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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具理性主義的批判工具理性源于馬克思•韋伯的“合理性”(ra-tionality)，只注重功利，借助理性達到目標，重視效率而忽視人的情感和精神?！拔镔|和金錢成為了人們追求的直接目的，于是工具理性走向了極端化，手段成為了目的，成了套在人們身上的鐵的牢籠?！爆伂姠灩ぞ呃硇灾髁x將“經濟人”假設運用到政治分析中瑏瑡，把政治行為視作政治市場，將公務人員假設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經濟人，分析政治活動中的激勵問題、尋租問題和外部性問題，運用計量經濟學證明政府供給效率較低，而市場供給效率較高，否定政府供給，強調市場供給。認為政府只是傳遞個人偏好的管道，而不應該承擔收入再分配的作用。無論是自由主義者、功利主義者還是工具理性主義者在分析時都忽視了公共物品的社會效應。公共物品與私人物品不同，作為社會福利的代表，公共物品具有縮小社會收入分配差距，減少社會不平等，提升社會正義，維護公民基本人權的作用。對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我國，其意義更為重大。和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公共物品供給不足，特別是在廣大農村地區，公共物品極度匱乏，基礎設施建設水平較差，經濟發展受到極大拖累。所以盲目套用發達國家經驗對經濟發展不利。同時，傳統批判忽視了公務人員的利他性，忽視了人性的復雜性和道德倫理對人行為的規制，忽視公民、政府和社會的責任心和道德感，忽視公共倫理的感召，只強調人行為中的不合作和自利，與社會現實不符。所以，我國仍然要強調政府在公共物品供給中的作用，構建以政府為主導的多元的公共物品供給模式。

二、政府供給公共物品的正效應

政府天生就是公共物品的最優供給者?；舨妓乖凇独S坦》中從社會契約論的角度，提出政府就是為公眾提供公共物品的組織。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認為:政府的作用在于提供最低限度的公共服務，包括國家安全、社會安全以及私人因為缺乏激勵而不愿意提供的公共事業和公共服務。斯圖亞特•穆勒在《政治經濟學原理及其在社會哲學上的運用》中提出政府在于建造私人不愿建造的對公眾有利的物品。馬克思也提出“……因此亞洲的一切政府都不得不執行一種經濟職能，即舉辦公共工程的職能?！爆伂將?。

(一)人權與公共物品權利一詞最早出現在古羅馬的私法中，也是最難定義的概念。哲學家范伯格干脆直接定義權利為“簡單的、不可定義的、不可分析的原始概念”瑏瑣。按照資格說的看法，權利意味著是否擁有某種資格，或者對某個事物是否擁有某種資格才對其享有某種權利。形成權利有兩個要素:第一，別人不能否認你能夠享有某物的資格;第二，你享有某物時別人不能讓你處于不利的狀態或者讓你受到打擾。公共物品滿足這兩大特征是權利對象。人權是一權利束，包含了發展權、知情權、受教育權、平等權、參政權、安全權、社會保障權等一系列權利，而這一系列權利的實現基本上都依靠公共物品，所以公共物品的消費權利構成了人權的基本內容。鑒于公共物品的非排他性，每個人都不可能占有公共物品，所以公共物品的消費權實質上是享用權。社會公共物品的享用權是人的基本權利，但它和私權不同，這項權利不能排除其他人對公共物品的享用，所以首先針對的是社會而不是個人，針對的是政府而非他人，“在現代國家中，這種責任直接賦予了政府，并為它設定了一項嚴格的和特定的義務即政府本身不得破壞或忽視它有責任保障的權利?！爆伂帰瀸τ谡畞碚f，保障人權是其基本責任，恩格斯在《反杜林論》當中對政府的這一職責也有所論述。提供公共物品是政府的基本職責之一，享用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是公民的基本福利權利，作為政府，提供充足的、多樣的公共物品是保障人權的基本手段。

(二)平等與公共物品平等和自由一樣，是人類歷史中的強勢概念。其理論基礎來自于“天賦人權說”，認為人生而平等。斯多葛哲學學派反對亞里士多德和柏拉圖的人類不平等學說，認為每個人都具有理性，都在自然法的統治之下生活，都擁有平等的權利。英國17世紀哲學家洛克認為“就作為一個人的地位與權限而言，人人都應該是平等的，這是毫無疑問的自明之理”瑏瑥。不平等作為平等的反面，體現了個體在權利上的差異。盧梭認為“不平等使人類失去自由，……，要讓人類獲得自由，必須先追求平等”瑏瑦。公共物品的享用權如果不能得到充分的保障就極易在社會中造成不平等感，公共物品的非排他性決定了不能排除其他人的使用，就很容易讓那些無法享受到公共物品的人感覺到不平等，撫慰和勸說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緩解這種不平等感，但是只有最終得到了享用權之后，不平等感才能消除。對于政府來說，消除社會不平等就是大量供給公共物品，讓最大多數人得到公共物品享用權。而市場供給公共物品時，收費、隔離等方法限制了未繳費主體對公共物品的享用權，擴大了社會不平等感，造成不和諧。

(三)公共治理中“公共性”和公共物品“公共性”體現在四個方面。第一是主體的公共性，主體必須是國家、政府和社會公共組織，其在行為上具有公益性、平等性和法定性;第二是價值觀的公共性。私人管理關注私利性，而政府公共治理目標體現公共性，以維護社會公正、社會公平、社會民主和社會責任為目標;第三是手段的公共性。恩格斯認為國家是同群眾相分離的公權力，政府公共治理依靠的就是公權力;第四是對象及目標的公共性。公共治理的對象一定是國家事務、政府事務和社會事務;并且在本質上是以民主為基石，追求人民、社會平等、社會公正、社會公平和社會福利等多元目標，所以政府公共治理的終極目標是社會福利和公眾利益。公共物品與公眾福利和公眾利益緊密相關，第一，公共物品具有提高社會福利的效應。無論收入高低，公共物品的非可分性和非排他性使享用者能夠得到完全一致的服務，提升了社會福利;第二，公共物品具有再分配效應。政府通過稅收提供公共物品使低收入家庭免費地、完全均等地享受福利，有利于再次分配，可以縮小分配差距;最后，公共物品有利于提升社會公平和正義。公共物品能提供完全一致的消費，保證每個人都享有同等的機會和權利，特別在公共教育和公共醫療等一些關乎最大多數人利益的問題上，由政府供給更能體現社會正義與公平。

(四)滿足農村及落后地區的需要農村及西部地區天然處于市場競爭的不利地位，公共物品供給不足嚴重制約了經濟發展和生活水平提高，公共物品品質差、供給結構不合理、總體數量不能滿足日益增長的需求仍是制約經濟進一步發展的桎梏。落后地區，特別是農村地區，經濟總量低，市場活力不足，居民財富較少，寄希望于民眾的合作意識，建立市場組織提供公共物品幾乎沒有可能。而且市場供給中，每個參與者都希望減少支付，這是群體性的占優策略均衡，并且在參與者數量眾多的情況下，監督每個參與者如實表述需求的成本較高，在經濟上不可行，公共物品會供應不足。政府供給是解決問題的唯一途徑。

三、政府供給的公共物品的界定

薩繆爾森在《公共支出的純理論》(1954)界定公共物品是“每個人對這種物品的消費都不會導致其他人對這種物品消費的減少”瑏瑧。人們習慣于把具備完全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的商品界定為純公共物品，且認定純公共物品應當由政府提供。但嚴格意義上的純公共物品范圍極小，因為消費容量無限的物品幾乎沒有;嚴格的非排他性物品也幾乎沒有，因為隨著技術的發展，許多物品都有實現排他性的可能，如高速公路，這些變化使得由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范圍越來越窄［6］。隨著工具理性思維的流行，政府供給缺乏效率的問題為人們所關注，在減小開支、縮小范圍的呼聲下，政府供給的種類越來越少，許多原本由政府供給的公共物品紛紛改革，完全或者部分由市場提供，企業逐漸成為公共物品供給主體。但是公共物品有較強的社會屬性，與公眾利益和公眾福利緊密相連，效仿發達國家縮小政府供給對我國并不合適，特別是農村和落后地區，政府退出供給帶來的福利損失大于成本節省，制約了經濟發展。政府供給的公共物品范圍應當根據經濟發展水平進行認定。在經濟發達地區，經濟總量大，市場經濟活力強，社會財富積累豐富，合作意識較強，應強調市場供給，政府只保障最低限度和最少種類的公共物品供給;在西部落后省份和農村，經濟總量小，市場經濟活力不足，合作意識不強，政府應放棄工具理性思維，更多的介入供給，提供更多數量和種類的公共物品，保證經濟發展和公眾福利。

四、結論

從工具理性的角度過分強調公共物品的供給效率認為政府應該退出公共物品供給，忽視公共物品的社會效應會降低整個社會的效用水平。在公共物品供給中應該強調公共治理精神與價值理性，以此合理判斷政府在公共物品供給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升社會效用函數水平。

(一)強化公共治理精神公共治理應以民主為基石，追求社會平等、社會公正、社會公平等多元目標，核心價值在于承擔公共責任并實現社會福利最大化。這要求政府扭轉“注重效率，忽視公共”的問題，實現治理目標和行政價值的轉移，做到“公共第一，效率第二”，回歸公共性。同時在公共治理中提高公務人員素質，發揮利他精神，以最大化社會福利為目標，強化公共治理精神，讓公共性和公共福利最大化的價值取向體現在每一個公務人員的工作作風、觀念及信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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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機械目然觀為哲學基礎的經濟學個體主義方法論及其局限

機械自然觀的建立始于英國那個被稱為“機械宇宙繪圖員”的霍布斯以及法國哲學家和數學家笛卡兒，后來在牛頓力學的基礎上得到進一步完善。機械自然觀強調從部分和個體角度認識整體，認為整個世界與機械類似，由部分組成又可以還原為部分。這種哲學觀經過工業社會的實證后得到進一步的強化，成為各門學科發展的指導思想。如生物學將生物細胞與人體器官當作機器的零部件理解；醫學將人的精神和肉體分開進行治療；管理學的泰羅主義將人看作生產工具，和機器一樣被當做時間和動作的研究對象。

機械自然觀是19世紀西方學術界有關世界的一種主流認識。受牛頓經典物理學偉大成就的影響，19世紀初很多社會哲學家開始談論“社會物理學”，主張將社會科學建設成類似數學和物理學一樣精密的科學。這種觀點無疑對邊際革命的創始人瓦爾拉斯等人產生了巨大影響。瓦爾拉斯就是在牛頓力學的基礎上運用數學來構建他的經濟學一般均衡體系，目的是用自然科學的理性原則構架起一套經濟宇宙的客觀法則，在這樣的經濟宇宙中，人們可以用盡可能少的公理演繹出經濟生活中的規則。為此，他秉承斯密的“經濟人”假設并對其做了進一步簡化①，將社會歸結為同質自利個體的總和，遵循先分析個體規律，而后將個體規律直接加總為社會規律的路徑研究經濟現象，并且這一路徑是不可逆的。這種方法論也就是新古典經濟學一直遵循的個體主義方法論，其哲學基礎顯然是機械自然觀。

通過個體來認識整體，這無疑是一種進步，但機械自然觀將個體組成整體的過程過分簡單化了。整體并非個體的簡單組合，這一過程不是物理過程，而是化學過程。機械自然觀對這一過程的簡化是其哲學思想的一個重大缺陷。瓦爾拉斯將經濟學數學化時并沒有認識到這一缺陷，他將社會看作同質個體的機械加總，忽視了個體在習俗、道德等方面的諸多差異，也沒有深入研究個體組成社會的有機過程。以系統論的“蝴蝶效應”②為喻，建立在機械自然觀基礎上的經濟學實際上只研究了蝴蝶扇動翅膀的動作，并沒有研究這一動作引起龍卷風的整個過程。在這種哲學觀的指引下，新古典經濟學只研究了經濟運行的一個橫截面，并沒有關注經濟發展過程。所以1993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諾思批評說，新古典經濟學只研究了經濟運行，而沒有研究經濟發展。

二、社會達爾文主義對經濟學注重個體與競爭傳統的強化及其局限

如果說機械自然觀只是從學理層面為經濟學片面強調個體主義方法論提供哲學指引，那么，社會達爾文主義則進一步滲透到社會層面對經濟學注重個體、強調競爭的傳統進行了強化。

1859年，達爾文發表了《物種起源》一書，提出了“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自然選擇理論，將這一原則應用于社會領域就產生了社會達爾文主義。不過達爾文本人并沒有將自己的理論由自然界擴展到社會領域，這一過程是由斯賓塞等人完成。早在1850年，斯賓塞就在其著作《社會靜力學》中提出了社會進化的思想，當《物種起源》發表后，斯賓塞為其社會進化思想尋找到了更多的生物學論據，于是就有了其后來為社會達爾文主義辯護的《第一原理》。1890年，馬歇爾在斯賓塞《第一原理》的基礎上將社會達爾文主義引入經濟學，由此就不難理解為什么《經濟學原理》有那么多詞句與《第一原理》相同。馬歇爾的經濟學體系所受進化論思想影響的深刻程度，可以從他的一句名言看出，他說：“經濟學家的目標應當是經濟生物學，而不是經濟力學”。

達爾文認識到自然界弱肉強食的生存競爭，但他并沒有忽視生物問的共生現象。而社會達爾文主義卻無視自然選擇過程中的合作，片面強調了這一過程中的生存競爭。這是對達爾文本意的曲解，因此博爾丁意味深長地說，達爾文顯然不是一個社會達爾文主義者。對競爭的片面強調意味著社會達爾文主義缺乏道德基礎，這與強調理性分析與競爭、忽視道德研究的經濟學在思想上是一脈相承的。I司時，從方法論角度來看，社會達爾文主義實際上堅持的也是一種典型的個體主義方法論，因為它也只是從單個物種間關系來認識競爭，然后將總結出的所謂規律推演至整個自然界乃至人類社會，這與建立在機械自然觀基礎上的經濟學牛頓體系產生了深刻的共鳴。雖然進化論的思想最初萌生于經濟學，但社會達爾文主義遠比經濟學流傳更廣、更“深入人心”，所以是社會達爾文主義深刻影響著經濟學的發展，而不是相反。

社會達爾文主義既然存在著如此巨大的缺陷，為什么還能夠在西方社會成為主流?除了歷史局限，一個重要原因在于社會達爾文主義為西方國家對非西方國家的掠奪提供了理論辯護。盛洪在分析經濟學本身所具有的天下主義與和平主義精神②在西方得不到弘揚的原因時指出：“在現代經濟學蓬勃發展的過程中，西方列強正走著一條用武力向外擴張的道路。盡管連年征戰也給人們帶來了痛苦，西方對非西方的掠奪和榨取卻減少了西方國家戰國狀態的殘酷性，使得西方文化較少對戰國規則產生憎惡之感，社會達爾文主義成為主流?！睂ι鐣_爾文主義的危害感受不深并且能夠從中獲得切實好處，人們有意無意地堅持或支持社會達爾文主義，使它得以長期存在。在這種文化背景下，社會達爾文主義當然也就不能得到反思與揚棄。

三、系統論哲學思想對經濟學發展的重要影響

20世紀以來，隨著物理學、生物學等自然科學對人類認識的拓展，系統論這種新的哲學思想得以產生。系統論認為整個宇宙是一個大系統，這一系統雖由各部分組成，但各個部分并不能與系統機械地分合，因為系統與部分之間除了線性關系，更多的可能是遠遠超出人們想像的非線性關系，這種非線性關系使得人們的決策往往面臨著諸多不確定性。與機械自然觀不同，系統論哲學認識到整體、關系、過程和動態的重要性，強調從整體的角度來認識個體，認為關系和整體是首要的，個體必須在動態的整體過程中才能夠界定，而且各個相互聯系的部分在整體中均發揮著重要作用，無所謂主次。這種哲學觀對眾多領域的研究都產生了重要影響，如強調身心統一的整體醫學觀、管理學當中的系統管理理論以及各學科中的自組織理論等等。

系統論哲學思想對經濟學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1927年海森堡發表了《量子論運動學和力學的直觀內容》，提出了著名的“測不準原理”，1930年奧地利數學家哥德爾證明“在數學中總有一個不可知”，提出了“不可判定性”。這其中蘊涵的不確定性被認為是一個重要的哲學原理，而精通數學的凱恩斯接受了這一原理并將不確定性引入其1936年的《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的分析中③。這可以看作是系統論思想最早在經濟學中的應用。而近年來新制度經濟學、混沌經濟學、演進經濟學等非主流經濟學的發展更體現出系統實在觀對經濟學發展的影響。新制度經濟學對制度和交易費用的強調，將意識形態、社會科學知識等也納入了經濟分析，使得經濟學不僅接近了現實，而且有突破個體主義方法論的趨勢，其對集體主義方法論的強調將促使經濟學反思機械自然觀?；煦缃洕鷮W尤其關注一些新古典經濟學解釋不了的模糊現象，發展下去似乎也會在哲學上改進經濟學：因為以機械自然觀為基礎，只能解釋運動狀態能夠復制的周期性現象，而對于那些路徑界定非常模糊、經常有漲落、且運動軌跡很少或者根本不能夠復制的波動性的非線性變化，則需要借助系統哲學觀才能夠解釋清楚。演進經濟學則進一步闡發了經濟學的經濟生物學性質，而不是經濟力學性質，這既是對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批判，也是對經濟學牛頓體系的挑戰。

不過，必須承認的是，上述經濟學的新發展還沒有從哲學基礎上真正揚棄機械自然觀對經濟學發展的影響，因為它們還沒有突破新古典經濟學的個體主義方法論和“經濟人”假設這些東西，從而使它們的批判很大程度上發展為對新古典經濟學的豐富。凱恩斯雖然將整體性和不確定性引入經濟分析，但他并沒有從根本上清除個體主義方法論和“經濟人”假設的影響，很快被?？怂梗瓭h森的LS－LM的模型同化，被薩繆爾森綜合進“新古典綜合派”，后來還引出了弗里德曼的“貨幣主義”-和盧卡斯的“理性預期學派”。新制度經濟學的“交易費用”范式的分析仍然采用的是“邊際分析”和“經濟人”假設等，更重要的是它們缺乏一個統一的主體理論框架。用拉卡托斯“科學研究由綱領不變的硬核和可變的保護帶兩部分構成”這一模型來分析，上述非主流經濟學只不過是對新古典經濟學的“保護帶”做了調整，并沒有觸及其內核。用庫恩的話來說，新古典經濟學目前還只處于“危機階段”。因此有人說，所謂的“現代經濟學”其實不過停留在19世紀哲學和物理學的水平上，還沒有實現“現代化”?！霸诂F代經濟學與當代哲學之間是一段沉默的距離”。也就是說，經濟學并沒有完成在系統論基礎上的哲學重建。

四、中國古典哲學對經濟學發展的可能貢獻

由上述分析可知，經濟學要想獲得新的長足發展，在哲學基礎上必須突破兩個局限：一是機械自然觀的局限與束縛；一是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局限與束縛。對于第一個局限的突破，需要借助系統實在觀的貢獻，一些非主流經濟學已經做了初步的嘗試。盡管在系統實在觀的基礎上構建新的分析框架依然任重道遠，不過依靠西方的歷史資源與努力取得進一步的突破還是有可能的。對于第二個局限的突破，由于文化無意識的作用，僅靠西學的資源就要困難得多，必須考慮引入新的文化傳統來改造西方原有的社會哲學和人們認同的舊的行為規則，而在這一點上，中國的古典哲學是為數甚少的可資借鑒的非西方的文化資源。事實上在系統實在觀的基礎上對第一個局限有所突破后，經濟學應該向何處去，西方至今沒有找準方向。

中國古典哲學的核心是天下主義，這種天下主義也必定是一種和平主義，它是一種完全不同于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哲學思想。社會達爾文主義將弱肉強食的叢林規則引入到社會領域，是以民族主義為現實基礎的。所謂民族主義是指人類中的一部分人因生理或文化方面的特征而達成的一種身份共識。由于它只認同本民族的利益，低估其他民族的利益，從而更傾向于用強力或暴力手段來改變本民族與其他民族之間的財富分配與利益沖突，使之更有利于自己。社會達爾文主義為民族主義的這種暴力行為提供了理論辯護，因此只要有民族主義就必然會有社會達爾文主義。而天下主義則持“世界大同”的觀念，認為人與人是同等的，國與國是平等的，根本就沒有也不應該有民族之分。由于強調對全人類的認同，從天下主義很容易導出“天下為公”的原則，在它看來，以損害一部分人的利益去謀求另一部分人的福利實際上毫無意義。因此，天下主義更傾向于用和平的、自由貿易的方式，而不是用暴力或者強力手段去獲得財富。

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為增進全人類的整體福利，我們需要的是天下主義，而不是民族主義或者社會達爾文主義。因為在民族主義下，為侵略或防止侵略，不同的國家將主動或被迫將資源用于發展暴力手段，而在天下主義下，這些資源將會完全被配置到社會生產中去。更為嚴重的是，堅持社會達爾文主義和民族主義還很有可能使人類社會最終走向滅亡。因為在民族主義“以暴制暴”的行為規則下，民族國家要想在競爭中獲勝，就必須確保自己在武器制造方面的領先地位，長期競爭的結果是“不合作沖突”不斷升級，發展到現在便是人類擁有了數萬顆核彈頭，足以將地球毀滅幾十次。社會達爾文主義或者民族主義已經將人類社會帶到了滅亡的邊緣。

要發揚天下主義就必須要倚重中國，因為中國是人類歷史上惟一以天下主義文化傳統為主流的國度，她為今天整個世界天下主義文化發揚提供了寶貴的精神資源。天下主義要成為一個國家或者民族的文化主流，至少要具備以下兩個條件：一是長期的和平統一；二是幅員遼闊。長期的和平統一才允許一個國家利用和平的方式去促進該國經濟的整體發展，并發展出與之相適應的意識形態，而不是去發展民族主義；幅員遼闊才可能促使一個國家在與世界其他國家隔絕的狀態下把自己“作為一個世界以發展，而不是作為一個國家”。中國在秦朝便結束了戰國時代，并形成了一個幅員遼闊的統一國家，這非常適合天下主義精神的發展。用湯因比的話說，由于長期的和平統一，再加上“獨尊儒術”等文化政策的實施，中國自漢以后便發展出持久的世界主義（即天下主義）。雖然中國歷史上也不斷有朝代的更替戰爭，但中國的文化成功地將國家和天下區分開來，以確保天下主義的發展，顧亭林的一段話深刻地反映了二者的不同，“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于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反觀西方，他們至今也沒有結束戰國時代，而國與國爭必然滋生民族主義，所以西方文化的主流目前仍然是民族主義。雖然歐盟正以和平的方式統一歐洲，但這并不意味著西方民族主義的結束，因為歐洲的統一只不過是一個放大了的民族主義。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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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邏輯學的開端：從純粹的自我意識到存在

既然黑格爾把最高的統一性原則（理念）置入主體的思維當中，把純粹的思維等同于最高的統一性，那么為何黑格爾把邏輯學的開端界定為純存在，而非純粹的自我意識或自我的原始同一性呢？

（一）純粹自我意識與哲學的開端從先驗哲學的角度，純粹的自我意識能夠充當最高的統一性原則，似乎能夠作為《邏輯學》的開端。首先，因為這個純粹自我意識始終是同一個自我。理由很明顯，如果我們不能把我們任何的思想或認識歸結為同一個自我的意識，我們便無法意識到一個能夠思維任何對象的自我。既然我們能夠意識到能夠思維一切的自我，這個自我就必須是同一個自我。其次，由此便容易推出，這個自我意識具有統一性，它能夠把一切的思想綜合到純粹的自我之中。這就是康德所說的“我思必須伴隨著我的一切表象”。再次，這個純粹的自我意識也是空無一物的自我意識，它是抽象掉一切內容的純粹的我思，否則的話它就不是在任何情況下都具有同一性的自我了。由于這個純粹自我意識既具有統一性又是最抽象的，它無需任何認識的中介，那么這個純粹自我意識似乎是符合一般意義上開端的含義，即作為直接性的東西?！盁o需任何認識的中介”并非是說抽象的純粹“我思”無需任何對象還能被我們思維到，因為只要是“我思”就必須要有思維的對象，而是指只要對象被給予意識，意識對此進行思維時，我們便能夠直接意識到純粹的我思。但是，這里的純粹自我意識不是反思的結果嗎？它怎么能夠是直接性的呢？為了闡明這一點，我們必須要清楚地區分認識事物的中介和事物本身的中介。比如說某物X，如果我們要說出它是什么，就必須借助于一定的知性范疇才能對之進行規定，這被稱為認識事物的中介；當我們說X只有在Y的條件下它的存在才是可能的，這就被稱為事物本身的中介。因此，純粹自我意識既然不能夠通過特殊的知性范疇對之進行界定，那么它顯然就不能夠通過認識的中介來被認識。在觀念論中，它一般被規定為“理智直觀”，它無需認識的說明，是我們直接就能夠體驗到的。但這并沒有排除它本身的存在是經由中介得出的，即只有在一定的對象被給予的條件下，才能對我思進行理智的直觀。因此，這個進行理智直觀的純粹自我雖然是中介的結果，但它仍然可能是直接性的。當然，黑格爾并沒有否認純粹的自我意識能夠充當最高的統一性原則。在《精神現象學》中，黑格爾就已論證，康德的作為彼岸存在的自在自物世界其實就是純粹的自我意識的抽象［7］113－114。在《小邏輯》中，黑格爾直接認為康德的理性對象“即無條件東西或無限事物，無非是自相等同的東西，或者說，是已經提到的思維中的自我的原始同一性。理性就是把這種純粹同一性當作對象或目的的抽象自我或思維”［3］110。但是，黑格爾卻明確反對它能夠充當邏輯學的開端。在對費希特以自我為哲學的開端的批判性考察中，黑格爾明確地指出了這一點。首先，黑格爾認為，雖然費希特以自我為出發點并考慮到“一切后繼的東西都必須從最初的真的東西演繹而出”和“最初的真的東西是一個已知的、尤其是一個直接確定的東西”［8］61，但是由于這個純粹的自我并非在意識中是直接現成的，所以以它作為哲學開端便是不當的。黑格爾所指責的這個自我不是直接現成的，是指這個純粹自我是在除去意識的一切具體性之后的一個純粹的綜合活動，也就是費希特所說的“本原行動”。黑格爾雖然正確地指出了費希特的自我在此意義上并不具有開端的直接性含義，但是當他把存在作為邏輯學的開端時，也遭受到人們這樣的指責（本文將在第三部分具體指出這種指責）。其次，由于這個純粹的自我不是指一般意義上與客體對立的主觀自我，而是客體與主體統一的純知，既然如此，在黑格爾看來，就沒有必要再以帶有濃厚的主觀色彩的純粹自我作為開端了。它不但容易引起人們把它與普通的自我相混淆，而且通過更進一步考察，我們會發現它仍舊是一個主觀的自我。因為從自我出發的科學真實發展，“表明了對象經常具有并保持著對自我說來是一個他物的規定”［8］140，所以這個自我并非是完全克服了主體與客體對立意識的純知。最后，黑格爾認為縱使作為理智直觀的純粹的自我能夠作為開端，但是一方面由于科學（邏輯學）所研究的，并不是自在的或內在現成的東西，而是“思維中內在的實存（Dasein）和這思維中這樣的實存所具有的規定性”①，［8］64，另一方面理智直觀固然是沒有認識的中介，能夠被我們直接體驗，但是它說出來的東西，都比簡單直接性要更多些，比方純粹的自我、絕對等。因此，黑格爾認為，縱使純粹的自我意識能夠充當統一性原則，即克服了意識中的主體與客體之間的對立，但是它仍然不能充當邏輯學的開端。

（二）《邏輯學》的開端和存在與無的相互轉化雖然黑格爾從開端所具有的直接性含義方面否定了純粹自我意識能夠充當邏輯學的開端，但是這里仍然具有的疑問是：在科學還未得以論證之前，我們如何知道科學必需要有一個開端？顯然，我們對此的任何說明將是前科學的，也就是說，這種先行的界說無法合理地證明自身就是科學的。對此，費爾巴哈曾用一種反諷的口吻說道：“人為什么一般地要有這樣一個開端呢？難道開端的概念不再是一個批判的對象，難道它是直接真實并普遍有效的嗎？為什么我就不能在開始的時候拋棄開端的概念，為什么我就不能直接以現實的東西為依據呢？”［9］黑格爾并非沒有意識到這些問題，他在《小邏輯》中明確指出：“哲學的開端僅僅與決意作哲學思維的主體有關，而不是與這門科學本身有關?！币簿褪钦f，在我們對科學本身進行論證時，我們必須要有個出發點，至于這個出發點是什么才是最合理的，在科學本身得以論證之前，我們確實是不知曉的，但我們進行哲學思維時必須要有個出發點這是毫無疑問的。當然，這并不是說，我們可以隨意用一個事物或假設作為哲學的出發點。因為只要我們假定任何一個具體事物作為出發點，我們就必須對此進行說明，而這樣的說明在科學本身尚未界定之前無疑是不合理的。所以真正的問題是：必須用什么作為科學的開端才能無需另外的說明？這也是上文所說的，它無需通過認識的中介才能被我們意識到，盡管它本身可能是中介的結果。黑格爾有時干脆把這樣的開端稱為“無規定的直接性”（dasunbestimmteUnmittel－bare），即它是無需任何認識的中介就能被我們意識到的東西。至于費爾巴哈最后的指責，即“為什么我就不能直接以現實的東西為依據呢？”黑格爾在《小邏輯》中曾回答過相似的質疑。這種質疑是，既然存在和本質的真理是概念，那么為何不用真正真的東西作為開端，反而用不真的東西作為開端呢？黑格爾明確地回答：“在求得思維認識的地方，之所以不能以這個真理為開端，是因為這個真理在構成開端時，是以單純的保證為基礎，而被思考的真理本身卻必須向思維證明自身是可靠的?！蓖ㄟ^上述這番說明，黑格爾為何把邏輯學開端的無規定的直接性同時也稱為存在的問題就不難被回答了。我們知道，存在（Sein）在德語中是經由系動詞的原型（sein）名詞化得來的，由于它一方面是任何定義必須首先要使用的，包括對它自身的界定也是如此，另一方面它也是一切存在物總體的抽象，所以我們無法按傳統的“種加屬差”的方式對之進行定義。但存在的不可定義性并沒有妨礙人們對它的使用，就像海德格爾所說的，在對存在的使用中，我們“‘無需深究’，誰都懂得。誰都懂得‘天是藍的’、‘我是快活的’。然而這種通常的可理解不過表明了不可理解而已”［10］。這與上文中所指出的開端的無規定的直接性含義是一致的，即我們僅僅知道我們的思維必須要有一個開端，但這個開端是什么，我們則毫無所知。在此情況下，把存在界定為《邏輯學》的開端就是最恰當的選擇了。從這一層面來看，存在并非完全不同于純粹的自我意識。上文已經指出，這個純粹的自我意識也是最抽象的不可定義的東西，并且它能夠被我們直接意識到，所以，這個純粹的自我意識在此意義上就是純粹的存在。黑格爾由此認為：“假如純粹作為形式，還應該被認為與純有的統一體有所不同，那么，純有也就是純知的內容?！保?］57既然黑格爾是從《邏輯學》的開端的無規定的直接性方面推出它同時也能被表述為存在，那么顯然，從無規定的直接性中也能直接推出它就是無①。因為無規定的直接性已經蘊含了否定性，即它是對一切規定性的否定（un－bestimmt），也是對一切中介的否定（un－mittel），所以它僅僅是一個純粹的否定。因此，有和無是相互過渡的統一體，當我們談論純粹的存在，其實它已經是無，當我們談論純粹的無，它已經是純粹的存在。但是，從“無規定的直接性”出發論證存在與無的辯證關系，并非如黑格爾所說的那樣是一種簡單的見解，無需任何懷疑。黑格爾在世時，就已經有大量的異議針對存在與無的辯證法。為了使人們避免一些可能的誤解，黑格爾在《邏輯學》闡發存在與無的辯證法一章中增加了在篇幅上遠遠超過正文的四個注釋。盡管如此，在黑格爾逝世后，他的諸多闡釋者和反對者對存在能夠作為邏輯學的開端以及對存在與無的辯證法的解讀仍然沒有形成統一的意見，爭論仍然不斷。

三、對邏輯學開端的批判與反批判

根據迪特•亨利希的考察，在歷史上，人們對黑格爾存在與無的辯證法的批判粗略地可分為兩類：第一類是否定的批判，他們認為根據黑格爾所闡發的開端觀念，不可能發展出存在與無的統一性的辯證法，并沒有什么思想的前進運動；第二類是肯定性的批判，他們認為如果黑格爾整個體系要能夠保持一致性，那么人們就必須放棄黑格爾所闡發的開端的辯證法形態［11］76－84。由于本文主要是從黑格爾對統一性哲學思想的構想推出邏輯學的開端所必須具有的含義，而第一類的批判基本是針對這樣的解讀理路，因此下文將集中闡述這類批判。

篇（4）

課程內容是構成課程的基本要素，是課程內在的核心成分。它作為課程目標的具體化及實現手段，體現了課程目標的要求。知識作為課程內容的基本性質，直接影響著課程內容選擇的取向。理論上對課程內容取向的理解，大致分為三種：課程內容即學科知識；課程內容即當代社會生活經驗；課程內容即學習者經驗。對于前兩種取向的理解，似乎相對比較容易，而對于“學習者經驗”取向的理解，則稍顯模糊，學者關于此類的論述也相對較少且不很透徹。因此，本文對課程內容的“學習者經驗”取向進行了專門探討。

一、學習者經驗取向的認知理解

信息加工心理學(InformationProcessingPsy—chology)將個體獲得知識的過程看作是信息的感知、加工、編碼、存儲等的認知過程。新知識作為一種刺激信息被個體感知后，選擇性地進人工作記憶，與個體長時記憶中被激活的背景知識(back—groundknowledge)進行復雜的同化(assimilation)和順應(accommodation)，達到個體知識結構的一個新的動態平衡(dynamicequilibrium)。這個平衡不斷被打破，再不斷達到新的平衡。在從感覺登記器到工作記憶的過程中，選擇性注意(selectiveatten—tion)將部分信息丟棄不作處理，使大腦只對能夠被個體已有知識結構同化或順應的信息進行編碼、存儲。而在個體進行知識輸出時，分配性注意(divid—edattention)則將背景知識根據刺激信息進行不同程度的激活，產生輸出模式，使個體對其作出反應。無論個體進行信息輸入或是輸出，其已有的背景知識作為認知發生的基礎，都起著決定性作用。如果背景知識的激活程度相對較高，則個體對信息的加工深度就相對較深；反之則相對較淺。成功的信息加工來自于激活適當的背景知識，使用它們解釋新信息，并吸收新信息到原有的背景知識中去。在需要的時候，根據新信息對背景知識進行重構，并利用新的背景知識去推論未來的新知識。嘲背景知識在個體認知過程中的決定性作用，使得課程理論對個體自身在課程實施過程中的作用給予了肯定，從而使得課程內容的選取趨向于從“學科知識”和“當代社會生活經驗”到“學習者經驗”。在課程實施過程中，教師提供的教育經驗的組織形式可以是基于學科知識的講授，也可以是基于當代社會生活經驗的活動，亦或二者兼而有之，但無論選擇什么樣的教育經驗，都必須經過學習者的內化(in—ternalization)。這個內化的過程，就是前面提到的信息加工(in—fomrationpro——cessing)過程。其中決定課程實施效果的，是學習者自身的背景知識結構。如圖1所示，

Ln作為學習者，將教育經驗內化為學習經驗LEn，每一個學習者都通過自己的認知加工將同樣的教育經驗內化為不同學習經驗，學習經驗LE1，LE2：，……，LEn的總和即為以學習者經驗為取向的課程內容。

課程內容的取向從“學科發展時”的學科知識，到活動分析法的當代社會生活經驗，再到學習者的學習經驗，對學習者在學習過程中的自主性給予了越來越多的重視。與“學科知識”取向和“當代社會生活經驗”取向相比，“學習者經驗”取向將學生視為學習過程中信息加工的主體，“強調了學生對課程的親身體驗和理解，強調了學生已有的認知結構和情感特征對課程內容的支配作用。”

課程內容的學習者經驗取向對學習者在課程實施中的作用給予了充分肯定，“突破了外部施加給學生的東西”。這種人本主義的課程取向，使課程內容的涵義有了深刻的變化，與另外兩種取向有了本質的不同。

(一)課程內容具有二維動態性

課程內容不再是實施之前就預先設定好了的一系列相關聯的靜態教育經驗，而是基于學習者認知過程的內化了的學習經驗。泰勒(RalphW．Tyler)在其《課程與教學的基本原理》中把學習經驗看作“學習者與他對作出反應的環境中的外部條件之間的相互作用’’。其中，“作出反應”的過程，也就是學習者依靠自身背景知識進行信息加工的認知過程。

在這個過程中，一方面，不同的學習者主體在同樣的環境中與一定的知識客體相互作用，得到了不同的學習經驗；另一方面，同一個學習者主體在不同的環境中與一定的知識客體相互作用，也會得到不同的學習經驗。這種具有二維動態性的取向，對課程內容賦予了新的涵義，即課程內容由原來的課程專家、學科專家編制的“死”的教育經驗，變成了由學習者決定的動態的學習經驗。

(二)學習者在課程開發中的主體地位得到尊重

“學習者經驗的課程內容取向強調了學習者已有的認知結構的情感特征對課程內容的支配作用，認為課程內容不是由課程專家支配的，而是受學生控制的?！闭n程內容中的知識只能是學生學會的，而不能是教師教會的?！皩W生的學習取決于他自己做了些什么，而不是教做了些什么?！背皩W生作為主動參與者，對教師呈現的教育經驗進行主動的建構，“決定學習的質和量的是學習者而不是教材”亦或當代社會生活經驗。

然而，尊重學習者主體地位的同時，并不是要輕視教師的責任。教師需要通過對學習情境的構建，來激發學習者的知識結構中有助于認知過程的背景知識，“構建適合于學生能力與興趣的各種情境，以便為每個學生提供有意義的經驗”。

(三)學習者的個性差異得到尊重

學習者經驗取向的課程內容真正尊重了學習者的個性差異，強調個性豐富的、人性化的課程。“每一個學習者不論其知識多寡，能力大小，都有其獨立的人格與尊嚴，都有其主宰自己命運的權利，都是一個主體，都應當平等地受到尊重?！苯逃涷炌ㄟ^信息加之后，內化在學習者的長時記憶中，這個過程是教育經驗高度個性化的過程。不同的學習者，根據各自認知結構和情感特征的不同，內化的教育經驗也不同。課程內容由課程實施前的靜態教育經驗，轉變成為課程實施后的動態學習經驗，強調“學習者經驗的選擇過程，實質上是學習者的自我選擇過程”。

(四)課程開發與評價的難度加大

學習者經驗的取向，把課程實施作為了學生的一種認知過程和心理體驗，得到的結果是學習者內化了的新的知識表征(representationofknowl—edge)。這種隱性的知識表征，無法直接進行觀察、測量和評價，而只有學生自己才有可能清楚這種經驗的真正結果?！敖逃ぷ髡邿o法清楚了解學生的心理是如何受特定環境影響的”。因此對課程評價的難度可想而知，教師只能通過學習者外顯的行為對其內化的新知識進行“猜測性”的測量和評價，間接地了解課程實施的效果，而測量和評價的內容效度也會因此受到很大的影響。

二、教學啟示

(一)要了解學生的思維活動

與行為主義不同，認知心理學對教學的啟示，在于對學生思維活動的強調。學習者經驗取向的課程在實施過程中，不僅關注學生做了些什么，還注重了解學生的思維正在想些什么。課程內容的二維動態性更需要教師對課程實施的外部情境有一個比較好的把握，使其適合各種學生的認知特點，從而能夠在實施課程之前實現教學預期，完成教學目標。教師只有充分了解這種內隱性的認知活動，才能夠通過控制“引發學生做出所期望的那種行為的情境”來施加正面的影響，使學習者獲得課程目標所要求的學習經驗。雖然教師不可能直接對認知活動進行觀察和測量，但卻可以通過自我報告(self-report)和錯誤分析(erroranalysis)的方式，獲得學生認知活動的方式和特征，并通過對其進行有效干預，實施課程內容。

(二)分析認知任務，建構認知工具

了解學生完成任務時想些什么之后，還要對知識客體進行認知任務分析，構建適當的認知工具，促成課程內容的完成。對認知任務的分析，方法主要有概念地圖、過程分析和流程圖等。這種分析方法能使學生對整個任務有一個全面的了解，在大腦中形成全局的加工框架。而構建適當的認知工具，能夠激活學習者的認知和元認知學習策略，輔助學習者對信息的建構加工。經驗獲得是一個新知識的建構過程，而認知工具正是輔助學習者知識建構的工具。

(三)警惕負向課程內容

同樣的教育經驗，經過不同學習者的重構之后，會產生不同的學習者經驗，即不同的課程內容。有些是課程目標所預期的，能夠促進學習者個體發展的經驗，即顯性的正向課程內容；還有些不在課程目標預期之內但也能起到促進作用的經驗，即隱性的正向課程內容。同理，學習者也可能在不同的情境下，得到負向的經驗，包括顯性的負向課程內容和隱性的負向課程內容。以上四種劃分就構成了學習者經驗取向課程內容的全部功能形式，如圖2所示

作為課程的實施者，要時刻警惕教育經驗所帶來的負向課程內容，尤其是隱性的負向課程內容。

三、結論

篇（5）

2003年11月16日，中央電視臺《每周質量報告》報道：在浙江金華，專門有人收死豬、公豬、母豬來做火腿；特別是為了驅趕蒼蠅，防止火腿生蛆，金華火腿在泡制過程中，竟大面積地使用敵敵畏（新華網，2003）。此次事件經媒體曝光后，本是火腿銷售旺季的11、12月，金華火腿的銷售境況卻不容樂觀。

勿庸置疑，金華火腿業應義不容辭地承擔起重塑并完善“金華火腿”這塊金字招牌的責任，這不僅是一種社會責任，更是一種產業（企業）責任（德魯克，2003）。

我們認為，為了更好地肩負起這種責任，有必要首先清醒地認識這次“金華火腿”遭受重創的原因。

不對稱信息與信號顯示

在一個開放的市場中，市場主體包括：廠商、消費者、政府、進出口等四個部門，其中，廠商和消費者是經濟學與管理學主要的研究對象。分工和專業化是社會化大生產和現代市場經濟運行的基石。作為消費者，他們需要購買的商品種類很多，對每一種商品只可能有一個大致的了解，因為他們把知識、時間和精力分散在無數的消費品市場上。而且，他們不可能僅僅通過市場交易就了解那些自己并不從事，也沒有特殊興趣的產品的所有信息。因而，消費者至多是一個廣而不精的“通才”。而作為廠商（包括生產者和經銷商），相對而言，對于商品的各方面信息有比較充分的了解，可稱得上“專家”。可見，與市場交易的有關信息并不是隨機地分布在當事人之間，而是在大多數的場合中偏向某一方，即不對稱信息的存在是一種常態。知識經濟時代，信息與知識就是資源與權力；在諸如“火腿”之類的消費品市場上，消費者處于明顯的信息劣勢地位。

而且，日益激烈的市場競爭，使得廠商通過成本優勢、差異化優勢乃至品牌優勢等策略向消費者進行信號顯示，以吸引消費者的“眼球”和購買力。其中，品牌是一種信號顯示方式；而“金華火腿”無疑是最好的“金字品牌”：始于唐代，距今已有了一千二百多年的歷史，是國家級的傳統民族產品。特別是2002年9月，“金華火腿”被批準為原產地域保護產品。2003年9月1日，《國家強制性標準金華火腿》正式實施。因此，這次被曝光的“金華火腿”根本不是“金華火腿”，而是偽劣的“反季節腿”。而冒充權威機構的認證，也是一種行之有效的發送信號的方式。無疑，這種偽劣產品所傳遞的信號，將會對真正的品牌產生雙重沖擊：一方面，消費者在購買到偽劣產品后，如果不知道這是冒牌貨，會對這種牌號的產品質量產生懷疑，致使優質產品的牌號成為一種“負信號”，他們在今后的購買中，會盡量避開這種牌號；另一方面，即使消費者知道正宗的廠家是無辜的，但在魚龍混雜，真偽難辨的市場上，消費者只愿支付這種產品的期望價值，即平均價值。而“金華毒火腿”事件，使消費者對于正宗的“金華火腿”的期望價值幾乎降為零。

由以上分析，不難看出，“金華毒火腿”事件源于供求雙方的信息不對稱；特別是競爭日趨白熱化的今天，偽劣產品的信號顯示，惡化了市場環境，擾亂了市場秩序，進一步強化了信息不對稱。

和諧營銷戰略

營銷的實質：降低“信息不對稱”

如果說在完全競爭、信息充分的理想狀態下，價格機制自動調整并實現著企業利潤最大化、顧客效用最大化；那么在現實世界中，信息作為一種資源，是不充分和稀缺的。因而，需要市場主體能動地溝通信息，盡可能地降低“信息不對稱”，達到供求雙方（或利益相關群體）的對接、契合和滿意，從而變潛在需求為現實需求。這一過程，恰如菲利普·科特勒所言：個人和群體通過創造并同他人交換產品或價值以滿足需求和欲望的一種社會和管理過程，即營銷（吳健安，2001）。營銷以信息溝通為手段，實現了供求雙方的價值轉換，優化了全社會的資源配置。

和諧營銷戰略

和諧，意味著相互依賴，提供他人所需的；同時，滿足自身的需求，實現自身的目標。席酉民教授于1989年出版的專著《和諧理論與戰略》中，強調了“和諧”的概念；在此，我們將其強調并應用于營銷管理中。如果說營銷是供求雙方的溝通，那么，和諧營銷就是一個不斷追求完善（和諧態）的過程。稱之為戰略，則體現其全局性、長期性和統領性的特征。

和諧態模型系統和諧態是描述系統是否形成了充分發揮系統成員及子系統能動性、創造性的條件及環境，以及系統成員和子系統活動的總體協調性。這兩方面的具體表現是系統構成、組織管理、內部環境、系統成員精神狀態等方面內部和其間關系匹配程度以及系統內外部的適應程度。若用標量函數h來度量，其值越大，系統各種關系的匹配程度和內外部的適應程度越高：其數字表達式為：

H=h(h1({pi},c),h2(e),h3(u),h4(a))

其中，pi表示第i個要素（或第i個子系統）的功能；c表示要素或子系統合理匹配增加的功能；e表示對系統活動正確進行組織管理增加的功能；u表示系統文化、內部政策和環境激發而增加的功能；a表示系統內外部相互適應而增加的功能。

和諧營銷戰略的目標與框架戰略的基本特征是它和政策、資源的因果關系并具有具體情境和時間敏感性的特點。（王道文，2003）因而，不同組織，在不同的發展階段，必然會呈現出不同的戰略取向和路徑選擇。但是，“和諧意在形成企業自身系統‘和’的環境，‘諧’的關系，它強調系統不僅要達到復雜系統活動的一種相互合作、協同的作用和效果，更應注重子系統和人的積極性的發揮，以使系統形成一個和諧整體，形成總體穩定、協調、能動發展的動態機制”。所以，相對而言，和諧營銷戰略在關注顧客滿意的同時，更關注質量與可持續性的發展。具體包括：

再反觀“金華毒火腿”事件，具體表現為構成要素h1的不和諧(或負效應)，也即，不對稱信息的存在，誘發了某些不法廠商的機會主義傾向。正如金華肉類聯合加工廠董事長徐杏生指出的，對“金華火腿”，不只是保護問題，而是今后如何發展的問題。只有發展，金華火腿才有生命力。

和諧營銷戰略制度化的成本——收益分析

營銷有利于降低信息不對稱，提高企業的盈利和知名度，但是構建并實施和諧營銷戰略必然帶來產業(企業)成本的上升，那么產業(企業)應當如何有序地實施這一戰略，并在成本——收益之間權衡呢？為此，我們結合席酉民教授的和諧主題模型，構建了和諧營銷戰略經濟分析模型(如圖1)。

在圖中，橫軸X表示信息的對稱程度，縱軸R、C分別表示和諧營銷戰略構建的收益與成本，可以看得出，隨著信息分布對稱的演化，產業(企業)的成本與收益之間劃分為成本≥收益，收益≥成本，成本≥收益三個區間；事實上，產業(企業)總是在力圖追求收益≥成本這個區間，而平行于曲線R的曲線C的切線與曲線C的交點，即切點A，則是產業(企業)的利潤最大化點。為了實現組織經營的收益≥成本，甚至利潤最大化，我們引入了戰略性和則嵌入與諧則投入。其中，和則是指人主動性嵌入組織的規則與制度，諧則是指物要素客觀性合理投入。如圖所示，和則1提供人在組織中的基本意義和角色，主要包括“誠信”和“責任”；和則2提供了人群在組織中的基本意義和角色，主要包括“對分工互補的認同”和“傾向于合作”；和則3提供了組織對社會、自然的基本角色和意義，主要包括“對可持續的遵從”和“積極地反饋”。而諧則1是指物要素間組合過程中最基本的要求，即匹配性/一致性；諧則2是指物要素間確定性聯系的可變動性/調適性；諧則3是指既定投入的最大產出，即優化性。同時，在一個給定的時空中，和則與諧則規則化遞進。

需要指出的是，和諧營銷戰略并不必然保證利潤最大化，而只是和則與諧則在組織、時空中不斷互動與創新，從而使產業(企業)不斷走向完善，實現可持續、高質量的經營。而這也正是“金華火腿”產業(企業)應矢志以求的。

本文以“金華毒火腿”事件為例，解釋了事件發生的緣由及本質，并介紹了席酉民教授的系統和諧態模型及其框架，進而構建了和諧營銷戰略經濟分析模型，旨在倡導一種產業(企業)與市場，人類與自然，物質與精神等共同演進的和諧營銷發展觀。并且強調，市場主體只有從戰略的高度審識和反思自身的營銷行為，并且不斷地改善，才能承擔起時代賦予的責任和使命。

參考資料：

1.Drucker，P.F.，《SelectedEssaysofPeterDrucker》，機械工業出版社，1999年，PP.193-212

2.Drucker，P.F.，《彼德·杜拉克讀本》，徐兵編著，時事出版社，2003年

3.陳凌(1998)，“信息的特征、交易成本和家族式組織”，《經濟研究》，No.7:27-33

4.黃亞鈞，姜緯，《微觀經濟學教程》，復旦大學出版社，1995年

5.芮明杰，《市場營銷管理——定位·聯盟·策略》，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

篇（6）

“循環經濟”是最近幾年國內學術和政策研究領域頻繁出現的一個學術詞語。國內學者對循環經濟的理論進行了大量探討，國家也陸續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推動循環經濟的實踐。但是，國內生態經濟學界、環境經濟學界以及主流經濟學界對循環經濟實質的認識至今仍存在較大差異[1]。為深入揭示循環經濟理論內涵，部分學者從哲學的角度進行了探討。如，董艾輝在分析循環經濟與中國傳統哲學價值觀一致性的基礎上，指出循環經濟是對近代西方哲學思維方式的揚棄，也符合人與自然關系的思想[2]。張連國等認為，循環經濟的哲學基礎有二，即知識論基礎與存在論基礎[3]。崔勝輝等則從循環經濟與可持續發展在內涵和目標上一致性的角度，分析循環經濟的哲學內涵和經濟倫理觀[4]。

應該說，從哲學角度探討循環經濟，既是對循環經濟理論研究的豐富，也為哲學研究領域引入了新的研究課題。但從已有研究來看，循環經濟的哲學研究在哲學分析與梳理上還不夠全面和系統。本文試圖從哲學的角度，比較系統地分析循環經濟的哲學內涵、本質屬性與內在要求，并在此基礎上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展望循環經濟的未來發展。

1.循環經濟的哲學涵義

1.1循環經濟的產生、發展和目標具有鮮明的實踐性

循環經濟思想起源于人們對自身生活環境和質量的憂慮，也是對上世紀五六十年達國家工業化帶來的環境后果的直接反思，主要針對日益惡化的自然環境以及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隨著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和經濟全球化，這種對環境的憂慮逐漸變成一種全球性的反思，環境問題得到了國際社會的關注。我國從參加1972年斯德哥爾摩第一次人類環境會議開始加入這個行列。循環經濟不僅反思工業化帶來的環境破壞和資源耗竭，也積極探尋解決這些問題的根本方法。循環經濟的目標就是提出一種新的經濟發展模式，或者說新的技術經濟范式[5]。這種發展模式的最終目標是實現經濟和社會可持續發展，強調通過生產技術與資源節約技術體系的融合，減少單位產出資源的消耗，節約使用資源；通過生產技術與環境保護技術和清潔生產相結合，減少生產過程中污染排放甚至“零”排放；通過廢棄物綜合回收利用和再生利用，實現物質資源的循環使用；通過垃圾無害化處理，實現生態環境的永久平衡等。在經濟層面上，循環經濟是一種新的制度安排和經濟運行方式，旨在實現經濟增長、資源供給與生態環境的均衡，實現社會福利最大化和社會公平。它把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看成社會大眾共有的、稀缺的自然資本，因而要求將生態環境納入經濟循環過程中參與定價和分配。它既要求改變生產的社會成本與私人獲利的不對稱性，使外部成本內部化；也要求改變環保企業治理生態環境的內部成本與外部獲利的不對稱性，使外部效益內部化。

哲學是實踐的哲學，實踐性是哲學的基礎。從這個角度來看，循環經濟的實踐性符合的實踐觀點。無論是其思想來源和目標指向都是實踐，循環經濟的理論發展更是離不開實踐，需要在實踐中反復檢驗和總結。因此，循環經濟具有鮮明的實踐性，或者實踐是循環經濟的基礎或唯一尺度。

1.2循環經濟的產生和發展符合馬列主義的認識論和否定之否定規律

認識論認為，實踐是認識的基礎并對認識起決定作用；人的認識的發展總是從感性到理性；認識總要有一個過程，充滿著復雜性和曲折性。循環經濟的產生和發展正完整體現了上述觀點。首先，循環經濟在特定時代產生體現了實踐是認識的基礎。在工業化以前和工業化的低級階段，人類經濟活動對自然環境和資源的消耗較少，還不足以使人類對的環境破壞和資源消耗產生像今天這樣的深刻后果。只有當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對環境和資源的產生足夠大的沖擊和影響時才可能產生循環經濟思想。其次，對循環經濟的認識是循序漸進的。人類不可能一下子就認識到循環經濟發展的主要內涵或全部規律，而且，認識的深化不可能脫離經濟和歷史發展階段。最后，對循環經濟的認識是能動的認識。這不僅僅停留于理論層面，也不是對實踐的簡單反映和被動認識，而是為了應用于實踐，改造經濟發展的模式。通過循環經濟的這些特點，可以較好地理解當前在我國開展循環經濟所遇到的種種思想障礙。比如，有人抱怨目前我國生產方式仍較粗放、環境破壞和資源消耗較大等。這是事實，但也要注意到，我們不可能脫離我國的歷史前提來談論這些問題。者從來就不是先知先覺的智者，而是實事求是的實踐者。在實踐的過程中可能會犯這樣或者那樣的錯誤，但錯誤本身并不可怕，關鍵要遵循規律，對自身發展方式進行反思和揚棄，最終解決問題。畢竟，在一窮二白的薄弱基礎上搞史無前例的社會主義建設，沒有現成的道路和方法可以照搬。尤其在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主要矛盾決定了首先需要解決的是經濟起步、經濟總量和人民溫飽問題，難以為了保護環境從一開始就放棄經濟和工業發展。

1.3循環經濟的模式特征符合哲學的普遍聯系規律

哲學認為，世界是普遍聯系的整體，聯系具有客觀性、普遍性和多樣性。循環經濟的發展模式，正是將社會看成一個整體，而不是孤立地探討經濟問題，或單純采用經濟手段分析解決問題。它要求綜合考慮制度層面和技術層面，制定相應政策措施來推動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和社會的公平與進步。循環經濟深刻分析人與自然的相互關系，對人與自然和諧模式進行大量有益的探討。同時，將生產和生活各個領域帶來的環境污染和資源消耗作為相互聯系的有機整體加以考慮，既注重分析經濟生產領域各個部門、行業及其相互聯系，又注重生產流程的各個階段及其相互聯系，還注重生產與生活兩大部類在資源消耗和環境污染中的具體情況與相互聯系，統籌考慮城市與農村、地區之間、工業與農業、國內經濟與對外經濟等在環境污染和資源消耗方面的關系。循環經濟在分析問題和提出對策時，也認識到單純經濟知識和經濟手段的局限性，強調學科間的聯合，強調經濟社科與自然科學、工程技術學科領域的統籌并重。

1.4循環經濟體現了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統一

哲學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統一。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正確地揭示了人類社會的本質，為理解紛繁復雜的社會現象提供了強大的思想武器，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基礎和認識論基礎。循環經濟作為一種新的經濟范式，強調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代際公平以及國際視野，最終實現可持續發展。這些思想體現了哲學歷史方法和邏輯方法的統一，既包含科學的邏輯推論，也汲取國內外經濟發展的正反經驗；既體現了科學發展觀的態度，也體現了向歷史、向子孫的負責態度。循環經濟是在環境已遭受重大破壞、資源過度消耗的情況下產生的。根據環境破壞和資源過度消耗的歷史教訓、現代科學和經濟學的推斷，如果這種趨勢不加以阻止和逆轉，造成的后果將不堪想象。但環境破壞和資源過度消耗的趨勢并非不可逆轉，通過循環經濟的途徑，人類完全有可能實現可持續發展。這種分析和對比揭示了人類對自身經濟、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體現了哲學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統一。2.循環經濟的本質屬性與內在要求

循環經濟的定義是目前國內學者爭論的焦點，根本分歧主要在循環經濟的本質屬性問題。筆者認為，只有解決本質屬性問題，學科的理論基礎才能更加扎實，學科才能逐步走向成熟。本質屬性問題解決了，相應的內在要求就容易了。前面分析的循環經濟哲學內涵已為探討循環經濟的本質屬性與內在要求作了鋪墊。

2.1循環經濟的本質屬性

筆者贊同齊建國教授關于循環經濟的描述，即循環經濟是一種技術范式的革命，是中國新興工業化的最高形式，是通過制度創新建立一種新的經濟形態[6]。齊教授認為，從技術經濟學角度看，循環經濟實際上是一種技術范式的革命。微觀上，按照著名經濟學家喬瓦尼·多西的定義，所謂技術范式可定義為解決所選擇的技術經濟問題的一種“模式”。宏觀上，技術范式可定義為社會生產主導技術體系的基本特征和程序模式。在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同歷史階段，不同社會形態對應不同的技術范式。在技術層次上，與傳統經濟活動的“資源消費產品廢物排放”開放（或稱為單程）型物質流動模式相對應，循環經濟是“資源消費產品再生資源”閉環型物質流動模式。其技術特征表現為資源消耗的減量化、再利用和資源再生化，核心是提高生態環境的利用效率，本質是生態經濟。

筆者認為，在齊教授定義的基礎上，還可從哲學高度對循環經濟的本質屬性作進一步的歸納和總結。根據的基本原理，人類社會總是不斷由低級向高級演變，每個社會歷史階段都有與其相應的社會形態。因此，循環經濟應是人類社會在特定歷史階段選擇的經濟發展模式或者技術范式。循環經濟在特定的歷史階段產生和發展，承載著特定的歷史使命?？梢灶A見，循環經濟將對世界的可持續發展進程起重大的歷史作用；同樣可以預見，循環經濟絕不是萬能的，不是人類社會經濟發展技術范式的最高形態或終極形式。

2.2循環經濟的內在要求

2.2.1特定的時空觀念。在我國開展循環經濟的理論和政策研究，需要明確特定的時空觀念。我國是一個具有十幾億人口的發展中國家，在全球化的21世紀開展循環經濟，離不開立足自身現實發展循環經濟。要花大力氣研究我國的實際，既不能夸大，也不能縮小問題，只有實事求是才能勝利。同時，要對循環經濟的發展道路的復雜性和曲折性有著足夠的心里準備。

2.2.2統籌觀點。發展循環經濟需要統籌的觀點和系統的觀點。我國當前的經濟發展面臨很多問題，但由于資源有限，只能統籌加以考慮。要把握發展循環經濟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確定重點領域和優先發展領域，循序漸進，切忌眉毛胡子一把抓。

2.2.3理論聯系實踐。發展循環經濟要善于理論聯系實際，在實踐中不斷總結經驗、上升為理論，并以此指導實踐，然后在實踐中不斷完善理論。如此反復，推動經濟與社會向良性方向持續發展。循環經濟是實踐的學科，循環經濟理論和政策如果只停留在書本中、文件中、口頭上，不能在實踐中得以貫徹落實，循環經濟的目標就會是水中月、鏡中花。因此，必須貫徹實事求是的觀點，尊重客觀規律，努力推進循環經濟建設，同時反對把循環經濟夸大化、萬能化的傾向。

2.2.4公眾參與。循環經濟涉及全社會的各領域，離開公眾參與的循環經濟將難以成功。目前，我國居民的科學文化素質尚有待提高，特別需要在社會上進行科學發展觀的思想啟蒙，通過政府政策宣傳，引導社會生產和消費觀念。公眾環保意識和可持續發展意識的覺醒將是循環經濟得以貫徹落實并取得成功的強大動力和有力保障。

3.發展循環經濟的政策建議

3.1系統的工作思想

發展循環經濟特別要處理好改革、發展和穩定的關系。要立足現實，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堅持五個統籌，制定系統的發展規劃和政策措施。綜合協調區域、行業和部門利益，以長遠發展和大局為重，抓住主要問題，確定重點領域、優先領域和戰略步驟。

3.2制度和技術并重

要堅持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統一，既注重制度層面的政策設計，也注重技術層面的政策設計。加強對現有經濟模式、生產技術與過程、管理方法的改進和創新；加強對項目立項進行充分論證以及項目中、后期的評估；加強對節能減排領域重大技術的開發與應用。同時，開展大量調查，掌握循環經濟的動態發展，及時研究解決實踐中出現的問題。

3.3建立長效機制

根據循環經濟的不同參與主體，包括政府、企業、大學、公眾等，制定相應的政策，建立長效工作機制。同時，探討建立政府與市場相結合的有效聯系機制，完善政府考核機制和人才激勵機制。

3.4自主創新與學習借鑒

既要立足自身國情積極探索發展循環經濟的有效理論和政策，又要學習借鑒一切有益的國外經濟、管理和政策實踐的成果；既要發揚自主創新的精神，建立基本技術支撐體系，又要進行必要的技術引進和模仿消化。4.未來展望

發展循環經濟是歷史的必然。這個必然既凝聚著人類對自身處境的深深憂慮，也包含了對更高級的經濟社會發展階段的美好愿望。認為，盡管過程往往充滿曲折，世界一直是向前發展的。作為一個新的經濟形態和發展模式，循環經濟有著自身發展規律，雖然當前還有很多爭論，但“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學術氛圍，將促使循環經濟研究更快走向成熟。循環經濟在中國已經啟航，并將與實現中華民族偉大歷史復興的進程長期相伴。盡管道路充滿艱辛，但前途是光明的。

參考文獻：

[1]李兆前，齊建國.循環經濟理論與實踐綜述，《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04年第9期.

[2]董艾輝.循環經濟的哲學思考，《長沙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3月第20卷第1期.

[3]張連國.循環經濟的哲學基礎，《東岳論叢》，2005年3月第26卷第2期.

篇（7）

長久以來我國實行的是“二元結構”體制，縣域經濟發展的空間受限，這導致縣域基礎設施建設滯后，城鎮吸引力差。

2、高級技術人才匱乏。

縣域自然資源豐富、氣候條件宜人、初級勞動力過剩，但是高級技術人才匱乏。由于各種因素綜合作用，導致引進人才之路舉步維艱。

3、產業結構布局不合理。

重農輕工，第三產業發展緩慢。重傳統產業發展，缺乏改革和創新性的新興產業，第一、二、三產業尚未協調發展。

4、受政策、體制影響較大，缺乏創造力。

當前，縣域人口幾乎占全國人口的70%。由于綜合考慮國家往往將一些大項目和大產業放在大中型城市，縣域經濟發展缺少大項目、大產業支撐，發展動力不足。存在上述現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多年來我國城鄉二元體制、政府政策導向的問題，特別是農村缺乏高級市場要素，上述原因從一定程度上制約了我國縣域經濟的健康平衡發展。

二、縣域經濟發展對策建議

現階段，我國縣域經濟已經進入新的發展時期，并且處于良好的發展態勢。深刻清醒的認識當前環境、形勢的發展趨勢，并根據我們自身的條件理清符合縣域經濟發展規律的新思路并確定相應的新對策是抓住縣域經濟發展機遇期的關鍵所在。

1、明確發展思路，革新發展理念

目前加快發展縣域經濟缺資金、缺項目、缺技術、缺人才，更缺少適應現代市場經濟和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思想理念。應從多方面確立并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和民營經濟的重要作用。摒棄不合時宜的傳統縣域經濟發展觀，與時俱進研究新思路，不要就農業抓農業、就農村抓農村、就縣域抓縣域的單一孤立打法，而是應以工帶農，統籌兼顧。

2、加快工業化進程，以工業引領來推動縣域經濟發展

縣域經濟發展實際上是縣域發展的工業化過程，是用現代工業帶動傳統農業和農村經濟，從二元經濟結構向現代經濟結構轉換的過程。加快推進工業化，使農村剩余勞動力大規模地轉入工業和城鎮，這是縣域經濟發展的根本出路。當前全國強縣的實際情況已經是最好的證明。

3、加快城鎮化進程，夯實縣域經濟基礎

工業化和城鎮化是相互依存的，工業化是城鎮化的基礎，城鎮化又可以進一步推進縣域經濟工業化。城鎮化進程的快慢，直接影響著縣域經濟的發展，因此，要加快縣域經濟發展，必須加快城鎮化進程，并使之成為壯大縣域經濟的一個基礎點。

4、創新縣域經濟制度，充分發揮市場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

黨的十明確指出，要充分發揮市場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那么首先就應該創新縣域經濟制度，這是前提，沒有良好的經濟發展軟環境，為縣域經濟發展提供動力，那么我們說的發展縣域經濟都是空話。為有效創新縣域經濟制度推進縣域經濟快速發展，重點應該從明確當前縣域經濟制度改革、創新目標和方向來對農業生產承包制度、組織管理制度等進行完善，堅決剔除阻礙縣域經濟以及農工一體化的制度障礙，加快推進城鄉勞動力、技術、資本等合理流動，形成城鄉一體化的有序、開放的市場體系，調整產業結構，合理配置資源，讓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來促進縣域經濟又好又快發展。同時還要鼓勵縣域經濟主體走集約經營道路，在穩定土地承包權益受法律保障的基礎上實現農工規模經營、發展新型合作經濟組織，加快縣域企業產權制度改革，通過改革推進縣域企業民營化進程，確立民營經濟在縣域經濟中的重要地位。

5、招商引資，加快項目建設步伐，大力發展縣域民營經濟

當前,我國縣域經濟發展目標還是注重依靠政府主導的大項目，總想依靠政府直接統管來建項目，恰好不重視市場的調節和決定性作用?？h域經濟應該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充分發揮地方資源豐富優勢，不光靠政府建大項目，還應該改善投資軟硬環境和政策性問題，吸引有實力的民營企業家來投資服務地方經濟，帶動縣域經濟項目建設步伐，促進縣域民營經濟快速發展。當前，普遍重視政府投資的大項目建設，而恰恰忽視船小好調頭的民營小項目小企業，這一適合縣域經濟發展壯大的模式不容置疑、不能輕視。這可以加快縣域經濟發展速度。

篇（8）

[2] 理解就是此在在理解的前結構的基礎上對未來進行的籌劃。從這個意義上說，理解的前結構決定了理解，甚至可以說理解是理解的前結構的“重復”。

[12] 這些多樣化的形態之間可能形成互補的關系，也可能形成競爭的關系。解釋文本的文本又形成新的文本，我們稱之為衍生文本。被解釋的原初文本與解釋文本而形成的衍生文本之間的關系，是源與流、一與多的關系。這種關系并不是簡單的派生與被派生的關系，而是一種循環關系。一方面，文本及其意義存在于對它的解釋中，“多”和“流”是對“一”和“源”的補充和發展（當然也包括偏離），現實中只能通過“多”和“流”去達到“一”和“源”，這是解釋對文本意義的制約性；另一方面，文本又制約著對它的解釋，并且為評價各種解釋提供某種尺度和準繩，當然，這種評價是通過各種解釋之間的比較和競爭來實現的。

[15]

篇（9）

[中圖分類號]X171.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3115（2013）08-0143-05

工業文明與資本主義社會形態歷經300余年演化，日益涌現出其自身無法調和的系統性矛盾。生態文明與社會主義社會形態的顯現，正是人類為更好地確保其自身類存在而不懈探索出路的行動寫照。生態理性、生態倫理與生態價值是生態文明內涵的三個主干概念。其中，生態文明范域的生態理性與生態價值概念是對工業文明范式的經濟理性與經濟價值概念的辯證否定。擇要進論，誠如盧卡奇社會存在本體論的命題所言，自然是一個社會范疇，自然本體只不過是社會本體的前史。本文著重討論的生態價值不僅基于價值的主體性和歷史性，而且基于價值的社會性。生態文明范域內生于自然限制退縮與勞動社會性增強這對矛盾；特別是在工業文明與資本主義社會形態中，人類勞動能力因科學技術的日新月異和資本的全球擴張而得到空前發展，勞動目的設定的實現程度依此同比大幅提高。這使得人類在為高樓大廈和先進技術等勞動成果歡欣雀躍之時，卻觸動了自身賴以生存的地球母親之“奶酪”——環境惡化和極端氣候等生態系統性問題正在不斷拷問著人類生存發展的底線。由是觀之，生態價值所映射的自然生態環境問題根源于經濟價值指向的人化自然，卻又高于人化自然，是一個十足的社會問題；生態價值與經濟價值及主導二者價值判斷的生態理性與經濟理性之辯證關系在21世紀不僅是生態經濟學研究的基本場域，更是一個關乎人類生死存亡和發展前途的根本性問題。

一、資本主義話語范疇中的經濟理性與經濟價值

資本主義范疇的經濟理性是近代經濟學鼻祖英國亞當·斯密1776年在《國富論》中提出的。斯密憑著自己對人性的觀察，認為每個從事經濟活動的人都是“經濟人”，都有理性的利己之心，主觀上的利己心在“看不見的手”的指揮下展開競爭，客觀上推進社會財富的增長，使整個社會福利增加?！袄硇越洕恕钡恼擖c成為近現代西方經濟學的邏輯支撐點和方法論原則。①經濟學對理性范疇的運用，采取了一種簡捷的方法，即借用其他學科對理性的定義和解釋，主要是在分析假設前提上來考察完全理性或有限理性。②進而言之，人的生存需要與利益的存在使人的發展有了驅動機制，經濟活動的動力性主要還是由利益取向的最大化來呈現的，而利益取向又時時由人的需要指數的不斷增長、人們對生存質量的不斷尋求所掌控。驅動機制的形成往往使經濟活動顯示出過程性與結構性的統一，而最終由效率指數來展示其結果。③由此足見，經濟理性是指社會經濟生活中人們以經濟效益最大化為指向的價值理念。第一，從主體角度講，經濟理性是單一主體，是一種更接近于人的本能的理性，只重視人們的需要，是人類中心主義的反映。第二，從價值角度講，經濟理性是看重交換價值，在交換中追求利潤的最大化。第三，從目的合理性角度講，經濟理性是支配目的合理的工具理性，它主要是選擇有效的手段去達到既定的目標，是可以精確計算與預先算計的。④總而言之，這種經濟理性及其所主導的經濟價值內生于資本主義社會形態范疇，集中體現著資本增殖的本性；在康德和黑格爾哲學中，這種所謂的經濟理性是不夠格的理性，其外顯的現實效應就是直接危及到人類自身的安全與幸福的系統性生態環境惡化。

進而論之，要想深入理解主導當今世界發展的不夠格的經濟理性，準確理解從資本主義范疇的經濟理性到社會主義范域生態理性的邏輯發展，必須認真探考理性這個哲學概念的外延與內涵。任何概念都是具體的和歷史的，脫離歷史和現實的所謂概念只能算作描述性語詞。由于篇幅所限，本文略去理性概念從柏拉圖起始的溯源性討論，直接汲取工業文明與資本主義社會形態孕育的兩位哲學巨匠康德和黑格爾對理性概念的研究成果，用以扼要說明資本主義范疇經濟理性被社會主義范域生態理性取代的歷史必然性。

康德認為，在實踐理性范圍內，人們常常在“普通的道德理性知識”的指引下追求自己的幸福。這種道德理性知識不但包括日常生活中的健全常識，也包括來自各門具體科學的有益的觀念。但當人們運用它來追求幸福時，發現自己會陷入更多的煩惱之中，而那些接受“單純的自然本能的引導”的人，反倒覺得自己獲得了更多的實在的幸福。在進行這樣的比較以后，人們也會自然而然地產生某種程度上的“理性恨”。但這里的“理性恨”的對象是普通的道德理性知識；盡管這種道德理性知識也包含著來自各門具體科學的某些知識，但并不專指這些知識。總之，一方面，康德批判了實踐理性范圍內的“理性恨”現象，因為它誘使人們退向“單純的自然本能”，即退向非嚴格理性的生活態度和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康德又揭示了這種“理性恨”的積極意義，因為它暗含著這樣的思想，即普通的道德理性知識和幸福觀念都不足以承擔起準確地引導人們行為的重任，而準確的引導乃是“哲學的道德理性知識”，即康德在《實踐理性批判》中強調的（純粹理性的）絕對命令和道德法則。⑤

相較而言，黑格爾話語體系中的理性是通過現象與本質、有限與無限、有條件與無條件、部分與總體的辯證關系來把握這些超驗的、無限的、總體性的對象，即理念或自在之物的。⑥其“理性”內涵有兩層含義：一是與“精神現象”或“意識形態”是同義語的“理性”；二是結合歷史發展，涉及許多道德倫理問題的“理性”。因而在黑格爾那里，“理性”既與意識發展階段密切相關，同時又表現為一種方法，即歷史的、辯證的方法。黑格爾的理性概念具有特殊的批判性即自我否定性。理性的這種“自我否定性”表現為概念的運動原則，在黑格爾那里，這個原則被叫做概念辯證法。⑦誠如康德研究所示，理性真正偉大的使命是用來探索和實現理念（即靈魂、世界-自由、上帝這三大理念）的，而不是用來追求日常生活中的幸福的。⑧資本主義范疇的經濟理性實際上只是康德話語體系里的“理性恨”，因為這種經濟理性誘使人們退向“單純的自然本能”。黑格爾更是在《精神現象學》上卷理性的確定性與真理性論述中指出理性的自我意識通過自身的活動而實現：理性自我意識的直向運動即倫理世界，理性自我意識的反向運動即道德世界。雖然馬克思后來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里批判黑格爾的“被抽象化和固定化的自我，就是作為抽象的利己主義者的人，就是在自己的純粹抽象中被提升到思維的利己主義”。⑨但是，黑格爾將倫理與道德內涵納入理性概念的本質規定，是對柏拉圖“理性，是靈魂中最高貴的因素”這一哲學命題的系統展開與深化。一旦考慮倫理和道德問題，資本主義范疇的經濟理性便難以立足，揚棄以資本增殖為終極目的設定的經濟價值負面效應便據此具備了邏輯與歷史的合理性。

總之，康德話語體系里的“理性恨”概念以及黑格爾將理性自我意識指向倫理與道德世界的理論構建對我們研究從資本主義范疇經濟理性到社會主義范域生態理性的創造性轉化過程具有重要的樞紐價值與環節意義。

二、社會主義話語范域中的生態理性與生態價值

隨著工業文明與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由盛到衰的歷史轉變，人類對生態危機、生存危機和人與自然關系的認識也在不斷深化。理性觀照，人類正在資本主導的社會形態中以國度性、區域性和國際性組織的形式，借助輿論、政策、國策、外交以及法律等手段，不遺余力地調整人與自然的關系。然而，我們應該辯證地認識到，這一社會現象其實在反復重申著這樣一個真理：工業文明與資本主義社會形態所包容的積極因素釋放殆盡的時際已經到來，新的產業革命與新的社會形態取代現有工業革命成果與資本主義社會形態已經無法避免。回到現實，生態文明與社會主義社會形態業已不期而遇，并以生態社會主義為名，在歐美綠色運動與生態運動中產生并發展成為一種重要的社會思潮。具而言之，生態社會主義起源于20世紀70年代，到90年代逐漸成為一個異軍崛起的社會主義思潮和流派。生態社會主義的基本點是將生態主義世界觀引入社會主義理論；生態社會主義者認為，由于資本主義制度是造成當代全球性生態危機的罪魁禍首，因此，他們主張只有徹底廢除資本主義制度，建立生態社會主義社會，才能從根本上解決生態危機，拯救人類的生存環境。生態社會主義的政策主要有：主張社會公正和自然界的公正，主張基層民主和非暴力，主張建立生態經濟，其國際主張同樣依據其生態學、社會責任感、基層民主和非暴力原則。生態史觀同社會主義的耦合絕非偶然，生態社會主義的主張是生態理性、生態倫理與生態史觀合理內核的外化，生態經濟學由此應運而生，這其中蘊涵著深刻的哲學與歷史必然性。

擇要進論，生態理性是資本主義經濟理性自我否定的結果，是資本主義社會形態舊事物中孕育生長出的社會主義社會形態新事物之萌芽。一方面，倘若沒有危及人類生死存亡的工業文明與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系統性矛盾的顯現，也就不會生成生態理性、生態倫理和生態史觀的概念；另一方面，倘若沒有社會主義思想以及承載這種思想的社會主義社會形態作支撐，生態文明的核心——生態價值亦將停留在萌芽狀態因而無法得以充分實現。不同于傳統的推理或決策模型只注重認識過程的有序性和連貫性，關注認知過程是否符合內部標準即邏輯規則，生態理性觀把認識方式與環境信息結構的適配性作為判斷認識合理性的標準。⑩進而言之，生態學有一種不同的理性，它使我們知道經濟活動的效能是有限的，它依賴于經濟外部的條件。尤其是，它使我們發現，超出一定的限度之后，試圖克服相對匱乏的經濟上的努力造成了絕對的、不可克服的匱乏。但結果是消極的，生產造成的破壞比它所創造的更多。當經濟活動侵害了原始的生態圈的平衡或破壞了不可再生的自然資源時，就會發生這種顛倒現象。生態學無疑是從另一側面揭示出了資本主義制度下經濟理性的內在矛盾，即在追求更多、更快的利潤時忽視了造成利潤的外在自然條件的損耗，它必然引起新一輪的能源、資源的競爭，而競爭在追逐利潤、資本的欲望下不斷擴大，愈演愈烈，自然資源的不斷減損不但沒有使競爭的腳步放慢，反而加劇了競爭，結果造成一種不可再生、不可挽回的局面，資源的嚴重匱乏打破了生產的企圖，人類進步最終淪為空話。11由此可見，生態理性、生態倫理和生態史觀的歷史任務主要是批判工業文明和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的內在桎梏，進而超越資本增殖為主要目的的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模式與社會形態，在全新的社會主義社會形態中高揚生態理性，確立生態倫理，端正生態史觀，實現生態價值。

三、生態價值是對經濟價值的辯證否定和積極揚棄

人類活動總是以一定的價值觀為指導的。從一定意義上講，人類社會的全部成就及其問題都根源于一定形式的價值觀念。因此，從本質上看，建立生態經濟、解決環境問題必須樹立統一的生態價值觀念。利用市場激勵機制建立生態經濟，在經濟層面上，需要建立環境資源產權制度；在政治層面上，需要政府以強制力保障產權的自由轉讓；在倫理層面上，需要確立生態價值觀。這三者之間并行不悖，而且缺一不可。12生態理性主導的生態價值體系內生于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內在矛盾性，從其誕生的第一天起，就天然具有批判資本主義經濟倫理與價值觀念的社會主義性質。特別是在資本主義不斷出現體系性危機，人類社會第四次工業革命（以知識集成和綠色新能源產業為主導的工業革命）和第三次社會形態大變革（囊括生態文明全部內涵的社會主義社會形態）已現端倪的21世紀10年代，探討社會主義范域生態價值與資本主義范式經濟價值之間的辯證關系，是揚棄資本主義工業經濟體系，構建包含資本主義工業經濟體系一切合理因素的社會主義生態經濟體系的必要一環。

概念具有積累性。抽象的理論概念皆來源于具體的歷史與現實，脫離具體社會形態和歷史演進的概念討論只能是壞的抽象。生態價值不是抽象的憑空產生的概念，而是在具體的工業文明與資本主義社會形態中對既有經濟價值概念的辯證否定，是繼承了經濟價值合理內核的嶄新概念。生態學思想只具有相對的有效性，它們必須吻合于并扎根于它們所處的時代。13只有通過認識經常變化的過去——人類與自然總是一個統一整體的過去——我們才能在并不完善的人類理性幫助下，發現哪些是我們認為有價值的，而哪些又是我們該防備的。14本文將生態價值與經濟價值置于不同文明范式和相異社會形態中展開論述，力求邏輯與歷史在具體、整體和時空三個向度上實現內在的統一。

辯證察視，生態價值與經濟價值兩大概念之間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性，同時又存在質的差別性。社會主義社會形態范域的生態倫理使我們能更清楚地看到，經濟制度的道德性取決于兩個因素：是否有利于增進人與自然作為一個有機和諧整體的生態系的善；是否有利于增進人類社會自身作為一個完整的生態系所要求的善。15然而，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生態只能是技術上的開放，無法改變的是危機背后的原因，因為改變就是反對資本主義制度本身。因此，這種制度下的生態觀充其量也只是利益擴大化的幫兇，而不是救世主，這樣的生態化解決的不只是暫時的危機，很快新的危機便會出現，當人類解決問題的速度遠遠小于危機出現的速度，適度的崩盤便可想而知。16以經濟理性為出發點的傳統經濟學，以人類為自然萬物的主宰，認為自然界除了滿足人的欲求之外，再沒有其他價值。經濟理性把人的財富積累和物質消費視為最高價值，以大量占有高檔奢侈消費品為榮耀，置自然資源的枯竭于不顧。大規模的生產對自然界大規模采伐，大規模的消費對自然界大規模排廢，構成對自然界的大規模戕害。與經濟理性不同的是，生態理性把生態系統視為母系統，把經濟系統視為子系統，視大自然為萬物之母、人類之母。生態理性承認人類是萬物之長、萬物之靈，承認人在自然系統中的卓越地位，但不承認人類是萬物的主宰。人類要想從大自然那里獲取生存、發展所需的使用價值，就必須保全和養育自然萬物的生態價值。因此，生態理性強調把人類的物質欲望及對自然的改造、干預限制在能為生態系統承受和恢復的范圍之內。經濟活動須得考慮生態環境的規模約束，在經濟系統的吞吐量保持常量和較小增量的情況下，改變自身的結構和功能，從而維護生態系統的結構和功能。17上述這些論點皆屬于生態理路。與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的話語主體對全球氣候及環境問題的認識不同，社會主義社會形態的話語主體繼承了馬克思和盧卡奇的理論精華，將社會主義范域的生態價值概念牢牢構建在資本主義社會形態話語主體刻意遮蔽的社會性基礎上，從而深刻揭示并批判了資本主義經濟價值的內在桎梏與單向度，進而積極全面地揚棄了資本主義經濟價值及由其衍生出的資本主義生態倫理。

生態者認為，人類社會是一個生態系統，作為其構成要素的精神內容使人類社會比其他任何生態系統都更為復雜。在這個系統中，作為主體的人對環境的適應是人在改造客體、改造實踐方式以及改造主體自身的過程中實現的主動適應。無論對主體、客體還是實踐方式的成功改造，都是以人對相應對象的正確認識為前提的。18人與自然必然不是簡單的結合，人和自然只有在一種“正當”關系之下的相互成就才能造就真實的人類社會，才能在這樣一種人類社會中凸顯人對自然作出生態化的努力，即不單一追求自然的采伐的利已層面，更要顧及在雙方關系中自然的可持續發展與人性的合力彰顯、適時的發展。無論是高茲還是馬克思都看到了資本主義的不合理發展就是人性持續退化的根源，人性的退化又不單單表現在人性被物性遮蔽的事實，更重要的，人性的異化已經由一種被動形態轉向主動趨勢。而生態理性的提出恰恰為一切異化的根源得以回歸應然的尺度提供了可能。生態理性秉持著“更多不一定更好”的原則，就是要求人類在處理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關系時，量度而行，以“關系性”的維度為大方向，不以一方的利益高于另一方為原則的“求和”，這種“求和”也正是生態理性的根本目的。19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的話語主體片面認為：“自然之被破壞、環境問題之產生，究其根源，是傳統倫理學的狹隘和偏執性所致。因為在傳統倫理學的視野中，除人類以外的非人類生物被認為是不具備主體資格的，只有人才具有道德權利，才是道德關懷的惟一對象。生態中心主義認為，正是傳統倫理學的這種狹隘和偏執性導致了人類對非人類生物的冷漠和殘忍，導致了人類對大自然的粗暴奴役和無情破壞?；诖耍鷳B中心主義指出，把道德關懷的界限固定在人類的范圍內是不合理的，傳統倫理學必須突破對人的偏愛，把道德義務的范圍擴展到人之外的其他存在物上去，‘設定’人與自然之間的‘倫理關系’，承認其他生物物種的‘道德權利’。即不僅要對人類講道德，而且也要對非人類生物講道德，并認為只有這樣，人類保護自然、維護生態平衡才會有確定的基礎和內在動力”。20這種生態中心主義論具有極大的真理遮蔽性和意識形態迷惑性；其主要采用的方法還是資本主義社會形態在萌芽和上升時期的理論代言人們曾經使用過的對抗上帝觀念的自然觀念，其根本目的是避免人們把全球性的生態環境問題之矛頭指向資本主義社會形態本身。

然而，誠如沃勒斯坦對“發展”概念的批判——他指出“發展”這一概念只不過是“工業革命”這一概念的簡單變種而已?；诖耍麖娬{時空多元性對社會學科研究的重要性——“時空”不僅是純內生變量而且還是我們理解社會結構和歷史變遷的關鍵所在。21通觀歷史，發展是間斷性的質變，而非連續性的量變，可持續發展概念在哲學語境中是值得商榷的。要而言之，資本主義社會形態和生產方式所孕育的經濟價值看似合理，實際上卻是資本所有者借可持續發展之名，潛在認同更多就是更好的資本積累邏輯，實質為資本所有者精心編織的為資本增殖服務的觀念系統與游戲規則。更進一步，盧卡奇研究指出：“勞動的事實和它的結果在社會存在中造成了一個完全特殊的結構。因為，雖然一個目的性設定的全部產物是因果地產生和起作用的，以致它們的目的論起源似乎在效果中被消除了，但它們卻具有僅僅是社會性的特征”。 22鑒于此，研究全球性生態環境問題必須要到主導人類生存發展的資本主義社會形態與生產方式中去尋求原因。反之，生態價值只有在打破國際經濟政治舊秩序的社會主義社會形態全球體系中才能得以真正彰顯；同時，也只有在全世界勞動者聯合的理性作支撐的社會主義社會形態全球體系中才能生成完全意義上的生態經濟。

[注 釋]

①17姜亦華：《用生態理性匡正經濟理性》，《紅旗文稿》，2012年第8期。

②何大安：《行為經濟人有限理性的實現程度》，《中國社會科學》，2004年第4期。

③蓋光：《生態文化與經濟生態結構》，《鄱陽湖學刊》，2011年第6期。

④王若宇、馮顏利：《從經濟理性到生態理性：生態文明建設的理念創新》，《自然辯證法研究》，2011年第7期。

⑤⑥⑧俞吾金：《從康德的“理性恨”到黑格爾的“理性的狡計”》，《哲學研究》，2010年第8期。

⑦陳愛華：《黑格爾理性概念的自我否定性》，《江蘇社會科學》，2010年第5期。

⑨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1頁。

⑩18唐本鈺：《論生態理性》，《濟南大學學報》，2004年第3期。

111619韓秋紅、楊赫姣：《高茲的生態理性——社會主義的另一種闡釋》，《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11年第2期。

12費平、盧風：《生態經濟與市場激勵機制》，《常德師范學院學報》，2003年第4期。

1314唐納德·沃斯特：《自然的經濟體系——生態思想史》，商務印書館2007年版，第489頁。

15田海平：《應當確立經濟倫理的生態理念》，《吉首大學學報》，2001年第4期。

20王云霞：《生態中心主義與生態之比較及啟示》，《思想戰線》，2012年第2期。

21伊曼紐爾·沃勒斯坦：《否思社會科學——19世紀范式的局限》，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版，第3頁。

22盧卡奇：《關于社會存在的本體論（上卷）——社會存在本體論引論》，重慶出版社1993年版，第701頁。

[參考文獻]

[1]崔永和.生態價值：深化價值論研究的前沿視域[J].河南師范大學學報，2008，（4）.

[2]趙敏.生態學與經濟學：生態經濟思想探源[J].長沙大學學報，2001，（3）.

[3]樊勝岳，高新才.中國荒漠化治理的模式與制度創新[J].中國社會科學，2000，（6）.

[4]康芒，斯塔格爾.生態經濟學引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5]黑格爾.精神現象學[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

篇（10）

中圖分類號:B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09)11-

伊姆雷•拉卡托斯( Imre Lakatos,1922――1974年),英籍匈牙利人,倫敦經濟學院邏輯學教授。他是著名的數學哲學家和科學哲學家,是現代科學哲學“歷史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下面對他的研究現狀進行綜述:

一、對拉卡托斯的哲學思想進行闡述

這樣的文章有《Lakatos's 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s》、《Lakatos' Philosophy of Mathematics》、《Historicist Theories of Rationality》等。《Lakatos' Philosophy of Mathematics》介紹了拉卡托斯的數學哲學思想?！禠akatos's 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s》詳細從闡述了拉卡托斯的思想,并引用史料來輔助解釋,最后比較了拉卡托斯和庫恩思想的相同和不同之處?！禜istoricist Theories of Rationality》系統闡述了歷史主義的思想源流和歷史沿革,重點介紹了理性歷史主義的代表人物拉卡托斯的思想。

二、利用拉卡托斯方法論指引下的工作

這樣的文章有:《Thomas Young and the ‘Refutation’of Newtonian Optics》、《Why Did Einstein’s Research Programme Supersede Lorentz’s》等?！禩homas Young and the ‘Refutation’of Newtonian Optics》中沃勒爾主要用拉卡托斯的編史學思想討論了波動說和微粒說兩個綱領競爭的一段歷史:托馬斯•楊對牛頓光學的反駁,《Why Did Einstein’s Research Programme Supersede Lorentz’s》是新科學綱領方法論的提出者,拉卡托斯的朋友扎哈爾研究愛因斯坦綱領和洛侖茲綱領競爭的歷史問題。

三、對拉卡托斯編史學的批判和改進

這樣的文章有:《跛子與瞎子:科學史與科學哲學》、《進步及其問題》、《Th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a Taxonomy 》、《證偽和他的批評者》、《科學究竟是什么》、《科學革命的結構》和《反對方法》。

《跛子與瞎子:科學史與科學哲學》中,庫恩對拉卡托斯的編史學思想提出了質疑。他認為拉卡托斯所要求的這種“實際歷史”只是一種神話。庫恩指出“對于歷史學家來說,實際歷史只不過是實際被寫出來的歷史,或者由此選出的子集。改進它的辦法就是使之適應更多的經過解釋而已被人承認的事實。其它的改進辦法就是重新解釋現有的材料基礎,或加以擴充?！绷硪环矫?庫恩認為,那種要按哲學理論去“重建”歷史的作法,“可能會成為編造歷史的借口”,“為哲學而寫的歷史,往往幾乎不是歷史”。查爾莫斯在《科學究竟是什么》也指出,拉卡托斯的理論中一個嚴重的疏忽在于“因為他已經假定有實際歷史這樣的東西,他能夠用它來檢驗他的理性改造物,但是他沒有提供一個這種實際歷史的研究要在其框架內展開的理論。”

四、關于拉卡托斯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在經濟學領域的應用

代表人物有:拉齊斯,漢茲,布勞格,羅森伯格,米羅斯基,羅伊•溫特勞布等人。有關拉卡托斯的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在經濟學中運用的論文集《經濟學中的方法和評價》(1976),《經濟學中的情境決定論》,費什《經濟發現的邏輯》。

五、國內突出成果:對拉卡托斯編史學研究問題上的新方向

石麗琴在《從解釋學的觀點看拉卡托斯的科學編史學》一文中從認識論解釋學有關文本的觀點與拉卡托斯科學編史學研究綱領之間的內在關聯進行對比分析,進一步加深對這兩種理論特別是對后者的理解。還有石麗琴的《拉卡托斯科學編史學研究綱領與認識論解釋學》一文。

參考文獻:

[1]Richard Harter. Lakatos's 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

[2]Teun Koetsier .Lakatos' Philosophy of Mathematics. Historical Approach. Amsterdam. North-Holland. 1991.

篇（11）

東北財經大學博士生導師朱成全教授所著《經濟學的“科學困境”及人文轉向》（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一書運用科學發展觀，從哲學、經濟學、社會學、歷史學等多角度對此做出了科學的、精辟的解釋。該書認為，經濟學不僅具有科學性，而且更具有人文性。作者指出，如果忽視了經濟學的人文性，就會使經濟學走向“科學困境”。經濟學若想擺脫當今的“科學困境”，就必須走向人文。J．M．布坎南在《經濟學家應該做什么》一書中說：“假如我們圍繞所謂的‘具有自然科學性’的經濟學……打轉……我們就會在促進人類進入衰敗過程?！卑ⅠR蒂亞?森在《倫理學與經濟學》一書中指出，對現代經濟學進行了反思，一方面肯定了現代經濟學的合理性――科學的追求；另一方面指出了現代經濟學的缺陷，即缺乏倫理學的內容?，F代經濟學要克服這一缺陷，就應當給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就必須和人文結合起來。朱成全教授在其專著中論述了如下幾個問題：

1．經濟學是科學與人文的統一

“經濟學是什么”一直是經濟學哲學的根本問題。經濟學中幾乎所有的爭論、困惑和危機都會上升到這一問題及對其回答。對此問題的回答最終會體現出科學主義與人文主義、現代主義與后現代主義這兩大思潮，尤其是前者。這就是說，應該從這兩大文化背景來理解經濟學。

從兩大文化思潮的對立、影響，可以得出科學與人文之間的關系。科學主義與人文主義總是以自己的觀點來努力改造對方的做法最終都失敗了，這表明科學與人文是有區別的?？茖W主義與人文主義出現了相互融合的趨勢，這表明科學與人文又是相互聯系的。科學與人文的相對確定性的區別表現在：科學多是以外物作為研究對象，而人文多是以價值作為研究對象；科學主要以實證方法為主，而人文主要以解釋學方法為主；科學的認識成果一般具有共識性，而人文的結論通常是個別性的；科學往往要根據實驗或實踐來判別，而人文往往很難通過設計實驗的方法來進行判別。簡單地說，科學偏重真，人文偏重善和美；科學被稱為“工具理性”，人文被稱為“價值理性”?？茖W與人文都是對人或人類社會最高境界――“真善美”的追求。

經濟學具有科學性，這是因為從科學的劃分標準來看，經濟學有其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理論體系、檢驗標準，從而在一定程度上能夠說明或解釋世界，以至于能夠指導人們改造世界。

但是，經濟學和自然科學是有重大區別的，自然科學通常能夠做到“價值中立”，而經濟學卻往往很難做到。所以，如果經濟學完全具有科學性的話，就意味著經濟學和自然科學沒有本質的區別，必將導致經濟學的“科學困境”。

擺脫經濟學“科學困境”的出路就在于經濟學還具有人文性，科學哲學的文化轉向表明了科學是一種文化現象。經濟學不僅要從科學的角度來進行理解，還應從人文角度來進行理解。從邏輯與歷史相統一的角度來看，經濟學是人學，畢竟具有人文性，經濟學中充滿了價值分析和道德特質。

如果僅僅將經濟學視為科學，就是科學主義的理解，必將使經濟學走向“科學困境”，而缺乏人文性。如果僅僅將經濟學視為人文，就是人文主義理解，必將使經濟學缺乏科學性。

不少學者乃至“大家”都有與此相近的觀點。盛洪認為，經濟學就其最高境界來說，不是科學，而是人文，他大呼“經濟學精神”；汪丁丁認為經濟學介于哲學與科學之間，他也直言“作為人文精神的經濟學”；薩繆爾森認為，經濟學處于科學與人文之間。

2．闡明了經濟學的境界

依據馮有蘭先生的人生境界說，經濟學可以分為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

西方經濟學還處在功利境界，具有科學性，但尚未進入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缺乏人文性。雖然西方經濟學有人文追求，但是，這從屬于科學追求，且局限于功利追求，所以，西方經濟學仍然缺乏合理的人文追求。經濟學既有科學追求，又有人文追求，并且強調通過科學來實現人文追求，所以，經濟學思想更具有廣闊的發展前途。

3．經濟學不僅要應用科學方法，更要應用人文方法

由于人文學科是以人文世界為研究對象的，所以，人文學科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對“意義”的理解方法，而不能像研究自然界那樣去進行實證分析。特別強調的是，人文學科必須遵循的歷史學科的原則和方法，即歷史主義的原則、邏輯與歷史相統一的方法、人文學或人道主義的方法。經濟學的德國歷史學派則在某些方面不自覺地運用歷史主義的原則。恩格斯曾經說過，經濟學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間的關系。

4．要從“經濟人”與“道德人”、“理性”與“非理性”相統一，同時要吸取中國傳統文化的合理性，來構建有中國文化特色的經濟學

西方經濟學具有西方文化特色，我國應當以為指導，參照19世紀到20世紀的西方文化，在我國傳統文化的基礎上，批判地吸收每一種文化的合理思想，這樣，才能在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基礎上，構建出有中國文化特色的經濟學。

5．西方經濟學要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吸取豐富的營養

西方經濟學要從功利境界提高到道德境界、天人合一境界，當然離不開的指導，還應當吸取中國傳統文化的合理性：“天人合一”思想、“人際協調、道德修養”思想、“義利”思想、“中庸”思想、“自由經濟”思想以及中國傳統文化所具有的意象語言，進而，當今西方經濟學才能克服其基本上仍然停留在科學與功利境界的缺陷性。中國傳統哲學中意象語言是一種介于概念（或科學）語言與詩性（或人文語言）語言之間的一種語言，所以，中國傳統哲學中意象語言有可能全面地把握經濟學的本質。

6．廣義的人文指標

科學和人文的關系是：人文應該以科學事實為基礎，且在一定程度上遵循科學標準，而科學應該以人文為價值規范。

科學與人文的關系，又稱功利與人文、科學與哲學的關系。

功利與人文，又稱為“功利”與“超功利”的關系。人的生命存在并不僅僅是功利性的，同時還要有超功利。所以，超功利的終極關懷固然表現為對功利的超越，但這種超越是內含有功利追求的，其使命就在于實現從功利物欲到精神境界的升華。

由于科學是人的事業，所以，對科學進行批判，就必然會揭示出科學中的人性內容，這就是說，哲學不僅僅是科學，更重要的是人文。馮友蘭先生指出，學科學的目的，是使人能成為有一定職業的人，這至多是人的“生存意義”，而學哲學的目的，就在于使人生活得更有價值。由“科學是哲學的基礎，哲學指導科學”可知：科學是人文的基礎，人文規范科學。

既然人文以科學為基礎，人文因素也就包含著科學因素，當然包含著經濟因素。所以，可以將包含經濟等在內的人文因素視為廣義的人文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