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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遼闊的羌塘高原
平均海拔在4500米以上,屬高原亞寒帶和高原寒帶氣候。最熱月平均氣溫大部分地區低于10℃,年降水量東南部為200—400毫米,是良好的天然草場;西北部為60—150毫米,為高寒半荒漠、荒漠草原,牧草低矮稀疏,不適宜開發利用。在的主要農業自然資源中,天然草場占全區總面積的92.9%,僅次于新疆,居全國第二位;森林占6.8%,僅次于黑龍江,居全國第二位;耕地甚少,僅占0.3%,但冬小麥、青稞、油菜籽等單產為全國最高。各地因基礎和條件不同,發展方向不一樣。藏東南的熱帶、亞熱帶山地,可因地制宜發展水稻、玉米和茶樹、柑桔、香蕉等糧食作物、經濟乍物和水果,以豐富和提高當地人民群眾的生活。藏東南的森林,具涵養水源、調節氣候的功用,應有計劃的采伐和撫育,發揮以林護牧的作用。雅魯藏布江中游河谷為牧區中的農區,具備高產條件,應大力培養高產典型,多生產糧食和飼料,以促進牧業發展。廣大天然.草場的利用,應注意合理輪牧,避免負載過重引起草場退化,使生態系統失去平衡。綜上所述,生態環境獨特,農業自然資源相對集中,不僅是我國五大牧區之一,也.是重要的后備林基地和一季喜涼作物高產地區。堅持以牧業為主、農林牧結合的發展方向,充分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和自然資源、特別是氣候資源的生產潛力,對提高農業生產水平具有重要意義。
三、農業的未來發展之路
在上文中我們論述了地區的農業生產發展條件,在此基礎上我們針對農牧業自身的發展提出以下發展建議:
1、完善農業基礎建設,建立合理的農田灌溉制度對于農業發展而言,水利是必不可少的,尤其對于地理條件而言,水利設施的好壞直接決定農業發展。所以必須要興修水利以提高農地保灌率,平地筑田以保持水土,改土培肥以提高土地生產力。這樣為農業發展奠定基礎。
2、調整農業生產結構,促進農牧林業綜合協調發展當前的農業發展面臨重重困難,尤其是產業結構發展更是面臨窘境。所以必須要調整農業生產結構,必須強力打造以種植業為基礎、畜牧業為主導、林業為保障的農村農業發展體系。
二、湖南省農業科技產品發展存在的問題
1.農村對農業科技產品的吸收能力不足
湖南省農村文盲半文盲占農村總人口的11.5%,小學文化程度占39.2%,初中文化程度占42.5%。也就是說,農村人口的86%左右文化素質不高,直接影響到農業科技產品的吸收應用能力。二是湖南省大部分地區農民群眾經濟基礎較薄弱,農業科技產品的吸收應用受經濟條件影響較大。三是湖南省農村農業產業發展影響農民對科技產品的吸收應用能力。湖南省廣大農村農業生產和農業產業發展多數處于小規模經營狀態,嚴重制約著農民群眾對農業科技產品的需求,也不利于批量綜合農業科技產品的推廣應用。
2.農業科技產品質量安全問題頻出
近年來,隨著農業科技產品的不斷發展和農業科技產品的大力推廣,我國在提高食物供給總量、改善食品多樣性以及改進國民營養狀況方面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成就。與此同時,重大食品安全事件不斷發生,給人民生命財產帶來巨大威脅。如:農藥化肥大量施用的蔬菜,生長素、化肥催長的魚蝦;飼料中的一些性激素、生長激素、赤霉醇(霉玉米中含有)、興奮劑(鹽酸克倫特)殘留于動物性食品中,人體攝取后可產生致癌后果和激素樣作用,甚至引起中毒、造成死亡;高劑量重金屬微量元素制劑(如高銅、高鋅)使豬皮毛發紅發亮,這些元素在機體內蓄積超過一定量時將對動物并通過動物性食品對人產生有害作用。這都是在農業科技產品快速發展的大背景下產生,我們不能一味追求產量、追求利益最大化而丟掉了農業科技產品研發與推廣的初衷。
3.農業科技產品推廣的力度有待進一步加強
湖南省農業經濟的快發展很大程度上歸公于農業科技產品的貢獻。如雜交水稻技術、保健養豬關鍵技術、溫室養殖、塑料大棚反季節蔬菜栽培等從無到有,從小規模到大規模發展就歸功于技術的推廣。農業技術推廣是湖南省農業科技產品迅速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橋梁,是推動農業科技進步的重要環節。根據筆者調查訪問了解到,目前湖南省農業技術推廣體系在運行機制方面還存在一些問題:一是傳統的推廣方式傳遞速度慢、推廣周期長,合理高效、多元化的農業技術推廣運行機制尚未很好建立起來;二是傳統的自上而下的行政推動模式與農民自主決策之間的矛盾日益突出,農業技術推廣尚未建成有效的載體,科技示范場建設剛剛起步,農村科技市場建設還不規范;三是農業技術服務對產后加工增值、市場營銷、質量標準、綠色品牌、安全生產等重視不夠,不能有效地提高農產品的綜合競爭力;四是區(縣)、鄉(鎮)兩級農業技術推廣事業經費和項目經費緊張,培訓、推廣、試驗難以廣泛開展,技術人員知識更新較慢,為解決經費不足,農業技術推廣單位不得不通過物化服務來創收,削弱了農業技術推廣職能。
4.農業科技產品中介機構市場化水平低
影響農業科技產品的市場化發展的因素既有市場自身的內在因素,又有市場運作和管理等外部因素。農業科技產品市場運行過程中的市場機制不健全,管理滯后,交易主體稀少,購銷不旺等問題就嚴重影響了農業科技產品的產業化。首先,缺乏相應的市場政策法規和配套的管理制度,使得交易行為不規范且形式單一,特別是缺少風險保障機制和風險金融投資政策。而且,在技術合同實施過程中缺少監督和約束機制,無法切實保護技術出讓方和受讓方的利益。其次,聯系購銷雙方的中介組織還不發達,促成交易的技術經紀人數量少,素質不高,管理制度不健全。由于購銷雙方缺乏有效的信息溝通,市場信息流通不暢等因素,使農民無法得到適用農業技術成果的信息,農民的需求信息也不能及時反饋。第三,農業技術市場的利益驅動對農業技術商品提出了特定的要求,只有那些可控性強、見效快的農業科技產品才適于進入市場,而限制了一批不被“技術市場”看好的科技產品,從而成為了農業科技產品發展的又一道屏障。
中南、西南山區降水量豐沛,除秦嶺山地和云南省北部年平均降雨量為500—800毫米外,其余地區一般皆在800—1200毫米以上。鄂湘川粵大小河流眾多,水資源豐富,桂黔滇巖溶山區雖然地表水不多,但地下水蘊藏量大。然由于降水分配不均,加上山區坡陡流急,溪水易涸易漲,使農業生產常遭干旱洪澇的威脅,故要發展生產就需興修水利。然而山區地形復雜,地勢起伏急劇,垂直變化顯著,地貌復雜多樣,水熱條件各異,致使興修水利不易。明清時南方山區各地因地制宜,采用多種形式和設施利用水資源,發展農田水利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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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中國農業科學院院長基金課題“明清南方山區開發研究”的論文之一。
①本文范圍只包括中南、西南山區。東南山區內容參見拙作《明清東南山區的灌溉水利》一文,載《中國農史》1996年第1期。
一、明清南方山區農田水利的發展
(一)湖北丘陵山區和陜南山區
湖北東、西、北三面環山,地貌分屬鄂北崗地、鄂東低山丘陵和鄂西山地三部分,中南部為江漢平原。鄂北崗地和鄂東低山丘陵開發歷史悠久,今南漳、宜城一帶在秦漢時分別修了長渠和木渠,引蠻河水灌田,渠道沿途還與陂池相連。此兩渠歷代皆有維修。唐宋時鄂北和鄂東開墾加快,塘堰修筑漸多。如崇陽縣在唐宋時筑有華陂、石枧陂、白泉陂等。宋代在棗陽縣建平堰,引水渠道跨山澗9處,號稱“灌田十萬頃”。明清時除維修原有塘堰外,還興建了許多小型塘堰。如明前期麻城縣有灌溉塘堰1477口①。黃陂縣水利亦較發達。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卷73稱:“按黃以陂名,而河塘陂堰以萬計是利灌溉。”萬歷《襄陽府志·水利》載全府有陂塘堰湖共1182所,萬歷時比原額新增168所。該府宜城縣的長渠、木渠明清時多次維修,清光緒時長渠灌田4000頃,木渠灌田3000頃,加上東西兩山水田,總計有水田11000頃,豐收年能收粘稻百萬石之多③。湖北中部京山縣、鐘祥縣、荊門州等明清時大量利用泉水灌溉。京山縣位于大洪山山麓地帶,泉水豐富。雍正《湖廣通志》卷76稱:“京山縣地遠多山泉,民引泉為機,堰水為業。”還利用溫泉灌溉稻田,“其收數倍”③。鐘祥縣利用豬龍池等泉水灌溉農田百余頃,縣西又有5泉灌田甚廣。荊門州北20里有南泉,灌田千頃④。
鄂西山區山大林深,以往開發不夠,人煙稀少,明清時期才有了較多的開發。北部荊襄地區,明前期進入的流民達百萬之多,為了加強管理,成化十二年設置鄖陽府,其時開墾荒田達143萬畝⑤。清代人口增加更快,嘉慶年間鄖陽府人口比明萬歷時增加近8倍,荒地繼續得到開墾。山農主要種植旱作物,但在山間平壩和河谷平原也興修水利,發展水稻。如鄖縣“近郊多平原,水田產稻頗佳。”以縣西北30里的武陽堰、縣北5里的盛水堰最巨,二堰修建年代悠久,歷久淪廢,明弘治中知府胡倫主持修復。清康熙十七年又修盛水堰,灌田百余頃⑥。另有橫塘堰等十余處,各堰皆灌溉下種百余石之田⑦。鄖西縣“山嶺之下,多成平壩”,于是在溪水上筑堰引水灌田。如洪武初在縣西北15里筑千工堰,灌田干余畝⑧。清道光時嚴如煜《三省邊防備覽》卷9載鄖西縣有20多堰,“每堰下種百數十石”,產稻較多。故《三省山內風土雜識》謂:鄖西“居民開成水田,連遷逾陌,故其產谷較勝洶陽、山陽諸邑。”竹溪縣“川原乎曠,溪流瀠洄”,清代有官堰等17座,各堰多的灌溉二三百石田,少的亦灌溉數十石田。水田風景“絕似江鄉”,故其米谷之饒,“洵陽、白河客民亦借資焉”⑨。房縣“平原膴膴,溪流清漪”,以潵潵堰最大。明萬歷中知縣朱衣修筑此堰,“鑿石為斗門,大者三,小者三十有五,中為管(涵管)七十余”,以時蓄泄,灌溉上中下畈稻田萬余畝⑩。又有白土等18堰,每堰溉百石數十石田不等。同治《房縣志·水利》稱:“鄖屬六邑惟房猶號裕米之鄉,而稻田灌溉惟恃塘堰。”竹山縣雖“山勢陡窄,鮮膏沃之地”,但縣西寶豐一帶稍平衍建有安河堰等十數處,各堰灌溉數石數十石田。保康縣因山高谷深,水田較少,然亦建有十數處堰,所產稻谷可供縣城之用⑾。此外鄖陽府東面的均州,在明初建石板灘蓄水堰,灌田數百頃,萬歷中知州王家業又主持修治,清中葉時效益仍大⑿。鄂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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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弘治《黃州府志》卷3《惠政》。
②光緒《宜城縣鄉土志》卷4《物產》。
③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卷73《湖廣二》。
④《嘉慶重修一統志》卷342、352。
⑤《明憲宗實錄》卷167,成化十三年六月。
⑥《嘉慶重修一統志》卷349。
⑦《三省邊防備覽·民食》。此山區稻田面積以種計,大約一畝地合下種市斗4升,合倉斗6升7合之數,見同治《房縣志》。
⑧《嘉慶重修一統志》卷349。
⑨嚴如煜:《三省山內風土雜識》。
⑩王世貞:《潵潵堰斗門門碑》,載乾隆《房縣志·藝文》。
⑾《三省邊防備覽·民食》。
⑿《嘉慶重修一統志》卷348。
南恩施地區為崇岡峻嶺,林深箐密的山區,明代清初,這里多數為土司屬地,大部分地方“土廣人稀,荒山未辟”,開發程度很低,雍正年間實行改土歸流建施南府后,“流人麇至,窮巖邃谷盡行耕墾。”主要種植包谷等旱作物,但在“山行平曠處,皆開田種稻”①,開始興修農田水利。如雍正末張沖知來鳳縣,“導浚水源,設甬道(鑿山開成的渠)滋灌溉”,使城西南之地成為膏腴水田。恩施縣亦引九渡溪水灌田②。
鄂西地區明清雖有較多的開發,但水利興修仍然有限,農業以旱作物為主,水田約占耕地的十分之一二。
陜南山區地貌屬秦巴山地。除漢中盆地開發歷史悠久,水利自古較發達外,其余地區到明清時期才得到真正開發。開發大體是從東向西。從河川原地到丘陵低山,直至高寒山地。商洛、安康與鄖陽地區接鄰,明代前期亦是廣大流民的流寓之所,因流民的入籍,明成化時升商縣為州,增置商南、山陽二縣,又劃洛南、鎮安轄于商州。清前期大量流民再次進入秦巴山地,山區進一步得到開發。
商州有丹水流過,下通漢江,清代多次整治航道,疏鑿險灘以利水運。史稱:“丹水自燕脂關東流過說法洞,繞州城南,又東至張村鋪、商洛鎮、龍車寨,經流二百里,兩岸隨地皆可開渠”③。水利的發展還與擅長種水田的流民遷入有關。《三省邊防備覽·民食》謂:“商州,……湖北武黃、安徽潛六流徙之人著籍其間,用南方渠堰之法以收水利,稻田數萬,軍糈之資不勞外境。“但商州除本州水利較好外,其余的縣只有一些小渠堰,各渠堰一般灌田才數十畝,所以水田很少,主要種植包谷等雜糧。
安康地區明代稱金州,萬歷十一年改為興安州,乾隆四十七年因流民的大量遷入,“戶口較前增至數十倍”,遂升為府。清代府屬以“漢陰、平利水利為最,安康次之”。漢陰縣沿月河作渠數十道,灌田2萬2千余畝.清末時有官渠堰19處,民間私堰不下數百處,灌田數十萬畝④。平利縣有壩18處,引水灌田約四五萬畝⑤。安康縣主要在恒河上筑堰,位于龍口的名千工堰,康熙五十六年于龍口南七里更筑一堰名永豐堰,兩堰共灌田千余畝,至乾隆時灌溉面積擴大到萬畝⑥。另外紫陽縣、洶陽縣清代水田亦有發展。道光《秦疆治略》卷65稱:紫陽縣“境內四面皆山,依山之麓除溝窄水陡者,余悉開成稻田,引水灌溉,旱潦咸收。”洵陽縣“居民因勢開堰,雖無官渠,而稻田極多”⑦。
漢中盆地四周都是山縣,明清時始興修水利。南面的寧羌州(今寧強縣),嘉靖初知州李應元“以山民不知水利,特鑿七里堰引水灌田千余畝,獲利甚饒。民自是爭相仿效,凡山間平地有水之處概成良田”⑧。清代嘉慶時寧羌約有渠田萬畝。西面的略陽縣嘉靖《縣志》記載;縣境四面皆有稻田,東路兩河口一帶至小寨西溪止,南路道嶺子一帶至鐵佛寺止,西路橫現河至今竹壩石門河止,北路小八度一帶至五行三川止。水稻業的發展必然建有相應的水利設施。東面的定遠(今鎮巴縣)清代有堰渠多處,灌溉稻田約二三萬畝,以九軍壩產稻最美。然總的來說,該山區堰渠仍少,故《三省邊防備覽》稱;“講民食,留(壩)、鳳(縣)、寧(羌)、略(陽)、定(遠)、洋(縣)均以包谷雜糧為正莊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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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同治《來鳳縣志》卷8。
②《嘉慶重修一統志》卷351。
③雍正《陜西通志稿》卷40《水利二》。
④民國《陜西通志稿》卷60。
⑤《三省邊防備覽·民食》。
⑥雍正《陜西通志稿》卷40,民國《陜西通志稿》卷6。
⑦民國《陜西通志稿》卷59。
⑧光緒《寧羌州鄉士志·政績》。
(二)湖南丘陵山區
湖南北面為洞庭湖區,東、南、西三面環繞山地,中部以丘陵崗地為主,紅層盆地和灰巖盆地沿河呈串珠狀排列。洞庭湖區和湘、資、沅、澧下游地區開發最早,后來又向四水中游丘陵崗地發展,唐宋時期中部丘陵地區修建了不少大中型塘堰工程,明清時堰更加發達,還大力設置筒車、龍骨車等灌溉農田,周圍山地亦興灌溉之利。
在湘江流域:明清時丘陵地區普遍講究水利。如寧鄉縣于明成化間由民謝崇璽等修太陽壩,號稱“灌田萬頃”(實蔭田5千畝)。清代“自乾隆戊戌旱后,鑿井挑塘筑堰蓄水,點滴不肯輕泄,沿河兩岸橫江疊壩駕筒車汲灌,又有手挽曰手車,腳踏曰腳車,隨田高低用之”①。清代時祁陽縣在湘江支流祁江、煙江、清江、白河、白水、三江等河流“兩岸,居民因勢乘便堵筑堰壩,兼用筒車引水灌田不下數十萬畝.”其他小澗支流皆足以資蓄泄,還鑿有眾多池塘,“塘田為最多,堰田次之”,塘田面積超過了堰田。故稱“祁陽宜稻,農皆水耕”②。零陵縣在明代由知縣陳福山“修筑堰塘溉田二百余頃,民賴其利號曰陳公堰”⑧.湘東山地和南嶺山地明清時隨著大量開發山田亦興建多種水利設施。清代平江縣“重梯作壟”“半嶺鑿塘”④。醴陵等縣“多山田,皆資于陂澤池塘灌溉,惟近河設筒車以蔭”⑥.邑中陂塘不下5百余處⑥。攸縣因有陂堰灌溉,多種植早稻,早稻收獲后再種大豆、蕎麥,形成一年兩熟制。山上多開成梯田,種植一季稻⑦。郴州不僅修筑陂堰塘壩,還有“筒車之處動以千計”⑧。桂陽州“山頂上皆田,而頂上多泉,并無旱暎之憂”⑧。永州府明代山田增多.成化中揚崇任知府,“境內山田多旱,崇親視渠堰,連歲有秋”⑩。清代時更“勤于墾荒,山麓皆治”,“墾山為隴,列植相望”。道光《永州府志》卷5載該府水利:“永明(今江永縣)、江華皆賴有陂水,永明之陂五十,其水田較多,江華之陂十有四,其水田較少。……新田山叢地狹,然其南十都為陂五十,其北四都為陂二十有七,大半取資于潭山之春溪,故邑小而稅額多。于永明至八屬,山田可通筧引泉者,每種旱稻。法類區田。取水艱者,純種包谷及雜糧,其用力也少,其收獲也逸。”該府山田已多于平田,“郡境山田十之七,水田十之三。”山田多筑陂引溪河、泉源之水灌溉。
在資、沅、澧流域:明清時除偏僻的湘西一些山區外,多有興修水利的記載。在資水流域,明洪武二十七年工部委官主持修筑邵陽縣鐵塘陂、代陂等⑾。北面的新化縣筒車灌溉普遍,在12條資水支流“沿岸,民設筒車壅壩水激之使自環轉,挹水以灌田”⑿。在沅水流域,明弘治間虞球任辰州府通判,“見高田水涸禾苗易涸,親詣田間,相視水道.令民開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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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嘉慶《寧鄉縣志》卷8《風俗》。
⑧嘉慶《祁陽縣志》卷4引舊志。
⑧雍正《湖廣通志》卷45引(明一統志》。
④同治《平江縣志》卷1《《賦役》。
⑤嘉慶《醴陵縣志》卷4《水利》。
⑥民國(醴陵縣志.水利》引舊志。
⑦順治《攸縣志》卷18《農事》。
⑧嘉慶《郴州總志》卷5。
⑨趙宗文:《教綏民多墾水田論》,同治《綏寧縣志》卷36。
⑩正德《湖廣圖經志書》卷13。
⑾隆慶(寶慶府志》卷3《山川》。
⑿嘉靖《薪化縣志》卷2。
陂塘潴水,民受其利”①。該府溆浦縣早在三國時已開辟序溪(即溆水)一帶良田數百頃,成為宜稻之地。明清時水利更加發達。明成化三年當地民覃希純筑干工壩,灌區起湖田坪迄茅坪村袤三十余里,壩以石筑,至二十一年才成,“引射龍灣水灌田四萬有奇。”清同治《溆浦縣志》稱“邑水利大矣”,所筑工程有球(即圳、渠)、有堰、有塘。除建平塘外,還修筑山塘,“因山為池,于兩山中鑿池使深引泉注之,而塞其口為堤使厚而堅,用以潴水。”如杉木塘等7個塘皆如此筑成,類似今之水庫。山區的陂在溪流上筑壩,主要作用是壅水,而山塘在山谷中筑壩,能蓄積更多的水,山塘的增多說明山區水資源得到更多的利用。上游的沅州府水利亦較好。明萬歷末蔡心一知麻陽縣,“麻陽多石田苦無水,心一相地勢筑陂堰凡四十余所”②。清代乾隆《沅州府志·水利》載:麻陽縣有塘堰130余所,芷江縣有塘堰泉134所,黔陽縣有106所。該府水利設施多樣;府境之水“資以溉田者有二:曰山溪、曰洞泉。壅溪曰堰,引堰之水而入田者曰圳,亦有障堰而蓄水者日陂,通泉曰渠,刳木引渠之水而入田者曰枧,其鑿地而潴水者曰塘,舉具*[奭=斗]塘之水而入田者曰斛,轉輪激水曰車陂,亦曰車堰。”以陂塘堰之利最大。澧水流域的澧州水利也有較多發展。如明成化間俞晝以御史出判澧州,大筑陂堰,“灌田可萬頃”③。然而在永順府、乾州廳、永綏廳和鳳凰廳一帶,史稱“苗地山多田少,種稻谷者無幾,俱種雜糧于山坡”④,還采用刀耕火種的耕作方法,塘堰溝渠很少,筒車和水車亦稀少。南部的靖州“荒山甚多”⑤。水利亦不發達。
(三)四川丘陵山區
四川西部屬青藏高原,以牧業為主,東部為四川盆地,以農業為主。盆地在龍泉山以西為川西平原,中部為方山丘陵山,東部為平行嶺谷區.盆地四周圍繞著海拔1000—3000米的山地。明代之前四川主要在川西平原興修水利工程,南起樂山。北到綿陽的水田農業區秦漢時已形成。其余地區多山丘,唐宋時得到較快開墾,但多開成畬田種植旱作物,只沿河兩岸引水種稻,南宋時川中始修筑梯田植稻。明代人口和耕地均未超過唐宋盛期,開墾記載較少,但農業技術有所提高,在川中、川東丘陵區多有興修山灣塘堰的記載。清代四川人口大增,大量開墾山丘地,提倡興修水利,山丘區水利有了較快的發展。
明代川中的合州(今合川)、中江、遂寧、富順、井研等州縣都有興修塘堰的活動。合州在明洪武時修筑塘堰150處⑥.中江縣于成化二十年由知縣王皋主持興修陂塘⑦。遂寧縣在嘉靖時太史楊名撰有《勸農亭記》,稱“陂塘溝港潴蓄水利各宜及時用功浚治”等語⑧。積極倡導水利。富順縣北10里的朱家堰,為明代創置⑨。在井研縣,嘉靖時知縣蕭溥筑高灘、潺泊二堰,其后知縣杜如桂興建塘堰更多⑩。川東明代時只有部分地區水利發展較快,如成化四年唐博知巴縣,“相地筑塘堰凡百有七十所,巴人賴之”⑾。在江津縣,“明嘉靖中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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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雍正《湖廣通志》卷46。
②乾隆《湖南通志》卷105《名宦》。
③雍正《湖廣通志》卷46《名宦志》。
④乾隆《乾州志》卷4。
⑤同治《綏寧縣志》卷36。
⑥萬歷《合州志》卷1《陂塘》。
⑦嘉慶《四川通志·政績》。
⑧乾隆《遂寧縣志》卷2。
⑨光緒《敘州府志·水利》。
⑩光緒《井研縣志·建置》。
⑾道光《廣西通志輯要》卷4。
令楊元吉勸農修塘堰車閘五百七十五座”①。又正德《四川志》記載:長壽縣有堰47座,塘1283口;涪州有堰153座,塘1363口;豐都縣堰4l座,塘253口;忠州堰116座,塘162口;新寧縣堰11座,塘127口。而其余州縣水利興修甚少。
“蜀自明季兵燹之后,戶口凋殘八九。”清初在四川施行獎勵墾殖的政策,吸引大批外省窮人如楚陜閩粵之民遷入四川,形成移民湮沒土著的現象。康雍時四川棄荒地已得到墾復,乾嘉時進入大量擴殖山丘的階段,同時積極修筑梯田,發展農田水利,促使旱地改成水田,水田移上山丘。
川中地區,在岷江及支流沱江流域,雍正十三年井研縣令黃光燦令民在旁田隙地掘陂塘蓄水,共掘塘千余區②。仁壽縣于乾隆三十二年筑成古佛堰,灌溉華陽、彭山、仁壽3縣田14000畝③。資陽縣“縣屬水田全藉塘堰以資灌溉,其用力少而成功倍者惟筒車為最。”咸豐《資陽縣志》載有塘堰26座,而筒車堰僅資溪上就有96座。清中期內江縣有堰共158所④。以上是資州的水利情況。嘉定府塘堰亦多;同治《嘉定府志·水利》載所屬犍為縣為堰共45所,其中新建24;塘8l所,其中新建19。榮縣有堰187,塘1768,其中新建739。威遠縣有塘642,其中新建253。在嘉陵江流域,以綿州、潼川府發展塘堰較多。綿州在乾隆中開翥鶴堰,灌下游山田數萬畝;嘉慶十七年修治涪翁堰。灌田l萬畝;還有史君堰,亦灌田l萬畝⑤。潼川府的三臺縣在乾隆二十八年至三十四年由熊綿及其子熊升龍先后建成惠澤堰,灌溉潼綿二屬田16500余畝⑥。嘉慶十五年至二十年知縣沈昭興倡捐修復永成堰,計可灌田2萬畝⑦。射洪縣在乾隆二十五年由縣令何辰主持修廣寒堰,堰壩用石砌成.石縫熔鐵汁灌之,溉田3千畝⑧。光緒《蓬溪縣志》卷11載縣內有堰溝241條,堰塘165所,其中聚星堰由知縣劉善源筑于同治十年.遂寧縣西南有廣濟堰,康熙五十八年知縣施士獄修筑,乾隆二年改建成石堤,約灌田萬畝。縣東北有永濟堰,乾隆九年知縣田朝鼎倡修,在射洪嘴溪水上筑堰,灌溉楊渡壩田2萬余畝。乾隆時全縣共修堰130余處⑨。乾隆七年尤秉元知樂至縣,勸民開溝筑堰。道光時統計樂知全縣有堰共444所⑩.乾隆二十一年安岳縣令江伍圓諭民修筑堤堰,共建塘堰2126處⑾。潼川府一帶是四川有名的少水干旱區.清代努力興修水利,較大地改善了農業生產條件。川中其他州縣,清代亦多有興修水利的記載。繁不勝舉。
川東地區;長江從該區中間穿過,低山與谷地平行相間排列,故“川東一帶率皆田高河低,不便引水作堰”⑿。清代時努力克服地形困難,發展塘堰和水車灌溉,其中以重慶府水利興修最多。在巴縣,雍正元年開宋家溝南北堰,灌田約萬石⒀。乾隆時知縣王爾鑒倡修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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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光緒《江津鄉土志》卷1。
②光緒《井研縣志》卷4《建置》。
⑧光緒《資州直隸州·水利》。
④嘉慶《內江縣志》引舊志。
⑤同治《直隸綿州志》卷lO《水利》。
⑥民國《三臺縣志》卷2《堤堰》.
⑦光緒《潼川府志》卷4《堤堰》。
⑧嘉慶《四川通志》卷23《堤堰》。
⑨乾隆《遂寧縣志》卷3《水利)。
⑩道光《樂至縣志》卷11《水利》。
⑾道光《安岳縣志》卷6《堤堰法》。
⑿道光《江北廳志》卷2(水利》。
⒀民國《巴縣志》卷2《塘堰》。
利,“巴之堰。指不勝屈,巨者182,舊塘587,新塘1719”①在永川縣,乾隆十九年單思邁知永川,筑堰300,塘數百處。乾隆以后,“堰倍于前,塘數十倍于前,合計堰700余,塘2800余處,水利從此大興”②.在江津縣,乾隆十九年邑令王政義、二十九年黃正澄先后奉文陸續新修渠堰97道,開筑新塘238口,補修陂塘157口,并修淤塞陂塘87口.三十年全縣計有塘堰1154口,三十年以后新添塘堰不下1500③。在涪州(今涪陵縣)。嘉慶間筑橘子董大堰,灌田數千畝,道光初又筑散水壩、馬灘河堰,效益亦大④。有的縣清代時塘堰少,就架設龍骨車灌田。如定遠縣,“定邑無堰,春水稍遲,民皆用龍骨車引水層疊逆上數十丈”⑤。夔州府的開縣、萬縣,清代亦發展灌溉種植水稻。“夔府產稻之鄉首開縣,次萬縣。”水稻多種在平壩地區。開縣沿東溪兩岸用筒車灌溉沃田數百頃,縣西的臨江市又有水田數百頃⑥。“萬(縣)臨大江多溪河,里甲塘堰之數不可勝計。其地大半山田而為腴米之鄉”,小塘尤多達5千余⑦。又奉節縣在乾嘉間,里人王天成相度地宜,傍山修堰,引九眼龍洞泉水,邐迤六七里,名七里堰,沿岸開田二千余頃,約出稻谷干余石⑧.此外清代時該府一些平壩地區排水不暢,因此進行了排澇工程.如奉節縣南岸齊峨山壩地,巫山縣坪壟壩和大寧縣(今巫溪縣)羊喬壩,四周為山環繞,溪流從暗洞排水于外,由于山地開墾后水土流失加重,使消水洞出現淤寒,清代多次進行疏浚工程。
川北、川南地區:川北水利多數地區從清代始興。如龍安府石泉縣:“民業山,唯種蕎麥充糧”,乾隆中石泉知縣姜炳璋,“因教以注水作堰法,民遵行之,始知有水田利”⑨。保寧府的閬中縣。嘉慶二十四年。川北道黎學錦在城東北2里筑石壩.開通濟渠,以灌負郭田;又制筒車引江入渠,濟冬春之不足,“環閬舊無堤堰,茲渠成而水利始興”⑩。東面大巴山區,“連山疊巘,絕少平原”。清代“巴(今巴中)屬之民多楚黔流徙,善于開墾土山,無石則旋繞挖作水田,故梯田甚多。”乾隆時在南江縣北大壩地方,筑壩開渠,營治稻田⑾。光緒《太平縣志·風俗》稱;“昔為老林,今雖多半開墾,然地氣高寒只宜洋芋包谷,低處依山鑿田引水作堰,故種稻者三,種雜糧者七。”可見川北地區清代多有開墾,還修筑梯田引水種稻。但因山多而高,糧食作物還是以旱作為主,主要在低處及平壩地方興修水利。經營稻田。川南敘州府在清代也有開發,各州縣多興修塘堰灌溉,以宜賓、南溪修建較多。其南溪縣合堰,光緒間修,可灌田萬余畝,又有海棠堰,灌田6000余畝。此外興文縣除修堰外,還架設筒車灌溉,架筒車的河稱之為水車河。因敘州府為四川邊地,清代設屯兵守戌,屯兵亦從事開墾活動。雍正八年胡漪任雷波廳衛守備,令民開墾田疇,教以播種,又在北門外修筑堤堰,引龍洞泉水,灌溉大壩田數千畝,此處“初猶土也”,是種植旱作物的,興水利后改種水稻⑿。川南少數民族居住的山區清代水利亦得到發展。如乾隆元年改酉陽土司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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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乾隆《巴縣志》卷2《水利》。
②道光《永川縣志》卷2,光緒《永川縣志》卷2。
⑧光緒《江津鄉土志》卷1,民國《江津縣志》卷l。
④同治《涪州志}卷1,民國《續修涪州志》卷3。
⑤道光《重慶府志》卷1《山川》。
⑥《三省邊防備覽》卷9(民食》。
⑦同治《萬縣志》卷9《地理志》。
⑧光緒《奉節縣志》卷8《水利》。
⑨嘉慶《四川通志·政績》。
⑩道光《保寧府志》卷9《堤堰》。
⑾《清高宗實錄》卷733,乾隆三十年三月。
⑿光緒《敘州府志》卷6《水利》。
酉陽直隸州,開發加快,乾隆十五年李光爽任酉陽州,“教民辟荒菁,興水利”①。之后新修了一系列塘堰。該州秀山縣巨豐堰筑于乾隆三十二年,永豐堰筑于嘉慶二年;黔江縣據道光六年統計,舊有蓄水塘114口,新開塘58口,舊有堤堰101道,新修堤堰62道②。瀘州的九姓鄉是土司地,清代康熙初長官司吏目黃飛龍修土地巖大堰,灌田千畝;乾隆十三年長官司任戶烈修得用堰,灌田5百余畝;嘉慶十六年長官司任清修太平堰,長15里。灌田6百余畝③。彝藏少數民族聚居的寧遠府,原來多利用天然溪泉灌溉,清后期在官吏的提倡下亦修堰興利。咸豐《冕寧縣志》卷5稱:“前此資挹尚少,近由官吏倡導漸多砌堰。”
明清時四川水利最發達的地區仍為川西平原,其他山丘區水利明代主要發展川中、川東塘堰水利,清代時四川各山丘區水利皆有不同程度的發展。但山丘區地形起伏。修筑的塘堰規模小,灌溉面積仍然有限。清代為了提高糧食產量,大力提倡種植水稻,以滿足日益增長的人口需求。但四川氣候冬干春旱,水稻插秧時期往往缺水,為了克服塘堰灌溉的不足,于是從雍正乾隆起開始推廣“冬水田”種植制度。冬水田在秋季收獲水稻后,即收蓄雨水,以備翌年春季插秧之需。冬水田實是一種大面積上的蓄水工程。冬水田田塍一般高1尺左右.但匯集徑流多的地塊,往往筑有2—3尺高的田塍。此類冬水田稱為囤水田。它在春季可供附近二、三畝干田整田插秧需水.其放水后仍可種植一季稻谷。清代四川由于梯田開辟增多,冬水田在山丘區分布很是普遍。《三省邊防備覽·民食》謂:川東“楚粵僑居之人善于開田,就山場斜勢挖開一二丈三四丈。將挖出之土填補低處作畦,層壘而上,綠塍橫于山腰,望之若帶,由下而上竟至數十層,名曰梯田。山頂不能作池則就各層中田形稍大者深耕和泥不致漏水。作高塍二三尺,蓄冬水以備春種之用。如平地池塘,然其泥腳深頗能耐旱.”道光時王培茍講;四川“江流不經之處,甚多山田,層累而上,山上可種稻,遍山皆稻田。直至山頂,層層如梯”④。山田修筑水利工程不易,但“山田蓄積冬水亦可種稻”⑤,因此清代四川的梯田多發展成冬水田。冬水田“分散蓄水,分散用水”,彌補了山丘區塘堰等水利工程有限,分布不廣的缺陷,適應了當時生產力發展的水平。對四川農業生產影響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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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嘉慶(四川通志·政績)。
②同治《酉陽直隸州總志》卷4規建志。
③光緒《瀘州九姓鄉志》卷1《山川》。
④鄔慶時:《聽雨樓隨筆》卷5。
⑤嘉慶《眉州屬志》卷9《風土志》。
(四)粵桂丘陵山區
廣東丘陵山區最早開發的是一些交通要道地。宋元時期由于中原人口的南遷開發加快,興修水利的記載增多。明代“以中州謫戍之民填實嶺表衛所,于是州縣城廓之民大都非百粵之舊”①。當時主要開發珠江和韓江三角洲,但山丘區在地方官的倡導下亦有水利興修的活動。清代一再頒布鼓勵開墾山場荒地的政策,于是粵東山丘區普遍得到開發,各地皆修筑陂塘堰壩,并引泉架車灌溉農田。
粵北山區:南雄州在明洪武年間修筑保昌縣陂塘9所,始興縣陂塘7所。之后永樂、成化、嘉靖年間皆有修筑②。清代所筑陂塘更多,嘉慶十七至二十二年間,南雄知州羅含章倡捐并督民新建水陂13座,修復14座,新開塘97口,共溉田2.1萬多畝③。道光時程含章在南雄“嘗開陂塘五十有三矣”④。韶州府樂昌縣在洪武二年由知縣索彥勝筑官陂,灌田百余頃,清代順治時改建為石陂⑤。據萬歷《廣東通志》卷27統計,韶州府共有陂塘圳泉457處。西面的連州在明代永樂間筑陽山縣黃村陂、連陂、中峒陂、大陂、朝頭陂等;景泰間又筑龍板陂。粵北山區自然條件差,水利的興修使部分地區農業生產的條件得以改善。
粵東山丘區:明代因經濟發展的需要,新設置了許多州縣,如和平縣、長寧縣(今新豐縣)、永安縣(今紫金縣)、連平州、饒平縣(治下饒)、大浦縣、平遠縣、鎮平縣(今蕉嶺縣)等。這些山區州縣或多或少都有水利興置。如饒平縣嘉靖時有陂38所,但和平、永安、長寧等山邑“作渠導水不藉陂塘”,而是“沿長溪作轉輪車取水上渠,其渠大小五十余所”⑥。西邊的河源縣水利以圳為主,“往往以一圳而灌數十百頃,無憂于旱也”⑦。粵東的嘉應州(治今梅縣)水利也好。有蒿窟湖在州西南7里,周2里,深7尺,水利甚溥,開有39圳引湖水灌溉;新菴塘,塘周1150丈,溉莆心、楊古狀、白土三鄉田;五官塘,明正德中筑,溉州東南沿山田3千余畝,康熙三十三年又修。又長樂縣(治今五華縣西北華城)清代所筑水利工程較大,如周琯圳,位于縣南50里,縣人周琯所鑿,泉流30里,灌田萬余畝⑧;鐮子角樹攔土陂,道光二十一年鄉人凌華倡建,灌田千余石。可見粵東水利在明清時得到較多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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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嘉靖《德慶州志·提封志》。
②嘉靖《南雄府志·提封志》,嘉靖《始興縣志·陂塘》。
③道光《廣東通志》卷119。
④程含章《與所屬牧令書》,賀長齡《皇朝經世文編》卷38。
⑤同治《樂昌縣志》卷3《水利》。
⑥萬歷《廣東通志》卷34,萬歷《惠州府志》卷6。
⑦乾隆《河源縣志》卷10《水利》。
⑧嘉慶《重修一統志》卷456。
粵西山丘區:肇慶府和羅定州有西江從它們境內流過,水利條件較好,開發也早,明清時繼續發展。據萬歷《廣東通志·水利》載:肇慶府新興縣有陂6,其中筑于洪武間的有云區陂,灌田60余頃;羅馬陂,灌田40余頃;觀登陂,灌田70余頃。景泰五年又筑黃莫陂,灌田120余頃。上代已建明重修的陂有馬菴陂,灌田100余頃;社墟陂,灌田500余頃。康熙《肇慶府志·水利》載山區縣的陂數:新興縣陂7、陽春縣13、恩平縣10、廣寧縣19、封川縣16、開建縣31陂共灌田300頃、德慶州13陂(其中5陂筑于明代)共灌田702頃。以上陂灌溉面積都較大。又據《嘉慶一統志》卷448記載,德慶州還有新村塘等13所塘,皆修于康熙年間。羅定州于明萬歷五年升瀧水縣置,領東安(今云浮縣)、西寧(今郁南縣)二縣。此二縣“層巒疊障”,多徭僮之民,萬歷五年設縣后,閩廣之人多移籍于此,開墾田地興修水利。早在弘治二年翟觀知瀧水縣,已“辟荒田九百頃,鑿水圳四十八”①。以后萬歷十四年,西寧知縣林致禮又開東、西圳,“鑿山通圳,繞郭東西數十里”,灌田百余頃②。清康熙《羅定州志·陂塘》載:州有陂27,其中四寺陂最大,灌田15106畝;東安縣有陂36;西寧縣有陂10,還有東、西兩圳。高、雷、廉(今屬廣西)等府除雷州半島為臺地平原地貌,宋元時已大力開發水利,明清時水利較發達外,其他地區山深土曠,明清時才真正得到開發,尤其是乾隆后山場荒地開墾迅速,但由于“山崗磽瘠者居多”,“無泉源可資灌溉”,水利興修仍是不多。據萬歷《廣東通志》記載,高州府共有陂塘163所,另有障田的堤岸和圩岸27條,但無大規模興修水利的活動。廉州府棄地更多,水利處于初創階段。如嘉靖間張岳守廉州,“廣為陂池,教民稼穡,當時田疇之利開于公者十常八九。”府志載有8個陂塘為張岳倡筑。然清初,因“兵興以來,地多荒蕪,民多逃亡”,當地人民仍“未諳引灌之法”,即使近水之地亦只墾辟成“地”,種植旱作物,而未墾成水田。之后地方官積極倡導水利,如乾隆時知府周碩勛特雇工匠造水車作示范,督臣班第又制造水車分發到合浦縣試演。還募江南熟習農業之人來廉州府城附近開成水田50畝以為倡率,鄉民于是得知水田營治之方法,重視耕種水田,乾隆十九年合浦縣共承墾水田3640畝③。以后廉州府修筑陂塘、堰壩漸多,水田也漸增多。道光《廉州府志·水利》稱:“迄嘉慶至今種田之法更為精密,凡海匡以及坡地皆可插秧,即嶺蛹淡田多以灰糞培植,故其收成視常有加。”道光《欽州志·輿地》亦稱:“前此不糞不耘,今則先冬犁田以曬雪,當春進糞以插秧,……附山者鑿溝筑壩,在原者鑿井開池,近水者制車造桔或引灌。”由于講究水利、施肥和精耕,因而促進了水稻生產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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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嘉慶《廣西通志》卷250。
②康熙《羅定州志·陂塘》。
③道光《廉州府志》卷11《水利》。
海南島山地臺地區:海南島沿海多臺地,中部有五指山和黎母嶺。瓊山縣因臨近雷州半島,地形又較平坦,故首先得到開發,宋元時即修有渠塘水利。明代水利擴大到沿海四周的臺地。因“瓊郡田多倚山墾辟”,故其水利設施大多具有山丘區的特征。正德《瓊臺志》有較詳的水利記載,以瓊山縣水利工程最多,有26處,其中邁容車壩,“絕溪筑柵作水車升水灌田千余頃。”此水車應為筒車之類。其次是崖州有17處,其中椰根陂、湳乙溝、水南溝、桶井、達隴溝、埋鵝陂皆各灌田100余頃,仰重溝灌田200余頃。其他州縣如澄邁、臨高、定安、文昌、會同、樂會、儋州、昌化、萬州、陵水等都有陂、塘、溝(渠)、壩、泉等水利。而儋州有幾處水利效益較大,如大江,源自沙鍋嶺,蜿蜒百余里入海,沿江兩岸皆截流作堰,架車灌田千余頃;湳丹壩,元末酋長陳薦觀疏通泄于大江,明正統二年縣丞何暉復筑壩,灌田干余頃。又德義泉、那細泉皆灌田百余頃。島中部的黎族多居住在山間盆地和河谷平壩,“熟黎地多水田”①,黎境河流四布,引水至為便利。有諺云:“東路檳榔西路米,蓋郡東界田不及西界,故荒年多取充給于西,西界田不及黎田,故河下每日米船多出黎村”②。清代在海南推行招農墾荒政策,大陸移民在嘉慶后大量遷入海南島,部分移民深入山區,開辟山地。同時黎族所居的山區亦進一步開墾,多辟為稻田。張慶長《黎岐紀聞》稱;黎族“依山澗為田,脈厚而水便,所獲較外間數倍。”水利多取自然之水灌溉。
廣西除郁江流域平原外,其余地區廣布山地丘陵。明清時開發加快,明代采取招民開墾、移民屯墾等措施促進了農業生產的發展。清代仍實行鼓勵墾辟的政策,尤其是雍正間實行改土歸流后,外省人口得以大量移入廣西,還遷入到桂西少數民族居住區,把漢族的先進生產技術推廣開來。由于努力墾殖,廣西耕地面積不斷增加,清初為733萬畝,嘉慶時增到920萬畝。在地方官員的倡導下,山地丘陵區興建了不少陂塘堰壩水利工程。
桂東北山地:明洪武年間先后兩次大修桂林府興安靈渠,恢復了漕運的暢通,并可“溉田萬頃”③。永樂、成化間又修筑。清代修浚靈渠達10多次。靈渠是明清時廣西的重點工程。府南的陽朔縣灌溉也較好。康熙《陽朔縣志·田土》中將“田”分為四類,皆有灌溉設施。文中說:“陂田,平疇沃壤得水最先,澇旱無憂;車田,平疇沃壤枕近河旁田,因車激水,潦旱無憂;山田,高原峻壟鑿水通畝,常憂旱魃;坑田,山徑之間因泉墾地常憂澇。”該縣小河甚多,故以筑壩成陂引水和架筒車提水的水田占多數。而府北面的全州明代時開發還不夠,到清代時才漸開墾。康熙時“耕作既久,林蓊漸盡,山原曠土,遍布墾種,……無復昔日梟獍之慮。”康熙《全州志·水利》載:本州有陂塘35座,所屬灌陽縣有塘壩陂32座。全州還多泉水,灌田甚多。平樂府的富川江、荔浦河一帶宋代已利用此兩江水灌溉田疇,明代因江水泛濫,“兩江左右棄田萬余頃”,嘉靖間廣西參政曾存仁“召民佃作,且度其受水多寡為石堤以備旱潦”④。清代荔浦縣還在瀕江之地筑壩架車灌田。有山國之稱的富川縣清代因地制宜采用多種方式引灌農田,“西山流高借勢開渠灌溉為沖田;其流遠崖高者筑堰灌水為壩田;東山泉涌分流灌溉為井田;平岡汙澤筑堤蓄水留壩以時泄潤為塘田;至若江流岸高堰水不及則塞壩激水架筒轉車以灌潤為車田;又有高曠之處墾種稻谷旱禾,乘春多雨早種早收,無雨則或用斗戽或用桶吊或用桔槔”⑤。此外恭城縣、平樂縣、永安州(今蒙山縣)等多利用溪河筑壩灌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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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萬歷《廣東通志》卷70《外志》。
②正德《瓊臺志》卷7《水利》。
③《明史》卷88《河渠志六》,此處“頃”應為“畝”。
④嘉慶《廣西通志》卷250。
⑤乾隆《富川縣志》卷1《水利》。
桂東南山地丘陵:該地明清時努力興修水利發展水稻生產.如梧州府的懷集縣(今屬廣東省)明嘉靖間在懷溪南倡筑僮家陂,萬歷末被水沖壞重筑,灌田百余頃。萬歷十年還鑿石開圳引天馬山泉水灌田。乾隆《廣西通志·山川》載懷集縣有41個陂塘。該府容縣在嘉慶年間修筑的思登陂、李家陂、水源陂、石村陂皆灌田百余頃以上。同時期蒼梧縣在江水上筑陂架車灌溉者有6處,共灌田400余頃,另外還有10陂①。乾隆《梧州府志·水利》稱:“梧郡田壤多倚山距河亟需水利,故灌溉之術農民百計講求,甃磚以引之曰圳,架竹通之曰筧,樹柵畚土以潴之曰陂。”郁林州(今玉林縣)水利亦較好。明洪武二十七年鑿郁林州北流、南河二江灌溉②。清后期有水灌溉的農田所占比例較高。光緒《郁林州志·陂壩》載:“郁林州田畝有陂壩水灌溉者謂之陂垌,無水溉者謂之旱垌。旱垌十之六,陂垌十之四。”即灌溉面積占田畝總數的40%。與其他山區州縣相比,這一比例是較高的。南寧府的橫縣在明代水利就不錯,農田中多塘池,還引溪澗水灌溉。嘉靖時王濟《君子堂日詢手鏡》載:“吳浙農家甚勞,橫之農甚逸。其地皆山鄉,有田一丘:則有塘潴水,旱則決塘竇以灌。又有近溪澗者,則決溪澗,故橫人不知有桔槔(水車)。”城內還設有魚塘360口。府治宣化縣(今南寧市)亦多有水利興修。明嘉靖十五年至十六年,知府郭楠先后重修銅鼓陂(永樂二年筑)、川山陂、龍門陂三大陂塘,灌田共300余石③。清康熙間知府趙良壁又帶領民眾于天瀑江筑堤堰壅水灌田④。
桂西山地丘陵:以往開發不夠,明清時才得到較多開發,興修水利記載漸多。桂西又多壯、瑤、苗等少數民族,這一時期土司州縣也興修了一些水利。思恩府“初僅八百余戶”,“瘴霧昏塞,薄午始開”,經明代開發后,“今治四野寬曠,軒豁秀麗”,“江水既通,商貨輻湊,益比內地矣”⑤。清·道光時李彥章治思恩府,“于郡南之江上,大開水田,試種早稻,求是種而栽焉。蓋自道光八年始,自是郡中既得再熟,種者漸多。”并制造水車,取水灌溉⑥。該府賓州(今賓陽縣)明清時水利修筑較多。永樂三年州判王成美督筑新官陂,溉田2000余畝。萬歷十一至十三年,知州饒敬承于州城南的室水上堆石筑堰,建閘6座,以激水灌田,并疏浚水道30里,以便通航。萬歷《賓州志·陂塘》載:州有陂66,塘4;所屬上林縣有陂35,塘3。府南武緣縣清代時在8條河溪上筑堰架車,共灌910頃農田⑦。太平府的崇善縣“山石綿延,巉崖險竅”,明正德時土官趙琯筑崇善水陂,嘉靖時又修。嘉靖二十七年知府周允又籌修平峒水陂。慶遠府宜山縣于乾隆十五年借司庫銀2400兩,給各墾戶以為工本,在縣城東南20里的洛潢河筑壩修堤,到乾隆十九年,“茲堤壩石工俱已告竣,實丈得可墾田六千二百余畝”⑧。然總的來說,桂西開發程度比桂東低,水利興修也有限。
明清廣西水利發展的特點,我們可據嘉慶《廣西通志·山川》的水利工程統計數作些分析。據統計廣西(不包括廉州府)共有水利工程1179處(包括郁江流域平原的藤縣、平南、桂平、貴縣共55處),其中河溪溝307、湖潭20、陂堰548、塘池121、渠圳5、井泉105、江河筑堰架車條數73。這些統計數字雖然不完全,但仍可看出廣西水利的特點:①因廣西山丘分布廣泛,為了攔蓄河溪水灌高田,多在河溪上修筑陂堰,成為重要的灌溉設施。②廣西河流眾多,集雨面積在5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有937條,其余小河小溪更多,這些自然河溪水資源得到了頗多利用。③廣西泉水和巖洞地下水豐富,引泉或鑿井出泉灌溉很是普遍,井泉數量約占工程總數的10%。④明清廣西筑堰架設筒車灌溉發展很快,20多個縣都有此設施,廣布在桂中、桂東南、桂西南地區。筒車設置在坡陡流急的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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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嘉慶《廣西通志》卷117。
②談遷:《國榷》卷10。
③嘉慶《南寧府志》卷3《陂塘》。
④嘉慶《廣西通志》卷118《山川》。
⑤蘇浚:《廣西郡縣志》,《粵西文載》卷11。
⑥李彥章:《江南催耕課稻編·早稻之法》。
⑦嘉慶《廣西通志》卷117。
⑧《清高宗實錄》卷455。
(五)云貴高原山區
云、貴地區高原山地分別占兩省總面積的94%和95%。明清以前開發不夠。云南惟滇池、洱海壩子一帶農業水利較發展,而廣大山區分布著眾多的少數民族,人煙稀少,耕作山田多采用“刀耕火種”的方法。貴州省建制較晚,到明永樂十一年才設立行省,建省前經濟發展緩慢,水利只興修了少量的陂塘。明代在云貴地區大量設置屯田,移民開墾。云南明代屯田最多時曾達126萬多畝,占全省在冊總耕地面積的42.5%。故正德《云南志》稱:“云南屯田最為重要,……今諸衛錯布于州縣,千屯偏列于原野。”貴州設有20衛,共有屯田95萬余畝。明代興修水利多與屯田有關。清代移入云貴的漢民更多,水利興修也更多。
云南高原山區:明代主要在滇東南盤江流域興修水利.滇東高原盆地(壩子)和湖盆眾多,著名的如滇池、陽宗海、撫仙湖、星云湖、杞麓湖、異龍湖等,明代皆進行了治理利用,如浚鑿尾閭、整治河道以排泄洪澇水,修筑堤壩,開挖渠溝以灌溉農田(滇池水利不在本文范圍)。陽宗海位于云南府宜良縣西35里,湖周70里。明代建有湯池渠和文公渠兩項水利工程。縣西北引湖水的舊湯池溝,“廣不盈尺”,灌溉面積很少。洪武二十九年西平侯沐春為了滿足屯田灌溉的需要,發卒15000人,由同知王俊率領,從陽宗海北端“因山障堤,鑿石刊木”,開鑿6里長的湯池渠,下接大城江,再入鐵池河(南盤江),“其流袤三十六里,闊丈有二,深稱之”①。灌溉宜良壩子治農田數萬畝。之后嘉靖年間,由臨元道文衡督修,又建湯池渠的擴建配套工程文公渠。先在縣北江頭村大城江上,修筑一座攔河低壩,又于壩上游開渠至宜良縣城下,長70余里,沿途筑水硐(涵洞)72所,“溉軍民田二百余頃”②。文公渠也是利用陽宗海作水源。
撫仙湖在澂江府城(治今澄江縣)南10里,周300里,西南面有隔河與星云湖相通,星云湖周長80余里。明代除利用兩湖水灌溉農田外,重點是治理兩湖出口河道海口河(又名清水河),先疏浚河道,又在南北兩條流入海口河的山溝牛舌箐和梅子箐兩岸建石壩,使山水循軌順行,避免砂石壅塞海口,于是湖水得以暢泄,減輕了湖濱農田的洪澇災情。
異龍湖位于臨安府石屏州治東2里,周150里。異龍湖灌溉效益頗大,“計湖上下兩旁灌田三百余頃”③。但沿湖農田常遭洪患,需進行治理。明嘉靖年間石屏知州“治海口,建六閘”,對湖尾間海口河進行整治,筑壩設閘控制湖水的蓄泄。在異龍湖水排入瀘江處,隆慶和萬歷年間進行了疏浚筑堤等整治工程。
杞麓湖,位于通海縣城北3里,湖周長150里,地跨通海、寧州(今華寧縣)、河西三州縣,湖周圍有農田約90000畝,半數需賴其灌溉。明代對入湖溪河進行疏浚,筑堤攔蓄山水成湖池,以對山洪起緩沖作用。又對湖水的唯一出口落水洞(排水暗河)進行疏挖,使湖水順利泄入南盤江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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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平顯:《湯池渠記》,正德《云南志》卷29。
②康熙《宜良縣志·山川》。
③乾隆《石屏州考》卷1《輿地志》。
④參見《珠江水利簡史》,水利電力出版社,1990年8月。
明代滇東高原除利用和治理湖泊外,還在南盤江的支流上筑壩,引水灌溉。重要的有交水上的天生壩、交水壩,白石江上的陸涼新壩,瀘川的永惠壩,彌勒州的構甸壩等。天生壩位于曲靖府沾益州城北5里交水上(南盤江上游干流),明天啟間總兵楊祿筑,開有東西二渠,“城南北三鄉八伍二鋪田畝咸資灌溉,合州水利莫廣于此”①。交水壩,位于沾益州城東南10里,亦是在交水上筑壩,起初為土壩易沖毀,宣德十年曲靖千戶梅用“率軍構木鑿石為壩”,建成攔河的木石壩,并增筑石閘,灌溉農田百余頃②。陸涼新壩,位于今陸良縣城東的白石江中,明天啟年間創筑,清雍正年間在其下游10里處重新修筑,故稱為新壩,有13孔閘壩,灌溉22個村寨農田,成為南盤江上最大的攔河閘壩工程。永惠壩,位于廣西府(治今瀘西縣)西4里瀘源洞處,即南盤江支流瀘川的伏流河段至巖洞出露處。萬歷二十二年知府主持興修,壩的兩岸開挖兩條渠道,附近田地成為膏腴之地③。構甸壩,位于廣西府彌勒州城南80余里,建于萬歷四十三年,工程包括在伏流地下河水出露處的龍潭哨、黑龍潭和巴甸溪(今甸溪河)上的三座攔水閘壩,并開有上、中、東、西4條渠道,灌溉竹園壩子30000多畝農田④。
明代滇西高原也有一些水利工程,以洱海地區水利最好(不在本文范圍)。洱海東南云南縣明代所修陂壩灌溉效益較大。如景泰年間,云南縣巡行副使周鑒等倡修寶泉壩(今名游峰壩),位于縣城西北20里,可積水御旱。縣東南45里有荒田陂渠。嘉靖間分守參政石簡倡議筑陂鑿渠,灌溉縣東南平壤千頃。縣東北lO里又有品甸陂,嘉靖二十二年修復,又新興壩、段家壩等也皆為明代建⑤。楚雄府的姚州(治今姚安縣)有壩淜近20處,“潴水以灌田”。以大石溯最大,多次修筑。崇禎間知府孔元德又筑豐樂溯,聚水溉田歲增谷千余石⑥。
清代云南主要在雍正至乾隆時期興修了許多水利工程。雍正三年至九年鄂爾泰任云貴總督,督促各州縣修建水利:如云南府嵩明州嘉麗澤開挖新河排水。涸出田地10000余畝;宜良縣在被淹洼地開河5道排水;臨安府瀘江水因流入巖洞泄水受阻。進行鑿石疏河筑壩等工程,解除了田廬被淹之患;建水州疏導李浩寨山泉開成大渠灌溉農田等。又臨安府之阿迷州、蒙自縣,曲靖府之尋甸州、宣威州、澈江府,楚雄府之鎮南州,東川府,武定州之祿勸縣,大理府之云南縣、浪穹縣,永昌府等皆有水利工程的興修⑦,從而促進了水稻業的發展。后據雍正十一年云南布政使陳宏謀的調查,前此滇中已興水利工程有70多處,工程形式有鑿源泉,浚河身,筑壩閘,開堰塘,設枧槽,架水車,筑堤埂,開河尾及分支流等⑧。乾隆二年。一直在滇任官職的張允隨撰《論云南水利》一文,論述了云南多山條件下水利工程的特點。
明清時期。云南少數民族居住的一些山區,農業耕作技術有了進步,亦注意興修農田水利。如開化府多壯族、苗族,康熙六年改流設府。府境泉水多匯聚形成龍潭,康熙七年引府西異龍潭水灌田,之后府境龍潭有65所皆被利用來灌溉農田⑧。臨安府多哈尼族、彝族,清代時辟山開成梯田,引水灌溉種稻。光緒《云南通志稿·風俗》載:“臨屬山多田少,土人依山麓平曠處開作田園,層層相間,遠望如畫。至山勢峻極躡坎而登有石梯磴名日梯田。水源高者通以略杓數里不絕。”可見滇南少數民族居住區開辟梯田引水種稻已有相當的規模。在普洱府傣族居住的景洪地方,明清時開有多條水渠灌溉稻田,管理制度嚴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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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乾隆《沾益州志·水利》。
②景泰《云南圖經志書》。
③乾隆《云南通志》卷19。
④乾隆《彌勒州志》卷13、卷25。
⑤《嘉慶重修一統志》卷478。
⑥《嘉慶重修一統志》卷480。
⑦鄂爾泰:《興修水利疏》,乾隆《云南通志》卷29。
⑧陳宏謀:《請通查興修水利狀》,載賀長齡《皇朝經世文編》卷106。
⑨《嘉慶一統志》卷488。
貴州高原山區:明代貴州建省后,促進了地區經濟的發展,在官吏的主持下興建了一些塘堰工程,清代小型農田水利工程繼續發展。
明代在黔北和黔東南有少量水利興修。如今遵義地區余慶縣明代為余慶長官司,萬歷二十九年改置縣,建立城池,招撫漢苗開墾田地,始相水勢之高下,修筑雷公、赤土、正官三堰,引堰水入溝灌田,訂有修浚用水制度①。在黔東南都勻府,明代都勻司指揮胡綱在府城北2里筑堰,引水灌城西諸田,后人稱此堰為胡公堰②。
清代地方官員積極倡導水利,如康熙時石阡府郡守羅文思作《堰說》、《塘說》、《塘法》、《壩法》等③,促進了山丘區水利的發展。清代貴州所修水利據《嘉慶重修一統志》記載,分布在貴陽、安順、都勻、鎮遠、思南、石阡、思州等府及仁懷廳,共有堤堰、陂塘、溝渠、井泉47處,其中鎮遠府城西63里的平安陂,“土人引水溉田數干畝”。天柱縣東有龍塘,灌田百余頃,巖頭壩灌田1200畝,博皮寨壩灌田9900畝。實際上清代貴州興修的農田水利工程遠超以上記載數。如天柱縣康熙年間就已筑成大小水壩36座,灌溉面積達8910畝,此外還有清水江、北門江、西江、白水沖以及龍泉、龍塘等天然水資源可資灌溉④。清代灌溉工具亦多有改進,努力設置筒車、木槽等設施灌溉農田。如黎平府、平越州等有水輪(筒車),“大者極六十幅,高者徑極三丈,筒多者極二十四筒”⑤。思州府西北80里有養苗溪,源出巖洞,中有巨石障流,土人筑木槽引以灌田⑥。乾隆《黔南識略》卷1載貴陽府依據水利狀況將田分為“濫田”、“水車田”、“堰田”、“冷水田”、“塘田”、“井田”、“乾田”、“梯子田”、“腰帶田”等,采用多種水利設施灌溉農田。遵義府也運用多樣水利措施發展灌溉⑦,水利搞得較好。
然而貴州高原有70%以上的地表為喀斯特地貌,山原和丘原經地表河流的侵蝕及地下水流的溶蝕,大部分地表崎嶇不乎,坡陡石多,地表缺水比較普遍,這給興修水利造成諸多困難和不便,與其他地區相比,明清時貴州的水利化程度較低。
以上分別對中南、西南山區明清時的水利發展作了綜述。水利的發展對這些地區農業生產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山區有其特殊的地形、氣候、水文條件,因此山區農業生產亦具有特殊性,這又影響和制約了水利的發展。
二、明清南方山區的水利與農業生產
南方山區在明清時得到前所未有的開發,表現在墾殖的力度上,不僅河谷平壩和山間盆地開墾得幾無曠土,還大力開墾山坡地,努力修筑梯田,把梯田從淺山區推進到深山區,梯田多種植水稻,水稻生長離不開水,于是梯田就與水利事業相互促進發展。由于山區多山的地形特點,形成了山區獨特的“立體農業”,而水利的發展也受立體農業的影響和制約。明清南方山區水利的發展使灌溉面積大為增加,因而使糧食生產有了較大的增長,促進了山區各業的發展,較大程度上改變了山區的面貌。然而由于山區各地的自然條件和社會經濟條件的差異,水利和農業的發展各地很不乎衡,這對今天的農業生產還有著深刻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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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蔣深:《三堰考》,康熙《余慶縣志》卷8。
②民國《都勻縣志稿》卷4。
③康熙《貴州通志》卷17。
④康熙《天柱縣志·山川》。
⑤光緒《黎平府志·食貨志》,光緒《平越直隸州志·農具》。
⑥康熙《貴州通志》卷6。
⑦道光《遵義府志》卷16。
(一)水利與山區梯田的開辟
南方為了開墾丘陵山地,很早就對山坡地采取“層蹬橫削”的方法,修成一層層如階梯式的田,以種植水稻。南宋范成大《驂鸞錄》中正式有了“梯田”一詞的記載。宋元時梯田在南方的江西、福建、浙江、皖南、湖南、四川、一廣東等丘陵山區有了廣泛的發展,明清時修筑更加普遍。南方梯田多種植水稻,故多修筑成水平梯田。梯田能起保水、保土、保肥功用,從而減輕了水土流失。梯田的發展促使山區水利設施有了增加,為更多地利用山區水資源創造了條件。從以往開發不夠的西南山區進行考察;清代已在四川的川東、川北、川南深山區筑有梯田。川東梯田有不少為楚粵移居之人所開,清后期所開梯田更多。石硅廳“于高山竣嶺上隨其高下曲折而墾之圍有稻田,遠望若階梯,然俗名曰螃田”①。光緒《大寧縣志》載:縣西南“倚山為田大不盈丈,重疊而下,俗名梯子田。”川北巴州“荒山老林盡行開墾,地無曠土,梯田層矗”②。萬源、廣元等地亦皆有梯田。川南敘永廳、屏山縣、雷波廳等山地多辟為梯田。梯田主要利用“山高水高”的泉水和山水灌溉,或者在田中蓄積冬水供翌年春季插秧之用。人稱云南省“東西迤數千里,重崖復嶺坡陀漫衍無一平區,農田皆依山開筑塍隰層疊,隨山高下,謂之梯田”③。武定州祿勸縣有“拖梯也,去城二十里居旋匠村上流,地無半坦倚山為田,田如梯形因以得名”④。就是在滇南臨安府等少數民族居住區,河流兩岸亦開成壯觀的梯田。故乾隆《滇南聞見錄·地部稻田》稱:“山田層級而下,如梯形,泉水流注,最宜于稻。”貴州北部遵義府、思南府的低山丘陵和中山下部坡地多被開辟成梯田種稻。如道光《思南府續志》稱:“谷雨前后山間梯田趁雨而犁,取淤泥培田塍,俾水不泄。”之后貴州開墾的梯田更多。咸豐時吳振械《黔語》云:“黔山田多,乎田少,山田依山高下層級開墾如梯,故曰梯田。畏旱,冬必蓄水,曰‘冬水’,水光成罫,山顛俯視,如萬鏡開奩也。地勢稍寬闊處宜用塘堰,可救旱。”梯田可就地蓄積雨水和徑流,地塊稍大的還可修筑塘堰工程。這樣灌溉更有保證。從上述可知清代時西南地區梯田及其灌溉面積有較大發展,南方其他地區明清時開辟梯田,引水灌溉種稻就更加普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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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道光《石硅廳新志·風俗》。
②道光《巴州志》卷1。
③齊學裘:《聞見續筆》,光緒《云南通志稿》卷241。
④王清賢:《謝刺史宗枋傳》,乾隆《祿勸縣志》卷8。
(二)水利與山區的立體農業
由于山區地形地貌錯綜復雜,高山與深谷縱橫交錯,形成了獨特的立體氣候類型。例如在同一山體,山下河谷是熱帶或亞熱帶氣候,半山腰是溫帶,到了山頂則是寒帶氣候了。同時,土壤、水資源等也呈垂直的地帶性分異,因而影響到農業生產也呈垂直方向上的差異,構成山區的“立體農業”,這既影響到水利工程的分布,也決定了水利設施的多樣性。
由于水稻喜熱喜濕,因此稻田多分布在山區的河谷平原、山間盆地和低山丘陵地區,這些地區水資源豐富,灌溉、防洪除澇等水利工程亦主要興建于此。而中、高山坡地則主要種植旱作物,發展經濟林和畜牧業,很少興修水利。如道光《(四川)城口廳志·風俗》載:“山多田少,高坡陡嶺皆為開墾,春種夏耘秋獲,高低氣候不齊成熟各有早晚。低處田宜稻種不一,地宜御麥俗名包谷種亦不一。田則依山泉溪澗筑堰灌溉,少池塘水車之利。以豌葫豆大小麥油菜為小春,春種春末夏初收,連稻谷歲二登。半高處田宜冷水谷,地宜包谷。最高處無田,地宜洋芋蕎麥種皆不一,歲止一登。……高處窮民悉以洋芋為食,外來就食者亦頗多。居老林者以木料木器為利。”道光《(廣東)廣寧縣志》卷12稱:“農有二類:在山者為山農,種旱禾、種藍靛、種姜、種瓜、種薯芋,或高山有泉涌出,亦有山田而可藝稻者。耕水田者為平地農,止以種禾為事,歲兩熟,俗呼兩造。”水田的灌溉設施:“其灌田也。多藉陂水,當山峽溪澗累石障水以資蔭注。間有田高于水者,則作車系筒旁,設木槽車輪,因水激蕩施轉如環,其筒下則平,能貯水上,則所貯之水,傾入木槽,因而順流灌田,一車之利可及數十畝。又邑中之田,多在山峽無圍基之筑,歲或旱潦被害恒輕”。鄰近的封川縣將田分為6類:洞田、山埇田、梯田、高埌田、低水田、地面。“洞田者,村落之田也,陂澤灌之。山埇田者,山溝之田也,山水灌之,皆不受旱。梯田者,山頂之田也,高埌田者,山坡之田也,皆不能筑陂,常苦旱。低水田者,瀕江之田也,地面者,水濱余地也,皆畏水”①。由于地勢的差異,使水資源狀況有很大不同,因此水利設施亦隨山區地形地勢的變化而采取不同的方法修筑,可見山區的立體農業對水利的影響和制約作用是很大的。
明清時隨著墾殖范圍的擴大,山地的比例增大,于是開山種植雜糧及林竹者增多,平田水稻在開墾初期增加迅速,之后開田種稻漸減少,即是說山區開墾由于地勢的限制,在進入開墾山地階段后,旱作物的比例將會增大,興修水利也將更加艱巨。因此,山區的農業優勢適于多種經營,既要努力開墾田地,增加糧食產量,還要因地制宜。發展林副業和畜牧業。
(三)水利與山區的糧食生產
明清時期由于人口的自然增殖及大量外地流民的移入,使南方山區得到迅速開發,而努力開墾土地發展糧食生產是這一時期山區經濟的首要之事。水稻由于適應南方高溫多雨的自然條件,加上產量高,口味好,因此山區各地積極興修水利,擴種水稻,推行旱改水,并努力改進生產技術,提高了糧食畝產量。如湖北荊襄地區,以往“山多田少,水田十之一,旱田十之九”②。明代成化之后,大批流民進入荊襄地區定居,他們“依山而居,編竹葺茅以代陶,凡男插秧,擊鼓而歌,悉力耕山,野無曠土。”清代更努力興修水利種植水稻,據不完全統計,嘉慶時鄖陽府有灌溉設施的水田約有20萬畝,總水田面積若以耕地的十分之一,計有50萬畝,而明代洪武時該地區的總耕地數才15萬多畝③。又如四川川東明清之前水田較少,清代由于農田水利和冬水田的發展,水田大量增加。如新寧縣(今開江縣)在清后期,“澤農居十分之七,故以水為要,秋收后遇雨即蓄之,謂之關冬水,阡陌注滿望若平湖。其傍山麓與高阜處名曰螃田,同時亦潴水”④。該縣水田已占到農田總數的70%。廣西、廣東、云南等省雍正乾隆年間多有地方官員勸墾水田、督修水利之舉。廣西由于人口相對較少,稻田面積擴大后糧食自給有余,東可以運往廣東供民用,西可以調到云南作軍糧。湖南除湘西外,其他山丘區水稻業很發達。如永州府永明縣塘堰水利發達,稻米生產多,其桃川鄉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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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道光《封川縣志·輿地》。
②同治《鄖陽志·風俗》。
③天順《襄陽郡志》卷1。又《三省邊防備覽》卷9稱“鄖陽亦屬崇山峻嶺,平疇水田十居一二”。嘉慶時鄖陽府有耕地494萬余畝。
④同治《新寧縣志》卷3。
米每年輸到梧州、佛山不下萬石①。該府“祁陽縣農務,全在稻田,凡山頭地角,稍有可墾者,無不開辟”②。稻田多賴有發達的灌溉事業,僅在河流上筑堰壩。兼用筒車灌田就達數十萬畝,還開有眾多的池塘,灌溉面積超過了堰田。可見水稻種植與水利興修是相互促進的。在云南北部因為降雨量偏少,還引水灌溉旱作物。乾隆《麗江府志·風俗》載:“十二月……農人引水灌麥”。為了提高糧食產量,對旱作物也注意灌溉。
據近人分析:貴州遵義附近有灌溉之水田與無灌溉之水田,每畝稻谷產量相差達40%③。明清時情況應相同。可見興修水利是山區糧食穩產增產的一有效途徑。
(四)水利與山區發展的不平衡性
明清時南方山區由于自然和社會經濟條件的差異,各個地區的發展是很不平衡的,從水利的發展程度看也是如此,存在著顯著的差異。一般來說,山間盆地和河谷平壩是山區糧食生產的基地,興修水利最多,有些地區還成為商品糧輸出區。如湘中丘陵盆地水利發達,出產糧食也多。丘陵低山地區坡度較緩,海拔不高,明清時也得到很大開發,為了發展水稻生產,努力開辟成梯田,引山溪水、泉水及蓄積徑流灌溉。如川中丘陵地區明清吋大力開發,興修眾多塘堰發展水稻生產。但有一部分梯田因無灌溉設施,是為雨養田,也稱為雷鳴田,灌溉缺乏保障,降雨少時往往改種旱作物,成為梯土。在丘陵、低山的中上部,因水利條件差。旱地分布的面積仍較大,這一狀況在南方山區是很普遍的。又中南、西南地區有許多中山、高山分布,除河谷地帶外,這些地區墾殖的山地以旱坡地為主,幾無水利設施,甚至有些山地只適合發展畜牧業和林業,如湘鄂西山區、川西高原、桂西北山地、黔西高原、滇西高山峽谷區等明清時雖有不同程度的開發,但經濟仍較落后,許多少數民族居住區仍流行刀耕火種的粗放經營。總之,明清時南方山區因各地的地形地質、氣候狀況、水土資源、開發程度、經濟條件、風俗習慣等的不同,水利的興修是很不平衡的,這使山區各地的差距進一一步拉大,并影響到農業生產的結構和布局,甚至對今日的農業生產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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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光緒《永明縣志·農事》。
②宣統《湖南鄉土地理參考書·永州府》。
③民國《遵義新志·土地利用》(任美鍔撰)。
DEVELOPMENTOFWATER-CONSERVANCYWORKSANDITS
RELATIONSHIPWITHAGRICULTURALPRODUCTION
一、增強提供農村氣象信息的責任意識
政府的職能包括政治職能和社會管理和服務職能,政府通過國家氣象部門直接為社會提供氣象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特殊地位,決定了作為提供農村氣象信息產品主體的各級氣象部門必須堅持以為農業服務為重點,以為農村供給多種多樣及時準確的氣象信息為責任,堅持“公共氣象”的發展方向,充分認識增加農村氣象信息的重要意義和迫切性,進一步樹立面向農村、面向農民服務的意識,把為農業生產經營活動提供更多的氣象信息作為本部門的重要職責和工作任務,切實履行好氣象部門作為公益性事業單位的公共服務職能。 各級氣象部門應該本著服務的宗旨,建立常設的農業氣象服務機構、配備專職的農業氣象科技人員,強化農業氣象服務領域所需人才的培養。在此基礎上,加強與涉農部門的合作關系,保持與農村農民和農業管理者的聯系,建立定點和定時的聯系走訪制度,拓寬農業信息獲取和收集的渠道,及時掌握當地最新農業發展的趨向和變化特點。對本地的農業產業結構進行細致的分析,既要研究綜合天氣對作物和養殖動物的影響,更要分別研究溫度、濕度、氣壓等氣象要素的不同作用。既要開發預報預測產品,也不能偏廢氣候分析產品。區分種植養殖的比重,區分不同地理區域,針對各類農業生產經營品種和服務對象,挖掘氣象為農業生產經營服務的潛力,不斷拓展氣象為農業服務領域和項目。加大經費投入,保障拓展農業服務領域所需的裝備、所需系統建設的需要。每個季節和年度制定具體的拓展計劃、工作任務,以及所要采取的具體措施,保障拓展服務領域工作的規范化和業務化。
二、健全農村氣象信息的組織機構
為了適應農業生產發展的需要,我國從上到下,各級氣象部門都建立了農業氣象機構,配備專職的農業氣象工作人員,為農業生產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然而,隨著改革開放、社會經濟的發展,經濟建設重點的轉移,面向農村農業生產經營零距離服務的應用型農業氣象受到了忽視,基層氣象站大都撤掉了專門的農業氣象服務機構,從事的技術人員也由專職變成了兼職,沒有人員的保證,農業氣象服務工作處于應付狀態,農村需要的氣象信息的數量和質量都得不到保證。為此,地方政府應當加強對氣象工作的領導和協調,深化公共氣象事業制度改革,重新進行定機構、定人員,建立氣象事業納入同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及財政預算制度,以保障其充分發揮為社會公眾、政府決策和經濟發展服務的功能,保障各個氣象站建立必需的農業氣象服務機構和配備人員,及時主動提供當地農業生產所需的公益性氣象信息服務。與此同時,健全全社會“為農服務”的各項制度,建立以農業生產經營者為主體的社會監督制度,對屬于公共服務范疇內的信息,采取行政手段和經濟手段促使電視、廣播、報紙等公眾媒體開辟農村氣象信息專欄,方便農業生產經營者能隨時隨地收聽收看到最新的氣象信息。
三、健全農村氣象信息的若干措施
中國氣象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在于為社會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氣象部門必須以需求為導向,以滿足服務對象的要求為目標;以科技創新為主線,完善服務機制,完善氣象信息傳遞渠道;堅持氣象現代化建設,不斷提高天氣預報的精度、時效和針對性,不斷拓展氣象服務領域,積極做好以農業為主的綜合信息服務,具體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依靠科技發展和管理水平,提高農村氣象信息的質量
最近20多年來,計算機技術的快速發展,數值預報模式分辨率提高,我國的天氣預報準確率有明顯改善,24小時的晴雨預報準確率達到了90%。但日常的降水預報、氣象要素預報和臺風等重大災害性天氣的定量預報準確率還較低。因此:一是要依靠氣象現代化化建設,深入研究天氣和氣候的機理,建立科研業務化和研究型業務的業務體制,開發新一代天氣數值預報模式,輸出更精細的可釋用數值預報產品。二是加強基層氣象臺站的管理水平和業務能力建設,建立健全并嚴格實施各項獎懲制度,提高天氣預報員的職業道德素質和業務技術水平,逐步實現由經驗預報、定性預報上升到客觀預報、定量預報,提高天氣預報準確率,逐步提供定點、定時、定量的氣象信息產品。三是加強短時和臨近天氣預報,實時監測天氣變化,綜合運用衛星云圖、新一代天氣雷達和自動氣象站資料,做好0~12小時臨近天氣預報的精細化服務,以補救12小時以上短時天氣預報的可能失誤。
(二)完善農村氣象服務體系,提高農村氣象信息的針對性
各級氣象部門要重視農業災害的氣象監測預報、預測預警、評估及控制技術,實現與天氣、氣候密切相關的重大農業災害的災前預警,災中跟蹤、災后評估和減災控制。一是完善農業氣象觀測體系,分別建立種植業類和養殖業類各種作物(養殖動物)新品種生長發育、產量形成與天氣氣候條件的關系以及各品種生育期最適宜和致害農業氣象指標,分階段、有步驟地建立當地各主要作物發育期業務預報系統,以提醒農業生產者提前采取相應的管理措施,以躲避重大農業氣象災害的影響。二是加大特色農產品生產、保鮮、儲運等方面與環境氣象條件關系的研究力度,開發特色農產品氣象保障服務技術,并形成業務能力。三是對農業產業結構的調整和新作物(植物和動物)品種引進進行氣候可行性論證,以提高農業結構調整的科學性,根據區域農業生產特點,對外向型、城郊型現代化農業開展針對。
耕地是人類所需食物的主要來源,也是農業生產發展的重要物質基礎。耕地主要由土壤組成,包括固相(礦物質、有機質)、液相(土壤水分或溶液)和氣相(土壤空氣)等有機地組合在一起,具有天然肥力和供給農作物生長發育所需營養物質的能力。據有關統計資料表明,截至2006年底我國全國耕地面積僅有1.22億公頃,人均耕地面積約0.09hm2,不足世界人均耕地面積的40%。因此,保護耕地,防止耕地污染是確保糧食安全和社會穩定的重要途徑。必須要堅守1.2億公頃耕地紅線。
近20年來,在我國一些地區特別是經濟發達地區,耕地由于長期過量使用化學肥料、農藥、地膜及工業污水灌溉,一方面,污染物在土壤中大量殘留,土壤受到有毒、有害物質的侵蝕,原有的理化性狀惡化,生產潛力喪失,生物多樣性減少,生物種群結構發生改變,耕地的生態功能受到嚴重侵害。另一方面,由于土壤理化性質惡化,耕地生產能力下降,影響作物生長,造成農作物減產,經濟效益下滑,耕地的復種能力隨之下降,部分耕地甚至喪失了耕作能力,糧食及其他農產品食用安全受到威脅,直接影響人類健康。耕地污染主要表現為土壤污染,具有隱蔽性和滯后性,它需要對農作物進行殘留檢驗或對土壤樣品進行分析實驗,甚至通過研究對人畜健康狀況的影響才能確定。污染物容易在耕地土壤中不斷積累從而超標。耕地污染諸如重金屬污染、地下水污染等一旦發生,往往難以消除和恢復,并且治理耕地污染所需的成本高,周期長,有時要靠換土、淋洗土壤等方法才能解決。總之,耕地污染會對生態環境、食品安全和農業可持續發展構成嚴重威脅,我們必須時刻繃緊防止耕地污染這根弦不放松。
1耕地污染的來源途徑
1.1工業生產中排放的“三廢”(廢氣、廢水、廢渣)以及交通運輸工具排放的各種廢棄物
許多工廠產生的“三廢”沒有達到環保處理要求就超標排放,將直接污染土壤,特別是化工、造紙等重污染行業的廢水污染尤甚。有毒的氣體、污水、廢渣等污染物直接或間接地向耕地土壤排放,當其超過耕地土壤環境容量時,就會打破耕地土壤內部系統的平衡,土壤的理化性狀將逐漸惡化,耕地的生產潛力會逐步喪失,從污染的耕地里生產出來的農產品將危害人畜健康。
1.2農田長期、過量地使用化肥、農藥及農用地膜
近20年來,隨著化肥的推廣使用,農民在大田里施用的化肥量呈遞增趨勢。過量地使用化學肥料,主要表現為氮、磷、鉀3種元素比例失調,氮肥過量,磷、鉀肥不足,肥效持久且無公害的有機肥及作物必需的微量元素嚴重不足。長期、過量地施用氮肥,使土壤理化性狀改變,土壤板結,通氣、透水性差,肥力下降,影響作物生長。長期、過量使用農藥,在殺死害蟲的同時也危及了害蟲的天敵,長此以往,形成惡性循環,破壞了自然界的生態平衡。由于生物的富集作用,長期、過量地使用化肥、農藥對農產品也會有污染,直接威脅人類的健康。農用地膜具有提高地表溫度,保持土壤水分等優點,被廣泛應用于作物栽培,但由于地膜是一種高分子聚合物,在自然狀態下難以分解,長期使用地膜的農田,隨著地膜殘留量的增加,會使土壤的透水、透氣性變差,阻礙農作物根系發育和對水、肥的吸收,影響大田機械的操作,造成耕地的“白色污染”和農作物減產。
2耕地污染防治途徑
2.1加強耕地土壤環境質量狀況調查與評估,加快推進耕地污染防治法的立法研究步伐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農村經濟結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耕耘土地不再是農民獲得生活和經濟收入的唯一途徑,大批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外出務工,改變和提高了農民的生活方式和質量。據2009年在平南縣上渡鎮調查外出務工人員占總勞動力的比例高達79%,而在家從事農業生產人員年齡多為45歲以上居多,整體文化水平偏低,勞動力緊張;一些地方開始出現耕地撂荒棄耕或粗放的耕作的問題,對糧食生產安全和持續發展造成了影響。這時小范圍,近距離的土地出租悄然進行,種糧大戶出現,2010年中央1號文件又明確指出:“要完善農村土地承包法律法規和政策,加快制定具體辦法,確保農村現有土地承包關系保持穩定并長久變”、“加強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管理和服務,健全流轉市場,在依法自愿有償流轉的基礎發展多種形式的適度規模經營”。從此,水稻規模化生產駛進了快車道,糧食生產穩定持續發展。
1 貴港市水稻規模生產現狀
一是水稻規模化生產發展快。在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經歷了10多年的發展階段,規模從0.67 hm2發展到66.67 hm2以上,形式上從單家獨戶發展到專業合作社。據2008年的調查數據:貴港市種糧大戶達54戶,耕作面積1 084.27 hm2,生產稻谷7 462 t,從事水稻生產的專業合作社達7個。天銀優質谷生產合作社經營面積達133.33 hm2以上,自營種植53.33 hm2,購置了耙耕機、插秧機、聯合收割機等農業機械,一批種糧大戶進行規模化生產取得了較好的經濟效益,成為了水稻糧食生產的領頭人。二是良種良法是規模化生產的關鍵。大力推廣米質優、產量高的優質稻和超級稻生產,已經成為了水稻規模化生產的基礎措施[1]。同時大力推廣和應用水稻地膜覆蓋、旱育稀植、秧盤、無紡布等先進育秧技術,以及免耕拋秧、水氣平衡、測土配方施肥、病蟲害綜合防治等栽培管理技術等[2],為水稻規模化生產提供了強大的技術支撐和保障。特別是拋秧和免耕拋秧技術的推廣,解決了千百年來農夫耕田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艱辛勞作,同時明顯大幅度加快了水稻秧苗移栽進度,一般每個工日拋秧可以完成2 000 m2左右,是過去插秧方法的10倍。三是農業機械大顯身手現成效。近年來,從水稻機械插秧到病蟲害防治、聯合收割機全面進入水稻生產,使得水稻規模化生產正如魚得水。較好地解決了水稻生產搶時間、搶季節、與群眾和其他作物管理爭勞力、控制生產成本的老大難問題。四是政策扶持力度大是規模生產的保障。國家及時地出臺了水稻良種補貼、農資綜合補貼、農機購置補貼、土地流轉、實行糧食收購最低保護價等政策,從根本上保障了水稻規模化的生產,使承包者能依法依規租用或轉讓土地進行生產,解決了轉租者因土地租用、流轉出現問題的擔憂和規模化生產賣糧難的問題。國家支農惠農政策對推動糧食生產起到了積極作用,促進了水稻規模化生產的發展。但是,目前水稻規模化生產所占全市水稻種植面仍很小,正處于起步發展階段,面臨的困難和問題也很多。
2 存在的問題
一是農業基礎設施與生產發展不相適應。當前,農業水利設施多為20世紀60年代建設,有些甚至是50年代所建,設施陳舊,雖然近年大幅度增加建設資金,水利工程建設力度很大,但多投入到大中水庫和主干渠,面上水利疏通、硬化等設施仍然與生產發展不相適應。渠道阻水、漏水嚴重,同時也由于管水機制的不完善,造成水資源浪費嚴重,加劇了本來用水就緊張的情況。特別是在天氣干旱而作物用水集中量大的季節,規模化種植大戶用水更加困難,常與周邊農民發生爭水矛盾突出。二是從事農業生產的人員年齡大,文化水平偏低。這影響了水稻良種的引進和新技術的應用推廣,加大了農民撐握和使用先進的農業機械的難度,導致勞動效率不高。三是生產成本仍然偏高,對比效益較差。國家雖然出臺了很多的支農惠農政策,一些生產資料價格略有下降,但總體水平仍在高位運行,特別是生產者勞動工資大幅度增加,生產成本上升快。四是農業機械不配套是制約水稻規模化生產的瓶頸問題[3]。主要體現在水稻生產最后一個環節的稻谷干燥問題,貴港地區6—8月是多雨季節,有雨日數多,據當地氣象部門提供(2006—2010年)的資料7月有雨天數平均為19 d,最高年份為24 d。此時,正值貴港的早稻收割季節,成熟的稻谷因雨天難以收割或被雨水淋濕沒有地方晾曬,導致堆漚發芽或爛掉,造成很大的損失。桂平一種糧大戶2010年承包水田種植早稻 8.5 hm2,因未能及時干燥,漚壞發芽的稻谷就有10 t以上。
3 對策
一是加大支農資金的投入,著重解決水利基礎設施建設問題,在主干渠的問題基本解決后,加大力度、加快田間水利支毛渠的硬化三面光建設。成立和完善村級水利協會組織,把有限的水資源管理好、用好。加強農田田間機耕運輸道路建設,方便農業機械田間作業農資以及產品的運輸。加大農業科技培訓的力度,提高生產者的素質。根據農民的特點,注意利用辦示范樣板和優良品種、選進技術展示等群眾看得見、摸得著、學得會、用得著、靈活易懂的方式培訓農民,注重效果。二是從發展來講,要注意經營者到專業院校繼續學習更新知識,同時積極探索與科研單位和院校合作,創造條件引進人才,使經營和生產者的整體素質管理水平都得到提高,增強持續發展的后勁,擴大生產規模,增加效益[4]。三是加快農業機械化推進力度,推進水稻規模化生產發展。“農業的根本出路在于機械化”,在水稻育秧、移栽、收割機械的不斷成熟取得良好的效果后,要著重解決稻谷干燥的瓶頸問題。可研發造價較低、質量優、一般規模經營者買得起用得起、效果好的干燥設備,試行成立專業干燥企業,綜合處理各種農產品,提高設備的使用率,降低農產品的處理成本。水稻規模化生產必須依靠科學技術的進步,推廣良種良法,不斷提高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推進機械化的進程,擴大經營規模,努力降低水稻的生產成本,才能提高效益,持續有效的發展。編輯
參考文獻
[1] 虞國平,朱鴻英.我國水稻生產現狀及發展對策研究[j].現代農業科技,2009(6):122-126,130.
農田水利是農業的命脈,是農業發展的物質基礎,是農村經濟、農村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設施。我國的農業基礎還很脆弱,抗御自然災害的能力不強,許多地方還是靠天吃飯,是制約農村經濟發展和農民增收的重要因素。進入新階段后,我國農業生產不僅受到資源和市場的雙重約束,而且在加入WTO后,我國農業則面臨更大的競爭壓力。因此,加大以農田水利基本建設為重點的農業基礎設施的投入力度,不僅是確保國家糧食安全、不斷提高我國農業競爭力的需要,也是全面推進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的必然選擇。論文百事通
發展為農業生產服務的水利事業,其基本任務是通過水利工程技術措施,改變不利于農業生產發展的自然條件,為農業高產高效服務。農田水利建設就是通過興修為農田服務的水利設施,包括灌溉、排水、除澇和防治鹽、漬災害等,建設旱澇保收、高產穩定的基本農田。主要內容是整修田間灌排渠系,平整土地,擴大田塊,改良低產土壤,修筑道路和植樹造林等。農田水利建設的基本任務是通過興修各種農田水利工程設施和采取其他各種措施,調節和改良農田水分狀況和地區水利條件,使之滿足農業生產發展的需要,促進農業的穩產高產。
1農田水利的特點
1.1地位和作用重要,需要高度重視
“水利是農業的命脈”,精辟地表述出農田水利在發展農業生產和改善農民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1]。由于有了完善的灌排設施,良種、化肥、耕作栽培等先進農業技術才有用武之地。但是,作為基礎設施的農田水利,投入多,見效慢,管理難,本身直接經濟效益不明顯,多表現為間接的社會效益,在一些地方易受忽視。對農田水利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需要不斷提高認識,加強領導。
1.2具有壟斷性,需要政府加強宏觀管理
按受益農戶多少區分,小型農田水利可分為2大類:一類是農戶自用的微型工程,如水窖、水池、淺井等;另一類是幾十戶、成百上千個農戶共用、規模相對較大、具有農村公共工程性質的泵站、水庫、引水渠等。受地形、水資源等條件限制,多數公共工程具有天然壟斷性,不能像鄉鎮企業那樣搞市場競爭、破產倒閉。灌溉所用水資源,屬國家或集體所有,是公共資源。所有生活在當地的農戶都有公平用水的權利。用水權是農民生存權的組成部分,為農民生存條件服務的公用水源和公用設施不適合由私人壟斷。
2農田水利基本建設的戰略地位
2.1基本國情與農田水利基本建設
中華民族的發展史是一部與水旱災害斗爭的治水史。盡管我國耕地面積從20世紀70年代后期持續減少,但灌溉面積總體上穩定增加、灌溉水平不斷提高,保證了我國農業的穩定發展。改革開放后,一方面,農村體制改革極大地調動了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另一方面,過去在農業基礎設施、農業和水利科學研究等方面積累的能量得以集中釋放,徹底扭轉了中國糧食長期嚴重短缺的局面。
2.2社會穩定與農田水利基本建設
農業是安天下的產業,“三農”問題始終是中國改革與建設的根本問題。我國的經濟結構能否順利調整,國民經濟能否發展得更快一些、更好一些,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農業基礎是否穩固。只有加強農業基礎,確保農產品供給,才能順利推進工業化和城鎮化;只有加強農業基礎,開拓農村市場,才能支撐國民經濟的快速增長;只有加強農業基礎地位,促進農業發展,農民富裕,農村穩定,才能保持整個社會的長期穩定。
2.3國家食物安全與農田水利基本建設
我國目前的農產品主要產于灌溉耕地,加快現有灌區的持續配套和更新改造,是穩定糧食生產能力的戰略舉措。由于農業用水總量不可能大幅度增加,擴大灌溉面積、提高灌溉保證率,均只能依靠提高灌溉水的利用率和水分生產率。此外,高效現代農業對灌溉保證率、灌水方法與技術的要求更高,對灌溉的依賴性更強,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必須與現代農業發展要求相適應。
3加強農田水利基本建設的措施
3.1加大各級政府的投入力度
首先,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只是手段,直接的目標是著眼于解決“三農”問題,根本目標是為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打好基礎。其次,農民和農業已為我國的工業化、城鎮化作出了巨大貢獻和犧牲,在“三農”問題成為突出問題時,在農業和農村有困難時,即便是為了自身的利益,工業和城市也應該支持農業和農村,國家財政應該向農業和農村傾斜[2-3];第三,農民負擔重、農民尚不是土地的所有者,要求農民投入太多的資金用于農田水利基本建設是不現實的。因此,國家和各級財政理應加大對農田水利基本建設的投入力度。
3.2重視農田水利科學研究
現代農田水利基本建設所要解決的問題和面對的挑戰,無論從技術的廣度或深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國家應加大農田水利科學研究、示范與技術推廣的資金投入[4]。新晨
4結語
我國開展農田水利基本建設不僅有豐富的經驗,而且深得廣大農民的歡迎,有豐富的人力資源,關鍵在于國家和各級地方政府的支持和投入力度。促進農業可持續發展、增加農民收入、改善農村生態環境,既是經濟發展的需要,也是政治穩定的需要。在目前農業、農村遠遠落后于工業、城市發展的情況下,政策利益適當向農業傾斜,有利于共同富裕和協調發展。
5參考文獻
[1]張學.論小型農田水利的基本建設地位及措施[J].中國科技財富,2010(2):134.
古時候經濟生產水平較為低下,人們對大自然、天氣、氣候、地理等領域的認識還不是很深入,因而在面臨一些地質災害、氣象災害時,人們只能寄望于神靈,祈求神靈的庇護和“降恩”,例如求雨等。在風調雨順的豐年收獲時,也要祭祀、感謝神靈。與農業民俗祭祀相關的音樂作品通常將祭祀、求告的對象(即神靈)作為主角,作品或歌頌、或祈求、或邀請神靈享受祭品,因而不免帶有一定的封建迷信色彩。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人們對天氣、大自然的認識逐漸深入,農業民俗音樂作品的創作重心也逐漸發生變化,神靈不再是唯一、主要的角色,作為農業勞動主體的廣大人民群眾在作品的影響力逐漸顯現。
但是由于長時間的民俗祭祀活動已經形成慣例,農業民俗祭祀活動雖然大體上仍然得以保留,其主要功能卻不再是“與神靈對話”,而是歌頌勞動人民的勤勞和智慧、人與人之間的真切情感等。其二,帶有明顯的地域、民族文化烙印。我國幅員遼闊、廣袤,再加上多民族聚居,各地區氣候、地理、人文差異顯著,因而即使是同一種類型的農業民俗音樂作品,其形式、風格、基調及演奏的樂器都各不相同。例如熱情洋溢的新疆維吾爾族挖渠歌、麥收歌,黃土高原流行的蒼涼、奔放、高亢、悠長的《桃花紅、杏花白》,宛轉悠揚、低吟淺唱的蘇州小調《秦淮景》、《江南好》等。其三,具有一定功能性。許多農業民俗音樂作品脫胎于豐富多彩的農業生產生活,因而民俗音樂的創作往往具有一定的功能性。
例如“鞭牛歌”就是源于立春時節鞭牛打春祈求風調雨順的習俗,西南地區少數民族的“拜月歌”則是源于中秋時節婦女祭拜“月娘”嫦娥祈求精進女紅的習俗,許多地區都有降生新生兒則唱“祝誕生歌”的習俗。參考《農業民俗研究》關于我國農業民俗發展、鄉土景觀及鄉土文化的細致闡析,再結合農業民俗音樂多樣化特征,從聲樂藝術教育創新、文化傳承的角度出發,農業民俗音樂作品的再創作可以從以下兩方面著手:一方面,農業聲樂藝術作品來源于真真切切、多元豐富的農業生產生活,承載了厚重、悠遠的民族精神和文化價值。這些音樂作品能夠長時間廣泛流傳開來,其價值取向、形式、風格上已經與廣大人民群眾的喜好高度一致,或價值共情,或朗朗上口。無論是農業民俗音樂作品元素融合還是原作品再創作,都有一個共同之處:即它們的“根”是一致的。
中圖分類號:S435.661 文獻標識碼:A DOI:10.11974/nyyjs.20170631089
上思縣是甘蔗種植大縣,擁有甘蔗生長得天獨厚的條件。受到海洋氣候影響,光照時間較長,晝夜溫差大,甘蔗內部糖分多易結晶,受到人們廣泛的喜愛。甘蔗是上思縣主要農業收入,蔗農人數持續增加,同時由于甘蔗大量生產,促進了當地的蔗糖生產工業發展,成為國民經濟持續增長中重要組成部分。由此看來,甘蔗生產是上思縣主要農業收入,在農業生產中重要重要地位,加強對其研究,有助于為后續農業生產提供參考。
1 上思縣甘蔗生產現狀
上思縣地處十萬大山北麓,全縣國土總面積2816km2,
耕地面積2.28萬hm2,轄4鎮4鄉,總人口24萬多。上思是地形為十萬山包圍小盆地,低丘陵地多, 地勢平緩,土地肥沃,適宜機械耕作。上思縣位于北回歸線以南,屬于亞熱帶地區,且具有小盆地高寒同區氣候,光照充足雨量充沛,晝夜溫差大,是甘蔗生產的最適宜區。
上思縣甘蔗物發展經歷了2次飛躍,甘蔗種植面積從1994年1.29萬hm2,發展到2001年1.65萬hm2原料蔗總產從1994年的50.43萬t增加到2001年的108萬t,增加57.57萬t,增長114.16%,原料產量首次突破百萬噸大關。2007年全縣甘蔗種植面積達3.45萬hm2,2007/2008年榨季進廠原料蔗達288.57萬t,比上榨季增110.9萬t,增長62.42%原料蔗突破200ft大關,創歷史最高水平。
2007―2008年榨季以后,由于遭受干旱天氣影響,良種推廣滯后,病蟲害發展嚴重,農資價格上漲過快,勞力緊缺及糖市低迷等諸多因素影響,導致進廠原料蔗逐年減產,面積也逐年減少。進廠原料蔗由2007―2008年榨季288.57萬t減產至2016―2017年榨季的176.38萬t,面積也由2007年的3.45萬hm2減少到20016年的2.86萬hm2,產量減產率63.6%,面積減幅達20.85%,2010年起上思縣委縣政府審時度勢,狠抓甘蔗生產,人勤天給力,甘蔗有了較大的恢復,2010―2011年榨季全縣進廠蔗243.58萬t,2011―2012年榨季進廠原料蔗248.4萬t,2012―2013年榨季進廠原料蔗243.57萬t。上思縣甘蔗生產仍然非常嚴峻,制約甘蔗生產和因素很多,因此,必須樹立信心,總結經驗,堅持抓好甘蔗生產不動搖。
2 制約上思縣甘蔗生產發展的主要因素
2.1 比較效益偏低,生產發展缺乏積極性
近些年來,伴隨著員工工資和物資的持續上升,這就導致甘蔗生產成本隨之提升,盡管甘蔗的收購價格持續攀升,但是大多數是應用農用物資和勞動力生產方面,甘蔗增收幅度較小,較之其他產業而言,生產效益處于一個較低水平。也正是由于甘蔗生產效益降低,導致大多數的農戶對于甘蔗產業信心開始逐漸衰減,積極性不高,致使原有上思縣甘蔗產業逐漸朝著邊緣化方向發展,經濟效益大大降低[2]。
2.2 基礎設施滯后,生產發展環境較差
上思縣甘蔗生產面積較大,其中有超過98%的甘蔗生產為旱坡地,田蔗面積相對而言較少。尤其是在經濟建設的同時,水土流失問題十分嚴重,即便是大力興建水利工程,但是其中仍然有部分區域的水利和道路基礎設施較為薄弱,灌溉條件較差,水利工程質量偏低,難以抵御較大的自然災害,呈現出傳統農業靠天吃飯的現象。與此同時,由于甘蔗生產中影響因素較為多樣,受到多種條件的限制,加之甘蔗科學生產方法推廣力度不足,大多數是選擇粗放型的種植管理,甘蔗生產管理水平偏低,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甘蔗生產能力和生產效益。
2.3 勞力緊缺及甘蔗生產過程機械化程度低
上思年甘蔗種植面積約3.33萬hm2左右,加之種植水稻、速生桉等作物,需要大量的勞動力,隨著城鎮化進程加快,每年都有大量的勞動力涌入城鎮從事其它產業,加上年輕人很多不愿留在農村經營土地,這樣一來,在農村經營土地大多是兒童,婦女和老年人,由于甘蔗生產精耕細作需要勞力較多,勞動力緊缺了以不讓耕地丟荒,只能采取粗放方式進行甘蔗管理,改種投資少的桉樹等,不少蔗農采用雨后土濕撒肥料和除草劑,不再培土采取免耕的方式管理甘蔗,這樣怎能獲得甘蔗高產呢?由于上思縣旱坡地較多,在甘蔗生產過程中機械程度低,機械僅用犁靶整地,用于施肥,種植,中耕的很少,甘蔗的砍收是投入勞力最多,但由于沒有理想的機械收割機,只能采用人工砍收,由于勞力緊缺,從20世紀90年代30~40元/t,漲到現在120~150元/t,有的砍工高達180~200元/t。農民種蔗少利到無利可圖,甚至虧本,因此,出現種蔗不如砍甘蔗收入高。
2.4 甘蔗品種結構單一且退化明顯
甘蔗早、中、晚品種搭配不合理,高產高糖的品種比例不多,全縣還是以種植新臺糖22號為主,占80%以上,縣種植推廣近20a之久,已出現明顯的退化現象,抵御自然災害能力差,產量低。
2.5 長期連作,地力下降,病蟲害日益嚴重
上思縣是廣西重要的甘蔗生產區,種植面積大,連作年限長,很多農戶連作長達30a以上,在施肥上很少施甚至不施農家肥,耕地地中的有機質、氮、磷、鉀等養分均有 下降,有的微量元素養分虧缺,土地肥力下降,固長期連作還導致病蟲害日趨嚴重,如黑穗病冬尤其春旱嚴重的年份發病率高達30%以上,甘蔗螟蟲在20世紀90年代螟蟲株平均10%以內,2012年調查甘蔗螟蟲害株平均35%,嚴重的高達60%以上,螟蟲害節率高達30%以上,蔗糖份降低突出。
3 促進上思縣甘蔗生產恢復發展的對策和建議
當前,上思縣已經迎來了蔗糖業加快發展的重要機遇,全面實施“擴面增量”戰略,大力組織實施甘蔗生產“六化”(即品種優良化、種植標準化、管理智能化、耕作和收割機械化、灌溉水利化、經營規模化)戰略,全面落實各項科技興蔗措施,緊緊圍繞原料蔗增產這一目標,抓住標準化種植,標準化管理和科學砍收3大環節,主攻甘蔗單產和蔗糖份,轉變增長方式,樹立信心,堅持發展甘蔗生產不動搖,依據資源優勢依靠科技,促進上思縣甘蔗生產恢復發展,實現蔗糖業“二次創業”。
3.1 加強甘蔗種植和蔗糖生產銜接
上思縣在甘蔗種植中,長期以來,將甘蔗種植和購銷作為主要環節,主要實行的是計劃經濟管理模式,根據政府政策要求,種植的甘蔗由政府統一定價,蔗糖長統一收購、運輸和加工。而在食堂和酒精燈產品銷售方面,則是嚴格遵循市場規律進行,此種經營體制局限性較大,2種經營模式之間矛盾較為突出,銜接性較差,在很大程度上制約著甘蔗生產[4]。故此,應該對上思縣的甘蔗生產和經營模式進行創新,從以往粗放型經營方式轉變為集約型、規模化經營,吸收社會各界的資金支持和投入,以技術或資金入股,農民則是以土地和勞動力入股。此種經營模式,可以有效銜接甘蔗生產和蔗糖生產,遵循市場發展規律,有助于推動甘蔗生產和發展,提升企業經營效益的同時,增加農民經濟收入。
3.2 加強技術創新和資金投入,優化甘蔗品種結構
上思縣甘蔗生產發展中,應該加強技術創新和資金投入,持續開發和選擇優良的甘蔗品種,推行科學化甘蔗種植,提升甘蔗生產管理水平。故此,應該著重從以下幾個方面開展工作:優化品種結構,大力推行和選擇優良的甘蔗品種,當前上思縣甘蔗品種主要是新臺糖22號,種植品種較為單一,加之連年種植,產品質量有所下降,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甘蔗生產效益。故此,應該大力推廣高產、抗逆性強的甘蔗品種,如桂糖42號、46號、桂柳05136、福農41號等等的引進,大力推廣和開發上思縣甘蔗品種[5];科學耕種,由于上思縣種植面積較廣,所以應該大力推行機械化耕作,提升機械化水平,實現統一生產和經營,提升資源利用效率,創造更大的經濟效益;建立示范田,做好基礎設施建設,尤其是噴灌工程,旱澇保收,推動甘蔗集約化生產發展。還應該注重對甘蔗生產土地的改造,對于土壤肥力較低的土地,可以采用深耕深松的方式,增加有機肥施用量,提升土壤肥力,改善甘蔗品質,提升甘蔗生產效益。
3.3 落實科技興蔗措施,努力提高甘蔗單產
全面推行標準化種植,大面積推廣冬、春植蔗,結合噴淋液態肥(酒精發酵液)或清水配合地膜覆蓋的措施,解決冬春植低濕、干旱的問題,提高種植質量繼續全面推行以深耕深松、寬行、噴淋液態肥事清水、覆蓋地膜為核心的標準化種植規程,加強甘蔗田間管理,結合全程機械化工作的推進,提高破壟松蔸 ,大培土的比率,組織蔗農及時足量科學地施肥,攻莖肥和壯尾肥;建立完善甘蔗病蟲預測預報系統,指導蔗農科學防治病蟲害,提高抗病防蟲能力,加強高產示范原料蔗基地建設,抓好“雙高”基地建設,建立各完善縣、鄉、村、屯四級甘蔗高產示范原料蔗基地,示范片體系,以點、片、基地示范帶動全縣甘蔗生產發展。
3.4 完善甘蔗生產機制,提供政策保障
在甘蔗生產發展中,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予以支持,但是伴隨著甘蔗生產形勢日趨復雜,所以還需要對政策內容進一步充實和完善。應該對蔗糖市場價格進行調控,制定原料蔗收購基本價和生產噸糖基本價,為生產企業和蔗農切身利益提供堅實的保障,推動甘蔗和蔗糖生產活動長遠發展。加強土地資源的集中開發和利用,采取更加優惠的土地轉讓政策,吸引更多外線人員前往當地投資甘蔗生產,或是推行集約化經營發展模式,實現甘蔗規模化經營和生產,通過機關單位資金直接投資,堅持誰投資、誰收益的原則,盡可能降低地方政府財政負擔,創造更大的經濟效益。實行扶持激勵政策。進一步加大對蔗農發展甘蔗生產的扶持力度,制糖企業繼續在機耕、道路、肥料、種苗、地膜、農機購置等方面給予蔗農大力的扶持。同時繼續實行一系列激鈁策,對鄉鎮組織發展甘蔗生產,達到產量目標給噸位獎、超產獎;對全縣發展甘蔗生產的有功人員和單位進行獎勵,通過各種激勵政策、進一步提高全縣干部職工和農民群眾加快發展甘蔗生產物積極性。
3.5 加強甘蔗生產管理,建立服務保障機制
甘蔗生產總量難以有效提升,更多的是由于管理和服務體系不完善。基于此,可以建立完善的社會服務保障機制,充分發揮政府的引導作用,從多種角度為甘蔗生產提供服務。加強甘蔗種植、運輸和生產全過程服務管理,提升甘蔗生產效益,為企業和農戶帶來更大的經濟效益,推動當地甘蔗產業高效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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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公報中指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我國現代化進程中的重大歷史任務,要按照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要求,扎實穩步地加以推進。要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推進現代農業建設,全面深化農村改革,大力發展農村公共事業,千方百計增加農民收入。”這標明我國已經進入了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新的歷史時期。新農村建設是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和諧社會的必然要求;是廣大農民提高生活水平的要求;是統籌城鄉發展,縮小城鄉二元經濟差距的發展要求。
2006年,全國各地進入了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理論研究成果集中在:
一、從發展經濟學的角度提出
1.劉易斯的二元經濟理論。劉易斯模型假定發展中國家存在兩個部門,一個是邊際勞動生產率為零的傳統的人口眾多的只能維持基本生存的農業部門;另一個是有較高勞動生產力的能夠接受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城市現代工業部門。其認為,只有當城市吸收所有農村剩余勞動力后,農業的勞動邊際生產力才能提高,農業勞動者的收入才能拉高。
2.拉尼思-費景漢模型。該發展的模型認為只有在農業生產率提高,勞動力轉移速度高于人口增長速度時,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拐點才會出現。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關鍵在于如何把隱蔽失業人口轉移到工業部門中去,必須在工業部門發展的同時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使農業生產率與工業生產率同步增長,農業生產率提高是保證工業部門擴張和勞動力順利轉移的條件,只有當農業生產率提高,勞動力轉移速度高于人口增長速度,經濟發展才能順利從農業轉向工業。
3.托達羅模型。該模型假定一個現實或潛在的勞動力把他在一定時間內城市部門的預期收入(即遷移的收益和成本之間的差額)同當時農村普通的平均收入相比較,如果前者高于后者,那么他就會遷移。提出應當盡量減少因發展戰略偏重城市而引起的城鄉就業機會的不平衡,創造城市的就業機會不足以解決城市失業問題;不應盲目擴大中、高等教育,導致學歷門檻。
二、從制度經濟學的角度提出
1.新農村建設的制度保障研究。韓俊提出:土地收益應更多的讓農民來分享。新型的城鄉關系,一是要建立覆蓋城鄉的公共財政體制,要使得農民能夠享受到同城市居民基本均衡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二是建立城鄉全覆蓋的社會保障體系;三是要建立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四是要建立城鄉統一的土地市場;五是要按照農村的特點和農民的需求辦好農村金融;六是要建立城鄉一體化社會管理和戶籍管理的制度,根本的目的是保障公民遷徙和居住的自由,關鍵是要消除附加在戶口上的城鄉居民權利不平等的各項制度。張曉山(2006)提出必須建立農村公共財政體系。第一,調整分稅制結構,財政向地方讓利,保證縣及縣以下機構有一定的稅源。要著眼于促進縣域經濟的發展,開發當地的資源優勢,培養稅源,逐步增加縣及縣以下機構的財政收入,形成縣域經濟的良性循環。第二,增大體制性、制度性的轉移支付,將事權與財權一起下放,使轉移支付做到制度化、規范化、法制化。第三,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遏止地方政府以地生財,隨意支配農民土地資源的權力。張強認為城鄉之間的建設資源,要素的雙向流動存在制度,城市資源進入農村受到不合理因素的制約。制約的核心是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如何參與城市化和新農村建設的問題。調動農民積極性,重點是解決集體建設用地,社區合作組織和社會保障方面的制度創新,核心是解決集體建設用地參與城市建設問題。
2.城鄉公共產品供給問題。熊清華(2006)認為,目前我國農村的基礎設施存在著如下問題:首先是農村基礎設施薄弱,難以從根本上改變靠天吃飯的困境;其次是農村基礎設施建設長期滯后,從而制約著農民生活質量的提高和農村消費市場的擴大;三是農村社會事業硬件設施嚴重不足,困擾著農村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另外,我國農村新階段還存在著公共事業落后和公共服務缺失等不利于新農村建設的因素。因此,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完善和建立農村公共服務體系是新農村建設的必由之路。王再文(2005)認為,農村公共物品供給的嚴重不足,已成為制約區域農村經濟發展的主要障礙之一,進而提出通過非市場供給和市場供給相結合的方式,堅持“誰投資、誰受益”的原則來推動農村基礎設施的建設,允許多種資本進入農村公共物品供給市場,在必要時還應積極鼓勵外資參與經營。楚永生(2006)認為農村公共物品供給存在不足與過剩并存現象,不足主要體現在農業基礎設施供給的不足和農業科技供給的匱乏以及農村義務教育供給的不足。同時,農村公共物品的供給過剩主要包括:與政府政績、利益掛鉤的非生產性公共物品供給的過剩;臃腫的地方政府機構本身就是一種過剩的公共物品;農村公共物品供給結構不能反映農民需求的次序。鄭新立、張曉山(2006)提出建設新農村的關鍵是遏制城鄉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現在城鄉差距主要體現在城鄉居民在享受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方面的差距。要按照公共服務均等化的要求,使農民在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方面和城市一樣,基礎設施的投資重點應轉向農村。農業現代化與農村工業化、城市化必須同步推進;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為農業現代化和農村工業化、城市化創造體制條件;把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重點由城市轉向農村;大力提高農民的科學文化素質,培養新型農民。姜長云(2005)認為,統籌城鄉發展,需要協調處理好城鄉之間公共物品供給制度創新的關系。在農村公共物品供給體制中,更多地強化政府特別是中央和省級政府的責任,在城市公共物品供給體制中,改變發展型乃至享受型公共物品供給主要由政府“買單”的制度,較多地引入市場配置資源的作用。
三、從產業經濟學的理論出發提出
1.市場資源配置問題。夏耕認為應當研究價格信號如何更好地在農產品市場中傳遞從而更好配置農業生產資源。城鄉二元經濟結構轉型過程,實質上就是要素的積累和流動過程。實現城鄉二元結構成功轉型,一個重要環節就是實現要素市場化,保證勞動力、資本、技術等要素在城鄉、產業、地區之間自由流動。要素市場的建立是二元結構轉型不可忽視的制度前提。溫鐵軍(2006)則從市場失靈出發研究政府對于農產品市場的調控,突出政府的作用引導農業生產資源。通過組織創新和制度創新,成立和發展農村合作社,形成相對規模的農村合作組織,發展農產品產業。2.城市化建設。謝揚(2006)認為:“城鎮化發展道路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方式可以有這樣那樣的選擇,但是唯一不能動搖的是中國城鎮化戰略的決心,因為過去對城鎮化政策的搖擺曾經給我們的發展造成了災難性的后果。新農村建設歷史上有過這樣那樣的經驗教訓,但應該明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國家城鎮化發展戰略的一個重要補充。人地關系高度緊張是中國的基本國情,不可能奢望重新將農民留在農村來解決中國的‘三農’問題,最終‘只有減少農民,才能富裕農民’。”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出路是繼續實施和完善推進城市化的戰略,在城市化的進程中實現城鄉統籌,實現人口、勞動力在城鄉經濟、社會結構上的轉移和調整,實現城鄉二元體制結構的改革。唯有如此,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才可能積累起發展資金,國家向貧困地區轉移支付才有財力支持。鄭海航、謝揚(2006)提出實施和完善推進城市化的戰略,在城市化的進程中實現城鄉統籌,實現人口、勞動力在城鄉經濟、社會結構上的轉移和調整,實現城鄉二元體制結構的改革。
3.農村發展問題。韓俊(2006)指出重點抓好“富農”問題,把發展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作為中心環節,通過分稅制改革,財政向地方讓利;增大體制性、制度性的轉移支付;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來保障農村的資金投入,擴大農民的土地增值收益。林毅夫(2006)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既是當前經濟形勢下增加農民收入,解決“三農問題”的手段,也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構建和諧社會的必要內容。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要以現有自然村的公共基礎建設為切入點,資金以公共財政投入為主,由農民參與決定、設計和監工實施,新農村建設完成時間以2020年為宜。張曉山(2006)提出生產發展,收入增長,是新農村建設的根本要求。要扶持農業專業戶促進農業發展,需要統一現代技術支持,統一全面,及時的現代市場信息支持;統一的市場銷售渠道支持;統一的質量標準支持;統一的品牌支持。五個統一支持要由市場中介組織提供。
4.農村經濟結構優化問題。柯炳生(2005)側重于農村產業結構的優化和升級,改變農村三次產業的比例關系從而優化產業結構,即發展民營企業和農村服務業促進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林毅夫(2002)認為新農村建設與中國整體經濟發展周期聯系在一起,事實上是將新農村建設作為解決當前中國經濟緊縮的權宜之計,側重在其投資拉動的方面。尤其發展符合我國資源稟賦比較優勢的勞動力密集產業,使農村剩余勞動力有利于發揮其人力資本的優勢,擴大就業,減少農村勞動人口。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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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3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3890(2010)07-0019-04
一、兩型農業
“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簡稱“兩型社會”)定義于農業就是“資源節約型農業”和“環境友好型農業”(簡稱“兩型農業”)。所謂資源節約型農業,是以節地、節水為中心的集約化農業生產體系,包括發展多熟制種植,提倡立體多層農業,采取先進的灌溉制度、灌溉技術和科學的施肥制度等節時、節地、節水、節能、高效低耗的集約化農業。所謂環境友好型農業,是以循環農業為中心的清潔農業生產體系,包括減量使用農藥、化肥和地膜,改進種植養殖技術,發展農業生態工程、健康養殖工程、廢棄物循環再利用工程,實現農業生產無害化和農業廢棄物的資源化。
所謂“兩型農業”,就是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緊緊圍繞轉變農業發展方式,以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和生態環境保護為核心,以節地、節水、節肥、節藥、節種、節能、資源綜合循環利用和農業生態環境建設保護為重點,大力推廣應用節約型的耕作、播種、施肥、施藥、秸稈綜合利用等節約型技術,注重水土保持和生態建設等環保型技術,大力培養農民和農業企業的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觀念,大力發展循環農業、生態農業、集約農業等有利于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農業形態,促進農業實現可持續發展。
“兩型農業”作為一種新型的農業生產方式和一種生產體系,具有如下基本特征:(1)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高度統一于生產體系中。對可再生資源用養并重,實現永續利用;對非再生資源實行開發利用,邊開發邊使用。在農業內部結構上,實行一業為主,多種經營,立體種植、種養結合,逐步實現“整體、協調、循環、再生”生產模式,提高資源利用率和農業生態系統的生產力。(2)循環型生態農業發展模式成為農業發展的主導模式。農業生產資源在農業生產系統內被循環使用和重復利用,農藥、獸藥、肥料、飼料、燃料和其他原材料,要盡可能減少投入,農林牧副漁產品及其加工制品,要盡可能多地產出。獲得生產發展、環境改善、生態保護、能量消耗得到降低以及資源再生利用、農產品質量安全和經濟效益提高的綜合效果。(3)農業可持續發展能力不斷增強、農產品有效供給得到保障。要保證農產品生產總量、結構、質量和效益相統一,農業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農業生產的生態環境與自然和諧友好,農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
二、“兩型農業”的評價
要發展“兩型農業”,首先需要解決其評價問題。因為,如果不能準確地評價,就不能準確把握“兩型農業”的發展態勢,就不可能客觀地、有針對性地提出發展“兩型農業”的建議和對策,提升區域農業競爭力也無從談起。“兩型農業”發展狀況是以區域農業生產條件為基礎,以區域農業的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為前提,以區域農業生產資源得到節約與農業成長環境得到改善為途徑,以區域農業產出效益為目標,涵蓋區域農業本身以及區域內部有關要素、關系和行為多方面的綜合系統。
適用于“兩型農業”發展狀況的系統評價方法有很多,但是,采用基于K-means聚類和層次聚類的混合聚類方法,針對省級區域“兩型農業”發展狀況進行評價的相關研究,目前還未見于有關文獻資料。而研究湖南省各市州“兩型農業”的發展狀況,對于定位和調整省內各市州的區域農業功能,促進人口、經濟與資源環境的相互協調,進而推動社會經濟健康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筆者結合湖南省的實際情況,針對“兩型農業”的各市州區域發展狀況的指標體系和劃分方法進行研究,提出湖南各市州“兩型農業”發展狀況的評價方案,以期為建立新時期湖南省區域農業發展政策提供指導,為有關部門提供決策參考。
三、“兩型農業”發展狀況的評價指標體系
“兩型農業”是我國首次提出的概念,雖然很多研究者對“兩型農業”的評價問題進行了不少研究,但在“兩型農業”發展狀況的評價方面,迄今還沒有現成的、完整的省級農業發展狀況評價指標體系可供參考。而評價指標的選擇是否合理,直接關系到“兩型農業”發展狀況評價的科學性和可操作性,進而影響農業政策制定的成敗。
遵循指標體系構建的代表性、易獲性、科學性和可比性等原則,結合湖南省農業發展的自然地理和社會發展的實際情況,構建了湖南省“兩型農業”發展狀況評價指標體系,如表1所示。
“兩型農業”發展狀況指標評價系統由3個一級指標、10個二級指標和86個三級評價指標構成。其中生態農業綜合效益子系統由3個二級指標、26個三級指標組成;循環農業發展水平子系統由3個二級指標、25個三級指標組成;農業可持續發展能力子系統由4個二級指標、29個三級指標組成。
由評價指標的構成可以看出,農業系統的可持續發展是生產、經濟、社會、生態相耦合的復雜有機過程,其發展活動不是孤立的技術活動,也不是單純的經濟活動,而是與自然、社會諸多過程交織在一起的統一體,其實質是一個生產―經濟―社會―生態復合系統。
四、數據采集與處理
(一)數據的采集
根據《2007-2008年湖南省統計年鑒》以及湖南統計信息網和湖南省宏觀數據挖掘分析系統中的數據資源,結合前文的指標計算方法,對湖南省14個市州“兩型農業”發展狀況的評價指標進行了數據采集,獲得各指標的取值,如表2所示。
(二)指標的歸一化
由于每個指標的取值大小和計量單位差別較大,為使各項指標與影響因素在加權計算之前對分類結果的影響程度相同,應對采集到的數據進行[0,1]區間標準歸一化處理,把數量級不同的數據統一映射到[0,1]區間段上。為此,筆者對于效益型指標采用式(1),對于成本型指標采用式(2)進行歸一化處理。
y=■(1)
y=■(2)
其中,x、y分別為轉換前、后的值,maxValue、minValue分別是樣本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五、“兩型農業”發展狀況的評價
聚類分析可較好地滿足“兩型農業”發展狀況的評價要求。通過聚類分析可將樣本數據歸入相對同源的組或“類”(cluster)。K-means聚類算法簡單,運行效率高,是比較常用的聚類算法。筆者首先使用K-means聚類算法對湖南省14個市州進行聚類。但K-means聚類算法需要事先制定聚類數,而層次聚類(Hierarchical Clustering)無需事先指定聚類數,因此筆者同時采用層次聚類對湖南省14個市州“兩型農業”發展狀況的評價進行研究,以驗證K-means聚類的結果。
(一)基于K-means聚類的劃分
K-means聚類算法是典型的基于距離的聚類算法,采用距離作為相似性的評價指標,兩個樣本的距離越近,其相似度就越大。根據K-means聚類算法的規則,聚類數k值必須事先指定。為得到樣本間的距離,可將每個樣本數據看作是m維空間上的一個點。兩樣本之間的距離就是它們所對應的m維空間上的點和點之間的距離,反映了相應樣本間的親疏程度。聚類時,距離較近的樣本屬于同一類,距離較遠的樣本屬于不同類。筆者以歐式距離(Euclidean Distance)作為相似度測度[8-10]。兩樣本(x,y)之間的歐式距離計算方法如公式(3)所示。
Dist(x,y)=■(3)
將各分類個體與聚類中心表示為m維空間中的點后,“兩型農業”發展狀況的評價問題,即轉化為m維空間中的點按其與距離中心之間歐氏距離大小聚類為k類的問題。
針對湖南省14個市州現有的農業經濟發展情況,筆者將該聚類數指定為3類,即劃分為A類地區、B類地區和C類地區。基于K-means聚類的劃分結果如表3所示。從表3可知,其以長沙市作為中心點,距離最近的有湘潭市、株洲市,這3個地區聚集為A類地區;衡陽市、岳陽市、常德市、郴州市聚集為一類,這4個地區聚集為B類地區;邵陽市、婁底市、益陽市、永州市、懷化市、張家界市、湘西自治州聚集為一類,這7個地區聚集為C類地區。
(二)基于層次聚類的劃分
與K-means聚類算法不同,層次聚類無需事先指定聚類數。其基本原理是首先將每個對象歸為一類,共得到N類,每類僅包含一個對象。然后找到最接近的兩個類且合并為一類,同時重新計算新的類與所有舊類之間的距離。如此重復,直到最后合并成一個類為止。類與類之間的距離就是它們所包含的對象之間的距離,該距離亦采用歐氏距離,小類間的距離按類間平均鏈鎖法計算。
基于層次聚類的結果如表4和表5所示。從表4中可知,14個樣本均有效,聚類過程中缺少樣本為0,即14個樣本均進入了聚類分析。聚類過程的聚類層次如表5所示。
(三)分析與討論
通過層次聚類,可將湖南省14市州分為三大類,分別是:長沙市、湘潭市、株洲市;衡陽市、岳陽市、常德市、郴州市;邵陽市、婁底市、益陽市、永州市、懷化市、張家界市、湘西自治州。這與K-means聚類算法得到的聚類結果是一致的,這個結果也與實際情況相吻合。這充分表明了此方法的可行性和有效性,也說明了筆者提出的“兩型農業”區域劃分指標是合理的。
因此,通過基于K-means聚類和層次聚類的混合聚類方法,可得到湖南省14個市州“兩型農業”區域發展狀況的評價結果分為:A類地區為長沙市、湘潭市、株洲市;B類地區為衡陽市、岳陽市、常德市、郴州市;C類地區為邵陽市、婁底市、益陽市、永州市、懷化市、張家界市、湘西自治州。
六、結束語
筆者根據“兩型農業”發展狀況的評價指標和評價模型,構建了湖南省14市州“兩型農業”的區域發展狀況的評價結果,并采用基于K-means聚類和層次聚類的混合聚類方法,對湖南14個市州進行了農業發展狀況的區域劃分,其劃分結果可以為有關部門提供決策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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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ource-conserving and Environment-friend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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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ollege of Economics, Hunan Agriculture University, Changsha 410128,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