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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東盟的區內貿易

自1994年東盟自由貿易區計劃正式實施以來，在區內關稅減免方面取得了較大的進展。截止到2001年5月，其CEPT(CommonEffectivePreferentialTariffScheme)（注：CEPT稱為《共同有效優惠關稅協定》，是東盟自由貿易區的主要運行機制。CEPT產品包括四類，即列入清單產品、暫時例外產品、一般例外產品和敏感產品。）產品的加權平均關稅由1993年的12.76%下降到2001年的3.21%，而且有98.3%的商品屬于“CEPT列入清單”，其中92.7%商品的關稅在5%以下。2000年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區內貿易總額為1595.91億美元（注：2000年泰國區內貿易的進出口值只包括頭9個月的數據。），比1993年增加了93.58%。同時，2000年東盟自由貿易區區內貿易比重為22.32%，比1993年提高了3.14個百分點，年均增長2.19%。因此，從區內貿易比重來看，東盟區域貿易合作在擴大區內貿易上有一定程度的作用。當然，東盟區域貿易合作對各成員國的影響是不同的。馬來西亞和文萊的區內貿易比重有所下降，雖然文萊的區內貿易比重居東盟自由貿易區的首位，但其區內貿易在東盟自由貿易區區內貿易總量中的份額卻很低，只有0.74%，而且文萊的出口主要是石油和天然氣，變化起伏較大。而印尼、菲律賓和泰國的區內貿易比重有較大幅度的提升，年均增長率分別達6.67%、7.92%和4.79%，說明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設使區域內原先貿易保護程度比較高的國家加強了同區域內其他國家的貿易聯系，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擴大經濟規模，增強其出口產品在區域內的競爭力。

二、產業內貿易指標

對產業內貿易問題的經驗性和統計性研究始于20世紀60年代，主要涉及經濟一體化對貿易專業化的影響，其代表人物有沃頓恩(Verdoorn,1960)、米歇里(Michaely,1962)、巴拉薩(1966)、格魯伯和勞艾德(GrubelandLloyd,1975)等，他們都建立了各自的測量指標。其中，格魯伯－勞艾德指標(Grubel-LloydIndex)是迄今為止最具權威的產業內貿易測量指標，簡稱GL，其表達式如下：

附圖

其中，X[,ij]、M[,ij]分別代表i國j產業的出口額和進口額，如果i國j產業的貿易全部為產業間貿易，則GL[,ij]=0；如果i國j產業的貿易全部為產業內貿易，則GL[,ij]=1。因此，產業內貿易指標值在0-1間變動，GL[,ij]越接近1，說明產業內貿易的程度越高，GL[,ij]越接近0，則說明產業內貿易的程度越低。

而一國所有產業的產業內貿易指標是各產業的產業內貿易比率的加權平均數，其表達式為：

附圖

表1東盟自由貿易區區內貿易比重單位：%

附圖

注：此處的區域內貿易比重指一國或區域的區內貿易占該國或該區域總貿易的比例。2000年泰國只包括1-9月份的進出口數據。

資料來源：ASCUDatabase。

人們通常用一段時間內格魯伯－勞艾德指標的變化來說明產業內貿易的重要性，如伊瑪達(Imada,1990)、阿里夫(Ariff,1991)、基旺(Kwan,1994)和拉曼薩米(Ramasamy,1995)都用此指標對東盟產業內貿易進行研究。但是我們所要說明的是建立自由貿易區的調整成本，也就是研究該時期區內貿易的增加主要來源于產業內貿易還是凈貿易(nettrade,NT)，（注：在此用公式對相關概念作一介紹。TTi=NTi+IITi，其中TTi=Xi+Mi，NTi=｜Xi-Mi｜，TTi指i國的區內貿易的進出口總額，Xi、Mi分別指i國區內貿易的出口額和進口額。tti、nti和iiti分別是一段時期TTi、NTi和IITi的增長率。）而格魯伯－勞艾德指標并不能說明產業內貿易對增加的區內貿易的貢獻程度。另外，該指標還會引起誤導，因為，有時盡管產業內貿易比凈貿易對增加的區內貿易的貢獻低，但是該指標仍然呈上升趨勢；同樣，有時該指標呈下降趨勢，盡管產業內貿易比凈貿易對增加的區內貿易的貢獻率較低，這是因為：

當iit[,i]＞nt[,i]時，意味著GL[,i]是上升的，但是，如果GL[,i]＜nt[,i]/(nt[,i]+iit[,i]),nt[,i]+iit[,i]＞0，則Ciit[,i]＜Cnt[,i]；類似地，當nti＞iiti時，意味著GLi是下降的，但是，如果GL[,i]＞nt[,i]/(nt[,i]+iit[,i]),nt[,i]+iit[,i]＞0，則Cnt[,i]＜Ciit[,i]。

產業內貿易和凈貿易的貢獻率表達式如下(Menon,1996)：

tt[,i]=Cnt[,i]+Ciit[,i],(3)

其中，Cnt[,i]=(1-GL[,i])nt[,i],(4)

Ciit[,i]=GL[,i]iit[,i],(5)

tt[,i]、nt[,i]和iit[,i]分別是i國一段時期TT[,i]、NT[,i]和IIT[,i]的增長率，Cnt[,i]和Ciit[,i]分別指nt[,i]和iit[,i]對增加的區內貿易的貢獻率，GL[,i]指基期i國的格魯伯勞艾德指標。三、樣本的確定與數據來源

國際貿易的商品成千上萬，確定這些貿易中哪些屬于產業內貿易，哪些屬于產業間貿易，涉及到商品的分類和產業的定義問題。本研究根據HS編碼來劃分。（注：HS編碼全稱為協調商品名稱和編碼制度(TheHarmonizedCommodityDescriptionandCodingSystem,HSCode)，也簡稱協調制度，是一種多用途的國際貿易商品分類目錄，廣泛用于國際貿易有關各國和國際組織的征稅、統計、運輸等方面，是迄今最完善、系統、科學的國際貿易分類體系。HS編碼一位數為類，兩位數為章，二者分別有22類和99章。）一般說來，產業劃分的越細，產業內貿易指標就越低，反之亦然。由于受數據的影響，本文將按章，也就是HS編碼兩位數等級數據來劃分，然后再用加權平均法計算HS編碼一位數（類）和所有商品總體的產業內貿易指標及其對區內貿易的增長貢獻率。

本文對1993年至2000年期間東盟自由貿易區的產業內貿易進行實證分析，并將1993年作為基期。東盟自由貿易區的產業內貿易進出口數據來源于ASCU數據庫。

四、實證研究結果及其分析

利用公式(1)-(5)，本文計算了東盟自由貿易區區內貿易的產業內貿易指標。

就東盟自由貿易區整體而言，1993年至2000年期間，東盟自由貿易區區內貿易增加了94%，其中產業內貿易提高了75%，產業間貿易提升了18%，換句話說，東盟自由貿易區區內貿易的增加有近80%來源于產業內貿易。從部門看，在18類商品中，（注：本文將武器彈藥、雜項制品、藝術品和其他未分類商品排除在外，故只有18類商品。）除了動植物油脂類商品外，東盟自由貿易區其他17類商品的區內貿易值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其中機電音像設備和化工產品的區內貿易增幅最大，均超過一倍，分別達1.45倍和1.42倍。而就產業內貿易的貢獻率而言，除了植物產品、動植物油脂和木及木制品外，其他15類商品的產業內貿易的貢獻率高于產業間貿易的貢獻率。

從東盟自由貿易區各國的具體情況看，除了文萊的區內貿易下降了14.54%外，其他5個國家的區內貿易額均有較大幅度的增長，其中，菲律賓和印尼的增幅最高，分別達3.08倍和1.31倍。雖然文萊的區內貿易額有所下降，但其產業內貿易卻增加了近10%，其他5個國家的產業內貿易對擴大的區內貿易的貢獻率都大于產業間貿易的貢獻率。

很顯然，東盟自由貿易區產業內貿易的實證研究結果說明東盟區域貿易合作有助于東盟產業內貿易的發展。產業內貿易在東盟區內貿易的重要性的提高說明了貿易自由化所帶來的短期調整成本低于原先一些國家的預計。看來那些擔心貿易自由化會導致巨大的短期調整成本的生產者是言過其實了。各個東盟國家應對那些院外活動團體的說辭持審慎態度，不要為此而改變貿易自由化的進程。

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提高了產業內貿易在東盟區內貿易的重要性呢？我想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根據林德爾(Linder)的“需求偏好相似論”(DemandPreferenceSimilarityTheory)，相似的收入水平和消費偏好促進產業內貿易。自80年代開始，特別是80年代后期開始，東盟各國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有了較大幅度的增長，1987年至1996年的9年間，泰國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率最高，高達7.80%，馬來西亞、新加坡和印尼則分別為6.05%、7.48%和6.36%，菲律賓最低，為2.88%。隨著東盟各國經濟的發展，東盟的市場容量迅速擴充，需求越來越重疊，從而使東盟的產業內貿易比例越來越高。其次，東盟各國的工業化建設。1987年至1996年的9年間，泰國、馬來西亞和印尼的工業附加值年均增長率都達到兩位數，分別高達12.18%、11.74%和10.07%，新加坡為9.22%，菲律賓最低，為4.05%，可見東盟的工業生產能力大大提升了。隨著工業化進程的發展，東盟產業內部的分工就越細，異質產品的生產規模就越大，從而形成異質產品的供給市場，伴隨著需求結構的日益趨同性，東盟的產業內貿易增加了。第三，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設。隨著東盟自由貿易區的發展，東盟國家之間的關稅越來越低，到2001年東盟自由貿易區90%以上商品（CEPT列入清單商品）的關稅低于5%，各國的貿易保護程度大大降低了。這促進了東盟區域資源的重新配置，一些資源從進口部分轉移到出口部分，使出口產品更加多樣化，提高了產業的水平分工。根據巴拉薩和波溫斯(BalassaandBauwens,1987)的實證研究，產業內貿易與加入區域經濟組織呈正向關系，即組建區域經濟組織有助于區內貿易的產業內貿易的發展。最后是跨國公司的全球化戰略。跨國公司在東盟的投資主要有兩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跨國公司在該時期的投資主要是為了避免東盟國家的進口限制和壁壘；第二個時期是90年代，其目的主要是為了尋求生產的低成本，并將東盟作為出口基地。此次的投資主要是在消費類電子和電子配件。正是第二個時期的投資大大促進了東盟國家間的產業內貿易，這些產業內貿易主要是那些電子配件等中間產品。隨著跨國公司的發展，跨國公司的內部貿易（Intra-firmTrade，也稱公司內貿易）也不斷擴大，而在公司內貿易中相當部分屬于產業內貿易。現以日本豐田汽車在東盟各國的投資為例，來說明跨國公司在東盟的投資有助于東盟區內貿易的產業內貿易（參見圖1）。日本豐田汽車公司在東盟地區內展開產業內分工，把汽車零部件生產分布到各國，進行專業化生產，以發揮規模效應，而且根據東盟《共同有效優惠關稅協定》的規定，這些產品的區內貿易是享受關稅減免的。

附圖

圖1東盟汽車工廠：以豐田汽車為例

資料來源：Petri,P.(1993)。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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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Petri,P.(1993)"TheEastAsianTradingBloc:AnAnalyticalHistory",inJ.A.FrankelandM.Kahler(eds.),RegionalismandRivalry:JapanandtheUnitedStatesinPacificAsia,Chicago:

篇（2）

亞當·斯密最早提出“絕對優勢”理論，認為國際貿易的基礎是各國之間生產技術的絕對差別，各國應集中生產并出口其具有“絕對優勢”的產品，進口不具有“絕對優勢”的產品。后來，大衛·李嘉圖提出“比較優勢”貿易理論，認為國際貿易的基礎是各國生產技術的相對差別，每個國家應集中生產并出口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進口“比較劣勢”的產品，從而獲得“比較利益”。

衡量各國產品的比較優勢一般有兩種方法。其一是用產品的相對勞動生產率來衡量，即產品A的相對勞動生產率等于產品A的人均產量與其他產品的人均產量之比，產品的相對勞動生產率越高，比較優勢就越明顯；其二是用產品的相對成本來衡量，即產品A的相對生產成本等于產品A的單位生產成本與其他產品的單位成本之比，產品相對成本越低，比較優勢就越明顯。〔1〕

實際上，用以上兩種方法衡量各國貿易的比較優勢是比較困難的。因此，在國際貿易理論中通常引入“顯示比較優勢系數”（RCA，RevealedComparativeAdvantages）來衡量比較優勢。〔2〕該系數定義為：i國k產品貿易量占i國貿易總量比重與世界k產品貿易量占世界總貿易量比重之比。如果該系數大于1，視為i國k產品具有“比較優勢”；若小于1，則視為具有“比較劣勢”。從動態觀點看，該系數上升，視為i國k產品具有動態“比較優勢”；若該系數下降，則視為動態“比較優勢”下降。

二.中國比較優勢的變化（1980～1994年）

表1列出了中國農業密集產品、資本密集產品、勞動密集產品、礦產密集產品共四類資源密集產品比較優勢系數的變化。計算樣本年分別為1975年，1980年，1985年，1990年和1994年。

表1中國不同資源密集產品顯示比較優勢

系數變化（1975～1994年）

1975年1980年1985年1990年1994年

進口

農業密集1.2232.0220.71951.2020.8639

資本密集1.3231.2151.4881.1411.170

勞動密集0.76170.90060.96361.0990.8996

礦產密集0.36330.13490.21330.35520.5710

出口

農業密集2.2581.6651.4911.2671.023

資本密集0.31740.35920.25570.54870.5358

勞動密集2.4813.2923.3233.0193.561

礦產密集0.74730.87281.2510.77680.5459

資料來源：InternationalEconomicDatabank（IEDB），Austr-alianNationalUniversity；1975～1985年數據使用IEDB估計數計算；1990年和1994年數據根據中國統計局數據計算。

1.進口

農業密集產品比較優勢系數，經歷上升、下降、再上升、再下降的過程：1980年為2.022，1985年下降為0.7195，1990年又上升為1.202，1994年又下降為0.8639。資本密集產品比較優勢系數，呈現上升、下降趨勢：1980年為1.215，1985年上升為1.488，1994年又下降為1.170。勞動密集產品比較優勢系數，1980年為0.9006，1994年為0.8996。礦產密集產品比較優勢系數，1980年為0.1349，1994年上升為0.5710。上述系數表明，中國農業資源、礦產資源、資本資源相對稀缺，不具有出口貿易比較優勢，理應利用進口貿易比較優勢。但從實際系數看，只有資本密集產品進口比較優勢系數超過單位1，而農業密集和礦產密集產品進口比較優勢系數均小于單位1，反映這一時期中國的農產品和礦產品仍實行“進口替代”戰略，采取“高度自給自足”模式，沒有充分發揮進口比較優勢。

2.出口

農業密集產品比較優勢系數呈不斷下降趨勢，1980為1.665，1994年為1.023，但仍具有比較優勢。安德森等人認為，一個國家越是缺乏耕地資源、經濟增長越迅速，其農業比較優勢下降速度就越快。〔3〕中國在糧食出口方面已不具有比較優勢，但在非糧食農產品（如水產品、畜產品、水果、蔬菜、煙草等）出口仍具比較優勢，從而導致整個農產品出口比較優勢系數在下降。勞動密集產品出口具有明顯的比較優勢，其系數呈不斷上升趨勢，1980年為3.292，1994年為3.561。資本密集產品出口不具有比較優勢，這一系數1980年為0.3592，1994年為0.5358。礦產密集產品出口不具有比較優勢，這一系數1980年為0.8728，1985年上升為1.251，而后不斷下降，到1994年已降至為0.5459（見表1）。這表明，1980年以來，出口方面勞動密集型產品充分利用了比較優勢，農業密集產品也具有一定的比較優勢，資本和礦產密集產品已不具有出口比較優勢。

3.資源密集型產品比較優勢與我國資源稟賦狀況的關聯度

我國勞動力資源十分豐富，勞動力供給人口占世界總量的1／4以上；耕地面積和水資源二大農業資源十分緊缺，均占世界總量的7％；煤炭資源和水電資源十分豐富，分別占世界總量的10.97％和13.22％，石油和天然氣資源十分貧乏，分別占世界總量的2.34％和1.20％；資本資源相對緊缺，國內投資額占世界總量的3.4％；技術資源供給嚴重不足，以表現一國技術創新和技術發明能力的國際專利數而言，中國僅占世界總數比重的0.27％。各國的自然稟賦是很難改變的，但是通過國際貿易可以改變獲取資源稟賦的能力，同樣可以形成自己的相對優勢。中國的基本國情決定了中國需要國際出口和進口市場，只有出口更多的勞動密集型產品，進口更多的資本密集、農業密集、礦產密集產品，吸納更多的國際資本，引進更多的國際技術，才能獲得更多、更大的國際比較利益。

三.各類資源密集產品比較優勢的國際比較

表2計算了1990年和1994年中國、美國、日本和澳大利亞四國農業、勞動、資本、礦產資源密集產品貿易的顯示比較優勢系數；表3計算了1965至1994年期間日本、香港、南朝鮮、新加坡、臺灣、中國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的顯示比較優勢系數。

表2中、美、日、澳四國顯示比較優勢系數

1990

澳大利亞中國日本美國

進口

農業密集0.54371.2021.6560.6146

資本密集1.1861.1410.54661.019

勞動密集0.94281.0990.78021.134

礦產密集0.49810.35522.1881.073

出口

農業密集2.2431.2670.09591.222

資本密集0.22200.54871.5701.196

勞動密集0.15103.0190.50260.4753

礦產密集2.2580.77680.12890.4339

1994

澳大利亞中國日本美國

進口

農業密集0.56180.86391.9500.5867

資本密集1.2371.1700.57581.050

勞動密集0.93500.89960.98361.122

礦產密集0.58050.57102.0270.9952

出口

農業密集2.6971.0230.08621.094

資本密集0.39430.53581.4881.197

勞動密集0.19873.5610.51140.5402

礦產密集2.8370.54590.17940.3535

Note:RevealedComparativeAdvantage(RCA)isdefinedasacountry’ssectoralsharedividedbytheworldsectoralshare.

RCA[k][,i]=(T[k][,iw]/T[,m)/(T[k][,ww]/T[,ww])

subscriptirepresentsreportingcountryi

subscriptkrepresentscommodityk

subscriptwrepresentsworld

subscripttrepresentstotalofcommoditygroupofinterest

Trepresentstrade(eitherexportorimport)

Source:InternationalEconomicDatabank,AustralianNationalUniversity.

表3東亞地區勞動密集型出口產品顯示比較優勢系數變動

年份日本香港南朝鮮新加坡臺灣中國

19652.9827.1293.2070.75181.7112.475

19702.1416.7554.6630.71613.6692.502

19751.8546.9284.8530.83244.5692.481

19801.1766.6884.9580.92425.2403.292

19850.8205.2414.6980.61444.3133.323

19900.5063.7413.0600.61772.7563.019

19940.5113.3242.0380.44801.9483.561

Source:InternationalEconomicDatabank(IEDB),AustralianNationalUniversity.

1.進口

日本充分發揮了農業和礦產密集產品進口比較優勢，其系數分別為1.950和2.027；美國充分利用了勞動密集產品進口比較優勢，其系數分別為1.170和1.237。中國與其他國家相比，資本密集產品進口比較優勢系數為1.170，低于澳大利亞水平；農業密集產品進口比較優勢系數為0.8639，遠低于日本水平；礦產密集進口比較優勢系數為0.5710，遠低于日本水平。產生上述問題的原因是，中國在進口方面實行的“半保護”和“半開放”混合政策，大大限制了中國像日本那樣發揮進口緊缺資源方面的比較優勢。

2.出口

中國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比較優勢系數為3.561，遠高于與其他國家；農業密集產品比較優勢系數為1.023，略低于美國的1.094，大大低于澳大利亞的2.697；資本密集產品比較優勢系數為0.5358，低于日本的1.488和美國的1.197，略高于澳大利亞的0.3943；礦產密集產品出口比較優勢系數為0.5358，大大低于澳大利亞的2.837，略高于日本的0.1794、美國的0.3535。總的說來，80年代以來實行市場化改革和對外開放兩大政策，使得中國在出口方面發揮了勞動密集產品的比較優勢，出口額年平均增長率高達17％，可以視為成功地利用“比較優勢”戰略的國際范例。

3.未來中國仍將保持勞動密集型產品比較優勢系數

與日本和“四小龍”相比，1994年中國勞動密集產品出口比較優勢系數為3.56，低于1980年香港為6.688、南朝鮮為4.958、臺灣為5.240的水平。這表明，中國勞動密集產品還具有很大的增長潛力。與日本和“四小龍”所不同的是，中國不會出現勞動密集型產品比較優勢系數迅速上升和迅速下降的趨勢，這是因為日本和“四小龍”地域狹小，國內市場規模有限，產業結構變動迅速，勞動密集型產品向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過渡較快，必然要將其勞動密集型產品向境外轉移。而中國則不需要跨國境轉移，僅是跨區域轉移，即從沿海地區向內陸地區擴散和轉移，從勞動力成本高的地區向勞動力成本低的地區擴散和轉移。這種東亞的“特例”，使得中國的勞動密集型產品比較優勢系數將是一個緩慢攀升的過程，而不會像日本和“四小龍”那樣出現這一系數過早下降的趨勢。

四.中國走向21世紀發展戰略的選擇

從建國以來，中國發展戰略大體經歷了3個階段：50年代的“趕超戰略”；60年代的“四化戰略”；80年代迄今的“翻番戰略”，或稱“轉型戰略”。

本文認為，中國走向21世紀的發展戰略應當選擇“比較優勢戰略”與“貿易自由化戰略”。提出這一戰略的基本依據是中國基本國情以及在世界經濟和國際貿易中的比較優勢和比較劣勢。中國只有勞動力資源具有比較優勢和競爭優勢，而在農業資源、石油天然氣資源、主要礦產資源、資本資源和技術專利資源處于明顯的比較劣勢和競爭劣勢。當中國進入21世紀時，由于總人口規模將由12億人增長到2020年的15億以上，GDP總量將增長10倍，貿易總量將增長10多倍，因此人口增長與資源消耗、經濟增長與資源供給的矛盾將十分尖銳，中國不可能再像80年代那樣完全依賴國內資源來支撐巨大經濟規模并實現持續高速增長，特別是食物需求和資源消耗需求。這就決定中國必須立足國內，面向世界，在更大范圍內獲取更多的國際資源、國際資本、國際市場和國際技術，從而實現中國國家發展目標。

比較優勢戰略和貿易自由化戰略的內容是：基于中國各類重要資源在國際經濟與國際貿易中的比較優勢和劣勢，選擇最大限度的發揮和利用中國的勞動力資源優勢，積極促進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增長，適度進口中國長期相對緊缺的農業資源密集型產品（如糧食）、能源密集型產品（如石油、天然氣）、礦產密集型產品（如鐵礦砂），積極引進先進國外實用技術，大量吸收國際資本，進一步開放國內市場，主動參與世界經濟一體化過程。上述戰略的目標是：在下世紀初期（2020年）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實體和貿易大國。這一戰略包括如下要點：

1.有效地開發和進口農業、能源、礦產資源

1994年日本和美國總人口數占世界總人口比重分別為2.2％和4.7％；日本農業密集產品進口量占世界總量的12.64％，成為第一大農產品進口國，美國為9.59％；美國礦產密集產品進口占世界總量的16.27％，成為世界第一大礦產品進口國，日本為13.13％；而中國農業密集產品占世界總量的2.38％，礦產密集產品僅占世界總量的1.57％。中國從國際市場獲得農業和礦產資源的比重大大低于美國和日本，也遠低于中國占世界總人口的比重。目前中國在進口糧食、石油制品、天然氣、化工原料、有色金屬礦等產品的顯示比較優勢系數均未達到單位1，未充分利用這些長期緊缺資源的進口比較優勢（見表4）。從長遠的國家利益來看，在這些緊缺資源產品上保持全面自給自足的成本是巨大的，無疑放棄了國際貿易所帶的互利互惠。中國大量進口農業密集、礦產密集產品是十分有利的，應當由目前“高度自給自足”型向“基本自給、適度進口、積極進口”型轉變。例如糧食凈進口率目前不足2％，短期指標應提高到5％，中期目標提高到10％，長期目標提高到10％以上。〔4〕世界銀行也認為，如果中國努力實現糧食自給自足，從長遠看，既代價高昂又不能持久，而應突出中國所具有的相對優勢，利用較自由的農產品貿易作為經濟手段，促進高效益的國內生產。世行預測2020年中國糧食進口量約達到3,000～9,000萬噸，凈進口率為5～13％，僅相當于那時中國出口總額的1～2％；〔5〕石油凈進口率由以前的4.5％，逐步提高到長期的40％以上。〔6〕世界銀行建議，中國應實行能源消費結構多樣化戰略，適當進口石油和天然氣，減少煤炭消費占能源消費總量的比重。〔7〕同時應積極鼓勵國內廠商到海外投資農業（主要是糧食）基地、能源基地和礦產品基地。

2.有效地生產和出口豐裕資源密集產品，“以資源換資源”

中國農業資源十分多樣，有耕地面積9,497萬公頃，宜農荒地3,535萬公頃，宜林荒山荒地6,303萬公頃，可利用草地31,333萬公頃。此外，還有大面積的灘涂、淺海灘，亞熱帶地區達48萬平方公里。因此，應當形成多樣化農業生產格局與貿易格局。中國在糧食生產方面不具有比較優勢，但在生產非糧食的農產品方面具有比較優勢。例如1994年水果和蔬菜出口額達29.4億美元，顯示比較優勢系數為1.609；水產品出口額達23.2億美元，顯示比較優勢系數為1.763（見表4）。就中國的利益而言，出口更多的勞動密集產品如水果、蔬菜、水產品，進口較多的耕地密集產品如糧食是十分有利的。

中國又是一個多樣化的能源和礦產資源國家，在出口原煤方面具有競爭優勢。1994年煤炭及制品出口額為10.5億美元，顯示比較優勢系數為1.941，占世界出口市場的5.754％，煤炭出口量2,430萬噸，僅占全國煤炭生產總量的2％，有相當大的出口增長潛力。鉛、鋅和錫三大有色金屬出口具有明顯的競爭優勢，分別占世界出口市場的9.967％，6.993％和15.58％；水泥出口具有競爭優勢，占世界市場的5.081％（見表4），水泥出口量為452萬噸，僅占全國水泥生產總量的1.1％，也有很大的出口增長潛力。這表明中國有條件出口豐裕資源換取緊缺資源，以出口增長促進進口增長，以便緩解人口與資源的矛盾、經濟增長與資源供給的矛盾。

表4中國主要產品進出口占世界市場份額及顯示比較優勢系數

進口

年份占本國貿易占世界總顯示比較總值

總數比重(%)數比重(%)優勢系數1000美元

農產品

03水產品19900.19190.27480.1773102378

19940.50021.2030.4373578310

041小麥19904.04214.459.3272156528

19940.83087.2632.640960577

042水稻19900.02170.28570.184411594

19940.12232.3240.8448141488

044玉米19900.08910.45840.295847577

19940.00010.00190.0006179.0

045其它19900.00020.00710.0046122.0

谷物19940.00000.00650.0023104.0

05水果19900.15580.14420.093083137

和蔬菜19940.08920.15410.0560103212

06蔗糖19900.73012.9301.891389475

19940.38593.1261.136446160

074茶19900.01320.25510.16467091

19940.00160.08420.03061941

099食品19900.06970.48910.315737219

19940.05850.52530.190267709

112酒19900.01590.04350.02808532

19940.00900.04310.015610431

12煙草19900.24370.96770.6246130013

19940.02790.16890.061332343

22油料19900.03880.17900.115620725

19940.05390.46460.168862375

礦產品

28金屬19901.4061.8001.162750050

礦物19941.6364.7781.7361891629

32煤、焦19900.13900.31750.204974165

碳、煤球19940.03020.16180.058834934

331原油19900.79440.20430.1319423806

19941.3600.90380.32851573387

332石油19901.1750.63400.4092627015

產品19941.7842.3370.84952063082

341天燃19900.05090.08510.054927191

氣及制品19940.25620.82230.2988296305

351電力19900.21932.6571.715117020

19940.09302.2570.8203107572

51化學19902.8981.4160.91461546258

制品19942.2011.9820.7207254157

56化肥19904.87920.0512.942603133

19941.66513.714.9851925516

58塑料19902.8392.1181.3671514968

制品19944.6886.2172.2595421118

63木材及19901.0572.7451.772564197

制品19940.88003.6051.3101017410

64紙制品19901.3961.1090.7161744784

19941.7092.6100.94891976309

65紡織品19909.8914.9533.1975276498

紗、織物等19948.0637.1102.5849323051

66非金19900.84940.57400.3705453151

屬礦19940.92201.1580.42121066051

661水泥等19900.07140.45790.295538112

建筑材料19940.12091.5180.5517139837

67鋼鐵19905.3462.5491.6452852035

19948.2477.8272.8449534909

681銀鉑19900.03740.23220.149819956

等19940.01420.21760.079116449

682銅19900.45421.0000.6459242297

19940.76953.5221.280889655

683鎳19900.01400.16830.10867511

19940.02270.70140.254926293

684鋁19900.52800.94050.6071281685

19940.50891.7150.6236588395

685鉛19900.00460.17190.11092470

19940.00620.62480.22707225

686鋅19900.01290.16240.10486896

19940.06942.1720.789680272

687錫19900.00460.18520.11952463

19940.02532.3680.860829298

商品總量1990100.01.5491.00053345133

1994100.02.7511.00011561362

出口

占本國貿易占世界總顯示比較總值

總數比重(%)數比重(%)優勢系數1000美元

農產品

03水產品2.2064.0992.1731369785

1.9165.2261.7632319422

041小麥0.00080.00360.0019558.0

0.00830.07440.025110055

042水稻0.13552.2621.19984135

0.42528.4662.856514608

044玉米0.64994.2272.241403561

0.780310.863.655944270

045其它0.08973.6611.94155717

谷物0.05204.2941.44862997

05水果2.8333.5301.8711759522

和蔬菜2.4264.7691.6092936125

06蔗糖0.51132.7151.439317514

0.36193.0471.028437928

074茶0.664615.738.340412710

0.243213.254.472294359

099食品0.13221.1250.596582096

0.13451.2720.4292162811

112酒0.08690.28300.150053966

0.09380.48390.1632113600

12煙草0.27451.0380.5508170460

0.56723.3841.141686359

22油料0.99655.9863.174618769

0.55035.5001.855666016

礦產品

28金屬0.28220.53050.2813175241

礦物0.09680.37100.1251117142

32煤、焦1.2153.8422.037754985

碳、煤球0.87105.7541.9411053989

331原油5.4781.7780.94273401861

1.6531.1550.38972000305

332石油1.5961.1320.6006991554

產品0.64630.95830.3233782144

341天燃0.00420.00920.00492610

氣及制品0.00240.00920.00313024

351電力0.01230.14110.07487673

0.17793.3431.128215383

51化學2.7631.7330.91921715726

制品2.4402.4420.82402952689

56化肥0.04070.20370.108025318

0.05360.50520.170464911

58塑料0.44670.41350.2192277391

制品0.40090.58480.1973485179

63木材及0.47791.5550.8248296739

制品0.65060.8960.9772787336

64紙制品0.47310.46150.2447293814

0.50520.84150.2839611406

65紡織品11.596.9263.6727201610

紗、織物等9.6939.2623.12411730312

66非金2.1191.8400.97571316206

屬礦2.0852.8090.94772523169

661水泥等0.60525.0812.694375838

建筑材料0.44075.8331.968533321

67鋼鐵2.0651.1930.63291282475

1.5431.5730.53071867129

681銀鉑0.03780.27570.146123510

等0.01310.25740.086815972

682銅0.20230.52390.2778125620

0.18060.87550.2953218541

683鎳0.00470.08010.04242975

0.09583.3831.141116006

684鋁0.23280.49560.2627114605

0.20000.72400.2442242108

685鉛0.05142.4731.31131925

0.08999.9673.362108818

685鋅0.04970.78780.417730896

0.20756.9932.359251139

686錫0.13865.6362.98886113

0.171116.585.594207147

商品總量100.01.8861.00062091411

100.02.9641.000121006321

Source:InternationalEconomicDatabank,AustralianNationalUniversity.

3.有效地引進國外技術和利用國外資金

從總體上來看，中國的科學技術水平還大大落后于發達國家，技術創新和技術發明能力不強，國際專利申請批準數僅占世界總數的0.27％。這些決定了中國創新技術在較長時期內應主要來源于國外，即利用“后發優勢”，走“引進、消化、吸收和創新”之路。“用市場換技術”將是中國的長期策略，但是農業技術、高新技術和軍事技術仍應“以我為主、引進為輔”。

中國的資本量僅占世界總量的3.4％，吸引外商投資是其補充國內投資的重要來源。盡管中國已是居美國之后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世界第二大國，但人均額仍比較低，尤其是中西部地區，如上海與青海人均實際外商直接投資額相差600倍。為此，今后要積極采取有效措施，促進外商投資于農業、能源、交通、鐵路、通訊、大中型水電站和大中城市公共設施，投資于中西部地區、貧困地區和少數民族地區。總之，“用市場換資金”也是中國的一項長期發展戰略。

4.大力開發勞動力資源，積極促進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增長

由于中國在發展中大國（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亞等）中率先進入發達國家勞動密集型產品市場，且所占份額迅速上升，目前已經成為世界最大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國，其比重1994年占世界總數的10.55％，大大高于美國（6.30％），日本（4.95％）的水平。由于中國是在利用不足世界4％的資本資源來解決占世界1／4的勞動力就業問題，這對任何一屆政府都是極其嚴峻的挑戰，決定了中國必須大力開發人力資源，不斷提高勞動者素質，促進勞動要素有序的流動，積極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以勞動換資源、以出口促進口”是中國長期發展的重要策略之一。

需要指出的是，中國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在國際貿易中具有比較優勢，但并不一定具有國際競爭優勢。后者是指在國際市場上具有壟斷優勢的資源和產品。〔8〕因此應當有選擇地發展技術密集和資本密集產業，一方面通過產業政策和資產重組，形成若干個大型國有獨資或國有控股合資企業集團，達到專業化和規模經濟，以較低的成本進入國際市場；另一方面吸引西方跨國公司來華建立生產基地和加工基地，使其技術與中國廉價的勞動力相結合，構成提高中國國際競爭力的基礎，不斷提高技術密集型產品占出口總額的比重，在持續高速出口增長過程中，不斷推進出口結構的升級和高附加值化。

5.貿易自由化是發揮中國比較優勢的重要前提

“比較優勢”和“貿易自由化”兩者是相輔相成、互為條件、互為促進的過程，也是一個不斷發展和不斷積累的過程。所謂“貿易自由化”就是放棄傳統的“內向型”的“進口替代”戰略，大幅度降低名義關稅稅率，取消各種非關稅貿易壁壘，根據中國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逐步開放國內各類市場，取消對國外廠商進入中國市場的人為限制，打破少數國有企業對石油、化工、電訊、造船等獨家壟斷或寡頭壟斷的格局，開展公平、公正的競爭，對國內外廠商實行條件相同的非岐視的“國民待遇”等。實行貿易自由化的目的，一是主動參與世界經濟一體化的過程；二是將國際競爭機制引入國內市場機制的資源配置，從而最大限度地發揮中國各類資源的進口與出口的比較優勢。

加快貿易自由化進程符合中國國家利益，但不一定符合部門利益。美國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9〕曾談道，為什么幾乎所有的國家都實行貿易保護政策？答案很簡單，盡管國家作為一個整體從貿易中得到好處，例如消費者以較低價格來購買物品，但是這個國家內的某些利益集團受到損害，許多國內生產者面臨國外產品的競爭，工作機會減少。受損者除非得到補償，否則他們一定會反對自由貿易。加速貿易自由化已成為世界之潮流，東盟國家2003年實現“零關稅”自由貿易區，這本身已對中國構成外部挑戰，因此加速中國貿易自由化過程是對這一挑戰的最佳響應。

致謝：本文計算得到了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日本研究中心盧衛國博士和許心鵬博士的幫助，文中許多觀點曾與北京大學林毅夫教授、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經濟系黃益平博士、宋立剛博士討論，獲益匪淺。

本項研究獲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國家杰出青年科學基金”資助。

主要參考文獻：

[1]海聞：《國際貿易：理論·政策·實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PeterDrysdale,1988.InternationalEconomicPluralism:EconomicPolicyinEastAsiaandthePacific,Allen&Uniwin,Sydney.

[3]安德森·速水等：《農業保護的政治經濟學》（中文版）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4]胡鞍鋼：“中國21世紀糧食戰略的基本選擇”，《了望》周刊1996年第35期，第15至第17頁。

[5]世界銀行亞太區中國和蒙古局國別運行處：《崛起的中國：中國在二十一世紀所面臨的長期問題和選擇》，世界銀行報告號：16643—中國，1997年6月。

[6]胡鞍鋼：“中國21世紀石油戰略的基本選擇”，《了望》周刊1997年第9期，第14頁至第16頁。

篇（3）

(二)貿易產品類別變動不大2001年以來，中國對韓國農產品出口額持續增加，韓國對中國的農產品進口依存度提高，中韓農產品貿易結構變化不大。中國對韓主要出口農產品為玉米、小麥、植物膠類及大米、大豆、辣椒等。中國從韓國進口農產品集中在拉面、蘭花、調味汁，板栗、咖啡制品等產品上。

(三)貿易商品結構仍以產業內貿易為主。目前，中韓農產品貿易主要以產業內貿易為主，主要農產品種類為水產品、蔬菜、水果等。但中國出口產品多為原料型農產品，在農產品農藥殘留量、動植物衛生安全檢疫方面存在不足，進口多為深加工型農產品，產業內貿易結構還需不斷改善，向水平型和高質量垂直型產業內貿易發展。

二、中韓FTA主要爭議點及對農產品貿易的影響

據韓國研究，簽署中韓FTA后，韓國的GDP、進口、出口將分別增加3．1%至3．2%、5．4%至5．5%、5．9%，社會總體福利將增加3．0%;兩國貿易投資領域的合作也將擴大，特別是中國對韓投資將進一步增加;對兩國的外交、安保和東北亞局勢也有好處。但對于韓國來講，農產品市場開放是FTA談判中最為敏感的問題。中韓兩國在地理上臨近，生產季節和產品類似。對中韓農產品的單價進行對比可以發現，除了洋蔥和雞肉外，韓國大部分農產品價格都要高于中國。無條件的開放農產品市場，推動農產品貿易自由化，會令韓國擔心其糧食安全。為保護其本國市場，韓國堅持將大米等200多種農漁產品列在農產品開放領域之外。有關農產品市場開放的主要爭議點如下。

(一)適用例外條款的選擇標準和選擇范圍FTA的簽署會帶來兩國農產品市場的開放。對韓國而言，既要適應貿易自由化的大環境，又要在WTO框架內保證其利益最大化，在締結FTA談判時利用例外條款為其敏感農產品爭取最大利益就成為必要手段。雙方就大米等敏感產品是否使用例外條款的認證與爭議將成為談判的熱點，也是影響中韓農產品貿易的焦點。

(二)農產品緊急進口限制措施(SG)的設定韓國在農產品上對中國的依存度相對較高，為了避免中國農產品的進口激增給韓國農民造成重大傷害，韓國會采取直接規避措施，在FTA談判中必然要提出使用緊急進口限制措施。雙方將就是否要采取此項措施、采取措施的條件、啟動次數以及采取對象產品等詳細內容進行討論，這些都會對未來的中韓農產品貿易造成影響。

(三)農產品貿易的非關稅措施隨著FTA締結后中國農產品對韓國出口增加，韓國政府擔心隨之而來的動植物病蟲害進入的可能性，為保證食品安全問題，將會實施進口農產品安全性措施、檢驗檢疫等衛生措施等非關稅措施。針對中國有可能選定部分區域，或選定某種農產品的產區，實行嚴格的地域限制、農產品病蟲害防止或檢驗檢疫措施，或直接對部分產品實施進口限制。這些措施將成為雙方的主要爭議點，也進一步阻礙了中韓農產品的發展。

三、促進中韓農產品貿易的對策建議

中韓兩國自建交以來，貿易發展迅速，農產品貿易成為兩國貿易的重要組成部分，韓國是我國重要的農業經貿伙伴，也是我國農產品出口的主要市場。然而由于韓國對本國農業以及農產品市場的過度保護，農產品貿易成為中韓FTA締結的一個主要爭議方面。為推動中韓FTA的締結，促進兩國農產品貿易發展，提高中國農產品競爭力，應該從以下幾方面著手:

(一)認真研究韓國農產品貿易政策，應對其采取的臨時保護措施在分析韓國主要農產品生產情況的基礎上，了解韓國重點保護的敏感農產品，對韓國的農業政策、農產品貿易政策以及其對國內農業的支持措施進行研究，并參照已簽訂的韓美自由貿易協定，關注敏感農產品的貿易流量，對韓國可能采取的緊急進口限制、非關稅限制措施等農產品貿易限制措施進行預警與應對。

(二)扶持安全農產品出口，加快質量標準體系建設培養和扶持差異化、安全化的農產品出口，以滿足不同消費者的個性化需求。這就需要改變傳統出口農產品的包裝及外觀設計，力求新穎實用，優化出口農產品結構;同時實施農產品品牌戰略，以品牌效應帶動出口農產品的質量和規模。也需要構建農產品質量綜合管理體系，在農產品生產過程中減少農藥使用、減少病蟲害發生，以保證出口農產品達到國際標準，規避中韓FTA中將出現的限制農產品貿易的非關稅措施。

篇（4）

1.2國際服務貿易自由化的發展態勢徐紀彬(2013)認為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尤其是在”二戰”后的科技革命的影響下，整個社會的生產力空前提高，各國的經濟聯系日益緊密，國際服務貿易自由化的浪潮由服務業發展水平高的發達國家逐漸滲入到發展中國家，國際服務貿易自由化是各國必然的選擇。傅京燕(2001)強調了90年代以來簽署的GATS《、全球金融服務協議》以及《全球電信自由化協議》這三大協議極大地推動了國際服務貿易自由化的進程，并預測到未來服務貿易極有可能成為推動國際貿易乃至世界經濟增長的新引擎。

1.3國際服務貿易發展的特點

1.3.1國際服務貿易發展迅速，自由化程度加深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國際服務貿易迎來了其發展的黃金期。1970～1980年這十年期間，全球的國際服務貿易出口額由710億美元躍升到3673億美元，而進出口總額則更是驚人地高達7702億美元。國際服務貿易進出口總額突破萬億美元大關在80年代中期得以實現。90年代后，國際服務貿易總額依然呈增加趨勢，1994年，數值已經超過2萬億美元，不過這段時間服務貿易增速有所減緩。21世紀后，服務貿易進出口額持續走高，2002年的總額為31607億美元，2010年這一數字已經高達72037億美元，占同年國際貿易總額的五分之一。

1.3.2國際服務貿易涉及領域進一步拓寬“二戰”之后的第三次產業革命極大地豐富了國際服務貿易涉及的領域。國際服務貿易的行業由”二戰”前的以勞務的輸出輸入為主轉變為”二戰”后以金融、電信、旅游等信息產業領域為主。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服務產業與高新技術產業的地位日益突出。近幾年，又有許多新興服務行業在市場中出現，它們絕大多數都是從傳統的制造業中分離出來的，其領域主要集中在技術、知識密集型產業，可以預見，未來國際服務貿易涉及的領域將會進一步拓寬。

1.3.3發達國家的國際服務貿易水平顯著高于發展中國家由于各國經濟實力的差距，不同國家服務貿易水平呈現出較大的差距。國際服務貿易進出口以北美、歐洲等地的發達國家為主，這些國家無論是經濟發展水平還是科研技術能力都遠高于其他發展中國家。服務貿易出口、進口總額前十位中發達國家均占九席。當然發展中國家的國際服務貿易崛起勢頭強勁，不可忽略其未來發展潛力。

2中國國際服務貿易自由化的發展及現狀

2.1服務貿易發展水平不斷提升我國國際服務貿易進出口總額在不斷擴大。在1982年改革開放初期，我國國際服務貿易進出口總額僅為44億美元，此時的國際服務貿易增速大約在9.6%。到20世紀末的1999年，進出口總額在這十幾年間增長了13倍，達到了572億美元，增速超過20%。我國在加入WTO后，這一數字的規模更是持續增多。2003年突破1000億美元大關，2007年這一數字達到2509億美元，2010年已經高達3624億美元，躍居世界服務貿易進出口總額的第四位，在此期間的增速大約為年均20%。在不到30年的時間內，我國國際服務貿易進出口總額驚人地增長了84倍，而國際服務貿易的增長率也高于同時期的世界平均增速。

2.2服務貿易發展不平衡首先，從行業結構來看，我國的優勢產業依然停留在傳統的旅游、運輸行業，而如金融、通信、保險等技術、知識密集型行業的貿易發展在我國仍然滯后。近年來，雖然新興服務貿易在我國發展較快，在出口份額中上升較快，但還是顯著低于進口份額，可見仍處于劣勢。其次，從發展的地區差異性來看，東中部地區由于臨海、交通便利、經濟發達等原因服務貿易發展程度高，而相對偏遠落后的西部地區所占份額較小。

2.3相關的法律法規不健全長期以來，我國關于國際服務貿易的立法嚴重滯后，更有部分領域的法律法規基本可視為空白，相關的運行、監督僅依靠政府職能部分的規章和文件，難以形成完整的服務貿易法律體系及完善的配套法規。近年來，我國先后頒布了《海商法》《、商業銀行法》《、注冊會計師法》等一批涉及服務貿易的法律法規，推動了該領域立法的完善，但其中具體的規定、條款與國際規則存在差距，可操作性不強。我國應加強相關法律體系的建立，規范國際服務貿易市場。

3國際服務貿易自由化對我國的影響

國際服務貿易自由化的趨勢是不可避免的，在這種情況下，我國服務貿易企業既不能掉以輕心，也不必寢食難安，需看到機遇與挑戰同時存在。

3.1服務貿易自由化所帶來的機遇

3.1.1提供更多就業崗位服務貿易自由化必然會吸引大批國外服務企業涌進中國，外國投資將提供大量的國內就業機會。尤其是十后，提出中國經濟“新常態”，在國內經濟增速放緩的背景下，引進外資使國內經濟下滑、下崗工人增多的局面有所緩解。

3.1.2有利于本國技術、管理模式的提升一般來說，國際服務貿易自由化的推進有利于國內市場制度的完善，這將為企業的發展創造良好的制度背景，而這往往會吸引外資的涌入。外資企業往往擁有先進的管理模式與科研技術，本國企業通過這種強大的外部性，相對便捷地學習模仿、取長補短，進而增加本土企業的國際競爭力。

3.1.3增強國內服務行業的競爭，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我國往往出于對國內經濟安全、經濟穩定的考慮，對金融、能源等關乎國計民生的行業實行較多的管制措施，使得這些領域長期呈現壟斷經營。這無疑會帶來經濟效益的損失，以致目前企業普遍反映融資貴、融資難，消費者反映電信等行業收費項目多、亂收費。服務貿易自由化意味著國內市場的對外開放，這有利于打破國內的壟斷局面，迫使國內服務企業加入到國際競爭中來，這不但會帶來服務質量的提高，更有利于企業自身的長遠發展。

3.1.4調整產業結構，促進產業升級發達國家的服務業經過半個多世紀的發展已經較為成熟，在其國民生產總值中占據了過半比重。國際服務貿易自由化必然會加強國與國之間的聯系，我國正好趁此機會學習發達國家發展服務貿易的經驗，學習他們成熟的經濟、法律制度，使我國在發展的服務貿易道路中少走彎路。近年來，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進行了大量的勞動、資本密集型服務業投資，我國也趁此機會獲得了“世界工廠”的稱號，接下來我國應該繼續抓住機遇，進行產業升級，爭取從“世界工廠”轉型為“世界創新工廠”。

3.2服務貿易自由化帶來的挑戰

3.2.1威脅國內部分服務行業的生存發展從貿易的比較優勢來看，發達國家的優勢服務貿易產業是知識、技術密集型產業，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中國的優勢產業則是勞動密集型產業。而就發展前景來看，隨著世界經濟的發展，個人收入的不斷提高，消費者對消費品的需求也呈現出高品質、高個性化的特點，而勞動密集型產品在這方面的優勢難敵知識、技術密集型產品，因此從長遠來說，我國部分傳統服務貿易行業難以在國際市場中保持競爭力。我國的服務貿易雖然近幾年發展迅速，但仍處于起步階段，而此刻推進國際服務貿易自由化可能會使得中國在未來的國際分工中處于不利的地位。

3.2.2使得國內經濟的穩定性受到沖擊在服務業的對外開放前，我國的國內經濟主要由國內市場的走勢決定，在國家宏觀調控的管控下，國內經濟運行總體來說波動不大，不會出現較大的經濟危機。而推動國際服務貿易自由化之后，就意味著中國經濟卷入到世界經濟的大流中，世界經濟無論繁榮還是衰退都會相應地對國內經濟產生相當大的影響，這無疑會影響我國經濟的穩定性。而作為服務業的重要組成部分——金融業的對外開放，勢必大大增加我國的經濟風險。除此之外，我國的服務貿易相較于發達國家起步較晚，實力不強，使得逆差一直很高，若其超過我國貨物出口的順差，則會導致我國經常性收支項目的失衡，進而也會影響我國經濟的穩定發展。

4針對國際服務貿易自由化帶來的影響所能采取的對策

篇（5）

重商主義是保護貿易理論的早期學說，其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托馬斯·孟在他的代表作《英國得自對外貿易的財富》一書中寫道：“對外貿易是增加我們的財富和現金的通常手段”（注：汪堯田：《國際貿易》，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217頁。），它積極主動地追求外貿順差。

資產階級保護貿易理論的第一個系統闡述者是德國歷史學派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他提出的“保護幼稚產業論”僅僅提倡保護本國的弱小產業，一旦這種弱小產業在政策保護下得到發展，成長到具有國際競爭能力時，就主張國家立即放棄保護政策，以利于國內資源的有效配制和產業競爭力的增強。

發展中國家借鑒李斯特的保護幼稚產業論和羅斯托的經濟起飛理論，提出了進口替代和出口導向相結合的貿易發展戰略，涌現出巴西、墨西哥、亞洲“四小龍”、泰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菲律賓等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可以說，拉美和東南亞國家的崛起，是與積極利用外援、及時接納上游國家轉移過來的資金、技術和產業分不開的。“國際貿易在發展中國家的歷史發展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注：［德］諾貝爾特·馮克：《新貿易保護主義的一種形式：貿易性投資措施》，《國際商務》1995年第1期。）事實上，奉行新貿易保護主義的大多是發達國家，如歐盟、加拿大和美國，但它們的外貿量卻是世界上最大的。如美國在1994年的進出口貿易額就高達12019億美元，居世界第一位（注：儲玉坤：《1994年世界貿易發展迅猛的原因及其前景》，《國際經貿探索》1995年第4期。）。

總之，形形的保護貿易理論無一是主張閉關鎖國的，這些理論都提倡積極主動的對外貿易。

二、保護貿易理論修正了自由貿易理論的不現實假定，發展了自由貿易理論

傳統的保護貿易理論主要有以李嘉圖為代表的比較利益論和以赫克歇爾與俄林為代表的要素稟賦理論。這兩種理論在解釋貿易的起因方面非常有說服力。但它們不能解釋現實中發生在發達國家間的產業間貿易和發生在跨國公司內部的公司內貿易，不能動態地解釋國際貿易中的比較利益的變化，忽略了貿易利益在貿易雙方的分配是否合理，等等。

保護貿易理論是以自由貿易理論批評者的身份出現的，是對自由貿易理論的補充和發展。這種發展主要表現為對傳統貿易理論假定前提的修正。

一般認為，傳統的自由貿易理論主要有以下幾個明確或隱含的假定（注：邁克爾·P·托達羅：《經濟發展與第三世界》，中國經濟出版社1992年版，第341頁。）（注：王小軍：《新貿易理論書評——新貿易理論與傳統貿易理論之比較》，《國際貿易問題》1996年第4期。）：

1.各國生產要素在本質上保持不變，在國內可以自由流動，但在國際間則根本不能流動。

2.技術水平固定不變，可自由獲取，國際市場上消費者占主導地位。

3.規模收益不變，要素市場和產品市場都是完全競爭的，沒有不確定性。

4.政府在外貿中不起作用，因此國際貿易在相互競爭的小生產者之間展開。

5.各國貿易總是平衡的。

6.各國的需求偏好相似且保持不變，各國經濟發展水平相似。

由于上述假定前提的不現實性，因此出現了對上述假定進行修正后產生的各種保護貿易學說。

（一）保護幼稚產業論修正了傳統自由貿易理論中貿易各國都處于相似經濟發展水平的假定

保護貿易論的提出者李斯特批評古典貿易理論“沒有考慮到各個國家的性質以及他們各自的特有利益和情況”。“兩個同樣具有高度文化的國家，要在彼此自由競爭下共同有利，只有當兩者在工業發展上處于大體上相等的地位時才能實現”，“在自由競爭下，一個一無保護的國家要想成為一個新興工業化國家已經沒有可能。”“保護制度是使落后國家在文化上取得與那個優勢國家同等地位的唯一方法。”（注：［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商務印書館1961年版。）李斯特提出的歷史發展階段論認為，各個國家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應該采取不同的外貿政策，在工業化的中期階段，實施保護貿易可以迅速發展起本國的民族工業，但在民族工業具有一定的國際競爭力時，必須果斷地放棄保護。這實際上是對李嘉圖比較利益學說的發展和補充。

（二）發展中國家貿易條件惡化說是對傳統自由貿易理論假定貿易各國都可從貿易中對等獲益的修正

伊曼紐爾和普雷畢什關于發展中國家貿易條件不斷惡化的論點得到了普遍的證實：

“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條件已越來越趨向惡化，自1980年起，初級產品貿易的平均價格下降一半，給發展中國家的初級產品出口收入造成了巨大損失，每年高達500億美元。1993年初級產品價格更是普遍下降，非燃料初級產品平均價格以美元計比1992年下降了3.5%左右，其中一些產品的價格已經下降到30年來的最低水平。”在世界商品貿易額和比重不斷減少、服務貿易額和比重不斷增加的今天，在運輸、保險、銀行、通訊和旅游等服務貿易領域，發展中國家更是遠遠落后于發達國家（注：曾時：《試論新貿易保護主義的主要特點與理論基礎》，《世界經濟研究》1994年第6期。）。

“薩普斯福特根據從1962～1982年每年數據在二項回歸分析中估計，非燃料初級產品需求的價格彈性為-0.25”，“長期價格彈性可能比短期價格彈性低許多”。發展中國家更加外向型的全球政策轉變可能抑制農產品價格，因而惡化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條件。其直接的收入效應可能很小，而通過國際收支約束加緊產生的間接效應可能會相當大，因而會全部抵消貿易自由化的預期益處。”（注：［英］邁克爾·布利尼：《發展中國家的貿易自由化和貿易條件：關注的一個方面》，《經濟資料譯叢》1995年第3期。）

（三）凱恩斯主義貿易理論是對傳統自由貿易理論假定各國總處于貿易平衡狀態的修正

凱恩斯主義認為，凈出口屬于總需求的一部分，可以刺激國民經濟的發展，而進口則會收縮國民經濟。因此，凱恩斯主義提倡國家干預國際貿易，大力推動出口，抑制進口，保持外貿順差。因此，凱恩斯主義又被叫作“新重商主義”。

正如希克斯所說，“造成英格蘭如此多的人在自由貿易方面喪失信心的主要問題是，舊的自由主義在巨大的失業面前無能為力，以及在積極的反失業計劃中使用進口限制作為要素的可能性。人們當然不得不把這條思路同凱恩斯的名字聯系在一起。就是這一點（幾乎僅僅這一點）導致凱恩斯放棄自由貿易的信念。”（注：［英］邁克爾·布利尼：《發展中國家的貿易自由化和貿易條件：關注的一個方面》，《經濟資料譯叢》1995年第3期。）可見，當國家發生經濟危機時，失業和經濟衰退就必然導致政府的保護主義傾向。

（四）最優干預政策理論是對傳統自由貿易理論市場完美無缺假定的修正

發展中國家的特點是有大量的市場缺陷，其中主要是要素市場、扭曲的部門間工資差別、粘性工資與市場工資超過影子工資、分部門的最低工資和買方壟斷，等等。所有這些市場缺陷意味著需要保護。另一方面，由于發展中國家存在非經濟偏好（即發展新興工業），因此，由戈登、約翰遜、伯格沃蒂、斯瑞尼瓦薩等人提出了最優干預政策理論，認為當市場扭曲是由國外而非由國內因素所引起，當經濟目標屬于對外部門時，采取最優干預的保護貿易形式被認為是最優政策（注：［美］杰格迪什·伯格沃蒂：《自由貿易的新舊挑戰》，《經濟譯文》1994年第5期。）。

（五）不完全競爭和規模經濟貿易理論是對傳統自由貿易理論的完全競爭和規模收益不變假定的修正

不完全競爭和規模經濟貿易理論認為，建立在比較優勢理論上的古典貿易理論有一個重要的假定，即自由競爭、市場機制決定價格和規模收益不變。事實上現代許多工業具有規模收益遞增的特點，即隨著生產規模的不斷擴大，產品的單位成本呈現遞減趨勢。規模經濟的存在要求每個國家的幾家大壟斷公司各自生產少數幾種產品，而且每種產品應存在差異，以便在生產規模上取得收益遞增的好處（注：王繼祖：《近年西方新貿易理論淺探》，《南開經濟研究》1996年第5期。）。

德國的諾貝爾特·馮克指出：“傳統的外貿理論是建立在完全競爭這一假設之上的。而這種理論沒有考慮到目前世界經濟體制的一些根本特點。例如跨國公司和市場壟斷的存在，國內外市場的區別及信息的不暢通。而恰恰在一些領域里存在大量非關稅壁壘，不完全競爭是其中的主要標志。例如在汽車工業、鋼鐵工業和半導體工業就是如此。”（注：［德］諾貝爾特·馮克：《新貿易保護主義的一種形式：貿易性投資措施》，《國際商務》1995年第1期。）

斯賓塞和布蘭德等人認為，某些工業，特別是高科技工業，處于不完全競爭情況，市場經濟失靈，需要政府干預。在這些行業中，少數大公司壟斷市場，形成寡頭壟斷，參與有效競爭，他們可以影響市場價格，他們擁有的市場力量可以獲取超額利潤轉向本國公司，從而有利于本國經濟的發展，并可取得外部經濟利益。政府可以采取多種方式加以支持，比如政府可以對本國大公司給予補貼，從而使外國競爭對手推遲或停止投資與生產，使本國公司占領市場獲得超額利潤，其利潤大大超過政府補貼。不完全競爭前提下的國際貿易理論修正了古典與新古典的自由競爭貿易理論，明確提出國家干預貿易的必要性，修正了古典與新古典貿易理論反對國家干預貿易的主張。而且，事實上歐美日等發達國家已不同程度地實行了這種戰略。他們對某些戰略工業和貿易，特別是高科技工業，國家曾不同程度直接或間接地加以支持。例如對歐洲空中客車公司和美國波音公司的噴氣式飛機等制造業的支持，對日本重化工業和半導體工業的支持等。國家對這些工業的支持和保護可以稱為“保護高科技產業論”，是“保護幼稚產業論”的現代翻版（注：王繼祖：《近年西方新貿易理論淺探》，《南開經濟研究》1996年第5期。）。

（六）企業內貿易理論是對傳統自由貿易理論的市場運行具有完全效率假定的修正

自從科斯提出交易成本和企業理論以來，人們認識到市場運行經常受到各種各樣的阻礙。這樣，企業就有一種通過自身組織的巧妙安排來替代成本相對較高的市場來組織資源的內在傾向。表現在國際貿易方面，就是某些大型的跨國公司經常通過公司內貿易來降低關稅的支付的現象。“雖然有關公司內貿易的詳細、準確的統計很難獲得，但是一般都認為公司內貿易已經成為當今國際經濟活動中的普遍現象。……根據有關的研究報告估計，目前大約60～70%的世界貿易與跨國公司有關。2/5的國際貿易在公司內部進行。鄧寧發現在英國的子公司85%的進口和80%的出口屬于公司內貿易，而在彩色電視機制造業公司內貿易的比率高達40%。利柯魯(Lecraw)研究了日本在東南亞5國輕工業制品制造業的111家跨國公司的公司內貿易的情況，他發現這個比率高達79%。”“正統的國際貿易理論對公司內貿易這種非傳統的國際貿易交易形式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和研究。”（注：朱剛體：《交易費用、時常效率與公司內貿易理論》，《經濟學動態》1997年第3期。）

（七）技術外溢和技術創新貿易理論是對傳統自由貿易理論技術固定不變和把技術作為外生變量假定的修正

傳統自由貿易理論假定技術是固定不變的，而且是可以自由獲取的。但實際上，人類的生產技術是在生產活動中產生和發展的，并且獲取技術，特別是關鍵技術是需要花費高昂的費用的。

技術外溢理論認為貿易和技術外溢有可能將國民經濟的發展引入錯誤的方向，使貿易各方的長期發展速度都受到影響。技術創新的大幅度進展需要兩個必要條件，即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和對科研投資的鼓勵。（注：海聞：《國際貿易理論的新發展》，《經濟研究》1995年第7期。）

為了消除技術外溢對國民經濟的誤導和刺激技術創新，都需要國家干預貿易活動。

（八）國際競爭優勢論修正了傳統自由貿易理論的比較優勢論

波特在調查研究了10個國家100家大工業的情況后指出，當前的貿易理論只能解釋為什么在國際競爭中一些國家的某些工業取得了輝煌的成就，而另一些卻失敗了這一問題的部分原因。比如為什么日本在汽車工業、瑞士在精密儀器工業，以及美國在化學工業方面比別國生產率更高，更富于競爭力，用比較優勢理論不能完全解釋。（注：王繼祖：《近年西方新貿易理論淺探》，《南開經濟研究》1996年第5期。）

波特認為，比較優勢并不一定是現實的國際競爭優勢。為了取得國際競爭優勢，政府可以通過補貼對工業競爭力加以影響；對教育的支持可以影響高級要素稟賦；對產品的規模、標準條例等的規定將影響產品的需求和供給；通過財政金融政策可影響工業及相關工業的供求與競爭狀況等等。

三、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實踐表明，保護貿易是他們事實上實行的貿易政策，是其實行工業化和保護本國經濟的重要手段

19世紀初，美國開始工業革命，為了抵御英國工業品的競爭，扶植國內工業的發展，美國不斷提高關稅。1816年關稅率為7.5～30%，1824年平均關稅率提高到40%，1825年又提高到45%。18世紀80年代，美國工業躍居世界首位，1900年美國在世界外貿總額中僅次于英國，居世界第2位（注：李湘等：《國際貿易教程》，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1989年版，第63頁。）。

“歷史上，德國和美國的鋼鐵工業地位的上升(1880～1913)在相當程度上是由于德國和美國政府征收保護主義關稅所致……日本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也通過進口保護為鋼鐵工業的發展助了一臂之力……日本的汽車工業之所以發展到如今的水平，與50年代和60年代日本政府對其汽車市場的進口保護有著相當的關系……后來美國對大量的進口，也加強了對其汽車工業的保護。比如1978年對克萊斯勒公司的應急貸款曾使該公司免于破產；在政府支持下，該公司的生產效率也得到了提高。1981年，美國政府迫使日本政府和汽車生產企業以自愿出口限制與美國合作；1995年美日汽車摩擦升級，美國政府迫使日本政府進一步向美國汽車生產商開放市場。……在電子工業方面，日本政府的保護主義政策也一直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以電視工業為例，日本的通商產業省曾把電視機以及與其相關的電子消費品作為發展出口的一個主要目標，進行保護，使之免于進口競爭；政府還允許七大電子企業在國內形成卡特爾式的聯合。此外，日本國內復雜的分銷系統也常常把國外電子產品排斥在外。”（注：羅丙志：《國際貿易中的政府行為與產業成長》，《國際貿易》1996年第3期。）

“事實上，沒有保護為國內市場生產的早期制造業而實現了工業化的國家和地區只有英國和香港。”（注：［美］約翰·威廉遜：《開放經濟與世界經濟》，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281頁。）

目前，發達國家處于經濟“滯脹”的狀態，美國等發達國家隨著國際債務的不斷增加，又舉起了新貿易保護主義的大旗。

由上述可以看出，幾乎整個資本主義的國際貿易發展史就是一部貿易保護主義的歷史。

篇（6）

另一方面，極大化貿易創造效果，間接地極小化兩國以外國家的貿易轉換效果有一種方式，就是自由貿易協定方式—NaturalTradingPartner(NPT)方式，它有如下兩個定義。一，在自由貿易協定簽定之前，貿易量多的國家之間簽

定自由貿易協定，因為這樣減少不自然或隨意性碩士論文的貿易發生的可能性，因而區域內國家的經濟利有可能得到增加。這個方式給選定自由貿易協定的簽定國賦予唯一的標準，因此這樣的原因包括以下兩個方面的問題:第一，即使在A國的出口中所占的B國的比重大，但是B國不一定是相同的情況(非對稱性的問題);第二，因為貿易壁壘或其他區域合一的影響，在自由貿易協定簽定之前，貿易量本身有可能過大或過小地得到評價。

篇（7）

參考ColeandElliott(2003)的模型，結合中國具體情況和本文實證目的，得到本文使用的模型：

其中，k、t分別表示地區、年份；Ekt表示污染指標，用人均污染排放量表征(文中根據需要也采用污染密集度)；KLkt表示資本勞動比率；Ikt表示人均收入；Okt表示貿易開放度，用貿易依存度表征；D是一個時間趨勢變量。RKLkt和RIkt分別表示相對資本勞動比率和相對人均收入。

對上述模型各變量含義加以說明：

(1)資本勞動比率KL代表結構效應。加入資本勞動比率的平方項KL2是考慮到資本積累對環境邊際效應遞減。如果β1>0且β2<0，則說明隨著資本勞動比率的增加，環境污染排放以遞減的速度增加。反之，如果β1<0且β2>0，環境污染排放隨資本勞動比率增加而減少。理論上，隨著資本勞動比率的增加，經濟結構由勞動密集型產業向資本密集型產業轉化，即由清潔產業向污染密集型產業轉化，導致污染增加。

(2)人均收入I代表規模和技術總效應。人均收入項的系數可能為正也可能為負，因為在一般情況下，規模效應對環境影響為正，技術效應對環境的影響為負，因此當規模效應大于技術效應時，總效應為正，反之為負。另外，模型中人均收入的平方項表示人均收入對環境的遞減效應，同時與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含義也保持一致。

(3)貿易開放度O代表貿易對環境的總效應。ORKL是變量O和相對資本勞動比率RKL的乘積，表示要素稟賦動因引起的貿易對環境的影響，ORI是變量O和相對收入RI的乘積，表示“污染天堂”動因引起的貿易對環境的影響。

要素稟賦假說認為，其他條件相同情況下，資本要素充裕的國家將出口資本密集型產品(污染密集型產品)，勞動要素充裕的國家將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清潔產品)，因此，當相對資本勞動比率增加時，污染增加。“污染天堂”假說認為，如果各個國家除了環境標準之外，其他方面的條件都相同，那么污染企業會選擇在環境標準較低的國家進行生產，這些國家就成為了“污染天堂”。因此，當β6<0時，表示要素稟賦假說存在，當β7>0時，表示“污染天堂”假說存在。

需要說明的是，當模型(1)的被解釋變量采用人均污染排放量時，解釋變量人均收入項代表規模和技術總效應，但如果被解釋變量采用污染密集度對上述模型重新估計，人均收入項對污染密集度的影響只體現技術效應。因此本文將人均污染排放和污染密集度分別作為模型的被解釋變量，先對規模和技術效應進行估計后單獨估計技術效應。

(二)變量說明及數據來源

本文采用的樣本數據為1990-2005年(1996年和1997年除外)29個省市(除外，重慶市數據計入四川省)的數據，下面就被解釋變量和解釋變量分別說明。

(1)被解釋變量

被解釋變量包括三種污染物的人均污染排放量和污染密集度，參考Antweiler等(2001)的選取標準，本文選取的污染物分別是二氧化硫、廢水和煙塵。

各省市污染物的人均排放量分別由各省市的污染物排放總量除以總人口數得到。由于1996年和1997年只有工業污染排放數據，缺乏生活污染排放數據，故本文選取的統計時段為除1996和1997年以外的1990-2005年，基礎數據來自相應各年的《中國環境年鑒》和《中國統計年鑒》。各省市污染物的污染密集度等于各省市污染物排放總量與地區生產總值之比。

(2)解釋變量

需要說明的變量包括資本勞動比率KL、人均收入I、貿易開放度O、相對資本勞動比率RKL、相對人均收入RI和時間趨勢變量D。

各省市的資本勞動比率KL等于各省市1952年不變價表示的資本存量與就業人員數之比。前者的數據采用張軍等(2004)估算的數據，后者的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

各省市人均收入I的數據均采用剔除價格因素后的上一年人均GDP數據，即采用1990年不變價表示的1989-2004年各省市的人均GDP數據，基礎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

各省市的貿易開放度O等于當年價表示的各省市進出口總額與GDP之比，進出口總額基礎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1993-2006》和《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年鑒1991-1992》，基礎數據由美元表示，根據相應年份的美元兌人民幣年平均匯率換算成人民幣。

各省市的相對人均收入RI等于上面得出的各省市的人均收入I與當年全國的人均GDP之比。各省市的相對資本勞動比率RKL等于上面的各省市的KL與全國的資本勞動比率之比。

時間趨勢變量1990年取值1，依次各年度分別取值2到14。三、計量結果及分析

本文依據豪斯曼檢驗(Hausman-test)的檢驗結果來判斷估計模型采用固定效應模型還是隨機效應模型。根據檢驗結果，模型估計時全部采用隨機效應模型。被解釋變量分別采用人均污染排放量和污染密集度的估計結果依次見表1和表2。

(一)規模、技術和結構效應分析

表1的估計結果是將人均污染排放作為被解釋變量得出的，資本勞動比率KL表征貿易對環境的結構效應，人均收入I表征貿易對環境的規模和技術效應。

表1第1列和第2列分別是Antweiler等(2001)和ColeandElliott(2003)的估計結果。為和本文的估計結果比較，先對其加以說明。Antweiler等(2001)估計結果顯示，規模效應變量(GDP/km2)和結構效應變量(KL)都與二氧化硫濃度之間呈現顯著的正相關關系，而技術效應(滯后三年的人均收入的移動平均值I)與二氧化硫濃度之間呈現顯著的負相關關系，即經濟規模的擴大和資本積累對環境污染的影響為正，技術效應為負。與Antweiler等(2001)不同，ColeandElliott(2003)和本文的模型中，人均收入項I(前一年人均GDP)代表規模和技術總效應。ColeandElliott(2003)的估計結果中，結構效應變量(KL)與人均二氧化硫排放量呈現顯著的正相關關系，隨著資本勞動比率的增加，人均二氧化硫排放增加，且速度遞減。而人均收入(I)與人均二氧化硫排放量呈現顯著的負相關關系，表明負的技術效應已經超過了正的規模效應。

表1的第3-5列是本文模型的估計結果。

首先，二氧化硫的估計結果與ColeandElliott(2003)的結論是一致的，即結構效應為正，規模和技術總效應為負。不同的是，表征規模和技術效應的人均收入項I統計不顯著，說明正的規模效應和負的技術效應相互抵消后對環境的作用很小，則經濟對二氧化硫排放的影響將主要取決于結構效應。

其次，廢水的估計結果顯示，資本勞動比率KL與人均廢水排放之間顯著正相關，即結構效應為正。人均收入項I的系數統計顯著且為正，表明技術和規模效應為正，正的規模效應超過負的技術效應，其原因在于，廢水包括工業廢水和生活污水，而國家對污水的治理主要集中在工業污染方面，生活污水的迅速增加和難以治理是導致規模效應超過技術效應的主要原因。近年來中國的環境統計數據也顯示，生活污水排放量已經超過工業廢水排放量，成為水污染的主要來源。

最后，煙塵估計結果顯示，結構效應不顯著，且正的規模效應超過了負的技術效應，規模和技術總效應為正。同時，人均收入I的一次項系數為正，二次項系數為負表明，針對煙塵，中國的人均收入水平還沒有越過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轉折點，處于曲線的上升階段。隨著人均收入的增加，人均煙塵排放量增加。

表2是將污染密集度作為被解釋變量得出的估計結果，主要分析由人均收入I代表的技術效應。與ColeandElliott(2003)的估計結果類似，本文所選的三種污染指標中，人均二氧化硫和廢水排放分別與人均收入之間呈現顯著的負相關關系，即技術效應為負。人均煙塵排放與人均收入之間也是負相關，但不顯著。表明人均收入的提高已經推動技術進步，進而減少污染。

(二)要素稟賦動因和“污染避難所”動因分析

表1和表2中，聯合變量ORKL表征要素稟賦動因，聯合變量ORI表征“污染天堂”動因。

表1中，同Antweiler等(2001)的估計結果一致，本文二氧化硫的估計結果也為要素稟賦假說和“污染天堂”假說提供了實證支持。要素稟賦變量ORKL與二氧化硫濃度之間呈現顯著負相關關系，這說明，相對于中國的平均水平，大部分省市資本勞動比率相對較低，因而還主要集中于勞動密集型產業，這就大大地減少了中國污染排放，這與要素稟賦假說的內容相符合，同時，“污染天堂”動因變量ORI與二氧化硫濃度之間是顯著正相關關系，即相對于中國的平均水平，大部分省市的人均收入也比較低，對環境質量的需求不大，因而導致了較弱的環境管制，增加了污染排放，這又符合了“污染天堂”假說的內容。廢水和煙塵的估計結果也符合這兩個假說，但是估計結果部分不顯著。

另外，與Antweiler等(2001)貿易有利于環境改善的結論不同，ColeandElliott(2003)的估計結果顯示貿易密集度(O)與二氧化硫濃度之間呈現顯著的正相關的結果，也就是說，貿易自由化導致環境污染增加。本文的估計結果中，依污染指標不同，貿易對環境的總體影響也發生變化，總體上，貿易自由化有利于減少人均二氧化硫和煙塵排放，但增加了人均廢水排放。表2中貿易變量的符號基本上與表1一致，其估計結果進一步印證了上面的討論。

最后，表1和表2的時間趨勢變量(D)基本上都與污染指標呈現統計顯著的負相關關系，這說明隨著時間的推移，公眾的環保意識、環境友好型技術的開發及其他的因素都促進了污染的減少。

為進一步闡明表1和表2的經濟含義，本文在表1和表2的基礎上計算了各污染指標對所有經濟因素的彈性，自變量的值采用各省市所有年份的平均值。估計結果見表3和表4。

從表3可以看出，貿易開放度對環境的影響相對于其他經濟因素來說較小，具體地，貿易開放度提高1%，人均二氧化硫排放減少0.15%，人均廢水排放增加0.06%，人均煙塵排放減少0.16%。同時，對每個污染物來說，其“污染天堂”動因對環境的影響都大于要素稟賦動因帶給環境的影響，比如對于二氧化硫，其“污染天堂”動因的彈性值為0.4，而要素稟賦動因的彈性值為-0.05，前者遠遠大于后者，如果不加以控制，中國大部分省市很有可能變為“污染天堂”。

表4的數據顯示，三種污染物對技術效應的彈性都比較大，說明技術效應較大程度地降低了污染密集度，減少了污染排放，但是，較大的技術效應并不一定能夠全部抵消規模效應，結合表3，對于二氧化硫，技術效應超過了規模效應，而對于廢水和煙塵，規模效應仍大于技術效應，因此需要中國進一步加大污染治理力度，開發新技術，降低污染。

四、結論

1.貿易自由化帶來的經濟規模的擴大和資本密集型產業的增加(結構效應)，都加大了我國的污染排放，但同時貿易開放給中國帶來的技術進步降低了國內的污染排放強度，貿易是否有利于中國的環境改善依污染指標不同而不同。

2.貿易對環境總體影響相對較小，且正負因污染指標不同而不同。就本文所選的三種污染物，貿易自由化減少了二氧化硫和煙塵的排放，卻增加了廢水的排放。導致這個結果的原因，盡管近年來國家對主要污染物的管制已經加強，但是主要將重點放在了大氣的污染治理上，尤其是二氧化硫的治理，而忽視了廢水的治理。

3.本文的估計結果也為要素稟賦假說和“污染天堂”假說提供了一定的實證支持。相對于中國的平均水平，多數省市的資本勞動比率較低，資本不充裕導致的要素稟賦效應減少了環境污染排放；同時，相對于平均水平，多數省市的人均收入較低導致較松的環境管制，使中國的污染排放增加。

參考文獻：

[1]Grossman，G，Krueger，A.EnvironmentalimpactsofaNorthAmericanfreetradeagreement[R].NationalBureauofE-conomicResearch，WorkingPaperNo.3914，1991.

[2]Copeland，B.andTaylor，M.North-southtradeandtheenvironment[J].The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1994(109)：755-787.

[3]Antweiler，W.，Copeland，BandTaylor，M.Isfreetradegoodfortheenvironment[J].AmericanEconomicReview，2001(91)：877-908.

[4]Cole，M.andElliott，R.Determiningthetrade-en-vironmentcompositioneffect：theroleofcapital，laboranden-vironmentalregulations[J].JournalofEnvironmentalEconomicsandManagement，2003(46)：363-383.

[5]張連眾，等.貿易自由化對我國環境污染的影響分析[J].南開經濟研究，2003，(3).

[6]蘭天.貿易與跨國界環境污染[M].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2004.

[7]李斌，湯鑄，陳開軍.貿易自由化對環境污染影響的實證分析[J].南開經濟研究，2006，(10).

篇（8）

參考ColeandElliott(2003)的模型，結合中國具體情況和本文實證目的，得到本文使用的模型：

其中，k、t分別表示地區、年份；Ekt表示污染指標，用人均污染排放量表征(文中根據需要也采用污染密集度)；KLkt表示資本勞動比率；Ikt表示人均收入；Okt表示貿易開放度，用貿易依存度表征；D是一個時間趨勢變量。RKLkt和RIkt分別表示相對資本勞動比率和相對人均收入。

對上述模型各變量含義加以說明：

(1)資本勞動比率KL代表結構效應。加入資本勞動比率的平方項KL2是考慮到資本積累對環境邊際效應遞減。如果β1>0且β2<0，則說明隨著資本勞動比率的增加，環境污染排放以遞減的速度增加。反之，如果β1<0且β2>0，環境污染排放隨資本勞動比率增加而減少。理論上，隨著資本勞動比率的增加，經濟結構由勞動密集型產業向資本密集型產業轉化，即由清潔產業向污染密集型產業轉化，導致污染增加。

(2)人均收入I代表規模和技術總效應。人均收入項的系數可能為正也可能為負，因為在一般情況下，規模效應對環境影響為正，技術效應對環境的影響為負，因此當規模效應大于技術效應時，總效應為正，反之為負。另外，模型中人均收入的平方項表示人均收入對環境的遞減效應，同時與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含義也保持一致。

(3)貿易開放度O代表貿易對環境的總效應。ORKL是變量O和相對資本勞動比率RKL的乘積，表示要素稟賦動因引起的貿易對環境的影響，ORI是變量O和相對收入RI的乘積，表示“污染天堂”動因引起的貿易對環境的影響。

要素稟賦假說認為，其他條件相同情況下，資本要素充裕的國家將出口資本密集型產品(污染密集型產品)，勞動要素充裕的國家將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清潔產品)，因此，當相對資本勞動比率增加時，污染增加。“污染天堂”假說認為，如果各個國家除了環境標準之外，其他方面的條件都相同，那么污染企業會選擇在環境標準較低的國家進行生產，這些國家就成為了“污染天堂”。因此，當β6<0時，表示要素稟賦假說存在，當β7>0時，表示“污染天堂”假說存在。

需要說明的是，當模型(1)的被解釋變量采用人均污染排放量時，解釋變量人均收入項代表規模和技術總效應，但如果被解釋變量采用污染密集度對上述模型重新估計，人均收入項對污染密集度的影響只體現技術效應。因此本文將人均污染排放和污染密集度分別作為模型的被解釋變量，先對規模和技術效應進行估計后單獨估計技術效應。

(二)變量說明及數據來源

本文采用的樣本數據為1990-2005年(1996年和1997年除外)29個省市(除外，重慶市數據計入四川省)的數據，下面就被解釋變量和解釋變量分別說明。

(1)被解釋變量

被解釋變量包括三種污染物的人均污染排放量和污染密集度，參考Antweiler等(2001)的選取標準，本文選取的污染物分別是二氧化硫、廢水和煙塵。

各省市污染物的人均排放量分別由各省市的污染物排放總量除以總人口數得到。由于1996年和1997年只有工業污染排放數據，缺乏生活污染排放數據，故本文選取的統計時段為除1996和1997年以外的1990-2005年，基礎數據來自相應各年的《中國環境年鑒》和《中國統計年鑒》。各省市污染物的污染密集度等于各省市污染物排放總量與地區生產總值之比。

(2)解釋變量

需要說明的變量包括資本勞動比率KL、人均收入I、貿易開放度O、相對資本勞動比率RKL、相對人均收入RI和時間趨勢變量D。

各省市的資本勞動比率KL等于各省市1952年不變價表示的資本存量與就業人員數之比。前者的數據采用張軍等(2004)估算的數據，后者的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

各省市人均收入I的數據均采用剔除價格因素后的上一年人均GDP數據，即采用1990年不變價表示的1989-2004年各省市的人均GDP數據，基礎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

各省市的貿易開放度O等于當年價表示的各省市進出口總額與GDP之比，進出口總額基礎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1993-2006》和《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年鑒1991-1992》，基礎數據由美元表示，根據相應年份的美元兌人民幣年平均匯率換算成人民幣。

各省市的相對人均收入RI等于上面得出的各省市的人均收入I與當年全國的人均GDP之比。各省市的相對資本勞動比率RKL等于上面的各省市的KL與全國的資本勞動比率之比。

時間趨勢變量1990年取值1，依次各年度分別取值2到14。

本文依據豪斯曼檢驗(Hausman-test)的檢驗結果來判斷估計模型采用固定效應模型還是隨機效應模型。根據檢驗結果，模型估計時全部采用隨機效應模型。被解釋變量分別采用人均污染排放量和污染密集度的估計結果依次見表1和表2。

(一)規模、技術和結構效應分析

表1的估計結果是將人均污染排放作為被解釋變量得出的，資本勞動比率KL表征貿易對環境的結構效應，人均收入I表征貿易對環境的規模和技術效應。

表1第1列和第2列分別是Antweiler等(2001)和ColeandElliott(2003)的估計結果。為和本文的估計結果比較，先對其加以說明。Antweiler等(2001)估計結果顯示，規模效應變量(GDP/km2)和結構效應變量(KL)都與二氧化硫濃度之間呈現顯著的正相關關系，而技術效應(滯后三年的人均收入的移動平均值I)與二氧化硫濃度之間呈現顯著的負相關關系，即經濟規模的擴大和資本積累對環境污染的影響為正，技術效應為負。與Antweiler等(2001)不同，ColeandElliott(2003)和本文的模型中，人均收入項I(前一年人均GDP)代表規模和技術總效應。ColeandElliott(2003)的估計結果中，結構效應變量(KL)與人均二氧化硫排放量呈現顯著的正相關關系，隨著資本勞動比率的增加，人均二氧化硫排放增加，且速度遞減。而人均收入(I)與人均二氧化硫排放量呈現顯著的負相關關系，表明負的技術效應已經超過了正的規模效應。

表1的第3-5列是本文模型的估計結果。

首先，二氧化硫的估計結果與ColeandElliott(2003)的結論是一致的，即結構效應為正，規模和技術總效應為負。不同的是，表征規模和技術效應的人均收入項I統計不顯著，說明正的規模效應和負的技術效應相互抵消后對環境的作用很小，則經濟對二氧化硫排放的影響將主要取決于結構效應。

其次，廢水的估計結果顯示，資本勞動比率KL與人均廢水排放之間顯著正相關，即結構效應為正。人均收入項I的系數統計顯著且為正，表明技術和規模效應為正，正的規模效應超過負的技術效應，其原因在于，廢水包括工業廢水和生活污水，而國家對污水的治理主要集中在工業污染方面，生活污水的迅速增加和難以治理是導致規模效應超過技術效應的主要原因。近年來中國的環境統計數據也顯示，生活污水排放量已經超過工業廢水排放量，成為水污染的主要來源。

最后，煙塵估計結果顯示，結構效應不顯著，且正的規模效應超過了負的技術效應，規模和技術總效應為正。同時，人均收入I的一次項系數為正，二次項系數為負表明，針對煙塵，中國的人均收入水平還沒有越過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轉折點，處于曲線的上升階段。隨著人均收入的增加，人均煙塵排放量增加。

表2是將污染密集度作為被解釋變量得出的估計結果，主要分析由人均收入I代表的技術效應。與ColeandElliott(2003)的估計結果類似，本文所選的三種污染指標中，人均二氧化硫和廢水排放分別與人均收入之間呈現顯著的負相關關系，即技術效應為負。人均煙塵排放與人均收入之間也是負相關，但不顯著。表明人均收入的提高已經推動技術進步，進而減少污染。

(二)要素稟賦動因和“污染避難所”動因分析

表1和表2中，聯合變量ORKL表征要素稟賦動因，聯合變量ORI表征“污染天堂”動因。

表1中，同Antweiler等(2001)的估計結果一致，本文二氧化硫的估計結果也為要素稟賦假說和“污染天堂”假說提供了實證支持。要素稟賦變量ORKL與二氧化硫濃度之間呈現顯著負相關關系，這說明，相對于中國的平均水平，大部分省市資本勞動比率相對較低，因而還主要集中于勞動密集型產業，這就大大地減少了中國污染排放，這與要素稟賦假說的內容相符合，同時，“污染天堂”動因變量ORI與二氧化硫濃度之間是顯著正相關關系，即相對于中國的平均水平，大部分省市的人均收入也比較低，對環境質量的需求不大，因而導致了較弱的環境管制，增加了污染排放，這又符合了“污染天堂”假說的內容。廢水和煙塵的估計結果也符合這兩個假說，但是估計結果部分不顯著。

另外，與Antweiler等(2001)貿易有利于環境改善的結論不同，ColeandElliott(2003)的估計結果顯示貿易密集度(O)與二氧化硫濃度之間呈現顯著的正相關的結果，也就是說，貿易自由化導致環境污染增加。本文的估計結果中，依污染指標不同，貿易對環境的總體影響也發生變化，總體上，貿易自由化有利于減少人均二氧化硫和煙塵排放，但增加了人均廢水排放。表2中貿易變量的符號基本上與表1一致，其估計結果進一步印證了上面的討論。

最后，表1和表2的時間趨勢變量(D)基本上都與污染指標呈現統計顯著的負相關關系，這說明隨著時間的推移，公眾的環保意識、環境友好型技術的開發及其他的因素都促進了污染的減少。

為進一步闡明表1和表2的經濟含義，本文在表1和表2的基礎上計算了各污染指標對所有經濟因素的彈性，自變量的值采用各省市所有年份的平均值。估計結果見表3和表4。

從表3可以看出，貿易開放度對環境的影響相對于其他經濟因素來說較小，具體地，貿易開放度提高1%，人均二氧化硫排放減少0.15%，人均廢水排放增加0.06%，人均煙塵排放減少0.16%。同時，對每個污染物來說，其“污染天堂”動因對環境的影響都大于要素稟賦動因帶給環境的影響，比如對于二氧化硫，其“污染天堂”動因的彈性值為0.4，而要素稟賦動因的彈性值為-0.05，前者遠遠大于后者，如果不加以控制，中國大部分省市很有可能變為“污染天堂”。

表4的數據顯示，三種污染物對技術效應的彈性都比較大，說明技術效應較大程度地降低了污染密集度，減少了污染排放，但是，較大的技術效應并不一定能夠全部抵消規模效應，結合表3，對于二氧化硫，技術效應超過了規模效應，而對于廢水和煙塵，規模效應仍大于技術效應，因此需要中國進一步加大污染治理力度，開發新技術，降低污染。

3、結論

1.貿易自由化帶來的經濟規模的擴大和資本密集型產業的增加(結構效應)，都加大了我國的污染排放，但同時貿易開放給中國帶來的技術進步降低了國內的污染排放強度，貿易是否有利于中國的環境改善依污染指標不同而不同。

2.貿易對環境總體影響相對較小，且正負因污染指標不同而不同。就本文所選的三種污染物，貿易自由化減少了二氧化硫和煙塵的排放，卻增加了廢水的排放。導致這個結果的原因，盡管近年來國家對主要污染物的管制已經加強，但是主要將重點放在了大氣的污染治理上，尤其是二氧化硫的治理，而忽視了廢水的治理。

3.本文的估計結果也為要素稟賦假說和“污染天堂”假說提供了一定的實證支持。相對于中國的平均水平，多數省市的資本勞動比率較低，資本不充裕導致的要素稟賦效應減少了環境污染排放；同時，相對于平均水平，多數省市的人均收入較低導致較松的環境管制，使中國的污染排放增加。

參考文獻：

[1]Grossman，G，Krueger，A.EnvironmentalimpactsofaNorthAmericanfreetradeagreement[R].NationalBureauofE-conomicResearch，WorkingPaperNo.3914，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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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ntweiler，W.，Copeland，BandTaylor，M.Isfreetradegoodfortheenvironment[J].AmericanEconomicReview，2001(91)：877-908.

[4]Cole，M.andElliott，R.Determiningthetrade-en-vironmentcompositioneffect：theroleofcapital，laboranden-vironmentalregulations[J].JournalofEnvironmentalEconomicsandManagement，2003(46)：363-383.

[5]張連眾，等.貿易自由化對我國環境污染的影響分析[J].南開經濟研究，2003，(3).

[6]蘭天.貿易與跨國界環境污染[M].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2004.

[7]李斌，湯鑄，陳開軍.貿易自由化對環境污染影響的實證分析[J].南開經濟研究，2006，(10).

篇（9）

韓美自由貿易協定(簡稱FTA)談判在歷經8輪10個月的艱苦磋商后，最終于2007年4月2日落下帷幕，并于同年6月30日正式簽署。盡管協定還有待兩國國會批準，但鑒于雙方的強烈意愿，2009年獲得通過應不會有大的問題。盡管第八輪談判后還存在重大分歧，但在隨后的高級別會談中，韓美雙方出于各自重大的戰略考慮，還是在敏感產業方面分別做出讓步，促使談判在兩次延期情況下依然達成一致。韓美為什么要如此匆忙達成FTA，除美國政府TPA權限即將到期的原因外，雙方共同戰略訴求恐怕是更深層次的動力源泉。

一、韓美FTA的主要內容

韓美FTA是一個以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為藍本的具有廣泛內容的雙邊自由貿易協定。

內容涉及農產品、紡織品、原產地、海關清關制度、衛生檢疫制度、技術壁壘、投資、服務、金融、電子商務、競爭性政策、政府采購、知識產權制度、勞工問題、環境和透明度問題等19個領域。韓美FTA是美國15年來簽署的最大規模的自由貿易協定，也是與亞洲國家簽署的最大規模的自由貿易協定。韓美FTA是雙方相互妥協的產物，是不完整的、均衡的協定。依雙方談判代表所述，雙方都實現了自身的目標，但卻都沒有實現自己的全部要求。在多輪談判中，農業、汽車、紡織品等領域的開放問題一直是談判的焦點。 在農業方面，美國迫切希望完全實現貿易自由化，韓國則要求將部分農產品排除在貿易自由化之外。直到談判結束，雙方才相互讓步達成協議：美國同意將大米排除在外，允許韓國保持進口配額限制;韓國則宣布只要國際獸疫局(OIE)承認美國是控制風險國家，就恢復進口美國牛肉。

其他農產品談判雙方也各有讓步。在汽車領域，美國希望韓國廢除所有關稅及非關稅壁壘，韓國則要求美國立即廢除轎車關稅，并在5年內廢除小型貨車關稅。雙方最終敲定，汽車零部件和小于3 000co的汽車立即取消關稅，大于3 000co的汽車在未來3年內取消關稅，小型貨車在lO年內取消關稅。韓國同意改變針對美國大型車的稅制，并在3年內將汽車特許權稅從10%降低到5%。在紡織品領域，韓美FTA最終將執行“YarnForward”規定，即：FTA下的紡織品必須在美國或韓國境內制造。這樣，美韓貿易中就有61%的紡織品被取消關稅。但作為特殊安全機制，對可能使相關行業受沖擊的紡織品進口，2年內仍可征收關稅。

二、韓美FTA的戰略意圖

(一)促使韓國擴大開放范圍，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韓國在工業化后期開始轉變政府主導型經濟發展政策，持續推行自由開放政策，較好地適應了經濟全球化趨勢。其商品貿易占GDP的比重超過70%，服務貿易比重達13.5%，超出其他主要國家。但WTO多邊貿易體系作用并不明顯，相反，許多大國也紛紛加入到原本以中小國家為主的雙邊自由貿易體系，區域主義呈高速擴散態勢。韓美FrA不僅意味韓國繼續適應經濟區域化趨勢，也意味韓國要繼續擴大開放，在實現貨物貿易自由化的同時，也促使服務業及部分薄弱產業積極面對世界經濟自由化浪潮。此前，韓美各自締結的FTA規模較小，不足以承擔經濟增長點的重任，而此次世界第一大經濟體與第十大經濟體的FTA，會給雙方提供更廣闊的貿易平臺和經濟增長契機，每年會增加多達200億美元的貿易額。有研究表明，韓美FTA可使韓國對美出口增加12%～17%，GDP增長2%左右。屆時，GDP最高可增加135億美元，創造10萬余就業崗位。另外，非關稅壁壘的撤銷和公平競爭條件的形成及透明度的提高，還可增加投資和技術轉移，促進服務業的發展，建立透明的會計制度，形成靈活的勞動市場，進而推進韓國整個經濟的發展。

(二)分散韓國的對外依存度，擺脫其對中國市場的嚴重依賴。上世紀80年代后期開始，韓國出口結構發生巨大變化。對美出口比重由1986年的40.1%降至2006年的13.3%，而對華出口比重則由5.2%增加至27.2%。受中國經濟高速發展帶動，以零配件、原材料為主的對華出口成為韓國經 濟的支柱。而且，韓國制造業海外投資50%以上集中在中國。雖然中國不斷擴大的市場拯救了后工業化時期的韓國經濟，但由于對中國依賴程度過高，致使中國經濟變動對韓國影響也越來越大。因此，韓國需要以韓美FTA為契機，重新找回已經失去的美國市場份額，在出口市場上進行多樣化規劃。

(三)使韓國擺脫“三明治”的被動局面，尋找東亞之外的平衡點。韓美FTA能在最后期限內迅速達成，除美國政府“促進貿易權限”(TPA)即將到期的原因外，更主要還是韓國政府出于“嚴肅的政治判斷”。韓國近年來一直擔心自己淪為東北亞的“三明治夾心”，害怕埋沒在日本與中國之間。韓國迫切希望扭轉競爭力上的頹勢，希望從這種“夾心餅干”狀態中掙脫出來，希望通過締結亞洲最大規模的FTA來扭轉局面。韓美FTA有助于韓國重新調整貿易關系，減少因對美貿易順差而頻繁引發的貿易摩擦，降低韓國對日本商品的依賴和逆差狀態。今后在美國市場上，韓國所享有的優惠將有利于與日本產品競爭。

(四)有利于韓國與中國爭奪美國市場，提高全球市場競爭力。美國是“完全競爭的市場”，每年進口規模高達1.7萬億美元。因此，在美國能通行的商品，在全世界也能通行。但韓國商品在美國市場的占有率呈逐年下降趨勢。韓國在美國的市場占有率已從1995年的3.3%降到現在的2.6%。而中國在美國市場的占有率，1995年只有6.1%，但2005年已達14.6%，10年間上升1倍多。韓國認為，中國的急劇增長，壓縮了韓國在美的市場空間，這種趨勢今后仍有可能繼續。韓國正處于必須尋找新突破口的十字路口，而與美國簽署FTA，正是為增強其競爭力，屆時韓國商品就無須再懼怕“中國價格”。韓國對美出口預計會增加353至462億美元，相當于2005年韓國對美出口額(438億美元)。特別是汽車、纖維、電子等主要出口產品的對美出口將會大幅增加。

(五)形成韓美同盟，牽制中韓的融合。韓美FTA除經濟上的考慮外，還包含復雜的政治因素。其一，韓國在長遠戰略上想做中美之間的“勢力均衡者”，以便在東北亞地區求得良好的生存發展。其二，美國在長遠戰略上要牽制中國，牽制中韓融合。因而需要利用韓國的“平衡戰略”，以達到“更深介入亞洲”的目的。對韓國而言，作為唯一與美國締結FTA的東北亞國家，韓美FTA 將使雙方在已有軍事同盟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經濟同盟，從而形成“整體同盟”，提升自身“東北亞平衡者”的地位。對美國而言，韓美FTA的經濟含義與政治含義也同等重要。防范與牽制中國是美國與韓國簽署FTA的一個重要因素。由于中國在東亞經濟合作中的作用日漸增強，美國在亞洲的經濟地位受到影響。因此，美國希望通過美韓FTA加強同東亞的聯系，牽制韓國進入中國經濟圈，削弱中國對東亞的影響。

(六)主導東亞VIA進程，掌握VIA標準的話語權。韓美VIA通過爭奪東亞VIA進程的主導權，掌握VIA標準的話語權，形成對中國的無形壓力，迫使中國在今后FTA談判中做出讓步。近年來，為爭奪東亞貿易主導權，美歐都在加速實施亞洲FTA戰略。韓美FTA標志著美國以亞太經合組織為舞臺的VIA戰略已拉開帷幕。歐盟與韓國的VIA談判也已開始啟動。美歐2007年5月與東盟就開始VIA談判達成協議。美歐之所以在亞洲加速VIA戰略，是擔心中國在東亞的話語權過于強大。美國認為，東盟與中國達成貿易協議加強了中國的領導地位，削弱了美日的地位，并促使其他國家與之進行VIA談判。相反，美國在亞洲的VIA談判處于陷入僵局的危險，布什總統在貿易方面的“快速審批權”也將到期。如果歐盟現在開始進行自己的FTA計劃，美國在亞洲及廣泛多邊體系中的地位可能進一步被削弱。韓國VIA戰略也有類似考慮。韓國采取的是“遠交近攻”的“三步走”戰略，即先是美國，然后是歐盟，最后是中日。韓國認為這是掌握主動、擴大影響的重大舉措，通過與最大經濟體美國簽訂FTA，韓國將首先掌握FTA標準的話語權，繼之與歐盟、加拿大的談判也都不會很難，進而在東亞VIA進程中占據主導地位。韓美VIA達成后，中國和日本都表現出一些急迫情緒，歐盟也稱要在年內結束談判。這使韓國意識到先同美歐談判就可以“要挾”鄰國對自己做出讓步。

三、韓美VIA對中國的影響

(一)使中國在東亞一體化進程中處于被動局面。韓美FTA意圖削弱中國在東亞經濟一體化進程中的影響。韓國成功走出“10+3”框架的束縛，擺脫中日夾擊下的“三明治”尷尬局面 ，實現經濟上的“平衡外交”，在東亞VIA進程中為韓國贏得話語權。如果韓國與歐盟VIA談判成功，那么韓國就幾乎掌握了全部主動權。這意味著中國不得不考慮“10+3”框架之外更廣泛的VIA戰略，擴大中國的選擇范圍，以贏得東亞VIA進程中的主動權和話語權。韓美VIA將對中國對外經濟戰略產生影響，促使中國形成并實施自己的FTA戰略。

(二)可能造成部分貿易轉移損失。韓美大部分產品實現零關稅后，對中國可能造成的貿易轉移主要有三方面：中韓產品在美國市場競爭將更加激烈;中美農產品在韓國市場上的競爭更加激烈;對華投資的轉移。中國與韓國出口到美國市場的部分產品重疊，由于韓國產品關稅降低甚至取消，相應地提高了其產品競爭力，中國這部分產品的出口市場可能被韓國擠占。同時，由于美國農產品物美價廉，競爭力較強，可能威脅到中國農產品對韓國的出口。在中國對韓國的出口中，農產品占重要地位。目前，韓國每年從中國進口農產品近30億美元，是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農產品進口國。不過中國與韓國有地緣便利優勢，加之中國農產品技術含量和競爭力的不斷提升，這方面的影響不會太大。另外，韓美間的零關稅，不僅會使韓美間相互投資增加，也會使試圖進入美國市場和韓國市場的外商在華投資企業增加對韓投資。

(三)中韓FTA談判將更加艱難。韓美VIA為韓國與中國、歐盟VIA談判增加了籌碼，可能效仿韓美VIA模式，如，在與歐盟的談判中也提出把大米排除在貿易自由化進程之外，并要求繼續維持對谷物、蔬菜和水果的保護性關稅;或在與中國進行VIA談判時也持此強硬立場。所以，農業問題肯定是中韓FTA談判的焦點和難點。如果歐盟在農業問題上對韓國讓步，將對中國更不利。在這方面，中國須作好充分準備和謀劃。韓美FTA使中韓和日韓VIA談判產生壓力。日本表示隨時可以談，中國也顯示出可在農業方面退讓一步以盡快開始談判的姿態。但韓國在與美國的談判取得成功后，并繼續與歐盟談判的情況下，對中國的談判勢必要價過高，談判將更加困難。 韓美FrA對我國的影響也不都是負面的，貿易轉移對調整中韓貿易結構、緩解中美貿易摩擦也有一定促進作用。總之，韓美簽署VIA，對中國利弊兼有，重要的是認真分析，采取對策，減少負面影響。 四、中國的對策 目前，中韓VIA尚處于聯合研究階段，雖取得初步成果，但中韓FTA的建立還存在一定難度。韓美FTA給中國帶來壓力的同時，也給中國FTA戰略和中韓FTA發展提供了許多啟示。

一是不必急于簽署中韓FTA。鑒于韓美VIA的諸多“折扣性”條款和例外條款，中國的態度應是不溫不火、不急于與韓國達成協定。這與韓國對待中韓FTA的態度是一致的。二是中國應更積極穩妥地讓中國與東盟自由貿易區的效應顯現出來，提高中國的談判籌碼。借鑒韓美FTA的戰略指向，在“10+3”框架之外發展與發達國家的FTA。正如今年4月7日中國與新西蘭簽署的FTA一樣，完善和堅持自己的FTA戰略，掌握東亞經濟一體化進程的主動權。三是保護和利用好本國市場。韓美FTA談判的歷程顯示，市場是需要精心呵護的。尤其是對一個巨大的發展中國家市場，如果過于開放市場，別國就會失去與之進行FTA談判的動力和積極性。

對未來中韓FTA談判，可采取如下對策：

(一)從戰略高度堅持均衡原則。韓美FTA的談判過程始終貫穿著從戰略高度堅持均衡的原則。為盡快達成協議，韓國在汽車、牛肉上作出讓步，美國在農產品和開城工業園產品原產地認證上作出讓步。中韓FTA最大的障礙仍是農產品市場的開放及開放程度問題。目前，韓國以高額關稅阻擋中國農產品進口，一旦FTA談判開始，農產品將成為雙方爭論的最大焦點。為能促成中韓FTA，需要雙方從戰略高度堅持均衡原則，各自有所讓步。

(二)對敏感產業采取例外與分階段推進方式。FTA具有階段性推進特征，可采取分期逐漸的方式來取消關稅，并把雙方較敏感的領域作為例外處理。在對待敏感產業問題上，應采取韓、美FTA中的過渡期安排，以緩解短期沖擊，獲得雙方國民的支持。在雙方可承受的程度下，以幾年到十幾年不等的時間作為緩沖期限，以達到既保護民族產業又促進雙邊貿易的雙贏目的。雙方可根據本國國情，找出最薄弱的產業部門作為例外產品，待到較為成熟時再對外開放。

篇（10）

動態地看，新疆金融業的發展步伐正逐漸加快，這進一步擴大了新疆和中亞五國金融機構之間的差距。同時，新疆金融機構對中亞五國提供資金的增量較為緩慢。而且，新疆和中亞五國都存在資金相對不足的情況。因此，引進資金就成為新疆和中亞五國共同關注的焦點之一。為了引進資金，促進對五國的貿易，發展新疆的經濟，有必要對五國的情況作一定的了解，并在此基礎上制定相應的應對措施。

一、中亞五國為引進資金的優惠政策

概括地說，中亞五國在對外貿易方面的優惠政策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特惠政策

減免稅(其中最主要的是關于稅務投資特惠期的規定、減免稅的對象主要是財產稅和利潤稅)、免除關稅(免除關稅的期限、適用對象為投資項目所需設備的進口關稅)、提供國家實物贈與(包括財產所有權和土地使用權，價值不得超過投資總規模的30%)。

2.在投資者權益保障方面

投資商可以自行支配稅后收入，在銀行開立本外幣賬戶；在實行國有化和收歸國有時，國家賠償投資商的損失；可以采取協商、通過法庭或國際仲裁法庭解決投資爭議；第三方完成投資后，可以進行投資商權利轉移。

3.銀行開展的業務

以亞洲綜合銀行為例，該行在獨聯體國家之間的業務市場實行銀行之間清算，貨幣兌換，進出口貿易業務，國際匯款，期貨交易，有價證券業務。亞洲綜合銀行在執行國際結算業務的基礎上發展同業銀行網并同許多獨聯體各國銀行建立同業關系，在其同業銀行中有著名的俄羅斯、烏克蘭、莫爾多瓦和哈薩克斯坦銀行：CommerzbankAG(德國)；UnionBankofCalifornia(美國)；CentroInternationaleHandelsbank,AG(澳大利亞)。該銀行還使用高技術為顧客提供廣泛的國際水平的銀行服務，按照“銀行—因特網”體制，顧客可以晝夜24小時地從世界各地進行貨幣資金匯款、接受賬目、檢查賬戶等，同時還使用保護信息的現代技術(包括smart卡)，保證顧客轉交信息和執行業務的保密性。

二、多方努力，積極促進新疆對五國的貿易

（一）金融機構應大力開展與五國貿易有關的國際業務

1.建立為我區與中亞五國貿易服務的以商業銀行為中心的多邊清算系統。穩定、安全、高效與順暢的國際多邊清算系統對降低流通成本、避免市場風險、促進國際貿易往來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沒有以銀行為中心的多邊清算系統為國際貿易提供結算服務，國際貿易往來根本不可能進行。因此應該加強與中亞五國的溝通，盡快建立彼此間的多邊清算網絡體系。在這個清算系統中，結算貨幣可以是可兌換的自由貨幣，也可以是在一定基礎上產生的記賬貨幣；結算的金融機構可以是新成立的，也可以從現有的金融機構中選擇合適的機構，當然也可以利用環球銀行金融電訊系統(SWIFT)來完成清算。

如從現有的金融機構中選擇合適的機構，則中國銀行新疆分行和吉爾吉斯斯坦的亞洲綜合銀行以及環球銀行金融電訊系統(SWIFT)都可以作為多邊清算系統的中心。

2.在對五國貿易中的結售匯給予特殊待遇：目前我國對出口收匯的管理主要以2003年8月5日印發的《出口收匯核銷管理辦法》和2003年9月8日的《出口收匯核銷管理辦法實施細則》為主，這個辦法的主要管制對象為出口收匯，主要目的不是為了鼓勵外資的進入，因此也就沒有對外資企業的外匯收支做出相應的規定，更沒有對外資的進入給予特殊的待遇。

3.提供遠期外匯買賣、外匯掉期（ForeignExchangeSwap）、外匯期貨(ForeignExchangeFutures)和外匯期權(ForeignExchangeOptions)等業務，為貿易雙方匯率風險管理提供更多的選擇余地，同時還可進行“福費廷”(Forfeiting)和政府貸款的等業務。從事國際貿易往來的企業除信用風險外，面臨的最大風險就是匯率變動風險。由于我國實行盯住美元的匯率制度，美元又實行由市場供求所決定的浮動匯率制，這就使我國的企業在國際貿易往來中使用非美元的外匯計價結算時隨時面臨計價結算貨幣匯率變動的風險，這就需要金融機構按照國際慣例，隨時為企業提供相關的外匯交易工具與服務，使企業能夠利用這些交易與工具，通過相應的風險管理降低與轉嫁匯率變動風險，達到避險保值的目的。4.參與和提供銀團貸款(SyndicatedLoan)，為我區企業和項目融資(ProjectFinancing)創造更多機會和條件：我國第一個成功的銀團貸款的案例是“大亞灣核電站”項目(最初采取中行擔保向海外借入銀團貸款貸再轉貸的形式)，中國工商銀行第一筆本外幣銀團貸款是1991年上海分行牽頭組織的上海東方明珠電視塔項目銀團貸款。對于決定我區經濟發展的重大項目，也適宜采用銀團貸款的方式引進資金。

（二）在五國設立分支機構(ForeignSubsidiaryBank)，努力實現本地金融向五國的滲透。五國金融系統普遍具有“銀行體系脫離實體經濟”、“銀行業務中短期貸款比重大，長期貸款比重極小，投機性投資大大高于生產性投資”的特點，雖然都“嚴格規范和限制在國內設立外資、合資銀行”，但并非禁止外資和合資銀行的進入。結合其金融系統存在的問題，考慮到我區經濟發展的情況，通過設立分支機構努力實現本地金融機構向五國的滲透，從而為我區金融機構、企業和政府進行外部融資創造條件，同時也能為我區金融機構的改革和發展提供良好的經驗借鑒，還可以在信用征信方面做一些嘗試。

（三）積極推進企業的外源融資。通常而言，企業的籌資方式分為內部融資(主要通過折舊和留存收益進行)和外部融資(主要通過發行股票和債券進行)兩類。因五國大都在“培育金融市場，發展多樣化的金融工具”，我們可以抓住這個契機，通過發行股票、債券的方式籌資，同時也可以利用長期借款、租賃等方式融資，包括混合籌資(發行優先股、可轉換債券和認股權證)，這些都可能成為五國市場上比較看好的金融工具。

（四）政府對外商投資制定相應的優惠政策。為鼓勵外商在我區境內投資，保護投資者合法權益，可以在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法》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企業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法》等有關利用外資的法律、法規和國家向中西部傾斜的有關政策不相矛盾的情況下，結合我區實際，對外商投資制定相應的優惠政策并采取符合我區經濟發展情況的措施。比如減免稅、免除關稅、提供國家實物贈與、政府補貼等措施，并在投資者權益保障方面做出一定的承諾。

1.在稅收方面，可以使用經濟、行政、法規等手段，結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法》，在稅法規定的稅率基礎上進一步給予優惠。結合我區的情況，可以對從事農業生產的外商投資企業，免征農業稅若干年；對重點鼓勵的產業項目給予相應的財政補貼，免繳、緩繳、減繳或抵繳土地使用權出讓金，限價出讓或收取(土地使用費)；對磁道資源開采暫緩征收資源稅若干年；對外商自有自用房產免征或減關征收城市房地產稅；對從事水利、能源、交通、小城鎮等基礎設施項目建設的用地和公益事業用地可以按行政劃撥方式取得國有土地使用權；減半征收城市基礎設施配套費；減半或最低限度收取行政事業性收費；免征車船使用牌照稅、屠宰稅等。

2.在投資保障方面，結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價格法》、《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行政事業性收費管理條例》和國家有關規定的基礎上，優先保證外資企業生產經營所需的水、電、暖、汽；優先安排土地使用、運輸計劃和進出口配額；禁止向外資企業亂攤派、亂收費、亂罰款、亂檢查；優先辦理外資企業人員的出入境手續等。

3.對于能夠促進我區土地開發的給予特殊的優惠。對利用荒山、荒地和荒灘進行生態建設的，減免土地出讓金、土地使用權若干年不變的政策，對于達到一定條件的可以依法轉讓、出租、抵押或延續土地使用權；對于促進礦產資源開發的，可以免、減、緩等方式收取探礦權使用費、礦產資源補償費等。

參考文獻：

[1]《哈薩克斯坦共和國國家對直接投資保護法》.

[2]《哈薩克斯坦共和國銀行和銀行業務法》(2002-8-19).

[3]《哈薩克斯坦的投資法》簡介(2003年1月8日).

篇（11）

貿易多元化,如果您需論文,可以咨詢:QQ:357500023戰略實施以來,我國對外貿易的商品結構和市場結構已經產生了一些喜人的變化,在宏觀方面的表現更為明顯。

(一)貿易多元化,有利于抵抗地區貿易集團對我國外貿的負面影響 歐盟、北美自由貿易區等地區貿易集團的產生和發展會產生貿易轉移效應,使得集團成員國與非成員國的貿易被集團內部的貿易所替代。我國目前游離于各主要地區貿易集團之外,從而成為地區貿易集團負面影響的首當其沖者。比如,北美自由貿易區建立后,墨西哥對美國的紡織品出口就超過了我國。幸而我國的紡織品在世界其它國家的市場都很大,我國的紡織品出口才沒有受到太大的影響。所以,只有推行多元化戰略,才能抵抗其它國家結成地區貿易集團對我國外貿的負面影響。

(二)貿易多元化當然也有利于分散風險和促進貿易的長期發展 亞洲金融危險爆發以后,盡管我國的外貿環境隨之惡化,但我國的外貿仍能取得一定的增長,就是最好的說明。

通過使用經濟計量,如果您需論文,可以咨詢:QQ:357500023模型分析,對，！我國實行多元化戰略的效果進行計量分析,將使我們對我國貿易多元化的現狀及存在問題有更深的認識。

二、計量分析(一):貿易地理方向集中化指標

首先,將我國出口地理方向分為美國、日本、法國、英國、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亞、其它發達國家、非洲國家(除埃及)、香港地區、亞洲國家地區(除香港、中東國家)、歐洲國家、中東國家、拉美國家、大洋洲國家(除澳大利亞)15個分方向。分別計算某一年我國對某分方向的出口額占該年我國總出口額的百分比,再求這一組15個,如果您需論文,可以咨詢:QQ:357500023百分比的標準差。這個標準差,就是衡量這一年我國出口地理方向集中化程度的指標。在下文中簡稱為“出口集中化指標”。

同樣可以計算我國的“進口集中化指標”。這里計算了1986-1995年中國、美國和日本歷年的“出口集中化指標”和“進口集中化指標”,1996-1997年中國的“出口集中化指標”和“進口集中化指標”。計算美國和日本的相應指標的時候,只要將原來中國對美、對日的分方向改成美國對華、日本對華即可。

以往用于衡量貿易地理方向集中化(分散化)程度的指標一般是對前10大貿易伙伴貿易占全部外貿的比重。這一指標并沒有充分,如果您需論文,可以咨詢:QQ:357500023利用外貿的全部結構信息。而“出口集中化指標”和“進口集中化指標”就沒有這一缺陷。而且所選取的分方向可以根據需要進一步細分中歸并。

如右圖,有以下結論:

以上數據由《世界經濟年鑒》引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貿易方向年鑒》。

我國在1989-1993年出口集中化程度曾出現一個波峰;1994年開始呈輕微下降趨勢。作為對照的美日同期變化幅度保持在2個百分點內。我國進口集中化程度在80年代末呈現下降趨勢,90年代則呈上升趨勢,特別是1996、1997年兩年的上升速度最快。美日同期進口集中化程度沒有明顯變化。剔除我國1989-1993年出口集中化程度的波峰,則1986-1995年3國的進出口集中化程度排序為:日本〉中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