板塊影響會很大。
高端醫院的差異性在于服務質量,而非醫學能力
這一點隨著擴張也逐漸展現出來了,背后的主要原因還是人才。服務的對象有一大部分是外籍人士,因此對醫生語言和服務能力上的要求比較很高,制約了一些本土有經驗的醫生加入。盡管高端醫院通過連鎖和地區擴張開去了,但醫學人才一直是一個瓶頸,這決定了高端更適合做服務,復雜的病癥需要轉院處理,不適合發展成綜合性醫院。
當然,這也是用戶需求決定的。外籍人士如果真正遇到大病,一般會選擇回國治療,而本土有錢人遇到大手術等情況,仍然會傾向于選擇公立醫院的名醫。
因此綜合這些原因,高端醫院的定位更多是門診和健康服務,同時包含一些簡單風險低的手術,復雜項目需要和公立醫院合作轉院。這從和睦家的收入結構上可以看出來,和睦家57%的收入來自于門診,43%來自于住院。這種趨勢會持續,未來高端醫院更可能往診所方向發展,而不是綜合性醫院,雖然住院毛利更高,但醫學能力和用戶需求決定了這部分業務不可能是高端醫院的主營業務。這對整體的利潤率和規模都會有影響。
和睦家和美中宜和都開始進入診所。和睦家近年來加快地域擴張,展開家庭健康服務,近年來其收入增長有所放緩,從2012年的33%下降到2013年的18%,2013年還出現了虧損達600萬美元。未來婦產科和住院的發展瓶頸會是財務上主要的風險。
在轉型做診所這條道路上,高端醫療也面臨不少危機
價格和商業保險為主的支付方式決定了高端是一個狹窄的市場,且集中在北上廣這樣的一線城市,快速增長的潛力不大,除了外籍人士,本土自費的高端人士還受到經濟因素的影響,也是一個風險。
印度、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日本已經相繼將高端醫療服務和旅游服務結合,發展醫療旅游,主要接待國際患者,這些患者被吸引的原因一是因為治療費用遠低于在本國的費用;二是患者不需像在本國因醫療資源緊張而處于等候名單,可以隨到隨治,及時獲得治療。對于醫療旅游接待國來說,其意義是明顯的,能夠招徠更多的國際患者,并且同時拉動旅游業發展,增加經濟收入;能夠增加就業崗位,解決國民就業難題;能夠推動高端醫療服務的發展,改善國家醫療實力和技術水平。我國發展醫療旅游有一定的優勢,其中包括醫療價格和醫療技術,但在相應設施基礎、產業結構和相關政策方面,還需要進一步完善和發展。
1高端醫療服務的集群發展
1.1集聚社會資本發展高端醫療服務
醫療旅游的吸引力,主要源自于相同高端醫療技術水平的提供而收費相對低廉,從目前來看,國際患者最青睞的血管成形術、冠狀動脈架橋、心臟瓣膜術、髖關節置換術、膝關節置換術、胃旁術、脊柱融合術、乳房切除術,在我國的價格僅有西方發達國家的1/7,因此,提供足夠的高端醫療服務是發展醫療旅游的基礎,也是吸引國際患者的根本。高端醫療服務吸引社會資本來投入,一可以補充我國現有醫療服務機構的形式,鼓勵醫療服務多元化發展,提高整體醫療服務水平;二可以增強公立醫院改革的外部推力,并且幫助公立醫院逐漸剝離備受詬病的“特需”服務,讓公立醫院充分履行公益惠民的初衷,同時避免發展醫療旅游有占用公共資源之嫌。國家已于2010年12月3日出臺了《關于進一步鼓勵和引導社會資本舉辦醫療機構意見的通知》,鼓勵社會資本匯聚醫療服務領域,衛生部也公文從2012年4月1日起,香港、澳門在內地設立獨資醫院的地域范圍,從上海、重慶、廣東省、福建省、海南省擴大到所有直轄市及省會城市。社會資本將推動高端醫療服務的發展,催化醫療旅游的萌芽。
1.2建設高端醫療產業園
高端醫療產業園的建設,有利于醫療服務上下游企業的集群發展,產生規模效應,支持醫療旅游發展。其中可以考慮建設包括醫療器械及生物醫藥產業區、基礎醫學臨床醫學研發區、國際醫院區、國際特色專科中心、國際康復區,甚至涵蓋醫學學術交流中心、中外合資合作的醫學院校以及國際商務區,能源、市政、商業等一系列配套設施也及時跟上,支持產業園的發展,同時要展開公共關系的延伸,以樹立和提高醫療旅游服務品牌。針對于市場已經比較成熟且技術要求較低的牙科、眼科和婦兒科領域,產業園高端醫療服務應該重點發展腫瘤防治、心腦血管疾病防治、神經系統疾病防治、骨科手術等領域。此外,園區建設的醫療技術中心將成為整個產業園最核心的共享服務設施,實現園內各醫療機構共享影像、檢驗、病理等資源優勢,旨在降低各入駐醫療機構的投資成本,增強醫療旅游服務的價格競爭力,同時進駐園區的醫療機構必須通過JCI(國際最權威醫療安全管理和服務標準)認證標準,以符合接待國際醫療患者并方便部分患者回國報銷醫療保險的需要。還值得一提的是,高端醫療產業園的選址宜靠近機場、火車站等交通便利的地方,在滿足國際患者的同時,也可以服務當地高端醫療需求者,同時產業園還方便必要時得到當地三甲醫院的技術支持,保障醫療服務安全。
2高端商業醫療保險的深度推廣
2.1推動醫療旅游服務與國際接軌
入境我國的國際患者,包括全球醫療保險持有者和非保險持有者。對于非保險持有者,其選擇醫療服務的余地比較大,價格和醫療水平成為了首要衡量標準,而全球醫療保險持有者,則需要前往保險險種簽約的醫療機構就醫,否則難以報銷相關費用。高端商業醫療保險在我國的推廣,能夠促使更多險種簽約我國高端醫療服務機構,吸引更多的國際患者,從而推動醫療旅游的發展,便利醫療旅游服務與國際接軌,目前國內擁有的高端醫療保險險種主要有:大地保險公司與GBG(Global Benefits Group)聯手推出的目前國內市場上首款全面的、與國際接軌的健康保險產品——大地全球醫療保險;國際SOS救援中心提供的包括緊急醫療轉送、醫療轉送回國、遺體轉送、緊急代墊住院保證金等服務在內的全球急難援助服務險種;中保康聯推出VIP醫療保險計劃;太平人壽保險公司推出的金盾團體醫療保險;太平人壽保險有限公司與國際知名環球援助機構優普(Europ Assistance)公司合作開發的高端環球醫療保險計劃。面對日益增長的醫療旅游市場需求,我國高端醫療保險的種類、服務方式也需要深度開發和進一步推廣。
2.2歸攏在華外籍人士的就醫服務
國際金融危機的陰影還未退去,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復蘇也還未明顯出現,每年涌入我國的外籍就業人士不斷增多,以上海為例,光浦東新區就有定居外籍人士近12萬,保守估計,目前在上海定居外籍人士已超過30萬,而在廣州,各種外籍就業人士已超過50萬,這些在華外籍人士,要么通過供職企業母公司購買全球商業醫療保險,以保障身體健康的需要;要么通過香港高端保險機構購買全球商業醫療保險;甚至有的人士通過地下保險機構購買所需的全球商業醫療保險。而這些全球性商業醫療保險,多為高端保險險種,提供給每位客戶的保障額度可以高達100萬美元,涵蓋了門診、住院、健康體檢、分娩、牙科、眼科等各領域,據保守估計,我國每年全球商業醫療保險產品保費流失量超過人民幣10億元。醫療保費的流失,一定程度上就意味著醫療服務的流失,很大部分全球商業醫療保險持有者就醫選擇在印度、泰國、新加坡或者馬來西亞,因為其保險簽約的醫療服務機構在當地可以找尋得到,而在我國內地,沒有相關的醫療保險險種,自然難覓相應的服務機構。推廣高端商業醫療保險在我國的發展,將可以讓醫療旅游服務機構不僅接待入境國際患者,而且同樣可以滿足在華外籍人士的需要,避免高端醫療服務需求的外流。
3政府的扶持力度明朗和強化
3.1鼓勵高端醫療機構與公立醫院合理競爭
醫療旅游,因醫而起,重在醫療,該醫療在服務和技術上都比普通治療要求更高,而且以民營醫療機構高端化為表現。截至2011年,我國民營醫療機構已經多次收購和睦家母公司美中互利公司 股份,并且和新加坡百匯醫療集團合作在國內開設高端醫療門診,奧亞國際醫療會也將推出20萬元每人次的高級會員制,以推動民營高端醫療機構的發展。其實,民營高端醫療機構在為國際患者服務的同時,同樣也能為國內高端人士服務,保守估計,我國約有3000萬的人群需要高端醫療服務,僅上海、廣州高端醫療服務市場容量就在200億元以上,帶動的醫療旅游產業鏈值將達1000億元。因此,政府在鼓勵發展醫療旅游的同時,其實就是要加大對民營高端醫療機構的扶持力度,并且引導社會資本創辦高端醫療機構,不斷清除阻礙民營醫療機構發展的各種絆腳石,具體來說,關鍵的一步就是鼓勵高端醫療機構與公立醫院合理競爭,凸顯民營高端醫療機構的高端市場服務份額,從而也可以帶動公立醫院的發展,對民營高端醫療機構的扶持措施包括醫療業務上的互補性、稅收上的優惠以及對高端醫療人才的政策鼓勵等。
3.2設立特許經營以強化醫療服務和旅游服務結合
醫療旅游的市場開發不是簡單的醫療+旅游,而是需要諳熟兩個領域業務的相關機構做好醫療旅游產品的組合設計,并且在特許經營的授權下,對外進行業務宣傳和業務招攬,簡單地說就是國際患者的接機、食宿、就醫、游覽、醫療保險、結算、康復、治療后的跟蹤服務等瑣碎工作,由特許經營機構來承擔,這樣做的好處在于:一是保障醫療旅游服務的前期充足宣傳和預熱,盡管我國的醫療資源和旅游資源有相當優勢,但是,市場的開拓和鞏固都需要有專門機構做前期推廣,特別是海外市場的開拓以及海外商的遴選和機構設置,這些都需要專門機構的操作而并非醫療部門和旅游部門可以代替;二是便利給國際患者提供全方位服務,在這中間,高端的醫療技術水平、管家式的服務水準、愉悅的旅游體驗和合理的服務價格等都將成為醫療旅游服務的核心競爭力,國際患者得到的一站式服務將是我國醫療旅游服務良好口碑的開始,也是吸引國際患者的重要環節;三是避免醫而不游,醫療旅游強調的是一攬子服務,國際患者在得到滿意治療之后,放松身心進行開心之旅,實行的是套餐價格,這樣才能在推動醫療服務發展的同時,帶動旅游服務的發展,兩者齊頭并進,否則,缺乏特許經營機構的組織和協調,醫療旅游服務很可能流于形式,難以健康和持續地發展,而且特許經營機構的這種組織和協調,完全是基于市場經濟的杠桿下進行,比任何強制手段將醫療服務和旅游服務結合都要來得迅速和奏效,同時也可以充分保障醫療旅游服務的專業性和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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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社會醫療保險和商業醫療保險現狀分析
社會醫療保險一般分為社會醫療救助、國家衛生服務保障、社會醫療保險、市場醫療保險、儲蓄醫療保障制度等五種模式。我國現行的醫療保障體系呈現出多層次的特征。其中,社會醫療保險起基本保障作用,由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三部分組成。由于我國目前還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受經濟條件的制約基本醫療保險只能做到“低水平、廣覆蓋”。作為社會醫療保險的補充,商業健康保險的目的是為了滿足居民多層次醫療保障的需求,主要是對基本醫療保險覆蓋范圍之外的補充保障,是人們提高醫療保障的重要途徑。我國商業保險的發展正處于初級階段,存在不少問題:相關法律、法規不完善;政策扶持力度不夠;市場競爭激烈;風險管理的能力、風險管控的手段等都相對較低[3];專業化管理水平低;“供求矛盾”與“市場潛力與市場風險矛盾”的存在。一方面健康險的發展市場空間巨大,而保險公司相關業務卻發展緩慢;另一方面社會公眾需求迫切,難以得到滿足。這些均使得目前的商業醫療保險不能滿足各階層人士不斷提高的醫療保障需求。
上海市醫療服務提供者、患者、支付者三方分析
醫療服務支付方(保險機構)、醫療服務提供方(醫療機構)和被保險方(患者)構成了醫療服務的三方,其中保險公司為患者提供保險產品及理賠服務,醫療機構為患者提供醫療或健康服務,而保險公司和醫療機構相互合作,保障了患者的健康并解決了支付問題。
上海市有近100家中外保險和服務公司,較知名的約有30家,包括國際保險公司、國內健康保險公司、第三方服務公司(TPA)[4]和保險援救公司。它們的服務及運作各有特色:國際保險公司商業運作經驗豐富、產品齊全、海外購買人數多,但受政策影響未能大舉進入中國市場;國內健康保險公司發展迅速、網絡齊全,但產品單一、有些受醫保用藥等多重限制;TPA公司在國際國內保險公司發展均受限的情況下在保險公司與醫療機構之間架起了很好的橋梁。其服務周到、理賠便捷、24h熱線、醫療護送、簽證協助等,但公司規模偏小、業務種類不多;國際救援公司以緊急援救為特色,擁有專業的航空和旅行專家,能夠安排相關醫療的地面或空中轉運,但費用昂貴。
上海市可提供高端醫療或特需服務的醫療機構約有80家,但能夠與商業醫療保險公司合作提供免現金直接理賠服務并為境內外人士提供高端醫療服務的醫療機構約為30家,包括中外合資合作醫療機構及一部分綜合性醫院特需醫療服務,如華山國際醫療、市一、和睦家醫院和百匯醫療集團等。其布局由市場因素決定,基本滿足上海市場的涉外高端醫療需求。但目前公立三甲醫院國際醫療服務發展還存在一定的困境,受到國內醫改政策影響,未來發展前景不明朗;醫務人員個人發展受限如職稱晉升等,后備人才不足,醫療服務、文化背景有差異;與國際保險公司建立直付困難,尤其是公立醫院沒有保險專業團隊,資金結算存在風險。
高端商業保險購買方主要由長期居住上海的境外雇員及家屬,短期商務人士及游客和境內高端人群所組成。不同的文化背景導致其對醫院的選擇也存在一定的差異。如:外籍患者傾向于外資診所;華裔及港澳臺患者傾向于去綜合性醫院;重癥及疑難病例選擇三甲醫院等。購買的保險也主要是患者在本國購買或中國境內購買。對于醫療機構的信息來源主要通過保險公司、領館、公司和親友推薦,廣告等,但仍存在信息渠道不暢通、對購買高端商業保險認識不足或有疑慮等問題。由于上述原因,上海的商業健康保險仍處于一個相對滯后的狀態。
高端醫療服務和商業健康保險合作案例分析
華山醫院國際醫療中心是滬上最早提供涉外醫療服務的機構之一,集門急診、住院、出診、疫苗接種、健康體檢、災難救援、醫療保障、國際轉運、教育培訓和科研為一體的多元化醫療服務體。至今已為來自世界100多個國家和地區累計40余萬人次提供不同需求的醫療服務,境外人士達75%。自上世紀90年代初率先與商業健康險公司建立合作,開展直接理賠結算業務,現已與歐美、日本和國內20余家保險公司建立合作關系,保險收入占醫療總收入從最初僅為5%,以后逐年增多,截至2010年已達到35.9%。中心舉辦了四屆“高端醫療服務與建設”國際研討會,發起籌建上海市醫學會涉外醫療研究會,為整合上海涉外醫療資源、推動上海現代醫療服務業的發展作出積極貢獻。是美國、英國、德國等10國領事館、國際國內商業保險公司和跨國企業的指定醫療單位。
加強上海醫療保障體系,促進商業健康保險發展相關政策建議
根據國際商業健康保險不同模式分析并結合上海實際,提出建立上海商業健康保險新模式,即按醫療服務的不同需求,采用多種類型保險制度互補結合,既保障基本醫療,同時盡可能滿足不同層次人群對醫療服務的需求(圖1)。在滿足基本醫療的同時大力發展高端特需醫療服務。醫療服務按大的框架分為基本醫療服務和高端醫療服務兩部分。基本醫療服務由公立醫院及部分私立醫院提供;高端醫療服務目前主要由部分公立醫院的涉外和特需醫療部門、中外合資醫院和診所等提供。建立多種類型醫療保險制度互補結合,保證醫療保障體系的可持續發展。基本醫療保險:即現有的城保、鎮保和新農合等。由政府承擔,通過多種形式籌措資金,強調全覆蓋,體現公平性。基本醫療保險+補充保險相結合:對封頂線以上部分,宜引入補充保險,可以由政府推動或結合商業等各種形式的補充醫療保險產品。以享受基本醫療服務的人群作為受益方,提高該人群的支付能力。補充保險可以由個人或結合集體共同出資購買,其費用低、受益面廣,解決了部分“看病貴”的問題,是對廣大人民群眾基本醫療保險的一種補充保障;另外,作為購買基本醫療服務的資金擴充,大大增加了商業保險公司基本醫療保險產品市場的基數,降低了其健康險的運營風險,亦有利于商業健康險公司的發展。基本醫療保險+高端商業醫療保險相結合:采用分類支付的辦法,對于有高端醫療服務需求的人群首先就其基本醫療服務范疇由基本醫療保險負擔,而超出基本醫療服務的特殊服務需求,由商業保險公司根據市場需求和政策導向設計多層次、個性化的健康保險產品作為高端醫療保險產品來提供,包括市場上存在的涉外高端醫療、特需醫療和高端體檢等。可由個人或單位集體共同購買,從而使基本醫療保險和商業醫療保險順利接軌,滿足多層次人群的醫療服務需求。
波士頓咨詢公司2016年中的報告顯示,中國商業健康保險2010-2015年復合成長率高達29%;按這一速度成長,中國商業健康險市場到2020年或將接近萬億元規模。
隨著北上廣地區大型公立醫院高端服務部門逐漸發展起來,民營醫院在全科和部分專科優勢較為明顯,部分高收入階層的全科到專科高端消費流程已經打通,一些新款的商業健康險應運而生,但在現有醫療體系下,能否發展壯大,還待觀察。
健康新險種盯住高端客戶
鄭是美中宜和國際保險部副經理,是公司2015年從保險公司挖來的專業人士之一。隨著鄭和其他同事的加入,美中宜和在2016年底聯合平安保險公司,推出了一個新的高端保險計劃。
這是一款面向兒童的醫療保險產品。家長繳納8000多元年度保費,獲得一個美中宜和全科醫生初診服務的服務包,比如體檢、電話咨詢等。每管理一名參保者,美中宜和每年從保險公司接受一筆固定診療費用,就是所謂按人頭付費。即使患者一年之內沒在醫院就診,保險公司依然給付這筆費用。
此前,高端醫療保險的簽約醫院主要采用按項目服務,服務量越大收入越高。按項目付費下,醫院有動力做大服務量,從保險公司多獲得費用賠付。而且,很大一部分高端醫療險是個人投保。有些投保者等到疾病風險較高的時候才去投保,出險概率高,這提高了保險公司的賠付成本。
為了保證利潤,高端保險公司選擇持續上漲保費。這導致中國高端醫療保險保費近年水漲船高,三五萬元的保費,讓很多高收入階層也望而卻步。投保人數少,使一些保險公司干脆選擇部分放棄市場,不再接受個人投保高端醫療保險,而專注于公司團體市場。
和睦家W絡管理總監司偉塔表示,根據醫院與保險公司長期合作的情況來看,中國高端醫療保險實際上并沒有開拓出太多的新客戶。
合理控制保費價格和診療費用,高端醫療保險應該能夠在中國中高收入階層中吸引更多客戶。
2015年,和睦家聯合永安保險推出針對成人、兒童共同投保的家庭保險。這一保險計劃過去一年吸引到1000多參保者,八成以上都屬于國內消費者。
上述兩種新保險產品的特點是,由保險公司和醫療機構聯合開發,共同管控患者就醫流程;保險公司適當降低保費,吸引更多客戶投保;醫院適當控制費用,犧牲單價,獲得更多患者;患者投保成本適當降低,而且有一家固定機構專門管理自己健康,也就是患者看病先到固定機構進行初診,建立健康檔案。如果患者確有需要,則由該機構聯系預約轉診到大型公立醫院就診。
這跟已有的主流高端醫療保險產品不一樣。在過去相當長一段時間,投保患者在高端民營醫院和公立醫院高端病房看病,由保險公司與醫院結算。患者選擇范圍比較寬,只要是保險公司認可的機構就能去,高端醫療保險公司甚至以服務網點眾多來吸引客戶。
新產品的前景還待觀察。哈佛大學衛生經濟學博士后李明強指出,消費者在這一新模式下首診選擇受到限制,與過去的就醫模式相比可能會不適應。當然,合理轉診和健康管理也許會讓消費者耳目一新。
不過,重要的是,這種模式下可以使保費維持在一個合理的區間,起始保費在1萬元左右。
鄭認為新保險產品“在商業邏輯上是通的”。類似新型保險產品借鑒的是美國管理式醫療的理念。早年間,美國保險公司向醫療機構采購醫療服務,也是按項目支付。隨著費用不斷上漲,保險公司和患者不勝其擾,出現不同形式的管理式醫療。在管理式醫療模式下,保險公司甚至直接投資醫院,參與到醫療流程中;保險公司適當限制患者就醫,強化預約轉診流程控制,引入按人頭付費等結算方式,從而控制保費和就醫費用失序增長。
這樣的探索并不是毫無風險。早年間,部分保險公司曾經聯合高端牙科診所探索管理式醫療模式,但是最終因為無法拓展市場而黯然退出。
時機很重要,中國的高端醫療保險市場2015年規模約在30億元左右,在保險市場走熱、人們的觀念改變的大背景下,新型險種的試水,很有可能會把一部分中端消費者也吸引進來。波士頓咨詢公司合伙人羅英就指出,部分中等收入階層也許不會給自己購買高端保險,但是在公立醫院兒科就醫難背景下,他們可能會給孩子在一定時間內購買合適的中高端醫療保險產品。
社保缺口正是商險機會
2015年中國衛生總費用超過4萬億元,全社會個人衛生支出更是超過1.2萬億元;而商業健康保險保費收入規模僅有0.24萬億元,總體依然偏小,潛力較大。盡管政府統計數據還未正式公布,2016年中國商業健康保險保費收入應該能夠超過4000億元,增速超過70%。“我自己承保的業務增加了230%。”保險經紀李杰說,從業15年第一次見到這樣的景象。
市面上,部分保險產品的銷售提成已高達10%到40%。這意味著,包括李杰在內的整個保險行業的從業者,2016年的個人收入應該非常不錯。
禾新醫院普通門診300元,初診及小兒門診400元,特需門診則在800元以上,病房收費每晚高達2000~5000元,院長張煥禎預期,最快兩年可以達到收支平衡。
此前,內地已有和睦家、百匯醫療等多家國際知名高端醫療集團試水高端醫療。今年,北京、上海、廣州等一線城市又競相將高端醫療納入產業規劃。一時間,內地高端醫療市場風生水起,成為投資界的關注熱點。
內地高端醫療需求巨大
所謂高端醫療,就是針對高收入、高階層人群的特定需要,提供精細化和個性化的醫療服務。簡而言之,就是富人醫院。
北京和睦家醫院是一家典型的富人醫院,大牌明星王菲、孫儷等都選擇這里生產分娩。走進和睦家,就醫環境和內地普通公立醫院完全不同:環境清幽,裝修精致,患者不用排隊就醫;醫護人員來自不同國家,用中文和英文雙語交流;病房布置如同賓館待遇,衛生間內日用品齊備,還為病人提供DVD光碟以及外賣單等貼心小物;當然,病人家屬也有休息用的沙發。
和睦家采用的是預約制度,能夠充分保證就診的時間和質量。每個患者都有自己的全科醫生,不僅了解身體狀況,還了解家庭情況等背景資料,統籌安排治療過程。和睦家所屬的美中互利公司的董事長李碧菁曾對媒體表示,和睦家提供全科服務,如果患者需要,隨時可以組建一支醫療隊伍,一起協商醫療方案。
當然,患者要享受這種高端醫療服務代價不菲。單就和睦家的分娩套餐來講,順產的價格在5.6萬元人民幣左右,剖腹產在10萬以上。但是,從海外患者到和睦家透露的受眾人群(包括銀行行長、高端金融專業人士、企業家、海歸)來看,費用并不是主要問題。
中國高端醫療服務的市場需求有多大?業內預期普遍樂觀。包括投資機構以及主流保險機構在內的多個機構預測,內地每年有3000萬~4000萬左右的人群需要高端醫療服務。
單就上海而言,上海市衛生局2009年公布的數字顯示,上海高端醫療服務市場容量在106億元以上,這還是保守估計。截至2010年,包括上海公立醫院特需服務以及中外合資合作醫療機構的高端醫療服務,其業務總收入僅為40億元,市場潛力還沒有充分開發。
另有數據統計,去年全球約有600萬人跨國就醫,一個醫療旅游者平均約能帶來1萬美元的收益,全球每年醫療旅游的市場份額在1000億美元左右。中國每年都有不少富豪選擇去國外就醫,內地高端醫療也在走國際路線,爭打旅游醫療牌。上海醫療旅游平臺負責人楊健曾說:“內需和出口兩大市場相比,中國人的錢太難賺,我們要賺的是外匯。”
一線城市競推醫療園區
發展高端醫療,吸引國際賓客以及國內富豪,正在成為國內不少城市的新主打。北京、上海、深圳、廣州等一線城市均將高端醫療產業規劃寫入未來重點發展的產業名錄中。
在剛結束不久的北京市第十一次黨代會上,通州現代化國際新城被定位為“北京市副中心”。“副中心”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是“北京國際醫療服務區”,規劃建設的醫療機構規模達169萬平方米,計劃提供床位7200張,服務對象設定為:在華居住工作的外籍人士、具有國際背景的精英人士和具有高端及個性化醫療、健康管理和養生養老服務需求的人士。服務區建成后預計能創收500億元,拉動GDP增長200億元,同時能夠匯集3萬名醫學專家,創造10萬人的就業崗位。
在北京專注打造具有國際水準的醫療示范區時,其他城市也在緊鑼密鼓地布局。去年6月,上海醫改方案明確提出建設的浦東新區、虹橋商務區兩大國際醫學園之一的上海國際醫學中心,已在浦東正式奠基,今年5月,廣州南沙開發區與美國德州醫學中心簽訂戰略合作框架協議,共建南沙國際高端醫療城。此外,計劃建設高端醫療園的城市還有福建廈門、四川瀘州等城市。
“現在地方政府、民間資本和國際資本,都在瞄準高端人群的需求”,一位參與高端醫療產業規劃的權威人士稱,從成本計算來看,中國的醫療水平其實并不差,但相較于西方國家價格要便宜得多,比如一個闌尾切除手術,在美國需要1萬-3萬美元,中國的報價是1萬多人民幣。
從國際醫療服務的價差來看,內地高端醫療大有作為。事實上,最近幾年來,內地高端醫療發展勢頭相當迅猛。
2009年開始,國內民營資本復星醫藥通過定向增發成為中美互利的最大單一股東,推動中美互利旗下的和睦家高端醫院品牌快速擴張,不僅大規模增加北京、廣州、天津等地醫院的床位,還計劃將品牌拓展到杭州、成都、南京、青島等二線城市。
2010年,新加坡最大的私人醫療集團萊佛士醫療集團在上海經營面積達1.3平方英尺的醫療中心,提供多元化專科、牙科和體檢等高端服務。
2011年2月,加拿大企業家德里克總投資2000萬美元的WA臻景醫療中心在上海興國賓館花園開幕;同年6月,百佳(中國)連鎖婦嬰醫院投資管理有限公司也在廣州投資1.5億元,建立高端品牌廣州伊麗莎白婦產醫院,其最豪華產房的面積達120平方米。
“高端醫療的確是社會資本投資的一個方向”,經營民營精神衛生醫院的溫州康寧醫院院長管偉立在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談到,新醫改以后,未來政府職能定位于保基本醫療,高端醫療等基本醫療以外的領域應該由社會資本來開發,他已針對高端醫療進行調研,希望能夠進入這一領域。
民間投資顧慮重重
但是,考慮到當前政策環境,管偉立對涉足高端醫療仍然顧慮重重,認為民營資本進入高端醫療領域存在先天不足。
內地高端醫療目前主要有三個渠道:高端全科醫院、高端專科醫院和公立醫院的高端服務部門。公立醫院的高端服務即特需醫療,原來定位于干部保健、國際服務,1990年代初開始取消身份識別,曾被認為是醫改的重要舉措。
特需醫療掛號費在100~500元左右,治療費用也是普通醫療的2-3倍,并且不能通過基本醫療保險報銷。從效果來看,公眾對公立醫院的特需醫療并不滿意。統計顯示,2006年針對北京、上海、廣州、成都500名家庭總資產高于500萬元的消費者的調查中,86%的受訪者“不滿意”目前的醫療服務。今年舉辦的一次高端醫療閉門研討會上,有人將三甲醫院的特需門診比喻成“難民營”,認為除了價格提高之外,服務質量與普通門診無甚區別。
對比之下,社會力量經營的高端醫療服務機構則以優質服務得以凸顯。但是,在內地由于各方面限制,民營醫院日子并不好過,縱使是最早進入內陸并發展較大的和睦家,也難逃政策環境以及公立醫院的擠壓。除了在北京、上海等一線城市發展較好外,由于醫療人才緊缺,和睦家在其他城市的拓展并不順利,醫院只能自行“降格”,將受眾群體向中端轉移。
“高端醫療需要配套高端醫護人員與高端的醫療設備,內地設備資源與人才資源皆被公立醫院所壟斷。”管偉立說,這也是為什么現實中民營資本只能集中在眼科、牙科等門檻較低的專科領域的原因。
根據2005年衛生部的相關規定,金額超過500萬元人民幣的設備屬于甲類設備,需要向省級衛生行政部門提出申請,經審批獲得《大型醫用設備配置許可證》后,才可購置大型醫用設備。兩年前,北京美兆體檢中心想申請一臺價值1000萬人民幣的64排CT,北京市衛生局就以不符合資源合理配置為由不予批準。由于無法引進高端設備,眾多民間資本被擋在高端醫療門檻之外。
2012年5月,通用電氣(GE)中國首個創新中心在成都成立,GE公司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杰夫·伊梅爾特如此解釋它的任務:“過去10年,通過位于上海的GE中國研發中心,我們已經在中國開展了大量的研發工作。現在正是我們擴大在華創新活動范圍的好時機。”而這一所謂“擴大創新”中最重要的一項,便直指以二甲及以下基層醫院、社區醫療中心和民營醫療機構為主的中國基層醫療市場。
在始于2009年的新醫改的刺激下,中國基層醫療設備市場的“剛需”激增。報銷比例的提升極大地釋放了鄉鎮農民的就醫需求,也刺激了醫院對醫療設備的添置和升級。數據顯示,2011年我國縣級和鄉鎮醫院達到8萬多家。這一市場規模使得在高端醫療設備市場幾近壟斷地位的“GPS”三巨頭——GE、飛利浦、西門子也開始虎視眈眈,彎腰淘金基層醫療市場。
早在2006年,西門子便啟動了“SMART”下鄉計劃,目的是設計出簡單易用、維護方便、價格適當、可靠耐用和及時上市的產品,就此打開中國基礎醫療市場的大門。GE的步伐稍遲,但重視程度不遜西門子,2010年GE醫療集團總裁兼CEO約翰·迪寧公開表示:“GE醫療在中國的高端醫療產品和基層醫療產品目前的銷售比例是8:2,未來可能是5:5。”
但無論是西門子的“SMART”計劃,還是GE的“5:5”目標,在中國基層醫療市場的復雜性面前,都不得不感到棘手。
如果說高端醫療市場比拼的是“GPS”最為擅長的研發實力和服務能力,那么基層醫療市場考驗的便是這群大象在胡同里跳舞的技巧了。
山東省膠南市某一級甲等醫院的一位醫生并不認為自家醫院有購買“GPS”產品的必要。這家醫院的年營業額為幾百萬元,在同業中屬于經營狀況普通者。在此類醫院,最常用的醫療設備有B超(黑白)、心電圖機、生化分析儀、x光機,大約10萬元一臺的B超機已是該醫院購買的比較昂貴的設備。其他諸多小型醫療設備(如血液黏度計),則大多由江西南醫藥、北京宏潤達等本土醫療設備制造商提供。“GPS”占據絕對優勢的高端醫療設備領域(如CT、彩超等),醫院幾乎沒有想過進行采購,除了自身無法負擔之外,政策上也并不支持一級醫院采購CT機這樣的醫療設備。膠南市目前包括公私營在內的一甲醫院大約有21家,二甲醫院有3家,“像CT機,一個縣有2-3臺就夠了”。
基于基層醫療環境的現狀,很多縣級醫院在選購醫療設備時,尤為重視產品的多功能性。由于預算有限,設備最好身兼數職,一臺機器同時滿足各個科室的多樣需求。這并非在高端醫療市場上以功能精專取勝的“GPS”的傳統優勢所在。
基層醫院不僅對于功能的定義與高端市場不同,對性能一詞的理解也有所不同。基層醫院更為看重設備的穩定性,要在鄉村電力環境下保持長時間運轉不宕機,結實好伺候。此外,基層醫院往往缺乏專業的維護人員,我國很多偏遠地區的交通體系并不完善,例如位于新疆天山南麓的阿克蘇地區第二人民醫院(二甲醫院),如果采購的CT機出現故障,即便當地的GE工程師趕到現場也要1000多公里,如需GE資深工程師趕到可能需要2-3天的時間。因此,醫院期望要么設備不易損壞,要么易于自行維護,要么便需要廠商建立一個特殊的維護服務體系以保證及時反應。
醫療人才和技術等軟件的匱乏,更是為設備等“硬件”市場帶來了難以控制的變數。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基層醫院醫生對記者坦陳:“即使醫院購買了CT機,讓原本檢查無果的患者能夠成功檢查出病因,事實上我們往往也醫治不了,最后患者還是得去二級、三級醫院就醫。”購買了功能強大的醫療設備卻缺乏能夠使用的專業人才,或者能用其做檢查,卻無法進行相應的治療,這些都使得醫院對高功能醫療設備興趣寥寥。
近年來,關于醫療設備市場的分析報告大多不利于“GPS”:在低端醫療設備市場,本土品牌更具價格優勢,比較了解基層醫生的操作習慣和知識,因而競爭優勢明顯。這些國產設備盡管鮮有一統天下的領導品牌,但在各自的細分市場術業有專攻,已經能夠滿足這些醫院的需求。且醫療設備的購買頻率低,習慣性強,一旦醫生習慣使用某一品牌的設備,便不愿更換,市場先入優勢明顯,易守難攻。
一方面,是“GPS”因基層市場的獨特與復雜而暫緩腳步;另一方面,則是東軟這樣的國內廠商在CT、核磁共振等醫療設備上不斷獲得突破,逐步向上移動,開始擠壓巨頭們的利潤空間。“GPS”對待基層醫療市場的態度已經從寄予厚望,變為始見真章。
GE中國首個創新中心選址成都,便是GE醫療“下鄉”戰略的關鍵一環。
此前,GE醫療在北京和無錫均有研發機構,但并不能滿足GE“貼地研發”的需要。國內東西部經濟差距較大,沿海城市三甲醫院密度相對西部城市更高,整個社區服務端的體系也更完善,西部的基層醫療環境更為典型。而成都則是一個非常好的實驗點,四川農村人口的基數較大,同時也是全國在城鄉統籌醫保走在前列的地區,基層醫療市場的增長更為明顯。同時,成都亦能夠輻射藏區、川西等地區基礎設施(包括醫療資源)仍然比較匱乏的地區,有助于GE醫療針對這些地區設計低成本、具有針對性的解決方案,如GE中國創新中心(成都)便設置了西南地區基層醫生的培訓基地。
在GE中國創新中心,記者見到GE針對基層醫院研發的各種新設備。這些設備大都并非“原創”,而是在GE高端產品的基礎上改進而成。這些機器都有各自的改進方式,但通常來說,涉及到科學研究的功能會被去掉—基層醫院對此并無需求,有助于降低成本。在此基礎上,再進行有針對性的改造。以Brivo CT 325/315產品為例,項目組將其控制部分全部整合到特殊定制的計算機工作站,同時用數字傾斜技術取代機架傾斜,這些改造都以簡化工作人員的操作復雜度為目標。
《中國醫院院長》:上海市提出發展高端醫療、推進高端醫學園區建設的背景和思路是怎樣的?
許速:醫療本身是一項產業,也是一座城市的名片,同時更是醫療衛生機構多層次發展中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沒有一個產業的發展沒有經歷從基本到高端的不斷完善的過程,基本醫療和高端醫療是一種并列與互補的關系。
從需求而言,市場對高端醫療有著非常龐大的客觀需求,這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現實反映。從供給角度而言,政府職能在于建立基本醫療保障體系,這是政府必須也只能提供的保障程度。這同時也意味著,醫務人員的價值不可能真正被體現。所以,為了讓我們的醫護人員能有更好體現職業價值的環境,為了醫務人員隊伍的穩定和發展,必然要創造一個比較好的協調和保障環境,因而,發展高端醫療是必然選擇。
從城市發展角度而言,上海市提出要建立現代醫療服務業,把其作為現代服務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事實上,中國國家經濟發展正面臨轉型,今后的發展應考慮以服務獲得GDP收益,而非從生產性的勞動活動獲得收益。高端醫療是健康服務產業的重要組成部分,也符合上海市與國際接軌的城市定位。這對于促進醫療水平的提高和醫療技術的發展、醫院管理能力的提升,都大有裨益。
對上海市而言,政府要保證現有的醫療衛生服務網絡滿足群眾基本醫療需求,建設好包括公共衛生服務在內的各級醫療衛生服務體系,同時將醫療的概念更偏重于對轄區內居民的健康管理。而在這些基礎上,政府就要大力發展社會資本辦醫,引入國際優質資源。
就目前而言,國家相關政策也認為,總體上已經形成了社會辦醫的環境,并提出了一些明確的要求。例如,國家“十二五”規劃中已經提出,到2015年中國的非公立醫院床位數和服務量要達到總量的20%。但現在看來,我們的差距還有很大。
在此基礎上,上海市對于發展社會辦醫也有了更多政策和實施配套上的明確支持。我認為,社會辦醫的推進也有助于調整公立醫院改革環境,以及調整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公立醫院的改革一定要充分發揮醫務人員的價值,進一步釋放他們的積極性,如果做不到這一點,我認為,中國的醫療改革無從談起。
《中國醫院院長》:上海市社會資本辦醫經歷了哪些主要階段?政府在兩個園區建設中發揮的作用是什么?如何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
許速:從2003年到2007年,上海衛生系統的主要精力在于完善醫療體系與規避醫療機構之間的惡性競爭。從2007年到2010年,上海開始對社會資本辦醫做出較大的突破性嘗試,探索衛生體系改革。但是做好這一點非常困難,公立醫院都在考慮收購或兼并一些醫療機構,因此,在公立醫院體系內改革很不容易。
進而,上海提出,通過建設園區發展高端醫療,大力發展醫療服務產業。對上海而言,雖然民營醫療機構的數量不少,但從規模和服務能力上還有很大差別。雖然目前零星也有一些高端醫療機構,但是總體來說,這些機構的品牌、規模和公眾的接受度,都不是很理想。
社會辦醫面臨的困難,我認為這不是市場問題,主要還在于學科和人才。上海市在扶持學科發展和衛生規劃、醫師多點執業等方面,還是給了社會辦醫與公立醫院相對平等的待遇,但這些還不夠。社會辦醫是從投資主體角度而言的概念區分,但對于醫院運行而言,應是同一表述,不應該再有社會辦醫和政府辦醫的區別。
對待兩個園區的建設,政府的參與也完全按照市場規則進行。園區建設的關鍵性資源不應該由政府調動,資源的配置有其本身的客觀規律,應該由市場投資主體配置。對高端醫療和社會辦醫來說,政府與資本應該是平等的關系待遇。政府部門要做的,就是對兩個園區進行行業監管。
《中國醫院院長》:您如何看待醫生資源的社會化?上海市是如何認識剝離公立醫院特需服務、促使醫生流動的?
許速:醫療資源使用的社會化,是一種普世規律。醫生從現在的單位人,變成將來的社會人,這種發展趨勢才有可能把社會辦醫工作做好。醫院的醫生獨立于醫院,會有更多的選擇和實現自身價值的機會;而醫院今后將更趨向于成為醫生的執業平臺。
我沒有公立醫院不放人的擔憂。公立醫院未來面對外部高端醫療機構的興起,也會產生人才流失的壓力。高端醫療機構不要把自己想得太好,但公立醫院也不要認為自己站得太高,當越來越多的大牌醫院進入后,公立醫院的工作環境到底有多穩定?以后誰到誰那邊多點執業還不一定呢!
我們把舉辦高端醫療園區作為醫療體制改革的組成部分,只要其能滿足群眾需求,同時又能促進衛生發展,讓醫生的價值得到體現,醫學園區的使命也就完成了。有數據統計,2012年,全世界的醫療旅游產值已達400億元,但中國此領域卻沒有分享到發展成果,這不是我們希望看到的景象。
現在社會對城市發展高端醫療還存在偏見。但為什么不能有高端醫療的出現?我希望,社會不要把醫療產業和基本醫療的概念形成對立,這兩者本身都是一條完整的醫療服務鏈條上的重要環節。醫療服務體系必須多元化。多元化在任何一個行業都應如此。
將特需醫療從公立醫院剝離,早已寫入上海的政策設計。公立醫院應該執行政府的定價體系,其不能做自主定價的服務項目。對于準公共產品要實行政府定價,沒有納入政府定價體系的服務項目顯然就要剝離,而能夠納入國家定價體系的醫療服務項目就不能稱為特需醫療服務。隨著高端醫療的發展,就能促使公立醫院更好回歸其本質屬性。
《中國醫院院長》:您認為上海市建設高端醫療園區的獨特土壤是什么?對于其他地區的此類醫療園區建設,您有何建議?
許速:很多人認為上海在一些方面有特殊性,而事實上,上海在很多方面比其他地區都還面臨很多劣勢。例如,上海的商業用地價格非常高,加大了社會辦醫的成本。從上海市政策環境而言,市政府在做事上相對更加嚴謹且有規劃,更具備市場精神與規則。
因此,和商業保險的聯動將成為支付的關鍵。但目前可以和中端價值型診所聯動的中端保險市場發展的并不好。現在的中端市場發展途徑有兩種,一種是從高端(包括個險和團險)發展下來,通過縮減醫療網絡以及覆蓋面的辦法來降低價格,通常是縮減醫療網絡的范圍,高端私立醫院覆蓋面,以及保障范圍。另一種則是從低端的企補產品上做加法,增加部分公立醫院VIP,增加保障范圍等手法。
然而,目前這兩種方法都并不成功。從高端往下走的公司經常面臨同等遷移的困境,也就是希望在類似的產品結構和服務理念上,通過縮減其成本而拓展用戶群。但這種做減法的模式在需求的把握上有三方面偏差。
第一是用戶對保障需求的偏差。
本土人士對保障的需求偏向于基本醫保覆蓋不了的部分,尤其是對用戶自身財務狀況來說危機最大的部分,而高端人士尤其是外派人士更加注重全球保障。
第二,從高端做減法還存在對用戶服務需求把握上的偏差。
符合外派人士需求的高端私立醫院一直是高端服務的重要組成部分,而本土人士對醫療能力的信任度則完全導向公立體系,因此在醫療網絡的搭建和側重上,用戶需求有嚴重偏差,中端的用戶需要的更多是緊密的醫療服務以及獲得專家資源的通道,這一點上高端醫療保險公司往往缺乏本土醫療資源的經營。
第三,高端醫療保險公司在渠道和銷售模式上有其特殊性。
今年3月14日,國務院頒布《“十二五”期間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規劃暨實施方案》,緊接著了《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2012年主要工作安排》。兩份政策文件都明確:社會力量辦醫將被加大力度推進。
瞄準高端醫院、專科醫院
“短期來看,社會力量(民營資本和外國資本)大規模進入普通醫療并不現實,而高端醫療毫無疑問將會成為突破口,”九鼎醫療基金負責人禹勃告訴《中國經濟周刊》,“在醫療領域,高端人群需求非常旺盛,中國醫療產業還沒有實現分級,而這在歐美等發達國家已日趨成熟,此外,病種清晰的專科連鎖醫院的投資將有機會。”
“我們感受到中國政府在醫療改革和開放上的決心,五六年前我們要拿到高端醫療的許可執照還非常困難,現在我們不但拿到了,還把業務額經營得很高,這說明我們當初的選擇是對的。”WA臻景醫療副董事長德里克(Derek Muhs)告訴《中國經濟周刊》。
加拿大籍企業家德里克曾有世界范圍開發和投資房地產及私人醫療中心的經歷。經過8年調查并咨詢了麥肯錫之后,2011年2月,總投資2000萬美元的WA臻景醫療中心在上海興國賓館花園正式開幕。這是一家符合世界一流五星級要求,擁有世界先進的醫療系統、人性化的服務和質量以及提供奢華享受的醫療中心。
“社會資本進入醫院主要有兩個方向:一是做高端,二是做專科,并做成連鎖。”衛生部醫療服務監管司司長張宗久告訴《中國經濟周刊》,“原有醫療系統不能滿足的需求,這對投資來說是一個機遇,原來審批機構比較嚴,現在對于社會資本辦醫的一些審批,在組織規劃方面已有了一定空間。”
放開高端醫療在政府部門看來是醫療改革重要突破口,市場需求存在,也并沒有動搖公立醫療的根基,就沒有理由不開放。
今年6月3日,財富品質研究院和瑞士LFS抗衰老中心聯合的《中國富豪健康白皮書》顯示,雖然比其他人更重視健康,但中國富豪的健康狀況不容樂觀,約68%處于亞健康狀態,但只有12%的中國富豪有過抗衰老治療經歷,比例遠遠低于韓國和日本。
讓富豪們不再到國外看病
“高端醫療產業在歐美發達國家已經日趨成熟,投資者能夠獲得很高的回報,又能夠促進醫療水平和藥品質量的提高,而頗為豐厚的稅收是政府政策支持的原因之一。”德里克告訴《中國經濟周刊》。
中國的現實情況有些令人擔憂,有研究統計顯示,中國富豪普遍認為國外醫療條件比中國好,81%認為國外醫療條件和技術水平高于中國。
上海某知名旅游社項目經理薛先生告訴《中國經濟周刊》:“越來越多富裕人士開始接觸高端醫療旅游。如日本精密體檢之旅,就把癌癥的早期發現、早期診斷和旅游線路結合在一起,為患者贏得了寶貴的治療時間及獲得治愈的機會。”
相比去美國、日本、韓國尋求高端醫療服務,把國外先進技術和最好的醫生引入中國對于富裕人群來說可能是更為理想的選擇。去年,WA臻景醫療和WA 再生醫學集團開始與美國南加州大學醫學院進行合作,包括癌癥的預防、治療和研究也列入其中。今年4月,臻景生物技術集團宣布推出癌細胞治療項目,主要針對治療轉移性黑色素瘤、卵巢癌和肝癌。
多方資本搶灘高端醫療
中國已有的醫療基礎設備、相對較低的醫療服務價格、專業的從業人員以及豐富的旅游資源也引來多方資本涌入高端醫療。
中國的高端盈利性全科診所和醫院由于規模較大,主要集中在上海、北京、廣州三個大城市。
目前這三個城市已有數十個高端醫療品牌,近90%的高端全科診所和醫院采取合資/合作的經營方式,一些品牌已采用連鎖經營的方式。
今年6月30日,衛生部和上海市部署合作項目,上海醫改方案中明確提出建設的上海新虹橋國際醫學中心正式開工建設。
上海市衛生局局長徐建光告訴《中國經濟周刊》:“我們力爭2020年建成醫療技術和服務水平‘國內頂尖、亞洲一流、國際水準’的綜合性國際醫學中心,以滿足日益增長的高端醫療服務新需求。”
搶占區域制高點,是投資二、三線城市腫瘤專科醫院資本的共同夢想。目前二三線城市中不管是公立還是民營醫療機構,腫瘤專科的好醫院較為稀缺。這一短缺的服務能力成為資本進攻的動力。
“在這些城市,民營的腫瘤專科具備與公立醫院PK的能力。”醫療領域專業投資人汪強向《中國醫院院長》雜志記者表示。他認為民營腫瘤專科醫院的優勢,體現在經驗積累、技術設備、服務模式以及價格等方面,當這些優勢綜合起來,形成氣候之后,民營醫院的地位將無可撼動。
而在新醫改的背景下,二三線城市更是充滿了機會。第二批城市公立醫院試點城市今年大幅擴充,有財經媒體表示,隨著公立醫院實行零差價售藥去除“以藥養醫”弊病,虧損部分地方財政難以也不愿補償到位,這將迫使地方政府更加同意引入資本發展當地醫療。
地方政策正在逐步松動之中,《經濟觀察報》報道稱,“政策鼓勵各地在保證市第一人民醫院、中醫院、婦幼保健院的良性正常運轉下,其余醫院虧損難以負擔時可實行改制。”
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眾多資本把目光瞄向了二三線城市的腫瘤專科醫療。復星醫藥董事長陳啟宇在6月接受媒體采訪時就表示,公司2014年戰略布局瞄準的是二三線城市腫瘤領域的專科醫院和500張以上床位的綜合性醫院,未來在每個大城市收購的醫院都將發展到千張床位。
憑借臨床醫生的職業敏感,張五成開辦了駐馬店市腫瘤醫院。站在投資人的身份考慮,他看中的是駐馬店周邊腫瘤醫療服務市場的空缺。他談到,駐馬店市人口為700萬,輻射的三個地市南陽、周口、信陽,都是人口密集的區域,人口總計5000萬,而對應這5000萬人口需求的公立或民營的腫瘤專科醫院,卻是空白。
“這個地區相對落后,腫瘤患者中貧困者較多,大部分沒有經濟能赴武漢、鄭州等鄰近省會城市看病,由于農合、醫保等設置的轉診限制,很多人的病情甚至在縣醫院被耽誤了。”張五常對記者表示,“如果地市級的腫瘤專科能做好,至少可以將70%的患者留在市內治愈。”
出于在兩家縣級市創辦醫院的成功經驗,張五成看好駐馬店市腫瘤醫院的發展前景,有信心成為區域內的領軍醫院,但他同時也表示,“在資金方面確實有壓力。”
投資北上廣之填空基本
在北京、上海和廣州,優質的醫療資源密集,但同時,擴充醫院的成本也很高。所以,在上一輪的公立醫院擴張中,這三座城市老牌、頂級的公立腫瘤專科醫院,規模擴張的程度有限。這也為一些民營的專科醫院創造了機會,具體體現為填補公立醫院腫瘤治療、服務的空缺。
腫瘤的手術治療周期較長,普遍在三周到四周之間,前期的檢查、確診,加上后期的康復,完整的治療周期則更長。以天津腫瘤醫院為例,各科室病區普遍“一床難求”,預約患者拿到“住院通知單”后,仍需等待1周到10天方可入住。
作為首都的北京,面對全國慕名而來的患者,其公立腫瘤專科醫院所面臨的病床周轉困難可想而知。
北大腫瘤醫院宣傳處管女士向《中國醫院院長》雜志介紹,出于衛生主管部門及醫保經辦部門對住院床日的限制,該院的平均住院日已從三年前的近20天降到了9天。她坦言,即便有治療方案的改進,對于基本的治療、康復期而言,時間是不夠的。這些方面的基本醫療服務,存在需求空間。
憑借地域臨近的優勢,位于朝陽區十里河的三環醫院與中國醫學科學院北京腫瘤醫院(以下稱“北京腫瘤醫院”)在2001年形成了協作關系。具體協作內容為,北京腫瘤醫院借用三環醫院的250張病床,北京腫瘤醫院派主治醫師以上的醫師常駐三環醫院擔任各病區主管醫師。據了解,兩家醫院間緊密的合作持續至今,業內共知。
一位了解三環醫院與北京腫瘤醫院合作細節的人士透露,三環醫院的不少醫務人員都來自在北京腫瘤醫院實習過的醫學院畢業生。從這個的角度上來講,北京腫瘤醫院為民營的三環醫院培養了醫務人員,促進了其長足發展,使優質的醫療資源得以擴散。
“在技術和病源方面依賴于大型公立腫瘤醫院,這是北京一些民營的腫瘤專科醫院的生存態勢。”中國醫院協會民營醫院管理分會投資服務部王雷向《中國醫院院長》介紹,“這些醫院一定程度滿足了腫瘤患者的需求,在耗時較長的放療、化療,術后的康復以及關懷等方面。”
投資北上廣之瞄向高端
在二三線城市腫瘤專科技術支持方面頗有建樹的泰和誠,將重心移向了北上廣的高端醫療市場。
2014年6月末,在接受《中國日報》專訪時,泰和誠醫療集團總裁兼CEO楊建宇說:“我們下一步的重點是在廣州、北京和上海分別建立一所高端的專業腫瘤醫院,運用最先進的設備和跨學科的診斷、治療手段,來幫助中國的癌癥患者。”
泰和誠醫療集團楊建宇表示,據其了解的信息,在2012年,有約90位中國患者選擇到美國的安德森癌癥中心就醫,這里有全世界最頂級的質子治療技術。由此,泰和誠確定了中國的中產階級對高端醫療服務的強勁需求。
上一個15年,通過醫療設備租賃和醫院管理的模式,泰和誠醫療與全國約50家醫院合作建立了腫瘤診療中心,鋪下了國內最大的一張放射治療和影像診斷中心網絡,并藉此于2009年登陸紐交所,成為美國主板上市的第一家醫療服務中概股。
2010年,泰和誠初試收購與其長期合作的西安長安醫院,但由于某些“不明確的規定”和冗長的政府審批流程,獨立醫院的計劃最終沒能實現,頗為無奈的泰和誠啟動替代性方案,以3940萬美元現金收購長安醫院52%股權。
泰和誠內部人士曾向媒體表示,盡管成功收購長安醫院,但最終結果與泰和誠長于專科腫瘤診療的企業競爭力“不算吻合”。
走過這段歷程,泰和誠希望能夠獨立運營醫院。集團在北上廣擬建的三家醫院,都將醫療園區作為首選地址。明確的政策支持,更能讓泰和誠放手一搏。
“北上廣的高端市場是值得所有資本關注的”,畢馬威醫療企業融資專家江立勤對《中國醫院院長》雜志表示說:“這三大城市聚集了中國最多的富裕人群,提供適應他們消費水平的醫療服務,這一塊市場目前是薄弱的。”
政府期待做好高端醫療,從源頭上留住富裕階層在國內就醫。此前,北京市衛生計生委出臺的《北京市社會辦醫指南》明確了“高端醫療”的重要性,鼓勵圍繞高端醫療開發增值服務。“高端醫療是中國所有高凈值客戶一致的剛性本原需求,他們注重服務質量和私密性,不愿接受公立醫院嘈雜擁擠的就醫環境,能夠承擔高額的醫療費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