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表云整理的11篇唐代文學論文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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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歐陽詢。意法并重是歐陽詢的書法文化理論追求，歐陽詢可以說將楷書技法的難度發揮到了頂峰，他與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合稱為“初唐四家”。歐陽詢通過總結別人的書法文化，創新性地提出了書法文化的“八訣”，如，橫若千里之陣云，豎如萬歲之枯藤……，他的書法文化作品集中體現了統一風格———險勁。歐陽詢以嚴謹工整、平正峭勁、氣勢奔放、氣韻生動等書法文化特點，將楷書的書法文化推向程式化、規范化模式，由此也在書法文化史上確定了自己的重要地位。從歐陽詢諸多令人矚目的書法文化作品和書法文化理論中，可以看出他涉及最多的還是具體用筆和結字的方法。他的用筆講求穩健流暢，用筆方整，揮灑自如，筆力剛勁；間架結構則要求四面亭勻，八邊具備。在用墨方面，歐陽詢提出了“墨淡則傷神，絕濃必滯筆鋒”的觀點，可以看出，“沖和之美”的儒家美學思想已經滲透于其審美思想之中。

2.李世民。對書法文化藝術盡善盡美的追求，從李世民對王羲之書法文化的推崇中得到深刻的體現。唐太宗李世民不僅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軍事家，還是一位出色的書法文化家。他極力倡導王書，朝野上下對王書的學習成為一種風氣，李世民的書法文化作品中不乏傳世精品，其書法文化理論著作也贏得了極高的評價。李世民認為王羲之的書法文化神氣沖和，不激不厲，優美無比，他對王書倍加推崇，稱之“詳察古今，研精篆素”。李世民認為，王書表現出了一種創新，這從某種意義上與開國之君勵精圖治、繼往開來的精神相融合。不可否認，這也是它對王書贊賞的因素之一。李世民認為，書法文化創作如同戰爭，必須有指揮，就是書法文化中所指的“心”。李世民“以陣喻心”的說法，更加強調“骨力”的作用，他所追求的書法文化形態體現了筋骨勁鍵、筆墨溫潤的特點。

3.虞世南。他所追求的書法文化美是“沖和之美”，楷體風格具有內柔外剛、蕭散灑落、圓潤遒勁之美，在書法文化創作中，注重對書意的理解，在他看來那些模擬性的作品不能稱之為書法文化，只有領悟書意的書法文化，才是書之妙道。此外，虞世南的書法文化中還美融入了儒道的“太沖“”太和”之氣。

4.孫過庭。其書法文化美學思想是情動形言，強調書法文化是人本性的流露，是由情而發，是書法文化家表現自己精神世界的物質形式，不論哪種字體，哪種表現形式，都是字如其人，蘊涵了書法文化家的性情和修養。孫過庭推崇不激不厲、文質彬彬的書法文化美學思想，這一點繼承了李世民的觀點，把王羲之推為典范。對于書法文化的創作狀態，以及書者與作品的關系，他提出了了具有重大影響的“五乖五合”之說，論述了創作中的五個方面的問題。孫過庭的《書譜》，對此時的書法文化美學作出了較為全面的總結，從中也看到了盛唐浪漫主義書風的曙光。

二、盛唐代書法文化美學思想：狂逸恣情，情懷壯美

盛唐是大唐帝國的黃金時代，“開元盛世”的局面，讓社會的物質和精神都得到了極大的豐富，這一時期，美學思潮彰顯了自由、豪放、典雅、包容等特點，表現在書法文化上非實用性的狂草，似乎飽蘸了這個時代的浪漫主義審美色彩，迅速興起，書法文化美學上充滿了對逸氣縱橫的壯美情懷的追求，這在張懷瓘的書法文化理論中得到了集中的體現。

1.無形之象，無聲之音張懷瓘之書論無論數量及哲理性都是罕有人及的，他的美學體系堪稱博大精深。其美學思想體系中貫穿始終的是“意象”，他在對自己的草書進行探討時，提出了一個十分重要的理論就是：“探彼意象，入此規模”。意象最早起源于《易•系辭》，首次將“意”“象”共用于文論的是南北朝的南朝梁代文學理論家、文學批評家劉勰。張懷瓘所說的“意象”包括“意”和“象”兩個方面，他認為書法文化美的“意”是高深玄妙的，難以用語言來表達的，非世智所能詮釋。書法文化之意必須要傳遞才能賦予作品之中，那么，就只有以“象”為載體來表現。張懷瓘在《六體書論》中提出：“臣聞形見曰象，書者法象也。”“書者法象”指的是在書法文化創作中，要善于效法和運用自然之象，將其精神、氣勢等融會貫通于書法文化，凡是那些具有極高藝術造詣的書法文化作品，無不是借助“象”來表現字勢與體勢，達到出神入化的藝術境界。他認為，書法文化不是再現現實之象，是在創造意識和宇宙意識的啟發下，獲得現實之象的意味。意象之美令人回味無窮，遐思不盡。

2.風神骨氣，陽剛之美張懷瓘對風神骨氣的審美價值情有獨鐘，尤其是對“風神”倍加關注。風神是書法文化家在自己的作品中所表現出來的精神、風韻、胸懷、修養、才華等。書法文化藝術的欣賞，要著眼于作品中書法文化家的學識、氣質、道德、情感等精神境界。張懷瓘認為書法文化是一種滿懷激情的創造，是全力以赴的投入，書法文化家的作品應該是自己的精神與字體神采、志趣的融合。他認為神采是一種生命本質的自由表現，大自然中的花鳥草蟲、飛禽走獸都是各具神采的，書法文化家的藝術神采與其天性具有直接的關系，其成就首先要依靠天分，其次才是鍥而不舍的練習功夫。他要求，書法文化的學習者首先要對自己的稟賦有準確的把握，然后再結合實際制定學習的目標。在張懷瓘的書法文化理論中，風神的內核是書者的個性修養。張懷瓘推崇具有陽剛之美書法文化，他認為草書表現充滿著活力感、節奏感的壯美，十分欣賞王獻之書法文化中所蘊含的動態美，橫溢而出的逸氣，噴涌奔瀉的活力，具有扣人心弦的陽剛之美。這種美不露筋骨，率意、率性，自由，他書法文化理論獨到、精深，形成了深遠的影響，他的意象理論為宋代的“尚意”，拉響了序曲。

三、中晚代唐書法文化美學思想：崇尚法度，遍尋禪意

中晚唐時期，隨著儒學的興盛，書法文化領域的美學思想也隨著發生了變化，尚法之風逐步形成，替代了曾經在盛唐風行的書法文化美學思想，自然、抒情、性靈等書法文化美學思想也寂然沉默。在此，對顏真卿、韓愈兩位代表人物及晚唐五代禪境的追求，作如下分析論述。

1.顏真卿。強調法度美是顏真卿書法文化美學思想的集中體現。在中唐時期，經世致用的儒學得到了特別的重視，受之影響在書法文化領域內尚法之風也逐步形成。以韓愈、顏真卿為代表的藝術家，追求的是一種雄強豪放的精神氣概，并用法度將其固定下來。顏真卿的書論中對“筋骨”與“雄媚”的聯系著墨最多，他認為剛勁有力的點畫為結構的字體，書品雄闊媚好，在此觀點的指導下，“顏體”逐漸展示出了清新端莊、氣宇不凡、豐腴秀麗之美，顏真卿的書法文化技藝理論，大多能夠將自己所感悟到的書法文化意象聯系起來，并寓技法于意象之中。

2.韓愈。韓愈是一位大文學家，雖然他不是書法文化家，卻以特有的藝術敏感，對當年張旭的創作草書的情景，給予熱情的描述，表達了自己書法文化的美學思想理論。書藝情表可以說是韓愈的書法文化美學思想。韓愈站在儒家積極入世的立場指出，書法文化蘊含和表現的是一種情感，動乎于心，發之于書。與張懷瓘所強調的書法文化表現情感的觀點不同，韓愈所說的情感是一種強烈的、一觸即發的情感，在其內心是一種“不平則鳴”的心態。他認為，書法文化家只有在這樣的心態下，才能表達出自己的情感。韓愈所倡導的書法文化理論，在當時只能是非主流的狀態，因為，當時浪漫主義難以取代對法度之美的推崇。

3.禪境的追求，晚唐五代法美學思想。晚唐時期，佛教興盛，隨著禪宗思想的發展，一大批禪僧書法文化家出現。禪宗認為，世界萬物，佛我僧俗，都是我心的幻化，要達到佛我合一的境界，需要心悟。對于書法文化創作，自己的心悟也是至關重要的。在禪僧書家看來，書法文化理論不是言傳身教的，需要在心悟中獲得靈感，他們主張書法文化要能“通”“變”，他們在書法文化上所追求的禪境，主要表現為超塵脫俗，自然清新。另外，晚唐書法文化審美還體現出對“逸”之美的追求，“逸”作為一種超凡脫俗的生活態度和精神境界，被書僧運用到身法之中，表現出一種超脫，一種韻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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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校日本古代文學史課堂教學中人文教育的必要性

日本古代文學史的授課對象為高年級日語專業的學生。語言類專業學生普遍存在的問題是過分注重語言這一工具，認為語言學習的目的無外乎聽、說、讀、寫、譯這幾種能力的習得，語言背后所蘊含的人文知識則無關緊要。部分教師“重專業輕人文”的教育觀更是加深了學生這一錯誤認識。因此，目前高校日本古代文學史課堂出現的問題是，教師只是按部就班地對教科書中的知識點進行梳理，要求學生死記硬背，對古代文學史中涉及到的作品及其社會文化現象只字不提或籠統概括；學生則更是出于應付考試、拿學分等目的，機械地學習此課程，教師教學效果不佳，學生學習興趣低下。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這句話的意思是：“學生們為什么不學詩呢，詩可以激志，可以觀察社會，可以交往朋友，可以怨刺不平。近可以侍奉父母，遠可以侍奉君王，還可以知道不少鳥獸草木的名稱。”這是對文學人文教育作用的最高度贊頌。日本古代文學史不僅是一部日本文學發展史，也是一部日本文化、文明的進步史，歸根結底是人的發展史。它具備文學和歷史雙重學科的性質，應該是對日語專業學生進行人文教育的生動教材。通過對日本古代文學發展規律的探索和總結，可以提升學生的思想認識水平；通過對文學史中出現的著名作家的成長、經典作品的誕生、代表流派的形成等時代背景和歷史要素的考察分析，可以增強學生的文化素養；通過對作品的學習，可以培養學生的審美能力；另外，通過對中日文學發展史的對比以及文化差異的對比，可以培養學生的跨文化交際能力和民族文化自信心、自豪感等。我們應該高度重視日本古代文學史的教化功能，改變過去教學中只重視傳授專業知識的做法，注重人文教育，使廣大學生在學習日本古代文學史的過程中真正獲得心靈的熏陶和升華，“使學生變成歷史意義上、文化意義上、情感意義上、道德意義上的人，實現精神成人的目的”。

三、人文教育視域下的高校古代日本文學史課堂教學

（一）分析我國文化對日本古代文學的建構，增強學生的民族自豪感中日兩國同屬于漢文化圈，中國文化對日本文學的建構，尤其是中國古代文化對日本古代文學的建構起到了很大的促進作用。例如，向學生講授日本古代文學史時，不能忽視中國古代文化的以下作用：奈良時代，漢字的傳入結束了日本漫長的口承時代，使日本進入了文字記載時代，首創了由變體漢文或純漢文書寫的文字文學《古事記》《日本書紀》等，并為假名文字的產生打下了基礎；平安時代初期，日本貴族文化興起，漢字文化更是被置于公眾場合，《凌云集》《文華秀麗集》等大批漢詩集出現在日本文壇，一度占據日本古代文學的主流，掀起了唐風文化的。初期的漢文學模仿帶來了平安中后期的漢文學深層消化吸收，間接地推進了日本文學的“和風化”進程。日本古代文學雙壁《源氏物語》《枕草子》中的白詩受容等就可以反映出中國文學對日本文學的深遠影響。鐮倉室町時代是日本文學發展的特殊時期，這個時期的日本戰亂頻繁，文學的發展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但是在中世文學代表作《沙石集》《徒然草》等作品中依舊可以看到中國儒家、道家與佛教典籍及其思想的受容；江戶時代的草子文學、讀本等更是處處有中國明清志怪、傳奇小說的縮影，甚至出現了以中國的小說為題材的“翻案小說”。通過以上的日本古代文學史的學習，可以讓學生感受到日本古代文學史是一部日本文學自身發展史的同時，在某種意義上也是一部中國文化受容史，以此可以讓學生了解到中國古代文化的燦爛輝煌及其深遠的影響力，增強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歸屬感和認同感，從而使學生樹立起民族自信心，增強民族自豪感。

（二）解讀日本古典名著，提升學生的審美素養審美素養是當代大學生應具備的一種重要素質，審美素養的提升應貫穿大學教育的始終。古代日本文學史課程的講授不僅要包括基本文學常識、文學概念的講解，更要與經典作品的解讀相結合。文學反映的是人與世界的審美關系，對文學著作學習、鑒賞的過程，同時也是審美素養形成的過程。文學經典名著表面上看起來或許只是一次遠離社會生活的個體審美事件，但歸根結底是與某種意識、思想、觀念聯系在一起的，是對客觀世界的人格化處理。在作品的世界里，人的思想、行為在文學藝術中被展示、被感受、被體認，從而在讀者中引起一系列積極的反應。不同時代文化渲染下的讀者對同一作品可以表現出不同的審美態度。在日本古代文學史的課堂教學中，教師可以通過文學理論的有效滲透，奠定學生審美意識的思想基石；通過文學經典著作的講讀，陶冶學生的審美情操，拓展學生的審美視野，真正做到“以美啟真、以美啟智、以美育人”。日本最早的和歌總集《萬葉集》以雄渾、樸實、清新的歌風奠定了日本文學的基礎。其作者層上至宮廷貴人下至普通庶民，題材廣泛還涵括了日本偏遠地區的民歌———“東歌”“防人歌”等，被稱為日本民族的精神故鄉。《萬葉集》是古代日本人民對自身精神生活的直接表露和最真實情感的流露，他們熱愛山水，敬畏自然；忠于國君，奮勇征戰；悼念死者，感傷離別；滿懷希望，追求自由。通過對《萬葉集》的學習，可以讓學生理解用文學來表達對自然及人生的最淳樸的感動———“誠”的文學美意識。日本女作家紫式部的《源氏物語》與清少納言的《枕草子》被并稱為日本古典文學的雙壁。作品《源氏物語》以光源氏為主線，描寫了不同身份貴族男女間的戀愛糾葛及生死別離，“美麗”和“哀愁”是貫穿小說的主線。對《源氏物語》的賞析可以讓學生理解日本美學中的“物哀”精神。與此相對，清少納言則一改平安貴族們作品中慣有的感傷情調，采取積極的創作態度，通過對自然和人事的描寫，創造了“明快”的世界，它與《源氏物語》中的“物哀”一起，構成了平安朝文學中的兩大審美趨勢。

（三）探究文學中日本特有的文化現象，培養學生的跨文化交際能力“文學是一種心靈文化，是文化的表征，是體現文化精神、具有傳播與教化功能的一種特殊的文化建構活動，它并非游離于文化系統之外。”任何時代的文學都映射著各自發展的歷史背景、社會環境、政治思想以及意識形態等文化內涵。因此，在日本古代文學史課堂教學中，不應局限于文學本身的研究，而應將其上升到文化層面，探尋文學背后的文化意義。日本古代文學史是日本精神文化的源頭，通過對該課程的學習能夠使學生更加客觀地理解日本文化，拓寬視野，并用廣闊的視角去比較中日文化的異同，從而加深對中日文化異同的理解，更好地增強跨文化交際能力。日本文化向來被稱為“雜合文化”，日本古代文學史中不同歷史階段中國文化的受容，可以使學生更好地理解日本文化的這種“雜合性”，了解日本民族自古以來對外來先進事物所采取的慣有的積極吸收、巧妙融合的態度，從而使學生理解當今日本社會對外來文化強有力的兼容和吸收。日本古代文學作品中歌頌自然的作品的大量存在，則展示了日本人對水木山川、日月星辰等大自然的敬畏和熱愛，這與中國古代作品的“詩言志”傾向大有不同。對中日文學差異的講解，有助于培養學生用世界的眼光來看待外來事物和文化。另外，日本古代文學中武家社會生活的描寫則有助于理解日本人所推崇的武士道精神，古代日本稻作文化中則體現了日本人的集團意識。這些異文化的學習和理解，對學生在以后的跨文化交際中能夠起到一定的積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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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促進學生學習能力系統的形成

古代文學作品教學對學生學習能力的培養主要側重于解決問題的能力和品評鑒賞能力。盡管師生課堂文化沖突影響了課堂教學的效果，但是從另一角度看，課堂文化沖突的過程本身也是一種交流溝通，“沖突造成了一種部分或全部不受規則或規范約束的環境，同時它也作為一種催化劑，促進新規則和新規范的建立。”解決古代戲劇作品教學課堂文化沖突同樣需要建立新規則和新規范，那就是師生關系的根本轉變，也就是哲學家布貝爾所倡導的師生在相互尊重、信任和平等的立場上，通過言談和傾聽而進行雙向溝通的方式[4]。近年來關于新型師生關系的研究成果豐厚，但在教學實踐中多表現為增加課堂互動、調動學生情緒、促使學生更多參與各個教學環節，仍然未能實現師生精神成果的“和而不同”式的展現。為此，我們嘗試在教學中按照學習能力系統的形成規律設計了一整套循序漸進的教學環節。一是歸納整理能力的訓練，包括撰寫全劇故事梗概，撰寫李香君、侯方域、柳敬亭、蘇昆生、左良玉等戲劇人物小傳，編輯曲辭名句、名段等。二是論辯表達能力訓練，學生在教師的指導下設計討論的論題，論題主要針對《桃花扇》的主題思想、人物形象、語言結構等；然后分組討論，形成小組討論紀要，由各組長陳述。從查閱材料，到書寫文稿，再到發言講解，經過這一過程，引領學生完全進入《桃花扇》的藝術世界，消除學生與古代戲劇作品的隔閡，從而最大程度地減少課堂文化沖突，實現完善學生學習能力的目的。

（三）促進學生審美感悟系統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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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現代漢語知識在小學語文中應用非常廣泛，本課題組還特意對小學語文教師現代漢語知識的掌握情況進行了調查，以便為國培項目的課程設置提供參考依據。課題組成員對現任100名小學語文教師進行了抽樣調查，調查問卷內容及結果如下：

（1）您知道《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嗎？A.不知道B.知道，但沒有研讀C.知道，并認真研讀過有91人選擇答案B，只有6人選擇答案C。

（2）動詞、形容詞能夠作主語嗎？A.不能B.能C.能，但詞性變為名詞有76人選擇答案C,14人選擇答案B。

（3）請您根據《漢語拼音方案》中音節的拼寫規則給“我們到張家界游玩，那里瑰麗而神奇的景色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注音。在做這個題目時，大多數被調查對象均詢問了課題組成員《漢語拼音方案》中音節的拼寫規則，最后只有16人的答案完全正確。

（1）題主要是了解小學語文教師是否關注國家層面的語言文字政策，

（2）題主要是了解小學語文教師是否經常學習現代漢語知識，及時更新；

（3）題主要了解小學語文教師是否能夠規范使用拼音規則。從上面的調查可以看出，部分小學語文教師沒有與時俱進，及時更新現代漢語知識，有待于進一步培訓，提高語言素養。同時，課題組對高校小學教育本科專業學生學習現代漢語情況的調查，學生反映：一是現代漢語學習內容較為抽象，難懂難學；二是現代漢語理論知識與實踐相脫節，實用性不強；三是現代漢語理論性強，學習起來比較枯燥。

（二）對部分高校小學教育本科專業使用現代漢語教材的調查

課題組對開設小學教育本科專業的10所高校開展現代漢語教材的使用情況調查，10所高校均沒有專用教材，使用的是與漢語言文學專業相同的教材。

（三）對部分高校小學教育本科專業現代漢語任課教師的調查

課題組對開設小學教育本科專業的10所高校開展了現代漢語教師情況的調查，結果如下：一類是中文系語言學教研室教師兼教小學教育本科專業現代漢語課程，這類教師大多是語言學專業研究生畢業，但比例不大；二類是非語言學專業教師教小學教育本科專業現代漢語課程，比例較大。高校設置小學教育本科專業，主要任務是培養熱愛教育事業、基礎知識寬厚、專業知識扎實、德智體美全面發展、綜合素質較高、具有實施素質教育和一定教育教學研究及管理能力的高素質小學教師。但從目前的調查來看，盡管現代漢語課程是小學教育本科專業學生必修的基礎課程，但現代漢語課程教學還較為薄弱，其應有的作用還沒有發揮出來。

二、造成小學教育本科專業現代漢語課程教學薄弱的原因

（一）高校不夠重視現代漢語課程

大多數高校在小學教育本科專業的培養方案中，均把現代漢語課程列入了必修的基礎課程。但是，進入小學教育本科專業核心課程體系的依然是教育學、教材教法等，課時分配和師資力量優先保證這些核心課程，而現代漢語基本上邊緣化了。甚至有管理者認為，現代漢語是我們漢族人的母語，學生能說能寫，開不開設關系不很大。這樣一種狀況必然導致現代漢語課程資源配置較弱，如大多數高校的現代漢語課程是2個學分；只要是學中文的老師，都能教現代漢語。學分少，師資力量配置弱，必然會削弱小學教育本科專業現代漢語課程的教學。實際上，現代漢語作為高校小學教育本科專業的基礎課程，對學生提高語言素養和小學教育教學能力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為在小學語文教學中，教學內容大多是拼音、識字、辨析詞語、寫作等，用到最多的知識依然是現代漢語里的語音、文字、詞匯、語法、修辭等方面的知識，作為一名高素質的小學教師，應該擁有扎實的語言學知識，要知道，教給學生一碗水，教師應該先要有一桶水啊，試想想，如果小學語文教師自己都不會按筆順規則書寫漢字、弄不懂主謂賓等，怎么能夠來教學生寫漢字、壓縮或擴展句子呢？所以，高校應該高度重視現代漢語課程的教學，在培養方案中將之納入小學教育本科專業的核心主干課程，并積極做好相關評價工作，致力于提高小學教育本科專業學生的語言素養和語文教師的基本素質。

（二）學生不夠重視語言理論知識的學習

中小學一般淡化現代漢語知識教學。高中語文新課標要求：要引導學生認識語言文字在社會溝通、信息交流過程中的重要作用，學習現代漢語和文言文的基礎知識，練習對語言材料進行分析和歸納，梳理有關語言文字結構和運用的規則，提高理性認識能力和實際運用能力。盡管新課標語言文字運用要求較為明確，但由于現代漢語知識理論性強，內容多，在教學中不好操作，所以在教學的具體實施過程中，中小學語文教師更重視人文性熏陶，基本上淡化語言教學，或者說，需要運用語言文字方面的知識來解決問題的，語文教師也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只教用來解決問題的語言文字知識，譬如，“通過這次學習，使我在數學方面有了較大提高。”這是一個缺少主語的病句，中小學教師可能聯系句子談一談主語的特征等內容，但一般不會詳細地講解句法成分系統，學生所獲得的語言理論知識是零散的、不成系統的。教師覺得教語言知識比較麻煩，中小學對語言知識掌握程度的評價也較為簡單，大多數學生也不會很重視，更不會用他們寶貴的學習時間來鉆研語言理論知識了。這可能導致一種后果，盡管學生在進入大學前系統學習了語文，但由于沒有系統學習現代漢語理論知識，現代漢語基本理論知識比較缺乏，學生一般不能準確地運用現代漢語理論知識來分析語言，就出現了這種情況：在小學教育本科專業新生的問卷調查中，需要應用理論知識來解決問題時，沒有一個學生能準確地回答出來。也就是說，中小學淡化現代漢語理論知識教學，只是注重語言文字的實際運用，學生缺乏語言理論的指導，學習現代漢語的興趣就大打折扣。進入大學后，小學教育本科專業學生雖然覺得現代漢語知識很重要，但因為現代漢語是母語，學生能讀能寫，憑經驗和語感能發現和解決部分語言文字運用問題，覺得完全能夠應付小學語文教學，所以沒有必要再深入學習現代漢語理論了，加之現代漢語理論比較抽象、枯燥，學校對現代漢語考核評價方式也比較單一，很多學生自主學習的興趣不大。

（三）教材編寫相對滯后給現代漢語教學帶來消極影響

部分高校小學教育本科專業使用的現代漢語教材與漢語言文學本科專業的教材相同。漢語言文學本科專業和小學教育本科專業人才培養目標不相同，所以在課程設置、專業要求上不盡相同。現代漢語課程雖然是兩個專業必修的基礎課程，但教學目標、課時分配以及學生對現代漢語知識掌握的要求不一樣，如漢語言文學本科專業現代漢語一般是5-8個學分，而小學教育本科專業一般是2個學分，漢語言文學專業培養高素質的中文人才，而小學教育本科專業培養高素質的小學教師等，培養目標、要求決定教學內容，小學教育本科專業與漢語言文學本科專業現代漢語課程教學應該不一樣。如果兩者使用的現代漢語教材相同，就可能會出現“削足適履”的現象，必然給小學教育本科專業教學帶來消極的影響。

（四）教學方法單一，教學手段落后

小學教育本科專業現代漢語教學主要采用“填鴨式”教學方式，知識傳授按照全、滿、深、透的標準實施；教學手段通常是“一本教材、一張嘴、一支粉筆，一塊黑板”授課，那些生動活潑、充滿生活氣息的語言很難進入課堂。大學生正處于風華正茂年代，思想非常活躍，求新求異思維占主導地位，呆板、枯燥的課堂肯定對他們沒有一點吸引力，如果學生事先沒有了解現代漢語作為一門基礎課在專業學習中重要性，就不會積極主動地鉆研語言學理論知識了。現代漢語是一門理論性和實踐性很強的課程，教師應該采取多種教學方法，精選教學內容，積極做好語言文字運用的實踐工作，才能充分調動學生學習現代漢語的興趣。

三、解決小學教育本科專業現代漢語課程教學現狀的途徑和方法

學好現代漢語，對于提高小學教育本科專業的語言素養和語文教學能力具有重要的作用。高校應該充分認識到語言理論對小學教師尤其是小學語文教師的重要作用，全面加強小學教育本科專業現代漢語課程的教學。主要措施有：

（一）加強小學教育本科專業現代漢語課程的建設

一是高校可將現代漢語課程列入小學教育本科專業的核心主干課程，在資源配置中向之傾斜。二是適當提高現代漢語在課程體系中學分比例，可提高到3-4個學分，確保現代漢語課程有較為充足的課時。三是結合小學語文教學實際，增加語言文字運用的實踐環節，即組織學生到小學語文課堂中聽課，了解小學語文教師如何運用現代漢語中語音、詞匯、語法、文字、修辭知識來進行教學的，促使學生積極主動地、有針對性地學習現代漢語知識。四是鼓勵現代漢語教師進行教改教研工作，推進精品課程建設，探索出適合小學教育本科專業學生的教學模式。

（二）加強小學教育本科專業現代漢語師資隊伍的建設

高素質的師資隊伍是提高課程教學質量的重要保證，要提高小學教育本科專業現代漢語課程的教學質量，必須組建一支專業、敬業的現代漢語教學隊伍，這樣才能提高小學教育本科專業的培養水平。所以現代漢語師資隊伍建設，首要的任務就是使現代漢語師資隊伍專業化，所謂專業化，就是說任教現代漢語的教師最好是從事語言學研究的老師，這樣才能保證課堂教學的效果。其次是做好現代漢語教師的培訓工作，培訓內容包括現代漢語教師到小學課堂跟班聽課，參加小學語文教改教研活動，參加相關語言培訓班的學習等，加強與小學教育教學的對接。再次，鼓勵現代漢語教師更新教學觀念，創新教學方法，精選教學內容，把生活中生動活潑的語言例子引進到課堂中來，建設生動有趣的課堂，構建新型教學模式，增強對學生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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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現代教育技術條件下課堂教學改革對策

現代教育技術條件下教學應該采用合理的對策，主要從加強學校的管理制度、合理使用遠程教學方法、教研室按時按照正確的方式方法完成教研活動、加強教師正確使用現代教育技術以及正確地選擇學生的使用教材與習題課本這幾個方面進行改進。

2.1加強學校課堂管理

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改進，教育教學的設備也不斷增多，教學器材也有了新的面貌，這些設備的上市，給我們的教學帶來了很大的幫助。例如計算機專業課程，在現代教育技術的條件下，學校提供專業微機室，批量的電腦各就各位，為學生和教師提供良好的學習場所與學習環境。學校要強對課堂教學的管理，因為微機自身的體積較大，教師在主機前授課過程中，由于視線受到阻礙，很難觀察到學生們在下面有沒有搞動作或是溜號的現象，所以上計算機實踐課程的時候，學校應該增加教師的數量，以便更好地管理課堂秩序與學生的聽課質量。還有一些其他的科目，在新設備儀器的使用時，應該注意其人身安全，并保證設備儀器不被損壞，也需要增加老師的數量，并不斷進行安全教育。網絡技術也被廣泛使用，學生的手機現在都已升級為智能化手機，在課堂教學中會出現學生在教室上課時，一邊聽課一邊玩手機的現象，學生們用手機打游戲、看電子書、上網聊天、看電影的現象越來越多，學生本身自制力差，因此學校應該控制網絡在教學樓附近的信號程度，行政管理部門應該對學生上課違紀的現象進行嚴格的懲治，殺一儆百，使學生不敢大肆妄為地目中無師。通過加強學校對課堂的管理制度，學生在課堂上才會更加認真，學校的教學才會順利完成。

2.2教師對現代教育技術的正確使用

現代教育技術中最常見的就是多媒體的使用，以前的教學中都是主要以手寫教案為主，在教學方法，教學課程標準前提下進行的。現代的教學材料基本都是以電子版為主，比如電子版教案、電子版教學計劃、電子版作業等等，教師用多媒體的教學取代了板書板圖，甚至有個別教師連說話都懶得說，一味地給學生播放幻燈片，讓學生在下面記筆記，這種對多媒體的使用是不正確的行為，多媒體可以將一些抽象的事物的形態用幻燈片或視頻進行播放，目的是將物體狀態更形象地浮現在學生的眼前，使學生對知識內容具有更深刻的理解。如果教師用多媒體直接把教案內容放映在屏幕上，那么對教學有什么意義呢?學生會感覺更加枯燥與乏味，而失去學習的欲望。適當的板書板圖可以增加教師的基本功，可以使教師在授課過程中，對教課內容有進一步的學習和理解。

2.3學生教材的合理使用

學生的教材是一直陪伴在學生學習身邊的伙伴，教材不僅是教學工具，還是學生學習的主要內容。圖書館里的書籍是越來越多，新穎的版本越來越吸引人們，那么學校到底該為學生們選擇什么樣的課本作為教材呢？首先學校應該認真地謹慎地選擇學生的使用教材，教材一定是正規出版社出版的，要滿足學生與老師的共同需要，掌握教材的難易程度應適中，更好地使更多的學生受益；其次，教材中的教學內容不僅要吸引學生，還要有一定的趣味性，更要有良好的科學性、靈活性、拓展性、合理性及正確的邏輯關系，使學生能夠在自學的情況下，不被知識內容錯誤引導而混淆;還有在選擇學生的習題冊的時候，要注意選擇合適的習題冊，要選擇題材多樣，題量適中，內容廣泛既豐富的習題冊，既要達到練習的目的，又能使學生接受。

2.4遠程教學法的合理使用

在現代教學條件不斷進步的情況下，遠程教學法也陸續出現在了教育教學中，遠程教學有課堂遠程教學，還有課下遠程教學。課上遠程教學就是在課堂上，教師通過遠程的技術，接受國外或者外界的教學模式，學習國外或外界的先進的科學知識。這種教學方法不同于其他教學方法，學生在教師教學中可以隨時隨地向老師進行提問，老師會及時給出正確解答，但是運用課堂遠程教學方法的課堂上，學生就不能及時提問，那么怎么解決這個問題呢？首先這種教學也必須要求有指導老師在場，需要在教師接受遠程教學之前給學生們講一下學習的要求，讓同學們及時將自己發現或遇到的問題記錄在自己的課堂筆記上，過后再與指導教師溝通，請指導教師為學生們輔導，并且指導教師要安排作業，查看學生的學習情況；課下遠程教學法，是學生在課后自己上網連接遠程課程，這種教學方法，可以使學生學習更多教師的講解，但是這種教學方法只適合學生自己自發的學習，不適合運用在教學中，因為學生課后很不容易積極地找時間去認真地學習。

2.5教研室教研的活動計劃的運作

在現代教學條件下的課堂教學，在教學方法、教學手段、教學課標不斷革新的過程中，總是不斷地出現各種各樣的現象和問題，所以必須要加強教研室教研的教研活動。各個學校教研室都有一定的工作職責，教研室是承擔教學任務和教學管理任務的，教研室在教學領導的帶領下，完成相關專業的教學及教學管理任務。及時地組織相應教學活動，積極認真地研討教學中出現的問題，加強教師的管理工作，不斷督促教師應嚴格教學，并應監督教師的教學情況，檢查教師的工作任務完成情況，只有這樣才能在現代教育的條件下，使教師不受到不良因素的影響，積極努力地以學生為中心。相信在學校、部門、教師的不斷努力下，一定會做到一切為了學生、為了學生一切、為了一切學生。學生可以通過校園的評價系統，對教師做出正確的評價，使教師正確地認識自己的優缺點，不斷揚長補短，吸取經驗教訓。相信在教師不斷的努力下，教育出來的學生也一定是青出于藍勝于藍，不論是學習、自身文化素質、職業素質等都會得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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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意象提取與加工

唐代建筑藝術為現代鞋靴設計的意象提取提供了豐富的素材，在設計活動中，設計元素的定位與選擇是概念設計的核心。一般認為語言是概念的基本載體，而邏輯思維是概念設計的基本方法。然而，在傳統審美原則與現代認知心理學的意義上，真正生動和充分的表達形式還存在于視覺化的意象層面中。在鞋靴設計中，基于新穎時尚、具備民族特色的設計理念，以時尚女鞋為例，為展現當代女性的社會地位平等，端莊大氣、優雅溫柔，選取唐代建筑彰顯高貴感的臺基中的須彌座的建筑結構和象征著吉祥如意、飽含活力繁復華美的卷草紋的裝飾紋樣，這兩個原型意象作為初期方案的設計點。這個設計活動中的立象是從語義信息到形象思維的轉換過程。在確定了視覺概念的基礎上，對意象進行加工和轉化，將視覺概念轉化到產品的形態之上。在對意象加工和轉化時，突破固定的思維模式，將選定意象作為鞋靴設計的構成元素去思考，將現代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與設計有機結合，不要被傳統束縛住思想。這正是為什么在對傳統文化的再應用上，很多國外設計師反而做的比國內設計師更好的原因。國外設計師能夠運用后現代的解構手法，將中國傳統民族文化元素融入現代生活理念，把傳統文化中經典的造型和色彩，轉化為符號和語匯，有機的融入到設計中。為了使造型和圖案意象更好的與鞋靴設計結合，必須先分析設計元素與鞋靴的關系。隨著人們對流行和時尚的愈加關注，在鞋靴可設計面積較小的情況下，設計師往往從鞋靴幫面和鞋底側墻進行設計，將設計元素運用到不同部位起到裝飾作用。在此分析基礎上，運用聯想思維，以表象為基礎，由此及彼，將提取的須彌座解構和卷草紋樣與鞋幫面和側墻有機結合，產生嶄新的賦有創意的視覺形象或概念。在以臺基為原型意象的造型設計中，首先搜集歷史資料中關于臺基結構及裝飾的大量視覺表征形式，選擇須彌座的造型樣式投射到女鞋設計上。通過聯想思維，從須彌座的造型聯想到女鞋的坡跟和松糕底鞋款，這兩種鞋靴款式造型比較舒適，拉長腿部線條的同時走路又比較穩定，因此將須彌座造型同坡跟和松糕底鞋的鞋跟相結合。須彌座的的高度所賦予的權力感，增添女性高貴端莊的氣質，彰顯現代女性社會地位的平等。但唐代建筑中傳統的須彌座造型較為復雜，是上下出澀、中為束腰的形式，有間柱將之分割成若干段落，并有蓮瓣之類為飾。這種樣式直接在鞋跟設計中套用會使鞋跟結構過于復雜，制作工藝難度增大、成本上升、不方便清潔，同時太過搶占視覺重點。因此，舍棄須彌座上坊、下坊和間柱的結構，只保留束腰部分，中部束腰的存在可在視覺上起到分割作用，減少鞋底的高度感和厚重感，束腰輪廓造型簡化為幾何形態并跟鞋底面的曲線走向保持一致，使鞋底部位造型整體大氣又不乏流暢感。在以卷草紋為意象的鞋靴設計中，將吉祥如意的美好寓意表現在鞋靴上，在《漢書•禮樂志》中就有“蔓蔓日茂”的記載，卷草紋是美滿如意的象征。卷草紋在初唐時期伴隨著佛教的發展，由纏枝忍冬紋變化產生，但周圍的三瓣花葉被卷葉和闊葉替代，有葡萄、石榴花等在主體部位出現，主莖呈連續的S型。卷草紋本身的s造型在裝飾中能改善物體單調的外形，起到襯托作用，形態呈現連綿不絕的律動感。但卷草紋發展到后期愈加富貴華麗，太過繁復，因此選取卷草紋s造型的主體形態，保留婉轉優美、圓潤流暢的結構形態，同時，運用抽象的創造思維，利用幾何變形的手法，對卷草紋的外形輪廓和基本特征進行線條的概括和加工，從現代審美角度重新打造卷草紋。通過抽象化的加工，剔除繁瑣的裝飾細節，突出紋樣特征精華，使主題形象集中體現。也可以用分解與重組的方法，對傳統形態的卷草紋進行刪減、穿插、移動，分解成一個個單體，然后將這些單體進行重組，創造出更符合現代社會潮流、現代審美視角的新的“卷草紋”，抓住原有紋樣的精華與神韻，更富新時代的生命活力。將幾何化提取或解構法重組得到的新的卷草紋運用到鞋底的束腰處，呈現優美婉轉，靈動延綿的高度形式靈活性和形式美感，將女性的柔美大方，溫文秀麗展露開來。卷草紋裝飾圖案也可運用到鞋帶、鞋幫面設計中，結合中國的刺繡、印花、珠繡、鏤空雕刻等中國傳統工藝，呈現卷草紋不同質感的美。通過對臺基和卷草紋的意象加工與轉化，對整體形態進行推敲把握，突出其精華與神韻，再對局部特征進行重新組織，從現代審美視角對其進行加工重組，將特定文化概念在鞋靴設計中進行視覺層次的表達，實現中國傳統建筑文化內涵與鞋靴設計的有機組合。

篇（7）

一、運用現代信息技術，為導入新課創設學習情景，激發學生興趣。

小孩子一旦對某種事物產生好奇，便會產生強烈的求知欲。在新課教學中，運用現代信息技術，創設學生樂學、愛學的學習情景，把學生的注意力迅速集中到課堂教學的內容上去，激發學生濃厚的學習興趣和強烈的求知欲，使學生的學習狀態由被動變為主動，在輕松愉悅的氛圍中掌握知識。

我聽了本校老師上的《分數的基本性質》一課，她利用課件播放了一段“啊凡提分金條”的動畫故事，先把一金條平均分成2份，讓啊凡提取1份，但啊凡提不要，他覺得拿1份太少了：又把金條平均分成4份，啊凡提還是不要；最后，把金條平均分成12份，這一次啊凡提開心的拿了6份。啊……學生大笑了。老師問：啊凡提現在為什么這樣開心？……像這樣，播放一段精彩的故事，引入課題，就會使整個課堂頓時活躍，不僅極大地激發學生學習興趣，喚醒學生注意力，而且使學生的心一直被教師吸引著，輕松愉快，過渡自然，使教學過程順利進行，還提高了教學效率。

二、運用現代信息技術，能有效地實現精講，突出重點，突破難點。

多媒體與網絡技術充分體現了現代信息技術的形象具體、動靜結合、聲情拼茂的特點。所以恰當地運用現代信息技術，可以變抽象為具體，調動學生各種感官協同作用，解決教師難以講清，學生難以聽懂的內容，從而有效地實現精講，突出重點，突破難點。

例如，在講解“圓的面積”一課時，為了讓學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圓面積計算公式推導過程這一重難點，我利用課件形象生動的剪、拼動畫，把圓分割成相等的兩部分共16份，然后通過動畫把這兩部分交錯拼好，這樣就可以拼成一個近似的長方形。學生從視覺上體會到把一個圓轉化成一個長方形的過程，再讓學生自己親手剪拼，最后體會到這個近似的長方形面積與原來的圓的面積是完全相等的。引導學生觀察，怎樣才能使這個圓轉化成最近似的長方形？然后再以剪拼動畫32份、64份……形像生動的活動過程展現眼前。再問學生還發現了什么？這個近似的長方形的長、寬與圓的什么有關？從而導出求圓的面積公式。使得這課的重難點輕易地突破。大大提高了教學效率，培養了學生的空間想象能力。

三、運用現代信息技術，調整學習情緒，激發學習興趣。

心理學表明，小學生課堂上有意注意持續的時間很短，一般在8---10分鐘時間，加上課堂思維活動比較緊張，時間一長，學生極易感到疲倦，就很容易出現注意力分散，學習效率下降等，這時適當運用現代信息技術的優越性刺激學生，吸引學生，創設新的興奮點，激發學生思維動力，以使學生繼續保持最佳學習狀態。如教“比的意義”一課，電教室的屏幕上出現一面鮮艷的紅旗，長3米，寬2米。通過兩種量的比較，同學們都學會什么叫做“比”了，并掌握了比的各部分名稱很快就學會求比值，如果進行反復的練習，學生好象有點厭倦了。這時，我馬上打開“天安門的國旗”的網頁，一面鮮艷的五星紅旗在天安門廣場上飄揚。這是一面特種型號的國旗，誰能找出它的長和寬是多少米？同學們一聽，興趣來了，爭著上網查閱……。最后讓學生查出長5米，寬3.33米。這時，學生好奇極了，有的學生在說這面國旗的長和寬的比，有的求出長和寬的比的比值，有的在議論和比較我們學校的國旗……。下課了，還在議論。

四、運用現代信息技術，讓生活走進數學課堂。

數學本源于生活，生活中處處有數學。為了讓學生學有用的數學。運用現代信息技術，在教學中瞄準與學生生活經驗的最佳聯結點，并架起橋梁，使數學知識因貼近生活而變得生動有趣，讓學生感受生活化的數學，用數學眼光看待周圍的生活，增強學生的數學意識，培養學生的數學興趣和素養，提高學生的實踐應用能力。利用現代信息技術手段，設計學生熟悉的、感興趣的、貼近他們實際的生活素材。例如，我聽了一節五年級“數學活動課”，錄像播放師游“廣州東方樂園”的情景。參加這次活動的學生有980人，教師38人。門票價格為成人票每張10元，學生票每張5元，30人以上可以購買團體票，團體票每張6元。請你設計一種最為省錢的購票方案。同學們展開熱烈的討論，各自提出自己的設計方案。

篇（8）

傳統的評價觀的重心在于獲得結果。在進行課堂教學評價時，常常采用這樣一種做法：確定一個評價指標體系，制定一套評價用表，由特定的人或群體對某堂課進行打分，然后綜合統計，計算出總分，取得一個評價結果，以量化分數定質量。在新的課程理念下，課堂教學評價以評價對象的發展為目標，更強調解釋評定分數的內涵，尋找和分析評價對象的發展優勢及阻礙其發展的問題所在，要求開展多元評價，以質性評價整合量化評定，這就是所謂的發展性評價。但如何進行發展性評價，一直是校長最關心的問題。領到了新的任務而又一時找不到完成任務的方法，的確是使人焦慮的事。盡管如何進行發展性評價，目前還處于探索之中，筆者還是愿意將自己的探索貢獻給校長們。筆者認為，在課堂教學評價中應引入現代統計學的一些理念和方法來解決這個難題。

一、“多值估量法”適用于多元評價

多元評價是發展性課堂教學評價的重要思想，評價者是多元的，管理者、教師、學生、家長，乃至被評價的任課教師本人都可以參與評價。多值估量法是對多元評價結果進行統計分析的一種較好的統計方法。多值估量法是由多位評價者對同一評價對象的各個因素在各個等級上的屬于程度進行評判的方法，它可以避免評價者因所站的角度不同而給評價帶來的誤差。已往進行課堂教學評價多采用二值判斷，如就學生課堂的情緒狀況進行評判，我們設定幾個等級——很好、較好、一般、不好，評價者就某一個等級的判斷只有兩種選擇，要么屬于（自信度是10），要么不屬于（自信度是0）。而事實上，當該評價者認為其屬于“很好”的等級時，可能并不認為完全“很好”（感覺不夠完美），但又不屬于“較好”的等級，所以只有劃在“很好”的等級里。從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利用二值判斷易導致某些判斷結果不十分準確。多值估量則有了較好的改進，同樣是判定“很好”，卻可以表達出屬于程度，如從0到10，這樣就可以使評價更準確。試舉一例，說明使用多值估量法的操作程序。為了計算簡便，我們選取兩類評價者（實際評價中可能會有多類）。這兩類評價者是5位教師和7位專家。他們對某教師的3種因素進行評價。利用統計分析軟件SPSS處理數據。上表是評價時評價者的評價結果：由上表可知，該評價者認為：“Ⅰ”因素處于較好等級且自信度分數為10，故評為“較好”；“Ⅱ”因素處于差的等級且自信度分數為5，其認為比差還要低一點或高一點，故評為“差”；“Ⅲ”因素處于很好等級且自信度分數為9，故評為“很好”。計算時，分這樣幾步走：1.計算某一個評價者的評價結果，用自信度矩陣Ci表示，計算的結果是這個人的評價結果。之后，將每一個評價者的評價結果用自信度矩陣表示出來。2.同類評價者的自信度矩陣求和，以獲取同類評判者綜合的模糊評價矩陣。3.將多類評判者求模糊矩陣，求得各類人員的綜合評價結果。這一運算過程可以由計算機統計軟件完成，將每個評價者的評判數據輸入，編制程序，輸入表達式，則可獲得結果。

二、“程度分析法”確定影響因素

篇（9）

2運用現代教育技術，提高初中歷史教學效率

2.1有效輔助教學，提高學生學習效率。在初中歷史教學過程中，借助現代多媒體技術，包括視頻、動畫、圖形、聲音、文字等全方位立體式展現歷史場景，讓學生在獲得真實體驗的情況下，充分調動各種感官，對歷史知識進行寬角度、多層次的解讀，這種教學模式不僅提高了歷史教學效率，而且充分激發了學生的學習興趣，調動了學生學習歷史的主動性和積極性。

2.2再現歷史情境，培養學生的思維能力。在初中歷史教學中，運用信息儲存量大、表現力強的多媒體技術，為學生再現真實的歷史場景，讓學生更加直觀地感受歷史的風云變幻，引導他們想象英雄人物的雄才大略、不凡氣度，培養其對歷史的理解力、洞察力，對歷史經驗的總結能力和吸取歷史經驗教訓后解決問題的綜合能力。如在講八年級上冊《》中的這一歷史事件時，可以播放《甲午風云》影片中的幾個關鍵片段：鄧世昌等在海上英勇抗戰，為國犧牲；李鴻章令北洋水師避而不戰，以求自保；慈禧太后為準備她的六十大壽，大肆挪用公款鋪張浪費；最后北洋水師全軍覆滅，以清政府徹底失敗而告終。接下來啟發學生思考：為什么裝備如此先進的北洋水師竟然在短短幾天內被日軍毀滅？在真實可感的視頻刺激下，學生宛如身臨其境，家仇國恨在內心百感交集，經過全面客觀細致的思考，對歷史事件進行系統總結，深化認識，提高歷史教學效率。

2.3設置教學情境，激發學生學習興趣。多媒體技術特有的音像效果與情感滲透力強的優勢，便于在課堂中為學生還原一個真實的歷史情境，再現歷史的真實發展過程，讓學生設身處地感受歷史的波詭云譎，從而引起他們的情感共鳴，使其在潛移默化中受到熏陶與啟發。如在講八年級上冊《》中的這一歷史事件時，首先播放《》影片的幾個特寫鏡頭：官兵大肆吸食鴉片，戰斗能力不堪一擊；國庫白銀外流，導致出現銀荒；百姓因食用鴉片導致家破人亡、妻離子散。令人痛心的畫面讓學生深刻感受國弱民貧的苦難時期，無需任何語言，就可以形象地再現鴉片給祖國帶來的沉重災難，同時幫助學生加深對危害的認識，讓學生不僅學習了真實的歷史，而且也得到了反毒防毒教育。

2.4充分發揮現代教育技術優勢，促進學生自主學習。在初中歷史教學中，學生學習的主要任務不僅是掌握基本的歷史常識，更要培養自主學習終身學習的良好習慣，熟練掌握自學方法加強實際動手操作的技巧。如在講到八年級下冊《“”的十年》這一課時，可以布置預習作業讓大家搜集的相關資料，可以是那一時期的會議記錄、老照片以及流傳的民間故事，然后讓同學們將這些歷史資料做成電子課件，用以在課堂上展示，形成資源共享的學習模式。由于在這次教學活動中，同學們都積極參與進來，多渠道搜集資料，積極思考，廣泛開展交流討論，以多媒體技術為教學媒介，在學生中開展自主性學習，為每位同學提供了自我表達的空間，突出了學生的自我意識，充分調動了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實現個人學習與團隊合作的密切聯系，豐富了教學形式，進一步提高了教學效率。

3評價與反思

篇（10）

明堂之爭始于東漢，其時已有所謂今禮、古禮之別，許慎《五經異義》云：

今戴禮說《盛德記》曰：“明堂者，自古有之，凡九室，室四戶八牖，共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所以朝諸侯，其外有水曰辟雍。"《明堂月令》說：“明堂高三丈，東西九仞，南北七筵，上圓下方，四堂十二室，室四戶八牖，其宮方三百步，在近郊三十里。"講學大夫淳于登說云：“明堂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丙巳之地，就陽位，上圓下方，八窗四闥，布政之宮，故稱明堂。明堂，盛貌，周公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五精之神，太微之庭中有五帝坐位。"古《周禮》《孝經》說：“明堂，文王之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蓋之以茅。周公所以祀文王于明堂，以昭事上帝。"許君謹按：“今禮 古禮各以義說，無明文以知之。"[4]

所謂“今禮"是指東漢的明堂制度，《禮圖》云：“建武三十年作明堂 ，明堂上圓下方，上圓法天，下方法地，十二堂法日辰，九室法九州。"[5]這個制度最早見于《大戴禮記·盛德》（今本在《明堂》篇）。所謂“古禮"是指《周禮·考工記》所載之五室明堂之制。

對于兩種明堂制度的來歷，許慎認為“無明文以知之"，對此鄭玄加以反駁，他說：

《戴禮》所云，雖出《盛德》篇，云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秦相呂不韋作《春秋》時說者所益，非古制也。‘四堂十二室’，字誤，本書云‘九堂十二室’。淳于登之言，取義于《孝經 援神契》說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曰明堂者，上圓下方，八窗四闥，布政之宮，在國之陽。帝者諦也，象上可承五精之神，五精之神實在太微，在辰為巳，是以登云然。今漢立明堂于丙巳，由此為之。周人明堂五室，是帝各有一室也，合于五行之數，《周禮》依數以為之室，德行于今。雖有不同，時說炳然，本制著存，而言無明文，欲復何責？[6]

按照鄭玄的說法，五室是周人的明堂制度，九室是秦人的明堂制度，五室顯然早于九室。這個看法對后世的影響很大，阮諶《三禮圖》云：

明堂者，布政之宮，周制五室，東為木室，南為火室，西為金室，北為水室，土室在中。秦為九室十二階，各有所居。[7]

《禮圖》：秦明堂九室十二階，各有所居。[8]

并且，由于五室之制早于九室之制，故后世論明堂制度者，多以五室為是。袁翻《明堂議》：

明堂五室，三代同焉。配帝象行，義則明矣。及《淮南》《呂氏》與《月令》同文，雖布政班時有堂個之別，然推其體例，則無九室之證。 明堂九室，著自《戴禮》，探緒求源，罔知所出。而漢氏因之，自欲為一代法。[9]

賈思伯云：

竊尋《考工記》雖是補闕之書，相承已久，諸儒著述無言非者，方之后作，不亦優乎？且《孝經 援神契》《五經要義》舊《禮圖》皆作五室，及徐劉之論同《考工》者多矣。[10]

類似論者尚有不少，直至近人王國維作《明堂廟寢通考》，仍以五室為是，九室為非。

對于鄭玄的以九室明堂為秦制的說法，也有學者表示不同意見。牛弘曾條列古代有關明堂的文獻，在談到記載著“九室十二堂"的《明堂月令》時，他說：

今《明堂月令》者，鄭玄云是呂不韋著《春秋十二紀》之首章，禮家抄合為記，蔡邕 王肅云周公所作，《周書》內有《月令》第五十三，即此也，各有證明，文多不載。束皙以為夏時之書。劉瓛云：‘不韋鳩集儒者，尋于圣王月令之事而記之，不韋安能獨為此記？’今案不得全稱周書，亦未即可為秦典，其內雜有虞夏商周之法，不韋安能獨為此記也。[11]

牛弘對以往爭論的態度是公允的，他認為九室明堂有其來源。

平心而論，盡管前人對明堂制度的討論已很多，但即便今日，要判定上古明堂是五室抑或九室還很困難，記載兩種明堂制度的文獻都是春秋戰國以后的，不足以說明西周或更早時期的明堂制度。考古學所得的古代建筑遺跡也沒有五室或九室的樣子。先秦文獻中唯一的明堂實例見于《孟子》，顧頡剛先生已指出，這個明堂實際上就是太室，[12]也就是王國維先生的文章中大量引用的銅器中的大室。《孝經援神契》云：“明堂之制，東西九筵，筵長九尺也。明堂東西八十一尺，南北六十三尺，故謂之太室。"[13]是明堂即是太室，本只一室。西漢武帝時，欲造明堂，但無人知道具體的明堂制度，齊人公玉帶獻黃帝明堂圖，所繪為一室明堂。[14]直至唐代，仍有人認為明堂只有一室。[15]筆者以為，徹底弄清三代明堂問題，時機尚未成熟，但筆者相信西漢以前的明堂既非五室，亦非九室，也沒有后世的關于明堂制度的爭議。明堂的五室與九室之爭是從東漢開始出現的。 對于后世關于明堂的激烈爭論，筆者以為他們各有證據，厚此薄彼不是解決問題的出路。筆者想做的是先弄清學者所爭論的兩種明堂制度的來歷。

首先看古人對明堂制度的解釋。古人對明堂的解釋，不論是五室明堂還是九室明堂，有一個共同特點，即將明堂與天地四時聯系在一起。

《大戴禮記·明堂》：明堂者，古有之也。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

《禮含文嘉》：上圓象天，下方法地，八窗象八風，四達法四時，九室法九州，十二座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三十六氣，七十二牖法七十二候也。[16]

《三輔黃圖》：明堂所以正四時，出教化，天子布政之宮也。黃帝曰合宮，堯曰衢室，舜曰總章，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陽館，周人曰明堂。先儒舊說，其制不同。稱九室者，取象陽數也，八牖者陰數也，取象八風，三十六戶牖，取六甲之文，六六三十六也。上圓象天，下方法地。八窗即八牖也，四闥者象四時四方也。五室者，象五行也。皆無明文，先儒以意釋之耳。

《禮記外傳》：五室象地載五行也，五行生于四時，故每室四達，一室八窗。[17]

牛弘：今檢明堂必須五室者何？《尚書帝命僉》曰：“帝者承天立五府，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玄矩，蒼曰靈府。"鄭玄注：“五府與周之明堂同矣。"且三代相沿，多有損益，至于五室，確然不變。[18]

從上引文獻看，兩種制度似乎與某種思想有關，并且各有來源，尤其是五室明堂，它顯然和五行思想有關。《漢書·藝文志》云：“數術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職也。"則明堂中還包含數術的因素。地下文物與文獻的不斷出土，證實了我們的推測，尤其是郭店楚簡《太一生水》的出土，為我們理解兩種明堂制度的來歷提供了契機。 [二]

首先抄錄《太一生水》原文：

“大一生水，水反輔大一，是以成天。天反輔大一，是以成地。天地[復相輔]也，是以成神明。神明復相輔也，是以成陰陽。陰陽復相輔也，是以成四時。四時復相輔也，是以成寒熱。寒熱復相輔也，是以成濕燥。濕燥復相輔也，成歲而止。故歲者，濕燥之所生也。濕燥者，寒熱之所生也。寒熱者，[四時之所生也]。四時者，陰陽之所生[也]。陰陽者，神明之所生也。神明者，天地之所生也。天地者，大一之所生也。是故大一藏于水，行于時，周而又[始，以己為]萬物母，一缺一盈，以己為萬物經。此天之所不能殺，地之所不能埋，陰陽之所不能成。君子知此之謂[口，不知者謂口。口]"[19]

學者對這段文字中的概念已作了很多研究，從他們的研究中可以發現，這些概念在傳世文獻中均可找到，并不生疏。問題在于這些概念在不同文獻或同一文獻的不同上下文中的含義都有差異，尤其是太一和神明兩個詞。我們認為孤立地研究這些概念的含義是困難的，只有弄清這篇文獻的主體內容與中心思想，才有可能正確理解其中的概念的含義。

論者多謂《太一生水》為又一種宇宙生成模式， 筆者認為不妥，《太一生水》表述的內容和《老子》四十二章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的思想模式有根本不同。 在《太一生水》模式中，太一并不直接生成萬物， 萬物獨立于太一通過生水 生天地 生神明 生陰陽 四時 寒熱 濕燥等一系列生成環節而成歲的過程之外， 這在《太一生水》本文中表述得很清楚。在前面敘述的太一成歲而止的過程中，沒有提到萬物，而下文卻說“太一藏于水，行于時，周而又[始，以己為]萬物母，一缺一盈，以己為萬物經"，這是太一成歲后太一的運動及其作用，這個運動“為萬物母"“為萬物經"，顯然萬物不在太一成歲的過程中產生。

傳世文獻中有關天地、陰陽、四時與萬物的關系的論述有助于理解這一點，《淮南子 泰族訓》云：“陰陽四時，非生萬物也，雨露時降，非養草木也，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矣。"又說：“天地四時，非生萬物也，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之。"這種論述還見于其它文獻，內涵基本一致，也就是說，萬物不直接由天地、陰陽、四時產生，但神明相接、陰陽調和為萬物誕生提供了基本的外部條件，即《太一生水》所說的“為萬物母"（“母"應理解為“傅母"）。

《太一生水》的主體內容是太一經過一系列的生成階段而成歲，這個“歲"是指有著寒熱濕燥四時變化的具體的歲時，而不是單由濕燥而生的歲。這表面上和《太一生水》本文沖突，但結合傳世文獻中的相關論述，就會發現寒熱和濕燥同是成歲的必要條件，它們之間不是生成關系，而是并列關系。如：

《呂氏春秋·貴信》 ：“天行不信，不能成歲；地行不信，草木不大。春之德風，風不信，其華不盛，華不盛則果實不生。夏之德暑，暑不信，其土不肥，土不肥則長遂不精。秋之德雨，雨不信，其谷不堅，谷不堅則五種不成。冬之德寒，寒不信，其地不剛，地不剛則凍閉不問。天地之大，四時之化，而猶不能以不信成物，又況乎人事？"

這里講“四時之德"，即風暑雨寒，《史記·天官書》“春風秋雨，冬寒夏暑"和《文子·九守》“天有風雨寒暑"都是指此，它們是四季的季節特征。《太一生水》 的寒熱濕燥顯然也是“四時之德"，只不過文字略有不同。

類似的論述還見于《春秋繁露·四時之副》 ：

“天之道，春暖以生，夏暑以養，秋清以殺，冬寒以藏。暖暑清寒，異氣而同功，皆天之所以成歲也。"

這里“四時之德"變成了“四時之氣"，風暑雨寒變成了暖暑清寒，但其講四時成歲與《太一生水》《貴信》則是一致的。

傳世文獻中有很多寒暑燥濕并舉的例子，姑舉幾例。或寒暑在前，燥濕在后，如：

《呂氏春秋·書數》：“天生陰陽寒暑燥濕。"

《呂氏春秋·愛類》：“民寒則欲火，暑則欲水，燥則欲濕，濕則欲燥，寒暑燥濕相反，其于利民一也。"

《呂氏春秋·恃君覽》：“寒暑燥濕不能害"。

《文子·道原》：“夫形傷乎寒暑燥濕之虐者"。

《淮南子·泰族訓》：“故寒暑燥濕，以類相從"。

或燥濕在前，寒暑在后，如：

《淮南子·時則訓》：“是故燥濕寒暑以節至"。

《管子·法法》：“為宮室臺榭，足以避燥濕寒暑，不求其大"。

顯然，它們之間并不存在如《太一生水》所論的生成關系，《太一生水》的寒熱濕燥，就其內容而言，是和四時一一對應的，它們之間是并列關系，成歲之歲是由四時寒熱濕燥組合而成的具體的歲時，而不是單由濕燥產生。

《太一生水》中不僅四時寒熱燥濕與歲有關，其它如太一、水、天地、神明、陰陽皆與歲時相關，只不過不如四時寒熱燥濕與歲的關系直接罷了。本文上引以及下引的諸多文獻足以說明這一點，中的天地，〈九宮八風〉中的太一，〈原道〉中的水等都是很好的例子。所以筆者認為〈太一生水〉的主體內容是成歲。必須指出的是，諸成歲概念之間的關系在傳世文獻中沒有〈太一生水〉這么嚴整，這當是〈太一生水〉作者的創造，這種創造是有背于時人的常識的，其對寒熱與燥濕關系的處理是明證。

太一經過一系列環節成歲之后，為萬物的生長確立法則，即“為萬物經"， 即萬物的生長消息必須遵循四時變化的規律，合乎四時之德，而不能突破超越這個規律。這是這篇文獻要表達的中心思想，即時令思想。

把握了“成歲"這個中心內容，再去理解太一成歲過程中的概念，就有了基礎。

關于太一，當如李學勤先生所說是太一之星，[20]即文獻中的帝星，西方人稱之為β Ursa Minor。《靈樞·九宮八風》中有一條習謂之“太一行九宮"的記載：

“太一常以冬至之日居葉蟄之宮四十六日，明日居天留四十六日，明日居倉門四十六日，明日居陰洛四十五日，明日居天宮四十六日，明日居玄委四十六日，明日居倉果四十六日，明日居新洛四十五日，明日復居葉蟄之宮，曰冬至矣。"

我們認為，這里太一一年中分居八宮的周期運動，反映的是一種有別于四時成歲的成歲模式，可以姑且稱之為“八節成歲"。關于這個太一，李學勤先生援引1977年安徽阜陽雙古堆一號墓出土的九宮式盤上的文字，指出就是北辰神名。[21]同為太一成歲模式，兩個太一的內涵應該一致，故而可以斷定，《太一生水》中的太一是星名或北辰神名。

關于水，論者多引《管子·水地》篇來解釋，事實上古代思想家大多重水，《老子》第八章說“上善若水"，孔子也“亟稱于水"，[22]這和水本身所具有的特性分不開，《淮南子·原道訓》中有一段關于水德的精彩描述：

“天下之物莫柔弱于水，然而大不可極，深不可測，修極于無窮，遠淪于天涯。息耗減益，通于不訾。上天則為雨露，下地則為潤澤。萬物弗得不生，百事不得不成。大包群生，而無好憎，澤及蚑蟯而不求極。富贍天下而不既，德施百姓而不費。行而不可得窮極也，微而不可得把握也。擊之無創，刺之不傷，斬之不斷，焚之不然。淖溺流遁，錯繆相紛，而不可靡散。利貫金石，強濟天下。動溶無形之域，而翱翔忽區之上， 回川谷之間，而滔騰大荒之野。有余不足，與天地取與，授萬物而無所前后，是故無所私而無所公，靡濫振蕩，與天地鴻洞。無所左而無所右，蟠委錯紾，與萬物始終，是謂至德。"

水充盈于天地之間，是萬物生長的必要條件，它“與天地取與"“與天地鴻洞"“與萬物始終"。因此它可以成為成歲的基本條件。

“神明"是當前學者間爭議最大的一個詞，或將其理解為抽象的精神境界，或將其理解為日月，[23]或將其理解為鬼神。[24]關于此，首先要說明的是，將神明拆成兩個詞來理解以照顧全文的兩兩對應的生成關系，是沒有必要的。上文已說過，寒熱濕燥就其內容而言，它們是對應于四時的，相互間是并列關系，而不是文中表述的生成關系。對于神明的理解也是一樣，只能從它與主體內容成歲的關系上探討它的含義，而不必拘泥全文的表述形式。

從成歲的角度理解神明，將其理解為抽象的精神境界是不合適的，歲時本身是具體的，太一、水、天地、陰陽二氣、四時、寒熱濕燥都是具體的，神明也應是具體的。對于日月與鬼神二說，理解為鬼神更好一些，誠然，文獻中不乏將天地、日月、陰陽、四時并舉的例子，但也有天地、日月、鬼神、陰陽、四時并舉的例子，還有天、日月、星辰、陰陽、四時并舉的例子。[25]很顯然，從解釋力的角度講，將神明理解為鬼神更好，因為鬼神可以包含日月，反之則不行。從文獻中與《太一生水》之神明含義相近的神明的意思來看，將神明解釋為鬼神是對的，比如：

《莊子·天道》：“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

《鶡冠子·泰鴻》：“泰一者，執大同之制，調泰鴻之氣，正神明之位者。"

《大戴禮記·千乘》：“凡民之藏貯以及山川之神明加于民者。"

此三個神明皆應看作一個詞，前兩條說神明之位，則神明可能很多，第三條講山川之神明，則此神明必不是日月，而是鬼神。

鬼神之于成歲的意義很大，在古人的心目中，一年是否風調雨順，取決于風伯、雨師之所為，所以他們除祭祀天地外，還要祭祀這些神明，正如劉向所說：

“王者所以因郊祭日月星辰 風伯 雨師山川何以為？皆有功于民，故祭之也。皆天地之明神從官也。"[26]

關于天地、陰陽、四時、寒熱、濕燥，傳世文獻中有很多敘述，意義也比較確定，此從略。

《太一生水》的主體內容是描述太一經水成天地、神明、陰陽、四時、寒熱、濕燥并最終成歲的成歲過程，就其學派性質而言，它屬于數術類。《漢書·藝文志·數術略》著錄了多部與太一有關的書，五行家有：

泰一陰陽二十三卷

泰一二十九卷

天文家有：

泰壹雜子星二十八卷

泰壹雜子云氣三十四卷

雜占家有：

泰壹雜子候歲二十二卷

此外，在《方技略》、《兵書略》中還有幾部關于太一的書，《太一生水》主要講成歲，故當屬于《數術略》，李學勤先生說：“四時成歲的框架，正是中國古代數術的基本要素之一。"[27]是很對的。

郭店簡中《太一生水》被抄在《老子》丙本之后，則和它明顯的道家色彩有關。《太一生水》的道家色彩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它的表述形式明顯受了《老子》四十二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的影響，以致將原本并列的寒熱濕燥敘述成先后相生的機械序列。事實上，全文的生成關系，并不是要說明這些概念之間，客觀上真存在著生成與被生成的關系，而是要體現一種等級思想，這種等級思想是為其中心思想時令思想服務的。

二是太一生水的思想是道家一生水思想的翻版，《淮南子·原道訓》中有一段關于一生水的闡述：

“夫無形者，物之大祖也；無音者，聲之大宗也。其子為光，其孫為水，皆生于無形乎。"

“所謂無形者，一之謂也。所謂一者，無匹合于天下者也，卓然獨立，塊然獨處，上通九天，下貫九野。員不中軌，方不中矩，大渾而為一。葉累而無根，懷囊天地，為道關門。穆忞 隱閔，純德獨存。布施而不既，用之而不勤，是故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循之不得其身。"

這里明確說水是“無形"之孫，水生于“無形"，而無形即是“一"，無形生水即是一生水。 《太一生水》的作者大概了解道家的這個思想，于是他在敘述太一成歲的過程中有意插入了“水"。 我們知道，盡管古代思想家都重視水，但文獻在敘述成歲或歲時時，一般都不提水，[28]因此《太一生水》成歲過程中的水很可能是人為加上去的。由于有這兩條明顯的道家特征，《太一生水》才會被抄在《老子》丙本之后。

基于上述論述，可得結論如下：《太一生水》的主體內容是描述太一經水成天地、神明、陰陽、四時、寒熱濕燥直至成歲的過程，其中太一為帝星，神明為鬼神；它的中心思想是時令思想。就其學派而言，屬于數術類。它明顯受了道家思想的影響，敘述上也作了相應改編，一是它的生成序列與關系是改編的結果；二是在太一與天地之間人為地插入了水。改編后的太一成歲，尤其它對寒熱與濕燥關系的處理，是常識所無法接受的，故其對當時以及漢代的思想界并未產生大的影響，過高估計它在思想史上的地位是不合適的。 注釋：

[1] 王國維《明堂廟寢通考》，《觀堂集林》卷三。

[2] 江藩《隸經文 明堂議》 皇清經解續編本。

[3] 下文有少許論述，可作為我們對三代明堂的基本認識。學者或據殷墟的“亞"形大墓，推測商代已有類似于王國維先生所提出的明堂制度，我們認為，這種推測是難以成立的，此并容另文論述。汪寧生《釋明堂》（《文物》1989年第9期）也以明堂為一室。

[4] 孔穎達《禮記正義 明堂位》引，中華書局《十三經注疏》本。

[5] 《后漢書 光武紀》注引，中華書局標點本。

[6] 此據陳壽祺《五經異義疏證》，皇清經解本。

[7] 《太平御覽》卷533引。

[8] 《隋書 宇文愷傳》引，中華書局標點本。

[9] 《魏書 袁翻傳》，中華書局標點本。

[10] 《魏書 賈思伯傳》，中華書局標點本。

[11] 《隋書 牛弘傳》，中華書局標點本。

[12] 顧頡剛《浪口村隨筆》卷三“明堂"，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

[13] 《太平御覽》卷533引。

[14] 《史記 封禪書》《漢書 郊祀志》均有記載。

[15] 成伯玙《禮記外傳》，《太平御覽》卷533引。

[16] 《太平御覽》卷533引。

[17] 《太平御覽》卷533引。

[18] 同注11。

[19] 據李零《郭店楚簡校讀記》，《道家文化研究》第十七輯。

[20] 李學勤《太一生水的數術解釋》，《道家文化研究》第十七輯。

[21] 李學勤《九宮八風及九宮式盤》，載《古文獻論叢》，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

[22] 《孟子 離婁下》。

[23] 據王博《美國達慕思大學郭店〈老子〉國際學術討論會紀要》，《道家文化研究》第十七輯。

[24] 許抗生《初讀〈太一生水〉》，《道家文化研究》第十七輯。邢文《論郭店〈老子〉與今本〈老子〉不屬一系——楚簡〈太一生水〉及其意義》，〈中國哲學〉第二十輯。

[25]類似的句例文獻中還有不少，此 僅就《淮南子 泰族訓》舉這三種句例。

篇（11）

然而，建國以來學界對于唐代邊塞詩的研究，盡管從思想內容到藝術形式，乃至該詩體的繼承、影響，邊塞詩人間的比較等各方面的探索已十分完備，但大多仍局限于純文學領域的研究，視角較為偏狹和單一，對此，唐代文學專家傅璇琮先生曾提出：

不能孤立地研究文學，也不能像過去那樣把社會概況僅僅作為文化背景貼在作家作品上，而是應當研究一個時期的文化背景及由此而產生的一個時代的總的精神狀態，研究在這樣一種綜合的“歷史――文化”趨向中，怎樣形成作家、士人的生活情趣和心理境界，從而研討出一個時代以及一個群體、個人特有的審美體驗和藝術心態。[2]

而任文京先生的論著，正是借鑒了傅先生的觀點，采用了“歷史――文化”的交叉研究方法，以全面的歷史、文化、政治、地理、民俗多維視角，對唐代邊塞詩歌加以宏觀審視，從而彌補了以往研究成果的不足，開拓了邊塞詩研究新的理論境界。

通觀其論著，理論體系完備而內涵充實，既挖掘探索了唐代邊塞詩人的精神世界諸如歷史意識、英雄意識、憂患意識，又有社會文化、地域文化對邊塞詩創作的影響研究，還對邊塞詩的戰爭與和平主題、閨怨主題等深入加以探討，雖屬宏觀研究，但所有結論都是建立在扎實的微觀個案研究基礎之上的，可謂“宏觀著眼，細部閱讀”，理論創新點亦隨處可見。

比如作者從唐代邊塞詩人精神世界中的“漢代情結”出發，去探索邊塞詩中的歷史意識，就超越了前人僅把邊塞詩中的漢代人名和地名作為“以漢喻唐”的比附手法的簡單認識，而探究到了其本質內涵：

唐代邊塞詩人具有濃厚的漢代情結，這是由他們強烈而深沉的歷史意識所決定的，同時也是詩人時代責任感的鮮明體現。一般來說，人們對某一歷史所持的態度，也取決于歷史與現實的關聯程度，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漢代情結是唐代邊塞詩人對歷史的理解、對現實的觀照和對理想的追求相結合的產物。事實上，任何一個朝代的主體精神都具有承上啟下的特質，唐朝具有開放性和包容氣度，它更需要從深沉厚重的歷史文化中尋求符合時展的精神營養和力量源泉。

唐代邊塞詩人常常在詩中以漢代唐，并多次提到漢代的軍伍英雄，過去評論者多將此視為一種修辭方法，或認為是詩人就一事而發感慨。實際上，唐代邊塞詩人對漢代情有獨鐘，是他們歷史意識的集中體現，這既有唐代復雜的社會原因，又是唐代對漢代軍伍文化承傳的結果。漢代情結通過詩歌反映不能認為是語言現象，而是典型的文化現象。唐代邊塞詩人的漢代情結，反映了當時深刻的文化背景。[3]

其次，作者由唐代邊塞詩人的歷史意識，繼而探尋由此生發出來的英雄意識，“唐代的文化背景孕育了邊塞詩人的英雄意識。英雄意識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一是對古今英雄的景仰和崇拜，即他們在詩中充滿深情地贊美和歌頌英雄；二是他們以英雄為榜樣，付諸行動，渴望建功立業，濟世經邦，拜相封侯，留下千古美名；三是由于時代的熏染或親歷邊塞，唐代邊塞詩人心中的英雄以軍伍英雄為主。事實上，唐代具有英雄意識的不僅僅是詩人，整個社會都是如此，而整個時代崇尚英雄的風氣，又是唐代邊塞詩人產生英雄意識的基礎。同時，唐代邊塞詩人的英雄意識也體現了對歷史文化的承繼，當這種意識轉化為情感、信念、理想和追求時，就會對詩人的行為方式產生深刻影響。”[3]并且，作者透過對大量唐代邊塞詩具體作品的分析，把這種歷史意識和英雄意識，視為“盛唐氣象”的重要組成部分，也使其理論高度得以抬升。

再次，該書對于唐代邊塞詩人的尚武精神與地域文化之間聯系的考察，亦富于穿透力，作者通過對于大量唐代邊塞詩作品的細致梳理，認為地域文化不僅對于唐代邊塞詩人的尚武精神與親身出塞有促進作用，也對于詩人形成開闊的地理視野產生重要的影響，這也是前人多未涉及的理論問題――“北方的尚武之風歷史悠久。自秦漢以來，北方戰亂不息，民風民俗與南方迥然不同。北方大部分地區是農業文明和游牧文明的接壤地帶，由于臨近邊塞，地理位置特殊，民性強悍勇猛、崇尚武風。……隋唐時期，北方這種尚武之風仍然熾烈。……整個社會彌漫著尚武之氣，也在強化著軍伍精神。在如此濃烈的社會氛圍之中，詩人耳濡目染，被文化浸潤，受風氣熏染，于是尚武慕俠，投筆從戎，也就必然成為他們所要選擇的人生之路。”[3]

此外，在研究方法上，作者也不囿于傳統，而有大膽創新之處，書中大量借鑒了數理學科的圖文列表、數據統計等計量方法，能夠更加直觀清晰的說明問題，如天寶初十大節度使經略兵馬配置統計表，元和年間吐蕃犯邊的統計表，中唐詩人李益邊塞詩中反映“漢代情結”的語詞統計等，均在占有大量翔實的文獻資料的基礎上，精益求精，所得出的結論客觀、真實可信。

本書的作者任文京先生，現為河北大學出版社總編輯、編審，兼任河北大學人文學院古代文學副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曾獲河北省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河北省“四個一批”人才等多項稱號，責編的《中古文學理論范疇》獲第十一屆中國圖書獎、《黃河傳》獲第十三屆中國圖書獎，并獲得了多項河北省政府頒發的圖書獎和優秀暢銷書獎；多年來主要從事唐代邊塞詩研究，并在《文藝研究》等刊物上發表了多篇相關的學術論文，博士階段師從中國國家圖書館館長、《文心雕龍》學會會長詹福瑞先生，《唐代邊塞詩的文化闡釋》一書主體即為其博士學位論文，系其多年研究成果的結晶，曾獲得諸多唐代文學專家的認可與好評。相信，該書的出版，必將會推動著今后唐代邊塞詩研究，向著更高要求、更深層次、更新角度獲得理論延伸！

參考文獻

[1] 張福慶.《唐詩美學探索》[M].北京：華文出版社，2000

[2] 傅璇琮.《唐五代小說的文化闡釋.序》[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

[3] 任文京.《唐代邊塞詩的文化闡釋》[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