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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新一輪多邊貿易會談是WTO第四次部長級會議確立的，WTO成立以來的第一輪談判。它確立了8個談判領域，主要包括：農業貿易、非農產品市場準入、服務貿易及知識產權等方面。由于各成員對新一輪談判的不同期望以及在各項談判議題上存在的尖銳的利益沖突，多哈回合談判進展十分緩慢。到坎昆會議之前，農業談判沒有按照預期達成農業減讓的框架協議。其他領域的談判雖各有進展，但也都沒有完成多哈議程所制定的計劃。坎昆會議，作為多哈回合的中期檢驗，由于在農業問題和是否把“新加坡議題”納入新一輪談判等主要問題上的巨大分歧，最終無果而終。至此，本輪的多邊貿易會談陷入僵局。

新一輪多邊貿易談判的進程

坎昆會議失敗之后，各國都進行了反思，WTO也開始著手對其決策機制進行改革。

世貿組織所作的努力

為了避免重蹈坎昆的覆轍，2003年10月WTO專門成立了一個委員會考慮如何簡化目前必須一致同意方能生效的決策模式等問題。由貿易專家們組成委員會針對導致全球貿易談判崩潰的問題提出了可能的解決辦法：包括“建議當WTO成員對某項協議不同意或不愿參加時，允許他們選擇參與或退出”；“將WTO議程回歸到降低農業和工業品關稅上來”，以及“顯著增加WTO的工作人員規模，以幫助弱小國家”等措施。

2003年12月15-16日，按照坎昆會議的聲明，WTO總理事會議在日內瓦召開，大會主席卡斯提洛（CarlosPerezdelCastillo）做了報告。他提出了對4個關鍵性問題：農業、棉花、非農產品市場準入、“新加坡”議題的技術性解決方案及對今后工作日程的安排。Castillo先生認為新加坡議題是一個有爭議的沒有達成共識的議題。對于這個議題應分開來逐個討論。他建議繼續已經開始的兩個話題即貿易便利和政府采購的透明度問題，并尋求可能的解決模式。其他議題留待以后合適的時間再討論。對于以后工作的安排，Castillo先生建議在2004年年初，各談判小組主席確定之后，重新開啟多哈回合的談判。這次會議為多哈回合談判的關鍵性議題提供了可能的解決途徑，為今后多邊貿易會談的方向指明了道路。

世貿組織的成員所作的努力

2003年11月底，歐盟發表在本輪談判中的最新立場，對于一些關鍵性的問題做出了一定的讓步。歐盟表示，歐盟已做好重返世界貿易談判的準備，并將繼續大力支持WTO框架下的多邊談判，而不會轉去追求零碎分散的雙邊協議。

同時美國也表示了自己的積極態度。2004年1月12日，美國貿易代表佐立克表示，他將給WTO146個成員寫信，敦促大家忘掉坎昆會議的失敗，把精力集中在農產品、貨物和服務貿易的市場準入談判上，并希望不要將2004年白白耗掉。

2004年1月30日，來自亞洲和拉丁美洲發展中國家的外交部長們在馬尼拉召開的會議期間發表一份聯合聲明，呼吁恢復停滯的全球貿易談判，并希望陷入僵局中的WTO市場開放的談判最終能有一個圓滿的結果。

2004年2月11日，在美國和歐盟宣布支持重啟全球貿易談判從而為之注入新的動力之后，WTO146個成員的貿易部長和大使在日內瓦總部舉行為期兩天的總理事會，希望恢復多哈全球貿易談判。

2月27日世界貿易組織宣布，“多哈回合”談判小組已初步確定了重啟談判的日期。非農產品市場準入談判小組將于3月29日至4月1日開始就削減關稅和改善工業品及消費品的市場準入進行談判。規則談判小組將談判日期定在3月16日至17日。服務貿易談判小組將在3月22日和4月2日之間舉行一系列會談，并將于4月2日召開服務貿易談判特別會議。最為關鍵的農業談判，將于3月22-26日進行。除服務貿易談判小組外，其他各組都是自去年9月在墨西哥坎昆舉行的部長級會議失敗后第一次進行會談。

當然也有一些不和諧的聲音。日本經濟日報3月17日在其網站宣布，日本將提出一個新的農業貿易自由化的方案以抵制美國提出的對WTO談判下的所有產品實施關稅限制的建議。瑞士和韓國等其它9個國家也將加入日本的這一動議。

新一輪談判進展艱難，議題的選定充滿了妥協、折中和矛盾，各方分歧難以彌合，這反映了各成員對新一輪談判的不同期望以及在各項談判議題上存在的尖銳的利益沖突，體現出各成員都試圖在這種利益攸關的談判中通過尋求最佳戰略，努力使自己處于有利的地位，以獲得盡可能多的好處。談判，事實上就是一場艱苦的對抗賽。相信新一輪多邊貿易談判將會在艱難中繼續向前推進，各方將會在激烈的討價還價中痛苦地、一點點地讓步，以維持談判的進行。“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新一輪談判最后是會成功的。中國相關政策的調整

新一輪多邊貿易會談也是中國加入WTO后，首次作為規則的制定者進行的貿易談判。作為WTO的新成員，作為其中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我國應積極研究對策，以贏得WTO框架下的有利地位，最大限度的維護我國的利益。

促進農業的發展

農業問題一直是新一輪多邊貿易談判的核心問題，在農業問題沒有結果之前，我們應該積極采取措施，加強我國在農產品方面的國內支持。這不僅可以增加未來的談判籌碼，還可以使農民真正受惠，真正做到維護國家利益，保護農民利益。一是要充分運用WTO允許的“綠箱政策”，增加政府對農業的投入，如對農民的一般支出，對農業基礎設施建設、科研教育、技術推廣、病蟲害防治的投入并向農民提供調整結構、保護生態環境的補貼。二是調整和加大“黃箱政策”支持。因為目前我們的補貼還不到農產品總產值的2％，遠小于入世時8.5%的承諾，我們需要做的是改革支援和保護農業的方式。

加強市場保護機制的建立

新一輪多邊貿易談判中有關技術性貿易壁壘和特保措施的談判正在進行。針對我國的入世承諾及談判的進展情況，我國已經建立比較完善的臨時性貿易措施、法規體系和運作機制，按照嚴格的法律規范對國外進口進行反傾銷、反補貼、保障措施的調查、裁決和采取措施。但是不論從這些保護措施的產業覆蓋面還是保護方式來看，保護機制都還不足。另外在保護范圍和程度的把握上也較困難。針對目前國際上運用技術標準、防疫檢疫措施等作為市場保護的工具的情況，我國也應該制定相應的技術保護措施并充分考慮對外貿易的實際情況，根據我國進口產品的不同來源和數量，有針對性地制定一些有利于我國的技術標準。這需要我們不僅要熟悉國際市場各種技術、環境壁壘，還要了解和研究各種不合理的技術法規、標準和評定程序，以及衛生檢疫要求、商事法律，探討研究各種案例。

加強區域合作

在坎昆會議召開之前，WTO多邊談判的進展就已經十分緩慢，以至于成員方已多次錯過了達成多邊框架協議的期限。與此同時，簽署雙邊自由貿易協定，加強區域經濟合作則呈現加速發展的趨勢。盡管區域貿易協定有其局限性，不能像多邊貿易協定那樣給世界各國帶來普遍的、公平的、平衡的好處。但針對目前多邊貿易談判進展緩慢，世界范圍內區域貿易協定興旺的局面，筆者認為，一方面我們應積極參加多哈回合的談判；另一方面，我們應全面啟動雙邊和區域貿易的談判，否則將會有被邊緣化的可能。

推動新一輪多邊貿易會談，重視發展議題，對于中國完善市場經濟，加快我國小康社會的建設意義重大。

篇（2）

一、東盟的區內貿易

自1994年東盟自由貿易區計劃正式實施以來，在區內關稅減免方面取得了較大的進展。截止到2001年5月，其CEPT(CommonEffectivePreferentialTariffScheme)（注：CEPT稱為《共同有效優惠關稅協定》，是東盟自由貿易區的主要運行機制。CEPT產品包括四類，即列入清單產品、暫時例外產品、一般例外產品和敏感產品。）產品的加權平均關稅由1993年的12.76%下降到2001年的3.21%，而且有98.3%的商品屬于“CEPT列入清單”，其中92.7%商品的關稅在5%以下。2000年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區內貿易總額為1595.91億美元（注：2000年泰國區內貿易的進出口值只包括頭9個月的數據。），比1993年增加了93.58%。同時，2000年東盟自由貿易區區內貿易比重為22.32%，比1993年提高了3.14個百分點，年均增長2.19%。因此，從區內貿易比重來看，東盟區域貿易合作在擴大區內貿易上有一定程度的作用。當然，東盟區域貿易合作對各成員國的影響是不同的。馬來西亞和文萊的區內貿易比重有所下降，雖然文萊的區內貿易比重居東盟自由貿易區的首位，但其區內貿易在東盟自由貿易區區內貿易總量中的份額卻很低，只有0.74%，而且文萊的出口主要是石油和天然氣，變化起伏較大。而印尼、菲律賓和泰國的區內貿易比重有較大幅度的提升，年均增長率分別達6.67%、7.92%和4.79%，說明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設使區域內原先貿易保護程度比較高的國家加強了同區域內其他國家的貿易聯系，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擴大經濟規模，增強其出口產品在區域內的競爭力。

二、產業內貿易指標

對產業內貿易問題的經驗性和統計性研究始于20世紀60年代，主要涉及經濟一體化對貿易專業化的影響，其代表人物有沃頓恩(Verdoorn,1960)、米歇里(Michaely,1962)、巴拉薩(1966)、格魯伯和勞艾德(GrubelandLloyd,1975)等，他們都建立了各自的測量指標。其中，格魯伯－勞艾德指標(Grubel-LloydIndex)是迄今為止最具權威的產業內貿易測量指標，簡稱GL，其表達式如下：

附圖

其中，X[,ij]、M[,ij]分別代表i國j產業的出口額和進口額，如果i國j產業的貿易全部為產業間貿易，則GL[,ij]=0；如果i國j產業的貿易全部為產業內貿易，則GL[,ij]=1。因此，產業內貿易指標值在0-1間變動，GL[,ij]越接近1，說明產業內貿易的程度越高，GL[,ij]越接近0，則說明產業內貿易的程度越低。

而一國所有產業的產業內貿易指標是各產業的產業內貿易比率的加權平均數，其表達式為：

附圖

表1東盟自由貿易區區內貿易比重單位：%

附圖

注：此處的區域內貿易比重指一國或區域的區內貿易占該國或該區域總貿易的比例。2000年泰國只包括1-9月份的進出口數據。

資料來源：ASCUDatabase。

人們通常用一段時間內格魯伯－勞艾德指標的變化來說明產業內貿易的重要性，如伊瑪達(Imada,1990)、阿里夫(Ariff,1991)、基旺(Kwan,1994)和拉曼薩米(Ramasamy,1995)都用此指標對東盟產業內貿易進行研究。但是我們所要說明的是建立自由貿易區的調整成本，也就是研究該時期區內貿易的增加主要來源于產業內貿易還是凈貿易(nettrade,NT)，（注：在此用公式對相關概念作一介紹。TTi=NTi+IITi，其中TTi=Xi+Mi，NTi=｜Xi-Mi｜，TTi指i國的區內貿易的進出口總額，Xi、Mi分別指i國區內貿易的出口額和進口額。tti、nti和iiti分別是一段時期TTi、NTi和IITi的增長率。）而格魯伯－勞艾德指標并不能說明產業內貿易對增加的區內貿易的貢獻程度。另外，該指標還會引起誤導，因為，有時盡管產業內貿易比凈貿易對增加的區內貿易的貢獻低，但是該指標仍然呈上升趨勢；同樣，有時該指標呈下降趨勢，盡管產業內貿易比凈貿易對增加的區內貿易的貢獻率較低，這是因為：

當iit[,i]＞nt[,i]時，意味著GL[,i]是上升的，但是，如果GL[,i]＜nt[,i]/(nt[,i]+iit[,i]),nt[,i]+iit[,i]＞0，則Ciit[,i]＜Cnt[,i]；類似地，當nti＞iiti時，意味著GLi是下降的，但是，如果GL[,i]＞nt[,i]/(nt[,i]+iit[,i]),nt[,i]+iit[,i]＞0，則Cnt[,i]＜Ciit[,i]。

產業內貿易和凈貿易的貢獻率表達式如下(Menon,1996)：

tt[,i]=Cnt[,i]+Ciit[,i],(3)

其中，Cnt[,i]=(1-GL[,i])nt[,i],(4)

Ciit[,i]=GL[,i]iit[,i],(5)

tt[,i]、nt[,i]和iit[,i]分別是i國一段時期TT[,i]、NT[,i]和IIT[,i]的增長率，Cnt[,i]和Ciit[,i]分別指nt[,i]和iit[,i]對增加的區內貿易的貢獻率，GL[,i]指基期i國的格魯伯勞艾德指標。

三、樣本的確定與數據來源

國際貿易的商品成千上萬，確定這些貿易中哪些屬于產業內貿易，哪些屬于產業間貿易，涉及到商品的分類和產業的定義問題。本研究根據HS編碼來劃分。（注：HS編碼全稱為協調商品名稱和編碼制度(TheHarmonizedCommod

ityDescriptionandCodingSystem,HSCode)，也簡稱協調制度，是一種多用途的國際貿易商品分類目錄，廣泛用于國際貿易有關各國和國際組織的征稅、統計、運輸等方面，是迄今最完善、系統、科學的國際貿易分類體系。HS編碼一位數為類，兩位數為章，二者分別有22類和99章。）一般說來，產業劃分的越細，產業內貿易指標就越低，反之亦然。由于受數據的影響，本文將按章，也就是HS編碼兩位數等級數據來劃分，然后再用加權平均法計算HS編碼一位數（類）和所有商品總體的產業內貿易指標及其對區內貿易的增長貢獻率。

本文對1993年至2000年期間東盟自由貿易區的產業內貿易進行實證分析，并將1993年作為基期。東盟自由貿易區的產業內貿易進出口數據來源于ASCU數據庫。

四、實證研究結果及其分析

利用公式(1)-(5)，本文計算了東盟自由貿易區區內貿易的產業內貿易指標。

就東盟自由貿易區整體而言，1993年至2000年期間，東盟自由貿易區區內貿易增加了94%，其中產業內貿易提高了75%，產業間貿易提升了18%，換句話說，東盟自由貿易區區內貿易的增加有近80%來源于產業內貿易。從部門看，在18類商品中，（注：本文將武器彈藥、雜項制品、藝術品和其他未分類商品排除在外，故只有18類商品。）除了動植物油脂類商品外，東盟自由貿易區其他17類商品的區內貿易值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其中機電音像設備和化工產品的區內貿易增幅最大，均超過一倍，分別達1.45倍和1.42倍。而就產業內貿易的貢獻率而言，除了植物產品、動植物油脂和木及木制品外，其他15類商品的產業內貿易的貢獻率高于產業間貿易的貢獻率。

從東盟自由貿易區各國的具體情況看，除了文萊的區內貿易下降了14.54%外，其他5個國家的區內貿易額均有較大幅度的增長，其中，菲律賓和印尼的增幅最高，分別達3.08倍和1.31倍。雖然文萊的區內貿易額有所下降，但其產業內貿易卻增加了近10%，其他5個國家的產業內貿易對擴大的區內貿易的貢獻率都大于產業間貿易的貢獻率。

很顯然，東盟自由貿易區產業內貿易的實證研究結果說明東盟區域貿易合作有助于東盟產業內貿易的發展。產業內貿易在東盟區內貿易的重要性的提高說明了貿易自由化所帶來的短期調整成本低于原先一些國家的預計。看來那些擔心貿易自由化會導致巨大的短期調整成本的生產者是言過其實了。各個東盟國家應對那些院外活動團體的說辭持審慎態度，不要為此而改變貿易自由化的進程。

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提高了產業內貿易在東盟區內貿易的重要性呢？我想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根據林德爾(Linder)的“需求偏好相似論”(DemandPreferenceSimilarityTheory)，相似的收入水平和消費偏好促進產業內貿易。自80年代開始，特別是80年代后期開始，東盟各國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有了較大幅度的增長，1987年至1996年的9年間，泰國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率最高，高達7.80%，馬來西亞、新加坡和印尼則分別為6.05%、7.48%和6.36%，菲律賓最低，為2.88%。隨著東盟各國經濟的發展，東盟的市場容量迅速擴充，需求越來越重疊，從而使東盟的產業內貿易比例越來越高。其次，東盟各國的工業化建設。1987年至1996年的9年間，泰國、馬來西亞和印尼的工業附加值年均增長率都達到兩位數，分別高達12.18%、11.74%和10.07%，新加坡為9.22%，菲律賓最低，為4.05%，可見東盟的工業生產能力大大提升了。隨著工業化進程的發展，東盟產業內部的分工就越細，異質產品的生產規模就越大，從而形成異質產品的供給市場，伴隨著需求結構的日益趨同性，東盟的產業內貿易增加了。第三，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設。隨著東盟自由貿易區的發展，東盟國家之間的關稅越來越低，到2001年東盟自由貿易區90%以上商品（CEPT列入清單商品）的關稅低于5%，各國的貿易保護程度大大降低了。這促進了東盟區域資源的重新配置，一些資源從進口部分轉移到出口部分，使出口產品更加多樣化，提高了產業的水平分工。根據巴拉薩和波溫斯(BalassaandBauwens,1987)的實證研究，產業內貿易與加入區域經濟組織呈正向關系，即組建區域經濟組織有助于區內貿易的產業內貿易的發展。最后是跨國公司的全球化戰略。跨國公司在東盟的投資主要有兩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跨國公司在該時期的投資主要是為了避免東盟國家的進口限制和壁壘；第二個時期是90年代，其目的主要是為了尋求生產的低成本，并將東盟作為出口基地。此次的投資主要是在消費類電子和電子配件。正是第二個時期的投資大大促進了東盟國家間的產業內貿易，這些產業內貿易主要是那些電子配件等中間產品。隨著跨國公司的發展，跨國公司的內部貿易（Intra-firmTrade，也稱公司內貿易）也不斷擴大，而在公司內貿易中相當部分屬于產業內貿易。現以日本豐田汽車在東盟各國的投資為例，來說明跨國公司在東盟的投資有助于東盟區內貿易的產業內貿易（參見圖1）。日本豐田汽車公司在東盟地區內展開產業內分工，把汽車零部件生產分布到各國，進行專業化生產，以發揮規模效應，而且根據東盟《共同有效優惠關稅協定》的規定，這些產品的區內貿易是享受關稅減免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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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從圖1可以更直觀地看出這個特點，2001年后的全球反傾銷調查案件數不斷下降，我國所占比重卻呈現明顯的上升趨勢。然而2008年這一比重相對2007年略有下降，主要原因是由于經濟危機導致的貿易摩擦增多，世界整體的反傾銷數較2007年有較大增長，因此，中國所占比重相對略有下降。

二、全球反傾銷案件集中的產品是我國的主要出口產品

通過分析整理1995-2008年間世界反傾銷調查案件的產品分布情況，發現排名在前四位的涉案產品集中在金屬及制品、化工產品、塑料與橡膠和紡織品，而這四類產品恰恰是我國重要的出口商品類別。這四類產品在我國全部出口產品的反傾銷調查涉案數中的排名分別列第一、第二、第五和第四位，說明我國主要涉案產品即為世界集中度很高的涉案產品，這從一個側面說明我國的出口商品構成也十分容易引發反傾銷問題。

2008年國際反傾銷的另一突出特點是紡織品涉案的快速增加，從2006、2007年的每年十余件陡然增加到2008年的39件，因而對我國紡織品出口十分不利。

三、我國迅速成為世界反補貼案件的目標國

1995-2008年間，世界反補貼案件數最高發生在1999年41件，最低為6件(2005年)，平均每年15件。雖然我國自2004年起開始遭遇反補貼調查，但是2004至2008年間案件數增加迅速，累計23件，在1995—2008年間涉案數排名第二，僅次于印度(46件)。并且，2008年全球反補貼案件共14例，其中僅三個涉案出口國，中國占10件，印度和美國分別各占2件，我國占該年度世界反補貼案件總數的71％。從圖2可以非常明顯地看到，2007、2008兩年世界反補貼案件主要集中在我國，說明我國出口面臨的反補貼形勢十分嚴峻。四、我國實施貿易救濟不足

1995-2008年，我國累計發起反傾銷調查151件、反補貼調查0件、保障措施1件，在全球貿易救濟總數中所占比重微乎其微。

雖然從實證研究并未發現較多使用貿易救濟措施的WTO成員能有效降低其遭受貿易救濟措施的頻率，但是通過對比1995-2008年啟動和遭遇反傾銷調查較多的經濟體涉案數，不難發現反傾銷調查的主要使用國如印度、美國和歐共體國家，其被調查案件數明顯低于主動發起的調查數；相反，中國大陸、中國臺灣省以及日本是反傾銷調查的集中對象，發起的主動調查數明顯低于受調查數。

篇（4）

近幾年來，我國對外貿易發展呈現出強勁趨勢，既使國際貿易環境出現各種不利的事件，我國的對外貿易規模及貿易上所獲取的利益都出乎經濟預言的料想之外，似乎中國對外貿易在現時代的“無約束”發展超脫了現存貿易理論的普遍解釋范圍，抑或是否中國所表現出來的貿易現象成為貿易理論界中一個值得探討的新課題。其實則不然，中國的對外貿易在改革的進程中，一直堅持自我為中心的貿易方針，即以自我所擁有的貿易上的比較優勢——廉價的勞動力成本為主導，大力開展出口導向型貿易，以此來帶動其他相關產業的興起。同時以這些新興產業為依托，更深層次地改良優勢產業，增強產品的國際競爭能力。其次，多年來的貿易成果積累了充盈的資本，為產業進行結構升級和優化提供了資金上的支持。無論是從產品規模和質量上，都隨著貿易成果擴大而增強，延續了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成本優勢，而且也在產品的國際信譽市場上異軍突起，為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市場擴充提供了保證。但在這個過程中，我國開放貿易在以勞動力成本為依托的貿易商品延續了幾十年，固然已取得不菲的經濟效益，從長遠看整體國家貿易商品結構也出現了嚴重傾斜，沒有形成一個立體層次的貿易結構，即在高、中、低貿易層次中沒有形成一個均衡的結構。而高、中層次的貿易商品在信息和科技為當今經濟發展動力的局面中，往往成為一個國家經濟持續發展的支柱產業。因此，穩妥而快速地推動我國貿易結構優化是關乎經濟發展的重要議題。長期以來，國家金融體系一直在開放的貿易環境下遵循著計劃經濟時的經營體制，在對國有的金融界進行大幅度的整合之后，我國的金融業將迎來一個全新的經營市場。本文就是從當前我國金融體系改革中，以金融發展推動經濟發展的過程中，討論如何借助于金融層面的經濟發展力量來優化我國對外貿易結構。

1貿易結構優化概述

從貿易理論來分，大致可分為靜態貿易結構優化理論和動態貿易結構優化理論。

靜態貿易結構優化理論中主要有兩種代表性理論：一是以大衛·李嘉圖和赫克歇爾-俄林為代表的古典貿易理論。其代表觀點是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價格差是國際貿易產生的原因，而導致價格差的原因則歸結于勞動生產率或技術差異；而赫克歇爾-俄林則是從生產要素的價格差異來討論國際貿易起因，進而指出生產要素的豐裕和稀缺程度決定生產要素價格差，從而致使商品的國際價格差異。二是以克魯格曼為代表的新貿易理論。該理論的構建框架為規模經濟、產品差異和不完全競爭三大分析要素上。在不完全競爭的市場條件下，追求產品規模的經濟效應和產品差異上的消費效應是國際貿易產生的又一動因。新貿易理論是在突破古典貿易理論假設前提下對國際貿易理論的補充。但這兩種理論的出發點都只強調了現存的資源，是在資源總量恒定不變的前提下對生產要素的最佳配置的理論探討，是一個靜態過程。

從動態貿易結構優化理論分析：一是動態比較優勢理論。通過專業化學習、投資創新等后天因素人為地創造出來，強調的是規模報酬遞增，不完全競爭，技術創新。該理論的兩大支撐是技術和資本，以技術創新為主要手段，加快產品中生產要素的轉換比率，同時把技術作為比較優勢的內生變量，強調“干中學”的經濟效應。通過“干中學”以及技術創新鞏固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價格差異，資本的作用在于技術創新和產品生命周期成長和成熟兩個階段，是產品生產在生產要素中的突出因素。因此，在這兩個階段由于技術外溢資本的作用尤為重要。二是波特的競爭優勢理論。波特認為比較優勢可以人為地有意識地選擇策略來配置稀缺資源，將比較優勢轉化為競爭優勢。在波特的競爭理論中，有四個基本的要素：生產要素、需求結構、相關與支撐產業、企業的戰略和競爭程度。波特將生產要素細分為基本要素和高級要素。基本要素指的是不需要花費太大代價就能得到的要素；高級要素則需要通過長期投資或培育才能夠創造出來的要素。他認為高級要素最為重要，它們是取得高級國際分工層次的關鍵，一國基本要素的不足可以通過高級要素獲得補償，但是在高級要素上處于劣勢則無法用其他方式有效彌補。競爭優勢注重企業的非價格競爭和創新競爭，關注要素的質量和產品的需求情況，主動地創造比較優勢，在改善貿易結構中，高級要素的決定作用越來越明顯。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把貿易結構優化的過程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貿易動力主要由自然稟賦的比較優勢來決定，在這個階段貿易結構主要是表現為具有比較優勢行業的貿易發展。第二階段中推動貿易發展的動力主要是比較優勢的動態階段，即以規模經濟效應實現貿易結構優化，通過技術外溢和“干中學”效應帶來貿易部門的制度創新，使得比較優勢建立在高級要素稟賦的基礎上，從而上升到后天稟賦層次。第三階段，競爭優勢成為推動貿易結構優化的主要動力，主要體現在三個層次上：技術優勢、規模優勢和創新優勢。此階段以吸收貿易發展帶來的先進技術，逐漸發展成為規模和技術優勢為特征。而在這三個階段的進化過程中，生產技術的改進和生產要素的高級化是發展中國家在優化貿易結構上的兩個關鍵。在當今經濟發展的秉性中，這兩個因素無不與高投入的資本量相關。我國的對外貿易要保持持續的發展，就需要結合當前金融發展的大前提，繼續保持在自我特有貿易低層次上的優勢，同時也要借助于金融促進的力量來構建我國中高層次的貿易體系。

2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中的貿易結構優化

在世界經濟越來越趨于一體化的時候，一國的對外貿易規模幾乎可以代表該國參與全球經濟程度的高低。因此經濟增長中貿易結構的取向和相關調整都對經濟增長率和其發展的持續性至關重要。2006年，中國成為世界第四大經濟體，外匯儲備第一大國。由此可以看出，中國在多年中的貿易策略無疑是成功的，同時在貿易成果展現的主要方面外匯規模的龐大也證明了這一點，即中國金融體系是長期滯后于快速增長的貿易發展勢頭。特別是加入WTO后金融將面臨整體開放的形勢和國內對金融促進貿易發展不利的雙重壓力下，中國金融的發展應更有效地對抗外來金融的競爭以及促進國家貿易在結構上的優化，為經濟的持續增長和貿易進程的良性延續提供恒久的動力推動環境。

首先，從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的理論聯系來看貿易優化的問題，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的關系大致可以表述如下：Patrick把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關系分成兩類，主張金融發展能促進經濟增長的叫做供給主導，主張金融發展只是經濟增長對金融服務需求的被動反映稱為需求遵從。無論是供給主導還是需求遵從的觀點，都明確地指出金融發展水平和經濟增長率之間存在較強的正相關：隨著交易成本理論，信息不對稱理論和內生增長理論研究成果的引入，打破了新古典增長理論中技術進步是保持經濟增長的唯一影響因素的觀點，而把金融發展和技術進步聯系起來；同時也對金融系統的基本功能在對經濟發展的路徑分析中重新界定，并提出了獨特的觀點即通過資本積累和技術進步促進經濟增長（Levine，1997），金融市場通過增加專業化和技術創新促進經濟增長（Smith，1997）。以上研究表明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存在顯著正相關，即擁有發達金融系統的國家經濟增長也較快。筆者在貿易結構優化概述中已經得出技術進步和生產要素的高級化是改善一國對外貿易結構的關鍵，而這兩者在現代經濟中無不與資本量投入的多少相聯系。生產要素的高級化我們已經指出了是要需要大量長期的資金投入才可以獲得的，而技術與資本的關系在貿易結構優化中的關系可以用希克斯的技術進步理論中與資本的聯系獲得。希克斯將技術進步分為中性、勞動節約型和資本節約型三種。中性技術進步指的是勞動和資本的生產效率同比例增加，其后果是生產原有產量只需要較少的勞動和資本；勞動節約型技術進步指的是生產中的資本要素的生產效率的增加大于勞動的生產效率的增加，結果是達到原有的產量可使用較少單位的勞動和資本，但資本/勞動比例上升；資本節約型技術進步指的是勞動要素的生產效率的增加大于資本的生產效率的增加，導致生產原有產量現在只需要較少的勞動和資本，但此時勞動/資本比例上升。由此可以看出，在以生產要素投入比例來衡量貿易結構時，生產要素的投入比例在貿易結構優化過程中，資本投入量在生產中所起的作用是決定性的，尤以資本在生產過程中所發揮的效率對改變生產要素的投入比例以及貿易結構的高級進程是資本是否起作用的標準。因此，在金融發展中提高資本在貿易商品生產中的生產效率是替代貿易結構優化中有關金融各方面相關問題的一個核要議題。

我國的金融發展是立足于金融業在混業經營上的趨同，而金融業借助于混業經營的方式來發展，其本身就是追求在經濟增長中金融效率的提升。金融效率從區分上可以從金融的生產性效率和目的性效率來看，生產性效率簡單來看就是企業從金融發展中可以獲得得益于金融效率提高所帶來的收益，目的性效率則是指金融業因為效率的提升而促進了經濟的增長。而這些內在的關系為對外貿易在金融發展的推動下，如何借助于金融資本在企業生產中的運用來通過技術或者是生產要素高級化的實現來優化該國的貿易結構提供了方法。

我國金融的發展在促進貿易結構優化的過程中將通過以下途徑來實現：首先，借助于整體金融業經營方式的轉變，即可以在混業經營方式下多渠道地獲得風險資金從而解決中小企業的融資困境，為企業在生產轉型過程中提供金融支持；其次，金融發展中體現出的金融產品功能，可以幫企業以多樣化方式來應付對外貿易經營中的風險，規避全球經濟負面作用下的貿易風險，改善企業對外經營中的貿易環境，營造企業以技術運用為主體的貿易氣氛，為企業進行改良式的貿易運作奠定基礎；第三，可以合理和充分地利用金融發展帶來的機遇實現企業技術創新。無論是技術引進還是合資生產，都會對中國這樣一個成熟的貿易大國的相關產業產生激勵作用，并在此基礎上進行必要的技術創新，從另一方面來增加我國貿易商品的技術標準。而更為重要的是以此形成我國貿易發展的新格局，為長遠的貿易結構優化和貿易利益獲取建立起有生命力的貿易單元；第四，金融效率在金融發展中的提升不僅可以使得企業在生產中獲得放大性的效應，而且也為企業在產品生產過程中提高資本在生產要素中的比例，促使企業在擴大再生產中為了追求貿易利率而加大對資本的投入量，優化國家貿易結構創造基礎；最后，金融發展對貿易結構良性促進作用反過來又會降低金融系統的風險，尤其在開放的經濟和對外貿易中，兩者在發展的過程是相互促進的。正如我國多年來貿易成果同樣也為國家的匯率和金融安全提供了保障。

3結論

金融和對外貿易是一個國家經濟的兩個方面。對外貿易是積聚金融成果的方式，而金融是經濟發展和對外貿易的保障層面。我國對外貿易的競爭優勢要在金融發展的推動下不僅只能停留在低附加值產品和加工貿易上，還要在高速發展的高技術和高附加值產品上迎頭趕上。以我國的金融發展為契機，以技術進步和技術創新為目的，以金融效率提升為方式促進中國對外貿易的結構升級。同時也要注意到金融發展不利方面，金融發展過程中的風險同樣與資本一樣具有放大性和巨大的破壞性，要在兩者的互動過程中關注金融風險的擴散以及給對外貿易行業帶來的各種風險，積極地防御風險，提高風險防范意識，為貿易結構優化提供有利的保障。

參考文獻

1楊德權，梁艷.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國外研究綜述[J].財經問題研究，2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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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服務貿易總協定》的產生 二戰后，隨著世界貨物貿易的快速增長和跨國公司及國際旅游的推動，國際服務貿易迅猛發展。隨著國際服務貿易的快速增長，各國間的服務貿易摩擦日益激烈，特別是當世界經濟在 20世紀80年代后期進入低迷期后，各國為了保護自己利益而制定了更多的貿易保護壁壘，新 貿易保護主義在這一時期受到眾多國家的推崇。這些壁壘嚴重阻礙了世界服務貿易的發展， 雖然期間許多國家制定過雙邊或多邊協議，但于整體國際形勢并未起太大作用。為了調整日趨激烈的國際服務貿易爭端，為了消除太多不必要的服務貿易壁壘、保證貿易各方的權益以及促進各國和世界經濟的發展，建立一個多邊服務貿易的國際協定成為眾多國家的要求。這是GATS產生的原因之一。 另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強烈要求建立一個國際性的服務貿易協定，以使這些國家可以更快更容易的把服務貿易的觸角深入到不發達國家的更多部門。

在國際服務貿易領域中占絕對優勢的無疑是發達國家，進行跨國性的服務貿易可以帶來更多的經濟利益，如美國進行產業調整后，希望借服務業的貿易順差彌補其巨大的貨物貿易逆差。據統計，1993年在10200億美元的國際服務貿易中，位居前六位美、法、德、意、英、日共占48.6% ，而其中美國就占近六分之一，在與進口相抵后，還順差541億美元。因此，1982年的GATT部長級會議上，在美國的積極倡導下，發達國家要求與發展中國家進行將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結合在一起的“一攬子”談判，希望以貨物貿易的讓步為籌碼換取發展中國家的服務貿易市場。在1984年11月的GATT第40屆年會上，決定成立相關工作組，并在1986年9月的埃斯特角部長宣言中將服務貿易協定議題列入烏拉圭回合談判中，經過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艱辛談判，最終的妥協結果就是1994年產生的GATS。

再有，在服務貿易領域，發達國家技術強、資本雄厚，在知識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服務部門占據相對優勢，而發展中國家服務業起點低、基礎差，服務多集中在勞動密集型部門，在信息、知識、科技領域還處于落后之勢。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一個國家第三產業的發展情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其經濟實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所以，發展中國家迫切希望本國服務業能得到長足發展，希望在自己具有比較優勢的服務行業上能在國際服務貿易中占一席之地，同時也希望能在國際服務貿易中獲取發達國家的技術、資金、信息、管理經驗等來提升服務業整體實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另外重要也是發達國家瞄準的一點就是在服務貿易上的妥協能帶來貨物貿易的大量出口承諾。因此，如何既能保護本國服務業又能促進服務業提升和促進貨物貿易出口就成了發展中國家在烏拉圭回合談判中的重要問題。而談判結果GATS中也確實有了能保護不發達國家的協議，如“發展中國家更多參與”等。

二、服務貿易總協定的總體結構與主要內容 (一)GATS的總體結構 GATS全文由六大部分29個條款和8個附錄構成，序言部分明確了制定服務貿易協定規則的基本宗旨，29個條款規定了各成員方的基本權利和應遵守的義務，8個附錄是《服務貿易總協定》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目的是處理一些敏感的、與國家主權和安全相關的金融、電訊、運輸和自然人流動等重要服務部門及其服務提供方式的特殊問題。

六大部分中的第一部分(第一條)對服務貿易的定義及GATS協議的適用范圍作了規定，第二部分(第二至十五條)是GATS的核心部分，規定了各成員方的“一般責任和紀律”，包括最惠國待遇、透明度、經濟一體化、發展中國家更多參與等，第三部分(第十六至十八條)為特定承諾，包含市場準入、國民待遇和附加承諾，是各成員方提出并要遵守的特定義務，第四部分(第十九至二十一條)逐步自由化，有特定承諾的談判、特定承諾清單、承諾清單的修改，規定了通過談判逐步實現服務貿易 自由化的目標，第五部分(第二十二至二十六條)是制度條款，包含磋商、服務貿易理事會、技術合作、爭端解決和實施、與其它國際組織的關系，主要是規定了國際服務貿易管理組織及爭端解決機制等，第六部分最后條款主要對相關概念進行了定義。

(二)主要內容 宗旨：在適當考慮國內政策目標的同時，通過連續不斷的多邊談判，促使各成員在互利的基礎上獲益，并保障權利和義務的總體平衡，早日實現更高水平的服務貿易自由化。GATS的最終任務是服務貿易自由化，在各國服務業發展不平衡的時候，實現服務貿易自由化的目標只能是逐步的。 目標：建立一套包括服務貿易各項原則和規則的多邊貿易框架，藉以在有透明度和逐步實現自由化的條件下擴大服務貿易，作為促進所有貿易伙伴和發展中國家經濟的增長和發展的一種手段。GATS的最終目標是要在服務貿易自由化中各成員方能夠獲取經濟增長和提升世界福利。 對服務的定義：WTO關于服務行業的分類是以GATS來界定的，服務業定義為四種，官方名稱分別為：跨境交付、境外消費、商業存在、自然人流動。

現今對于哪些行業屬于服務業以及怎樣分類還沒有統一的標準，但《服務貿易總協定》適用于以各種形式提供的各種國際貿易。 普遍義務原則：是各成員方都應該無條件遵守的義務，主要原則如下：

第一，最惠國待遇原則：在GATS協議覆蓋范圍內，各成員方給與任一成員的服務或服務提供 者的待遇，應無條件地不低于給予任何其他成員國相同的服務或服務提供者的待遇。即意味著要平等地對待所有成員伙伴，GATS的最惠國待遇原則適用于除被各成員方列入豁免清單外的所有服務貿易部門。

第二，透明度原則：除非在緊急情況下，各成員方應迅速將所有涉及或影響本協定實施的有 關措施，最遲在它們生效以前予以公布，如果它是涉及或影響服務貿易的國際協定的簽字國，該項國際協定也必須予以公布。根據GATS，各成員方必須公布所有相關法律和規定，并建立咨詢點，以便其它成員方可獲得相關服務部門的法律法規信息。 第三，發展中國家更多參與原則：各締約方通過對承當特定義務的協商，使發展中國家在國 際服務貿易領域能更多的參與，GATS特別關注到了最不發達國際的服務貿易發展。不足的是沒有太多硬性規定來保證這一原則的實施。 特定義務或稱具體承諾：是各成員方通過列舉清單的方式遵守的義務，主要包括下列原則：

第一，市場準入：各成員國應以低于其在減讓表上已經同意提供的待遇，給予其他成員國的 服務和服務提供者的原則。是各成員國通過談判作出并約束各自市場開放的承諾。

第二，國民待遇：成員國在減讓表中記載的服務部門，對本國服務和服務提供者給予的各種 條件和資格要給予任何其它成員國的服務和服務提供者，不能實行差別待遇。即指對本國國民和外國人給予同樣的待遇。在GATT中它是一條普遍義務和原則，但在GATS中僅僅用在列舉在清單中的部門，所以它被列入具體承諾中。 例外和豁免：考慮到服務貿易發展的不平衡性和其獨特型，作為一般義務的最惠國待遇原則的特殊情況可以列舉豁免清單，同樣市場準入和國民待遇也可以有例外。 協商和爭端解決：GATS成立了理事會，對國際貿易磋商和爭端解決措施作了規定。 附錄：GATS最后一部分為四類附錄，即最惠國豁免附錄、對特定服務如金融、空運的特殊性加以說明的附錄、對自然人流動、電訊服務提供方式加以規定的附錄、繼續就金融、基礎電訊、海運進行談判的附錄。是《服務貿易總協定》重要組成部分。

三、關于GATS的幾點思考

第一，服務貿易逐步自由化的理論分析。傳統的國際貿易理論認為貿易完全自由化是雙贏的，但新貿易保護理論在剔除完全競爭和規模報酬不變等與現實不符的假設后，得出了不一樣的結論：自由化并不總是雙方受益，世界福利也不一定提高。特別是在服務貿易領域中，大多數部門是寡頭壟斷或壟斷競爭，新型服務業表現出較強的規模報酬遞增，而發達國家擁有大部分實力較強的技術密集型和知識密集型新型服務業，如果國際服務貿易快速完全自由化，擁有比較劣勢的發展中國家將失去國際服務貿易的競爭力，帶來的結果是發展中國家利益的散失和福利的下降。基于此，在GATS談判中，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對自由化的爭論與妥協結果為逐步實現服務貿易自由化。

第二，最惠國待遇的“無條件”和“有條件”爭論。最惠國待遇原則是從GATT 中搬過來的，是GATS中的一般義務原則，但最惠國待遇原則也是有條件的，這通過其豁免清單反映出來。由于考慮到：一是世界各國服務業發展相當不平衡，而服務領域中很多敏感的、涉及國家主權與安全的、有關民族道德文化的市場是不允許其它國家輕易進入的，加之服務行業具有高壟斷性的特點，最惠國待遇的“完全無條件”在服務貿于中還不太可行;二是承諾高的成員國反對承諾低的成員國免費“搭便車”，特別是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為了讓發展中國家開放更多、更深的服務市場，就利用豁免清單來作為談判的手段。最終，GATS開出了例外，在附錄中給出了最惠國待遇原則的豁免清單，使“無條件”的最惠國待遇變相為“有條件”的最惠國待遇。由于通過“否定清單”表現出來的最惠國待遇原則具有較大的隨意性，過多的、不合理的、頻繁變更的豁免內容可能會影響到最惠國待遇原則的謹慎性。當然，如果站在發展中國家的角度，豁免清單可以保護其國內的幼稚服務行業。但事實表明，由于某些原因，發達國家豁免單上的內容要比發展中國家的更多。 最惠國待遇的“有條件”和“無條件”之爭，說明其在服務領域中適用的特殊性，它既要考慮服務貿易自由化的目標，又不能忽視各國在服務貿易中的發展不平衡性和服務貿易的復雜性。但總的來說，正是因為必須無條件遵守的“有條件”的最惠國待遇，服務貿易才朝著自由化的方向前進。

第三，市場準入的困境。市場準入是各成員國承擔的特定義務而不是一般義務，是對各國服 務貿易水平不平衡的承認的表現。出于競爭、國內保護、文化因素、國際安全等原因，任何國家都不可能允許國外服務提供者的自由進入。所以，市場準入是以“肯定清單”的形式作出具體承諾，并分為部門承諾和水平承諾，可根據各成員方實際情況，確定市場準入的部門和開放到何種程度。對于不太愿意開放服務市場的成員國來講，這些條款對其是極為有利的，但對需要開放服務市場的成員國來說，該如何應對來自國內某些利益集團的保護主義壓力成了市場準入承諾的困境。

第四，服務貿易中的國民待遇究竟如何定位。最惠國待遇是進入市場時的公平待遇問題，而國民待遇則是進入市場后的公平待遇問題.經過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激烈談判，最終GATS把國民待遇準則以“肯定清單”的方式提供具體承諾。不過，如何定位國民待遇則是各成員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面臨的重要問題。

因為：一是對敏感的、涉及到國家經濟與國防安全等行業，各國政府對內、外服務提供者是否能一視同仁;

二是由于市場準入和國民待遇都包含公平競爭，一成員方可能會將兩者聯系起來，借由國民待遇的不公要求另一成員方取消市場準入方面的限制;

篇（6）

改革開放25年來，尤其是1998年以來，我國加工貿易取得長足進步，對改善國際收支狀況、擴大就業、推動結構升級和技術進步，都起到重要的作用。1981年，加工貿易進出口總值25億美元，占我國進出口總額的5．7％；其中出口11億美元，占比5％；進口14億美元，占比6．4％；加工貿易增值率-21．4％。到2003年，加工貿易進出口總值達4048億美元，占我國進出口總額的47．6％；其中出口2418億美元，占比55．2％，進口1629億美元，占比39．5％；加工貿易增值率47％；當年創造貿易順差789億美元。多年來，加工貿易累計創造3000萬個就業崗位，累計貿易順差3942億美元。

在我國加入wto的背景下，由于國內外相對增長率差異、外商直接投資存量增長以及相對價格差距等綜合因素的作用，我國實際使用外商直接投資的規模、外商投資企業的進料加工貿易以及機電和高新技術產品加工貿易出口都取得快速增長。2003年，外商投資企業加工貿易占總加工貿易的80％；進料加工出口的比重達77．5％，高于來料加工出口27個百分點；外商投資企業、國企和其他企業在進料加工出口的比重分別為90．2％、6．6％、3．2％，增速分別達到43．5％、16％和53．8％。同時，進料加工進口的比重也達到76％，高于來料加工進口26．2個百分點；外商投資企業、國企和其他企業在進料加工進口的比重分別為93．4％、4．1％、2．4％，增速分別為41．9％、9．2％和64．4％。是年，我國機電產品出口2275億美元，占總出口額的51．9％，其中加工貿易占到75％左右；高新技術產品出口1102億美元，加工貿易占到90％左右。

從加工貿易的發展過程看，我們經歷了從“三來一補”到進料加工、從“兩頭在外”的作坊到外商投資企業為主體、從簡單技術加工裝配到機電、高新技術產品加工貿易為主的結構轉換，這代表著我國加工貿易不斷轉型升級的軌跡。當前，經濟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帶來國際產業分工的新格局，世界各國的跨國公司開始把不同的生產環節、分銷網絡、供應鏈管理以及研發、運營中心在全球范圍內進行合理配置，這無疑為我國加工貿易未來的轉型升級帶來新的機遇。

二、加工貿易轉型升級面對的新機遇

首先，經濟全球化對我國加工貿易的影響，使中國成為世界加工制造業的重要基地。當前，一般制造業已成為全球供給普遍過剩、邊際收益嚴重遞減的成熟技術行業，國際相對價格的剪刀差已從工農業產品之間轉化為知識產品與工業產品之間，發達經濟的優勢已轉型升級到虛擬經濟、服務經濟和知識經濟階段。我國不是新技術的策源地，而是國際產業轉移的接受地；不是全球加工制造的控制和運營中心，而是中低端技術和產品加工制造環節的供應地。在這種情況下，我國的低生產成本優勢，在全球占有明顯有利的地位，“中國制造”成為中國的國際競爭優勢，是現階段不可逆轉的必然趨勢。因此，通過新形式的加工貿易來提升我國的加工制造能力，為世界大跨國公司提供全球范圍內的生產、銷售、售后服務以及管理的配套體系，是加快我國企業“干中學”過程，積累全球化大生產經驗的最有利捷徑。

其次，在全球化背景下，以產品內部的工序或工藝細分化為特征的全球分工新體系正在逐步形成。一個趨勢是隨著跨國公司在空間上把不同的生產環節或工序分配到具有不同比較優勢的地區，建立研發、生產和分銷系統的全球體系，使國內分工轉化為國際分工；另一個趨勢是充分的市場競爭帶來產業的集聚，最大限度地利用資本、技術、管理以及加工制造的空間和范圍集聚所帶來的外部性規模效應。在這種情況下，跨國公司不僅由于“成本驅動”而把采購、加工制造、組裝配送環節轉移到中國，同時由于“市場驅動”而把技術、管理和資金帶進中國。而且，由于中國市場的競爭越來越激烈，跨國公司不得不主動把區域研發中心、運營管理總部、地區物流中心逐步轉移到中國。可見，國內市場的充分競爭，是獲得國外先進技術、管理和資金資源的重要手段。中國低生產成本優勢與跨國公司生產以及綜合物流運作能力相結合，就可能形成為跨國公司全球網絡提供從采購、加工制造、倉儲運輸一直到分銷和售后服務的合作。從發展前景看，全球化不僅可以帶來使中國加工制造能力轉化為國際競爭優勢的機遇，而且能夠創造把加工貿易升級為綜合優勢的機會，使加工貿易的發展開始新的轉型。

再次，我國目前的整體競爭優勢仍在傳統勞動密集型產品和中低技術（成熟技術）產品或工序上，即主體技術和加工制造檔次仍處于低端。我國與印度相比，雖然后者對外開放比我們晚12年，近年來實際使用的外商直接投資只接近我們的十分之一，整體經濟實力有明顯差距，但印度近年來通過吸收新技術、海外分包合作以及委托加工制造，不僅在著名的軟件、信息技術咨詢、呼叫中心、芯片設計以及未來的金融服務、工業工程、風險和行為分析以及藥品研發等服務領域為跨國公司提供海外分包業務，從而大大壓低了世界服務業成本；而且在汽車、制藥、化學制品以及資本貨物等領域正形成國際競爭優勢，并吸引世界大跨國公司尋求規模化進入。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不僅應當盡快把我國加工制造技術整體升級到中等檔次，而且應加快形成生產和研發、品牌優勢。為此，要研究制定加工貿易發展的新戰略，促進其轉型升級。

三、加工貿易未來轉型升級的方向

l、擴大加工貿易活動的領域，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的要求。作為涉及外資、外貿和國內產業的加工貿易的轉型升級，要重點考慮加工貿易的發展對國內產業、企業、產品以及產品內部工序的帶動、輻射和擴散作用。在吸引外資和大力發展加工貿易的同時，要考核有關部門及地方政府鼓勵和扶持內資企業、尤其是中小民營企業為國外跨國公司和外商投資企業提供加工配套的情況，鼓勵包括民營中小企業在內的國內企業積極參與跨國公司的加工貿易體系和全球采購體系。在制定優惠政策吸引外資的同時，應研究制定優惠政策，切實解決國內中小企業缺少融資能力、缺少國際市場資訊和人才、缺少關鍵零部件生產技術、缺少技術和產品更新能力等具體困難，使更多國內企業在為跨國公司提供配套的過程中，逐步學會“走出去”搞加工貿易。

2、不斷提升“世界加工制造業重要基地”的功能，通過與跨國公司開展深層次合作提升外資的技術、管理和資金檔次。要鼓勵國內有競爭力的企業為跨國公司提供更高層次的合作配套，不斷加快“干中學”和畢業的速度，使加工貿易環節由簡單技術和工序的組裝，提升到輔件、一般零部件、主要零部件、關鍵零部件的加工制造，以至升級到高級復雜的知識技術密集型組裝環節，真正掌握參與和管理全球化企業的經驗和竅門。在這方面，政府提供公平競爭的準入平臺，創造更規范的投資和競爭環境，比優惠政策競爭更重要。

3、加工貿易的主體要由外商投資企業為主逐步向國內企業、尤其民營企業為主轉變。目前，加工貿易中外商投資企業占80％，民營企業僅占5％；機電產品和高新技術產品的加工貿易，基本是外商投資企業。這反映了國內企業目前參與全球化的能力仍很薄弱。但從長遠來看，對中國這樣的大國來說，主動參與全球化的進程，可以充分發揮我國在資源配置、供應鏈管理以及市場控制等方面的優勢。因此，下一階段加工貿易轉型升級的重點，應是培育、鼓勵、扶持國內企業大力發展加工貿易，研究制定有關政策，鼓勵國內企業通過國際合作以及政產學研聯合，有效利用國內國外兩種資源、兩個市場搞進料加工出口。由于多數國內企業缺少全球化人才和國際資訊網絡，應考慮建立開放共享互利的公共服務平臺和合作機制。

4、對加工貿易要從嚴密監管向風險管理、貿易投資便利與規范高效科學的監管方式轉型。對此，一是建立企業守法自律機制和隨機檢查監督制度相結合。對加工貿易的監管，最大的難度是遍地開花，監管執行的成本太高。因此，首先應建立企業守法自律機制，包括合同、票據、憑證以及財務帳目等原始資料。數據的完備性，企業誠信狀況的評級及違法記錄，企業法人代表和當事人的責任和義務等明確的規定；建立監管部門與企業的良好伙伴關系，把責任重點轉移到企業自身而不是監管部門。監管部門在確保加工貿易企業貿易便利和誠信的前提下，實施隨機的檢查監督，一旦發現有違法行為，則嚴懲不貸。作為企業守法自律機制的保證，對企業誠信狀況要有一套相對完備的評價體系。這套體系應與企業其他誠信認證系統相兼容，以全面獲得企業是否講求誠信的資料和數據。只有處理好企業自律和高效執法之間的關系，才能夠真正提高監管效能。

二是建立和完善加工貿易的現代監管制度。這套制度首先是規則化管理，不能隨意改變或任意解釋；其次是有明確的執行程序，公開透明，依法行政；再次是有合理的組織架構，這種架構應是由海關、邊檢、工商、稅務、口岸管理等縱向一體化組織分別管理向扁平化的綜合協調監管的組織架構過渡；最后，監管應當是簡明有效。雖然加工貿易星羅棋布、遍地開花是中國特色，但監管體系建設仍應逐步向國際規則接軌。在這方面，政府職能要真正實現轉換，明確監管部門的第一要義是提供“服務”，然后才是有效“監管”。要達到這個目標，就要求加快監管體制的改革，包括調整監管職能，提高監管人員素質，建立人才激勵機制，使監管有利于加工貿易的發展而不是增加發展的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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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再分配模式的朝貢貿易

對于明朝與帖木兒王朝的朝貢貿易而言，帖木兒王朝在政治上是以“明朝”為其想象中的中心，他通過朝貢的方式把自己國內的土特產品進貢到明朝，然后明朝再根據進貢的具體情況賞賜，其賞賜物品中既有中原地區的特產，如茶葉、絲綢、瓷器等，也有從別的國家進貢過來的各種生活用品等。顯然，明朝在不知不覺中就充當了物品“中轉站”的角色，使得整個朝貢圈中的物品得到了流通，解決了某些物品在一定國家的稀缺情況，如明朝戰馬的緊缺、西域各國茶葉、絲綢、鐵器的緊缺等等。李金明進一步明確指出:“朝貢貿易中的附進物貿易本身就是一種國與國之間的長途販運貿易，它具有不等價交換、賤買貴賣的特點，朝貢國既可把海外奇珍當作奢侈品運到中國來，又把中國的一般商品運回本國而轉化為奢侈品。［13］可見，在朝貢貿易過程中，雙方都獲得了高額利潤，而這種收益正是朝貢貿易得以長期維系和持續發展的根源所在。此外，朝貢貿易不僅豐富了朝貢圈中大多數國家的物質文化生活，而且在整個亞洲地區歷史進程中發揮了重要的經濟作用。

篇（8）

在20世紀以前西人所尋求的中國商品中，唯有茶葉在中西貿易中長期居于支配地位。茶葉為西方貿易商帶來了巨額利潤，使他們認為：“茶葉是上帝，在它面前其他東西都可以犧牲。”〔1〕雖然早在公元前2世紀中國人就開始種植茶樹，但直到16世紀中葉才為西方人所知。1559年，威尼斯商人拉莫修（Giambattistaramusio）在其出版的《航海記》（NavigationeetViaggis）才首次提到茶葉。〔2〕1606年，荷蘭人首次從萬丹將茶葉輸往歐洲。〔3〕在此后一百余年間，茶葉并未成為輸往歐洲的重要商品。1704年英船“根特”號（Kent）在廣州購買470擔茶葉，價值14000兩白銀，只占其船貨價值的11％，而所載絲綢則價值80000兩。〔4〕1715年，英船“達特莫斯”號（Dartmonth）前往廣州，所攜資本52069鎊，僅5000鎊用于茶葉投資。〔5〕1716年，茶葉開始成為中英貿易的重要商品。兩艘英船從廣州攜回3000擔茶葉，價值35085鎊，占總貨值的80％。〔6〕18世紀20年代后，北歐的茶葉消費迅速增長，茶葉貿易成為所有歐洲東方貿易公司最重要的、盈利最大的貿易，當時活躍在廣州的法國商人RobertConstant說：“茶葉是驅使他們前往中國的主要動力，其他的商品只是為了點綴商品種類。”〔7〕

從17世紀20年代起，英國東印度公司（EIC）在絕大部分年份中，所購買的茶葉都占其從中國總進口值的一半以上。在1765—1774年十年平均每年從中國進口的總貨值中，茶葉占71％。在1785—1794年中，這一比例提高到85％。〔8〕雖然瓷器、漆器、絲綢和其他中國商品的需求由于歐洲“中國風格”（Chinoseries）的流行仍在增長，但公司寧可讓這類商品的貿易由其船長和船員利用他們的“優待噸位”（Privilegetonnage）去經營，本身則集中全力經營茶葉貿易。〔9〕19世紀以后，英國東印度公司每年從中國進口的茶葉都占其總貨值的90％以上，在其壟斷中國貿易的最后幾年中，茶葉成為其唯一的進口商品。

茶葉貿易不但對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存在生死攸關，而且對英國財政也至關重要。從1815年起，公司每年在茶葉貿易中獲利都在一百萬鎊以上，占其商業總利潤的90％，〔10〕提供了英國國庫全部收入的10％。〔11〕

荷蘭是18世紀西方各國中僅次于英國的最重要的對華貿易國。荷蘭人對中國商品的需求主要有五類：茶、瓷器、粗絲、紡織品（包括絲綢、南京布等）、藥材雜貨等。〔12〕雖然荷屬東印度公司（VOC）最早將茶葉從中國運往歐洲，但直到18世紀40年代初，其輸往歐洲的茶葉主要購自來到巴達維亞的中國帆船。在18世紀最初的十年間，荷印公司在與巴城中國帆船的易貨交易中每年尚有10—50萬盾的盈余。〔13〕隨著歐洲對茶葉需求的迅速增長，荷印公司已不滿足于中國帆船運往巴城的茶葉數量。1728—1734年，在巴城茶葉貿易繼續進行的同時，荷印公司從荷蘭派出11艘船，直接前往廣州購買茶葉。其中兩艘船中途遇難，另外9艘船運回總共1350000荷磅（1擔＝125荷磅）的茶葉，價值1743945荷盾，占全部貨值的73.9％，獲純利2334459荷盾。〔14〕由于用來購買茶葉的白銀短缺，1734年以后，荷印公司董事會放棄從荷蘭直接派船到中國的努力，改為每年從巴城派兩艘船到廣州購買茶葉，同時仍鼓勵中國帆船在巴城的茶葉貿易。1740年，荷蘭殖民者盡屠巴城華人，巴城華商貿易網絡破壞無殆，〔15〕茶葉貿易隨之衰落。到18世紀50年代，巴城茶葉貿易停止。〔16〕1757年以后，荷印公司重開對華直接貿易，直至1795年荷人因拿破侖戰爭而退出對華直接貿易。從18世紀20年代到90年代，茶葉均是荷人從中國輸出的最重要的商品。在這一時期的大部份年代中，茶葉占荷人輸出的中國商品總值的70—80％，有些年份甚至超過85％。

資料來源：Jorg,Prcelain,P.217-220.

從第一艘美國船到達中國起，茶葉就是其尋求的最重要的商品。1784年，美船“中國皇后”（EmpressofChina）號首航廣州，帶回3002擔茶葉，價值66100兩白銀，占該船總貨值的92％〔17〕然而，美船并不象同期的歐洲船只那樣幾乎主要從事茶葉貿易。1792年，6艘從廣州回航的美國船的總貨值為317270兩白銀，其中茶葉11538擔，價值為165440兩，略高于總貨值的一半。〔18〕1840年，美船在廣州購買貨物總值2766240兩白銀，茶葉價值1411391兩，仍是略高于總貨值的一半。〔19〕在19世紀初到30年代的大部分年份，美船在華出口貨物中，茶葉價值約占30—40％。至1837年，美船的茶葉貨值首次超過60％，達到65％。〔20〕1840年，美船購買19333579磅茶葉，占其在華購貨總值的81％。〔21〕

在18世紀其他歐洲大陸國家，如法國、瑞典、丹麥、美國的對華貿易中，茶葉所占的中國貨值比率也高達65—75％不等。〔22〕由于英國茶葉進口稅高達100％，歐洲大陸國家購買的茶葉歷來靠走私進入英國獲利。1784年英國國會通過抵代稅條例（CommutationAct），英國本土茶葉消費稅由100％降至12.5％。〔23〕歐洲大陸國家的白銀來源逐漸枯竭，加上走私茶葉入英國已無利可圖，他們在1885年以后逐漸退出茶葉貿易。廣州的茶葉貿易為英人所支配，小部分為美國商人分享。前幾年，廣州每年出口茶葉350000擔，價值94450000銀元，占中國出口貨值的70％。〔24〕二、白銀：西方購買茶葉的主要支付手段

當18世紀20年代以后歐洲各東方貿易公司競相從事對華貿易時，他們均面臨同樣的問題，如何來支付購買茶葉的費用？歐洲產品幾乎在中國找不到銷售市場！18世紀的中國經濟建立在手工業的農業緊密結合的基礎上，發達的手工業和國內市場使中國在經濟上高度自給自足。一百多年以后主持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的英人赫德（RobertHart）在其《中國見聞錄》（ThesefromtheLandofSinim）中仍寫道：“中國有世界最好的糧食——大米；最好的飲料——茶：最好的衣物——棉、絲和皮毛。他們無需從別處購買一文錢的東西。”〔25〕經濟上高度自給自足和相對較低的購買力使歐洲產品的中國市場非常狹小。然而，唯一例外的是中國對白銀的需求。亞當·斯密（AdamSmith）說過，當社會財富增長時，對白銀的需求有兩個層面的動力，一是作為貨幣促進商品的流通，二是作為奢侈品的標志。〔26〕在當時的中國，對白銀的需求主要源于第一種動力，商品經濟的發展使作為主要通貨的銅錢越來越不能適應市場交易，世界上尚無第二個國家象中國這樣如此迫切地需要白銀。而歐洲人對茶葉的需求僅能用白銀支付。大規模的中西貿易由此找到的支點：西人用白銀交換中國的茶葉！

甚至早在古羅馬時期，西方已需要用貴金屬購買絲、絲綢與香料。〔27〕16世紀末以后，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從日本、歐洲和美洲運來大量白銀購買中國絲綢。〔28〕18世紀60年代以后，英國成為最大的茶葉買主，18世紀末，美國成為第二大茶葉買主。從18世紀20年代至前，流入中國的白銀絕大多數由英、美人輸入，主要用于購買茶葉。

17世紀中葉以后直到18世紀末，銀元一直是英國東印度公司輸華的主要商品。也如其他西方國家一樣。英人的銀元源自西班牙的美洲屬地。銀元通常被裝箱輸往中國。每箱一般裝4000個銀元，1637年英船首航廣州，就攜帶62000西班牙銀元（realsofeight）〔29〕在18世紀初，中國貿易規模尚小，英人對華輸出只相當于對印度輸出的十二分之一。〔30〕1674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及其官員在和印度的貿易中投資430000鎊，其中實物部分為111000鎊，白銀320000鎊，其投資的利潤率為100％。〔31〕在1708－1712年間，英人每年對華出口商品值僅5000鎊，而出口白銀則高達50000鎊。〔32〕從18世紀中葉，白銀占英國東印度公司對華輸出貨值的90％。

資料來源：1760-1799年的數字見：Pritchard,P.399;1800-1823年的數字見：W.ECheong,"MandarinsandMerchants,JardineMastheson&Co.aChinaAgencyoftheEarlyNineteenthCentury",p.19,Bangkok,1979.

1700—1753年間，英國東印度公司共有178艘船前往中國貿易。我們已知其中的65艘船共載7099068兩白銀或每船平均攜帶白銀109226兩。〔33〕若以109226作為178艘英船每船攜銀的平均數，則在1700—1753年，英船共運19440000兩白銀到中國。

18世紀中葉以后，英國東印度公司擴大對華的貨物出口，主要是鉛、錫和棉花，白銀在總貨值中的比例有所下降。然而，由于對華貿易，特別是茶葉貿易迅速增長，白銀輸華的絕對量仍持續增加。1758—1762年，公司每年對華輸出貨物值174000兩，白銀219000兩。〔34〕1760—1770年，公司對華輸出總值中，白銀約占50％。到1795-1799年，這一比例下降到13％。〔35〕但由于每年對華輸出總值高達5373015兩，白銀輸出每年平均仍有739994兩。

如果1754—1759年英人平均每年輸華白銀與1758-1762年相當。即每年219000兩，則在1754-1759年間，英人共輸1314000兩白銀到中國。通過以上推算，我們可估計，1700—1823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共輸53875032兩白銀到中國。1823年以后，英人已無需再運白銀前往中國了。荷蘭人在18世紀也輸出大量白銀到中國。但在18世紀50年代以前，相對于其他西方人，荷人是唯一無需主要依靠白銀來購買茶葉的。雖然荷印公司也曾從事過荷蘭與廣州的直接貿易。由于荷蘭開拓了大片東方殖民地，擁有在中國市場上暢銷的熱帶產品，如胡椒、錫、香料等。荷蘭人堅持對華易貨貿易的戰略，以熱帶產品與中國帆船交換茶葉，這一戰略在巴城中國帆船貿易時期似乎實行得相當成功。隨著歐洲市場對茶葉需求迅速擴大，荷人擁有的胡椒之類熱帶產品在中國市場之外也相當暢銷，因此，荷人不得不從歐洲或亞洲其他地方商館調運白銀到巴城，其中一部分用來購買茶葉。〔36〕從18世紀初到19世紀30年代，每年從荷蘭運往巴城的白銀多達6800000—7900000荷盾。〔37〕1728—1734年，有9艘荷船從荷蘭直接駛往廣州，其總貨值為2533359荷盾，白銀占96％。〔38〕1735年后，荷印公司決定放棄荷蘭與中國間的直接貿易，改為每年從巴城派兩艘船到廣州，購貨資本為每船30萬荷盾，〔39〕其中部分資本用來在巴城購買胡椒等產品以便銷入中國，換取茶葉。在18世紀30年代后期，荷人每年在廣州銷售胡椒約50萬荷磅，在40年代，每年在廣州銷售胡椒達150—200萬荷磅。在50年代的某些年份，胡椒銷售額高達300萬荷鎊。〔40〕300萬荷鎊胡椒約值180000兩，相當于荷人在廣州購買的茶葉價值。由于三角貿易使荷人在巴城購買的茶葉費時較長，茶質也差，難以在歐洲市場上與其他西方公司競爭。1757年以后，荷印公司重開荷蘭與中國之間的直航貿易。然而，正如其他西方公司一樣，荷蘭產品也無力在中國打開銷路，因此公司決定，從荷蘭出發的船只每艘攜帶30萬荷盾的銀元前往中國。〔41〕從此以后，荷人也象其他西方人一樣，主要以白銀購買中國茶葉。

雖然美國商船遲至1784年才到中國，但不久之后，他們已成為中國第二大茶葉買主和最大的白銀供應者。在中美貿易初期，美商提供的大量洋參與皮毛在中國銷路頗佳，其貨值足以支付所購買的中國商品的貨值，19世紀初以后，美商的皮毛來源逐漸枯竭，其在廣州的皮毛市場也受到英人的激烈競爭，白銀成為美國支撐對華貿易主要手段。美船在歐洲購買制成品銷往拉丁美洲，換取白銀后，繞南美合恩角前往廣州購買茶葉、絲綢和瓷器。在1805—1840年間，美商共運61484400兩白銀到廣州，每年平均1607899兩。

根據以上估算，在1700—1840年間，從歐洲運往中國和美國人運往中國的白銀約17000萬兩。〔45〕

歐人和美人輸華的白銀都來自西屬美洲。美洲白銀生產集中于兩個地區，即上秘魯（UpperPeru，現玻利維亞）和新西班牙（現墨西哥）。從16世紀70年代到17世紀30年代，秘魯所產白銀占西班牙屬美洲輸出白銀總量的65％。〔46〕1581—1600年，僅是上秘魯的波多士銀礦（Potosi）每年就生產白銀254噸，約占全世界產量的60％。18世紀初以后，黑西哥成為世界最大的白銀產地。1803年，黑西哥所產白銀占全美洲的67％。〔47〕從18世紀以后，80—90％的美洲白銀都由西班牙的“銀船”運往歐洲。由于歐亞貿易的迅速擴大，從美洲輸往歐洲的白銀大部分又轉輸到東方。研究美洲白銀流通史的著名學家威爾遜教授（CharlesWilson）指出，“毫無疑問，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歐洲出口的白銀至少與其接受的白銀一樣多。”〔48〕

歐洲對華貿易，特別是茶葉貿易的迅速發展導致西班牙銀元大量持續流入中國，銀元在中國，特別是在沿海地區，越來越多地取代銀塊作為通貨使用。廣州的商務交易主要用西班牙銀元結算。美洲白銀持續流入歐洲成為歐人對華貿易的基礎。然而，西屬美洲的白銀產量與迅速增長的西方對華貿易所需的銀元數量并不同步增長。由于很多銀礦枯竭，從1790年以后，美洲白銀產量開始下降。1811年，西屬美洲爆發獨立革命戰爭。這場持續15年的革命戰爭摧毀了很多銀礦，美洲的白銀產量大為減少。

另一方面，歐人的殖民擴張活動的費用也增加了白銀的消耗。1784年以后的20年間，英人在印度擴張直接統治地盤，在美索爾（Mysore）以及和馬哈拉特（Maharattes）的戰爭使英屬印度政府財政支出，對現金需求愈為迫切。〔49〕1805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停止從倫敦運送白銀到廣州。白銀的短缺使其他歐洲國家逐漸退出對華貿易，將地盤留給英國人和美國人。因為前者在19世紀初以后找到了以鴉片取代白銀作為對華貿易的支柱，而后者除部份鴉片貿易外，依靠他們與西屬美洲革命者的友誼，在西屬美洲獨立戰爭期間及以后仍可獲得白銀。

三、鴉片：取代白銀交換茶葉

就如其他麻醉品如嗎啡、海洛因一樣，鴉片也是罌粟屬植物果實（PapaverSomniferum）的制成品。鴉片種植的起源時間和地區尚未確定，但在歐洲出現之前很久，就已在中東種植。古埃及人保存了最早有關鴉片的記載：6000多年以前中東的蘇美爾人（Sumerian）就已種植罌粟花作為觀賞之用。公元一世紀，鴉片經希臘傳入歐洲大陸。在小亞細亞，種植鴉片已成為一種行業。〔50〕在中世紀，作為東西方貿易中介的阿拉伯商人將鴉片種植及其功能的知識傳遍東方各個角落。鴉片于唐代經阿拉伯商人傳入中國。中文“阿芙蓉”，“鴉片”，“芙蓉”等名稱即源于阿拉伯語“Afyun”。在西方向中國的商務擴張過程中，葡萄牙人最先將鴉片作為商品輸入中國。葡人以澳門為基地，將印度麻洼產的鴉片運入廣州，葡人對華鴉片輸出規模尚小，在1767年以前，每年輸入中國約200箱。〔51〕可以說在英人于18世紀60年代開始其鴉片貿易之前，中國稍具規模的鴉片貿易尚不存在。

18世紀60年代以后，英國對華進出口貿易迅速擴大，貿易逆差也日趨嚴重。1765—1766年度。英國東印度公司從中國輸入的商品是對華出口商品值的302％。在1775—1776年間，這一比值是256％。英國國會通過替代稅法后的1785—1786年度，從中國進口的商品值（主要是茶葉）比對華出口的商品多328％。〔52〕盡管其間英人不斷輸入白銀，但仍不足以彌補迅速擴大的中國商品進口造成的貿易逆差，導致公司在廣州資金周轉屢屢發生困難。1784年公司在廣州的財庫尚有214121兩白銀的盈余，到第二年，就出現了222766兩的赤字。1786年，赤字高達864307兩。1787年，更達904308兩。〔53〕為了平衡茶葉貿易造成的巨額逆差，公司不惜采取任何手段，無論其合乎道德與否。從英屬孟加拉運送鴉片到中國的計劃最先由英國東印度公司的高級職員華生上校（ColonelWatson）提交給公司的加爾各答董事會，并得到該董事會成員，公司重要官員惠勒（Wheeler）的支持。該計劃的初衷原為增加稅收以彌補英屬印度政府的財政。〔54〕由于公司的廣州財庫日益支拙，公司駐廣州監理委員會（Supercargos）要求英屬印度總督給予財政援助。其具體作法是：英屬印度政府鴉片批發給有鴉片特許經營權的散商，這些散商在廣州出售鴉片后將收入納入公司的廣州財庫，廣州財庫支付散商倫敦匯票，后者可于英國將匯票兌換成現金。〔55〕英屬印度總督和公司董事會接受了這個計劃，東印度公司專門成立鴉片事務局（OpiumCorporation），壟斷印度鴉片生產和出口。

麻洼（Malwa），比哈爾（Behar）和比納萊斯（Benares）是印度主要的鴉片產地。比哈爾和比納萊斯處于英國印度政府的直接管轄地，因此英人較容易地建立起一套鴉片強迫種植制度。公司每年丈量種植鴉片的土地，確定其地界，再通過中介人和居住在鴉片種植區域的農民簽訂合同。根據合同，鴉片種植者可得到公司的預付款，收成時再將產品以合同確定的價格賣給公司。如當地農民未和公司簽訂合同就擅自種植和出售鴉片，其財產就立即被沒收。〔56〕農民交付公司的粗鴉片尚需在公司專設的鴉片工廠里精煉、干燥、稱重、裝箱，每箱約重140英磅。〔57〕強迫種植制度使公司僅以每箱300盧比的價格得到鴉片。〔58〕這兩個地區所產的絕大部分鴉片都沿岡吉斯河（Ganges）運到加爾各答港，以便出口到中國。1779年，鴉片在廣州的售價每箱為500—600銀元，三倍于其最初的價格。〔59〕鴉片運銷中國原由公司船只進行。由于中國政府于1800年明令公司的廣州監理會，禁止他們輸入鴉片，公司船只進行。由于中國政府于1800年明令公司的廣州監理會，禁止他們輸入鴉片，公司船只遂不再直接經營鴉片在中國的運銷。轉而在加爾各答拍賣給向公司申請到鴉片經營特許權的散商，由他們具體經營運銷鴉片往中國。〔60〕麻洼則在印度土邦政府的管轄下，在其境內，鴉片就如稻米和棉花一樣，可以隨意種植與買賣。麻洼鴉片少部份由葡人運至葡屬狄莫恩（Demaun）港出口中國，大部份由當地人運至孟買出口。孟買為麻洼鴉片的主要集散地，距麻洼約400—500英里，從麻洼到孟買須經過英屬政府的直接管轄地。公司在其管轄地實行一種“鴉片轉運稅”缺席制度（Transitaduty），每箱鴉片過境需付200—400盧比。通過強迫種植和“轉運稅”制度，英國東印度公司不但基本上壟斷了印度的鴉片生產和運銷，而且也解決了在廣州的金融問題：印度鴉片在中國銷售的收入用于代替白銀，支付購買茶葉的款項。

在18世紀最后十年中，每年從印度銷往中國的鴉片約為2000箱。〔61〕1800年以后，每年輸入中國約4000箱。1822年以后，英人加速對華鴉片輸出，當年輸華鴉片7773箱。1832年達21605箱，到1838年更高達到40000箱。

美國商人也不擇手段地為彌補其對華貿易逆差及與英國人競爭而努力，雖然美船在世界各個角落尋求能在中國銷售的產品以便購買高利潤的中國商品，但仍無法獲得足夠的商品來代替白銀以平衡對華貿易。當美國商人獲悉可帶來巨額利潤的鴉片后，也毫不猶豫地加入對華鴉片輸出。印度是鴉片的主要產地，但卻被其對手英國人牢牢控制，美國人因此轉向土耳其的士麥那（Smyrna）——其地所產鴉片雖質量稍次，但仍為中國癮君子所接受。在英國東印度公司于1834年解除對鴉片運銷的壟斷之前，是美國人獲得鴉片的唯一地方。美人何時開始對華輸出鴉片尚不清楚，但至少不遲于1805年。當年三艘美船從士麥那攜帶120箱鴉片前往中國。〔62〕兩年以后，英國東印度公司已警覺美國人在鴉片貿易上的競爭。〔63〕1805—1808年，美船每年從土耳其運出的鴉片不少于200箱。1816年，美船“獅子號”（Lion）攜帶11萬銀元和60箱鴉片來到廣州。〔64〕1817年，土耳其出口的鴉片高達1900箱，次年的數量更多，主要為美人販運。〔65〕由于英人壟斷了鴉片主要產地，美人輸華鴉片數量遠遠落在英人之后。1818—1833年，美人總共輸入中國的鴉片價值4925997銀元，平均每年307875元，只相當于對華出口的10％，而同期英人輸入中國的鴉片價值104302948銀元，平均每年6518934元，〔66〕等于東印度公司從中國的全部出口商品總值。〔67〕

根據馬士的統計，1800—1838年，輸入中國的鴉片達422676箱，每箱平均價約750銀元。〔68〕18世紀最后十年共有20000箱鴉片輸入中國。因此，從1790—1838年，輸入中國的鴉片價值239045040兩。

對于美國人，鴉片貿易收入可部份取代用于購買中國商品的白銀。1827年以后，美人加緊對華輸出鴉片。輸華的白銀隨之劇減。1821-1830年十年中盡管中美貿易有所擴大，輸華白銀則僅有4064400兩，只相當于，前十年的21.5％。

對于英國人，對華鴉片輸出使他們平衡了50多年以來持續的對華貿易逆差，再也無需運送白銀到中國。相反的是鴉片貿易的收入不但扭轉了對華商品貿易逆差，還有大量盈余可換成白銀運出中國，正如當時一位美國商人抱怨：“鴉片貿易不但使英人有足夠的錢購買茶葉，而且使他們能把美國人運到中國的白銀運回英國。”〔69〕1807年，英屬印度總督指示孟買、馬德拉斯檳榔的英國殖民地首腦，原先各地準備運往中國的白銀都改運加爾各答，因為公司廣州監委會已有足夠財力應付交易。當年，從廣州運抵加爾各答的白銀有2431000兩。〔70〕此后公司不斷從廣州運出白銀。

從1812年以后，公司為英國散商提供匯票服務，以轉移其鴉片利潤，運送盈余白銀的事務主要由散商進行。

對于中國、鴉片非法輸入導致嚴重的后果。首先是對人民身心、財產和社會安全的損害。19世紀初以后的30年間，吸食鴉片惡習從沿海迅速擴展到內地，從城鎮到鄉村，從士農工商到達官貴人，無處不在。“一經嗜煙，刻不可離，中人之家往往破產。”〔71〕由此激發的罪案更不可勝數。其次，導致白銀外流。這又引起銀貴錢賤。19世紀初銀一兩約合銅錢1000文，到前夕，銀兩竟達錢1600文。農工、手工業者和高人平時所得為銅錢，交付各種賦稅則需折成白銀，負擔大為加重，各省拖欠賦稅日多，造成清政府財政危機。第三，破壞工商業的正常發展。吸食鴉片使社會購買力降低，白銀外流引起金融混亂，這些都直接影響了市場交易。1838年林則徐在調查蘇州、漢口等商埠后上疏，“近來各種貨物銷路皆疲，凡二三十年以前，某貨約有萬金交易者，今只剩得半數。問其一半售于何貨，則一言以蔽之曰：鴉片煙而已矣。”〔72〕鴉片對中國的危害深為朝廷有識之士所悉，他們激烈主張朝廷應嚴禁鴉片。1839年道光皇帝派湖廣總督林則徐為欽差大臣，往廣州禁煙。既然鴉片貿易提供了英屬印度政府七分之一的財政收入，既然鴉片能代替白銀，維持每年給英國政府提供了300—400萬英磅財政收入的茶葉貿易，既然鴉片是英印中三角貿易的基石，英國總理鮑美斯頓爵士（LordPalmerston）對中國政府禁煙的反應是毫不遲疑地訴諸武力。

結論

在工業革命以前，西方人不能為其東方貿易提供除白銀之外的任何有較大市場的產品。直到18世紀后期，英國人運往中國的印度棉花才在中國市場上有一定銷路，然而，銷售印度的產品收入遠不足以購買中國商品。為了購買以茶葉為主的中國商品，從事對華貿易的西方國家都在18世紀運大量的白銀前來中國。當西屬美洲白銀產量下降以及西方的殖民擴張費用增加時，歐洲大陸國家難以維繼貿易平衡，紛紛退出對華貿易行列。只有英國人依靠印度的鴉片重建其對華貿易結構，在對華貿易中獲取巨大利潤。當中國政府厲行禁煙的措施使以鴉片為中心的中英貿易結構面臨崩潰危險時，英國政府立即訴諸于戰爭。并非象西方的中國學權威費正清所說的“是一場根源于中西方間不同的經濟形態、政治制度與國際秩序觀念的文化沖突”，〔73〕而是英國追求經濟利益而強加給中國的戰爭，與西方在殖民擴張時期于印度、美洲、非洲發動的戰爭在性質上并無任何不同：從商務擴張到武力征服。當時的一位善品中國茶葉的英國人是這樣評述這場用武力強迫中國接受鴉片交換茶葉的戰爭的：“一場從一開始就是非正義的、不擇手段的，使英國人蒙受長久恥辱的戰爭……。不列顛的旗幟從此成為保護交通的海盜旗幟。”〔74〕

注釋：

〔1〕EarlH.Pritchard,"TheCrucialYearsofEarlyAnglo-ChineseRelations,1750-1800",p.163,Washigton1963.

〔2〕這位威尼斯人所知的“茶葉”并非目睹，而是從一位到過中國的威尼斯人處得知。“ThemaThee"p.13.museumboymans-vanbeuningenRotterdam,1978.

〔3〕烏克斯（Ukers）則認為荷人在1610年從日本和中國輸入茶葉。WilliamUkers,"AllaboutTea",vol,1.p.23,p28,NewYork1935.

〔4〕H.B.Morse,"TheChroniclesoftheEastIndiaCompanyTradingtoChina1635-1834",vol,1.p.144.Oxford,1926.

〔5〕Morse,"Chronicles",vol.1.p.148.

〔6〕其中“蘇珊那”號（Susanna）所載貨值54000兩白銀，茶葉1565擔，價值45000兩，見：Morse,vol,1,p.157,K.N.Chaudhuri,"TheTradingWorldofAsinandtheEnglishEastIndiaCompany",P.538,Cambridge,1978.

〔7〕LouisDermigny,"LaChineetl''''Occident.LeCommerceaCantonauXVIIIeSiecle,1732-1833",3vols,vol,2.p.545,Paris,S.E.V.P.E.N.1964.

〔8〕Pritchard,"CrucialYears"p.395-396.

〔9〕MichaelGreenberg,"BritishTradeandtheOpeningofChina,1800-1842",p.3.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51.

〔10〕A.J.Sargent,"Anglo-ChinaCommerceandDiplomacy,P.51,Oxford,1907;Prichard,"GrucialYears",p.163.

〔11〕Greenberg,"BritishTrade",p.3.

〔12〕C.J.A.Jorg,"PorcelainandtheDutchChinaTrade",p.217,TheHage1982.

〔13〕KristofGlamann,"Dutch-AsiaticTrade",p.215,TheHage1958.

〔14〕DeHullu,"OverdenChinaschenhandelderOostindischeCompanieindedertigjaarvande18eeeuw",in"BijdragentotdeTaal-,Land-enVolkenundevanNederlandschIndie(BTLV),vol,73,P.42-43,TheHage1917.

〔15〕如：巴城華人甲必丹，大茶商連富光即在1740年被荷人逮捕流放。見：B.Hoetink,"NiHoekong,KapiteinderChinezenteBataviain1740",inBTLV,vol,74,1918.

〔16〕LeonardBlusse,"StrangeCompany:ChineseSettlers,MesizoWomenandtheDutchinVOCBatavia",p.137-138,Leiden1986.

〔17〕Morse,"Chronicles",vol,2.p.95.

〔18〕Morse,Chronicles",vol,2.p.204.

〔19〕茶葉的數量與美國船貨總值數字引自：FosterRherDulles,"TheOldChinaTrade",p.210,NewYork1970,茶葉貨值系推算而出，從19世紀初到30年代，廣州茶葉價值每擔在23-26兩之間，在此以中章價245兩計算。

〔20〕Yen-pingHao,"TheCommercialRevolutioninNineteenth-centurychina:TheRiseofSino-WesternMercantileCapitalism",p.16,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Berkeley1986.

〔21〕TimothyPitkin,"AStatisticalCiewoftheVommerceoftheUnitedStatesofAmerica",Harford1816,Reprintedin1835,NewHaven,P.301.

〔22〕ZhuangGuotu,"InternationalTradeinChineseTeain18thCentury",p.30-33,APaperPresentedtothe34thInternationalCongressontheAsianandNorthAfricaStudies,HongKong,1993.

〔23〕該條款同時也規定，英國東印度公司必須供應本土足夠的茶葉，并以不超過成本加法定利潤的價值出售見：HohcheungandlornaH.Mui,"TheManagementofMonopoly;aStudyoftheEastIndiesCompany''''sConductitsTeaTrade,1784-1833",p.xi,UniversityofBritishColumbiaPress,Vancouver1984.

〔24〕姚賢鎬《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資料：1870－1875》，卷1，第258頁，北京，1962年。

〔25〕Greenberg,"BritishTrade",p.5.

〔26〕AdamSmith,"AnInquairyintotheNatureandtheCausesoftheWealthofNations",p.188,NewYork1937。

〔27〕H.A.CrosbyForbes,JohnDevereuxKernanandRuthS.Wilkins,"ChineseExportSilver1785to1885".p.22.MuseumoftheAmericanChinaTradeMassachusettes,1975.

〔28〕參見：莊國土《明季中國絲綢的海外貿易》，聯合國科教文組織《中國和海上絲路國際討論會論文集》，1991年，福建人民出版社。

〔29〕Morse,"Chronicles",vol,1.p.21.p.307.

〔30〕Sargent,"CommerceandDiplomacy",p.49.

〔31〕Morse,"Chronicles",vol,1.p.71.

〔32〕Sargent,"CommerceandDiplomacy",p.49.

〔33〕Morse,"Chronicles",vol,1.p.307-313.

〔34〕Sargent,"CommerceandDiplomacy",p.49.

〔35〕Prtichard,"Crucialyears",p.394,396,399.

〔36〕C.C.F.Simkin,"TheTraditionalTradeofAsia",p.231,NewYork1968.

〔37〕Glamann,"DutchAsiatictrade",p.243.

〔38〕ibid,p.69.

〔39〕Jorg,"Porcelain",p.27.

〔40〕Glamann,"DutchAsiatictrade",p.243.

〔41〕Jorg,"porcelain",P.35.

〔42〕Dermigny,"Canton",P.521-524.

〔43〕18世紀下半葉歐洲商船較以前大，但所攜白銀在輸華貨值中的比例也稍低，這兩方面出入可能大體互相抵消。

〔44〕在對美國1805-1944年對華商品和白銀輸出額估算時，各家所據資料不同，其結果也稍不同，Yen-PingHao引用的是參議院檔案（U.S.SenateExecutiveDocument31.19thCongress,lstSession）以及Homans所著《歷史統計資料》（HistoricalandStatisticalAccount）。Morse引用的是K.S.Latourette所著的《1784-1844年美中早期關系史》（TheHistoryofEarlyRelationsbetweentheU.S.andChina1784-1844）載于"TranslationsoftheConnecticutAcademyofArtsandScience",vol,28,NewHaven1927,Cheong在其所著的“MandarinsandMerchants”（P.54）也引用相同資料。

〔45〕這個數量不包括西班牙人經馬尼拉輸入中國的白銀。

〔46〕D.A,Brading,"MexicanSilver-MiningintheEighteenthCentury:TheRevivalofZacatecas".LatinAmericanseries,No.277.UniversityofCalifornia,Berkeley,Reprintedfrom"TheAmericanhistoryReview,vol,L.No.4.Nov..p.666.1970.

〔47〕A.Kobata,"TheProductionandUsedofGoldandSilverinSixteenth-SeventeenthCenturyJapan",in"EconomicHistoryReview,"SecongSeries,vol,18.No,2.p.247.August,1965.

〔48〕CharlesWilson,"Trade,SocietyandtheState",inE.E.RichandC.H.Wilson,eds,"TheEconomyofExpandingEuropeintheSixteenthandSeventeenthCenturies",p.511,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67.

〔49〕W.E.Cheong,"TradeandFinanceinChina:1784-1834",in"BusinessHistory'''',p.40,January,1965.

〔50〕J.m.Scott."TheWhitePoppy:AHistoryofOpium",p.5,London1969.

〔51〕"ChineseRepository",vol,5.p.546,April,1837,Morse,"TheInternationalRelationsoftheChineseEmpire",vol,1.p.173,Shanghai1910.

〔52〕Prichard,"CrucialYears",p.143.

〔53〕Morse,"Chronicles",vol,2,p.95,100,118,135.

〔54〕M.D.NathanAllen,"OpiumTrade",p.12,reprintedinBoston1973.

〔55〕Prichard,"CrucialYears,"p.217-218.

〔56〕"ChineseRepository,"vol,3.p.238,Feb,1837.

〔57〕CarlA.Traocki,"OpiumandEmpire:ChineseSocietyinColonialSingapore,1800-1910'''',p.53-55,CornellUniversityPress1990.

〔58〕Allen,"OpiumTrade",p.10.

〔59〕"ChineseRepository",vol,5.p.546-547,April,1837.

〔60〕Dulles,"Old,ChinaTrade",p.115.

〔61〕〔62〕Morse,"InternationalRelation",vol1.p.238.

〔63〕TylerDennette,"AmericansinEasternAsia:ACriticalStudyofUnitedStates''''PolicyintheFarEastinthenineteenthCentury'''',NewYork1992,reprintedin1963p.115.

〔64〕Dulles,"Old,ChinaTrade",p.147.

〔65〕Dennette,"AmericansinEasternAsia",p.115,120.

〔66〕Dulles,"Old,ChinaTrade",p.147.

〔67〕Dulles,"Old,ChinaTrade",p.148.

〔68〕嚴中平編《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第11頁，北京，1955年版。

〔69〕Morse,"IteratioalRelatios",vol,1.p.238-240.

〔70〕Dulles,"Old,ChinaTrade",p.147.

〔71〕Morse,"Chronicles",vol,3,p.54-56.

〔72〕御使章沅奏折，《史料旬刊》第9期，天字第311頁。

篇（9）

所謂綠色貿易壁壘，實質上是指進口國政府以保護生態環境為綱，以限制進口保護貿易為目的，通過頒布復雜多樣的環保法規、條例、建立嚴格的環境技術標準和產品包裝要求，建立繁瑣的檢驗認證和審批稅、實行環境構想制度，以及保證環境進口稅方式對進口產品設置的貿易障礙。綠色貿易壁壘通常分為兩類：一類是政府引導型的綠色壁壘，另一類是非政府引導型的綠色壁壘。綠色貿易壁壘的內容主要包括環境進口附加稅、綠色技術標準、綠色環境標準、綠色市場準入制度、消費者的綠色消費意識等方面的內容。將環保措施納入國際貿易的規則和目標，是環境保護發展的大趨勢。由于西方國家的公眾和政治家對環境的關注，環境保護逐漸成為服務于各國貿易保護主義政策的一種武器，而且成為在國際貿易談判中討價還價的籌碼。

一、綠色貿易壁壘的表現形式

環境保護與貿易保護的契合決定著綠色壁壘的應用較為廣泛，涉及到的不僅包括制成品，還包括中間產品；不僅包括產品的質量，也包括產品的加工生產方法以及產品的設計和消費處理過程。綠色壁壘應用的廣泛性，使其表現形式多種多樣。

1.綠色關稅制度

發達國家對一些污染環境和影響生態，可能對環境造成威脅及破壞的產品征收進口附加稅，或者限制和禁止商品進口，甚至對其實行貿易制裁。但是，在標準的實行上常常內外有別，明顯帶有歧視性，可以說是以綠色之名行貿易保護之實。

2.綠色技術標準制度

通過立法手段，制定嚴格的強制性技術標準，限制國外商品進口。發達國家憑借自己的經濟技術優勢和壟斷地位，不考慮或很少考慮發展中國家的實際情況，對進口產品不分國別一律采取非常嚴格的技術標準，事實上導致發展中國家產品被排斥在發達國家市場之外。

3.綠色環境標志制度

綠色環境標志又稱綠色標簽或環境標簽，是環保產品的證明性商標。發展中國家產品為進入發達國家市場，必須提出申請，經批準取得綠色環境標志。目前已有40多個國家和地區推行綠色環境標志制度，并趨向于協調一致，相互承認，對發展中國家產品進入發達國家市場形成了巨大障礙。

4.綠色包裝制度

發達國家制定的較高且比較完善的包裝材料標準，包括廢棄物的回收、復用和再生等制度，是為了防止包裝材料及其形成的包裝廢棄物給環境造成危害，結構不合理的包裝容器可能損害使用者的健康而采取的環境保護措施。但某些過于嚴格的綠色包裝措施，則可能事實上妨礙發展中國家的對外貿易，引發貿易爭端。

5.綠色補貼制度

發達國家認為，如果一個國家內部采用比較寬松的環境標準，這些國家的產品就不必支付高昂的環境成本，與本國產品競爭時就具有明顯的成本優勢。其實質是政府在對企業及其產品提供消極的環境補貼，所以進口國基于環境保護和本國的利益而有權征收反補貼稅。

6.綠色衛生檢疫制度

綠色衛生檢疫制度是指國家有關部門為了確保人類及動植物免受污染物、毒素、微生物、添加劑等的影響，對產品實施全面的嚴格檢查，防止超標產品進入國內市場。綠色衛生檢疫制度影響最大的產品是藥品和食品，為保障食品安全，許多國家采取了嚴格的檢疫制度，有些國家通過立法建立了近似苛刻的檢疫標準和措施，形成了實質上的貿易保護。

二、綠色貿易壁壘對我國出口貿易的影響

由于世界經濟的不平衡，發達國家對環保的標準和認識往往超過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運用綠色保護來實施其對發展中國家的貿易限制和歧視行為，使發展中國家的產品被排斥在世界市場之外。我國處在發展階段，綠色保護對我國產品出口已經產生很大的影響。主要有：(1)縮小出口產品市場范圍；(2)增加出口產品成本；(3)引發出口貿易摩擦；(4)高污染產業的轉移。

三、應對發達國家綠色貿易壁壘的對策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出西方國家以環境保護為幌子實行貿易保護主義，因其發展較早在環境方面的標準和措施遠遠超越了發展中國家。所謂的綠色壁壘對我國形成了歧視性，并嚴重限制了我國的出口貿易。1.正確認識綠色貿易壁壘

要對綠色貿易壁壘有一個客觀認識。綠色貿易壁壘存在著有利于市場發展和國際貿易一面，也有阻礙國際貿易發展一面。以保護環境為目的而采取的綠色壁壘措施，一方面限制甚至禁止了嚴重危害生態環境產品的國際貿易與投資。另一方面也為有利于可持續發展的產業創造了新的發展空間，使這些產業成為國際貿易和投資新的增長點，從而促進產業結構的調整。

2.加大對綠色產業資金投入

要使我國的環境問題得到有效控制，同時增強我國綠色產業的國際競爭力使綠色產品和技術走出國門，離不開財政金融部門的扶植。財政部門應給予綠色產業以優惠的鼓勵政策，加大對綠色產業的資金投放。金融部門應在信貸資金上給予大力支持。

3.實施出口貿易可持續發展戰略

可持續發展戰略已經成為我國國家的基本戰略，出口貿易也就必須服從于這個基本戰略，這就要求出口不僅要追求增長的數量，還要追求增長的質量，及其與生態環境保護、勞動條件和整個社會的協調發展。

4.發展環保產業，推行綠色管理

以環保產業作為提升出口產業結構的重點。政府應制定財政、信貸、稅收等方面的優惠政策，支持和鼓勵環保產業的發展，把環保產業培育作為提升出口產業結構的重點和帶動國民經濟發展的新的經濟增長點；應設立綠色銀行和綠色產業基金，為環保產品的開發與出口提供專項貸款和信貸擔保基金。

對我國的出口企業而言，應積極推行綠色管理。綠色管理是指將環境保護的思想觀念融入企業的經營管理之中。這一思想可概括為“5R”原則，即研究(Research)，將環保納入企業的決策要素中，重視研究企業的環境對策；消減(Reduce)，采用新技術、新工藝，減少或消除有害廢棄物的排放；再開發(Reuse)，變傳統產品為環保產品，積極采取環保標志；循環(Recycle)，對廢舊產品進行回收處理，循環利用；保護(Rescue)，積極參與社區內的環境整潔活動，對員工和公眾進行環保宣傳，樹立環保企業形象。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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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湘等.國際貿易教程[M].上海：上海技術文獻出版社，1999.

[5]黃立新.綠色壁壘及我國的應對策略[J].外向經濟，2000，(1).

篇（10）

服務貿易總協定中關于法律原則的規定可以分為兩類，其一為一般性義務，適用于所有的服務部門，意思是無論成員方是否將某個服務貿易部門對外開放，在采取有關的措施時都必須遵循的原則。例如最惠國原則即屬于一般性義務，每一成員給予任何其他成員的服務和服務提供者的待遇，應立即和無條件地不低于它給予任何其他成員相同服務和服務提供者的待遇。不過，最惠國待遇也存在一些例外與豁免。此外，像透明度原則、增加發展中國家成員的逐漸參與原則、法規客觀合理性原則等都屬于一般性義務。

不過對于GATS，一般義務并不是顯得那么重要，更為重要的是具體的義務，是指通過談判適用于各成員在承諾表中具體承諾范圍內的服務部門。包括各國承諾開放哪些具體服務部門，這些部門的開放程度如何，都體現在各國的服務貿易承諾表中。這體現于市場準入原則和國民待遇原則之中。前者解決是否開放的問題，而后者解決外國投資者是否享有與本國投資者相同待遇的問題。

市場準入和國民待遇的法律原則實際上是各國實力交鋒的產物。對于大國，希望通過談判達到開拓市場的目的，對于發展中國家，一方而希望不要被冷落在游戲圈之外，而另一方面又要竭力爭取一些町以憑借的盾牌。打個形象的比喻，如果世界格局是一個諸侯割據但客觀上又為四通八達的高速公路所連接的世界村，而汽車這種交通工具可以滿世界跑的話，那么林林總總的爭端無非可以濃縮為兩個問題：首先，勢力范圍之外的汽車是否允許進入到范圍之內；其次，進入的汽車是否應當遵守同樣的交通規則。

新的金融服務貿易協議(日內瓦協議)的主要內容包括：允許外國在國內建立金融服務公司并按競爭原則進行；外國公司享有國內公司同等的進入國內市場的權利；取消跨邊界服務的限制；允許外國資本在投資項目中比例超過50%。通觀日內瓦協議，它秉承了服務貿易總協定的主要原則并著重強調市場準入和國民待遇原則，以促使全球金融服務貿易的自由化。

二、門要開多大?--市場準入原則

金融服務貿易中的市場準入原則，是指允許成員國的金融服務者進入本國市場，本國的所有金融業務要對成員國的資本開放，比如允許外資銀行和保險公司等金融機構在國內設立分支機構或者合資機構。1999年底的中美WTO協議之細節內容就包括了：在金融信息服務方面增加市場開放，允許外國銀行在中國開辦業務，并在2年以后可經營人民幣業務，5年以后可提供服務給中國個人；在證券基金合資企業方面，外國公司允許掌握33%，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3年以后將增加到40%。

市場準入促使各國金融服務提供者進入對方金融服務市場，從而帶來廣泛的競爭。筆者以為，競爭乃是金融服務貿易協議的實質所在。強者恒強，弱者恒弱。競爭格局中的強者，自然是希望將競爭的領域擴大，減少非競爭的領域，從而擴大其可以滲透和操縱的領域，取得更大的優勢。而對于弱者，雖然不得不參加競爭，但由于力量薄弱，在以優勝劣汰為精髓的競爭之中，有可能成為新的贏家，但是也有可能一蹶不振。所以其有意限制競爭的領域，以行政性的障礙來阻攔競爭范圍的擴大。門雖然不得不打開，但是，總希望開的慢一些，開的小一點。這也就是為什么發展中國家在世貿組織各領域的談判，尤其是金融領域的談判中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例如，1997年初，全球金融服務貿易談判重新在日內瓦拉開，時逢亞洲爆發了金融危機。鑒于此，與會的一些發展中國家成員對自己的金融市場采取了某種保護性措施。比較典型的是馬來西亞。馬來西亞在其最后一份出價中提出今后進入本國金融市場的外國銀行或保險公司所擁有的股份最多不超過31％，美國對此表現出的態度千分強便，雙方爭持不下。世界貿易組織出面干預，提出美國與馬來西亞之間的問題排除在多邊談判之外，作為雙邊問題處理。到12月13日凌晨，美國表示同意，這樣，全球金融服務貿易談判終于以達成妥協而降下帷幕。

坦白地說，限制市場準入就是對于落后的保護。雖然這可以拉出保護國家利益這面大旗，但是保護落后無論如何對于消費者都是有害的。舉例來說，我國早就開放了家電市場，但是，國有家電企業不僅沒有被徹底擊潰，反而在日本家電的咄咄勢下后來居上。這是否可以概括為中國氣功中的遇強則強，遇弱則弱呢?相反，一直沒有開放的電信領域，卻因為昂貴的費用等原因受到消費者的一致抱怨。對于各國廣泛參與金融領域的競爭，具有兩個方面的好處。在微觀上，將促進各國金融服務方式和質量的進步，給消費者帶來便利，帶來社會總福利的增加；從宏觀上來說，則有助于促進全球經濟和金融的發展，帶來諸如增加金融市場的競爭和效率，更好配置資源和消化風險，改善政府管理。

市場準入的原則無疑是在“強者恒強，弱者恒弱”和“遇強則強，遇弱則弱”兩種理念中的抉擇，從而決定開放大門的速度和時間。然而不容否認的是作為弱者，其選擇的可能越來越少了，因為要么不去參與競爭，而要參與，就無法回避與高手過招。早日成為強者，似乎是最好的選擇。

三、交通規則是一樣的嗎?--國民待遇原則

國民待遇作為國際法的原則始于19世紀初。是以自由貿易為理論依據，在互惠原則基礎上，通過國家間協議而確立起來的。二戰以前，國民待遇條款通常是以保護訴訟權和保障人身等為其主要對象，二戰后，國民待遇的范圍擴大到社會保險、財產保護、經營活動、工業所有權、稅收、金融證券的轉移、交通運輸等。而后，關貿總協定將雙邊條約規定的國民待遇上升為一項多邊貿易關系的準則。其意義在于，任何締約國在彼此間的貿易關系中自動享受國民待遇，不需另訂雙邊協定。一般而言，國民待遇指一國給予所有成員國公民和企業與本國的公民和企業在經濟上同樣的待遇，從而保證成員國產品或服務與本國產品或服務在同等條件下競爭。

日內瓦協議要求實施國民待遇，成員國公司享有本國公司同等的進入國內市場的權利，向進入本國金融市場的外國資本公布一切有關的法律法規或行政命令，給予同樣的政策和要求，并不得對任何進入本國金融市場的外國資本有規模、數量及其他方面的歧視性限制。在此情況下，外資金融機構與國內金融機構可獲得同樣的經營環境。

目前，外資金融服務機構在中國境內仍不能說是已經享受了國民待遇，存在所謂超國民待遇和非國民待遇共存的現象。超國民待遇如稅收負擔上的優惠，中國內地對外資金融機構所征收的所得稅率是依照香港標準制定的，再加上其他稅種，外資金融機構的綜合稅率遠低于內資金融機構。再如中外資銀行在信用卡業務上的待遇不同，兩者結算傭金和稅收不同，服務范圍不同，中資銀行紛紛反映在競爭中處于非自身原因引起的劣勢。另一方面，非國民待遇使國外銀行受到了不合理的約束，無法充分開展業務。非國民待遇不僅廣泛存在于還沒有允許國外金融機構進入的領域，而且存在于一些已經逐步放開的領域，比如證券業務只部分放開，對外資經營人民幣業務的各種限制等等。在我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外資企業同時享有超國民待遇和低國民待遇并非僅為外資金融機構所獨有。比較突出的問題是在稅率優惠的問題上，外資企業享有的超國民待遇；而在行業準入的問題上，外資企業卻享有的是低國民待遇。這就形成了一種局面．就是要么外資企業不能進入，而要一旦進入，就要比內資企業跑得快。因此，削減外資企業的稅收優惠等呼聲逐漸強烈，并且這并非來自于經濟學家和法學家基于經濟理論或法律原則而提出的呼聲，而是出于大量的內資企業對于要求一個平等的競爭規則的渴望。同時，對于行業限制的放開，其壓力來自于兩個方面，其一，試圖沖入國內市場的外資企業，其二，渴望得到完善服務與優惠價格的國內消費者。因此，國民待遇原則的實施應當是必然的。

篇（11）

1中印貿易摩擦的現狀分析

1.1立案數量多

中國歷年來在全球遭遇的反傾銷調查中，雖然美國和歐盟的涉案金額占大頭，但是，印度的立案數位居第一。而在發展中國家當中，針對中國的反傾銷調查，無論是立案數和涉案金額，印度都是位居前列。自2003年以來，印度每年對我發起反傾銷調查數量至少在6起以上，2006年，對中國發起反傾銷調查最為“粗暴”的國家——土耳其立案數不過5起，涉案金額5996萬美元；東盟10國對中國反傾銷調查總共4起，涉案金額1.4億美元。而同年，印度對華發起反傾銷調查案件共有9起；2007年度截至8月31日印已對我發起7起反傾銷調查。

1.2涉案產品范圍和涉案金額都有所增長，且出現了涉案金額超億美元的大案子

中印發生貿易摩擦的行業比較集中，以往主要是中醫藥化工產品，在所有案件中占了50%以上的比重。近年來，中國的紡織品和輕工產品也開始逐漸遭遇印度的反傾銷調查。2005～2006年，中國絲綢在印度被提起反傾銷調查，雖然經過了中方政府、行業協會和應訴企業的共同努力，最后的終裁限價平均大幅下調了30%，但這是中國在印度遭遇的最大的反傾銷案，涉案金額近2億美元。

1.3應訴案件的裁決結果大多令人滿意

以往中國出口企業對印度反傾銷案的應訴率非常低，即使應訴，勝訴率也不高。在2002年前印度對華70余起反傾銷調查中，除了3起方撤回申請，1起印方裁定要求方撤訴，以及1起因中國進口份額較低而結案，其余所有調查都被裁以傾銷或損害，最終以征收反傾銷稅結案，反傾銷稅率最高達1069%。而現階段隨著企業對貿易摩擦認知加強，加之政府和中介組織的大力宣傳，我企業應對印度案件的積極性有了大幅提高。應訴企業在政府的交涉、商會的指導和律師的幫助下，在大多數個案中取得較為滿意的結果。如綢緞案的裁決對我企業出口的影響較小。

2中印頻發貿易摩擦的原因分析

2.1中印要素稟賦和比較優勢的相似性

中國和印度都屬于勞動豐富的國家,兩者的比較優勢有一定的相似性。就制造業而言,彼此的優勢產品均為勞動密集型,所以兩國在貿易方面不可避免地存在競爭關系。①兩國都是以歐美發達國家為主要出口市場，后者同時也是它們吸引外資的重要來源地。②兩國的傳統產業都比較雄厚，出口產品結構相似，以勞動密集型為主的紡織品、醫藥化工原料、輕工產品等是外匯來源的主打產品。相比之下,中國的勞動力素質較高,生產效率優于印度,因而商品的生產成本具有更大的優勢,物美價廉,在印度市場受到消費者歡迎。而印度雖然高等教育比較成功,但基礎教育落后,文盲率高,熟練技術工人的數量較少,低效率的生產導致產品的價格缺乏優勢,質量也較為低劣，中國產品對印度的出口在一定程度上沖擊了當地市場。

2.2印度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

目前中印兩國的若干經濟貿易政策已經成了雙邊經貿發展的阻礙，印度在這方面表現得尤為明顯。據世界銀行報告,印度貿易壁壘在南亞目前居第一位。自1995年以來，印度的出口額穩步上升，2002~2003年一度達到了18%，全球排名第二，僅次于中國的22%。同期對GDP貢獻也達到了9.4%。而印度在促進出口的同時，其進口政策卻是謹慎、保守甚至是防范的，其一直強調運用WTO的例外條款保護民族工業。印度官方長期將300多種進口產品視為“敏感產品”并進行重點監測，只要不是明顯違背WTO規則就對其盡可能進行限制。在這樣的政策背景下，中國產品頻繁遭遇印度反傾銷調查就不足為奇了。其次，印度對授予我出口企業市場經濟待遇問題上表現消極，2005年以來，印度對我做出終裁的14起案件中，沒有一起授予我應訴企業市場經濟待遇。

2.3印度國內蓄意制造“中國產品”

近年來，雖然印度的GDP和出口增長的勢頭都很快，但是同中國相比還是有著不小的差距。印度政府認為如果不對中國有所遏制，今后的增長空間有可能受到限制。一些西方學者比較中印的時候，往往會有意無意地運用零和博弈的觀點來觀察中印的崛起，卻很少或不愿考慮兩國如何在發展中不斷互補共進。在他們看來，中印貿易發展的最終結局只能是一勝一負或兩敗俱傷。正是由于有著復雜的內外因素，印度方面一直對中國產品存有戒心，對中國出口鐵礦石等戰略性資源也加以限制，“中國產品”在印度國內甚囂塵上。

2.4中國出口企業的無序競爭時有發生

中印貿易中，我國出口的商品以低附加值的勞動密集型商品為主,因為生產同類產品的企業很多,內部競爭激烈,加上企業自律性較差,所以相互壓價出口現象比較多。有關調查表明，每當中國產品初入印度市場，只要賣的好，短期內中國企業就蜂擁而至，同類產品鋪天蓋地，價格愈做愈低。這在紡織服裝、低端機電產品、建筑材料等領域尤為明顯。另外，中國企業有個錯覺，認為印度窮人多，消費水平低，就不注重產品的質量和信譽，這都引起了印度方面的不滿，再經媒體渲染后，中國企業形象大為受損。

3減少貿易摩擦的政策選擇

3.1挖掘互補性，淡化競爭性

從中印兩國貿易的商品種類上看，主要還是集中在初級產品、中間產品等領域。從雙邊經濟結構、商品的構成等因素分析，中印兩國的經濟互補性較小，但兩國擁有的市場潛力尚未充分挖掘，中印在雙邊經貿交往中更應強調互補性而非競爭性。比如在鋼鐵、煤炭等能源領域建立合作機制，兩國經濟都將因此受益。在信息產業的軟硬件合作方面，中印也具有很大的互補性及潛力,印度的軟件技術舉世公認，不但人才雄厚且出口優勢很強，但是硬件建設不足。中國市場對軟件需求量大，而軟件業的規模及水平均落后于印度；然而，中國信息技術產業的硬件生產已經轉向了高附加值的生產領域，并且迅速成為全球信息硬件產品的生產基地，其產值僅次于美國。中印兩國在制藥業、農業如水稻種植、水果貿易等領域都有許多可以相互學習的地方；而在紡織品如絲綢制品、生絲貿易等領域也具有很大的拓展余地。另外，在行政管理方面，中國的特區經驗、基礎設施發展經驗等，也是值得印度學習的。

3.2創造便利的貿易政策及貿易環境，積極擴大經貿合作

中印兩國在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方面截然不同,兩國應本著的態度處理雙邊關系,將尋求共同利益的雙贏原則作為發展兩國關系的準則。兩國關系之所以發展迅速,經濟利益的互惠互補是最大的動力。中印兩國應進一步加大開放程度,努力創造便利的貿易政策及貿易環境。目前,印度正在進行“第二代改革”,將進一步簡化外國投資的相關法規,改革金融部門,鼓勵外國公司進入保險市場。在擴大對外貿易方面,印度不斷推出新的進出口政策。兩國政府應堅定樹立雙贏觀念,加強雙邊經貿合作。這種經貿合作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中印雙邊貿易;二是中印投資環境,提供相應優惠政策。對雙邊貿易中的不平衡問題應本著互惠互利的原則,妥善解決由于人為限制引起的貿易逆差，避開貿易爭端。

3.3調整產業和市場結構，做到有序出口

在開拓印度市場的過程中，要避免中國企業之間的盲目競爭。在國際競爭日趨激烈的情勢下，非價格競爭已取代價格競爭而成為國際貿易發展的潮流。我國出口企業必須理性對待印度市場，盡快轉換現有競爭模式，加快產業結構調整的步伐，增加研發投入的力度，認識到技術創新是產業調整的源泉，摒棄以廉取勝的戰略，通過優化出口產品結構，學會運用商標、包裝、廣告、公關等多種非價格競爭手段，提高出口產品檔次、附加值和技術含量，多發展高科技產品，以出口產品多元化、優質化、美觀化來增強產品的競爭能力。另外，還應注重開拓國際新市場，加快實施市場的多元化戰略，力求分散市場，改變市場過于集中的狀況和降低由此所帶來的風險，采取開拓、鞏固和擴大外銷基地和市場的出口戰略。

3.4完善機制，應對摩擦

面對日益增多的貿易摩擦，要建立多層次的應對機制，在實踐中，我國已逐步建立起包括我駐外經商機構、涉案企業、相關商會和律師參與的多渠道的貿易救濟措施信息交流網，初步形成了商務部、地方商務主管部門、中介組織及企業“四體聯動”的貿易摩擦應對機制，應訴反傾銷、反補貼大要案的指導工作成效顯著。同時，從微觀上中小企業也要不斷提高應對貿易摩擦的能力，積極參加商協會等行業中介組織的應訴協調會，加強與相關部門和行業中介組織的聯系，收集貿易摩擦預警信息、增強自我保護意識，不斷提高對出口產品預警信息的敏感度，及時向協會、地方商務部門反映本企業在出口貿易中遭遇的國外不公正待遇，提供準確的信息的資料。此外，中小企業要建立健全內部管理機制。為做好應訴工作，在生產、銷售、會計等方面要規范管理，建立一套完善的財務會計制度，加強財務管理，這將有利于在貿易摩擦中保持主動。

3.5加強文化交流，創造協調的外部空間

在一個逐漸開放的體系中，文化交流導致信息的均衡化，對于消除誤解和猜疑，達成更多的共識有著重要的作用。中印兩國之間的溝通對雙邊關系事關重大，這種溝通基于持續不斷的思想與經驗的交流以及對兩國未來長期友好關系的清晰洞察，這體現在印度所提的“包容性增長”和中國所提的“和諧社會”中。兩國的教育機構、媒體、旅游行業、政府和商業等部門必須努力縮小雙方交流鴻溝。中國和印度同為WTO重要的發展中國家成員，在很多方面是有著共同語言和共同利益，都有一個潛在的巨大市場，良性競爭是二者發展的推動力。中印兩國政府應樹立長遠的目標，加強合作，創造協調的外部空間，實現共同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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