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表云整理的11篇文化價值論文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

篇（1）

一、韓流來襲

在世紀之交的中國滄桑巨變中，“韓流”洶涌而來。“韓流”的產生絕不是平地風云，唯有在文化多元共處的框架中，謀求多元文化之間的對話交流，、相互學習、共同發展，才是比較理想的文化互動模式。外來文化、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融合后的多元文化結構，是韓國近代歷史中文化領域發展的極大成就，這種文化結構也成就了韓國的影視產業。

韓劇中有著濃厚的溫情和鮮明的儒家道德，恰如其分地填補了國內目前的道德空白。韓國既有悠久的歷史傳承又經濟發達，既古老又現代，既傳統又先進，世界韓國研究者有一個共識：“儒教傳統是韓國迅速發展的重要因素。”儒學的“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和“學而優則仕”的為學之道，在韓國深入人心。并演化為注重教育的傳統。劇中所體現的儒教傳統，那種森嚴的長幼尊卑關系、幾代同堂的生活方式以及孝順父母、重視家庭、謙恭有禮的人生態度，讓人感受到濃郁的東方文化傳統。

二、韓國影視的文化視點

人性親和力。韓劇為什么如此有生命力，不僅因為東亞文化的同質同源，還在于韓劇的敘事技巧揭示了人性中最美好的一面，體現了全人類的善世思想。每部韓劇都有一個優美動人的故事核心。無論是青春偶像劇如《藍色生死戀》、《冬季戀歌》、《浪漫滿屋》等，還是日常生活劇如《愛情是什么》、《看了又看》、《人魚小姐》等，抑或是歷史劇如《明成皇后》、《商道》等，都有一個情節曲折、細膩精致、打動人心的故事。這些故事情節中通常蘊涵著這樣一些主題：親情、愛情、友情、信義、利益、誤解、寬容，情和義、恩和怨被綿密而富于技巧性地編織到日常化的真實生活場景里，既令觀眾感到無比親切，又常常被其中蘊涵的戲劇元素所打動。無論故事如何發展，韓劇總有一個情節核心如影隨形，緊緊扣合，這是吸引觀眾看下去，并被打動的核心要素。因此。很多韓劇即使長達幾十上百集，觀眾仍是忠心耿耿、不離不棄，伴隨劇情始終。比如多數韓國影視劇是以普通人的生活為描述對象，用細膩而樸素的手法再現韓國民眾的精神風貌。無論輕松詼諧還是感傷憂郁，都真實而親切。觀眾在觀看電視劇時的感覺，仿佛劇中的人物就生活在自己的身邊。

文化親和力。韓劇在題材類型上顯現出多樣化，而且在內容上也很注重倫理道德的力量與人文精神的培養。從形式看。有歷史劇、現代劇；從主題看，有歷史題材的勵志劇《大長今》、《海神》、《茶母》，也有現實題材的勵志劇《明朗少女成功記》、《漢城奇緣》。主人公為了實現自己的夢想和抱負，不畏艱難、不計名利、不怕打擊，歷盡曲折終有所成。倫理劇《黃手帕》，反映傳統文化中人性的真善美、恕道、孝道和人格救贖，《商道》舊瓶裝新酒反映現代商業精神和義利之爭；肥皂喜劇《愛情是什么》、《我的嫂嫂十九歲》、《我的名字叫金三順》、《校園臥底》、《黑道千金要結婚》、《愛在哈佛》、《家族榮譽》等幽默詼諧，主人公的生活情感費盡周折而結局卻皆大歡喜；愛情劇《藍色生死戀》、《天國的階梯》、《雛菊》，感情執著堅如磐石，悲彩凝重，讓人為之扼腕悲泣，有“天地合，乃敢與君絕”的凄楚之絕美。

韓劇的文化構圖從基本的生活細節鋪開。以家庭為點、社會為面，輻射到各個行業、各個社會階層，人物的情感豐富和文化的立體呈現。倫理和道德的社會約束，輿論的強大作用，再加上美麗的自然景觀、寓情于景的敘事手法、悠揚哀婉的主題曲等，在一種不動聲色的客觀性的描述中展現人物的生活狀態和心靈狀態，在銀幕熒屏上實現新寫實小說的個人化書寫。韓劇中對復雜的人際關系和人物心理的準確客觀的把握。細膩細致的描摹非常深入人心。尤其深得同樣面臨事業和家庭等各種關系困擾的中青年女性的共鳴。工作中的競爭、同事的遠近親疏、利益分配。家庭中的夫妻關系、婆媳關系、家庭成員之間的關系等，無論是和諧還是紛爭。都有因東方文化的含蓄而有著為情義、得失難以啟齒的心理較量。韓劇中的女性形象，大多感情專一，執著于理想與家庭，遇到困難隱忍堅強。一方面負有傳統的家庭責任，另一方面也富有現代社會的事業女性特有的進取精神與不懈的追求和努力。演員表演真實投入，感情真摯，畫面干凈，色彩濃淡相宜。雖然韓劇冗長繁瑣，但還是在中國大陸有很高的收視率、有很強的視聽效果，很富有感染力。

三、當代韓國影視的立足點

韓國在政治和經濟上全面接受現代文明的同時，在文化層面上也較為完整地保存了本民族的精神文化傳統。韓國人認為人的修養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知識，二是倫理道德水平。韓國人所信奉的共同道德就是儒家的孝悌、忠信、禮義、廉恥。近年來亞洲金融風暴過后。韓國人進行了反思，認為西方文化道德在其鼎盛期過后，已明顯暴露出一系列的弊端，如“拜金主義”使人錢迷心竅，不擇手段；“個人主義”渙散集體，瓦解民心；人情淡薄漠視親情，分裂家庭。有害社會。于是韓國提出了“文化立國”的國策。主張不僅要挖掘發揚傳統儒家文化道德的精髓，而且要大力發展以儒家文化道德為主體的“文化產業”，一方面可以抵制歐美頹廢文化道德對傳統儒家文化道德的沖擊，另一方面可以成為拉動國民經濟持續發展的強大動力。僅在2002年韓國就向文化產業提供資金5000億韓元，約合4,5億美元。同時，韓國又于1999年制定了《文化產業振興基本法》，隨后又陸續對原有的《演出法》、《唱片錄像及游戲制品法》進行了修改，為文化產業的振興和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法律保障和發展空間。

四、當代韓國影視的文化價值

韓劇在我們國內的流行主要是東亞文化圈共存的對儒家文化的認同感，不僅韓劇，新加坡和日本的影視劇也都同樣在國內深受歡迎。這種文化的同質性是東方文化的魅力所在，也是當代文化形態及價值觀念的轉型期，國人的思想迷失和對傳統寧靜和諧文化精神的渴望。尤其是韓劇，在內容和表現手法上更為純凈、雅致、唯美。優美的畫面，無論樸實還是華麗都很生動，傳神的對白，悠揚動人的音樂，準確細膩的表演，細致深刻的心理刻畫，東方文化特有的仁義、禮孝、含蓄、內斂，切近而遙遠的熟悉，感動著世紀之交的中國在滄桑巨變中渴望親情和諧生活的蕓蕓眾生。

篇（2）

盡管每一部影片所展現的文化形態、內涵各有不同，但其中包蘊的文化闡釋價值有些則又是共通的。如第五代導演的作品均表露出強烈的自我意識和創新意識，在選材、敘事、結構、語言等方面標新立異。作品的主觀性、象征性、寓意性都比較強，注重人物內心表現，探索民族化的歷史和民族心理的結構，從電影本體出發，努力建構獨具民族內蘊和民族形態的文化模本等等。中國第五代導演的例子表明，不論是什么電影，也不管是哪位導演的作品，在文化闡釋價值的構成中，必然有一些共通之處。概括說來，電影作品的文化闡釋價值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民俗學價值

最常見的文化闡釋價值是通過觀賞一部影片，闡釋其中所反映的某個時代、地區、民族的民風和民俗。人類的精神生活中有兩個傾向，一是眷戀故鄉，對本土文化有特別的親近感；一是向往遠方，對異域文化有特別的新鮮感。愈是民族的也愈是世界的，具有鮮明民族和地域文化特色的影片往往容易得到各方的青睞，這也是中國影片屢獲國際大獎的重要原因。而人們喜愛觀賞影片的一個重要原因也就是能經常地、直觀地接觸豐富多彩的異域文化，了解世界各個民族的不同風情。

闡釋民風、民俗主要通過影片特有的環境、道具、布景以及不同民族演員的服飾、歌舞、語言等展開。如美國影片中燈紅酒綠的現代都市、英國影片中荒涼寂寥的莊園城堡、拉美影片中莽莽蒼蒼的原始森林、阿拉伯影片中廣闊無垠的瀚海沙漠等等，這些都讓觀眾一下子就進入了特定地域民族的特有文化氛圍之中。再如日本人的和服、美國人的牛仔服、歐洲人的燕尾服、中國人的長袍馬褂等等幾乎都成了特有的民族文化符號。還有印度和日本影片中的歌舞表演，中國影片中的腰鼓、“顛轎”和信天游，美國影片中的“淘金”浪潮，歐洲影片中的“決斗”情結，無不傳遞出各具時代風情和民族特色的文化信息。當然，電影作品的民俗學價值還只是文化闡釋價值中的表層價值。

二、社會學價值

電影作品中所包蘊的社會學、歷史學、政治學等內涵，也是影片中常見的文化闡釋價值。這些文化價值作為內在層面的文化形態特征，往往存在于影片的內部結構中。如歷史事件、政治風暴、社會習俗、民間傳說等等，常常成為一些影片的整體構架，從中可以闡釋出極為豐富的文化價值。《拯救大兵瑞恩》、《羅生門》、《》、《茶館》、《泰坦尼克》、《無頭騎士》等等都是生動的例證。拍攝于20世紀40年代初的《公民凱恩》更堪稱這方面的典范。影片是根據美國實有其人的億萬富翁、新聞大王威廉·倫道夫·哈斯托的生平事跡創作的。它陳述了新聞巨子凱恩作為“大國民”精神風貌，并且由這個人物撲朔迷離的命運概括了人類前史時代的深刻命題：資本與人性的沖突以及人性在現代社會生活中的普遍性異化。是資本這個怪物打破了幼年凱恩的平衡，資本的教育代替了母親的撫愛；是資本這個怪物在養成了凱恩作為社會人的才干的同時，也激發了他對資本的貪婪。他的巨大財富的累積，是以犧牲人的良知和人的情感為代價的；也是資本這個怪物使凱恩承受著現代聲色犬馬生活的輝煌，同時也徹底地撕毀了他在人的生活中的全部溫情。凱恩擁有資本和現代生活提供的宏傳版圖，但他卻失掉了人最美好的東西和最基本的享受。他沒有愛人，也失去了朋友，他是孤獨的，生前如此，彌留之際也不能免，他的那句般的“玫瑰花蕾”，顯示了他的心靈上的疲憊，同時也是心靈的自覺。它發生在凱恩相對遠離現代生活的時刻，并且聯系著他尚未涉足現代生活的孩提時代，因而帶有特別的催人沉思的力量。凱恩的形象呈現著一種全新的沉思的濃度，幾乎也是他生存的那個國家巨大歷史矛盾的回響，從中觀眾幾乎可以完整地了解到“凱恩時代”美國社會的方方面面。

三、生命學價值

電影作品中所蘊含的生命價值（特別是人生價值）是電影文化價值中較為深層，也較為重要的闡釋價值。草長鶯飛，虎嘯猿啼，生命的蹤跡無處不在。“生命之樹常青”，而體驗生命、思索生命、張揚生命，也是電影藝術魅力的源泉。生命不是空洞的概念，而是充盈于每一個個體的存在中。如法國著名導演讓·雅克·阿諾執導的動物影片《熊》，由一只小熊擔任主角，以一只大棕熊為最佳配角，再加上兩名獵人，組成了全部演員陣容。影片用擬人手法，始終以小熊的“悲歡離合、喜怒哀樂”為主線，通過小熊那些頗有“傳奇”色彩的經歷，把觀眾帶入大自然中。攝影機展示的完全是熊的視野和范圍，觀眾在欣賞到一幅幅平時不易接觸到的自然景象的同時，深深感受到生命的律動和豐盈，進而領會到人與動物、人與自然的合諧是多么美麗又是多么重要。但電影由人創造，并因人而存在，其中心必然是人的生命形式和命運。從這個意義上說，“只有人才是美的，只有充滿生命的人才是美的”。每一個人的生命都值得仔細審視，都有屬于自己的秘密與夢想。電影藝術只有與人的生活、命運緊緊聯接在一起，才能叩響出生命的感覺，探尋到生活的意義。

透視生命，首先要展現人的生存方式。好萊塢影片精心描述了一種高度現代化和“理想化”的北美生活方式：文明、舒適、溫情、浪漫……男主角正直幽默，女主角能干漂亮，由此構成了對亞洲廣大青年觀眾的強大吸引力。與此類似，我國《黃土地》、《老井》和《愛情麻辣湯》、《沒事偷著樂》等影片分別展示了傳統的中國農村生存方式和現代的都市生活方式，因而引起中外觀眾的強烈興趣和深刻關注。生命體驗更多地存在于日常生活中，更多的人像克萊默夫婦、貧嘴張大民一般地“活著”，活在窘迫困頓中，活在雞零狗碎中，活在嘈雜擁塞中。高明的電影敘事和觀賞正在于濾去浮動的煙塵，聆聽生命真實輕微的音色。有時生命體驗也存在于罕見的突發事件中，特別是在面對巨大生存挑戰的災難時，人的生命意義會在短時間內爆發，在一瞬間閃現出劇烈而灼人的人性光輝。如《地震》、《龍卷風》、《活火熔城》、《天地大沖撞》等展現人類在自然災難面前的無能為力和堅強不屈；《泰坦尼克》、《緊急迫降》、《恐怖地帶》等則充分展示了人在技術社會里對不被自己了解或控制的技術災難的恐懼無助和劫后余生的生命體驗；《現代啟示錄》、《獵鹿人》、《細紅線》、《辛德勒名單》、《發條桔子》等則向觀眾展示了人的生命在人為的災難（如戰爭、暴力犯罪）面前既是無比脆弱，不值一錢，又是彌足珍貴，至高無上。人類的生命價值正是在生存形式的變幻中不斷得到實現和充實，人活著不管是享受生命，還是含辛茹苦，都是生命之光的閃耀。

對每個具體的生命過程而言，淺的是人生的表象，而深的是人的情感世界。情感始終是電影創造的核心，對生命感覺的捕捉，經常表現為對情感的凝聚與剖析。電影敘事以人們的情感和心理方式為主脈，兩點之間直線最短，而將心比心，以情動情，是溝通創作者和觀眾心靈的最有效的途徑。“如果充分意識到情感意味著意識到它的全部獨特性，那么充分表現情感就意味著表現它的全部獨特性。”（科林伍德《藝術原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116頁）當人的內心隱藏著旋轉運動的情感潛流時，當情感在相反的兩極——歡樂與悲傷、希望與絕望、真誠與虛偽之間持續擺動時，電影讓觀眾看到了人類靈魂的最深處。《雨人》中的兄弟情深，《城南舊事》中的淡淡鄉愁，《廣島之戀》中的復雜戀情……或甜蜜或苦澀的種種情感，雖然是一時一地的故事，卻似一只弓拉動千萬人的心弦，喚起了縈回于每個人心頭的思緒。無論是“大江東去”，還是“楊柳岸曉風殘月”，只要表達的是永恒的情緒或意志傾向，即便是微山淺水，也能于細微處見出廣博，化瞬間成為永恒。因為“在這一瞬間，我們不再是個體，而是整個族類，全人類的聲音一齊在我們心中回響”（伍蠡甫、胡經之主編《西方文藝理論名著選編》下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375～376頁）。

電影中的生命意蘊、人生價值是電影文化闡釋價值中最易與觀眾產生交流和共鳴的部分，觀眾觀賞電影，通過經歷影片中人物的生存狀態和生活方式，品嘗影片中人物的酸甜苦辣，體味生活的歡愉和艱辛，以達到認識自身、珍惜生命、善待生活、完善人生的理想境界。一部《泰坦尼克》，讓多少人為之感傷，為之感動，為之莫名的惆悵和振奮。既有愛的甜蜜，又有恨的痛苦；既有生的歡愉，又有死的偉大。大難來臨時的人生百態讓觀眾接受了一次心靈的洗禮。愈是美好的事物，當被破壞的時候，就愈具有悲劇的力量。電影中上演的一幕幕“悲劇”把觀眾，甚至把人類的整體生命價值推向一個個新的高峰。

四、哲學價值

電影作品文化闡釋價值中，最為重要也最為深刻的是其中所蘊含的哲學價值。電影能喚醒個體生命的感覺，更可以使藝術成為超越生命的有限而獲得無限的中介。追求永恒、普遍與無限，追求藝術創造的哲理化，是20世紀現代主義文學藝術的共同特征，也是現代影視藝術的總體趨向。

哲學和藝術都是升華現象，藝術在追求升華的進程中往往就獲得了哲學品格。同樣是對戰爭的反思，《廣島之戀》和《現代啟示錄》就超越了一般的侵略與反抗、失敗與勝利、怯懦與英勇的簡單對照，而深觸到戰爭背后人性的永恒主題。一部絕好的驚險片素材，卻引起了黑澤明對人的思考，引出了發人深省的《羅生門》。安東尼奧尼曾表示：“我的影片源自我的情感，同時對應我的生活階段。”（S·查特曼《安東尼奧尼在1980年》，載《世界電影》1999年第1期，第236頁）然而他的作品卻讓東西方觀眾在個體中看到整個人類、整個世界的面影。只有關注整個人類的共同問題，才有可能引起普遍的共鳴；也只有穿透生活的表層，努力揭示出人類生存狀態的本質，才能使作品走向永恒。人，是藝術的宗旨，也是哲學的根本，而哲學意識賦予作品穿透時空的無窮魅力，也因此成為品評作品優劣的一個重要話語。

電影作品的哲學品格主要表現在對人類及其生存處境的理性思考。聰明的俄底浦斯解開了“斯芬克斯之謎”，作為謎底的“人”，卻成為人類更難回答的問題。“人是什么？”“我從哪里來？”“我到哪里去？”“我又是誰？”從兩千多年前的古希臘直到今天，這些形而上的命題被反復追問。電影藝術無法回避也不應回避對人、人存在的本性、人的內在與外在困境的探討。電影史上那些深刻與永恒的杰作都是創作者們以深邃的目光關注人及人生存的這個世界的結果。美國當代著名電影導演斯坦利·庫布里克在他為數不多的作品中，總是將探討人、人性、人類未來的命運等哲理化命題放到創作的首位。其中《奇愛博士》《二一年太空漫游》這兩部描寫未來的影片，更可以看作庫布里克關于人類未來的哲理化思考的升華。英年早逝的基耶斯洛夫斯基被譽為歐洲“最有獨創性、最有才華而又最無顧忌的導演”之一。盡管人們試圖從政治、宗教等各個層面上解讀他的電影，然而他那自省的目光始終超越政治、宗教和社會學層面，深情地注視著現代社會中破損的個體命運。如在他的堪稱“天鵝之歌”的杰作《三色：藍、白、紅》中，他拋開政治、社會、宗教乃至藝術的層面，深入探討“自由、公平、博愛”這些人類的生存原則在個人生命層面上的巨大意義。在基耶斯洛夫斯基看來，真正的愛情是廣博無私的，能使人高尚的，但錯誤的愛情足以讓人遺憾一生。人世之愛好比一個個切成兩半的蘋果，只有找到切下的那一半，才能相合無間，用別的半個蘋果來代替是不可能完美的。但沒有遇到真正的對象的人也不必因此封閉人生。基耶斯洛夫斯基是運用電影進行人生哲學思考的為數不多的當代導演之一。同樣出于對人的思考，對人存在的可能性的探討，中國有了深沉凝重的《黃土地》，有了自由奔放的《紅高粱》，有了氣勢磅礴的《霸王別姬》……有了與世界對話的可能。但應當承認，在我國每年為數眾多的電影創作中，真正能跳出政治、道德等框架，讓觀眾通過銀幕眺望人生萬象，在短時間內感悟直接的生存哲學的力作，可謂鳳毛麟角。注重使命感的中國電影在追求哲理化方面還有許多路要走。

五、宗教價值

電影作品中所蘊含的宗教價值也是值得關注的較為重要的文化闡釋價值。人類藝術文化的發展歷史表明，藝術和宗教一直有著密切的聯系和同構統一性。兩者以其對人類生活的晦暗性的洞燭、突破與超越，激情滿盈地傳達了一種普遍性的東西，從而改變了圍繞它的人們，把人們納入一種秩序之中，進入一種神圣的意義領域。人類通過藝術和宗教不斷提供的全新意義模式共同展現被創造的知覺和意義構架，解釋其經驗并規范其生活。宗教不僅成為藝術孕生的母體與土壤，而且直接與藝術創作有機地融合在一起，成為藝術發展的無可爭辯的因素。電影作為一門依靠現代科學技術的各項成果迅速發展起來的最年輕、最現代化的藝術樣式，同樣也深受宗教文化的影響。一方面，在長期的藝術發展歷程中，藝術宗教化非常突出，廣義地看，甚至可以說，從古至今，沒有一個偉大的藝術作品是無宗教的，而電影作為借鑒并容括人類藝術文化各種經驗的綜合性藝術，無可避免地或多或少地留下宗教文化的痕跡。另一方面，電影藝術的思維模式（包括創作思維模式和觀賞思維模式）和宗教的思維模式有共通之處。電影是影像的藝術，面對影像的電影創作者（包括電影觀賞者）對影像的偶然性、可能性、開放性以及紛至沓來轉變流動不可遏止的一切，收視反叫，耽思傍訊，在體味和知覺象外之象、景外之景、韻外之韻的同時，也會生出“終不許一語道破”的模糊感受與“無言之美”。這種創作和觀賞中的模糊性、神秘性，散發著深沉的宗教感。電影藝術家和觀眾就有可能在特定的時間和空間里，通過獨特的“影像”話語，獨力闡釋自己的經驗，得出與宗教相似的有關世界的結論，特別是對生命與神秘之物的沉思、頓悟、揭示，是與宗教（至少是亞宗教）感情和宗教經驗的理解相聯系的。以至于有人將到電影院觀賞一部電影也比作是舉行一次宗教儀式。

篇（3）

一、旅游無煙工業

旅游被稱為無煙工業，對經濟發展的拉動作用不言而喻。端午節豐富的文化內涵正可以滿足旅游者的文化旅游需求。比如屈原的誕生地湖北省秭歸縣，每年要過三個端午節，農歷五月初五頭端午、五月十五大端午一直到五月二十五末端午，在這一個月內要舉辦公祭屈原，農民騷壇詩會，龍舟游江招魂等一系列活動，全面展示屈原故里端午的獨特習俗，吸引了大批的游客；另外還有屈原的投江地湖南省汨羅市，每年前往汨羅市屈子祠憑吊、緬懷的人們排成了長龍，絡繹不絕。可見，端午的文化內涵刺激了旅游消費，同時旅游業的發展也有助于當地端午文化品牌的鑄造，二者相得益彰。

二、節日裝飾物文化產業鏈

節日裝飾物既是節日的衍生文化，又是節日文化的寄托物和載體，搞好裝飾物的銷售，可以有效刺激消費，與此同時烘托節日氣氛。

（一）香袋

又稱香囊、香包、荷包，我國民間端午節佩香袋的習俗極為古老，馬王堆漢墓出土的文物中就有香袋。《帝京歲時紀勝》中記載：“剪彩疊福，用軟帛緝縫老健人、角黍、蒜頭、五毒、老虎等式。”袋內裝有研細有芳香氣味的中草藥，有消毒衛生和醒腦清神的功能，就像是隨身佩戴一個“空氣凈化器”，因此民間有“帶個香草袋，不怕五蟲害”之說。

各種香袋寄托著人們辟邪卻病的美好希望，同時還具有審美情趣，香袋形狀多樣，顏色豐富，是很受婦女兒童喜愛的裝飾品和禮品。

（二）五彩線

民間傳統認為，端午節戴五色線可以避開蛇蝎毒蟲的傷害，在端午節后第一場降雨時要將五彩線剪斷扔到河里，意味著讓河水將瘟疫、疾病沖走。戴五彩線的傳統可謂由來已久，東漢應劭著的《風俗通》中就記載“五月五日，以五彩絲系臂者，辟兵及鬼，令人不病溫。”

蘇軾在《浣溪紗》詞中描述端午節的美人:“彩線輕纏紅玉臂，小符斜掛綠云鬟”，宋代詞人楊無咎《齊天樂》在詞中則用“衫裁艾虎，更釵裊朱符，臂纏紅縷”形容端午節時女子的服飾。不同于艾草和菖蒲具有一定的藥用價值，五彩線的點綴美化功能遠比求吉辟邪實際功能明顯。（三）葫蘆

葫蘆外形呈“S”形，像是八卦圖中陰陽的分界線，道教文化認為葫蘆可以收盡天地間的邪氣，所以民間傳說神仙收鬼怪的法器都是葫蘆，太上老君裝仙丹的容器是葫蘆，八仙之一的鐵拐李的法器也是葫蘆，在古代葫蘆被當作鎮邪的寶貝，加上葫蘆腹中多子，象征多子多福，又與福祿諧音，所以民間俗信葫蘆能避邪氣又象征吉祥。端午節在門窗上掛葫蘆的習俗由來已久并沿用至今，《燕京歲時記》中說：“端陽日用彩紙剪成各樣葫蘆，倒粘于門闌上，以泄毒氣。”即用彩紙剪成葫蘆形，于五月初一早上張貼房室門楣，剪口向下，意味著倒災驅邪，初五晚將它摘下丟掉，喻指一切不潔和邪氣都被帶走。現在過節很少有人記得將葫蘆口朝下，但顏色各異帶著各種彩穗裝飾的葫蘆仍不失為一種美麗的裝飾和點綴。

（四）盆栽

被稱作端午三友之一的菖蒲不僅可以入酒，同樣也是室內裝飾、盆栽觀賞的首選佳品。

菖蒲制作的盆景，首先有抗污染作用，古人夜讀，常在油燈下放置一盆菖蒲，可免燈煙熏眼之苦。而且，用菖蒲做盆栽既美觀又富有詩意：菖蒲“不假日色，不資寸土”，生野外則生機盎然，著廳堂則飄逸俊秀。蘇軾在他的《石菖蒲贊》的序言中說菖蒲“漬以清水，置盆中，可數十年不枯，雖不甚茂，而節葉堅瘦，根須連絡，蒼然于幾案間”并且能夠“忍寒苦，安淡泊，與清泉白石為伍，不待泥土而生者”，是中國文人淡薄名利、不屈不撓、清雅超俗的人格操守的寫照，所以用菖蒲做盆栽既實用又雅致。

西方國家的圣誕樹和情人節玫瑰的銷售在獲得巨大的商業收益的同時，也促進了節日文化的推廣，甚至圣誕節和情人節登陸中國后喧賓奪主，對中國的傳統節日都形成了巨大的沖擊，這與其鋪天蓋地的商業攻勢不無關聯。借鑒這些經驗，我們相信，只要做好文化旅游資源的開發和端午節裝飾物的推廣和銷售就能夠形成一個完整的文化產業鏈，在形成強大的節日經濟拉動經濟增長的同時，我們的傳統文化也能以嶄新的形式重新煥發光彩。

綜上，端午節中蘊含著巨大的商機，需要我們將經營的創意融入到節日文化中，在國際競爭中增強我們的民族自信心和軟實力，在市場經濟的浪潮中存續民族文化的血脈，在全球化時代彰顯我們民族的文化底色。

參考文獻

篇（4）

1.2堅持創新性原則高校文化建設在融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過程中必須遵循創新性的原則，對學校的管理方式、形式以及內容等方面進行不斷地創新，從而豐富高校文化的內涵。在高校文化的建設過程中應該加強創造勤奮、團結、踐行、求實的校風，學校應該積極地組織成立高校文化建設領導小組，專門負責學校的專題活動以及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開展工作。

2高校文化建設融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基本路徑

2.1堅持傳承和創新，建立高校文化建設融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新模式由于我國目前的眾多高校中有大部分都是由中專學校演變而來，而不同的學校都有著不同的特色和歷史，并有著自己獨特的文化傳統。在高校文化建設中融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過程中應該將傳承學校的傳統作為目標，通過不斷地挖掘學校的優點，以起到很好的宣傳作用。高校應該以“文化鑄校”的戰略為指導，將高校的人才培養工作、專業特色以及文化活動相結合，積極地開展獨具特色的校園文化品牌活動，為學生提供一個良好的教育平臺，使文化的育人功能能夠得到充分地發揮，從而有利于對高端技能型專業人才的培養。

2.2堅持育人為本、德育為先的理念堅持育人為本、德育為先是黨的十七大明確提出的教育方針，只有堅持這種理念才能解決傳統思想的限制，從而將高校文化建設融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全過程的工作落實到位。高校文化是高校根據學生的特點、教育的規律和目標經過長期積累而成的，校園的文化設施、建筑、管理制度以及校園文化活動都能體現高校文化育人的功能。因此，只有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實際要求轉變為學生的道德信念，才能營造出良好的育人氛圍和環境。

2.3堅持以文化育人為主線在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校園文化活動對學生有著較強的感染力和吸引力，因此最受學生的歡迎。通過組織內容豐富的校園文化活動可以促進學生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質的形成，并且具有對身心健康的自我調節功能，有利于提高學生的綜合素質。具有良好的性格、形象以及思想道德品質的學生可以在學校形成一種影響力和號召力。通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基本內容來引導高校的文化建設，其實就是通過校園文化活動和思想教育讓教師和學生形成積極向上的精神狀態、高尚的道德情操以及堅定的信念。

2.4堅持以社會主義榮辱觀引領社會風尚高校可以定時地組織內容豐富的校訓、辯論賽、報告會以及主題班會等，讓學生對社會主義榮辱觀有著更為深刻的領悟。高校在校園文化建設的過程中應該用社會主義榮辱觀來引領社會風尚，并要以培養團隊合作能力以及開展奉獻精神教育為重點。學校要積極地組織社會實踐活動以及志愿者活動，讓學生在實踐過程中形成高尚的思想道德品質以及職業意識。

篇（5）

二、儒家文化為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提供了重要思想資源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基因，是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源泉。強調，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必須立足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內核，儒家文化必然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提供了思想滋養。

（一）國家價值目標

就國家價值目標而言，“富強、民主、文明、和諧”分別是對經濟層面、政治層面、精神層面、社會層面的發展目標所作的價值要求。儒家雖未就這四個層面作出過如此明確清晰的概念提法，但其思想主張與現代價值主張并不乏相通之處。例如，孟子強調國家制度要保證人民基本的生產資料，指出：“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茍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己……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兇年免于死亡。”［5］在政治上儒家主張實行“仁政”，“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6］實行德政的目的就是解決和改善百姓生活。同時強調“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即唯有百姓富足安康，國家才能和諧穩定。這種樸素的“民本”思想的烙印，反映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就是“富強”、“民主”的體現，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所倡導的“富強”、“民主”是古代“民本”思想在當今時代的升華。中國自古是一個文明古國，今天所倡導的“文明”在儒家文化中體現在其所極力倡導的由“禮”至“德”的社會道德要求中。儒家文化崇尚“和合”，“和”是中華文化的特色。《禮記•中庸》記載：“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體現了尚中貴和的中庸之道。史伯的“和實生物，同則不繼”、孔子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都表明了貴“和”的基本觀念。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所倡導的“和諧”是一種廣泛意義上的和諧，不僅包括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還包括在國家交往中國與國之間、和平共處。因此，這是對中華民族“尚中貴和”精神的高度延伸與升華。

（二）社會價值取向

儒家文化的社會價值觀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有許多相通之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可以從儒家文化的社會價值觀中借鑒很多內容。“社會主義的本質，就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7］這里所體現的公平、正義的價值觀與儒家所強調的“義”是相通的。儒家強調以義制利、重義輕利、見義勇為的“正義”的道德界限。孟子提出：“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8］即是說，在生命與正義發生矛盾時要“舍生取義”。儒家倡導積極入世、適應社會，在社會規范中達到“從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心性自由狀態；強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德性平等；儒家文化是一種德性文化，重禮制，強調以“禮”至“德”。同時，儒家的代表人荀子對“禮制”思想進行了繼承與發展，提出“隆禮重法”思想。這些思想資源，都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所能批判地汲取的思想文化資源。這一層面的價值觀雖然看似是西方的概念，但其具體的思想內涵在吸收人類優秀文明成果的基礎上卻不乏中國傳統思想的影子和中國文化的特色，實現了外來價值概念與本民族思想文化特色創造性的融合。

（三）個人價值準則

儒家文化的核心是倫理道德規范體系，因此，它關于個人行為規范和價值準則的思想資源自然十分豐富。“愛國”是中華民族精神的核心，儒家的“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入世情懷、“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濟世安民的人生理想，激發了人們對國家命運的責任感和使命感，造就了大量的愛國英雄豪杰。同時，儒家“尚公”的集體主義意識也為愛國主義思想的形成和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倫理道德支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愛國”的內涵在當今時代背景下已發生變化，實現了與社會主義的緊密融合。“敬業”一詞最早出自《禮記•學記篇》中的“敬業樂群”，這是儒家提出的一種道德觀念，意指安于職守，聯合益友，共同奮斗，這與現代市場經濟所要求的盡職意識有相通之處。儒家十分重視“誠信”道德，孔子“主忠信”，大力倡導在為人處世、交友、辦事、從政等各方面都要守信。他說：“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6］強調了“信”的極端重要性。孟子說：“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9］指出了實現“誠信”的關鍵在于“明善”。時展了，社會背景變化了，對公民個人的價值要求自然也要實事求是地隨之發生變化。因此，公民個人層面的價值準則是我們黨從優秀傳統文化的價值觀念中抽離出其合理成分，根據市場經濟發展的現實要求，高度凝煉而成的。

三、儒家文化可為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提供傳播方法支撐

儒家文化之所以成為中華傳統文化的核心價值，除了其自身不斷發展完善的思想理論體系為統治階級所需要以外，也離不開其獨特的教育、傳播方法的支撐。儒家文化經過幾千年的發展與進步，其傳播方式已相當完善。今天，我們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充分運用現代社會的教育手段、教育技術及傳播方法的同時，要充分借鑒儒家文化中一些有益的傳播方法，為培育、弘揚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提供有益的傳播方法支撐，做到把傳統與現代傳播方法有機地結合、靈活地運用。

（一）注重價值觀的生活化、具體化

例如，孔子講“仁”，只告訴人們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要“克己復禮”等等，告訴人們在做人做事時怎么做才符合“仁”的要求。作為儒家的終極價值追求，“仁”始終沒有一個明確的內涵，但卻得到了社會的普遍認同和踐行。儒家文化的這種教育方式，對于今天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培育和踐行具有一定的啟迪。當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傳播主要在于理論層面的宣傳和弘揚，抽象的理念尚未滲透到人們具體的生活中。因此，傳播主體應該把重點傾向于將十二條價值理念恰當地融入民眾的家庭生活、社會生活及工作當中，告訴人們在做人做事時如何為之才能彰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價值標準，這樣才能達到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最終目的———踐行。

（二）全方位教育、多層次影響

傳統儒家文化的教育方式十分豐富，體系十分完善，是一個包括啟蒙教育、家庭教育、應試教育到社會傳播的全方位、多層次的系統。封建社會在小孩的啟蒙階段就把儒家文化通過兒歌、故事等方式灌輸給孩子，在家庭中通過家訓的形式規范家庭成員。另外，封建社會將儒家經典定為社會選拔人才的指定考試科目，學子想要應試成功就要學習、掌握儒家經典。這樣，一方面鞏固了儒家文化的統治地位，另一方面，通過學子們把儒家文化的價值觀、行為準則傳播給平民，使儒家文化通俗化、大眾化。營造社會文化氛圍也是儒家極為重視的一種文化影響方式，它將其所倡導的內容通過小說、戲曲、說書等貼近民眾生活的方式展現出來，在社會上形成一種良好的氛圍，使儒家文化無處不在。傳統儒家文化的這種全方位的教育、多層次的影響模式也是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所能借鑒之處。正如所說：“要從娃娃抓起、從學校抓起，做到進教材、進課堂、進頭腦。要潤物細無聲，運用各類文化形式，生動具體的表現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用高質量高水平的作品形象地告訴人們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惡丑，什么是值得肯定和贊揚的，什么是必須反對和否定的。”［2］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要把啟蒙教育、學校教育、家庭教育、社會教育充分結合起來，充分利用現代教育技術、傳播手段及活動載體的優勢，利用各種時機和場合，營造良好的社會氛圍，使核心價值觀無處不在。

篇（6）

一、檔案文化是一種文化資源

現代人類進入信息社會，獲取文化的途徑出現多元化趨勢，與去檔案館鉆故紙堆相比，人們更樂于采取其他方式獲取文化信息。但檔案文化對文化存儲和傳播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檔案文化承擔維護歷史真實面貌和為社會文化發展提供文化資源的重任。主要表現在：

（一）文化憑證價值：檔案是人們在社會實踐活動中直接形成的原始記錄，真實再現了人類文明的歷史，檔案文化在文化歷史變遷中起獨特的憑證作用，是一種任何其他資料難以替代的文化資源。不同民族、不同國家在不同時代有不同的文化傳統，檔案就是它的記錄和見證。這樣，多個國家、多個民族的檔案就匯成整個人類文化遺產。中國五千年文化一脈相承，中華民族在發展過程中形成重視檔案的優良傳統，積累豐富的檔案文化資源，為燦爛的民族文化提供充足憑證。如先秦有文字可考的歷史文化，主要是以甲骨檔案為最早的信證。檔案文獻的保存與重新發現，還為解開文化史遺留問題提供有力佐證。還有許多國家選擇重大歷史事件發生年代為本國檔案禁毀年限，因為這些年代以前的檔案對其民族文化傳承具有難得的文化憑證價值。檔案是民族文化的集中體現，內容廣泛而豐富，涉及朝政國法、軍事經濟、風土民情、自然景觀等各方面，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歷史的真實記錄。民族文化精華也是世界文化的源泉。如我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珍藏的“中國傳統音樂聲音檔案”，第一歷史檔案館珍藏的“清代內閣檔案中關于西洋文化在華傳播的檔案文獻”已先后被列入“世界記憶”工程名錄，成為“世界記憶遺產”。1999年，波蘭的肖邦手稿和哥白尼手稿等也被列入“世界記憶遺產”。

（二）文化媒介價值：檔案文化蘊涵豐富的歷史文化知識，是人類文明進步的階梯，有重要的文化媒介作用。人們對各族歷史文化的了解，主要是通過史書、檔案文獻和文物實現的，其中檔案的作用極為顯著。首先，檔案文化是人類文化活動的歷史積淀。一個民族自從進入歷史文明時期以來，甲骨、金石、簡牘、縑帛、金冊、紙墨文書、聲像縮微這些記錄不同時代文化的檔案多姿多彩，真實客觀地記錄著民族文化發展的全過程。可見，檔案與文化始終共生互動。其次，檔案文化是人類文化傳承的重要紐帶。借助檔案文化，能跨越時空條件限定，實現活知識的傳遞、流動和延伸，使文化得以傳播、延續、繼承和發展。并通過檔案文化開發利用，可達到發展已有文化成果的目的。再次，檔案文化促進中外文化交流。一國文化的發展不能離開人類文明的共同成果，而要開展多種形式的對外文化交流，博采各國文化之長。就文化發展自身規律而言，對外文化交流是增強民族文化影響力、擴大文化視野與提高文化水平的必要途徑。當前檔案館對外文化交流活動越來越多。每個檔案館都代表了其所處環境的文化，大到。一個國家，小到一個單位，莫不如此。因此，檔案館文化交流活動往往有較濃的文化色彩。

二、檔案文化價值的實現方式

檔案的文化價值是多元的，因而，其實現方式也必然是多元的。綜合起來，可以從以下方面來說明檔案文化價值的主要實現方式。

（一）發揮史料信息中心的作用。檔案信息是一種歷史信息，也是一種固定的信息，它是連接歷史與現實的紐帶。因而，檔案保管部門尤其是檔案館應該成為歷史信息存儲中心，并通過各種有效的手段，為歷史學、社會學等研究提供歷史信息，以充分發揮檔案延續社會記憶的功能。

（二）擴展教育功能。檔案之所以成為宣傳教育的生動素材，具有強大的教育功能，是源于其歷史性、原始性和直觀性的特點。

檔案用于各種形式的教育之中，是檔案開放利用后被日益擴大的功能之一。這一功能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就被許多國家所認可，而且作為發揮檔案文化屬性和實現檔案文化價值的重要手段。如檔案學者史密斯就指出：“如果檔案材料成為學校歷史教學中必要的組成部分，并且它能夠激發一種鑒別和了解歷史的需要，那么文化遺產的意識將會得到極大的增強。”法國從1950年就在國家檔案館建立了教育處，次年在法國各省也建立了類似機構，一個專職教師負責組織對法國歷史博物館的教學參觀，并提供解說詞和復制件。這在國際檔案界為檔案用于教育開創了良好的典范。如今，舉辦檔案展覽、匯編專題檔案材料、利用大眾傳媒進行檔案宣傳等等檔案利用方式，都被賦予實現教育功能的含義。

（三）成為休閑文化的組成部分。檔案在休閑社會方面的作用，國際檔案界關注了比較長的時間。早在1980年在倫敦召開的第九屆國際檔案大會上，法國國家檔案館瓦爾德馬恩檔案部主任克萊爾·貝爾舍女士就作了《檔案的普遍利用》的專題報告，提出檔案的“讀者大眾”的術語，并指出“它指的是所有那些不經常到我們閱覽室的人士”，她主張檔案館要“豐富外行讀者知識的接觸”。事實上，從五十年代開始，許多國家的檔案館已經加強了與外界的聯系，并給神秘的、有時是乏味的檔案資源貼上吸引人的“標簽”。這個話題在第十四屆國際檔案大會上又重新提起，西班牙國家檔案館的何塞·貝爾那·里瓦斯·費爾南德斯作的大會主要報告之一就是《檔案在休閑行業中的作用》，指出“檔案作為文化遺產的一個組成部分，他在當前階段擁有了一個很好的工具， 那就是：不僅有利于信息的接收、組織和保存，而且也有助于信息傳播的先進技術。通過運用這一工具，信息的利用被演變為一種文化活動，并成為了休閑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

篇（7）

2儒家文化的傳承方式較為單一

調查發現護生對閱讀儒家文化的原著缺乏興趣和積極性，僅對大眾傳媒所傳達的儒家思想比較關注。對儒家文化的繼承和發揚，應從娃娃抓起，潛移默化，從孩童兒時耳濡目染接觸的環境、事物中，點點滴滴，不斷積累，從而形成良好的人生觀、價值觀和道德觀。

3討論

儒家經典思想是中華民族道德文化的精華[3]，對高職護理專業學生思想教育有著深遠的借鑒意義。就調查研究現狀而言，目前高職護理學生對儒家文化認知程度較低，與其所處社會文化背景及學習背景是相關的。首先，21世紀以后，經濟迅速發展，國內外交流日漸頻繁。西方文化的侵入使傳統文化漸漸失去了以往地位，而退居歷史的舞臺。在青少年義務教育中，中文的比例在慢慢縮小，外文的比例在逐漸擴大。以儒家文化為代表的傳統文化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也越來越淡化。其次，調查的高職護理學生中82.7%均為理科生，其對儒家文化的興趣與了解程度是有限的，因此導致對人文課•程的不重視也是顯而易見的。對于高職護生的職業道德教育應從以下幾方面入手，充分發揮儒家文化在護生職業道德教育中的引導作用。

3.1加強“仁愛”教育

“醫乃仁術”是千百年來我國醫學界所崇尚的行醫信念[4]，也是醫者通過行醫施藥實現仁者愛人、濟世救人的高尚理想。“仁”是儒家倫理思想的根本，其中最突出一個內容就是“愛人”的思想。高職護理學生人文素質的核心即是‘仁愛’，護士如果缺乏愛心，就不會全心全意地滿足患者的需求，更加不能成為一名合格的醫務工作者。當今社會中因為重疾病、輕情感；重科技、輕溝通；重效益、輕人文而導致醫患關系緊張，這些都足以說明，愛心教育在醫學教育中何等重要[5]。目前，在高職護理專業學生的專業思想教育工作中，要大力加強“仁愛”教育，把“仁者愛人”的思想植根于學生的心靈深處。

3.2深化“禮儀”教育

禮儀是中華兒女世代相傳的美德，是一種敬人、律己的行為規范。孔子提出“不學禮，無以立”的觀點，禮儀教育的重點是意識和品格的培養，具體體現在儒家的“內仁外禮”和“仁者愛人”的觀點上。“禮”在醫德規范上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尊重病人、尊重同行上。醫學教育中，應努力構造醫院情境，使學生身臨其境，實際感受醫療環境的嚴謹氛圍，自覺運用適宜的言語行為來為患者服務。護患溝通時我們應認真傾聽，充分了解患者需求，讓患者有被接納、被理解、被關懷的感覺，從而自覺接受醫護幫助，取得更好的治療效果。護士禮儀的學習不僅要使高職護生具有獨立完善的人格、全面發展的優良個性，又須具有氣質優雅、儀表得體的外在表現。

3.3強化“誠信”教育

誠信,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是每個公民應遵守的行為準則和品德要求，是一切美德的來源。作為醫護工作者，擔負著救死扶傷、治病救人的特殊使命,誠信就顯得格外重要。高職護生應借鑒優秀的儒家德育思想，積極攝取營養，切實提高誠信意識，爭取為每位患者提供純凈的醫療空間。

篇（8）

(二)以“仁”“禮”為內核的倫理精神。孔子創建了以“禮”“仁”、“中庸”為內核的倫理思想體系，為儒家倫理道德的發展提供了一個基礎。其中，“仁”的思想的提出是孔子對中國倫理學最突出的貢獻之一，是中國古代倫理學由自發走向自覺的標志。仁”以愛人的道德意識和道德情感為根基，“仁者愛人”，己立立人，己達達人的思想根源逐漸演變為社會的倫理原理與道德情感。同時，孔子對“禮”進行了全面的論述，提出了“克己復禮”的觀點，后來時期的荀子也很重視“禮”的觀點，認為禮是節制人的欲望的最好辦法。后來的儒家思想繼承發展了先賢的觀點，主張用禮來調節人的，成為了儒家核心思想之一。

(三)以“修身”為根本的道德精神。儒家思想講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中修身是一切的根本所在。從儒學思想對中國歷史文化的影響來看，儒學的精華在做人這方面體現的尤為重要。《論語》在學做人方面蘊含著很精髓的思想，其中提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要齊家治國平天下，這些的根本是在修身，而且從天子到庶人，所有人都要以修身為本，這就是儒學的根本精神。要成為一個君子，就必須不斷提高自己的修養，儒學把希望寄托于人的價值的提升，而人的提升要靠自身修養的提升來實行，而不是靠一套規則的束縛來實現。

(四)推己及人的思維方式。在中國傳統的道德思想中，推人及己是處理人際關系的一個重要原則。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就有不少思想家對推人及己的觀點進行了論述，其中《論語》中就記錄著很多關于孔子推人及己的觀點，“其怒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都是該觀點的體現。孔子認為如果一個人的行為能夠合符規范，一個社會或國家就能夠長治久安。后來的墨家的“兼愛”思想也體現了推己及人的思維方式。后世的儒學家在前人的基礎上將這一思想發揚光大形成了儒家處理倫理關系的重要原則之一。這種推己及人的倫理原則及其思維方式，在當今核心價值觀的建構過程中，也仍有重要意義。

二、核心價值觀與現代文化精神

(一)現代文化的含義。通常意義上提到的現代文化是指從“五四”以來不斷建構和發展的優秀文化。這種現代文化傳統，是在指導下，在中國社會現代化的進程中，不斷吸收西方文化精神而建構和發展起來的。

(二)現代文化精神的主要內容

1、現代科學精神。現代科學精神是“五四”以來所提倡的現代文化精神之一。中國古代曾經有著燦爛繁榮的科學文化，形成了舉世矚目的中國傳統的科學精神，但是隨著中國閉關鎖國的政策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崛起，中國漸漸在世界科學的發展進程中落后了。“五四”以后，我們開始逐漸接受西方先進思想，形成了“科學技術就是第一生產力”的現代科學思想。而在現在我們深入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關鍵時刻，必然要求我們弘揚現代科學精神，樹立科技決定今天，科技決定明天，教育決定后天，文化決定永遠的科學觀點。

2、現代民主精神。現代民主精神是“五四”以來所提倡的現代文化精神的另一個方面。中國古代的優秀思想中有著悠久的民本思想，但長期的封建社會的統治，使得中國長期與民主無緣。“五四”運動以后，被引進的西方民主觀點逐漸在中國生根發芽，中國完成了從舊民主主義到新民主主義的階段的更替，后來到當代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建設，最終形成現代民主精神。當今培育和踐行“民主、自由、平等”的核心價值觀，也要求我們必須弘揚現代民主精神。

3、現代法治精神。現代法治精神的含義在于一是要求建立健全法律制度;二是要依據法律法規治理國家(依法治國);三是公民自覺知法、守法;四是法治目標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公民自由、平等的民利，文明、和諧的社會秩序。當今我國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要求我們逐步形成和強化“依法治國”理念。

篇（9）

引言

2010年第16屆亞運會將在廣州舉辦，屆時亞洲各地的參賽國家和地區將派團參加這次體育盛會，對于廣州而言也是一次向世界人民展現其被稱之為“花城”的亮麗風景。其中，作為運動員和技術官員所居住的亞運城，當然少不了大量的園林綠化風景，形成高、中、低相交，室內、室外相結合的立體的綠色景觀。現就亞運城園林綠化工程在前期決策、設計及招標階段的造價控制在此與眾多同行共同討論。

一、前期決策階段

苗木是綠化工程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價格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工程造價的高低。苗木價格隨市場行情波動大，故在前期決策階段就提前做好相應準備，才能為合理控制綠化工程工程造價奠定基礎。

1.1盡早采購確定綠化設計單位。早在2007年整個亞運城的規劃方案穩定后，我單位作為亞運城的建設單位已前瞻性的考慮到，在2010亞運會開幕前一年整個廣州地區為改善市容市貌，美化城市必然對苗木的需求量極大，而廣州地區周邊地區苗木市場所能供給的苗木是有限的，預計屆時苗木價格會有較大漲幅。為避免由此而引起造價失控，我單位于2007年底至2008年初完成了亞運城綠化工程設計招標，為穩定綠化設計方案、盡早采購苗木以及精心施工預留了充分的時間。

1.2采購及儲備甲供苗木。在綠化設計單位產生以后，我單位及時選定了綠化設計方案，要求設計單位盡快穩定設計圖紙以及所需的苗木種類、數量，并結合當時市場情況以及圖紙要求提交需要提前進行采購的苗木清單，以避免施工階段由于部分品種或規格的苗木采購不到而導致設計變更、苗木市場價格遠遠高于合同價格等原因導致造價失控。

根據設計單位提供的苗木清單，我單位于2008年底進行了苗木采購，通過公開招標方式確定了苗木種植及養護單位，而此時距亞運城開始綠化工程施工還有將近一年的時間。由于苗木采購時間早，價格相對便宜，且經過將近一年的養護，均已達到設計所要求的胸徑、冠幅。在亞運城綠化工程施工階段，此部分苗木作為甲供苗木使用，而此時廣州市場上也因為迎亞運需要大量苗木而導致苗木價格高漲，僅此一項苗木儲備措施就節約資金高達5000萬元。

為保證苗木儲備措施最終發揮作用的關鍵在于：①必須要求設計單位對儲備的苗木完全落實在施工圖紙上，這樣才能避免浪費儲備苗木；②在綠化施工單位確定之前，對儲備的苗木進行編號掛牌以明確其具體的種植區域，避免綠化施工單位對儲備苗木的分配產生異議。

二、設計階段

設計階段的造價管理是控制總體造價的基本環節，只有在設計圖紙未交付實施之前就把好工程造價管理關，才能為總體工程造價控制打好基礎。目前園林工程建設中經常出現的施工圖預算超概算、結算超合同價、建設最終效果與設計方案初衷大相徑庭等，都與園林工程設計階段的造價控制管理有著直接的關聯。

2.1園林工程設計階段存在問題的主要表現形式。因園林工程具有一定的藝術性特征，表現方式多元化，衡量的標準尺度不一，更多注重于美學需求，所以有些設計師往往只考慮方案的奢華和惟美，使用大規格苗木，增加苗木種植密度，過多采用珍稀名貴植物，奢侈地使用昂貴的建筑材料，而無暇顧及經濟技術問題，最終造成項目的投資成本不斷遞增，投資金額與建設成效無法成正比。以亞運城中的亞運公園景石為例，設計單位為體現亞運城河涌自然生態景觀而在河涌邊設計了較多大塊的黃蠟石。通過調查研究發現，黃蠟石價格昂貴，其單塊價格隨體積不同相差甚遠，且設計圖紙上并未對景石是由單塊石頭構成還是由多塊堆砌而成進行說明。綜合考慮到設計效果及工程造價，故要求設計單位對景石進一步優化處理，最終將昂貴的黃蠟石換成了普通的黃石，在保證效果的前提下工程造價降低了一千萬。

2.2以限額設計作為設計階段造價控制的重要手段

2.2.1限額設計的意義。所謂限額設計，就是按照批準的設計任務書和投資估算，在保證功能要求的前提下控制初步設計以及按照批準的初步設計總概算，控制施工圖設計。在園林工程中，對于有計量標準的工程量其設計投資額控制相對穩定，而對于特殊工藝、特殊材料的設計投資控制額的存在較大浮動，所以合理的限額設計顯得尤為重要。

2.2.2限額設計進行造價控制的基本措施。①重視方案的選擇。選擇設計方案時，在滿足園林藝術審美要求的前提下，必須滿足設計任務書和投資限額要求。②施工圖預算嚴格控制在批準的概算內。材料的使用和工藝要求存在很大的彈性空間，使用哪一種材料、采用哪一種工藝能達到最佳的效果，可謂“智者見智、仁者見仁”。以限額設計來控制施工圖預算，讓設計師承擔起優化方案的責任，從而有效地進行設計階段的造價控制。

三、工程招標階段

工程招標階段是工程造價管理的一個重要環節，招標文件條款的嚴密性、計量計價原則的合理設置以及招標控制價的合理編制，對于后續合同管理及工程造價控制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3.1設置變更原則在園林工程建設中設計變更往往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在設計階段進行變更，則修改圖紙即可；若在施工中進行變更，則很可能造成工程造價失控。例如施工方為了彌補在投標過程中因不平衡報價損失而想方設法進行設計變更（如加大苗木規格、更改苗木品種等），使工程的整個投資造價飆升。所以，在招標階段設置變更原則對于施工階段的管理就顯得尤為重要。例如亞運城園林綠化工程招標時就設置了以下苗木變更相關規定：①變更申請原則。承包商必須按照合同及施工圖設計規定，采購到符合本項目合同及施工圖設計所規定品種、規格及樹型（姿態）的苗木。如果承包人采取各種途徑仍無法采購到符合合同及施工圖設計所規定的苗木時，必須及時向發包人提出變更申請，且按如下原則執行：a.能夠確保景觀效果、滿足設計意圖；b.非發包人原因引起的苗木變更，變更后的苗木綜合單價應不超過變更前原相應苗木的綜合單價，且能夠提供不少于3處的苗木供應比選基地；c.變更申請須經設計單位和發包人審批同意；d.由于承包人原因引起的苗木設計變更，承包人須承擔變更前原相應苗木總價5％的違約金；若由于設計單位自身原因，造成苗木設計變更，設計單位須承擔變更前原相應苗木總價對應設計費用30％的違約金。②苗木變更優先次序以及單價的確定。當苗木變更時，應按下列順序依次考慮變更優先次序以及單價：a.變更為本標段相同品種、規格（胸徑、樹高、樹冠、地徑等）相鄰（或較小）的苗木，變更后苗木綜合單價取該相鄰（或較小）苗木的合同綜合單價；b.變更為該項目其他標段相同品種、規格（胸徑、樹高、樹冠、地徑等）相鄰（或較小）的苗木，綜合單價按該項目其他標段相同品種、規格（胸徑、樹高、樹冠、地徑等）相鄰（或較小）苗木的合同綜合單價加權平均值確定；c.變更為本標段已有其他品種、規格（胸徑、樹高、樹冠、地徑等）相同（或相鄰）的苗木，變更后苗木綜合單價取該相同（或相鄰）苗木的合同綜合單價；d.變更為該項目其他標段已有其他品種、規格（胸徑、樹高、樹冠、地徑等）相同（或相鄰）的苗木，綜合單價按該項目其他標段已有其他品種、規格（胸徑、樹高、樹冠、地徑等）相同（或相鄰）苗木的合同綜合單價加權平均值確定；e.變更為該項目招標工程量清單中未有的其他品種苗木，變更后的苗木材料單價通過詢價、比選等方式確定，其綜合單價在類似苗木的合同綜合單價基礎上只調苗木材料的價差及價差部分的規費、稅金及堤圍防護費。沒有類似苗木的合同綜合單價的，按合同外新增項目計算。由于以上苗木變更相關規定已在納入招標文件，并成為施工合同的組成部分，故在施工階段由于承包人及設計單位原因而引起的苗木變更大為減少，從而有效的控制了工程造價。

3.2計量計價原則的設置。計量計價原則無論對于合同內已有清單項目的計量、類似單價的換算還是對于新增單價的編制及審核都有非常重要的影響。下面以亞運城綠化工程中的土方工程為例進行說明。亞運城綠化工程中的土方工程以土方回填為主，其工程造價占總投資的一定比例，故在招標階段明確土方的計量方法對于避免后續施工過程中索賠及簽證的發生是十分必要的。土方回填分回填普通土及回填種植土，其中普通土的回填價格比種植土的便宜，較多用于以下兩種情況：①原有地形標高、土質均不符合設計要求，需要對原土進行置換回填，并達到設計的標高要求。②局部地塊進行土方造型。其別是土方造型，容易在施工過程中因堆土位置、回填次數以及堆土形狀的調整而引起索賠。故招標時在計量計價中明確，普通土回填的單價綜合考慮土方造型、多次轉堆等費用，回填量按竣工圖僅計算一次。而考慮到種植土較多用于綠化苗木的種植回填，故將種植土的造價納入相應的綠化苗木綜合單價中，這樣不但便于種植土的計量也可避免由于回填厚度調整而造成造價失控。

篇（10）

其次，《快樂女聲》所代表的大眾審美文化價值選擇所奉行的那種“草根”意識、全民偶像意識、那種與精英的結構性對抗及對權威的反叛中的自大與偏狹，反映了實用主義的工具理性審美規則裹挾之下當下大眾審美文化領域內的人格分裂與價值混亂。這一方面反映出在社會主流文化話語缺席之下，知識精英所標舉的人文關懷與人生價值的終極追求在大眾世俗化的訴求之中已經被日益背離。社會文化審美主體在個體層面的欲望滿足與功利主義、理想追求與現實經驗在市場經濟之下的背離，導致了大眾價值訴求與評判的日益世俗化旨歸。在這里，真與偽、美與丑、善與惡、好與壞的界限在這樣一種主體價值訴求的世俗化、功利化前提下徹底消失了，大眾認為:“存在即是合理。”因此，審美主體的個體性利益考量，那種對本質主義的反撥反而使得觀照對象本身不再那么重要。關于這一點，我們可以從2011年《快樂女聲》的選手宣言中、從現場評委的相互背離中、從網絡評委的感性對立中、從大眾評委的好惡判斷以及選手們網絡粉絲的相互地、偏激的攻擊中得到最好的見證—喜歡就是喜歡，“沒理由地”就是喜歡(當然，“沒理由地”背后的潛在規則，外界是永遠也無法知曉的)。較之于精英化的審美感受，大眾在日常生活審美化的過程之中越發地感受和追求一種視覺的外在的與體驗，趨向于一種形而下的現狀的滿足。因此，實用主義的工具理性審美規則取代了傳統和精英主義的審美經驗與審美法則。它既反映了多元化社會語境中當代中國社會人們文化審美觀念、思想觀念的深刻變化與長足發展，又暴露了當下中國大眾審美文化價值判斷能力的不足與準則的缺失。

篇（11）

中圖分類號：G256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3）26-0168-02

明堂是中國傳統文化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歷代以來對明堂的制度、建筑和文獻研究都絡繹不絕。特別是清代以來更是成為吳派和皖派學術爭論的焦點之一。卿家康指出：“積累文化，不外乎兩條基本途徑：一條是依賴歷史遺留下來的實物，如古器物、古建筑；另一條就是依靠文字和圖畫的記載，也就是文獻。”[1]61-62而明堂研究的價值中很突出的一點就在于其既有古建筑和考古遺跡的存留，又有歷代保留下來的大量文獻材料。具體來說，明堂研究的文化價值主要是指其文化保存價值和文化傳承價值。包括歷代學者對明堂的名稱寓意、主體功能、建筑規制以及禮儀制度等所體現的文化觀念和文化審美意識。這其中又以明堂文化所特有的對“天命”、“天人”統治觀念的承載，以及以建筑和禮儀形式為表現的與陰陽、五行、天文、地理、歷法、月令等各種中國傳統文化元素相關聯的象征意蘊體現的最為充分。

一、天命觀念的統治文化

中國古代的政治文化是以禮法制度為核心的天子皇帝文化，其以“‘敬天’的觀念與家族的觀念相互結合，而初民之政治組織是基于對‘天’之宗教熱忱。”[2]12并且這種“敬天、畏天”的意識可能從上古以來就形成了，到了殷代成為一種統治力量和“革命”的理論依據。周人崇尚“明德”，利用了殷商以來的這種文化影響，以“天命”和“明德”為標幟，為自己的“革命”找到了正當依據。在《易經》、《尚書》、《詩經》中就常以“天”、“祖”并舉，亦正是這種神權與君權思想合說的表現。如：《易經?大有上九》曰：“自天佑之，吉無不利。”《詩經?皇矣》曰：“皇矣上帝，臨下有赫。”《尚書?皋陶謨》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詩經?■民》曰：“天生■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盡是其意思的表述，而這些表述又集中地體現到周代的明堂建筑和明堂制度中。到了兩漢，首先是董仲舒“天人三策”對漢武帝復建明堂的影響。董子講：“天以天下予堯舜，堯舜受命于天而王天下。”（《春秋繁露?堯舜湯武》）“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春秋繁露?為人者天》）“王者承天意以從事。”（《舉賢良?對策一》）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是“漢儒抬出‘天’來限制皇帝的權力”[3]275，同時又以明堂為形式和施禮的載體，把這種限制從理論轉化為一種制度化的行為。王夫之《讀通鑒論》云：“知天道焉，于此可以知人治焉。”漢代以后承續了這種文化意識，并且將“嚴父配天”作為最大的“天王圣明”（韓愈）加以弘揚。一般來說只有開國的太祖、太宗才有資格能夠“配天”而受祭于明堂。這一“祖宗配天”制度一直到清代廢明堂才告終止。

西方實用主義學家桑塔亞娜在《The Seuse of Beauty》中講：“每一種價值是一定形式的審美價值。”[4]105審美價值是在價值先驗存在的情況下發生的。對明堂的審美價值來說，也隨著其制度的需要而依歷史條件的變化而變化。H?哈特曼在《有目的的想法》中認為：“創造和消失的不是價值本身，而是它們在價值意識中的相關性。”[4]105殷周時期形成的天命觀念，到了社會需要一種“天授其命”形式的時候，明堂的這種通天的政治效用和美學價值就極大的體現出來。而到了兩漢在孝文化的極大擴張中，又變之以“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明史?禮志二》）。原來的天命政治需要弱化，替之的是對孝文化的崇尚。從這點來分析，明堂美學價值的形成本身是這種歷史過程的結果。N?維坦依認為：“在欣賞通俗風格時，大多數人注意的不是它的價值，而是直接的功效、它的使用價值。”[4]244從藝術社會學的基本觀點來看，審美價值的運用并不是第一性的，“他們利用作品，而不是欣賞作品”[4]246。所以明堂的這種功能性轉變，也是其當時社會政治文化需要的體現。曹德本講：“中國政治思想史文化體系是以天人合一作為哲學基礎的。”[5]11而這一思想在明堂文獻中表現的是最為充分的，對于研究中國古代統治文化的流變來說是不容忽視的材料。

二、形制上的文化意蘊

除了在統治文化上所表現出得這種功能性差異，明堂的文化價值還很突出地表現在明堂所特有建筑形式之中。通過建筑的形制、構建的數量，以及以明堂為載體的各種儀式活動的成規，將其中所蘊含的包括：陰陽、五行、天文、地理、歷法、月令、歷日等各種中國傳統文化元素都具體地表現了出來。

李約瑟（Joseph Needham）和愛利亞德（Mircea Eliade）都認為：“古代中國的天文學知識，通過象征、暗示與種種相關的儀式，把一種據說是正確的、符合自然規則的空間格局傳達給人們。使他們建立合理的思想的基礎，并使人們的各種各樣觀念與思想在這個基礎上保持著統一連續與和諧。”[6]26這一點在漢代以后的明堂上有著十分鮮明的表現。如《通典》載：“建武初營明堂，上圓下方，法天地，八窗四閨，法八風四時。九室十二座，法九州島，十二月。三十戶，七十二牖，法三十旬，七十二風。”就是依循古人在天文、地理上的文化觀念，在建筑形式上用象征的手法具體表現的。另外陰陽五行學說與月令、歷日相結合在明堂的具體形制中也有表現。如《周易?說卦》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舊唐書?禮儀志二》曰：“法干之策。”《禮記?明堂位陰陽錄》曰：“水左旋以象天。”這些和天、日相聯系的文化，也是明堂所特有的一種建筑文化。蔡邕在《明堂月令論》中對明堂的這種“制度之數”的象征意味有具體的記載，他說：“其制度之數，各有所依。堂方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圓屋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三十六丈，通天屋徑九丈，陰陽九六之變也。圓蓋方載，六九之道也。八闥以象八卦，九室以象九州島，十二宮以應十二辰。三十六戶七十二■，以四戶■乘九室之數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黃鐘九九之室也。二十八柱列于四方，亦七宿之象也。堂高三丈，以應三統。四鄉五色者，象其衍，外廣二十四丈，應一歲二十四氣。四周以水，象四海，王者之大禮也。”從“乾坤”、“天干地支之策”到“陰陽九六之變”，再到“八卦”、“九州”、“十二時辰”、“七宿之象”、“五色”、“二十四氣”、“四海”，幾乎是囊括了中國傳統文化中所有的構數象征。并且這些象征，又通過和統治文化的思想相結合構成了一個有機的整體。這也使得明堂成為中國文化中一座特殊的文化聚合建筑。袁珂講：“所謂四海者，謂中國東西南北四面之海.此蓋古人想象中之天下。”[7]126而其他如：“九州”、“七宿”、“五色”等也都是含有天下觀念的象征，這些無一不體現出明堂不同于一般宮室建筑的統治文化因素。而“乾坤”、“天干地支”、“八卦”、“陰陽五行”等思想的表現則是傳統文化的另一個方面。李零曾經指出：“陰陽五行學說不是以一本書或幾本書而出現，放在實用技術之上。專門講陰陽五行，這樣的經典沒有，但它的影響卻無所不在。”[8]436所以明堂無論是功能上與上天受命的文化象征意蘊，還是建筑形制中與天文、歷法、陰陽、五行等的關聯，都是對中國古代文化的一種承載。明堂作為一個文化集合的載體，其承載的文化信息和價值是十分巨大的。歷代學者對明堂建筑形制上所蘊含的文化象征意義都投入了巨大熱情，通過明堂文獻對上古明堂建制的描述，古人在自己的學識基礎上，推論先人的文化意識并進一步的發展這種文化。今天的“太廟文化”、“天壇文化”、“國子監文化”，其中都蘊含有明堂文化的基因。

三、結語

從明堂文獻來看，學者們普遍認為最初的明堂建筑和明堂禮制所反映的文化比較質樸，功能也是單一的。而后世不斷對其文化內涵進行聚合、功能進行豐富，如五行、朔望、天人等觀念都是逐漸地糅雜于明堂之中的。這種凝練體現在歷代明堂的主體功能轉變和其文化象征含義的變化上。總的來說，各個時代的文化巨匠都從自己的領域出發，對明堂進行了各個角度的闡釋。這也構成了文化史中，同一個主題承載多重文化的現象。而這些不同時代所形成的對明堂問題的論爭，本身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學術和文化價值。從文獻價值觀的角度來看，“既包括對客觀存在的永恒的文獻自在性價值的認識與評價，也包括隨著歷史的變遷而不斷變化的現實的文獻工具性價值的認識與評價。”[9]今天我們研究明堂文獻的價值，就是要站在不同的歷史角度，以更加科學的學術研究方法發掘其所蘊含的大量史料、學術與文化價值。

參考文獻：

[1]卿家康.文獻社會學[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4.

[2]楊幼炯.中國政治思想史[M].上海：上海書店，1984.

[3]余英時.歷史與思想[M].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6.

[4]N.維坦依.文化學與價值學導論[M].徐志宏，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

[5]曹德本.中國政治思想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6]葛兆光.中國思想史：第1卷[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