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表云整理的11篇和諧人際關系論文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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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創造良好的班級環境

一個人的生活環境對他性格影響非常關鍵。小學中學生學習和活動的場所主要是在班級中，而其品德認識很大一部分是在班級這個環境中形成的。因此，在班級這個特定而典型的道德環境中，對學生有一種異?；钴S的教育因素，它對學生的思想意識、道德情操、行為習慣等，多會產生直接而且巨大的影響。所以，對于—個小學班主任來說，能否引導學生共同營造一個積極向上的班風，關系到能否為學生品德的培養創造—個健康的道德環境。良好的班風，可以使學生具有明確的是非標準，對來自各方面的各種影響，能明辨是非美丑與善惡榮辱；同時，這種道德情景中的健康而公正的集體輿論，對每個學生具有威懾作用，可以引導學生的道德行為：使學生的好的道德行為不斷擴展與發揚光大，使錯誤的道德行為受到譴責、抑制甚至消除。因此，班主任要創造良好的班級環境，讓學生在環境中潛移默化地進行德育。而創造良好的班級環境，首先需要班主任具有足夠的耐心。對小學生來說，讓他們潛移默化的接受一些思想，需要班主任的重復再重復。因為這些東西往往不能吸引小學生的注意力，只有在班主任不斷的重復過程中，才能形成他們自己的觀念。其次，班主任要時常在班級中做一些互幫互助的事情，通過實際的例子讓學生體驗到什么是好的道德品質。

3、建立平等和諧的師生關系，加強師生之間的心理溝通

心理溝通是指人與人之間在心理上互相容納，即理解對方，接受對方，能互相信任、互相尊重。師生心理之間如能有溝通之橋飛架著，那很多事情都會迎刃而解。加強師生間的心理溝通，集全體學生聰明才智于一體，將有助于建設一個思想品德高尚班集體。師生之間心理溝通的重要，可以說，它是班主任搞好班級德育工作的重要條件之一。對師生而言，心理溝通就是學生能理解教師對他們教育要求的合理性和正確性，樂意接受教師的教育與幫助，并且化為行動；教師能理解學生言行產生的背景，透視學生言行的真正動機，體諒其具體環境，知其所想，在情感上，師生之間互相接受，將心比心，不曲解對方。在小學班級工作中，一個十分有趣的教育現象是：有的教師溫文爾雅，卻能叫那些頑皮不馴的學生聽話；有的老師批評學生，能叫他心服口服；有的老師批評學生卻引發學生的逆反心理。這些現象是令人深思的，它除了說明德育教育工作要注意方式之外，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教師在學生心目中的位置。教師熱愛學生，滿腔熱情地真誠幫助學生，學生理解老師的一番苦心，愿意接受老師的教導，這是一種相互理解的新型師生關系，體現著心理上的相互溝通。如果在小學班級工作中，班主任與學生達到這種關系，學生的德育工作將會事半功倍。

4、充分發揮班會的直接德育教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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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利他行為是指在網絡環境中發生的符合社會期望并有益于他人、群體或社會，不期待任何形式回報或獎勵的自愿行為。隨著網絡社會化，越來越多的人更愿意向電腦尋求幫助，利他行為在網絡中的傳播速度和廣度也超過了現實社會。研究表明，親密的人際關系能夠使人們表現出大度、慷慨、奉獻的利他行為，在人際關系信任情況下個體更傾向于選擇親社會利他行為。筆者采用網絡利他行為量表、自我概念量表、人際關系量表對156名在校大學生進行調查，通過對大學生利他行為與自我概念、人際關系的相關性分析，探討大學生網絡利他行為的特點及影響因素。

一、在大學生網絡利他行為中，網絡支持行為特點突出，文科生的網絡分享與網絡指導利他行為高于工科生

采用鄭顯亮于2010年編制的《大學生網絡利他行為量表》，量表共26個項目，包括網絡支持、網絡指導、網絡分享、網絡提醒四個維度。采用隨機取樣，在鄭州市兩所高校圖書館發放問卷，共有156名在校本科生參與，其中男生84人，女生72人；大一學生75人，大二學生39人，大三學生42人；文科91人，工科65人；獨生子女48人，非獨生子女108人。

統計結果表明：第一，網絡利他行為總分及各因子分在不同性別、年級、是否獨生子女之間差異不顯著（p>0.05），這與青少年網絡道德不受性別和年級差異的影響研究結果一致；網絡分享、網絡指導維度在專業上差異顯著，表現為文科生高于工科生。

第二，大學生在網上給予網友以情感支持行為比較突出，平均分值為22.21±6.06；指導網友保護個人隱私及新技術掌握的利他行為排在第二，平均分值為12.13±4.00；上傳經典案例學習心得與其他網民共享的利他行為排在第三，平均分值為11.92±3.78；及時提醒其他網民網絡欺詐和陷阱的利他行為排在最后，平均分值為10.73±3.65。

第三，單個項目平均值分析結果顯示，大學生最喜歡做的事是“在網上祝福他人，關心和鼓勵網友，傾聽并開導網友，發送網友所需的資料，幫助網友解決學習、生活或情感上的一些問題”。相對而言，舉報網上的不良信息、譴責社會不良行為，積極參與論壇問題討論等利他行為頻率略低。

二、大學生網絡利他行為的產生與社會自我、心理自我密切相關

自我概念是指個體對自己的認知與評價，是對自身特點的整體知覺。自我概念是人格結構的核心部分，個體對自我的認識直接影響個體的行為方式。本研究采用《田納西自我概念量表》進行測試，具體內容有自我總分、自我批評（綜合維度）；心理自我、家庭自我、社會自我、生理自我、道德倫理自我（內容維度）；自我行動、自我滿意、自我認同（結構維度）。量表采用五級評分，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對自我概念和網絡利他行為進行相關分析，社會自我和網絡利他行為總分（r=0.326*，p

三、大學生的師生人際關系與網絡利他行為的相關性較高，其次為虛擬人際、生活人際關系，而同學人際關系與網絡利他行為相關不顯著

任何個體在社會生活中都會同其他人發生關系，人際關系就是人與人之間在交往過程中直接的心理上的關系，是人與人之間在社會生活中相互作用的結果，反映了個人或群體尋求滿足其社會需要的心理狀態。有研究證明，人際關系困擾與利他行為呈顯著的負相關，人際關系困擾程度越高，利他行為水平越低。本文采用申武丹在2007年編制的《大學生人際關系問卷》對大學生人際關系進行調查，該量表分為師生人際關系、同學人際關系、生活人際關系和虛擬人際關系4個維度，信效度符合心理測量學標準。

對人際關系和網絡利他行為進行相關分析，結果表明：人際關系總分、虛擬人際、師生人際、生活人際和網絡利他行為總分和網絡支持、網絡提醒、網絡指導之間相關顯著；同學人際這一維度與網絡利他行為總分及因子分相關都不顯著（見下表）。

四、提升大學生社會自我、心理自我概念，建立良好的人際關系，特別是師生人際關系，促進和加強大學生的網絡利他行為

首先，鼓勵與引導大學生參與與實踐公益性校園文化活動。青年大學生在網絡技術迅猛發展、信息大爆炸瞬息萬變的現代社會，好奇而迷離，自我的社會定位飄忽游離，現實的社會自我與網絡社會自我會出現矛盾、困惑與沖突，要在引導培養大學生正確的社會自我概念上下功夫。學校組織與支持的到山村小學、福利院及特殊兒童學校支教活動，法學、醫學、心理學知識進社區等活動，能夠使大學生在服務社會，貢獻知識的同時，體驗自我價值的實現，豐富社會自我概念。

其次，開展素質拓展活動，開設各種形式的自我成長心理工作坊?！按┰诫娋W”“資源共享”“集思廣益”“信任背摔”“感恩活動”等都是受學生歡迎的素質拓展訓練活動，學生在這些活動中學會面對與應對困難，并通過尋求團隊協作方式解決問題，在增強合作意識情況下提升自我抗挫心理能力；學會與其他同學分享自我的資源，體會幫人之樂，感受資源最大利用帶來的欣喜之情；學會信任他人，適時向其他同學尋求幫助，并借助他人的智慧解決難題的能力。

再次，建立和諧文明良好的人際關系。社會心理學研究認為，有良好的社會關系的人更愿意表現出助人行為；當個體的社會支持水平較低（如被排斥）時，個體傾向于減少利他行為；個體的社會接納程度與其做出利他行為的情況密切相關。在虛擬的網絡空間中，大學生由于各種心理需要而產生網絡交往的動機，網絡中的陌生人之間建立“熟悉而親密”的人際關系，能夠引發較多的利他行為。相反，未能滿往需求、交往動機較低的個體， 較易抑制向網絡中虛擬身份的他人提供幫助，導致產生更多的網絡消極行為。社會生活中，人際關系往往處于支配地位，個人的意愿、情感和需求對社會行為的影響不及此人與其他人的關系對社會行為的影響。中國人際關系的特點是分析中國整個生活方式的關鍵，也是分析與建設網絡利他行為的關鍵。在校園團體活動中，“團體沙盤游戲活動”“風雨同舟”“盲行活動”等都能幫助學生學會發現、理解他人的特長與優點，悅納自我，學會在復雜的人際交往中，了解信息溝通的重要性，提高人際溝通技能與技巧。

利他行為是一種最高層次的親社會行為，要幫助大學生形成健康的網絡心理與和諧的人際關系，培養大學生的網絡利他行為，維持良好的網絡秩序，建設積極文明的網絡文化環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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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嚴格意義上講，現代組織行為科學(BehavioralScience)發端于霍桑試驗?；羯Ｔ囼瀸诺涔芾砝碚撨M行了大膽的突破，第一次把管理研究的重點從“經濟人”的基本假設和從物的因素上轉向“社會人”的基本假設和人的因素上。梅奧的人際關系理論(Human Relations Theory)通過對霍桑效應(Hawthome Effect)(即由“受注意”引起的效應)的揭示，對古典組織管理理論的研究范式維度作了四個方向的拓展〔羅x，2001)，即，單個行為主體的社會性;人是社會人，工作中的人際關系〔interpersonal relations)是影響生產效率的首要因素;組織是人們希望實現自導、自治、自我負責和自我實現的場所;群體(group)總是通過建立他們的價值觀和規范來控制人們的行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現代管理實踐的復雜(complexity)巨系統性使人們更加關注對人的本性及人的行為模式的研究。隨著人類學、心理學、社會學的發展，組織行為學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個體行為(價值觀、態度、激勵等)、群體行為(團隊工作、領導藝術、溝通、沖突等)、組織系統(組織結構、工作設計、組織文化等)、組織變革等問題的研究日趨成熟。

一、組織行為理論研究的新發展

目前，對組織行為理論的研究呈現多學科交叉態勢，不同專業背景的學者運用不同研究視角在廣度和深度上豐富和發展了組織行為理論。

1.在經濟學的研究范式中，人被抽象為“智慧人”的理性面孔(埃德加·莫蘭，1972)。效率概念是經濟學中的核心概念，認為在既定物質技術關系的約束條件下企業能夠實現利潤最大化目標;但現實中存在的明顯事實是，由于個人目標與企業目標的不一致，員工并不一定總是盡心盡力地工作，企業的成本也并非總是最小化，總還存在只要稍加努力便可增加的產出。這就說明存在著與配置效率不同的效率問題，即非效率問題。哈維·萊賓斯坦提出X效率理論，指出X效率理論實際上是指一種與組織或動機有關的效率;該理論從個人行為受到從表面看互相沖突的兩種傾向影響，每種傾向都會導致不同行為模式和對環境的反應。

2、著名心理學家班杜拉(Albert Bandura)的三方互惠決定因果模型對人性作了全新的論釋。他摒棄了心理動力學和心理特質論的內因決定論和傳統行為主義的外因決定思想，對個體的行為、認知與主體因素、環境三者之間的關系提出更為辯證和完善的分析;強調主體因素對人類行為的獲得與表現和對人性潛能發揮的決定性。通過建立三方互惠決定因果模型闡明了三者之間的動態決定關系，為進一步研究如何促使個體行為方向與組織目標發展方向的趨同奠定理論基礎。

3.新經濟社會學家格蘭諾維特(Mark E Granovetter)對當代組織行為理論研究有較大的影響。他發展了卡爾·波蘭尼(Karl Polanyi )的“經濟鑲嵌社會”概念，從嵌人性(embeddedness )、社會網絡( social network )、組織制度(organizational institutions)等三個角度分析了現代組織中社會情感聯系、信任、人際網絡等問題，增加了組織行為理論新的研究維度和研究命題。新制度經濟學代表人物威廉姆森(Oliver E Williamson)運用契約理論和交易成本理論對格蘭諾維特提出的組織信任問題作了進一步研究，在對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從風險角度對信任的內涵及類型作了新的界定，并通過建立模型對各種信任類型作了深刻分析。

4.社會資本理論(Social Capital Theory)的研究是20世紀90年代以后才為學者廣泛重視?！吧鐣Y本”概念由法國社會學家皮埃爾·布迪厄提出，詹姆斯·科爾曼、羅伯特·普特南等人作了進一步的發展和傳播。按照韋恩·貝克的解釋，社會資本主要是指人際和企業關系網絡中以及通過該社會關系網絡所能獲得的各種資源，包括信息、構思、線索、商業契機、金融資本、權利與影響、情感支持，甚至還有良好的祝愿、信任與合作。

二、組織行為理論研究的幾個熱點問題

1.人性研究的淵源及發展。

“有了人，我們便開始了歷史?！?恩格斯語)但是，人類從來就沒有停止過對“我們是什么，存在于世界中的人類意味著什么”(埃德加·莫蘭，1972)的爭議。對人類自身本性的理解和研究，用法國當代著名思想家埃德加·莫蘭的話來說還是一種貧乏的認識、封閉的范式。從普羅泰戈拉提出的“人是萬物的尺度”、蘇格拉底的“認識你自己”開始，到中國儒家“人之初，性本善”的性善論、基督教的原罪說、馬克思關于人的本質理論、馬斯洛的“需求塔”理論等，各種人性理論層出不窮，直至今日，人性問題仍促使人們不斷去探索、解析。休漠認為，“人性”是一切科學的基礎，一切科學都離不開以“人性”作為對象。人們希望通過對’‘人是什么”—人性、人的本質的解剖，通過對人的理解來尋求一種核心的價值觀念，并通過這種核心價值觀念的確立，從而為實踐活動確定合理的方式，再通過這種合理的方式來達到最佳效果。

早期對人的思考囿于人類自身力量的脆弱和外部世界的強大，認為人是缺乏獨立性的。在近代隨著工業革命的興起和人的力量的強大，資產階級思想家破除了上帝的神秘色彩，確立了理性權威。以康德、黑格爾為代表的古典哲學則把這種理性權威推向極至。然而，人類進人20世紀后，理性至高無上的地位開始受到動搖。人們開始感到，運用理性的創造活動并不總是給人類帶來正效益。“上帝死了!”—尼采向人類發出這樣的呼喊?！吧系鬯懒?”代表現代人一種普遍心態，它是人們對傳統價值觀和普遍的道德規范失去信心、對個體命運和前途感到擔憂的表現，它是對理性至上主義的徹底反叛，它也是現代人絕望心態的表達?！叭松杂?，但無往不在枷鎖之中”(盧梭語)，“人類根本無幸?？裳裕硇栽桨l達，痛苦愈深，博愛、平等均是空談”，真正的人生都被人為的而非自然的力量所操縱和支配，人類的目的性不見了，人應該更多的是依靠感覺行事而不是靠理性。社會轉型帶來的道德缺失、精神“斷乳”和無所適從迫使人們去重新思考支撐人類社會發展的深層文化價值觀，“實現人的革命”、“重視主體間性”、“人類終極關懷”、“重建人類精神家園”，反映了人類為探尋人類未來發展所作的種種努力。

另一方面，理論家對人性的理解不僅決定他們的研究內容，也決定了他們的研究方法(班杜拉，2001)?？档抡J為，一個現代人應該是“由自身定義的”自我，他或她通過自我發展而發現和開掘自己的真正“人性”;這個命題宣布，人應該從自身而不是從任何其他的淵源尋求生命的神圣，從而為個人的理性主題奠定哲學基礎;在這個原則下，組織中個體有意識、有目的的理性行為被視為理論分析的最終基礎，而社會組織則被視為一種無數個體追求自身利益的無意識的產物。亞當·斯密在其巨著《國富論》中闡述了理性行為人在“看不見的手”( invisible hand)的指引下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在獲取個人利益最大化的同時非出于本意發展的卻極大地促進了社會公共利益。亞當·斯密賦予理性行為人以新的名稱—經濟人，并為后人所繼承，成為經濟學研究的基本假設前提之一。偉大的管理實踐者、古典管理學家、科學管理之父泰勒繼承了這種人性假設，并采用了物理學最常用的方法—隔離法，通過一系列假定，排除一切干擾，把個人從社會中抽象出來，得到一個“理想類型”( ideal type)的“經濟人”。盡管泰勒的管理思想強調勞資合作、雇員和雇主利益的一致性，但是，在實踐中嚴格科學的定量定性管理常常是沖突無法調和的根源。 基于此，埃德加·莫蘭提出應該停止將人簡化為“工匠”(“制造工具的人”的技術性面孔)和“智者”(“智慧人”的理性面孔)。“應該在人類的面孔上也看到神話、節慶、舞蹈、歌唱、癡迷、愛情、死亡、放縱、戰爭等。不應該把感情性、神經癥、無序、隨即變化作為‘噪音’、殘渣、廢料拋棄。”理解人性應該“超越對生活狹隘和封閉的理解(生物學主義)，超越對人的島民和超自然主義的理解(人類主義)，超越出無視生活和個人的概念(社會學主義)”，“每一個人都是一個生物一心理一社會學的整體”。

班杜拉的研究揭示了人的本性是主體因素、行為和環境三者動態相互作用的結果。人類行為是自我系統和外界環境相互作用的產物，而人類行為又分別影響外界環境和自我信念。一方面，個體的期待、信念、目標、意象、情緒等主體因素影響或決定他的行為;另一方面，行為的內部反饋和外部結果反過來決定他的思想信念和情感反應。同樣，在行動與環境的相互決定中，雖然環境狀況作為行為的對象或現實條件決定著行為的方向和程度，但行為也改變著環境，以適應人的需要。三方互惠決定論包含著對人性的理解，即人一方面是自己的主人，人生意義取決于個體的把握，另一方面也要受到環境條件的制約而不是無限自由的。

2.組織嵌人、社會資本及社會關系網絡研究。

社會資本理論的發展，反映了人們對人性的重新認識。芝加哥大學心理學家米哈利·切克斯贊米哈利經過長達25年的研究發現，決定快樂的秘密在于有意義的工作和人際關系質量。心理學的“新關系論”認為生命的動力在于“參與”，即，在與他人的關系中成長和發展。一個人擁有完善的關系網絡就會擁有一個健康的身心。管理者必須刺激員工的動機，發展他們的能力，賦予良好的工作環境，使其自發地完成工作。在信息時代，人際關系網絡因為企業與顧客間、企業與企業間以及企業內部員工間的自發合作而變得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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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影響和諧醫患關系的原因分析

醫患關系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存在于社會聯系之中。表面上看，醫患關系緊張是發生在醫與患之間的，但其背后有廣泛的社會背景，受到政治、經濟、社會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與制約。

1.制度原因是根本?！翱床‰y，看病貴”，制度成根源。由于當前的醫保制度，患者看病絕大部分報銷比例較少，自付比例較高，患者把就醫行為理解為消費行為，導致認識上的錯誤。現行的政策對于大型的綜合醫院給予了一定的經濟支持，但醫療體制的改革滯后于市場經濟的發展，醫院的補償機制尚未理順，補償嚴重不足；同時大部分的醫院包括基層的醫療機構都需要院方自己解決職工工資、福利等成本，以致“以藥養醫”和醫療服務的價格服務偏高的情況仍然存在，導致看病難、看病貴，加深了社會輿論以及老百姓對醫療行業的不滿和誤解。同時，醫療服務資源不足和配置不合理現象并存。

2.院方責任意識漸淡薄。醫方出于生存，同時也在利益的驅動下，將醫患關系物化，“開大處方”，甚至“收紅包”，一味追求經濟利益，責任意識淡薄。同時針對和諧醫患關系的建立，醫院未采取有利措施，對醫生也疏于管理，對醫護人員的醫術、倫理教育欠缺。同時醫院缺乏人性化施醫的理念。資源出現短缺，優秀人才比例少，全科醫生缺乏，醫學法學復合型人才稀有，以及醫療設備的稀缺等醫療資源也成為和諧醫患關系構建的瓶頸。

3.醫務工作者忽視了人文關懷。作為醫務人員，在診療過程中不能始終貫徹以人為本的思想，也不能謹記人文主義的精神，在利益的驅動下，個別醫務工作者甚至觸犯法律；個別醫務人員工作態度冷漠，對患者缺乏人文關懷，不能做到人性化的醫療服務，更加深了醫患雙方的誤解和鴻溝；現行醫療服務行業人員素質、技術水平參差不齊，醫患之間缺乏信任、理解，不能換位思考，幾乎沒有溝通，醫生為躲避責任，保護自己，采取“小病大檢查”，開不必要的檢查單，加深患者對醫生的失望；醫生在醫患關系中處于主導地位，醫生憑借自身在醫學知識技能的優勢，忽視患者的知情同意權。此外，由于醫患雙方的立場不同，醫患雙方信息不對稱，缺乏溝通，也是造成醫患關系緊張的原因之一，現有的服務模式也無法得到正常溝通。

4.患方醫學常識需加強?；颊叻矫嬗捎谠卺t患市場中處于弱勢地位，所以一直倍受同情，在提到醫患矛盾時，大家的矛頭首先指向了醫方。所以現實中，由于患者的期望值過高，對醫學的局限性不了解等將醫生神化、醫術神化，認為醫術萬能與現實產生落差，因此，產生失望等消極情緒。根據中華醫院管理學會維權部的調查統計，由于患者對醫學知識的不了解，對醫療期望值過高而引發的醫療糾紛占93.8%，希望少付醫療費用的占51.5%，無理取鬧的占49.5%，對治療不滿意的占37.6%。另外，隨著全民法律意識的提高，維權意識增強，更加重了醫療糾紛發生的頻率。此外，現有的關于醫患雙方的權利和義務的法律規范仍有漏洞，立法不健全；社會民生問題多，高房價、難就業、收入不公平等現象，加深了矛盾激發的可能；社會新聞媒體為博取眼球，追求效益，故意挑事端，進行不實報道，以點概面，對醫患緊張關系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社會對醫療行業的特殊性普遍存在不理解現象等原因也成為了造成目前醫患關系緊張的原因之一。

三、從生態文明視角探討構建和諧醫患關系的途徑

中國將嚴肅查處醫療衛生領域亂收費，、以醫謀私、收受紅包、開單提成和醫藥購銷領域商業賄賂等違法違紀行為，嚴肅行業紀律。老百姓看病貴、看病難問題一直是一個熱議話題，如何建立一種和諧的醫患關系需要政府、醫院、醫生、患者和社會的共同努力。造成醫患關系緊張的原因有很多，因此，緩解的途徑也有多方面的。從生態文明視角來看，構建和諧醫患關系的途徑主要有三點。

1.政府應加快相關制度建設。政府加快和諧社會建設的相關制度建設，完善生態文明制度，為和諧醫患關系的構建提供智力支持和制度保障。生態文明建設是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實際行動，是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的具體要求，是實現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根本要求，也是構建和諧社會、和諧醫患關系的戰略任務與重要支撐。這就要求政府對醫院要加大資金投入和技術支持，保證醫保制度有效運行和可持續發展。實施宏觀調控擴大社保基金籌資渠道，吸收外資和私人資本進入醫療衛生行業，增強了公共醫院的競爭力和運行資本。完善社會救助體系，鼓勵社會辦醫。政府要采取切實可行、有的放矢的辦法緩解醫患矛盾。健全農村三級醫療衛生服務網絡和城市社區服務體系，實現醫療資源的合理配置，解決看病難問題。要真正做到“以人為本”，迎難而上，扭轉公立醫院運行機制上不適用公益性目標的現狀，加大醫療衛生體制改革力度。積極推動醫療信息生態建設。目前，隨著信息技術的進步，世界范圍內掀起了一場以電子健康檔案為核心的醫療衛生信息化建設。患者個人的就診信息也能全面反映出來，有利于更準確、全面的診斷，也免去了患者各種不必要的檢查，減輕了患者的經濟負擔，緩解了醫患矛盾，增進了醫患互信，政府應該負起責任，盡快調動各相關機構、人員的積極性，推動信息生態建設。政府要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找到醫患關系緊張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狠下決心，共建和諧醫患關系。要暢通群眾請求渠道，廣開言路；聘請社會監督員，監督醫院的醫法醫風；設立投訴中心，醫學法律咨詢中心，讓患者有地方可說話；開展患者滿意度調查，可效仿電信公司進行打分制，督促醫方的責任的擔負；改變原有的評價模式，將生態環境建設、文明環境建設納入到考核模式，調整醫院的辦醫目標。政府要加大生態文明道理的宣傳以及和諧社會目標的宣傳，積極通過輿論化解醫患矛盾，鼓勵換位思考；引導媒體宣傳醫患之間美好的情感，為醫護人員創造良好的執業環境，提高其職業榮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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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文化;社會結構;分析范式;超越

一、引論

現階段文化因素對社會造成了一種新的沖擊，隨著當代文化的深入發展，人的智力活動的進一步發揮，社會結構和文化以及個體行動者的行動過程都進一步復雜地交織在一起。而在這種交錯過程中，人的創造性活動和各種精神心態因素，不論就其廣度和深度而言，都以空前的影響力占據了主導地位。文化已經成為經濟活動的重要產品和工作機會的重要來源。在這種情況下，傳統社會學那種把社會結構和文化當作兩類不同的體系，或者把人的行動同文化的因素區分開來加以研究的做法，顯然已經不能有效地貫徹到當代社會的研究中去。社會學在不斷成熟的過程中，面對自身無法用結構解釋的諸多難題，轉而向文化解釋尋求智慧和靈感，稱作“文化轉向”［1］340。文化在社會理論中的爭論一直不斷，只是有些理論避而不談。文化始終是社會學最基本的學術組成要素，是研究人與自然關系、人與社會關系以及理解人類自身的基本視角和路徑。“‘文化研究’也越來越被視為能夠連接我們對歷史、文本和社會生活的理解的重要途徑。”［2］“但遺憾的是，在社會學理論的發展史中，學科的慣例讓社會學理論家們更多的關注是‘社會’、‘結構’、‘群體’之類的宏大問題。直到20世紀80年代以后，‘文化’才逐步成為新一輪學術研究的焦點，社會學理論才重新審視和考量‘文化’這一概念的含義，以及它在整個社會學學科中的地位和價值。”［3］307

二、社會學視野中的文化

盡管“文化”一詞在人們的日常生活和社會科學中被廣泛使用，但各學科對文化的定義仍眾說紛紜，至今內涵一直難以統一，甚至是相當混亂和模糊不清。同時，在一般的研究中，文化和社會的概念很容易混淆，甚至相互通用，造成曲解。社會學關于文化的定義主要是從文化本身的內在結構和外在關系尤其是與社會的關系兩個層面來論述的，這樣文化就成為研究社會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首先，摒棄將文化具體成事物的做法，根據文化自身內在的結構來談論文化的不同類型。例如，通過一種寬泛的操作定義將文化分為:“主文化與反文化、主流文化與亞文化、物質文化與非物質文化、批評性文化與非批評性文化。”［4］接著論述文化的特性、結構和功能。有些學者則從四個方面論述社會學視野中的文化構成，分別是:符號、價值觀、規范、物質文化［5］。與人類學強調文化是“錯綜復雜的總體”不同，社會學的文化概念將重心更多轉移到社會共享的價值觀念和行為特征等方面［6］8。其次，將文化同其他社會學的核心概念區別開來，特別是談到了文化與社會之間的區別。社會的概念是指:“社會作為一個體系是各種人際關系的總和，作為一種完整的社會體系，無論是大社會還是小社會，都表現為各種人和人、群體和群體關系的集合，表現為一定的社會結構體系。”［7］帕森斯則論述了文化與社會之間的關系，認為文化為社會系統提供了一種共享的價值體系，這種價值的共享是通過整合社會體系中的社會角色扮演的統一性和規范性，進而讓行動者將其內化而實現的，因此，價值和規范在帕森斯理論中尤其重要，但是文化缺乏強有力的解釋性的維度。格爾茲指出，區別文化體系與社會體系的有效方式，是將前者視為社會互動賴以發生的有序的意義體系和象征體系，而將后者視為社會互動模式本身［8］335。“在一個層面上，是信仰的結構，表現為象征和價值標準，個體根據它解釋他們的世界，表達他們的情感，做出他們的判斷;在另一個層面上，是正在進行的互動行為過程，它的持續形式我們稱為社會結構。文化是意義的結構，人類用以解釋他們的經驗并指導他們的行為;社會結構則是行為所取的方式，是實際存在的關系網絡。”［9］“因而文化結構與社會結構是從相同現象中得到的不同抽象，前者是按照行動者的意義來考慮社會行為，后者是按照社會系統的功能來考慮社會行為。文化體系與社會體系的對立就相當于索羅金所謂的‘邏輯—意義的整合’與‘因果—功能的整合’的對立。”［8］335邏輯上的一致性強調的是認識觀念的一致性，行動的主體不需要認識，而行動的一致性則是人和觀念互動的產物，無論從經驗世界還是分析方式來講，二者都具有其自身的特點，可以分別予以關注和分析。本文論述文化與社會的關系即從格爾茲區分文化和社會的取向入手。從以上論述可以看出社會學對于文化研究更多的是從共享的價值和共同遵守的制度層面來展開的，特別是整體性、功能化地使用文化概念往往會帶有社會中心論的色彩。社會中心論把文化放置在社會運行中分析，強調社會優先于文化。文化是一種復雜的意義系統，只要行動者從支配性的文化中獲得行動的指導，社會結構與秩序就得到基本的保障。進而將文化理解成一種社會實踐的過程，“所有的文化形式都只可以被理解為社會實踐的模式”［10］，文化具有了固化社會結構的性質，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文化作為主體意義的層面，忽略了文化的能動性，限制了理解文化的多樣性的途徑。在現代性的背景下，社會學研究中追求現代的宏觀穩定的社會秩序成為社會運行的目標，堅實的秩序變成最主要的內容和不可動搖的基石，高度理性成為文化的核心觀念，這就要求文化與社會結構等其他變量高度統一，研究者努力抹去與現代性的穩定秩序相背離的文化元素。文化研究變成了現代性合法化的一種意識形態，調和了那些表面上不相容的觀念和對立的事物，刪減了行動的多重選擇性，努力控制那些隱秘的隨機事件發生的概率，維持和創造了現代社會的秩序。同時，對于有些社會學家來說，文化研究在學術上幾乎就是學的，實證主義社會學注重反應客觀事實，只研究可測的、可控制的、可見的那部分社會事實，使文化在社會學研究中失去了應有的重要性，擴大了文化研究與社會學之間的張力。

三、強文化分析范式出現的思想脈絡

幾乎從社會學創建伊始，各個美學的、文化的領域就已經不僅僅表現為一種穩定的、自明的研究對象或研究領域，而且也表現為社會學理論中一種更具實質性的問題［11］。文化與社會結構的關系，在不同時期的西方社會理論中出現了不同的表現形式，換而言之，“在社會理論中，文化這一動因的地位卻起伏不定，有時它被看作是首要的原動力(認為它涵蓋并調節著整個社會結構)，有時則截然相反，被當作僅僅是一種附帶現象(認為它只是對結構的理論表征)”［12］。這種不同的表現形式決定了文化自主性的發展趨勢，而文化自主性的發展過程體現了強文化分析范式出現的思想脈絡。

(一)文化是社會結構的配角，是社會運行的輔助系統

幾乎從社會學創立之初，文化就成為社會學研究的一個重要因素。尤其是在以結構為主體的古典社會學那里，文化幾乎成了社會結構的配角，就像英國社會學家阿切爾所說:“無論從哪個方面看，‘文化’都只是‘結構’的一個不起眼的配角。”［3］309在古典社會學理論中，文化宏觀上對于社會而言，僅僅是一種規范秩序的規則;微觀上對于個體而言，僅僅是指導個體完成社會化的觀念，這體現出了亞歷山大所說的弱文化范式，即將文化視為一種外在的分析過程，狹義化了文化的意義范疇。例如，韋伯以一種建構主義的立場來理解文化與結構、文化與行動者的互動，看似給文化賦予了至高無上的地位，但新教倫理也只不過是簡化成了促進資本主義成長的文化要素。涂爾干則注意到了宗教對于理解政治過程的重要性，但這些觀點一直被后世的社會學理論所忽視。齊美爾則從現代性的碎片中尋找社會生活轉型的文化意味。以上理論家們所用的文化和社會這兩個概念并不具有等同的地位并且這二者之間的關聯是非常脆弱的。這時的文化研究犯了兩種錯誤，一種是簡單的還原論，即把文化當作一種非獨立的變量來看待，文化被還原成了一種需要，文化的意義被簡化了。另一種是單向的因果論，認為文化是一種固定化的形式，將文化看作一種固定的產品。

(二)文化是結構的隱形表述，是社會結構的象征性表達

文化研究中更多的研究者則在一般意義上將文化界定為象征符號。索緒爾也將語言符號化，認為一個符號可以區分為“符具”和“符指”。“他相信一切文化系統可以用‘語言系統’來指示，語言系統是一個相互聯系的各種符號的一個系統，而‘語言系統’在性質上是社會的，因為語言符號的意義只可能來自各種規則的總體性的客觀結構，來自能指和所指之間的關系結構。”［1］55類似的還有列維•施特勞斯用圖騰研究來說明，群體和圖騰之間的關系，即能指和所指之間的關系。上述論者從作為文化現象的某一特定符號———儀式、語言和圖騰，談文化與結構之間的象征關系，認為符號象征意義的文化反應各種深層結構和結構變化的特征。然而，文化作為一般象征社會結構的意義上來講，或多或少的被限定在只參與社會關系的生產，作為社會結構的表述由一系列象征符號構成，象征著結構的特征。此時，文化則指的是在社會結構中意義被生產、流通、交換的具有物質性的價值網絡。這種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涂爾干對原始宗教儀式的研究，他將儀式作為符號來處理，這種儀式符號象征著社會結構和社會秩序。所謂社會結構的象征，這里指的就是強調諸如儀式和其他文化要素，反應社會關系本質的象征行動往往都具有社會性。當文化作為一種符號的意義來解讀的時候，學者就在這個范圍內討論了象征性互動。“對于布魯默、戈夫曼、加芬克爾等作者來說，文化構成了一個外部環境，行動者根據這個外部環境，做出一系列‘可以解釋的’，或者可以產生好的‘印象’的行動，在這個微觀社會學傳統中，極少提及符號作為準則性的戒律或敘事通過內化了的道德約束力由內而外塑造人際互動的力量。”［13］13即都從微觀的互動、符號功能角度，論述了符號在不同社會結構中的意義，包括行動者不同行為意義闡釋及其社會關系的闡釋。不論微觀性的文化具有怎樣的功能，它都是一些文化要素構成的符號系統，這些符號系統是維持良好社會秩序的深層要素并且文化具有社會性。“由于符號的功能在于表達社會結構特征，在于解釋結構意義或作為解釋結構的背景，所以這類文化概念的研究，多半強調文化與社會結構的互融性。”［1］57

(三)文化作為主體性意義闡釋的浮現

當代社會高度發展的結果，使社會與自然的對立發展到了空前未有的危機程度，人文因素不斷向社會領域滲透。為此當代社會理論提出了古典社會理論從未提出過的問題，“文化”成為當代社會理論研究行動與結構等重大問題的一個基本參照點。“在布迪厄的概念框架中，文化起著保證社會不平等的復制，而不是創造著變革的可能性作用，于是，文化通過慣習的作用，更多的是作為一個因變量，而不是自變量進行操作，它是一個工具箱，而不是發動機。”［13］15－16他認為基本的階級結構只能在經濟領域中被形塑，而文化資本的掌握則是對這種基本社會結構的協調，盡管文化資本的再生產極為重要，但無論如何都不至于改變經濟形塑的結構，更談不上創造新的社會關系。但是他“將文化研究帶回到社會學研究之中心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14］，歸根結底，布迪厄的文化概念是行動的外在資源，而不是內在文本。亞歷山大認為:“總的來說，社會學對于文化的研究仍然主要屬于弱文化范式，解釋力度不夠、對文化自主性含糊不清、并且只用抽象而不是具體的機制來把文化置入具體的社會過程中。”［13］19格爾茲的“深描”揭示行動與文化之間的關系，由此來闡釋行動意義，在他看來，文化是當地人背后由人類學家閱讀的意義文本，它是一個豐富而復雜的象征體系，是指導行動的意義之網，對社會生活產生著重要的形塑作用，通過它我們可以揭示文化諸要素之間的內在關系，闡釋文化作為主體的意義。他認為文化體系是與社會系統平行的一種機制，研究文化就是研究其內在意義。而文化社會學理論的強文化范式，就是要闡釋文化作為一種獨立變量的本身意義。同時，文化體系對于社會結構也具有一定的反作用，當文化體系與社會結構不相適應時，也表現出了社會結構的滯后性。方法論上從“解釋”到“闡釋”再到“深描”，文化的主體意義得到了呈現。

四、邁向強文化分析范式

現代社會文化自身的發展展現出了新的特點，突出了文化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這就要求社會學研究文化范式的轉變，這種新的特點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文化整體性迷思的破滅，即從整體性走向異質性，文化的差異性凸顯，多元文化興起，大眾文化進入研究領域;文化的邊界被打破，現代社會流動性使得文化的交融空前繁榮;個體與族群文化的脫離，族群文化不再是維持個體自我存在的唯一方式，文化象征的符號具有了一定的隨意性，意義表達變地重要。同時，現代社會統治文化秩序的制度變得多元，大量的制度根據不同的文化價值形式規范著人們的行動領域，人們不再是習慣的奴隸，也不再依據事物的過去和現在的階段來推斷未來的狀態，世界不再是一種外在的、永恒的、單一的強制的力量在控制，“‘文化’不再需要掩蓋人類自身的脆弱性，不再需要向其選擇的偶然性和不可控性致歉”［15］。同時，在全世界，從社會學理論與研究乃至整個人文科學，文化一直都在執著地為自己尋找一條通往學術中心位置的道路。社會學家長期以來深切地感受到需要一種理論范式來認真地對待社會關系中的文化現象，在涉及文化與社會的因果關系時，人們在關注結構對能動性發揮影響的同時，開始告別結構決定論，關注文化自主性及其實現路徑。假如布迪厄將文化帶回社會理論研究的中心地位的話，格爾茲通過對帕森斯社會、文化、人格相互整合觀點的批評，他致力于更加緊密的把行動和行動者本人的經歷的意義聯系起來并且將其與文化形式聯系起來，進而發展出文化系統與社會系統相互獨立的思想，分析了文化作為文本的內在意義，則浮現了文化的自主性。亞歷山大在論述文化社會學的研究范式時，提出了文化弱范式向強范式的轉換，強文化范式是文化社會學的一個重要的研究范式，運用強文化范式才能分析出文化對于社會形塑所起的強大作用，進而將文化的自主性提高到了另一個高度。他所提出的文化社會學的強文化分析范式是:“格爾茲式的‘深描’、文化的獨立性理論、文化的一般理論。”［3］320亞歷山大的強文化分析范式是用結構主義詮釋學和人類學的象征理論模型來展開討論的，他認為建構強文化分析范式應該遵從以下三個標準。第一是認可文化的自主性，文化作為一個系統，其生產和發展都具有獨立性，文化的自主性來自于文化與社會結構的脫離，因而“‘文化社會學’中的文化在塑造人的行為和制度建構時，是一種擁有自主性的‘獨立變量’，能夠對人的行為輸入如物質、制度力量一樣的勃勃生機”［16］195。第二是明確的方法論。亞歷山大認為格爾茲提出的深描的概念有點含糊不清，晚期的格爾茲拒絕將他的解讀性分析和任何一種一般理論相聯系，描寫具體的事物代替了理論建構和理論闡釋，文化的研究偏離了狄爾泰設想的解釋性學科，這種思潮影響了人類學民族志的寫作風格和民族志權威的確立，人類學對于文化的轉譯的真實性在哪，人類學家在書寫異文化的闡釋還是在寫傳記?因此，以亞歷山大為代表提出的結構主義解釋學意義上的深描不是要將文化只停留在描述文本的層面，而是要注重各個文化要素相聯系的象征符號的社會事實文本，文化的深描要注意廣義的社會情景和結構性因素，即用文化的視角來研究社會結構，從而尋求一般性解釋的可能性。此時“文化就是意義的生產、流通的社會過程和集合總體”［6］4。第三是明確的因果關系，指明研究文化如何發生作用的具體機制，“即文化社會學的解釋不是用抽象去解釋具體，而是以具體來解釋具體，這里的焦點是通過深描對細節加以重新敘述，目的是積累敘述并在具體情境中構建一個文本，它是一個由具體事物支撐的、由有規律地互相聯系的符號象征所支撐的文本，試圖直接在行動者與機構之間建立因果關系，并闡明文化如何介入乃至引導實際發生的事和人”［16］196。自此，文化在社會學理論中的地位完全從邊緣走向了主流，從依附走向了獨立自主，文化的主體性在社會學理論中得到了明確表達，文化具有了獨立的空間。因此，文化不再僅僅是社會結構的配角、自然生態環境的簡單反應和人類深層思維的外顯特征;也不僅僅是人類社會秩序的黏合劑和社會良性運作的劑。

五、強文化分析范式的重要性與啟示

(一)強文化分析范式的重要性

“‘強調文化的自主性’，這一事實表明，不能簡單地把文化解釋為對深層經濟力量、權力分配或社會結構需求的反應。”［17］而是，通過使文化更多的擁有一種能動的塑造和組織———從內部建構一系列經濟、社會和政治關系和實踐能力，這種局勢得以實現［18］。文化就變成了對社會生活領域的建構，而不是一個簡單的依附的變量，文化像社會事實一樣具有客觀存在的結構，今天的文化研究已經不再是關于文化形式或文化現象的單一研究，而是一個關于整體社會生活、社會想象的全面研究，不能再用抽象來解釋文化，而是用具體機制來解釋具體文化事項，文化中的人文因素和物質因素、符號與結構精密地相互交錯在一起，致使人類創造的現代文化在社會生活中占據著中心地位。傳統主流社會學理論在相當程度上忽視了文化領域，只關注被理解為與文化相脫鉤的宏觀的社會制度和結構。因此，社會學理論中文化的轉向，亞歷山大文化社會學中強文化范式的提出，將文化在社會學理論的地位提升到一個全新的高度，給眾多學科帶來了生機，拓展了社會學理論的視野并且有助于人們深刻地認識人類社會正在經歷的各種變遷。

(二)強文化分析范式的思考

亞歷山大的強文化分析范式也有一定不足，這種不足體現在對于文化自主性概念的界定與使用的模糊。同時，文化與社會之間的關系論述有待商榷，如果過分地夸大文化的自主性，過分強調文化與社會研究范式的差異，將會使文化與社會的關系變得更加復雜，也將使強文化分析范式最終會接近文化決定論的范疇。文化范式與社會范式不是相互對抗，有明顯鴻溝，沒有整合可能性的。在現實的研究中，我們不能犯簡化論的錯誤，用一種徹頭徹尾的范式去代替另一種范式，即我們不能用完全的社會范式去取代文化研究的范式，也不可能用完全的文化范式取代社會范式。我們重新審視一些社會學、人類學理論對社會與文化關系的研究，也明顯地表現出了兩種分析范式的分離與替代，社會學傳統理論強調了宏觀社會系統的重要性，而文化的解釋很弱，對文化獨立性的定位含糊不清，甚至試圖用社會研究范式來涵蓋文化研究范式，忽略了文化建構社會過程的機制。相反，人類學一些文化研究則強調了文化的重要性，“幾乎所有的東西都可以落入文化研究的問題之下，因為文化在其概念中扮演著一種無處不在的角色，幾乎每一件事物都在某個方面屬于文化范疇，文化作用于每一件事物”［19］，這在現實的研究中是很難把握和操作的，有泛文化之嫌。在文化與社會關系的研究中，我們絕不能贊成極端的決定論。首先，不能讓社會結構對文化進行霸權，淹沒了文化的意義，讓文化完全變成了沒有能動性的社會結構的配角，結構決定和操縱了文化的一切，文化研究要避免這種結構決定論。因為，經濟、政治、社會實踐雖然都有其自己獨特的狀況和影響，但是它們也都在文化與意義系統中得到構建，通過這個過程，社會行動者才能占據某個關鍵位置并相應地發揮作用。通過研究發揮文化作用于社會行動者的行動邏輯，分析文化起作用的內在機制，這樣就可以把文化作為其他系統存在的外在性條件轉化為主體意義的內在深描。其次，文化不能淹沒社會性范疇，在理解和分析社會關系時不能過分泛化理解文化及其作用，即文化不能通過調控社會化被無限地上升到涵蓋一切。文化研究也不能脫離社會性范疇，文化控制社會秩序的作用不能無限放大。我們應該意識到這些思想的不合理性，即以這種方式擴大文化的作用會偏向文化泛化論，導致出現分析的誤區:一切都是文化，文化就是一切。最后，避免反二元論和實體二元論。反二元論者不認為社會和文化之間存在二分式的區別，他們認為文化與社會是緊密相連的、相互促進，不能強行加以區分。因此，反二元論者并沒有對二者的關系進行詳細的分析，而是主張解構二者所有的區別，這就使二者的關系變得更加復雜。相反，實體二元論者認為文化與社會界限分明，是互不滲透的領域。即它把社會與文化看作兩個獨立的領域來分別處理，卻忽視了彼此的滲透。例如，在貧困問題的研究中，將文化不公正與社會的不平等割裂開來。兩種思想都反映了學術研究中處理文化領域與社會現實之間簡單化的傾向。以上有關文化與社會之間關系的思考，把分析的某一個層面當作實在的，另一個層面當作附屬現象，即沒有自我的存在，這使我們往往面臨著一個非此即彼的選擇。今天我們最主要的是要克服文化范式與社會范式之間的分離和克服二元決定論。文化與社會這兩種研究范式要求能夠，也應該形成彼此協同、相互促進的力量。其實，這兩種研究范式是一種虛假的對立，今天的研究既需要對文化研究的承認，又需要對社會研究范式的承認，單有任何一個方面都不夠。實際上社會系統和文化系統是相互交錯在一起的，社會學在不斷注重宏大社會結構分析的過程中，邊緣化了文化的作用，或者在實際的研究中為了便于邏輯分析，在方法論上區分為不同的概念體系，在結論部分卻忽略了二者的內在深度關聯，從而導致曲解社會事實，限制了社會學的想象力。同時，人類學研究在強調文化多樣性的同時，也不能走向文化決定論，狹義了社會性因素解釋和深描社會的作用，忽略現實利益對于社會生活的形塑，忽略權力、制度與文化之間的不同張力?？傊瑥娢幕芯糠妒阶钪饕呢暙I是，讓我們重新審視社會學研究中文化的地位以及研究中如何處理社會與文化的關系，如何避免二元決定論。這就需要一個研究框架來整合社會范式與文化研究范式，尋找一種能夠承認文化范式精華與社會范式精華結合在一起的方法，把兩種所具有的解釋力放到單一的綜合性框架中。文化研究應該是超越學科舊的邊界限制，重新整合文化與社會關系的研究范式。下面我們就談一下兩種范式的整合。

(三)超越文化研究的二元決定論

鑒于現代社會復雜的關系，我們需要一個恰當的方法，既能夠闡釋社會與文化現象之間的差異，又能夠解釋它們之間的因果關系;既能夠包納文化與社會相互不可化約性，又能夠包納它們實際上的不可分離性。其實，文化常常暗含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在經驗世界中，文化與社會在一般情況下是描述同一事物的兩種鏡像，換而言之，如果說文化構成以群體的信仰、儀式體系，形成一套規范行為方式的宇宙觀或生活方式的話，社會結構則強調群體的構成要素，人群的集合和彼此之間的關系，為群體提供了分類的模型。”［1］134社會和文化是行動的兩個不同層面，這兩個層面相互滲透。我們可以用分析性二元論來超越文化研究的二元決定論。分析性二元論更加關注文化系統和社會系統的共生與交互作用、相互影響，把二者都看作分析行動的面向。文化系統和社會系統之間在動態互動中存在著邏輯關系并且這兩個層面都是活躍的、實在的，有可能相互矛盾或者相互補充。在行動的過程中，行動者必須面對這些問題并且在解決的過程中二者勢必會相互制約，這就促成了行動的自由。顯然，社會結構、行動和文化，作為社會事實，作為客觀存在的一部分，它們三者并不可能作為相互獨立的實體或系統而存在。這就是說，從本體論的角度，社會結構、行動和文化，從來都是相互交錯在一起［20］34。人作為行動的主體，同整個社會結構和文化因素緊密相連，無論社會結構、文化和社會行動都離不開對人的研究，而人具有能動性，社會結構和文化既是行動的條件，同時又是行動的結果，這就打破了線性思維，避免了社會結構與文化地位的二元爭論。加之現代社會中人類創造了無比豐富的文化，現今的文化與以往相比具有明顯的特征，人為創造性因素占了重要的位置。以至于當代社會的理論研究由于上述重要原因，就更不能也不應該機械地分開“社會結構”“行動”和“文化”的因素［20］34。首先，文化與社會結構是行動的一體兩面，文化與社會相互影響，社會和文化不能相互獨立存在。“沒有社會，文化就不可能存在;反之亦然，沒有文化，社會也就不可能存在，人們經常脫離社會來討論文化，好像兩者毫不相干，事實上他們是緊密嗤合的”［21］，并且形成了雙向交織與互動，這就避免了任何的還原主義或者單項的決定論。文化具有獨立性，但文化是社會的文化，是社會發展的產物，任何文化的獨立性都不能脫離社會和社會中的人而存在，社會也離不開文化，社會因文化的發展而不斷地進步。當代社會理論家試圖超越傳統社會學的上述研究途徑，再也不愿把社會和文化分割開來，同時也充分考慮到作為研究對象的社會和文化，同實際存在的社會和文化之間存在不可避免的差異性，回避方法論的理想主義。這就避免了傳統社會學理論中文化研究的弊端，不僅使文化具有了自己的空間和話語權，同時重新建構了文化與社會結構的關系。其次，就是將文化作為一種社會結構的內在意義來分析，分析文化自身意義，分析文化的內在價值。即在注重文化自主性的同時，更重要的是分析其對社會結構產生內在作用的機制，此時的文化領域和社會結構就具有了某種內在的深度關聯，而這種內在的深度關聯方式呈現出一定的多樣性和場域性。這就要求研究者要在具體文化研究以及文化與社會關系研究中歸納與區分，將文化放置在具體的社會結構中，不同的文化對應不同的社會結構。在這種情況下，可以避免帕森斯試圖從符號和象征的觀點出發，只是將文化看作一套具有功能性的價值系統，強調其功能的意義，而不闡釋創造整體生命的文化意義的上述做法，造成了文化作為一種自主性意義的缺失。最后，將文化與能動性結合起來研究各種現象，這樣就可以避免文化與社會的爭論。作為社會的能動者我們并不僅僅靠著既定的命題在生活，同時我們也發揮著自己的創造性，創造著現代的神話。人類學理論中論述文化與社會區分的因果一致性和邏輯一致性都是建立在宏觀的整體文化觀和文化對社會整合功能一致性假設的基礎之上的，“20世紀70年代，人類學領域中浮現了大量的理論分裂，逐漸拋棄了和諧一致的文化觀念和日漸關注人類學范式和框架如何形塑和歪曲了他者的經驗”［22］。也就是說將文化視為高度統一和諧的靜態的人類學觀點得到了挑戰，因社會的不斷轉型和個體主觀能動性的參與而使得文化作為整體的整合得到了質疑，從人類學理論的發展脈絡中，我們可以清晰地感覺到，文化概念的演變從一種整體的文化觀發展到一種注重個體能動性的非整體的文化觀，文化內部的不同位置的群體對文化有不同的需求，文化研究與社會群體分層密切地聯系起來。文化對社會除了起著整合作用之外，有時候也對社會團結起著破壞作用。在現代性高度發展的當代世界中，社會變得更加碎片化和相互依賴，整體的文化觀的權威逐漸地在下降。假如脫離了個體的主觀能動性而僅從宏觀的層面來談論文化的意義、文化的整合功能的話，就會對文化的作用造成曲解?，F代社會中的文化具有多層次性和有條件的差異性，不能因其典型性的分析而遮蔽了文化的真實面貌，自此，文化社會學中的文化研究不但走向了分析其具體的美學意義和內在價值，同時，在承認個體差異性和能動性之后，走向了文化概念的不同層次與社會群體不同階層的聯合，從而使文化闡釋具體化，文化研究微觀化。因此，文化因素在整個社會結構中的地位和作用也發生了根本的轉向，社會學學科對于文化在社會研究中的地位應該重新審視，文化不僅僅是整體的或者是結構的，不再是隱性的或是顯性的，不再是霸權的或是反霸權的。再不能僅僅將文化視為功能維護的一種輔助現象，而要注重其本身的特征，分析文化本身的內容和意義，注重文化的易變性和流動性，同時把觀察文化的共享模式與個體實踐相結合。同時，文化與社會結構的關系也發生了巨大的轉變，如果主流社會學還是把文化作為一個相對獨立于社會的次級系統而加以分析的話，那么，在人類文化高度發達并不斷地深入影響社會整體生活的時代，社會學理論家已經完全不可能再沿用傳統社會學在本體論上關于文化與社會機械分割的研究范式。

六、結語

新形勢下文化在社會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越來越重要，對現有學術研究造成了新的沖擊，對社會學傳統的文化研究范式提出了新的挑戰，面對這種新的挑戰，亞歷山大提出了強文化分析范式。雖然強文化分析范式將文化的自主性提升到一定的高度，給文化研究帶來生機和活力，但是強文化分析范式也存在著一定的不足。我們通過重新審視文化與社會之間的關系，進而對社會學文化研究的范式進行了反思。我們既不同意弱文化分析范式，也不同意強文化分析范式與文化就是一切的泛文化論。而是從文化、行動、社會結構三者相互連接的鏈條上對文化進行整體上的理解，對多元文化研究范式進行整合性思考。社會和文化作為一體兩面，二者呈現互構與共變的關系，即文化與社會是一種“‘雙向的結構’，每一方既結構化對方又為對方所結構化”［23］。在這種動態的雙向結構化中，文化研究與社會研究具有同等重要價值，而不是決定與被決定，我們必須超越傳統的二元決定論。文化與社會既相對分立，又相互聯系與補充，二者不可分割、互為前提與條件，在差異、對立、沖突中實現協調與整合。社會行動作為一種中介，促成了二者深度關聯與內在統一。社會結構是人存在的物質實體，而文化結構則是人存在的意義體系，兩者是人類存在的實質與表征。社會結構與文化結構的再生產，既有一一對應的關系，也包含著差異與沖突的過程。我們將在文化與社會的互構中建設“和而不同”的美好世界。

作者：趙利生 袁寶明 單位：蘭州大學西北少數民族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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