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表云整理的11篇人口問題論文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

篇（1）

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計劃生育政策實施30多年來，累計少生4億多人，節約了9萬多億元撫養費用，有力地支持了經濟與教育的發展。

但由于人口發展的慣性，人口問題仍舊是我國當前的一個嚴重社會問題。研究我國人口問題的狀況及其對教育的影響，探討教育約制人口問題的思路與對策，對于促進人口、教育、經濟，乃至整個社會和諧發展都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一、我國人口問題的基本特點。

我國目前正處于經濟繁榮、社會穩定、教育快速發展的最佳時期，其中一個關鍵的原因就在于人口正在實現著兩個轉變：一是人口再生產類型由“高出生、低死亡和高增長”向“低出生、低死亡和低增長”的轉變；二是由人口大國向人力資源大國的轉變。根據統計資料，中國當前的出生率、增長率以及綜合生育率均接近發達國家水平，明顯低于亞洲水平、發展中國家水平及世界平均水平。這說明，經過30多年的計劃生育工作，控制人口的目標已經基本實現。由于人口發展的慣性作用，以及與低生育水平相適應的社會保障系統尚未完全建立起來等原因，人口問題仍舊是我國當前面臨的一個嚴重社會問題。同世界其他國家相比，我國當前的人口問題具有下列特點：

1.人口基數大，年出生量仍然偏多。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堅持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人口自然增長率由1978年的12.0‰下降到2007年的5.2‰，年均下降0.2個千分點。年末總人口由1978年的96259萬人增加到2007年的132129萬人，年均增長1.1%,比改革開放前（1949-1977年）的年均2.0%的增長速度下降了0.9個百分點。①但由于育齡婦女規模較大，現在仍以年凈增800萬左右的速度繼續膨脹。②另有人口學家預測，2020年大陸總人口將達到14.70億，2050年前后將是16億左右。令人擔憂的是，近年來我國人口出現了較大的反彈優勢，部分地區超生比例超過30‰，這是不容忽視的人口增長現象。

2.生育高峰間隔出現，使人口呈現波動式增長。1950年至1958年，共出生1.86億人，平均每年出生2060萬人，形成了大陸連續9年的第一個高峰期。1962年至1975年，共出生3.6億人，平均每年出生2583萬人，形成了連續14年的第二次高峰期。1987年以后，第二次人口高峰期出生的人口陸續進入婚齡、育齡期，由此形成第三次高峰期。據預測，2008年前后將迎來第四次人口出生高峰。這是因為大陸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以來，獨生子女人數累計將近1億人，其中大部分目前已進入生育旺盛期。同時由于生育政策的調整，即在農村雙方都是獨生子女的人也可生兩胎，這些人也多進入生育年齡?！半p峰疊加”的生育小高峰將持續十幾年，平均年新生兒數量將達到1700萬—1800萬，高峰大概在2010年左右。由此將給今后穩定低生育水平帶來巨大壓力

3.人口將進入老齡化時期，社會負擔日益加重。人口老齡化指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2001年我國老齡人口為7%,但老齡化的速度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快的國家之一。預計到2017年，大陸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將超過10%,達到10.4%;2025年達到13.59%;2030年達到16.59%;2035年會20.13%。人口加速老齡化會降低生產性人口比例，加大消費性人口比重，增大勞動力成本，降低儲蓄率，并進而影響到經濟增長和教育發展。③4.流動人口規模龐大，加劇了社會的就業矛盾。根據國家統計局統計公布的數字，全國流動人口數量從1993年的7000萬增加到2003年的1.4億，10年內翻了一番，超過了全國人口總數的10%;約占農村勞動力的30%。流動人口中年輕人口占絕對大多數，其中15至35歲人口占全部流動人口的70%以上。④流動人口龐大的后備軍是9億農村人口，而農村的教育還比較落后，在農村勞動人口中，l5歲及以上人口平均教育年齡不足7年，與城市平均水平相差近3年；受過大專以上教育的不足百分之一，比城市低13個百分點。⑤5.性別比持續偏高，影響著未來社會的穩定與發展。20世紀80年代以前，我國出生性別比基本上屬于正常范圍，其出生性別比通常波動在102-107之間。但自80年代以來，出生性別比明顯升高，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的出生嬰兒性別比為108.5,比例偏高現象初顯端倪，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時上升到111.3,而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則已達到116.9,個別地方甚至達到135.6,遠遠高于國際社會可以容忍的107的最高警戒線。⑥6.人口素質偏低，難以適應日趨激烈的綜合國力競爭。人口素質是指人們在社會活動中表現出來的在思想道德、文化技術、個性心理與身體健康等方面的綜合發展的水平。盡管大陸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使人口素質得到不斷提高，但人口總體素質仍然較差。據2005年1%人口抽樣調查資料顯示，我國人均受教育年限只有7.8年，尚未達到初中畢業年限；15歲以上人口中的盲率達到11.04%,其中，文盲率最高的達到44.84%,貴州、云南、青海、甘肅4個省的文盲率都在20%以上。⑦在從業人員中，文盲占8%,僅接受過小學教育占33%,而接受過高中和中等職業教育者只占12.7%,接受高等教育的僅占4.7%。聯合國開發計劃署2001年人文發展報告顯示，1987—1997年，我國每十萬人口中科學家和工程師人數只有454人，而日本為4909人，美國為3676人，俄羅斯為3587人。⑧另據2000年人口普查統計，我國約有6000多萬殘疾人，占全國總人口的4.9%,受累家庭達到18.1%,每年至少出生缺陷兒80萬人。⑨此外，表現在民主參與率、遵紀守法率、社會犯罪率等方面的人口思想道德素質也比較低。

7.職業結構不合理，第一、二產業從業人員比重過大。2001年我國三級產業就業結構比重為50.0∶22.3∶27.7,無論是與發達國家還是與發展中國家相比，我國第一、二產業從業人員的比重明顯偏高，而第三產業從業人員比重又相對偏低。發達國家或新興工業化國家，第三產業從業人員比重一般在60%至75%,巴西、埃及、印度等發展中國家也分別達到54.3%、44.1%與39.8%,明顯高于中國。這種不合理的職業結構，反映了我國物質部門從業人口的勞動力素質低下，以及科教、衛生、服務等非物質生產部門的落后狀況。

8.人口分布不平衡，導致區域經濟教育發展極不均衡。從我國人口布局看，東部人口密，西部人口稀。據2000年統計，西部面積占全國總面積的71.54%,而人口僅占總人口的28.13%;東部面積占全國面積的28.46%,而人口卻占總人口的71.87%。⑩人口分布的不平衡，使東部地區人均耕地面積日趨緊張，生產效率、經濟效益難以提高，而西部地區許多耕地潛力及自然資源未能開發，浪費嚴重。

二、人口問題對教育造成的壓力。

從本質上說，人口問題就是經濟社會與教育的發展問題。我國人口的上述特點，直接影響著我國教育事業的發展，從不同方面造成對教育的壓力。

1.人口膨脹對教育的壓力。這一壓力首先反映在影響教育投資比例的擴大。國家確定教育投資的比例，除了考慮發展科技對人才的需求狀況、經濟發展狀況與政治形勢三個因素外，還必須考慮人口年齡結構狀況。人口增長過快，撫養指數升高，國家和家庭付出的撫養費增大，在這種情況下，必然影響到國家的資金積累。國家積累資金少，擴大教育投資比例就困難。即使國家能克服困難，不減少或適當擴大教育投資比例，但由于人口增長過快，學齡人口比例增大，教育經費平均到每個學生身上也會相對減少。近年來，我國教育經費總量增長非常迅速，但是學生人均經費指數卻較低。1998年，經濟合作組織（OECD）國家的小學生人均經費指數平均為18,初中平均為23,2001年我國小學生人均經費指數為12.31,初中為16.99,農村小學僅為10.19,農村初中僅為12.83。lv其次是引起校舍、設備全面不敷。由于教育經費增長跟不上人口增長的速度，致使教育基本建設投資嚴重不足。據統計，目前我國小學、初中和大學的教學儀器設備的達標率分別只有20%、37%和30%。lw2001年全國普通中小學共有危房面積5267萬平方米，中小學校舍危房率分別達4.9%和6.7%。其中，農村初中、小學校舍危房率分別為6%和8.1%。由于校舍危房和校舍面積不足，初中超大班額問題十分突出，2001年全國初中66人以上的超大班共有24.5萬個，占初中班額總數的21.3%,超大班在讀學生約為1619萬人，約占初中在校生總數的1/4。lx其三是造成教師隊伍量少質低。2000年我國少兒人口（0-14歲）為2.89億人，2004年高中階段教育人口為7587萬人，2008年高等教育人口為1.25億人，龐大的就學人口壓力和師資建設的相對滯后，成為我國教育持續健康發展的重要制約因素。中小學由于師資力量的不足，大量聘用代課教師。2001年，全國中小學共聘用代課教師70.5萬人，占崗位教師總數的6.6%,其中農村中小學代課教師58萬人，占農村中小學崗位教師的9.6%。

按照“十五”計劃，高中階段教育要達到60%的毛入學率，即使按照生師比18∶1測算，2005年教師隊伍的缺口達到116萬人，如考慮到退休的教師，則補充的教師數量可能達到120萬人。另外，高中專任教師學歷合格率為70.7%,職業高中專任教師的學歷合格率僅為49.2%。高校教師隊伍數量不足的矛盾更加突出，1999年至2001年期間，與我國普通高校學生規模增長近1倍的發展速度相比，教師總量僅增長31%。一些基礎課及高新技術相關專業任課教師嚴重缺乏，按照普通高校生師比以15∶1計算，高校教師隊伍的缺口達11萬人。ly此外，學齡人口急劇膨脹，導致教育總體供給能力不足，制約了國民素質的快速提高。根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1999年統計，我國三級教育綜合毛入學率為73%,與高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相差20%,與OECD國家平均水平相差13%。三級教育綜合毛入學率偏低，影響了我國國民受教育年限的提高。lz2.人口波動給教育造成的困難。人口的變化過程如一列行進的火車，有很大的慣性。我國已經出現的三次人口高峰期給教育造成了一系列連鎖反應的困難，首先是幼兒入托、入園難，接著是上小學、中學難，繼之出現考大學的激烈競爭與就業難等問題。在學齡人口的高峰期內，中小學生在短期內迅猛增長，教師不足，只得降格以求，以應付緊張局面；校舍不夠，只得辦大班，或改為二部制、三部制教學。這樣，不僅教學質量難以保證，而且每天有一半或三分之二的學生，不是被關在家里，就是游蕩在馬路上，既不利于學生健康成長，也使家長擔心。入學高峰期過去后，學校又會出現人員超編。若要裁員，困難很多，若不裁員，人頭費又會擠占教育經費，使辦學條件依然難以改善。以北京市為例，2000年城區的小學生人數只有1990年的51%,東城區的小學學生和教師之比更達到6∶1,估計約有50%的小學教師資源過剩。l{問題的嚴重還在于這種高峰期一旦形成，不是造成一次性的困難，而是呈現波浪起伏的運動狀態，使困難重復出現。如1962年開始持續了14年的第二次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口，曾造成1976年開始的中小學生入學高峰。這批人將相繼結婚生育，1987年我國進入新的中小學生入學高峰，這次高峰持續了16年，其間小學生入學的峰頂在1993年，中學生入學的峰頂在1999年，中小學合計的入學峰頂在1995年。高峰期最大年招生量與1985年相比，小學（1991年）為2.72倍，中學（1997年）為1.53倍。即將出現且可能持續十幾年第四次人口出生高峰，平均年新生兒數量將達到1700萬—1800萬，必將給十年后的教育穩定發展帶來新的巨大壓力。

3.人口結構變化對教育的影響。人口結構是指人口在年齡、性別、文化、技術、職業、階級、地域、民族等方而的構成狀況。人口結構的每個方面的結構變化都要直接或間接地影響教育。人口結構變化對教育的影響主要表現在：

年齡結構的變化影響著各級各類教育的發展規模?；A教育是其他各級各類教育的奠基工程，而基礎教育發展的規模和速度，主要取決于基礎教育適齡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伴隨著高等教育大眾化與民主化的進程，高等教育的發展規模也必須考慮高等教育適齡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

文化技術結構的狀況影響著不同時期的教育任務。當前我國人口文化技術素質普遍偏低的狀況已成為現代化建設的嚴重障礙。為了盡快改變這種狀況，迫切要求教育在鞏固“普九”工程的同時，加速普及高中階段教育，進一步提高農村地區中等職業教育普及率，大力促進城市高等職業教育發展；穩步發展高等教育，著力構建國家創新體系，重視培養高層次創新人才；構筑完善的全面終身學習體系，不斷提高國民的整體素質。

職業結構的變化趨勢指示著教育結構的調整方向。職業結構變化有著自身的規律，這就是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勞動力必然出現由第一、第二產業向第三產業轉移的趨勢。職業結構的這種轉化趨勢要求教育對自身的類型結構、專業結構與課程結構等作出相應的調整。否則，職業結構的轉移就會困難重重。

4.人口流動對教育的挑戰。隨著我國現代化、城市化進程的日益加快，勞動力資源在全國范圍內配置，社會流動加速，農業人口向城市遷移流動成為歷史的必然。然而流動人口的科技文化素質普遍偏低，使他們選擇職業、參與社會生活等方面都面臨諸多障礙，由此對農村教育的發展提出了嚴峻的挑戰。

流動人口迅速增加的態勢，以及仍然存在的城鄉二元結構體制，決定了流動人口子女的教育問題將會越來越突出。由于居住地不穩定，人戶分離，社會地位的不確定等原因，許多流動人口家庭不能像非流動人口家庭那樣撫養與教育自己的孩子，導致其子女的教育和健康成長出現了這樣或那樣的困難與問題。流動人口子女問題，首先是入學難，近半數適齡兒童不能及時入學，超齡上學現象比較嚴重；其次是流動兒童失學率較高；其三是不在學兒童，即“童工”問題比較突出；其四是由于環境轉換與城鄉文化反差導致的流動兒童心理問題加劇。

這些問題如果不能很好地化解、引導和調適，將會產生更多的“問題少年”。

5.人口分布不均對教育的制約。我國東部人口過密與西北部人口過稀的狀況，制約著各地區教育事業的發展和教學質量的提高。人口過密的地方，容易造成教育中的擁擠現象，如學額過滿、教學資源緊張、大班上課、多部制教學等。據2005年對湖北省部分鄉鎮中小學的抽樣調查顯示，許多班級的學生都達到七八十人，最多的超過100人。l|由此引起教學秩序混亂、學生質量下降。人口過密的社區，還容易形成亞文化群體，青少年往往為爭奪生活空間而經常發生摩擦，甚至出現越軌乃至犯罪行為。人口過稀，造成教育人口分散。在一些人煙稀少的老、少、邊、窮地區，學生上學非常困難。小學生上學往返一次一二十里地，這也是造成這些地方義務教育難普及的一個重要原因。同時，由于教育人口分散，必然造成學額不足、小班上課，或不得不采用復式教學、巡回教學等方式。這樣，既妨礙了學生的身心發展，也制約著教育質量的提高。

三、教育對人口問題的約制作用。

約制即約束規制，使之不越出應有的范圍，引導其按既定方向發展。教育約制就是通過教育的引導和規范，從微觀層面上提高社會成員的文化與道德修養水平，使他們能夠自覺地約制自己的行為；從宏觀層面上促進教育整體的和諧發展，使之能夠主動地適應社會變革的要求。教育對人口問題的約制作用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首先，教育是提高人口素質的必由之路。提高人口素質主要有兩條途徑：一是推廣優生學，提高先天素質。要把優生學納入教育內容，逐步提高人們對優生優育的認識，懂得優生優育的重要意義，自覺地做到優生優育；通過教育宣傳把生殖健康與計劃生育的三大工程，即避孕節育優質服務工程、出生缺陷干預工程和生殖道感染干預工程積極推廣到農村地區；發揮多學科的優勢，共同研究影響我國人口健康素質和衛生服務提供的種種因素，包括人口學因素、流行病學因素、社會和行為因素、生態環境因素及其相互間的作用，在此基礎上制定各種有利于促進教育發展、人力資源開發、環境、公共衛生與法律法規建設等方面的政策。二是大力發展教育，加強后天培養。提高各級各類正規教育質量是提高未來人口素質的關鍵。應從切實抓好普及初等義務教育入手，保證入學率、鞏固率、合格率達到規定的要求，為提高人口素質打下良好基礎。

初中后教育既是普及教育的延續，又是高等教育的基礎，還是社會勞動后備力量的儲備所。提高初中后階段的教育質量是提高整個民族人口素質的重要環節。高等教育承擔著培養各級各類高層次科學技術人才、管理人才的重任，提高高等教育的質量，不僅能有效地提高各類專門人才的素質和國際競爭力，而且能極大地推動我國科技文化的迅速發展。成人是人口的主體，大力發展成人教育是提高我國現有人口素質的有效途徑。成人教育的對象和主要內容是：對文盲進行掃盲教育；對已經走上工作崗位，或需要轉換工作崗位的人員，以及正在謀求就業的待業者進行他們所不具備的履行崗位職責所必需的文化知識、專業技術和實際能力的教育和培訓；對已經離開正規學校的人員，根據他們所具有的文化基礎和實際需要，繼續進行基礎教育或高等教育；對已經接受過高等教育的專業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進行更新和擴展知識、提高能力的繼續教育；開展法律常識、婦幼衛生、老年保健、家庭生活、美術書法、美容美發、烹調營養、花卉栽培等內容豐富多彩的社會文化生活教育。成人教育具有受教育對象的廣泛性、辦學模式的多樣性、教育內容的針對性、教育方法的靈活性、教育效果的速成性等特點，很受成人歡迎。大力發展成人教育，既是造就數以億計的高素質勞動者的有效方式，也是培養各種專業技術人才的便捷道路。

其次，教育是控制人口膨脹的重要途徑?？刂迫丝谂蛎?，應從多方面著手，一方面通過加強對計劃生育的領導與宣傳；綜合運用法律、行政與經濟等手段；加強科研工作，普及避孕節育知識；建立并逐步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免除獨生子女父母的后顧之憂，使控制人口數量的政策能夠貫徹落實。但是，這些都是治標的辦法。另一方面，通過教育改變人們的生育觀念和生育選擇，才能達到治本的目的。因為人們的生育行為是受生育觀念支配的，而生育觀念的形成，既與經濟發展水平有關，也與人們的受教育程度有關。據1982年統計，文盲、小學、初中、高中、大學程度的婦女已生育子女數分別為4.74、3.81、3.08、2.41與1.94。2001年對婦女多胎率的調查也顯示出文化程度與生育率的反相關性，大學、高中、初中、小學文化和文盲的婦女多胎比例分別為0.4、3.4、7.0、18.9與36.5。調查還顯示，文化程度與早育率也密切相關，當年我國20歲以下不同文化程度已婚婦女的早育率是：大專文化的占0.5%,高中文化的占1.8%,初中文化的占5.4%,小學文化的占7.1%,文盲占8.9%。l}

可見，文化程度越低的婦女，越容易受諸如“早婚早育”“多子多?！薄ⅰ皞髯诮哟?、“重男輕女”等舊觀念影響，她們更多的追求是孩子的數量，而很少考慮孩子的素質，結果往往形成早育、多生、貧困的惡性循環。文化程度越高的婦女，她們往往從事專業性較強的工作，對工作追求相對較高，受傳統生育觀念影響較小，易于接受和掌握現代科學所提供的避孕節育方法，愿意優生優育。

教育還可以通過實施人口教育，直接影響年輕一代生育觀的形成。所謂“人口教育”是指對一定年齡階段的青年實施關于家庭、社會、國家及世界人口情勢的教育，目的在于使他們獲得人口學的基本知識，包括受孕、優生、遺傳、營養衛生、生育保健、人口政策等；培養他們對家庭的計劃生育、國家的人口計劃的理智態度與責任感；樹立符合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需要的生育觀。2000年，我國15歲至19歲人口為1.03億人l~,在十年內，他們都將進入婚育期。這批人口的生育數是左右今后人口大局的主要對象，通過各種形式對這部分人進行新的生育觀教育特別重要。他們正處在世界觀的形成過程中，通過教育使他們樹立新的生育觀，必將支配他們今后的生育活動，產生移風易俗的巨大力量。此外，通過教育促進社會合理流動，還能起到使人口分布漸趨合理的作用。

注釋：

[]1國家統計局《：改革開放30年：人口素質全面提高就業人員成倍增加》，

[2]胡鞍鋼《：聚焦中國人口國情》《，學習月刊》2007年15期。

[3]張車偉：《我國人口問題性質的轉變及其新挑戰》，《人口與發展》2008年第1期。

[4]朱彬、王義《：13億人口使我們面臨新挑戰》，

[5]王惠詩《：農村流動人口集聚化就業》《，當代經濟》

2008年第5期。

[6]陳俐《：中國出生嬰兒性別比的現狀分析和對策》，《人口學刊》2004年第2期。

[7]童玉芬《：從人口大國走向人力資源強國———中國人力資源的現狀和形勢分析》《，現代經濟探討》2008年第1期。

[8][9]lxlylz中國教育與人力資源問題報告課題組《：從人口大國邁向人力資源強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402241頁，第315頁，第61、317、318頁，第299頁。

[10]田雪原、王國強主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中的人口與發展》，北京：中國人口出版社，2004年，第364頁。

[11]沈百?！叮何覈逃顿Y的進展與問題》，載《教育科學》2003年第2期。

[12]陳鈕芬《：我國居民收入、人口、教育、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與居民消費模型的實證分析》，載《數理統計與管理》2004年第2期。

篇（2）

三十多年來，中國通過大力推進人口和計劃生育政策，使13億人口日推遲了4年，中國已成為世界上唯一一個發展中人口大國在20世紀實現低生育水平的國家。但在人口轉變的同時，中國人口問題由過去的以數量為主，向數量、質量、結構相互交織轉變，使得中國人口問題的解決更具復雜性和挑戰性。人口問題及其給經濟、社會、資源與環境帶來的壓力，引起了我國學者的廣泛關注。圍繞著中國人口問題研究，中國近年來涌現了眾多不同觀點，通過對這些基本觀點的述評，對加深人口理論研究，制定合理的人口政策有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

我國人口問題研究觀點綜述

根據國家計生委的統計調查，自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以來，中國婦女生育水平開始持續下降?？偤蜕蕪?970年的5.81降到1980年的2.31，首次接近更替水平，2000年第五次普查數據顯示，中國總和生育率下降到1.30，達到低生育率水平，人口快速增長的勢頭得到基本控制。針對在低生育率水平下，我國21世紀人口問題的核心及人口政策的導向，成為近年來學術界關注的焦點問題。

關于未來人口戰略目標的不同觀點

就未來人口戰略目標而言，目前的主要爭論集中在：是否應以減少人口數量為戰略目標。對這一問題的探討，形成了以下不同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中國應以減少人口數量為戰略目標。持這種觀點的學者有葉文振（2002）、李小平（2004）等人，他們認為在新的百年里繼續有效地減少人口數量依然是我國人口政策必須考慮的主要矛盾和先于一切的大事。理由有三：其一，人均意識與人均資源劣勢要求減少人口總量；其二，資本有機構成的潛能，要求減少勞動力供給總量；其三，人均收入水平的加速提高，要求縮減人口總量。最后的結論認為，中國應以減少人口數量為戰略目標，在100年后將中國人口降到8-10億并力爭更低，200年后降到3-5億。與第一種觀點截然相反，另外一些學者認為，結構問題已經一躍成為21世紀中國人口問題的核心。宋健（2002）認為人口數量問題成為“籠中之虎”，盡管威猛，卻盡在掌握之中，中國人口轉變的獨特性，造就了中國人口結構問題的獨特性，隨著人口和社會經濟的發展，21世紀人口戰略目標應該由數量問題轉移到結構問題上。持此觀點的學者雖然不是很多，但這至少警示人們人口結構問題的嚴重性。第三種觀點認為，統一人口數量與結構、提高人口素質才應成為長期追求的目標。持這種觀點的學者們從人口與可持續發展的視角出發，多方位的尋求平衡發展。李建新（2001）駁斥了“一味追求人口數量減少的觀點”，認為在追求減少人口數量過程中所引起的加速年齡結構老化則必然會不利于可持續發展，他引用中國人口增長與社會經濟發展變遷的歷史事實，論證了“人口數量多少并不決定一個國家地區社會經濟發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命題。蔣正華等人（2000）認為根據中國的國情目前追求最優人口數量是不現實的，當前所做的是將總人口控制在人口最大容量內的前提下，實現人口結構、人口地區分布的合理布局，實現人口與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學術界在人口戰略目標上的激烈辯論，說明中國人口未來長遠發展目標的確定是一項異常復雜、困難的任務，需要慎之又慎。

關于有無必要進一步降低生育率的不同觀點

在人口總量壓力與人口結構壓力并存的情形下，能否進一步降低生育率，是學者們關注的另一熱點問題。對未來人口目標的不同觀點，體現在對于生育政策的走向問題上有不同的見解，歸納起來有三種意向:1)進一步降低生育率，將總和生育率降到1.5甚至1.0以下，并長期保持下去，從根本上解決中國人口過多與人均資源長期緊張的問題，這樣才可能在生活水平和生存環境上追趕發達國家;2)穩定目前低生育率，這是人口總量未來能否停止增長并轉向負增長，最終實現現代人口轉變的關鍵;3)提高生育率，穩定總和生育率在更替水平2.0左右，是實現人口與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必要條件和最優的穩定狀態。這些意向最終體現在對生育胎次政策的主張上:1)主張繼續推行一孩化，從而進一步擴大獨生子女家庭的比例(;葉文振，2002;李小平，2004);2)維持目前的生育胎次政策或穩定總和生育率于1.5~1.8左右(馬瀛通，林富德，2000);3)調整現行的胎次政策，擴大二胎比例或逐漸向二胎政策過度(李建新，2000，2001；于學軍2000)，一方面，對生育率水平特別低的地區（如北京等地生育率已降到1.0以下），應采取措施，刺激生育率回升到更替水平；另一方面對生育率較高地區，通過生育政策把生育率控制在2.0左右的水平上，這樣既達到控制人口增長，又達到調控人口數量的目標。以上學者們對未來生育與政策調整問題基本上屬于理論探討，目前尚無嚴密的計算和論證，對這些調整可能帶來的后果也無系統的論述。

關于人口調控的不同觀點

從上述的討論中可看到，無論從我國目前人口數量問題還是結構問題上看，我國的人口是需要進行調控的。但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并逐步完善，人口控制機制應如何確定，現行的管理體制有無存在的必要或應向什么方向發展，已倍受關注。在人口調控問題的研究中形成了以下觀點：第一，只能由政府計劃調控，理由有二：其一，由于市場經濟對人口調節的時滯性，即使對一個完善的市場經濟而言，政府對人口的宏觀調控也是必不可少；其二，人口的生產不同于物質資料的生產，通過對兩種生產的調節機制進行比較分析，認為人口生產并不受勞動力市場供求規律調節，因此人口控制不應該也不可能由市場調節，只能計劃生育。第二種觀點認為，今后的人口調控應主要通過競爭、勞動力市場等市場機制的作用引導家庭的生育行為、控制人口數量，持這種觀點的學者認為：一方面，隨著生育率的下降，社會經濟的發展，特別是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我國計劃生育政策的邊際效應必然出現遞減的現象；另一方面，通過對20世紀最后20年來中國婦女生育水平變動的研究，認為近20年來人口發展主要由經濟等客觀因素所決定，當人口政策符合經濟規律的要求時才能起到顯著的作用，主張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應該轉變職能，把婚姻、生育之類的私權歸還于民。

我國人口問題研究觀點述評

我國學術界在上述三方面的人口問題研究中既存在不同的立場和視角，也存在差異顯著的推斷和論證邏輯。總體來看，各觀點均有其合理性與局限性，這主要是由于我國人口轉變的特殊性及目前我國人口問題的復雜性決定。>一方面，歷史上長時期人口快速增長，導致人口基數龐大。人口基數龐大、增加速度快，對中國資源環境能源形成嚴重的壓力。再加上人口運動的慣性和人口再生產自身規律的作用，人口與生態環境的矛盾還會進一步尖銳化，因此人口數量問題是理論界關注的核心問題之一。

參考文獻：

1.李小平.論中國人口的百年戰略與對策[D].戰略與管理,2004

2.葉文振.數量控制:21世紀中國人口生育政策導向[D].市場與人口分析,2002

3.宋健.結構問題是21世紀中國人口的核心問題[D].市場與人口分析,2002

篇（3）

根據國家計生委的統計調查，自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以來，中國婦女生育水平開始持續下降?？偤蜕蕪?970年的5.81降到1980年的2.31，首次接近更替水平，2000年第五次普查數據顯示，中國總和生育率下降到1.30，達到低生育率水平，人口快速增長的勢頭得到基本控制。針對在低生育率水平下，我國21世紀人口問題的核心及人口政策的導向，成為近年來學術界關注的焦點問題。

關于未來人口戰略目標的不同觀點

就未來人口戰略目標而言，目前的主要爭論集中在：是否應以減少人口數量為戰略目標。對這一問題的探討，形成了以下不同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中國應以減少人口數量為戰略目標。持這種觀點的學者有葉文振（2002）、李小平（2004）等人，他們認為在新的百年里繼續有效地減少人口數量依然是我國人口政策必須考慮的主要矛盾和先于一切的大事。理由有三：其一，人均意識與人均資源劣勢要求減少人口總量；其二，資本有機構成的潛能，要求減少勞動力供給總量；其三，人均收入水平的加速提高，要求縮減人口總量。最后的結論認為，中國應以減少人口數量為戰略目標，在100年后將中國人口降到8-10億并力爭更低，200年后降到3-5億。與第一種觀點截然相反，另外一些學者認為，結構問題已經一躍成為21世紀中國人口問題的核心。宋健（2002）認為人口數量問題成為“籠中之虎”，盡管威猛，卻盡在掌握之中，中國人口轉變的獨特性，造就了中國人口結構問題的獨特性，隨著人口和社會經濟的發展，21世紀人口戰略目標應該由數量問題轉移到結構問題上。持此觀點的學者雖然不是很多，但這至少警示人們人口結構問題的嚴重性。第三種觀點認為，統一人口數量與結構、提高人口素質才應成為長期追求的目標。持這種觀點的學者們從人口與可持續發展的視角出發，多方位的尋求平衡發展。李建新（2001）駁斥了“一味追求人口數量減少的觀點”，認為在追求減少人口數量過程中所引起的加速年齡結構老化則必然會不利于可持續發展，他引用中國人口增長與社會經濟發展變遷的歷史事實，論證了“人口數量多少并不決定一個國家地區社會經濟發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命題。蔣正華等人（2000）認為根據中國的國情目前追求最優人口數量是不現實的，當前所做的是將總人口控制在人口最大容量內的前提下，實現人口結構、人口地區分布的合理布局，實現人口與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學術界在人口戰略目標上的激烈辯論，說明中國人口未來長遠發展目標的確定是一項異常復雜、困難的任務，需要慎之又慎。

關于有無必要進一步降低生育率的不同觀點

在人口總量壓力與人口結構壓力并存的情形下，能否進一步降低生育率，是學者們關注的另一熱點問題。對未來人口目標的不同觀點，體現在對于生育政策的走向問題上有不同的見解，歸納起來有三種意向:1)進一步降低生育率，將總和生育率降到1.5甚至1.0以下，并長期保持下去，從根本上解決中國人口過多與人均資源長期緊張的問題，這樣才可能在生活水平和生存環境上追趕發達國家;2)穩定目前低生育率，這是人口總量未來能否停止增長并轉向負增長，最終實現現代人口轉變的關鍵;3)提高生育率，穩定總和生育率在更替水平2.0左右，是實現人口與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必要條件和最優的穩定狀態。這些意向最終體現在對生育胎次政策的主張上:1)主張繼續推行一孩化，從而進一步擴大獨生子女家庭的比例(;葉文振，2002;李小平，2004);2)維持目前的生育胎次政策或穩定總和生育率于1.5~1.8左右(馬瀛通，林富德，2000);3)調整現行的胎次政策，擴大二胎比例或逐漸向二胎政策過度(李建新，2000，2001；于學軍2000)，一方面，對生育率水平特別低的地區（如北京等地生育率已降到1.0以下），應采取措施，刺激生育率回升到更替水平；另一方面對生育率較高地區，通過生育政策把生育率控制在2.0左右的水平上，這樣既達到控制人口增長，又達到調控人口數量的目標。以上學者們對未來生育與政策調整問題基本上屬于理論探討，目前尚無嚴密的計算和論證，對這些調整可能帶來的后果也無系統的論述。

關于人口調控的不同觀點

從上述的討論中可看到，無論從我國目前人口數量問題還是結構問題上看，我國的人口是需要進行調控的。但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并逐步完善，人口控制機制應如何確定，現行的管理體制有無存在的必要或應向什么方向發展，已倍受關注。在人口調控問題的研究中形成了以下觀點：第一，只能由政府計劃調控，理由有二：其一，由于市場經濟對人口調節的時滯性，即使對一個完善的市場經濟而言，政府對人口的宏觀調控也是必不可少；其二，人口的生產不同于物質資料的生產，通過對兩種生產的調節機制進行比較分析，認為人口生產并不受勞動力市場供求規律調節，因此人口控制不應該也不可能由市場調節，只能計劃生育。第二種觀點認為，今后的人口調控應主要通過競爭、勞動力市場等市場機制的作用引導家庭的生育行為、控制人口數量，持這種觀點的學者認為：一方面，隨著生育率的下降，社會經濟的發展，特別是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我國計劃生育政策的邊際效應必然出現遞減的現象；另一方面，通過對20世紀最后20年來中國婦女生育水平變動的研究，認為近20年來人口發展主要由經濟等客觀因素所決定，當人口政策符合經濟規律的要求時才能起到顯著的作用，主張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應該轉變職能，把婚姻、生育之類的私權歸還于民。

我國人口問題研究觀點述評

我國學術界在上述三方面的人口問題研究中既存在不同的立場和視角，也存在差異顯著的推斷和論證邏輯。總體來看，各觀點均有其合理性與局限性，這主要是由于我國人口轉變的特殊性及目前我國人口問題的復雜性決定。

一方面，歷史上長時期人口快速增長，導致人口基數龐大。人口基數龐大、增加速度快，對中國資源環境能源形成嚴重的壓力。再加上人口運動的慣性和人口再生產自身規律的作用，人口與生態環境的矛盾還會進一步尖銳化，因此人口數量問題是理論界關注的核心問題之一。

另一方面，隨著經濟的發展及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近幾年中國人口發生了歷史性的轉變。如果按照自然趨勢發展，中國現在及未來一段時間內會像許多發達國家一樣持續處于人口轉變的第二個階段，但是由于70年代開始實行了較為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人口發生了快速轉變，致使中國用了不到30年的時間就完成了發達國家上百年才完成的現代人口增長模式轉變過程。這就導致了我國人口結構問題日益突出，使得21世紀中國面臨著人口數量及結構的雙重壓力。

第三，中國人口轉變的經濟基礎不同于發達國家。中國的人口轉型是在經濟追求高速發展的時期出現的，與工業化幾乎同時發生，而歐洲是在工業化完成后的經濟高度發達的背景下才出現的。西方發達國家進入人口老齡化時，人均GDP一般在10000美元左右，而中國僅為1000美元，顯然，中國的人口的轉變缺乏經濟基礎。

總體而言，對前面提到的人口問題雖然存在不同的觀點，但各種觀點的爭論使人口問題的研究更加全面。具體而言：

在未來人口戰略目標上，學術界把人口目標與社會經濟和資源環境的可持續發展聯系起來，并深刻認識到了社會經濟發展的核心問題是人口問題，找到了未來社會經濟發展的基本矛盾；研究的視角更加強調學科之間的交叉性：在確定人口的最大容量及適度人口方面將人口學、經濟學、資源環境學等結合起來，跨學科的特點突出；在分析人口結構問題時，選取了改進之后遞進式生育預測方法，這種預測方法更適合于中國人口發展的規律。在人口生育政策的導向及人口控制的調節機制上，對人口政策的探討不再僅限于關注人口數量，而是從多角度多層面去審視人口政策實施的條件及可能造成的后果和影響。對于這些方面的探討，可使未來的人口政策更符合實際，從而能盡可能的縮小負面效應，這是其合理的一面。其不足之處在于：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由于城市地區穩定低生育水平的技術條件與經濟條件已經完全成熟，因此全國的人口的生育率水平更多地取決于農村經濟的發展。

對我國未來人口研究及人口政策制定的啟示

上述針對人口問題的觀點，是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分析我國人口問題而提出的，這些觀點對我國未來制定人口政策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可以從中得到以下啟示：

第一，在不斷完善的市場機制下，生育政策應隨之做出相應的調整。無論原有的生育政策在過去發揮了多大的作用，但人口政策總是一定社會經濟條件下的產物，它也只有在一定的經濟基礎之上才能發揮其作用。隨著市場經濟的確立及完善，無論生育政策的導向如何，對生育的調節手段應該發生轉變。

第二，生育政策應分地區區別對待。雖然改革和開放以來，我國社會經濟發展十分迅速，但是地區之間存在著很大的差別，因此在生育政策的選擇與方式上也應有所不同。在上海、廣州等地綜合生育率低于1.0的地區，特別是佛山（0.55）等超低生育率、經濟基礎好、思想觀念超前的城市，穩定低生育率水平的條件已經完全成熟，應將低生育率穩定機制從政策控制機制向群眾自我約束機制轉變。在經濟基礎落后的西部高生育率地區，應深入群眾實地調查，確定出與當地實際情況相宜的生育調節方式。

第三，促進人口流動，改變生育觀念。在城市總和生育率已經較低且基本穩定的的條件下，控制農村人口成為解決我國人口問題的關鍵。而促進人口流動，加快城市化建設不僅是人口向城市的簡單的轉移，更重要的是人口生活方式、思想意識的轉變。發達地區經濟條件的引力，與落后地區人口過剩的推力，使得落后地區人口向經濟發達地區流動，在流動中改變生育觀念，轉換生育行為。

參考文獻：

1.李小平.論中國人口的百年戰略與對策[D].戰略與管理,2004

2.葉文振.數量控制:21世紀中國人口生育政策導向[D].市場與人口分析,2002

3.宋健.結構問題是21世紀中國人口的核心問題[D].市場與人口分析,2002

篇（4）

2.呼喚學術自覺:人口社會學本土化思考

3.人口社會學研究對象的再探討

4.人口社會學的研究對象和內容初探

5.外國人及港澳臺居民在中國大陸的人口社會學分析

6.應對人口老齡化危機的社會學思考 

7.人口社會學淺談

8.人口社會學因素對老年糖調節受損者主觀幸福感的影響

9.人口社會學的理論特點及其實踐功用

10.外出務工人員人口社會學特征和艾滋病KAB調查

11.人口社會學的課題

12.新疆高校大學生“五觀”的人口社會學差異分析

13.SARS對人口社會學的挑戰

14.關于人口社會學發展的思考

15.人口社會學淺談

16.人口社會學因素對護士離職意愿的影響

17.面向現代化的人口社會學

18.人口社會學的學科地位和理論體系初探

19.農村光棍的類型研究——一種人口社會學的分析

20.對《人口社會學》構成體系的初步設想

21.流動人口犯罪的社會學思考 

22.網絡社會的群體參與——以人口社會學為視角

23.城鄉老年人生活質量與人口社會學特征關聯初探

24.高職護理專業不同人口社會學特征學生人際容納狀況的差異性研究

25.中國人口社會學的興起與發展前景

26.人口社會學的研究范圍

27.人口社會學的個理論問題

28.第三屆全國人口社會學討論會綜述

29.流動人口犯罪原因的社會學分析及對策 

30.“人口社會學”探究式學習教學法的應用

31.試論人口社會學的研究對象和內容結構

32.深入探討人口與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全國第四屆人口社會學年會綜述

33.第三屆全國人口社會學討論會綜述

34.全國第二屆人口社會學討論會述評

35.縣城不同職業流動人口社會學特征及艾滋病知識知曉情況調查

36.第二屆全國人口社會學研討會綜述

37.流動人口規模、結構及特征的人口社會學分析

38.人口社會學的基本框架結構初探

39.老年人生活質量與人口社會學特征

40.第一講:人口社會學是研究什么的

41.當前人口社會學研究中的熱點與難點——全國第三屆人口社會學討論會綜述

42.不同人口社會學特征的老年糖調節受損者應對方式分析

43.第二屆全國人口社會學討論會述評

44.聯合國人動基金委員會駐華顧問默頓斯在吉林大學人口研究所講授人口社會學

45.理論聯系實際,探索深化創新——第二屆全國人口社會學討論會綜述

46.探討·開拓·創新——全國首屆人口社會學討論會綜述

47.農村流動人口研究的再思考——以身體社會學為視角

48.英國穆斯林移民的人口社會學分析

49.老年人生活質量與人口社會學特征

51.人口社會學的對象和方法50.人口社會學研究的重要課題  

52.上海外來流動人口犯罪現狀的社會學分析與控制對策

53.創建幸福家庭——人口社會學的一個視角 

54.流動人口規模、結構及特征的人口社會學分析

55.創建幸福家庭——人口社會學的一個視角

56.全面認識社會與發展中的人口——評《人口社會學》

57.不同等級醫院門診患者就醫原因及其人口社會學特征

58.全國首屆人口社會學研討會在杭州舉行

59.老年人口養老意愿的社會學分析

60.農村體育人口“二元性”分化趨勢的社會學研究

61.自愿不育的人口社會學視角

62.出生性別比偏高的人口社會學分析

63.春運問題的人口社會學分析

64.一部有創見的《人口社會學》

65.人口社會學研究內容探析

66.全國第二屆人口社會學討論會述評

67.人口資源環境社會學的研究對象的界定

68.一部有創見的《人口社會學》

69.對加入WTO后流動人口犯罪的社會學分析

70.民族宗教流動人口社會學調查——廣州市化隆拉面從業群體的基本特征調查報告

71.第二屆全國人口社會學討論會側記

72.對“溺嬰”的人口社會學分析

73.遼寧流動人口犯罪社會學分析及控制對策

74.基于社會學視角的人口就業理論探討

75.我國體育人口性別結構的社會學分析

76.試論人口社會學的研究

77.城市流動人口社會融入的法律社會學思考

78.知識社會學與1950年代中國人口控制論間的競爭

79.農村流動人口的文化社會學研究 

80.公安機關流動人口服務管理創新研究的知識社會學分析

81.中國人口與中國體育人口比較的社會學分析

82.影響大學生體育人口形成的多因素社會學分析

83.當代中國體育人口結構的社會學分析

84.農村人口控制的社會學思考

85.中國人口社會學的定向歷程

86.社會學與人口問題

87.海寧市外來務工人員人口社會學特征及麻風病認知情況調查

88.中國人口社會學的定向歷程(續)

89.我國當代人口流動的教育社會學分析

90.外國人在德國的人口社會學分析

91.從民族社會學視角看中國人口文化素質中的性別因素——兼論提高女性文化素質對和諧社會構建的意義

92.流動婦女心理健康狀況分析

93.我國老齡人口健康評價指標的社會學初步研究

94.2015年德國難民庇護申請者的人口社會學分析

95.流動人口犯罪的犯罪社會學分析及其社會性防治對策

96.試論社會學研究人口問題的內容和方法

97.流動人口聚居區形成過程的社會學考察——一個城市空間轉型的個案研究

98.“義莊”:創建現代農村家族鄰里互助養老模式的重要參鑒——基于社會資本的視角

99.湖北地區革命傷殘軍人健康狀況抽樣研究Ⅰ.傷殘及人口社會學特征

100.人口控制與社會學  

101.中國社會學2013學術年會“流動人口與城市融合”分論壇成功舉辦

102.影響體育人口因素的社會學分析

103.山東省青壯年勞動力人口健身觀念的社會學分析

104.論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障對“生男偏好”的影響

105.農村流動人口“回流”動因的社會學分析

106.人口控制與社會學

107.大型社區的人口、住房、活力與公平 上海大型社區規劃理念與策略的社會學思考

108.論人口、貧困與幸?！獜摹度丝谠怼氛勂?/p>

109.人口結構與生育意愿變遷的社會學分析——以改革開放為背景

110.試從社會學角度談人口增長

111.勞動就業和社會學——討論人口普查中“在業人口劃分標準”的一些想法

112.新型城鎮化背景下農村職業教育與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關系——基于社會學的視角

篇（5）

l、利益群體的利益差別與利益協調

利益群體（interestgroup，又稱利益集團）是政治學、社會學和經濟學都關心的一個問題，由于學科的研究對象差異，因此對利益群體的界定存在一定差別。在西方社會中利益群體經常被看作是致力于影響國家政策方向的組織，最典型的利益群體是院外活動集團和工會。M．奧爾森是利益群體研究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對利益群體作了分類，指出過分強大的利益群體對社會發展的不利影響（M．奧爾森，1993、1995）。

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利益群體在規模上和活動能力上與西方都有很大的差別。在本文中，利益群體指的是在某些問題上有共同利益，并且有類似人口特征的群體。在外來人口管理問題上可以劃分為以下幾個利益群體：

外來人口群體。一般說來，外來人口群體在他們工作的城市里可以得到比家鄉高的收入，但是他們在很大程度上被排斥在城市的生活主流之外。在許多情況下，外來人口群集而居，甚至出現北京的“浙江村”這種獨特的景觀（王春光，1995）。無論他們在城市生活多久，只要沒有得到城市戶口，他們很難為自己的權益辯護。M·奧爾森把這類群體稱為“忍氣吞聲的集團”，這樣的說法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外來人口在城市中的地位。外來人口在為城市創造財富的同時，也損害了一些城市人口的利益。不過在外來人口當中，還可以根據他們的經濟收人和職業劃分出不同層次。

城市戶籍的容易被替代職業勞動者群體（簡稱替代群體）。在城市的勞動力市場中，有一些職業并非需要很專門的技能，例如體力勞動。簡單的技術工作、一般的商業和服務業、普通的文職工作等等，本文把這些稱為容易被替代職業。外來人口在城市里主要是在這些容易被替代的職業中謀生，因此產生一些外來人口集中的行業，如環衛工人、建筑工人、服務人員等等。由于外來人口可以接受低工資，可以不要參加社會保險，因此在一些行業中對城市戶籍的勞動者的就業構成威脅。甚至于擠占了城市戶籍人的工作機會，因此替代群體在一定程度上與外來人口有利益沖突。

得利群體?？陀^上說，大部分城市戶籍人口都不同程度地從外來人口身上得到一些利益，不過有些群體得到的利益特別多，本文把從外來人口身上得到利益特別多的群體稱為得利群體，得利群體主要有大大小小的雇主、一些管理部門的成員、一些主要依賴外來人口生存的人，如城鄉結合部出租屋的房東。在許多情況下，雇主如可果用低薪雇用外來人口以節省工資成本，而且常常可以不支付外來人口應有的社會保險費用。因為在目前一些管理部門向外來人口收取各種管理費，而有的管理費用超過管理成本，導致管理外來人口是有利可圖。在城市中，還有一些人是依賴外來人口獲利，比較典型的是一些出售中低檔商品的商店東主和出租屋的房東。

超脫群體。雖然城市里很少有人能夠與外來人口沒有任何關系，但是有一些人相對說來與外來人口之間的利益關系不多，例如離退休人員和未成年人等等，本文把這些人稱為超脫群體。

在外來人口問題上，不同利益群體間有著不同的利害關系。外來人口希望城市對他們打開大門，外來人口與城市戶籍者得到一視同仁的待遇。得益群體希望多一點外來人口，他們可以增加利益。替代群體則希望少一點外來人口，特別是在就業機會的競爭時，沒有外來人口。有不同的利益存在就引出利益協調問題，如果沒有利益協調就可能產生群體之間的利益沖突。而目前我們靠什么來協調利益群體之間的利益呢，除了政府，特別是地方政府之外我們別無選擇。從理論上講，政府是代表人民的，但是人民是可以劃分為許多利益群體的，在發生群體之間的利益沖突時，政府又應該為哪個群體的利益服務呢。在很大程度上地方政府也成為一個利益群體，因為地方政府肩負著發展地方經濟的任務，地方政府明白廉價的外來人口提供大量勞動力是降低成本，提高本地產品競爭能力的重要因素。同時由于得利群體中有些就是政府有關部門，直接影響到政府決策。然而當替代群體中就業問題日益嚴重時，地方政府就陷入一種兩難的局面，一方面要保護有本地戶口的人就業，另一方面又要維持相對的低工資以增加本地經濟的競爭能力。由于得利群體往往有一定的社會地位和權力，因此多少對地方政府的決策存在影響。

長期以來，我們在利益分配上有兩個錯誤的傾向，第一只講整體利益，不談群體的利益，更加沒有研究如何協調群體利益；第二是過分期望得到一種“帕累托最優”（就是讓某些人得到利益而不傷害他人的利益），而這在人口管理中是很難實現的。由于上述兩種思路的誤導，地方政府往往不注意尋找一種各利益群體都能接受的方案，很難在人口管理問題上取得一種突破。

2、組織的尋租行為

組織是一個學術含義非常廣泛的概念，在本文中組織僅僅指的是政府機構和帶有行政權力的一些部門。尋租的概念也有些不同的理解，在本文中指的是利用權力為本人或者本人所屬組織謀取利益，而這種利益卻傷害了社會的整體利益。通常尋租行為是對個人而言的，但是在目前有些尋租行為卻是組織的行為，這點在城市人口管理上顯得比較突出。

地方城市政府一方面要為增加的城市人口支付公共開支，但是另一方面也可以從人口管理上得到一筆可觀的收入。截止1993年全國共出售各種城鎮戶口300多萬個，收入達250億元（韓俊，1994）。據對東部沿海一個縣級市的調查，1991年出售開發區戶口3000個，籌集建設資金1500萬元，1994年開始辦理所謂的“地方城鎮居民戶口”，1994-1996年辦理地方城鎮居民戶口18000個，收取城鎮增容配套費4000多萬元，1997－1998年辦理地方城鎮居民戶口8200個（左鵬，2000）。

由于地方政府官員的任期有限，因此地方官員的短期行為是比較常見的。這種短期行為中最突出的是期望在任期內，對城市市政建設有大的外表改善，生一般說來對將來可能產生遺留的問題不太關注。因此地方政府通過出售城鎮居民戶口籌措市政建設的資金，完全是可以理解的行為。

在前些年的房地產開發熱中，許多城市積壓了大批的空置商品房。為了促進商品房的銷售，在一些城市中可以購房入戶口，或者以“藍印戶口”的形式得到城市戶口。這種情況與地方政府的經濟利益相關，因為房地產市場的活躍與否對地方財政有顯著影響。出售戶口在短期內有利，但是給地方政府帶來了比較大的就業壓力。

對人口管理的收費，特別是對外來人口管理的收費，普遍缺乏透明度，相當一部分收費標準的制定缺乏合理的依據，在收取管理費時，不能排除存在組織尋租的現象。同時也不能排除存在“管理就是收費”的弊病。外來人口管理費偏高，加上辦理手續的不方便，導致相當一部分外來人口并不主動辦理暫時居住的手續，游離在城市的人口管理體制之外。這些游離的人口成為人口管理的死角，往往是導致社會問題的重要組成部份。

由于存在腐敗現象，個別管理部門對外來人口的管理往往喜歡用罰款的方式進行，這些罰款的去向常常不太光明正大。以罰代管方式的罰款的額度又缺乏法律的根據，因此一方面傷害了外來人口的合理權益，另一方面加劇了外來人口與本地戶籍人口之間在感情上的對立。

從地方政府到管理機構都存在的尋租行為，無疑給城市人口管理的科學性蒙上一層陰影，可以把一些簡單的問題復雜化。

3、條塊分割體制的不協調

目前我們的城市管理體制比較混亂，存在所謂的“條條塊塊”現象，一股情況下，管理部門之間缺乏互相溝通。由于管理部門之間的溝通不足，出現了各自為政，有關政策互相矛盾，導致管理效率低下。在人口管理體制上，這種現象同樣存在。涉及到人口管理的政府部門與社會團體很多，有公安、工商管理、勞動管理（包括社會保險）、民政、計劃生育等等，有街道辦事處、居民委員會。大部分外來人口是在一些企業或事業單位就業的，這些單位的管理部門是五花八門的。可能沒有人認真研究過，一個在城市里的外來人會有多少部門管到他。大家都可以管，可能出現由于責任分攤而實際上誰都不負責，同時也更加可能出現有利益時大家爭著管，沒有利益時誰都不管。

體制對城市人口管理的影響，最突出的可能是城鄉結合部地區了。由干近年來城市范圍的急速擴張，不少原來城市郊區的農田被城市建設征用，原來的農村被城市包圍，形成所謂“都市里的村莊”。住在“都市里的村莊”的“農民”，雖然大部分早已經不再務農，但是他們的身份還是農民，在體制上屬于農村的鄉鎮管理，而不是屬于城市的街道管理，傳統農村在空間分布上是分散的，因此“都市里的村莊”在空間上也是分散的，這種分散管理與城市在空間上的整體性是不協調的，這種不協調給城市管理帶來許多不方便。

“都市里的村莊”里往往有大量的“出租屋”，“出租屋”里住著大量的外來人口，這些外來人口基本上是依靠城市謀生，許多日常活動是在城市進行的，但是其居住地管轄卻與城市不統一，這種情況就不可避免導致人口管理上的漏洞和混亂。事實上城市管理不善帶來的許多問題，例如社會治安問題、衛生環境問題都在不同程度上與“都市里的村莊”現象相關。因為存在管理的漏洞，所以在“都市里的村莊”中，利益群體的尋租行為往往特別突出。

體制不協調的另一個突出問題是勞動力市場的不統一。城市的勞動力市場是一個割裂的勞動力市場，在這個市場上，不同所有制企事業單位的用工制度不盡一致，一般說來，政府控制能力比較強的是國有企事業單位，其他所有制單位的勞動用工受政府的控制程度比較低，最明顯的是職工參與社會保險的比重是國有企事業單位遠高于其他所有制單位。除了這個問題之外，城市中還存在一個龐大的非正式勞動力市場（李若建，1994），對這個勞動力市場，政府管理部門多少有點鞭長莫及，而外來人口構成了非正式勞動力市場的主體，因此政府通過管理勞動力市場來達到管理人口的目的則困難重重。

曾經有一種觀點認為，為了克服城市人口管理體制的混亂，應該成立一個專門的人口管理機構。其實這種想法是行不通的，因為人的活動涉及到許多方面，決不可能靠一個部門可以全部包攬。

4．資源產權問題

產權可以看成是一種資源或者服務的使用權。產權問題是困擾中國改革進一步深人的問題，不僅僅在企業中存在產權不清問題，在資源方面同樣存在許多產權問題。由于產權不清，給城市人口管理帶來不少困擾。

土地資源是最重要的資源之一，土地制度對城市的形態與管理體制都會發生明顯的影響。在中國大陸，城市的土地是國家所有，農村的上地是農村集體所有，從整體上看，這兩種不同的土地制度是比較適合中國國情的，但是在城市郊區，就存在問題?！岸际欣锏拇迩f”中，土地是農村集體的，住宅地的使用權是個人的，城市規劃很難對其有制約作用，因此在外觀上顯得零亂，在管理上與城市顯得不協調。

除了土地資源之外，在城市中有大量的公共資源。公共資源包括內容很多，就業機會是公共資源，城巾的基礎設施和教育資源也是。資源的產權對城市人口管理有很大的影響，就以這幾個資源為例，作初步分析。

一個城市的就業資源是否是當地政府的、本地戶籍人口的專利，這個問題很棘手，但也不能回避。如果就業機會這個資源的產權是地方政府的，那么政府可以限制外來人口就業，否則就不能。如果以投資主體作為決定就業資源的產權，那么地方政府對就業的限制就沒有多少道理了。

一般來說，城市的基礎設施一般是本地政府的投資，那么本地政府是否擁有城市基礎設施的所有權呢？雖然有許多公共設施的使用者不完全是本地的納稅人，相當部分是外來人口。但是有相當部分公共設施是被控制專門為本地戶籍人口服務的，特別突出的是初級和中等教育。外來人口子女上學問題是一個相當普遍存在的問題，一般說來，外來人口的子女需要支付一筆昂貴的贊助費才能上學。其實教育資源問題同樣困擾本地戶籍人口。目前中國城市戶籍人口中，人戶分離的情況相當多，一些原來居住在老城區的人，雖然已經搬遷到新城區，但是戶口依然留在老城區，這種情況給人口管理帶來一些不必要的麻煩。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之一是教育資源的產權問題。由于歷史的原因，許多有名的中小學位于老城區，而入學的條件往往受到戶口的限制，為了使自己的孩子上一個好的學校，家長們寧可把戶口留在老城區。

篇（6）

按分層隨機取樣的方式，考慮年齡、性別、婚姻、月收入和地域等方面的平衡，共抽取浙江省杭州、金華、臺州、湖州、舟山等城鎮居民被試共2000人進行問卷調查，回收問卷1665份，去除缺失信息問卷134份，共得到有效問卷1531份。有效率為91．95％。其中調查對象的基本情況如下：

1．1．1性別總樣本中男性665人，占43．4％，女性866人，占56．6％。

1．1．2婚姻總樣本中已婚1096人，占71．6％，未婚435人，占28．4％。

1．1．3年齡主要根據戈登對生活時期劃分：其中16～25歲之間人數419人，占27．4％；26～35歲之間88人，占5．7％；36～45歲之間718人，占49．6％；46～55歲之間167人，占10．9％；55歲以上的人數139人，占9．1％。1．1．4總樣本月收入的分布比較均衡，1000元以下523人，占34．2％；1000～2000元354人，占23．1％；2000～3000元343人，占22．4％；3000元以上311人，占20．3％。1．1．5城市按行政區域劃分，城市1（金華）為844人，占總人數55．1％；城市2（臺州）為90人，占總人數5．8％；城市3（舟山）為203人，占總人數13．3％；城市4（杭州）為229人，占總人數15％；城市5（湖州）為195人，占總人數12．7％。

1．2測量問卷體育休閑機會認知為人們對參與體育休閑可能性大小的判斷。根據趙臣對體育休閑機會認知的闡述，體育休閑機會認知變量主要通過時間認知（我有更多的時間去進行體育休閑活動）、場所認知和信息認知三個指標進行測量［14］。問卷采用Liket自評式7點問卷計分，0＝完全不同意，過渡到6＝完全同意，就具體問題而言，得分越高說明機會認知程度越高。

1．3數據處理本研究采用SPSSforWindows15．0軟件對數據進行處理和分析，主要的分析方法為方差分析。

2結果與分析

依據休閑與生活質量的社會心理學概念模式，體育休閑機會認知在影響生活質量的所有過程中，還受制于社會人口狀況，即與人口學因素有關。為了考察體育休閑機會認知是否存在人口學特征差異，本研究將樣本被試的變量整體進行性別、年齡、婚姻、月收入和不同城市等因素組合的雙因素方差分析。

篇（7）

中圖分類號：F124

在過去30年時間里，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是一個奇跡，中國也被稱之為“趕超經濟體”。改革初期，中國人均GDP只有100美元，是世界上最窮的國家之一。必須以快于其他國家特別是發達國家的增長速度來實現GDP增長，否則永遠不可能趕超發達國家。目前我國已經超越日本50%，成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預測中國將于2016年超過美國。中國與其他金磚國家相比，經濟增長速度快很多。中國是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轉軌型國家，過去的高速經濟增長是有目共睹的。只有根據國情，認清中國經濟增長有別于其他國家的特殊原因，才能認識經濟增長的規律，才能了解目前的減速是必然的。

一、中國經濟減速與周期性失業

2012年中國經濟增長速度降到了8%以下，但并未看到過去出現的擔心。截止2012年9月，中國有1024萬新增就業，超過全年計劃數14%，城鎮登記失業率為4.1%，與2011年持平，18個省市區提高最低工資平均漲幅19.4%。工資持續上漲意味著就業空間縮小，而用工荒、招工難仍是主旋律。以勞動單位提供的崗位數為分子，求職者為分母，2012年約為105%，與2011年持平。這說明崗位數多于求職人數。從經濟學家觀察就業的指標上看，就業沒有出現周期性褪變。當然有些行業如出口行業狀況不好，但其他行業又創造出新的就業崗位彌補。雖然出現了一些結構性失業、摩擦性失業現象，但這都是短期的，不是根本性問題。

造成中國經濟減速的原因：一是中國迎來了劉易斯轉折點；二是中國的人口紅利已經消失。美國著名經濟學家阿瑟·劉易斯認為，發展中國家以二元經濟為基礎，特點是能夠提供大量剩余勞動力的農業部門，能夠實現經濟增長中的勞動力無限供給。在整個經濟增長過程中，勞動力不斷涌現取決于是否有足夠快的經濟增長率足以創造多個勞動崗位，能夠按照不變的工資水平支付勞動力。如果發展到某一階段，用不變工資招不到工，要想招工必須提高工資時，劉易斯轉折點就來臨了。劉易斯轉折點的核心不是勞動力短缺，而是勞動力沒那么無限了。2004年是中國的劉易斯轉折點。第二個因素是中國人口紅利的消失。這兩個因素注定中國勞動力不足狀況已經發生，由此而產生的宏觀經濟波動與以往不同。將“十二五”規劃的經濟增長速度主動調到7%，2012年又放棄了8%的增長率，表明中央政府也意識到中國勞動力市場發生的根本性變化。

菲里普斯曲線與奧肯定律均表明經濟增長與就業密切相關。經濟增長速度快，就業崗位就多，失業率就低。經濟增長速度慢，崗位數減少，失業率高。因此，將通貨膨脹率替代經濟增長與失業率做比較，表明：失業率高，通貨膨脹率低；反之，失業率低，經濟增長較快，通貨膨脹率反而較高。通貨膨脹率與失業率之間是反向關系。這就是著名的菲里普斯曲線。美國經濟學家阿瑟·奧肯提出的奧肯定律則直接以經濟增長與失業率做比較。此處的失業概念僅指周期性失業。

一般意義上的失業概念分為自然失業與周期性失業兩種。自然失業主要包括結構性失業與摩擦性失業。結構性失業是指勞動者與崗位不相匹配，需要對勞動者進行技術培訓或實踐訓練而產生的失業。摩擦性失業是指雇主與勞動者之間還未簽訂勞動合同階段中勞動者的失業狀態。在中國特殊的國情下，周期性失業完全被農民工承擔了。2009年春節前后，由于遭受金融危機的影響，中國的實體經濟特別是出口、外向型企業受到打擊，農民工遭受了周期性失業、大規模返鄉。反之，當經濟恢復，特別是勞動力需求大幅度增加時，又反映出用工荒與就業難。

如果經濟真正減速或者說是消極減速的話，就會導致周期性失業現象，如果沒有導致周期性失業現象，證明經濟減速可以接受，是自然、合理的。實際經濟增速仍高于潛在增長率的經濟減速是可以接受的?，F實中2012年遇到的現象正是如此。2012年的增長目標是7.5%，“十二五”規劃的經濟增長率為7%，2011年為11%，大幅超過該指標。2012年潛在增長率是7.5%， “十二五”期間平均潛在增長率是7.2%，2012年實際經濟增長率是7.7%，高于增長目標與該年的潛在增長率，同時高于“十二五”期間的平均潛在增長率。由此判斷，我國不會出現周期性失業的現象。

二、經濟增長的主要理論與實踐

英國人口學家和政治經濟學家馬爾薩斯提出了“馬爾薩斯增長”理論。認為人類經濟在相當長的歷史階段不增長。因為人們的生活稍有改善，就進行繁衍，人口的增長將創造的價值攤薄了。“馬爾薩斯式增長”是一個貧困的陷阱，現今很難再見了。但在工業革命之前被稱為馬爾薩斯時代，經濟增長不增長或增長得十分緩慢。

二是劉易斯轉折點。經濟學家們發現，這種經濟增長既不同于馬爾薩斯時代，也不同于新古典經濟增長時代，在某種程度上不完全靠現代的科技推動，在二元經濟結構背景下，有大量的、剩余的勞動力促進經濟的增長。

三是是索羅時代，即新古典經濟增長。認為經濟增長依靠技術的創新與產業結構的轉化、升級。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的核心是資本報酬遞減論，認為生產要素是等量回報的，投得多，收入就多。但如果在勞動力短缺的基礎上不斷投入資本，最終不會產生效率，報酬會不斷遞減。了解這三個階段的經濟增長理論，我們就可以較為系統地了解人類的經濟增長史。

世界銀行是第一個發現世界經濟發展史上出現了所謂“東亞奇跡”的機構。“東亞奇跡”包括日本的發展。戰后的日本曾經是一個貧窮的國家，但在短短的時間內，迅速成為富裕國家，日本是第一個奇跡的表現。日本之后，又有了“四小龍”，其經濟增長速度、趕超速度均超越了日本。90年代中期后，東南亞五小虎甚至中國的沿海地區崛起，經濟增長十分快。1993年，世界銀行出了一本報告——《東亞奇跡》，吸引人們的目光去觀察亞洲經濟、東亞經濟。在關注中，有些學者持懷疑態度，包括華人經濟學家劉遵義在內做了很多研究，認為“東亞奇跡”主要靠投入，投入資本、勞動力，但是沒有技術進步，也沒有生產力的提高，是前蘇聯模式。世界銀行出這個報告時，蘇聯已經解體。因此，很自然地就出現了這樣的觀點。很多經濟學家通過經濟模型、大量的計算來證明對亞洲經濟懷疑的觀點。最著名的是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麻省理工大學杰出校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保羅·克魯格曼，他用流行的語言將學者們復雜的理論與公式寫成文章，認為因缺乏技術進步，東亞模式是不可持續的，最終結果將與蘇聯一樣。接下來兩年后，東亞發生了金融危機，由此認為他預測了亞洲金融危機。筆者認為克魯格曼的判斷是錯誤的。這些國家雖發生金融危機，并未危害到國家經濟的健康。四小龍仍是發達的、高收入的經濟體。判斷錯誤的原因是克魯格曼雖然是凱恩斯主義的捍衛者，但按照新古典經濟學觀點與思路來分析問題。在新古典經濟學家看來，資本報酬遞減是天經地義的。西方國家發展初期，勞動力不是無限供給的，而是短缺的。在這樣的視角下思考問題，容易忽略東亞的人口紅利問題。東亞經濟增長現象不是索羅能夠解釋的，是劉易斯才能解釋的。如果克魯格曼沒有認識到東亞、中國有無限供給的勞動力這個問題，就不能得出正確的結論。由于沒有勞動力短缺的問題，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就不會出現資本報酬遞減現象。而東亞經濟體依靠人口紅利、無限供給的勞動力、使勞動力大規模地從農業轉向非農產業，實現經濟較快、持續、長期的增長。

由此可見，人口紅利可以決定是否有更高的經濟增長速度。中國的經濟增長就是來自人口紅利。簡單地說，我國的人口結構這些年發生了變化。目前，大體分為兩類：一類是依賴型人群，年齡段為15歲以下和65以上。特點是只有消費能力，沒有生產能力。第二類是勞動型人群，年齡段在15-65歲之間，是生產型人群，生產多于消費，扶養老人與孩子。2010年之前，中國的人口結構具有“食之者寡，生之者眾”的生產性。15歲以下的少年兒童趨于減少，65歲的老年人口趨于增加，但速度不是特別快。增長得最快的是勞動人口。這種生產性表現在：由于勞動力增長非?？?，數量不會成為經濟增長的瓶頸。以勞動型人口為分母、依賴型人口為分子的人口撫養比一直在下降，就可以實現可持續生產與高儲蓄率。這種人口結構對經濟發展是非常有利的，是所謂的人口紅利。整個經濟增長的源泉中都可以看到人口紅利。不能簡單地將人口紅利理解為勞動力數量和勞動力比重。過去30多年對經濟增長貢獻最大的是資本的積累。資本投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是71%，資本投入與人口紅利有直接的密切關系。首先，人口紅利證明人口結構好，扶養比下降，有可能實現高儲蓄、高積累，就有資本來投入。其次，有人口紅利，勞動力供給是無限的，就打破了新古典增長理論中勞動力短缺的規律，資本報酬不會遞減，國家投入資本就有產出，促進經濟增長。

人口紅利致使資本報酬不發生遞減、扶養比下降、高投入高回報、包括技術進步、管理水平的提高、體制的改善、人的素質提高、資源效益的在內都可以提高生產率。計量經濟模型一般分為兩類，一類是技術進步，一類是資源配置優化。資源的配置更優化來自三大產業。農業中勞動力大量過剩，產值就會大大低于其他的部門，如果把這個部門的剩余勞動力轉移到其他生產率更高的部門，資源配置效率可以得到明顯的提高。例如，在生產率的提高的全過程中，技術進步占一半比例，而勞動力配置效果在提高，即勞動力從農業轉向非農產業部門貢獻了另外一半。生產率提高也與人口紅利相關。有了勞動力的轉移，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在經濟增長過程中，每一種推動經濟增長的源泉都與人口紅利相關，而不僅僅是勞動力。很顯然，如果人口結構變化，人口紅利消失，不僅是勞動力供給受到影響，所有的經濟增長源泉都將受到影響，經濟增長速度就不可能那么快了。人口紅利消失必然導致潛在增長速度的下降。

三、人口紅利消失導致潛在生產力下降

2010年進行了第六次人口普察，這次普察的結果是勞動型人口絕對減少，即2010年達到頂峰，隨后下降。扶養比從2010年開始上升，“十一五”與“十二五”的轉折點，成為人口的轉折點。就此，中國的人口紅利消失了。這對我們的經濟增長能力產生了影響。經濟增長能力又稱為潛在增長能力，或潛在產出能力。投資、勞動力的投入與勞動力的改善影響著經濟增長能力。勞動型人口數絕對減少，勞動力的增長率顯然是負的。投資的增長速度過去是平均16%，未來不可能保持這么高。未來平均增長速度是13%，期間還是遞減的。投資下降，勞動力負增長，假設生產率的變化與過去保持一個趨勢，那么，潛在增長率一定會下降。

未來投資增長要減速的假設是否有道理？中國勞動力開始出現短缺就越來越出現了新古典經濟學中的特點——資本報酬遞減現象。資本的邊際扣除率無一例外也在下降。特別是這一兩年，有更加嚴重的趨勢。投資不再能帶來那么高的回報了，按市場規律假設，投資增長速度減緩。當然，還有一種可能性會產生繼續投資，即政府給予的補貼，廉價的或免費的資本。

1978-1995年，中國的經濟潛在增長率是平均10.3%，1995-2005年平均是9.8%，“十一五”期間，是10.5%。2010年是一個轉折點，勞動型年齡人口由正變負，人口扶養比由負變正，變化較大，潛在增長率下降。因此，預測出“十二五”期間經濟增長率只有7.2%，“十三五”期間還會進一步下降，只有6.1%。這種減速是人口紅利消失導致的潛在生產能力的變化，決定了潛在生產率是必然下降的。失業是趨勢性、長期性的，不是周期性的。如何看待國際上對中國需求的減少而導致中國經濟減速？筆者認為，從一定意義上說，國際上出現的這些不利于中國出口的現象是好事，中國的潛在生產率下降，而國際上如果還保持著強勁的對中國產品的支持，則中國經濟將受到結構性的傷害。如果此時國際需求減少，反而對中國經濟有利。

四、可持續發展是中國經濟問題的關鍵

能否創造可持續增長，取決于中國經濟發展方式是否轉向內需。城鎮化蘊含著濃厚的內需，筆者認為，此處的“內需”指的是消費需求，而地方政府會更多地理解為投資需求。針對經濟增長減速，一些經濟學家也提出了經濟增長應以拉動內需為目的建議，當然大部分經濟學家也認為此處的需求是投資需求。如果要走投資需求的道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恐怕要落空了。一些經濟學家認為，城鎮化要有房地產開發、基礎設施建設投資，主要是投資需求的問題。這種說法獲得支持的原因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經濟學家提出來的以投資拉動需求的建議與政府以往推動經濟增長的經驗一拍即合。成功經驗有西部開發、中部崛起、東北老工業基地的振興等等，這些項目都創造了巨大的投資需求。第二，政府通過產業政策這個手段，達到了刺激投資需求。例如，確定了十大振興產業、七大戰略型新興產業，可能還會根據新的情況來推行，認為這是政府可以做的，也是善于做的。第三，2009年，政府提出了4萬億一攬子的投資計劃，也是在刺激投資需求。日本等一些其他國家也出現了用短期政策解決長期結構性問題的現象。第四，經濟學家的建議、政府的認同與其他國家政府與經濟學家的推動，導致中國采取人為地制造投資需求的手段來保持經濟增長。國外一些投資經濟學家、政治家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提出中國恐怕只能“硬著陸”的觀點，建議中國出臺一些刺激政策。雖然，中央政府很堅定地保持政策的穩定性，但地方政府仍有一些小分歧。這有可能會導致中國在經濟上犯錯誤。當學者們進行中等收入陷阱的討論時，問題不在于潛在增長率下降而使我們處在他們所提出的中等陷阱中，真正的危險在于當潛在增長率下降時，用人為的需求因素將實際經濟增長率提高到潛在增長率之上。這個錯誤會導致經濟的崩潰，長期陷入停滯不前，這才是真正的中等收入陷阱。

經驗告訴我們，過度運用產業政策會導致產能過剩。政府鼓勵的產業，其利用率低于平均水平，意味著產能過剩。產業政策中的產業都處于優先發展之列，輕工業、紡織業位于世界前列，鋼鐵、汽車、船舶、石油、化工、有色金屬均是政府鼓勵的產業，但鼓勵的結果是產能過剩。由于政府的鼓勵，給予相應的優惠政策、補貼，甚至資金投入，不考慮企業投資報酬的問題，因此企業無需考慮盈虧的問題，成為“大而不倒”的企業，宏觀上也出現了產能過剩的問題。

鼓勵西部和中部發展的區域政策，著力點放在刺激經濟增長與投資上，導致中西部地區產業資本密集度大大高于沿海地區。按照經濟規律，中西部地區應該是資本稀缺區域，而沿海地區人均收入高，資本密集度高。而現在中西部地區資本密集度比沿海地區還高，人均收入并未提高，偏離了比較優勢，不可能實現可持續增長，還會導致一些常見的錯誤，如扭曲生產要素價格、導致通貨膨脹等現象的發生，以日本為例，20世紀50年代日本的人口扶養比都在下降，處于人口紅利時期，保持平均9.2%的經濟增長速度，這是日本經濟增長的黃金時代。70年代日本的人均扶養比降到了最低點，20年內未提高也未下降，穩定于此。而經濟增長速度大幅減速，從9.2%降到3.8%，在此期間，日本經濟學家們不愿意接受下降的現實，民間、產業界與政府達成了一致的共識——促進經濟的增長。由此，日本成為凱恩斯主義與各種變形的凱恩斯主義的大試驗場。試的結果就是泡沫經濟、保護落后，造成僵尸企業。1990年，人口紅利消失了，人口扶養比上升，泡沫破滅，自那以后，平均每年GDP增長速度為0.85%，日本在20年中是0.24%的增長速度，因為其通貨膨脹率不到1個百分點，日本失去了20年，判斷日本還會失去第三個10年。目前，日本仍然認為自己存在需求不足的問題，包括內需與外需，仍然采取大幅的寬松貨幣政策與財政刺激政策。筆者認為日本不能走出困境。

五、關于中國經濟的建議

筆者認為，潛在的增長速度是不應當用人為制造出來的需求來拉動的。中國人口紅利消失是中國經濟減速的主要原因。所以，可以通過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方式，解決勞動力短缺的問題，提高潛在增長率。勞動力供給不足，自然要提高勞動生產率。勞動生產率的影響因素有三個。一是從定量角度上來說，定量資本是提高勞動者素質，二是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三是提高勞動資本比率，即多用資本，少用勞動力。均能解決勞動力短缺、供給不足的問題。在提高勞動生產率的過程中，日本又提供了反面教材。1920年，日本出現劉易斯轉折點。勞動力工資上漲，于是日本開始提高資本勞動，大量投入資本，以機器帶動勞動力，剛開始很有效，但繼續就使得機器投入太快，超越勞動力的承受能力，資本報酬下降，不可持續了。同時，日本保護落后，在人口紅利消失后犯的所有的錯誤，都使全要素生產率沒有提高。這是第一個失去的10年。1991-2000年間，日本在資本勞動率提高，人力資本雖然也做了貢獻，但94%來自資本勞動力的提高。有了高儲蓄，開始大量投資，推行區域鼓勵政策，大量補貼，而要素生產力的貢獻是-15%。可以理解其為什么失去了國際地位。

（一）戶籍制度改革：提高勞動參與率

提高勞動參與率可以提高勞動生產率。目前，我國潛在增長率下降是由于勞動力供給不足、勞動年齡負增長造成的。即使出臺鼓勵生育的相關政策也不可能瞬間造就勞動力。勞動年齡人口既定的前提下，提高勞動參與率，讓有工作能力的人能夠充分工作，可以增加勞動力供給，提高勞動生產率。如果將勞動參與率每年提高一個百分點，可以提高潛在增長率0.88%。光靠延長退休年齡來提高勞動參與率是非常有限的，還要推行戶籍制度改革。目前，1.6億農民工進城實現了1.3%的城鎮化率，而進城后由于沒有城市戶口，非農業戶口人口比重是34.7%，戶籍差別導致了不平等待遇，使他們成為周期性失業的唯一受害者。勞動力供給呈現不穩定、不充分的狀態。戶籍制度改革恰恰提高了農民工的勞動參與率與勞動供給。總的來說，戶籍制度改革是一種立竿見影、一石三鳥的改革。

首先，穩定與增加了勞動力供給，勞動生產率就有了提高。第二，吸納的勞動力從生產率低的部門轉向生產率高的部門。過去已經呈現了這樣的趨勢，但因為待遇的差別與工資需求，轉移的動力不足了。如果通過戶籍制度改革這項公共政策，替代工資拉動效益，讓農村勞動力繼續轉移出來，創造資源重新配置效應，將有利于提高生產率。第三，農民工轉移更充分，就業增長就更快。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增長可以大幅提高消費需求，使經濟增長更加平衡。

今后，我們的經濟增長速度可以放緩，但產業結構調整速度應該加快，勞動者將從第二產業的勞動密集型轉向第三產業的勞動密集型、第二產業的資本密集型和第三產業的技術密集型，這是今后產業結構調整的方向。目前轉到第二產業的勞動密集型所需要的大量勞動者與產業所要求的教育水平是不匹配的。需要加強對勞動者的培訓，通過政府的宏觀調控與鼓勵政策提高勞動力的教育年限。重點放在鼓勵更多的人完成高中教育，進一步擴大高等教育的招生規模。通過戶籍制度改革，可以使勞動者的教育年限提高。

（二）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我們今天正處在從二元經濟結構模式轉向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式的轉折期。一般認為，正是在淘汰舊知識、學習新知識的階段，會出現中等收入陷阱。我們還未學會、還不善于做的就是如何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新古典經濟學理論適應中國目前的國情了。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最常見的辦法是技術進步。中國與發達國家有技術差距，也就具有“后發優勢”，可以學習借鑒他人的先進經驗。其次就是要充分發揮資源匹配效應。由于產業之間、行業之間有生產率差別，流動可以提高配置效率。重點是生產要素可以在一個行業中企業之間自由流動。沒有效率的企業被淘汰，被有效率的企業所兼并，擴大規模，整體的效率就提高了。

目前，行業之間、企業之間生產要素流動的障礙是所有制歧視、國有企業的壟斷、民營企業準入門檻高。部分企業獲得補貼與特許經營后，未與其他企業處在同一起跑線上。筆者用3個30%的來自完全無關三個領域數據來說明問題。第一類數據來自美國，其生產率的提高有30%-50%來自部門之間、企業之間的消漲，有效率的企業擴大了規模，沒效率的破產。第二類數據是在中國部門內、企業間有巨大的生產率差距，這種差距如果縮小到美國的水平就可以提高生產率30%-50%。第三類數據來自中國國有企業與非國有企業生產率比較。在改革期間，國有企業的生產率表現只有非國有經濟的30%。提高生產率的潛力主要取決于企業之間生產率差距是否可以縮小，能否創造出一個“適者生存、優勝劣汰”的環境，由于國有企業的壟斷，這個潛力無法充分發揮。應該用改革的辦法獲得新的經濟增長源泉，提高潛在生產力，而不是用人為拉動需求的老辦法去超越潛在生產力。筆者認為，用改革的辦法提高潛在生產率保持中國的經濟增長，是符合十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和深化經濟體制要求的。

國際上認為，中國是東亞經濟的加強版。東亞經濟在崛起的過程中有一個共同的特點：政府在經濟中作用異常重要。東亞是唯一的最早實現經濟趕超的地區，政府起到的作用是毋庸置疑。而政府認為自身可以做無所不能的經驗會延續下去，當需要改變自己的行為方式時卻無法意識到時，出路是什么呢？讓政府多關注民生，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務，當公共服務成為政府的唯一職能與日常工作時，政府就沒有精力跑步前進替企業拉贊助了。

參考文獻：

[1]（美）保羅·克魯格曼.市場結構和對外貿易政策——報酬遞增、不完全競爭和國際貿易[M].上海三聯出版社，1993.

[2] 蔡昉，林毅夫.中國經濟[M].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3.

[3] （美）羅伯特·M·索羅.增長理論：一種解析.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4.

[4]（英）馬爾薩斯（Thomas Robert Malthus），等.人口論[M].郭大力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5]蔡昉. 城市化與農民工的貢獻——后危機時期中國經濟增長潛力的思考[J].中國人口科學，2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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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動人口子女身份定位問題

流動人口通常指在某一時間范圍內居住地發生了跨越一定地域界限變動的人。本文中的“流動人口”，是指那些以家庭模式從鄉鎮流入城市，在流入地居住時間為一年以上的外來務工人員。流動人口的子女就是指外來務工者的子女。北京社會科學院學者韓嘉玲曾對北京市流動人口子女做了一項調查，將這部分“城市新市民”分成四類：1.從小跟父輩來到城市打工，有的甚至就出生在城市。2.守在農村的“留守兒”，長大以后跑到城市，投靠父輩。3.處于來來回回的狀態，小時候在農村呆了很短的時間，然后到城市里讀小學，因受到戶籍制度的牽制，初高中又必須返回農村。4.跟隨父輩打工進入城市，后來又從農村考回城市，讀大學――這是一部分非常少的人群。

二、流動人口子女面臨的問題

（一）制度的排斥和邊緣化的課桌。

進城民工子女教育公平問題是當前義務教育工作中的一個新難。根據有關城市流動人口抽樣調查，學齡兒童按流動人口的2％－3％計算，估計全國約有200萬人。其中很大一部分兒童不能就地入學。即使通過繳納一筆不菲的“建校費”等進入當地中小學校，但由于缺乏文化上的差異等原因，仍然會導致這一部分入學兒童學業成績不良，輟學率居高不下。很多流動人口選擇讓孩子人讀同鄉人辦的民工子弟學校。但民工子弟學校的學校校舍簡陋，缺乏相應的教學設備，迫切需要完善。

（二）經濟的排斥和邊緣化的心態。

流動人口進城后的一個現實困境是難以融入城市社會，難以融入當地的經濟生活，這其中雖說有著多層次的因素，但城市社會對流動人口的歧視和排斥卻是不可忽視的。其一，城市居民的歧視。長期的城鄉二元體制結構，在造就巨大城鄉差距的同時，也衍生了城里人的優越感。城市居民對流動人口普遍具有一種戒備、排斥心理。此外，流動人口家庭的經濟地位更加深了他們及他們下一代子女的自卑心理，對于流動人口來說，他們努力的目標就是多掙點錢以求得生存。加之由于自身素質的原因，他們中有一些人在城市中的一些越軌行為，給城市秩序與居民生活帶來消極影響，并產生“暈輪效應”，更加深城市人對其全體的反感心理。

（三）社會文化的排斥和邊緣化的歸屬感。

社會歸屬是指社會成員把自己歸入某一地域人群的心理狀態，這種心理既有對自己社會身份的確認，也帶有個體對該地域的投入、喜愛和依戀等感彩。城市流動人口子女的歸屬感主要是在其就讀學校與同輩群體交往中、學校集體活動中，及對城市的感受中形成和發展的。但是城市孩子優越的生活環境和學習環境，使得流動人口子女產生了被歧視和對立感，感覺到自己與城市孩子的差別。可以看出學校對個人的社會化起著很重要的作用。學校的文化氛圍很重要。學校是一個最自然的融入過程。

三、對策與思考

通過上面的闡述我們可以看出：必須采取一系列對策從各種途徑來有效地解決流動人口子女的社會融入問題。這對于實現社會公平的目標和促進社會的穩定發展都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流動人口納入政府的日常工作中，建立以常住人口為依據的戶籍管理體制。

從根本上講，要認識到流動人口子女將成為本地區未來的主人，他們的發展與成長將關系到城市長遠的整體發展水平。各級政府應打破現行以戶口為依據的戶籍管理體制，建立以常住人口/現居住人口的戶籍制度為依據的管理體制。各級政府不僅應為戶籍人口服務，還應將非戶籍人口納入其日常管理與服務范圍之內。特別是在基礎教育方面應將流動人口子女就學納入公辦學校招生計劃。

（二）建立多部門合作以完善流動人口工作的運作機策。

流動人口子女所涉及的生存、教育與權益等方面，往往不是一個地區的行政部門能夠解決的，還涉及到教育、公安、物價、工商、計劃生育等相關政府職能部門。應探索及協調各部門在各自的職責范圍內進行有關流動人口子女的工作，通過部門間的多種合作形式，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使流動人口子女能夠有得到平等生存與發展的機會與權利。

（三）全社會要提高對流動人口子女問題的認識和重視程度。

流動人口子女已形成一個特殊的社會群體，因此，要在全社會范圍內營造一種重視、尊重流動人口，關心支持流動人口子女生存和發展的社會氛圍，發動各種社會力量，為流動人口子女提供各種支持。

（四）公立學校要構建平等、無差別、無歧視的教育環境。

消除流動人口子女進入公立學校的心理門坎，讓流動人口子女回歸公立學校教育不僅有利于他們的身心發展，還有利于他們的社會適應，更重要的是有利于城市孩子正常的發展，有助于培養城市學生寬容、接納的態度，促進其對世界差異性、多元性的了解。

（五）將打工子弟學校納入相關部門的管理與輔導工作中。

按目前的態勢，絕大多數流動人口想馬上融入城市，但這是不可能的。我們只能從現實可能性和將來可能性角度來看，流動人口融入城市，是一個長期、分階段的過程，在這里，沒有城市社會政策和體制作相應的改革和創新，要真正地融入城市社會也是不可能的。筆者認為，戶籍制度改革僅僅是城市邁出促進流動人口融入城市的第一步，目前在促進融入方面做得還很不夠，需要改變從社會身份角度來制定政策的做法，全面改革城市社會體制，從就業體制、社會保障體制、財政體制到教育體制等，都需要進行改革。

參考文獻：

［1］吳曾基.現代社會學［專著類］.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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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馬克思相對過剩人口理論

（一）理論主要內容

馬克思的相對過剩人口理論集中在他的著作《資本論》中，從資本的有機構成及其提高的趨勢出發，說明了相對過剩人口的產生、結果、本質和形式。馬克思的相對過剩人口理論揭示了相對過剩人口是資本主義所特有的人口規律，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必然產物。相對過剩人口的形式主要有三種：流動的過剩人口，這是指在城市時而被解雇，時而被雇傭的那些過剩人口。潛在的過剩人口，主要是指農村的失業人口。停滯的過剩人口，主要是指那些職業極不穩定，從事家內勞務和打短工的勞動者。

（二）失業的主要分類

基于馬克思的相對過剩人口理論，結合西方經濟學對失業問題的研究，失業類型主要有以下幾種：結構性失業是指勞動力的供給和需求不匹配造成的失業。摩擦性失業，這種失業是指在生產過程中由于難以避免的摩擦而造成的短期、局部性失業。周期性失業，是指經濟周期中的衰退或蕭條時，因需求下降而造成的失業，這種失業是由整個經濟的支出和產出下降造成的。自愿失業和非自愿失業，這是宏觀經濟學中關于失業的一種分類。前者指工人不愿接受現行工資水平而形成的失業，后者指愿意接受現行工資但仍找不到工作的失業。

二、從相對過剩人口理論看我國的就業問題

隨著我國加入世貿以來，經濟的不斷發展，產業結構不斷調整，在國民經濟不斷發展的當前，我國就業形勢依然十分嚴峻。分析其原因可以看出相對過剩人口規律是市場經濟的共有規律。結合我國的實際國情具體分析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資本積累和資本有機構成提高

隨著技術進步，尤其是高新技術的發展，科技已經廣泛的應用于生產、管理、服務等各個行業，引起資本有機構成的不斷提高。從而使得生產部門對勞動力的需求減少，也就是通常所說的技術進步對勞動力的“擠出效應”，從而形成社會主義相對過剩人口。

（二）計劃經濟的慣性

長期的計劃經濟導致勞動者參與市場競爭的能力不足。因此隨著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以及我國產業結構調整，造成了大量下崗失業人員。

（三）產業結構的調整

經濟結構的調整對中國的影響是深刻而長遠的。目前中國正經歷著一場前所未有的大規模的經濟結構調整。經濟結構的調整帶來了技術的進步和產業的升級與變換，導致一部分勞動者由于不適應新的技術和工作崗位而淪為技術性失業人口和結構性失業人口。

（四）勞動力供給增長過快

持續的人口高自然增長率為我國提供了巨大的新增勞動年齡人口。農村剩余勞動力被馬克思稱作潛在的相對過剩人口，它構成城鎮相對過剩人口的長流不息的源泉。隨著我國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農業本身吸納勞動力的能力逐年下降，勞動力長期處于閑置或半閑置狀態，從而釋放出大量的剩余勞動力。

（五）經濟周期性波動的影響

在經濟擴張階段，對勞動力的需求比較大，反之，則會下降，引起大量失業。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的加深，我國受經濟周期性波動的影響也越來越明顯。

三、相對過剩人口理論對我國就業問題的借鑒意義

（一）擴大勞動力需求

要繼續實行適度擴張的宏觀經濟政策，確保國民經濟又好又快增長。鼓勵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不斷創造新的就業機會。全力搭建人才服務中介這個平臺，著力強化就業服務功能。以擴大就業為導向，進一步增加利用外資的數量，提高利用外資的質量。

（二）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和新興產業

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和新興產業來開拓就業新領域，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服務業和中小型企業，擴大就業和創業規模。開拓就業新領域，在經濟結構調整中拓寬就業空間。健全創業培訓體系，增強創業的理念，不斷提高勞動者素質和創業能力。完善自主創業政策，為創業者提供咨詢服務、融資、人力資源等服務。

（三）促進農村勞動力就業，適當調整人口政策

政府應加強農村剩余勞動力進城務工的就業信息引導，使信息能及時有效地傳遞。進行職業培訓，努力緩解就業結構性矛盾，以減少結構性失業。同時不斷提高農業生產效率，促進城鎮化過程，消除城鄉二元制經濟結構。適當調整人口生育政策。

（四）建立和完善失業保障制度

要切實加大安全投入力度，不斷提高安全管理水平，改善生產和工作環境，降低生產事故發生率和職業病發生率。加快建立覆蓋勞動者的普惠公共服務制度，健全涉及勞動者的社會保障政策，完善勞動者公共醫療衛生服務制度，切實解決勞動者權益保障的突出問題。

（五）積極創新思路、創新模式

要拓展思維，抓好創業培訓。積極利用網絡、電視、報紙等媒體做好宣傳，提高廣大人民群眾的認識，改變就業觀念。

參考文獻

[1]馬克思.資本論[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高鴻業.西方經濟學（宏觀部分）[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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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人工種植牙的適用范圍。通常情況下,種植牙適用于以下范圍:個別牙齒缺失,失牙區種植床正常;多數牙缺失,擬用固定義齒修復,為減輕缺牙間隙兩端基牙的負擔,中間種植基牙;游離端缺失牙,失牙區牙槽嵴吸收嚴重,不能承擔義齒基托的負荷;全口牙缺失,可行全口覆蓋式或全口固定式種植義齒修復;頜骨缺損,可通過種植修復完成功能重建和形態恢復;因生理或心理原因,不能習慣戴用有較大基托的可摘義齒,或因基托的刺激出現惡心嘔吐反應者。

    1.2人工種植牙的禁忌癥。植牙治療的絕對禁忌癥中以全身疾病為主,如心臟病、高血壓、消化系統疾病、呼吸系統疾病、糖尿病和骨質疏松癥等,患者患有需要住院治療的疾病或可影響種植體骨性結合的情況均可列為絕對禁忌癥。其它絕對禁忌癥有精神分裂癥、偏執狂、酒精成癮、藥物依賴癥、神經過敏體質、極度緊張癥、前期老年癡呆癥,以及對種植治療效果期望過高、夜磨牙或其他不良咀嚼習慣、惡性軟硬組織病變等。相對禁忌癥有缺牙區骨組織條件不夠、咬合高度不夠、缺牙間隙寬度不夠、進行性牙周炎等。相對禁忌癥可以通過一定的方法予以解決,待情況好轉后也可進行種植牙治療。

    2、種植牙手術前應做的必要準備工作

    在口腔醫學領域,人工牙根就是牙種植體,是通過外科手術將其植入人體缺牙部位的頜骨內,愈合后在其上部修復假牙的裝置。在牙齒種植前,應當做好以下準備工作:

    2.1牙齒種植前設計。牙齒種植手術前,首先要拍照片取模型等資料收集工作,確定修復的類型,種植系統,種植體的數量、位置、方向、長度,然后制作出種植手術用模板,使手術能準確順利地進行。

    2.2牙齒種植前常規檢查。檢查缺牙的部位、間隙大小、牙槽骨的寬度、牙槽嵴狀況、粘膜組織狀況,根據其大小寬度和高度選擇能否種植和種幾個種植體。

    2.3放射檢查。主要了解牙槽骨密度和數量及有無疾病。牙片可較清楚地了解牙槽骨的密度,部分了解牙槽骨的數量。以及鄰牙的牙周組織、牙體組織及根尖情況。頜骨曲面斷層全景片,可以了解牙槽嵴高度、鼻底、上頜竇高度、下齒槽神經情況、頦孔的位置。螺旋CT,可以準確地了解牙槽骨高度、寬度、準確定位和進行術前模擬手術。后牙區的種植由于有上頜竇高度和下齒槽神經的問題,螺旋CT的檢查很有必要。此外,術前還應測量血壓、檢查血常規、凝血酶原測量,必要時還應檢查血糖及心電圖。然后根據前述檢查確定進行手術是否可適,并在可以手術的前提下精確選擇適合種植體的直徑與長度。

    3、種植牙的步驟及具體方法

    3.1麻醉方法。建議采用阿替卡因注射液作局部浸潤麻醉,下頜慎用傳導阻滯麻醉。

    3.2切口設計。1期植入法應在缺牙區牙槽嵴頂正中切口;而2期植入法則應在牙槽嵴底中線偏舌側作梯型或角形切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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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對勤勞節儉的極力強調外，早期耶穌會士也看到了人口眾多所引起的一些消極影響，即貧困以及由之帶來的溺嬰習俗。他們不僅承認“

隨著在

(2)人口與政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