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表云整理的11篇經典哲學論文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

篇（1）

教師如何突破專業發展的限制？我認為應當注意以下三點：與其追逐名師的課堂，不如守住自己的班級。專業發展到一定的程度，尤其是到達發展“瓶頸”階段，需要的不再是盲目地追著名師的課堂跑。不可否認，有些名師早已離開課堂，而一旦離開課堂時間長了，離開學生的時間久了，說出來的話、上出來的課，自然就不夠“接地氣”。有的名師的課像表演，“表演”不是課堂的常態，不必學、不必追。與其像追星一樣追他們的課，不如看看他們課后在干什么、他們日常的課是什么樣子。你必須找到他們的另一面，有些東西你才會恍然大悟。而最重要的是守住自己的“56號教室”，它比什么都重要，把它當作一個世界來研究。當你產生“給我一個班，我就心滿意足了”的感覺時，你的專業發展想不突破也難。

與其看教育著作，不如多讀教育之外的經典。讀教育著作，同樣該研讀經典，須知取法乎上，僅得其中。況且在名師出書熱潮中，難免魚龍混雜，其中絕大多數說不上是“名著”，更遑論“經典”。在有限的時間里，多讀經典才是最經濟的做法。然而，教育不是孤立的，僅讀教育經典不足以真正懂得教育。教育是一口井，井外的天空很高遠、很遼闊。文學、歷史、政治、經濟、宗教等經典為你打開更廣闊的世界，哲學、社會學、人類學、心理學、生物學……讓你更深刻地了解自己、理解別人。站在眾多的經典面前，你會發現，很多東西都是相通的。想突破專業發展的限制，你得先學會“懷疑”和“批判”，由此，走向“建設”之路。

與其寫“科研論文”、做宏大的課題研究，不如腳踏實地做實證研究，哪怕做些原始資料的積累。一些骨干教師至今都認為，寫“科研論文”和做相當級別的課題是專業發展的必由之路。其實未必，要看寫什么論文、為何寫論文，做什么課題、因何做課題。科研的本質是求真。翻閱大量的“科研論文”，你會發現最缺乏的是“一份證據說一分話”。不少論文，時尚的概念多、似是而非的結論多，少的是事實，缺的是證據。如果真要突破專業發展的限制，就要不趕時髦，不趕潮流，踩著教育的節拍腳踏實地地走。不說空話、套話，不寫連自己都沒弄明白的文字，不要追求論文的“詩意”描述――教育是科學，像醫生做病歷卡一樣，積累教育的原始資料比充滿“好詞好句”的論文要有價值、有意義得多。

其實所謂突破，無非是回到教育的本真，回到專業發展的正道上來。專業發展，要靠自己。

（本欄責編 再 瀾）

篇（2）

[中圖分類號]I206.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9-9646（2012）5-0042-02

明代的楊慎是一位多產的學者。歷代學者對楊慎學術上的研究都比較多，但是就楊慎哲學思想方面研究甚少。直至20世紀80年代，四川召開楊升庵學術思想討論會后，楊慎的哲學思想才引起學術界的關注。陸復初1980年在《光明日報》發表了題為《楊慎的樸素唯物主義哲學思想》的文章，第一次明確地提出了楊慎是哲學家。自此對楊慎哲學思想的研究才逐步走上軌道并邁向輝煌。

一、楊慎簡介

楊慎(1488~1599)，字用修，號升庵，明代著名直臣、學者、文學家。四川新都人，生于明弘治元年，正德進士，授翰林院修撰。嘉靖時謫戍云南。投荒30年，卒于嘉靖三十八年，享年七十二歲。也被稱為被流放終身的狀元。明代著作最為豐富的大學者。其一生著述豐碩著作頗多，以文學見長，涉及經學、史學、哲學、語言學、音韻學、金石學、書法繪畫、戲曲音樂和民俗文藝。據《明史》記載，“明代記誦之博，著作之富，推慎為第一”。是一位對明清學術思想影響較大的巴蜀文人，主要著作有《升庵集》。

二、楊慎哲學思想研究概況

對于楊慎哲學思想研究主要開始于20世紀80年代，30年來對楊慎哲學思想研究也取得了的成果。據不完全統計，已發表的學術論文有200多篇，出版專著10余部。在楊慎哲學思想的研究中比較重要的學者主要有：陸復初、林慶彰、豐家驊、張義德、陳德述、方陸等。

（一）楊慎哲學研究分期和主要代表人物及其代表作

第一階段：80年代初以前，主要研究見于《中國哲學史》、《中國思想史》等著作。

第二階段：80年代初期到80年代中期是楊慎哲學思想研究的起步階段，其重要的學者及其重要論文、專著有：陸復初《楊慎的樸素唯物主義哲學思想研究》（《光明日報》，1980年6月26日）、陸復初專著《被歷史遺忘的一代哲人―論楊升庵及其思想》、張義德《楊慎對宋明理學的批判》（《中國哲學史研究》，1982年第2期）、張義德《楊慎》（《中國古代著名哲學家評論續編（四），山東齊魯書社1982年版》）、陳德述《試論楊慎的哲學思想》（《哲學研究》，1984年第1期）、葛榮晉《楊慎哲學思想初探》（《社會科學研究》，1984年第1期）、賈順先.方陸《獨具新風的思想家―楊慎》（《中國哲學史研究》，1984年第2期）。由于這一階段是起步階段所以研究的比較少。

第三階段：80年代中期到21世紀初，這一階段可以說是楊慎哲學思想研究的輝煌時期。其重要學者及其重要論文、專著：賈順先《楊慎反對“空談”主張“求實”的思想與宋明理學》（《宋明理學新探》，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賈順先《楊慎的“求實”哲學》（《孔子研究》，1988年第4期）、張祖涌《論楊升庵哲學思想》（《楊升庵誕辰五百周年學術論文集》）、豐家驊《楊慎的哲學思想》（《楊慎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版）、川丁《記楊升庵學術思想討論會》、朱森薄《淺論楊慎與老莊》、俞潤生《簡評〈楊慎評傳〉〉》（《江蘇教育學院學報》，2000年1月第16卷第1期）、陳居淵《論楊慎的經典詮釋學思想》（《學術界》，2002年1月第92期）、雷磊《20世紀楊慎研究述評》（《求索》，2003年第3期）、高小慧《楊慎研究綜述（上）》（《天中學刊》，2006年2月第21卷第1期）、白建忠，孫俊杰《百年來楊慎研究綜述》（《內蒙古師范大學學報》，2007年3月第36卷第2期）、楊釗《近三十年來楊慎研究述評》（《重慶文理學院學報》，2010年3月第29卷第2期）。這一時期的學者對楊慎的哲學思想做了全面系統的研究，是楊慎哲學思想研究的輝煌時期。

（二）楊慎哲學思想研究的主要方面及其著作

1.楊慎對理學的批判、對程朱陸王唯心主義認識論的揚棄以及把實踐的觀點引入認識論之后哲學思想的活躍、楊慎的“性情說”對王夫之“繼善成性”說的啟示等方面都做了詳盡的分析與論述。其著作主要有：陸復初的《被歷史遺忘的一代哲人―論楊升庵及其思想》（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一書中的《楊升庵哲學》一節。

2.對楊慎的哲學思想精華進行了綜述。其主要成果有：張義德的《楊慎》（《中國古代著名哲學家評論續編（四），山東齊魯書社1982年版》）。“對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的批判”、“論太極、道、理”、“變化之道無處可逃”、“合性情論”、“格致物知新解”等幾個方面。

3.從宇宙觀、辯證法、認識論、人性論等方面對楊慎哲學思想進行闡釋分析。主要代表人物及其代表作：陳德述《試論楊慎的哲學思想》（《哲學研究》，1984年第1期）、葛榮晉《楊慎哲學思想初探》（《社會科學研究》，1984年第1期）、賈順先.方陸《獨具新風的思想家―楊慎》（《中國哲學史研究》，1984年第2期）、賈順先《楊慎的“求實”哲學》（《孔子研究》，1988年第4期）、賈順先《楊慎反對“空談”主張“求實”的思想與宋明理學》（《宋明理學新探》，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張祖涌《論楊升庵哲學思想》（《楊升庵誕辰五百周年學術論文集》）、豐家驊《楊慎的哲學思想》（《楊慎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版）。

4.對楊慎的經典詮釋學思想進行了表述。主要代表人物及其代表作：陳居淵在《論楊慎的經典詮釋學思想》。主要分別從“楊慎的經典詮釋學思想的主題―走出理學，倡導漢學”、“尚博崇實的詮釋經典原則”等四個方面來闡述的。

5.關于楊慎學術思想和哲學思想的評價問題。嵇文甫在《王船山的學術淵源》(《王船山學術論叢》，三聯書店1962年版)

6．究其水平，張義德《楊慎對宋明理學的批判》(《中國哲學史研究》1982年第2期)一文則認為:“楊慎在自然觀方面水平低于同時代的唯物主義者，那么在認識論方面，還是有高于其他唯物主義者的地方。”

7.對近年來楊慎哲學思想研究成果做研究綜述。主要代表人物及其代表作：雷磊《20世紀楊慎研究述評》、高小慧《楊慎研究綜述（上）》、白建忠.孫俊杰《百年來楊慎研究綜述》、楊釗《近三十年來楊慎研究述評》等。這些綜述基本上大同小異。

三、楊慎哲學思想研究中存在的問題及建議

（一）楊慎的哲學思想沒有系統性

從研究中借鑒資料看，研究楊慎哲學思想可借鑒引證的材料相對而言還是比較欠缺。楊慎身前并沒有一本完整的哲學思想著作。他的哲學思想大多分散于他的各種著選中。即使到目前為止也沒有一本比較詳細的、系統的、專門的記錄楊慎哲學思想的專著。因此筆者認為，在不斷總結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多加以提煉進一步整理楊慎的哲學思想；要擴寬楊慎哲學思想研究的領域，繼續發掘新的材料。使之能形成比較完整的一個系統。

（二）楊慎的哲學思想定位

現在對楊慎哲學思想研究過程中存在兩方面的問題。第一，從現成的教科書體系框架出發，按照這種體系來建構楊慎哲學思想；第二，將楊慎哲學思想變成了現有理論范疇、概念的印證材料。因此如何從楊慎哲學思想理論來印證楊慎的哲學思想是值得研究的問題。對有些學者將某一個未經印證的觀點定位為獨創性的楊慎哲學思想，這樣的做法是值得商榷的。筆者認為，只有在研究楊慎哲學思想是充分發揮求真務實的學風，做到實事求是，并從楊慎哲學思想理論體系和內容的高度來研究楊慎的哲學思想，才能正確定位楊慎哲學思想。

（三）楊慎哲學與哲學的關系

在研究楊慎哲學思想時，在用哲學角度研究楊慎哲學時，也應該注意楊慎哲學思想的本然性研究。這樣才能更好的理解楊慎哲學思想的內涵。

[1]陸復初.被歷史遺忘的一代哲人―論楊升庵及其思想[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

[2]張義德楊慎.中國古代著名哲學家評論續編（四）[M].山東齊魯書社，1982.

[3]雷磊.20世紀楊慎研究述評[J].長沙：求索，2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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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生讀書要史、著、論相結合

研究生讀書，書目的選擇，計劃的擬定，必須史、著、論相結合。

"史"就是每個專業、每個研究方向甚至每個選題的學說史。研究生研究、做學問必須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也就是站在前人知識積淀的基礎上，向歷史學習。每個專業必須搞懂本專業學術史。有史的基礎，選題、論文才能變得厚實起來。

"著"指的是古今中外關于這個專業、這個研究方向、這個選題的經典著作、文獻。經典著作就是可以稱為大家、名家的著作、文獻。讀經典名著，掌握第一手資料是研究生讀書的基本功。研究生掌握了原著、文獻，就知道教材內容的出處、來龍去脈，即源頭所在，這樣研究生就可以在更高的層次上去駕御教材，理解和講授教材。經典著作與史是什么關系？如果把"史"比作一個常青的"藤"，那么經典著作就是在"藤"上結的一個又一個的"瓜"。掌握了史來讀名著，就好比"順藤摸瓜"，順著史的線索去讀不同時代不同名家的著作。

"論"就是學術論文。研究生怎樣掌握學術動態、學術前沿？就是通過不斷發展著的學術論文掌握學術動態。研究生要學會看學術論文，堅持看新雜志、新論文，一周10篇左右，養成習慣，這樣知識就永遠不會過時，就能把握這個專業、研究方向、選題的學科動態和理論前沿。有經驗的導師制定研究生培養方案、課程培養方案，所開課程和書目，就包括史、著、論這三個方面。我們學會了這個方法，按照史、著、論相結合去讀書、做學問，由舊專業向新專業擴展，由已知領域向未知領域推進，功底就扎實。就可以避免時下有的青年教師拿一本教材就去開新課誤人子弟的做法。

（三）研究生讀書要瀏覽、泛讀、精讀相結合

研究生讀書，無論哪一個層次的讀書計劃，都必須完成。沒有數量就沒有質量。一般要求研究生平均每周要讀500頁書。這么多的書在這么短的時間內怎樣讀好、怎樣讀完？可以采取瀏覽、泛讀、精讀相結合的方法。

篇（4）

不少機構和學者對在校大學生的語文能力進行了調查與分析，同時對中小學語文課的教學現狀也進行了調查和比較。常月華教授在《大學生語文能力現狀調查與分析》一文中指出：請假條是生活中常用的文體，在調查中，居然有“30％的學生寫不好請假條”，由此可見當代大學生語文能力的低下程度。她認為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中小學期間語文教育中書面語方面的差距……從調查結果顯示的數據看來，論文寫作和畢業設計報告，的確是學生的一大難題。論文從結構、材料，到字詞運用所顯示出來的書面語功底都讓筆者感到吃驚”。也有學者指出，中國學生從小學到中學這十二年的時間里幾乎每天都上語文課，進入大學后，還有大學語文或漢語課、寫作課等。可是，到寫大學畢業論文時，“本不該出現在大學階段的并不高級的語言問題卻多得令人瞠目”。語文教學花樣百出，“學生們的語文素養卻每況愈下，這是不爭的事實”。當代大學生“駕馭語言文字能力低下的問題足以使語文教學工作者痛心疾首”。

我國當代大學生的語文素養普遍低下，大學生的母語應用能力令人擔憂。語文素養的低下又影響專業學習的深入和畢業論文的設計與創作。不僅如此，語文素養的低下，還可能導致心智不全、缺乏想象力和創造力以及人文精神的缺失。

二、大學語文課能提高大學生語文素養嗎?

那么，如何才能提高大學生的語文素養呢?

改革開放之初，全國部分大學陸續開設大學語文課，旨在提高大學生的語文素養。同時，教育部要求高校面向全體大學生開設中國語文課。客觀地說，大學語文課的開設對提高大學生的語文素養雖有一定的作用，但效果不盡如人意，并未達到我們的預期目的。正因如此，有的學校削弱甚至取消了該課程；有的學校雖開設，但學生學習的熱情和興趣十分勉強。同時，部分學生又感到沒學到什么實質性的東西。大學語文課成了雞肋。針對這種情況，在2010年的全國兩會上，有政協委員提交了關于重視母語教育，提高漢語能力的提案。

不過，開設大學語文課能在多大程度上提高大學生的語文素養呢?如果因為大學語文課成了一門必修課，學生的語文素養就能大大提高，那就太值得慶幸了。但事與愿違，大學語文課對提高學生的語文素養效用有限。事實證明，不是重視與不重視的問題，而是我們的教育理念、教育方式出了問題。我們有語文課，卻無語文教育――我們關注層次劃分、段落大意、中心思想、語言技巧、人物形象、修辭手法、寫作特點，等等，根本無視語文的整體美，把語文搞得支離破碎。上了這樣的語文課，學生只知道記住標準答案以及答題技巧去考試，卻愈發不知道怎樣說話，怎樣行文。如果延續這樣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可以說，大學里即使開四年的語文必修課也不一定管用。

在中小學語文課有些“異化”的情況下，大學語文課的開設，實際上有“補救”的意味。而如果“補救”行動又延續過去的教育思路與教學方式，這樣的課程，除了體現在大學生成績單上的學分外，沒有多少實際作用。

原本希望通過大學語文課的開設來提高大學生的語文素養，出發點無可厚非。但，實踐證明，效果并不理想，目標并未實現。那么，出路在哪里呢?

三、提高語文素養應重視經典閱讀

提高學生的語文素養，關鍵是要加強學生在文學和典籍方面的修養，把經典中所蘊涵的語文要素和文化要素，轉化為學生的語文素養與文化素養。

通過經典閱讀提高語文素養，在國外有著豐富的經驗。國外的語文教育，尤其是發達國家的語文教育，都非常重視經典的閱讀。比如英國、德國、法國、美國，在課程標準等文件中明確規定，學生在不同的學習階段要閱讀相當數量的經典作品。早在一百年前，哥倫比亞大學就創設了“文學人文”和“當代文明”兩門本科生必修課。“文學人文”主要強調文學經典的閱讀，“當代文明”主要強調哲學和社會理論經典的閱讀。上個世紀40年代，美國許多大學相繼開設了經典閱讀課程。從國外這些做法來看，重視經典閱讀是提高學生的語文素養的明智選擇。

在我國，經典閱讀有著深厚的歷史淵源。在古代，經典閱讀是主要的教育方式，其主導教學方法是孔子的“述而不作”式的原典閱讀，以經典文本為中心的經學記誦詮釋。可是，“從我國語文教育的實際看，以前很長一個時期，我們的語文教學大綱缺少對閱讀經典的引導和規定”。中小學經典閱讀的缺失延伸到了高等教育，有出國留學生不知道老子是誰，更別說四書五經了。國學傳統經典教育的缺失，不僅使學生的母語水平和母語運用能力受到嚴重影響，也不利于培養學生的人文精神和文化素質。北師大郭齊家教授直指這種弊端時說：“學生們的母語水平不高，心量不廣，涵養不深，人生態度無所依歸，理想不敢堅持，君子之風漸行漸遠。”他認為，要提高學生的母語水平和人格涵養，“誦讀傳統經典正是便捷有效的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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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K28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2596（2015）08-0273-03

一、論著類（含博士、碩士畢業論文）

成永娜，《烏桓民族關系探析》，煙臺大學碩士生論文，2009年。

郭鵬，《十六國時期慕容燕集團文化述論》，西北師大碩士畢業論文，2009年。

閔海霞，《匈奴發展史研究》，蘭州大學博士生論文，2010年。

吳松巖，《早期鮮卑墓葬研究》，吉林大學博士生論文，2010年。

蔣東明，《慕容鮮卑興衰原因探析》，內蒙古大學碩士生論文，2012年。

李莎，《論烏桓、鮮卑的南遷及其對漢匈關系的影響》，渤海大學碩士生論文，2012年。

陶麗根，《拓跋鮮卑早期史地綜考》，內蒙古大學碩士生論文，2013年。

郝燕妮，《慕容鮮卑對“中國”認同問題研究》，吉林大學碩士生論文，2013年。

劉洋，《東漢王朝東北地區治理政策研究――以東漢王朝與鮮卑的關系為重心》，廣西師范大學碩士生論文，2013年。

梁云，《拓跋鮮卑早期歷史若干問題研究》，內蒙古大學博士生論文，2013年。

周劉備，《唐代詩人眼中的漢代邊疆問題》，華中師范大學碩士生論文，2014年。

李洪波，《兩漢時期的馬政與邊疆安全》，東北師范大學碩士生論文，2014年。

李煥清，《古代北方少數民族名號與崇山習俗考論》，東北師范大學博士生論文，2014年。

李路《漢代東北邊疆民族文化與漢文化交流研究》，東北師范大學博士生論文2014年6月

張婷婷，《鮮卑族民間美術造型》，哈爾濱師范大學碩士生論文，2014年。

高建國，《鮮卑族裔府州折氏研究》，內蒙古大學博士生論文，2014年。

二、論文類

理論研究綜述

傅新民，《融合、消亡、新生――北魏拓跋鮮卑文化改革沉思》，《網絡財富》2009年01期。

閆祥云、馬成軍，《拓跋鮮卑史學自覺與北朝史學編纂》，《吉林省教育學院學報》2009年02期。

姚勝，《甘英出使大秦原因考》，《塔里木大學學報》2009年03期。

李煥清、王彥輝，《匈奴“甌脫”考辯》，《史學理論研究》2009年04期。

王平、陳文，《簡述東漢前期對北匈奴的政策》，《白城師范學院學報》2009年04期。

薛海波，《試論漢魏之際東北各民族的政治發展形態――以部落酋豪為中心》，《東北史地》2009年08期。

閔海霞、崔明德，《試析南匈奴未能實現統一的原因》，《煙臺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10期。

李治亭，《論邊疆問題與歷代王朝的盛衰》，《東北史地》2009年11期。

陳得芝，《秦漢時期的北疆》，《元史及民族與邊疆研究集刊》2009年12期。

焦應達，《古代北方民族法律起源探析》，《內蒙古民族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年05期。

程尼娜，《漢代東北亞封貢體制初探》，《學習與探索》2010年05期。

梁云，《內蒙古地區鮮卑歷史的研究意義》，《呼倫貝爾學院學報》2010年06期。

秦樹才、梁初陽，《〈后漢書〉中國民族史史料概說》，《西南古籍研究》2011年06期。

楊春奮，《中國古代北方少數民族男子發式微探》，《雞西大學學報》2011年07期。

梁云，《早期拓跋鮮卑研究回顧》，《內蒙古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01期。

王冉，《論早期鮮卑和東胡的淵源》，《劍南文學（經典教苑）》2012年02期。

付開鏡，《魏晉南北朝鮮卑民族性觀念的儒家化》，《史林》2012年06期。

周麗莎，《魏晉時期鮮卑之崛起及其被打壓》，《呼倫貝爾學院學報》2012年12期。

尹波濤，《略論馬長壽先生的北魏史研究――以〈烏桓與鮮卑〉為中心》，《西北民族論叢》2013年08期。

李曉標，《區域旅游開發中的文脈分析研究――以拓跋鮮卑民族文化園為例》，《現代營銷（學苑版）》2013年10期。

李昆、李建鳳，《知網所見鮮卑族族源研究綜述》，《青春歲月》2014年01期。

高然，《民族歷程與慕容改姓》，《西華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2014年07期。

戴光宇，《試論鮮卑語、契丹語和滿語的關系》，《滿語研究》2014年12期。

趙紅梅，《漢代邊疆民族管理機構比較研究――以度遼將軍、護羌校尉、使匈奴中郎將為中心》，《黑龍江社會科學》2014年09期。

起源與發展史

李海葉，《北魏時期的慕容與鮮卑》，《寧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9年03期。

黃河，《3-4世紀昌黎鮮卑胡姓群體初探》，《東北史地》2010年01期。

趙學政，《詩歌（詞）中的北疆游牧史考――以匈奴、鮮卑為例》，《前沿》2010年01期。

殷憲，《拓跋代與平城》，《學習與探索》2010年03期。

李書吉，《拓跋魏代北史實拾遺》，《學習與探索》2010年05期。

曹永年，《關于拓跋鮮卑的發祥地問題――與李志敏先生商榷》，《中國史研究》2010年08期。

潘玲，《西漢時期烏桓歷史辨析》，《史學集刊》2011年01期。

劉軍，《論鮮卑拓跋氏族群結構的演變》，《內蒙古社會科學（漢文版）》2011年01期。

趙紅梅，《慕容鮮卑早期歷史談論――關于慕容氏的起源及其對華夏文化的認同問題》，《學習與探索》2011年05期。

梁云，《拓跋鮮卑西遷大澤、匈奴故地原因探析》，《內蒙古社會科學（漢文版）》2011年07期。

楊軍，《烏桓山與鮮卑山新考》，《歐亞學刊（國際版）》2011年10期。

倪瑞安，《拓跋南遷匈奴故地研究述評》，《東北史地》2012年01期。

穆臣，《慕容鮮卑民族共同體形成考論》，《廣西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07期。

溫玉成，《論拓跋部源自索離》，《新疆師范大學（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11期。

丁柏峰，《簡論吐谷渾西遷之后與慕容鮮卑的歷史分野》，《西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年01期。

崔向東，《論慕容在慕容鮮卑崛起中的作用》，《社會科學戰線》2013年02期。

王鵬，《鮮卑人覬覦中原慕容世家的“皇帝夢”》，《國家人文歷史》2013年02期。

劉宗銘，《簡述鮮卑族的起源及發展演變史》，《學理論》2013年03期。

王天蛟，《嫩江流域是鮮卑入主中原的必由之路》，《理論觀察》2013年04期。

魏俊杰，《論鮮卑段部的源流和興衰》，《北華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06期。

高然，《慕容鮮卑早期歷史考論》，《地方文化研究》2014年08期。

文化、社會生活與習俗

高恒天、趙金國，《秦漢時代鮮卑族的道德生活及影響》，《陜西理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02期。

徐海晶，《從北朝上層女子看鮮卑族的貞潔觀》，《白城師范學院學報》2010年04期。

孫險峰，《北魏鮮卑人的宇宙觀――從鮮卑人的祭天禮制看宇宙觀的變遷》，《自然辯證法研究》2010年11期。

莊鴻雁，《鮮卑薩滿文化三論》，《學術交流》2012年09期。

王永平，《北魏后期遷洛鮮卑皇族集團之雅化――以其學術文化積累的提升為中心》，《河北學刊》2012年11期。

陳鵬，《拓跋鮮卑七分國人時間異說形成考》，《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2012年12期。

呂凈植，《鮮卑非瑞獸辨》，《北方文物》2013年02期。

艾蔭范，《尾音節為“隗”的古鮮卑人名音讀和意涵初判》，《北方文物》2013年04期。

王春紅，《北魏鮮卑八姓之嵇、奚辨》，《許昌學院學報》2014年04期。

趙和平，《于闐尉遲氏源出鮮卑考――中古尉遲氏研究之二》，《敦煌研究》2014年06期。

肖永明，《青海魏晉十六國墓葬的鮮卑文化因素》，《青海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年05期。

曾順崗、張宏斌，《鮮卑政治、文化背景下的儒士命運――對北魏崔浩被誅的深層解讀》，《天府新論》2014年05期。

孫楠，《鮮卑族口傳文學的史料價值》，《通化師范學院學報》2014年09期。

陸剛，《東漢鮮卑立體造型藝術發展脈絡研究》，《雕塑》2014年09期。

宋丙玲，《從文本和考古材料探析早期鮮卑服飾反映的漢人意象》，《中國美術研究》2014年09期。

陸剛，《鮮卑立體造型藝術作品構成形式解析》，《美術教育研究》2014年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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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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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兆飛，《北魏鮮卑喪葬習俗考論》，《學術月刊》2013年09期。

篇（6）

英國教育學家羅納德?巴尼特將復雜的概念結構或理論視為高等教育的顯著特征之一。在現代大學教育中，各類經典研讀課程集中呈現了概念結構或理論。不論何種經典，對于抽象思維能力較弱又缺乏學術訓練的大學生而言都具有挑戰性。因此，經典研讀類課程的教學，常常會遇到很多困境。以哲學經典為例，文本語言的抽象性和思辨性，使得很多學生從心理上逃避研讀；學生上課日閱讀時間的有限性和周末閑散時間的碎片化是影響經典研讀效果的消極因素；教師以講授為主的教學方式，對學生的自主學習及合作學習能力開發不足等。基于此，探索適合經典研讀課程的教學方式具有必要性。在教學改革和課程建設中發現：用哲學工作坊（philosophyworkshop）代替傳統的講授型的教學方式，是教學實踐發展的必然選擇。

一、哲學工作坊教學方式的構建

什么是哲學工作坊？作為教學方式的哲學工作坊，與一般意義上學術研究型的哲學工作坊不同。雖然二者都有特定的研究主題，但前者的研究主體是師生雙方，其中學生需在教師的引導下進行自主探究與合作探究，總體上屬于對經典的常規研究；后者則是獨立的學術研究個體，無須合作且強調各自研究的獨特性。哲學工作坊同一般的小組學習有何區別？小組學習對研究主題的思考相對淺顯，哲學工作坊是在文獻綜述基礎上進行的深入探索；小組學習成員間共同解決疑難，哲學工作坊是在自主探究基礎上的合作學習；小組學習在任務完成后缺乏碰撞式的交流，哲學工作坊則還需要答辯和評價；小組學習多以討論為主，哲學工作坊的研究不僅有討論，還有座談、參觀和主講等形式。具體而言，哲學工作坊借用了參與式工作坊的研討交流形式，同時結合高等教育的相關理念、同伴教育的激勵方式以及哲學經典研究的獨特性，以多元的教學方法和學習方式為基礎，是集教學和研究為一體的教學方式。學生由傳統課堂的聽眾變成了主講人。根據經典研讀的不同主題，教師引導學生組成相應的哲學工作坊。每個哲學工作坊進行自主研讀與分工合作探究。相同主題的兩個哲學工作坊，還要進行提問和答辯。在評閱人品鑒和教師總結后，各哲學工作坊還要對文案進一步完善。教師由主講人變為導師，在哲學工作坊中是指導型主體。這并不是說教師要將自己對經典的理解強加于學生之上，而是說教師對各哲學工作坊的引領是建議性的而非結論性指導。教師承擔的任務包括：經典總論、核心問題導學、分組指導、課堂總結、課后答疑和教學效果評估。教師的角色由臺前逐漸轉移至幕后，其中對各個哲學工作坊的指導和答疑至關重要，這是保障出色完成教學任務并達到預期教學效果的關鍵所在。此外，教師還可以邀請相關專業的其他專家和研究生加入評閱和指導環節，拓寬學生的理論視野。哲學工作坊教學方式表現出經史合一、研思合一及知行合一的經典研讀風格。它的應用，充分調動了學生的參與意識和主體精神，提高了教學質量。

二、哲學工作坊教學方式對培養目標的達成效果

經典研讀類課程的教學，無論采取何種教學方式，檢驗其實效性的依據都同教學目標的實現程度相關。美國教育學家弗蘭克?紐曼等強調說：“高等院校的責任義務進一步擴大，增至包括諸如培養素質良好的熟練勞動力，激勵學生的社會責任感，成為實現社會階層流動的重要途徑，以及建立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間的順暢連接。”高等院校的教育同職業選擇、社會責任和社會需求密切相關，這在課程教學中通常體現在知識、能力和素養等目標上。哲學工作坊教學方式在經典研讀課程中的實施，呈現出了獨特的教學效果。第一，拓寬了學生的知識面和理論視野，實現了由知識到智慧的飛躍。與一般的知識體系不同，哲學經典更多地表現為綜合知識和多元理論的凝聚。它所呈現的知識視域，常常不以具體的學科領域為對象，而是跨越各門知識的界限彰顯一種總體性的認知，進而引導我們走向一個真實、統一的世界。懷特海指出：“如果只是一味地通過被動記憶一些支離破碎的知識來塑造自己的精神生活的話，簡直不可想象。人性不是這樣，生活更不應該這樣。”從整體上把握知識，體現了精神生活的特點。經典研讀教學活動的生動性所體現的多姿多彩的思考，同綜合運用相互關聯的知識密不可分。在哲學工作坊中，不僅要從知識層面把握經典，更要關注經典中的綜合知識及其呈現的哲學家的深層的洞察、創造性的想象等。由于人的存在的有限性，認識世界的方式往往通過前人的思考或者間接經驗獲得。包括哲學經典在內的各類經典，它在某種意義上是對普遍性、共同性問題的回應，構成了間接經驗。學生通過經典看世界，同時也奠定了廣博的知識視野。學生在《德意志意識形態》哲學工作坊主題研究中，輔助閱讀了湯因比的《歷史研究》《人類與大地母親》以及斯塔夫里阿諾斯的《全球通史》，對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世界歷史思想和共同體理論有了深刻的認識。以此為邏輯起點，他們開始轉向了對全球化的思考和對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的研究。懷特海說：“真正有用的教育是使學生透徹地理解一些一般原理。這些原理能夠運用到各種不同的具體細節中去。”學生運用經典中的理論思考現實，這說明他們的認知已經開始向深層轉化，用哲學家馮契的思想表達就是“化理論為方法”，即向智慧層面飛躍。第二，信息和通訊技術的應用提高了對經典的學習興趣。社會進步較快，以工具為主要標志的生產力的巨大發展，給人類生活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信息和通訊技術的發展刷新了教學方式和學習方式。教育學家弗蘭克?紐曼等指出：“當學生們積極地投身于一種自我驅動的學習活動中，而不是消極地坐在那里被動聽講時，他們將學得更多、更深，并且記得更牢。技術也能給教授們帶來對那些理論更實用的講解，這是比說教遠為有效的方法。技術還能夠使學生們不同的學習方式一目了然，并有助于滿足他們的不同需要。”技術能驅動學生自主學習，這在經典研讀教學中表現得很明顯。在哲學工作坊研究中，信息和通訊技術的應用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以學生文案撰寫的規范性、語言表達的準確性及板書設計的美觀性等內化的技術形式表現出來；二是以學生對文獻平臺的掌握、PPT設計的精美性、音頻視頻制作的獨特性及動漫影視的典型性等技術應用程度體現出來。這兩個方面相互補充，提高了學生的技術應用水平的同時，也使得抽象的哲學理論獲得了具象性。它為學生提供了直觀形象的幫助，使得抽象的哲學經典理論變得鮮明生動。在中國傳統哲學經典的線上教學過程中，學生將動漫、視頻、音樂等插入PPT設計和講授活動中，使得課堂呈現出靈動唯美的韻致。學生還利用各種錄制軟件、剪輯軟件個性化其在哲學工作坊中的研究結論，洋溢出一種審美情趣。師生之間溝通也越發緊密，傳統的面對面問答交流方式變成了微信、QQ、釘釘中的隨時答疑指導和平等對話。信息和通訊技術的應用，使得學生的學習興趣明顯提高。學生的知識廣度、識記能力和課堂滿意度也隨之提高。第三，開發了學生的潛質，錘煉了多重能力。教育學家弗蘭克?紐曼等認為：“當我們想得到更深刻的理解、對所獲取知識的應用能力、批判性思考的能力以及保留時間長久的記憶力時，講授其實是效果最差的一種方式。學者們普遍得出結論，當教學方式從講授改為課堂討論，或是吸引學生積極參與的學習活動，或是通過向別人施教而學習時，學生能夠學到更多。”講授、討論等教學方式，對于學習效果的影響是不同的。哲學工作坊融合了多種教學方式的優勢，貫穿了問題學習法、多學科綜合學習法、輔助學習法、協作學習法以及競技式的同伴教育學習法，多角度開發學生的潛質。在哲學工作坊中，學生對經典的理解程度更加深刻，相關能力的鍛煉也愈發突出。他們學會了查閱文獻并在對文獻進行綜合梳理過程中整合出相關觀點，形成自己的獨立思考。這訓練了學生的抽象思維能力和自主探究能力。學生在研習經典過程中的獨特視域、新觀點使得他們的原創力得以發現，提升了他們的科研創新能力。講稿的撰寫鍛煉了學生的寫作能力、長久的識記力、邏輯分析力及學生的合作能力。在主講過程中，PPT的設計鍛煉了學生的技術應用能力、語言表達能力和心理素質。同一研究主題的哲學工作坊之間的提問和交流，又鍛煉了學生思維的敏感力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哲學工作坊所營造的學術環境，鍛煉了學生的多重能力，形成了以學習為中心的風氣，大大提高了學生學習的積極性。第四，提升了學生化理論為德性的素養。哲學經典是以理論的方式來解釋世界，對經典的學術研究最終要內化為學生的心智成長及德性素養。化理論為德性的過程也就是個人獨立人格的生成過程。德性涵養，是人的立身之本。任何成才之教無不體現成德之教。不論是經典著作，還是中國傳統經典，對于培養學生深刻的倫理道德意識、獨立的道德判斷能力和道德責任感都有深遠影響。哲學經典是以某種方式反映了人們對自然、社會，乃至對人自身的深沉認識和多樣理解。從這個意義而言，研習哲學經典顯然對學生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的形成和完善意義深遠。尤其中國傳統哲學經典中，彰顯了中國文化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精神。這使得學生對人生價值的認識提升到更高的境域，同時也將追求德性素養視為精神生命中珍貴的事業。

三、哲學工作坊實現了經典研讀課程教學方式的轉變

與傳統講授型的教學方式相比較，哲學工作坊在教學模式、教學環境、學習方式及考核方式上都實現了經典研讀課程教學方式的良性發展。第一，在教學模式上，由教師主導詮釋型向學生自主探究型轉變。傳統的經典研讀課程的主要教學模式是教師向學生詮釋經典的文義、理論和方法。這是基于經典的深澀性和學生理論基礎的薄弱性考慮。將哲學工作坊教學方式引入經典研讀課程，在教師的引導下，學生成為了課堂教學活動的主體。這既鍛煉了學生的自主探究能力，又形成了同伴之間相互學習、交流共享的氛圍，這對于大幅度提高學生的整體素質相當有利。學生由起初的對哲學經典的畏懼到自主探究中的欣喜，增強了學生在學習中的自信。第二，在教學環境上，實現了由課堂教學向課內外教學相結合的轉變。經典研讀是理論形態的課程，它缺乏實踐領域的可操作性。因此，傳統的教學環境基本上是課堂教學。在哲學工作坊教學方式下，課堂教學的主要內容是導論、交流和總結。教師的指導和答疑、學生的自主探究和合作探究都是在課外進行。課外教學活動還包括座談會、小型研討會、參觀和游學活動等。哲學工作坊教學方式充分利用各種課外教學形式和教學資源并同課堂教學相互促進，提高了經典研讀課程的教學效果。第三，在學習方式上，由指導型學習向自我發現型學習轉變。指導型學習是教師用語言或者文字教導學生即講授型的學習。自我發現型的學習則是“經由研究、調查或無人指導的狀況下，自己深思熟慮的一種學習過程”。對于經典研讀，兩種學習類型都必不可少。在哲學工作坊中，指導型學習是基礎，而學生的自我發現型的學習則是必然趨勢。自我發現型的學習，有助于促進學生的成才成長，正如懷特海所說：“自我發展才是最有價值的智力發展。”從這個層面看，哲學工作坊教學方式對于學生學習方式的影響是深遠的。第四，在課程考核上，注重多樣化考核形式和過程性評價相結合。哲學工作坊教學方式，在課程考核形式上進行了多樣化的探索，包括試卷、論文、PPT和板書設計、微課、視頻制作等。在過程性考核中，要關注學生平時的努力程度及在教學活動各環節的參與深度和學習質量，避免以期末考試成績對學生學習效果一錘定音的評價弊端。總之，哲學工作坊教學方式的應用，充分調動了學生的學習熱情，顯著提高了經典研讀課程的教學效果，營造了良好的學習氛圍和學術環境，使得學生在知識、智慧、能力和素養等方面進步較快。哲學工作坊教學方式雖然是以哲學經典研讀課程為中心，但其理念和手段也適用于其他經典研讀課程，如文學經典、史學經典、政治學經典等。在非經典研讀類的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課程中，也可適用哲學工作坊教學方式，因為這些課程都同抽象思維和邏輯思辨有關。如果將哲學工作坊教學方式的教學效果發揮到最好，還需要揚棄學生的任務心理，使其擺脫僅為學分和績點的獲得而研讀經典的初衷，而從自我發現型學習中獲得樂趣和對自我確證的力量。只有學生實現從自覺研讀經典到自愿研讀經典的心理轉變，那才能真正將理論內化為德性涵養和實踐智慧。這是由高等教育的人才培養目標和社會責任關懷決定的。

篇（7）

從學界最近幾年的研究成果來看，當前國內外中國哲學研究的前沿、重點與熱點問題或領域有：

第一，關于方法論的檢討或反思。許多研究中國哲學的學者從不同視角，積極檢視以西方現代化理論、啟蒙理性、西方社會科學方法等來研究東方歷史文化傳統及學術文本的局限性，借鑒海外中國學家（或漢學家）研究中國哲學思想史的經驗并檢討其得失，總結中國哲學學科創建百年來從依傍、模仿西方哲學到逐步建立起學科自主性的經驗，研究哲學與史學、哲學史與思想史路數的區別與聯系，試圖摸索、建構更切合東方、東亞或中國哲學的方法學系統。

第二，中國經典的詮釋成為主潮。“經典文本—思想學術”兩者之間，有一定的思想空間和語言張力，關鍵是時代背景及學者們的學術方式或思想理路。由于中國典籍的豐富、深刻與遠久，由于時代性問題的凸顯和學者的理論自覺，由于中西之間的學術、學者的交流與對話，經典詮釋的問題是近年來海內外中國哲學研究的焦點之一。

學界引進伽達默爾詮釋學方法或胡塞爾現象學方法等，同時思考自身的詮釋傳統，加強了中國經典詮釋的方法學研究。而當前大家關注的經典詮釋問題不僅包括經典詮釋的方法或方式問題，也包括經典詮釋方面有哪些人士做了哪些重要工作；不僅包括現代中西方學者對中國經典的詮釋，也包括古代中國學者與近代西方學者對中國經典的詮釋；不僅包括西方經典詮釋學與中國現代學術的結合，也包括中國固有之經典詮釋的歷史與內在理路。

中國的哲學經典汗牛充棟，在傳統宋學、漢學的基礎上，如何借鑒西方、日本學者的微觀研究，以深入探討儒、釋、道三教及諸子百家的文本及其注疏的衍變細節，闡釋其間所反映的不同時間、地域之學者的創造性解讀及外域文化的影響，是極有價值的。特別是，經典文本與傳統的民間社會生活，與傳統政治法律制度的關聯，經典文本在東亞地區的互動與發展中所獲得的不同意蘊，經典文本的東西方翻譯史，印度與中國佛教的傳播及發展，近代中、西、日詞語或范疇的格義與互釋……這些都是近年來研究的熱點問題，并且不斷深入和細化。

還要說明的是，當前中國學者更加重視國學即中國傳統學問或學術，突出了文史哲不分家的綜合性，尤其是重視對經學或某一單經的閱讀與研究，并注意在傳承歷史與面向未來、面向世界與建構自我的意義上去培養后學。有關儒家、道家、佛家經典等的詮釋，要花很大的氣力，要有扎實的學術功夫和厚重的思想涵養，需要一代代學者的努力與傳承。隨著時代的步伐與對生活意義的開拓，學者們也將進一步創造性地闡發經典的現代意義與價值。

第三，從政治哲學的視域研究中國哲學。中國古代的社會政治論總是與中國古代的天道論與人道論緊密地結合在一起的。目前哲學界非常重視中國政治哲學的研究，尤其是以西方政治哲學、正義理論來分析研討之。、自由主義與傳統主義的對話，社會結構的變遷與社會秩序的重建，政治與法律問題的凸顯，現代政治學、倫理學的挑戰，都激發了本學科同仁去加強對中國古典政治哲學的疏理與闡釋。中國古典政治哲學不僅僅重視價值或古人所謂的“義理”，而且重視公正有效的社會政治、法律之制度架構或制度建設。可以說，典章制度、各類文書即使不屬于嚴格意義上的“哲學”，但典章制度之學也一直是中國學術的重心之一，這些在儒家經典以及后來的大量史料或文獻中可以得到印證。中國古代哲人的政治觀念與制度追求，歷代政治哲學思潮尤其是明清與民國時期的政治哲學思潮的產生、發展及其變遷與影響，現代政治哲學的基本理念與中國古代政治觀念的差異、會通、超越等，這些都已成為學界的難點問題，富有挑戰性。

第四，出土簡帛的哲學研究仍然是熱點。王國維先生有“二重證據法”之說，即地下材料與傳世文獻的相互印證。上世紀90年代出土的湖北荊門郭店楚簡，上海博物館藏的一批楚簡，其哲學思想非常豐富，尤其關于孔門七十子、戰國儒道諸家的資料彌足珍貴。上世紀70年代出土的山東臨沂銀雀山漢簡、湖南長沙馬王堆漢簡與帛書、河北定州八角廊漢簡，學術價值頗豐。以上簡帛文獻是研究先秦兩漢諸家學說之流變、先秦兩漢中國人之宇宙觀念與倫理思想的寶貴資源。

另外，云夢睡虎地秦簡、江陵天星觀楚簡、江陵九店楚墓、江陵張家山漢簡、荊門包山楚簡等，有很多關于當時民間信仰及官方法律文書的文字。2006年，湖北的考古專家又在云夢發掘出一批漢簡，基本上是法律文書，與睡虎地、張家山的材料相呼應與補充，而且還有類似《說苑》一類的書。我國有深厚的法律文化傳統，值得我們重視，希望哲學界與法學界聯起手來研究。歷史上觀念、制度與民間習俗的相互聯系及其具體內容，也應是哲學史工作的題中應有之義，這意味著我們日益重視價值觀念的生成及其與日常生活的聯系。

第五，宋元明清學術一直是中國哲學界的研究重心。這一研究在上世紀前半葉就很發達，這是由于宋明理學與清學的巨大成就及二者的內在聯系，由于宋明理學較前代學術呈現出了更高的哲學形式、哲學意味所致，另外也有時代較近、存世文獻充裕等原因。

宋明理學的研究對象主要有宋明理學的哲學范疇、哲學體系，學術人物與學術群體，派別師承和學術流變等。另外宋明理學的民間化、官學化與明清新哲學的興起也日益受到學界重視，比如武漢大學哲學學院的明清哲學研究，就特別重視“宋明—明清”哲學的演變及其現代性之動向，蕭萐父先生、許蘇民先生與年輕學者吳根友等教授的研究成果頗有創見和學術影響。但也有不同學者的挑戰，質疑侯外廬——蕭萐父先生的“明清之際早期啟蒙”說，質疑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乃至清代戴震與宋明儒學有根本區別之說，也有專家質疑清代以“禮”代“理”之說。由于宋明儒學的復雜面相和思想成就，并且歷史上也深刻影響了整個東亞世界數百年，所以宋明學術與佛家、道家、文學、科學、商業、政治等的相互關系或聯系，宋明理學在朝鮮、日本、越南、琉球等東亞國家或地區的民間傳播及當地朱子學、陽明學的復雜性，宋明思想的東亞影響、不同走向以及與當時西學的結合，都已成為重要的考察對象或研究內容。在一定意義上，宋明儒學本身所具有的現代性還需要重新探討。

第六，探索中國哲學的內涵與特色，確立起中國哲學的主體性。近年來海內外中國哲學專家特別關心中國哲學的真實內涵與自我形式或方式，注重研究中國哲學的宇宙論與形上學，研究中國人的思維、情感、行為方式與語言方式中的哲學問題與學說特色。

對此，我在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中國哲學史》一書中，曾綜合海內外專家們的見解，總結出中國哲學的某些特色：中國哲學沒有西方哲學中的上帝與塵世、超越與內在、本體與現象等絕對二分的構架，而是堅信人與天地萬物是一個整體，天人、物我、主客、身心之間不是彼此隔礙的，而是彼此包涵、相互依存、相成相濟的，人在天地之中可深切體認宇宙自然蓬勃生機、創進不息的精神，進而產生了一種個人價值的美與善。

粗略言之：①“中國哲學的氣論是自然生機主義的”；②“中國哲學把宇宙看成是創進不息、常生常化的”；③“中國哲學有天、地、人、物、我之間的相互感通、整體和諧、動態圓融的觀念和智慧”；④“中國哲學重視存在的體驗、生命的意義、人生的價值，著力于理想境界的追求與實踐功夫的達成”；⑤“中國哲學實踐性強”；⑥“中國哲學有自身獨特的概念、邏輯、理性”；⑦“中國哲學中，道、誠、仁、性、理等本體既是外在的又是內在的，因而在中國哲學中，天人之間、形上形下之間、價值理想和現實人生之間是沒有鴻溝的”等。

篇（8）

從學界最近幾年的研究成果來看，當前國內外中國哲學研究的前沿、重點與熱點問題或領域有：

第一，關于方法論的檢討或反思。許多研究中國哲學的學者從不同視角，積極檢視以西方現代化理論、啟蒙理性、西方社會科學方法等來研究東方歷史文化傳統及學術文本的局限性，借鑒海外中國學家（或漢學家）研究中國哲學思想史的經驗并檢討其得失，總結中國哲學學科創建百年來從依傍、模仿西方哲學到逐步建立起學科自主性的經驗，研究哲學與史學、哲學史與思想史路數的區別與聯系，試圖摸索、建構更切合東方、東亞或中國哲學的方法學系統。

第二，中國經典的詮釋成為主潮。“經典文本—思想學術”兩者之間，有一定的思想空間和語言張力，關鍵是時代背景及學者們的學術方式或思想理路。由于中國典籍的豐富、深刻與遠久，由于時代性問題的凸顯和學者的理論自覺，由于中西之間的學術、學者的交流與對話，經典詮釋的問題是近年來海內外中國哲學研究的焦點之一。

學界引進伽達默爾詮釋學方法或胡塞爾現象學方法等，同時思考自身的詮釋傳統，加強了中國經典詮釋的方法學研究。而當前大家關注的經典詮釋問題不僅包括經典詮釋的方法或方式問題，也包括經典詮釋方面有哪些人士做了哪些重要工作；不僅包括現代中西方學者對中國經典的詮釋，也包括古代中國學者與近代西方學者對中國經典的詮釋；不僅包括西方經典詮釋學與中國現代學術的結合，也包括中國固有之經典詮釋的歷史與內在理路。

中國的哲學經典汗牛充棟，在傳統宋學、漢學的基礎上，如何借鑒西方、日本學者的微觀研究，以深入探討儒、釋、道三教及諸子百家的文本及其注疏的衍變細節，闡釋其間所反映的不同時間、地域之學者的創造性解讀及外域文化的影響，是極有價值的。特別是，經典文本與傳統的民間社會生活，與傳統政治法律制度的關聯，經典文本在東亞地區的互動與發展中所獲得的不同意蘊，經典文本的東西方翻譯史，印度與中國佛教的傳播及發展，近代中、西、日詞語或范疇的格義與互釋……這些都是近年來研究的熱點問題，并且不斷深入和細化。

還要說明的是，當前中國學者更加重視國學即中國傳統學問或學術，突出了文史哲不分家的綜合性，尤其是重視對經學或某一單經的閱讀與研究，并注意在傳承歷史與面向未來、面向世界與建構自我的意義上去培養后學。有關儒家、道家、佛家經典等的詮釋，要花很大的氣力，要有扎實的學術功夫和厚重的思想涵養，需要一代代學者的努力與傳承。隨著時代的步伐與對生活意義的開拓，學者們也將進一步創造性地闡發經典的現代意義與價值。

第三，從政治哲學的視域研究中國哲學。中國古代的社會政治論總是與中國古代的天道論與人道論緊密地結合在一起的。目前哲學界非常重視中國政治哲學的研究，尤其是以西方政治哲學、正義理論來分析研討之。、自由主義與傳統主義的對話，社會結構的變遷與社會秩序的重建，政治與法律問題的凸顯，現代政治學、倫理學的挑戰，都激發了本學科同仁去加強對中國古典政治哲學的疏理與闡釋。

 

中國古典政治哲學不僅僅重視價值或古人所謂的“義理”，而且重視公正有效的社會政治、法律之制度架構或制度建設。可以說，典章制度、各類文書即使不屬于嚴格意義上的“哲學”，但典章制度之學也一直是中國學術的重心之一，這些在儒家經典以及后來的大量史料或文獻中可以得到印證。中國古代哲人的政治觀念與制度追求，歷代政治哲學思潮尤其是明清與民國時期的政治哲學思潮的產生、發展及其變遷與影響，現代政治哲學的基本理念與中國古代政治觀念的差異、會通、超越等，這些都已成為學界的難點問題，富有挑戰性。

第四，出土簡帛的哲學研究仍然是熱點。王國維先生有“二重證據法”之說，即地下材料與傳世文獻的相互印證。上世紀90年代出土的湖北荊門郭店楚簡，上海博物館藏的一批楚簡，其哲學思想非常豐富，尤其關于孔門七十子、戰國儒道諸家的資料彌足珍貴。上世紀70年代出土的山東臨沂銀雀山漢簡、湖南長沙馬王堆漢簡與帛書、河北定州八角廊漢簡，學術價值頗豐。以上簡帛文獻是研究先秦兩漢諸家學說之流變、先秦兩漢中國人之宇宙觀念與倫理思想的寶貴資源。

另外，云夢睡虎地秦簡、江陵天星觀楚簡、江陵九店楚墓、江陵張家山漢簡、荊門包山楚簡等，有很多關于當時民間信仰及官方法律文書的文字。2006年，湖北的考古專家又在云夢發掘出一批漢簡，基本上是法律文書，與睡虎地、張家山的材料相呼應與補充，而且還有類似《說苑》一類的書。我國有深厚的法律文化傳統，值得我們重視，希望哲學界與法學界聯起手來研究。歷史上觀念、制度與民間習俗的相互聯系及其具體內容，也應是哲學史工作的題中應有之義，這意味著我們日益重視價值觀念的生成及其與日常生活的聯系。

第五，宋元明清學術一直是中國哲學界的研究重心。這一研究在上世紀前半葉就很發達，這是由于宋明理學與清學的巨大成就及二者的內在聯系，由于宋明理學較前代學術呈現出了更高的哲學形式、哲學意味所致，另外也有時代較近、存世文獻充裕等原因。

宋明理學的研究對象主要有宋明理學的哲學范疇、哲學體系，學術人物與學術群體，派別師承和學術流變等。另外宋明理學的民間化、官學化與明清新哲學的興起也日益受到學界重視，比如武漢大學哲學學院的明清哲學研究，就特別重視“宋明—明清”哲學的演變及其現代性之動向，蕭萐父先生、許蘇民先生與年輕學者吳根友等教授的研究成果頗有創見和學術影響。但也有不同學者的挑戰，質疑侯外廬——蕭萐父先生的“明清之際早期啟蒙”說，質疑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乃至清代戴震與宋明儒學有根本區別之說，也有專家質疑清代以“禮”代“理”之說。由于宋明儒學的復雜面相和思想成就，并且歷史上也深刻影響了整個東亞世界數百年，所以宋明學術與佛家、道家、文學、科學、商業、政治等的相互關系或聯系，宋明理學在朝鮮、日本、越南、琉球等東亞國家或地區的民間傳播及當地朱子學、陽明學的復雜性，宋明思想的東亞影響、不同走向以及與當時西學的結合，都已成為重要的考察對象或研究內容。在一定意義上，宋明儒學本身所具有的現代性還需要重新探討。

第六，探索中國哲學的內涵與特色，確立起中國哲學的主體性。近年來海內外中國哲學專家特別關心中國哲學的真實內涵與自我形式或方式，注重研究中國哲學的宇宙論與形上學，研究中國人的思維、情感、行為方式與語言方式中的哲學問題與學說特色。

對此，我在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中國哲學史》一書中，曾綜合海內外專家們的見解，總結出中國哲學的某些特色：中國哲學沒有西方哲學中的上帝與塵世、超越與內在、本體與現象等絕對二分的構架，而是堅信人與天地萬物是一個整體，天人、物我、主客、身心之間不是彼此隔礙的，而是彼此包涵、相互依存、相成相濟的，人在天地之中可深切體認宇宙自然蓬勃生機、創進不息的精神，進而產生了一種個人價值的美與善。

粗略言之：①“中國哲學的氣論是自然生機主義的”；②“中國哲學把宇宙看成是創進不息、常生常化的”；③“中國哲學有天、地、人、物、我之間的相互感通、整體和諧、動態圓融的觀念和智慧”；④“中國哲學重視存在的體驗、生命的意義、人生的價值，著力于理想境界的追求與實踐功夫的達成”；⑤“中國哲學實踐性強”；⑥“中國哲學有自身獨特的概念、邏輯、理性”；⑦“中國哲學中，道、誠、仁、性、理等本體既是外在的又是內在的，因而在中國哲學中，天人之間、形上形下之間、價值理想和現實人生之間是沒有鴻溝的”等。

篇（9）

主持人話語：關于“什么是文學經典”的問題，自從19世紀英國兩位著名詩人、批評家馬修·阿諾德和T.S.艾略特作出定義以后，似乎已成定論，前者認為文學經典就是“最好的東西”，而后者則用“成熟性”、“廣涵性”、“普遍性”等特性來界定文學經典。他們都是依據文學本身的特質來確認文學經典，而未曾考慮過還能有別的衡量標準。這一格局到20世紀70年代卻被徹底打破了，隨著文化研究的興起，人們開始發現，在誰能入典、誰不能入典的問題上體現著文化權力的博弈：以往的文學經典幾乎都是出自去世的、白色人種的、歐洲的、男性的作家之手，而活著的、有色人種的、非歐洲的、女性的作家則被一道無形的障壁阻擋在外。顯而易見，這一“經典壁壘”是建立在性別歧視、種族歧視、等級歧視、歐洲中心主義以及厚古薄今的偏見之上的，它體現著性別、種族、窮富、地緣等等之間文化權力的較量，帶有顯著的意識形態意味和政治色彩。由此看來，決定著文學經典的因素并不僅僅在于文學本身，更在于文學外部的意識形態和文化政治的力量。

這一案例說明，在固有的理論中往往存在著某種空白、沉默和缺失，它像病人所表現出的“癥候”，昭示著體內某種病患，從而讀者必須像醫生診斷和治療病患一樣，依據這種“癥候”去查找和解決這一理論中隱含的問題。阿爾都塞將這種閱讀方法稱為“癥候式閱讀”（symptomatic reading）。譬如馬克思在閱讀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的著作時，發現了他們在“勞動”問題的表述上存在的沉默、缺失和脫漏，導致了對勞動力買賣、剩余價值生產等實質性問題的遮蔽。馬克思在查驗和診斷古典政治經濟學這些“癥候”的基礎上提出了勞動力概念、剩余價值理論等，進而建立了的政治經濟學。可見，“癥候式閱讀”將發現閱讀對象的空缺和疏漏作為把握和解決更大問題的契機，恰恰顯示了一種理論的生產性和建構性。文化研究興起以來對于馬修·阿諾德和T.S.艾略特等人的傳統的文學經典論采取的正是“癥候式閱讀”，發現了在其背后潛藏著一個被遮蔽的巨大理論空間，圍繞文學經典的重建推動了文學批評模式的更新、文學理論觀念的深化、文學概念范疇的和大學教學體系的改革，顯示了極強的生產性和建構性。

篇（10）

“若乃論文敘筆，則囿別區分，原始以表末，釋名以彰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上篇以上，綱領明矣。”進行任何科學研究項目，首先必須對研究對象進行科學的分類，再對分類進行比較，要求做到“振葉以尋根，觀瀾而索源”。找出其特殊點和相同點。劉勰在評論歷代文體時，就是這樣做的。他善于用歷史的發展眼光來審視各種文體的發生和發展狀況以及繼承變化等特點。他重視歷代政治、社會、風俗習氣的盛衰變化，考察探索文化發展變化的歷史根源，從各種文體的興起和發展軌跡中，得出文學創作的普遍規律。在文體論的分類上，劉勰吸取了魏晉南北朝時期有關文筆之爭的正確成果，按照文與筆的順序來安排各種文體，在《總術》篇中，他談到自己對文筆之爭的看法：

“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為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夫文以足言，理兼《詩》、《書》，別目兩名，自近代耳。顏延年以為：筆之為體，言之文也；經典則言而非筆，傳記則筆而非言，請奪彼矛，還攻其盾矣。何者？《易》之《文言》，豈非言文？若筆不言文，不得云經典非筆矣。將以立論，未見其論立也。予以為：發口為言，屬筆曰翰，常道曰經，述經曰傳，經傳之體，出言入筆；筆為言使，可強可弱，六經以典奧為不刊，非以言、筆為優劣也。”

二、原始以表末，釋名以彰義

劉勰對各種文體的源流演變以及其創作特征的分析，是遵循著他對文體論所立下的四條原則，即“原始的表末，釋名以彰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興統”。這樣，依照這四條原則，就把各種文體的分析研究納入了科學的研究程序之中。劉勰對各種文體的歷史發展，源流演變的論述，既全面深刻，又恰當準確。如在《詮賦》篇中，文章一開頭就指出：“賦者，鋪也，鋪采摘文，體物寫志也。”這就是釋名以彰義。劉勰以歷史的眼光，從上古時代的“獻詩”、“賦詩”一直到秦代的雜賦、漢賦、晉賦，這就是“原始以表末”。文中還提到戰國時的荀卿《賦篇》，宋玉的《風賦》和《釣賦》，漢代司馬相如的《上林賦》、賈渲的《鵬鳥賦》等篇。再從“贊”這種文體的歷史發展分析，也可看出劉勰論文，“原始以表末，釋名以彰義”的特點。“贊者，明也，助也。昔虞舜之祀，樂正重贊，蓋唱發之辭也。及益贊于禹，伊陟贊于巫咸，并揚言以明事，嗟嘆以助辭也，故漢置鴻臚，以唱拜為贊，即古之遺語也。至相如屬筆，始贊荊軻，及遷《史》固《書》，托贊褒貶；約文以總錄，頌體以論辭，又紀傳后評，亦同其名。而仲洽《流別》，謬稱為“述”，失之遠矣。

指明從流傳在口頭上的贊嘆之言發展到文章中成為贊辭的過程，分析了贊辭由單純的樸素語言美，演變為《史記》、《漢書》中贊語的典雅美，且兼有褒貶之功用。劉勰接著進一步指出，郭璞寫的《爾雅圖贊》，贊語不僅僅限于贊美和批評人物及其行為，而且可以廣泛用于對動植物進行褒貶，這樣，贊這種文體的范圍就大大地拓寬了。

三、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

劉勰文體論的科學價值，還表現在他對不同時代的文體和作家進行解剖和論證時，能扣緊歷史發展的脈搏，緊緊抓住文體的特點特色，特別注重各種文體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所起的特殊作用，尤其是注重有創新意義的作品。文學在歷史的發展長河中，每一個作家都處于不同的歷史時代，他們創作的各種作品，在政治藝術上自有高低優劣之分。劉勰以歷史發展的觀點，將作家與作品放置各自產生的社會環境中，冷靜地進行分析，對作者的個性和作品的藝術風格作出公正準確的判斷。在論述五言詩的發展時，劉勰對建安和三國時期的作家和作品進行了精辟的論述，在《明詩》篇中，劉勰指出：“暨建安之初，五言騰踴，文帝、陳思縱轡以聘節；王、徐、應、陳，望路而爭驅，并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敘酣宴；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造懷指事，不求纖密之巧；驅辭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及正始明道，詩雜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淺。唯嵇志清峻，阮旨遙深，故能標焉。若乃應璩《百一》，獨立不懼；辭譎義負，亦魏之遺直也。”在這里，劉勰指出了建安詩歌以曹丕、曹植的成就最高，建安七子中的王粲、徐干、應湯、劉楨，在五言詩的創作上可與曹氏兄弟“望路而爭驅”。劉勰對詩人們的詩歌創作的內容和形式方面的特點作了精確的概括。在對建安和三國時代的詩歌評價上，突出了建安詩歌的成就。對正始詩歌既指出有玄學的傾向，同時又指出嵇康、阮籍的成就，并簡括地分析了嵇、阮詩歌創作的基本特征。

四、同之與異，惟務折衷

劉勰在《自序》中說：“同之與異，不屑古今，擘肌分理，惟務折衷。”《史記•孔子世家》云：“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衷于夫子。”說明劉勰文學理論的研究方法就是“惟務折衷”，所謂“折衷”，就是以孔子的儒家言行為標準。儒家經典是劉勰論文總的指導思想，文體論中也貫穿這一思想。固而在文體論中，常出現宗經崇古的傾向。劉勰不但宗經，而且以經書作為他文體分類的標準，在他看來，論、說、辭、序出于《易經》，詔、策、章、奏出于《尚書》，賦、頌、歌、詩出于《詩經》，銘、誄、箴、祝出于《禮記》，紀、傳、銘、檄出于《春秋》。這就使劉勰文體論深受儒家思想的拘囿，因而產生一些偏見。

篇（11）

一、大學生經典閱讀中存在的問題及分析

21世紀是一個信息知識過剩的時代，各種閱讀資料鋪天蓋地而來，讓人目不暇接，無所適從。怎樣引導大學生在大量的文獻資料中選擇正確的閱讀方法，來擴大閱讀視野是高校圖書館工作者面臨的問題。高校圖書館館員應當為大學生學習經典提供多方面的指導，為他們創造各種方便條件并提供多種服務。

1.高校領導要重視推廣經典閱讀

“全媒體”環境下，我們所需的信息隨處可得，但思考能力和精神境界并沒有因此得到提升。我們需要信息的同時，應更新觀念。現在，在校大學生的年閱讀量呈下降趨勢，這主要指的是紙質圖書。另一方面，網絡閱讀和電子閱讀巳成為潮流，而在高校圖書館隨著大量電子文獻資料的產生，教工在家和手機上都能獲得信息資料，教工去圖書館借還圖書的次數較以前更少了，怎樣保證大學生經典閱讀的推廣工作進行，這就需要高校領導的高度重視和學校團委、學生處、圖書館、學生會、教務處等部門的互相支持和配合。2009年，中國圖書館學會閱讀推廣委員會正式成立，高校也要成立專門機構推廣經典閱讀。

2.學科館員要成為推廣經典閱讀的主力軍

克魯普斯卡婭說過：“圖書館員是圖書館工作的靈魂”。高校圖書館要倡導傳統文化經典閱讀的同時，也要學習文學、哲學、法學、經濟學、藝術等學科的經典著作，要逐步推廣出經濟學、法學、哲學等一系列的經典導讀講座。學科館員應利用自身的學科優勢，組織各種學習各科經典的讀書小組，使學生的學習經典內容更加豐富。這就要求圖書館館員熱愛閱讀，熱愛經典，而且善于用閱讀美化自己的生活，提升自己的專業素養。當然，這必須以館員豐富的閱讀經歷以及廣博的知識作基礎。

3.高校要開展閱讀經典活動

閱讀經典可以陶冶情操、凈化心靈、啟迪智慧，提高自身素質。圖書館作為大學生的第二課堂，在推廣大學生經典閱讀中發揮的作用有限，高校要選擇一些經典作為公共課程是我國大學生閱讀文化節經典的最佳途經。

高校要開展素質教育課，要從學生的興趣出發有所選擇地給學生開設公開課，提高這些課程的影響力。如開設“諾貝爾文學獎-莫言作品”導讀，“海巖作品”導讀等講座。古代經典學習要占一定的比重，如“論語”導讀、“大學”“中庸”“孟子”等作品導讀，讓學生選課，這樣對學生閱讀有更加直接的推動作用。

4.高校圖書館在推廣經典閱讀中要多方合作

高校圖書館因為專業性、權威性和獨有的豐富資源而成為大學生讀書活動的主要陣地，因為他們本身就肩負著培養培養學生閱讀能力和閱讀興趣的責任。圖書館要和教師列展多方面的合作，共同為經典著作的選擇、編制經典推薦書目經典導讀方面開展合作，組織學生開展讀書推廣活動。

二、開展經典閱讀解決方法

為研究和傳播圖書館在經典閱讀推廣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進一步推動全民閱讀活動，中國圖書館學會經典閱讀推廣委員會計劃于2011年上半年在全國圖書館及學界范圍內開展以"圖書館與經典閱讀推廣”為主題的征文活動，并于2011年8月舉辦該主題研討會，這說明了國家高度重視推廣經典閱讀，現在高校學生常年處于流動的狀態，推廣經典的閱讀是一項長期而又復雜的工作，對人才的培養有非常重要的意義，高校圖書館需要采取多種方法、多種途徑全方位地開展推廣工作。

1.開展系列推廣經典導讀活動

經典是讀不完的，常讀常新，它能夠把自己的生命延伸到歷史生活中去，高校通過4月23日“世界讀書日”活動舉辦大學生讀書節，通過圖書館組織各種專題經典讀書會學生可以根據自己的興趣有選擇參加各類讀書會，使學生對經典的理解更加全面、準確、深入、并逐漸對經典閱讀產生濃厚的興趣和持久的熱情，邀請社會名家擔任主講人，開展系列讀書報告會。

2.采集經典名著推薦經典書目和相關文獻

高校圖書館負責全校的文獻資料采集工作，圖書館要注重采集古今中外經典著作，許多經典著作都有多種版本，究竟哪個版本更適合大學生閱讀，這些都是學生在閱讀經典過程中經常需要了解的問題，還應當收藏各種研究經典著作的工具書和相關文獻。例如，《紅樓夢》又名《石頭記》《情僧錄》《風月寶鑒》《金陵十二釵》，而現在大學生對這些并不了解，通過圖書館推薦有關研究經典的著作及論文索引，給大學生更好地閱讀提供必要的指引。

3.利用網絡閱讀和電子閱讀推廣經典工作

高校圖書館可以利用自己的圖書館網站開辦經典閱讀網，通過組織閱讀經典征文活動，設立“經典推薦”“經典讀后感”使學生有一個獲取信息、交流經驗、促進經典的學習陣地，使大學生有一個溝通交流互相學習的平臺。

4.成立讀書小組制定推廣經典計劃

大學圖書館應組織各種專題的讀書小組，如“論語”讀書小組，“二十四史”讀書小組，等等。學生可以根據自己的興趣愛好，選擇參加不同的小組，也可以和各系部聯合起來，使讀書活動成為愛好相同的大學生交流平臺，并邀請教師參與各小組的活動，并加以指導解決他們提出的各種問題，使學生對經典的理解更加全面、準確、深入、并對經典產生興趣，養成良好的閱讀習慣，對他們的人生有指導作用。高校要建立長期計劃，使學生在校期間都能夠接觸經典著作，在大學生入校時就要進行經典閱讀教育，圖書館要組織經典閱讀講座，應當常年定期舉辦，并建立專門的“經典閱覽室”或“經典書架”并和各部門聯系，以多種方式方法開展推廣活動。

經典是科學文化發展過程中留下的真實記錄，承載著作者的智慧與個性，傳承著前人的精神品格，是我們學習欣賞研究的重要資料，通過經典閱讀帶來豐富的感受。在豐富圖書館館藏與提升閱讀服務上，推廣經典依然是影響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傳統的傳承和發展。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