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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學者對人力資本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研究起步較晚,直到20世紀90年代對人力資本的相關研究才在國內發展起來。總的來看,對人力資本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理論研究主要包括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兩個方面。在定性分析方面,主要是論述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重要作用。劉迎秋從理論和實踐兩方面論述了人力資本在實現國民經濟高速成長中的作用,認為過去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人們忽視了與物質資本不同的人力本身所具有的資本屬性,因而才沒有使本來能夠發展得更快的國民經濟實現其應有的高速發展[8]。向恒從人力資本角度解讀貧困,在分析我國主要反貧困對策的得失的基礎上,提出人力資本投資是消除我國農村貧困的一種戰略選擇[9]。在定量分析方面,沈利生、朱運法把不同教育的成本進行加總,以此來衡量人力資本,并通過行業分類建立模型,定量分析了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此外,國內學者還運用中國的經濟數據,從實證角度考察了人力資本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影響[10]。周天勇運用教育收益率法測算出1953-1990年間我國的人力資本平均增長率是13.43%,對經濟增長貢獻率是22%[11]。王小魯和樊綱用教育程度和專業技術人員來衡量人力資本,通過實證研究,得出人力資本的地區差異是制約中西部技術進步和經濟增長的一個關鍵因素[12]。安徽省是勞動力資源大省,是中部地區勞動力最為密集的地方,通過對人力資本與安徽省經濟增長的關系的研究,可以對安徽省的人力資本優化配置以及經濟發展戰略提供切實可行的意見與建議,這對安徽省的經濟結構轉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本文將在上述理論的基礎上,基于安徽省1990-2012年的經濟數據,從實證角度來研究安徽省人力資本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并通過對研究結果的分析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
2 模型構建
人力資本投資與經濟增長是一個投入與產出的關系,因此,研究兩者關系首先得確定一個具體的生產函數模型。以往的學者在研究過程中采取了各種不同的模型,諸如C-D生產函數、Harrod-Domar模型、超越對數生產函數等。本文將采用最常用的C-D生產函數來研究這一問題。由于人力資本對經濟的影響通常是通過勞動力素質、技能、知識水平的提高實現的,因此,在研究人力資本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時,不能將人力資本與勞動力分開來分析,本文通過兩者乘積的方式引入人力資本這一變量。
3 指標和數據處理
3.1 指標確定
(1)總產出Y。文章選用國內生產總值(GDP)來衡量安徽省經濟總產出。
(2)物質資本K。對于物質資本的估算,以往學者的做法有兩種:一種是以某個數據較完整的年度為基礎,根據前后各期的新增投資和資產折舊率來估算各期物質資本存量;另一種是直接用固定資產投資額來替代物質資本存量。本文考慮到數據的可得性以及研究重點是人力資本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長期關系而并非測算人力資本對經濟的貢獻度,所以采用后一種方法,用安徽省固定資產投資額來代替物質資本存量。
(3)勞動力L。勞動力這一變量用安徽省就業人數來衡量。
(4)人力資本H。如何衡量人力資本水平是本文的一個重點。傳統的衡量方法有兩種:一種叫資本形成法,即根據形成人力資本的各種途徑(如教育、醫療保健、在職培訓等)所費的總成本來測量;另一種叫教育年限法,即直接用受教育年限來衡量人力資本水平。目前較為常用的是教育年限法。第一種方法考慮的因素較為全面,但是各種成本的測量不方便,數據的可得性較差。而后一種方法僅僅考慮了教育這一個因素對人力資本形成的作用,這是比較片面的。本文考慮到數據的可得性,綜合教育、醫療保健這兩大因素,選用安徽省人均教育經費、人均受教育年限、高校數量、高校畢業生數、人均衛生經費、醫療機構數、衛生人員數這七個指標,運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出一個綜合指標來衡量安徽省人力資本水平。
3.2 數據整理
本文收集整理了1990-2012年安徽省相關經濟數據,其中GDP、固定資產投資額、就業人數這三個指標的數據獲得相對較為容易,來自國家統計局網站和安徽省統計年鑒。人力資本綜合存量需要通過SPSS軟件進行主成分分析得到。由表1可以看出,人均教育經費、人均受教育年限、高校數量、高校畢業生數、人均衛生經費、醫療機構數、衛生人員數這7個指標可以提取一個主成分,就用這一個主成分來衡量安徽省人力資本水平,記為H。由表2可以得出:H=0.985 X1+0.882 X2+0.951 X3+0.974 X4+0.953 X5+0.903 X6+0.963 X7其中X1、X2、X3、X4、X5、X6、X7分別表示人均教育經費、人均受教育年限、高校數量、高校畢業生數、人均衛生經費、醫療機構數、衛生人員數。由此可以得出1990-2012年安徽省人力資本綜合存量。
4 實證研究
4.1 平穩性檢驗
本文所選的數據為時間序列數據,為了避免“偽回歸”問題,在估計模型前有必要對這些數據的平穩性進行檢驗。采取常用的ADF檢驗法。檢驗過程中的滯后階數按照AIC準則來確定,AIC的值越小,滯后階數越佳。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時間序列lny、lnk、ln(hl)的ADF值均大于臨界值,所以不能拒絕原假設,即原序列非平穩。原序列一階差分后得到Δlny、Δlnk、Δln(hl),至少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一階差分序列的ADF值均小于臨界值,所以拒絕原假設,即一階差分序列不存在單位根,是平穩的。
4.2 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
由ADF檢驗可知,安徽省的lny、lnk、ln(hl)是非平穩的,服從I(1),Δlny、Δlnk、Δln(hl)是平穩的,服從I(0),在此基礎上可以對HL與Y之間進行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 由上述檢驗結果可以看出,在5%的置信度水平下,安徽省的人力資本綜合存量與GDP增長之間存在著Granger因果關系,ln(hl)是lny的Granger因,但lny不是lnhl的Granger因。這說明安徽省人力資本水平的提高是安徽省經濟增長的原因,人力資本投資增加會對經濟增長產生影響。但是,經濟增長卻不是人力資本增加的原因,這與現實中教育投資不斷上升是不符的。
4.3 協整關系檢驗
為了區分人力資本投資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長期均衡關系和短期動態關系以及避免出現虛假回歸的問題,需要對變量間是否存在協整關系進行檢驗。常用的檢驗方法有E-G檢驗法和Johansen檢驗法。本文采用Johansen檢驗法。根據赤池信息準則(AIC)和施瓦茨(SC)準則,確定最佳協整滯后階數為2。另外,由于文章所采用的理論模型是:lnYt=α+αlnKt+βln(HL)t+ε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34.408 0>29.797 0,4.937 5>3.841 5,所以拒絕不存在協整關系和至多存在兩個協整關系這兩個原假設。又13.468 5<15.494 7,因而不能拒絕至多存在一個協整關系的原假設。所以Johansen協整檢驗的最終結果是:lny、lnk、ln(hl)這三個變量之間存在一個協整關系,即安徽省經濟增長、物質資本投資和人力資本投資之間存在著某種長期均衡關系。
4.4 長期均衡關系模型估計與分析
(1)安徽省物質資本的產出彈性和人力資本的產出彈性均為正數,說明物質資本投資和人力資本投資增加對安徽省的經濟增長具有正效應。這與以往的理論上的研究相一致。
(2)安徽人力資本的產出彈性大于物質資本的產出彈性,說明人力資本投資增加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超過了物質資本的投資。可能的解釋有兩個:一方面,在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等方面投入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會減少社會的固定資產投資,從而使其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減少;另一方面,人力資本投資不僅會通過勞動者知識水平、素質、專業技能的提高對經濟增長產生直接效應,也會通過增強本地區吸收消化新技術、研發水平的提高等方面間接地推動經濟增長。
4.5 誤差修正模型
由Johansen協整檢驗可知安徽省經濟增長、物質資本投資和人力資本投資之間存在著長期均衡關系。但是,在短期,這三者之間可能是非均衡關系。對于短期非均衡關系可以通過誤差修正模型來表述。采用的方法是Engle-Granger兩步法:先建立長期均衡關系模型,再將長期均衡關系模型中的殘差作為非均衡誤差項加入到誤差修正模型中,并用OLS估計相應參數。從ECM模型可以得出:
(1)安徽省物質資本投資與人力資本投資的短期變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是正效應,這與長期均衡關系模型的結果一致。本期人力資本投資增加1%,本期GDP將增加0.3738%。
(2)誤差修正系數為-0.537 6,符合反向修正機制,且t值顯著,說明安徽省每年實際的GDP與長期均衡值的偏差中的68.8%被修正。該誤差修正模型反映了安徽省經濟增長受物質資本投資和人力資本投資影響的短期波動規律。
5 結論和政策建議
5.1 結論
本文先運用主成分分析法測量出了安徽省1990-2012年各年度人力資本水平,接著利用相關計量知識得出了安徽省經濟增長與人力資本投資之間的長期均衡關系以及反映兩者短期關系的誤差修正模型,得出的結論是:(1)無論是從長期還是短期來看,安徽省的人力資本投資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著正向關系。長期來看,人力資本每增長1%,GDP將增長0.4957%。(2)安徽省人力資本的產出彈性大于物質資本的產出彈性,說明近年來安徽省人力資本投資對經濟增長的拉動力越來越大,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正向作用越來越突出。(3)人力資本不是經濟增長的唯一因素,它對經濟增長作用的發揮離不開與物質資本和勞動力資源的協調配合。
5.2 政策建議
安徽省人力資本投資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研究表明,人力資本已經成為了影響安徽省經濟發展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因素,且對安徽省經濟增長的影響已經超過了物質資本要素的投入。為了能夠更好地繼續發揮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本文給出了以下建議:
(1)把教育擺在優先發展的戰略地位,推動教育事業不斷發展。人力資本不同于物質資本,它的形成需要長期的投資開發。根據舒爾茨的理論,人力資本的形成來源于五個方面:教育、醫療保健、在職培訓、非企業組織的學習項目、個人和家庭適應于變換就業機會的遷移。其中教育是關鍵因素。因此,必須進一步發揮政府對于人力資本投資的主導作用,加大政府財政對教育的支出、深化教育體制改革、改善教育結構。同時鼓勵個人和社會團體對教育方面的投資,提高民辦和公辦教育的質量,推動教育事業不斷發展。
二、農業資本對促進農村經濟影響實證研究
(一)實證研究前提
農村經濟增長與農業資本深化之間存在較為明顯的正比例關系。實際上,農村固定投資狀況較差,使得其無法在短時間內對農產品產量的提高起到較為明顯的促進作用,需要在一定的時間之后才能慢慢發揮出應有的作用。針對資本—產出比增長率對農村經濟的擾動情況進行研究可以發現,二者之間在增長的趨勢上具有某種程度的同步性。上個時期的資本投入能夠對農村經濟起到較為重要的促進作用。農村經濟隨著資本存量的增長而出現上揚趨勢。受到資本與勞動力方面的共同影響,與農村有關的各種現實制度出現較為重大的變動,使得農村在資本以及收入方面在整體經濟當中所占比例不斷發生變動,我國的農村勞動力會對其產生一定程度的變化情況(曹躍群等,2011)。同時勞動生產率發生了較為明顯的下降,這代表農村在技術方面也隨之出現回落的狀況。針對這種情況進行研究,就是為了確認農村在某些時刻的資本與勞動產出彈性之間存在擾動機制,互相存在一定的關系。
(二)模型構建
針對本文中的模型進行構建,需要使用柯布-道格拉斯函數對要素產出彈性進行必要的確認,對其進行必要的數學處理便可以得到較為明確的模型(嚴九鼎,2010)。但是這種形式的模型與本文的研究存在一定的現實偏離,因此使用農村資本存量能夠對農村經濟產生正面影響的結論對其進行必要的休整,再結合考量整個模型的資產與產出彈性的變得情況與時間的推移存在較為密切的聯系。通過對模型進行現實應用發現,針對1985-2010年期間的βt與γt都在一定的時期內出現了負增長的狀況。這種情況說明勞動與資本在對農村經濟的增長起到較為正面的作用,1985-1994年的βt數值較為平緩,1994-1997年之間處于急劇上揚階段,1997-2010年這段時間又歸于平緩,具體情況如表3所示。通過對結果進行進一步分析發現,我國的農業資本深化效應較為明顯,但是其進程的不斷縮短使得農業投資呈現負增長。針對這種情況進行研究發現,只能夠依靠農產品發揮作用(侯國棟,2010)。因為,從這個角度而言,農產品的產量出現了較為明顯的上漲趨勢。其實,如果從資本積累以及生產技術更新方面而言,需要較長時間與較高成本,難以針對目前的現實問題起到良好的解決或者緩解作用。對上述內容進行總結還可以發現,根據當期的形勢,加大對農村的財政補貼力度具有一定的緊迫性,因此必須在這個方面進行深入探討。
1.引言
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簡稱資本)作為經濟增長的必備生產要素,它們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重要性有目共睹。然而它們在不同經濟體中的賦存狀況卻并非一致,這不僅與經濟體的經濟發展狀況相關,還受到它們的歷史背景、資源稟賦、地理條件和制度設置等因素的影響。因此,資本在不同經濟體中的使用狀況也就千差萬別。那么,是不是一個區域的經濟發展狀況就與別的區域的經濟發展狀況全然無關呢?是否資本對經濟發展的作用僅局限于擁有它的個體呢?答案顯然是否定的。90年代以來,我國沿海地區的投資逐步向內地的推移、“孔雀東南飛”和迭起的“民工潮”以及不同地區間在發展經驗和科學技術等方面的相互交流等就是明證。顯然,區域經濟發展是一個區域之間相互作用宏觀經濟的過程。本文正是從這一角度出發,從實證分析的角度來簡單地探討在我國區域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資本溢出效應。文章的后續部分如下安排:第二部分為資本區際溢出的理論分析,第三部分為資本區際溢出的實證分析,第四部分為主要結論及其政策含義。
2.資本區際溢出的理論分析
2.1資本區際溢出的主要渠道分析
2.1.1資本流動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指出,在開放的市場經濟條件下,由于生產要素在地理空間上的賦存狀況具有差異性,從而它們的投資回報率在不同地區間也就各不相同,要素所有者在逐利動機的驅使下,就會將生產要素從投資回報率相對較低的地區向相對較高的地區流動。就物質資本而言,它們由于受邊際報酬遞減的約束,會從存量相對豐裕的地區流向相對貧乏的地區,促進后者的經濟發展。人力資本則相反,它們具有邊際報酬遞增(起碼是非遞減)的特征,并且它們的投資回報一般是與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正相關的,從而它們更可能從人力資本水平相對較低的地區向相對較高的地區流動,這樣無疑會障礙甚至是破壞流出地的經濟發展。另外,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規模經濟效應、集聚經濟效應以及“地理上的二元經濟”結構的存在性等也會促使資本在逐利動機的驅使下發生跨界流動。這種情況下資本的流動都是從相對落后的地區向相對發達地區的集聚,最初的結果是障礙了流出地的經濟發展,即“回波效應”;只有當流入地的經濟發展達到一定程度之后,才可能導引致資本等生產要素的回流,從而促進落后地區的經濟發展,即“擴散效應”。目前,我國區域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資本特別是人力資本并不充裕,這種情況下的資本流動顯然會促進流入地的經濟發展而障礙流出地的經濟發展。顯然,無論是基于何種原因的資本區際流動,都存在著區際溢出效應。
2.1.2技術擴散Romer(2001)認為,(技術)知識的類型多種多樣,它的一個極端是高度抽象且具有廣泛適用性的科學知識,另一個極端是特定的商品,而介于其間的是各種各樣的思想。在這一框架下,技術具有如下特征:(1)技術具有部分公共物品的性質,即非競爭性和部分排它性;(2)某些技術可以被編碼化(Codify),而某些技術則不能被編碼化;(3)生產技術的R&D活動具有消費者剩余效應、商業偷盜效應和R&D效應。顯然,從技術的上述三大特征我們可以得出如下一些推論:(1)由于技術具有部分排它性和R&D活動的消費者剩余效應,未參與技術知識創造的經濟主體也可以從技術的應用中獲得收益,從而技術的私人回報和社會回報也就經常表現為不一致。也就是說,技術知識的生產和使用具有溢出特性。(2)技術的部分可編碼化的特征表明,我們既可以通過對商品和勞務的使用來獲取物化的技術,也可以通過專家指導和示范等來獲取那些非物化技術。顯然,無論是哪種技術,其擴散程度理論上都受地理空間的影響。(3)R&D活動的消費者剩余效應、商業偷盜效應和R&D效應表明,凈技術溢出既可能是正的也可能是負的。顯然,上述理論表明,技術的這種跨界傳播可以產生出顯著的溢出效應,相關的經驗研究也表明這種溢出效應不僅顯著存在而且為正,如Jaffe(1986)和Coe和Helpman(1995)等。資本作為新技術(或新思想)得以產生的投入要素,通過技術的區際擴散必然會影響到其它區域的經濟發展,從而產生出它們的區際溢出效應。
2.1.3示范效應在區域經濟的發展過程中,由于不同經濟體的發展歷程各有異同,導致了區域間的經濟發展績效具有差異性,從而出現了相對發達區域和相對落后區域相并存的現象,如我國經濟發展中梯度明顯的東中西格局等。這樣,相對發達區域就對相對落后區域的經濟發展產生了一種示范效應。在這種示范效應的影響下,后者就可能會通過學習和模仿前者的成功歷程來促進它們的經濟發展,從而產生出外在于區域內部的經濟外部性。資本作為經濟增長的必備生產要素,它們在我國各區域經濟體的賦存狀況、使用方式和績效發揮等方面都存在著不同程度的差異。因此,它們在我國的經濟發展過程中也可能經由這種示范效應而產生出區際溢出效應。
總之,一個區域的資本通過它們的區際流動、技術的跨界傳播和區域發展的示范效應等途徑會對其它區域的經濟發展產生一定的影響,也就是說資本具有區際溢出效應。當然,宏觀經濟它們僅是資本區際溢出的主要渠道,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還可能有其它的渠道也會產生出資本的區際溢出效應。
2.2包含資本區際溢出的區域經濟增長模型分析上面的分析表明,資本在經濟的發展過程中確實具有溢出效應,為了更直觀地來探討這種溢出效應,下面通過構建一個包含資本區際溢出的經濟增長模型來進行簡單的討論。首先假定各區域經濟體通過物質資本(K)、人力資本(H)、勞動力(L)和希克斯中性技術進步(A)來生產出它們的產出(Y),且生產函數為規模報酬不變的柯布--道格拉斯型,見式(1)。
如果區域i的鄰近區域的資本存量的增加對于區域的經濟發展具有正影響的話,則溢出效應為正,反之則反是。根據前面的資本區際溢出渠道分析,在不同的渠道下,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的區際溢出效應并非一致。其中,物質資本在三種情況下基本上都會產生出正的區際溢出效應,因為如果區域i的鄰近區域的物質資本存量增多的話,它們就會溢出到區域i,從而促進后者的經濟發展。其例外情況是規模經濟效應、集聚經濟效應以及“地理上的二元經濟”結構的存在性等對物質資本跨界流動的影響,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區域i的鄰近區域的物質資本存量增多的話,區域i的物質資本就會流向它的鄰近區域,從而對區域i的經濟發展具有負影響。人力資本的區際溢出效應的正負情況也并非唯一。在資本流動這一渠道中,它們的區際溢出效應為負,因為如果區域i的鄰近區域的人力資本存量增多的話,會導致人力資本從區域i流出到它的鄰近區域,從而障礙了前者的經濟發展;在技術擴散和示范效應兩種渠道下,它們的區際溢出效應為正,因為如果區域i的鄰近區域的人力資本存量增多的話,它們就會通過技術溢出和示范效應等促進區域i的經濟發展。因此,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的區際溢出效應的正負情況必須看各種溢出渠道中的哪(幾)種在我國區域經濟發展過程中更重要來定。為了具體分析我國資本區際溢出效應的存在性和正負情況,下文將從實證分析的角度進行探討。
3.實證分析
3.1數據的選取和處理根據式(3),為了通過計量分析來探討我國資本區際溢出效應的存在情況,我們必須知道每個省市區(后文簡稱區域,指的是我國大陸中除重慶市外的30個行政區域,這里不包括重慶市的原因在于它的有些數據無法獲得)的勞動生產率、勞均資本存量、勞均人力資本存量以及鄰近區域的勞均資本存量和勞均人力資本存量數據,所有變量取值的時間跨度均為1990~2005年。然而,我國的官方數據并沒有現成的數據可查,本文對它們的選取方法如下。
1.區域i在t年的勞動生產率yit(元/人)由各區域的年度GDPit和從業人員Lit得到,即,itititLy=GDP,它們均來自1991~2006年的《中國統計年鑒》,并用各區域的CPI指數進行平減。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從統計年鑒上得到的從業人員是年底的數據,一般來說它們大于全年平均數,這樣就導致了勞動生產率的低估,但由于其它幾個變量也都同時運用了這一數據進行同樣的處理,故這并不影響后文分析結論的得出。
2.區域i在t年的勞均物質資本存量kit(元/人)由相應年度的物質資本存量Kit和從業人員Lit得到,即,itititLk=K。在我國,由于各區域每年的物質資本存量數據在統計年鑒上并沒有進行統計,一般都是通過永續盤存法計算得出,其計算方法見式(4)。目前,張軍等(2004)對我國各區域自1952年以來的物質資本存量進行了較好的估算,本文沿用他們1990~2000年的計算結果,而2001~2005的數值由我們按照同樣的方法計算得出。由于他們得出的省際物質資本存量數據是以1952年為基期的,而本文中所選用的GDP數據是以1990年為基期的,為了統計口徑的一致性,本文將所引用的物質資本存量數據按照他們的計算方法折算成以1990年為基期的相應數值。
Kit=Kit-1(1-δit)+Iit(4)其中,Kit表示區域i在t年的物質資本存量;Kit-1表示區域i在t-1年的物質資本存量;δit表示區域i在t年的固定資本形成總額的經濟折舊率,他們通過采用代表幾何效率遞減的余額折舊法得出它的值為9.6%;Iit表示區域i在t年的投資,他們采用經過投資隱含平減指數平減的固定資本形成總額來代替;另外,基年(1952年)的物質資本存量由當年的固定資本形成總額除以10%得出。
3.區域i在t年的勞均人力資本存量hit(年/人)的計算。在相關研究中,人力資本存量用得較多的替代指標為受教育年限。陳釗等(2004)通過分別測算我國各區域的人均受教育水平得到了相應的人均受教育年限(年/人),并將它們作為相應的人力資本數據的替代。我們沿用他們測算的在1990~2001年的結果,并按照同樣的方法計算出2002~2005年的相應數值,然后通過除以相應年份各區域的從業人員在總人口中的比重來近似地得到它們的勞均人力資本存量。超級秘書網
4.區域i的鄰近區域在t年的勞均物質資本存量ckit(元/人)和勞均人力資本存量chit(年/人)的計算。這里的鄰近區域是指具有共同陸地邊界的行政區域。我們知道,除海南省外,我國其它各區域的鄰近區域不只一個,因此這里的ckit是加權值。國際上最為流行的相關權重選取的是反距離權重,即,Wij等于區域i和j的質心之間距離的平方的倒數,這樣不僅可以探討區際溢出的存在性,而且還可以探討這種溢出的“地區化”特征。由于我們無法獲得我國各區域質心之間的距離,所以必須考慮其它的權重選擇。從前面的說明有,我們要測度的區際溢出已經被限定在鄰近區域之間,因此我們重點考察的是這種溢出的存在性。另外我們認為,無論是鄰近區域的物質資本還是人力資本,它們的區際溢出都與它們的勞均存量大小正相關。因此,我們對二者的權重選擇分別如下:
當然,本文在進行計量分析的過程中,對鄰近區域的資本存量也曾采用過它們的滯后值,但效果沒有當期時的好,故未曾列出,這從某種意義上說明我國資本區際溢出效應不存在明顯的滯后效應。
上面的分析結果表明,用于測度資本區際溢出效應的參數γ和δ均統計上顯著不為0,也就是說,在我國的區域經濟發展過程中,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均具有顯著的區際溢出效應。其中,物質資本的區際溢出效應為正,即,當區域i的鄰近區域的勞均物質資本存量提高1個百分點時,區域i的勞動生產率將提高0.17個百分點;人力資本的區際溢出效應為負,即,當區域i的鄰近區域的勞均人力資本存量提高1個百分點時,區域i的勞動生產率將降低0.15個百分點。另外,在我國區域經濟發展過程中,區域i自身的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投入對于區域i的經濟增長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勞動生產率對它們的彈性系數分別為0.26和0.69,均大于勞動生產率對鄰近區域的資本投入的彈性,而且人力資本的投入對勞動生產率的拉動作用遠大于物質資本。
物質資本的正的區際溢出效應表明,規模經濟效應、集聚經濟效應以及“地理上的二元經濟”結構的存在性等對我國物質資本跨界流動的影響并不具有決定性作用,這顯然有利于落后地區的經濟發展,從而有助于我國區域經濟發展差距的減小。但是人力資本的負的區際溢出效應卻值得我們注意,因為如果任其自然的話,落后地區的人力資本將會逐步流向相對發達地區,從而進一步拉大我國的區域經濟發展差距。我們認為,我國存在負的人力資本的區際溢出效應的原因可能在于:(1)我國人力資本的跨界流動所帶來的區際負溢出效應和它們通過技術擴散和示范效應等途徑所引致的正溢出效應都顯著存在,但是前者大于后者;(2)我國人力資本的跨界流動所帶來的區際負溢出效應顯著存在,但是它們通過技術擴散和(或)示范效應等途徑所引致的正溢出效應并不顯著。顯然,這對于我國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具有極強的政策含義,這將在下文進行簡單探討。
經濟學從政治經濟學向數量經濟學的轉化,說明了兩點,一是經濟學越來越脫離現實的人、現實的社會,而把經濟看作“理性經濟人”基礎上的純粹的數量演繹;二是說明了經濟學作為一門知性科學越來越走向成熟。正像馬克思所說:“一門科學只有能成功地應用數學時,才算達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也就是說,在假想的前提下,在排除了一切非經濟因素的影響下,經濟學已在相當的程度上用數量和模型的方式把握住了經濟過程的規律,但這種把握是知性的、工具理性的、形而上學的,而非現實的、實踐理性的、總體性的。“理性經濟人”是西方經濟學一切推論的邏輯起點。現實的人是具體的,除了經濟屬性,他還有政治的、文化的、社會的、血緣的、民族的等屬性。當一種學說專注于人的一種屬性,而舍棄人的其他屬性,這種研究本身就是抽象的,而不是具體的。同樣,人類社會也并不等同于經濟社會,除了進行物質生產,人類社會還必須進行人的自身再生產、精神生產、社會關系再生產、人與自然關系再生產,當一種學說把人當作經濟人,把社會當作經濟社會,而專注于人類某一種活動時,其思維的本質和內涵都是抽象的、知性的、形而上學的、狹隘的。它研究的出發點不是人的全面的存在和全面的需求,它研究的目的也不是為了人類的幸福和社會的和諧,它探尋的目的僅僅是要說明理性經濟人的行為規律,因而一切非經濟因素在它看來都是要排除的偶然因素,也就是說,工人的苦難和人類的幸福不在它的思考范圍之內。哲學是對人類生存和發展的最根本的總體性思考,因而當經濟成為影響人類生存和發展的最主要因素的時候,經濟自然進入哲學的視野,但是這種研究不是經濟學的路徑,而是哲學的路徑,它思考的重心不是經濟內部的經濟規律,而是經濟與人類生存和發展的關系。如果說“哲學可以定義為對于事物的思維著的考察”,那么經濟哲學就是對于經濟行為的思維著的考察。在哲學看來,經濟不是抽象獨立的東西,而是人類千千萬萬種行為之一種,它無不生發于人類生存和發展的需要,并服務于人類的生存和發展,它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以及存在價值都必須以與人類的生存和發展的關系來衡量。在哲學看來,經濟也不是孤立獨行的,而是與政治、社會、文化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孤立的經濟行為是不存在的。在哲學看來,經濟還只是在普遍聯系中發展變化的,尤其是在與政治、社會、文化的錯綜復雜關系中,經濟展現出不同的特點和規律,因而一切經濟現象和經濟范疇本質上都不是非歷史的,永恒的經濟現象和范疇是不存在的,無論商品、貨幣、資本范疇都不是永恒的,而是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從這點講,現代經濟學的理論本身是抽象的、孤立的、非歷史的。它不是在真實的歷史中研究經濟,而是在假想的前提下研究經濟。
不難發現,經濟哲學是把經濟放到人類社會、人類歷史的大視野中思考的,而經濟學是把經濟從大社會、大歷史中抽象出來,經濟哲學思考的正是經濟學所忽視的,因而對于人類的生存和發展而言,二者具有互補性,這也正是經濟學家與哲學家長期喜歡對話的根本原因。實際情況也正是如此,一種經濟問題的發生,其根源可能在政治、社會、經濟之外,這時如果一味以經濟的方法和理念去解決,結果就可能適得其反。因此,對經濟的研究也必須有哲學的眼光。經濟學如果排斥哲學,其結果不僅使自己陷入形而上學的境地,越來越孤立和片面,而且有可能將經濟原則、財富原則、資本原則上升為社會的根本原則,而使自己墮落為為資本服務的工具。因為排斥哲學的經濟學只把人看作經濟人,把社會看作經濟社會,因而背叛了現實的人和現實的社會的基本哲學立場。任何理論都是有哲學立場的,馬克思在其著名的《提綱》第十條指出:“舊唯物主義的立腳點是市民社會,新唯物主義的立腳點是人類社會或社會化的人類。”排斥哲學的經濟學立場,本質上就是市民社會立場,因而也就是資本的立場,因為市民社會的本意就是“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經濟社會。在舊唯物主義看來,人就是經濟人,社會就是經濟社會,因此弱肉強食是社會的基本原則,財富急劇地向資本集中,以及一切人間悲苦都是合規律現象,不需要反思、不需要反抗、不需要改造,這種立場就是馬克思所批判的資本立場,它關心的是資本的增值,而不是所有人的幸福。現代經濟學標榜“價值中立”,而客觀上就墮落為為資本服務的意識形態,因為它并不關心人民、關心社會。但是如果哲學排斥經濟學,我們就不可能真正把握現代經濟運行的規律,因而也就不可能真正理解現代社會。現代社會是以現代經濟為基礎和內核的,如果我們把現代社會和現代經濟比作兩個同心圓,那么現代社會是大圓,而現代經濟是小圓,以小圓取代大圓,是知性形而上學的資本立場,然而無視小圓的存在和規律,則是反科學的經濟虛無主義立場,真正的哲學是以對經濟的深刻理解為前提的。馬克思在其著名的《序言》中指出:“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這種物質的生活關系的總和,黑格爾按照十八世紀的英國人和法國人的先例,稱之為‘市民社會’”,因而在考察社會“變革時,必須時刻把下面兩者區別開來:一種是生產的經濟條件方面所發生的物質的、可以用自然科學的精確性指明的變革,一種是人們借以意識到這個沖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藝術的或哲學的,簡言之,意識形態的形式”。這里所指的物質的、可以用自然科學的精確性計算的領域,就是經濟學研究的經濟領域。正是這種可計算性,使經濟學有可能成為科學。因此歷史唯物主義是建立在對經濟的科學認識基礎之上的,離開了經濟領域,就沒有真正的哲學思維。正是由于經濟學與哲學的這種互補性,才使人類對經濟的認識更加完整和全面。
二、資本與經濟哲學
經濟哲學是對經濟過程思維著的考察,在所有的問題中,最核心的問題是對資本的全面認識,以便弄清資本與人類生存和發展的關系,弄清資本、國家與人民的本質聯系。在經濟學看來,資本只是物,只是一種生產要素,但在經濟哲學看來,資本不是物,資本是人與人之間的一種關系,正是這種關系奠定了現代社會發展的基礎,因而市場經濟的真正起點不是商品,也不是貨幣,而是資本,是資本與雇傭勞動之間的關系。由于資本是市場競爭的主體,是市場經濟的核心動力,因而一切經濟學,無論是古典政治經濟學或現代經濟學,本質上都是對以資本為主體的經濟過程的思考,對近代以來市場經濟的思考。經濟哲學本質上也是對這一問題和這一過程的思考。如果說經濟學側重于物質過程,那么經濟哲學側重于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側重于從宏觀上分析資本與人類生存和發展的關系。經濟思想家不是沒有哲學,而是認為經濟具有自身的發展規律,亞當•斯密就是在研究了人的社會本性,即《道德情操論》之后,專門發表《國富論》的,以證明經濟領域存在“看不見的手”,提出“理性經濟人”的假說。以后的所有經濟理論都是建立在這一假說基礎之上的,無論各種理論之間存在多大分歧,但基本的理論前提是一致的。這就說明,經濟具有其自身的規律性,資本是按照資本的邏輯發展的,這個邏輯用馬克思的話說就是追求剩余價值的邏輯,用西方經濟學的話說就是追求財富的最大化。在市場經濟中,真正的主體是資本,工人是被排擠出市民社會的成員,他是從屬于資本并受資本剝削的,因而市場經濟表現為資本間的競爭,表現為“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正是資本的本性,導致了市場經濟的規律性。從理論和現實性上講,資本的本性是狹隘的,但是為什么狹隘的本性會有利于社會的發展?因為這是一個以市場交換為基礎的社會,雖然每一個資本家的目的都是狹隘的,但是他只有通過滿足社會需要的方式,通過市場并生產社會需要的東西才能獲得利潤,由此展開了資本家之間的競爭。誰越能發現社會的需要,誰越能生產出社會需要的產品,誰越能高效率地生產出社會需要的產品,誰就能獲得最大的利潤,正是這種狹隘目的所導致的競爭,使社會的需要不斷被發現、被滿足、被高效地滿足。現代社會正是由此發展起來的。資本不僅推動著現代社會經濟的發展,而且推動著科學和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資本剝削的秘密是:“生產過程中勞動的分工和結合,是不費資本家分文的機構。資本家支付報酬的,只是單個的勞動力,而不是他們的結合,不是勞動的社會力。科學的力量也是不費資本家分文的另一種生產力。其次,人口的增長,也是不費資本家分文的生產力。”正因為資本家看到了無償占有科學力量和勞動的社會力的可能性,發現了財富的真正源泉,因此有史以來,只有資本家最重視科學,重視管理,重視人與人之間的社會結合,并利用它們為資本的增值服務,從而創造了超過以往任何時代的生產力。因此,從現代經濟和現代社會的發展講,資本是最有效的經濟發展方式。它以雇傭勞動為基礎,使人擺脫政治的、地域的、宗教的人身束縛;通過交換而不是強制的方式,把一切人力、物力組合進社會化機器大生產;通過發展社會生產力的方式積累相對剩余價值,發展交通、通訊、信貸,激勵教育、科學為生產過程服務;通過競爭,瓦解著一切傳統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激發起一切人的致富欲望,并把市場交換推向全世界。自資本誕生以來,資本創造了無數人間奇跡。搞市場經濟不能離開資本,不僅不能離開,而且要承認資本、發展資本。但是資本的發展“是和構成整個這一發展基礎的那一部分人口的利益相矛盾的”,是以雇傭工人的普遍貧困和普遍異化為前提的。
一、人力資本與智力資本的內涵
人力資源管理理論認為:人的能力即人力是人類所具有的體力和腦力的總和。而人力資本是指人們花費在人力保健、教育、培訓等方面的開支所形成的資本,就其實體形態來說,是活的人體所擁有的體力、健康、經驗、知識和技能及其他精神存量的總稱,它可以在未來特定經濟活動中給有關經濟行為主體帶來剩余價值或利潤收益。簡言之,人力資本的基本特征有兩點:它是凝結在人身上的“人力”;它是可以作為獲利手段使用的“資本”。
目前,在人力資源管理中,已經有學者提出“智力資本”的概念。在人力資本中,廣義的“智力資本”,應包括智力、知識和技能;狹義的“智力資本”,應單指人力資本中的智力因素,著重理解為創新、創造發明的能力。不管是廣義的還是狹義的理解,都是從社會對勞動力素質的要求不斷提高的角度出發的。智力資本是人力資本的重要部分,兩者是包含與被包含的關系。提出智力資本的概念適應了經濟形勢的變化和時展的要求。智力資本的內涵較人力資本、人才資本先進之處就在于對人才創造性元素的重視和強調。根據新經濟時代復雜勞動的要求,創造性人才具有三方面的特點:一是創造性人才的勞動能夠解決難度更大、范圍更廣、涉及許多學科和矛盾的問題。二是創造性人才的勞動具有較高的抽象思維和創造力,能夠揭示事物的本質,創造更高的社會生產力。三是創造性人才的勞動能產生更大的生產力和創造力,能夠創造更多的價值。
二、新經濟時代的主要特征與智力資本
第一,它是一種可持續發展的經濟。如果說,農業時代的春耕秋收猶如給大地梳頭,工業時代對資源的掠奪性開采,則把地球刨挖鑿鉆得百孔千瘡,無疑于是對地球的敲骨吸髓。人們有理由將這種以耗竭能源和短缺資源為代價的傳統型工業經濟稱為“不可持續發展的經濟”。而新經濟時代則是信息化(以數字化、網絡化為特征)、市場全球化和以人(能)為本的多樣化這“三化合進”的時代。新經濟是低耗高效的特別依賴于知識資源的經濟,是促進人與自然協調的可持續發展的經濟,是科學、合理、綜合、高效魄利用現有資源、合理開發利用自然資源的經濟。如信息科技術的軟件、生命科學技術的基因工程對資源的耗費甚少,傳統技術不可同日而語;而知識資源是在使用過程中唯一不被消耗、且能不斷增值的、并可以為全社會“共享”的可再生資源。
第二,它是一種以創新為核心的經濟,創新是新經濟時代的靈魂。在新經濟時代,生產力的內涵有了新的擴展與詮釋,知識、科技、智力已成為其主要內容。社會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已不再僅僅依靠技術的運用,知識的積累,而更多地依靠科學的創新,“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知識成為直接的資本和財富后,擁有知識的人才無疑也就成了資本與財富的不竭源泉,也就成了新經濟賴以生存與發展的根本。新經濟給全球帶來的迅猛而巨大的變化讓許多人難以想象。“數字化技術”和“工業化技術”、擁有智力資本和缺乏智力資本,這種區別正在制造新的巨大鴻溝,并將繼續對各行各業帶來全面的沖擊。比爾·蓋茨的微軟公司沒有高大的廠房、堆積如山的原料和產品庫房,只有軟盤和軟件知識、程序、信息,但卻在短短的20年間,創造了神話般的奇跡,使公司資產達到了460億美元。美國投機家索羅斯的量子基金,沒有生產設備,沒有雇傭工人,僅僅依靠對銀行金融工具的認識和操作,在世界金融市場上不斷制造危機并積累了大量財富。知識要素的作用不但在經濟領域發揮著巨大作用,在軍事領域同樣如此。國與國之間的競爭。已不再是比誰船更堅炮更利,而主要表現為科技實力的競爭,數字戰爭、信息戰爭可以在兵不血刃的狀態下置對手于灰飛煙滅之中。
三、智力資本已成為新經濟時代生產力發展的決定性資源
舒爾茨在20世紀60年代提出了“人力資本學說”,在他的視野里。勞動者掌握的具有經濟價值的技能和知識是構成技術先進國家生產優勢的直接動因。國際經濟運行狀況也證實,現當代知識生產已成為現實生產力的強大推動力,人力資本已成為經濟發展的關鍵要素。
如果說,舒爾茨的學說標志著人力資本在西方后工業時代生產力發展過程中占主導地位的話,那么,比爾·蓋茨的崛起,則標志著智力資本已成為新經濟時代生產力發展的決定性的戰略資源。也就是說,21世紀國際經濟發展中產品的生產、價值的提升都要通過智力因素來實現。這不僅改變了生產的方式,而且改變了生產的內容。過去的制造牝把原材料轉化為產品,是資源的凝聚,而現在信息業把智力資源轉化為產品,為智力資本的凝聚和不斷發展提供了條件,并不斷地創造和使用知識。所以美國管理權威彼得·德魯克指出:現代經濟的主要職能是”知識和信息的生產和分配”,而不再是”物質的生產和分配”。他還提出了一個后來被媒介反復引述的觀點:”知識已經成為關鍵的經濟來源,而且是競爭優勢的主導性來源,甚至可能是唯一的來源。”
美國從20世紀80年代至今年均引進人才過萬(引進人才占該國人才比重已由10%提高到25%以上),而且他們引進的均是具有較高智力資本素質的人才,這些人才在美國經濟的發展中發揮了巨大作用。顯然,美國在利用各種政策工具進行“智力資本”輸入方面是非常成功的。發展中國家或地區要參與國際經濟的全方位角逐一定要擺脫20世紀“人力(人才)資本較豐,智力資本甚弱”的窘境。
人類社會已經經歷了由物力資本觀、人力資本觀、人才資本觀的演進并正在由人才資本觀向智力資本觀升華,在新經濟時代,國際經濟的競爭歸根到底(實質上)正是潛在的智力資本的競爭。高度重視智力資本的積累,對一個國家、一個地區、一個單位、一個人將十分重要。對人才的渴求反映了社會的進步,從來沒有任何一個時代能像新經濟時代這樣渴求賢才,沒有任何一個時代能像新經濟時代這樣將競爭集中體現在對智力資本的競爭上,沒有任何一個時代經濟的發展像新經濟時代這樣體現出智力資本的魔力,沒有任何一個時代能像新經濟時代這樣讓智力和財富密切相聯。從一定意義上講,新經濟就是智力經濟,而智力資本的積累則是智力經濟發展的基礎。
四、智力資本積累的手段
在新經濟時代,個人和社會的發展將首先依賴于智力資本。智力使用的增值功能會顯示智力資本不僅遠遠優于物力資本、人力資本,而且明顯優于一般意義上的“人才資本”。而智力資本的積累在智力資本的形成中具有決定意義。智力資本的積累方式主要表現在培養和引進二方面。
1.2團隊匹配內容及機理的研究在人員匹配內容及機理方面,按照匹配對象主要分為人-崗匹配、人-團隊匹配、人-組織匹配三類。人-崗匹配是從崗位分析出發,員工的技術、知識、能力與崗位需要之間的匹配[16];人-團隊匹配是個人和團隊其他成員在目標、價值觀、特質等方面的匹配;人-組織匹配是指個人的人格、價值觀、目標、態度與組織的文化/氣氛、價值觀、目標、規范的匹配,以及組織提供的資源、財政、物質、心理、機遇、任務、人際等與個人供給的資源、時間、努力、承諾、經驗、人際等的匹配[。現有人員匹配主要圍繞個人匹配展開,但對于把團隊視為整體與工作對象匹配問題的研究也有所涉及,例如:孫銳等(2007)分析了知識型團隊與知識工作任務的匹配關系,探討了知識型團隊的動態能力構建機制[25]。馬衛華等(2012)通過實證研究表明學術團隊的研究偏好與產學研合作項目越匹配,產學研合作將有助于提升團隊的學習能力[。現有將團隊作為整體與作業對象匹配的研究已初見端倪,主要是針對某一背景,研究團隊匹配對組織關注內容的作用關系,對如何實現匹配的方法類研究還有待深入,因此,將揚長避短的分工思想引入團隊管理,考慮不同團隊與不同作業對象之間優勢供需一致的工作安排,以期盡可能地發揮團隊優勢。
1.3雙邊匹配模型及算法的研究這部分研究主要分為兩類,一類是一般性的雙邊匹配模型算法的研究,雙邊匹配思想起源于指派問題,通過多目標多指標決策、數學建模與優化等方法對以滿意度、穩定性為目標的方法及決策支持系統等雙邊匹配問題開展研究。從GordenforsP(1975)提出偏好匹配以來,人們從序值信息的雙邊匹配決策模型及其穩定性判斷方法、隨機分布序值偏好的Gale-Shapley匹配算法等,構建了基于偏好的匹配模型。基于優勢結構的匹配是一種特殊的偏好匹配,但更加具體深入,因為它定量地刻度了優勢與劣勢。一類是具有實際背景的雙邊匹配決策研究,例如:“人-設備”匹配主要是通過生理學、醫學、人體測量學、美學等,研究負荷與職業健康、作業方法等內容,劉建剛等(2009)基于“任務-團隊匹配矩陣”及“任務-團隊效率矩陣”提出了任務智能化分配法[41]。但缺少將優勢與劣勢嵌入到匹配決策的思想。已有研究推動了人力資本理論和匹配決策理論的發展,豐富了雙邊匹配決策模型和方法。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現有對團隊人力資本結構的測量主要是面向顯性結構,該種方式對團隊整體人力資本缺少實質性表述,與人力資本的價值創造本質脫節,難以反映團隊的優勢與劣勢,對揚長避短的團隊任務指派缺少決策支持,也不利于團隊人力資本效用的充分發揮。基于此,本文開展以下研究:(1)提煉面向隱性結構的團隊人力資本競優結構的概念及構建其測量方法;(2)鑒于現有團隊任務分配較少考慮團隊優勢,提出基于團隊人力資本競優結構的“團隊-工作對象”匹配模型,以期實現多團隊多作業對象之間的科學分工,實現團隊價值的優化,通過算例驗證方法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2基于人力資本競優結構的“團隊-作業對象”匹配模型
2.1團隊人力資本競優結構概念本文把團隊人力資本結構分為顯性結構和隱性結構,顯性結構是基于對團隊個體的累計百分比,可直接觀測、計量,以年齡、性別、職稱、教育程度、級別的比例關系結構。隱性結構是把團隊作為一個整體,基于人力資本的內質指標集,團隊的各項知識、素質、能力、技能、觀念等指標實際值強弱相對比較結構。顯性結構能反映團隊基本的勝任素質,可以作為能否參與多個團隊與多個作業對象匹配的基礎,需要說明的是,在組織的管理實踐中,常常基于平衡性考慮,使得各個團隊的顯性人力資本結構差異不大,這也導致通過顯性結構無法實現團隊與作業對象之間的最佳指派,也就是團隊盡其才、物盡其用的指派。而隱性結構由于其刻畫了自身優勢與劣勢,彌補了顯性結構的不足,考慮到作業對象對團隊人力資本優勢與劣勢的偏好差異,在對團隊與作業對象匹配的決策過程中,顯性結構和隱性結構要結合起來,首先通過顯性結構作為是否可以參與匹配決策的依據,也就是通過顯性結構達標程度,保證團隊人力資本滿足工作對象的基本要求。然后把隱性結構作為如何配對的根據,實現有利于團隊發揮最佳效能的指派工作。團隊人力資本隱性結構是在以團隊作為整體的條件下,在成員個體人力資本及團隊成員之間的相互作用關系及知能交叉影響下,以團隊為整體的人力資本各項指標值之間相互比較的強弱結構。以挖掘和充分利用團隊人力資本價值為手段和目標,從而提高團隊價值創造力的方式即“競優”,團隊人力資本競優結構是從最有利于認可團隊價值的角度識別的一種隱性結構。通過識別團隊人力資本隱性結構,尤其是競優結構,能夠了解團隊的優勢與劣勢,為團隊人力資本提升、作業對象匹配等決策提供支持。團隊人力資本競優結構的內涵與相關概念區別如圖1所示。
2.2團隊人力資本競優結構的測量方法源于人本心理學的需求層次理論,被最大程度認可是人們的永恒追求。競優結構是能最大程度反映團隊價值的參數結構。團隊人力資本競優結構識別方法是基于效用函數,依據團隊各項人力資本指標信息,以優化技術為依托,實現團隊人力資本價值最大化的指標價值參數確定方法,它能夠對各項人力資本指標相對優劣程度刻畫、分析、判斷并給出推斷結論。本文選取具有目標引導作用的距離效用函數,以優化模型的價值參數為決策變量,以效用最大化為目標,模型的價值參數最優解即團隊人力資本競優結構的數學表達式。具體而言,就是在團隊人力資本內質指標體系(x1,x2,…,xm)的基礎上;根據團隊各指標實際值,以指標價值參數(w1,w2,…,wm)為決策變量;通過優化表現團隊人力資本價值的效用函數Yi=f(wi,xi),i=1,2,…,m,競優結構的數學表現形式是實現MAX(Yi)的(w*1,w*2,…,w*m),w*j為指標j的團隊人力資本優勢度。鑒于人力資本內質指標需要通過專家評分法獲得,模糊數形式較能反映專家評分思維模式,用模糊距離函數表示團隊人力資本價值,則團隊人力資本競優結構的測量模型。
2.3“團隊-作業對象”競優結構相似度測量方法“團隊-作業對象”競優結構供需匹配度越大,團隊人力資本發揮的空間越大。用相似度大小表示二者匹配程度,優勢結構相似度按公式(3)計算。
2.4基于競優結構匹配度的益損值團隊與作業對象的人力資本競優結構匹配度越大,越有利于人力資本創造價值,把團隊指派給該作業對象的人力資本效能收益為。
2.5“團隊-作業對象”匹配指派模型設yij表示0-1決策變量,yij=0表示不將團隊pi指派給工作對象gi,yij=1表示將團隊pi指派給工作對象gi,建立如下指派決策模型。其中,zA為團隊人力資本損失,zB為工作對象的損失。FA為團隊成本矩陣,FB為工作對象成本矩陣。通過上述分析,可得基于人力資本優勢結構的“團隊-工作對象”匹配流程為圖2所示。
3算例
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鋼鐵企業設備組成與功能越來越復雜,個體由于認知能力的限制,在設備安全運行上常常需要團隊去完成單個個體難以解決的問題。在企業管理過程中,如何實現團隊與重大關鍵設備這一作業對象的匹配優化是提高生產效率、增強安全水平、提升員工滿意度的重要途徑之一。當團隊的人力資本優勢與劣勢與所作業的設備優勢與劣勢偏好一致時,團隊的工作效率就更高,團隊績效就更好,事半功倍。否則就會事倍功半、帶來人力資本浪費。因此,實現鋼鐵企業生產一線團隊與設備之間的匹配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RZ生產線是AG集團的生產重地,分為加熱爐區域、粗軋區域、精軋區域、卷曲區域四個區域,每個區域有完成相應功能的重大關鍵設備群,每一個設備群可以視為一個作業對象。該廠主要有四大團隊,團隊由生產人員、點檢人員、協力人員組成,主要包括機械專業人員、冶金專業人員、軋鋼技工生產協力,鉗工、電工、配管、電焊、氣焊等專業的設備協力組成,年齡結構主要分布在28歲到45歲,性別多為男性,職稱按照高級、初級、中級的比例為10%,60%,30%;學歷結構為研究生10%,本科生60%,專科生30%。根據各個團隊的顯性人力資本結構以及各個設備群對于工作團隊的基本要求,通過專家討論,認為團隊2無法勝任設備群2的作業需求,團隊3無法勝任設備群4的作業需求,故在匹配成本矩陣中通過匹配成本為無窮大來體現,以保障排出將團隊2匹配給設備群2的可能性,團隊3匹配給設備群4的可能性。基于對鋼鐵企業的實地調研,發現6類團隊人力資本質量指標對于設備安全運行尤為重要,團隊及設備在各指標的指標值是以訪談方式獲得,以區間數形式給出。團隊的人力資本指標值如表1所示,設備群的人力資本需求指標值如表2所示。依據模型(1)、(2)、(3)得到團隊人力資本實際競優結構合設備群人力資本理想競優結構,如表5和表6所示。根據公式(4)、(5)、(6),設團隊與設備匹配損失具有對稱關系,“團隊-設備群”匹配的人力資本效用損失值為表7所示。根據公式(7)、(8)、(9)、(10)、(11),基EXCEL于目標規劃的匹配模型求解,得到“團隊-設備”匹配方案。將團隊1匹配給設備4,將團隊2匹配給設備,1,將團隊3匹配給設備2,團隊4匹配給設備3。
一、前言
金融業界對經濟資本這個概念并不陌生,但一直困惑于如何將這個概念與金融實務緊密聯系起來。自經濟資本概念提出伊始,學者和實務工作者就一直在探索如何使這個概念具有實際可操作性,如何超越定性的層面,定量地、具體化地度量經濟資本,以及如何利用各種經濟資本指標來深化金融企業的業績管理。這些努力總結起來,其實質就是如何實施經濟資本管理工作。
經濟資本指用于承擔業務風險或購買外來收益的股東投資總額。經濟資本=風險資本+商譽。如果沒有購買外來收益計劃,經濟資本和風險資本的差別可以忽略。而風險資本是指抵補一定時間段內,給定置信區間內資產和其他頭寸價值的潛在損失金額,即指能夠令損失超過資本的概率小于一定水平的資本要求。在現代商業銀行監管框架下,資本能力大小決定了銀行的規模增長能力、風險抵御能力和市場競爭能力。銀行機構開展經濟資本管理,可以量化內部每個業務單元和每個業務環節在獲得經營收益過程中所承受的風險大小,可以實現對利潤的風險調整和對客戶的風險定價,進而使績效評價和經營戰略更為科學。
二、銀行經濟資本管理在中國
2004年6月26日,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公布了以完善資本充足率框架為主要內容的巴塞爾新資本協議,并于2006年底在十國集團國家正式實施。中國政府為實施巴塞爾新資本協議設定的最后期限為:擁有大量海外業務的大型中國銀行須在2010年前實施。2007年2月27日中國銀監會《中國銀行業實施新資本協議指導意見》規定:“銀行經批準可以申請暫緩實施新資本協議,但不得遲于2013年。”同時,中國銀監會督促大型國內銀行,按照新資本協議規定的高級內部評級體系,開發最復雜的信用風險計量模型;要求中小銀行借鑒新協議所代表的先進風險管理技術和經驗,逐步朝先進的風險管理模式靠攏。
新資本協議提出的信用風險的初級和高級內部評級法都要求有5年的違約概率數據,高級內部評級法還要求有7年的違約損失率和違約風險暴露數據。因此,國內銀行最遲需要從2008年1月開始收集數據或者推遲使用高級內部評級法,或者從開始收集數據起7年后再使用該方法。今日,國內銀行執行巴塞爾新資本協議的號角已經吹響。
管理風險的能力是銀行的核心能力,巴塞爾新資本協議其實質體現了對銀行風險管理的要求,新資本協議要求精確計量信用風險、市場風險和操作風險,新資本協議對銀行的資本結構、風險狀況、資本充足狀況等信息披露提出了更為具體的要求。如何依照新巴塞爾協議的要求,識別金融風險,利用金融風險技術建立風險模型,難確計量與完整披露銀行的風險,如何以“資本約束下盈利能力最大化”為目標,實現流程銀行等管理激變,建立健全全面風險管理體系,如何在經營管理過程中貫穿風險控制意識和風險管理,這些問題的答案都在于引人經濟資本分配和管理模式。
目前,我國商業銀行采用經濟資本分配和管理模式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和作用。建立以經濟增加值和經濟資本回報率為核心的績效考核體系,識別和計量經營過程中的風險水平,從而用經濟資本定量表示全行總體、各業務品種、各分支機構在獲得經營收益過程中所承受的風險水平,實現對利潤的風險調整、對客戶的風險定價,使績效評價和利率定價更為科學,進而提升自己的風險管理能力,優化業務結構和區域結構,適應資本監管要求。目前在商業銀行的資本充足率水平還達不到監管要求的情況下,實施經濟資本管理,建立資本制約機制,可以有效地引導和約束風險資產的增長,確保風險的增長與資本的增長相協調,穩定提高資本充足率水平。
三、銀行經濟資本管理的作用
1.經濟資本管理體系的引入是銀行經營管理模式發生根本性轉變的表現。經濟資本管理體系的引入、運用以及相應管理體系的建立與完善,能夠促進銀行管理模式由傳統的粗放式、外延式向集約式、內涵式轉變。
2.經濟資本是銀行實施戰略管理的基礎手段。全面計量和監控風險狀態是銀行實施戰略化管理、贏得市場競爭優勢的基礎手段。當經濟資本總量接近或超過監管資本時,銀行應通過某種途徑補充資本金、控制其風險承擔行為,否則其安全性將在戰略上受到威脅。
3.經濟資本是銀行開展全面風險管理的重要工具。全面風險管理是銀行核心競爭力的重要內容,其關鍵環節在于風險的量化、分解、監測以及應對策略。經濟資本通過對非預期損失的計算和預測,直接反映銀行的風險全貌,同時,經濟資本的配置能夠實現銀行資本與風險的匹配。
4.經濟資本是銀行內部績效考核的重要依據。在經濟資本配置的基礎上,通過風險調整后的資本收益率指標對銀行的各分支機構、產品線和業務線的評價,考察了其盈利能力,又充分考慮了該盈利能力背后承擔的風險。
5.經濟資本管理的實施為銀行市場營銷提供指引。銀行決策者判斷不同業務和產品的市場進退標準是經濟資本回報的大小。銀行應保留和發展較大資本回報的業務和產品,否則應予收縮或退出市場。
四、如何建立現代商業銀行經濟資本管理體系
根據我國商業銀行現階段的具體特點,建立現代商業銀行經濟資本管理體系需要考慮和解決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一)盡快建立和完善經濟資本配置程序
商業銀行應綜合考慮股東、經營管理層、監管當局等不同角色對資本管理的要求,從以下幾個方面逐步建立和完善經濟資本配置程序:第一,評價銀行總體風險承受能力。銀行的董事會須綜合考慮監管當局規定、股東收益和經營中承擔的風險,并對所需資本的總體水平做出評估;銀行的經營管理層須就其風險偏好所要采用的風險結構做出決定。第二,合理配置資本資源。銀行根據既定的資本總量和資本回報要求,運用限額管理、組合管理以及風險調整后的資本收益率目標管理等手段,將資本在各個分支機構、產品線和業務線等不同層面進行有效配置。第三,最優化可用資本。在風險結構和預計的資本需要量一定的情況下,銀行需要平衡監管資本與經濟資本之間的關系,運用內部風險資本模型度量最優化可用資本水平,確保可用資本與規劃資本需要一致,并使資本成本達到最優。第四,衡量資本使用和收益。銀行在持續經營前提下計算實際資本收益,當環境變化、業務超過原定目標或原定目標無法完成時,銀行有必要對資本計劃進行適當的調整。
(二)加快研究制定經濟資本管理配套制度
經濟資本的管理理念和方法必須運用到銀行所有業務流程中,并使之充分發揮決策支持作用。在當前條件下,我國商業銀行應堅持制度與系統“同步推進、配套建設、逐步完善”的原則。一方面,要加強宣傳和培訓力度,促進銀行經營管理理念的轉變和提升;另一方面,要加快研究、制定和出臺一整套經濟資本分配管理辦法,從而更全面、更扎實、更有效地推進經濟資本管理體系建設。
(三)明確經濟資本計量范圍
依據內部風險資本模型計量的經濟資本應與監管當局要求的監管資本保持總體平衡,商業銀行應分別計量相應經濟資本抵御以上三種風險。
(四)合理選取經濟資本計量和配置方法
商業銀行的經濟資本計量和配置方法主要有三種:資產波動法、收入波動法和系數法。這些方法的復雜程度不同,技術上也各有優劣。從各國銀行的實踐看,資產波動法正在成為普遍接受的計量和配置經濟資本的方式。
(五)建立風險調整后的資本收益率評價體系
國際先進銀行主要采用風險調整后的資本收益率綜合考核銀行的盈利能力和風險管理能力。該指標不僅能夠將銀行的收益和風險直接掛鉤、有機結合,充分體現經營目標和績效考核的內在統一,還能夠促進銀行建立良好的內部激勵和約束機制,也能夠激勵銀行自覺地識別、計量、監測和控制風險,在審慎經營的前提下拓展業務、創造利潤,實現風險調整后的資本收益率最大化,從而實現為股東創造最大價值的經營目標。
(六)加強管理信息系統建設
國外銀行的先進管理信息系統主要有資產負債管理系統、資金轉移定價系統、財務集中管理系統、內部評級系統等。這些管理信息系統不僅可以處理銀行內部的資本配置問題,還可以對賬面收益水平進行調整,得到風險調整后的收益狀況,從而真實反映銀行資本是否實現增值目標以及股東價值最大化目標。
參考文獻:
[1]銀強.引進經濟資本管理手段實施全面風險管理[J],廣西農村金融研究,2005,(01)
[2]單增建.運用經濟資本提高商業銀行經營管理水平[J],新金融,2005,(06)
[3]單增建.用經濟資本理念提升商業銀行經營管理水平[J],金融理論與實踐,2005,(06)
[4]宋常,丁衛.商業銀行全面風險管理的核心技術——RAROC[J],黑龍江社會科學,2007,(02)
(一)變量與數據。本文的研究需要考慮以下變量,經濟增長,物質資本存量,各類人力資本水平。Y,陜西省1996年到2011年的GDP。H3企業家人力資本。H1,一般人力資本水平。H2,專業人力資本水平。K,物質資本,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表示。假設參與就業的都是有人力資本積累的勞動力,因此可以用人力資本存量代替勞動力。如果將人力資本水平看成是一種投入產出的話,也可以將人力資本水平表示成123HHHH,根據內生增長理論,將勞動力投入用結構化了的人力資本存量表示,由于是待估計參數,因此在柯布——道格拉斯函數即使有指數也是待估計參數,方程中的與指數的乘積仍用表示。
(二)實證模型。將模型等號兩遍分別取對數得到適用于本文的實證分析模型:123lnYClnKlnHlnHlnH,搜集1996年—2011年相關數據,用SPSS17.0對上述模型進行分析。參照SPSS輸出結果,得出擬合方程為:lnY4.1770.669lnH1.07lnH0.058lnH0.735lnK123
(三)模型分析通過對模型方程參數估計和檢驗,結果表示:1、R2=0.996,F=997.14說明該回歸方程的擬合程度非常高。2、模型說明了陜西省的人力資本與經濟增長實際情況是一般人力資本即受教育程度在高中以下水平的勞動力對經濟增長無積極作用甚至會產生負作用;專業人力資本即文化程度在大專及以上的勞動力對經濟增長產生的是促進作用;企業家人力資本雖說也產生積極作用但是作用非常小;固定資產投資毫無疑問的對經濟增長產生正向作用。
二、銀行經濟資本管理在中國
2004年6月26日,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公布了以完善資本充足率框架為主要內容的巴塞爾新資本協議,并于2006年底在十國集團國家正式實施。中國政府為實施巴塞爾新資本協議設定的最后期限為:擁有大量海外業務的大型中國銀行須在2010年前實施。2007年2月27日中國銀監會《中國銀行業實施新資本協議指導意見》規定:“銀行經批準可以申請暫緩實施新資本協議,但不得遲于2013年。”同時,中國銀監會督促大型國內銀行,按照新資本協議規定的高級內部評級體系,開發最復雜的信用風險計量模型;要求中小銀行借鑒新協議所代表的先進風險管理技術和經驗,逐步朝先進的風險管理模式靠攏。
新資本協議提出的信用風險的初級和高級內部評級法都要求有5年的違約概率數據,高級內部評級法還要求有7年的違約損失率和違約風險暴露數據。因此,國內銀行最遲需要從2008年1月開始收集數據或者推遲使用高級內部評級法,或者從開始收集數據起7年后再使用該方法。今日,國內銀行執行巴塞爾新資本協議的號角已經吹響。
管理風險的能力是銀行的核心能力,巴塞爾新資本協議其實質體現了對銀行風險管理的要求,新資本協議要求精確計量信用風險、市場風險和操作風險,新資本協議對銀行的資本結構、風險狀況、資本充足狀況等信息披露提出了更為具體的要求。如何依照新巴塞爾協議的要求,識別金融風險,利用金融風險技術建立風險模型,難確計量與完整披露銀行的風險,如何以“資本約束下盈利能力最大化”為目標,實現流程銀行等管理激變,建立健全全面風險管理體系,如何在經營管理過程中貫穿風險控制意識和風險管理,這些問題的答案都在于引人經濟資本分配和管理模式。
目前,我國商業銀行采用經濟資本分配和管理模式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和作用。建立以經濟增加值和經濟資本回報率為核心的績效考核體系,識別和計量經營過程中的風險水平,從而用經濟資本定量表示全行總體、各業務品種、各分支機構在獲得經營收益過程中所承受的風險水平,實現對利潤的風險調整、對客戶的風險定價,使績效評價和利率定價更為科學,進而提升自己的風險管理能力,優化業務結構和區域結構,適應資本監管要求。目前在商業銀行的資本充足率水平還達不到監管要求的情況下,實施經濟資本管理,建立資本制約機制,可以有效地引導和約束風險資產的增長,確保風險的增長與資本的增長相協調,穩定提高資本充足率水平。
三、銀行經濟資本管理的作用
1.經濟資本管理體系的引入是銀行經營管理模式發生根本性轉變的表現。經濟資本管理體系的引入、運用以及相應管理體系的建立與完善,能夠促進銀行管理模式由傳統的粗放式、外延式向集約式、內涵式轉變。
2.經濟資本是銀行實施戰略管理的基礎手段。全面計量和監控風險狀態是銀行實施戰略化管理、贏得市場競爭優勢的基礎手段。當經濟資本總量接近或超過監管資本時,銀行應通過某種途徑補充資本金、控制其風險承擔行為,否則其安全性將在戰略上受到威脅。
3.經濟資本是銀行開展全面風險管理的重要工具。全面風險管理是銀行核心競爭力的重要內容,其關鍵環節在于風險的量化、分解、監測以及應對策略。經濟資本通過對非預期損失的計算和預測,直接反映銀行的風險全貌,同時,經濟資本的配置能夠實現銀行資本與風險的匹配。
4.經濟資本是銀行內部績效考核的重要依據。在經濟資本配置的基礎上,通過風險調整后的資本收益率指標對銀行的各分支機構、產品線和業務線的評價,考察了其盈利能力,又充分考慮了該盈利能力背后承擔的風險。
5.經濟資本管理的實施為銀行市場營銷提供指引。銀行決策者判斷不同業務和產品的市場進退標準是經濟資本回報的大小。銀行應保留和發展較大資本回報的業務和產品,否則應予收縮或退出市場。
四、如何建立現代商業銀行經濟資本管理體系
根據我國商業銀行現階段的具體特點,建立現代商業銀行經濟資本管理體系需要考慮和解決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一)盡快建立和完善經濟資本配置程序
商業銀行應綜合考慮股東、經營管理層、監管當局等不同角色對資本管理的要求,從以下幾個方面逐步建立和完善經濟資本配置程序:第一,評價銀行總體風險承受能力。銀行的董事會須綜合考慮監管當局規定、股東收益和經營中承擔的風險,并對所需資本的總體水平做出評估;銀行的經營管理層須就其風險偏好所要采用的風險結構做出決定。第二,合理配置資本資源。銀行根據既定的資本總量和資本回報要求,運用限額管理、組合管理以及風險調整后的資本收益率目標管理等手段,將資本在各個分支機構、產品線和業務線等不同層面進行有效配置。第三,最優化可用資本。在風險結構和預計的資本需要量一定的情況下,銀行需要平衡監管資本與經濟資本之間的關系,運用內部風險資本模型度量最優化可用資本水平,確保可用資本與規劃資本需要一致,并使資本成本達到最優。第四,衡量資本使用和收益。銀行在持續經營前提下計算實際資本收益,當環境變化、業務超過原定目標或原定目標無法完成時,銀行有必要對資本計劃進行適當的調整。(二)加快研究制定經濟資本管理配套制度
經濟資本的管理理念和方法必須運用到銀行所有業務流程中,并使之充分發揮決策支持作用。在當前條件下,我國商業銀行應堅持制度與系統“同步推進、配套建設、逐步完善”的原則。一方面,要加強宣傳和培訓力度,促進銀行經營管理理念的轉變和提升;另一方面,要加快研究、制定和出臺一整套經濟資本分配管理辦法,從而更全面、更扎實、更有效地推進經濟資本管理體系建設。
(三)明確經濟資本計量范圍
依據內部風險資本模型計量的經濟資本應與監管當局要求的監管資本保持總體平衡,商業銀行應分別計量相應經濟資本抵御以上三種風險。
(四)合理選取經濟資本計量和配置方法
商業銀行的經濟資本計量和配置方法主要有三種:資產波動法、收入波動法和系數法。這些方法的復雜程度不同,技術上也各有優劣。從各國銀行的實踐看,資產波動法正在成為普遍接受的計量和配置經濟資本的方式。
(五)建立風險調整后的資本收益率評價體系
國際先進銀行主要采用風險調整后的資本收益率綜合考核銀行的盈利能力和風險管理能力。該指標不僅能夠將銀行的收益和風險直接掛鉤、有機結合,充分體現經營目標和績效考核的內在統一,還能夠促進銀行建立良好的內部激勵和約束機制,也能夠激勵銀行自覺地識別、計量、監測和控制風險,在審慎經營的前提下拓展業務、創造利潤,實現風險調整后的資本收益率最大化,從而實現為股東創造最大價值的經營目標。
(六)加強管理信息系統建設
國外銀行的先進管理信息系統主要有資產負債管理系統、資金轉移定價系統、財務集中管理系統、內部評級系統等。這些管理信息系統不僅可以處理銀行內部的資本配置問題,還可以對賬面收益水平進行調整,得到風險調整后的收益狀況,從而真實反映銀行資本是否實現增值目標以及股東價值最大化目標。
參考文獻:
[1]銀強.引進經濟資本管理手段實施全面風險管理[J],廣西農村金融研究,20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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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樓海淼.借經濟資本管理促內部變革[J],中國農村信用合作,2007,(09)
自亞當,斯密以來,經濟增長理論得到長足發展,經濟學家們一直探討經濟增長的原因,將專業化和勞動分工的發展,生產技術的進步及由此產生的市場規模的擴大都用來解釋經濟增長,這也為各國經濟發展提供了理論依據。現代經濟增長理論始于凱恩斯革命,如20世紀40年代哈羅德和多瑪構建的經濟增長理論模型,到后來在此修正基礎上構造的索羅一斯旺模型,再到80年代中期產生了以保羅,羅默和盧卡斯為代表的新增長理論,經濟增長理論由外生增長理論向內生增長轉化。雖然當代經濟增長理論沒有較為統一的模型,但無一例外地都將資本投入作為經濟增長的關鍵因素。
我國作為當今世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同樣面臨著資本積累的問題。隨著改革的深入,我國經濟體制由單一的公有制向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轉變,計劃經濟也逐步過渡到市場經濟。與大多數其他后發國家相比,中國當代的資本積累在短時間內得到了快速增長,中外對中國創造的經濟奇跡給予了充分的肯定,但是,高速的經濟增長掩蓋了資本積累中的許多問題,造成轉軌時期出現了經濟與社會矛盾,這同樣也值得我們思考。
一、當代中國資本積累存在的問題
中國改革開放取得的成就證明了市場經濟的優越性,但由于一些制度改革滯后,使得轉軌時期的中國經濟沒有達到普遍的權利界定和保障,資本積累方式也相異于傳統的市場經濟。
改革開放以來,多種所有制企業得到了快速發展,而相較于國有企業,資本積累的程度仍處于較低的水平。這主要表現在融資能力上的差異。當代,我國的銀行業有很大的發展,特別是信貸業務,但是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銀行的信貸偏向于國有經濟。據統計,非國有企業從商業銀行貸款比例僅為16,5%,這使得許多中小企業只能依靠自身的資本循環或其他非正規的金融渠道獲得暫時的基本積累。
從居民角度看,資本積累來源的限制。使人民增收的途徑較為單一。可以發現,美國人民的資產性財富增長與勞動收入的基本比例為22:1,這也是為什么美國人的收入高,傾向于消費而不是儲蓄的原因,因為美國人的收入主要來自于資本。而中國卻不是,人民大眾的積累來源僅僅依靠微薄的工資,很少有其他的資本性收入。依據弗里德曼的生命周期理論,當期的低收入造成了人們更原意儲蓄以用來滿足未來退休消費的需求,中國高額的儲蓄率由此產生。而由于銀行的存款利率長期低于CPI的增長率,居民自身的資本處于不斷貶值的過程。因此,有限的資本積累來源是中國大眾收入無法提高的重要原因。
處于經濟轉軌的中國,不合法的資本積累也存在。部分官員利用人民賦予的權利,將權利資本化,使其成為市場經濟發展必備的要素投入,形成相當于國家壟斷的力量,提高市場準入門檻與運作門檻。一個簡單的例子就是,部分國有企業負責人利用手中的權力,通過壓低承包指標與租賃價格,或通過非法的財務手段低估國有資產,使國有資產流失到尋租者手里。損害了國家與人民的利益。
二、當代中國資本積累的制度分析
事實表明,我國當前資本積累發生扭曲的很大部分原因在于制度改革落后于經濟改革,造成了我國資本積累相異于傳統的市場經濟發達國家,這也是轉軌時期國家體制不完善的原因。我們可以從政府的約束與產權兩個方面出發,來探討當前我國資本積累扭曲的狀況。
(一)從建立社會主義法制市場經濟的角度來看,第一步就是要防止政府對經濟活動任意干預
較為突出的問題就是國家政策多變,政令具有很大的任意性,用張五常教授的話來說,“中國政策說好聽就是彈性大,說不好聽就是朝令夕改”。國家對微觀經濟活動進行行政干預十分普遍,如打著“宏觀調控”或是“市場調整”的名義,授意相關部門對微觀主體進行行政干預。市場規則的不確定性造成了微觀主體無法很好地預測下一期的經濟狀況,一部分積累的資本需要防范風險,而無法全部投入生產。同時,國家政策制定沒有約束性,可能造成資本積累發生偏離。如我國在較長的階段主導工業發展,而忽視了農業與服務業方面的積累,造成了現在產業結構的不合理。
(二)從市場微觀主體的角度看,市場的平等需要國家作為監督者。而不是參與者
當代中國,多種所有制企業有了快速發展,在解決居民就業與社會資本積累方面起著巨大的作用。然而,一旦市場經濟有較大比例的國有企業介入,這種條件下的市場就難有平等權,也難以法制。國企與國家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國家作為國企的股東,更傾向于為自己的企業“開綠燈”,通過越過法律的束縛直接干預經濟活動,使國企資本積累不受約束。如最近的農行股改,國家對其壞賬進行買單;IPO發行的股票多是國企。正在審批的上市公司中,仍是國企居多,民營企業要想獲得同樣的待遇困難重重。可見帶有“國”字的企業就同于擁有了市場特權,在預算軟約束的條件下,國企不僅可以依靠自身來獲得資本積累,同時還可以依靠特權獲得額外的資本積累,政府背景使他們成為市場的強勢者。而較為弱小的民企,無論融資能力還是企業規模都無法與國企相抗衡。等級效應促使許多民企必須通過尋租賄賂的方式獲取市場的保護,在路徑依賴的作用下資本積累不斷變異,最后損害社會整體利益。
(三)制度缺陷造成產權不明晰,限制了資本應有的價值
例如農地制度,目前,我國雖然法律上確定了三權,即使用權、收益權和轉讓權,但是農地轉非農地的問題遲遲沒有解決,限制了土地作為農民資產性收益的來源,資本積累方式受到限制。
產權的界定是為了稀缺資源的排他安排,是市場經濟定價的前提條件。由下表可知,我國的礦產資源特別稀缺,而在中國,各級政府所掌握的一些重要的資源配置權利,扭曲了資源投入生產時的價值,無法體現資源的稀缺性,造成資源以低于市場很多的價格出售,降低了礦產資源在資本積累中的真實價值。大量資源的浪費和生態的破壞使得原本資源稀缺的中國雪上加霜,資本的積累陷入了惡性循環。
三、小結
中國的改革是漸進式改革。在取得巨大成績的同時也遺留了許多問題,特別是體制缺陷,改革任重而道遠。現階段法制不到位,產權不明晰與我國千年來傳統的封建意識和長期計劃經濟實踐造成的路徑依賴有著直接關系。當前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得益于資本快速的積累,但是我們也要警惕不良的資本積累方式對社會福利造成的危害。因此,轉變資本積累方式,實現資本價格由市場決定,才是我國經濟長期健康發展的必由之路。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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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馬克思,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M],人民出版社,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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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ffreySachs;胡永泰,楊小凱,經濟改革和轉軌[M],經濟學,2003
1當前我國中小企業資本結構的現狀
1.1權益資本與負債資金的總量比例不合理
在理論上,企業的資金按照其性質可分為自有資金和借入資金。自有資金是投資人投人企業的資本金及經營中形成的積累,它反映企業所有者的權益,又稱權益資金。借入資金是企業向銀行、其他金融機構、其他企業等吸收的資金,又稱負債資金。權益資金對企業的經營與發展有著重要意義,它不僅是企業初始運營的資金基礎,同時也是企業承擔債務的基礎,如果一個企業權益資金過少,負債資金過多,資本結構不合理,不但會影響企業的正常經營和發展,同時使企業財務風險加大,對企業的生存帶來威脅。
雖然我國多數中小企業在開辦之際主要依靠權益資本,但隨著企業的進一步發展,權益資本比例越來越小,負債資金的比例越來越大。據國家統計局干1999年調查,我國中小企業平均資產負債率已高達95%,其中資產負債率超過100%的高達43%,2003年我國中小企業的資產負債率為60.36%,高于大型企業的54.82%。如此之高的資產負債率不僅直接影響了企業的再融資能力,而且也給企業帶來了嚴重的籌資風險和財務危機。
1.2權益資本與負債資金本身的結構失調
權益資本內部非正式股權和上市股票籌資的比重非常低,這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存在著很大的差距。從負債資金內部看,企業負債主要來源于銀行貸款和商業信用。企業通過發行債券融資的比例幾乎為零。而且根據有關資料顯示,在銀行貸款中,固定資產貸款越來越少,流動資金貸款期限越來越短。2006年某省統計局對該省中小企業長期貸款情況及其滿足程度的調查資料,顯示有53.09%的企業取得了1—3年的長期貸款,46.90%的企業根本沒有長期貸款,即使有該項貸款的中小企業也僅有4.91%的企業滿足需要,53.27%的企業不能滿足需要。中小企業中有3年以上長期貸款的更少,63.52%的企業沒有3年以上長期貸款,這說明中小企業取得銀行貸款難,取得銀行長期貸款更難。權益資本和負債資金內部的結構失調,使中小企業籌資嚴重缺乏彈性。
2優化中小企業資本結構的途徑
2.1努力提高中小企業的自身素質,不斷增強中小企業融資能力
要進一步規范企業公司治理結構,明確界定產權,調整優化組織結構,同時要強化經營者素質,提高企業的管理效率、內部凝聚力和經營管理水平,以增強企業融資能力。建立企業發展的長遠目標,在不斷提高經濟效益的基礎上,不斷提取公積金、公益金,擴大自有資本規模,提高自有資本充足率。
2.2加大金融體制改革和創新力度.不斷擴大中小企業觸資規模
1)制定和完善信貸管理制度
改革現行的信貸管理制度,盡快制定和完善與中小企業發展相適應的信貸管理辦法。建立靈活的貸款責任制,改進信貸業務流程,公開信貸政策,簡化業務手續,提高辦事效率。同時,要通過改革目前的信用等級評定辦法、適當擴大貸款抵押率、進行金融產品創新等途徑,最大限度地為中小企業提供全方位綜合性的金融服務。
2)發展中小金融機構
盡快成立中小企業發展銀行,進一步發展中小金融機構。當前我國中小企業的發展迫切要求有越來越多的中小金融機構能滿足其日益需要的資金需求,以彌補大型金融機構對其融資支持的不足。因此,積極組建扶持中小企業發展的國家政策性銀行一中小企業發展銀行乃當務之急,它必將對中小企業的發展起到“雪中送炭”的作用。此外,國家還應出臺政策,進一步鼓勵和扶持其他中小金融機構的發展,為中小企業提供更多的資金支持。
3)擴大中小企業直接融資的空間
積極完善多層次的資本市場,擴大中小企業直接融資的空間。直接融資應該成為中小企業擴大資本規模,優化資本結構的重要途徑。完善我國多層次的資本市場主要從兩個方面考慮:一是進一步規范和壯大“二板市場”。目前我國的“二板市場”存在著進人門檻高、管理不夠規范和規模偏小等特點,發展十分緩慢,遠遠不能滿足大多數中小企業的需求。因此,未來一段時期內,應加快“二板市場”的發展,擴大其市場規模。二是加大發行中小企業債券的力度。要改革現有的債券發行和監管模式,積極推行中小企業債券發行核準制,通過放寬限制、簡化程序、嚴格評估、規范管理等方式來實現中小企業的債券融資。
2.3大力加強政府扶持力度.不斷完善中小企業融資結構
1)推進中小企業資產重組
企業的資產重組尤其是內部的資產重組有利于盤活企業存量資產,充實企業的資本金,調整企業的資本結構,因此,國家要積極支持中小企業進行內部資產重組,同時,對企業外部的資產重組也要給予一定的政策支持,促使資本流向經濟效益好的行業和企業。
2)建立中小企業投資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