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表云整理的11篇現代愛情詩詞名句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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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如何提高學生學習詩歌的興趣呢？筆者對此做了初步的嘗試：

一.古典詩與現代歌相結合，用優美的旋律誘發對古典詩詞的興趣。

詩歌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基本的文學形式，是一種闡述心靈的文學體裁。正是因為它的古老，所以離我們就更遠，也就更談不上很好的理解詩歌的思想情感了，教師上課的感覺往往是講得越多越沒勁。流行歌曲中有一部分歌曲是古典詩詞改編成歌詞，現代的中學生詩可以不讀，但流行歌曲卻是不能不聽的。所以在學習相關詩詞時，如果把這些優美的歌曲適時的引用于課堂中，一定會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新教材必修四選用了柳永的《望海潮》一詞，上課伊始，我就已經在播放由林志穎演唱的《望海潮》的MTV了，可以看到大部分同學迅速進入了課堂，優美的旋律，絕美的畫面，吸引學生情不自禁地就陷進詩詞的優美意境中去了。打下了興趣的基礎，再來理解詩詞所要表達的情感時，就不是被動的接受，而是主動的探索。第二遍欣賞歌曲時，大部分同學已經可以跟著旋律唱出歌詞了。還有鄧麗君演唱的《虞美人》，王菲的《明月幾時有》等歌曲，都是用原詞做的歌詞，而且旋律優美，已被大多數人認可、傳唱，用它們作為詩歌教學的手段，不僅引發了同學們學習詩歌的興趣，學生也會產生一種溯本求源的愿望，學習詩歌豈不是事半功倍！

二.以讀為本，用教師的美讀激情激趣。

學生在愉快的心境中高質量的學習，我們稱之為學習的高峰體驗。那么學生為什么會愛上一些老師的課，覺得學起來輕松有趣呢？恐怕就是該教師善于激發學生的這種課堂學習高峰體驗。由此我很主觀的認為：一個真正成功的語文教師就是一個善于激發學生學習熱情和學習興趣的藝術家，詩歌教學中朗讀就是激發學生興趣的有效途徑之一。

首先，要營造良好的閱讀氛圍。英國教育家洛夫指出：“你不能在一個戰栗的心理上寫上平整的文字，正如你不能在一張震動的紙上寫上平整的文字一樣。”在教學中，教師更要打破“一言堂”，鼓勵“群言堂”，關注、呵護每一位學生與眾不同的見解，用恰如其分、多元而人性化的語言激勵學生在讀中思索，在讀中感悟，在讀中創新，形成自己獨特的閱讀風格。

其次，要創設情景讓大家有興趣讀。預習時不妨運用多媒體放放合適的音樂讓大家輕輕吟誦，盡情玩味，反復體會文字所蘊含的意義，并展開豐富的聯想，從而進入美的遐思中。課堂內充滿了一種恬靜而又明朗，激情而又和諧的氣氛。只有此時在課堂上學生感到自由、輕松、和諧時，才會浮想聯翩，精神煥發，創意宣瀉，個性化閱讀才能成為現實。

再次，課堂上，教師以自己的美讀激趣更易調動學生朗讀的積極性。學生的情緒易受教師感染，特別是范讀時，聲情并茂，有時加上自創的動作，以豐富的表情，優美的聲音去感染學生，這樣自然就容易激發學生的興趣，讓他們樂于模仿教師的言行。例如教學李清照《聲聲慢》這首詞，從音響角度效果看，上片的七對疊字的運用，仿如一個女子在那里長噓短嘆，淚如雨注，很好地表現了作者孤獨、寂寞、凄苦、復雜而深細的心理。這七對疊字有三層意思：“尋尋覓覓”是內心情感引起的外部動作，“冷冷清清”是環境氣氛，也是心中感受，“凄凄慘慘戚戚”是由輕轉重、由淺入深的真切體驗。讀時可分成七個節拍，節奏由慢到快，讓人讀罷，心境悲然。詞下片“點點滴滴”再疊與前映照呼應，寫出了“愁”之多而深。詞中三個感嘆號，使得作者的情思一次比一次更加顯得無奈而痛苦。一個反問句，不只是問“天”問“地”，更是問茫茫“人生”，問“現實”，問“國運”。在誦讀本詩時要注意以上特色的恰當處理，如能選擇相應的音樂伴讀，其教學效果無疑將產生強大的共鳴和反饋，這就是所謂的“美讀”。通過美讀，不難感悟到這首《聲聲慢》在很大程度上是用聲音塑造形象的，也只有美讀，才能讓學生體味到當時李清照那種喪夫之痛與家國殘破、故土難回的深切哀痛凝聚交織的復雜心境。

教師美讀后，再指導學生進行各種方式的自讀，相信他們早已躍躍欲試啦！

三.探究學習，讓學生體驗到自主學習詩歌的樂趣。

從近幾年高考題形來看，詩歌題型分值逐年增加，1998年至1999年僅為6分，2000、2001年均為古詩詞與現代詩歌各一首，合為9分，2002、2003年均為古詩詞鑒賞6分，補全名句4分，合為10分。2011年則是古詩詞鑒賞8分，補全名句6分，合為14分。為了逐年增分的詩歌鑒賞，我們的詩歌教學往往是追分逐末，除了重抓背誦，就是做大量的習題。總是在被動的記誦知識點，毫無趣味可言。如果在平時的教學中，把學習的主動權交給學生，那學習的效果一定不一樣。

探究法是一種積極的學習方法，主要指的是學生在學習過程中自己探索問題的學習方式。而詩詞本身的特點使探究法在這一領域的運用具有可行性。詩歌的語言凝練含蓄，結構跳躍，留有的“意義空白”比其它文學形式更多。“凡詩惡淺露而貴含蓄，淺露則陋，含蓄則令人再三咀嚼而有余味。”（吳景旭《歷代詩話》）含蓄是詩歌的藝術魅力所在，讀者在閱讀詩的過程中想象探究的空間很大。因此在教學中探究手法的運用是極有可行性的。

以往我們在教學中習慣于一開始就介紹作者，講解背景。這些傳統的教學手段使學生在學習詩歌時，只在下面聽老師干巴巴的講解，有很多同學感到枯燥、抽象，喪失了學習的興趣。人教版新教材必修三必修四課文都選有經典的詩詞，我開始嘗試用不同的方法教授這些詩詞。關于文學常識，作者和背景的介紹我都提供條件讓學生自己去查找，課上由各組派代表交流，老師僅作補充。這樣一來，關于作者的內容都是學生自己體會的，印象肯定比教師照本宣科的讀深刻得多。至于對課文的理解可讓學生在深入研讀的基礎上，鼓勵學生發表見解，展開辯論，進行探究。如《錦瑟》一詩的主題辯論。金代詩人元好問《論詩絕句》：“望帝春心托杜鵑，佳人錦瑟五十年。詩家總愛西良好，獨恨無人作鄭箋。”《錦瑟》是政治諷喻詩還是自傷之辭？是悼亡詩還是純粹的愛情詩？歷來沒有統一的說法，這樣的作品最適合讓學生在自我深入解讀的基礎上進行辯論，以期對詩歌有更深切的理解。學生利用網絡資源，搜集相關資料，得出四種觀點：情詩說，描摹音樂之作，悼亡詩，客中思家之作。學生在辯論過程中，不斷地研讀課文，不斷地自主探索來獲取自己的答案。結論雖因個體差異而多元，但語文探究并不奢望學生獲得多少學術性成果，而在于探究的過程，這是探究的本質所在，學生養成了科學的精神和態度，養成了良好的語文學習習慣，愛質疑，善推敲，肯咀嚼。我想這些方法將會使他們受益終身。從自主習得的成功中慢慢培養起對詩歌的興趣。

以上所說的幾種方法在詩歌教學中有時可以同時使用，有時可以側重運用其中一種或幾種方法。在教學中，如果始終都圍繞以“趣”來帶動學生學習詩歌的主動性，使其思想上得到啟發，感情上得到滿足，產生美的情緒體驗，我們所提倡的高效課堂就不會再是一句空口號了！

參考文獻：

[1]魏書生：《如何做最好的教師》南京大學出版社 200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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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景觀；文化；愛情

文化是城市的靈魂，是傳承歷史、延續文明、拓展未來的內在動力和寶貴遺產。西安是世界公認的四大文明古都之一、中華傳統文化的杰出代表、“世界歷史名城”。如何保護和發揚歷史，傳承和發展文化，值得我們深入探討。如何使得寶貴的歷史景點與周邊環境和諧統一，使公園景觀更好的服務社會，改良當地文化氛圍，讓傳統文化、人文歷史再放異彩，是我們的責任和使命。下面以西安曲江寒窯遺址公園為例，展開論述。

1 寒窯遺址公園背景分析

1.1 地理條件

西安是西部經濟中心城市之一。轄區4縣9區，總面積9983km2，總人口725萬。寒窯遺址位于城南曲江新區，占地4.6hm2。天然的黃土溝谷將寒窯遺址公園劃分為三大區域。溝谷地貌是西安市周邊難得的景觀資源，寒窯舊址、窯洞、黃土崖壁等是其獨特的建筑形式及地形地貌。

1.2 歷史條件

寒窯故事發生在唐朝，相傳王寶釧守候夫君就居此處，“寒窯”，有生活上無依無靠的物質之寒和苦等無期的思夫之寒。現存寒窯遺址修建于清后期，1934年由愛國將領楊虎城之母捐資修葺，1984年地鄉政府修建后對外開放營業。

傳說后唐宰相王允的三姑娘王寶釧，為了追求愛情不顧世俗觀念，被逐出家門。婚后薛平貴赴西涼參戰。王寶釧拒絕母親的資助只身居住在五典坡窯洞內，靠挖野菜孤苦度過了18年，等待丈夫得勝歸來。王寶釧故事體現了中國傳統愛情觀，是華人圈內廣泛傳播的民族文化品牌，具有大量的文化載體——戲劇、影視、書籍等。秦腔《五典坡》久演不衰，戲曲電影《寒窯記》吸納了電影的數字技術與交響樂的大氣磅礴，使古老的劇目煥然一新。

“執子之手，與子偕老”，中國愛情觀蘊藏著固有文化的舍生取義、義無反顧和姻緣前定，將持續視為首要，平淡的忠誠不渝是夫妻間的更高境界。在這樣愛情觀、婚戀觀的影響下，創作出很多愛情的成語、詩詞、故事、戲曲和文學作品，他們是中華文明瑰麗的知識寶庫。寒窯故事及其文化是寒窯遺址公園的文化背景，也是其文化源脈。

2 曲江寒窯規劃的總體指導思想

改建以遺址保護為核心，結合歷史文脈和特殊的溝谷地形，以真愛體驗為主題，緊扣人文特色和情感脈搏，以幸福產業為主要方向，為婚戀男女提供獨具特色的民俗風情體驗活動及配套服務，從而弘揚社會正氣，傳頌愛情的忠貞不渝。將其打造成為集遺址保護、旅游開發、文化產業建設為一體的中國第一個體驗式愛情主題公園。

3 窯遺址公園景點分析

新改建的寒窯遺址公園將成為定情婚禮紀念的圣地，園區以各種形式全方位展示中國傳統愛情文化，經典愛情故事。園區可分為：遺址區、婚慶區和休閑娛樂區。

3.1 寒窯遺址區

滿足旅游觀光、體驗歷史民俗文化等需求。位于曲江池東南鴻固塬鴻溝坡岸，此處是秦漢時代宜春苑，山林悄靜，悠美自然，主要景點有：寒窯遺址、鵲橋、海枯石爛、寒窯故事館、寒窯遺存窯洞、廊橋、思夫亭、三姐泉、貞烈殿、柳林寺和妖馬洞、土遺址保護現場等。其中寒窯遺址、思夫亭、三姐泉、貞烈殿、柳林寺、妖馬洞、寒窯遺存窯洞等在原有景點的基礎上進行了修復和維護，既保留了原有景點的持續性，又有一定程度的創新。如寒窯遺址，保留要洞外寶釧菜園及織布、耕種、研磨等生活、生產用具。保留王寶釧當年生活起居的“茹苦洞”，洞內重要的設施就是一個土炕，室內光線幽暗，采光就靠炕對面一尺見方的小窗，炕下有2㎡大小的空間。窯洞底層增加了根據《五典坡》的劇情演繹來的“別窯”“探窯”，內塑王寶釧斟酒別夫和王母探女的塑像。還增設了采用幻影成像技術和傳統繪畫藝術制作的王寶釧生活場景室，畫面中可以感受到王寶釧的剛毅、忠貞和勤勞。再如，柳林寺的文昌閣外每天都有情景劇拋繡球表演，外挑的廊檐常作為表演時的彩樓來使用。三姐泉邊游客可以體驗古時轆轤取水的生活場景，如有興致還可感受用三姐泉井水沖泡的別具風味唐茶，觀摩唐茶制作的過程，感受古風古韻，夢回大唐。

海枯石爛以我國傳統疊山造景手法而造就園林藝術景觀。成語“海枯石爛”出自我國宋朝王奕《法曲獻仙音·和朱靜翁青溪詞》：“老我重來，海干石爛，那復斷碑殘礎。”景區內疊石堆山，層戀起伏，上鐫刻著中國文化中歌頌愛情的經典名句，通過古人詩詞渲染我國勞動人民人們堅貞不渝、情比金堅的愛情的觀念，詮釋中國的愛情文化。

“寒窯·故事”展示館占地面積972m2，采用現代影像藝術的手法，幻影成像展示王寶釧與薛平貴愛情故事，通過藝術的展現手法，融現代影像技術、網絡技術和聲光電等高端技術于一體，向游客多角度、全方位展現了薛王二人相遇、相知、彩樓拋繡球、戰場立功、婚后別離、幸福相聚等場景。游客可以通過不同的場景模擬和現代技術體驗王寶釧的愛情故事。

新建的廊橋連接著園區南北，其造型結合中國傳統園林中的回廊和三孔橋的形態，象彩虹，象門洞，象回廊，確保了物質上的銜接和視覺上的通透。真可謂是“美景壯新區，喜虹橋繪彩，奇洞通幽，頗顯恢宏氣象；熏風輝勝地，看玉柱凝光，長廊映日，堪夸時世繁華。”高大的廊橋不僅是對愛情主題的詮釋，更彰顯了曲江新區在文化產業建設、城市內涵豐富等方面的積極探索。

園區對溝谷地貌、黃土崖壁進行了保護、加固和展示，游人可以現場參觀，感受寒窯遺址原始黃土溝壑的地貌，這種保護和展示既具有文物價值，又具有自然價值。

3.2 婚慶產業區

位于曲江寒窯遺址公園南側，溝谷以北，可滿足更多青年的婚慶需求，在此不僅能感受到中國傳統愛情含蓄表達的魅力，同時也能體會到西式浪漫愛情里的張揚與直率。主要景點有：驚世奇緣、玉潔樓、飲馬池、歐洲風情教堂、金緣閣酒店、在水一方、許愿池等。

玉潔樓取冰清玉潔之意，它是中國傳統文化對女性美德的較高評價，體現了中國婦女對愛情忠貞不渝，從一而忠的傳統道德觀念。是為紀念王寶釧而建的明清時期關中地區典型的四柱三間格局的牌樓，牌樓西側有著名書法家石題寫的 “曲江寒窯”的牌匾，東側有清嘉慶十一年御賜的“玉潔樓”牌匾。飲馬池據傳是薛平貴西征凱旋后，駕紅鬃烈馬趕回寒窯與王寶釧團聚，途經此處飲馬，故曰飲馬池。對玉潔樓和飲馬池的保護和維修可以延續人們心目中寒窯形象。

驚世情緣位于公園主入口右側崖壁上，采用陜西民間藝術剪紙與現代浮雕藝術以醒目的紅色塑造的氣勢雄偉壯觀的景觀墻。整體長270m，高11m，結合園區愛情文化，景觀墻融合古今藝術手法，表現了世界文明史上“伏羲與女媧”、“亞當與夏娃”、“白蛇傳”、“海的女兒”、 “羅密歐與朱麗葉”、“牛郎織女”、“灰姑娘”、“牡丹亭”、“西廂記”和“梁山伯與祝英臺”等10大愛情故事。

金緣閣酒店前有一座名為“在水一方”的小島，其上有一株旱柳，猶如一位佳人，佇立水中央歷經歲月，生機盎然，好像在暗示島的主人對自己的愛情期待。許愿池傳說會使人愿望實現，帶給人們幸福，很多游人都會在此池邊擲硬幣以求愛情美滿，婚姻幸福，家庭和諧。

歐洲風情教堂四周綠草茵茵，風景如畫，為相愛的男女提供純歐式的婚禮服務。 金緣閣酒店是婚慶區的主體建筑，位于歐洲風情教堂旁。用“金玉良緣，一生相伴”來表達對在此舉辦婚禮情侶的美好祝愿。可舉辦各類西式婚禮，戶外冷餐，沙龍等。店內紅色水晶燈組璀璨奪目，唐朝宮廷畫和氣勢恢宏的實木雕刻壁畫，使您的古典唐風婚禮更具奢華。

3.3 娛樂區

亦叫寒窯新街，建筑面積2533m2，建筑風格是關中民俗院落式，區域內有古牌樓、照壁等民風淳樸的建筑形式。整個區域分為商業南區和商業北區和戲樓。戲樓是該區域的中心建筑，凸顯了以文化為靈魂的核心主題。游客每天可以在此欣賞到豐富多彩的戲曲節目，有時還能觀賞到名家大腕表演的經典秦腔劇，凸顯秦風、秦韻。其中商業南區以婚慶及相關產業為主， 商業北區以餐飲文化為主。

3.4 主入口

穿過玉潔樓的牌樓，游客一眼就看見一池流水映入眼簾，據說這是薛平貴騎紅鬃烈馬經此，下馬飲水。由于有工作人員不斷打撈清理，池水清澈，池中喂養的有黑天鵝和鴛鴦及快樂自由的小紅魚。看到這些自在的水禽，公園的愛情逐漸清晰起來。繼續向前就是通透的入口設置。

3.5 次入口

緊靠新開門南路，與壹影婚慶影視基地相連。在新開門南路上，游客即可領會到以王寶釧和薛平貴愛情故事為題材的皮影雕塑。

4 植物景觀分析

植物景觀不僅能創造優美環境，還能改善我們的生活。按植物生態習性和園林布局要求合理配置各種喬、灌花、草等植物，發揮植物在景觀中的功能性和觀賞性。寒窯主要植物配置有：旱柳、五角楓、白玉蘭、七葉樹、柿樹、鋼竹、榆樹、國槐、銀杏、油松等喬木，紅葉李、小葉女貞、連翹、發青等花灌木。在植物景觀的營造上，著重做好以下幾點：

4.1 適地宜種

園林植物的選擇和配置首先就是要了解當地地理、氣候、土壤、光照、濕度等情況，再根據植物的常綠、落葉、觀葉、觀花，以及植物的開花期、綠葉期、顏色、高度等特性，選擇適應當地環境的植物。

4.2 保護原有植物景觀

寒窯遺址公園原有不少有特色的植物，他們不僅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還歷經滄桑而烙上了歷史的印記，見證著一個城市的發展。對于這些植物的保留，可以強化景區的文化底蘊和歷史價值，在寒窯遺址公園中有很多這樣的植物，如：月老金桂、被譽為連理枝的古槐、在水一方小島上的旱柳等。

4.3 植物與其他景觀的結合

植物與天然地形、溝壑、水、窯洞等結合起來，可達到環境與植物的和諧共融。植物景觀與燈光、日光、月光、湖面、水面等相結合會形成如詩如畫美妙的景色。

4.4 體現愛情主題

西安曲江寒窯遺址公園是我國首個以愛情為主題的全景體驗式公園，園區種植有三葉草、薰衣草、荷花、百合、玫瑰、相思樹、連理樹、棗樹、松柏等表達愛情的草、花、樹。

5 寒窯遺址公園景觀設計特色

愛情是一個永遠鮮活的主題，值得每個人一生銘記。“姻緣際會苦難全，相守寒窯佳話傳。金桂枝繁紅線掛，樓臺演繹勸貪錢”，結合寒窯的文化、周邊環境及所取得的成績，基于對西安曲江寒窯遺址公園的分析，我認為其景觀文化的特色在于：

5.1 挖掘歷史內涵，傳承中國文化

寒窯遺址公園景觀文化本著修復、展示、體驗的原則和修舊如舊的手法，使遺存的三姐泉、思夫亭、貞烈殿、寒窯舊址、妖馬洞等景點煥發出新的歷史韻味。圍繞不同遺址表達的文化內涵，在“民德歸厚”戲樓、露天劇場和臨時舞臺有形式多樣的文化表演。另外，園區內的燈光音樂、水體綠化、藝術雕塑、楹聯藝術創作等都多角度、全方位、多層次地解讀了寒窯文化。

5.2 注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展陳

寒窯遺址公園的展陳內容包括民間傳說和遺址窯洞，王寶釧愛情及其故事的傳頌是非物質文化的內容。展陳方式有文字、圖像、雕塑、影像、多媒體等手段。如對王寶釧生活的展陳，采取舞臺布景加實物模型的形式進行展陳。將一口窯洞分為兩個空間，前部空間通過一些生活、生產模型來表現王寶釧的生活場景。后部空間，通過舞臺布景的形式，展現王寶釧倚門而立，望著滿天飛舞著大雪的荒野，翹首期盼夫婿薛平貴的回歸。這充分表達了王寶釧對愛情的執著，對親人回歸的期盼。

5.3 強化愛情主題

寒窯遺址公園是國內首個愛情主題的全景體驗式公園，景觀規劃中在愛情主題上下了很大功夫，其中最為顯著的手法就是對愛情故事的羅列。如主入口的景觀墻“驚世奇緣”就采用中國傳統藝術剪紙的手法，羅列了中外經典愛情故事10個。成語路收錄了中國描述愛情的成語“花好月圓、永結同心、一往情深”等百余條，別具特色。海枯石爛，利用中國傳統園林疊石的手法，鐫刻出經典愛情詩詞，以渲染園區氛圍。園區內中國婚俗吉祥圖案，媒妁文化，象征愛情的信物、圖案等元素數不勝數。以象征愛情的元素作為創作題材，可從感官上影響觀者的浪漫情懷和情愛細胞，營造出浪漫氛圍，使公園的主題文化更飽滿，主題功能更突出。寒窯遺址公園內不僅有周到、全面地的技術供應與后勤服務設施，而且各設施都突出體現了愛情這個主題，并注重與其他景觀之間的協調關系。

5.4 利用高科技手段，讓歷史遺跡重放異彩

園區內大量使用高科技手法，使傳統藝術和歷史遺跡重放異彩。其中“寒窯·故事”館，以高科技的手法，從藝術角度出發利用聲、光、網絡、虛擬技術、影像等高科技術來展示薛平貴與王寶釧的愛情故事。寒窯遺址采用高分子材料塑像結合道具模型真實還原王寶釧當年生活場景，給觀者身臨其境的感受。窯洞內有薄紗屏風，通過古典幻影成像裝置，展現發生在陜西歷史上六大愛情故事為主題，給觀者豐富的聯想余地。

通過分析不難看出，豐富的文化遺產和地方特色是景觀文化依存的基礎；圍繞鮮明而獨特的愛情主題，以豐富的藝術形式塑造的不同景觀形象是塑造景觀文化的手段；營造引人注目的景觀，保持與原有景觀的和諧統一是景觀文化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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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thick national memories are contained in Yuguangzhong’s pomes, he tries to read history and culture poetically, proving himself-consciously o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This article wants to analyze the classic image of Yuguangzhong’s poems, realizing the classical complexity. This classical complex boils down to three dimensions: first, the strong national belonging; second, the free and unfettered ideals of life and the universe of the independent personality; thirdly, the deep remembrance of homeland country.

Key words：classic image; National memory; belonging; The ideal of life; Independent personality

[中圖分類號]I2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余光中早年的詩歌傳承“五·四”新詩和歐美浪漫詩派的傳統，滲入了許多西方詩歌的元素，使語言中散發出濃烈的西方氣息。但自進入60年代，從《蓮的聯想》、《五陵年少》到《與永恒拔河》、《隔水觀音》、《紫荊賦》，詩集中多體現出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皈依，詩歌創作大多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吸取靈感，陶然于古典文化的氛圍中，力圖用詩歌的形式解讀深刻的民族印記。

一、古典意象背后的民族文化內涵

余光中敏于觀察，長于記憶，善于聯想，唐馬、漢駒，魏臣、宋將，華山夏水、歷史古跡，詩人信手拈來，以古典意象或與古代文化有關聯的意象為詩，成為余光中極富個人特色的詩歌美學。

(一)自然意象

余詩中的長城、故宮、玄武門、西湖、太湖、吳宮、唐三彩、嫦娥、蓮花和蟬等物象都被他視為了中國古代歷史文化的象征。

“是以東方甚遠，東方甚近/心中有神/則蓮合為座，蓮疊如臺/諾，葉何田田，蓮何翩翩/你可能想象/美在其中，神在其上/我在其側，我在其間，我是蜻蜓/風中有塵/火藥味，需要拭淚，我的眼睛”（《蓮的聯想》）。自古以來，“蓮”就是東方美的象征。詩人化用“蓮”這個物象，這時的“蓮”不再單單是自然形態的蓮花，也象征著純潔的愛情，在更高的層次上，“蓮”象征著詩人對于佛家凈化和超脫的向往。“蓮”是美、是愛，“蓮”即“憐”人之意。詩人神游于故國江南，抒發對蓮的情思，最終歸附于傳統文化的美妙和超越。

“驍騰騰兀自屹立那神駒/刷動雙耳，驚詫似遠聞一千多前/居庸關外的風沙，每到春天/青青猶念邊草，月明秦時/ 關峙漢代，而風聲無窮是大唐的雄風/自古驛道盡頭吹來，長鬃在風里飄動/……/只為看臺上，你昔日騎士的子子孫孫/ 患得患失，壁上觀一排排坐定/ 不諳騎術，只誦馬經。/ （《唐馬》）通過詠唱一座放在香港某博物館玻璃柜中的唐三彩陶藝馬，詩人聯想到古代戰場上“驍騰騰”的戰馬，秦關漢月，現代古代，時空交錯。

（二）人物意象

余光中傾注了極大的激情對眾多中國歷史文化人物進行了詩意重塑。其中，有“前有古人，后又來者/中間的一炬火你擎傳”（《詩人》）的詩人陳子昂；有“那獨夫在喘氣，斷袖的手中/還橫著長劍，一滴滴，刺客的恨血”（《刺秦王》）的荊軻，有“一出塞無奈就天高地邈/一把慷慨的琵琶/憑她纖纖的手指/撥撥刮刮”（《昭君》）的昭君；有“從灞橋到灞陵/他的長臂比長城更長/胡騎奔突突不過他臂彎”(《飛將軍》)的飛將軍李廣；有“清芬從風里來，楚歌從清芬里來”(《水仙操》)的屈原；有“酒入豪腸,七分釀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嘯成劍氣/繡口一吐就半個盛唐”(《尋李白》)的李白；有“城破時你火燙的頭顱/裸昂向四面的刃鋒”(《梅花嶺》)的史可法等。

在眾多人物意象中，余光中對屈原、杜甫、李白的重塑尤為經典。寫屈原，余光中先后就有《競渡》、《水仙操》、《漂給屈原》等；寫杜甫，有《湘逝》、《不忍開燈的緣故》；寫李白，余光中在1980年4月四天內就分別寫了《戲李白》、《尋李白》、《夢李白》，題材雖一，但特色各異。楊景龍在《藍墨水的上游——余光中與屈賦李詩姜詞》中就寫到：“他那永不釋然的祖國情緒主要來自屈原賦，他那天馬行空般的縱逸才氣主要來自李白詩，而他的雅致琢煉的語言風格則來自姜夔詞。”①

（三）文學意象

這里的文化意象主要指余光中對對古典詩詞意境的化用，對古典詩詞語匯的沿用。江天、冷月、孤舟、寒鴉、秦關、漢月、芳草等等, 在余詩中有著充分的體現：“落月淡下去，如一方古印/低低蓋在，一幅佚名的畫上”，“把漂泊的暮年托付給一掉孤舟”，“汀芷浦蘭流芳到現今”，“青青猶念邊草，月明秦時/關峙漢代，而風聲無窮是大唐的雄風/自古釋道盡頭吹來”等等。

《回旋曲》是一首愛情詩，表達了對意中人的傾慕與追尋:“音樂斷時，悲郁不斷，如藕絲/ 立你在雨中，立你在波上/ 倒影翩翩，成一朵白蓮/ 在水中央。”詩人化用了《詩經·蒹葭》中的意境，讓詩歌充溢著一種優美的、迷茫的、古典意味極濃的氛圍。它是對古典文學中許多其它意象的整合與重組。②

《歡呼哈雷》中“至少我已經不能夠，我的白發/縱有三千丈怎跟你比長”是李白詩句“白發三千丈，緣愁似個長”的巧妙翻用。詩人對“哈雷彗星”的詠唱，極具現代意識，但在這現代宇宙意識中又表現了中國詩人傳統的精神。

“十六柄桂漿敲碎青琉璃/幾則羅曼史躲在陽傘下/我的，沒帶來的，我的羅曼史/ 在河的下游/如果碧潭再玻璃些 /就可以照我憂傷的側影/如果蚱蜢舟再蚱蜢些/我的憂傷就滅頂”（《碧潭》）這首詩歌的副標題即為“載不動，許多愁”，直接借用了李清照的詞《武陵春》，詩中的“玻璃”使讀者直接想到歐陽修的“無風水面琉璃滑”，而“舴艋舟”更加熟悉，李清照的“只恐雙溪舴艋舟，載不動許多愁”早已成為表達憂愁的名句；詩歌中的“桂槳”、“猿啼”、“織錦”、“弄笛”，這些詞也都是對古典詩詞語匯與意境的化用和重新組合。

余光中詩中繁復絢麗的古典意象，沉郁濃厚的民族情結，使得其詩歌呈現出深厚的歷史文化背景與傳統人文精神。

（四）神話意象

除開現有的事物，余光中還把神話傳說、傳奇人物如后羿、蚩尤、大禹、、夸父納入了他的意象群中，以表達其作為炎黃子孫的情愫。

《羿射九日》塑造了一個勇敢叛逆的屠日士后羿：“拉開烏號的神弓，搭一枝棋衛的勁矢/仰視九日，以清秋雄雕的眼睛/……我憤怒，我憎恨，我鄙視暴君群的太陽／憤怒賦我以屠神的膽量；我竟敢／ 以一個凡人邀九尊火神來決斗／以一支箭要射落十分之一的宇宙／不畏天譴，不畏焰獄的無期徒刑”作者用了詳盡的筆觸虛構了射日的情節，成功地塑造了后羿這個叛逆者的形象，借此傳達出一種無所畏懼，敢于反抗的精神。

這里，我們看出，余光中不是墨守成規地就傳統寫傳統，而是在這種古典語境中表現出當代人的主體意識和現代精神。

二、深沉的中國情懷

余光中的古典情結，通過一系列的古典意象得以呈現，最終歸結為詩人對于整個民族整個中國的情感。他書寫的，一直是他內心說不盡的中國情結。這種情結主要表現為三個層面的內涵：

（一）強烈的民族歸屬感，主要表現為憂郁的民族意識與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

起源于憂患意識的人的自覺，是我們民族文化、精神文明的重要元素。中國歷代經典文學作品，絕大部分都是悲憤憂愁之作，即使在那些超脫淡泊的境界背后，仍舊橫亙著歷代文人對民族苦難和國家興衰的的深思。余光中作為當代詩人和學者，其創作中飽含了民族的憂患意識與自尊意識。

一灣淺淺的海峽把臺灣和大陸隔絕開來，這使在臺灣這片美麗而苦難的土地上生長起來的文學，一開始就具有強烈的憂患意識與濃郁的悲愴色彩。迫于時世離鄉去國的余光中，置身滿目異俗的他鄉異國，常有一種文化放逐感，他愛中國的榮耀與輝煌，更與中國苦難共憂患，他以流放詩人自居，屈原被他稱之為“最早的流放詩人”。余光中對于鄉國的懷念與眷戀，讓他無法不想到屈原并自比屈原，在家國之思上，他們有著一樣的憂郁和悲傷。余光中在《詩魂在南方》中說：“屈原一死，詩人有節。詩人無節，愧對靈均。滔滔孟夏，汨徂南土，今日在臺灣、香港一帶的中國詩人，即便處境不盡相同，至少在情緒上與當日遠放的屈原是相同的。”

另一方面，余光中對祖國傳統文化的衰敗，現實的封閉與貧弱，也有深沉的憂慮、諷刺和批判。《哀龍》中寫道“曾經是海的荒地上曝著／曾經是龍的一堆破碎／沙是時間，風是記憶／拾不起，一爪一鱗的史詩。”詩人所哀的，是中國文化的衰落，批判了極端的保守、泥古的文化態度。在《森林之死》中，大雪中倒塌的森林也引起作者對中華民族歷史的惋嘆:“曾享圣經族長三位數的年齡/多少截中斷的歷史……偉大的橫斷面啊,多深刻而秘密/ 多秘密的年鑒/ 這一年，鄭成功渡海東來/ 這一年，太陽旗紅如血。” 在詩人眼里，森林之死是臺灣和大陸同根同族的中華歷史的斷裂，余光中以其獨特的情感和思維，把森林的命運和歷史的命運結合在一起，表達對民族未來的憂慮。

強烈的民族歸屬感，不僅表現在憂郁的民族精神上，詩人也以積極的態度對中華民族進行新的審視，肯定了中華民族亙古不變的拼搏進取精神。其中《夸父》最為突出，詩人突破傳統思維定勢中肯定的“夸父追日”的執著精神，反而看到其中的悲劇，得出了新的人生領悟:“與其追蒼茫的暮景/埋沒在紫藹的冷燼/——何不回身揮仗/迎面奔向新綻的旭陽……壯士的前途不在昨夜，在明晨/西奔是徒勞，奔回東方吧/既然是追不上了，就撞上”。

（二）逍遙宇宙的人生追求，獨立于世的人格情懷

余光中散文《逍遙游》中說：“ 當我死時, 老人星該垂下白髯，戰火燒不掉的白髯，為我守墳，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當我物化，當我歸彼大荒， 我必歸彼大荒， 我必歸彼芥子歸彼須彌歸彼地下之水空中之云。但在那前, 我必須塑造歷史, 塑造自己的花崗石面, 當時間在我的呼吸中燃燒。”③這種追求逍遙的情懷在余詩中通過對李白、屈原的造像淋漓盡致地體現出來。

在《隔水觀音》中，余光中一連寫下了《戲李白》、《尋李白》、《念李白》三首詩，足可見他對李白其人其詩的仰慕。

《尋李白》一詩以李白失蹤開篇，以李白乘風歸去終結，選取了幾個典型的片段把李白傳奇的一生描述出來：高力士脫靴、賀知章認作謫仙、流放夜郎、江中尋月。余光中以其絢爛的文筆，讓讀者充分領略了李白的狂放、李白的豪情、李白的抱負、李白的奇異、李白的痛飲、李白的失意。詩人用充滿豪放與浪漫之氣的詩句把李白的仙風傲骨、詩才的大氣磅礴表現得極為精彩——“酒入豪腸,七分釀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嘯成劍氣/繡口一吐就半個盛唐。”其中“釀”、“嘯”、“吐”三個動詞的運用，堪稱絕倫，把李白特有的傲氣和神采生動地刻畫出來，不凡的風度、獨特的氣質、飄逸的胸懷、灑落的心神，讓人千載之下，追慕不已。

余光中對屈原的推崇不亞于對李白的喜愛，他對屈原代表的愛國愛民、純凈高潔的人格也有著無盡的崇敬與向往。他稱屈原是“高潔的烈士“，“不朽的汨羅江神”，“ 千年的水鬼唯你成江神，非湘水凈你，是你凈湘水/ 你奮身一躍，所有的波濤/ 汀芷浦蘭流芳到現今”（《漂給屈原》）。在《水仙操》中，余光中以水仙譬喻屈原“把影子投在水上的，都患了潔癖……清芬從風里來，楚歌從清芬里來”詩歌中的每一個意象無不清麗脫俗，水仙“葉長似劍”、“花開如冕”。屈原人格的美，美得晶瑩剔透，毫無瑕疵。余光中對屈原的欽仰、敬佩，溢于言表。

（三）濃厚的故土意識和鄉國情懷

羈旅母題是中國歷代文人的傳統主題, 是漂泊游子的一種故園之情與憂國憂民的情感再現。臺灣當代眾多詩人作家在海峽對峙的歷史語境中力求突破這種限制，從文化層面“尋找家園”，回歸故土。

所以，余光中對歷史的反思和對傳統文化的重塑和造像，其實終歸于他內心對故土鄉國的懷念。余光中曾說過：“目前我寫的詩大概不出兩類：一類是為中國文化造像，即使所造是側影或背影，總是中國。憂國愁鄉之作大半是儒家的擔當，也許已成我的基調。”④所以，余詩中的一系列懷古詠史之作，其實都是假借古典的回歸表達對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懷念，對祖國大陸的懷念。

在《春天，遂想起》結尾里詩人禁不住發出慨嘆：“喊我，在海峽這邊/喊我，在海峽那邊/喊，在江南，在江南/多寺的江南，多亭的/江南，多風箏的/江南啊，鐘聲里的/江南”。這首詩充分展示了余光中對古典詩詞意境與意象的化用，詩歌中描述的江南，雖然有著詩人對江南的回憶，但更多地是唐詩宋詞里那如詩如畫的江南，“小杜的江南，蘇小小的江南，杏花春雨的江南，多蓮多菱多螃蟹多湖的江南，多亭多寺多風箏的江南，鐘聲里的江南。”通過對故鄉的藝術重塑，寄寓了詩人對故鄉深深的依戀和贊美。

《五陵少年》中，詩人用燧人氏、大禹、后羿、黃河一系列的古典意象，抒發了濃濃的鄉愁。“我的怒中有燧人氏，淚中有大禹/我的耳中有涿鹿的鼓聲/傳說中祖父射落了九只太陽/有一位叔叔的名字能嚇退單于”這一類詠史詩不同于歷史上同類題材詩作,它們不僅是作者對歷史的回顧與思考，而且往往與現實相伴相生。《五陵少年》中的歷史自豪感是詩人身在美國、遭遇冷落、借酒澆愁的情境下抒發的。“我的血系中有一條黃河的支流/ 黃河太冷，需要摻大量的酒精/ 浮動在杯底的是我的家譜/喂! 再來杯高粱”，遠離故土，流離他鄉，面對完全不同的地域和文化差異，情感的交織使得對祖國的自豪感變得悲愴而苦澀。

余光中在詩集《白玉苦瓜》的自序中寫道：“少年時代，筆尖所蘸，不是希頗克靈的余波，便是泰晤士的河水，所釀也無非是1842年的葡萄酒。到了中年，憂患傷心，感慨始深，那支筆才懂得伸回去，伸回那大大陸，去蘸汨羅的悲濤，易水的寒波，去歌楚臣，哀漢將，隔著千年，跟中國古代最敏感的心靈，陳子昂在幽州臺上，抬一抬杠。懷古詠史，原是中國古典詩的一大主題。在這類詩中，整個民族的記憶，等于在對鏡知鑒。這樣子的歷史感，是現代詩重認傳統的途徑之一。⑤對傳統文化，余光中數十年來無日或忘，一直有著深沉的欽仰和敬畏。他用自己的筆尖描述記憶中的中華文明，給讀者以紛繁思緒的同時，也完成了詩人從現代到傳統的回歸。

【注釋】

[1]楊景龍.藍墨水的上游——余光中與屈賦李詩姜詞.詩探索,2004.(330)

[2]張景蘭.論余光中詩歌的祖國情結.淮陰師范學院學院學報,2002.(4)

[3]余光中.左手的掌紋.江蘇:江蘇文藝出版社,2004.83

篇（4）

古典詩歌經過兩千余年才完成了自身的演變過程。新詩擁有舉世矚目的古典詩歌的雄厚基礎,本當可以取得比較滿意的生長周期,但新詩由于在與舊詩的決裂中誕生,帶有“先天貧血”,加之歷經困擾,因而延緩了本世紀新詩的發展過程。然而作為一種新生詩體,又總是以潛在的生命力,尋找一切復蘇和健全自身的機遇。伴隨著每一次對新詩的重新認知和藝術建設,都有利于新詩向現代漢語詩歌方面的藝術轉變。

本文運用“漢語詩歌”的概念,旨在切入百年來中國新詩發展的基本規律,追尋新詩的漢語言藝術的本性。

一、“新詩”的猝然實現:中國詩歌的自由精神的張揚與漢語詩意的流失

19世紀西方科學文化的迅速興起,構成對中國古老文化的嚴峻挑戰,“詩國”便漸漸有了閉關自守的頑固堡壘的意味。中國詩壇的先覺們走出國門,睜開眼睛看世界,引起了對“詩國”的反省,“別求新聲于異邦”(魯迅)。然而能否在漢語詩歌的基礎上實行變革?則成了20世紀詩壇的焦點。“詩界革命”雖未促成新詩的誕生,但梁啟超、黃遵憲等并不割斷與詩國傳統的聯系論詩,還是可取的。新詩作為“五四”詩體解放的產兒,是背叛傳統漢語詩歌的“逆子”。“五四”先驅出于要改變幾千年形成的根深蒂固的“詩國”面貌的良好愿望,便采用了“推倒”的簡單化的方式。所說“詩國革命何自始,要須作詩如作文”,表明了這種“革命”———“推倒”的決心。他們疏忽了一個事實:古代詩歌的格律化與白話化,幾乎在同步演變。至唐代產生的格律詩又稱近體詩、今體詩,從“白話”的角度理解這一命名,似乎更為貼切。即使“古體”,也發生從“文言”到“白話”的演變。李白的《蜀道難》、杜甫的《石壕吏》、岑參的《白雪歌》等,可視為半“自由”、半白話詩。唐詩宋詞得以在民間留傳,乃至成為今日兒童背誦的啟蒙課本,豈不正是其白話格律或白話古體的原因?“五四”變革者對白話或半白話的近體詩與文言散文及其他韻文不加區別,打破“格律”,同時也將充滿詩意的白話口語的煉字、煉句、語境、意象等一起“推倒”了。這種在“短時期內猝然實現”的新詩,使凝聚了中國人幾千年審美感知的詩性語言在一夜之間流失殆盡。“五四”先驅們讓對“詩國”的叛逆情緒,掩蓋了對古典詩歌藝術價值的認識,他們以驚慕的目光投向西方,而沒有注意到國門打開之后,中國幾千年的詩歌庫藏同樣對西方產生著新異感和吸引力。譬如,美國現代意象派詩人龐德十分推崇中國古典詩歌語言的神韻,譯著《神州集》(1915年)中突出移植創造了漢語詩歌的新奇動人、富有意味的意象。

幾乎在一張白紙上誕生了新詩,一切都回到了小孩學步的幼稚狀態。“詩該怎樣做”呢?自己也說不清楚。所謂“變得很自由的新詩”,“有甚么話,說什么話”,“話怎么說,就怎么說”①,雖在提倡很自由地說真話,寫口語,卻沒有劃清詩與文的界限。提出關于新詩體節的“自然節奏”、“自然和諧”②,也因寬泛而難以作詩的把握,當時詩壇處于茫然無措之中。有趣的是,變革家們雖然執意要“推倒”舊詩,但寫起詩來卻“總還帶著纏腳時代的血腥氣”(),脫不了古體詞曲的痕跡。只是光顧得模仿古典詩詞的意味音節去保持“詩樣”,卻忽視和丟掉了詩意空間建構的方式,致使專說大白話,詩味匱乏。俞平伯試驗用舊詩的境界表現新意。他曾作切膚之談:“白話詩的難處,正在他的自由上面”,“是在詩上面”,“白話詩與白話的分別,骨子里是有的”③。劉半農得力于語言學家的修養,他駕御口語的能力、大膽的歌謠體嘗試、及其“重造新韻”、“增加無韻詩”、“增多詩體”等主張④,對于草創期詩歌的轉型、特別是新詩體建設,具有倡導性意義。

等先行者在一片荒蕪中矗立起新詩的旗幟,難免顯得創造力的貧乏,便不得不從西方詩歌中汲取靈感。伴隨20年代始,郭沫若的詩集《女神》出現在詩壇,意味著新詩的長進。與其說是從西方闖入的“女神”,不如說是“五四”時代呼喚的“女神”。郭沫若從西方浪漫主義詩歌中汲取了詩情,在感應和效法美國詩人惠特曼那種擺脫一切舊套的博大詩風中,把自由體連同西方現代詩歌慣用的隱喻和象征的詩意方式一起引進來了。這就增強了自由的新詩的形式內涵,彌補了草創期新詩的不足,具備唱出“五四”時代最強音的可能。郭沫若感到“個人的郁結民族的郁結,在這時找到了噴火口,也找出了噴火的方式”⑤。那種“天狗”式的絕唱,“鳳凰涅*$”似的再生,“爐中煤”燃燒般的感情……一個個形象感人的博大隱喻,凸現著思想解放和“人的覺醒”的狂飆突進的“五四”時代精神。郭沫若可稱為“中國的雪萊”,“是自然的寵子,泛神論的信者,革命思想的健兒”⑥,將詩視為自己的自由的生命。然而“抒情的文字便不采詩形”,詩人任其情感隨意遣發,無拘無束,讓自由精神之馬沖破了一切已成的形式,越出了詩的疆界,導致詩體語言的失范、粗糙,散漫無紀。郭沫若對“美人”的比喻,不盡妥貼。因為“美人”本身首先是人體美的展示,而“不采詩形”,豈不喪失了詩美傳達的媒體?

新詩自由體的匆匆登場,決定了漢語詩歌的命運。可以說,“五四”“詩體解放”并不屬于自覺的文體革命。但“詩國革命”作為“五四”的突破口,卻實現了文學思想的解放和轉變。先驅們致力于使詩和文學從森嚴壁壘、保守僵化的封建意識王國里突圍,回到人性復蘇、個性解放、人格獨立的現代精神家園中來。“新造的葡萄酒泉/不能盛在那舊了的衣囊/我為容受你們的新熱、新光,/要去創造個新鮮的太陽!”(《女神之再生》)郭沫若對新詩的貢獻,不在于引進自由體,而在為高揚新詩的自由精神創造了現代隱喻的詩意方式,這個“新鮮的太陽”,揭開了20世紀詩歌的黎明的天空,使漢語詩歌進入了現代精神的家園。

作為舶來品的“自由體”,如何植根于中國詩苑?回答很簡單:要契入中國詩體藝術,成為現代漢語詩歌的自由體。郭沫若的大多數自由體詩是激發型的,伴隨“五四”浪潮而起落,缺乏漢語詩性語言那種不可磨滅的光芒。“五四”以后,他明顯重視了漢語詩歌的音節和“外在的韻律”,甚至趨向半格律體創作,出現了《天上的市街》、愛情詩集《瓶》中的《鶯之歌》等具有漢語特色的作品。但后來多數篇什已經意味著他的詩力不足而失去了藝術探索的能力。

舊詩體在“五四”詩體解放的大潮中并未消亡,反而更具個人化寫作的性質。郁達夫一方面肯定和稱贊新詩“完全脫離舊詩的羈絆自《女神》始”⑦,一方面又有對“詩國”的眷戀,表現了運用舊詩體創作的興趣和才情。他和形成與郭沫若之間新舊體詩互比互補的“創造”景觀。這一典型個案,構成了第一次漢語詩歌轉變的窘迫情境。

二、從“模仿”到“融化”:二三十年代形成漢語詩歌藝術轉變的契機

任何民族的新舊語言文化之間有著不可割斷的內在聯系。新詩與母體的隔膜是暫時的,終究要返回對母體的追認,不過歷經了一個浪跡天涯的過程。

中國新詩的“貧血癥”,以西法治療滋補,盡管不能“治本”,但也會“活血強身”,拓寬視野。中國自文學革新后,詩界百無禁忌,是詩人敢于試驗和探索的年代。走出國門與留在國內的詩界有識之士,紛紛向西方現代派詩歌尋找新詩的出路,20年代中國新詩形成了全方位的開放態勢。尤其是象征主義詩歌藝術那種富有內含力和迷離色彩的詩意方式,似乎成了拯救新詩的靈驗秘方。這一時期新詩明顯向內在、含蓄、渾沌方面轉變,雖未很快轉化為漢語詩歌自身的特色,乃至是一種模仿或復制,然而,新詩即使充當西方現代詩歌的“拿來文本”,也會給漢語詩歌帶來新異感,進而反觀自身,達到對異質語言藝術的汲取和融化,激活現代漢語詩歌文本。

一位優秀詩人不管接受多少外來詩歌藝術的影響,都離不開深厚的民族語言文化和詩歌傳統藝術的支撐。20年代中后期中國詩人從“打開國門看世界”進入“從世界回首故國”。創造社穆木天的《譚詩———寄沫若的一封信》(1926年1月4日)⑧,與稍后周作人的《<揚鞭集>序》(1926年5月30日)⑨,頗能表明這一歷史性轉折,也可以理解為新詩開始對母語的追認。穆木天留學日本,從熟讀法國象征派詩歌和英國唯美派王爾德的作品開始新詩創作,但他沒有一味陶醉于“異國熏香”,而是審視和反思新詩自身,主張“民族彩色”。他認為“中國人現在作詩,非常粗糙”,批評“是最大的罪人”,“作詩如作文”的主張是“大錯”。周作人明確提出建立新詩與漢語詩歌傳統之間的聯系,“如因了漢字而生的種種修詞方法,在我們用了漢字寫東西的時候總擺脫不掉的”,并認為漢語詩歌的字詞組合及修辭方法具有超越時間的延續性。即是被認為“歐化”的詩人李金發,也批評文學革命后“中國古代詩人之作品”“無人過問”的傾向,主張在創作中對東西方的好東西進行“溝通”和“調和”,而體現在他的詩作中只是歐化句法與文言遣詞兼而有之⑩。穆木天從對“詩國”藝術的勘探中,提出“純粹詩歌”的要義有四:(一)要求詩與散文的清楚的分界;(二)詩不是說明,而是表現;(三)詩是大的暗示能,明白是概念的世界;(四)詩要兼造型與音樂之美。這顯然是對的新詩理論的反撥。如果說穆木天的“純粹詩歌”已找到西方現代主義詩歌與中國古典詩歌藝術的契合點,那么周作人特別強調的“融化”概念,則是實施創造性轉化的內在機制。他認為“把中國文學固有的特質因了外來影響而益美化,不可只披上一件呢外套就了事”。“新詩本來也是從模仿來的,它的進化在于模仿與獨創之消長,近來中國的詩似乎有漸近于獨創的模樣,這就是我所謂的融化。”“融化”,是實現漢語詩歌的藝術轉化的必不可少的中心環節。新詩由于發生了詩歌語言傳統之力與現代詩歌藝術方式的雙重危機,因而“融化”意味著新詩向民族化、現代化的雙向轉化。新詩從“模仿”到“獨創”的實現,是一個尋根和創新的過程。一方面從“詩國”中汲取母乳,恢復和增強漢語詩歌的固有特質,一方面使“拿來”的西方現代派詩歌藝術真正為漢語詩歌藝術所汲收和消化。新詩徹底擺脫“模仿”的印記,表現為回歸母語的自我消解。“獨創的模樣”,固然要使漢語詩歌的特長和優勢得到充分的展示,但也透視著世界詩歌潮流的藝術折光。“融化”發生的基因,在于中西詩藝的相通之處。譬如,19世紀末西方開始流行的象征手法,在中國古代詩歌中也包含有象征因素。穆木天稱杜牧的《秦淮夜泊》是“象征的印象的彩色的名詩”。周作人認為“象征實在是其精意。這是外國的新潮流,同時也是中國的舊手法;新詩如往這一路去,融合便可成功,真正的中國新詩也就可以產生出來了”。“真正的中國新詩”正是以復蘇漢語的本性與孕發更多的詩意為目的,與以前的“新詩”劃清了界限。

二三十年代詩人并未普遍形成明確的現代漢詩意識,即使突入“融化”的創作狀態,也并不意味有了實現漢詩轉變的藝術自覺。我們只能從各路詩家勇于求索、自由發展的撲朔迷離的態勢中,去辨析和描述新詩向現代漢語詩歌方面轉化和發展的軌跡。

一種是從詩形切入,試驗作漢語形式的新詩。1926年4月新月社聞一多、徐志摩等創辦《晨報·詩鐫》,提倡“詩的格律”,無疑是對初期新詩的散文化弊端的匡正,造成了新詩形式重建的氛圍。然而聞一多所說的“格律”,是英文form的譯意,具體指“視覺方面的格律有節的勻稱,有句的均齊”,“聽覺方面的格式,有音尺,有平仄,有韻腳”瑏瑡。中外詩歌在視、聽覺方面的格律因素,固然有相通之處,但漢語方塊字有著自身獨有的組織結構和美學特征,也更易于造成詩的視覺方面的建筑美的效果,并表現了與字母文字不同的語境方式和操作程序。聞一多提倡的“新格律”,并非如有些論者和教科書中所說是“中國古詩傳統與外來詩歌形式的結合”。考察當時在《詩鐫》、《詩刊》上流行的四行成一節的“豆腐干塊詩”,包括被認為“新格律”范式的《死水》,很難說體現漢語詩歌的“格律”,更談不上與漢字詞匯的詩意方式融于一體。光圖有詞句的整齊排列,而缺乏煉字煉句煉意的工夫,就建構不起漢語詩歌意義生成系統的優化結構和詩意空間。這種不能發揮聽、視覺方面的漢語詩歌特長的“格律”,難免有西洋“格律”的漢譯化之嫌。朱自清評論“他們要創造中國的新詩,但不知不覺寫成西洋詩了”瑏瑢。當然,他們有些作品,如聞一多的《一句話》、《收回》,徐志摩的《再別康橋》、《偶然》、《沙揚娜拉》第十八首等,比較切入現代漢語的音樂節奏,自然流暢,在整飭中求變化,避免了因對字詞的相等對應的刻意追求而出現的滯留感。

在新月派的新格律試驗中,朱湘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體現著現代漢詩的特色。這位對西方詩體和詩律學研究頗深的詩人,具有鮮明的民族語言意識,自覺發掘古典詞曲和民歌的形式結構的美。如《采蓮曲》,即是從六朝駢散和江南民歌中脫出來的。《搖籃曲》、《催妝曲》、《春風》、《月游》等,是將英國近代格律體、歌謠體與我國民歌民謠相融合而創造出的歌謠體,音節流轉起伏,韻律回蕩優美,并構成整體勻稱的方塊字排列的形式美(建筑美)。如何增大“新格律”的漢語詩意空間?仍處于探索之中。如果說徐志摩的《再別康橋》創造了人類自由性靈所依戀的“康橋世界”這一意味彌深的音樂境界;那么朱湘的《有一座墳墓》、《廢園》等篇什,則在對某種情緒和靈魂的深度顯示中造成了較大張力的詩意場。這對于漢詩傳統形式的開拓作出了獨特的貢獻。新月派作為“第一次一伙人聚集起來誠心誠意的試驗作新詩”,客觀上溝通了詩人對新詩漢語藝術形式的重視,影響了一代人的創作。30年代中期,林庚的四行詩、九行詩、對詩行、節奏和口語化的追求,也體現了現代漢語特點,有人稱為“現代絕句”。

十四行詩(Sonnet),作為從西方引進的特殊的格律體,為不少詩人所喜歡、試驗著寫過。但真正能夠切入現代漢語的音節和詩意的方式、試驗出色者,當數早年加盟沉鐘社的馮至。他的《十四行集》,并不嚴格遵守十四行的傳統格律,主要利用十四行體結構上的特點,適當融入古典漢語詩詞格律的有益成分,旨在追求現代漢語的音節和語調的自然,體現了濃郁婉轉的東方抒情風格。在詩意表達上,雖明顯受里爾克的影響,卻完全從自身的藝術體驗出發,以精妙含蓄的漢語,抒寫內心真實。馮至的十四行詩,不是一般的移植和仿造,而是不同詩歌語言之間的轉化,是對西方十四行的一種變奏體。

再一種是從詩意結構切入,運作現代漢語詩歌的象征藝術表現。象征詩派與新月詩派大體上是平行發展的。從李金發最早以“詩怪”出現在詩壇,到戴望舒被稱為中國的“雨巷詩人”,表明象征派詩的演變,以漢語詩意質素的增長為標志。李金發的詩,既是異端,又是墊腳石。“異端”相對于傳統而言,帶有“革命性”意味。李金發詩的深層的內心體驗的個人象征意象,以幾分生澀而又十分耐味的神秘感,渾沌感深度感,顯示了突破傳統象征、給個體生命內涵賦形的可能。然而這與現代漢語詩歌還相距甚遠,僅是漢語詩歌轉化中的特有場景。戴望舒、卞之琳正是在這一場景中推動了象征派詩的漢語化進程。他們不是照搬波德萊爾、魏爾倫、葉芝、里爾克這些象征派、現代派大師,而是著眼于尋找西方詩與漢語詩的藝術契合點,“做‘化古與化歐’結合的創造性轉化的工作”。卞之琳甚至認為戴望舒開始寫詩,“是對徐志摩、聞一多等詩風的一種反響。他這種詩,傾向于側重西方詩風的吸取倒過來為側重中國舊詩風的繼承”瑏瑣。戴望舒的前期代表作《雨巷》,將法國早期象征派詩人魏爾倫追求語言的音樂性、意象的朦朧性與我國晚唐的婉約詞風相融合,使“中國舊詩風”發生了現代意義上的“創造性轉化”。《雨巷》的現代漢語意味,不僅表現在“雨巷”這一富有民族情結和充滿漢語詩意的象征體的朦朧美,還突出體現了以詩人情緒為內在結構的現代漢語音節的韻律美,葉圣陶稱贊《雨巷》“替新詩的音節開了一個新的紀元”瑏瑤。詩人注重漢語音節,并不影響內心開拓及詩意發掘,因為音節安排服從并巧妙融入象征的詩意方式之中。卞之琳將中國古典詩歌的含蓄與西方象征主義詩歌語言的親切和暗示、中國傳統的意境與西方的“戲劇性處境”、“戲擬”相溝通和融合,形成了漢語詩歌的獨特而富有表現力的現代口語方式,具有“行云流水式”的音韻節奏的效果,和具有深層象征蘊涵的詩境建構方式。詩的口語化敘述方式的戲劇化、非個人化傾向,決定了詩中的“我”、“你”、“他”(“她”)互換的特點,有利于達成曲徑通幽的詩意傳達和多方位、多層次的詩意結構空間。這即是卞之琳詩歌的現代漢語的智性結構和深邃的哲學境界。

象征派詩歌藝術對于豐富新詩的藝術表現力,拓深意境,實現漢語詩歌的現代化進程,具有重要的藝術實踐意義。在后來民族救亡和長期戰爭的背景下,多數詩人轉向愛憎分明的激情歌唱。但臧克家的《老馬》、艾青的《雪落在中國的土地上》等優秀詩篇,仍以象征性而顯示出不同凡響的藝術力量。

對新詩的現代漢語形式的創造和探索,未能成為后來詩人們的自覺。甚至戴望舒后來受法國后期象征派詩的影響,也在追求詩的情緒自由表達和口語化中,失去了漢語音律的節制和用語凝煉。30年代后期有論者明確提出:“假如是詩,無論用什么形式寫出來都是詩;假如不是詩,無論用什么形式寫出來都不是詩。”“口語是最散文的”,“很美的散文”“就是詩”,因而提倡“詩的散文美”瑏瑥。這實質上是郭沫若自由體詩風的延續。當時蕭三、李廣田等曾對新詩形式的歐化傾向、“散文化風氣”提出過批評,但對新詩的“完美的形式”的具體建構也說不清楚。40年代在“詩歌大眾化”的理論下,民歌體詩盛行,由于詩人的感情定勢、缺乏漢語意象營造的深層結構而流于詩意膚淺。

三、五六十年代海峽一隅風景看好漢語詩歌轉變的延續

當50年代中后期“左”的政治籠罩詩壇,大陸詩人的內心真實封閉起來,失去了自由的歌喉,海峽彼岸卻異軍突起。從“現代”、“藍星”、“創世紀”等詩社的興衰沉浮中,可以窺視臺灣現代詩歌對母語的回歸和探尋。這些詩人大都是從大陸抵達臺灣,其中紀弦、覃子豪、鐘鼎文等本來就是三四十年代的現代派詩人。紀弦以筆名路易士活躍于詩壇,并與戴望舒創辦《新詩》月刊,1953年在臺灣創辦《現代詩》,繼續倡導和發展現代派詩。他提出“新詩乃橫的移植,而非縱的繼承”的“西化”主張,瑏瑦對于輸入西方現代主義詩歌流派的觀念和技巧,打破臺灣威權政治禁錮文藝的僵化局面,使詩人獲得創作自由,發生了重要作用,但由于背離了民族文化的傳統,理當受到覃子豪等詩人的批評。在西方文化無遮攔地進入臺灣的特殊文化環境中,骨子里有著炎黃語言文化意識的臺灣詩人,在西方現代主義詩潮與中國古典詩歌、現代詩歌傳統的撞擊中站穩腳跟,探尋現代漢語詩歌的藝術軌跡。這就使漢語詩歌的藝術轉變并未因為大陸的政治運動而中斷,新詩在海峽一隅獲得了生存環境和藝術發展。

在中國當代詩歌發展史上,臺灣詩歌不單填補了“”期間詩苑的空白,同時也最早進入與西方詩歌對話,在處于新詩發展的“前沿”充當了承上啟下的角色。倘若對這一特殊角色的重要性缺乏認識,就會疏忽漢語詩歌轉變的內在邏輯。臺灣五六十年代詩歌在變動的多元格局中呈現著生機,運用現代技巧進行自由的精神創造,已成為詩壇風尚。所謂“臺灣新詩長達近二十年的論戰”,表面上看是圍繞傳統的“離心力”與“向心力”之間的沖突,實質上“離心力”也受著傳統之力的制約。創世紀詩社以“新民族之詩型”為要旨,他們雖像游向大海的魚,因對新異感的熱戀而表現了對傳統的遠離,但飄泊的游子最終心系本土的語言和詩歌藝術。從洛夫的《石室之死亡》(1965年)到《魔歌》(1974年),就是這一過程的深刻體現。臺灣現代派詩歌的探索免不了帶有試驗性,但實現漢語詩歌轉變需要在充滿探險精神的試驗中實現,關鍵在于這種試驗能否催促漢語詩歌藝術特征的形成和成熟。那種“無根”的試驗,必然帶來詩歌的“失血”,并因“飄泊無依”而生命孱弱。

臺灣詩人深受艾略特等20世紀現代詩人的口語敘述的影響,形成了自由舒展的口語化詩風,與戴望舒、卞之琳的現代詩風一脈相承。現代漢語自由體詩的口語化,是一個動態的詩學概念,不僅使詩性言說處于不斷變化的時代語境之中,同時還能注入和激活詩的現代漢語的質素和精神,消解新詩創作中揮之不去的譯詩化印記或模仿痕跡。

艾略特曾稱現代最佳的抒情詩都是戲劇性的。我們已有卞之琳把“戲劇性處境”、“戲擬”的方式運用于詩創作中的成功經驗。曾專修過戲、演過戲的痖弦,擅于把“戲劇性”化為詩的因素,活用為一種睿智機巧的口語敘述方式。在痖弦的詩中,這種戲劇性表現又自然融匯于民謠寫實的詩風之中,形成了詩人的自然淳樸而又諧謔或嘲諷的現代口語抒情腔調。詩的“戲劇性”,旨在構成詩意的效果。譬如《乞丐》,詩人進入“乞丐”的體驗角色,充當敘述者,又是被敘述者。敘述口語,既具有濃厚的民謠腔調,又是充滿戲劇性氛圍的詩性表現。于俗常的喜劇調侃中構成諷喻人生的無奈和悲劇的深刻意味。痖弦獨特的敘述口語方式,表面上通俗輕松,且帶有一種甜味,而骨子里卻是深沉的,包含著傳統的憂苦精神。

“新民族之詩型”揭示了漢語詩歌藝術的內涵:“其一,藝術的,非理性之闡發,亦非純情緒的直陳,而是意象之表現。主張形象第一,意境至上。其二,中國風的,東方味的———運用中國文學之特異性,以表現出東方民族生活之特有情趣。”瑏瑧中國自由體的口語化離不開新詩的漢語藝術傳統,不可不發揮漢語“意象”、“意境”和“東方味”的優勢。應該說,余光中、鄭愁予等詩人的“新古典”探索,比“創世紀”詩人更明顯地表現了發揚漢語詩歌傳統的藝術自覺。早期作為現代派的余光中,60年代詩風回歸傳統;鄭愁予被公認為臺灣詩壇最富有傳統精神的現代詩人。他們致力于漢語詩歌的美麗意象和音韻流風的捕捉,把握漢語字詞組合和修辭的特有魅力。譬如:“一把古老的水手刀/被離別磨亮”(鄭愁予《水手刀》),“小時候/鄉愁是一枚小小的郵票”(余光中《鄉愁》),像這種現代口語的抒情詩句,因意義的斂聚而富有凝重感和藝術生命情趣。“新古典”重視詩的音樂性的傳統,將古典詩詞的聲韻音色的美融于現代口語的自然韻律之中。余光中批評某些現代詩讀起來“不是啞,便是吵,或者口吃”的現象,認為“藝術之中并無自由,至少更確實地說,并無未經鍛煉的自由。”瑏瑨現代詩人不是著眼于字面的抑揚頓挫,而是以文字來表現情緒的和諧,以現代人的感覺和情緒融入詩的音節和節奏,情緒的起伏跌宕構成詩的韻律。余光中的《等你,在雨中》、《三生石》等,近乎新格律的獨創形式,構成了內在情緒與口語音節的高度融一。

實現古典詩詞藝術向現代漢語詩歌轉化的難度在于向內心的突入,對現代口語的詩性表現功能和審美趣味的開拓。洛夫在跟語言的搏斗中尋求“真我”口語意象。他在詩集《無岸之河·自序》(1970年)中宣稱這輯詩最大的特征,“是盡可能放棄‘文學的語言’,大量采用‘生活的語言’”。這既避免了詩的語句的“枯澀含混”、意象的“游離不定”,同時詩意也“不致僵死在固體的語義中”。當然,生活口語以實用的傳達為目的,詩的語言乃是表達,是一種審美形式。洛夫多年來從西方超現實主義的詩與中國悟性的禪的相通中尋求口語意象的內涵力和形而上的本質。超現實主義的“自動語言”與禪的“拈花微笑”,有驚人的相似之處。超現實主義詩人認為,只有放棄對語言的控制,真我和真詩才能擺脫虛假浮出水面;禪宗主張“不立文字”,以避免受理性的控制而無法回歸人的自性。可見“自動語言”與“拈花微笑”都是企圖表現潛意識的真實。洛夫采用這種表現方式的合理因素,克服了“自動語言”反邏輯語法的傾向。他著眼于禪的悟性與超現實主義的心靈感通的契合點,發揮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而又含有無窮之意趣的審美效果。洛夫主張的“約制超現實主義”,更融入了現代精神和技巧,使它形成一種具有新的美學內涵的現代漢語方式,這種語言方式不是工具,而是把握自我存在和人類經驗的本身,而且又不斷改變平常習慣語言的意義。這在《魔歌》中已得以引證。

盡管還不能說臺灣詩壇已經產生成熟的現代漢語詩歌文本,但六七十年代臺灣現代詩尋求回歸和再造傳統的藝術經驗,卻也呈現出現代漢語詩歌的藝術建設的動人景觀。

四、新時期現代漢語詩歌的本質特征的形成,對新詩體形式再度誤讀還是著力探尋?

新時期詩歌變革與世紀初詩體解放一樣,側重于思想精神的解放,而非自覺的詩歌藝術革命,然而也是背負著大半個世紀的新詩經驗而進入新鮮廣闊的世界。中國古典與現代、西方現代與后現代、臺灣40年各種詩歌藝術和詩潮,紛至沓來,構成新時期詩歌豐富復雜、迷離激蕩的背景,這醞釀了一場根本性的藝術轉變———新詩由充當“工具”回歸精神家園。這不是簡單的回復,而是在詩的現代化意義上的抵達。世紀初詩體解放屬于語言形式本身的變化,是通過思想解放而達到詩體語言的解放(自由)。新時期詩歌語言由充當政治工具的角色,轉變為靈魂和生命的存在(棲所),是作為載體、媒介的詩歌語言發生了根本性質的變化,是通過思想解放回歸詩的本質意義上的本體。具體表現為詩人由“代言人”向個人化寫作的轉型、由對社會、人生的詠嘆到生命體驗的突入,詩性言說由大一統格局向多元方式的轉型、由傳統的抒情向抒情與敘述的分延。從而大大拓展了詩性表現的領域,形成現代漢語詩歌超越傳統詩歌的本質特征。

七八十年代之交,當一批老詩人以傳統的抒情方式唱著“歸來者”的歌,朦朧詩崛起,揭開了個人化的抒情的序曲。朦朧詩人開始因個人化的抒情及新的藝術手段帶給詩壇陌生感,反映了四五十年代以來形成的“充當人民的代言人”的“我”與詩人個人的“我”之間的反差。而消除這種差距,意味著詩人找回丟失的自我,返回內心體驗的真實。朦朧詩的個人化抒情,并非孤立的現象,是在對“左”的政治和傳統思想文化的批判中所表現出的個性自由精神和嶄新的理想主義的光輝,顯示了新時期中國人的心靈的蘇醒,是對“五四”新詩的現代傳統精神的張揚。在藝術上,與中國三四十年代的現代主義詩歌相銜接。特別是戴望舒詩歌講究旋律和意象的朦朧美,穆旦詩歌的凝重和現代知性———充沛堅厚的主體精神,對舒婷、北島等朦朧詩人發生了積極的影響或心靈感應。詩人的群體意識與“代言人”,是有著明顯界限的不同概念。個人化抒情并不排斥詩人切入社會和人生的群體意識傾向。如牛漢的《華南虎》、《夢游》,曾卓的《懸崖邊的樹》、《有贈》,邵燕祥的《五十弦》等,總是以強烈深厚的個人情感的詩性抒發,表現了對社會和人生感受的普遍經驗的凝聚力。“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一樣要遵循個人化的抒情。只是體驗的角度不同。新時期詩壇的“李瑛現象”,可以視為現實主義詩人的個人化抒情的藝術實現的反映。這位隨同共和國的步伐走過半個世紀的創作生涯的詩人,從80年代后期起,抒情主體發生了由戰士的身份、“人民的代言人”到詩人個人化的劇變。李瑛詩歌創作從此走出了不少老詩人走不出的困惑。詩人自我意識的強化,并未改變對人民關懷的初衷,從李瑛詩歌的穿透時空的廣漠深邃的生命世界中,仍然帶有凝重的歷史感、滄桑感。當朦朧詩沉淪之際,卻是李瑛、老鄉、曲有源、姚振函等新現實主義詩歌興起之時,這說明個人化抒情已成為新的抒情傳統。它不會因為新潮迭起而被另一種語言方式所代替。辛笛、陳敬容、杜運燮、鄭敏等現代詩人,當年就是以個人化抒情而步入詩壇,歷經半個多世紀而不衰。朦朧詩的沉浮,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社會環境的變化和發展,朦朧詩人又不能調整自己,確立新的正面現實的勇氣和位置,勢必使詩喪失了原先的震驚效應。倒是舒婷抒寫愛情、楊煉吟詠歷史等詩篇,留下了較長的回音。朦朧詩的批判精神和個人化抒情的風格,不會過時。朦朧詩對新詩體雖然沒有多大突破和創造,但在意象營造中充滿才情和奇想的隱喻方式,具體清晰而整體朦朧的特征,仍是對新詩的漢語藝術特性的發揮和創新。我們不能認同朦朧詩“仍是以西方詩歌為原型的漢詩”的說法,瑏瑩至今尚未發現朦朧詩中有模仿西方詩歌的跡象,這在中國現代主義詩歌中尚屬罕見。從朦朧詩中仍有名句傳世這一事實,也能說明這些篇什已經具備現代漢語詩體形式的某種特征。朦朧詩之后,海子、昌耀、西川等將朦朧詩的個人化抒情傳統繼往開來。他們遠離“社會中心”,避開塵囂,為世紀的落日鑄型,在寂寞的荒原上建構心靈———語言的棲所,展示承受人類苦難的靈魂。

詩如何表現現代中國人的真實存在,表現生存體驗的原生態?是80年代后期提出的重要詩學命題。在后新詩潮興起與海峽兩岸發生詩藝交流的背景下,出現了口語化敘述的詩風。這種客觀陳述的詩性言說,直接進入生命存在,表現生命的脈息,敲擊存在的真髓,更能顯現詩歌語言的真實和本色,消解了傳統抒情中容易出現的浮夸和矯飾。后新詩潮對詩風起于生命之流,及其向適應這一新的表現領域的客觀陳述的轉型,起了啟動和推動作用,而在敘述方式上則帶有隨意性、翻譯性語感化的傾向,消減了詩的形式價值。特別是有些青年詩人的才華浪費在對“不可知的生命內部”的探索。當后新詩潮匆忙演繹西方詩的“后現代”時,臺灣那脈口語化敘述的詩風,由于歷經了由模仿西方回到探尋民族語言本性的過程,則以初步入乎現代漢語詩歌的語言姿勢,影響了大陸詩歌的語言轉型。林染、馮杰等一批中青年詩人對臺島詩風很快產生感應,潛心于自身生存環境的體驗,凸現詩的生命意象的民族審美特征和本土氣息。90年代新潮詩人也開始自我調整,正面現實人生和社會歷史。如同屬對女人的愛情體驗,翟永明的《十四首素歌》,與被稱為“黑洞意識”的《女人》組詩明顯不同,詩人從社會現實的大環境中探測“黑洞”,表現了對母女兩代人的愛情悲劇的痛苦體驗的深度。一種詩風并不單單因為起于新潮而盛行,還在于它是否擁有自己的大地和天空,擁有母語的力量。

一種新的詩風的流行,可能意味詩的新變和發展,但并不表明詩的成熟。90年代詩歌因趕“風”、隨“風”而導致大面積“仿制”、“復制”的現象,乃至使敘述口語變為詩人圈里的“行話”,造成詩歌語言的飄浮或套式。所謂“口語”也成了讀者難懂的“咒語”。新詩的語言形式,成了20世紀尚未很好解決的遺留問題。

不管是口語化敘述還是個人化抒情,都只是作為一種詩性言說的方式,具有傳達現代漢語詩歌的本質意味的可能,但建構相應的語言形式,卻是需要反復琢磨、獨具匠心的智性創造的藝術過程。新生代詩人以“現代漢詩”自詡,但又很少有人重視對現代漢語詩體的探尋。他們以“的《嘗試集》也是從一種語言方式向另一種語言方式的演化”作引證瑐瑠,以在“一張白紙”上標新立異為榮,認同世紀初把自由體誤讀為“無拘無束”、“散漫無紀”。這似乎成了中國詩歌變革的劣根性表現。至于還抱著“左”的新詩傳統,“九斤老太式”地數落新時期詩歌的論者,卻也不講詩的語言形式,在他們看來完全是“內容決定形式”。只有那種飽經詩壇必要憂患而又長于藝術涅*$的詩人,終究悟出現代漢語詩歌的真正含義;只有那種操守純正的詩歌藝術、走著自己寂寞的路的詩人,懂得要寫什么樣的詩。真正優秀的詩篇,總是離不開漢語藝術的獨到、精當、奇妙和高超的表現力而動人傳世。

正如世紀初詩體革命而引起二三十年代的新詩建設,新時期詩歌的本質意義的回歸,必然也伴隨對詩的語言形式的探尋。新詩的現代漢語言藝術的成熟,必將由新世紀詩人去收獲。

注釋：

①《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5年10月初版,第128頁。

②參見《談新詩》,《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第294—311頁。。

③俞平伯《社會上對于新詩的各種心理觀》,《新潮》2卷1號。

④劉半農《我之文學改良觀》《新青年》3卷3號。⑤郭沫若《鳳凰·序我的詩》,重慶明天出版社1944年6月版。

⑥郭沫若《雪萊的詩·小序》《創造季刊》1卷4期。

⑦郁達夫《<女神>之生日》,1922年8月2日《時事新報·學燈》。

⑧《創造月刊》1卷1期。⑨《語絲》第82期,收入周作人《談龍集》,北新書局1927年12月初版。

⑩李金發《食客與兇年·自跋》,北新書局1927年5月版。

11。聞一多《詩的格律》,《晨報副刊·詩鐫》7號。瑏瑢朱自清《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導言》,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5年10月版。

12。卞之琳《戴望舒詩集·序》,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2月版。

13。杜衡《望舒草·序》中引語,上海復興書局1932年版。

14。艾青《詩論》(1938年-1939年),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