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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中圖分類號】G1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0139（2013）01—0132-6

目前，錦里和文殊坊作為業已建成的重要歷史文化街區，已經成為了成都重要的文化景觀和文化名片，優雅地代言這個城市的文化形象。二者均是成都市政府統一規劃的重點文化建設項目，各具特色、各有優勢，本該不相上下、評分秋色，但事實上，“錦里”一直保持著一枝獨秀的繁榮，“文殊坊”卻在剛開市的一時風光之后長期陷入門庭冷落的境況。

這一現象很快引起了各界關注。2006年10月30日，《四川日報》記者黃玲在04版經濟新聞中發表了題為《國慶人山人海節后冷冷清清文殊坊緣何不如錦里》的報道，針對文殊坊作為“錦里第二”的趨同性，提出了諸如依托文殊院的素食，打造“素食一條街”以及“現場演奏天竺樂器”等操作性建議；其他重要論文有諸如周楊和樂雪《成都城市RBD錦里與文殊坊的比較分析》（2008）所作的經濟分析、周向頻，唐靜云《歷史街區的商業開發模式及其規劃方法研究——以成都錦里、文殊坊、寬窄巷子為例》（2009）的規劃學分析、崔佳春《基于后發優勢的成都大慈寺歷史街區保護與開發建議》（2011）的后發優勢理論與文化結構功能理論分析等。這些研究從各個角度分析了三者得失成敗的原因，并提出了相應的建議，對正在進行和即將進行的其他歷史文化街區建設都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

下面，本文將從新文化地理學的視角出發來分析二者在被作為都市文化景觀而建構的過程中所呈現的差異，以此探索作為都市文化景觀的歷史文化街區建設的優勢路徑。

“歷史文化街區”概念的形成：從“文化景觀”到“文化景觀遺產”

（一）“文化景觀”概念的歷史

20世紀20年代，西方文化地理學形成，其標志是美國文化地理學家索爾（Carl，O.Sauer）《景觀的形態》（The Morphology of Landscape，1925）一書的發表。索爾首次將拉采爾等人的“文化景觀”的概念引進美國，并致力于通過“文化景觀”來研究區域人文地理特征。他從綜合角度對文化景觀加以發生學的研究，對景觀的結構做了詳盡剖析。他對文化景觀進行了如下定義：

文化景觀是由一個文化團體在自然景觀基礎上形成的。文化是人，自然區域是媒介，文化景觀是結果[1]。

自此之后，文化景觀成為以美國索爾為代表的伯克利學派文化地理學的中心論題。1962年，該派地理學家瓦格納（Wager）和米克塞爾（Mikesell）進一步指出：

文化景觀是一個特定人類團體之間相互作用形成的綜合化和特征性產物，體現了特定的文化偏好和潛力以及一個特定的自然環境。它是歷代自然演化和人類活動的結果。[2]

（二）“文化景觀遺產”概念的出現

1987年10月，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第8屆全體會議，在華盛頓通過了《保護歷史城鎮與城區》（即《華盛頓》），該指出，“涉及歷史城區，不論大小，其中包括城市、城鎮以及歷史中心或居住區，也包括其自然的和人造的環境。除了它們的歷史文獻作用之外，這些地區體現著傳統的城市文化的價值”。

1992年12月美國圣菲召開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世界遺產委員會（WHC）第16屆會議上，文化景觀被提出并被納入《世界遺產名錄》之中，成為繼自然遺產、文化遺產、自然與文化雙遺產之后的第4種遺產類型。[3]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為，文化景觀是人類社會和聚落隨著時間在自然環境提供的自然限制和機會以及延續的社會、經濟和文化力量（外在的或內在的）影響下的有形證據。它們必須具有杰出的普遍價值并成為某一地理區域、文化特征的代表。[4]美國的國家公園管理署則將文化景觀定義為聯系著一個歷史事件、活動、人物或展示其他的文化或美學價值的一個地理區域。[5]文化景觀遺產概念的提出使得遺產保護從對單一對象的保護擴展為對“場所”的保護，從靜態保護轉變為活態保護，從器物層面的保護擴展到人地關系的保護，這種轉變充分彰顯了文化景觀遺產的時空特性。自此之后，文化景觀遺產的觀念被納入到各國的歷史和文物保護法中。

隨著文化景觀遺產進入世界遺產范疇，對其進行有效管理逐漸引起人們的關注。事實上，經過幾十年的探索，各國將文化遺存的區域保護與國家和地方的文化和生態建設、社會發展等結合起來，帶有預見性地劃定相關文化遺產保護區，為城市規劃、政府管理、土地利用等密切相關的部門預先提供科學決策的依據，以及新的保護和管理思路，為區域整體協調發展戰略提供有力支撐。

我國正式提出歷史街區的保護是在1986年，國務院在公布第二批國家歷史文化名城的文件中指出：“對文物古跡比較集中，或能完整地體現出某一歷史時期傳統風貌和民族地方特色的街區、建筑群、小鎮村落等也應予以保護，可根據它們的歷史、科學、藝術價值，公布為當地各級歷史文化保護區。”這是保護歷史遺產的重要舉措，從此形成了保護文物古跡、保護歷史文化街區、保護歷史文化名城的分層次的保護體系。2002年，我國新修訂的《文物保護法》把歷史文化街區、村鎮等文化景觀列入文物保護范圍，要求建立起一個從單體文物、歷史文化街區到歷史性城市的全方位文物保護架構，使得有形的文化遺產和無形的文化遺產結合在一起，從而形成獨特的文化景觀，如京杭大運河、長城、茶馬古道、絲綢之路等就是如此。

由此可見，“歷史文化街區”的概念，出現在歷史保護從文物建筑逐步走向歷史文化環境整體保護的過程中，是一種文化地理學意義上的文化景觀類型，因而同時具有建筑、文化、社會、歷史多個維度的價值。

成都歷史文化街區的現狀：從“歷史文化保護區”到“游憩商業區”

（一）成都“歷史文化保護片區”的規劃

歷史街區是城市演進歷程的見證和傳統文化的載體，而城市的快速發展必然會引起傳統與現代的碰撞與融合。在可持續性發展的背景下，如何有效地進行歷史文化街區改造已經成為現代化進程中極其重要的問題。

成都是1982年國務院首批公布的24個歷史名城之一。對于這樣一個歷史悠久、文物眾多的城市，歷史文化街區的保護顯得尤為重要。1984年成都市制定了《成都歷史文化名城保護規劃》，劃定了文殊院、大慈寺和寬窄巷子三大歷史文化保護片區。1986年又對該規劃進行了修訂補充。1987年成都市城市科學研究會牽頭召開了“成都歷史文化名城保護發展研討會”，并向市政府提交了《歷史文化名城成都保護發展建議》。此后成都市有關部門在此基礎上對歷史文化名城進行了系統的保護，即從個別保護到群體保護，從靜止保護到動態保護。[6]

（二）成都RBD現狀

與此同時，成都還必須思考如何在延續舊有文化血脈、保持固有文化特色的基礎上發展經濟的問題。在無數的探索與調研之后，與北京、上海等諸多歷史文化名城一樣，成都最終選擇了游憩商業區（Recreational Business District，簡稱RBD）規劃模式，決定將RBD作為城市文物保護和城市經濟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致力于創造城市文化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機制。

RBD這一概念最早由查爾斯.A.斯坦菲爾德（Charles A.Stansfield，和約翰.E.里克特（John E.Rickert）在1970年研究旅游區的購物問題時首次提出：RBD是中心商務區（center business district，簡稱CBD）和居住功能區（LBD）相融合的產物，是為滿足季節性涌入城市的游客的需要，在城市內某一區域集中布置飯店、娛樂業、新奇物和禮品商店的街區。[7]1982年，斯蒂芬·史密斯（Stephen Smith）在其《游憩地理學》（Recreation Geography）一書中把新文化地理學的文化景觀理念內置到RBD概念中。[8]

1995年，保繼剛在研究深圳華僑城發展模式時，首次引入了RBD理念。在此之后，許多國內外學者進一步研究發展并實踐了RBD規劃理念，將城市RBD的類型擴展為四類：（1）大型的購物中心型（shopping mall）；（2）特色購物步行街型；（3）舊城歷史文化改造區型；（4）新城文化旅游區型。如北京新東安商城的老北京一條街、上海老街、上海田子坊等就是較為成功的“舊城歷史文化改造區型”RBD案例。

2006年6月8日，成都市政府了《成都市商業網點發展規劃》，提出在2020年以前，成都市將重點把浣花風景區、武侯祠片區、水井坊片區、文殊院片區、北郊風景區、十陵歷史文化區等6個片區建設成旅游休閑商業片區，以此為中心帶動周邊的旅游產業和商業文化的發展的規劃。這六大片區中，除北郊風景區之外，五大片區均分別依托杜甫草堂、武侯祠、水井坊、文殊院和明十陵等重要歷史文化遺產，是典型的“舊城歷史文化改造區型”RBD。

錦里（武侯祠片區）和文殊坊（文殊院片區）相繼建成，并對外開放，二者的基本隋況如下：

1.錦里

錦里是西蜀歷史上最古老、最具有商業氣息的街道--，早在秦漢、三國時期便聞名全國。如今，錦里被改造為一個集中展示巴蜀民風民俗和三國蜀漢文化的民俗風情街區。

它依托成都武侯祠，以秦漢、三國精神為靈魂，明、清風貌作外表，川西民風、民俗作內容，擴大了三國文化的外延。一期工程在這條全長350米的街上，濃縮了成都生活的精華：有茶樓、客棧、酒樓、酒吧、戲臺、風味小吃、工藝品、土特產，充分展現了四川民風民俗的獨特魅力。此外，古戲臺將定期上演川戲的經典劇目，戲臺前會定期放映壩壩電影、以特色小攤的方式舉行民間藝人的展演（如糖畫、捏泥人、剪紙表演、皮影表演、西洋鏡等）；熱鬧非凡的民間小吃集市，讓人們親身體驗川西古鎮“趕場”的熱鬧場景；趣味十足的民間婚禮展示，游人可參與其中，樂在其中，而情侶們甚至還可以將自己的婚禮儀式搬來錦里舉行，體會一種獨特的、傳統的婚慶方式；民間音樂及戲劇表演、民俗服裝秀更是長年不斷，花樣百出。其他諸如夜晚打更、采用花轎和滑竿等傳統交通工具等多種古韻十足的特色項目，讓錦里重現昔日川西古鎮的生活原貌，被稱作“成都版清明上河圖”。

該街采用由武侯祠控股公司化的運作模式，引進經營管理人才進行市場管理。據統計，自2004年11月開放以來，已接待國內外游客800余萬人，實現銷售收入近億元，拉動周邊經濟2億元以上，為社會提供近千個就業崗位，形成了成都民俗旅游休閑文化的一個知名品牌。2004年11月，“錦里”古街被文化部命名為“全國文化產業示范基地”[9]。

2.文殊坊

文殊坊是成都市政府規劃的三大歷史文化保護片區之一、六大旅游休閑商業區之一，是中房集團成都房地產開發總公司傾力打造的以佛禪文化、民俗文化為主題，以川西街院建筑為載體的，充分體現老成都人文歷史精髓的都市文化休閑旅游勝地。它位于市中心人民中路旁，與傳統城市商務中心（CBD）相融合。依托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文殊院（5.73公頃），形成東至北大街、草市街，南至白家塘街、通順橋街，西至人民中路，北至大安西路規模的協調區，總規劃用地面積為33.25公頃。

一期工程包含成都會館和成都廟街兩大部分。成都會館院落總占地面積為7460平方米，項目分兩期進行開發，于2010年完成。二者均為清末時期的木質建筑，通過落架整合修建進行保護后，老院落里破舊的木柱、木梁等已被修復；成都廟街與成都會館一街之隔，同樣為傳統老建筑。開街營業后的成都廟街主要包括旅游精品古玩、旅游民俗用品、文化餐飲休閑、老成都味道四大核心部分。

文殊坊于2006年10月1日開街，依托具有1400年歷史的文殊院，投資22.2億元，將其周邊具有川西民居特色的老院落進行搶救性保護和整修而成，“文化”、“投資”和“規模”都可謂得天獨厚，且有后發優勢。如此偌大的占地規模，每天不到千人的游客量便顯得過于冷清。

歷史文化街區的未來：從“物質文化景觀”到“非物質文化景觀”

（一）英美新文化地理學視野中的新“文化景觀”

1980年代，“新文化地理學”在西方迅速崛起。代表人物是英國文化地理學家彼得·杰克森（Peter Jackson）和丹尼斯·科斯科羅夫（Denis Cosgrove）。杰克森1989年出版的專著《意義的地圖》（Maps of Meaning）一書被視為新文化地理學誕生的標志。

與傳統文化地理學相比，新文化地理學提供了一種景觀研究的新視角：

第一，強調人地關系：從景觀形態研究的研究轉向景觀文化的研究，試圖將景觀的概念與其歷史發展聯系起來。新文化地理學結合社會學與文化理論來解釋和研究景觀，對景觀進行文化研究，關注社會文化和政治過程對景觀的塑造，以及景觀本身在這個過程中的作用，將景觀的討論納入整個后現代主義的爭論當中，顯示出景觀成為社會、文化、政治體系等活生生的人地關系中的重要部分。這樣，景觀就并非只是一個對象性的客觀自然系統（自然景觀）或客觀文化系統（文化景觀），而成為一個文化、社會、歷史的多維存在。這就強調了文化景觀中人地關系史的重要性。

第二，強調文化景觀對于城市集體文化記憶的承載：注重城市象征性景觀的研究、注重分析文化景觀的符號意義。

李凡、朱竑、黃維《從地理學視角看城市歷史文化景觀集體記憶的研究》一文指出，由于集體記憶所體現出的社會性，通過物質的和象征性的城市歷史文化景觀，去探究其集體記憶的認知空間和情感空間更具有現實意義。他們詳細梳理了城市文化景觀對于保存城市集體文化記憶的重要功能。戴維·洛文蘇（David Lowenthal）指出，歷史建筑和城區的保護、象征性復制品的創造、紀念碑和博物館均用于紀念往日的事件或人群。甚至諸如供娛樂的街道設施、公共藝術品和歷史地名等象征性符號都是城市記憶的證據。[10]蒂姆·科瑞斯威爾（Tim Cresswell）指出，“紀念物、博物館、特定建筑物的保存、匾額、碑銘，以及將整個都市鄰里指定為‘史跡地區’，都是將記憶安置于地方的例子。”[11]由此可見，歷史文化街區的保護必須考慮到城市集體文化記憶的傳承。

（二）歷史文化街區內涵的進一步界定：物質文化層面與非物質文化

新文化地理學對文化景觀的重新定義使得歷史文化街區從單純的“歷史古跡保護地”變成了“城市集體文化記憶場”，這促使對歷史文化街區的文化景觀遺產保護從“物質文化層面”進一步深入到“非物質文化層面”。

2005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修訂并通過了《實施保護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公約的操作指南》。《指南》明確指出：文化景觀是自然與人類的聯合工程成果，反映了在一系列社會、經濟和文化因素的內外作用下，人類社會和定居地的歷史沿革。[12]同年5月，在奧地利維也納舉行的世界遺產與當代建筑國際會議通過了《保護具有歷史意義的城市景觀備忘錄》，其中提出：歷史性城市景觀的保護和保存，既包括保護區內的單獨古跡，也包括建筑群及其與歷史地貌和地形之間在實體、功能、視覺、材料和聯想等方面的重要關聯和整體效果。

2005年10月，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在中國西安召開第十五屆大會，大會通過的《西安宣言》首次明確指出周邊環境對古跡遺址保護的重要性和獨特貢獻，“古建筑、古遺址和歷史區域的周邊環境指的是緊靠古建筑、古遺址和歷史區域的和延伸的、影響其重要性和獨特性或是其重要性和獨特性組成部分的周圍環境……除了實體和視角方面的含義之外，周邊環境還包括與自然環境之間的相互關系；所有過去和現在的人類社會和精神實踐、習俗、傳統的認知或活動、創造并形成了周邊環境空間中的其他形式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以及當前活躍發展的文化、社會、經濟氛圍。”[13]

正如崔佳春所言，“歷史街區是過去一定時期內社會生活的載體，反映著人們的生活習俗、生產能力、價值取向和審美標準，是城市發展的見證，也是城市旅游的重要吸引物。綜合目前各類文獻對歷史街區的定義，我們可以認為：歷史街區，是指保存有一定數量的歷史建筑、構筑物，且能夠完整地反映出某一時期城市的歷史風貌、生活習俗、民俗文化，由城市干道圍合而成的區域。”[14]

（三）錦里與文殊坊的比較：物質文化遺產與非物質文化遺產層面

1.錦里：錦里是成都首個以“歷史文化”為主題進行綜合開發的街區。從物質文化遺產層面看，錦里片區街道兩側的所有建筑均屬新建，并不具備歷史遺產價值；但錦里充分利用緊鄰武侯祠的區位優勢，把自己打造成為集中展示三國蜀漢文化和巴蜀民風民俗的民俗風情街區，成為了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有機承載。

2.文殊坊：文殊坊的保護與開發采用的則是改造與重建結合的方式。從物質文化遺產層面看，文殊坊片區內的老建筑、老院落得到維護與修繕，其中廟宇建筑的宗教功能、院落建筑的居住功能，均得到了完整的保留，較好地實現了物質層面的建筑文化遺產保護；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層面看，街區設想以佛禪文化、民俗文化為主題，傳統川西街院建筑群為載體，力圖保留老成都人文歷史精髓，并提出了打造以文化休閑旅游為主的城市“游憩商務區”（RBD）的想法。但由于對佛禪文化強調不足，對川西民俗表達不充分，與街區核心文殊院幾乎沒有互動，文殊坊街區成了_一個文化空殼。

結論：新文化地理學文化景觀概念對于成都歷史文化街區建設的意義

首先，新文化地理學文化景觀概念對人地關系的強調促使我們去思考歷史文化的當代呈現問題。

錦里采用“趕場”、壩壩電影、古戲表演、手工織錦、夜晚打更、采用花轎和滑竿等傳統交通工具等多種古韻十足的特色項目，來重現昔日川西古鎮的生活原貌是一種很好的嘗試。但文殊坊對于古代佛禪文化、民俗文化的呈現可以有自己的特色。

篇（2）

雖然地理一直忽視體育，然而無論是從縱向的歷史起源和演變，還是橫向的經濟、文化現實發展來看，體育與地理間的聯系都是不容忽視的．地理學從根本上講關注3方面問題，即地球上各種現象的區位和空間秩序、人地關系以及區域差異．地理學注重地球表層現象的記錄、描述和分析，與地理環境密切相關的體育文化現象，理所當然屬于地理研究的范疇．自1975年美國俄科拉哈馬州立大學羅雷（JohnRooney）教授提出體育文化的地理學概念體系以來，對體育文化的地理學探討一直未停．地理學空間擴散理論、空間相互作用理論等眾多地理學理論在體育領域研究中的成功使用也提供了以地理學觀點解析體育文化的新思路和框架．從地理學的觀點和視角出發，從時間和空間兩方面討論體育的原型、起源、擴散、體育的革新等內容，以科學的方法尋求體育空間組織的規律性和模式，認識體育及體育文化的區域差異，有利于針對性地指導體育工作的開展和加強體育文化的傳承．從地理學視角出發，對體育文化形成與發展的地理因素進行分析、尋求傳播的方向和路徑，以及探討體育運動影響的地域范圍，能為體育工作的開展提供更為科學的決策依據，從而促進體育產業和文化產業的發展．

1影響體育文化形成與傳播的地理學因素

1．1緯度

在地理中，不同緯度地區的總體氣候有著很大的差別，在高緯度地區，氣溫相對來說比較寒冷，在低緯度地區，氣溫則比較溫暖和炎熱．而氣溫的不同對于體育有著直接的影響．首先，在不同的緯度地區，其體育項目均會有著符合當地緯度特點的現象．隨著緯度的變化，不同地區的冷暖環境也有所不同，直接決定了當地人們所從事的體育項目和休閑活動的不同，尤其是在冬季項目上的區別．在緯度較高的北歐地區，由于其氣候相對寒冷，所以這一地區與冰雪相關的體育項目開展比較豐富，例如高山滑雪、冰球等項目均受到當地居民的喜愛和參與．地處北歐的挪威，在歷屆的冬季奧運會上取得了超過300枚的奧運獎牌，其中金牌更是超過了100枚，創造了新的世界紀錄．而冬奧會上的越野滑雪和跳臺滑雪的俗名更是直接用北歐兩項來稱呼．在北歐，冬季項目已經形成了一種獨特的文化，但是在低緯度的非洲地區，卻鮮有機會進行冰雪項目［1］．其次，高緯度地區的體育項目較之低緯度地區更加豐富．高緯度地區除了能夠體驗豐富的冰雪體育項目之外，還因四季分明，能夠體驗不同季節的體育項目，低緯度地區的夏季項目在高緯度地區都有實現的條件．例如北歐地區的氣溫，在夏季最高的時候也能夠達到30℃之上，即使在極高緯度的地區，人們也可以在室內進行夏季體育項目．而低緯度地區則只能夠從事夏季體育項目，即使不計成本建設一兩個室內的冰場，也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這就造成了在冬奧會的賽場，基本上見不到非洲地區的國家參賽，而在夏季奧運會上卻能夠看到北歐等高緯度地區的國家參賽．最后，因緯度的不同，不同地區的民間都會出現符合緯度氣候特點的體育衍生項目．例如我國東北地區，廣大居民們在冬季就會進行雪地足球，將足球和冰雪結合起來，而在非洲地區，產生了類似滑雪的滑沙、滑草等民間項目．

1．2地形

山川、湖泊、樹林、大海、河流等一系列的地形因素也會影響體育項目和體育文化的分布．在同一緯度地區，由于地形的不同，體育項目開展也有所不同．首先在平原地區，由于地形平坦，能夠受到充足的陽光照射，并且具有穩定的氣候環境，所以在平原地區足球、賽馬等體育項目比較方便開展．而在高原地區，由于氧氣缺乏，氣壓增大等因素，造就了具有強大心肺能力的居民，很適合開展中長跑等體育項目，例如肯尼亞等地區，在中長跑項目上一直處于國際領先地位．山地地區則具有復雜的地形特點，并且陡坡和峽谷較多，當地居民就會進行攀爬，從而演變成了現代的攀巖項目［2］．其次是內陸和沿海的區別．沿海地區具有天然的海水資源，所以像帆板、沖浪等體育項目都是居民常開展的項目，但是這些項目在內陸地區就很難實現．在世界上，美國、法國、波蘭等帆板強國都具有得天獨厚的海水資源．

1．3人口分布

在地理上，人口分布包括人口的密度、數量、種族和性別等因素．一個地區的人口分布，對這個地區的社會現象、地域文化等都有著重要的影響，所以人口分布對于體育文化區域差異的形成也有著重要的影響．首先是人種的影響，眾所周知在奧運會上，不同的人種所擅長的項目不盡相同．黑種人運動員在田徑項目上具有相對于白種人和黃種人更加明顯的優勢，黑種人具有良好的耐力和爆發力，因身體條件，黑種人在游泳項目上卻沒有明顯優勢．參照世界的各項比賽成績可以發現，在游泳項目上非洲國家幾乎沒有比較著名的游泳運動員，雖然考文垂在津巴布韋，但是她卻是白種人．而黃種人由于具有靈巧的身體，所以在羽毛球、乒乓球等具有很強技巧性的項目上具有比較強的競爭力和優勢，例如我國的乒乓球項目．白種人具有良好的身體素質，較黑種人靈巧，所以白種人在各項體育運動的分布比較均衡．此外，不同的人種進行同一項體育運動的文化也不盡相同．例如在排球賽場上，我國隊員由于身體靈活性較強，打法主要以快打慢見長，而歐洲地區的球隊，由于隊員們的身體條件好，一般進行的是高舉高打．其次是人口密度對體育分布和體育文化的影響．人口密度大的地區資源的集中程度也就多，這些資源中也包括了體育資源．擁有較高人口密度的地域擁有較為充足的體育運動員后備力量和較為完善的體育設施、體育服務，擁有較好的參加體育活動的機會等［3］．

1．4交通

緯度、地形、人口分布決定了體育文化的產生和具體分布，交通卻是推動體育文化分布和體育發展的重要因素．自信息技術飛速發展以來，在地理上，對于交通也有了實體交通和虛擬交通的區別．實體交通，能夠快速地將人、貨物等運送到世界的各個角落，這就意味著運動員能夠更加方便地進行外出比賽和交流，各種先進的體育器材也能夠更加方便地運送回國，使國內的體育訓練水平得到提高，同時也增加了各地的體育文化交流，使體育事業得到快速的發展．而虛擬交通，則讓人與人、人與信息之間的交流變得更加方便，在數秒的時間內就能夠讓世界不同地方的人進行交流．這更加方便了體育信息和體育賽事的傳播，增加人們對不同地區體育文化的了解，讓體育事業有了更加快速的發展．

2體育文化形成與傳播的地理學解析

從目前的各項科學研究來看，體育和地理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在經過了幾十年的發展之后已經形成了一個專門的學科，叫體育地理學，雖然目前體育地理學的各項研究還不夠充分，但是體育地理學從獨特的角度對體育與地理的聯系做出了總結，給體育和地理提供了獨特的視角來解構各自的學科思路．

2．1空間擴散與體育文化

當今世界的所有體育運動在時間與空間上都有其起源和原型，體育的發展過程也是這些原型隨著時間的推移，從一個空間向另一空間面狀傳播的過程，是一個綜合了時空變化的過程［4］．在這個過程中，體育項目不斷地從起源地向周圍擴散，最終向世界范圍傳播，所以體育文化兼具大眾性和學術性，并與地理學產生了不可分割的聯系，而這些體育文化在傳播的早期具有明顯的地理性質和地方形式．體育文化的形成是一個復雜的過程，受經濟發展、以及地理環境等因素的綜合影響．羽毛球是一個世界性的運動，但是其起源卻是在英國的一個叫柏明頓的小鎮，而其在丹麥和印尼盛行，與當地的靜風天氣不無關系．體育文化在某個地方形成之后就會從空間上向周圍傳播，這個空間擴散的過程也是一個復雜的過程，對體育傳播方向和路徑的過程研究對于體育的傳播具有重要的意義．例如，中國的武術項目，起源于中國，但是傳播的方式卻呈面狀傳播和等級擴散．面狀傳播是以體育文化的起源地為中心，向四周空間進行面狀的連續傳播；等級擴散則是由起源地向其他文化中心進行空間跳躍式的傳播，中國武術在日本、朝鮮、法國等地都能夠尋找到傳播中心正是因為武術是由中國向這些地區進行了等級傳播．此外，體育文化的傳播還能夠通過地理模型進行虛假的模擬［5］．

2．2空間組織和體育文化

體育項目在傳播并被各地區的人所應用的時候，就形成了體育的空間組織．對于體育設施的空間分布，克里斯泰勒有一套中心理論．而對于體育則是擁有一個等級序列的，在一項運動中，關于人口應該存在一個最小限度“門檻人口”，如果這項運動的應用人口高于這個限度，則這項運動就會普遍存在，在英國，娛樂性的足球比賽，每一英里就有9成以上的人參與，而在美國，職業棒球隊在業內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球隊在每年必須要能夠吸引100萬人次進行觀戰．對于承辦奧運會的城市擁有嚴格的地區和位置要求，所以只有為數不多的國家和城市有能力和資格承辦奧運會．由此可見，大城市在體育的空間組織上有著不可比擬的優勢．體育項目的隊伍數量與城市的規模有著較大的關系．但是體育的等級在空間尺度上也存在一定的缺失．有很多應該具有體育設施的地方，實際上卻沒有相應的體育設施．例如我國的足球俱樂部，在廣東曾有包括宏遠、深圳、松日、太陽神、佛山5個甲級球隊，可是在我國人口較密集的城市河南，卻只有1個甲級足球俱樂部［6］．由此可見，足球俱樂部數量和需求也就是足球市場的供給與需求，在空間上并不是均衡分布的．有些城市往往擁有足夠多的球迷，但是沒有一個拿得出的俱樂部，這些城市為了滿足球迷的需求，就會迫不及待地引進一些足球俱樂部在當地進行足球賽事，例如韶關、柳州、石家莊、綿陽等城市．而觀看足球比賽則漸漸成為了人們的日常生活消費，所以為了追求最大的利益，足球俱樂部會進行區位遷移．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體育運動的商業化道路也越走越遠，成為新興的第四產業，而體育一旦商業化就會追求利益最大化，所以選擇體育活動的最適合區位，也是體育地理學研究的重點．例如北京亞運會場館采用的是分散式的布局，廣州天河體育中心采用的是集中式布局，這些都考慮了各種人文地理的情況，考慮了城市居民的觀賽情況以及土地的征用、城市功能區的協調等一系列的與地理學知識相關的因素．

2．3空間景觀與體育建筑

體育景觀的產生是在地理空間內，由于體育運動而發展出的各種體育建筑物，從而形成的一種暫時或者永久的標志性體育景觀．在19世紀以前，人們對于體育景觀的認識多以自然景觀為主，并沒有太多的人為干涉，但是隨著工業革命的發展以及世界經濟的發展，自然體育景觀成分在人們的認知中漸漸減少，越來越多的人工體育景觀開始誕生．例如由于人們追求生活的休閑和完美而產生的各種以綠色草地為場所的馬術、高爾夫、足球等體育運動，這些運動被人們稱為“綠色體育”［7］，這些綠色運動帶來令人賞心悅目的地理景觀，從而形成一個良性的循環．同時隨著人們對周圍環境的掌握能力增強，逐漸出現了沖浪、帆船等以海洋為載體的體育運動，這些體育運動被人們稱為“藍色體育”．還有以雪山為載體的山地滑雪等運動項目，這些被人們稱為“白色體育”．隨著近代體育的發展，各個城市都開始了體育場館的建設，這些體育場館中不乏一些獨具特色、具有欣賞價值的場館，例如我國北京奧運會的鳥巢等．

2．4體育與空間相互作用

體育空間是一個空間上的結節點，所以體育空間區位會在空間層面上產生各種情況的相互作用．首先是體育場館的圈層影響，這種空間相互作用決定于體育場館的規模和服務質量，以及體育場館所屬的機構和場館進行體育活動的機會等．“球迷區”是受到這種相互作用最明顯的一個地方，球迷的集中區與運動員的分布是大致相同的．這些區域少則只有數十人，而多的像一些職業俱樂部的這種區域，可能有數萬人．主場是核心的區位，隨著距離的增大，球迷的規模也會漸漸的衰減．在“球迷區”的人通過接近這個體育節點來獲得自身的利益，而在這個圈層的第二層位置，則是一些諸如運動愛好者之類的球迷，通常以這種運動作為娛樂方式［8］．體育空間以節點為中心的圈層，具有經濟地理的效應，但是這種效應從好的方面來說，能夠創造各種各樣的經濟收益，而一旦這個節點被周圍的人所厭惡和排斥之后，這種效應就會變成負面的影響，產生“負影響圈層”．例如體育迷們制造的一些諸如噪聲、游行、騷亂等“體育污染”，這些污染帶來的后果就是當地的經濟受到影響．一個體育運動俱樂部要完成其全部的比賽賽程，就會有一定的空間位移，這種位移是必然也是必需的，這種空間位移也是體育空間相互作用的一種情況．要進行空間位移，就會產生必要的交通費用，但是以利益最大化的原則來看，節省季節性的交通開支，是所有商業化體育運動項目共同的要求，雖然這一費用占用不了多少經費．這個矛盾可以通過體育賽事的區域化來解決，例如美國的NBA分區賽，免除了運動員的長距離移動．一個職業運動員，在其運動生涯里一般都不會只效力于一個體育俱樂部，而是在多個不同的俱樂部間效力，從而產生相互作用，這種情況也是體育空間相互作用的一種．通過英國的職業運動員和美國的職業運動員招募情況來看，運動員大多數會選擇在自己所出生和成長的附近俱樂部中效力．但也存在運動員轉會的情況，這種容易造成運動員在其效力的各個俱樂部之間的相互影響，從而產生一系列的矛盾和不可預知的情況．在我國，由于還沒有比較健全的職業運動員轉會的法規，所以這種體育空間的相互作用還沒有比較明顯的規律．

3地理學知識在體育文化形成與傳播中的運用

3．1指導賽事申辦

地理學知識對選擇各項體育賽事舉辦城市和地區具有指導性作用．例如我國廈門，雖然具有良好的經濟基礎，但是卻不適合舉辦大型綜合賽事，主要是因為廈門是一個小島城市，面積比較小而且地形復雜，交通也不是很方便，很難滿足大型綜合比賽對場地和交通等的要求．但是廈門島是一個天然的環形島嶼，而且具有美麗的風光，其四周的環島路就非常適合進行馬拉松比賽，廈門國際馬拉松比賽也已經成了廈門的標志．我國哈爾濱的天然氣候條件適合冬奧會的舉辦，青島適合帆船賽，這些挑選都結合了地理學知識．此外，申辦賽事也需要應用人文地理知識．通過運用地理學知識對城市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因素進行科學的分析，能夠清楚地知道申辦的優勢，從而進行有針對性地賽事申辦．例如，2008年選擇在北京舉行奧運會，實際上在自然條件上比北京更適合辦奧運會的城市有很多，卻沒有選其它城市．這是因為從人文地理的方面看，北京具有更加雄厚的經濟實力和深厚的文化底蘊，北京也是我國的首都，是我國經濟、政治和文化的中心，承擔奧運會這項世界性的綜合賽事從各方面來說都具有明顯優勢［9］．

3．2指導體育設施建設

對城市體育場館和體育設施的建設布局來說，要考慮的因素有很多，比如會不會破壞城市當前的經濟布局與城市的地理環境，場館周圍是否有比較方便的交通，足球場館、籃球場館、游泳場館等不同的場館，分布應該建在哪些位置以及場館建成后對周圍人群聚集地的經濟會不會帶來影響，是否能帶動群眾體育運動的積極性等．這些問題都需要地理學的知識來進行判斷和指導．

3．3對體育訓練的指導

地理學知識對體育訓練的指導作用，主要是在運動員進行異地訓練時，比如高原訓練，因為高原具有鍛煉心肺功能的特點，所以田徑運動員們通常會到高原上進行訓練．每年冬天，我國的中長跑運動員們會在東北冰天雪地的地方進行訓練，這是因為雪地較松軟，可以減輕運動員的腳踝與膝蓋關節的壓力．我國女排選擇在福建漳州進行訓練，是因為南方的氣溫變化比較穩定，對運動員的身體影響較小．

4結語

地理與體育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體育文化受到緯度、地形、人口分布、交通等自然地理的影響，也受到城市和地區經濟、文化等人文地理的影響，同時地理學的知識還能夠指導體育活動及賽事舉辦城市的選擇，以及體育設施和體育場所的分布等作用．體育文化也具有空間擴散、空間組織、空間作用以及空間景觀等地理學特性，地理學因受到體育文化的影響變得更加多元和生動，從而形成了地理與體育的更深層次的聯系．這種聯系不僅能夠促進體育運動的多樣化發展，還能夠促進體育文化長遠穩定的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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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鄭會娟，劉永科，張杰，等．新時期體育文化科學化發展與應用———評《體育文化科學探析》［J］．當代教育科學，2015（7）：66．

篇（3）

常言道“民以食為天”，可見飲食在人類生存和發展中的重要性。同時“食”也居旅游六要素之首，旅游者在外旅游離不開美食。因此，挖掘飲食文化內涵來弘揚中國傳統文化具有重要的意義。火鍋是中華民族傳統的飲食方式，重慶火鍋更是對重慶這座城市的文化產生了及其深刻的影響。但目前學術界對重慶火鍋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烹調技巧、火鍋的起源與類型、火鍋與重慶當代人文精神等方面，鮮有人從地理學的角度來研究重慶火鍋，鑒于此本文主要從地理學的角度出發，著眼于重慶火鍋的飲食文化內涵來進行研究。

一、飲食文化研究概述

（一）飲食文化的含義

對于飲食文化的定義，目前尚不統一。典型的是季鴻昆認為：飲食文化是人在社會發展過程中，關于食物需求、生產和消費方面的文化現象，既包括人與自然的關系，又包括人類社會與食物的關系。又如趙榮光認為：飲食文化是指食材開發、食品制作和飲食消費過程的技巧、科學等，和以飲食為基礎的傳統習俗、理念和哲學等結構組合而成的全部食事的總和。總之，目前學界對飲食文化的定義缺乏統一標準且觀點繁雜。

（二）飲食文化研究的視角及其主要研究內容

關于飲食文化的研究涉及眾多學科，比如歷史學、經濟學、藝術學、地理學等，但各個學科研究的側重點和主要內容都有所不同。目前國內大部分文獻都集中于研究少數民族飲食文化、飲食文化的影響、飲食文化與營養學等，涉及到社會、化學、營養學等領域，但是從地理學視角進行飲食文化研究的文獻還相對比較少。

二、重慶火鍋的飲食文化研究

（一）地理環境對重慶火鍋形成與發展的影響

飲食文化的特色是在特定地理環境因素影響下形成的，了解地理環境因素對重慶火鍋的影響，對于挖掘重慶火鍋的飲食文化內涵和指導開發飲食文化旅游等具有重要作用。文章主要從自然地理環境和人文地理環境2個方面進行分析：

1.自然地理環境。重慶位于四川盆地東部，境內山多水廣，全境屬典型的亞熱帶季風氣候，夏季酷暑濕熱，而冬季陰冷潮寒，所以無論何時何季重慶區域內都很潮濕，為了驅除濕氣，重慶人民在長期的飲食實踐中漸漸認識到辣椒的“辣”和花椒的“麻”對驅除濕氣有重要功效，于是在烹煮食物的時候特別愛使用花椒和辣椒作為調料，這樣不僅可以達到驅除濕氣的效果還能為菜品增鮮配色。因此，這就形成了重慶火鍋的主要特色――“麻”和“辣”。

2.人文地理環境。重慶火鍋最初是長江和嘉陵江邊船工纖夫的飲食方式，這幾乎是眾所周知的。重慶自古是水碼頭，往來船只眾多。中日后，伴隨重慶的正式開埠，中外商賈日增，船工纖夫的數量在山城也增多，但他們的生活條件簡單艱苦且體力消耗量大，因此需要食用便宜又相當耐消耗的食物以補充體力，所以火鍋的便宜、方便且美味便深受大家喜愛。

伴隨重慶經濟的發展，人們更關注自己的身體健康。于是，重慶人便應時推出一系列的“滋補火鍋”、“藥膳火鍋”等，這不僅把醫藥文化與飲食文化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同時也增加了重慶火鍋的特色。這些人文因素都促進了重慶火鍋的形成與發展。

（二）重慶火鍋蘊含的飲食文化內涵

目前對飲食文化內涵的研究在各個文獻中是眾說紛紜，本文研究重慶火鍋所蘊含的飲食文化主要借鑒了周尚意、孔翔的《文化地理學》中的內容，主要表現在以下3個方面：

1.食物原料文化。食物原料在任何飲食文化體系中都是最基礎的部分，其構成幾乎決定了飲食生活的基本面貌、甚至決定了飲食內容和方法及營養結構。重慶火鍋的菜品來源甚廣，有葷有素、有生有熟、有麻辣也有香甜，它追求同中求異，異中求和，這很好地表達了中國飲食之道蘊含的和諧性，也正因如此重慶火鍋能風靡于不同地域、不同階層的人群。尤其是在民俗風情方面，重慶火鍋呈現出一派和諧與酣暢淋漓之景，造就出一種“同心共聚、同享共樂”的文化氣氛。

2.食物烹飪文化。食物加工觀念的增強和加工技術的提高，體現了飲食文化的進步，但絕大部分食物經過加工后還必須使用各種烹飪方法加以烹煮才可食用。首先，重慶火鍋表達了中國烹飪的包容性。“火鍋”本身是炊具的稱呼，同時又是吃法、技法與炊具的統一。其次，重慶火鍋體現了中國自古追求健康養生的飲食習俗。重慶火鍋是水煮火鍋，這種非油炸烹飪方式是非常健康的；近年重慶還陸續推出了“保健火鍋”、“藥膳火鍋”等。

3.餐桌禮儀文化。餐桌禮節文化是中國傳統飲食文化的重要體現，同時又是一種社交手段，在用餐過程中，人的修養會通過言行舉止表現出來。在重慶，不論是官員還是普通人都很愛吃火鍋，且家家都會做，它具有極大的普及性。而每家每戶吃火鍋時則都是大家圍坐在一起，這樣就提供了一個特殊的時間和空間去交流與溝通，進而增進彼此的感情和聯系。所以重慶火鍋體現了中國自古以來追求的闔家團圓的文化氛圍，親朋好友圍“鍋”而坐，在火熱的氣氛中盡情暢飲，和樂融融。

三、重慶火鍋飲食體現的重慶文化

（一）重慶火鍋表現了重慶人熱情與豪放的民風

重慶火鍋的主要特點是口味濃、重，以正宗川味的“麻”和“辣”為主，這與重慶人熱情、豪放和喜好群聚的性格相同。重慶人不論何時都很愛吃火鍋，且吃相很豪放，常常是叉開雙腿，赤膊上陣，有氣吞山河之勢。在重慶通常有這樣的景象：不論是街邊小吃攤、小火鍋，還是高檔的火鍋城，人們總是圍爐而坐，鍋里湯汁翻滾沸煮，鍋外人人杯盤相碰，歡聲笑語，在熱烈的氛圍中開懷暢飲。從這些胡吃海喝的人們身上，就能夠感受到山城人民的熱烈和豪爽。

（二）重慶火鍋表達了重慶人追求健康與美味結合的生活方式

重慶火鍋的基本調料辣椒、花椒、豆豉、老姜、大蒜等均有益于人體。醫書記載川椒所含麻味素能刺激唾液分泌，有助于消化和殺菌，起到開胃健脾的作用；食用大蒜可治痢疾、腹瀉和咳嗽；豆豉有消食化滯與驅風散寒的作用；老姜則味辛性溫，是發汗和祛風的良藥。

重慶火鍋的烹飪方式也非常健康，所有食物都經高溫消毒且一熟便吃，這樣既保留了食物的主要營養又鮮嫩可口；此外先燙葷菜再燙素菜的燙食順序也有利益人們的腸胃健康；隨著時代的進步，重慶推出的藥膳火鍋、滋補火鍋等更是美味與健康的結合。綜合以上可以看出重慶人民歷來都追求健康與美味相結合的生活方式。

四、對重慶火鍋飲食文化的開發利用問題

（一）“火鍋飲食文化”被當作城市名片

重慶火鍋經過上百年的發展，早已從窮苦人才食的大雜燴發展成人人愛吃的美味佳肴。今天，重慶街頭一道亮麗的風景線就是遍布大街小巷的火鍋館，以至于人們認為到重慶不嘗一嘗正宗的重慶火鍋就不能算真正到過重慶，就像去西安一定要吃羊肉泡饃、游天津必吃狗不理包子一樣。可以看出火鍋已成為重慶的代名詞，重慶的城市名片，而如何挖掘火鍋更深層次的文化內涵，使“中國火鍋之都”的城市名片更加響亮、長久則需要政府部門與火鍋企業的共同努力。

（二）“火鍋飲食文化”被當作旅游資源

隨著火鍋成為重慶的城市名片，重慶政府開始將火鍋這一飲食文化資源與旅游結合起來，發展獨具特色的重慶火鍋美食文化旅游，這對重慶旅游的發展有很大的促進作用，同時也能促進重慶火鍋業的發展。從2004年開始，重慶政府便開始舉辦火鍋文化節，到2007年共舉辦了3屆，在短短3年時間，規模從萬人、十萬人發展到百萬人參與，從八百桌、一千桌發展到贏得“火鍋之都”的稱號，火鍋節在重慶的巨大成功，讓人既興奮又惶恐。火鍋因節日的舉辦串紅，節日也因火鍋的走紅而日益成熟，但發展火鍋美食文化旅游還存在諸多問題，比如構建火鍋文化旅游發展的良好環境、設計特別的火鍋文化旅游產品等，這些都需要旅游部門與火鍋企業的通力合作。

篇（4）

論文關鍵詞：美術教育；地域文化；開發與利用

地域文化是一種典型的民族傳統文化，具有濃厚的鄉土氣息和地域特色。它的產生和發展，不僅見證了各個地域的歷史，而且還直接反映出該地域的民俗內涵和民間審美意識，成為鄉土文化的重要標志。

一、在小學美術教育中運用地域文化資源的價值意義

地域文化是一門研究人類文化空間組合的人文學科，在某種意義上大同于文化地理學。所謂地域文化資源，是指師生和學校所處的某一個具體的行政區域內的自然條件、社會經濟和科技人文等方面的反映群眾文化心理并且帶有積極教育意義的系列內容。首先，從歷史學的角度來看，具有民間美術特質的地域美術，作為地域文化的一個重要形式，它是中華民族數千年來的文明結晶，從洪荒時代的石器、陶器，到現代的民間繪畫、民間工藝美術，地域美術的傳承與發展，始終保持著相對的傳承性，它不僅具有群族文化本體根性揭示價值，而且它又再現了各個地域的族群文化的藝術價值。而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地域美術是最具感染力的藝術形式，地域美術體現了人文學科的特征。其次，從應用的角度講，地域美術造型變化萬千，異彩紛呈。它來源于中國農村特定的社會結構和文化結構所形成的集體審美意識，也來源于民間藝術家們的獨特的思維方式和造型意識。通過藝術課堂的引入與應用，不僅有利于引領和強化青年學生的民族意識，同時也可以啟發學生的創造性思維，培養他們的創新能力。

而從教育的角度來看，地域美術作為地域文化的重要形式，肩負著美術教育現代化的神圣使命。近年來，在全球經濟一體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時代背景下，新的科技手段和信息傳播方式，使各種新思想、新思潮、新理念與我國傳統文化觀念發生激烈的碰撞。這種碰撞所引發的負面效應，一方面表現在少年兒童對本民族的傳統文化表現出的冷淡與漠視，另一方面，在當前以倡導多元文化傾向為主流的環境下，少年兒童對以娛樂性、刺激性和商業性為特征的外國大眾文化和流行文化趨之若騖，而對自己民族的傳統文化藝術敬而遠之，甚至于視而不見。這不僅直接導致了我國悠久的文化遺產難以傳承，而且也加劇了小學生對民族和國家感情的衰減。也是在這個意義上，挖掘和剖析具有中國特色的傳統文化藝術遺存，以中國各地區的地域文化為依托，在小學開展民族傳統文化藝術教育，富有針對性地開展以實踐為主導的美術教育現代化的教學模式，切實將其拓展為可利用的文化教育資源，是當前小學開展民族傳統文化藝術教育的一個亟待解決的重大課題。

二、運用地域文化資源的方法與途徑

針對地域文化資源，從目前的情況來看，中國各地的文化資源還沒有得到系統地分析、整合、把握與運用。在中小學教學過程中，地域文化資源在發揮其開展民族傳統文化藝術教育中的資源優勢還沒有充分體現出來。

以中原地區的文化資源為例，從我們現行的中國美術教材中很難找到較為全面而系統的材料，如河南地域的豫劇藝術、朱仙鎮的木版年畫、商丘地區虞城縣的“泥人李”、河南民權的畫虎村、河南省虞城縣的木蘭文化等文化資源。這些既有傳統文化資源，又體現了新時代的典型的地域文化，以美術學科為例，這種豐富而悠久的美術資源，在中國美術史上既沒有應有的陳述，也沒有得到應有的有效保護。中國地域美術文化的傳統優勢，還有待進一步深入地分析、探究、梳理與傳承，中國地域美術文化的價值還需努力發揚和彰顯。在當代社會普遍提倡全球化、接軌論的當下，積極探討地域文化資源的價值，探索運用地域文化資源的方法和途徑，對于構建中國族群本土美術核心的價值，將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更新教育觀念，積極整合地域文化

地域文化的最大特點，在于它以其獨特的藝術魅力，在不同的地區體現著不同的風格與特征。以美術學科為例，研究地域美術，需要我們依據地域特色的不同，通過不同的美術中心區的籌建，依托分析、探討、整合、繼承和發揚等必要環節，切實構建中華美術的多地域研究體系。而在中國廣袤的國土上，依靠各地的高校師資力量，整合地域文化資源，建立起各有美術特色的、具有較強地域性、專題性的美術文化中心區，不僅可以引領當地的美術文化建設，還可以積極有效地引領全國美術的良性競爭化發展。而在中小學中，通過體現著地域美術資源的相關課程的開設，將會對中小學開展民族傳統文化藝術教育有著不無裨益的作用。

（二）加大科研力度，積極研究和傳承地域文化

各地相關教育機構，應充分依托當地文化資源，由教育主管部門牽頭，根據地域文化資源情況，組織相關專家、當地師范院校教師，配備相關經費，形成一個集行政領導、財務管理、理論研究和實踐探索能力為一體的科研小組。

以專家團隊為中心的科研團隊，通過具有品牌效應的活動的設計與打造，將相關教師散兵游勇式的研究隊伍有效集結起來，逐步形成一個集探索、研究與最終應用為一體的涵蓋專家隊伍、師范教師和一線教師等不同梯隊層次的科研團隊，切實營造人人重研究、人人重實踐的良好氛圍。

品牌活動的打造，不僅可以加強彼此間的互相交流，建立一種“參與式”和“互動式”的交流機制，而且還可以將相關的研究成果對相關地區的美術專業教師分階段輪訓。科研團隊的學術成果，不能只保持在理論研究的層次上，而應將相關的課題研究真正化為有可操作性的實踐環節上來。這需要以專題的形式，將當地的相關資源加以整合、梳理，并形成具有可操作性的文字，充分運用本地文化資源，使學術理論充分應用到具體的教學實踐活動中去。在條件成熟的情況下，報請有關部門，將最新的學術成果以地域文化教材的形式，作為全國統編教材的配套教材進行有益補充。

（三）以分門別類的方式，切實建立地方藝術課程資源數據庫

在以往的日常教學活動中，藝術學科的教師教學活動，大多數依靠教師個人力量來解決教學實踐環節中出現的所有問題。針對這個問題，教育行政部門，在開發課例、編寫鄉土教材的同時，要逐步以圖書、課件和媒體等多種形式，建立地方性藝術課程資源管理數據庫。該數據庫的建立，可以通過網絡公共平臺，通過一定的激勵措施，針對體現著地域文化資源特點的優秀課件或是理論探索文字，將一線教師的個人成果整合在網絡資源管理庫中，使廣大藝術教師之間，利用更大的資源空間，以更加平等、合作的方式從事科學研究與教學工作。而對于各個地域的歷年有關研究課題，需要及時組織相關專家進行梳理、整合與公布，此舉不僅可以促進美術資源共享，拓寬校內外課程資源及其研究成果的分享渠道，同時也可以提高地域文化資源的使用率，并有利于可持續開發和利用。

篇（5）

中圖分類號：B9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3）18-0055-02

面對當代人的生存困境，現代西方神學家們都試圖到基督教神學中尋找解讀的答案。蒂利希身份的特殊在于他身處神學和哲學的邊緣位置，他的著作大多數都不是純屬神學或純屬哲學的，但正因為他的這種特殊的身份，使其能對神學和哲學的關系闡釋得更加深刻。

一、人類困境的宗教回答――終極關懷

基督教神學在現代的興起是在新時代中對人的困境的宗教的回應。尼采曾說過，上帝的觀念是存在的最大障礙，對生命一切意志的斗爭都是以上帝名義發動的，于是，他提出“上帝死了”的口號。這里的“上帝”應理解為基督教價值觀的化身。于是，他提出了“重估一切價值”的口號，要批判一切流行的價值，一切偶像，并提出了以“權力意志論”為標準的“超人”價值觀。他主張作為世界主體的人應該成為自己的主人，成為意志的主人，成為世界的主人，要努力奪取權力，權力是生命意志的最高的目標！從某種意義上講，尼采一再宣布“上帝死了”是來意指以上帝或絕對理性的概念為基礎的基督教和理性派哲學的終結。尼采的這種價值口號一直被西方人本哲學流派所繼承著。

然而，蒂利希對人存在困境的關懷是從人的生存焦慮角度出發的。法國存在主義的代表薩特說：“上帝不存在是一件很尷尬的事。因為隨著上帝的消失，一切能在理性天堂內找到價值的可能性都消失了……因此人就變得孤苦伶仃了，因為他不論在自己內心里或者在自身以外，都找不到可以依賴的東西。他會隨時發現他是找不到借口的。”薩特的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是一種個人主義，而且存在主義中的主體是個體的人，是存在于生活焦慮中的人。蒂利希認為，“存在本身”通過每個個體的實有來證明自身存在的，只有存在本身才能使每個人擁有“存在的勇氣”。蒂利希把基督教神學看作具有深層價值意義的文化資源，“宗教是人類精神的一個方面”，他試圖對文化危機做出一個全新的詮釋。蒂利希認為，對于當代人們的這種生存焦慮導致的精神困境和文化危機，只有以基督教為代表的宗教可以給人以終極關懷。

蒂利希試圖從神學中找到人們生存的價值和意義。他指出，宗教是整個人類精神的深層家園。他將宗教的本質解釋為對人的終極關懷。然而，處于科技不斷發展和理性超越的當代社會的宗教顯得愈加趨向世俗化，人們越來越忽視宗教在人類社會中的作用和地位。然而，蒂利希從宗教神學的角度出發，始終相信宗教在當代世界中存在的重要價值。在他看來，人們最關心的問題是人類自身的存在價值和意義。蒂利希曾說：宗教，就該詞最寬泛、最基本的意義而言，就是它對人的終極關切。然而，不管是存在還是不存在，這正是宗教對人終極關懷的本質體現。

蒂利希認為，現代科學技術和理性精神解決的只是人們日常生活中的問題，然而唯有無形的、廣義的宗教，才能從根本上真正解決人的生存問題，才是對人的終極的關懷。也就是說，人類是離不開宗教對其精神上的終極關懷的，如果人類的這種精神需求出現了狀況，而拯救精神，最終只能是宗教精神，而不是采用科學技術或是物質的方法就能解決的。所以說，這種宗教可以解決人的本體性焦慮導致的生存困境，而西方現代文化危機單純是依靠科學、技術或物質的工具不但無助于解決人們的精神存在問題，相反會使困境加劇。所以，從這方面來講，蒂利希的文化神學對于解決文化危機和人類困境的一種嘗試是具有深刻意義和價值的。

二、宗教與文化的整合

張志剛在他的《宗教文化學》著作中，關于蒂利希文化神學的思想的研究非常深入。他認為，蒂利希有意調和宗教與文化的關系，從文化的角度來闡釋宗教存在的合理性。蒂利希曾說：作為終極關懷的宗教是賦予文化的意義的本體，而文化則是宗教的基本關切表達自身的形式的總和。可以簡單概括為，宗教是文化的本體，文化是宗教的形式。但是，宗教在現代西方的社會中已經不再屬于主流文化精神，取而代之的是科學、技術等，它們才是主流的精神，主宰著人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宗教逐漸被世俗化，它在人們現實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也逐漸被弱化。以往處于高高在上地位的宗教，與當下主流的文化精神卻格格不入。蒂利希認為西方文化危機的根本原因基于宗教與文化的這種對立與割裂。

回顧當代西方思想史，20世紀前后的一些哲學家、神學家、歷史學家等都會從文化學的角度去探討宗教問題。如馬林諾夫斯基、韋伯、道森等都試圖從文化學的角度去闡釋宗教與文化的關系。

馬林諾夫斯基認為，宗教是人類文化的繼承和延續，它是與人類社會中的超自然和超驗的現實性相關的，從而使人類的相互關系繼續下去。在社會管理方面，宗教有可能成為最強大的社會控制力量，支配著人們的精神存在；在教義方面，宗教為人類提供了強大的凝聚力，使人類成為命運的主人，從而消除了人們的苦惱。在馬林諾夫斯基看來，文化是在人類的需要基礎之上產生，而宗教是諸多文化現象中的因素之一。

社會學家韋伯在其整個世界宗教系列比較研究中所確立的主題是：他視宗教為一種基本的文化特性，并揭示了宗教在西方近代文化轉型過程中產生的重大影響與作用。最后說明新教經濟倫理對于資本主義的經濟觀念與經濟行為的決定性作用。

蒂利希認為，要從根本上解決西方文化危機，最關鍵就是要對文化與宗教的對立的現狀進行整合，他提出必須堅持的兩個原則：一是宗教為文化的實質，二是文化為宗教的形式。

（一）宗教是文化的實質

在蒂利希看來，是一種被終極關懷所支配的狀態，而從傳統的意義上講，上帝就是這種終極關懷的內在的代名詞。他著重強調的是，人如果為了尋求生存之道，他就必須全身心地投入一切，需要對其無條件地皈依。蒂利希在此強調的是，信仰體現的是一種強大的力量，是一種生存的力量，是一種生存的狀態。

上帝是存在本身。在蒂利希看來，上帝的存在不能被簡單理解為與其他存在物并列的一個存在物之存在。因為，若上帝是一個存在物，那他就會受制于有限性的約束。上帝也就不再是一個存在物，而是“存在本身”。總之，蒂利希這樣界定上帝，在于強調上帝是存在的根據和存在的動力，是存在勇氣的源泉。

（二）文化是宗教的形式

蒂利希對文化并沒有做較為完整的定義。在蒂利希看來，科學、哲學等都屬于文化的各種表現的形式。然而宗教與文化的關系是內在和外在的關系，而不是簡單的并列關系，是內在本質與外在表現的關系。他為我們展示了一種現象，就是我們往往將宗教看為一個無家可歸的流浪者，它曾寄宿在道德的門下，為道德說教的辯護者，有時宗教又或是充當藝術的表現形式，又或者是充當著人們情感載體等角色。在蒂利希看來，宗教是不需要寄居于其他生存的門下，并且宗教本身就是人類存在的精神家園。

綜上，蒂利希的觀點是，科學、藝術、哲學等都是文化的表現形式，從實質上講都是宗教的表現形式。換句話說，無論何種文化的產物，或是內在的人類精神的，或是外在的人類認知的，都是對于現實社會的改造，都是對人類的一種終極關懷。在蒂利希看來，宗教與文化的關系可以總結為：宗教作為對人的終極關懷是文化的本質體現，而文化則是宗教得以體現的形式的總和。

三、神學的俗化和文化的神化

蒂利希的文化神學主要通過調和宗教和文化的緊密關系來消除二者的對立。張志剛認為，蒂利希對宗教與文化的調和主要通過兩個方面反映出來，即“神學的俗化”與“文化的神化”。“神學的俗化”是指，對于宗教而言，蒂利希首先是從現實主義的角度出發將神學研究引向世俗生活，他試圖重新確立宗教的神圣地位，闡述宗教的本義及其關注的對象，將宗教與文化聯系起來，拉近了宗教與現實生活的距離，宗教不再是至高無上的、無法觸及的精神存在，而是更加切近人類的世俗生活，是人類精神不可缺少的部分；而“文化的神化”是指，就文化方面而言，蒂利希則是從信仰主義的角度出發對文化形式賦予神學的詮釋。作為文化所創造的任何物質的精神的財富，均是源于人類的精神需求，是對人類的終極關懷的體現。可以看出蒂利希開始萌發關注世俗文化創造活動、走向人類精神生活底層的大膽主張。“神學的俗化”，在蒂利希看來，不光表現為把神學研究引向一般意義上的世俗生活，而且還表現為正視世俗科學。他在神學研究中不僅積極主張吸取精神分析、存在主義等學科的重要成果，以便重新發現傳統符號的深刻含義。

如果說“神學的俗化”是蒂利希為了調和宗教與文化的對立而走出的第一步，那么他的最終的目的是在此基礎上走向“文化的神化”。按照蒂利希的觀點，如要真正解除人類的生存困境，則必須消除宗教與文化之間的分裂，而想要消除二者的對立，不僅需要“神學的俗化”，更需要“文化的俗化”。在張志剛看來，從根本意義上講，蒂利希是以一種全新的人文語言探討思想史中的一大難題，即有限與無限的關系問題。綜上，蒂利希將文化賦予神化的結論可以概括為：無論何種文化產物，都是對人類的終極關懷的表現形式，都是存在于宗教之中的。

四、結論

蒂利希的文化神學認為，只有從宗教和文化上把當代處于分裂狀態的各種文化精神統一起來，才能從根本上消除人的精神分裂，消除文化危機，進而從根本上擺脫人類生存懷疑和空虛的困境。而張志剛對蒂利希的宗教哲學的解釋是具有現實主義傾向的、基于信仰主義立場的文化神學，或者在此意義上簡稱為“泛宗教論的文化神學”。所以，人類擺脫生存困境和最終歸宿是源于人的實踐力量之上的全面發展，而不僅僅依靠精神上的終極關懷。

參考文獻：

[1]張志剛.宗教文化學[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2]路易斯?P?波伊曼.宗教哲學[M].黃瑞成，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

[3]安德魯?迪克森?懷特.基督教世界科學與神學論戰史[M].魯旭東，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

篇（6）

山東琴書《祖國舊貌換新顏》正在表演，臺上的演員熱情洋溢，臺下的老百姓掌聲陣陣。

這是青島市黃島區文化廣場上的一幕。從7月到10月，黃島區的四個文化廣場幾乎每天都有群眾文化表演。在青島市的民眾滿意電話問卷調查中，黃島區文化工作的群眾滿意度超過91%。在全青島市多年名列第一。

文化工作：傳遞正能量

薛立群是黃島區宣傳部副部長、文廣新局局長，黨委書記。學生時代，她是膠南師范的校團委副書記、學生會主席。組織同學歌舞、書法表演、比賽，是薛立群如今回憶起來依然覺得快樂而難忘的事情：“同學們參加表演，水準雖然未必很高，但大家發自心里的踴躍表演欲，讓我深刻體會到了‘獨樂樂’不如‘眾樂樂’”。這段共青團工作給了薛立群組織群體工作的經驗，也讓她明白，工作要靠同學來支撐，目的是讓同學心情舒暢。薛立群認為當初的學校共青團工作和現在的文化工作一個道理：文化工作也要靠老百姓來充實，目的是讓老百姓寓教于樂，營造和諧的氛圍，傳遞正能量，推動黨和政府的工作。

黃島區的文化廣場表演，不見光鮮靚麗的明星，由百姓自己組織演出，各村各鎮幾乎都有自己的演出隊伍，他們平日自己在村里、社區里的文化中心預演、排練，節目成熟后預定黃島區的四個文化廣場，進城演出。大場鎮淘金河村有60多戶村民，現在家家有演員、戶戶有編劇。群眾表演的節目會刻成碟片，按家按戶發給村民，每年都能拿到區里文化節目的評獎。在演出中，他們與城區村增加了感情，結成了對子，和城區村簽訂了農產品銷售協議，把花生、白菜銷售到城里。

文化工作是一種軟實力的工作，百姓在充滿正能量的節目熏陶下，社會風氣得到了凈化，走在黃島區的街道上問路，老百姓都會熱情地詳細指明方向，民風淳樸。

“云卷云舒幾十秋，特色紅旗砥中流。“三個代表”興國策，“八榮八恥”辯美丑。這是黃島區隱珠區雙珠詩刊市民劉思星的詩句。

“喜的是兒媳有身孕，依我看，生男生女一個樣，女孩一樣能養老，再不像過去那種舊思想。男女平等新風尚，女人一樣能把總統當。老婆子我的思想多開放，不難為兒媳說短道長。”這是村民于孝均自編的茂腔戲中的唱段。

文化工作顯然不局限于娛樂節目，在黃島區珠海街道社區，健身設施一應俱全，市民可以在閑暇時間來這里鍛煉，不需要費用。書法練習室、戲曲排練場地、舞蹈排練場地應有盡有，書畫展廳免費為市民提供展覽。各個戲曲場地里，不時傳出或悠揚或鏗鏘的曲調，老人、兒童在其間悠然自得地演練或欣賞。

在幾個主要社區的市民文化活動中心，都設有電子閱覽室，市民可以免費上網。在這里了解國家大事、科技前沿、娛悅身心。

“給老百姓提供便利，老百姓愿意來，來了有的玩，有的樂，有的學，我們的群眾工作也就落到了實處，老百姓看你的眼光都是溫暖的。”薛立群說這句話的時候，眼神里充滿了幸福感。

老百姓溫暖的目光最讓自己滿足

在日常娛樂節目里，老百姓的思想得到了凈化，但顯然，如何盡快提升市民、村民的思想，開闊眼界，仍然是一個難題。薛立群在這個問題上，想到了法子。

今年8月，在一次黃島區市民文化大講堂里，普通市民、機關干部人員爆滿，甚至中國石油大學青島校區的幾位教師也來聽課，這次講座的課題是《論儒墨道法系統》，主講人是山東大學副校長陳炎。陳炎教授的課在大學校園里也異常受學生歡迎，聽說他要進社區講課，大學講師也就跟著來聽，吸取營養。而普通市民更是大開眼界，現場掌聲不斷。

把大學教授請入社區是薛立群開闊市民眼界的一個思路，青島大學王照青教授的《孝道絮語》講座，讓年老年輕的市民普遍感到受益匪淺。市民文化講堂、道德講堂把大學教授請進來，為市民提升文化素質開拓了空間。

提升市民視野，自然離不開書籍，黃島區的幾個社區圖書館，任何人都可以隨意進出，無需辦證即可閱讀，農村書屋更是幾乎普及到了所有村鎮，在薛立群的主持下，文廣新局組織開展“愛心圖書漂流驛站”，號召機關干部把自己書架上的一些書捐獻給相對落后的村莊，學校，工地。圖書管理員這個本來相對清閑的工作，如今卻因為需要到處收書、送書變得忙碌起來。

說起這些工作上的新做法，薛立群說：“政府工作可以做得輕松，老百姓看你的眼光也許有羨慕，但心里會有不滿。我們自己忙起來，老百姓得到了實惠，看到干部就像看到家人一樣沒有隔閡，當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成為干部自己內心一種快樂需求的時候，給老百姓做什么也就不覺得累了。”

說夢話，可以歡快地唱出來

作為女性，薛立群走上工作崗位后，做過鄉鎮的“片長”，一個片聯系著七八個小村子；做過副鎮長，分管過教育、衛生、計劃生育、招商引資、小城鎮建設、生態旅游、工業園建設等工作；在薛立群的思想里，工作是第一位的。“干部是塊磚，哪里需要哪里搬。”薛立群笑著說自己的工作經歷。早年分管旅游的時候，她就買了一堆生態旅游的書，學習先進的理念。如今分管文化工作，她成了中國書法家協會的會員。提起筆來，一手好字。

工作忙碌，對家庭難免照顧不周。薛立群的兒子曾幽默地對她說：“媽媽，我明白為啥我個子不很高了，因為人家說經常得到媽媽夸獎的孩子才會長得高，可是我從小就很少見到您，每次見到您，您又都是批評我。”

篇（7）

高三地理教學計劃1

一、加強基礎知識和主干知識的教學

1.全面、扎實地復習基礎知識

近年來，對基礎知識要求的內涵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不再是考查學生記憶基礎知識或是再現基礎知識，而是考查應用基礎知識的能力。但這并沒有降低對基礎知識的要求，反而有所提升，尤其是對地理概念、地理原理的應用在不斷地加強。不直接考查并不意味著不考查，更不意味著學生不必要掌握，而是變相考查、深化考查。

因此在復習基礎知識時，不應該是讓學生記住地理術語、地理原理，關鍵是理解和應用。①認真、細致地復習地理概念：

地理概念是對地理事物本質屬性的抽象概括，是重要的地理理性知識。近年來常大量引用課本以外的情境和素材來進行考查，要求與所學的知識建立聯系。這就要求我們在復習時，對地理概念教學一要準確、全面、系統，二要進行適當拓展。

②把握原理規律，重在聯系應用

地理原理是反映地理事物本質特征和內在聯系的地理理性知識，是前人對地理事物、地理現象的理論概括。地理原理主要有地理事物特征的形成原理，地理事物發生、發展、變化的原理，地理事物之間相互聯系的原理等。近年來對地理原理的考查主要呈現在分析應用上。

在復習地理原理時，一般先分析原理、總結規律，再結合實例、拓展運用，接著推理演繹、尋求步驟，最后強調難點，突破瓶頸。

2.把握主干知識，提高復習效率

近年來，雖然考查的內容覆蓋面廣、但有些內容出現的頻率和分值比較高，其實這些知識正是學科里的主干知識。為了提高備考效率，必須弄清教材的主干知識。高中地理學科的主干知識主要體現在：地理學科的知識觀(地理學科特有的知識)、地理學科的價值觀(人地關系、可持續發展)、地理學科的能力觀(地理空間思維能力、地理綜合分析能力、地理圖象圖表技能)等。

二、培養學科能力，提升地理素養

1.構建思維模型，培養地理思維能力

地理原理的應用和地理問題的分析均具有一定的規律性，學習時可根據這些規律，適當建立學習模式，以培養學生的綜合思維能力。如區域地理學習模式、氣候問題分析模式、日照圖的分析模式、等值線圖分析模式等。

地理學特征的思維品質是空間思維能力和綜合思維能力。空間思維能力表現最為突出的是把握空間位置、空間分布、空間運動的特征，與地圖關系密切。綜合思維能力表現在合理的知識結構以及與此相關聯的分析、比較、推理等思維過程。

2.重視圖表分析，培養圖表技能

地理圖表是近年來高考試卷中重要的內容組成部分，201_年高考試卷全卷共有各類圖表23幅，提高學生的圖表技能是提高成績的關鍵。審圖能力也是重要的地理能力。審圖的一般過程為：①看圖名定主題;②看圖例鎖定區域位置和地理要素;③看要素分布和空間聯系;④分析、歸納、綜合出答案要點。

3.注意創新意識，理解探究過程

創新意識和探究能力是新課程標準所要求的。從201_年的試題中，可以看出，對探究能力的考查主要是探究過程的理解和實踐，體現了學習終身有用的能力和意識。

對地理事物進行探究學習，體驗發現問題、提出問題、研究問題、驗證問題、解決問題的方法和全過程，引導考生了解探究問題的完整過程，培養探究能力。

4.指導解題方法，突破論述瓶頸

首先是提高審題能力，包括審讀文字的能力和審圖的能力。審文字材料中的地理概念要做到“因題制宜”，確定思路，做到三審：一審主題、二審材料、三審賦分。

還要注意分析題目中“句子”的成份：找“主語”——確定主題，認定答題方向;找“定語”——鎖定概念內涵外延，找出目標項，如限定的時刻、季節、月份和地理空間;找“連詞”——看看要你回答幾個問題?這也是常丟分的原因。

對綜合題中的簡答題，要重視語言表達的訓練。表達是思維的外在體現。在語言表達時要落實三要領：

①條理性：一個問題答一段，這樣條理清楚，脈絡分明，也可分點敘述，標明①②③④;不要自始至終一個段落，連標點符號也點不全。

②層次性：把最精彩最重要的放在前面，答案文字要少而精，問什么答什么。但如果沒把握，怕漏答知識點，根據目前的評分標準，則可以適當多答。

③完整性：答題時要求將地理原理與題目設問之間串以一個個地理鏈，使之巧妙相接，盡量具體詳細。如自然的與人文的，有利的與不利的，等等，要全面考慮。

在平時要訓練學生做到答題語言規范、一針見血、言簡意賅。一些易混淆的概念，例如“天氣和氣候”、“地形和地勢”、“水利和水力”、“城市地域形態和空間結構”、“土地和土壤”等，一定要能區分，否則就會詞不達意。

三、平時教學關注身邊、聯系實際。

(1)體現“學習身邊的地理知識”這一新課程理念，以及關注家鄉、熱愛家鄉、建設家鄉的情感培養。在教學中要關注地方特色、開發鄉土教學資源。

(2)關注地理科學的現實問題、熱點問題、體現可持續發展，是教學中仍需大力關注的。現實生活中的素材是高考命題的重要源泉;突出地理學科的綜合性和區域性特點。區域是地理科學的研究單位，區域特征和區域差異是地理科學的研究內容，區域發展是地理科學的研究方向，因此區域也是地理學科試題的重點內容。熱點性、新聞性的問題，不必專門設立一個專題，在復習到每一個具體專題時，都要有意識地聯系和聯想當今世界和中國發生了哪些與本課內容有關聯的新聞事件，思考一下其中含有什么樣的地理背景和地理意義。

四、二輪復xxx度安排與專題設置

(1)201_年2月至3月5日，復習完選修《海洋地理》、《環境保護》(各2個教學案)，不再進行二輪復習。

(2)201_年3月月7日——4月30日，完成必修1、2、3的二輪復習。二輪復習不同于一輪復習，要體現跨章節和跨版本的整合，不能照本宣科再來一遍。我們的構想是設置13個專題25個教學案：

①地球運動專題(2個教學案，地球運動的特點和地理意義等基礎知識1個，日照圖解讀與訓練1個)

②巖石圈與地表形態專題(2個教學案，地球圈層結構及地殼物質循環、海底擴張學說1個;內外力作用對地形的影響、板塊運動1個)

③大氣運動及天氣系統專題(3個教學案，大氣受熱過程與全球氣候變化1個，熱力環流、三圈環流、季風環流1個，氣候特征、氣候成因及氣候類型判斷1個)

④氣候類型分布與自然帶分異規律專題(1個教學案)

⑤水循環與洋流專題(1個教學案)

⑥自然資源及其跨區域調配專題(結合必修3及海洋地理、環境保護，2個教學案)⑦環境問題與自然災害專題(結合中國地理、海洋地理、環境保護，1個教學案)

⑧區位分析專題(6個教學案，工業區位類型與工業區位條件分析1個，世界和中國重要工業基地1個，農業區位因素(包括東北農業基地建設)1個，農業地域類型(包括亞洲水稻種植業、美國商品谷物農業、澳大利亞混合農業、乳畜業)1個，交通點線布局與建設熱點1個，城市區位因素及城市內部功能區布局1個)

⑨人口與城市化專題(2個教學案，人口增長特點與人口問題和人口容量1個，人口遷移與城市化1個)

⑩國土整治與區域可持續發展專題(2個教學案，水土流失(包括滑坡泥石流)與土地荒漠化(包括沙塵暴)治理1個，區域資源開發與可持續發展(包括五大湖、魯爾區、山西能源基地、長江流域等)1個)

⑾產業轉移專題(1個教學案)

⑿空間定位專題(結合世界區域地圖、中國區域地圖，1個教學案)

⒀等值線專題(自然、人文，1個教學案)

(3)201_年5月3日——28日，綜合模擬訓練

(4)201_年5月30日——高考前，考前應試心理輔導，學生自主回顧、質疑問難

高三地理教學計劃2

一.工作思路

遵照學校今年本期的工作計劃，我們高三地理科在本期的工作思路主要是：努力提高教育教學質量，力爭取得2019年高考的優異成績。

二.工作目標

1.上好每堂課，規范課堂教學。根據2019年考試說明，逐一落實考點。努力完成學校下荙的高考任務。上重點線的人數超過目標上本科線的人數超過要求上專科線的人數超過98%。開展培優和補差的工作關注尖子生力爭在2019年的高考中再現地理學科的輝煌。

2.按質按量完成學校在創建工作中所下荙的各項工作。根據教學處和教務處各項工作計劃高三地理科要求每位教師完成教育教學檔案資料工作(包括教師個人計劃、總結、教案、聽課本、積分冊;教研組計劃、總結、教研活動報表;科組計劃、總結、教研活動報表、第二課堂活動報表)。進行多媒體輔助教學工作80%以上的教師能運用多媒體輔助教學，課時覆蓋率50%以上;能純熟制作開發課件，優化課堂教學。

3.按新高考的要求上好每一堂課，做到考點過關，能力過關。

三、工作要求

在第一輪復習中，堅持從嚴要求，做到以下幾點：

1、鉆研考綱和教材，對教材內容進行歸納總結。著眼教材，建立必修概念系統網絡，進行全面系統地復習。

(1)全面了解教材，掌握重點。

(2)突出主干，落實基礎，做好用好概念系統化。

(3)留意總結，特殊是地理事現象、規律分析與歸納。

2、努力提高教育教學質量。

(1)集體備課：備課是提高課堂教學效率的根本途徑。要在鉆研教材的基礎上備課，要在掌握高考方向的基礎上備課，要在全面了解學生的基礎上備課。

加強集體備課，發揮集體的聰明。將集體備課落到實處，而不是流于形式，按學校安排本科組每周于周三下午第八節在五樓教師辦公室進行。

(2)上課：在集體備課的基礎上認真上好每一課，提高課堂教學的效率。要時刻關注學生的成長，因材施教，補差提優。要留意做到講練結合。加強對學生的學法指導。

(3)課后反思：總結課堂得失，養成課后反思的習慣，在反思中求進步。

(4)完善聽課制度，取長補短，年輕老師多向老教師學習，共同提高。

(5)遵照學校安排，堅持做好教學常規。

3、全面備考，習題精選、精練、精評

堅定執行學校提出的習題系列化教學要求，對試題要精心組合。從不同的習題難度入手，結合學生的實際情況，課堂上合理安排學生訓練時間。試題講解要及時，要講透，要留意解題方法，解題思路的培養，回元強調答題的規范化，地理語言的專業化。提高學生的解題析題能力。

四.工作措施

為荙到今年的高考目標我們高三地理科a組決心：同心協力、齊抓共管;既要質量、又元數量。清楚措施如下：

1.充分利用每節課，對基礎較差的同學還是以夯實基礎為主，在高考中提高基礎分;對基礎較好的同學在夯實基礎的同時，提高他們的學科能力，力爭提高第二卷的分數。為荙到這一目的，我們全體高三教師要齊心協力，

共同抓重點，釋疑點，收集今年的高考信息。

2.切實搞好培優和補差的工作，培優工作主要由周、羅老師負責，對象主要以第一層次班的學生為主，清楚措施是：關注尖子學生答題的正確規范，上課加大容量;每兩周訓練一套高質量的模仿試題;與尖子生進行個別談話

輔導。對基礎較差學生的補差工作主措施是，按照考綱的要求落實基礎知識扎扎實實搞好基礎知識的復習。

3.加強對學生的心理輔導，考生的知識水平是衡量高考的成敗標準，但是，考生的心理素質也是不可忽視的。考生的思想負擔過重，精神過度緊張，勢必影響到考生的知識水平的畸形發揮。臨考之際，良好心理狀態是十分重要的。在平時的教學中要培養學生好的心態，不要使學生在平時的考試中患得患失，要培養他們大度的心理。

4.加強文科地理的教學，本期文科地理教學的主要任務是完成一輪專題復習任務、講練結合，夯實基礎，為深圳一模、二模和高考作預備。

5.配合各部門做好各項工作，科組及老師果斷按質按量完成各項任務。

高三地理教學計劃3

一.指導思想以新課程標準為指導,以教材,大綱為依據,以考試說明為準繩,充分研究高考.不斷進行高三地理課堂教學改革,探索高三地理教學模式,增強地理課的針對性和實效性.培養學生分析問題,解決問題和應用的能力,提地理學科的教學質量

二.工作目標

.1充分研讀地理大綱,考綱和課程標準,讓學生形成地理學科思想和地理思維方式.改變教學觀念,向課堂要質量,相信學生,發揮學生學習主體作用,培養學生的地理思維能力,給學生以思考和融會貫通的時間

.2加強教研,研究考綱考題,研究課堂教學模式和方法,研究對學生學習指導方法,研究熱點問題與教材知識的結合,精選例題,練習題.

3進行有效的知識落實,把課堂作為知識落實的主渠道,及時進行"章結","單元過關"和"月清".

4使學生的學科成績在優生率,平均成績和合格率上有明顯提升,使高考能上一個新臺階.

三.采取措施

1,周密計劃,有序復習

高三地理復習一般分三輪:第一輪基礎復習到20__年3月底,其任務是復習考點,系統知識,形成網絡,夯實雙基,基本上是教師圍繞考點講重點,難點,疑點,學生在教師的指導下,詳讀教材,注重課本知識的掌握,加強基本知識和基本技能的訓練.第二輪專題復習從4月上旬到5月上旬,其任務是完善體系,重組知識,訓練能力.一般是學生練,教師導和評.專題復習指導,導基礎,導方法;練運用,練技能;評錯因,評思路.第三輪綜合復習在5月中下旬,其任務是整合知識,綜合運用,掌握技巧,全面培養能力.一般采用練,評,看方式.練綜合運用,練重組整合,練應試技能;評解題思路,評答題規范;看錯點誤點,追根溯源.

2,學綱研題,把握高考

①學"兩綱"

"兩綱"即地理教學大綱和文綜考試說明中的地理部分.目前高考考慮到中學教學的實際,是以地理教材為基本內容,以兩綱為基本依據,以新課標為方向來命題的.因此如果對"兩綱"不熟悉,對教材內容不理解,不掌握,就談不上高考要求的靈活運用知識了.學"兩綱"就要做到:綱綱對照,綱本(課本)對照,綱題(高考題)對照和新舊對照(特別是考綱的變化).

②研"兩題"

"兩題"即高考題和訓練題.在兩題研究方面做到"五找":對歷年高考試題整體研究找共性;對近三年高考試題重點研究找趨勢;對相同考點的試題對比研究找變化;對不同模式的試題分類研究找差別;對各地考試題集中研究找信息.

通過"兩綱"的學習和"兩題"的研究,做到:對考試目標,能力要求,考試內容和形式心中有數,對高考題型和難度獲得一種感性認識,以增強復習時的目的性和針對性,減少復習的隨意性和盲目性.

篇（8）

不同地域有各自的歷史文化，不同地域的歷史文化有不同的特點和特色。齊魯大地，因為是先哲孔子和孟子的故鄉，因他們而發軔的齊魯文化聞名中外;位居我國西北的三秦大地，因為有了半坡遺址、秦始皇陵、兵馬俑、昭陵、乾陵等古代遺跡而使三秦文化大放異彩;地處中原的洛陽、開封因有多朝立都而被國家命名為歷史文化名城;即便位處嶺南一隅的桂林，也因為古代文化遺址眾多、古代文人墨客來往者眾多而位列國家歷史文化名城。既然各地都有各具特色且豐富多彩的地方歷史文化，如能將其編寫成地方歷史文化讀本，作為古代文學教材的重要補充，不僅能極大地拓展古代文學的外延，而且能極大地豐富古代文學的教學內容;同時，還會進一步拉近歷史與現實的距離，讓學習內容在學生的心目中更加可親可近，從而極大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提高教學效果。

(二)創新教學方法，變以課堂教學為主為課堂教學與實地參觀并重

以前的成高教學很容易落入普高教育之俗套，即內容上以文學史及理論學習為主，方法上以課堂教學為主，全然不顧學校特點和學生實際，導致教學效果不佳。為了扭轉這樣的局面，成高教學應大力改革、創新教學方法，變以課堂教學為主為課堂教學與實地參觀并重，著力加強教學的形象性、具體性，從而不斷提高教學效果。以桂林為例，因為桂林擁有眾多的文化遺存遺址(如甑皮巖遺址、興安靈渠、獨秀峰下東晉顏延之讀書處、唐曹鄴南溪山石刻、宋城墻、明王城等)。這些遺存遺跡反映了古代桂林燦爛的文化。它們大多位于市內或城郊，有的步行可達，有的騎自行車半小時可到，它們就在我們眼前或身邊。在進行古代文學教學時，我們不妨把更多的時間從課堂搬到具體現實環境中，使教學從死板變活潑，從抽象到具象，使學生從昏昏入睡到興趣盎然。如當我們學習到先秦文化的時候，不妨帶學生到興安靈渠進行文化參觀，考察靈渠修建年代、修建的原理、修建的巨大歷史意義等;當我們學習到東晉陶淵明的時候，不妨帶學生參觀獨秀峰下顏延之讀書巖，讓學生了解當陶淵明“除荳麥苗稀”“戴月荷鋤歸”的時候，顏延之正在獨秀峰下挑燈夜讀的故事;當我們以愉快、輕松的心情欣賞李白的《朝辭白帝城》“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的時候，我們不妨在學期考試結束以后帶學生到漓江乘舟而下，體驗一下當時的心情;當我們學習元雜劇的時候，我們不妨了解一下古代的桂林(乃至廣西)有哪些戲曲形式，哪些已經消亡，哪些還在流傳中，消亡了的“廣西文場”有什么特點，是否還可以挖掘、整理，使之復活?還在民間廣泛流傳的“桂林彩調”與“京劇”“昆曲”有什么不同?是否可以找出桂林彩調，如“黃三打鳥”或“三看親”進行排練?等等。其實，在古代文學教學中，只要我們能與地方歷史文化恰當結合起來，就能使課堂生動起來，形象起來，不斷激發學生學習興趣，從而起到事半功倍的教學效果。

(三)深入實地考察，繪制地方古代文化文學地圖

一個地方具有如此豐富的古代文化文學資源，如何讓它們更具象更有效地保留在我們的記憶中呢?通過實地考察，繪制一個地方古代文化文學地圖不失為一種好方法。桂林既然是一座歷史文化名城，文化文學遺跡遺存眾多，我們不妨在給學生布置作業時進行大膽的改革，把過去那種以分析作家作品為主，變為讓學生利用課余時間下到實地，分門別類地對文化文學遺跡或遺存登記或拍照，然后根據登記或拍照的情況，繪制一幅當地文化文學的實景地圖，這樣更能提高學生印象，從而提高教學質量。

(四)舉辦各種沙龍，讓地方歷史文化在我們的手中不斷得到傳揚與傳承

在傳統的成高教學中，舉辦沙龍真是少之又少的。這往往囿于一種觀念:沙龍多數是普高才采用的一種學習與交流的方式，成高沒有必要搞。其實不然，不管哪一類學校，都是可以搞沙龍的。作為成高來說，圍繞地方歷史文化，搞幾次沙龍，不僅必要而且可行。再以桂林為例，地方歷史文化如此豐富、厚重，不妨舉辦以“桂林石刻”“桂林古代狀元”“臨桂詞派”等為內容的沙龍，讓學生搜集、研究這些文化現象的形式、內容、特點以及來龍去脈，從而加強學生對地方歷史文化的認知，加強對地方歷史文化的自豪感，加強傳承地方歷史文化的使命感和責任感，為地方當代文化建設做出應有的貢獻。

篇（9）

二、地方歷史文化融入成高古代文學教學的思路

(一)編寫地方歷史文化讀本，作為古代文學教材的重要補充

不同地域有各自的歷史文化，不同地域的歷史文化有不同的特點和特色。齊魯大地，因為是先哲孔子和孟子的故鄉，因他們而發軔的齊魯文化聞名中外;位居我國西北的三秦大地，因為有了半坡遺址、秦始皇陵、兵馬俑、昭陵、乾陵等古代遺跡而使三秦文化大放異彩;地處中原的洛陽、開封因有多朝立都而被國家命名為歷史文化名城;即便位處嶺南一隅的桂林，也因為古代文化遺址眾多、古代文人墨客來往者眾多而位列國家歷史文化名城。既然各地都有各具特色且豐富多彩的地方歷史文化，如能將其編寫成地方歷史文化讀本，作為古代文學教材的重要補充，不僅能極大地拓展古代文學的外延，而且能極大地豐富古代文學的教學內容;同時，還會進一步拉近歷史與現實的距離，讓學習內容在學生的心目中更加可親可近，從而極大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提高教學效果。

(二)創新教學方法，變以課堂教學為主為課堂教學與實地參觀并重

以前的成高教學很容易落入普高教育之俗套，即內容上以文學史及理論學習為主，方法上以課堂教學為主，全然不顧學校特點和學生實際，導致教學效果不佳。為了扭轉這樣的局面，成高教學應大力改革、創新教學方法，變以課堂教學為主為課堂教學與實地參觀并重，著力加強教學的形象性、具體性，從而不斷提高教學效果。以桂林為例，因為桂林擁有眾多的文化遺存遺址(如甑皮巖遺址、興安靈渠、獨秀峰下東晉顏延之讀書處、唐曹鄴南溪山石刻、宋城墻、明王城等)。這些遺存遺跡反映了古代桂林燦爛的文化。它們大多位于市內或城郊，有的步行可達，有的騎自行車半小時可到，它們就在我們眼前或身邊。在進行古代文學教學時，我們不妨把更多的時間從課堂搬到具體現實環境中，使教學從死板變活潑，從抽象到具象，使學生從昏昏入睡到興趣盎然。如當我們學習到先秦文化的時候，不妨帶學生到興安靈渠進行文化參觀，考察靈渠修建年代、修建的原理、修建的巨大歷史意義等;當我們學習到東晉陶淵明的時候，不妨帶學生參觀獨秀峰下顏延之讀書巖，讓學生了解當陶淵明“除荳麥苗稀”“戴月荷鋤歸”的時候，顏延之正在獨秀峰下挑燈夜讀的故事;當我們以愉快、輕松的心情欣賞李白的《朝辭白帝城》“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的時候，我們不妨在學期考試結束以后帶學生到漓江乘舟而下，體驗一下當時的心情;當我們學習元雜劇的時候，我們不妨了解一下古代的桂林(乃至廣西)有哪些戲曲形式，哪些已經消亡，哪些還在流傳中，消亡了的“廣西文場”有什么特點，是否還可以挖掘、整理，使之復活?還在民間廣泛流傳的“桂林彩調”與“京劇”“昆曲”有什么不同?是否可以找出桂林彩調，如“黃三打鳥”或“三看親”進行排練?等等。其實，在古代文學教學中，只要我們能與地方歷史文化恰當結合起來，就能使課堂生動起來，形象起來，不斷激發學生學習興趣，從而起到事半功倍的教學效果。

(三)深入實地考察，繪制地方古代文化文學地圖

一個地方具有如此豐富的古代文化文學資源，如何讓它們更具象更有效地保留在我們的記憶中呢?通過實地考察，繪制一個地方古代文化文學地圖不失為一種好方法。桂林既然是一座歷史文化名城，文化文學遺跡遺存眾多，我們不妨在給學生布置作業時進行大膽的改革，把過去那種以分析作家作品為主，變為讓學生利用課余時間下到實地，分門別類地對文化文學遺跡或遺存登記或拍照，然后根據登記或拍照的情況，繪制一幅當地文化文學的實景地圖，這樣更能提高學生印象，從而提高教學質量。

篇（10）

本課程所講是狹義的人文地理學，在學習過程中將全部內容劃分為六個部分：

第一部分是緒論，介紹人文地理學的對象與任務、人文地理學的發展歷史和人文地理學的思想進程和學習要點。

第二部分以TerryG.Jordan的TheHumanmosaic一書為基礎介紹文化地理學的相關理論。內容包括分布區，擴散，文化生態學，文化整合和文化景觀五個方面，并對相關的人地關系理論分別進行介紹。

第三部分從人的群體性特征出發，分別介紹“人口與發展”和“人口的分布與遷移”。

第四部分介紹農業與工業。基于對農業和工業本身就是文化產物和二者與上層建筑相互作用關系的認識，以農業與工業的發展過程為主線，以空間的格局作為其發展的空間表現來闡述。

篇（11）

收稿日期： 2013-05-02； 修訂日期： 2013-10-14

基金項目：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城市化過程中城市象征空間特征、演變及地方建構研究——基于建成環境符號景觀的視角”（41161026）、“中國城鎮書法景觀的地理分異及地方感過程的案例研究”（40871072）。

作者簡介： 唐文躍（1973-），男，博士，江西財經大學旅游與城市管理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為游憩地理與地方感研究。符號學家恩斯特·卡西爾認為“人是符號的動物”（Cassirer，1944）。人不僅生活在物質世界中，同時也生活在自己創造的符號世界中。人類生活的符號世界同時也是一個由各種文本構成的世界。文本是一個（一套）具有獨立意義的符號或符號集成。隨著現代社會信息化進程的推進，人類生活的世界日趨符號化和文本化。人們生活在一個由各種符號和文本構成的“超真實”（hyperreality）的世界里。當人類生活的世界成為一個文本的世界、象征（符號）的世界，人文地理學所關注的人地關系具有怎樣的新內涵？這為人文地理學（尤其是社會、文化地理學）提出了新的研究課題。地理學家段義孚提出，可用（指導行為的）符號（signs）、（引起情感的）情感符號和（影響思維的）象征（symbols）來研究人類世界（Tuan，1978）。Salter等認為，對景觀含義和秩序的探尋是地理學的義務，這可以促進人們對周圍世界人文含義的更深理解（Salter，et al.，1977）。Gold進一步指出，需要研究人類經歷的具有符號價值的景觀（Gold，1980）。從符號景觀的角度進行空間的社會文化意義分析，是社會、文化地理學研究的重要方向。西方新文化地理學注重分析景觀的符號學意義，研究景觀是由哪些符號構成了可供閱讀的文本，認為地理學家的工作在于解讀這些文本（周尚意，等，2004）。西方新文化地理學的空間象征符號意義研究引起了國內學者的關注（周尚意，2004；唐曉峰，等，2008；李蕾蕾，2004，2005），并出現了若干文化景觀符號的地理學研究案例，如地名景觀的研究（朱竑，等，2009）、書法景觀的研究（張捷，2003；Zhang，et al.，2006）等。書法作為人文景觀元素，與其它人文、自然景觀元素組合，形成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特殊文化景觀。書法的地理學研究自1990年代后逐漸為國內研究者所重視。張捷（2003）認為，書法地理學是研究作為文化景觀和人地關系產物的書法現象的特征及其空間分布規律，以及書法對人類空間感知與行為的影響的學科。書法地理學研究，必須將書法作為文化景觀和環境、作為人地關系的產物和反映，著重關注書法作為景觀元素如何作用于人地關系、如何影響人的環境感知、空間行為模式以及地方感形成等問題的研究。書法景觀（Calligraphic landscape）是指由一定規模或視覺效應的書法作品在特定地理空間范圍內集中展現而形成的具有特殊外部視覺特征和特殊地方感的場所環境或空間（張捷，2003）。以往的書法景觀研究以宏觀人地關系的視角為主，如從人地關系的視角來闡釋書法風格的地域特征（吳慧平，2001；馮健，胡牧，1999；馮健，張小林，1999）、自然景觀與書法審美（Zhang，et al.2006；張捷，等，2004）、地理環境對書法風格的影響（董明輝，吳慧平，1997）等。近幾年，研究重點轉向微觀視角的書法景觀研究，如作為文化符號的書法景觀對人的環境感知、環境行為和地方感的影響等。書法景觀作為具有中國特色的特殊文化景觀和文化符號，被廣泛應用于旅游景區而成為旅游景觀的重要類型。書法景觀與旅游發展的關系（Zhang，et al.，2008；張捷，等，2010），旅游景點書法景觀的公眾知覺特征（張捷，等，2012a），游客對書法景觀的態度、原真性感知、體驗及其限制因素（Zhang，et al.，2012；Zhou，et al.，2012；Qi，et al.，2013），城鎮書法景觀的空間分異（張捷，等，2012b），游客的書法景觀感知意象（柯立，等，2010），居民對書法景觀的感知和認同（肖瀟，等，2012a），游客在書法景觀旅游地的地方感（肖瀟，等，2012b），書法景觀在景區旅游意象構建中的作用（尹立杰，等，2011）等得到了研究者的關注。但現有的研究較少涉及旅游景區的書法景觀對旅游者產生的行為效應問題。本文以旅游景區中的書法景觀為例，探討作為文化景觀符號的書法景觀的符號效應，以期為旅游景區的書法景觀設計、特定旅游氛圍的營造提供參考與借鑒。

1旅游景區書法景觀符號效應概念模型旅游景觀的基本功能在于表征并向旅游者傳遞某種意義，而意義的表達總是借助于各種各樣的符號，因而旅游景觀具備了象征符號的特征，旅游景觀的營造過程本質上是一個地方建構過程和符號化過程。文化旅游景區的符號化特征尤為明顯，其中最為突出的是主題公園等人造景觀，有的已經完全為符號和幻象所編碼，各種人造符號景觀以及由符號構成的文本把旅游景區變成一個“超真實”的世界，游客在其中獲得特定的旅游體驗。自然旅游景區的符號景觀也比比皆是，成為自然景觀的點綴或作為營造特定旅游氛圍的景觀元素。符號除了能夠表達某種意義，還會對人的感知和行為產生某種影響，這種影響即是符號效應。因而符號效應是人與符號景觀相互作用過程中產生的心理反應和行為意向。在中國傳統書法文化熏陶下，人們在書法景觀空間中能產生一種特殊的體驗和行為反應模式，這就是書法景觀的符號效應，這種效應是書法景觀與旅游者相互作用的產物。旅游景區的書法景觀由自然環境、人文環境和書法作品本身3個元素構成。在景區游覽過程中，對于書法景觀的內容和藝術形式，旅游者習慣于產生鑒賞和評價的行為反應。其次，書法景觀向人們傳遞的文化信息，使人們感受到一定場所環境或空間的文化內涵和氛圍。此外，旅游景區的書法景觀具有景觀審美引導作用，尤其當書法作品的內容和藝術風格與景區的風景特征相協調時，可以對景區景觀審美起到提示、暗示的引導作用。因此，旅游景區的書法景觀對旅游者產生3個維度的符號效應：書法鑒賞、文化象征和審美引導，由此構建旅游景區書法景觀符號效應概念模型（見圖1）。在這種符號效應作用下，旅游者在書法景觀空間中形成書法景觀地方感，因而符號效應是書法景觀地方感形成的中間環節。圖1書法景觀符號效應概念模型

①②③引自：周有光.論桂林石刻與山水旅游的關系.桂林旅游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3（5）：6871.2研究區域與研究方法中國石刻素有“唐碑看西安，宋刻看桂林”之說①。桂林石刻以摩崖為主，分布于各風景名山洞府，歷史悠久、內容豐富、數量眾多、精品紛呈，形成“摩崖殆遍”、“諸山無一處無摩崖”（葉昌熾《語石》）②之奇觀。桂林石刻是桂林山水的靈魂和精華，也成為桂林山水旅游的重要內容，素有“看山如觀畫，游山如讀史”（陳元龍《龍隱巖詩》）③之譽。從桂林石刻的分布情況來看，數量最多的是普陀山石刻，現處在市區七星公園內，疊彩山也是現存石刻數量較多的地方（鄭艷萍，胡海勝，2006）。疊彩山和七星公園都是桂林旅游的必到之處。因而，本文選取石刻景觀分布較集中的疊彩山和七星公園作為調查地點對旅游者展開調查。

2.1問卷設計與調查問卷調查內容主要包括旅游者對書法景觀（主要是摩崖石刻）感知、旅游者對書法的認知和愛好、旅游者人口統計學特征等。書法景觀感知測量量表采用從1（代表“非常不同意”）到5（代表“非常同意”）的5分制Likert量表。調查小組于2009年7月14日至16日在桂林疊彩山、七星公園等處對旅游者展開問卷調查和訪談，共發放問卷1300份，回收整理后得到有效問卷1180份，問卷有效率90.8%。借助統計分析軟件SPSS 16.0進行分析，調查樣本的基本情況如下表（見表1）。

2.2問卷信度與效度通過可靠性分析并結合變量相關系數和變量共同度進行綜合考察，剔除“讀懂摩崖石刻上的內容對您來說常常是一件困難的事”、“摩崖石刻等書法景觀與旅游景區的總體環境非常協調”等降低量表整體可靠性的陳述項，最終獲得一個由10個陳述項組成的量表，總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數為0.804，具有較好的信度。書法鑒賞、文化象征和審美引導3個維度的測量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數分別為0.674、0.751、0.712，量表的內在信度尚可（見表2）。下文因子分析表明，量表具有較好的結構效度。

3結果分析

3.1旅游者的書法認知書法作為一種傳統文化已廣泛為國人所熟悉，然而書法作為一門高難度的藝術，并不是每個人都對其有持久的濃厚興趣和鑒賞能力。問卷中設計了相關問題調查被訪者對書法和書法景觀的認知狀況。被調訪者中，具有書法業余愛好的占39.3%，上一次拿起毛筆寫字是在一年之前的占54.0%，曾經因為興趣練習過硬筆書法的占72.5%，63.4%有欣賞書法作品的習慣，購買帶有書法元素的紀念品時，40.9%是因為喜歡書法而購買相關紀念品。調查結果表明，旅游者潛意識中對書法藝術有一定的興趣，書法元素對旅游者具有較大的吸引力。從多數游客喜歡以帶有書法元素的景觀為背景拍照留念也可以看出旅游者對書法藝術的偏愛。因而書法元素可以普遍應用于旅游景區和旅游紀念品中，以滿足旅游者對書法藝術的審美需求。本文調查顯示，來桂林前聽說過桂林的書法景觀（摩崖石刻等）的占59.7%，43.7%的被訪者認為桂林的摩崖石刻等書法景觀的旅游吸引力大，60.5%認為桂林的書法景觀（摩崖石刻等）具有一定特色。可見，旅游者對桂林的書法景觀認知度較高，書法景觀已成為桂林旅游景觀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3.2書法景觀符號效應總體特征從測量量表的總均值來看（M=3.69），旅游景區的書法景觀對旅游者的旅游感知和體驗產生了一定的影響，書法景觀具有某種程度的符號效應。從各測量項得分均值來看，旅游者對書法景觀的文化象征意義感知較高（M=3.96），普遍認為，摩崖石刻等書法景觀是一種文化符號，可以增加景區的文化內涵，增強景區的文化氛圍。旅游者對景區的書法景觀具有一種鑒賞意識（M=3.52），但這種鑒賞仍然是淺層次的內容識別，還沒有普遍深入到字體和書法藝術風格等專業層次的鑒賞上。此外，景區的書法景觀也對旅游者的旅游審美產生了一定的影響（M=3.58）（見表2）。

3.3書法景觀符號效應結構特征運用因子分析探討旅游景區書法景觀的符號效應維度結構特征。經檢驗，KMO值=0.842，Bartlett值=2700，p

3.4書法景觀符號效應差異特征以書法景觀符號效應各維度的均值為變量，運用方差分析方法分析各維度在不同性別、年齡、職業、收入、文化程度等旅游者之間的差異，從而考察這些因素對書法景觀符號效應的影響。因某些組別樣本量太少，為盡量消除因此對分析結果可信度的影響，忽略了樣本量太少的級別進行組間方差分析（見表3）。

（1） 書法鑒賞效應差異由表3可知，書法鑒賞維度在不同性別、年齡、收入和職業的旅游者之間存在顯著差異，書法鑒賞維度反映了被訪者的書法鑒賞習慣和興趣，分析表明書法景觀對旅游者產生的鑒賞效應存在顯著差異，這與旅游者對于書法景觀的鑒賞習慣和興趣有關。結合均值比較可知，書法景觀對男性旅游者（M=3.56）的鑒賞效應顯著大于女性旅游者（M=3.45），對25～44歲的旅游者（M=3.55）的書法鑒賞效應顯著大于15～24歲的旅游者（M=3.37），對平均月收入在1001～2000元（M=3.60）和2001～3000元的旅游者（M=3.53）的書法鑒賞效應顯著大于月收入在500元以下旅游者（M=3.37）；對專業/文教技術人員（M=3.68）的書法鑒賞效應顯著大于學生（M=3.37）。由此可見，旅游景區書法景觀的符號效應與作為受眾的旅游者的書法文化藝術素養和興趣有關，同時也說明書法景觀作為一種藝術形式具有特定的鑒賞群體，從受眾的角度來看，書法景觀的藝術鑒賞效應并不具有普遍意義。（2） 文化象征效應差異文化象征維度在不同組別的旅游者之間均不存在顯著差異，這說明書法景觀對于旅游景區文化內涵和氛圍的表征作用得到了旅游者普遍的、無顯著差異的認同，書法景觀的無顯著差異的文化象征效應主要是基于旅游者相同的傳統文化背景和對書法文化的普遍認同。我國書法文化源遠流長，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書法景觀也成為中國特色文化景觀符號，書法的傳統文化象征作用普遍被運用于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書法景觀的這一功能對于中國人而言已是根深蒂固。因而，在特定的景區和合適的場所，書法景觀具有普遍的文化象征意義。（3） 審美引導效應差異審美引導維度在不同組別的旅游者之間也不存在顯著差異，書法景觀對旅游者景觀審美的引導作用也是普遍和無顯著差異的。旅游景區的書法景觀影響到旅游者的旅游審美心理活動及其對旅游景觀的感知、欣賞和評價，并進而影響到旅游者的旅游體驗和旅游滿意度。書法景觀對旅游者的審美心理活動、游覽行為和旅游體驗的作用機制有待于進一步研究。而書法景觀的審美引導作用對于旅游者具有普遍意義，值得旅游研究者、規劃者和旅游資源管理者重視。4結論與討論通過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結論。（1） 書法景觀作為旅游景區的重要人文景觀，旅游者總體上對其具有較高的景觀認知和鑒賞興趣，也得到了旅游者較高的文化認同。（2） 書法景觀對旅游者產生了一定程度的符號效應，具體表現在書法鑒賞、文化象征和審美引導3個方面；書法景觀對旅游者產生了書法鑒賞的外在行為、旅游文化環境知覺和旅游景觀審美引導3次層次的行為效應。（3） 書法景觀的符號效應在書法鑒賞方面存在顯著差異，而在文化象征和審美引導方面無顯著差異。符號效應與作為受眾的旅游者的書法文化藝術素養和興趣有關。書法作為具有中國特色的傳統文化景觀已被廣泛應用于人們的生活、工作和游憩中，是塑造中國特色文化場所的極為重要的景觀元素符號，也是形成特殊地方感的重要影響因素。文化景觀有一種可以感覺到但難于表達出來的“氣氛”（湯茂林，金其銘，1998）。張捷（2003）認為，書法景觀是一種具有特殊地方感的場所環境或空間。因此，可將人們在書法景觀空間中形成的地方感稱之為書法景觀地方感。書法景觀的符號效應研究，有助于揭示人們的地方感和環境行為與書法景觀之間的關系，對于旅游景區書法景觀的設計和景區文化氛圍的營造等實際問題也具有理論指導意義。本文是這一課題研究的初步嘗試，書法景觀對旅游者的景觀審美過程的引導、書法作為景觀元素對旅游者的游覽行為和地方感的影響及其作用機制等問題，還有待于進一步研究。此外，書法的公眾知覺是書法美育和書法文化傳承的前提和重要途徑。日常生活環境中的書法景觀是書法文化的重要載體，對于書法美育和書法文化傳承具有與純藝術領域的書法作品同等重要的作用。對日常生活環境中的書法景觀的審美活動是書法公眾知覺的重要方面，是一種日常生活化的書法美育活動，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和更廣泛的公眾覆蓋面，這對于我國書法文化傳承具有重要意義（張捷，2011）。從這個意義上說，本文的研究對于探索日常生活環境中的書法美育及書法文化傳承的有效途徑同樣具有重要意義。（感謝張宏磊、盧韶婧、李倩、王嵐、祁秋寅、柯立、廖仁靜、董曉莉在問卷調查中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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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n the Symbolic Effects of Calligraphic

Landscape of Scenic Spots in Guilin

TANG Wenyue

（School of Tourism and Urban Management，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