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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補償最早是一個自然科學的概念，后被引入到社會科學研究領域。生態補償作為保護生態環境的一項經濟手段，是20世紀50年代以來開始出現并逐步成為環境政策的一個重要領域，其核心內容是生態保護外部成本內部化，建立生態補償機制，改善、維護和恢復生態系統服務功能，調整相關利益者因保護或破壞生態環境活動產生的環境利益及其經濟利益分配關系，以內化相關活動產生的外部成本為原則的一種具有經濟激勵特征的制度。

財稅視角下的生態補償涵義更加廣泛，其政策涵義是一種以保護生態服務功能、促進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為目的，運用財政稅收手段，調節生態保護者、受益者和破壞者經濟利益關系的制度安排。…財稅政策是生態補償機制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從財稅視角下考察生態補償路徑，有助于拓寬生態補償的理論思路和操作渠道。

一、生態補償與生態稅收政策

生態補償資金籌措渠道是多方面的，但生態稅收收入是其中重要的來源。借鑒國外先進的生態稅收建設經驗，完善生態稅收政策，建立與生態補償機制相適應的生態稅收體系，是稅制改革的要求，也是經濟、社會、環境和諧發展的需要。

(一)完善資源稅1拓寬資源課稅范圍。(1)應擴大資源課稅的課征范圍，征稅范圍除包括自然資源中礦產資源(非金屬礦原礦、金屬礦原礦、黑色金屬礦原礦、石油、天然氣、煤炭)和鹽之外，應開征水資源稅，以解決我國日益突出的缺水問題。(2)開征森林資源稅和草場資源稅，以避免和防止生態破壞行為。(3)將稀缺性的可再生資源納入資源稅征稅范圍。(4)擴大土地征稅范圍，將在農村占有土地用于非農業生產納入土地使用稅征稅范圍之中，對于農民居住用地給予稅收優惠，平衡城鄉之間土地使用稅的稅收負擔。

2建立多層次的資源課稅體系。完善的資源課稅體系應該涵蓋開采者開發資源、生產者耗費資源、消費者消費以資源為原材料而生產的產品及對其產生的廢棄物處置的整個過程。可在各個環節，根據各自的特點，設置相應的稅種，形成協調統一、目標一致的資源稅體系。(1)在開采階段，可以設置資源稅。引導資源的合理開發，限制在資源開采過程中發生“采富棄貧’’的現象。(2)在生產階段，設置生態稅。首先在生產過程中限制使用稀缺資源以及不可再生資源，對以稀缺資源和不可再生資源為原料進行生產的行為征稅；對生產過程中使用替代品行為給與一定的稅收優惠。其次根據生產過程對環境的影響，限制生產行為對自然環境產生的污染，避免走西方發達國家在工業化過程中所走的“先污染，再治理”的彎路。(3)對產品的消費行為，可以通過科學地設置消費稅稅目，對消費行為和消費習慣進行限制或鼓勵，通過引導消費行為，誘導消費方向，間接影響資源品在生產中的運用和資源的開發。這種間接作用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效果更好。(4)對廢棄物的處置征收環境保護稅，使企業產生的外部成本通過稅金的形式集中起來，為國家治理環境提供資金保證。通過上述各環節的協調統一，實現資源的合理開發和有效利用。

3合理設計資源課稅的計稅依據和稅率。對資源課稅的計稅依據和稅率的合理配置可以考慮分兩個層次進行：首先以開采量為計稅依據，設計合理的定額稅率，在這一層次主要解決對絕對地租的分配問題。即所有權壟斷應取得的收益；然后，再按銷售價格為計稅依據，設計合理的比例稅率，在這一層面上解決相對地租，即經營壟斷帶來的超額利潤。將資源課稅的計稅依據從銷售數量改為開采量，使企業積壓的資源產品也負擔稅收，增加了企業的成本，使企業從關心本企業微觀效益角度合理安排資源的開發，引導企業珍惜與節約國家資源，避免過度開采。以銷售價格為計稅依據，使資源課稅的稅額隨著資源的價格的變動而變動，價格杠桿和稅收杠桿相互協調，發揮調節作用。

(二)調整消費稅為了增強消費稅的環境保護效應，籌措生態補償資金，應對現行的消費稅進行改革。擴大消費稅征收范圍，將天然氣、液化氣、煤炭等二氧化碳排放量大的能源類產品作為應稅消費品；把一些可能造成環境破壞的產品(如電池、殺蟲劑、一次性塑料用品等)納入征稅范圍，達到以較低的成本刺激廠商或個人減少污染。適當提高含鉛汽油的稅率，以抑制含鉛汽油的消費，推動汽車燃油元鉛化進程。在繼續實行對不同排氣量的小汽車適用差別稅率的基礎上，應對排氣量相同的汽車，視其是否安裝尾氣凈化裝置而實行區別對待，并應明確規定對使用“綠色”燃料的汽車免征消費稅，以促使消費者和制造商做出有利于降低污染的選擇。

(三)開征環境稅在生態經濟建設過程中，各國都在努力尋求經濟發展、環境保護和稅制建設的最佳結合點，環境稅收政策日益發揮重要作用。各國政府的生態環境稅大致可分有以下幾種：

1對污染排放物進行課稅。征收此類稅的目的是利用稅收政策限制或禁止某些經濟活動。主要稅種有二氧化碳稅、二氧化硫稅、水污染稅、固體廢物稅、垃圾稅等。

2對有污染環境后果和資源消耗較大的產品征稅。征收此類稅的目的在于通過課稅促進企業最大效率地利用能源、燃料和原料，并能回收循環使用，減少廢物的遺棄與排放，減輕環保壓力，并能節約能源。主要稅種有油稅、舊輪胎稅、飲料容器稅等。

3對造成其他社會公害的行為征稅。如為了控制噪音對人類生活環境的危害，針對飛機和工業交通所產生的噪音，根據噪聲水平和噪聲特征征收噪音稅；為減少城市交通壓力，改善市區環境開征擁擠稅。㈨

隨著科學發展觀的全面落實，在我國開征環境稅已經非常必要。目前，我國環境稅課征對象可暫定為排放的各種廢氣、廢水和固體廢棄物。對于一些高污染產品，可以以環境附加稅的形式合并到消費稅中。在開征環境稅的初期，為易于推行，稅目劃分不宜過細，稅率結構也不宜太復雜。可考慮將現行的水污染、大氣污染、工業廢棄物、城市生活垃圾廢棄物、噪音等收費改為征收環境保護稅，發揮稅收對環保工作的促進作用。

(四)完善排污收費制度

逐步擴大排污收費的范圍，將各種污染源納入收費范圍內，制定嚴格的征收標準，加大收繳力度。按照“污染者付費原則”，將環境要素成本量化納入企業生產成本，按照“誰開發誰保護，誰利用誰補償”的原則，建立公平合理的生態補償機制。

二、優化生態補償財政投入政策

地區之間的經濟發展不平衡，生態補償資金豐腴程度不同，補償能力差別較大，有效解決這一問題的主要手段是建立健全生態保護財政轉移支付制度。財政轉移支付是生態補償最直接的手段，也是最容易實施的手段。

(一)生態補償財政轉移支付的幾個相關問題

1轉移支付規模。在安排財政轉移支付生態補償資金時，首先應合理確定轉移支付規模，一方面在總量上要有足夠的數量保證，解決生態補償公共支出責任的縱向不平衡和緩解地區間財力差距擴大的趨勢，逐步實現各地的基本生態補償公共支出的均衡；另一方面，生態補償財政轉移支付應有上限，如果轉移支付規模太大，超出了合理范圍，會在資金分配過程中造成交易成本無謂增加和效率損失。財政轉移支付的額度應使財政收支的縱向不平衡達到既能保持上級政府的控制力，又使損失的效率最小化。

2轉移支付對象。中央的生態補償財政轉移支付應在全國范圍內根據需要確定重要支持對象。西部和三江上游地區的天然林保護和退耕還林還草工程對全國的生態安全至關重要，應成為國家財政進行生態補償的重點地區。各級地方政府根據本地經濟發展和環境污染的實際情況，在本級預算范圍內確定轄區內的生態補償財政轉移支付對象。

3轉移支付結構。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和環境污染情況的加劇，在加大財政調控力度的同時，應優化生態補償財政轉移支付的結構。以科學發展為主線，注重加強政策引導，著力推進結構調整、節能減排、自主創新，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

(二)構建多層次的生態補償財政分擔體系

1中央政府財政轉移支付。中央政府在安排生態補償財政轉移支付資金時，主要針對全局性的補償問題，將全國作為一盤棋，通盤考慮，加大對中西部地區、生態效益地區的轉移支付力度，改進轉移支付辦法，突出對生態地區的轉移支付，設立重點生態區的專項資金和西部生態補償與生態建設基金。對欠發達縣實行稅收增量返還和激勵性轉移支付辦法，促進縣域經濟的協調發展。

2省級財政轉移支付。省級生態補償財政轉移支付應根據本省具體情況，合理安排財政轉移支付的方向、規模，明確投資重點、分配使用原則和專項資金的使用范圍等內容。重點是對重要生態功能區的支持，關注本省欠發達地區的生態補償的落實。設立環境整治與保護專項資金，整合現有市級財政轉移支付和補助資金。在資金安排使用過程中，市級各部門明確傾斜性的生態環境保護項目，結合年度環境保護和生態建設目標責任制考核結果安排項目。根據當地排污總量和國家環保總局公布的污染物治理成本測算，安排補償資金的額度，原則上應按上年度轄區內環境污染治理成本的一定比例安排補償資金。各省、市等地方政府可以就本地區生態環境項目設立地方補償資金，并可在補償計劃上單列出對物權受限人的補償。設立這種多層次的補償資金可以對地方環境保護起到刺激作用，同時形成上下多層的互動機制。

3建立鄉鎮財政保障制度。首先，針對由于分稅制改革帶來地方鄉鎮財政收入減少的現狀，縣財政通過轉移支付補足鄉鎮生態補償資金缺口。其次，針對部分鄉鎮在保護生態環境方面所做的犧牲，縣財政應將增加生態保護補償預算資金，列入每年度財政預算。

財政投人是構建生態補償機制的重要組成部分，財政應根據不同的生態保護和生態補償的要求，以不同的形式，制定不同的財政補償投入政策，采取不同的措施，加大對環境保護建設的投入力度，補償維持生態環境良性循環的公共資金。

(三)建立財政補貼、財政投資有機融合的財政補償機制

對于外部效應較大的公用設施、能源、交通、農業以及治理大江大河和治理污染等有關國計民生的產業和領域，財政投資應采用直接投資方式進行，以提高國民經濟的整體效益。對于收益率較低的生態保護項目，市場機制發揮作用有限，應采取財政補貼方式，使這些項目的收益率能夠有利于調動投資者參與生態保護項目的積極性。財政補貼的方式可以直接的補貼方式支付給投資于生態保護和生態維護的項目或投資者，也可以隱蔽的財政貼息的方式提供補貼，或者采取以獎代補的方式提供補貼，發揮財政資金的引導作用。

三、建立生態補償財稅政策的配套措施

(一)完善生態補償法律體系

目前，我國生態補償的各種法律規定散見于一些不同層級的法律、法規和規章之中，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一部生態補償的基本法律或行政法規，以對生態補償的基本原則、基本制度、主體、對象、范圍、標準、方式、資金來源等作出總體性規定，而且，現行的生態補償法律規定缺乏可操作性。生態補償政策在保護生態環境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但政策與法律相比缺乏安定性、連續性與強制性。

要解決生態服務提供者與受益者之間在環境資源利益分配上的不公平問題，應該盡早實現在生態補償領域國家層面的立法，明確補償主體的法律義務和責任，創建和完善生態補償法律制度。其主要內容就是從法律制度上確立由生態服務功能的受益者支付生態效益的相應費用，解決無償享有生態服務或環境效益的問題，并彌補生態環境保護者的損失。同時，在法律上進一步完善由生態環境的破壞者承擔環境污染、生態破壞的負外部性或將外部性成本內部化，并對環境違法行為進行重罰，提高違法成本。在依法治國的大環境下，法律制度作為必不可少的“硬約束”，在生態補償方面將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建立多層次生態補償資金渠道

除了通過生態稅收籌集生態補償資金外，應使生態補償資金多元化，為生態補償提供充足的資金。

1推行綠色金融貸款。合理利用信貸資金，引導信貸資金支持生態補償項目；有效利用國債這一有利的籌資手段，動用社會閑置資金進行生態補償，解決資金缺口問題；考慮發行中長期特種生態建設債券或彩票，籌集一定的資金；提高金融開放度、資信度和透明度，保持投資制度的一致性和穩定性，創造良好的條件，積極吸引國外資金直接投資于生態項目的建設。

2完善生態環境治理備用金制度。對新建或正在開采的礦山，應以土地復墾為重點建立生態補償保證金制度。所有企業都必須在交納一定數量保證金后才能取得采礦許可，保證金應根據每年生態損害需要治理的成本加以征收，要能滿足治理所需全部費用。保證金可以通過地方環境或國土資源行政主管部門征收上繳國家。也可以在銀行建立企業生態修復賬戶、政府監管使用的方式交納。若開采企業未按規定履行生態補償義務，政府可動用保證金進行生態治理。

3建立生態補償與生態保險協調體系。針對生態風險引入生態保險，建立生態風險分散機制，并通過生態保險籌集生態補償資金。生態保險在保護參保雙方利益的同時，對由于環境污染給受害方造成的損失進行賠付，并對保障生態安全的措施進行補充撥款。保險機制可以成為使生態環境損失大大降低的風險調節器與管理手段。這種直接的經濟激勵機制的應用可以作為對社會與自然相互關系調節的傳統經濟手段與法律手段的有益補充，也是污染者付費原則得到實施的生態經濟手段。生態保險實質上不僅是用來對受害人造成的損失進行賠償，而且對投保人來說是生態環境損害的預先安排，保證生態損失發生后能夠有效消除損失。

(三)建立財政、稅收、環保三部門聯動機制

為加強排污費的管理，應完善排污費的核定、征收、使用各環節的規章制度，并建立財政、稅收、環保三部門聯動機制。排污費由環保行政主管部門根據污染者排污的種類、數量和排污費數額進行核定，地稅部門負責代為征收，銀行入庫，財政統管，從根本上解決環保部門吃排污費的問題，建立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環境保護和生態補償的新機制。

(四)構建生態補償機制社會參與和統一操作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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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象征式執行所謂象征式執行，也叫政策敷衍，是指在政策實施過程中，執行主體僅在表面上做文章，建設“形象工程”，在執行活動中往往只做宣傳而不務實際，或者前緊后松，或者陽奉陰違，而規避可操作性的政策措施。在這種執行模式中，執行主體的具體措施在于口頭上支持政策決策，或以書面形式表態，但卻沒有按照決策者的期望做任何事情。簡單地說，就是將政策束之高閣而不予執行。它的欺騙性特點，往往會導致“錯失政策執行的最佳時間，影響政策目標的實現，同時不可避免地造成政策資源的浪費”。

3.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在公共政策執行領域，執行不力最常見一種表現就是富含替代性執行特點的“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事實上，這種表現所體現的是上級政府與下級政府之間的一種利益博弈：當上級決策符合下級利益時，下級會設法擴大利益范圍；當上級決策與下級利益不符時，下級會努力使上級決策盡量滿足下級的利益需求；而當上級決策約束下級行為時，下級往往會尋找替代辦法規避約束或打政策的“球”。在這個利益博弈的框架中，形成的不良后果既包括導致政策既定目標無法實現，更重要的是會損害中央政府的形象，進而降低政策決策的社會認同。在這種模式下，政策執行往往會出現執行腐敗。

4.機械式執行機械式政策執行是公共政策執行中常見的一種現象。所謂機械執行，是指在政策執行過程中，執行主體對上級下達的政策機械地照搬照抄，包括只講原則，不講靈活；只顧上情，不顧實情；明知政策有漏洞，也不補救；明知政策執行起來會有偏差，也不糾正。實質上，這嚴重違背了理論聯系實際的哲學規律。“這種呆板地執行政策的做法不但不能解決實際問題，還容易出現責任推諉，把過錯歸咎于政策本身，認為問題之所以沒有解決是政策的質量問題。”綜上所述，公共政策執行不力的表現形式是多種多樣的。但是，這些政策執行不力的表象，無一例外地突出了政策執行主體在政策執行過程中存在著主客觀因素制約的問題。公共政策執行不力，是主觀因素與客觀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所謂主觀因素，主要包括政策執行者的自身利益和需求、執行者的素質缺陷、執行機構的管理缺陷以及政策宣傳過程中存在的缺陷等。客觀因素則主要包括政策本身的質量問題、政策環境的變化、目標群體所施加的壓力、政策執行經費供給的缺位及相應法制不全、方法不當等造成的對政策執行行為監督缺位與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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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完全保障的北歐模式

北歐國家保障每個公民的社會福利。北歐的文化根基是建立在充分尊重公民權利，注重公民平等基礎上的，由于北歐各國強調以公民平等為基礎，養老保險政策是保證每個居民平等地享受社會福利。因此，在包括養老保險政策在內的社會福利分配中，北歐政府的作用大于市場的作用。政府以立法的形式，承擔了每個公民一生的全部福利。當然這種社會福利制度是建立在深厚的文化背景之下的，有利有弊。一方面在這種福利制度的保障下，社會穩定，利于政府的管理。另一方面，這種全覆蓋的社會福利制度，無形中成為政府財政的沉重負擔，一旦經濟發展速度下滑，政府的財政壓力加大，也會造成社會危機。前一段時間希臘的財政危機就是典型的例子，希臘地理位置上雖未處北歐，但是也采用與北歐類似的福利模式，財政危機與全覆蓋的社會保障模式存在矛盾，解決起來相當棘手。

（二）注重自由競爭的美國模式

美國是崇尚自由競爭的國度，在經濟、社會政策方面，強調市場調節。美國人認為全覆蓋的社會福利政策會導致懶惰。這種福利措施利于刺激經濟發展，但是也容易導致貧富差距加大。在這種理念的支持下，美國的養老保險形成了特殊的體系。其養老保險分為三個部分，即聯邦退休金制度、私人年金計劃、個人退休金計劃。美國的社會保險由聯邦政府的社會安全（保障）部署集中管理，統一而集中。這種養老保險模式是值得借鑒的，優點是社會保障體制健全完備，統一管理，強有力約束；使用法律和經濟雙重手段調控退休年齡，力度大，效果好；基本養老待遇替代率控制在較低的水平，有利于多層次保障的發展；充分利用高新技術，社會化程度高。

（三）介于北歐與美國模式之間的德國和英國

這兩個國家的養老保險制度介于北歐體系和美國體系之間，尤其是德國的養老保險體系，嚴謹而靈活，根據經濟和社會發展情況適時改革與調整。總體而言，西方養老保險制度是三位一體的，即由政府、企業和個人共同承擔責任。社會保障資金主要來自于企業的雇主和雇員，雙方根據法律規定向國家社會保險機構交納保險稅；社會保障開支的一部分，特別是支出大于收入的部分，由政府財政買單，從國家稅收中支出以彌補不足的部分。因為國情、文化基礎等差異，各國采取的養老保險措施出發點不同，政策執行方式不同。

二、養老保險的管理方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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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文文獻綜述中我們發現，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實踐上，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效果并不一定是相互加強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能否相互配合取決于經濟結構、宏觀調控體系、經濟發展水平以及時間等多種因素，分析影響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性的重要因素，對于增強我國宏觀調控體系的科學性和有效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但是，國內學者大都從理論和政策層面分析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之間的協調性問題，忽視了對兩者之間配合效果的實證研究。張志棟和靳玉英（2011）僅分析了價格層面的配合效果，研究角度比較有限，而且利用29年的年度數據時間序列較短，建立的模型并不具有很好的穩健型。為了彌補目前學術研究的不足，本文采用1999年1月至2014年1月的月度數據建立了VAR回歸模型，對我國財政政策貨幣政策之間的互動效果進行了分析檢驗，希望就政策組合的效應和政策制定的效果得到清晰的結論，并針對性地提出改進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性的有益建議。

二、計量模型

1.計量方法。VAR模型可以用下式表示：其中Yt為時間序列構成的向量，p為自回歸滯后階數，ut~IID（0，Ω）是隨機誤差列向量，其中每個元素都是非自相關的，但不同方程對應的隨機誤差項之間可能存在相關。

2.樣本與統計數據說明。本文利用財政預算收入完成額、財政預算支出完成額、貨幣供給M2三變量構成的VAR模型研究財政貨幣政策之間的影響關系，為消除變量之間的異方差，將統計數據取對數后進行分析。樣本取自期間為1999年1月~2014年1月的月度數據。本文以lnczsr和lnczzc作為代表財政政策效果的統計量，以lnm2作為代表貨幣政策效果的統計量。Lnczsr表示取對數的財政預算收入完成額，lnczzc表示取對數的財政預算支出完成額，lnm2表示取對數的廣義貨幣供給量M2。所有數據均來自CCER經濟金融數據庫。模型利用軟件EViews7擬合。

3.VAR模型的設定和估計。（1）以（lnczsr，lnczzc，lnm2）變量構成一個三變量的VAR模型。在得到正確的模型估計結果前我們需要確定VAR模型的滯后階數。根據SC準則和HQ準則確定最優滯后期為4期。并對VAR（4）模型中的殘差是否服從獨立同分布進行了檢驗，通過診斷檢驗。（2）從水平的VAR（4）模型可以得到估計表達式。

三個方程的可決系數（R2）分別是0.9258，0.8696，0.9998，擬合優度較高。從第一個方程來看，度量貨幣供應水平的lnm2的滯后二階的系數為負（-1.790），但是所有lnm2變量的系數之和為正（1.0052），可見總體上增加貨幣供給速度將增加財政收入增加速度。從第二個方程來看，所有lnm2變量的系數之和為正（1.2655），可見總體上增加貨幣供給速度將增加財政支出增加速度。從第三個方程來看，度量財政政策的財政收入增長速度的總系數為負（-0.023），說明財政收入增長速度的增加將降低貨幣供應量的增加速度，而度量財政政策的財政支出增長速度的總系數為正（0.0189），說明財政收入增長速度的增加將增加貨幣供應量的增加速度。綜合以上的分析，我們得出如下結論：當貨幣政策擴張時，由于稅收制度的穩定機制導致財政收入也相應增加，這將削弱貨幣政策刺激經濟的效果；但是擴張貨幣供給是同時配合增加財政支出，可以抵消掉財政收入增加的負面效果。（3）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檢驗結果如表1所示。檢驗結果發現lnczsr，lnczzc，lnm2三個變量互為格蘭杰因，說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性較強。（4）脈沖響應函數。脈沖響應函數是描述一個內生變量對誤差的反應，也即在擾動項上加一個標準差大小的新息（innovation）沖擊對內生變量的當前值和未來值的影響。圖1是對VAR（4）模型的脈沖響應函數曲線，橫軸表示滯后階數，縱軸表示內生變量對沖擊的響應程度。從圖1中可以看出，對對數的財政支出施加一個單位的正向沖擊，6個月內引起對數財政收入的小幅波動，在10個月之后沖擊的作用消失，財政收入和財政支出逐漸一致，但引起對數貨幣供給量的大幅度波動，前5個月波動幅度在-6至4個標準差之間，10個月后波動以一個正的標準差為均值上下波動，且波動幅度逐漸減少，30個月后對數的貨幣供給大致穩定在1.0個標準差處。對對數的財政收入施加一個單位的正向沖擊，在6個月內引起對數的財政支出的小幅波動，在10個月之后沖擊的作用消失，財政收入和財政支出逐漸一致，但引起對數的貨幣供給量的大幅度波動，前5個月波動幅度在-2至4個標準差之間，10個月后波動以一個正的標準差為均值上下波動，且波動幅度逐漸減少，30個月后對數的貨幣供給大致穩定在1.0個標準差處。對對數的貨幣供給施加一個單位的正向沖擊，對數貨幣供應量的正向沖擊雖然會隨著時間的延長有所減弱但是其影響卻會長期存在，在15個月之后穩定在0.7個標準差的位置，而且該沖擊在5個月之后將導致對數的財政支出的小幅增加和對數的財政收入的小幅減少。由此我們可以得到如下結論：第一，財政政策的沖擊將對貨幣政策產生長期影響，具體而言，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會增強貨幣政策的效果，而且增加財政支出和增加財政收入對于貨幣政策的增強效果是一致的。第二，貨幣政策的正向沖擊對財政政策的影響作用非常小，而且還會引起財政赤字。（5）預測方差分解。VAR方差分解能夠分析影響內生變量的結構沖擊的貢獻度，圖2是對VAR（4）模型的方差分解曲線，橫軸表示滯后階數，縱軸表示內生變量之間的對結構沖擊的相對作用。從圖2中可以看出，對數財政收入變動中，自身波動的解釋部分大概占到75%~100%，自身波動的影響逐漸減弱，穩定在75%左右；0%~20%由對數的財政支出的波動解釋，且影響逐漸增強并穩定在20%左右；0%~5%由對數的貨幣供給量波動解釋，且影響逐漸增強并穩定在5%左右。對數的財政支出變動中，自身波動的解釋部分大概占到74%~82%，自身波動的影響逐漸減弱，穩定在74%左右；18%~18%由對數的財政支出的波動解釋，且影響逐漸增強并穩定在18%左右；0%~8%由對數的貨幣供給量波動解釋，且影響逐漸增強并穩定在8%左右。對數的財政支出變動中，自身波動的解釋部分大概占到65%~100%，自身波動的影響逐漸減弱，穩定在65%左右；0%~25%由對數的財政支出的波動解釋，且影響逐漸增強并穩定在25%左右；0%~10%由對數的貨幣供給量波動解釋，且影響逐漸增強并穩定在10%左右。由此我們可以得到如下結論：財政政策對貨幣政策的影響效果要大于貨幣政策對財政政策的影響效果。

篇（5）

刑法的獨立性

刑法的獨立性表現在以下方面：1．獨立的規范體系和機能作為法律體系中的基本的部門法，刑法具有內容豐富、結構完整的規范體系。刑法的內容涵蓋犯罪、刑事責任和刑罰，涉及幾乎所有其他法律所調整的社會關系，還具有一整套的指導思想和原則統攝全部規范，可謂內容豐富。刑法在文本上有一部包括基本的總則、分則在內的統一的刑法典，還有部分單行刑法、附屬刑法作補充，基本上能規范所有的現有犯罪行為，可謂結構完整。刑法已經是自成一體的實體法。刑法自產生之日起就擔負著打擊犯罪、保衛社會的職責，現代刑法除了具有一般法律所有的行為規制機能外，還具有特有的法益保護機能和人權保障機能。①刑法因此有了更加豐富的獨立的存在價值。2．有專門配套的運行程序為了保障刑法的有效實施，國家還專門制定了《刑事訴訟法》以規范刑事案件的偵查、、審理和執行，從而使刑法具有了專門的運行程序。3．有相對于刑事政策和其他法律的自身的特點與品格刑法是法律體系中十分重要的組成部分，具有法律的規范性和穩定性特點，還具有其他法律不具有的特點：保護的社會關系的廣泛性，手段的嚴厲性，立法主體的一元性。現代刑法更具有科學性和文明性。現代刑法作為人類文明成果之一，反映了人類社會與犯罪行為作斗爭的規律性需要，形成了內容豐富、結構嚴密的規范體系，具有科學性。同時，現代刑法秉持民主、人道、人權的價值觀，發揮保衛社會和保障人權的雙重功能，不再一味威懾、懲罰，不再是野蠻、殘酷的代表或象征，具有文明性。這些特點鑄就了刑法“獨特的品格，即刑法是在法律規范體系中，以國家的刑罰權最終確保人類社會的共同生活秩序和整體的法律秩序的不可破壞性的法律”②，是刑法獨立性的重要表現。4．刑法對法律體系的保障、促進作用刑法不同于其他部門法，它以特殊的手段調整所有其他法律所調整的社會關系，是除自身之外所有法律的后盾法，是法律體系的保障法。當其他法律調整手段失效、有關法律關系失衡、有關法律秩序混亂的時候，刑法就要站出來運用刑罰手段強行矯正有關法律關系、恢復有關法律秩序，從而保障和促進整個法律體系的正常運行。5．刑法對社會治理的促進作用刑法是社會法律治理的最后手段法，具有獨特的功能、手段。當社會治理整體或局部失序，道德、經濟、行政手段和其他法律不能有效恢復社會秩序的時候，犯罪在整體上或局部領域會呈現增加勢頭，運用刑法治理犯罪促進秩序的恢復無疑是法治社會的最佳選擇。6．刑法具有獨立的歷史傳統刑法是隨著階級社會和國家的產生而產生的，甚至一開始的法都稱作“刑”，如中國夏朝的“禹刑”就是當時所有法律的稱謂。后來隨著社會的發展，其他的部門法才逐漸從“刑”法中分離出去。但是，刑法一直保持延續和發展，并且始終是主要法律部門。直到現代社會，刑法一直都是基本的部門法。刑法具有其他法律不具有的獨立的歷史傳統，這一點被稱為母法的憲法無法比擬。刑法的產生、發展無需包括憲法在內的其他法律的陪伴或支持，刑法是階級社會的伴生物，與階級社會具有同樣長久的歷史，并具有自身獨立的發展規律、軌跡和歷史傳統。可見，刑法具有獨立性。而且這個獨立性遠遠超越了獨立的部門法的獨立性意義，具有獨立的社會治理工具屬性。

刑法與刑事政策

篇（6）

1.我國主要的城市停車政策

2004年國家發展改革委的《汽車產業發展政策》提出各城市要研究停車問題，制定停車設施規劃和標準等；2012年國務院的《“十二五”綜合交通運輸體系規劃》提出“完善機動車等停車系統及與公共交通設施的接駁系統”。除提出城市停車問題的上述文件外，國家層面的關于城市停車政策文件主要是1998年公安部和建設部頒布的《停車場建設和管理暫行規定》和《停車場規劃設計規則（試行）》，2010年6月住建部、公安部和國家發改委聯合的《關于城市停車設施規劃建設及管理的指導意見》。《停車場建設和管理暫行規定》和《停車場規劃設計規則（試行）》（1998年）。前者對停車場的建設和管理作出了8條（第4－11條）規定，涉及停車場設計施工管理、配建停車場的要求、停車場的管理等。后者主要是從技術標準上對停車場的規劃設計作出規定。《關于城市停車設施規劃建設及管理的指導意見》（2010年）提出的政策方向主要有完善法規體系，編制完成城市停車設施專項規劃；停車價格形成機制；停車場結構和停車位數量政策；停車換乘系統政策；技術標準系統政策；停車管理系統等方面。具體包括：加強城市停車設施專項規劃編制工作，加快制訂建設項目停車設施配建標準，科學合理建設城市停車設施，切實加強占用道路停車管理，完善公共停車場停車價格形成機制，規范城市停車行業管理，大力推動停車設施新技術應用，加強依法管理和監督檢查等等。北京、深圳、廣州、上海等特大城市近年來也制定了相關城市停車政策解決停車問題，緩解其對城市交通擁擠的影響。如北京市2010年出臺《北京市人民政府關于進一步推進首都交通科學發展加大力度緩解交通擁堵工作的意見》，2012年3月《北京市人民政府辦公廳關于印發推動城六區居住區機動車停車設施新建工作的通知》。

2.城市停車政策存在的問題

（1）政策不系統

基礎設施、技術裝備和管理服務是城市停車體系的三個相對獨立但又相輔相成的系統。停車政策設計、執行的不系統，造成政策執行困難或者效果不明顯。如城市停車基礎設施的極度短缺，很難實施有效的停車行為管理。

（2）政策效度差

城市停車政策應該具有普適性的原則和目標，但具體的政策措施應該結合具體城市類型及城市特征制訂，才能取得較好的效果。例如，北京借鑒日本等國家經驗，曾實施購車泊位證明，但并未起到效果。許多城市有嚴格的違章停車處罰制度，但違章行為屢禁不絕，并未實現政策預期的效果。

（3）政策有偏差

許多城市制定出臺停車政策時沒有考慮區域差別化，而僅僅是一刀切，使得與城市交通政策相違背，如城市中心區與城市邊緣區、城市衛星城等相同的停車設施供給、收費政策等可能導致鼓勵城市中心區私人交通的出行行為，與城市中心區應大力發展公共交通的政策背離。

完善城市停車政策，促進城市交通可持續發展

1.完善城市停車政策是城市交通可持續發展的要求

2011年我國城市化率達到49.68％，正處于快速發展的城市化中期階段，預計未來10～15年，我國城市化仍將保持年均0.8～1個百分點速度的增長。我國城市化過程中城市人口主要向特大城市集中，2010年我國人口200萬以上的超大城市44個，100萬～200萬人口的大城市81個，分別比1978年增加了34個和62個。經濟和人口向大城市的聚集，使得城市交通問題凸顯，如何促進城市交通可持續發展日益受到關注。但是，目前我國不少城市未把城市停車放在與動態交通管理同等重要的位置，“只管車行，不管車停”現象普遍存在。城市停車是城市交通的重要內容，它直接影響到城市交通功能的發揮，特別隨著城市規模擴大，經濟人口日益聚集，土地資源稀缺性增強，城市停車對城市交通的影響日益突出。完善城市停車政策，合理引導城市停車發展是緩解城市交通擁擠、促進城市交通可持續發展的重要環節。

2.完善城市停車政策是適應城市快速機動化的要求

篇（7）

（一）財政支持文化建設發展的總量不足盡管遼寧省財政對文化的經費投入逐年增加，文化建設有了較快發展，但就總體而言，遼寧省公共文化服務經費投入仍顯不足，作為衡量文化建設投入的兩項重要指標，即文化事業支出占財政支出比重、文化事業支出占科教文衛事業支出的比重都偏低。

（二）財政支出結構不盡合理首先，在財政投入的用途上，工資等維持性開支所占比例較高，而用于發展文化建設的經費嚴重不足，因此資金使用效率不高；其次，財政支出項目結構不盡合理，導致有限的財政支出未能全部用于滿足廣大人民群眾基本的文化需求。

（三）財政投入的城鄉、區域結構失衡遼寧省落后地區和發達地區的公共文化建設，無論是經費的基數，還是經費的增長速度，都存在明顯差距。從城鄉結構來看，省會沈陽及其它中心城市文化建設的財政投入較多，增長較快；而中小城市，尤其是農村地區則長期缺乏必要的財政投資，文化建設的資金缺口比較明顯。

（四）公共財政在促進文化建設發展中的定位模糊地區文化建設主要由公共文化事業與文化產業兩部分組成。公共財政對這兩方面發揮的作用應當有所區別，不能采取“一刀切”的策略。對于公益性文化事業，必須堅持以政府為主導，以公共財政為支撐，以公益性文化單位為依托，按照公益性、均等性、便利性等要求，加強文化基礎設施建設，完善公共文化服務網絡，讓人民群眾廣泛享有免費或優惠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務。而對于經營性文化產業，應當以市場調節為基本手段，以經濟效益為第一目標，通過各種財政政策手段為文化市場主體建立健全公平、公正、公開的市場競爭環境，努力促進文化產品產業化。

遼寧省文化產業的公共財政政策體系存在的不完善之處包括：對于文化企業的稅收優惠政策并沒有發揮長效激勵作用，針對文化企業的稅收減免政策適用范圍、時效有限，難以形成持續有效的驅動力；稅收優惠力度偏小，難以成為社會資本投資文化產業的增長點；公共財政的扶持在社會實踐中主要偏于實力比較強大、擁有雄厚政治資源的國有文化企業或國家控股文化企業，而對于比較弱小、相對更需要資金支持的中小文化企業扶持力度較小。在無形資產難以有形質押的情況下，相對安全的投資對象必然獲得有限公共財政資源和社會金融資本的青睞，愈是資金困難的民營中小文化企業獲得融資愈是困難。“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難”。

二、優化遼寧省文化建設財政政策的建議

（一）增加財政投入基于前文分析，遼寧省文化建設支出占財政支出比重、文化建設支出占科教文衛事業支出比重都偏低，因此，應當逐年加大文化建設財政投入的絕對量，提高文化建設支出占財政支出比例。同時應當進一步拓寬文化建設投入來源渠道，重視文化事業費等專項用于文化改革發展資金的征收、管理和使用。

（二）優化財政支出結構對省內具有傳統文化資源優勢的文化項目，對省內未來文化產業發展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文化項目，對知名文化品牌和具有領軍、先導作用的文化項目，對文化與科技相融合、代表文化產業發展潮流和方向的新興創新型文化產業，對保障廣大人民群眾基本文化需求的文化事業應當予以重點扶持。

（三）加強文化領域人才培養文化建設的發展需要大批掌握最新科學知識和精湛專業技能的文化人才。文化建設的競爭歸根到底是人才的競爭。增強文化建設“軟實力”的一項重要內容就是文化人才的培養。因此，財政加大對文化建設的投入，應當協調文化、教育、人事等相關部門，大力開展“文化人才工程”，鼓勵各類優秀的文化藝術人才脫穎而出。要制定優惠資助政策，拓寬引進人才渠道，吸引海內外高層次文化人才來省內發展；扶助省內高等院校人文學科和文化藝術類專業，提高其教育質量和辦學水平，加快文化后備人才的培養；設立專項財政資金鼓勵基層文化骨干人員進修培訓。

篇（8）

高新技術企業是推動經濟增長、提高產業核心競爭力、優化經濟結構的主導力量。歐美等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經濟力量差距的根源，主要體現在前者高新技術大大領先于后者。利用稅收優惠政策催生高新技術企業、激勵高新技術企業的創新發展，以及幫助高新技術企業降低研發風險，是政策支持高新技術企業創業發展的有效途徑。為此，我國實施了多種稅收優惠政策，促進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從而達到推動我國經濟高效增長的目的。

一、稅收政策推動高新技術企業發展的作用

稅收是國家財政收入的最主要來源和政府宏觀調控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建立和完善我國創新體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稅收是建立創新體系的重要財力基礎和激勵創新的主要政策手段，不僅能夠籌集財政資金，為國家直接支持創新體系提供財力基礎，而且運用稅收政策還可以激勵企業逐漸成為國家創新體系中的主力軍。

首先，稅收支持可以提高高新技術企業抵御風險的能力。科技創新活動不但具有高收益性，同時還具有高風險性，從事科技創新活動的經濟主體的收益具有很強的不確定性。如果研發成功，技術創新會給企業帶來較高的利潤；但如果研發失敗，企業也有可能因技術創新的失敗而遭受重大損失。因此，對處于經營初創期、更新升級期的企業而言，創新的風險很大，因此需要國家的稅收政策給予一定的優惠政策，提高高新技術企業抗風險能力。

其次，技術創新對稅收政策具有很強的敏感性。從技術創新的過程來看，技術創新始于研究開發而終于市場實現，其中涉及研究設計．研究開發、技術管理與組織、工程設計與制造、市場營銷等一系列活動。在這整個活動中，許多環節都涉及稅收政策，例如工資的扣除標準，固定資產折舊的計算方法，技術創新融資的稅收政策，等等。因此，技術創新對國家的稅收政策具有很強的敏感性。

最后，技術創新的成果具有社會效應和有可能被侵權，需要稅收優惠支持。根據公共財政理論，稅收是為了滿足社會對公共產品的需要而籌集財政資金，并且用于國家提供公共產品的支出。科學技術成果作為一種知識產品，具有公共產品的特征。科學技術具有非競爭性，它的邊際成本為零，即更多的人享有技術創新帶來的好處并不會使他的成本增加。科學技術又具有不完全的排他性。因此，要求政府通過一定的稅收政策來糾正市場失靈，通過稅收優惠促使技術創新的外部效應內在化，引導企業進行技術創新。

二、稅收政策的優惠方式與作用效果分析

為了鼓勵企業技術創新，稅收法規從多個角度給予企業稅收優惠，從高新技術企業的設立，研發項目的投入，到科研成果的轉讓，新稅法及其實施條例對企業技術創新及高新技術企業的快速發展提供了較好的稅收支持，其具體的優惠方式和作用效果可以概括如下：

(一)企業所得稅優惠

稅率優惠。新企業所得稅法規定，國家需要重點扶持的高新技術企業，減按15％的稅率征收企業所得稅。新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明確規定，國家需要重點扶持的高新技術企業須同時符合下列條件：擁有核心知識產權；產品(服務)屬于《國家重點支持的高新技術領域》規定的范圍；研究開發費用占銷售收入的比例不低于規定比例；高新技術產品(服務)收入占企業總收入的比例不低于規定比例；科技人員占企業職工總數的比例不低于規定比例；高新技術企業認定管理辦法規定的其他條件。上述規定突出了國家對技術創新的導向，有利于企業加大力度對高科技人才的重視與引進，也有利于整個高新技術產業的升級與發展。

扣除優惠。研究開發費用的加計扣除優惠。新企業所得稅法明確規定，企業開發新技術、新產品、新工藝發生的研究開發費用可以在計算應納稅所得額時加計扣除。新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明確規定，企業為開發新技術、新產品、新工藝發生的研究開發費用，未形成無形資產計入當期損益的，在按照規定據實扣除的基礎上，按照研究開發費用的50％加計扣除；形成無形資產的，按照無形資產成本的150％攤銷。上述規定突出了國家對技術研發的支持力度，即企業發生的研究開發費用越多，扣除也越多，企業的負擔更輕，從而可促使企業加大對技術創新的投入，也可降低企業研究開發的風險，對企業培養和穩定高科技人才也有一定的鼓勵作用。

對創業投資企業的稅收優惠。創業投資企業主要是將資金投向創業企業，即中小科技企業，待所投資的企業發育成熟后，通過股權轉讓的方式獲得資本增值。由于創業企業的成功率很低，導致創業投資企業的風險很大，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創業投資企業的發展。2008年1月1日開始實施的新企業所得稅法及實施條例為創業投資企業的發展提供了法律保障。新企業所得稅法明確規定，創業投資企業從事國家需要重點扶持和鼓勵的創業投資，可以按投資額的一定比例抵扣應納稅所得額。該規定既是扶持創業投資企業的發展，其實也是在間接地支持中小型高新技術企業的發展。受稅收優惠的影響，更多的創業投資企業會集中資金和人力主動投資于高新技術企業，從而極大地調動創業投資企業投資與支持中小高新技術企業的熱情，加大投資與支持中小高新技術企業的力度。:

減免稅優惠。新企業所得稅法明確規定，企業符合條件的技術轉讓所得，可以免征、減征企業所得稅。新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明確規定，一個納稅年度內，居民企業技術轉讓所得不超過500萬元的部分，免征企業所得稅；超過500萬元的部分，減半征收企業所得稅。上述優惠政策必將促進企業加快技術成果轉讓，推進高新技術的產業化。

(二)流轉稅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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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開展人民幣跨境結算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作為國際貿易中主要結算貨幣的美元和歐元的匯率都經歷了大幅波動，我國企業與很多貿易伙伴國企業均希望可以使用人民幣作為結算貨幣來規避風險。2009年，我國在上海、廣州、深圳、珠海以及東莞5個城市開展人民幣跨境結算試點，通過推動人民幣在國際貿易中的使用，截至2013年底，我國跨境結算業務規模已經是當初試點時期的800多倍。根據匯豐銀行預計，人民幣在2015年將成為全球三大跨境貿易結算貨幣之一。

3.新增常備借貸便利工具我國央行在2013年開始利用一種新型貨幣政策工具———常備借貸便利(StandingLendingFacility，簡稱SLF)，在銀行系統的流動性出現短暫性波動時選擇性運用。這種貨幣調控新工具的特點是由金融機構主動發起，與金融機構進行定向交易，交易對手覆蓋范圍廣，主要為政策性銀行和全國性商業銀行。常備借貸便利主要以抵押方式發放，信用評級較高的債券、優質信貸資產等均可作為抵押品，有時也可采取信用借款等方式進行發放。這種政策工具期限一般為1～3個月，利率水平是根據貨幣政策調控需要、引導市場利率的需要等因素進行綜合確定。

二、效果評價

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中國人民銀行采取的一系列非常規貨幣政策，包括近期使用的常備借貸便利政工具，對于我國貨幣政策非常規工具對金融市場與宏觀經濟產生的效果進行評價。

(一)金融市場方面央行的貨幣政策非常規工具使基礎貨幣大幅增加。投資在刺激經濟復蘇的同時，也導致了大量的貨幣投放。政府取消對商業銀行的信貸規模限制，有利于緩解企業資金壓力并保持經濟平穩增長。與此同時，在中央財政資金投放不到4千億的情況下，我國商業銀行的信貸資金投放達到了11萬億元規模。在銀行借款主體結構中，地方政府融資貸款規模迅速擴張。截至2009年末，全國地方政府債務平臺貸款額達7.38萬億元，比2008年增加了近3萬億。根據國家審計署公布的數據，到2013年6月末，我國政府性債務余額已經超過30萬億，其中全口徑地方政府性債務共17.89萬億。這些新增信貸規模在扶持中小企業發展的同時，也可能成為銀行業不良信貸資產的隱憂，盲目投資和資金的低利用率現象也會造成資源的相對短缺和供給的相對不足。我國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加快了我國經濟復蘇，帶動了實體經濟的發展，向市場注入了大量的流動性。我國自2013年初創設常備借貸便利以來，央行通過綜合運用常備借貸便利工具來管理流動性，已收到了顯著成效。在貨幣市場受到沖擊出現短暫的波動時，通過利用常備借貸便利進行金融市場的調控，帶動了實體經濟發展，符合條件的金融機構可以得到央行提供的流動性支持，這也順應國家對宏觀調控的要求。在金融市場上利用非常規貨幣政策工具，有利于調節市場流動性的供給，有助于促進金融市場平穩運行，從而可以防范金融風險。

(二)宏觀經濟方面據統計，2009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同比增長8.7%，居民消費價格指數逐步回升，政府出臺的經濟刺激政策有效地促進了國民經濟發展。同期，我國經濟增長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超過了50%。2010年上半年，我國經濟增長率達到11.1%，比2009年同期高出3.7個百分點，2013年我國在經濟轉型和深化改革的關鍵期，全年國內生產總值依然保持7.7%的增長。說明通過使用非常規貨幣政策工具可以拉動經濟的增長其重要作用是要避免出現通貨緊縮。但隨著我國經濟在國際金融危機后的快速恢復以及此前國家出臺的擴張性政策，政府的四萬億投資以及銀行系統信貸投放，我國出現了嚴重的流動性過剩現象，從2010年開始進入新一輪的通脹期，我國的CPI平均值為3.8%，2011年3月至10月這8個月的CPI都超過了5%。由以上數據可知，政府的非常規貨幣政策對于減緩通縮壓力的效果不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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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描述性統計分析1.中國和美國的利率變動情況比較從圖1中可以看出，美國聯邦基金利率在2008年便開始急劇走低，一直到2008年12月跌入最低點并維持在這個地位。聯邦基金利率的急劇走低是美聯儲對次貸危機發生的基本反映，而其跌入谷底的時間恰好與QE1出臺的時間相吻合，之后的三輪貨幣供給量化寬松政策亦是維持了這個低位基本不變。可見低利率是緩解次貸危機的一大貨幣政策手段。對中國利率而言，1個月期的SHIBOR利率，總體趨勢是波動上升。在2008年底的時候有一個大幅的下降，隨后緩慢上調；至2012年的年中再次跌落，并維持在一個穩定水平。隨后在2013年的6月產生了一個最高值，之后便在一個較高位上波動。從總體上看，2008年以來，我國SHIBOR利率情況可分為五大主要區間，2008年8月以前、2008年8月至2010年10月的低迷期、2010年11月至2012年5月的緩慢回升期、2012年6月至2013年5月的平穩期以及2013年6月之后的一期。可以看到，SHIBOR利率在2008年的走低與次貸危機加劇的時間重合；2010年后的緩慢回升在美國宣布第二輪QE后產生。最后一期的利率走高在QE4宣布之后幾個月后發生。根據中國流動性變化和美國QE實行情況的重合性來看，美國貨幣政策選擇取向變化對我國流動性是存在影響的。由此可見，SHIBOR變化趨勢與次貸危機的加劇以及QE實施有明顯的關系。2.中國和美國的貨幣供給量變動情況比較根據圖2，可見次貸危機以來美國基礎貨幣供給量（MB）在持續較快地增長，此歸功于美聯儲在四輪QE中大量購買住房抵押貸款證券（MBS）以及國債而放出的流動性。其中有幾個快速增長的時間點，分別是2008年8月、2010年11月和2012年12月。這三個快速增長時期可以從圖2的同比增長率圖中看出，分別是觸底反彈的時間點。而QE2的實施時間在2010年的11月，QE3、QE4的實施時間分別在2012年的9月和12月，正好與MB快速增長的時間點吻合。對中國M2變化而言，2008年以來我國M2量呈持續增長狀態。就增長率而言，在2008年12月左右有一個大幅度的增長，和QE1的實行時間吻合。在這個時間之后，我國M2總體以波動形式緩慢下降。

（三）相關性分析1.中國利率和美國利率聯動的相關關系根據SPSS輸出結果，美國聯邦基準利率與SHIBOR一個月利率的斯皮爾曼相關系數為-0.643，有較強的負相關關系。而SHIBOR的高低可以較好地代表中國流動性情況，高SHIBOR利率會導致較低的流動性。因此，可以初步認為美國貨幣政策會對中國流動性產生較為顯著的影響。2.中國M2和美國MB聯動的相關關系根據SPSS輸出結果，美國MB增長率與中國M2增長率的皮爾遜相關系數為0.51，具有較高的正相關關系。即當美國實行擴張性貨幣政策時，我國的貨幣供給量也會有所提升，貨幣供給量的增加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流動性的增加。故而在貨幣角度可以初步認為美國的貨幣政策對我國流動性有一定的影響。通過利率與貨幣供給量兩個角度的分析，我們已經可以初步判斷次貸危機后美國的貨幣政策對我國的流動性產生還是存在著一定的影響。接下來將會進一步探究其影響的路徑以及影響的途徑如何。

二、美國貨幣政策對中國流動性影響機理

根據上部分的分析，可以知道在利率和貨幣供給量兩個角度，美國貨幣政策對我國流動性造成影響。在利率層面，美國持續走低的基準利率會導致中美間出現利差和匯差，進而出現資本流動。在貨幣供給量方面，其數量的變動會促進抑或抑制消費，進而影響貿易量；同時也會影響國際間投資，進而使得資本流動產生動蕩；過多的美國MB（與國債的發行）會增加我國的美元外匯占款，增多的外匯占款會直接影響我國流動性。從這兩個角度出發，美國貨幣政策對中國流動性影響可以分為資本流動渠道和貿易渠道兩大路徑。

（一）資本流動渠道經濟開放促進了各國之間的經濟聯系，其結果是各國的金融聯系也日益緊密，也使金融市場波動的聯動性在不斷增強。美國為應對次貸危機，放寬了貨幣政策———降低利率，增發貨幣，放寬了美國國內的流動性，并從利差、直接投資波及到他國。由于美國次貸危機后的QE政策增發大量基礎貨幣，降低了聯邦基準利率并維持在一個較低位置，美國與中國的利率差因此拉大。同時，根據匯率決定理論，利率決定匯率，利率降低會產生人民幣升值預期，相比之下，人民幣有效匯率（對于美國）增加。中美利差以及匯差的增加，套利和套匯傾向產生，會直接影響外商投資（即美國對中國的FDI）。隨著經濟開放的推進，對外投資成為資本輸出的重要渠道。美國采用寬松的貨幣政策刺激國內流動性，加之上述的利差、匯差誘使，各企業公司加大國外市場的投資。而中國作為美國大部分企業分公司、加工生產所在地，被投資的份額亦會在一定程度上增大。并且，當美商投資增加時會增加其他投資者對中國的信心，包括國內與國外，進一步促進資本在我國的流入，從而增加流動性。

（二）貿易渠道流動性影響的貿易渠道傳導主要是通過外在需求的變動表現出來的，具體表現在匯率變動引起的貿易順差，直接來源于外匯占款的增加。根據宏觀經濟學基本關系式：Y=C+I+G+（X-IM）一個國家的總產出（Y）等于消費（C）、投資（I）、政府支出（G）與貿易差額（出口X減去進口IM）之和。美國為在次貸危機后提振經濟，在降低利率增加基礎貨幣以刺激消費和投資之余，還需從國際貿易角度增加總產出。如資本渠道所述，美國QE政策降低本國利率，進而使本國有效匯率有下行趨勢，使得本國商品相對國外變得便宜，根據國際貿易理論，出口增加，進口減少，貿易條件傾向于改善。美元有效匯率的降低會使美國貿易條件有改善的傾向。但是由于美元的增發刺激了美國的需求，進而會使進口需求增加，其改變進出口情況的效果有可能會抵消由于美元貶值導致的貿易條件改善，凈效應需要根據實際情況進行分析。我國2008年以來對美貿易順差的增長率，雖然存在幾個區間的負向增長，但總體是一個正向的態勢。亦即凈效應為正。中美貿易是中國增加外匯占款（美元為主）的兩大途徑，中美貿易順差增加將會增加我國外匯占款，反之中美貿易順差的減少會減少我國外匯占款，進而影響我國流動性———如果外匯占款增加將會增加我國流動性，反之則會減少我國流動性。

三、美國貨幣政策取向對我國流動性影響程度的實證分析

根據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次貸危機后美國貨幣政策對我國的流動性主要通過貿易渠道和資本流動渠道產生影響，并且每個渠道通過各自的中間變量來實現。本部分將采取結構向量自回歸（SVAR）的計量方法對該兩渠道進行實證分析，得出影響程度和強弱，并比較兩個渠道的強弱關系。

（一）變量選擇及處理根據影響途徑的分析，可知美國貨幣政策是通過資本流動渠道和貿易渠道對我國流動性產生影響。在以上相關性分析中，選取了美國MB、聯邦基準利率作為美國貨幣政策的衡量，我國M2和SHI-BOR最為流動性的衡量。在本部分實證中，由于聯邦基準利率在2009年之后一直接近為0的低位，并且總體維持不變，其數據對SVAR模型會有較大影響，故而不選取聯邦利率進行實證，相對應的，SHI-BOR也從因變量中剔除。只從貨幣供給量的角度對兩渠道進行實證。這也與“貨幣供給量化寬松政策”相對應，即是從貨幣角度進行分析。對于資本流動渠道，采用美國基礎貨幣變化率、中美利差、美元有效匯率、FDI（增長率）作為參考指標，其中中美利差、美元有效匯率和FDI是中間變量。這里選擇的是月度數據，由于FDI實際數受到季節性影響較重，需要對其做多月平滑處理，為了保證處理后數據仍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故采用3個月平滑。在貿易渠道，故選取美國MB、美元有效匯率、中美貿易差額（增長率）、中國外匯占款（增長率）作為參考指標，同樣地，中美貿易差額和中國外匯占款是中間變量并作3個月平滑處理。中國流動性方面采用M2增長率作為代表，數據區間為2008年1月至2014年8月。在經過數據單位根檢驗后，具體指標處理與符號如下。

（二）實證分析從資本流動渠道和貿易渠道兩個方面，分別建立五元SVAR模型。建立模型之前，先確定滯后階數，并進行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1.模型滯后階數選擇根據AIC、LR等統計量的判斷標準選擇最優滯后期數。（1）資本流動渠道模型滯后階數選擇根據表4可知，FPE、AIC、SC和HQ統計量顯示的最優階數為2階，而LR統計量推薦的最優滯后階數為4。各判斷準則結果不一致，此處選取多數統計量判斷結果，即2階作為最優階數進行模型擬合。（2）貿易流動渠道模型滯后階數選擇根據表5可知，SC和HQ統計量顯示的最優階數為1階，LR認為6階為最優，而FPE統計量推薦的最優滯后階數為3、AIC統計量推薦第7階。各判斷準則結果不一致，此處選取多數統計量判斷結果，即1階作為最優階數進行模型擬合。2.格蘭杰因果關系格蘭杰因果關系可以用來檢驗某個變量的所有滯后項是否對其他變量的當期值產生影響。根據以上檢驗，從資本流動渠道上看，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美國MB增長率是我國M2增長率的格蘭杰原因；從貿易渠道上，在統計上說明美國MB增長率對我國M2增長率存在影響。這說明，就M2增長率作為代表來說，美國貨幣政策從資本流動渠道和貿易渠道對我國流動性變化均存在顯著影響。根據以上檢驗，可以得出與相關性分析一樣的結論，美國貨幣政策對我國流動性存在實質性解釋作用，而此影響是通過貿易渠道和資本渠道來達成的。3.脈沖響應函數脈沖響應函數可以考察模型中給定一個變量的沖擊在一定的連續觀測期內對其他變量的影響。同樣地，根據兩組SVAR模型進行脈沖響應函數分析。沖擊響應時長設置為10期。（1）美國貨幣政策取向通過資本流動渠道對我國流動性的沖擊影響由Eview輸出結果，可以看出美國MB增長率對我國M2增長率的沖擊有顯著影響，這與格蘭杰因果檢驗結果一致。在受到美國MB單位正向沖擊之后，M2增長率脈沖響應值在第3期較快速上升，至第4期左右達到最高點并開始下降，最后收斂于0。這說明美國量化寬松政策在資本渠道上主要通過增大自身基礎貨幣對我國流動性產生影響。美國基礎貨幣供給量對中美利差的影響，顯示一個明顯的正向響應，在第三期開始有一個比較微弱的負向，最后回歸零值并有少量的正負波動。總體為正值，基本與上部分理論分析一致。美元有效匯率在中美利差的一個正向波動后先是有一個負向的變化，在第三期開始轉為正向，并再以正向緩慢收斂到零。由于利率對匯率的影響需要通過市場進行反映，固存在時滯是可以理解的。匯率對FDI的影響先是一個負向，隨后在第五期至第七期變為一個顯著的正向，隨后再次轉為負向并收斂于零。FDI受利率預期和匯率預期影響，需要有一個實質的利率、匯率變動后，人們才會產生套利、套匯傾向，而在此傾向之前受其他因素綜合影響，故可解釋為第五期的正向，而由于此正向效應十分顯著，可以基本證實理論分析所述情形。FDI對M2的影響較為微弱，且效應總體為正。（2）美國貨幣政策取向通過貿易渠道對我國流動性的沖擊影響根據圖4，雖然可以看到美國基礎貨幣對我國M2的沖擊仍然是存在正向影響，并緩慢收斂于零，但是總體程度較弱。從上圖可知，美國MB一個單位的正向沖擊對應是美元有效匯率負向響應值，程度較弱并緩慢收斂。這與理論分析相一致：美元基礎貨幣的增發使得美國利率下降，再由匯率決定理論，匯率降低。右上圖表現的是美元有效匯率的一個單位正向變動導致貿易順差微弱的負向響應，這是由于美元貶值導致的貿易條件的暫時改善，但是由于美國需求的增加抵消了這一貿易條件改善的傾向，響應值在第四期開始便收斂于零了。貿易順差對外匯儲備的影響表現為四期以內及其微弱的正向影響；外匯占款對M2總量的影響表現為十分微弱的圍繞零值波動，這與MB表現出的對M2變動的沖擊微弱是相符的。從整體而言，美國貨幣政策通過貿易渠道對我國流動性產生的影響并不顯著。

篇（11）

Abstract:Thehumanintothenewcentury,theeconomicdevelopmentofthewaytherehavebeenfundamentalchanges.Industrialapplicationofthenetworknotonlychangedpeople’swayoflife,butalsochangedthestructureoftheelementsofeconomicgrowth.AndCairns,includingSamuelson,andothertraditionalmainstreameconomics,itseems,tomeasurethefourmacroeconomicindicators-economicgrowth,pricestabilityandfullemployment,balanceofpaymentscannotbeachievedatthesametime.However,intoday’sfashionableneweconomycannotbecomepossible.Inthemoderncentralbanktohavefourobjectivesincludedinthebasicobjectivesofmonetarypolicy.Thisalsomakesthefunctionsofthecentralbanktransportandtheneedtodotochangethewayinordertomeettheneedsofmoderneconomy"."

Keywords:theneweconomy;monetarypolicy;economicgrowth

前言

本文重在探求新經濟中貨幣政策是否還象過去幾十年中經濟學家解釋的那么有效，進而探詢如何運用貨幣政策能起到應有的效果，而不是與預期相反的結果。并從美國的經驗中探尋中國貨幣政策改革的方向。

首先，我們必須明確究竟什么是所謂的"新經濟",新經濟一詞是從美國泊來的，沒有非常明確的定義，但又實實在在地在美國出現，而且迅速席卷世界。歸納起來，我覺得可以概括為如下幾點：

以數字化信息技術和因特網為標志的技術變革在全球化拓展；

知識創新的商業模式——建立在個人信譽基礎上的風險投資制度已經成熟，被投資者所認可；

互聯網的普及速度超過了以往過去的任何發明，它以其開發性、可擴展性和互動性，迅速成為了客戶需求的新平臺，成為了一個新標準；

服務業替代制造業主宰產業發展；

全球化的各種規則開始建立，降低了要素流動的摩擦；

資本市場是這一創新時代的最重要的引擎，是結構調整最有效的工具，而工業社會中集中控制資源進行結構調整的方式已經過時；

在新經濟中，公司正在走上收益遞增的軌道。這些新經濟的趨勢性特征涉及到技術、商業模式、客戶標準、產業、規則和金融工具，它們綜合貢獻給了經濟增長，構成經濟增長的新要素，這些新要素正在改變著經濟增長的周期性波動，從而構成了所謂的“新經濟”。

而從傳統經濟學來看,經濟的發展是有周期的，新古典經濟學認為經濟周期是主體隨即錯誤的結果，所以政府在貨幣政策上不宜干預過多。而新凱恩斯主義則認為，經濟周期是外部沖擊對經濟產生的影響，所以貨幣政策對于克服危機，使經濟步入良性循環是大有裨益的。后凱恩斯主義認為周期的發展是政治壓力的結果，所以在貨幣政策上趨向于比新凱恩斯主義更自由的方式。

那么，作為具體的運行，我覺得美國的貨幣政策是的趨向不是明顯的偏向于一種派別的，而是一種綜合各種觀點雜糅的體系。在強有力的實現對經濟的預期良性運行的控制的同時，盡量采取比較含蓄的，市場化方式。這種理念在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的身上展現的淋漓盡致。

而就在最近（12月5日），格林斯潘正式表示，對經濟部分失去發展表示憂慮。并認為美國經濟發展步伐放緩是能源價格大幅上升，使企業能源成本上升近40%，而由于市場競爭激烈，無法使企業的損失在市場中得到彌補。而應該警惕可能出現的由金融資產縮水導致的家庭和企業的支出疲軟。廣大投資者一直以來擔心美國經濟趨向硬著陸，格氏此番撫藉言語正中他們的下懷。美國經濟減緩的速度出乎意料，去年的技術股泡沫顯然已破滅。正如格林斯潘所指出的，對近期任何經濟數據都不應該大驚小怪，異乎尋常的經濟增長速度減緩正是必要的。幾年來，需求一直超過供應。美聯儲為了緩解勞動力市場的緊張形勢，防止通脹上升，1999年中期來已將利率提至6．5％，累計加息幅度達1．75％。格林斯潘似乎認為隨著股價下降，金融市場趨緊抑制了消費者支出，經濟正走上軟著陸的軌道。一段并不清晰的話語剛出，萎靡的納指馬上大漲274點，創下近三十年的單日最大漲幅。

而且我們也曾經看到，格林斯潘在過去的美國所謂的新經濟的高速列車行進中不時的用針尖刺破將要被吹漲的氣球——通貨膨脹的虛假繁榮。而我覺得他的行為正好暗合了薩繆爾森的用宏觀經濟學中的乘數原理與加速度原理對經濟周期的假設——薩氏以為在邊際消費趨向和加速度不變的情況下經濟總是上下波動。那么，一旦邊際消費發生改變，經濟的良性軌跡就極可能被改變。所以格林斯潘一直采取防微杜漸的方式警告人們，什么時候有通脹的危險。而他又不肯明示，是擔心"軟著陸"變成"硬著陸"。我個人認為僅憑這一點格林斯潘便稱得上是金融監管的超一流人才。何以見得？君不見八十年代的日本雖然經濟正是如日中天，但是日本政府也意識到虛假繁榮背后的通貨膨脹的威脅將在未來嚴重的侵害日本經濟的可持續性發展。可是就在日本煞費苦心的擠干了泡沫以后，再施行零利率也無法拉升經濟的起飛。而我們中國在經歷了八十年代末期的高速增長中"通脹猛于虎"的通苦以后，在九十年代初，經濟的過熱中，施行了緊縮銀根的政策，其后雖然成功的實現了經濟的軟著陸。但是現今的通貨緊縮中，貨幣政策實行卻收效甚微。今天的解釋也各不相同，但我覺得與那時的過緊是有聯系的。

而在今年，繁榮了十年的美國新經濟也遇到了極大的危機。我們觀察美國經濟的視角一般有三個：一是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的金融政策；二是明年的消費趨勢；三是明年的投資趨勢。而美聯儲在12月19日宣布維持現有利率不變。而很多經濟學都認為利率下調是在所難免的，為什么聯儲沒有行動呢？央行不愿意改變多年來謹慎的多看少動原則，他們要觀察多年的高投入，生產率增長及股市走強是否發生了逆向轉變并形成惡性循環。不過美聯儲也承認新經濟的威脅已經由通脹變為疲軟。而消費趨勢離不開收入的預期，

我們知道在宏觀經濟學中有帶動消費的財富效應。從九十年代以來，美國每年因股票和房產升值而使家庭財富平均每年上升2.26萬億美圓。而儲蓄率在99年降至可支配收入的2.2%，大大低于長期的7%左右的水平。而在2000年，美國國民的股票收入幾乎為零或負增長，而今年初對于股市的高預期造成家庭貸款消費的上升，預期的不理性將使明年的消費減少。還有就是投資，自96年以來，信息技術與通信行業吸納了大量的資金也使勞動生產率上升。新經濟的低通脹高增長也要主要歸功于資金支持——特別是在風險投資制度下的融資途徑下的電信與高科技行業的快速發展。而從目前來看，這些行業投資已經近于飽和。

所以，新經濟畢竟沒有超越過去的工業革命，電氣時代中所固有的經濟周期的制約。高利率，利潤下降，消費需求的收縮都是周期性的，少一點震蕩，快一點復蘇就是貨幣政策大有可為的地方了。經濟減速的跡象撒下如此之多的陰影，這一事實僅僅提高了人們對通脹的預期。也已有人擔心格林斯潘講話可能導致以下一種循環：由于投資者認為明年初會減息，導致股價上揚。但必須指出的是，降息的前提是消費者支出的下降。問題在于，如果股市反彈過高，消費支出仍將強勁，如此，就不會降息，甚至可能得加息。這樣今天的貨幣政策到明天就完全相反了。

盡管美聯儲可能調控美國經濟，使之軟著陸，投資者同時也明白美聯儲任務的難度之大。歷史經驗顯示，事實上央行是鮮難做到的。這一方面是由于處于增長減緩中的經濟比繁榮強勁的經濟更不堪經受外部沖擊。另一方面則是因為經濟增長減速會使各種經濟、金融失衡狀況暴露無疑。隨著增長減速，原先那種以為利潤會永遠增長、股價會一直上升，因此可以入不敷出的消費將顯然是極不明智的。同時，悲觀情緒也可能過度。今后的風險在于，美國的實際高投入、大幅提高生產率、企業利潤增長、股市走強等一系列良性循環會變為惡性循環。出現這種情況，美聯儲就需要采取減息措施，但不是在此之前采取措施。

但是面對新經濟的新，聯邦儲備委員會也沒有什么可以認為是肯定行之有效的方式。連格林斯潘也在10月上旬美國銀行家協會成立125周年的紀念大會發表的演講中認為，技術進步的飛速發展已經導致美國現有的許多銀行監管條例顯得十分陳舊和過時。

同時，他呼吁發達國家應該緊密合作，修訂各國現存的銀行監管條例以適應在新經濟中規模不斷擴大、速度不斷加快的各項金融交易活動。但是，格林斯潘也沒有提出如何修訂銀行法規的建議。他只是強調，目前的銀行監管部門在實行監管行動時更多地依靠銀行在金融市場上的自律性，運用條規開展監管活動效果大不如前。

盡管如此，格林斯潘仍指出，“從銀行業發展的歷史角度看，加強對銀行的監督管理應該始終作為監管防范金融風險的第一道防線，這是銀行發展歷史過程中，我們獲得的一條千真萬確的關鍵的經驗和教訓。”格林斯潘對去年出臺的銀行業監管改革法案大加贊美，并指出這是“通向未來變化道路上的一面開路旗幟而已”。他還認為，全球所有的銀行監管部門都會發現現有規定條例的改革勢在必行。根據格林斯潘的估計，將來監管部門會將注意力從考慮銀行的債務比例轉向發現銀行是否有違規經營行為。格林斯潘認為，目前世界正處于一個動態變化的系統之中，要求監管部門能夠不斷調整以適應新變化。同時，隨著新經濟浪潮的席卷全球，金融系統變化的日新月異，要求監管部門必須在第一時間作出相當準確的反應和行動，否則經濟形勢將向一個完全相反的方向演變。正是這種情況，要求銀行監管條例適應新時代的變化，進行必要的改革而不至于落伍。

在看了美國新經濟的"剪不斷，理還亂"后，再想想咋們亞洲和中國，其實發展水平還低了許多，如何借鑒美國的經驗，吸取教訓，將使我們少走許多彎路。

當年，就在美國新經濟快速成長的時期，亞洲卻出現了經濟危機，這意味著東亞的以產量為目標的“集中干預型”資源配置方式的失靈，傳統產能大規模過剩。中國則在工業化還未完成的時候，又趕上了知識經濟時代：一方面政府還有很多集中配置資源的要求，如西部大開發。在這方面，政府投入大量的資金與人力，從貨幣政策來看，既有貸款的優惠，也有大量的特別國債；另一方面又要面對知識時代提出的創新問題。在這種局勢下，中國的調整必須與國際調整的趨勢相一致。中國的各種產業從汽車到住房，實際上連基礎設施都有產能過剩問題，而現在中國政府除了集中配置基礎設施外，已經沒有其他可集中配置的方向，因此集中資源突破產業瓶頸的老辦法在現時條件下已無處著力，是改變配置資源方式的時候了——應把核心放在建立和完善資本市場，充分發揮資本市場的高層次功能，大力刺激民間創新的動力上，比如減免知識型創新企業所得稅等類的措施更是不可少。政府的作用還要在有利于新經濟成長的軟環境建設方面加強，以求有更多的知識創新企業在本地區成長，帶動經濟從舊到新的轉變。

資本市場已經成為推動技術變革和產業重組的最重要的引擎，中國一方面要實現工業化，承接生產力的轉移；另一方面要面向新的技術創新時代，積極改變國內集中配置資源的方式，發揮資本市場的作用，中國1999和2000年初資本市場中股市的兩次快速攀升都與大規模的資源重新配置有關，資本市場對互聯網做出了最積極的反映，這也體現了中國資本市場開始在調整著中國的產業結構。當然，這也與借鑒美國新經濟中的明顯的財富效應的政府行為有關系。但是，由于沒有二板市場，中國資本市場的創新空間非常有限；由于大量非流通股的存在，利用投行進行并購調整結構的手段也就不足，如無法在資本市場上迫使一些低效率企業退出產能等，從而使得結構調整緩慢。

新經濟的概念是與網絡化和全球化聯系在一起的，這意味著新經濟將帶來更先進的交易設備和交易手段，讓更多的國家和地區參與世界經濟的競爭。金融產業在這個大趨勢下必須要面對新的挑戰。一方面，為了在新的形勢下提高產業的競爭力，必須給金融產業更多的自由；另一方面，新經濟大大增加了金融產業的風險，進行風險管理又要求我們中國政府加強對金融產業的監管。事實上，在這兩個目標之間是存在著一定矛盾的。我覺得這對于我國來說尚有一定的優勢——集計劃與市場于一體的貨幣政策或許會比較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