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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資在我國的投資基本上涵蓋了汽車、通信、鋼鐵、石化和精細化工、家電、電站設備等工業支柱產業和信息、生物制藥、新材料三大高新技術產業領域，普遍具有投資規模大、科技含量高、產品市場競爭力強、出口能力強、經濟效益好的特點。對我國的產業機構調整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也為我國的企業做大做強自身，走出中國，走向世界，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機遇和挑戰。

吸引和利用外資，是促進國內經濟的快速發展和產業的結構升級和國內企業適應經濟全球化的需要，但企業對外投資和跨國經營，也是我國經濟發展中的必然，“引進來”與“走出去”兩者資金流向截然相反的經濟發展，實際上是相輔相成、并行不悖的，是國家與國家之間經濟達到科學發展的具體表現。從相互促進關系、資源配置效率和適應國際發展新趨勢等方面來看，吸引和利用外資和企業對外投資和跨國經營，即所謂“引進來”和“走出去”在深層次上具有本質上的統一性。近年來，我國企業逐步走向世界，實現對外投資，跨國經營。2006年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達161億美元，2007年上半年對外投資達78億美元。截至2006年底，我國對外直接投資金額累計達733億美元，對外直接投資企業累計10000多家，投資目的地多達167個國家和地區。投資涉及海外的資源、能源、制造、家電、餐飲、酒店等多個領域。企業在發展過程中，積極地對外投資，積極地參與國際競爭，不斷地做大做強了自己。例如：海爾在美國南卡羅來納州的生產基地1999年4月30日奠基，2000年3月建成投產，設計年產能力為50萬臺，在美國冰箱企業中排名第六。由此，標志著海爾集團第一個“三位一體本土化”的海外海爾誕生。隨后海爾在印尼、菲律賓、馬來西亞、伊朗等國家建廠，生產海爾冰箱、洗衣機等家電產品，目前，已建成的海外工廠有13個，貿易中心18個。海爾產品已達96大門類15100多個規格的產品群，并出口到世界160多個國家和地區。

但是，根據商務部公開的統計資料，我們匯總比較后感覺到：我國企業對外投資還有很多的路要走，發展空間還十分廣闊。

國際經驗表明：一個成熟的經濟體，在當前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其對外投資額與吸收外資額的規模一般應保持在1：1.1左右的水平。這樣有利于國際資本的雙向流動，有利于形成資本流入與流出的動態平衡，有利于經濟體納入資本全球化的潮流。

二、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存在的問題

有數據顯示，近年來我國企業對外取得了一定的發展，但是，與我國的實際利用外資勢頭相比，特別是跨國公司在我國的投資規模，投資力度相比存在著比較大的差距。

我國的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過程中存在的比較大的問題是：1.很少形成投資規模，投資力度不大。這與跨國公司在我國，在我國的投資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2.缺乏具有技術創新、自主知識產權的產品和項目，產品或行業多數仍處于初級業態或單純。如貿易、建材、農牧、遠洋捕撈、旅游、咨詢服務等行業很難做大做強自身。

3.主流投資設立的生產加工型企業，主要分布在東南亞、南亞一帶。這直觀反映出我們對東南亞、南亞在制造業企業上的設備、技術、管理等幾個方面存在著比較優勢。但是那里一些國家的勞動力素質較差，責任意識不強。例如在泰國和柬埔寨的工廠經常面臨工人缺崗，直接影響企業的正常運轉。另外，一些國家假期時間過長。例如柬埔寨一年當中假期就占六、七十天，企業根本承擔不起停工的成本損失。還有些國家政府腐敗，官員貪污受賄盛行，導致境外企業經常要支付大量的關系疏通費，才能保證企業正常投資、運行。

4.生產等運轉過程中缺乏復合型的涉外經濟人才。境外企業在經營過程中，需要擁有通曉國際經濟運行知識、懂技術、會外語、精管理的復合型人才，特別是那些對生產經營尤其是生產工藝、技術設施、質量控制等非常熟悉的，而外語基礎又好的國內企業員工，但是由于國內企業復合型人才十分短缺，甚至根本無人可派，嚴重制約了境外企業的發展壯大。

此外，還有支持政策還不夠完善，保障措施落實不夠以及報批水平審批手續不及時等問題。

三、解決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問題的思路

綜觀國際上在東道國具有投資力度，能夠形成投資規模都是跨國公司所為。我國企業要擴大對外直接投資的力度，形成投資規模，就必須要有自己的，真正意義上的跨國公司。我國有一些工業的傳統的制造業發展基地，歷史形成了其在我國工業發展中的不可動搖的地位。為此，我們應該在國家政策的積極扶持下，在外資積極引人的作用下，不斷地調整其產業結構，提高技術和生產能力，在能源、汽車、通信、鋼鐵、石化和精細化工、家電、電站設備支柱產業內精心地培育一批跨國公司。具體做法可以是：首先，以行業內某一技術領先，效益良好的企業為龍頭(最好是上市公司)，重組或整合行業內外其他或相關的公司(如：縱橫向都能形成產業鏈的公司和一些關聯公司)形成一定規模的集團公司。其次，集團可以從國內外引進投資和戰略投資人(上市公司可以盡可能的實現整體上市)。這樣既可以實現股權多元化(但必須自己控股)，減少風險，又能夠融到投資所必須的資金。而一旦引人了國外的戰略投資人，企業在資金有了一定的來源的同時，還會有一定的技術，管理的支持，還會有一定的拓展渠道的支持。企業的國際知名度也會提升。但是必須指出的是：國外的戰略投資人的選擇應該是謹慎認真的，應該是以降低企業生產發展的非系統風險為前提的。其三，投資目的歷來是企業投資方向的主題。以制造業為基礎的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在技術，管理等方面應該說存在著比較優勢的限制，因此在對外投資初期應該以境外的市場，以獲得境外的資源能源、銷售渠道為方向，以境外現有的市場資源，在時間上，空間上以最短的距離推廣自己的品牌。收購和控股境外企業的方法是企業擴大對外直接投資的有效途徑。

一個時期以來國際上企業并購之風風起云涌。不管這種并購出于何種目的，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并購可以使企業一定程度上降低交易風險和交易成本，可以變依賴市場為內部交易甚至控制，特別是在企業的資源利用上。如：作為中國第三大石油企業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中海油)，近幾年頻頻在國際市場實現成功收購，逐漸成為國際一流的綜合型能源公司。自2001年上市以來，短短的二三年間，中海油海外油氣產量的比重就從不足3%銳升至近25%，奠定了其國際能源公司的地位。2005年中海油斥資12.3億美元成功地完成了三宗大的跨國油氣并購，在海外與BP、殼牌等世界頂尖級石油公司一道成為資源國的油氣開發者。目前，他們已同18個國家和地區的71家公司簽訂了160多個石油合同和協議。2006年其海外產量占總產量的比例已達1/5以上。

國有大型企業特別是國有大型資源企業是現行體制下我國經濟發展的關鍵，是我國經濟安全的重要保證。他們積極對外投資的經營戰略，無疑對我國每年需要依賴大量進口的限制，對我國的能源工業資源工業的發展，對正在積極穩妥實施的戰略儲備工程，避免我國的經濟安全受到威脅的作用是非常大的，意義是深遠的。

上世紀60年代美國經濟學家海默就提出了：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原因在于其比較優勢。這種優勢集中表現之一就是：企業擁有專利和專有技術等在產品或要素市場上的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產品的壟斷。改革開放以來，我們提出以“市場換技術”，引進了大量的外資，外資進來以后獲得了市場，但對他們自己的核心技術卻保護的相當有效。我們的企業很難“換”得真正的技術，更不用談在此基礎上的發展了。一些國企老總曾不無感慨地說：“事實證明：由外商控股的核心技術我們是學不到的。”因此，我國企業要擴大對外直接投資就必須擁有自己的自主知識產權的產品。必須指出：自主知識產權的產品是全面的，包括整個生產領域的，高科技領域的產品也是多樣化的如信息技術、生物制藥、新材料工藝等。我國企業的開發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產品，形成優勢，擴大對外直接投資可以采取的方法由：其一，企業要加大對科技的投入，加強與科技部門的協作，努力在產品、工藝上尋求創新，開發具有時代意義的新產品。例如：上世紀60年代后，世界能源危機日本開發了節能型汽車，樹立起了日本汽車工業在世界的地位。當今環境保護問題日益突出，我們的汽車行業完全應該在這一方面加大投入，研發新型的環保節能型汽車，千萬不要因小而不為，更不要因難而不為。產品、工藝上的尋求創新，本來就是長期而艱苦的工作。據悉，我國一些高校在環保節能型汽車的研發上已經有突破性成果。其二，我國企業應該發揮制造業的優勢，打破地域界限，開展省市合作，將我國傳統的，具有影響和比較優勢的產品與先進的制造業技術和生物制藥技術對接。形成批量的，規模的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產品的生產。如中醫藥、保健品、瓷器工藝、園林建筑、生物釀造技術，生物制藥技術等。這些產品在一些國家有著很深，很廣的影響，一旦形成規模必定會使企業的投資擴大。其三，我國企業應該先將自己已經發展起來的，成熟的生產技術和產品如洗衣機、電視機、電冰箱等生產工藝與技術作為投資項目，利用WTO的規則，尋找發達國家和廣大發展中的產業結構“間隙”，大膽地在東道國進行風險投資(獨資、合資、合作、并購等方式都可以)，站穩腳跟后再進行設計、生產、營銷三位一體的本土化策略，開發地方元素、中國元素與東道國元素相結合的、具有我們自己的自主知識產權的產品。

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經營過程中，缺乏高素質的復合型的涉外經濟人才幾乎是所有企業的通病。這是我們幾年來培養目標和培養方法的失誤。境外企業在經營過程中，需要擁有通曉國際經濟運行知識、懂技術、會外語、善管理的復合型人才，特別是那些對生產經營尤其是生產工藝、技術設施、質量控制等非常熟悉人才。這些實際上企業需要的能夠直接面對生產的初、中級管理人員。對此我們可以學習國外的經驗：由企業自己建立“企業大學”培養企業各個專業崗位需要的各類人才和熟練工人，也可以由企業與企業、企業與高校之間聯合辦學(不是實際由企業出錢冠名某個學校或學院的校企聯合)，這樣企業可以獲得自己需要的人才，學校可以直接面臨市場進行科技研發獲得實際成果。歐洲的一些企業曾經投入500歐元實行這項培訓計劃，結果產生了5億美元的利潤。當然這是一個長遠規劃需要企業的智慧和決策，也需要有關部門的統一協調。短期內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需要上述的專門人才可以通過這樣招聘方法解決急需：在我國一些地區，特別是大城市有這樣一個群體，他們曾經在企業里做過技術工人，有的甚至是企業的技術骨干，還有相當一部分人在國內曾經受高等教育。上世紀80年代末或90年代初，他們以留學等各種名義出國打工，現在多數回到了自己的家鄉。他們有國外生活經驗，能吃苦，有文化(沒有學歷、沒有學位)，有很好的外語交流能力，有的甚至在國外的大企業中工作過，而且有一定的經濟基礎，國內生活穩定，年齡大多都在45至52歲之間。這樣的人才企業完全可以使用，而且是非常實用的。只要稍加以培訓他們完全可以在短時間內適應對外投資企業的需要。

此外，政策上要積極、穩妥地推進我國企業的對外投資，加強決策的科學性，要為企業保證資金同時，要加強行業之間，行業內部的管理。反對地方保護，共同尋求發展，要對內形成面，理順關系有序競爭，對外形成拳，把握機會聯合競爭。使企業對外綜合競爭能力和投資能力得到實質的加強。在國際市場上進行規模較大的投資和跨國經營。

要加強監管體系和保障體系，有效防止國有資產和外匯流失的同時，對財政、金融、外匯、稅收等符合國際通行做法要深入了解。在境外資源開發方面，對企業的非經營性風險，要建立符合國際慣例的投資風險補償機制。要有充分的資金支持手段。對企業的外匯實行適度控制，允許企業適當獨立在海外運作外匯資金。但是必須加強制度監管，以防止“中航油事件”的發生。

要建立建全相關的法律法規，力求在制度上保證和完善好企業的對外投資。最近，發改委會同商務部、人民銀行、外匯管理局等部門聯合起草了關于支持企業走出去的指導意見并且正在形成過程中。其中包括一些扶持性的政策，比如說結合投資體制改革，將放寬企業走出去用匯的限制，放寬企業走出去的審批和簡化程序等。同時，諸如《海外投資法》、《海外投資保險法》等相關法律也要盡快出臺和完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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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內部約束

目前階段，大多數中國公司的海外業務仍然停留在辦事處、經理部經營的階段，無法形成規模效益和取得持續發展的動力。中國企業馳騁國際市場的“攔路虎”體現在缺乏自己的競爭優勢、企業體制障礙、管理系統和方法缺陷、本土化運作水平低等，而克服這些障礙是企業進行國際化建設所面臨的最大挑戰。從宏觀和微觀兩個角度可以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

1.宏觀方面

(1)政策促進體系有待健全和完善

國家對國際經營缺乏統一的、權威性的宏觀協調管理機構，目前，海外直接投資由國家計委、財政部、商務部、國家外匯管理局、中國銀行及中央各部門、各地方政府負責管理，實行多頭管理的制度，即以現在的商務部為主，商務部內沒有專門的機構管理此項工作，而是分散在幾個下屬司局。各專業部門從各自管轄權限和部門目的出發，制定各自的管理辦法，缺乏一個權威機構來負責統一協調，這就往往導致管理上的混亂，管理效率的降低。

(2)制度保障體系有待健全和完善

中國海外企業散布在世界各地，海外投資大多是根據各種渠道的非系統化信息進行的，致使海外企業在產業結構和地區結構的分布等方面，充滿著無序性和隨機性。目前在海外的企業，一部分是經批準成立的，一部分是未經批準成立。例如，在美國紐約地區某使館登記的海外企業有130家，中方領事館估計實際有300家，而美國政府有關人士估計，各類帶中資背景的公司約有1000家。

(3)監管調控體系有待健全和完善

海外國有資產流失嚴重。與世界上其他國家的海外投資風險相比，中國海外投資中國有資產所占比重大，加之財務制度、經營管理的不規范，造成了海外企業國有資產的大量流失。據估算，中國目前約有一半左右的海外企業是零利潤或虧損，尤其是以國有資產為資本在海外搞的實業投資，成功的少，賠錢的多，或勉強保本。

(4)市場服務體系有待健全和完善

由于國內企業對外直接接觸較少，加之中國的公共信息服務體系尚不健全，許多企業想對外投資，但是苦于信息不靈，不知道應向哪里發展。而一個企業要對外投資所需了解的信息包羅萬象，既包括宏觀的國外經濟發展趨勢、產業總體規劃、金融外匯市場狀況、有關法律法規政策等，也包括微觀的產品供需狀況、價格市場周期、合作伙伴的資信、行業市場準入等。對于廣大的中小企業來說，確實存在諸多困難，由于信息不全面而導致項目不理想的情況時有發生。

2.微觀方面

(1)中國跨國企業投資規模小，品牌知名度低

中國企業在國外投資的規模接近90%的在300萬美元以下，比較摩托羅拉等國際著名企業，投資數量十分有限，而且跨國經營投資的行業范圍較窄，主要集中在家電、機械、輕工和紡織服裝等行業。中國企業生產產品的品牌知名度較低，在國外市場上大多處于中低檔水平，除海爾等少數幾個知名品牌外，大多數中國產品與國外產品相比缺乏品牌競爭力。由于跨國經營經驗不足、文化差異等因素的存在，多數中國跨國經營企業效益不甚理想。

(2)缺乏國際化的管理人才

在企業跨國經營過程中對企業挑戰最大的是人才競爭。國際市場環境變幻莫測，跨國經營要求企業家必須具有全球化的眼光，善于以全球的視角定位企業的未來和發展方向，精通國際競爭規則，具有豐富跨國經營管理經驗。但就目前而言，中國跨國企業中符合上述要求的管理人才數量十分有限，而且在競爭激烈的國際人才市場上，相當部分的本土管理人員從中國企業流失。

(3)缺乏核心技術，研發能力低

中國企業跨國投資技術含量較低，大多集中在勞動密集型的下游行業，其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競爭能力相應也較弱。2005年中國企業500強研發投入大約占1%，而世界500強研發投入則占3%左右。此外，中國企業技術研發人員的數量和質量也明顯低于國外跨國企業。中國企業大多生產技術含量較低的下游產品，缺乏核心技術，絕大多數的中國跨國企業在國外僅進行貼牌生產，企業不能成為技術創新的主體，產品也大多進入中低檔品市場，在國際市場上缺乏技術競爭優勢。

(4)缺乏有效的文化融合

不同的國家和地區由于歷史、地理、自然環境等因素的不同，形成了復雜多變的社會文化。在跨國企業內部來自不同國家的企業員工，他們具有不同的膚色、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不同的行為習慣，在日常的組織運營過程中不同文化的碰撞更在所難免，在特定的情況下甚至會激化。

三、促進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發展的國家支持戰略

為更好地配置有限的資源,中國政府有必要為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制定戰略規劃和提供必要的促進、支持和服務。建議如下：

1.建立與完善政策促進體系

制定實施對外直接投資戰略的規劃，包括總體規劃、國別地區規劃和產業規劃。規劃是指導性和導向性的，不應具有行政約束力。規劃的制定應突出重點。應選取政局穩定、投資合作環境好、與我經濟互補性強且雙方有一定的經貿合作基礎的國家和地區，作為對外直接投資的重點市場。

充分發揮政府的作用，積極推進技術進步。韓國的經驗表明，在發展中國家經濟、技術的趕超中，政府扮演著重要角色，值得中國政府效仿。

2.建立與完善制度保障體系

加快對外直接投資方面的立法進程，建立和完善相關法律體系。制訂《對外投資法》、《國際經濟合作法》，抓緊出臺《對外投資管理條例》等法律、法規及配套的管理辦法與實施細則，以法保障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戰略的實施，以法規范政府、企業和中介組織在實現跨國經營過程中的管理、服務和經營行為。

3.建立與完善監管調控體系

完善境外投資績效評價與聯合年檢制度，及時掌握境外企業的發展與變化情況，加強對境外投資效果的檢測。探討對境外投資實行分類管理的辦法，制定與完善對外投資國別產業導向目錄；加強對企業以收購兼并、股權置換等方式進行跨國投資的政策指導與規范。

4.建立與完善市場服務體系

建立健全信息網絡系統，提供技術、快捷的信息服務。建立企業投資業務數據庫，充實與完善境外投資環境信息庫、外國吸引外資項目信息庫、外國中介機構信息庫、中國企業對外合作項目意向庫等子庫，為企業提供境外經營環境、政策環境、項目合作機會、合作伙伴資信等信息。

四、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企業經營戰略

雖然中國企業跨國經營困難重重，但也擁有自身的比較優勢,因此如何利用這些優勢，構建企業的核心競爭力成為企業跨國經營成功的關鍵。

1.規模戰略

國際競爭最終是規模和實力的競爭，大規模跨國企業是國際競爭的主體。為適應這一國際競爭規律，中國企業應先在國內的同一產業內形成內聚力強大的產業集團，改變以往小規模、分散化的局面，通過企業間的兼并、收購和控股等市場行為，構建具有資本、生產和技術規模優勢于一體的跨國投資主體——跨國集團。跨國企業在海外市場也可以積極對國外中小企業實行分合并購之術，在較短的時間內獲取規模優勢、生產能力或者是當地企業的品牌資源。2.人才培養戰略

人力資源是企業跨國經營過程中的核心資源。目前，在競爭激烈的國際人才市場上，中國企業處于劣勢位置，外面的人才引不進來，而自己培訓的人才又不斷流失。針對這種情況，中國企業在加大力度吸納國外優秀人才的同時，更重要的是注重自身人才隊伍的培養。這就要求企業站在核心員工的位置上進行換位思考，了解企業員工在物質和精神方面的需求，采取物質留人、感情留人和事業留人“三步走”的人才戰略，并通過各種有效的激勵措施發揮員工的專長和優勢，使之為企業所用。

3.核心競爭力戰略

核心競爭力是企業通過有特色的資源配置與社會市場現實需求長期統一而獲得超額收益的能力，是一個企業核心層面所具備的超越其他企業的優勢。它可以是技術，是銷售能力、營銷策略，也可以是組織文化和經營理念。企業經營價值鏈上任何一環均可成為核心競爭力的來源。中國企業要想走出國門，進行海外跨國經營，必須選擇并培育與自身跨國經營戰略相匹配的核心競爭力，并在此基礎上一步步走向擴張和發展。只有構建了適應國際競爭的核心競爭力才能真正走出國門，立足于國際市場。

4.文化融合戰略

跨國企業要變文化沖突為文化融合須采取有效的文化融合戰略。首先要進行文化差異識別，尋找文化差異的范疇所在，是正式規范、非正式規范還是技術規范，不同規范的文化造成文化沖突的程度和類型是不同的；其次要加強員工對不同文化環境的反應和適應能力，進行文化敏感性訓練，促進不同背景的企業員工間的溝通和相互了解；最后企業應致力于建立共同的組織文化，使員工個人的思想、行為與組織目標有效地統一起來，避免一片散沙局面的出現，增強跨國企業應付和適應不同文化環境的能力。

5.進入方式戰略

在跨國公司的進入管理中，進入方式選擇是一項基本和重要的管理內容。進入方式選擇是否恰當，直接關系到進入的效率，以及進入后的經營績效。合理的進入方式能夠有效地降低跨國公司的進入成本，降低進入風險和提高經營績效。中國企業開展跨國投資，應該按照投資的動機、目標，以及企業自身各方面的實際狀況，針對不同的地域、行業、時機，選擇相應的投資方式，以保證投資活動的成功。

6.區位選擇戰略

一般而言，發展中國家在確定對外投資區位時有兩種選擇，即上行投資和下行投資。上行投資是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的投資，這種選擇的原因主要有兩點，一是為了打破技術封鎖，直接獲取發達國家的一流技術；二是為了避開貿易壁壘，占領東道國市場或打入第三國市場。下行投資是發展中國家對其它經濟發展水平相近或稍低的發展中國家的投資，這種投資可以看作是產品生命周期理論的實際運用，因為它是將本國處于成熟化的產品或技術移植到較不發達的國家，以便實現產品或技術的第二次或第三次生命周期。中國跨國公司在確定對外投資區位時，必須考慮到本國的具體國情和特點，以及企業的自身優勢，對擬選東道國的區位優勢進行科學的評價和比較，綜合權衡利弊得失。

五、結束語

隨著國際間經濟競爭與合作的不斷加強，跨國公司在世界經濟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它已成為一國向別國滲透，占領別國市場的有力武器。中國若想在未來日趨激烈的國際經濟競爭中占領一席之地，就必須大力發展本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跨國經營是我國企業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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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現狀

改革開放以來，大力吸引外國直接投資一直是我國經濟政策的一大立足點，也的確促進了我國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然而，僅單方面引進外資已不能適應目前經濟全球化的趨勢。要使我國充分參與國際分工，在國際分工和國際協作中占據有利地位，我們必須建立資金流人和資金流出的雙向循環機制，以期充分利用國內外市場和資源，有效利用全球生產要素，分享國際分工的收益。

表1和表2分別將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占GDP比重和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與引進外資的比率同其他國家進行了比較。(見表1、表2，下頁)

表1的數據表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占GDP的比重不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和發達國家平均水平，而且與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也相去甚遠；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規模不僅很低，且與我國的總體經濟實力極不相稱。表2的數據則顯示，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規模與引進外資規模之比，不僅無法與發達國家比較，也遠低于發展中國家。這種“只進不出”的資金流動狀況，從微觀上講會使企業逐漸退出國際競爭舞臺；從宏觀上講會使我國內部經濟和國際收支失衡，并影響我國在世界經濟格局和國際分工中的地位。

表1各國(地區)對外直接投資存量占GDP比重(％)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世界平均水平

14.44

16.50

19.19

20.46

21.63

發達國家平均水平

16.16

17.89

21.34

23.07

35.91

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

9.32

12.32

12.84

12.83

13.50

德國

16.40

19.02

25.88

29.85

29.07

美國

11.48

12.74

13.17

13.70

14.37

日本

6.90

4.29

5.84

7.25

8.31

中國

2.44

2.51

2.39

2.74

2.87

資料來源:世界經濟年鑒編輯委員會:《世界經濟年鑒2003／2004》，2004年。

表2對外直接投資與引進外國投資比率

發達國家

發展中國家

中國

1996

01:00.7

01:02.5

01:20.0

1997

01:00.7

01:02.6

01:16.7

1998

01:00.8

01:03.7

01:16.7

1999

01:00.9

01:03.0

01:25.0

2000

01:01.0

01:02.3

01:50.0

注:以上數據根據《中國對外經濟貿易白皮書2003》以及《國際統計年鑒2003》資料整理計算而得。

二、我國現行對外直接投資稅收政策分析

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滯后，固然有企業發展戰略的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我國政策支持的缺位。僅從稅收政策的角度看，與我國吸引外資的稅收優惠政策和其他國家鼓勵對外直接投資的稅收政策相比，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稅收激勵還不完善且效率較低。

(一)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稅收激勵與吸引外資稅收激勵的比較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為了吸引外資，對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的稅收實行了廣泛的優惠措施。首先是專門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法》，對來華投資的外商的稅收優惠做了明確而詳細的規定和解釋；而對于我國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稅收優惠只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暫行條例》中用一些零星條款進行了規定。其次，從具體的稅收優惠條款來看，名目繁多方式各異，予以外資企業以優厚待遇；而反觀我國企業對外投資的稅收優惠，只是因避免對企業雙重征稅和企業在國外遇到某些風險時給予一定保護時才涉及，鼓勵企業進行對外投資的相關措施也較少。顯然，我國在對外直接投資和吸引外資的稅收激勵上，兩者反差較大。

(二)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稅收激勵與國外對外直接投資稅收激勵的比較

從國際上看，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的發展，各國都運用稅收優惠政策對本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進行支持和鼓勵。表3列舉了部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促進對外直接投資的稅收政策措施，通過對比，不難發現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稅收優惠條件較為苛刻，手段比較單一，覆蓋面較窄，而且雖有保護措施，激勵作用卻較小。

表3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稅收激勵與國外對外直接投資稅收激勵的比較

國家

促進本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稅收措施

美國

所得稅減免、抵免、延付，賦稅虧損退回，賦稅虧損結轉，關稅優惠。

法國

海外子公司所得稅減免，海外子公司股息不計入母公司征稅范圍。在與東道國存在雙重征稅的情況下，法國公司在得到政府允許以后，可扣除所欠稅款及其海外子公司已向東道國政府繳納的稅款。

德國

通過國內立法和多雙邊稅收協定，實行免稅法，對能夠促進德國就業和出口的大型公司的境外投資項目實行稅收優惠，給予德國企業在發展中國家投資所得一定的稅收抵免。

日本

實行對外直接投資虧損準備金制度，資源開發投資虧損準備金制度，特定海外工程合同的虧損準備金制度，扣除外國稅額制度。

韓國

海外投資損失準備金制度，國外納稅額減免、扣除，對海外資源開發投資免除紅利所得稅。

新加坡

海外投資虧損注銷，免除某些海外投資收入、紅利和管理金收益的稅收，海外投資業務所得稅減免。在發展中國家的投資開發享受雙重減稅優惠。

中國

納稅人在與中國締結避免雙重征稅協定的國家所納稅收給予抵免，對承擔援助項目的企業實行稅收饒讓，對在境外遇到不可抗風險而造成損失的企業給予所得稅優惠。

三、稅收激勵政策對促進對外直接投資的效應分析

對外直接投資相對國內投資，風險更大，收益更具不確定性，競爭可能更殘酷。因此，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決策主要考慮:一是收益與風險的預期和權衡；二是資金能力。這樣，從政府角度講，要鼓勵企業對外直接投資，一方面運用稅收政策對企業的成本收益予以特別照顧，使企業對外投資收益率更容易形成穩定的高的預期；另一方面在資金上對企業進行支持，從而激發企業擴大對外直接投資需求。稅收政策對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激勵效應主要體現在對企業投資需求的激發方面(見圖一)。

圖一表明，對外直接投資的稅收激勵措施，就是從稅率、稅基、稅額、納稅時間等方面對投資主體的對外直接投資行為實行一系列的稅收優惠政策，以增加企業某項特定投資的預期回報率或降低其成本或風險。其中，直接激勵措施是通過直接減少企業的應納稅額來減輕他們的稅負，從而增加他們的可支配利潤；間接激勵措施是用延長企業納稅期限或將企業應納稅額后轉等辦法，使企業能在一段時間里無償占有政府稅款，從而降低了企業納稅壓力，間接減輕了企業稅負。

(一)直接激勵措施

企業的投資行為實際上是對生產要素的購買，因此我們可以把企業在對外投資和對內投資之間的選擇視為其對國際生產要素和國內生產要素的選擇，企業的生產投資決策也就是在企業的成本預算一定(資金供給一定)時生產要素的最佳組合問題。政府運用直接稅收激勵措施可以影響兩種生產要素的相對價格，從而影響企業的投資選擇。(見圖二)

圖二中橫縱坐標分別代表了企業選擇國內生產要素和國際生產要素的數量，我們以此來說明企業進行對內投資和對外投資的規模。當政府對該企業的所有投資行為征收同等稅收時，該企業等本線為CB，等產量線為a。而如果政府對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行為實施稅收優惠(極端假設為免稅)，那么，一方面從企業角度看，國際生產要素相對國內生產要素價格下降，企業的等成本線由CB轉動到AB位置，企業對外直接投資規模得以擴大，同時，企業的產量也得到相應的提高(等產量線由a上移至b)；另一方面從資源角度看，線段AB到CD到AD的移動就是一個節約國內資源(OB到OD)，同時充分利用國外資源的過程(OC到OA)。

具體而言，降低稅率、稅收抵免和稅收饒讓這三種不同的稅收激勵手段對于鼓勵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有著不同的側重點與渠道。

1．優惠稅率。它是指對于特定的對外直接投資主體或某種特定的對外直接投資活動采用較一般稅率更低的稅率征稅，一方面直接減輕企業稅負，另一方面可以引導企業的對外投資行為，實現國家的產業政策和宏觀經濟目標。

但需要注意的是，各國稅率水平的差別會影響資本跨國流動的方向和效率。因此，政府在制定優惠稅率時，要掌握一定的限度，并結合其他國家的稅收政策和國際平均稅率水平，避免出現國家之間的惡性稅收競爭，使資本跨國流動具有效率并符合我國的整體利益。

2．稅收抵免。它是指準許納稅人把其某種或某些符合規定的特殊支出項目(如在東道國已經交納的所得稅稅款)，按一定比率或全部沖抵其應納稅額，以避免對投資主體雙重納稅。稅收抵免可分為直接抵免與間接抵免。直接抵免主要針對同屬一個法人實體的總公司和分公司的組織形式，它一般適用于自然人的個人所得稅抵免以及總公司與分公司之間的公司所得稅抵免和母公司與子公司之間的預提所得稅抵免。間接抵免適用于不同屬一個法人實體的母公司與子公司之間的稅收抵免關系，且其適用范圍僅為股息一項所得。間接抵免較直接抵免復雜，兩者適用的對象、范圍不同。在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時，對于企業不同的組織形式和所得形式，兩者可以相互補充，發揮不同作用。

3．稅收饒讓。即對外投資企業在東道國享有的稅收優惠，視同已納稅，予以抵扣。稅收饒讓是稅收抵免的一種延伸，目的在于讓投資者切實享受到東道國的稅收優惠措施。當對外直接投資享有東道國的稅收優惠且作為母國的政府實行稅收饒讓時，投資者在對具有相同稅前收益的國內投資和國外投資的選擇一般傾向后者。因此，稅收饒讓是減輕對外投資主體稅負，激勵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重要手段。

但是，應當注意到，稅收饒讓減輕投資者稅負的效應會受到一些條件的制約。

首先，東道國對外資實行了稅收優惠政策。由于目前國際上有的國家主張稅收中性政策，反對用稅收優惠來干預經濟，因此，我國在與其他國家簽訂稅收饒讓協定時，應充分注意到這一動向。

其次，投資者對東道國的稅收政策、國內稅法必須進行充分了解，只有在對其認可并完全理解的基礎上才能夠從稅收饒讓中得到實惠。

第三，對于實行稅收饒讓的母國而言，東道國稅收優惠政策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母國的稅收收入。如果東道國的稅收優惠過多過濫，那么實行稅收饒讓以后母國的稅收收入勢必受到較大影響，所以，一國政府在簽訂稅收饒讓協定時應該考慮到本國的財政承受能力。

(二)間接激勵措施

1．加速折舊和延期納稅。加速折舊是允許納稅人在固定資產投入使用初期提取較多的折舊，從而使納稅人的稅負得以遞延。它和延期納稅一樣，雖然不能減輕納稅人的實際稅負，但其可以緩解納稅人的資金壓力，因此，政府可以通過調整納稅人可以從應稅所得中扣除的折舊額度，從而影響納稅人的投資行為。這種在稅收制度中規定的可以計提的折舊被稱作稅收折舊。當稅收折舊率高于實際折舊率的時候，實際上降低了企業應稅所得，這種稅收政策對于對外直接投資就有刺激作用。

2．盈虧互抵和設立虧損準備金。這兩項措施主要針對投資主體在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時可能遇到的風險，允許其在遭受損失時用以前或以后的盈利，或者用專設的虧損準備金來沖抵損失，從而降低投資者在遇到風險時的稅收負擔。這樣一來，雖然國家對企業征稅是與企業共享了投資收益，但這種盈虧互抵和虧損準備金制度的實行又讓國家同企業一起承擔了風險，這就使企業有了更大的動力和興趣進行對外直接投資。

(三)稅收激勵政策的成本一收益分析

從國家財政的角度講，對投資主體的稅收優惠必然會減少國家的財政收入，或者會把這些稅收優惠轉移為其他涉稅主體的稅收負擔。

在很多國家，稅收優惠被稱為稅式支出，在政府進行每一年度的財政預算時，其會被列入財政支出的范疇進行預算編制，從而使稅收優惠不管從項目上還是數量上都能有計劃有步驟的執行。但目前，我國還沒有真正實行稅式支出制度，因此，在衡量各項稅收優惠措施的效率時，我們還難以找到全面的數據和指標進行定量分析。我們現在可以做的，只是從理論上分析稅收激勵政策在促進我國對外直接投資過程中所產生的各方面成本和收益，全面審視稅收激勵政策對各個經濟主體的影響，使稅收激勵政策達到最大效率，從而為政策制定提供一定方向上的指引。

1．稅收激勵政策的收益。在生產要素層面，通過稅收優惠政策促進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可以起到節約資源、提高技術、積累資本的作用。我國目前已經面臨著嚴重的資源瓶頸，企業通過對外直接投資，把一些對國內稀有資源需求量大、或在國內資源開發成本高的項目轉移到國外，既可以節約國內資源，又可使企業享受到廉價充足的國際性資源，降低企業成本。同時，通過對購買外國先進技術和設備、與發達國家企業建立合資企業以及兼并收購發達國家擁有先進技術的企業等形式的對外直接投資予以特殊的稅收優惠，可以刺激企業積極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并給國內企業提高技術以外部壓力。此外，由于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企業能夠在東道國市場和國際金融市場上籌措資金，這就可以給企業帶來一定的資本積累效應。

在生產能力層面，對不同企業的不同投資行為實行差別稅收激勵措施可以重新有效配置社會生產能力，優化產業結構。政府可以通過有差別的稅收優惠政策激勵生產能力相對過剩的企業把生產能力適當轉移到國外，從而讓渡出資源給生產能力相對不足的行業，這樣在全球范圍內重新配置我國生產能力，既可以在節約并有效利用國內資源和生產能力的同時，充分利用國際資源和國際生產能力，也是國家保護和扶植幼稚產業發展的有效措施。同時，促進對外直接投資的差別的稅收激勵政策也是利用國際上存在的需求差異，實現我國產業結構升級的重要手段。實施與國家產業政策相一致的稅收激勵政策，不僅能在量上擴大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規模，而且能使企業對外直接投資規模的擴大轉化為國家的經濟績效，實現國家的總體經濟目標。

在對外貿易層面，跨國公司海外直接投資可以帶動我國的出口，同時避開國際貿易、非貿易壁壘，抵制外國政府的貿易保護。同時，通過在國外建立子公司或分公司，我國企業可以較好地了解國際市場的價格狀況、供求狀況，降低企業的信息搜集成本，減少出口的盲目性，從而提高對外貿易收益。

2．稅收激勵政策成本。首先，從短期看，稅收優惠政策的直接成本是政府稅收收入的減少。這一成本是政府實行稅收優惠政策的固定成本，難以消除。但從長期看，有效率的稅收優惠政策給整個社會帶來的遠期經濟效益能為政府收入創造更多的稅源。

其次，對外投資規模的擴大可能導致對國內投資和就業的替代。在企業資金狀況一定的情況下，其對外直接投資的增加必然導致國內投資的減少，可能影響到國內的經濟增長水平。

從國內產業發展看，雖然很多學者否定了對外直接投資會產生產業空心化的現象，但是，如果稅收激勵政策運用失當，引起企業為了享受稅收優惠而盲目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確有可能造成國內生產能力和技術的流失，最后國內的企業成為一個空殼。

從就業情況看，我國負擔著沉重的勞動力就業壓力，企業將生產轉向國外，就業機會也流向了國外，這無疑給我國的就業問題帶來很大的困擾。但如果政策得當，相對過剩的產品生產移出，相對短缺產品的生產性資源將更充足，這樣我們可利用國際分工，實現經濟結構的優化和升級，既可避免產業空心化現象，又可促進就業。

第三，對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稅收激勵可能造成資本外逃和國有資產流失。很多企業可能以各種合法或非法的方式將資金轉移到國外，然后以“外資企業”的角色回到國內投資以享受稅收優惠。結果，資金的流出并沒有形成投資的效果，而資金流回以后卻享受了稅收優惠，使財政收入蒙受損失。其實，如果是以產業政策等政策為依據的有選擇的稅收激勵，可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資本外逃和國有資產流失。

綜上所述，對外直接投資稅收激勵政策的收益主要來自于對外直接投資帶來的收益，其取決于對外直接投資的質量。對外直接投資稅收激勵政策的成本是稅收優惠政策給社會經濟其他方面帶來的負面影響，這些負面影響雖可設法抑制，但很難完全消除，因此政府的任務就在于如何使政策的收益提高，成本降低，即用收益消化成本，使稅收激勵政策的凈收益達到最大。

四、發展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稅收政策安排

根據以上對我國現行對外直接投資稅收政策的縱橫向比較以及對稅收激勵政策的成本收益分析，制定稅收激勵政策應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第一，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法》相對應，盡快制定完整的對外直接投資稅收法律條例，明確規定各項涉及對外直接投資的稅收政策，以顯示政府目前重視發展對外直接投資的政策傾向，同時也能夠讓企業在面對對外直接投資的涉稅問題時有法可依，從而給予企業充分的法律保障。

第二，適當處理稅收優惠與政府稅收收入的關系，權衡近期利益和遠期利益。一方面要控制稅收優惠的適度規模，將政府收入的減少控制在財政能夠接受的限度之內；另一方面要使稅收激勵政策所促進的對外直接投資能夠最大程度的節約國內資源，利用國際資源和技術，使經濟得以長期增長和可持續發展，以遠期稅源的擴大，補償近期政府收入的損失。

第三，依據產業政策，制定體現國家對外直接投資區位導向和產業導向的稅收優惠政策。適應我國經濟從傳統的低層次、粗放型平面擴張發展模式向集約化高度化的發展模式躍遷的趨勢，一方面引導企業對發展中國家和轉軌經濟進行直接投資，實現我國某些產業逐漸向國外轉移；另一方面重視對發達國家高科技產業的學習型投資，引導企業瞄準對我國產業結構高度化發展具有直接助長作用的投資方向，將對外投資重心放在技術密集型產業，特別是那些高新技術含量大，產品附加值高的產業類型。根據這一產業選擇原則，在稅收政策的安排上，就應該對那些促進我國產業結構優化和高度化，從事技術密集型產業投資的企業給予更多的優惠政策，營造一個良好的可持續發展的國內外環境。如給予他們特別的企業所得稅優惠稅率，同時，對于那些通過購并國外高新技術企業，以控股方式獲取了先進技術，并將先進設備運回國內以提高國內技術水平的企業，可以對他們的設備進口免征進口稅。

第四，要充分借鑒其他國家的稅收優惠方式和國際慣例，使各項稅收激勵措施能夠切實發揮作用，并且節約政策的執行成本。

例如，目前國際上對于對外直接投資的稅收抵免通常是采用綜合限額抵免辦法，而我國現行的企業所得稅法中卻采用分國不分項的抵免辦法。這種抵免辦法在操作上比較繁瑣，而且難以起到很好的促進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效果。所以，將稅收抵免辦法從分國限額抵免法逐漸轉變成綜合限額抵免法，應該是我國促進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一項很好的稅收激勵措施。又例如，目前國際上大多數國家都實行了間接抵免辦法，同時，在我國目前和其他國家簽訂的稅收協議中，多數協議也規定可以運用間接抵免消除雙重征稅，但我國現行國內稅法中卻只有對直接抵免的規定，沒有涉及到間接抵免的具體操作方法，這就給對外投資企業在進行稅收繳納和抵免時造成無章可循的局面。再加上一旦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逐步發展起來，就必定會產生多種投資方式，因此，這就要求我國盡快在稅法中補充對間接抵免辦法的規定，使國內稅法和國際稅收協定有很好的銜接。

第五，必須重視對外直接投資可能帶來的產業空心化和就業機會流失現象。我國的生產力狀況是勞動力數量多、成本低，而生產技術相對發達國家落后。因此，稅收激勵政策應處理好承接和轉移的關系，鼓勵企業一方面充分運用國內充足廉價的勞動力資源，另一方面充分利用國外的先進技術。如引導企業在國內生產勞動力消耗大的產品和部件，同時在國外建立高技術的全自動裝配線，這樣的內外分工既可以使企業繞開貿易壁壘，擴大對外直接投資規模，有效利用國際資源，又可以避免國內生產的停滯和就業機會的流失。

第六，要注意政策制定的科學性和嚴格性，并與其他經濟、稅收政策有機結合起來，防止對外直接投資引起的國有資產流失。一是應當與我國現行對外資的稅收優惠政策結合起來考慮，硏究和設計相應條款，以避免國內資金利用稅收優惠而外逃；二是明確對可以享受稅收優惠的稅源的界定，并在執行稅收優惠政策時加強對稅源的審核，保證只有真正符合稅收優惠條件的稅源才能得到稅收優惠。此外，我們還應該重視國際間的稅收協調和合作，打擊跨國偷逃稅，促進世界經濟的共同健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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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需要指出的是，產業遞進僅為一般規律，并不要求所有企業都按照這一規律決定投資方向。只要企業有充分的比較優勢，同樣可以在較高級的產業領域投資。一些企業為了獲得先進技術，在發達國家設立研發機構，同樣是可行的。

二、發揮產業組合比較優勢

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選擇還取決于產業內優勢企業的組合狀況。鑒于中國企業的規模普遍偏小，融資成本相對較高，收集相關信息成本相對增加，投資項目難以實現規模效益，因此，組建企業集團，發揮集團優勢發展對外直接投資是一個方向。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產業優勢本質上是一種“組合優勢”，是該產業內各廠商經濟優勢的集合。但是產業的各種優勢卻又往往分散在不同的企業中。只有當化單個企業的分散優勢為產業整體優勢成為可能時，才能不斷擴大中國國際直接投資產業選擇的經濟空間。

集團的組建形式可以多種多樣，可以在產業內實行企業間的聯合，也可以實行跨行業的企業間聯合，只要組建的企業集團能通過內部化提高經營效益，對外投資項目的成功率將大為增加。

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經濟上的國家疆界逐步模糊，不同國家企業在生產的各個環節上都存在合作的可能。國內合資企業的普遍成功說明國內企業可以同國外企業合作，參與國際經濟一體化進程。因此，對外直接投資時不僅強調產業內部化，還要奉行產業內部化與全球化并舉戰略。

三、把握區位比較優勢

通過企業組合的方式能夠體現產業的一定優勢，但對外直接投資需要的是相對于一定區位的投資優勢，即母國某產業相對于東道國同類產業所具有的比較優勢。區位比較優勢是對外直接投資的基本經濟依據，也是使投資國與東道國雙方獲益的內在經濟根源。當投資者結合本身產業特點合理選擇和利用東道國區位要素時，就會強化對外直接投資主體比較優勢或產業比較優勢，使對外直接投資迅速發展。反之，如果投資者對區位選擇不當，不僅不能強化對外直接投資比較優勢，還可能造成對外直接投資虧損或失敗，使對外直接投資發展受阻。因此，對外直接投資過程中，區位選擇與投資產業及投資者比較優勢的發展是密切相關的。“產業選擇”是將其“區位選擇”包含在其中的，選擇了不同的“區位”，也就意味著選擇了不同的“產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要符合東道國的投資環境和其經濟基礎水平。各國對來自國外的跨國公司投資產業領域都有明確的規定，哪些產業屬于鼓勵投資領域，哪些產業屬于可以投資領域，又有哪些產業屬于禁止投資或有限制投資領域。進入東道國之前必須了解這個國家的有關吸收投資的政策和法律。另外，對投資目標市場的經濟發展水平，包括市場潛力、市場容量和效益等都要有充分地了解和掌握。進入目標市場的產業所占有的市場不但存在未滿足的需要，而且有一定的發展潛力，這應是企業選擇產業的首要條件。市場有發展潛力，企業才能在滿足消費者潛在和未來的需求中得到長期發展。該市場有一定的購買力，能取得一定的銷售額和利潤，這是企業選擇產業的重要條件。因為市場上僅存在未滿足的需求，不等于有現實的購買力，形成足夠的銷售額。如果沒有購買力或購買力很低，就形成不了現實的市場。企業不能從市場的銷售中獲得必要的利潤，就沒有進入該市場的價值。

進一步看，我們前面所說的產業“組合優勢”，也必須以投資的區位特征作為優勢的“組合”基準。按照區位經濟特征組合產業優勢，是擴大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空間的有效途徑。

四、高新技術產業跟隨

高新技術產業是中國企業跨國發展一個極其重要的戰略領域。中國雖然在總體產業技術水平上落后于經濟發達國家，但在某些高科技研究開發領域卻具有一定比較優勢，這些高新技術產業覆蓋了新材料、生物與醫藥技術、機械制造、新能源、現代農業、生態與環保、電子信息等領域。同時中國通過利用電子信息技術、生物技術等對能源、化工、機械、冶金、輕紡、食品等傳統行業進行滲透與改造，大批高新技術的推廣與應用使傳統產業迅速升級。目前階段，由于一些科技成果國內產業化條件尚比較缺乏，因此，可以考慮先發展對外直接投資或與外國合作進行產業化，促進高新技術成果商品化，提高中國在這些產業的國際競爭能力，并帶動國內相關產業發展。一直以來，中國高新技術產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嚴重偏少。在目前發達國家已完成產業結構高級化的條件下，我們的企業應該在其市場的不同部分、技術的不同層次、產品的不同類型方面進行滲透型投資，利用其技術和技術人員進行生產，縮短技術獲取的時間，并及時向國內相關產業傳輸，加快國內產業結構的調整。

五、產業結構高度化的同質性要求

產業結構高度化同質性基準強調對外直接投資產業選擇方向與國內產業結構高度化發展趨勢相偶合。我們同發達國家的差距不僅表現在科學技術上，而且也表現在產業結構上。發達國家的支柱產業已經或正在向以計算機、信息技術為代表的高新技術產業轉化。而我國卻處于完成傳統工業化和實現現代工業化兩個階段的重疊進行時期。因此，對外直接投資產業選擇不僅要考慮國內產業結構調整的實際，更應該充分結合國內產業結構調整的需要，從而提升國家的經濟實力。

我國經濟正處于結構躍遷的轉型時期，經濟發展已由傳統的低層次、粗放型平面擴張方式轉變為以集約化、高度化為主要特征的經濟增長階段。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也必須體現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內在要求，即在建立國際生產體系的過程中，應當避免形成對國內粗放經濟的某種擴張效應，這可以說是我國國內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在國際生產體系建立過程中的直接延伸。推動國內產業結構的高度化，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提升宏觀經濟運行質量，應當是我國現階段對外直接投資產業選擇的核心問題。

中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不同于國外“資本過剩型”的直接投資，而是為了通過技術傳遞和市場擴展來推動國內產業結構的提升。我國對外直接投資重心應為技術密集型產業，特別是那些高新技術含量大、產品附加值高的產業類型。在國際投資領域，廣泛拓展技術密集型產業的投資場所，有利于從根本上改變對外投資的非選擇性所帶來的效率損失。對于“非資本過剩型跨國投資”來說，其投資的“機會成本”通常比“資本過剩型跨國投資”要高，即這部分資本在國內技術密集型產業的投資所產生的效益，是其轉向海外投資的“代價”。尤其是隨著我國經濟的不斷發展，潛在投資機會日益增加，這種機會成本還會有所上升。彌補這種機會成本的主要途徑，便是在國際投資領域尋找技術密集型的產業投資方向。另外，選擇直接投資于技術密集型產業，也有利于為國內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發展讓出一定的經濟空間，從而促使本國經濟的穩定協調、可持續發展。

篇（5）

在進行實證分析之前，我們有必要解釋東道國對外開放度是如何影響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實現途徑的。

1.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實現途徑

外商直接投資的溢出效應包括積極的技術溢出效應和負向的競爭效應。首先，跨國公司在東道國實施外商直接投資可以引起當地技術進步，帶來積極的技術外溢效應。張誠等人（2001）認為積極的技術溢出效應主要通過以下途徑實現：第一，跨國公司采用先進技術對當地企業產生示范作用，或者通過增加競爭壓力，迫使國內競爭對手謀求提高技術水平，并引起當地企業的模仿；第二，通過跨國公司的員工流向本地企業而實現技術溢出；第三，跨國公司子公司會以供應商、顧客、合作伙伴等身份與當地企業建立起業務聯系網絡，從而通過前向聯系與后向聯系帶來技術溢出。其次，跨國公司也會擠占當地企業的市場份額，引致負的溢出效應。在進入初期，跨國公司通常會帶來激烈競爭，改變當地市場的供求狀況。在這種情況下，雖然當地企業受益于積極的溢出效應而降低平均成本曲線，但因為跨國公司擴大市場份額或將需求從當地企業轉到其他企業，從而使當地企業維持低成本所需要的生產規模無法實現，結果是企業實際生產點只能沿其平均成本曲線向上移動，其實際生產的單位成本仍很高，甚至高于跨國公司進入以前的成本(Markusen&Venables,1999)。此外，如果東道國的勞動力市場低估人才的真實價值，跨國公司的進入就會從當地企業吸引大量人才，造成負向的溢出效應。

可以用一個簡單的模型來描述外商直接投資積極的技術外溢效應和負的競爭效應（Aitken&Harrison,1999）。假定在一個完全競爭的本地市場中存在若干面臨固定生產成本的企業。由于邊際成本較低，跨國公司通常會選擇更大的生產規模，而為本地市場生產時跨國公司就將會擠占當地企業的市場份額，迫使其削減產量。如圖1所示，積極的技術溢出效應使得本地企業的平均成本曲線由AC0下移至AC1，但額外的競爭迫使當地企業的產量從Q0削減至Q1。由于現在當地企業只能在一個更小的產量上平攤固定成本，所以平均成本沿AC1上移至C點，外商直接投資的凈效應是提高了當地企業的平均成本(由最初的OA′提高至OC′)。可見，如果競爭效應B′C′足夠大，則即使存在積極的技術溢出效應A′B′，外商直接投資的凈溢出效應A′C′也會為負。

2.東道國對外開放程度對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影響

東道國對外開放程度可以對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產生重要影響。東道國對外開放程度的提高使得當地企業可以從全球范圍內進行融資和招募人才，當地企業就更有機會利用新技術，經由示范模仿、人員流動和產業關聯等途徑獲取積極的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溢出效應。同時，對外開放程度的提高使得當地企業面臨更為廣闊的全球市場，所以當地企業可以在不斷擴大生產規模中獲取規模經濟，降低生產成本，縮小內外資企業的能力差距，使得當地企業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獲取更為有利的位置。相反，如果東道國對外開放程度很低，當地企業就難以達到最優的生產規模，內外資企業的能力差距就會加大，限制了東道國企業吸收外商直接投資帶來的正溢出效應。

東道國開放程度對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影響可以用圖1來說明。如上所述，積極的技術溢出效應和負的競爭效應分別取決于A′B′和B′C′的大小，而外商直接投資的凈溢出效應則由A′C′表示。東道國的對外開放程度會影響到企業的平均成本。如果東道國的對外開放程度很高，當地企業不僅更容易獲取所需生產要素，還可以面臨更廣闊的市場，從而比封閉國家的企業更容易形成最優生產規模，在圖1中AC1必然是該期內較低的一條平均成本曲線，當地企業充分獲取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溢出效應。同時，由于內外資企業的競爭能力更為接近，跨國公司就難以大幅度擠占當地企業的市場份額，所以當地企業產量削減不會太多，Q0和Q1比較接近，故而競爭效應B′C′較小。這樣的話，外商直接投資的凈溢出效應就會為正，在圖形上體現為C′落入A′B′線段上。東道國的對外開放程度越高，當地企業獲取所需生產要素就越便利，企業的生產規模越趨于最優規模，正的外商直接投資凈溢出效應就會越大，C′就會越接近于B′點①。相反，在相對封閉的國家，當地企業就很難獲取所需生產要素，技術溢出效應不會使AC0下移到最低的平均成本曲線，而競爭效應則會使產量削減的幅度足夠大，結果使得C′就會落在A′點之上，外商直接投資的凈溢出效應為負。所以，外商直接投資凈溢出效應的大小取決于東道國對外開放的程度。

二、東道國開放度對外商直接投資

溢出效應影響的實證分析

趙奇偉、張誠（2007）建立了一個包含金融制度在內的內生增長模型，在模型中，金融深化程度通過影響國內研發部門的知識積累對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溢出的途徑產生影響。我們可以把他們的理論模型進一步擴展，可以理解為包含對外開放程度等因素在內的制度變量對溢出效應的影響。所以，在他們理論模型的基礎上，我們可以構建計量模型如下：

γYit=β0+β1FDIit+β2Hit+β3θit+β4openit+β5openit×FDIit+uit，i=1、2、......31；t=1、2、......8（設1997年為時刻1）。

其中，被解釋變量γYit為我國1997～2004年31個省市中第i地區第t年的工業總產值增長率。工業總產值用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1991=100）調整為實際值，單位為億元，數據取自1997～2005年《中國統計年鑒》。類似地，Hit為i地區第t年的人力資本存量，由各地區受教育年限的加權平均值來刻畫。具體計算時，我們把小學、初中、高中和大專及以上的受教育年限分別記為6年、9年、12年和16年，則各地人力資本存量的計算公式為：小學比重×6+初中比重×9+高中比重×12+大專及以上學歷比重×16①。所使用數據來自1998～2005年《中國勞動統計年鑒》。

θit為內外資企業的技術差距，計算方法為外資企業勞動生產率與內資企業勞動生產率之比減去1。其中，勞動生產率表示為工業增加值與就業人員的比值。在這里，外商投資工業企業工業增加值單位為億元，外企就業人數單位為萬人，兩類數據均來自《中國工業經濟統計年鑒》。內資企業工業增加值缺乏直接數據，由各地區工業增加值扣除掉外商投資工業企業工業增加值得到。其中，各地區工業增加值單位為億元，數據取自國家統計局網站②。

openit是對外開放度。一國的對外開放度可以用外資依存度③來表示。外資比重越大，當地企業與其接觸的機會就越多，示范-模仿效應發生的可能性就越大（Findlay,1978）；開放度還可以用一國的貿易依存度來表示（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發展報告課題組，1995），發展對外貿易一方面可以加速世界先進科學技術的知識和人力資本在世界范圍內的傳遞，使知識和專業化人力資本能夠在貿易伙伴國內迅速積累；另一方面，由于知識傳播與人力資本的外部效應，各國之間開展貿易還可以節約一部分研究與開發費用，避免重復勞動。這些都為東道國獲取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創造了更多條件；此外，也有人綜合考慮前面兩個因素，用外資依存度和貿易依存度之和來表示對外開放度（蘭宜生，2002）。本文中選取的指標是貿易依存度，即進出口貿易總額與GDP之比來表示open，這主要是為了避免回歸分析中的多重共線性。其中，進出口總額根據各年度匯率中間價調整為人民幣計價,以和GDP單位相統一。進出口貿易總額、匯率中間價和各地區GDP數據均來自1998～2005年《中國統計年鑒》。

在把openit和FDIit作為控制變量后，我們就可以用openit×FDIit來衡量受東道國開放程度制約的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為了更準確地衡量外資的技術溢出效應，我們分別用兩個指標來刻畫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額在中國經濟中的存在水平。一是用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額GDP和的比值FGDP，另一個是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額和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之比AFDI。所用數據均來自1998～2005年《中國統計年鑒》。我們約定，使用FGDP時的計量模型為模型1，使用AFDI時為模型2。

根據表1的回歸結果，開放度所決定的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在1997～2004年期間為負，即開放度相對于外資規模來講相對較低。這個結論可能和很多人的判斷不一致，因為他們覺得中國的對外開放度已經很高了。這需要從兩方面來解釋：第一，為了避免多重共線性，我們采用外貿依存度而不是外資依存度和外貿依存度之和來表示開放度，這顯然會低估開放度的值；第二，蘭宜生（2003）指出，盡管我國目前的名義貿易依存度已達到較高水平，但綜合考慮經濟規模、貿易形式差異、匯率和通貨膨脹率等因素的影響，我國的實際貿易依存度并不高，遠低于主要發達國家及大部分發展中國家，只略高于印度和巴西；第三，國內許多產業雖然貿易依存度很高，但沒有形成較強的前后向聯系，不能起到結構進步的“出口導向”作用。為了觀測我國對外開放度對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動態影響，我們分1997～2000，2001～2004年再做計量分析。如表2所示，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在1997～2000，2001～2004年兩個階段都為負，但是在第二個階段負效應更為明顯。這說明，開放度在第一個階段相對于外資規模已經較低，到了2001年，隨著外資累計規模的進一步增大，開放度相對更低了。

三、結論

根據上述理論模型及實證檢驗結果，可以得出如下結論：

第一，東道國對外開放程度是決定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溢出效應的重要因素。由于開放度高的國家可以為當地企業提供融資、獲取人才、以及接觸外資企業上的便利，所以開放程度高的國家或地區可以獲取正的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溢出效應，而開放程度低的國家或地區的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不明顯甚至為負。

第二，我們所提及的開放程度是個相對的概念，當開放程度相對于外資規模較高時，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溢出效應就為正；而當開放程度等制度因素的發展比外資規模相對滯后時，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溢出效應就為負。于是，這就出現了一國或地區的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在不同時間段上的變化。就我國的情況來看，開放程度相對于現有的外資規模一直是滯后的。因此，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溢出效應在近兩年已經全部為負。

因此，一方面我們應該有選擇地進一步開放某些產業，特別是增加生產行業的開放度。另一方面，對某些外資比重過高的行業要對引資規模加以限制，保持適度的內外資比例，給內資企業以成長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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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隨著越來越多的國內企業走向海外，實施跨國經營，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規模大幅增加。2003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凈額28.5億美元，比上年增長5.5％，2004年將達到70億美元，比2003年增長145％，2005年達到140億美元。不同對外直接投資方式在資源投入、控制水平和風險承擔上對企業要求各不相同，這不僅影響著企業對外投資的管理和控制，而且還影響企業自身投資的風險和績效，因此選用合適的對外直接投資方式是確保企業海外經營成功的前提。國內已有學者對海外投資中各種對外投資方式的優劣（劉松濤，2004）、獨資和合資的選擇（尹建橋，2001）、對外投資的國際經驗（陳浪南等，2005）等作了研究，但基于直接投資理論系統提出企業海外投資方式選擇的影響因素的研究甚少，也缺少選擇對直接投資方式的建議。

本文從如何高效轉移和利用企業優勢的視角，通過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的梳理，將影響企業直接投資方式選擇的因素概括為：企業優勢資源轉移起點因素、轉移終點的因素和企業戰略因素。并據此提出企業選擇對外直接投資方式的一個綜合分析框架，最后應用這個分析框架就我國企業選擇對外直接投資方式提出了相應的策略和建議。

投資方式選擇的影響因素

從知識轉移的視角，對外直接投資理論主要是說明企業所具有的特有技術、管理等優勢如何有效轉移到國外，與東道國的資源和能力結合，產生最大效益。早期的主要理論有海默的壟斷優勢理論，巴克利等的內部化理論，以及弗農的國際產品周期理論和區位理論。壟斷優勢理論主要強調企業擁有的特定的生產和過程專有技術，從而具有相對優勢，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將這些優勢生產和過程專有技術轉移到海外，就能產生更多的經濟收益。直接投資的內部化理論主要認為能使企業利用內部組織體系和信息傳遞網絡能比市場以更低的成本發揮將企業專有的知識和技術優勢轉移到國外。國際產品生命周期理論和區位理論認為直接投資在那些適合企業知識和技術充分發揮作用的區位條件下，企業專有的技術和知識才能充分發揮作用。鄧寧對上述三個理論進行了綜合，提出了折衷范式，認為對直接投資的成功不僅取決于企業擁有特定知識和技術等無形資產，而且還要有特別適于企業特有技術和知識發揮作用的國家和地區的有利配套條件，而這二者的結合取決于企業轉移和利用這些知識和技術的內部化能力對外直接投資方式選擇的主要影響因素是企業所專有的技術和知識的性質，東道國的政策，所要轉移知識的價值，企業轉移的能力，東道國的配套資源和文化差異等因素。

從企業國際戰略的視角，對外直接投資是企業總體市場戰略和競爭戰略的一部分，對外直接投資是為了戰略防御、分散風險、提高企業形象或者協調戰略行動，是為了避免競爭地位被削弱，而不是僅僅為了獲取利潤，或者是為了搶占一種有價值且有限的資源或生產要素，以防止其落入競爭者手中，或者是企業為了出于海外戰略協調，加強各子公司之間的戰略支持和協作。對外直接投資方式的選擇主要是基于企業的戰略動機或者投資動機考慮。

綜上所述，各種對外直接投資理論和投資方式選擇的影響因素概括見表1。

對外直接投資方式選擇的分析框架

對外直接投資方式按其海外企業的股權安排，可分為獨資和合資兩種方式，前者是指海外企業中的股份全部為母公司所有，后者是指海外企業股份為母公司與合作伙伴共同擁有。而按照海外企業的建立過程不同，對外直接投資可分為并購和新建兩種方式，前者是指母公司直接收購或者兼并國外已經存在的企業，將其納入母公司的運營體系，后者是指企業通過在海外建立全新的企業，形成新的生產能力。并購相對新建，優點在于能快速進入市場，利用原有的供應、分銷渠道，不確定性和風險比較小；缺點在于進入市場后整合難度大，短期內投入大，同時可能購買到企業不需要的資源，并可能受到東道國政府政策的限制。獨資相對于合資優點在于控制程度高，企業技術擴散風險低，可能的投資收益高，但缺點在于投入資源多，投資風險大。

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方式選擇就是圍繞如何將企業國內優勢高效地轉移到國外，實現其戰略目標，讓這些優勢充分發揮其價值的過程。從企業優勢跨國轉移和利用這一視角，我們對上述從理論推演中得出的影響因素進行分析，大致可以分為三類：一是來自優勢轉移起點的因素，如企業優勢資源的性質和價值，企業的國際經驗等；二是來自優勢轉移終點的因素，如東道國的政治、經濟環境，社會文化差異和配套資源等；三是企業海外戰略，如企業海外投資戰略，投資動機等。企業直接投資方式的選擇就是這三類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由此我們可以得出一個投資方式選擇的綜合分析框架，見圖1。

對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方式選擇的策略建議

從企業優勢資源轉移起點因素看

我國機械、紡織、輕工和家電等行業的企業在發展中國家直接投資，應采用獨資新建或合資新建方式。我國的機械、紡織、輕工、家電等在國內已經處于市場飽和，處在產業的成熟階段，而且有比較成熟的技術，企業所具有的技術、知識和管理優勢相對比較容易轉移。如果當地政府對直接投資股權有所限制，則可采用合資新建模式投資。

對于以高技術和創新為特征的行業，在發達國家直接投資，應該采用合資并購方式。對以高技術和創新為主要特征的行業，發達國家資金、人才等配套實施方面比較齊全，具有技術上的優勢，而且考慮到這些行業技術更新快，投資金額大，合資可以降低投資風險，并購可以節省進入時間，能比較迅速地獲得新技術，促進企業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因此，我國企業以直接投資進入發達國家這些行業時應采用合資并購方式。

對擁有較多國際經驗和實力的大企業，宜采用獨資新建；而對缺乏國際經驗的小企業，宜采用合資并購。當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中，以國有大型企業為主，但中小民營企業表現日漸突出。我國對外投資的大企業往往擁有較先進的技術、管理和營銷技能，具有較多國際經驗，對國際市場比較了解，熟悉東道國投資環境，為了防止這些優勢的擴散，需要較強的控制程度，應該采用獨資新建為宜。而實力比較弱小的企業，缺乏國際經驗，對國外經營環境比較陌生，宜采用合資并購的方式，以充分利用合作者在技術、管理等方面的優勢。

從優勢資源轉移終點因素來看版權所有

東南亞國家和我國社會文化差異比較小，經濟發展水平差異不很大，直接投資中，應采用獨資新建方式。東南亞各國與我國有著相似的地理、人文環境，社會文化產差異比較小，這些國家經濟發展比較快，市場潛力比較大，對我國企業具有的技術、知識和管理能力有良好的吸收能力，具備相應的配套資源和環境支撐，投資風險相對較小，因此在這些國家的直接投資，我國企業可采用獨資新建的方式。

歐美各國，和我國社會文化及經濟發展水平差異都比較大，則在直接投資中，宜采用合資并購方式。對于歐美等西方國家，我國的直接投資總量比較少，一般是為了獲得其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應采取合資并購的方式進入。通過并購，企業可以直接獲得所需的技術和知識資源，帶動國內技術的快速發展和升級。采用合資的形式，企業可以減少資源的投入，而且在企業運營中得到合作伙伴的幫助，以充分利用和轉移這些技術和管理知識。

從企業海外投資戰略看

篇（7）

根據國家信息中心的測算，[1]在1981至2000年的20多年間，中國GDP年均9.7％的增長速度中，大約有2.7個百分點來自利用外資的貢獻。隨著我國2001年成為WTO正式成員，可以預見外商對我國的投資將會有較快增長，外商直接投資規模及其在我國國民經濟中的地位都將繼續提高，外資對我國產業結構的影響也將更大，因此，研究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經濟結構尤其是產業結構的影響，是一個具有重要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的問題。

一、外商直接投資的產業結構分布特點及其成因

為了研究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產業結構的影響，必須先了解外商投資在我國三次產業之間的分布特征，為此，我們從以下幾個方面對其加以分析：

1.外商投資在三次產業之間的分布。目前，外商對我國的直接投資主要集中于第二產業（尤其是工業部門），而對第一、三產業的投資比重則偏低。如表一所示[2]

表1外商直接投資（協議額）在三次產業之間的構成（單位：％）

附圖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中國外資統計年鑒》

2.產業內部結構。總體來看，外商在我國第一產業的投資規模一直不大，在整個外商投資中所占的份額很小。1979-2000年，外商直接投資的協議金額累計僅120億美元，而外商投資額最大的1995年也只有17.4億美元；同時，第一產業的外商投資項目平均規模也較小。從第一產業內部外商直接投資的分布來看，主要是集中在農業，尤其是種植業，而對林業、牧業和漁業等部門的投資極少。在2001年1-6月第一產業的3.35億美元外商直接投資中，農業項目為2.22億美元，占66.26％。

在第二產業中，外商直接投資主要集中于工業部門，尤其是制造業，而建筑業所占的比重較小。在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全部協議投資中，工業比重最高的年份達到80.46％（1991年），最低也有45.85％（1993年）；而建筑業的比重最高為5.07％（1997年），最低只有1.05％（1991年），平均為2.98％。在2001年1-6月第二產業的163.12億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資中，工業部門的投資為160.59億美元，比重為97.87％。

1979-1990年，在外商對第三產業的協議投資額中，房地產業和社會服務業的比重為60.27％，90年代后上升到70％左右，盡管最近幾年這個比重有所下降，但仍占第三產業外商投資的絕大部分。綜上所述，外商對我國第一、二、三產業的投資主要集中于農業、工業（尤其是制造業）、房地產業和社會服務業。

3.工業內部外商直接投資的分布。外商對我國工業部門的直接投資主要分布在制造業，其中加工工業的比重很高，原料工業的比重不大；輕工業的比重較高，重工業的比重較低；同時技術密集型產業的投資比重高于一般加工工業。

從最近幾年外商直接投資在工業內部的分布來看，制造業的投資比重很高，采掘業和電氣水部門的投資比重較低。在1996-2000年的外商協議投資額中，制造業的平均比重為88.53％，采掘業和電氣水部門的平均比重分別只有2.06％和9.41％；在同期的外商實際投資中，制造業的比重為89.78％，采掘業和電氣水部門的平均比重分別為1.87％和8.35％。在制造業內部，外商投資比重較高的是機電工業、化學原料及制品業。

4.外商直接投資的地區分布。從外商在我國投資的地理分布來看，外商投資主要集中于廣東、江蘇、浙江、上海、山東、福建等沿海地區。從表3可以看出，在過去的20多年中，外商在我國中西部地區的投資相當少，無論是從協議金額來看，還是從實際投資來看，中、西部地區的投資比重不足整個投資的15％，而85％以上的投資集中在我國的東部沿海地區。近年來，隨著我國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及一系列優惠措施的，西部地區對外商的吸引力有所加強；據不完全統計，世界500強中已有80余家企業在西部地區投資或設立辦事機構。

表2我國東中西部各地區外商投資情況（截至2000年底）（單位：億美元）

附圖

資料來源：《2001年中國外資統計年鑒》第3頁

我國的外商直接投資分布之所以具有以上幾個特點，主要與下面三個方面的因素有關：

一是與廠商經營的目標相關。廠商經營的目標是實現利潤最大化。外商對我國的直接投資主要是為了占領我國巨大的消費品市場，這既與我國人口眾多的市場優勢相一致，也與外商經營目標相一致。

第一產業是我國重點引進外商直接投資的首選領域，但實際外商直接投資比重較低，至2000年底僅為1.78％。其原因在于農業開發投資大，回收期長，利潤率低，風險大，這與外商直接投資企業所追求的短期盈利目標不符。但同時也說明了我國農業開發條件較差，對外商的吸引力不大。因此，我們在如何改善農業投資環境方面還有許多工作要做。

外商投資方向的選擇同時也與我國的投資政策和貿易政策相關。由于我國對消費品的進口限制較嚴，外商想要進入這一潛力巨大的市場，只有通過直接投資方式，而我國對重化學工業產品的進口限制較松，因此，對于我國的重化學工業品市場，外商主要通過貿易來占領。

二是與我國目前的投資環境相關。我國目前的投資環境是輕工業投資較容易，而重化學工業投資較困難。與重工業相比，輕工業所需投資較少，能耗低，對于交通運輸要求相對不嚴，選擇余地大；加之輕工業品投資能夠利用消費變化快的特點，投資者可以開發出更新、更適用、更美觀、更便宜的產品來吸引消費者從而獲得較高的利潤。所以，外商比較青睞于對輕工業的投資。而重化學工業能耗大，對交通運輸和相關產業發展的要求較高，而且投資額大，回收期長，因此，外商對該行業投資興趣不大。

三是與區域經濟投資環境相關。我國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水平不高，加之交通條件較差，基礎產業薄弱，西部地區的整體投資環境與東部沿海地區相比，還存在較大差距。[3][4]因此，盡管外商投資有向我國中西部擴展的趨勢，但這種趨勢進展相對緩慢，可以預見，在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外商投資仍將主要集中在我國經濟發達的東部沿海地區。

二、我國產業結構的現狀與外商直接投資的影響

改革和開放以來，隨著市場機制調節作用的增強，結構變化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和影響越來越明顯地表現出來，當前，影響我國經濟增長的關鍵是結構問題而不是總量問題。認識我國的產業結構現狀，找出調整結構偏差的對策是當務之急。當前我國產業結構有以下特點：第一，GDP中第二產業比重偏高，服務業的比重偏低。2000年，我國第二產業在GDP中所占份額為49.2％，高于標準結構的比例，服務業在GDP的份額為32.8％；與“標準結構”相比，明顯偏低。第二，在產業結構中，農業所占比重過高，服務業比重偏低。2000年，我國第一產業的就業人數占總就業人數的比例高達49.9％，顯著高于標準就業人口28.6％，偏差程度超乎尋常；第三產業比重偏低，就業比率為26.4％，而標準就業比率為30.7％。第三，城市化程度不高。2000年，城鎮人口在我國總人口中所占比例為30.4％，遠遠低于標準化水平53.0％，表明中國標準化水平遠遠落后于工業化過程。第四，輕重工業比重偏差嚴重。最近幾年，關于今后我國重工業應該得到較快發展，重工業在工業產出中的比重應有較大幅度上升的觀點比較流行，主要理由是中國工業在80年代和90年代上半期的發展過于“輕型化”，中國目前的重工業比重較低，輕工業比重較高。

我國三次產業出現以上結構偏差，與外商對我國三次產業投資的結構性偏差有一定關系。外商直接投資的結構性傾斜加大了我國三次產業的結構偏差。改革開放以來，外商對我國的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第二產業尤其是工業部門，對第一產業的投資比重很低，對第三產業的投資比重也偏低。在1996至2000年的外商實際投資中，第二產業的比重高達70.38％，其中工業的投資比重高達66.57％，而第一產業的比重僅1.42％，第三產業的比重也只有28.20％。在2001年底注冊登記的外商投資企業中，就外方注冊資本而言，第二產業的比重為64.08％，其中工業的占61.32％，而第一產業的比重僅為1.54％，第三產業的比重為34.4％。顯然，外商投資結構向第二產業特別是工業傾斜的特征很突出。

從我國三次產業結構的現狀看，90年代以來第二產業尤其是工業的比重升幅過大，第三產業的實際比重不合理下降，使產業結構偏差變得更為突出，并對經濟增長產生了較大影響。我國產業結構偏差的加深，與外商投資過多地向工業部門傾斜有一定關系，其主要表現為：

1.外資工業的結構傾斜助長了我國消費品工業的過度擴張。近幾年我國工業消費品相對過剩，生產能力大量閑置，除了城鄉消費需求趨緩的原因之外，主要是由于工業比重過高的條件下工業結構向輕工業傾斜。80年代中期以來消費品工業一直擴張，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外商直接投資過度集中于消費品工業。據統計，截止到2000年底我國三資工業企業的外商直接投資額中，輕工業的比重占58％，重工業的投資比重占42％。

2.外資工業的結構傾斜加快了我國工業結構的高加工度化進程。外資工業高度集中于制造業，而在制造業中又主要集中在加工工業。由于結構傾斜的存在，外資工業占我國以工業品為原料的加工工業增加值的比重目前已接近1/3，占加工工業產品銷售收入的比重已達1/3，而占原料工業的兩個比重只有10％左右。這個特點使外資工業的迅速發展更多地推動我國加工工業的擴張，加快了我國工業結構高加工化的進程。

3.外商投資在第三產業的結構性偏差對第三產業的結構變動產生了明顯影響。目前外商對我國第三產業的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房地產業和社會服務業，其次是批發和零售貿易、交通運輸和郵電通信業，而對其他大多數第三產業部門的投資比重很低，投資的結構性傾斜十分突出。外商對第三產業投資結構的高度傾斜，與我國第三產業內部對外開放度的差別有很大關系，除了房地產業和社會服務業，以及商業、交通運輸業和郵電通信業之外，其他的大多數第三產業部門目前的對外開放度仍較低。

隨著加入WTO之后我國大多數第三產業部門對外開放度的提高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資政策的調整，外商將較大幅度增加對目前投資比重很低的第三產業部門的直接投資；一些重要的服務業部門的外商投資比重在“十五”期間將明顯上升；相應地，外商對房地產業和社會服務業的投資比重會逐步下降。也就是說，在加入WTO之后的5年左右時間內，外商對我國第三產業直接投資的結構過度傾斜的狀況會明顯改變。

三、產業結構調整目標與外商投資的產業導向政策

產業結構是一個開放的系統，隨著經濟的市場化、全球化，產業結構的轉換和升級既有來自國內經濟社會發展的迫切要求，也有來自國際產業結構調整的影響。調整產業結構的目的不是簡單地等同于盲目追求一、二、三次產業產值（或勞動就業）比重主要地位的轉化，而是要面向國際產業的發展，在提升一、二次產業競爭力的基礎上，大力發展第三產業，真正提高產業素質。世界各國經濟發展史證明，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均國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國民收入和勞動力在三次產業間的分布結構呈現規律性的演變趨勢。具體表現是：第一次產業實現的國民收入的相對比重在整個國民收入的比重和在第一次產業中就業的勞動力在全部就業的勞動力總數中的相對比重處于不斷下降趨勢；第二次產業實現的國民收入相對比重和勞動力就業比重逐漸上升，上升到一定程度后趨于下降；第三次產業實現的國民收入和勞動力就業的相對比重上升，其中勞動力的相對比重上升幅度更大。三次產業變動呈現的這種總的趨勢，是由各次產業的內在特征決定的。在工業現代化過程中，第一產業農業相對比重下降幅度最大，這是因為農產品需求的收入彈性低，人們對農產品的消費屬于生活必需品的消費，當生活水平達到一定程度后，對農產品的需求并不隨收入增加的程度而同步增加，這樣就使農業實現的國民收入份額趨于減少。第二產業工業相對比重上升，不僅因為隨著人們收入水平提高，消費結構的變化使工業品需求的收入彈性處于有利地位，而且經濟發展中用于投資的增長也在不斷擴大工業品市場，從而整個國民收入中工業實現的國民收入相對比重上升。但隨著技術進步，工業有機構成提高會排斥自身的勞動力，而工業部門內各行業擴張的增殖又吸收勞動力，兩相抵消勞動力相對比重逐漸上升到一定程度后趨向下降。第三產業服務部門的比重上升幅度大，既由于“服務”這種商品比農產品具有更高的收入彈性，也由于第三產業門類繁多，許多行業具有勞動力和資金容易進入的特點，農業勞動力得以大量流入服務業，因而第三產業各行業呈現廣泛而顯著的增長，使其在國民收入中的相對比重大大增加。

目前，我國三次產業結構偏差的主要表現是工業比重過高而第三產業比重太低，產業結構內部的主要問題是工業結構的升級緩慢，因此今后我國產業結構調整的重點是加快第三產業的發展和工業結構的升級。從我國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的要求和目前外商投資的產業構成及其影響來看，我國政府部門應從以下幾個方面加大對外商直接投資的產業導向力度。

1.引導外商加大對第一、三產業的投資力度，相對降低對工業的投資比重。從我國三次產業結構的變動來看，20世紀90年代以來第二產業，尤其是工業的比重升幅過大，第三產業的實際比重下降，使得產業結構偏差變得更加突出。我國三次產業的結構水平同世界上其它國家相比，存在著較大差距。我國第二產業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不僅高于同屬發展中國家的印度，而且也高于美、日等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同時我國的第三產業的比重也遠遠低于這些國家的水平。目前，國際直接投資中對第一、三產業的投資比重較之20世紀80年代迅速上升，對第二產業的投資比重則相對下降。因此，我國應引導外商加大對第一、三產業的投資力度，相對降低對第二產業的投資比重，這不僅符合國內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的需要，同時也符合國際直接投資的產業結構變化趨勢。

2.引導外商增加對重加工業的投資，相應地減少對消費品工業的投資。目前外商對我國工業的實際投資中，大概有60％分布在消費品工業，對重工業的投資只有40％左右。外資工業占我國消費品工業增加值、產品銷售收入以及固定資產凈值和流動資產的比重約為30％，而重工業的同樣比重只有15％。外資工業占以工業品為原料的消費品工業的增加值比重和產品銷售收入比重2000年為38.25％和41.28％，固定資產凈值比重和流動資產比重為34.52％和35.67％，而外資工業占重工業的前兩個比重為27.67％和28.96％，后兩個比重為24.35％和22.84％。但是，我國消費工業的產品相對過剩和生產能力閑置比重工業更加突出，“十五”期間工業結構調整的基本方向是適度重型化，加強重工業尤其是裝備工業，相應控制消費品的投資規模和增長速度。因此，需要引導外商對工業的投資更多地轉向重加工業尤其是裝備工業部門，相應地減少對消費品工業的投資比重。

3.引導外商增加對技術密集型產業的投資。利用外資的最終目的，是通過引進外資來彌補國內資金缺口，促進技術管理等方面的進步，從而促進本國產業結構的升級，增強本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但是，除了大型跨國公司外，目前外商投資過度集中于一般加工工業，而一般加工工業中，有些是我國生產能力過剩和競爭激烈的產業，也是我國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重復建設、引進的產業。外資的大量涌入，加劇了這些產業的過度競爭，造成對國內市場和國內企業的強烈沖擊，致使部分國有一般加工企業的處境十分困難。目前，外資工業雖然在機電工業中占有相當高的比重，對我國技術密集型產業的發展起了一定作用，但外資企業同時在不少加工工業中也占有較高比重，這部分企業主要是來自港澳臺地區的中小企業。而90年代以來，國際直接投資的產業分布具有由資源、勞動密集型產業向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轉變的趨勢，因此應利用這一趨勢，進一步重視吸引大型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引導外資更多地進入技術密集型產業和高薪技術產業，同時減少對一般加工工業的投資比重。

4.引導外商投資增加對薄弱的第三產業投資，減少對房地產業和社會服務業的投資。外商對我國第三產業的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房地產和社會服務業，導致外商對第三產業投資波動比較大，并對國民經濟的平穩運行產生不良影響。在我國經濟擴張時期，外商對房地產和社會服務的直接投資高度擴張，往往導致整個第三產業的外商投資比重大幅度上升；而在經濟相對緊縮時期，外商對房地產業和社會服務業的直接投資迅速收縮，導致第三產業的外商投資比重大幅度下降。由于第三產業中投資結構傾斜現象的存在，房地產和社會服務業的外商投資大幅度波動會直接造成整個第三產業的大幅度波動。顯然，只有當第三產業外商投資結構過度傾斜趨勢得到逐步改變后，外商對第三產業投資的周期性波動現象才會明顯減少，由此對整個外商直接投資以及我國經濟增長的影響才會相應下降。

在第三產業中，目前外商直接投資比重較低的部門，如金融、保險、衛生體育、社會福利、科研和綜合技術服務業以及教育和文化藝術等，多數屬于層次較高的服務部門，我國要提高其發展水平，必須通過相應的外資產業結構導向政策，引導外資合理地向這些行業投資。[5]

5.引導外商加強對我國西部地區的投資力度，推動我國中西部地區產業結構調整和優化的進程。目前，我國產業結構調整的重點是推動產業結構升級，但中西部地區還未建立起一個完善的以優勢產業為支柱的產業結構體系，基礎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都相對薄弱，與東部沿海地區存在很大差異，這勢必會嚴重阻礙我國整體產業升級的進程。因此，我國政府應加大對外資地區流向的引導，以便有更多的外資投入西部地區的經濟建設中，從而加強中西部地區的產業結構調整和優化，使東部和中西部地區之間建立一種協調的產業關聯機制，促進我國的產業升級。

【參考文獻】

[1]胡新文.入世后外商直接投資的新動向及我國的應對策略調整[J].世界經濟研究，2002，（1）：19-22.

[2]張德修.入世后的中國外商直接投資結構變化趨勢探析[J].經濟科學，2001，（6）：8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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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選擇戰略研究

1.以資源開發型產業作為突破口

我國現在還處于對外直接投資的起步階段，并且大多數發達國家都經歷了從資源開發業—制造業—第三產業為主的發展過程。同時，由于國際投資環境日益改善，資源開采業對外投資的環境極為優越。對于一些行業，如采礦業、林業、石油開采業，世界上一些國家資源的供大于求，我國企業應該因地制宜的到國外去投資，開采、加工和運回國外的資源以滿足國內需要。

2.以制造業和貿易替代為海外投資重點

對我國現階段的優勢型對外直接投資而言，投資重點應放在生產能力過剩、擁有成熟的適用技術或小規模生產技術的制造業上。同一些發展中國家相比，我國在紡織、食品、冶煉、化工、醫藥、電子等產業上形成了一定的比較優勢。此外，我國還擁有大量成熟的適用技術，如家用電器、電子、輕型交通設備的制造技術、小規模生產技術，這些技術易于為他們所接受。

3.以第三產業和高技術產業為未來的重點發展方向

根據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選擇應與國內產業結構高級化相一致的標準，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重點應該是技術密集型產業。通過并購當地高新技術企業或與當地擁有高新技術的企業合資合作，可以直接獲取一般技術貿易和引進外資所無法獲得的先進技術，然后將技術傳播回國內運用，從而加快國內產業結構升級的進程。例如。聯想集團收購IBM的PC事業部。

三、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戰略

1.以發展中國家作為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區位選擇

我國地處亞洲，良好的合作關系以及相似的經濟發展水平、產業結構、需求偏好等使得進入障礙較小；中國的紡織、服裝、家電、機械等技術成熟且競爭激烈的邊際產業具有較強的比較優勢；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較快，市場容量大，投資機會較多；還可以利用東道國享有的優惠貿易條件，把產品銷往第三國。

2.有選擇地增加對發達國家的投資

美國、加拿大、西歐、澳大利亞及日本等發達國家是目前世界上對跨國投資者最具吸引力的地區。因為其擁有優良的投資環境：經濟發展水平高，科技發達，基礎設施完善，社會穩定，投資法律法規健全，金融市場發達，各類人才豐富，是對外直接投資的理想場所。對發達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可以獲取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把掌握的高新技術反饋回國內。

3.積極謹慎地發展對獨聯體和東歐國家的投資

這些國家正處在經濟改革過程中，急需外國在那里進行直接投資。這些國家擁有僅次于發達國家的工業基礎、民眾的教育和工人的技術水平，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和廣闊的市場，但是其產品出口能力較差，在國際市場上缺乏競爭力。而中國產品物美價廉，比歐美產品更適合于該地區的市場需求。

四、對外直接投資的主體選擇戰略

1.重點發展具有壟斷優勢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

其直接的效果是創造經營的中間產品的內部市場，避免外部市場交易的風險；使資金的轉移、稅賦的合理避逃有了通暢的渠道；同時降低了談判、詢價等交易成本；保證本企業的技術、技能等不外泄，以持續獲得利益。對資源尋求型的投資還可以保證母公司所需資源的穩定來源。

2.大力發展具有經營特色的中小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

目前世界上的跨國公司大部分卻是以中小型企業為主，主要原因就是中小企業由于其擁有獨具特色的生產經營優勢。我國許多中小型企業都具備了對外直接投資的條件：勞動力成本低，產業轉移產品的原材料等要素價格也比較低廉；產權關系明晰的基礎上形成了簡明高效率的組織結構優勢；擁有符合當地市場需要的實用技術。

3.促進企業集群的對外直接投資

根據邁克爾•波特的競爭力理論，一個國家的成功是來自縱橫交錯的產業集群。國內有大量的企業集群地，如寧波的服裝、北京中關村的電子產業等。充分利用“產業集群”的競爭優勢開展對外直接投資，是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主體選擇的重要戰略。從跨國公司成長的角度看，

企業集群可以作為一跨國公司成長發展過程中內部化優勢的一種替代。

五、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方式的選擇戰略

1.根據跨國公司的投資目的制定投資方式的選擇戰略

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目的主要是尋求國外的自然資源和學習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自然尋求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方式應以合資為主，有利于沖破對于自然資源開發的控制以及建立長期的合作關系；學習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應以并購、合資為主。這種進入方式能夠直接獲得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利用東道國的人才資源培養自己的人才，掌握先進技術，充分提高中國企業的跨國經營能力。

2.根據中國的行業特性制定投資方式的選擇戰略

一些中國有優勢的行業在進行產業轉移的時候，中國跨國公司應該以新建企業和合資進入方式為主要進入方式。現階段，電視機、電冰箱、洗衣機等家用電器制造業和機床、自行車、鐘表等機械加工業是中國技術方面比較成熟的，在對外直接投資中具有投資優勢，這些行業投資市場主要是經濟技術水平與中國接近的發展中國家和某些發達國家。

3.根據東道國的投資環境制定投資方式的選擇戰略對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方式，應以新建、合資為主，有利于發揮這兩種投資方式的優點，避免并購、獨資的劣勢。選擇新建和合資方式可以節約外匯資金，有利于利用當地企業的市場開發優勢盡快占領市場、彌補新建企業所需時間較長的不足，新建投資風險相對較小，而且許多發展中國家對新建合資企業比較歡迎。

參考文獻：

[1]江小娟，杜玲.對外投資理論及其對中國的借鑒意義[J].經濟研究參考，2002，（73）.

[2]陳波，榮飛瓊.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戰略選擇[J].統計研究，20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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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直接投資(FDI)是對外開放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衡量一個國家對外開放程度的重要指標作者以重慶市作為東道主，從FDI對重慶市經濟增長貢獻的關系進行定性和定量研究，對于重慶市在改革開放三十年后如何改善投資環境，制定和實施正確的外商投資政策以促進經濟增長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重慶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發展狀況

重慶外商直接投資大概經歷了緩慢發展的起步階段、高速波動的增長階段和穩步發展階段。重慶市FDI存在著總量少、來源集中、發達國家份額低以及投向集中、分布不平衡等問題。

注：根據重慶市統計年鑒和中國人民銀行數據庫整理

1985年，重慶第一個外商投資項目中外合資企業—慶鈴汽車有限公司成立。從圖一可以看出，1986年～1991年間，由于長期東西部發展不平衡和基礎設施建設滯后等原因，引進FDI進展緩慢，FDI占GDP的比重也在0.01%以下。1992年,重慶被國務院列為沿江開放城市,享受沿海開放城市的政策。1993年，國務院批準重慶建立國家級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和經濟技術開發區，重慶迎來了引進外資的高速發展時期。1992年重慶市實際利用外資10247萬美元，是第一階段累計金額的1.40倍。1993年為歷年來重慶引進外商直接投資之最。從圖可以看出,1992年～1999年外商直接投資具有數量大、波動劇烈的特點。1997年重慶直轄市出臺了61條吸引外資的優惠政策，實際利用外資金額達到38466萬美元。重慶引資工作進入穩定發展的新階段。

二、重慶FDI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分析

外商直接投資是指外來投資者將資金或資產直接投放到東道國的產業部門，在當地創辦企業或與當地資本合營，通過生產要素的直接投入，投資者對生產要素的使用和管理擁有直接控制權。

經濟增長泛指一國生產的產品和勞務的增加。本文將衡量經濟增長最主要的指標GDP作為代表，主要探討FDI與重慶市GDP增長之間的關系。

1.FDI與GDP相關性檢驗。根據重慶市統計年鑒和中國人民銀行數據庫,收集1985年～2006年重慶市GDP和FDI的數據,剔除匯率變化的影響,運用Eviews3.1統計軟件對重慶市GDP和FDI進行相關性分析,相關系數為0.843292,說明兩個變量之間存在較強的正相關性。

2.序列協整分析和因果關系分析。為了說明變量之間的協整關系和因果關系,對FDI和GDP進行協整關系檢驗和因果關系分析。（1）單位根檢驗及實證結果。為了減少數據波動趨勢性,分別對這兩個變量取自然對數。在對兩個變量的二階差分的線性圖形進行分析后,發現LFDI和LGDP兩個變量沒有明顯的趨勢特征,因此對LFDI和LGDP兩個變量進行ADF檢驗。從分析結果得出,LFDI和LGDP兩個變量的二階差分序列在不含截距項和趨勢項的ADF值都在5%的顯著水平上，駁斥了存在單位根的假設，兩個變量同階單整。二階差分的平穩性特征以及序列的同階單整關系說明兩個序列之間可能存在長期的協整關系。

（2)Granger因果關系分析。取自然對數的二階差分具有平穩性特征,作二組變量之間的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由檢驗結果可以看出,在長期的發展態勢上,FDI的增長是GDP增長的Granger原因,但是GDP增長不是FDI增速不斷擴大的Granger原因。

3.回歸分析及回歸方程的建立。上述相關性、協整以及Granger因果關系分析表明,重慶市FDI與GDP增長之間存在長期的均衡協整關系,并且FDI是推動重慶GDP增長的原因之一,因此通過分析可以建立兩者之間的經濟計量模型。

LGDP=5.896+0.4296LFDI

t=(46.47440)(9.429685)

R2=0.816377=0.807196F=88.91896DW=0.472310

采用E-G兩步法進行協整分析，其擬合優度較好。但是DW值較小,存在一定程度的自相關性。對殘差項進行檢驗,發現ADF為-2.862063,小于5%的臨界值-1.9592,說明從長期發展來看,GDP的增長與FDI的增長是協調的,說明模型基本正確。

通過回歸結果可以得出結論:重慶市引入FDI對GDP的平均貢獻率為0.43,即重慶FDI每增加一個百分點,GDP將平均增加約0.43個百分點。可見，FID對重慶經濟增長的作用是相當顯著的。

篇（10）

對外投資是指資本突破國家界限在國外的投資,按照投資主體是否擁有對投資企業的實際管理權,可以把對外投資分為對外直接投資(ForeignDirectInvestment-FDI)與對外間接投資(FPI)。前者指投資者以控制企業經營管理權為核心,以獲取利潤為主要目的。后者主要是指購買外國公司的股票和其他有價證券的投資,以及中長期國際信貸。本文所指直接投資是指外商在華注冊登記的三資企業,而把股票投資和對外借款及其他外商投資作為外商間接投資。

學術上關于FDI的論著主要集中在解釋成因和討論影響兩個方面。早期的FDI理論主要從微觀或宏觀層面出發,重在解釋對外直接投資形成的原因。微觀層面如海默(1960)建立在不完全競爭基礎上的壟斷優勢理論,雷蒙德·維農(1966)建立在國際貿易理論基礎上的產品周期理論,巴克萊和卡遜(1976)等建立在科斯定理基礎之上的內部化理論,以及約翰·鄧寧(1977)建立在產業組織理論和國際貿易理論基礎上的折衷理論(OLI);宏觀層面如日本小島清(1978)的比較優勢理論。近期研究則主要集中在宏觀(即國家層面)上,主要討論直接投資對東道國的影響(包括正面的和負面的影響),以及提出政策建議,多為實證研究。

FPI的理論主要是證券投資理論,大都從微觀層面即從投資者層面論述如何規避風險,提高投資效益,如上世紀50年代馬柯維茨的“資產組合理論”,60年代夏普的“資本資產定價模型(CapitalAssetPricingModel)”及70年代史提夫·羅斯的“資本資產套價理論(ArbitragePricingTheory)”等。近期也開始有宏觀即國家層面的論述。如有學者(于永達,2000)在分析FPI發展趨勢的基礎上提出“中國及其他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發展中國家應力主FPI的健康發育、有序流動及相關法規的嚴密健全,趨利避弊。”也有人(馬全軍1996)考查FPI對東道國的影響。

關于國際投資的文獻盡管很多,但基本上都是要么從直接投資的角度,要么從間接投資的角度去論述,而對于FDI與FPI二者關系角度去論述的則鮮有也。本文擬就FDI與FPI的互補性作一論述,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一些政策建議。

一、FDI與FPI的互補性

1.從其作用來看,FDI和FPI各有所長,具有互補性。FDI對東道國的正面作用一般認為有以下幾個方面:引進資金,彌補建設資金的不足;引進先進技術(即技術溢出效應);借鑒先進的管理經驗;提高勞動生產率,帶動產業發展(主要是通過競爭及企業間的縱向或橫向聯系來帶動;提高東道國的國際競爭力。其負面的影響是外商直接投資往往會背離東道國的產業及戰略規劃。以1997年～2002年外商在華實際直接投資數據看,外商投資主要集中在第二產業,占到了70%左右,且呈上升趨勢,其中制造業接近70%,而且大都投資在勞動密集型和資金密集型產業。而對國家扶持的第一產業,則不到2%,對大力發展的第三產業,則僅占22%多一點,且呈下降趨勢,從投資地域來說,主要集中在東部沿海地區。其中,2001年和2002年東部六省市(注:上海、江蘇、浙江、山東、福建、廣東)外商直接投資份額為70.72%和71.36%。而西部十省市(注:重慶、四川、貴州、云南、、陜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外商直接投資份額分別為3.09%和2.69%。可見外商投資也不考慮中國的西部大開發戰略。另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資還容易造成壟斷及技術依賴性等缺點。

FPI包含對外借款和證券投資,前者作用主要在于可以利用國外資金,彌補建設資金的不足,其優點是資金可以自由使用,有利于國家產業結構調整和經濟戰略的實施。其缺點是造成一定的債務負擔,且其使用成本一般也比國內資金高,對國際收支平衡也有較大的影響。后者的發展則不僅有利于利用外資,而且有助于完善我國的證券市場和公司治理制度,促進經濟增長如Summers(2000)認為,證券市場的對外開放有助于降低資本成本、增加投資和提高產出。另一方面,作為發展中國家,證券市場若開放不當,又會增加其金融脆弱性,容易造成一國金融危機。

2.FDI和FPI二者互相促進。FDI對FPI的促進作用主要在于:FDI需要基礎設施等方面的大量配套設施,客觀上刺激東道國對FPI的需求;FDI有助于提高東道國的競爭力,促進東道國制度的不完善和與國際接軌的程度,使外商投資更加安全,有利于大量FPI的流入;跨國公司等FDI本身需要在國際貨幣市場上籌集大量的資金,這從實質上來說增加了國間接投資的流量。而FPI對FDI的拉動作用則在于:大量FPI的流入,有助于受資國籌集大量資金,改善本國的投資環境(如完善基礎設施建設等),提高吸引FDI的競爭力。

二、對利用外資的政策建議

1.政府要加深對國際投資的認識,轉變觀念。國際投資既有積極的作用,也有消極的作用,許多政府官員只看到其積極作用的一面,而忽視其消極作用的一面,認為吸引外資多多益善,盲目吸引,更有甚者把吸引外資的數量當作自己的政績來看待。政府應該從根本上轉變觀念,首先必須認識到引進外資只是我們發展的經濟的一種手段,而不是根本目的。因此,外資的引進必須有利于中國經濟的發展,有利于中國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升級,有利于民族工業的發展和科學技術創新。同樣,對政府官員吸引外資的考核也應該以此為標準,重在引資質量,而不是單純地看其引資數量。超級秘書網

2.吸引FDI與FPI并舉,重點在吸引直接投資。FDI和FPI二者各有優點,也各有缺點,二者存在一定的互補性,因此,應該把二者結合起來使用。一方面,西部大開發戰略提高基礎設施,需要大量的資金,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也需要巨額資金,另一方面,我國外匯儲備充足,目前的負債率并不高,有較大的引資空間。因此,可吸收FPI來彌補建設資金的不足。

3.轉變引資措施,從稅賦減免等優惠措施向改善投資環境轉移。我國利用外資的成本是世界上最高的,主要以對外資實行稅賦減免等優惠措施來吸引外資的,使外資稅賦很低。而中國內資企業所得稅率為33%,稅賦極不平等。這造成了國內企業和外資企業的不公平競爭,使本來就弱小的國內企業在競爭上處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同時也剌激了假外資的盛行,這實質上和引進外資的根本目標(發展中國經濟的一種手段)是背道而馳的。一國吸引外資的因素很多,主要在于投資環境,包括基礎設施、人力資源、政策法規、經濟運行狀況和社會及政治狀況等軟硬環境。我國吸引外資的競爭力并不強,我國作為亞洲外商直接投資最多的東道國,主要是由于地緣、文化、和民族關系,即許多外商直接投資來源于華人。據統計,截至2003年底,我國實際利用港澳臺華商直接投資份額占52.7%;合同金額占全國的52.7%。從地域來看,我國的外商直接投資來源主要在亞洲,而在亞洲的投資來源中,中國港澳臺地區在大陸的投資占較大比重。而港澳臺的投資中,近一半投資在廣東和福建兩省,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這兩個省與港澳臺有較近的地緣及文化習俗等密不可分(其商喜歡在廣東投資,而臺商則更愿意在福建投資),而并非僅僅因為優惠政策。新晨

4.由對外資優惠轉向對產業、地域優惠,并對某些行業的外資進行必要的限制,以維護國家經濟安全和保護民族工業的發展。由于對外資的稅賦優惠,給予外資的超國民待遇使國內企業處于不平等的競爭地位,同時也刺激了假外資的盛行。另一方面,這本身也不合理,也不利于中國產業結構的調整和民族工業的發展。因此,應把對外資的優惠轉移到對產業、對地區的優惠,給予內外資同等待遇,把引資的優惠政策同國家的產業政策和宏觀發展戰略聯系起來,真正達到利用外資增強國力,發展本國經濟的目的。同時,對有關國家安全的產業,也禁止外資的涉入,如航空、通訊、軍事等。對民族工業沖擊應適當限制,對一些高能耗、高污染、低技術含量、或者本國已經發展得很成熟的產業要限制。

參考文獻:

[1]于永達:國際間接投資超前發展論析[J].世界經濟,2000(6),pp57

篇（11）

一、國際方面

20世紀60年代以后，國際投資活動迅猛發展，由此而帶動了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的隨之發展。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各種對外直接投資理論應運而生，這些理論角度不同、觀點迥異、內容紛雜、范圍廣泛，主要有“投資選擇理論”、“資本化率理論”、“壟斷優勢理論”、“比較優勢理論”、“內部化理論”、“產品生命周期理論”、“區位優勢理論”等等。這些理論較好地解釋了 跨國公司 的對外直接投資行為，但由于各種理論只能解釋一定范圍和一段時期的對外直接投資活動，針對這種情況，一些學者試圖將各種理論加以組合，形成更大的理論框架。其中，鄧寧就在提出公司優勢概念的基礎上，將其與內部化理論、區位理論結合在一起，從而形成了國際生產折中理論，從企業的利益、優勢和決策行為等方面探討分析對外直接投資發生的原因，較全面地解釋了跨國公司不同內容的經營活動。

西方學者研究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的另一個重要轉折是內部化理論的提出。其研究思路與壟斷優勢理論不同，它將區位因素與內部化的公司優勢所帶來的 成本 節約相聯系，從而具有綜合的特點，能夠解釋更大范圍內的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行為。

20世紀80年代起，發展中國家的大、中、小企業紛紛走上了跨國經營的道路，并且許多企業還直接進入了發達國家的內部 市場 ，這引起了西方 經濟 學 者的關注，他們開始探究針對這一現實的新的理論解釋。關于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主要有小規模技術理論、技術地方化理論、規模經濟理論、市場控制理論等。這些理論對于促進和 指導 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其局限性也很明顯，這些理論解釋局限于某些發展中國家的投資行為，不具有一般的普遍意義，而且幾種觀點還未形成系統化理論，難以自成體系。

總的來看，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研究已取得一定成果，但還遠不成熟，至今還沒有被廣泛接受的對外直接投資理論。

二、國內方面

參考文獻：

[2]中國產業海外發展和規劃協會，《20052006海外投資年度報告》， 社會 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