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表云整理的11篇教育學理論論文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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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論文評選（推薦）程序。

國家級、市級優秀論文評選推薦程序。

1.轉發文件。轉發上級教育行政部門、業務部門、學術團體的有關開展優秀教育教學論文評選的文件。

2.個人申請。有意參加優秀論文評選的教師，根據轉發的文件要求，向學校提出申請，并提交本人的論文，由學校進行登記。

3.鄉鎮校審核推薦。鄉鎮校組織人員對教師作品的原創性進行審查，并按推薦指標要求（第五條）擇優推薦。將教師原創性論文登記造冊，向縣教育學會秘書處進行推薦，并提供推薦名冊。

4.縣教育學會秘書處評選推薦上報。縣教育學會秘書處組織教育學會學術委員，按照上級部門有關文件要求，擇優推薦。

縣級優秀論文評選活動程序。

1.全面發動。各單位要把優秀論文評選當作一次教師交流反思自身教學經驗、展示課題研究成果的一項校本研究活動，宣傳發動到每一位教師、教育干部。

2.基層推薦。各單位根據每年下發的通知要求，在全員參與的基礎上，學校組織初評，根據相關要求及推薦指標擇優確定上報論文名單，在本單位公示3個工作日，無異議后上報參評。

3.組織評選。由學會秘書處組織相關人員進行評選前期準備工作，包括論文分類分組、統一編號、清除論文作者個人信息、論文審核等；聘任評委，原則上評委由教育學會學術委員擔任；組織評委培訓活動；各組評委根據評選標準對每篇論文進行評價賦分；秘書處安排相關人員對論文及各組評分情況進行復審；根據論文成績分類統計排序，按獎級設定比例和成績一次性確定獲獎名單及等級。

4.評選結果。評選結束后，通過《靜海縣教育科研簡報》公布，并供各單位存檔備查。公布后，向獲獎教師頒發證書。

第五條 推薦指標。原則上各單位推薦論文篇數不超過教師總數的10%。

第六條 論文要求。

各單位推薦的縣級論文要符合以下要求：

2.報刊雜志未公開發表的。

3.如實填寫《靜海縣優秀教育教學論文評選登記表》。

4.每篇參評論文打印2份，同時提供電子稿。論文正文格式

各單位推薦的國家級、市級論文要符合相關文件要求。

第六條 獎項設定。縣級獲獎論文總數控制在推薦總數的60%左右。評選結果按1：3：6的比例設一、二、三等獎三個獎項；國家級、市級論文推薦比例，按相關文件要求執行。

第七條 評選紀律。評審人員和評審工作人員在受理申報和評審過程中，應客觀公正，秉公辦事，嚴格把關；評選實行回避制度，凡申報參加評選或有親屬參加評選的，不能擔任評委。評委成員必須模范地遵守師德規范，堅持原則，執行評選規定。對工作不認真或有營私舞弊行為的評委成員，視其情節輕重給予警告或取消評委資格的處分。論文作者需作出“個人誠信承諾”，保證所寫是原創，各單位安排專人負責審查，并對論文原創的真實性出具審查意見。嚴禁弄虛作假，對抄襲他人文章和冒名頂替者，取消參評資格并記入學術誠信違紀檔案。

第八條 縣級論文評選活動不收取參評費，相關經費由縣教育學會和縣教科室承擔；國家級、市級論文評選活動，按相關文件執行。

第九條 本辦法自公布之日起執行，由縣教育學會負責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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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隨人類社會出現而產生的職業教育，在當今越來越受到世界各國現代化教育的重視和關注，進入了其自身發展的春天。職業教育特有的職業屬性，是其與普通教育或高等教育最大的不同之處，這要求人們在開展教育教學時要采用與之匹配的特殊教學目標、方法、內容、媒介等，即要求出現一門與之匹配的、特殊的職業教育教學論。可見，我國當前職業教育教學實踐迫切呼喚理論的指導，但職業教育教學論作為職業教育學的一個分支學科，在我國職業教育研究中，從提出到現在不到20年。其理論研究不夠充足，學科建設也仍未完成，還是一個充滿新鮮活力且相對嶄新的研究領域。現就近20年來我國職業教育教學論研究予以反思，并展望我國職業教育教學論研究的未來。

一、職業教育教學論研究的基本歷程

為追溯我國職業教育教學論的研究歷程與發展近況，用“職業教育教學論”為篇名，在中國知網中國知識資源總庫中對1979年至2011年內所有文獻進行模糊匹配的跨庫檢索（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中國博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中國優秀碩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共檢索到23篇文獻，全部為期刊論文，沒有碩士或博士論文。剔除其中重復刊登的論文，最終只有18篇文獻。采用內容分析法進行歸納分析得到結果表明，1997年華東師范大學馬慶發教授在《全球教育展望》上先后發表三篇關于職業教育教學論研究的文章，開啟了我國學者對職業教育教學論學科的研究之門，而從那時至今的近20年里，我國職業教育教學論研究的發展大體經歷了以下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為萌芽階段（20世紀90年代~20世紀末），以教學方法和價值取向的引入與介紹和職業教育教學論的提出等準備研究為主。這時期內發表的相關論文數為5篇。研究內容主要包括：引入當時德國職業教育致力推廣的引導探究教學法，提出培養學生學習能力是職業教育關鍵所在的新理念，倡導“行為導向”的職業教育教學論價值取向，并萌發對職業教育教學論學科性質的初步研究和對現代教學論教學方式在職業教育中的遷移應用討論等。

這個階段的研究特征主要表現為：一是對國外職業教學論的介紹與引入是概述式的、零散化的、片面性的，缺乏具體化的實踐工作和全面化的系統介紹；二是介紹與引入的過程中，缺乏對我國傳統職業教育教學的改造性和針對性研究，如研究中關注的教學方法，其實是一種對方法的簡單移植和直接運用，缺乏對方法本身及其應用的批判性反思和本土化思考；三是對職業教學論的基本理論問題，如基本概念、學科結構、理論依據、目標與建構等內容沒有涉及。

第二個階段為雛形階段（21世紀初以來），以不同角度的職業教育教學論體系構建和學科建設的初步試探性研究為主。這時期內發表的相關論文數逐步增加，但核心論文共5篇。研究總體上可劃分為三個方向：首先是對職業教育專業教學論的研究，包括對專業教學論的學科特點、學科定位和學科前景的初探；其次是對職業教育教學論體系的多角度探索，這類研究占本階段論文數量的五分之三，是開展得最多的研究，如隱性知識管理視野的職業教育教學論探索和整體性學習的職業教學論探索，分別從各自的角度探析了職業教學論的概念特征、方法手段和發展前景等；最后是對德國職業教育教學論體系的整體性引入和介紹，包括對德國職業教育教學論的基本概念、理論基礎、實現形式和發展前景的介紹，和對德國職業教育技術教學論六大理論模式的探析。

由于這個階段的職業教育教學論研究因時間的短暫和研究力度的不夠，使研究還稱不上全面與深入。研究的主要特征有：一是理論研究成果數量明顯增多，但還不夠深入完備，如我國學者提出職業教育的生活教學論、技術教學論、經濟教學論等，都還停留在理論表層，沒有展開細致而深入的應用及實踐研究；二是進行了對職業教學論體系建設的初探，但是這些建設自成體系，還未達成統一共識，這使得我國職業教育教學論的學科體系建設還處于一個混沌階段；三是對國外職業教學論的介紹與引入系統化、專業化程度明顯提高，主要表現在引入與介紹時不僅介紹學習職業教學論的基本概念、研究對象、教學法等，還介紹學習了其實現形式、反思啟示、新視野等；四是對職業教育教學論和職業教育專業教學論的關系區分不夠，且研究仍在一定程度上偏重于職業教育的專業教學論研究。

二、職業教育教學論研究的現狀及主要問題

目前，我國已發表的關于職業教育教學的期刊文章從數量上看是繁榮的。以中國知網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中收錄的關于職業教育教學的文章來看，從1980年到2011年發表的篇名含“職業教育教學”的文章有904篇，這個數量是可觀的。但其中占絕對比例的是實踐感悟、操作指導一類的文章以及討論理論應用的文章。如含“職業教育教學模式”的文章占39.8%，含“職業教育教學改革”的文章占31.3%，含“職業教育教學方法”的文章占24.2%，含“職業教育教學質量”的文章占13.9%。這些文章幾乎超過了整體的90%，可想而知，含有“職業教育教學論”“職業教育教學理論”等的文章是屈指可數。再回顧我國目前已經歷的兩個職業教育教學論研究階段的研究特征，可以看到，這些現狀都表現出我國職業教育教學論作為一個獨立學科，其學科建設和理論充實的研究存在著很大的不足，其主要問題如下：

（一）研究的理性化程度不高

在各類科學研究中，理性研究的程度一直是各類理論是否科學化的標準。然而，我國當前關于職業教育教學論研究的理性化程度水平不高。主要表現：一是基本概念、結構等的界定不夠明確。以我“職業教育教學論”的概念界定為例。雖然我國研究者在深受以德國為代表的職業教育理論流派的影響下，確認了以“專業學科”為基礎的“職業教育專業教學論”，發展演變為“基于‘職業科學’或‘職業領域科學’學說衍生的‘職業教學論’或‘職業領域教學論’的概念思想”，但是我國還沒有一個明確化和具體化的公認“職業教育教學論”概念業論述。二是從我國職業教育教學論的研究現狀來看，其理論成果都是將德國等的職業教育思想和普通教學論的思想移植到職業教育得來的，使研究存在理論創新性和移植適應性的問題。三是職業教育教學論作為獨立學科的學科地位還沒有完全建立，這使得職業教育教學論還沒有從根本上與普通教育教學論分別開來。雖然我國職業教育研究者在教學理論的實踐和摸索中，也進行了某些方面的論證和分析，但總的來說，作為理論基礎，其堅實性尚不夠。

（二）研究的綜合化有待加強

目前，我國職業教育教學論的研究，處于一個起步階段，其研究力量與普通教學論相比是絕對薄弱的。這種力量上的不足，嚴重制約了研究的綜合化進程。一是研究方法上，多是對普通教學論理論知識的歸納上進行簡單運用性研究，很少進行教育理論的思辨性研究與生發性研究。如根據普通教育的各種教學論理論在實踐中的實踐情況，將幾種有效理論提取出來，直接運用到職業教育教學。二是研究內容上，過于片面而忽視了對學科體系建設的綜合研究。如我國研究者已明確表明職業教育專業教學論并不等同于職業教育教學論，它只是職業教育教學論的一個分支學科，但從我國已有研究成果來看，研究者們對職業教育專業教學論的研究遠遠超過對職業教育教學論的研究。這是我國職業教育教學論研究內容綜合性不夠的最好證明。三是研究范圍上，就當前的職業教育教學理論成果來看，主要集中在對教學方法、教學過程等的實踐研究，而對職業教育教學論的基本問題，如本質屬性、理念定位、地位和作用，以及相關因素等的元認識研究還不足夠。

（三）研究的規范化明顯不足

當前我國對職業教育教學論的研究，主要是在學習普通教育教學理論與介紹各種國際職業教育教學理論的基礎上進行的初步探索和討論。研究多為方法移植和思想借鑒的風格，這使得職業教育教學論研究的對象、問題、性質、范式甚至學科體系的建構問題都沒有得到明確深入的解決。而開展教育教學論研究的研究者根據自身的經驗和知識基礎進行自定義的研究，沒有形成一個專門的研究組織或研究機構，彼此間的研究合作度低下。這些問題存在的根源即我國職業教育教學論研究的規范性不高，規范化程度明顯不足。學術研究規范的核心是思維形態上的規范，這是我國職業教育教學論研究實現規范化程度提升首先要解決問題。

（四）研究的科學化急需提高

各種教學理論的產生、發展和完善過程向我們告示了事物總是在不斷發展的過程中逐步完善和健全的。我國當前職業教育教學論的研究還處于并將長期處于一個初步發展階段，造成這種現狀的關鍵因素是我國職業教育教學論的科學研究水平不高。主要表現為：一是對我國職業教育教學的課堂事實感知不夠真實客觀。當前我國職業教育教學論研究多是研究者在學習借鑒國際職業教育理論的基礎上進行移植建構的，缺乏對我國職業教育教學課堂的真實情境和真實材料的客觀感知，這種理論具有主觀性和假設性。二是沒有形成嚴密的學科話語體系。我國當前職業教育教學論研究還沒有建立起一套嚴密的話語體系，這種話語體系是職業教育教學論研究區別于其他研究的重要表述方式，是所有研究成果的呈現方式。三是還沒有一個科學化的評價體制來評價職業教育教學論的研究成果是否合理。

三、對職業教育教學論研究的未來展望

當前國際“職業教學論的研究越來越活躍，歐洲很多綜合大學設立了相關研究機構或教席，一些大型企業也開始支持相關研究。目前國際職業教學論研究的重點是學習任務和學習環境的開發設計。”，而我國職業教育教學論的研究現狀表明，當前我國“職業教育專業教學論研究領域是一個充滿著新鮮活力的處女地！”“有志于我國職業教育發展的科研人員應該及時跟進，有可能也必然會為之做出自己的貢獻！”。因此，我們要仔細分析把握我國職業教育教學論研究的努力方向，以保證我國職業教育教學論的有效研究發展。

（一）職業教育教學論研究趨于成熟

未來一段時間內的職業教育教學論研究工作，除繼續開展具體的實踐應用研究以外，其更大的關注點應置于滿足學科發展研究，進行學科本體的建設。即要通過對教學論研究的基本框架、學科知識結構、認知實踐理論等的學科理論知識的元認知進行充分研究，實現教育教學論學科體系的完善，最終獲得職業教育教學論的學科成長。且在學科成長的同時逐步趨于學科成熟，實現我國職業教育教學論的全球化與本土化結合。即在學習國際先進職業教育教學理論的同時，用中國式的研究方式研究具有中國特色的教學問題，從而實現教學理論的創新與本土化，彰顯創新意識和民族意識。

（二）研究實現知識的經驗積累到理論創新

職教教育教學論的學科化及其對教學實踐的指導作用取決它的科學化程度，因此，提升職業教育教學論研究的科學性是接下來的教學論研究工作的核心。當前的研究主要是采用歸納總結的方法對國內、國際的教育教學實踐和教學思想進行經驗性的積累和總結。這種積累和總結是簡單、表象、粗糙的，主要表現為在研究中普通存在著對概念的表述和對知識理論的借鑒和運用簡單而直接，常常是處于“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狀態。為解決這種問題，要求我們在接下來的教學論研究中，加強科學指導下的經驗積累，實現理論知識的沉淀，并在科學化的經驗積累過程中去探索新的天地，以實現理論創新。

（三）研究隊伍的壯大和專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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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現在的化學教學內容是比較陳舊的，由于教材的落后給教材造成的負影響是十分巨大的。學生盡管書本知識學了不少，但畢業后面對高速發展的科技社會，眼花繚亂，不知所措。而發達國家的教學內容一般每隔5年，就要有一次較大的變動；有的國家兩年一小改，五年一大改，以保證教學內容的現代化。在高科技蓬勃發展的今天，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觀念日益深入人心，教學內容的現代化是我國化學教育改革的重要課題。

傳統教育理論認為：教材應按邏輯順序進行編排，它不考慮學生的接受能力，認知層次，因此內容繁雜，只重視縱向的知識體系，忽視了知識的橫向聯系和綜合運用，只利于教師教，不利于學生學。現代教學理論則重視教材內容的基本性，主張學習化學的基本結構。新的教材觀應是：

①教材現代化。把20世紀以來化學學科中的新成果吸收到教材中來，使教材反映現代科學技術的新成就。

②教材理論化。在教材中加強基礎理論和基本知識的比重，提高理論水平。

③教材結構化。在教材中反映出化學學科的基本結構，使學生便于學習，掌握本學科的基本框架。

④教材的多樣化。除必修課外，還應開設各種類型的選修課，以拓寬學生的知識面，建立合理的知識結構。

⑤教材的趣味化。增加教材的可讀性，增加化學史和化學小實驗，提高學生學習化學的興趣。現代教學理論認為，教材內容包括五個層次：知識層次、能力層次、情感層次、認知層次、教學思想及方法層次。從教材的結構上，應突破重點，以重點帶全面。比如對重點知識，結合科學發現的過程及化學史，講清來源和應用范圍，使學生掌握學習思路和方法，提高舉一反三、觸類旁通的能力。

二、教師觀的轉變

現代教育理論認為，作為教師，不應只滿足于能教好課，而應該具有較高的教育理論修養。一方面，教師應進修一些有關教育理論方面的課程，包括教學論、課程論、化學教育學、化學學習心理學、教育測量學、智力心理學等。另一方面，教師應結合教學進行教育研究，每學期都應寫一些科研論文，這樣，教師不是在單純地進行知識的傳授，而是象心理學工作者那樣，發現學生心靈的奧秘，捕捉學生內心的感受，培養學生健康良好的個性，建立起高尚美好的情操。

教師是教育活動的組織者，對學生的發展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未來社會對教育的要求，歸根結底是對教師的要求，無論是教育觀念的更新，還是教學內容，教學方法的改革，都將取決于教師的素質和態度，教師不會做的事，很難讓學生學會做，教師不具備的品質，也很難在學生身上培養出來。所以，教師必須掌握廣博的知識與各種技能，教師不僅要具備化學知識，還應該有社會知識與實用技術知識，不僅能講授，還能夠運用現代化的教學儀器。教師除了應注意自己的知識結構和外部行為之外，更應該注意自己的個性及心理品質，應該從政治、道德、知識、能力、心理、審美能力等諸方面提高自己，全面發展，綜合提高，成為“全能型”、“開拓型”、“創造型”的教師。總之，要讓學生具有的品質，教師應首先具有，21世紀的教師要走在21世紀學生的前頭。

三、人才觀的轉變

一般地說，人才分三個層次：那些具有非凡創造力和創造精神，具有突出智慧，豐富學識和優良心理品質的高級人才，是人才的第一層次；能夠熟練掌握和通曉某一方面的知識和技能，既能動腦，又能動手的專業人才，是人才的第二個層次；有一定文化素養和實踐經驗的廣大公民和普通勞動者，是人才的第三個層次。社會對于這三個層次的人才都是需要的，缺一不可。比如在廠礦，既要有工程師，也要有技術員和技術工人；在大學和研究所，既要有教授、研究員，也要有資料員和實驗員，社會對各種人才的需求有一個合理的比例。如果建筑公司只有繪圖員沒有施工工人，醫院只有開藥方的醫生沒有抓藥的護士，工作如何開展！但當今許多人認為，只有高分考上大學才是人才，在高分、大學、人才之間畫等號，因而在中學階段一切圍繞分數轉，只抓智育，不抓德育、體育、美育、在智育中，只抓知識，不抓能力；在知識中，只抓高考要考的知識，不抓生活知識和社會知識。這一切，都是片面人才觀的反映。

社會主義建設對人才的要求不僅是多層次的，而且是多方面的。既需要科學家、也需要音樂家、藝術家、體育明星、發明家。我們的學校要把培養多種人才作為我們的任務，長期以來，人們一直認為，人的大腦分為兩個區域，分別控制語言和數學兩種智能，美國哈佛大學加德納教授卻認為，人具有六種智能，由大腦的六個區域來控制，前兩種是眾所周知的語言和邏輯（數學）智能，后四種則分別為音樂智能、體育智能、空間想象智能和感知自己或他人情感的智能。這六種智能各有自己的信息儲存庫，這一點可由某些健忘癥患者的癥狀來證明。他們有時喪失了某種記憶力，而另一種智能卻異常發達，這同時也證明了這六個區域中的某一區域若縮小，即某種智能衰退。其他區域則相應擴大，占據原屬于另一智能的區域。另一智能則有可能發展。這就為我們培養各種人才做了生物方面的最好注釋，也就是說，學生在這六種智能中的任一方面的發展都是有可能的。所以，我們完全沒有理由只以文化課的分數高低來衡量是不是人才，而應努力發現學生的特珠才能，為學生特殊才能的發展提供特殊的條件。

受傳統觀念的影響，教師一般都喜歡學生循規蹈矩，而認為那些常問“為什么”的學生是“刺頭”，其實，這些“刺頭”的創造力都很強。著名發明家愛迪生小時候就因為問了“二加二為什么等于四”，而被教師趕出了教室。我們在教學中有時也會發現，學生沒按教師的思路做實驗，教師大發雷霆；學生對某個問題刨根問底時，教師不耐煩地敷衍學生。所以，德國心理學家海內爾特說：“今天的學校忽視了促進創造力，而且常常跟創造力做對”。海內爾特的話應該引起我們的深思。在我們不正確的人才觀的指導下，在我們的訓斥下，有多少創造思維的火花被熄滅，有多少人才被埋沒……，是轉變人才觀的時候了。

四、認識觀的轉變

近年來，“STS”（科學·技術·社會）教育正在世界范圍內興起，這是由于近半個世紀以來科學技術的發展已越來越廣泛地影響著人類社會，因而，科學、技術、社會這些本屬不同范疇和不同性質的體系，在現代社會中已愈來愈成為緊密關聯相互滲透的整體，而化學在“STS”教育中占有特別重要的地位。現代高科技領域取得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是化學學科發展的結果。因而中學階段的化學教育應該完成三個任務：①教給學生基礎的、系統的化學知識；②培養學生科學的思維方法和能力；③使學生養成科學態度和培養學生美好的情操。但相當一部分教師在教學中連一項指標都達不到。因為他們不是讓學生自己去學習、去思考，而是讓學生大量地背誦，靠死記硬背記下公式，會套公式算題即可，而新的教學觀念認為：背誦一些定理定律不是學習，能背誦，記住的東西并不一定能理解，而不理解的東西是學不會的。

還有一些教師在教學中不考慮中學生的生理和心理狀況，把中學生當作“縮小了的成年人”，不注意中學生的思維習慣、認識過程和認識規律，一切教學活動都按教師的思路進行，讓學生被動地接受知識。筆者認為，在教學中要具體體現學生的主體與教師的主導地位的完美結合，要調動學生的積極性，讓學生提問題找思路，做實驗，錯誤讓學生析，是非曲直讓學生辨，方法優劣讓學生比，真正體現學生的主體地位。

五、知識的轉變

目前的教學過程中過多地強調知識的重要性，其實，知識不過是我們教學中的一個目的，我們還應該注意非知識性素質的培養。

①強調全面提高人的素質，以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不但要學習書本知識，更要注意培養能力和技能，不但要培養化學方面的能力，還要通過學習化學養成正確的自然觀和科學態度，如終生學習觀點和自學能力，與別人合作的能力，選擇、處理和運用信息的能力。

②強調滲透和綜合，現代科學發展有兩個突出特點，即高度分化和高度綜合，一方面門類越分越細，另一方面由于各學科之間的廣泛滲透，產生了許多綜合性的邊緣學科。所以不但要強化化學知識，還要注意化學與其他相關學科之間的聯系；不但要重視書本知識，還要注意社會知識、人文科學、使學生的知識“廣、博、精、深”，為未來的發展打下良好的基矗

③要注意培養“學是為了用”的觀點，努力創設學生自己動手實驗、觀察、制作、創造的機會，把化學變成活生生的實物，活生生的生活，活生生的化學。

六、過程觀的轉變

化學教學中狹義的過程一般是指化學實驗過程、概念的形成過程、規律的演變過程或某一被研究系統從一個狀態變到另一個狀態的過程。我們知道，知識與能力是構成現代人才的兩大要素，知識是能力的基礎，并在一定條件下轉化為能力，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知識都能轉化成能力，只有活的知識才具有能力價值，化學過程和終端結論相比，前者屬于活的知識，后者屬于死的知識。在教學過程中，倘若忽視化學過程的分析研究，而強求學生死記硬背結論，實屬本末倒置，在教學中，要把重點放在做好化學實驗，分析化學過程中，這樣，學生不但通過研究過程掌握了知識，還掌握了研究問題的方法。

廣義的教學過程是學生在教師的指導或引導下，通過自己的學習活動來掌握文化科學知識，發展認識能力，逐步認識客觀世界的過程，眾所周知，在一般的認識過程中，所涉及的是認識的主體和認識的客體之間的關系，這可以稱為是認識論中的“二體問題”。

但在教學過程中，除了認識的主體（學生）和認識的對象（客體）之外，還有教師起著重要的作用。所以，教學過程是個三體問題。處理好教學過程，也就是處理好教師，學生和客體之間的關系，這三者相互依存，相互聯系和相互作用，就構成了教學過程的基本矛盾，由于人們對這三者在總體中所處的地位及其矛盾有不同的認識和不同的處理方法，就導致了不同的教學思想，結論及方法。

比如，過分強調教師在教學過程中的主導作用而忽視學生學習主動性，是注入式教學法的基本特征，這種教法主要表現為“教師講，學生聽”，教師將知識“嚼爛”喂給學生，而新的教學觀點則認為，學生在一定的條件下，完全可以獨立地發現問題、解決問題，這一定的條件，則靠教師來提供，進行指導和引導，這種方法稱為“指導發現法”，也就是說，學生依據教師和教材提供的材料，背景、場所、器材，由教師啟發指導他們通過自己的觀察、實驗、思考、問答、討論、分析推理、綜合概括自己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和得出結論，使學生成為知識的再發現者，這種方法最顯著的特點就是注重獲取知識的過程，最大限度地調動學生學習的主動性和積極性，使他們由接受教師灌輸知識的被動地位轉變為自己發現和獲取知識的主動地位。學生自己參與問題的發現、實驗分析，結論的整理過程，這種重視過程的教學方法對于學生的自學能力、實驗能力、思維能力、解決問題的能力和創造能力的培養、強化、提高都是頗有益處的。

七、課堂觀的轉變

傳統的課堂教學是一個教師面對全體學生講，基本上是教師——學生的單向傳遞，美國教育家林格倫曾把課堂上的師生交流分為四種：第一種是單向交流，教師講，學生聽；第二種是雙向交流，教師問，學生答；第三種是多向交流，師生之間學生之間相互問答；第四種是綜合交流，師生共同討論、研究、做實驗，所以，我們的教學信息傳遞方式應該由單一轉向多向，即同學教師，同學同學，同學社會，應由課堂轉向課堂課外活動家庭社會一體化，形成多渠道多層次、多方位、多手段的綜合、立體大課堂。

以前我們過分地強調保持教師的尊嚴、保證課堂的紀律性、嚴肅性，使課堂氣氛緊張，學生情緒受到壓抑，現代心理學證明，緊張的情緒是妨礙學習，抑制智力的。所以，教師應在課堂上營造和創立一種寬松和諧的氛圍，把緊張的學習過程轉變為愉快的學習，精心設計游戲、實驗、情景，讓學生感到學習有趣味、有意思，現在流行的諸如“愉快教育法”、“幽默教學法”、“快樂學習”等均屬這種類型。

在每節課的45分鐘內，目前基本上都是教師用于講課，而在美國，每節課只講10分鐘，剩下的時間讓學生相互交流，提問、消化、教師不“承包”學生的學習，教師不再以講為主，而是以導為主，變“講師”為“導師”，學生不再以聽、抄、記為主，而是以練、思為主，自己動手、動腦、動口，自己閱讀、思考、質疑，使課堂真正成為學堂，使學生在課堂上真正象大教育家夸美紐斯所說的那樣：“能看見的東西用視覺，有氣味的東西用嗅覺，有滋味的東西用味覺，能感觸到的東西用觸覺”，使學生活動成為教學的中心環節，在寬松、自然、和諧的氛圍中，讓知識、方法、能力如泉水般流進學生的心田，這才是我們真正的課堂觀。

八、評價觀的轉變

許多學生從小學起就開始受“考試”、“補課”的折磨，其目的只有一個：上大學，而怎樣培養學生成為一個有道德、情操、素養的公民，卻往往被忽視，造成這種局面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教育評價的錯誤導向所致。

教育的評價功能有多種，但主要表現為甄造功能和發展功能兩種，人們歷來對評價的甄造功能比較重視，通過它來體現教育的人才分配作用，而對評價的發展功能研究得不夠，人們希望通過甄別選拔考試，對學習者按智力水平層層選拔進入高一級學校深造，堆砌“象牙寶塔”，因此，學習者的升學競爭異常激烈，出現“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景象，由于評價的甄別功能被不恰當地提高，造成了我國中學教育圍繞考試評價運作的情景，教師為考試而教，學生為考試而學，教師滿堂灌，作業滿天飛，為追求高分而犧牲學生的興趣，生活追求，價值目標和情感生活，用題海把學生訓練成解題和應試的機器，所以，把升學作為教育的根本目標，不符合大多數學生的需要，由此可知，考試評價作為左右教育的指揮棒，其對教育的制約和干擾作用是十分明顯的。

篇（4）

遺憾的是長期以來中學語文教學的情況很不理想，可以用四個字加以概括：“高耗低效”。早在1978年，呂叔湘先生就大聲疾呼改變語文教學的少慢差費現象，他嚴肅指出：中小學生學了十年語文，花了2700課時，幾乎占了全部課時的三分之一，結果語文仍不過關。從那時以后，又過去了許多年，可是語文教學的情況仍未基本改觀，1987年5月，國家教委曾委托華東師范大學在全國范圍內進行了一次語文水平的調查，結果表明經過10年教改的閱讀教學，基本上沒有取得明顯進步(3)。最近又在報上見到一個令人啼笑皆非的例子：在某所高校，一屋子大學生居然不會寫“鑰匙”二字。對此，連著名紅學家周汝昌也不由得痛切陳詞：“鑰匙之為物，體不甚巨，量不太重，而丟了它就麻煩大了。”“我愧非教育專家，自己拿不出辦法。但還想請專家們多動動腦筋，把語文教學如何在重視上再重視，提高上再提高，改革上再改革（改進、改善、改正錯誤認識和錯誤教法）。”(4)

有人也許會問：這些年來語文教學不是進行了許多改革嗎？不是總結了很多教學經驗嗎？對此得作具體分析。一方面，語文教育界固然出現了于漪、錢夢龍、寧鴻彬等優秀教師，取得了許多突出的成就，但另方面改革中也不乏形式主義和繁瑣哲學的東西，誠如張志公先生所說：“再有，就是這個‘論’那個‘論’，這個‘性’那個‘性’，不可勝數。”“現在的問題是，這種‘論’，那種‘性’患多不患少，教師們應接不暇。”(5)張志公先生的本意自然不是反對進行理論研究，而是感到語文教改中不著邊際、經不起實踐檢驗的高談空論太多了，為此，他又懇切地要求大家好好研究：“中學語文教學如何往前走？我們喊了多年‘教改’‘教改’，改了些什么？改向何處？”(6)

如今尊敬的張志公先生已駕鶴西歸，怎樣不辜負這位教育前輩的囑托和期待？看來，只有遵循實事求是的原則，認真下一番正本清源、去偽存真的功夫，才能走出誤區——切實改變語文教改中的種種形式主義傾向，進而踏上教學改革的康莊大道。

誤區之一：片面理解知識和能力的關系

中學語文教學的一個重要誤區是：沒有辯證地如實地理解語文知識和語文能力的關系。

怎樣提高學生的語文水平？一個現成的習慣的答案是：把學生學到的語文知識轉化為能力。

乍聽這番回答似乎無可非議，學習其他學科不正是遵循“知識轉化為能力”的普遍規律嗎？學習語文又怎能例外？但若深入思考，此種回答就大可商榷了，須知在語文教學中，知識和能力的關系，要遠比其他學科來得復雜，我們平常愛說語文學科的特殊性，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表現在這里。

究竟應該怎樣把握語文知識和語文能力的關系？筆者認為有必要在以下幾個方面達到共識：

一、學習本民族語言并非從零開始，很多情況下常常表現為“能力在先，知識在后”

學習母語和學習外語迥然不同，不是一無所有，不是從零開始。每個人從牙牙學語起，就一直在母語的環境中模仿著，學習著，這就決定了母語的知識和能力的關系有其獨特的表現。按照語言學理論，人們學習母語可分為兩個過程：一是兒童時期在不知不覺中自發地學得的過程，語言學家把“這種無明確目標的、自發的掌握語言的過程稱為‘語言習得’。”(7)需要補充的是，這種過程可以伴隨一個人的終身，不少成年人有較強的運用語言文字的能力，但你若是問他們究竟學習了哪些語文知識？他們很可能答不上來，這就是一個有力的證明。另一種過程是有目標有步驟地掌握語言的過程，語言學家稱之為“語言學得”。凡是一個人從上學讀書，開始接觸語文課本，接受老師的講授和指點起，就開始了“語言學得”的過程。當然，有目標有步驟地學習語言文字的途徑是多方面的，并不限于上語文課一種。另外，即使開始了“語言學得”的過程，也并不排斥在日常生活中的“語言習得”，對此不能截然分割，作簡單機械的理解。

明確了“語言習得”和“語言學得”的區分，我們就可以進一步探討語文知識和能力的關系了。不妨說，在“語言習得”過程中，“能力在先，知識在后”是普遍規律。就拿幼兒園兒童來說，別看他們年齡小，他們已經會說不少互相連貫的話，具有相當可觀的口頭表達能力了。這種能力是如何形成的？當然是不斷模仿和實踐的結果，而不是先學習知識再轉化為能力的結果。他們拿著蘋果，會說它像自己的臉龐，吃著月餅，會說它像天上的月亮，這說明他們已經開始學習打比方了，此時有無必要告訴他們有關比喻的定義？我看是大可不必的。

有人也許會問：你舉出的是兒童的例子，如果是中學生，情況就會不一樣吧？我們說，中學生、成年人當然不同于兒童，但正像我們上面說過的，不能把“語言習得”和“語言學得”截然分開，前者可以伴隨一個人的終身，就此而言，“能力在先，知識在后”可說是人們學習語言的普遍規律。更為重要的是：人們只有在日常的不間斷的“語言習得”的過程中積累、熟悉了大量的語言材料，到一定的時候傳授給他們語文知識，后者才會發生良好的作用，也就是說這樣的“語言學得”過程才會是切實有效的。就象兒童們先學會了打比方，等到年齡稍長，有實際必要的時候再告訴他們有關比喻的知識，才能事半功倍，否則一切知識的傳授都會變成水中之月，鏡中之形，一旦轉過身去，就會白費精力，一無所有！

二、學習語文知識只是手段，提高運用語言文字的能力才是目的

章熊在《語文教學沉思錄》(8)中發表過一番精辟的見解：“準確地說，語文課所涉及的，不是‘語言’，而是‘語言的運用’。沒有注意到二者的區分，是當前語文教學的弊病之一。”（著重號是原文就有的）這番話值得廣大語文教師三思。想想吧，我們如果把學習母語所遇到的問題和語言學所研究的問題簡單地等同起來，如果要學生像研究語言學一樣來學習語文，那就會產生一系列的弊病：（一）就教學內容而言，勢必把語文知識不斷地深化、細化、系統化，結果導致學生無所適從，負擔過重。（二）從教學方法來說，因為不少語文知識如專門的術語、概念、規則等都是學生未曾聽說過的，勢必導致教師滿堂灌輸，學生被動聽課。（三）從教學目的來說，很容易產生本末顛倒、主次易位的結果。教師在課堂上傳播必要的知識和概念，本應該緊緊依附于課文的語言材料，始終著眼于提高學生運用語言文字的能力，但由于教師的認識發生了偏差，結果讓學生圍著這些知識、概念打轉，把好端端的課文丟在一旁，而把語文知識上升成為學習的目的和中心，這就難免失之毫厘，差以千里了。常見的語文教學的通病正是如此，有一位中學語文教師作了如此深刻而形象的概括：“現在的小學語文教學，教‘春天來了，燕子飛回來了’，其實即使不教，孩子們也會說這句話。到了三年級四年級，就教他們：‘春天’是‘主語’，‘燕子’也是‘主語’；‘來了’和‘飛回來了’是‘謂語’。到了初中，要告訴他們，這是一個復句。到了高中，他們知道了，盡管是個復句，但它是‘并列關系’、‘承接關系’還是‘因果關系’，還可以商榷……”(9)請看，這種教法不正是主次顛倒、把手段當成目的的典型表現嗎？筆者當然不是籠統地反對講授有關主語、謂語、簡單句、復句等語文知識，問題是在此時此地（而不是彼時彼地——非講這些語文知識不可的時候），如此糾纏于復句的性質有無必要？對于提高學生的語文水平又有什么作用？把這些要商榷的內容留給語言學家去研究不是更好嗎？

三、知識要求分門別類，能力重在綜合運用

語文知識包括的范圍很廣，如要認真研究，必然要求分門別類，條分縷析，不能亦此亦彼，忽此忽彼，混沌一片，不明所以，不管是研究語音學、文字學、語法學，還是研究修辭學、文章學、邏輯學，盡皆如此，概莫能外。但一旦談到學生的語文學習，情況就不同了，我們并不要求學生成為精通各類語文知識的專家，只是希望他們切實提高語言文字的運用能力，而運用語言文字的特點就在于綜合性，哪怕是簡單的一句話，寫下的幾行文字，都會包含各種不同的語文知識在內。這就在語文教學中產生了一個尖銳的矛盾：學生既然不可能先分門別類地學完文字學、語法學、修辭學、邏輯學等系統知識，然后才開始執筆作文，開口講話，那又該怎樣將這些自成系統的語文知識有效地滲透在語言的綜合運用中去呢？全面地回答這個問題是一個龐大的學術研究課題，本文只想簡單地談兩點看法：（一）必須堅持語言運用的綜合性特點（幼兒識字情況有些特殊，此處不贅），引導學生好好熟讀課文，不斷積累語言材料，學習時重在整體感悟，力求融會貫通。任何語文知識的講授都不應該和上述學習、運用語言的過程、規律相悖離。（二）要把語文知識從各自的系統中分解出來，根據提高學生運用語言文字能力的要求，重新進行排列、組合、交織和滲透，同時教師在講授知識時要貫徹精要、易懂、有用的原則，注意和學生的語言實踐緊密結合起來，切忌分門別類，求多求全。遺憾的是有些語文教師不懂得或不愿理會知識的系統性和能力的綜合性這二者之間的現實矛盾，常常對前者情有獨鐘，誤把知識的系統性當成了教學的科學性，以致在課堂上不講比喻則罷，一講就是明喻、暗喻、借喻、博喻、互喻等一大套，不講論證則罷，一講就是歸納論證、排比論證、遞進論證、正反論證、因果論證……據說這還不算多，有一本“教學指導書”竟然列出了十一種論證方法要學生掌握，照我們看，即使是精于議論文寫作的名家大師也未必會把這些條條框框藏于胸中，又怎能如此要求莘莘學子！這顯然是看錯了對象，把學生當成了研究修辭學、文章學的特殊群體，把有關修辭學、文章學等專門知識原封不動地搬到中學課堂上去了，如此這般，學生怎能不畏而卻步？日積月累，語文教學又怎么會不“高耗低效”？

還應該談談當前語文界的一個熱門話題：“語感教學”。不少語文教育前輩對“語感”作過扼要的敘述，如葉圣陶先生說：“文字語言的訓練，我以為最要緊的是訓練語感，就是對于語言的銳敏的感覺。”(10)呂叔湘先生說：“語文教學的首要任務就是培養學生各方面的語感能力。”(11)有些教師大概鑒于語文教學效果不理想，因此把目光轉移到“語感”問題，進而提出“語感教學是語文教學的突破口(12)”等口號。這些教師的想法是無可非議的，問題是要正確把握“語感”的精神實質。照筆者看來，所謂“語感”，乃是指對語言文字的直覺感受能力，它是一種悟性——一種滲透了理性的感性，一種經過長期的漸進的訓練以后迅速作出的直接反應。究其實，“語感”的核心仍然離不開語言運用的“綜合性”。不能設想，一個只掌握了若干語文知識而缺少語言綜合訓練的人會具有較強的“語感”。要把葉圣陶等前輩有關“語感”的教導付諸實施，就得做到：（一）緊扣語文的“綜合性”特點，使學生積累盡可能多的語言材料；（二）語文知識的講解要精到，易學，緊密結合學生運用語言的實踐；（三）在培養學生“語感”的時候，要善于從感性上升到理性，譬如學生聽到別人所說的話，憑自己的“語感”覺得不怎么通順（這種直覺是很可貴的，也不是一朝一夕能夠培養起來的），這時就得引導學生好好想一想：為什么不通？是語法上不通，還是邏輯混亂？或是語法、邏輯都對卻不那么符合情理？（這種理性的點撥雖然不必長篇大論，卻是極其必要的，也是衡量教師本身語言功底的一個標志。）

由此可見，只有聯系語言綜合性的特點，才能領會“語感”的精髓，舍此而另搞一套，另砌爐灶，去搞誰也說不清的“語感實踐”、“語感機制”等，恐怕難免南轅北轍，適得其反。

四、對各類知識應區別對待，不宜一概而論

張志公先生早在十年前與《語文學習》編者談話中就指出：“知識與能力，何者在前，何者在后，并不是都一樣的。有的知識可以立即轉化為能力，有的知識多少天、多少個月、多少年才能轉化為能力，而且有的知識可以化為能力，有的好象不能轉化，不能一概而論。”這番話十分重要，它告訴我們：“知識”和“能力”二者并不是如響應聲，如影隨形，始終存在著完全對應的關系，下面對此再作一些補充。

有一類知識是基本的，如字的形、聲、義，應該隨時點撥，要求學生認真記住。

有一類知識技能性較強，如按部首查詞典，不必多講，但要學生反復練習，逐漸熟練。

有一類知識彈性很大，回旋余地很廣，如造句時要求詞語搭配得當，籠統地講，講不了多少，但若聯系到語言實踐，可說是層出不窮，變化莫測，有時連著名作家也會出現搭配不當的現象，如《北京人》原稿中有這樣一處文字：“江泰（口里叼著一個煙斗，冒出縷縷的濃煙。）……”修改稿中刪去了“煙”的修飾語“濃”字，因為“縷縷”多半表示細長的意思，和“濃”字搭配不當，所以應刪去。象這類知識，教師不必抽象地空講，而應選擇典型例句，適當講解，讓學生舉一反三，了解用詞造句的奧妙細微之處，象上舉作品中這個例子，就是頗富啟發性的。

有一類知識理論性較強，如修辭中什么叫比喻、象征等，就要從學生的水平出發，深入淺出，即既要講準確，又不能太繁雜太深奧。其實，古人也有這方面的例子，如古人講“賦比興”的“比”，常常援引朱熹的說法：“以彼物比此物也。”倘按現代語言學觀點分析，此話在邏輯上犯了“同義反復”的錯誤，講了等于沒講，但既然古人都能理解朱熹所說的是什么意思，這就夠了，何必非要扭住詳盡的抽象的定義不放？

有一類知識不必記住，讓學生學以備查，日后到需要時再去查閱有關的書籍即可，如干支、職官等古代文化史知識，典型、意境等文藝理論知識，教師不必多講，讓學生有些粗淺的了解就可以了。

在區別對待語文知識時，我們還應該懂得以下兩點：（一）語言知識有很強的實踐性，不少語言現象是約定俗成的，很難完全用純而又純的理論、條條去概括，如漢語中數量詞的運用就是如此。人們常說漢語數詞多用“三”、“九”等詞，這自然不錯，但成語中不也有“說一不二”、“朝三暮四”、“學富五車”嗎？又該如何解釋呢？筆者有一次與外國留學生聊天，問他們漢語中什么最難學？他們的回答大出我的意料之外，說是量詞最難學。不過仔細想想也對，量詞的形成雖然有一定的規則（如與衡量的對象的形狀有關），但這些規則并不是萬能和囊括無遺的，為什么我們說“一頭馬”而不說“一頭狗”？說“一張紙”而不說“一片紙”。（我們不也有“紙片”這樣的詞語嗎？）總之，明白了語言的實踐性和約定俗成的特點，我們就不會過分迷信于理論，就會花大力氣抓好實實在在的語言訓練。

（二）按理說，語言知識是從語言運用中抽取出來的帶有規律性的認識，學習它可以幫助我們更加自覺有效地掌握各種語言現象。但世上的事情是復雜的，有時候這種“抽取”即理論概括未必科學，未必經得起語言實踐的檢驗，張志公先生就曾一針見血地指出：“實事求是地說，到現在為止，恐怕還沒有任何一部是真正的漢語的漢語法”，中學語法難教的“根本原因在于語法系統無論哪個流派哪個學派都是從西方引進的。”(13)這類現象是否只限于語法學？不一定。總之，明白了這一切，我們就可以更好地以提高學生的語言能力為依歸，在知識的海洋中自由遨游，主動揀取，而大可不必因為自己不是“學者”、“專家”，就對有些“知識、理論、專著”誠惶誠恐，忙不迭地販賣給學生。

誤區之二：忽視了習慣的中介作用

提到習慣，人們并不陌生，不管是生活習慣，還是學習習慣，人們經常談到，也有督促和要求，為什么這里還要用整整一節的篇幅來談論它呢？

現實情況并不如我們想象的那樣簡單。近年來論語文教學的專著出了不少，但其中以足夠的篇幅論述語文學習習慣的并不多見；語文教師們平時談論教學改革，可能是對“一分為二”作了簡單的狹隘的理解，常常在“知識”和“能力”這二者之間兜圈子，獨獨忘了培養習慣的重要性；更多的人（包括家長和學生本身）盡管也籠統地知道要培養良好的學習習慣，但究竟應培養哪些習慣以及這些習慣的實際意義何在，卻不甚了了……

筆者認為，盡管“習慣”既非“知識”，亦非“能力”，卻是“知識”轉化為“能力”的重要中介，是學生們主動提高語言能力的內在動力和可靠保證，不妨先從一個例子談起——

六十年代初期，葉圣陶先生曾到上海召開過一次小型的語文教師座談會，筆者有幸與會聆聽葉老談話。葉老談著談著，順手拿起一本教科書朗讀起來，與眾不同的是他竟然連文中所有的標點符號都一起讀了出來，與會的七、八位教師莫不面面相覷，不明其所以然。只見葉老微微一笑，隨即談了他的主張，大意是：現代印在紙上的文章都是有標點符號的，但一旦讀了出來，除了少數問號、感嘆號等易于為聽眾所察覺外，多數是聽不出來的，教師在課堂上不妨有選擇地把一些精彩的段落連同標點符號一起讀出來，這樣做有助于培養學生使用標點符號的習慣。此話一出，大家才恍然大悟，茅塞頓開。

三十多年過去了，可我仍未忘記葉老慈祥的笑容和懇切的教誨，后來我又讀到了葉老一些相關的教導：“其二，是關于語文教學的任務：教語文是幫助學生養成使用語文的良好習慣。”“教是為了不教。”(14)更感到獲益匪淺。寫到這里，順便談一點想法，像葉老這樣眼睛向下，真正從莘莘學子學習語文的現實狀況出發，總結出一些帶規律性的理論，才談得上“真性情”、“真學問”，才是教育大家的風范。遺憾的是當前語文教育界的學風和文風并不那么正，有的坐而論道，不著邊際，有的堆砌術語，晦澀難解，還有人如于漪老師在一次講話中所說：“現在搞科研、寫論文有一種不好的風氣，即用貼外國標簽的辦法，仿佛寫文章是為了替外國人的觀點提供一點例證，結果是搬用外國名詞講了一通中國人聽不懂的話！”兩相對照，真令人感慨系之！

回過頭來，再聯系葉老在座談會上朗讀課文的例子，我們認為至少可以得到如下幾點啟示：

第一，要把培養良好的語文學習習慣提到“語文教學任務”的高度來認識，予以足夠的重視。

第二，為了培養良好的學習習慣，教師本身要以身作則，帶頭實行。

第三，學習習慣不是一個籠統的概念，必須從實際出發，提出明確的要求，采取有力的措施。

明確這幾點以后，再來看看習慣所具有的“中介”作用和“保證”作用。

語文學習中有些要求，如單以“知識”角度而言，難度并不大，但如要使之轉化為“能力”，卻非得經過良好習慣的“中介”不可，譬如寫文章要做到句逗分明、段落分明，誰不知道不贊成呢？什么地方該用逗號，什么地方該用句號，寫到哪里該另起一段，并不是什么復雜難解的語文知識，要不了幾分鐘即可講完，可是不少學生從小學讀到中學畢業，不寫作文（也包括平時的書信、通知等說明文字）則罷，一寫就是一逗到底，只在最后用上一個句號；一段到底，眉毛胡子一大把，令人難以卒讀。有些教師對此并不著急，以為學生反正已經懂得了分清句逗和區分段落的知識，只要以后正式考試作文時能照著辦就是了。殊不知學生作文時區分段落和分清句逗的過程，實際上就是不斷理清思路、使自己的思考和表達具有嚴密的層次感和邏輯性的過程。如果平時學生不養成這方面的良好習慣，久而久之，必然會削弱自己縝密的思維能力，這樣，學生光在道理上懂得分段、標點等知識又有何用？我們前頭提到的習慣的“中介”作用，其真實的含義即在于此。

還應該強調指出，“習慣”不同于“知識”和“能力”。知識不講就成空白，能力不會就是不會，習慣卻永遠不會是空白，永遠在起作用，不是對學習起良好的推動作用，就是起負面的消極作用。而一旦消極的不良習慣形成以后，很可能伴隨終身，貽害無窮！所有教師對此不能不高度重視，嚴肅對待。

葉老多次強調指出：“教是為了不教。”如何貫徹這一主張？我看關鍵就在于教師執教過程中有意識地養成學生良好的習慣，使之終身受用。同樣，目前有些教師提倡“大語文教育觀”，認為“語文學習的外延和生活的外延相等。”我認為教師在課堂之外指導學生學習語文，也應以培養習慣為主，這比單純地傳授一些知識不知要好上多少倍，譬如遇到不懂的字（詞）就查詞典、寫文章以前先擬提綱、閱讀范文隨時圈點等習慣，對學習語文所起的作用不管怎么估計都不會高。有時一些良好習慣的形成可以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成為日后自覺地推動學習的內在動力，錢夢龍老師就曾敘述過自己讀書時的體會：“我遇到了一位極好的國文老師”，“喜歡用評點法，讓我們在書上圈圈點點，并在書眉上寫下自己的感受”，這樣做，“不僅提高了我學習國文的趣味，而且鍛煉了閱讀、思考的能力，對寫作也產生了有益的影響。”錢夢龍老師動情地說，他今天的讀寫能力，“尋根溯源，就是在那時打下的基礎。”(15)即此一例，就可看出良好習慣的影響是如何既深且巨了。再聯系葉老把培養習慣看作語文教學的基本任務等言論，我們當能更加深刻地理解這個問題的緊迫性。

培養習慣既然如此重要，廣大教師也不否認這一點，為什么在實際的教學工作中仍然收效甚微呢？恕筆者直言，癥結在于不少教師本身就沒有養成良好的習慣，對不良習慣漠然置之，并無切膚之痛。有一個典型的例子頗能說明問題，六十年代初筆者在上海一所重點中學擔任語文教研組長，有一次華東師大中文系應屆畢業生來校實習，我發現有二、三位實習生課堂教學語言不流暢，帶有不少“這個、那個”等口頭禪，由于我過去也有這方面的問題，以后花了好大氣力才改正，所以當即向他們指出：不許在上課時出現口頭禪，否則將影響實習的成績考核。當時這幾位實習教師思想不通，認為在“語文教學法”一類書籍中固然提到教學語言要干凈、有感情，但并未規定不許講口頭禪，再說自己講口頭禪已成習慣，一時間如何改變得了？我回答他們說盡管自己沒有學過很多教育學、心理學專著，但教學實踐告訴我，教師在課堂上不斷地“這個、那個”，一是必然使學生感到疲勞、厭倦，二是也表明自己的思想沒有高度集中——“頭腦”管不住“嘴巴”，久而久之，必然影響自己的思維和表達能力。這幾位實習老師后來照我的意見做了，取得了較好的教學效果。有趣的是實習結束以后，我接到了其中一位實習生的來信，提到他此次學習的最大收獲是改變了動不動就講口頭禪的習慣！這封來信使我思考了很久，是啊，師范大學學生的知識要考核，能力要評估，唯獨習慣無人過問。我們什么時候能夠看到這樣一本“語文教學法”專著，其中以足夠的篇幅對各類習慣的作用詳加剖析，并以實際的調查數據使人們一目了然呢？什么時候我們能夠看到更多更好的教學經驗總結，像福州一中陳日亮老師那樣“以自己聽、說、讀、寫的方法習慣認真指導學生”(16)，開展“得法（指導學生掌握科學的讀書方法）養習（訓練良好的讀寫習慣）”的教改試驗呢？

誤區之三：機械理解語文教學的“序”

語文教學有沒有“序”？如何看待語文教學的“序”？這是一個長期以來困擾著語文教師的主要問題。

對此存在著兩種不同的見解。有些人認為語文和數理化不同，語文教材前后的連貫性不強，教學中的隨意性較大，學生多學幾課少學幾課沒有關系，因此無序可談。大多數教師認為語文教學同樣有序可尋，應該努力克服教學的無序狀態，有些教師還圍繞“系統化”、“序列化”進行了探索，如陸繼椿老師的“一課一得，得得相連”的教學方法，魏書生老師繪制的“語文知識樹”，就是兩個突出的例子。

“序”是各門學科的科學性的必然要求和外在表現。語文教學從根本上來說，當然也應遵照“循序前進”的原則，問題是語文教學的“序”有其特殊性，這個特殊性就是大體須有，具體則無。對此沒有清醒的認識，仍然會使我們走入誤區。

一、語文教學的“序”不是簡單地呈現為直線發展的形式

數理化教學的“序”表現為“甲乙丙丁”這樣不斷遞進和發展的形式。一般來說，“難”（丙、丁）包含了“易”（甲、乙），“后者”（丙、丁）包含了“前者”（甲、乙）。會解代數二次方程的，肯定會解一次方程，會乘除的肯定會加減。學習語文就不同了，它需要時時回顧，不斷反復，據專家統計，小學一年級學生所識的字，大約近40％要回生，除少數外，大部分要在二年級返熟；小學二年級所識的字將近20％要回生，大部分要在三年級返熟。這就說明小學生認識了新的字，不等于記住了以前認過的字，“后者”并不一定包容“前者”。又如中學生寫作文，一般來說，先練習記敘文，其次練習說明文，最后練習議論文，但能否說到了練習議論文階段，寫記敘文就不成問題了？不，還得時時回過去練習記敘文，否則就不可能寫出“夾敘夾議”的好文章。再如寫說明文是否一定比寫議論文容易，也不盡然。凡此種種，說明語文學習的“序”大體須有——否則就會陷入完全的“無序狀態”，但具體則無——不是呈現為直線的形狀。那種“一課一得，得得相連”的“直線”般的教學模式恐怕是并不科學的。

二、不能用知識的“序”代替能力的“序”。

六十年代初期語文教育界提倡“落實雙基”。從不要把語文課上成政治課來說，這一主張是有積極意義的，但也有局限性，就是把語文教學看成是先講授“基礎知識”再來進行“基本訓練”的過程。其實，語文課要訓練的是“能力”而非單純的“知識”。此中道理前頭已作了詳盡闡述，此處不贅。遺憾的是，“知識”的系統性對教師的“誘惑力”很大，稍不注意，就會輕車熟路，逐點講來，至于如何由淺入深地排列能力訓練的“序”，那就顧不上了。舉例來說，你要是翻開一本修辭學論著，可以在目錄頁上發現幾十個“辭格”一字兒排開，煞是壯觀，要是逐項講授，該是何等系統而又方便！可惜那是知識傳授的“序”，不能照搬，只得另作安排：（1）有些辭格如回文、頂針等，用得并不普遍，可以略而不提。（2）設問、排比等辭格在課文中用得很多，但可以結合“句式”進行講授，不必單獨進行。（3）比喻、象征等辭格，使用既廣，把握又難，就得作為重點內容，不過這中間仍有區別，以先講“比喻”為宜，因為象征從廣義上來說也是一種比喻。此外還有第4、第5等點可談，總之必須結合學生的語言實踐，按照能力的難與易、簡與繁作出新的組合和排列。語文教學（包括辭格教學）的專家之所以不同于語言學家（包括修辭學家），不也由此可見端倪嗎？

三、以“讀”為本安排教學的“序”。

語文能力可以分解為“聽、說、讀、寫”四項，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在訓練學生的語言能力時如何處理好這四者的關系？我認為應以“讀”為本，帶動其他幾項，做到有機結合。值得注意的是，五十年代提“聽說讀寫”，到了1986年國家教委頒發的《全日制中學語文教學大綱》，前后的順序改為“讀寫聽說”。可以斷言，這一變化反映了語文學習的內在規律，并不是任意安排的，目前那種不重視閱讀，只搞大量書面練習和“題海戰術”的做法，顯然是和語文教學的“序”相悖離的。至于“讀寫聽說”之間種種錯綜復雜的關系，那就說來話長，無法展開了。

誤區之四：片面追求新奇的“教學模式”

近年來，好幾位語文教學前輩提出要反對教學中的形式主義，劉國正先生向筆者說：“語文教學要返樸歸真。”張志公先生說得更加尖銳：“目前，新花樣，新術語，華而不實的玩意兒，患多不患少；新方法，可操作的，行之有效的，患少不患多。要總結出這可操作的，有實效的方法，提高教學效率。(17)”

凡是成功的“教學模式”，都是優秀教師們長期教學經驗的積累和升華，是他們“高素質”、“厚功底”的綜合體現。不少語文教師反映那些優秀教師的課確實上得好，但自己學不了，其原因蓋在于此。至于功力不夠而又急于構建新的“教學模式”，或是滿足于堆砌一些“新術語”，那就不可取了。

“學不了”怎么辦？通常的回答是“提高自己的素質”。這樣回答自然沒有錯，問題是提高素質是漫長的過程，當前怎么辦？少數語文教師全面提高素質以后，也許可以成為又一批“教學新星”，但大多數教師怎么辦？看到這里，大家也許會感到張志公先生主張多研究“可操作的、有實效的辦法”是多么切合實際了。

照我看來，語文教學中求“新”求“異”固然很重要，求“同”或者說得確切一點“同中求異”，也不能缺少。語文學習是有內在規律的，“讀書百遍，其義自見。”古往今來，大體如此，這就是“同”，當然，時展了，要學習的課程很多，讀上“百遍”已不可能，得再研究一下，這就是“異”。又如古代啟蒙時學習“對對子”，既生動又有效，可讓兒童逐漸了解詞性和詞義，三味書屋的塾師提出“獨角獸”，少年魯迅立刻對之以“比目魚”，何等的聰慧機智！對于這種“行之有效”的作法，我們在教學中不也可以作一番“同中求異”的改造和發展嗎？此外，古人和今人在“讀寫聽說”方面摸索了很多“可操作”的作法，均值得我們認真借鑒、發展和改造。

總而言之，與其眼睛向上，急于求成，構建“整套”的“全新”的“教學模式”，還不如腳踏實地，逐項進行，圍繞一些“可操作的作法”共同研究，彼此揣摩。沒有疑問，這種研究和揣摩不是你攻倒我，我否定你，而是“同中求異”——不斷的積累、充實、補充。相信這樣堅持下去是會有收獲的，不知語文教育界人士以為如何？

注：

(1)《語文學習》1995年第1期封二題字。

(2)《上海教育學院院報》第128期。梁衡同志的說法參見梁衡：《語言文字是民族生命的一部分》，載《語文學習》1996年第2期。

(3)轉引自權曙明：《閱讀教學的觀察與思考》，《語文學習》1996年第6期。

(4)《會寫“鑰匙”的大學生……》，《光明日報》1997年8月6日。

(5)、(6)《迫切需要研究一些亟待解決的實際問題》、《中學語文教學》1997年第1期。

(7)章熊：《我們是怎樣學習語言的》，《中文自修》1997年第2期。

(8)《中學語文教學》1997年第2期。

(9)吳非：《天空只能是“藍藍的”嗎？》、《新民晚報》1996年5月4日。

(10)《葉圣陶論創作》，上海文藝出版社1982年版。

(11)《學習語法培養語感——訪呂叔湘先生》，《語文學習》1985年第1期。

(12)見王尊政：《漫談語感教學（上）》，《中學語文教學》1993年第10期。

(13)《答＜語文建設＞記者問》，《語文建設》1995年第2期。

(14)《葉圣陶語文教育論集》，教育科學出版社1980年版。

篇（5）

二、“生活世界”之于國學教育的作用

哈貝馬斯強調了“生活世界”在理論和實踐中的重要意義:第一，它是“商談倫理學”的前提與主線;第二，它為一個理論提供了脈絡走向。“文化上的釋古與創新，都與當時的社會組織結構相關聯，……換言之，文化思考是與社會結構連貫在一起的，非抽象地、概念地談道德與價值。”［5］所以說，文化要傳承就需要進行合理教育，而“生活世界”對于我國國學教育的作用正是圍繞這兩方面展開的。首先，國學的發展本身就需要承接地氣，這個地氣就是國學的“生活世界”;其次，我國國學教育的走向要以滿足“生活世界”中的人們對于傳統文化的需求為目標。在討論“生活世界”之于國學以及國學教育意義之前，我們需要了解的是，國學的“生活世界”究竟指的是什么。在哈貝馬斯的“生活世界”中，人類及其相互關系只能在其中得以完成，它其實就是人與人相互關聯、相互作用的一個網絡，只是這個網絡涵蓋了社會的各個層面。那么國學教育存續的生活世界又是什么呢?國學教育究其根本，是一個社會性問題，是以人為核心建立的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自身心靈和諧關系的網絡。這個網絡就是生活世界，只有在這個生活世界中，我國傳統文化才能得以延續和發展。圍繞這一思路，我們會發現，“生活世界”之于國學以及國學教育的作用主要是為了表現兩個特性:一是需要“國學”尤其是國學教育具有很強的實踐意義，即“強實踐性”;二是需要“國學”及國學教育涵蓋范圍廣，國學要滿足存續于“生活世界”中各類人對中國傳統文化的需求，這是一種“廣對象性”特征。

(一)“強實踐性”是國學以及國學教育發展的最終歸宿

從社會學角度來看，一個理論若要發展就必須從實際出發，不具現實可操作性的理論通常很少能夠對政治決策產生作用。比如，墨家的“兼愛”理念想法很好，它為全社會成員謀福利，但是這種無差別的“兼愛”卻不符合當時封建社會現實情況，所以并不為統治者接受，最終早早沒落。而我國國學要想得到發展、要想重新獲得社會成員的認可，就必須以實踐為前提，看看國學在我國當今的市場在哪里、具體應用模式是什么。就我國當前的情況來看，我國國學或者國學教育的實踐和市場應當集中在兩個方面。第一，國學的市場是要平衡我國市場經濟下的“重利”思想。這是因為，隨著改革開放的發展，“重利”成為一些人頭腦中根深蒂固的想法，隨之而來產生了許多問題，比如商人唯利是圖、公務員以權謀利等，“毒饅頭”“地溝油”“假酒”等案件也層出不窮。在這種情況下，我國古代傳統文化的“淡泊名利”“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等思想就會對這些不好的思想起到抑制和引導作用。第二，國學教育的市場是沿襲著國學的市場而來的，只有加大對于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教育和傳承，才能夠使得這些優秀思想得到更多地認可和普及;而且國學教育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十幾年、幾十年甚至幾百年的時間才能夠完善和發展。這與我國“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的思想相吻合，只不過應當稱為“百年樹思想”。

(二)“廣對象性”是國學以及國學教育推進的根本依據

“廣對象性”指的是價值理論所對應的受眾群體需廣，它包括兩個含義:其一，這個價值理論需要涵蓋當前情形下的大多數民眾;其二，這個價值理論所涵蓋的民眾范圍愈廣則其存在時間愈長［6］。舉例而言，“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便只符合廣對象性的第一個特征卻不符合其第二個特征。它之所以被奉為封建時期的圭臬，一個重要原由在于它宣揚讀書人、士的重要性，這種理念不僅符合當時統治階級的利益，還為一些貧窮的有識之士提供了向上的門路，故此其受眾群體頗為廣泛，成為封建社會的一個重要價值觀念;但由于它只宣揚士而輕視其他階級，所以其對象覆蓋范圍是有限的，隨著時間的發展，這種局限性會愈加明顯，便不能成為適應社會發展的價值觀念了。這種只強調一些人利益的觀念并不能代表社會大多數人的利益，故此只能存在于特殊的社會歷史之中了。國學及與之相應的教育也應當以符合這兩個含義為目標來設定具體措施:首先，它的服務對象一定要廣，不僅包括一些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還要使絕大多數人認同并遵循我國優秀傳統文化，這是一種價值觀的傳承與發揚。其次，要達到這個目的，國學教育就不能僅僅局限在高校教育或者課堂教育上了，而應當采用多種教育形式，比如廣告、影視等，還可以在各個單位開展傳統文化的學習和競賽活動等方式來進行。據上可知，從哈貝馬斯的“商談倫理學”中可以挖掘出“強實踐性”和“廣對象性”這兩個重要特征，它們對國學教育的啟示性意義在于強化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思想引導性作用。也就是說，國學以及國學教育的受眾群體同樣應當是社會全體成員，而非僅僅是高級知識分子或無產階級;而且這一價值理念不能僅停留在口號上，更要融入社會實踐之中，將傳統優秀理念貫穿至社會的每個領域。

三、國學教育中的三種語言路徑

哈貝馬斯的“商談倫理學”為社會交往提供的手段是言語交往，并為其設定了一套具體施行措施“語言有效性要求”:正確性、真實性和真誠性。這一理念在國學教育中同樣適用，傳統文化作為人類歷史活動的積淀，是任何一個社會都不能完全破除的［7］，如何傳承就需要教育工作者的努力了。教育是社會交往的一種，在整個教育過程中語言是一個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如果在國學教育中遵循“語言有效性要求”，則有利于國學更好地推進、優秀傳統文化更好地弘揚。

(一)正確性是國學教育表述的基礎要求

語言的形式是多種多樣的，可以是口頭語言、情緒語言，也可以是體態語言、書面語言。而“正確性”要求更多指的是口頭語言和書面語言，它要求語言文法的恰當與用語的準確。國學教育中的“正確性”要求，也更多集中在口頭語言和書面語言兩個方面。在進行傳統文化的宣傳與發展時，首先需要保證的是所宣傳思想的正確性，包括思想形態要緊跟黨的領導、要與基本國情相一致，即這種思想是積極向上的。其次，在進行具體的宣傳教育時，用語也需準確。比如要對《詩經》進行講解與分析時，就需了解它是自西漢后才被稱為《詩經》的，先秦時還被稱為《詩》或《詩三百》，如果說錯了就會鬧笑話，更起不到教育的作用。

(二)真實性是國學教育表達的客觀條件

“真實性”原則也更多集中于口頭語言和書面語言兩個方面。在國學教育中，“真實性”指的是教育者應當具備客觀描述一個國學或傳統知識的能力。比如，正確描述“孝”的含義，在一些封建衛道士眼中的“孝”是“順”，無論父母的決定是否正確都一概聽之、任之;但是隨著社會的發展，人們越來越認識到，一貫“聽媽媽的話”并不是真正的“孝”，只有從實際出發，真正地為父母考慮才是“孝”。而國學教育者在進行國學教育時也需要具有這樣的辨析能力，剔除我國傳統文化中的糟粕、取其精華。

篇（6）

一、中國古代語文反思性教學思想。

反思內省方面，有“吾日三省吾身”（《論語學而》），“博學而不自反，必有邪”（《管子戒》）；教育教學方面，有“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論語為政》），專門論證學與思的關系，讓學生在學習過程中能夠不斷反思，宋代思想家和教育家更是提倡深思、精思，提出“為學之道，必本于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在學生的全面發展方面，韓愈認為“行成于思，毀于隨”；在教學主體之間的教與學方面，《學記》中有“學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長也”的論述，可知教師與學生在主體間互動的具體實踐中的良性互動，通過教與學的不斷反思，可以促進教師專業成長和學生素養提升。

二、區分反思性教學和教學反思。

按照熊川武教授的概念界定，反思性教學的主體是“學會教學”教師和“學會學習”的學生，讓教師在教學中學會教學的方法和智慧，讓學生在反思中掌握學習的方法和技巧。反思性教學并不是在告訴我們一種具體的教與學的方法，它是一種教學思想、教學哲學和教學實踐，在不停的教學反思中逐步完善和發展。反思性教學以“會教”和“會學”為宗旨，通過教師對教學的反思，改善教學方法、手段和目標，實現教師的專業成長；同時，教師通過反思，豐富自己教育教學策略，優化教學方法和手段，引導學生學會學習、學會思考、學會研究和學會發展，故反思性教學應是“教學的反思”和“反思的教學”有機的統一體。教學反思應是反思性教學中的一個環節，更側重在教學中如何反思，怎么反思，什么時候反思，反思什么，在反思性教學中的非連續性探究和輸出，反思性教學則是貫穿于整個教學中的實踐過程，側重于發現問題，研究問題，解決問題。反思性教學主導思想貫穿于整個教學實踐的始終，是一種方法指導，也是一種教育哲學思想。

三、語文反思性教學與常規教學的差異。

篇（7）

1.當代大學生心理健康的現狀

近年來許多調查表明，我國大學生中的大多數屬心理健康正常者，但也有約占20%的大學生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健康問題。原國家教委曾對12.6萬名大學生進行調查和測試，發現存在明顯心理障礙者達到20.23%；更有資料表明，"在我國80年代中期，23.25%的大學生有心理障礙，90年代上升到25%，近年來已達到30%。可見大學生的心理健康狀況面臨著嚴重威脅，心理健康問題已經關系到大學生的全面發展和早日成才。因此，開展和加強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維護和提高大學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已經成為我國高等教育的一項重要內容。

2.影響大學生心理健康的因素

2.1現代大學生的特殊性

由于獨生子女在大學生中占有較高的比例，加上父母過于溺愛，從而養成依賴性過強，自理能力差，強調以自我為中心，面對競爭、挫折、情感等方面的打擊缺乏承受力。

2.2人際關系不良導致情緒及人格障礙

在大學中，人際關系比高中要復雜的多，要求大學生學會與各種類型的人交往，逐漸走向社會化。但部分學生不能或很難適應，總是以自己的標準去要求他人，因而造成人際障礙。

2.3未來就業問題產生的心理壓力

隨著教學體制改草、大學擴招及雙向選擇就業等，打破人們以往那種上了大學就如同進了保險箱的觀念，取而代之的是素質和能力競爭的人才市場，因而大學畢業生找工作難已是個普遍問題，這勢必導致大學生心理壓力劇增。

3.高校體育教學對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的作用

3.1培養大學生良好的意志品質，塑造健康的心理

體育一般都具有艱苦、疲勞、激烈、緊張、對抗以及競爭性強的特點。體育不僅以其艱苦性來磨練大學生的意志，還在使身體健壯和意志堅強的同時，培育出一個愉悅、開朗、健康的心靈。

3.2緩解和消除大學生的精神壓力和心理障礙

大學生身體活動過程的同時也是自身情緒和情感體驗的過程，其中的表情、行為、意志等都可以真實地反映出來，因而很容易發現存在不同心理障礙的學生。而體育鍛煉有助于緩解肌肉緊張和生活緊張，促進大學生的情緒由消極、殘缺、扭曲向積極、健全、正常方向發展，從而可以化解大學生不良的思想情緒，使體育運動成為一種獨立的精神需要，從而促進心理健康，促使身心和諧、全面、健康發展。

3.3提高大學生對社會環境的適應能力

體育鍛煉是一種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交往的很好形式，能增加人與社會的聯系。通過參加體育鍛煉，會使個體社會交往的需要得到滿足，豐富發展個體生活方式，這有利于消除工作、學習和生活等帶來的諸多煩惱，消除精神壓力和孤獨感。

4.關于高校體育教學的幾點建議

4.1開設體育心理健康教育內容，促進大學生身心健康

體育課程應設置心理健康教育內容，使學生了解心理健康標準，心理健康的影響，掌握心理保健方法，使學生能夠在必要的時候，及時而恰當地對自己的心理狀態進行調整。還可以開設心理咨詢門診，從而預防和排除心理障礙，促進學生個性發展和身心健康。

4.2結合體育運動的實際，加大高校體育教改力度

篇（8）

一

作為言語作品的文章，是言與意的統一體，即將意轉換為言之后的作品。然而，只有納入到教學程序中，文章才成為課文，具有教學的意義。所以，閱讀教學就是教師指導學生由言求意的言意轉換的行為，即將作者的文章還原為作者原本要表達的意。在將言還原為意的轉換過程中，我們常常會遇到對某些言語作品的非精確認知與理解。例如讀舒婷《祖國啊，我親愛的祖國》中的詩句：“我是你河邊上破舊的老水車／數百年紡著疲憊的歌／……我是你簇新的理想／剛從神話的蛛網里掙脫／”。“我”為什么會是老水車？為什么紡著疲憊的歌？歌怎么會是疲憊的？“我”為什么會是剛掙脫蛛網的理想？神話的蛛網又是怎樣一幅具體的圖景？這里邊難以窮盡，大有文章可做，做得越多越細，則越難以刨根究底，證明讀者仍未最后感覺到它究竟表達了什么，仍未真正捕捉住隱藏在言語幕后的內蘊。教師提供一個或幾個答案讓學生對這些詩句所蘊含的真正的意進行“是”或“非”的簡單判斷，總是難免給人一種霧里看花、隔山觀火之感。但閱讀教學終究是引導學生由言求意，怎么辦？只有借助于模糊集合與隸屬函數的方法，求取近似值，將這些詩句視為從歷史、現實角度對“我”與祖國割舍不斷的血肉的整體，讓人去感悟、去意會其深長悠遠的韻味，不必將它的完整畫面與深邃意境肢解為具體的思想與清晰的認識。由此可以看出，閱讀教學所具有的模糊性，實際上是教師引導學生依照言語作品的不確定性進行籠統認知與模糊理解。它以其更廣泛、完美與高效的特征，使學生與課文迅速溝通起來，節約了信息傳遞，并且更自由靈活地誘發學生大腦中表象的聚集，促使學生更深切地把握言語作品整體寓意以獲得更充分的審美享受。

閱讀教學的模糊性，在具體的教學實踐中往往表現為兩種基本形式：一種基本形式是由模糊到模糊，一種基本形式是由模糊趨向精確。

第一種基本形式是閱讀主體（學生）在認識言語作品的類屬與形態時缺乏明晰的劃分而產生的模糊識別，始于對言語作品的模糊感知，終于對言語作品整體的模糊評判。有的學生在課前閱讀課文，大部分讀懂了，有點似懂非懂的味道，覺得作為言語作品的課文是非常美的，“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1］但在上課時聽老師講解分析課文，則味同嚼蠟，原先獲得的難以名狀的美感至此已渙然冰釋。這是因為學生在課前獲得了對課文的模糊感知，而教師卻以抽象干癟的條分縷析取代了學生對課文的模糊評判，使得學生的模糊識別在中途嘎然斷裂。高明的教師總是既尊重、保護學生在初始閱讀課文所獲得的模糊感知，又盡力地去完善學生對課文的最后的模糊評判。如在《藥》的總結課上問大家：“夏四奶奶與華大媽在墳場上相遇，是偶然的呢？還是必然的呢？”經過緊張的思索與暫時沉默之后，學生興奮地舉起手說：“我想起來了”，但回答時又支吾其詞，模棱兩可，甚至前后矛盾。教師肯定了回答偶然者，因為偶然相遇使得課文中明、暗兩條線索在此交匯；同時，教師又肯定了回答必然者，因為必然相遇是小說故事情節發展的結果，明、暗兩條線索的必然匯合要通過夏四奶奶與華大媽在墳場偶然相遇體現出來。感受言語作品的美，往往受個人的閱歷、心理、修養、情趣等制約而顯得靈活多樣，很難劃定一個統一的標準，這正如康德所言：“美應當是不可言傳的東西。”唯其如此，所以，“我們避免兩種極端的做法：一種是關于課文的意思一定都要讓學生說出來；另一種是教師一個人解說課文的內容，說明藝術形象，卻沒有給兒童留下表達自己的思想和感情的機會，而兒童的這些思想和感情正是能夠反映他們對課文的理解和體會的”。

閱讀教學模糊性的另一種基本形式——由模糊趨向精確，是指教師引導學生先對課文進行模糊處理再壓縮、抽象出相對明晰的界限，以便達到對課文較為明確的認識。如教《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一文時，先讓學生在閱讀課文的過程中了解魯迅在百草園與三味書屋是如何度過少年生活的，然后讓學生理解課文的內容。對于該課文的內容理解，可以處理為界限相對明晰的三種認識：A、嘲諷脫離實際的清末私塾教育，暴露封建社會對兒童身心健康的漠視、束縛和殘害；B、真實地再現了封建時代少年兒童入學前后的生活，表達了作者對生氣蓬勃的少年生活的懷戀與追求；C、表現了兒童熱愛大自然、喜歡自由快樂生活的心理，同時對束縛兒童身心發展的封建教育表示不滿。實際上，認識C更切合課文，而認識A與B也不無道理，社會上也有類似看法。明確的認識、精確的評判并不是絕對的，而是有條件的、相對的，只是模糊程度較淺而已。從這個意義上說，由模糊趨向精確只不過是程度較深的模糊向程度較淺的模糊的過渡。

當然，閱讀教學的模糊性并非將學生帶入一個糊涂、迷惘的境地而不可自拔，而是強調、重視學生對課文由言求意的理解應具有豐富性與多元性；是為了打破傳統的單向線型思維模式給學生帶來的壓抑與桎梏

二

在閱讀教學中對課文信息進行模糊處理，并非東施效顰，機械地照搬模糊數學的現成結論，而是有其深刻的內在依據的。我們可以從言與意之間的非一致性、學生認識過程本身、閱讀教學本身的特點這三個方面來分析、揭示其內在原因。

閱讀教學的模糊性是否符合科學的道理，必然牽涉到言與意（語言與思維）之間較為復雜的關系。一般來說，語言的結構單位如詞與詞組、單句、復句分別對應著思維的結構單位如概念、判斷與推理，這就使得語言表達思維活動的產物——思想成為可能。強調語言與思想的一致性，言能盡意，則是將“意”視為“一般人在日常的知性范圍內能把握的名物事理。”反映這種“意”的相應的言語作品在本質上是一種陳述化的文字符號。

但我們也必須看到，言與意之間又存在著深刻的矛盾，具有不一致性。周建人先生在1979年6月13日《光明日報》的副刊《科學》上發表《思想科學初探》，在建國后首次提出“思想先于語言”的觀點。其實，在我國古代浩如煙海的典籍中，往哲先賢早就看到了言與意之間的內在矛盾。《周易·系辭》對儒家的言意觀作了這樣的概括：“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圣人之意不可見乎？’子曰：‘圣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系辭焉以盡其言。’”正因為言無法窮盡意，所以再設立一個“象”來窮盡意，這個意中之象后來衍化、發展為言語作品中的意象。讀者只能尋言觀象，再尋象觀意，由言求意必須經過“象”這個中間環節。《莊子·天道》說：“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揚雄《法言》里也說：“言不能達其心，書不能達言，難矣。”無論是莊子還是揚雄，他們都認為言是無法直接窮盡意的，更無法窮盡紛繁復雜的客觀實在。如果一定要用言去表現永恒的外在客觀，那只能是得其粗略而已：“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莊子·秋水》）正是在這種本質意義上，道家創始人老子才提出了“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的深刻命題，意謂客觀的道可以說得出來則不是永恒的道，而概念能用概念來表達就不是永恒的概念。

意是對外在客觀的能動反映，言要用來傳達意，言則陷入了困境——無法精確地窮盡意。言不盡意，則是因為這個“意”，既是人們窮盡宇宙奧秘、體悟人生真諦時所獲得的某種超驗、獨特的難以名狀的心領神會，又是文學家在神與物游的過程中營造出來并具體呈現在言語作品中的“意象”。涵蓋了“心領神會”與“意象”的意，朦朦朧朧，模模糊糊，閃爍不定，瞬息萬變，它不僅包括了邏輯化的思想，而且包括了情感，更包括了思想與情感的復合體。何謂情感？情感屬于感知的心理領域，是客觀事物對人的作用而引起的肯定或否定，積極或消極的反映或體驗。對于思想，我們可以條分縷析地采用精確的邏輯處理；而對于情感，我們則無法科學地加以量化，無法稱出它有多重，測出它有多長，算出它有多厚。無獨有偶，美國當代語言哲學家莫漢蒂（J·N·Mohnty）也深刻地闡明了這一點：“正是在知覺領域中實在的事物與人·才·完·整地顯現出來。是知覺——而不是思想——給予我們關于其對象的實在感”，“但是，知覺領域總是比較模糊的：它有一個不確定的邊界和中心”，因而，“語言指稱達不到屬于實在的所指的絕對確定性和單一性。”內涵豐富的意大于言，言要借助于“象”去傳達意，則必然會出現言外之象、象外之意，最終往往出現“言有盡而意無窮”、“含不盡之意于言外”，產生言語作品本身的不確指性。

篇（9）

2.教師應持續進行法語教學學習

教師應該不斷為自己充電，進行法語學習，尤其是文化方面的變化，日常積累時不能只上升法語基礎方面，應該重視法語文化方面，多閱讀這方面的小說、多看這方面的電源、多聽這方面的音樂、多關注這方面的網站等等，總之，讓自己愛上法國文化，只有這樣才能深刻理解法國文化，在課堂上能夠更好地向學生展示，提高學生的興趣，進而提高教學效果。

3.法語課堂上多進行法語語境訓練

為了鍛煉學生的能力，可以以課堂討論的方式，討論的范圍主要是法國文化方面，這些也是學生關注和感興趣的，刺激他們多說，還可以模擬法國的日常生活場景，用法語展現出日常生活，通過學生的廣泛參與，既掌握了法語，也熟悉了法國文化，此外，還能夠發現學生身上的文化問題，及時糾正，效果顯著。

4.要求學生課后多了解法國文化

課上，教師可以播發一些積極向上的法國電影和音樂，提高他們的法語文化素養，教會學生如何在有限時間內掌握法語學習方法，這些是書本上學不到的，需要學生慢慢領悟，但是由于課堂上的時間有限，只靠課堂上的有限時間是遠遠不夠的，此外，由于課后的時間比較多，教師多鼓勵學生閱讀法國書籍，書籍能夠反映出一個民族的生活習慣、文化特點等等，還要多看法國電影、多聽法語音樂、多瀏覽法語網站等等，此外，教師可以給學生布置作業，讓學生課下以組的形式查找資料，并進行整理，上課時按組進行匯報，這樣能夠增加學生對法國文化的了解，并且還提升了表達能力，總之，通過這種多途徑的學習，能夠讓學生感受法國文化，深層次理解當地的風土人情和風俗習慣，進而提高自身的法語能力，能夠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5.語法上比較中法文化

由于兩個國家的文化不同，導致這兩種語言的語法句子結構不同，漢語中很多句子沒有主語和謂語,但是法語句子中必須有主語，這充分顯示了兩種語言的差異，尤其法語重形式的特點反映了法國民族文化，因此，教學中比較法語和漢語之間的差異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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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基準課程教學層次該層次的教學目標是完成成人英語教學大綱中所規定的教學內容，達到英語課程的教學要求。其課程屬于基本階段英語課程。

1.2學位英語教學層次該層次的教學目標是在完成醫學成人英語教學大綱中所規定的教學內容，并在達到英語課程教學要求的基礎上，培養學生具備較強的英語應用能力及應試能力，順利通過成人學位英語三級考試，并盡可能取得良好成績。其課程屬于提高階段英語課程。

1.3專業英語教學層次該層次的教學目標是為學生今后從事醫學領域相關的工作打下一定的專業英語基礎，學生所學英語知識將有利于其實際工作，也為選擇該課程的學生將來進一步深造或攻讀碩士研究生打下基礎。該課程屬于拓展階段英語課程。

2英語課程的教學模式

醫學成人英語教學的目標是培養學生具有較強的閱讀能力，具備一定的英漢互譯能力和初步的聽力能力，使他們能以英語為工具，獲取專業所需的信息，并為進一步提高英語水平打下較好的基礎。為此，成人學位英語三級考試主要考核學生運用語言的能力，重點是考核學生的閱讀能力以及對語法結構和詞語用法的熟練程度。這里重點討論學位英語教學層次的教學改革。在教學方法及教學手段上實行傳統的面授教學課程和現代教育技術手段相結合的模式。即在校的面授課程和計算機上的網絡課程相結合的教學模式。課堂面授占總課時的三分之二學時，面授課程應引導學生了解語言內容，綜合語言功能，把講解詞句、結構難點以及英語三級學位輔導內容等語言形式放在面授課程的重要位置上，并把三級考試的相關內容滲透在每次在學校里面授課的內容當中，以便讓學生能夠抓住并掌握考試中的重點和難點，做到心中有數。教學過程中要把學生當作一個主動因素，啟發他們積極思考分析，從他們的思想及語言表達中抓住信息反饋點，進一步了解學生的語言知識的薄弱點并做進一步的加強。在課堂上無論從課文的朗讀到詞語的講解，盡量讓學生們都參與進來，鍛煉他們的綜合分析和表達能力，以盡快提升他們的英語能力和水平。網絡學習內容主要是對課堂教學內容的實際操練，也是面授課堂學習的進一步延伸。每學期學生需要在教師的指導下完成網絡課程訓練，其英語學習任務占英語總課時的三分之一學時。網絡學習內容對應教學大綱中的單元內容和三級水平考試內容，學生需要在網絡平臺上完成每一個單元的學習內容并認真完成網上布置的單元作業，并且在網絡上完成每一單元的測試題目，最終完成規定的網絡學習任務。

3英語課程教學內容改革和教材建設

3.1醫學成人大學英語課程教學課件根據教學內容整理并制作出滿足學生不同層次需求的大學英語完整課件，包括大學英語1~4冊每課授課要點、語法結構、詞匯用法、難句分析及精彩、優美、實用的句式等。以確保在整個英語教學過程中即使授課教師發生改變，但授課時的教學重點、難點的講解及學生的運用仍能得到不間斷的貫徹落實和執行。針對推行的醫學成人專升本英語課程分層次教學，對所選用的教學材料進行調整。保留已選定的教材，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董亞芬主編的《大學英語》以及郭杰克主編的《大學英語快速閱讀》。

3.2擴充學生學習資料為了確保學生有充足的資源進行網絡學習，對教材及學位考試中所涉及到的全部語法要點進行歸納、分類、總結，并配合以相關支撐的大量配套練習題目，如：詞匯（介、副詞，詞組的固定搭配，三級必備詞匯）選擇、完形填空、挑錯、閱讀理解、翻譯（中、英互譯）。收集匯總了近十年的英語三級學位考試真題，并配有相關分析講解及參考答案，自行組卷整套三級題目或模擬試卷供學生學習練習使用。

3.3配套的三級考試輔導教材為了滿足我校醫學專業學生參加英語三級學位考試的需求，幫助學生順利通過三級英語學位考試，應用語言學系增加了校內教材，即《北京地區成人高等教育本科學位英語統一考試輔導用書》，作為配套的英語三級考試輔導教材。書中涵蓋了三級考試中所要求掌握的全部語法點并配有大量的對應練習題目，供學生復習時參考使用。其中包括名詞與主謂一致；常用時態；被動語態；動詞的非謂語形式；虛擬語氣；強調句；倒裝句；附加疑問句；情態動詞；各種從句（主、賓、表、定、狀、同位語從句）；介詞搭配等。此教材先在學校課堂面授教學中進行使用，待使用成熟后再正式出版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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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創新教育在小學語文教學中運用的有效策略

創新教育是一種旨在培養學生創新能力的教育。創新教育的開展需要從創新意識、創新思維、創新實踐以及創新情感四個方面分層次、相互滲透、相互遞進的展開。

2.1創新意識的塑造是創新教育開展的起點

創新意識指的是敢于質疑、敢與標新立異以及敢為天下第一的勇氣。這就要求小學生要不唯師、不唯書，敢于講真話，敢于發表自己的思想。例如，在《陽光》的教學過程中，教師引導學生觀察頭頂的陽光，看是什么顏色？有的小朋友說是紅色的；有的小朋友說是金色。但是有一個小朋友說陽光是彩色的，當太陽公公高興的時候，陽光是紅色的；當太陽公公難過的時候，陽光是灰色的，這時就會有烏云；當小朋友做了好事的時候，太陽公公會笑，這時陽光是金色的。在這樣的氛圍下，學生們展開了對陽光的想象。有學生提問，在不同的季節陽光的顏色是一樣的嗎？為什么在不同的季節陽光會把花草樹木變成不同的顏色？為什么每天都會有陽光，而我們會穿不同厚度的衣服？在這節課中，教師通過開放性的課堂和民主的氣氛，激發了學生的創新意識。

2.2創新思維是創新教育開展的核心所在

創新思維的培養首先需要積極的求異性。小學生在幼兒階段，對世界的認識是充滿想象的，他們會根據人們的感情賦予人物不同的色彩，他們對夢想的回答是獨特而有創意的，他們解決問題的方式富有創意。求異性是創新思維的動力和源泉，創新思維是一種非邏輯性的，一種求異的思維。因此，在小學語文的教學過程中，要注重對學生個性和獨特性的尊重。例如，在以春天為主題的作文教學中，首先引導學生通過發散性思維，以小組為單位描述自己見到的最美麗的春景以及這次春景的經歷，然后引導學生將自己見到的春景用最精美的語段展示出來，并以小組為單位交流這些描寫好在什么地方，最后用自己的文字把自己見到的最美的春景描寫出來。在這個過程中，學生充分調動自己的思維和想象進行獨立的思考，對學生創新思維的發展起著重要的作用。

2.3創新實踐能力是創新教育開展的落腳點

創新教育的開展其根本目標是培養學生的創新實踐能力，能夠引導學生將自己的創新型想象付諸生活實踐中。就小學階段來說，主要包括學生搜集信息解決問題的能力、學生的動手操作能力和對新事物新思想的接受能力。例如，在《兩只鳥蛋》的教學活動中，教師通過PPT的展示引導學生走進動物園的鳥禽區，學生欣賞著鳥類世界，交流著他們所喜歡的鳥類。這時動物園的一個導游展示出一個問題“你知道美麗的小鳥是從什么地方來的嗎？學生見到這樣的題目根據生活中的經驗展開了討論，有的說是鳥媽媽生的，有的說鳥媽媽是生鳥蛋，不是鳥媽媽等等。通過討論，學生基本建立了自己初步的認識。這時教師把前幾天的雞蛋和母雞拿到教室里，學生以小組為單位展開關于課文的學習，并借助課外學習，知道了雞媽媽孵蛋需要的溫度。學生在今后一周的觀察中親眼看到了小雞，知道了保護鳥蛋就是保護鳥類就是保護大自然。在以孵蛋游戲為活動的教學中，學生展開了關于新內容的學習和課外知識的擴展，這樣的教學以學生為主進行學習，充分的提高了課堂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