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表云整理的11篇現代漢語語法論文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

篇（1）

一、產生于宋代說。1995年11月8日《光明日報·文化周刊》專版刊登了鄒曉明、唐信忠二先生《漢字簡體字九百年前就出現》一文，認為“早在900年前的北宋時期，簡體字已在人們的手書中流行，這是有關學者對最近發現的米芾手書《晝錦堂記》碑刻進行深入研究后得出的結論”，并舉出“記、將、榮、蓋”等14個共17處簡化字作為證明。

1995年12月4日新華社又發了一條電訊稿《宋明清文物上發現簡體字》證實上述消息，1995年12月5日的《光明日報》予以登載。文中報道說，在江西吉安市興橋鎮釣源村“發現一北宋書法家米芾手書《晝錦堂記》的清代道光年間碑刻，清晰可辨的159字中，有13個簡體字，這又將簡體字的出現前推了400多年”。

二、產生于唐代說。1993年10月24日《光明日報》刊載魏奕雄的文章《唐碑已有簡體字》，謂《嘉州凌云寺大彌勒石像記》碑文的撰刻時間為“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十一月五日”，“碑文共800多字，尚有270字清晰可辨”。“在270個可辨識的字中，發現‘彌、萬、將、與、繼’5個簡體字，與我國大陸現在通用的規范簡化字完全相同，其中‘彌’和‘萬’出現兩次。”

三、產生于晉代說。1996年1月3日《文匯報》載王春南先生文《中國何時出現簡化字》，說“現今通用的某些簡化字，豈但北宋的米芾用過，在米芾之前700多年，東晉王羲之就用過”，并舉出王羲之在《蘭亭序》、《游目帖》及唐懷仁和尚集王書《大唐三藏圣教序》等傳世墨跡、碑刻中使用簡化字22個。據此，該文認為：漢字簡化字出現的上限應在王羲之生活的東晉年間。

上述幾種關于簡化漢字出現的年代的說法，都是值得商榷的。

為了便于說明問題，我們首先應弄清楚簡體字和繁體字的基本概念。在文字學中，簡體字與繁體字是兩個相對的概念。一般來說，經過簡化的漢字稱為簡體字，而已有簡體字代替的漢字，則稱為繁體字。因此，用筆畫簡單的字代替筆畫繁多的字，稱為漢字的簡化。其次，考諸漢字的結構及其發展變化的歷史，我們可以發現“簡化的趨勢是從有了文字之后就開始存在，并且貫徹在文字發展的整個過程中的，是文字本身內在的規律”［1］。也就是說，簡體字是從漢字產生的時候起就出現的客觀實在。

下面依次加以說明。

殷商甲骨文是我國最古老而成體系的漢字類型，它以象形、會意等造字方法為基礎，同時大量使用假借字以適應記錄語言的需要。迄今可辨識的甲骨文字約有2000個。從這些可識的甲家文字的筆畫和結構看，簡繁無定是這些鍥刻文字的突出特征，常常有一個字出現幾種乃至數十種不同的寫法。如“貞”字，就有67個繁簡不同的形體［2］，“馬”字有50個繁簡不同的形體［3］，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文字學上把這種“一字多形”的字稱為“異體字”，也稱“或體”、“重文”。異體字是在漢字創始之后和新陳代謝過程中客觀存在的現象。這是因為，作為表意文字的漢字，在與語言的適應過程中，往往導致獨立的記錄符號隨著語言表達的細密而相應增多，于是就產生了代表一個音節的符號出現幾種不同的形體和結構的現象，所以在甲骨文中，幾乎每一個字都有異體。另外，與文字缺乏統一的規范標準亦有很大的關系。

甲骨文中的異體字，多數出現在不同的甲片上。而在同一甲片上，復用字一般都保持著筆畫的一致。如果把這些異體字作一歸納比較，可以發現使用頻率越高的字異體越多。若進一步把同一字的異體按筆畫的多少排列，可以看到年代越早的字筆畫越繁，其圖畫性越強，反之，年代較晚的字筆畫就越簡單。如“馬”字，商王武丁時期的字形要比武乙、文丁時期的字形簡單很多［4］。這種現象反映了表意文字由具象圖形向擔象符號發展的趨勢，也說明了使用頻率促進著文字的簡化。另外，甲骨文字由于書寫工具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也對字形的簡化產生了影響。從已出土的商代后期的甲骨和玉石、陶等類物品上殘存的少量書寫文字看，這些字是用毛筆蘸墨或朱砂書寫的，可見，在商代，毛筆已經是主要的書寫工具。“筆”字繁體作“筆”，從（附圖略）

在西周金文當中，文字雖然存在著簡化和繁化兩種傾向，但簡化始終是漢字發展的主流。

與甲骨文相同的是，兩周金文中的異體字依然大量存在。如“國”字，不同的寫法形體仍有數十種，多數字仍是異體各存。這個時期的文字多是范疇于器物之上，工藝復雜，因而對一些字在筆畫上進行了較多的省簡，形體也逐漸規整。這是兩周金文發展的基本趨勢。同時，由于社會分工的日漸繁復和人類思維的發展，相應地要求語言文字的表達與之適應，因而通過假借法賦予新義，或用指事法增加義符，或用形聲法增加音符，或增加筆畫以區別同音異義字等，創造了一些新字；這些新字不同程度地使文字的筆畫增多了，出現了所謂“繁化”現象。兩周金文繁化的另一個特點是圖畫形文字的復現。這主要是器物鑄造日益精美，在青銅器上采用了裝飾性極強的圖案花紋，這種裝飾意味也滲透到了文字之中。郭沫若說：“東周而后，書史之性質變而為文飾，如鐘磔之銘多韻語，以規整之款式鏤刻于器表，其字體亦多作波磔而有意求工。……凡此均于審美意識之下所施之文飾也，其效用與花紋同。中國以文字為藝術品之習尚當自此始。”［6］如東周時期的“鳥蟲書”，在筆畫的上下或左右增加了一些變形的鳥、蟲圖案，無疑使文字變得復雜了。但這些文字具有藝術性而無實用性，很快就因為政治、經濟、科技、文化、生活的發展與實用漢字相分離，進入純藝術的殿堂；而作為記錄語言的符號的漢字，仍然沿著簡化的道路向規范化、科學化、抽象化、實用化發展。

戰國時期，群雄爭霸，各自為政，“書不同文，車不同軌”，文字的使用也產生了混亂狀況。正像唐蘭先生指出的那樣：“特別是到了戰國末年，貴族社會崩潰，在商人社會里，書法也不講究了，鍥刻文字筆畫草率，簡體跟破體盛行。”［7］從漢字發展的歷史來看，這個時期文字混亂的狀況具有兩面性：一方面，諸侯國各按所需、各自為文，任意增減筆畫，造成文字交流的困難，影響了漢字的規范化進程；而另一方面，這種率意簡筆與破體省略，卻又在客觀上為新體漢字的產生準備了條件，促進了漢字向著簡化方向發展。

秦始皇統一六國，下令全國“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8］，命李斯等人作小篆，廢棄六國異文，這是中國文字發展史上的第一次規范化運動，也是第一次由政府主持的文字簡化運動。王國維曾經考證過秦統一文字的情況：“班孟堅言《倉頡》、《爰歷》、《博學》三篇文字，多取諸《史籀篇》，而字體復頗疑，所謂秦篆者也。許叔重言：‘秦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文字，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是秦之小篆本出大篆。而《倉頡》三篇未出，大篆未省改以前，所謂秦文，即籀文也。”［9］也就是說，小篆是經過“省改”大篆而產生的；所謂“省改”，即是簡化之意，通過對史籀大篆的規范、簡化，才得以使新的字體小篆作為統一文字頒行天下。相對于大篆，小篆即是它的簡體字。

現代意義上的簡體字的大量出現，是在漢字完成了隸變之后。隸變是古漢字演變為現代漢字的關鍵，同時也是漢字的一次大規模的簡化過程。所謂隸變，準確地說應該是“草變”。郭紹虞先生曾指出過這個問題：“隸書對篆而言，是篆書的草體。”［10］這在已出土的大量簡牘、帛書中可以得到證明。事實上，古草書在小篆之前就存在了。侯馬盟書、溫縣盟書、信陽楚簡、仰天湖楚簡等文字都已出現了簡省連寫的筆畫，這些與常見的銘刻文字不同的率意而寫的篆草書體就是古草書。在秦以小篆正定文字之前，主要是因為這些古草書才形成了“書不同文”的局面。小篆的不易書寫加大了文字與實用的距離。許慎說：“秦焚燒經書，滌除舊典，大發吏卒，興戍役，官獄職繁，初有隸書，以趣約易。”［11］趙壹說：“蓋秦之末，刑峻網密，官書煩冗，戰攻并作，軍書交馳，羽檄紛飛，故為隸草，趨急速耳。示簡易之指，非圣人之業也。但貴刪難省煩，損復為單，務取易為易知，非常儀也。故其贊曰：臨事從宜。”［12］秦代的隸書就是篆書的草寫，史稱“古隸”，以睡虎地秦簡為代表。古隸的發展分為兩途：一是在草化省略圓轉弧曲筆法的基礎上規則端正，形成左右對稱、方正波磔的“八分書”即今隸；二是在草化連筆快寫的基礎上規則簡率，形成了輕捷便利的章草。

從已出土的文物考察，篆書草化的進程肇始于戰國晚期。1980年在四川青川戰國晚期墓葬中發現的木牘文字即有明顯的草化痕跡。省略、連筆、方折的筆法已經較多地取代了圓轉的篆書筆法。稍后一些，從睡虎地秦簡、馬王堆漢墓帛書和銀雀山漢墓竹簡文字中，更可以清楚地看到秦隸的形體和章草的雛形。至少在西漢時期，章草已經成為可以應用于各種重要場合的正式字體，其使用范圍已相當廣泛。據筆者對現存已出土的西漢景帝（前156年－前141年）時期至東漢章帝（76年－88年）時期的兩漢簡牘、碑刻用字的不完全統計，當時使用并和今天簡化字相同的簡體字有30多個。如“記、興、為、東、張、問、來、時、麥、鋪、楊、書、倫、車、頭、陳、長、貫、鄲、孫、干、樸、夾、魚、蕭、賦、事、門、稻”［13］等字。這些字絕大多數來源于古隸的草寫，并且都有著較高的使用頻率。草寫在客觀上完成了對漢字繁復筆畫的簡化，因而在漢字簡化的歷史演進中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

到了東漢后期至魏晉間，出現了現代形體的楷書。楷書又稱“真書”，它是從今隸和章草中演變而來的。從漢晉木簡的字體和筆法中考察，在章草中已漸次具備了楷書的形體。從存世的碑刻、墨跡看，漢代沒有楷書的遺跡。現在可以見到的最早的楷書，是鐘繇（151年－230年）所書《宣示表》、《薦季直表》等碑刻。又有吳之《谷朗碑》，字體筆畫亦近楷書［14］。而流傳最古的西晉陸機《平復帖》，仍存章草筆法，可見晉初章草與楷書尚在進行嬗變交替。楷書的出現，使漢字在科學化、規范化的道路上邁出了一大步，建立了現代意義上的漢字形體系統，使方塊漢字在一個較長的時期內固定下來。

楷書的定型是在對今隸的簡化和對章草的吸收和基礎上完成的。在筆畫上，簡化了今隸的波折和方撇；在結構上，吸收了章草的簡省和連寫替代，形成了科學的、規范的方塊漢字。因此，可以說，楷書又是對今隸的一次簡化。此后，簡體字隨著行書、草書的快寫而使用得日益普遍。魏碑中已大量出現了如“萬”、“無”等簡體字。晉、唐佛教譯經、寫經鼎盛，宋代雕版印刷大為發展，話本小說、說唱諸宮調、戲曲等市民通俗文藝崛起迅速，都促進了簡體字使用的社會化。特別是宋、元雕版書籍中大量出現的“俗字”，是刻工貪圖省工省時恣意簡省筆畫的結果。雖然其中很大一部分因違背了漢字簡化的規律而被淘汰，但這些“俗字”在漢字由繁趨簡的發展過程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視的。

注釋：

[1]梁東漢：《漢字的結構及其流變》第48頁。

[2][3]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甲骨文編》卷三·二九、卷十·一。

[4]高明：《古文字類編》第192頁。

[5]裘錫圭：《文字學概要》第42－43頁。

[6]郭沫若：《青銅時代·周代彝銘進化觀》。

[7]唐蘭：《中國文字學》第120頁。

[8]《史記·秦始皇本紀》。

[9]王國維：《觀堂集林》卷七《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論》。

[10]郭紹虞：《從書法中窺測字體的演變》。

[11]許慎：《說文解字·敘》。

篇（2）

“教學活動是為實現教育目的服務的，從根本上來說，教育目的就是為了培養全面發展的人才。”[1]因此，對外漢語專業現代漢語課的授課教師更應認清培養任務，對授課方式做出新的探索。

1借助多媒體設備高效教學

現代漢語課程的內容相對來說比較抽象，理論性較強，如果課堂上單憑教師的口頭講授，難以取得良好的教學效果。由于多媒體具有圖、文、聲多種效果融合甚至有活動影象這樣的特點，因此，充分發揮多媒體教學的優勢，對于培養學生的創造思維、達到更為良好的課堂效果具有重要作用。

例如，在“語音”這一章講授語音的屬性時，我們需要學生了解，由于其發音器官狀況的不同或發音方法的改變，人在發音時會形成不同的音色。因此有的人音色粗重，有的人音色尖細；有的人音色沙啞，有的人音色清脆。這部分知識并不難，但如果教師只是簡單地照本宣科，很難提起學生的興趣，課堂效果勢必不好。

在課堂上，教師可以借助音頻媒介，向學生播放他們熟悉且具有代表性的不同語音特色的廣告，比如“七匹狼”男裝的廣告是“與狼共舞，盡顯英雄本色”，粗重的男音透出一種穩健的風格，非常適合男裝類產品的品牌表現；而“強生”嬰兒產品的廣告詞“從第一次到每一次”細柔的女聲流露出濃濃的母愛與溫存，是非常適合母嬰用品的語音音色。通過這種方式，可以使學生很容易地掌握不同音色的聲音在實際言語交際中的運用，從而促進學生的理解和記憶，能夠在有限的教學時間內使學生獲得更多的知識信息。

再比如，“文字”這一章的知識在現代漢語課程體系中是重在了解、鑒賞的內容。我們在講“漢字的形體演變”的時候，如果只是向學生講述“甲金篆隸草楷行”，哪一個時期產生了哪種字體，各種字體有哪些特點，課堂氣氛往往會死板、沉悶。但如果借助多媒體設備，通過圖片或動畫的方式向學生展示漢字形體的演變過程，可以把以往靜態的課堂教學形式動態化，把抽象的教材形象化，使學生的多種感知器官共同參與認識活動，使教學過程更加生動、有趣。

2選取適切有趣語例生動教學

蘇霍姆林斯基曾說過：“所有的智力方面的工作，都要依賴于興趣。”現代漢語課的知識大多比較抽象，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很容易產生厭學情緒。因此，教師在授課過程中應盡量選取有趣的、貼近生活的語例，吸引學生注意力，引起學生共鳴，達到良好的教學效果。

例如，在講解語法時，我們常說“語音是語言的物質外殼，詞匯是語言的建筑材料，而語法是語言的結構規則。”而這“結構規則”到底是指什么呢？這對學生來說是很抽象的。我們可以選取貼近生活的例子來進行講解。“語音”、“詞匯”和“語法”之間的關系就像我們下象棋一樣，如果光有棋盤、棋子，還是不能游戲，還需要有對弈雙方共同遵守的游戲規則。在這里，語言和詞匯就像是象棋中的棋盤、棋子，而語法就相當于游戲規則。聽到這里，學生都會對這部分的內容產生很直觀的印象。

3注重與其它語言學科之間的聯系

現代漢語是一門基礎的、工具性學科，是對外漢語專業學生步入大學后接觸到的第一門語言學類課程。因此，教師在講課過程中，應特別注重本課程與其它相關課程之間的聯系，為今后相關課程的學習打下堅實的基礎。

首先，古代漢語與現代漢語的學科關系異常緊密。王力先生在《漢語史稿·緒論》中說：“在語言學各個部門中，漢語史首先要和現代漢語取得密切聯系。因為漢語史主要是建立在古代漢語和現代漢語的比較的基礎上的。”

例如，古今漢語都有名詞作狀語的情況。現代漢語能充當狀語的名詞，一般是表示時間或處所的名詞。如：今天我休息。咱們北京見。但在古漢語里，除了表示時、地的名詞可以作狀語外，普通名詞也經常直接作狀語。如：群臣后應者，臣請劍斬之。（《漢書·霍光傳》）一狼徑去，其一犬坐于前。（馬中錫《中山狼傳》）

通過古今漢語的對比，不但有助于學生對現代漢語知識的理解，而且可以從歷時的角度使學生認識到漢語的發展演變。

其次，從人才培養目標來看，對外漢語專業學生應具有中國傳統文化的知識積淀，這就要求現代漢語教師在講課中也應有意識地滲透中國傳統文化的內容。

例如，教師在講授“漢字起源”的學說時，其中一個重要的學術觀點就是“結繩說”，認為漢字是在先民結繩記事的基礎上產生的。教師可以從這個知識點引發開去，向學生介紹“結”這個文化意象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重要性。引導學生知道，從原始社會至今，“結”一直作為一個文化意象深深存在于中國人心中。在漢語中，許多具有向心性聚合的要事幾乎都用“結”字作喻，如結義、結拜、結盟、團結等等；“結”是事物的開始，有始就有終，于是便有了“結果”、“結局”、“結束”；在古典文學中，“結”一直象征著青年男女的纏綿情思，人類的情感有多么豐富多彩，“結”就有多么千變萬化，像“同心結”、“結發夫妻”等等，都是從“結”中引申出來的。

這樣的引申不但使課堂內容更加豐富，而且有助于學生相關知識的積累，為今后從事對外漢語教學、傳播中國文化打下堅實基礎。

二實踐教學探索

相對于理論教學而言，實踐教學是鞏固理論知識和加深對理論認識的有效途徑，是理論聯系實際、培養學生掌握科學方法和提高動手能力的重要平臺。對外漢語專業學生的實踐能力在其整個專業培養目標中占據著很大比重。但由于學時安排、教師精力以及學校硬件等條件的影響，許多學校都存在重視理論教學、輕視實踐教學的現象。

1結合講授知識設置實踐環節

教師可以定期安排實踐性教學環節，開展與本課程相關的活動，如語言規范化知識競賽、社會用字用語調查、地方方言調查等活動，幫助學生提高實踐能力。

例如，在講授“緒論”部分方言知識的時候，由于大學班級里，學生來自五湖四海、遍布于各個方言區，因此授課教師可以把實踐環節的時間交給學生，讓學生結合書本及教師所講授的理論知識，分析自己的家鄉話在語音、詞匯及語法等方面與普通話的差異，并把思考所得的結論與其他同學交流，以鞏固所學的理論知識，取得良好的教學效果。

在講解“詞匯”一章“現代漢語詞匯的組成”這部分內容時，可以讓學生結合校園流行新詞的使用情況，闡述詞匯的發展變化。通過分小組調查、提交調查報告的方式，得出學習結論。

通過以上教學方法的應用，可以把現代漢語課從單一、枯燥、抽象中解脫出來，把學生從被動聽講拉到主動參與中來，從而使現代漢語課更豐富、更鮮活、更具體，有效地改變學生的聽課狀態，使學生變成課堂的主人。

2結合本科畢業論文寫作

畢業論文寫作是本科教學的一個重要環節，是學生大學四年學習成果的展示，是對學生理論聯系實際的能力的綜合考查。

對外漢語專業的現代漢語教學，可以將講授知識與指導論文寫作有機結合起來，不但可以為畢業論文的寫作積累素材，同時也可以培養學生的創新能力、實踐能力。在教學中，教師通過布置調查報告及小論文的方式，引導學生發現感興趣的語言現象，考察現象背后的原因，并嘗試用相關的語言理論進行解釋。在這一過程中，教師應認真點撥，有針對性地布置閱讀書目，指導學生形成書面材料。并在今后的學習過程中隨著語言知識學習的深入，不斷深化完善自己的論文，為今后畢業論文的寫作打下堅實的基礎。

3結合本專業實習

一直以來，對外漢語專業的學生實習都有一定難度，特別是在一些內陸城市，留學生數量有限。如何解決對外漢語專業學生的實習問題，一直是本專業教師不斷努力解決的難題。而像英、美等接收留學生較多的國家的人才培養模式，可以為我們提供很好的借鑒。

為了促進留學生盡快融入當地社會，英、美等國會讓不同國家、不同語言的學生都“在同一個屋檐下”生活和學習。筆者認為，若本學校有在讀的外國留學生，可以將他們帶入本科生的現代漢語課堂，讓留學生與本土學生一同學習、交流，促進不同文化的交融，加強互相之間的了解和聯系。在提高留學生漢語水平的同時，更為對外漢語專業學生提供了寶貴的實習機會。

綜上所述，對外漢語專業的現代漢語課程教學，應緊密結合對外漢語專業特色，在理論教學及實踐教學等方面開拓創新。教師在課堂上應借助先進的教學設備、選取鮮活的語料，充分調動學生的積極性，同時改進教學思路，改革教學方法，以期取得良好的教學效果。

參考文獻

[1]劉珣.對外漢語教育學引論[M].北京：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2007.

篇（3）

 

以往對體的研究成果已十分豐富。早在20世紀40年代，王力、呂叔湘等語言學家對體的分類就做過詳細的研究，而后很多學者對“體”、“時”和“體”的關系以及帶有體標記的“著”、“了”、“過”等進行了深入的研究。但對“體”的研究大多是在語法范疇內進行，這樣就引發了“著”、“了”、“過”是體標記還是動態助詞或語氣詞的爭論及“了”和“過”有時表達的時體意義相同等問題。從語義、語法、語用三個層面對體進行分析論述，最后說明人們在語言使用過程中表達的體意義，實際上是語義、語法、語用等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產物。

一、當前從語法范疇角度對體的研究

“體”是謂詞體現的一類重要范疇。對它的命名和定義眾說紛紜，在以往的漢語語法著作中，有的稱之為動相，有的稱之為動態，我們采用語言學中的一般命名，稱之為“體”。

在《理論語言學引論》中，萊昂斯區分了三種語法范疇：首要（primary）語法范疇指詞類，次要（secondary）語法范疇指時、式、格等，而主語、謂語、賓語等屬于功能范疇（funetionalcategories）。按照這樣分類，體若作為語法范疇屬于次要語法范疇。次要語法范疇又可稱為狹義語法范疇。如高名凱所說：“以狹義的意思來說，語法范疇則指一般語法學家在詞類下所討論的名、動、形容等詞所有的形態變化所表示的那些語法意義的概括。”[1]

顯然，這是源于對普通語言學理論的遵守，眾所周知，這種理論得以建立的材料基礎是有形態變化的語言，主要是印歐語。正是在這方面，現代漢語呈現出另外一種面貌。正如呂叔湘主編的《現代漢語八百詞》指出了：“漢語語法最大特點是沒有嚴格意義的形態變化。我國某些兄弟民族和西方語言里邊用形態成分來表示的概念，漢語里邊或者不作表示，或者用半獨立的詞來表示。”[2]這些半獨立的詞（即虛詞）在語法上往往有這樣的特點：經常附著在實詞之上，也經常附著在自由短語之上。

現代漢語里用半獨立的詞來表示體意義，是現代漢語表示體的主要語法手段。這一點，在各家的研究中都有反映。王力在現代漢語中分出七種情貌，除了普通貌是零形式之外信息傳播，其他的六種都用情貌成分表示。這些成分按今天的一般說法，包括助詞“著、了”，趨向動詞“起來、下去”，語氣詞“來著”和動詞重疊。高名凱認為現代漢語中有三種體，“這些詞，除了疊動和加強是重復或連用詞外，其他的則有補助詞表現之。進行體和起動體的虛詞加在具有動詞功能的詞的后面的，這些虛詞都是實詞變來的，其本身本來可以具有動詞的作用。”[1]高名凱所說的虛詞，今天分別稱為副詞如“正在、剛、才、恰”，助詞如“了、過”，動詞如“到、中”。龔千炎在文章中分出了八種體，分別由時態助詞如“曾經”，準時態副詞如“就要”，時態助詞如“了”，準時態助詞如“起來”和語氣詞如“來著”表達[3]。

由于以上各種表示體的手段，除去動詞重疊、連用、零形式以及動詞“到、中”等之外，就用“著、了、過”等助詞或語氣詞來充當，所以語法界就產生了“著、了、過”等具有明顯體意義的詞，是動態助詞還是體標記的爭論。從語義、語法、語用三個層面對體進行分析論述，最后說明人們在語言使用過程中表達的體意義，實際上是語義、語法、語用等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產物。

二、在語義、語法、語用三個層面下討論“體”

（一）在語義層面下討論“體”

首先，體是一個語義概念。即使像俄語那樣明顯存在體的語法范疇的語言，其中的動詞之所以有體的語法特點，也是因為它們具有體的語義基礎。國內的語言學家在研究動詞時，用“完成”、“持續”、“狀態”等語義特征給動詞分類，在本質上就是對于體的一種分類法。

（二）在語法層面下討論“體”

其次，體也是一個語法概念。當某種語言中使用某一些語法手段、語法形式來表示不同的體意義時，體就同時成了語法問題。在語言研究中區分語法體和語義體有很大的必要性，這不僅因為歸根結底語法體是在語義體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而且因為作了這種區分之后，有利于防止在研究中把語法分析和語義分析混淆起來核心期刊。在漢語研究中，防止混淆這一點尤為重要。

上古漢語中沒有體的語法范疇，也沒有像“著、了、過”那樣比較純粹的表示體的虛詞等，但這并不說明上古時候說漢語的人不能意識到體的區別，不能在說話時表達這些區別。《論語》“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也。”一句中，對動詞完成的肯定和否定，是能過句來語氣詞“矣”和否定詞“未”表達的。《詩經》“既曰歸止，曷又懷止？”一句中，完成的意思是用副詞“既”表達的。上古漢語缺乏的是語法體，不是語義體的表達手段。研究上古漢語所能表達的語義體，是語義研究；研究上古漢語怎樣在句子中用詞匯等手段表達語義體的，是語法研究。注意研究中的這個差別，對于把握好現代漢語中體的多層次分析，同樣具有重要意義。

（三）從語用層面下討論“體”

體又是一個語用概念。這關鍵詞重疊表示的意義，有的認為是短時態，有的認為是嘗試態，都屬于體的范圍，例如：

（1）下班后逛逛街。

（2）他揮揮手表示告別。

（3）你去摸摸，看它燙不燙。

動詞重疊表示的語法意義只是短時態，嘗試態不是語法意義，而是在短時態的基礎上形成的語用意義。這樣分析的主要理由在于：基本上動詞重疊具有短時的意義，可以說是無條件的信息傳播，而嘗試義的形成卻是有限制、有條件的。以“摸摸”為例，在例（3）中，它當然表示嘗試，可是短時的意義仍然存在。然而在下句中，“摸摸”只保留短時義，不具有嘗試義：

（4）你去摸摸菩薩，會有好運的。

動詞重疊而產生的嘗試義是句義制約的產物。人們正是根據句子的意義來推斷其中的動詞重疊是否表示嘗試義的。在這方面，主語的類別對于形成特定的句子制約起了重要的作用。例如：

（5）車輪轉轉又不轉了。（表短時）

（6）他轉轉車輪，很沉。（表嘗試）

當主語都由指生物或指人的詞語充當時，句中其他成分的語義制約作用就凸現出來了。例如：

（7）你要是不信，就再去看看。（表嘗試）

（8）你要是有空，就去家里看看。（表短時）

由此可知，動詞重疊后表示的嘗試義是語用推理的結果，過去的研究忽視了從語用的角度看問題，不僅使得解釋復雜化，而且未能抓住本質，不能不說是一個很大的缺陷。

談到體，首先想到的是它是動詞的一個語法范疇，其實這一種限定對現代漢語而言是很不合適的。現代漢語是一種缺乏嚴格意義上的形態變化的語言，它表示體的方式，同印歐語系諸語言有較大的不同。從研究的角度看，現代漢語缺乏嚴格意義上的形態變化也許是一件好事。因為缺少形態變化，就促使我們更加關注漢語的語義層次；因為形式相對難以把握，意義和形式之間所謂關系顯得紛繁復雜，便促使我們多從語用的角度，結合對句子的理解去尋找原因。為了深刻的了解現代漢語中的體概念，我們或許不應該首先在語法范疇這個問題上多糾纏，而應該在語義、語法、語用三個層面上對現代漢語的體進行全面研究。因為說到底，人們在語言交際活動中表達出來和理解到的體意義，本來就是語義、語法、語用等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產物。

參考文獻：

[1]高名凱.漢語語法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6.

[2]呂叔湘.現代漢語八百詞[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62.

篇（4）

一、“三言二拍”詞匯研究的主要領域

（一）詞語考釋

“三言兩拍”雖然整體上比較通俗，但仍存在不少俗語詞、疑難字詞，所以不少論文把重點放在詞語考證方面。如：汪維輝的《<兩拍>詞語札記》選取《二拍》中有特殊意義、特殊用法以及辭書未收的詞語二十余條，通過排比材料、遍檢辭書并證以現代方言的方法對其進行考釋，彌補了大型辭書釋義和引例上的不足，但遺憾的是未做進一步的溯源、達變工作。其他考釋類論文還有周志鋒《<三言>詞語札記》等。另外，日本學者香坂順一《白話語匯研究》（中華書局，1997）中有很多地方談到了《二拍》中的詞匯語法問題，譚耀炬《三言二拍語言研究》（巴蜀書社，2005）雖然著重討論的是語法、語言特征等問題，但是其中的詞語研究部分也集中考證了一些難度較大的俗字和俗語詞。

（二）方言詞語研究

“三言二拍”的語言基礎是官話，同時也帶有一定的方言色彩，不少學者對此進行了專題研究：郭芹納《〈三言〉中所見的陜西方言詞語》結合現代陜西方言中的口語用法，對“三言二拍”中部分方言詞語追根溯源，并研究了這些詞語與近代漢語詞匯的關系。晏均平《〈拍案驚奇〉與遵義方言》、石曉博《<警世通言>中關中方言詞語舉隅解析》等，從語氣、詞匯方面推論《拍案驚奇》與遵義方言、關中方言的關系，大體遵循了同樣的思路。從方言角度對“三言二拍”語言學的探討或者側重方言詞語的共時描寫和本文由收集整理時比較研究，或者考證某地方言詞語，或者探討方言背后的影響因素，學者們選取了不同的視角，豐富了“三言二拍”的方言研究。

（三）“三言二拍”詞匯與現代漢語詞匯的比較

“三言二拍”反映的明末口語，正處在近代漢語向現代漢語發展的過渡階段，因此，不少學者致力于探討“三言二拍”詞匯與現代漢語詞匯的關系。如：匡鵬飛《<拍案驚奇>與現代漢語詞匯比較研究》從“詞語的消失、詞形的變化、詞義的演變、短語的詞化、同形異實詞”五個方面對《拍案驚奇》和現代漢語的詞匯進行了比較研究，找出差異并分析原因，從而揭示了明代漢語和現代漢語在詞匯面貌上的不同之處。章一鳴等人采用歷時與共時相結合的方法，大致勾勒出三百年前的漢語詞匯向現代漢語演變的軌跡。略感不足的是，尚未有學者對“三言二拍”中與現代漢語有關的詞匯進行窮盡性的分析。

（四）多科性的詞匯專題研究，包括商業詞匯、經濟詞匯、法律詞匯等

詞匯具有百科性，各學科都有自身的專業詞匯，有些詞匯專業性固然強，但在語言交際領域共現性也相當突出。因此，越來越多的學者將視線投入到“三言二拍”專業詞匯的研究中，如：劉敏芝的《“二拍”商業詞匯研究》運用“語義場”“義素分析法”等現代語義學理論，把“二拍”中的商業詞匯作為一個大語義場，再下分若干子級語義場，對每個語義場進行詞義分析，全面研究了“二拍”的商業詞匯，把詞匯的本體研究與社會文化研究較好地融合在一起，為“三言二拍”詞匯的多科性專項研究開了先河。之后，有學者研究了“三言二拍”中的經濟詞匯、法律詞匯等。

總之，在詞匯研究方面，近年來詞匯系統、詞匯發展規律等方面的研究在逐步推進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也存在許多不足：偏重于詞語考釋，而忽略了“三言二拍”中的常用詞及其構詞法；詞義的發展和詞義系統研究幾乎未涉及；專類詞語研究，涉及到成語、俗諺語，但對同義詞、反義詞、偏義詞、外來詞等未涉及；詞匯研究與文化研究相結合的較少。

二、“三言二拍”語法研究的主要領域

（一）詞類研究

不同詞類在形態、意義和功能等方面有不同的特點，對詞類的討論是說明語言構造規則的方法之一。詞類研究是學位論文的研究熱點，“三言二拍”中的動詞、副詞、數詞、量詞、助詞、介詞等都有所涉及。名詞、動詞、形容詞是漢語中包含成員數量最多的詞類，這方面的論著主要有于相風《<拍案驚奇>雙音動詞研究》；對副詞、量詞、介詞、助詞的研究較充分，系統性強的作品，主要有徐晶晶《<三言>量詞研究》等。

個體虛詞方面。虛詞指不能充當語法成分的詞，它是漢語表現語法關系、語法范疇的主要手段。許多文章討論了“三言二拍”中個體虛詞的用法，如董為光《從<初刻拍案驚奇>看概數詞“把”的來源》認為《初刻拍案驚奇》可以反映概數詞“把”的來源，文章還分析了“x把”的歷時演變層次和數量評價色彩。其他論文則側重于對個體虛詞的用法進行分類分析，揭示來源，進行比較，揭示演變軌跡，將動態研究與靜態研究相結合，揭示近代漢語的語法面貌，如：鮮麗霞的系列論文②對助詞“得、將”用“三個平面”理論進行分析描寫，并從歷史角度與現代漢語普通話作比較。典型虛詞“得、將、更、將、把”等之外的其他虛詞，則很少有人論及。

（二）構詞法研究

復音詞是漢語詞匯中的一種重要形式，它指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的音節構成的詞。漢語總的趨勢是由單音詞變為復音詞，這種復音化的情況如何，考察漢語的構詞法是研究其詞匯結構特點的簡捷方法。有學者對“三言二拍”中復音詞的構詞法進行了分析，如倪永澤《關于<喻世明言>中復合型復音詞的研究》通過考察認為，該書復合復音詞的特點是“以聯合式和偏正式為主”，驗證了漢語詞匯的復音化及其速度加快的趨勢，揭示了近代漢語詞匯演變的規律。

轉貼于

（三）句式研究

句式是按照句子的局部特征劃分出來的句子類型，它比較集中地體現了現代漢語句子的結構特點以及語義表達上的特色。學者們的研究熱點是“三言二拍”中一些特殊句式，如“把”字句、“被”動句、否定句、“比”字句、存在句等。

學者們對“三言二拍”中的被動式研究較多，對于其類型，學者們看法不盡相同：王敏紅認為有八種，重點探討了“于”字式、“見”字式、“為”字式和“……所”式這些上古漢語傳統模式的衰微、“被”字式在近代漢語中的進一步發展以及“教”字式、“與”字式、“吃”字式這些近代漢語才產生的被動式的特點，從而揭示了被動句式在近代漢語中的發展概貌。劉媛媛認為“三言”被動式的基本類型共十種，在王敏紅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提出了“蒙”字式，頗具創新思想，但“蒙”字是否有被動義還有待商榷。該文對“三言”中出現的被動式進行窮盡式的調查，深入分析了每種被動式的特點，研究的深入全面，且有獨到的見解。

（四）結構研究

結構是指實詞和實詞的非結構組合以及實詞與虛詞的組合，“三言二拍”結構研究主要涉及“動+將”結構、述補結構、動結式結構等。如王仕平《<初刻拍案驚奇>帶助詞的述補結構》、董海茹《<警世通言>動結式初探》等。

總之，語法研究逐步推進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也存在若干不足：研究虛詞的論著較多，而實詞的分類性論著則少見；近代漢語新興的代詞、語氣詞、構詞方式等在“三言二拍”中的體現還未引起人們的注意，而句類研究僅涉及到疑問句、復句、特殊句式的研究。

總體上看，近二十年的“三言二拍”研究呈現若干特點：第一，研究理論不斷拓展。學者們引入不少新的語言理論，如三個平面理論、語義特征分析法等。第二，研究方法有新拓展。學者們更多地注意共時研究與歷時研究相結合、注重研究的系統性。第三，研究不平衡。語音、文字方面的研究幾乎為空白，詞匯、語法方面的研究相對較多。“三言二拍”語言學研究取得了不俗的成果，然而該課題仍存在許多空白有待我們填補。值得注意的是，“三言二拍”專書研究日益成為研究的熱點，呈現出良好的發展勢頭，這必將推動斷代研究和漢語史研究。隨著研究理論的日益豐富、研究方法的日益革新，相信它會在深度和廣度上得到更大的發展。

注 釋：

篇（5）

綜述中圍繞擬聲詞的詞性及其句法功能的問題，認為擬聲詞的詞性問題直接關系到對擬聲詞語法功能的認識。但事實上現代漢語擬聲詞的討論不僅局限于此。正如漢語方言的研究，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都將方言系屬問題作為爭論的焦點，這種一開始就確立了某種方言系屬權威性的作法，會導致其后的調查研究局限在某個框架內，從而限制方言研究的靈活性。真正有價值的研究應將精力放在漢語各方言特別是一些瀕臨消失或者具有混和性質的方言特點的探討上，構建新理論。擬聲詞研究也應如此，詞性問題固然重要，但擬聲詞特殊性質的討論更有意義，因此探討擬聲詞應從多方面角度進行。

就普通話擬聲詞自身結構特點的研究，目前探討的范圍主要有四方面：（1）詞性問題；（2）構詞方式；（3）語音形式結構；（4）修辭功能。而漢語方言擬聲詞的研究多有異同。

二、現代漢語方言擬聲詞的研究

1.現代漢語方言擬聲詞研究的總況。方言擬聲詞研究從80年代才剛起步，至近幾年才逐漸展開，但發表的文章并不多。由李榮主編的《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系列共收集了全國四十多個方言點的詞匯，其中也包括擬聲詞的材料，但并無專門的著作文章對這些方言的擬聲詞進行分析探討。

更多的文章將擬聲詞作為一種構詞法平面描寫，如《獲嘉方言的表音字詞頭》《歙縣方言的AAB、BBA式結構》《略論廈門話的構詞手段和方法》《閩中、閩北方言的分音詞》《聞喜方言中的“圪”與“古”》《夏縣話里“圪”的用法》《大同方言中的“圪”“忽”“達”綴詞語的附加意義》《武寧話的重疊式》《宜都話的兩種狀態形容詞》《宜昌話“AA神”式論析》《汩羅長樂話中的“AA哩”重疊式》等。這些論文僅介紹某一方言擬聲詞的構詞形式，并未對該方言擬聲詞的整體特點深入探討，因此也只能作為一種方言調查材料。

專門對方言擬聲詞進行理論探討的文章是從《潮陽話和北京話重疊式象聲詞的構造》和《北京話的擬聲詞》兩篇相呼應的文章開始。但這些研究并未被馬上繼承，直至《吳語擬聲詞的狀態標記“叫”》《潮陽方言的象聲詞》以及中國社科院王曉君的博士論文《漢語方言擬聲詞調查與研究》等文章的出現，使語言學界才真正開始關注漢語方言擬聲詞的研究。

2.現代漢語方言擬聲詞研究的具體方面。（1）構詞法描寫。與普通話擬聲詞研究相似，大多數方言擬聲詞的研究都局限于特殊構詞法的描寫及語法功能的簡單介紹：

例如山西大同方言中以“圪”為前綴的“圪A”和“圪A圪A”兩種構詞法；聞喜方言以“古”作為詞綴的“古A”“古里古A”“古古AA”等結構。吉林方言的“一AA”式和“一AB”兩種格式中各字的聲調是固定，為“一35A51A0”“一35A51B0”。安徽歙縣方言主要結構為“擬聲詞A＋動詞性B/形容詞性B”的“AAB”式和“動詞性B/形容詞性B＋擬聲詞A”的“BAA”式。江西武寧方言為AA式、ABAB式和AABB式，僅作狀語和定語。湖北宜昌方言的結構為雙音擬聲詞加后綴“神”，主要充當補語和謂語；宜都方言也有“AAs?圮n”式的重疊式擬聲詞。湖南汩羅長樂方言主要以“哩”為后綴，結構為“AA哩”，語音為“中重輕”的格式。廈門方言的結構則分“一字格”“二字格”“三字格”及“四字格”，等等。

這類文章對擬聲詞的討論較拘泥，僅從字面構詞的特點進行描寫，未對這些擬聲詞具體特點進行研究，因此無法揭示出該方言擬聲詞在詞法和語法的特殊功能。

（2）詞匯化。隨著詞匯化語法化在語言學界的興起，方言擬聲詞的研究也開始關注詞匯化。在調查中發現某個方言中存在著幾種不盡相同的擬聲詞格式，或者幾個方言中存在著相似或相異的擬聲詞格式，若將這些格式對比分析，往往可能發現不同擬聲詞之間親疏關系，從而可揭示出某類擬聲詞形成的歷史過程及其所屬的階段特征。這樣，一些論文開始從這種動態研究的角度對擬聲詞構詞特點進行解釋。

江西贛語新余方言介紹了三種格式：重疊式、A沙式和AA叫式。文章指出AA叫式擬聲詞與普通話不同在于，“叫”在新余話中已語法化為一個詞綴。通過對比贛語吳語中AA叫式擬聲詞在語法語義上的差異，試圖解決“AA叫”式語法化的歷史過程。

北部吳語嘉善方言中的擬聲詞的狀態標記是“-叫”，文中指出雙音節擬聲詞與“叫一記”在組合的過程中日趨緊密詞，并發生詞匯化，“一”語音弱化讀輕聲，所有后附于擬聲詞的“叫”都可以用“叫一記”來替換，而語義沒有變化。所以，文章認為，“叫”已經語法化為一個狀語標記，而“叫一記”則在使用中詞匯化，也開始逐漸接近于一個狀態標記。這些論述揭示出吳語中這兩種擬聲詞所形成的不同階段和相互關系。

（3）語音層面分析。擬聲詞最初表達的是要摹擬自然界某種聲音的某些屬性，本質上與聲音密切相關。因此，人們開始關注各方言擬聲詞在語音和韻律上的獨特之處，這把對擬聲詞的認識推進了一步：河南獲嘉方言中的擬聲詞的詞頭是一種表音字，擬聲詞若以這類詞頭為第一音節的時候，第二個音節的聲母和韻母就會受到嚴格限制，但文中對這種限制并未進一步討論。閩中閩北方言的擬聲詞中存在著一種分音詞，將一個音節分成聲母韻母兩個部分，“這兩個部分又各自擴充為一個獨立的音節，第一個音節與原單音詞雙聲疊韻，第二個音節與原單音詞疊韻。聲母固定為1，并且新的兩個音節均與原單音節詞同調”。

馬慶株以北京話擬聲詞為案例，利用數量統計的方法，從音素的角度切入，把擬聲詞看成一個語音單位，根據北京話擬聲詞的發音機制，分析了各擬聲詞聲母韻母各自的特點。研究發現這些擬聲詞的聲母多以塞音邊音塞擦音充當，韻母多為無韻尾，有韻尾則多以ng尾為主的客觀情況，并通過對不同音節中各相應的語素進行對比，總結了不同音節聲母和韻母的特點及各自之間的相互關系。同時，文章從音素的角度看待重疊，得出變韻重疊（語素重疊）和變聲重疊（音節重疊），這些變形重疊后的完全再重疊就發展至文字形式上的擬聲詞重疊。

張盛裕對粵東閩語潮陽方言擬聲詞的研究同樣以音素為單位。他指出除了無固定格式的純粹模擬聲音的結構外，潮陽話主要有①A下叫，②AA叫，③IA叫，④IA1A2叫四種格式。其中，后三種格式在語音上各有規律，除去詞綴“叫”，擬聲詞每個音節的聲韻調有固定的音變規律，并重點論述④式擬聲詞的語音結構中聲母與韻母之間的相互制約關系。文章也運用統計學方法，對調查到的所有擬聲詞的聲韻調出現的頻率進行統計比較，并聯系人類發音機制特點進行解釋。

王曉君通過170多個詞條將調查所得的53個方言點的材料進行分析，從聲韻調三個方面，對漢語方言的一般擬聲詞、摹擬動物叫聲的擬聲詞和使喚動物聲的語音使用做了較為詳細的描寫，總結出一些具有普遍意義的語音規律。此外，論文將擬聲詞的音節分為主音節和次音節（包括襯飾音節、衍生音節、前綴音節和后綴音節等），并運用主音節和次音節的概念分析了漢語擬聲詞的韻律構造

以上的文章都運用了統計學方法對擬聲詞聲韻調等各個音素進行了頻率統計分析，這是以往擬聲詞研究中所不曾運用的方法。擬聲詞一般是用來模擬自然界的聲音，人類選擇以哪種語音表示哪種自然界事物的聲音通常也帶有隨意性。但是語言又是約定俗成的，在任意選擇語音的同時，又受到人類自身的認知及所處的語言環境文化背景的制約，具有某些優選的規律性，顯示出語言的排除機制。用統計數據分析的方法事實上是將擬聲詞的研究與普通語言學研究結合起來，從方言中一些現象總結人類對語言的選擇方式和接受程度。

三、研究方法的總結

現代漢語方言擬聲詞的研究起步較晚，這與方言調查的開展有很大關系。在很長一段時間現代漢語方言擬聲詞研究只重視語法結構描寫以及在普通話擬聲詞的研究模式下進行兩者對比，并沒有立足方言自身內部特點的探討。此外，對擬聲詞在語法修辭上描寫也過于籠統。事實上，方言擬聲詞的研究應有自身的特色，可從多角度展開探討。

1.歷時研究。由于擬聲詞是用自己的方言去模擬某種聲音，這種模擬必然帶上主觀性。這種主觀性，從音素到音節到字詞，都受到形成該方言的社會心理文化意識影響，因此，不同的方言都可能具有不同的格式。然而，語言的接觸語言的滲透使得一些方言帶上相似的語言現象，系屬相近或同屬一方言的方言小片中的許多語言現象都具有相同的特點。將這些特點系連在一起，則可能為某種語言現象展示了一個歷時的動態過程。王福堂①從方言語音演變中得出：“多數方言中音變過程完成后，原來的具體情況已經不復可知。需要借鑒其他方言的情況才有可能對音變過程的某些階段加以復原”。方言擬聲詞的研究同樣具有歷史性。例如吳語、贛語、閩語中都存在著以“叫”為后綴的擬聲詞結構，但在語法上又有差異性。從歷史移民的考證中，古代時就存在著一批移民從長江中下游區遷往江西最后再遷至閩地的歷史情況。擬聲詞在某些方面的一些相似的特點，是同源的關系，還是僅為偶合，這需要結合文化歷史的進一步證明。可見，將不同方言中擬聲詞的結構特征串連起來，能為歷史語言學的研究提供語言事實材料。

從歷史層次上分析，突破了擬聲詞僅關注平面研究，從而把擬聲詞的研究引進歷史變化發展的動態立體研究中，對于認識漢語擬聲詞的特點有著重要的意義。

2.語音韻律研究。國外擬聲詞的研究一般從音素入手，而現代漢語普通話擬聲詞的研究更多的是注重字詞組合上的結構。漢字是一種方塊文字，這讓漢語研究者通常關注以字為單位符號的漢語，著眼于字面上的漢語，忽視語音層次上更具有變化意義的語言價值。與其他詞類相比，擬聲詞之所以具有特殊性，就是因為它是以聲音作為產生載體和條件，因此對語音深入探討才是真正認識擬聲詞特點的研究。

石毓智②以廣泛存在于各方言的擬聲詞、聯綿詞和分音詞為基本材料，提出大音節結構這種韻律單位，認為在這個結構中，音節與音節間相應的位置上的音素有著相互制約的關系。他從普通話擬聲詞中歸納出五條音節配合規律，然后從歷史材料及閩語吳語等方言材料中印證了這些原則。這種從音系學和韻律的角度探討了擬聲詞及其相關的問題，為進一步認識漢語方言擬聲詞的共性及擬聲詞的本質提供了新的研究模式。

由最小的語音單位分析至詞組合層級分析法，事實上與國外語言學研究方法接軌。擬聲詞的研究，無論是普通話還是漢語方言，都應跳出字詞上的局限，將語音引入，結合詞法語法進行研究。

3.類型學研究。漢語從古代開始就存在著各種方言，千年來各方言自身變化不斷，同時又相互影響相互滲透，類型各異。漢語方言的豐富性，不僅數量上而且類型上也為漢語的研究提供大量了的語言材料。從類型學的角度研究擬聲詞，是對漢語擬聲詞認識的總結。

方言擬聲詞的調查研究目前尚未深入展開，但已初步總結出一些類型，包括：各種沒有固定格式的純粹模擬聲音的結構、重疊式（常式和變式；單音節、雙音節和多音節）、詞綴式（前綴、后綴和鑲嵌詞綴等）、分音詞等。可見，除了字詞上的格式外，我們更應將語音和詞匯化引入，從微觀的動態中進行研究。

隨著方言擬聲詞調查的廣泛展開和深入探討，不同類型的擬聲詞結構將被逐漸揭示出來，這就為語言類型比較的提供了大量的材料，這種類型學的研究角度研究應該成為方言擬聲詞研究的重要方向。這對進一步揭示和認識漢語擬聲詞的特點，具有重要的價值。

注釋：

①王福堂：《漢語方言語音的演變和層次》第21頁，語文出版社2005年版。

②石毓智：“論漢語的大音節結構”，載《中國語文》199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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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姚潔青：“吳語擬聲詞的狀態標記‘叫’”，載《嘉興學院學報》2004年第5期。

篇（6）

綜述中圍繞擬聲詞的詞性及其句法功能的問題，認為擬聲詞的詞性問題直接關系到對擬聲詞語法功能的認識。但事實上現代漢語擬聲詞的討論不僅局限于此。正如漢語方言的研究，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都將方言系屬問題作為爭論的焦點，這種一開始就確立了某種方言系屬權威性的作法，會導致其后的調查研究局限在某個框架內，從而限制方言研究的靈活性。真正有價值的研究應將精力放在漢語各方言特別是一些瀕臨消失或者具有混和性質的方言特點的探討上，構建新理論。擬聲詞研究也應如此，詞性問題固然重要，但擬聲詞特殊性質的討論更有意義，因此探討擬聲詞應從多方面角度進行。

就普通話擬聲詞自身結構特點的研究，目前探討的范圍主要有四方面：（1）詞性問題；（2）構詞方式；（3）語音形式結構；（4）修辭功能。而漢語方言擬聲詞的研究多有異同。

二、現代漢語方言擬聲詞的研究

1.現代漢語方言擬聲詞研究的總況。方言擬聲詞研究從80年代才剛起步，至近幾年才逐漸展開，但發表的文章并不多。由李榮主編的《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系列共收集了全國四十多個方言點的詞匯，其中也包括擬聲詞的材料，但并無專門的著作文章對這些方言的擬聲詞進行分析探討。

更多的文章將擬聲詞作為一種構詞法平面描寫，如《獲嘉方言的表音字詞頭》《歙縣方言的AAB、BBA式結構》《略論廈門話的構詞手段和方法》《閩中、閩北方言的分音詞》《聞喜方言中的“圪”與“古”》《夏縣話里“圪”的用法》《大同方言中的“圪”“忽”“達”綴詞語的附加意義》《武寧話的重疊式》《宜都話的兩種狀態形容詞》《宜昌話“AA神”式論析》《汩羅長樂話中的“AA哩”重疊式》等。這些論文僅介紹某一方言擬聲詞的構詞形式，并未對該方言擬聲詞的整體特點深入探討，因此也只能作為一種方言調查材料。

專門對方言擬聲詞進行理論探討的文章是從《潮陽話和北京話重疊式象聲詞的構造》和《北京話的擬聲詞》兩篇相呼應的文章開始。但這些研究并未被馬上繼承，直至《吳語擬聲詞的狀態標記“叫”》《潮陽方言的象聲詞》以及中國社科院王曉君的博士論文《漢語方言擬聲詞調查與研究》等文章的出現，使語言學界才真正開始關注漢語方言擬聲詞的研究。

2.現代漢語方言擬聲詞研究的具體方面。（1）構詞法描寫。與普通話擬聲詞研究相似，大多數方言擬聲詞的研究都局限于特殊構詞法的描寫及語法功能的簡單介紹：

例如山西大同方言中以“圪”為前綴的“圪A”和“圪A圪A”兩種構詞法；聞喜方言以“古”作為詞綴的“古A”“古里古A”“古古AA”等結構。吉林方言的“一AA”式和“一AB”兩種格式中各字的聲調是固定，為“一35A51A0”“一35A51B0”。安徽歙縣方言主要結構為“擬聲詞A＋動詞性B/形容詞性B”的“AAB”式和“動詞性B/形容詞性B＋擬聲詞A”的“BAA”式。江西武寧方言為AA式、ABAB式和AABB式，僅作狀語和定語。湖北宜昌方言的結構為雙音擬聲詞加后綴“神”，主要充當補語和謂語；宜都方言也有“AAs?圮n”式的重疊式擬聲詞。湖南汩羅長樂方言主要以“哩”為后綴，結構為“AA哩”，語音為“中重輕”的格式。廈門方言的結構則分“一字格”“二字格”“三字格”及“四字格”，等等。

這類文章對擬聲詞的討論較拘泥，僅從字面構詞的特點進行描寫，未對這些擬聲詞具體特點進行研究，因此無法揭示出該方言擬聲詞在詞法和語法的特殊功能。

（2）詞匯化。隨著詞匯化語法化在語言學界的興起，方言擬聲詞的研究也開始關注詞匯化。在調查中發現某個方言中存在著幾種不盡相同的擬聲詞格式，或者幾個方言中存在著相似或相異的擬聲詞格式，若將這些格式對比分析，往往可能發現不同擬聲詞之間親疏關系，從而可揭示出某類擬聲詞形成的歷史過程及其所屬的階段特征。這樣，一些論文開始從這種動態研究的角度對擬聲詞構詞特點進行解釋。

江西贛語新余方言介紹了三種格式：重疊式、A沙式和AA叫式。文章指出AA叫式擬聲詞與普通話不同在于，“叫”在新余話中已語法化為一個詞綴。通過對比贛語吳語中AA叫式擬聲詞在語法語義上的差異，試圖解決“AA叫”式語法化的歷史過程。

北部吳語嘉善方言中的擬聲詞的狀態標記是“-叫”，文中指出雙音節擬聲詞與“叫一記”在組合的過程中日趨緊密詞，并發生詞匯化，“一”語音弱化讀輕聲，所有后附于擬聲詞的“叫”都可以用“叫一記”來替換，而語義沒有變化。所以，文章認為，“叫”已經語法化為一個狀語標記，而“叫一記”則在使用中詞匯化，也開始逐漸接近于一個狀態標記。這些論述揭示出吳語中這兩種擬聲詞所形成的不同階段和相互關系。

（3）語音層面分析。擬聲詞最初表達的是要摹擬自然界某種聲音的某些屬性，本質上與聲音密切相關。因此，人們開始關注各方言擬聲詞在語音和韻律上的獨特之處，這把對擬聲詞的認識推進了一步：河南獲嘉方言中的擬聲詞的詞頭是一種表音字，擬聲詞若以這類詞頭為第一音節的時候，第二個音節的聲母和韻母就會受到嚴格限制，但文中對這種限制并未進一步討論。閩中閩北方言的擬聲詞中存在著一種分音詞，將一個音節分成聲母韻母兩個部分，“這兩個部分又各自擴充為一個獨立的音節，第一個音節與原單音詞雙聲疊韻，第二個音節與原單音詞疊韻。聲母固定為1，并且新的兩個音節均與原單音節詞同調”。

馬慶株以北京話擬聲詞為案例，利用數量統計的方法，從音素的角度切入，把擬聲詞看成一個語音單位，根據北京話擬聲詞的發音機制，分析了各擬聲詞聲母韻母各自的特點。研究發現這些擬聲詞的聲母多以塞音邊音塞擦音充當，韻母多為無韻尾，有韻尾則多以ng尾為主的客觀情況，并通過對不同音節中各相應的語素進行對比，總結了不同音節聲母和韻母的特點及各自之間的相互關系。同時，文章從音素的角度看待重疊，得出變韻重疊（語素重疊）和變聲重疊（音節重疊），這些變形重疊后的完全再重疊就發展至文字形式上的擬聲詞重疊。

張盛裕對粵東閩語潮陽方言擬聲詞的研究同樣以音素為單位。他指出除了無固定格式的純粹模擬聲音的結構外，潮陽話主要有①A下叫，②AA叫，③IA叫，④IA1A2叫四種格式。其中，后三種格式在語音上各有規律，除去詞綴“叫”，擬聲詞每個音節的聲韻調有固定的音變規律，并重點論述④式擬聲詞的語音結構中聲母與韻母之間的相互制約關系。文章也運用統計學方法，對調查到的所有擬聲詞的聲韻調出現的頻率進行統計比較，并聯系人類發音機制特點進行解釋。

王曉君通過170多個詞條將調查所得的53個方言點的材料進行分析，從聲韻調三個方面，對漢語方言的一般擬聲詞、摹擬動物叫聲的擬聲詞和使喚動物聲的語音使用做了較為詳細的描寫，總結出一些具有普遍意義的語音規律。此外，論文將擬聲詞的音節分為主音節和次音節（包括襯飾音節、衍生音節、前綴音節和后綴音節等），并運用主音節和次音節的概念分析了漢語擬聲詞的韻律構造。

以上的文章都運用了統計學方法對擬聲詞聲韻調等各個音素進行了頻率統計分析，這是以往擬聲詞研究中所不曾運用的方法。擬聲詞一般是用來模擬自然界的聲音，人類選擇以哪種語音表示哪種自然界事物的聲音通常也帶有隨意性。但是語言又是約定俗成的，在任意選擇語音的同時，又受到人類自身的認知及所處的語言環境文化背景的制約，具有某些優選的規律性，顯示出語言的排除機制。用統計數據分析的方法事實上是將擬聲詞的研究與普通語言學研究結合起來，從方言中一些現象總結人類對語言的選擇方式和接受程度。

三、研究方法的總結

現代漢語方言擬聲詞的研究起步較晚，這與方言調查的開展有很大關系。在很長一段時間現代漢語方言擬聲詞研究只重視語法結構描寫以及在普通話擬聲詞的研究模式下進行兩者對比，并沒有立足方言自身內部特點的探討。此外，對擬聲詞在語法修辭上描寫也過于籠統。事實上，方言擬聲詞的研究應有自身的特色，可從多角度展開探討。

1.歷時研究。由于擬聲詞是用自己的方言去模擬某種聲音，這種模擬必然帶上主觀性。這種主觀性，從音素到音節到字詞，都受到形成該方言的社會心理文化意識影響，因此，不同的方言都可能具有不同的格式。然而，語言的接觸語言的滲透使得一些方言帶上相似的語言現象，系屬相近或同屬一方言的方言小片中的許多語言現象都具有相同的特點。將這些特點系連在一起，則可能為某種語言現象展示了一個歷時的動態過程。王福堂①從方言語音演變中得出：“多數方言中音變過程完成后，原來的具體情況已經不復可知。需要借鑒其他方言的情況才有可能對音變過程的某些階段加以復原”。方言擬聲詞的研究同樣具有歷史性。例如吳語、贛語、閩語中都存在著以“叫”為后綴的擬聲詞結構，但在語法上又有差異性。從歷史移民的考證中，古代時就存在著一批移民從長江中下游區遷往江西最后再遷至閩地的歷史情況。擬聲詞在某些方面的一些相似的特點，是同源的關系，還是僅為偶合，這需要結合文化歷史的進一步證明。可見，將不同方言中擬聲詞的結構特征串連起來，能為歷史語言學的研究提供語言事實材料。

從歷史層次上分析，突破了擬聲詞僅關注平面研究，從而把擬聲詞的研究引進歷史變化發展的動態立體研究中，對于認識漢語擬聲詞的特點有著重要的意義。

2.語音韻律研究。國外擬聲詞的研究一般從音素入手，而現代漢語普通話擬聲詞的研究更多的是注重字詞組合上的結構。漢字是一種方塊文字，這讓漢語研究者通常關注以字為單位符號的漢語，著眼于字面上的漢語，忽視語音層次上更具有變化意義的語言價值。與其他詞類相比，擬聲詞之所以具有特殊性，就是因為它是以聲音作為產生載體和條件，因此對語音深入探討才是真正認識擬聲詞特點的研究。

石毓智②以廣泛存在于各方言的擬聲詞、聯綿詞和分音詞為基本材料，提出大音節結構這種韻律單位，認為在這個結構中，音節與音節間相應的位置上的音素有著相互制約的關系。他從普通話擬聲詞中歸納出五條音節配合規律，然后從歷史材料及閩語吳語等方言材料中印證了這些原則。這種從音系學和韻律的角度探討了擬聲詞及其相關的問題，為進一步認識漢語方言擬聲詞的共性及擬聲詞的本質提供了新的研究模式。

由最小的語音單位分析至詞組合層級分析法，事實上與國外語言學研究方法接軌。擬聲詞的研究，無論是普通話還是漢語方言，都應跳出字詞上的局限，將語音引入，結合詞法語法進行研究。

3.類型學研究。漢語從古代開始就存在著各種方言，千年來各方言自身變化不斷，同時又相互影響相互滲透，類型各異。漢語方言的豐富性，不僅數量上而且類型上也為漢語的研究提供大量了的語言材料。從類型學的角度研究擬聲詞，是對漢語擬聲詞認識的總結。

方言擬聲詞的調查研究目前尚未深入展開，但已初步總結出一些類型，包括：各種沒有固定格式的純粹模擬聲音的結構、重疊式（常式和變式；單音節、雙音節和多音節）、詞綴式（前綴、后綴和鑲嵌詞綴等）、分音詞等。可見，除了字詞上的格式外，我們更應將語音和詞匯化引入，從微觀的動態中進行研究。

隨著方言擬聲詞調查的廣泛展開和深入探討，不同類型的擬聲詞結構將被逐漸揭示出來，這就為語言類型比較的提供了大量的材料，這種類型學的研究角度研究應該成為方言擬聲詞研究的重要方向。這對進一步揭示和認識漢語擬聲詞的特點，具有重要的價值。

［論文關鍵詞］方言；擬聲詞；構詞法；詞匯化；語音韻律。

［論文內容摘要］本文從現代漢語方言擬聲詞研究的三大方面：構詞法、詞匯化及語音韻律對近幾十年漢語方言擬聲詞研究進行歸納與評述，揭示歷史研究、語音研究及類型學研究對方言擬聲詞研究的重要性。

注釋：

①王福堂：《漢語方言語音的演變和層次》第21頁，語文出版社2005年版。

②石毓智：“論漢語的大音節結構”，載《中國語文》1995年第3期。

參考文獻：

1.曹文安：“宜昌話‘AA神’式論析”，載《三峽大學學報》2004年第6期。

2.陳山青：“汩羅長樂話中的‘AA哩’重疊式”，載《湘潭大學學報》2005年第2期。

3.賀巍：“獲嘉方言的表音字詞頭”，載《方言》1980年第1期。

4.劉新友：“吉林方言里的一類象聲詞”，載《四平師院學報》1980年第2期。

5.馬慶株：“擬聲詞研究”，見《著名中年語言學家自選集·馬慶株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6.孟慶惠：“歙縣方言的AAB、BAA式結構”，載《安徽師大學報》1981年第4期。

7.孟淙：“北京話的擬聲詞”，見呂叔湘等：《語法研究和探索（一）》，北京大學出版社1983年版。

8.饒勤：“現代漢語擬聲詞研究綜述”，載《首都師范大學學報》2000年增刊。

9.任林深：“聞喜方言中的‘圪’與‘古’”，載《山西大學學報》1991年第1期。

10.阮緒和、陳建華：“武寧話的重疊式”，載《九江學院學報》2006年第3期。

11.邵敬敏：“擬聲詞初探”，載《語言教學與研究》1981年第4期。

12.石毓智：“論漢語的大音節結構”，載《中國語文》1995年第3期。

13.王福堂：《漢語方言語音的演變和層次》（修訂本），語文出版社2005年版。

篇（7）

饒勤在首都師范大學學報上發表《現代漢語擬聲詞研究綜述》一文，以《馬氏文通》為始將發表的有關現代漢語擬聲詞的著作論文進行概述。論文將這些擬聲詞研究分為三個階段：1898～1949年、1950～1990年及1990年以后，認為前兩階段“擬聲詞經歷了從附屬于其他詞類到獨立列為一類的過程”，第三階段以熙《潮陽話和北京話重疊式象聲詞的構造》、孟琮《北京話的擬聲詞》和馬慶株《擬聲詞研究》等三篇論文為代表，開拓了將漢語擬聲詞放在語音系統中進行分析的視角。

綜述中圍繞擬聲詞的詞性及其句法功能的問題，認為擬聲詞的詞性問題直接關系到對擬聲詞語法功能的認識。但事實上現代漢語擬聲詞的討論不僅局限于此。正如漢語方言的研究，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都將方言系屬問題作為爭論的焦點，這種一開始就確立了某種方言系屬權威性的作法，會導致其后的調查研究局限在某個框架內，從而限制方言研究的靈活性。真正有價值的研究應將精力放在漢語各方言特別是一些瀕臨消失或者具有混和性質的方言特點的探討上，構建新理論。擬聲詞研究也應如此，詞性問題固然重要，但擬聲詞特殊性質的討論更有意義，因此探討擬聲詞應從多方面角度進行。

就普通話擬聲詞自身結構特點的研究，目前探討的范圍主要有四方面：（1）詞性問題；（2）構詞方式；（3）語音形式結構；（4）修辭功能。而漢語方言擬聲詞的研究多有異同。

二、現代漢語方言擬聲詞的研究

1.現代漢語方言擬聲詞研究的總況。方言擬聲詞研究從80年代才剛起步，至近幾年才逐漸展開，但發表的文章并不多。由李榮主編的《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系列共收集了全國四十多個方言點的詞匯，其中也包括擬聲詞的材料，但并無專門的著作文章對這些方言的擬聲詞進行分析探討。

更多的文章將擬聲詞作為一種構詞法平面描寫，如《獲嘉方言的表音字詞頭》《歙縣方言的AAB、BBA式結構》《略論廈門話的構詞手段和方法》《閩中、閩北方言的分音詞》《聞喜方言中的“圪”與“古”》《夏縣話里“圪”的用法》《大同方言中的“圪”“忽”“達”綴詞語的附加意義》《武寧話的重疊式》《宜都話的兩種狀態形容詞》《宜昌話“AA神”式論析》《汩羅長樂話中的“AA哩”重疊式》等。這些論文僅介紹某一方言擬聲詞的構詞形式，并未對該方言擬聲詞的整體特點深入探討，因此也只能作為一種方言調查材料。

專門對方言擬聲詞進行理論探討的文章是從《潮陽話和北京話重疊式象聲詞的構造》和《北京話的擬聲詞》兩篇相呼應的文章開始。但這些研究并未被馬上繼承，直至《吳語擬聲詞的狀態標記“叫”》《潮陽方言的象聲詞》以及中國社科院王曉君的博士論文《漢語方言擬聲詞調查與研究》等文章的出現，使語言學界才真正開始關注漢語方言擬聲詞的研究。

2.現代漢語方言擬聲詞研究的具體方面。（1）構詞法描寫。與普通話擬聲詞研究相似，大多數方言擬聲詞的研究都局限于特殊構詞法的描寫及語法功能的簡單介紹：

例如山西大同方言中以“圪”為前綴的“圪A”和“圪A圪A”兩種構詞法；聞喜方言以“古”作為詞綴的“古A”“古里古A”“古古AA”等結構。吉林方言的“一AA”式和“一AB”兩種格式中各字的聲調是固定，為“一35A51A0”“一35A51B0”。安徽歙縣方言主要結構為“擬聲詞A＋動詞性B/形容詞性B”的“AAB”式和“動詞性B/形容詞性B＋擬聲詞A”的“BAA”式。江西武寧方言為AA式、ABAB式和AABB式，僅作狀語和定語。湖北宜昌方言的結構為雙音擬聲詞加后綴“神”，主要充當補語和謂語；宜都方言也有“AAs?圮n”式的重疊式擬聲詞。湖南汩羅長樂方言主要以“哩”為后綴，結構為“AA哩”，語音為“中重輕”的格式。廈門方言的結構則分“一字格”“二字格”“三字格”及“四字格”，等等。

這類文章對擬聲詞的討論較拘泥，僅從字面構詞的特點進行描寫，未對這些擬聲詞具體特點進行研究，因此無法揭示出該方言擬聲詞在詞法和語法的特殊功能。

（2）詞匯化。隨著詞匯化語法化在語言學界的興起，方言擬聲詞的研究也開始關注詞匯化。在調查中發現某個方言中存在著幾種不盡相同的擬聲詞格式，或者幾個方言中存在著相似或相異的擬聲詞格式，若將這些格式對比分析，往往可能發現不同擬聲詞之間親疏關系，從而可揭示出某類擬聲詞形成的歷史過程及其所屬的階段特征。這樣，一些論文開始從這種動態研究的角度對擬聲詞構詞特點進行解釋。

江西贛語新余方言介紹了三種格式：重疊式、A沙式和AA叫式。文章指出AA叫式擬聲詞與普通話不同在于，“叫”在新余話中已語法化為一個詞綴。通過對比贛語吳語中AA叫式擬聲詞在語法語義上的差異，試圖解決“AA叫”式語法化的歷史過程。

北部吳語嘉善方言中的擬聲詞的狀態標記是“-叫”，文中指出雙音節擬聲詞與“叫一記”在組合的過程中日趨緊密詞，并發生詞匯化，“一”語音弱化讀輕聲，所有后附于擬聲詞的“叫”都可以用“叫一記”來替換，而語義沒有變化。所以，文章認為，“叫”已經語法化為一個狀語標記，而“叫一記”則在使用中詞匯化，也開始逐漸接近于一個狀態標記。這些論述揭示出吳語中這兩種擬聲詞所形成的不同階段和相互關系。

（3）語音層面分析。擬聲詞最初表達的是要摹擬自然界某種聲音的某些屬性，本質上與聲音密切相關。因此，人們開始關注各方言擬聲詞在語音和韻律上的獨特之處，這把對擬聲詞的認識推進了一步：河南獲嘉方言中的擬聲詞的詞頭是一種表音字，擬聲詞若以這類詞頭為第一音節的時候，第二個音節的聲母和韻母就會受到嚴格限制，但文中對這種限制并未進一步討論。閩中閩北方言的擬聲詞中存在著一種分音詞，將一個音節分成聲母韻母兩個部分，“這兩個部分又各自擴充為一個獨立的音節，第一個音節與原單音詞雙聲疊韻，第二個音節與原單音詞疊韻。聲母固定為1，并且新的兩個音節均與原單音節詞同調”。

馬慶株以北京話擬聲詞為案例，利用數量統計的方法，從音素的角度切入，把擬聲詞看成一個語音單位，根據北京話擬聲詞的發音機制，分析了各擬聲詞聲母韻母各自的特點。研究發現這些擬聲詞的聲母多以塞音邊音塞擦音充當，韻母多為無韻尾，有韻尾則多以ng尾為主的客觀情況，并通過對不同音節中各相應的語素進行對比，總結了不同音節聲母和韻母的特點及各自之間的相互關系。同時，文章從音素的角度看待重疊，得出變韻重疊（語素重疊）和變聲重疊（音節重疊），這些變形重疊后的完全再重疊就發展至文字形式上的擬聲詞重疊。

張盛裕對粵東閩語潮陽方言擬聲詞的研究同樣以音素為單位。他指出除了無固定格式的純粹模擬聲音的結構外，潮陽話主要有①A下叫，②AA叫，③IA叫，④IA1A2叫四種格式。其中，后三種格式在語音上各有規律，除去詞綴“叫”，擬聲詞每個音節的聲韻調有固定的音變規律，并重點論述④式擬聲詞的語音結構中聲母與韻母之間的相互制約關系。文章也運用統計學方法，對調查到的所有擬聲詞的聲韻調出現的頻率進行統計比較，并聯系人類發音機制特點進行解釋。

王曉君通過170多個詞條將調查所得的53個方言點的材料進行分析，從聲韻調三個方面，對漢語方言的一般擬聲詞、摹擬動物叫聲的擬聲詞和使喚動物聲的語音使用做了較為詳細的描寫，總結出一些具有普遍意義的語音規律。此外，論文將擬聲詞的音節分為主音節和次音節（包括襯飾音節、衍生音節、前綴音節和后綴音節等），并運用主音節和次音節的概念分析了漢語擬聲詞的韻律構造。

以上的文章都運用了統計學方法對擬聲詞聲韻調等各個音素進行了頻率統計分析，這是以往擬聲詞研究中所不曾運用的方法。擬聲詞一般是用來模擬自然界的聲音，人類選擇以哪種語音表示哪種自然界事物的聲音通常也帶有隨意性。但是語言又是約定俗成的，在任意選擇語音的同時，又受到人類自身的認知及所處的語言環境文化背景的制約，具有某些優選的規律性，顯示出語言的排除機制。用統計數據分析的方法事實上是將擬聲詞的研究與普通語言學研究結合起來，從方言中一些現象總結人類對語言的選擇方式和接受程度。

三、研究方法的總結

現代漢語方言擬聲詞的研究起步較晚，這與方言調查的開展有很大關系。在很長一段時間現代漢語方言擬聲詞研究只重視語法結構描寫以及在普通話擬聲詞的研究模式下進行兩者對比，并沒有立足方言自身內部特點的探討。此外，對擬聲詞在語法修辭上描寫也過于籠統。事實上，方言擬聲詞的研究應有自身的特色，可從多角度展開探討。

1.歷時研究。由于擬聲詞是用自己的方言去模擬某種聲音，這種模擬必然帶上主觀性。這種主觀性，從音素到音節到字詞，都受到形成該方言的社會心理文化意識影響，因此，不同的方言都可能具有不同的格式。然而，語言的接觸語言的滲透使得一些方言帶上相似的語言現象，系屬相近或同屬一方言的方言小片中的許多語言現象都具有相同的特點。將這些特點系連在一起，則可能為某種語言現象展示了一個歷時的動態過程。王福堂①從方言語音演變中得出：“多數方言中音變過程完成后，原來的具體情況已經不復可知。需要借鑒其他方言的情況才有可能對音變過程的某些階段加以復原”。方言擬聲詞的研究同樣具有歷史性。例如吳語、贛語、閩語中都存在著以“叫”為后綴的擬聲詞結構，但在語法上又有差異性。從歷史移民的考證中，古代時就存在著一批移民從長江中下游區遷往江西最后再遷至閩地的歷史情況。擬聲詞在某些方面的一些相似的特點，是同源的關系，還是僅為偶合，這需要結合文化歷史的進一步證明。可見，將不同方言中擬聲詞的結構特征串連起來，能為歷史語言學的研究提供語言事實材料。

從歷史層次上分析，突破了擬聲詞僅關注平面研究，從而把擬聲詞的研究引進歷史變化發展的動態立體研究中，對于認識漢語擬聲詞的特點有著重要的意義。

2.語音韻律研究。國外擬聲詞的研究一般從音素入手，而現代漢語普通話擬聲詞的研究更多的是注重字詞組合上的結構。漢字是一種方塊文字，這讓漢語研究者通常關注以字為單位符號的漢語，著眼于字面上的漢語，忽視語音層次上更具有變化意義的語言價值。與其他詞類相比，擬聲詞之所以具有特殊性，就是因為它是以聲音作為產生載體和條件，因此對語音深入探討才是真正認識擬聲詞特點的研究。

石毓智②以廣泛存在于各方言的擬聲詞、聯綿詞和分音詞為基本材料，提出大音節結構這種韻律單位，認為在這個結構中，音節與音節間相應的位置上的音素有著相互制約的關系。他從普通話擬聲詞中歸納出五條音節配合規律，然后從歷史材料及閩語吳語等方言材料中印證了這些原則。這種從音系學和韻律的角度探討了擬聲詞及其相關的問題，為進一步認識漢語方言擬聲詞的共性及擬聲詞的本質提供了新的研究模式。

由最小的語音單位分析至詞組合層級分析法，事實上與國外語言學研究方法接軌。擬聲詞的研究，無論是普通話還是漢語方言，都應跳出字詞上的局限，將語音引入，結合詞法語法進行研究。

篇（8）

黑龍江工業學院（原雞西大學）自2013年升本以來，經過四年多的發展，逐漸形成了以理工科專業為主、文理協同發展、本專科結合的辦學模式。為適應國家建設應用型本科院校的高校發展理念，黑龍江工業學院在結合雞西地區經濟發展實際的同時，加大應用型、實踐型專業的建設，強調提高學生的實踐動手能力，提升學生的創業創新能力。在以上的大背景下，黑龍江工業學院人文學科專業建O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面臨著“求生存、圖發展”的嚴峻發展形勢。不可否認的是，在強調應用性的前提下，人文學科有其先天的不足。首先，我國現階段仍然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提高生產力水平，滿足人民物質生活需要仍然是我國現階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中心任務。在提高生產力水平、擴大內需、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理工類專業具有先天優勢，而人文學科則在產生直接生產力方面存在天然劣勢和專業限制。其次。相對于理工類專業，人文學科專業對高精尖的要求較低，強調記憶的內容遠遠大于理解的內容，死記硬背是人文學科的重要特點，因此，按照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理論，理工科相對于人文科是高層次的腦力勞動，其產生的社會價值遠大于人文學科，因此，具體到個人收入水平上，理工類專業的收入遠遠高于人文學科收入。面對現在高房價、高收入的現實，學生在專業選擇上，選擇理工類專業是順理成章的事情。因此，作為以理工類學科為主的本科院校，黑龍江工業學院的人文學科發展面臨必須轉型的局面，加大應用型人文學科專業建設，成為人文學科生存發展的唯一出路。

《現代漢語》是漢語言文學專業的基礎課程，一直以來為漢語言文學專業和秘書學專業的必修課程。《現代漢語》課程體系包括語音、詞匯、語法、文字和修辭等幾個部分。在漢語言文學專業中，現代漢語、古代漢語、語言學概論是三門語言類基礎課程。現代漢語作為語言類專業課的“橋頭堡”，為漢語言文學專業學生進入高校所必修的第一門專業課程。漢語言文學專業在現代漢語教學方面已經成熟，在教材選用上也已經固定化，北方高校多采用黃廖本，而南方高校多采用張斌本和邵敬敏本，但課程體系基本一致，都側重于語音、詞匯、語法的精耕細作，而文字和修辭部分略講或讓學生自學。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現代漢語又加入了語義學和語用學方面的知識，但仍然保持“三足鼎立”的局面。漢語言文學專業的現代漢語課程一般為兩學期課，每周為四學時，總計在140學時左右，是比較漫長的教學過程。

篇（9）

顏色詞是現代漢語中頗具特色的一類詞，詞匯量非常豐富。近來，雖然對顏色詞的研究者甚眾，但涉及詞性問題的并不多。

一、現代漢語顏色詞的研究現狀

（一）顏色詞的文化研究

較早從文化角度對顏色詞進行研究的有：徐朝華的《析“青”作為顏色詞的內涵及其演變》（南開學報1988年第6期），楊星熒的《色彩詞和色彩描寫》（廣州師院學報1985年第5期）。

最近研究者甚眾，具體有辛亞寧的《從“這個歌星很白”看顏色詞的對外漢語教學》（鄖陽師范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5年4月），顧海芳的《漢語顏色詞的文化分析——關于對青、白、赤、黑的說解》（沙洋師范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2年第4期），吳戈的《漢語顏色詞語構、語義文化簡析》（河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28卷第l期），李春玲的《漢語中紅色詞族的文化蘊含及其成因》（漢字文化2003年第2期），安俊麗的《黃色彩對漢語詞匯的文化影響》（安慶師范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年9月第5期），陳良煜的《歷代尚色心態的變異與漢語構詞》（青海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3期），于逢春的《論漢語顏色詞的人文性特征》（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9年第5期），吳開秀的《談漢語顏色詞的語義功能》（阿壩師范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2第2期），黃芳的《顏色詞黑與白的文化涵義》（中國科技信息2005年第23期），劉群的《顏色詞紅黑白的聯想意義及其反義關系》（襄樊學院學報第4期2003年7月），田伏禮的《顏色詞與文化》（丹東師專學報2000年第2期總第80期）。

（二）顏色詞的詞匯研究

對顏色詞從詞匯角度進行研究的既有專著也有單篇論文，較早的有：伍鐵平的《論顏色詞及其模糊性質》（語言教學與研究，1986），張清常的《漢語的顏色詞大綱》（語言教學與研究，1991，（3）），張旺熹的《色彩詞語聯想意義初論》（語言教學與研究，1988，（3）），姚小平的《基本顏色詞理論述評》（外語教學與研究，1988，（l）），符淮青的《漢語表“紅”的顏色詞群分析（上）》（語文研究1988年第3期）、《漢語表“紅”的顏色詞群分析（下）》（語文研究1989年第l期），從個案入手，專章闡述了對“紅”色詞群的認識；劉云泉勾勒出了“漢語基本顏色詞的發展”框架，劉鈞杰的《顏色詞的構成》（語言教學與研究，1985，（2））；梅家駒的《同義詞林》、章銀泉的《色彩描寫詞典》等則側重于對顏色詞語料的整理、歸類。

近來，又有黃友、陳波的《“彩色”的語義指向及與其他顏色詞的語義關系——由小學語文課本中的一例引發的思考》（襄樊學院學報2005年第4期），曹有鵬的《詞義的模糊性初探》（長沙電力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99年第l期），葉軍的《關于建設現代漢語顏色詞屬性庫的構想》（內蒙古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9年6月）、《淺論現代漢語基本色彩詞》（內蒙古大學學報，2000，（3）），李紅印的《漢語色彩范疇的表達方式》（語言教學與研究2004年第6期），潘峰的《談現代漢語基本顏色詞的范疇》（湖北成人教育學院學報2005年7月），李紅印的《顏色詞的收詞、釋義和詞性標注》（語言文字應用2003年5月第2期）和《現代漢語顏色詞語義分析》（商務印書館，2007年12月1日第1版），潘峰的《現代漢語基本顏色詞的超常組合》（《黃岡師范學院學報》2006年05期）。

（三）顏色詞的修辭研究

早期陳望道、陳原在其著作中有所論述，后阮顯志有《顏色詞及其修辭作用》（《語言學論文集》，安徽教育出版社，1989年4月）。

近來，有衣玉敏《“黑”的“顏”外之意》（修辭學習2003年第6期），[韓]金福年《不同性別表達者選用漢語顏色詞的差異》（修辭學習2004年第1期），周延云《漢語色彩詞的言語義初探》（青島大學師范學院學報1998年第4期），李孝國《說“烏龍”》（語言新觀察2002年第8期）。

（四）顏色詞考釋

從漢語史角度進行探討的有：宋金蘭《“黑”名源考》（漢字文化2004年第1期），潘峰《時期漢語顏色詞匯的特征》（湖北成人教育學院學報2004年3月），吳東平《古漢語顏色詞當議》（孝感學院學報2003年9月），[法]麥里筱《漢語顏色類詞的產生》（古漢語研究2003年第4期總第61期），孫麗艷《淺談漢語中“黃色”一詞的古今詞義變遷》（內蒙古科技與經濟2002年第12期），陳建初《試論漢語顏色詞（赤義類）的同源分化》（古漢語研究1998年第3期總第40期）。

（五）顏色詞的語法研究

對顏色詞語法方面的研究多從認知語言學角度，如：張敏《認知語言學與漢語名詞短語》（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馬慶株《漢語語義語法范疇問題》（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1998），王洪君《“逆序定中”辨析》（漢語學習1999年第2期），李燕《漢語基本顏色詞之認知研究》（云南師范大學學報2004年3月），陳家旭、秦蕾《漢語基本顏色的范疇化及隱喻化認知》（河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2）），高永奇《現代漢語基木顏色詞組合情況考察》（外國語學院學報2004年l月第l期），王依平的碩士論文《現代漢語顏色詞的認知研究》（黑龍江大學，2010年4月）。

可見，關于顏色詞文化研究、詞匯研究的較多，涉及詞性問題的除了李紅印《顏色詞的收詞、釋義和詞性標注》（語言文字應用2003年5月第2期）是詞匯學研究外，語法學方面的研究未見。

二、顏色詞的詞性問題

（一）現代漢語的基本顏色詞，是“指使用頻率較高、由一個語素成詞、表示確切色彩的詞語。如單音節詞語：紅、橙、黃、綠、青、藍、紫、棕、黑、白、灰、粉。”[1]又“‘紅、黃、白、黑、綠、藍、紫、灰’等8個穩定而能產的基本顏色詞。我們把這8個基本顏色詞稱為‘辨色詞’”。[2]

（二）顏色詞詞性問題

李紅印認為：“‘紅、黃、黑、白’等顏色詞詞性標注和釋義之間的糾葛源于其自身性質未被準確認識。從色彩認知角度看，‘紅、黃、黑、白’等顏色詞是漢民族辨色階段的產物，它們首先是分辨、指稱某類色彩，隨后在語言使用過程中，開始更多地用于表達某一事物所具有的色彩屬性。因此，‘紅、黃、黑、白’這類顏色詞實際上是‘身兼二職’，一方面分辨、指稱某類色彩，另一方面表示事物的色彩屬性，如‘紅’原本是分辨、指稱紅這種色彩（例：這種紅不好看），后又表示事物的紅的屬性（例：紅花；紅裙子）。前者就是所謂名詞性用法，后者就是所謂形容詞用法。”

實際上，關于詞性問題，熙先生在《語法講義》中[3]早有論述：

1.劃分詞類的根據

“實際上根據詞的意義來劃分詞類是行不通的。因為表示同類概念的詞，語法性質不一定相同。……‘紅’是形容詞，而‘紅色’是名詞。……因此給漢語的詞分類不能根據形態，只能根據詞的語法功能。”

“一個詞的語法功能指的是這個詞在句法結構里的所能占據的語法位置。舉例來說，形容詞的功能有：

a.前加‘很’。

b.后加‘的’。

c.后加‘了’。

d.作謂語。

e.作定語。

很明顯，憑借形容詞的語法功能，我們可以把它跟別的詞類區別開來。舉例來說，名詞不具備a，c，d幾項，動詞不具備a，e等項，同時，名詞、動詞的語法功能里也有一些是形容詞所沒有的。我們給漢語的詞分類，根據的就是這些功能上的異同。我們劃分詞類的時候，卻只能根據功能，不能根據意義。”（37-38頁）“兼類問題跟我們如何分析詞義有關系。……當我們把A、B兩類詞分開的時候，可以允許有一部分詞兼屬A、B兩類。”（38-39頁）

2.名詞的語法特點：“（1）可以受數量詞修飾，……（2）不受副詞修飾。”（41頁）

3.“數量詞的主要語法功能是修飾名詞。”（51頁）

4.“我們用來劃分動詞和形容詞的標準有以下兩項：

（1）前邊能不能加‘很’；

（2）后邊能不能帶賓語。

根據這樣的劃類標準，我們可以把形容詞和動詞分別定義為：

（1）凡受‘很’修飾而不能帶賓語的謂詞是形容詞。

（2）凡不受‘很’修飾或能帶賓語的謂詞是動詞。（55頁）

5.“我們把副詞定義為只能充任狀語的虛詞。”（192頁）

6.“狀語是謂詞性成分的修飾語。”（151頁）

7.“謂詞主要功能是作謂語，同時也能作主語和賓語。”（40頁）“謂詞包括動詞和形容詞兩類。”（55頁）

上述是熙先生的主要論述，他認為漢語的基本顏色詞是形容詞。這里能基本解決顏色詞詞性問題，但也出現了一些問題：

1.在確定劃分詞類的根據時，朱先生有前后矛盾之處：“我們劃分詞類的時候，卻只能根據功能，不能根據意義。”（37-38頁）“兼類問題跟我們如何分析詞義有關系。……當我們把A、B兩類詞分開的時候，可以允許有一部分詞兼屬A、B兩類。”（38-39頁）既然“不能根據意義”，也就不能有所謂兼類問題。

2.在確定詞性時，使用了循環定義。名詞的語法特點：“（1）可以受數量詞修飾，……（2）不受副詞修飾”（41頁），“數量詞的主要語法功能是修飾名詞”。（51頁）

3.詞性標準封閉，對一些現象不能解釋。例：這種紅不好看。按朱先生的標準，此例中‘紅’是名詞。又如：引起批評的原因主要是電視劇的內容“太下流太黃色”。（《北京晚報》2001年1月17日）同樣，這里“黃色”則成了形容詞。

因此，為了較好地解決顏色詞詞性問題，我們認為譚景春的觀點和做法是可取的：“上文建立的三條原則雖然能夠解決詞類轉變中的一些問題，但是不可能解決詞類轉變中的所有問題。所以我們的原則是開放式的，隨著研究的深入，根據實際情況的需要可以再補充新的原則。”[4]

的確，隨著社會的發展，語言本身也在不斷變化發展，詞語的詞義和功能不可能一成不變。劃分詞類的依據和確定詞性的標準也應該具有開放性。

注釋：

[1]高永奇：《現代漢語基木顏色詞組合情況考察》，外國語學院學報，2004年，第l期。

[2]李紅印：《顏色詞的收詞、釋義和詞性標注》，語言文字應用，2003年，第2期。

篇（10）

“苦恨年年壓金線,為他人作嫁衣裳”。常有學生問起這兩句詩怎么讀,因為他們感到前后兩句讀起來很不協調,這涉及到漢語的語音節奏問題。

一個句子,誦讀時不可能一個字一個字的往下念,也不可能整個句子從頭到尾一口氣讀完。如果讀得慢一些就不難發現,它是可以分為一個個很小的語音單位的。這個很小的語音單位所包含的音節有多有少,但以雙音節最為常見。例如“我是老師。”“媽媽剛從學校回來。”(“”代表可略作停頓處)我們可以發現基本上是兩個音節一頓。所以呂叔湘先生說:“在現代漢語的語句里,雙音節是占優勢的基本語音段落……雙音節化是現代漢語的主要節奏傾向。”[1]

為了實現語句基本語音段落的雙音節化,人們常常把單音節的補充成雙音節,在前面或后面加上一個字,使單音節變為雙音節,這個字沒有意義,只起襯字作用。例如“鼻子、耳朵、老虎、順著”;一些多于兩個音節的詞,常常減縮為雙音節,例如:“豆沙包——豆包、第二中學——二中、空氣調節器——空調”等。

四音節的語音段落具有很強的雙音節傾向,其中大量的可以從中間作語法切分,語音上也可以在這里略作停頓,這時其結構關系和語音停頓是一致的。例如:

任重道遠破釜沉舟異曲同工水落石出畫蛇添足但是,也有不一致的情況,例如:

一衣帶水青出于藍危在旦夕顧全大局三十六計

按語法、語義切分為:一衣帶水 危在旦夕顧全大局 三十六計

按語音切分為:一衣帶水危在旦夕顧全大局三十六計

所以郭紹虞說:“漢語中四言詞組即使在意義上不能看作兩個雙音詞的結合,但在念的時候,還是可以不顧意義,讀作兩個二音步。”[2]

語法結構關系和語音停頓不一致并不限于四個音節的語音段落,在一般的語句里也是存在的。例如:

他把書包忘在公交車上了。

語法切分為:他把書包忘在公交車上了。

語音停頓為:他把書包忘在公交車上了。

由此可見,兩個音節之后能稍作停頓的地方,有時和語法結構關系很不一致。這說明雙音節的確是現代漢語主要的節奏傾向。“為他人作嫁衣裳”的語音停頓應為“為他人作嫁衣裳”,這樣也就和第一句“苦恨年年壓金線”語音停頓一致,讀起來就順口了。

當然,所謂基本語音段落的雙音節化,并不是要求寫作時每一個節拍都安排兩個音節。這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事實上,一字一頓,三字一頓,乃至更多音節一頓的情況也是有的。但是每一個“頓歇”發音時持續時間的久暫大體相當,只是音節松緊的程度不一樣。例如:

獅子、老虎、鹿;邢臺、邯鄲、石家莊

“獅子、老虎”、“邢臺、邯鄲”都是兩個音節;而“鹿”是一個音節,“石家莊”,是三個音節,但發音時持續時間的久暫和雙音節大致相同。只是雙音節節奏適中,而單音節比較舒緩,音節可適當延長,多于兩個音節讀起來比較急促,因為音節被緊縮了。

篇（11）

《現代漢語》作為一門語言基礎課，對學生漢語言素養的培養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五年制高師的《現代漢語》教學，雖不同于本科院校的厚基礎、寬口徑的教學目標，卻也因師范的示范性要求，決定了這門課在培養師范生基礎和技能應用方面有著特殊的要求。可現狀是，隨著中師教學模式逐步向高職教學模式的轉變，《現代漢語》課程教學也遭遇了一定程度的尷尬。

一、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課程設置不合理

在五年制高師教學中，《現代漢語》作為一門基礎課，開設在預科段一、二年級，每周一課時。由于學生初中階段缺乏相應的知識基礎，課堂教學要進行知識點的系統講授，必然減少了引領學生深入學習和探究的課時。同時，《現代漢語》學習的實踐內容占較大比重，如語音知識的學習重在提高普通話的水平和朗讀能力，文字知識的學習重在使用規范漢字，詞匯、語法的學習重在語言的規范化等等，因此課時的保障很重要。

其次，《現代漢語》知識的延伸性在課程設置中被忽略了，大專階段文科專業中，沒有該課程的設置。大專文科學生有一些能力的培養不可或缺：能運用所學的語言知識解決實際生活中出現的語言應用問題，特別是結合中小學語文教材，培養學生組詞、造句、修改病句、修改作文的能力。這些都和漢語學習有關。

（二）教材存在缺陷

教材難度較大。教材的編寫者是以高校現行漢語教材為藍本的，語音、語匯、語法、修辭等篇章的知識比較全面，難點也很多，比如“的”詞性的判定，“是”詞性的判定；特殊句式中的兼語句和主謂作賓句的區別，非主謂句和省略句的區別；多重復句的劃分，句群的劃分等。現行教材的知識結構明顯超出了五年制師范學校預科段學生的接受能力，學生學起來比較困難，從而降低了學習興趣，給教學帶來一定困擾。

師范性不強。對于小學教育文科方向的學生來說，未來將從事的是小學語文的教學工作。小學語文教學的字、詞、句、段、篇無不和現代漢語知識密切相關。比如第一章《語音》的學習，奠定了小學低年級拼音教學的基礎；第二章《文字》奠定了小學低年級字詞教學的基礎……可見，師范學校的現代漢語教材，應該和小學語文教材有關內容結合起來，相輔相成。而現行教材在這一方面比較欠缺。除了幾個例句來自小學語文課文之外，幾乎和小學語文教學沒什么關系，只是一門獨立的、專業性很強的學科，忽略了師范學科的“師范性”。

（三）課堂教學模式單一

課堂教學重知識傳授輕能力培養。目前五年制師范教育使用的幾套《現代漢語》教材的體系結構幾乎都是一個模式：先講清概念，再舉例說明，最后鞏固練習。沿襲教材的編撰特點，教師的課堂教學設計也幾乎都是“講——做——練”一個模式。由于課時有限，加上教材缺少能力訓練練習，教學時，教師只能保證基礎理論知識的系統講授，對于基本技能的訓練無法顧及，課堂教學結構模式顯得很單一。

教學評價方式呆板落后。一張試卷，是無法評價學生的學習結果的。這種評價方式只注重結果，忽視過程，不夠科學。現代漢語學科，學生要學習的技能遠勝于理論知識。例如詞類學習，學習目的主要是讓學生掌握詞類劃分的方法，能正確確定詞在語境中的詞性、用法，這種技能的掌握是最重要的，而不是讓學生去記憶、背誦名詞的語法特點、語法分類，去背誦動詞、形容詞的區別。理論背得再熟，不會實際操作，也是枉然。又如修辭，那么多辭格，背誦它們的格式、修辭效果是毫無意義的，不如在語境中多用幾次，多體會一下這種辭格的妙處反而更感性一些。至于復句、句群的分析更是這樣了，有方法但無固定的套路，永遠是具體問題具體對待。現代漢語的工具性特點，對該學科的學習評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評價應該全面一點，方式多樣化一點。讓學生不僅能聽說讀寫達標，而且還具備評判語言運用的能力。

二、解決問題的對策

（一）改革課程設置

增加課時，延續設科。五年制師范學校《現代漢語》課程設置的基本原則是以學生為本，構建與五年制師范學校培養目標相適應的漢語課程體系。預科階段每周2課時，大專階段再開設《現代漢語》實踐應用課，這樣，知識和能力就有了連貫性。

實施分時、分科教學。現代漢語知識包括了語音、文字、詞匯、語法、修辭等內容。語音、詞匯、語法構成了現代漢語語言系統，文字是漢語記錄語言的符號，修辭主要體現語言運用的方法和技巧。筆者認為預科段一、二年級可以學習“語音”“文字”“語匯”三章。語音主要是普通話語音知識的介紹和普通話訓練，“文字”主要講解漢字的音、形、義，“語匯”主要介紹漢語詞語的組成情況。這三章是最基礎的，也是難度最小的，適合預科段學生學習。而且可以和師范生的“三字一話”基本功相聯系，體現師范教育的特色。“語法”和“修辭”放在專科段作為專業課學習。這樣設置，幾塊知識相對獨立，又相互配套，好處是既緩解了課時不足的矛盾，又可以加強實踐這一環節，技能訓練的目標實現了，知識的延續性體現了，對于基礎差的學生尤為有利。

將評估考察與普通話水平測試、教師職業技能大賽結合起來。普通話水平測試大綱中的60篇朗讀作品、30個話題，教師職業技能大賽中的三字一話、板書設計、說課比賽等等，都是體現師范生語言素養的一面鏡子。把它們作為衡量學習成效的一個評價尺度，既可以激發學生學習的主動性，又可以增強學習的針對性，便于理論聯系實際，學以致用。語言是活生生的，隨著時代不斷發展，語言的變化也非常迅速，這就要求現代漢語教學要緊跟時代。現代漢語的考察評估也應該貼近生活、滿足運用，這樣既避免使學生感覺所學內容太抽象，所學知識和實際沒什么聯系，又切實增強了學生的學習興趣以及運用語言的能力。

（二）加強教材建設

由中師到高師，《現代漢語》教材的編寫進行了諸多改革，有三個主要版本。知識的系統性、嚴密性是各家教材共有的特點。五年制高師現代漢語教材體系的構建，筆者認為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思考：

改變單一的工具論觀點。語言是一種工具，一個符號系統，但我們不應該忽略了語言的本質屬性是社會性，因此語言同時還是一種文化。語音、詞匯、語法都反映出某一民族特定的文化現象，記錄漢語的漢字，更是蘊含了豐富的文化信息。以前說到培養學生的聽、說、讀、寫能力時，我們的著眼點是語言符號的結構規則，這樣的漢語課難免枯燥。語言的工具職能，只有將語言與文化結合起來，作為一門知識習得后才能更好體現。如果能在教學中注意漢語學習的文化性這一問題，學生的學習興趣將更濃厚，漢語學習的枯燥性勢必減弱。例如在“漢字形體演變”一節的學習中，記住十幾種字體及其特征固然重要，但教師完全可以以漢字形體為媒介，引領著學生從“三皇五帝”到“秦漢盛唐”一路演繹。甲骨文為什么會盛行于商代？隸書是如何產生的？小篆在文字學上有何特殊地位？狂草為什么成熟于唐？這些問題都能引起學生的興趣，在尋求答案的過程中，學生對中國歷史又有了一番新的感悟。在漢語教學的課堂，如果只注重學科的實用性能，那么這門課會被解構得了無生趣。如果能巧妙地將漢文化滲透到課程中，既增加趣味性，又拓寬了學生視野，同時體現漢語學科的文化性，課堂將十分精彩。漢語教材的編寫，要注重體現漢語的“文化”特質，為課堂教學提供便利。

修改教學內容。對于高師預科段的學生來說，適合他們的漢語教材，不管是理論的深度還是廣度，都應有別于高校教材。首先，理論上不宜過深，也不求完整。預科段學生的原有知識基礎，接受知識的能力，自身知識技能的結構，都決定了漢語教材的內容應以“精要、好懂”為主要特點。例如《語音》一章，筆者認為，“國際音標”和“音位”知識就沒有必要放進教材。聲母、韻母，元音、輔音這幾個知識點容量已經足夠。又如《造字法》一節，假借字同樣沒有必要放入教材。漢字造字法主要是象形、指事、會意、形聲，假借和轉注是用字法。對預科段學生來說，本節學習目標是能判斷四種造字法，重點是形聲字。至于假借，和古漢語知識聯系密切，出現在預科段教材中，有點過于艱深了。

其次，語法知識必須做出刪減。縱觀整套漢語教材，《語法》一章占了很大篇幅。如上所述，預科段漢語語法如果過于求全，教學效果恐怕并不好。我國的教學語法系統有兩個：《暫擬漢語教學語法系統》，《中學教學語法系統提要（試用）》。隨著時間的推移，語法研究無論在方法上還是在成果上又有了很大發展。經過不斷完善，現行教學語法更加科學，更加實用。中小學語文教學最適用的規范語法就是教學語法，其內容重在指導應用，在于說明什么樣的語句語法規范，什么樣的語句語法不規范。教學語法的作用是提高學生理解語言和運用語言的能力。高師現行現代漢語教材，在以中學教學語法為基本體系的同時，吸收了一些新的研究方法和成果。正因為內容太多，學生學起來就比較困難。高師漢語語法，應著重體現“實用性”，以體現教學語法的特點，使語法知識真正對以后的教學實踐起到指導作用。

（三）改進教學方法

增加課堂教學的互動環節。教師不能滿足于一般知識的介紹，不能讓課堂教學陷入“備課抄參考、上課讀講稿、從頭講到底，學生不明了”的窠臼。教師要明白，學生的潛能是無限的，他們就像是一塊待燃的煤，等著教師用智慧的火花將他們點燃，使其發揮巨大的能量。精講多問，多組織課堂討論和雙邊活動，著力啟發學生去思考問題、發現問題，讓學生參與進來，這樣的模式應成為現代漢語課堂教學的主打模式。在現代漢語教學過程中，互動環節很容易設計，效果也非常好。

采用多元化的教學方法及手段。現代漢語課的特點是理論性與實踐性并重。傳統的“填鴨式”教學、“滿堂灌”式教學，無法激發學生的求知欲。教師應積極嘗試啟發式教學，少講、精講。理論學習不再是唯一目的，理論要和實踐相結合。教師的教必須能引導學生積極思考，教師在教學中要把學習的主動權交給學生。如教師在講授“現代漢語詞匯組成”這一章節時，可以布置學生搜尋新詞，擴大學習范圍，走出課本，走出校園，從報紙、網絡及雜志等廣闊的領域中去學習。學生在資料搜集的過程中掌握知識，比單純的課堂教學更有效。對學生容易掌握的內容，教師可以放放手，鼓勵學生自己總結、歸納，并鼓勵學生進行課堂講授。在自己參與的實踐過程中，學生的參與熱情被最大限度地調動起來，對所學內容的理解也將得到進一步深化。

注重技能培養。現代漢語課程最大的特點是工具性、理論性和實踐性的結合。教師的目標，是讓學生的語感從感性向理性轉化。新課標也提出：“在基礎教育階段，特別要重視培養學生的語感，即語言直覺。”這里提到的語感，實際上就是一種技能。提高學生理解、分析現代漢語的能力和表達、應用現代漢語的能力，是師范學校現代漢語學習的目的。所以，技能訓練就成了現代漢語教學的重中之重。以語音教學為例，大部分教師在講授方音辨正知識點時，羅列了對應規律之后就草草收場，學生只停留在全國的方言分區以及音位的劃分原則等知識點的機械識記上。實際上可以通過讓學生找出自己熟悉的方言語音與普通話語音的異同，來加深學生對語音理論的感性認識；通過指導學生將語音理論運用于語音實踐，在反復的訓練或具體活動（朗誦、演講等）中提高普通話水平；再如，講授詞匯部分時，教師可指導學生對家鄉方言、社會流行語、街頭公共用字等語言現象進行調查研究，寫出調查報告或小論文。結合新詞語的產生機制講解隱喻等認知語言學知識。同時也可以結合近年來高考語文試題中關于成語的考察，讓學生體會漢語學習的實際意義。在現代漢語學習過程中，最難、最枯燥的是語法部分。語法是語言的結構規律，但語法教學在現代漢語教學中一直難有成效，往往教師講得枯燥乏味，學生學得叫苦連天。教師可以嘗試引導學生從熟知的精美的廣告詞和流行歌曲等現實語言生活中學習修辭和語法，這樣就比較形象生動了。

高中語文課程選修課五個系列中有一塊重要內容：語言文字應用。小學低年級語言文字的知識點非常多，可見，現代漢語課程和中小學語文教學有著密切的聯系。現代漢語課程儼然已成為培養未來語文師資的重要支柱學科和核心課程。五年制高師的現代漢語教師要始終了解這一課程的設置意義，同時關注基礎教育新課程改革，熟悉新課程改革的教學理念，用自己優秀的教學為基礎教育提供優質的師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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