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表云整理的11篇外宣翻譯論文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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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H059

文獻標志碼：ADOI：10.3969/j.issn.1008-4355.2017.03.14

翻譯過程是作為主體的譯者在一定時空條件下以特定文本意義再生為根本任務，以特定譯文生成為最終目標而進行的語際間符號轉換實踐活動。它以原文本的存在為根本前提，以譯者一系列的人為決定作為組成要素，因此，翻譯總是一種有理據的行為。翻譯研究實現文化轉向后，盡管譯者在翻譯理據的選擇上獲得了更大的自由，但如何選擇恰當的理據，如何確保所選理據的有效性和可靠性，仍然是一個值得嚴肅思考的問題[1]。為此，本文嘗試在實施中國文化走出去以及建設中國文化軟實力戰略的新時代背景下，談談文化外譯過中翻譯理據的選擇原則問題。

一、何謂翻譯理據

理據（motivation）一詞最初源于心理學，是心理學學科的重要概念，意為某一現象或行為的理由和依據，也作動因解。從翻譯角度看，所謂理據就是指在譯文生成過程中隱匿在譯者翻譯行為背后、促使譯者對構成原文的各要素進行某種解讀或意義闡釋，作出某種翻譯策略或方法的選擇，并最終形成某種物化結果（即譯文）的理由和根據。它具體表征為影響或制約譯者翻譯行為的一切相關因素，如源文本因素、源文化因素、目標語文化因素、目標讀者因素、翻譯政策因素、意識形態因素、時代因素、贊助人和出版者因素以及譯者自身的知識結構因素、價值取向因素、審美偏好因素、所處環境因素等。由于特定的翻譯理據既決定了譯者對原文意義的闡釋方式，又決定了其翻譯策略或方法的最終選擇，因此它對譯文的最終形成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試看以下《春曉》的兩則譯文：

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

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

譯文 1： I slept in spring not conscious of the dawn，

But heard the gay birds chattering all around，

I remember， there was a storm at night，

Pray， how many blossoms have fallen down？

（by Robert Payne， 1947）

譯文 2： Late！ This spring morning as I awake I know.

All round me the birds are crying， crying.

The storm last night， I sensed it fury.

How many， I wonder， are fallen， poor dear flow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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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五糧液集團有限公司.［EB/OL］，2010-8-26.

［6］陳敏.談外宣翻譯中的譯者主體性［J］.湖南科技學院學報，2006，27，（8）：168-171.

［7］祁世明.試析外宣翻譯的特點及策略［J］.滁州學院學報，2009，11，（6）：41-3.

［8］趙浩生.政治游說、國際公關與中國形象一趙浩生教授清華大學演講錄.國際新聞界，2001，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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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缺省是指作者在與其意向讀者交流時雙方共有的相關文化背景知識的省略，研究文化缺省問題符合中國對外文化宣傳的總體要求，如何做到既保持譯文符合目的語宣傳特點和目的語受眾的心理需求，又使保定企業對外宣傳中保持一定的地域文化特色，提高譯者對保定企業外宣文化輸出的意識，以文化輸出為著眼點，吸引外國對保定企業的關注，為保定企業招商引資提供更廣闊的空間。

一、企業外宣研究現狀

劉法公（2004）在《商貿漢英翻譯評論》中，以企業宣傳資料為例進行了評論。評論指出了譯文在文體、用詞和語法等其它方面存在的問題之嚴重，并提出了改進意見和作者的改譯。許建忠（2002）在《工商企業翻譯實務》一書中，指出了好的翻譯會給企業樹立良好的外部形象，并將企業對外宣傳資料的翻譯分為錄像資料的翻譯和單位簡介翻譯。賈文波在《應用翻譯功能論》一書中，以時政翻譯、企事業廣告翻譯和科技翻譯等為例，作者認為，不同的文本具有不同的功能，并且不同的功能要求采取不同的翻譯技巧。

綜合而論，研究者從各個層面各個角度對外宣翻譯和企業外宣資料漢英翻譯進行了研究，其研究的成果各有側重且各具特色，既有從宏觀層面著手的研究，又有個案研究，對企業外宣漢英研究具有參考價值，對企業外宣起到了推動作用。但總體上看，這一領域仍存在廣闊的研究空間，并且以地方文化特色輸出為主的研究甚少。

二、文化缺省

針對保定地區企業外宣資料翻譯的現狀，基于企業對外宣傳資料英譯的重要性和英漢企業單位宣傳資料在語篇構建上各自的特點，從文化缺省角度審視保定企業對外宣傳資料英譯，運用描寫分析的研究方法系統闡述文化輸出視野下保定企業單位宣傳資料中的表達，提出文化缺省補償策略，改進保定企業外宣翻譯質量，提升保定企業文化形象，有效發揮保定企業對外宣傳的作用。

中英文企業外宣文本的特點各異。中文企業單位的宣傳資料注重信息功能，主要通過提供更可能多的詳細信息，如獲得過什么獎勵的特點，篇幅也較長。而英文企業單位的宣傳資料既注重信息功能又注重勸誘功能，文體平實，用詞簡潔具體，旨在通過信息去勸誘讀者做出積極地反應。

例：2004年以來，長城汽車先后入選“民營上市公司十強”、“中國企業500強”、“中國機械500強”、“中國制造500強”、“中國工業企業500強”、“中國汽車工業銷售收入三十強”、“中國企業效益200佳”等；并被評為中國機電進出口商會的“推薦出口品牌”，也是商務部、發改委授予的“國家汽車整車出口基地企業”。

Since 2004，GWM has been listed among“Top 10 Listed Private Companies”and among“China's 500 Most Valuable Brands”； been honored as a“recommended export brand” by the China Chamber of Commerce for Import and Export of Machinery and Electronic Products and a“national vehicle export base enterprise”by the Ministry of Commerce and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長城汽車的各種獎勵和榮譽在中文宣傳中都一一列舉了出來，譯者采用了不同的策略將這些榮譽都進行了翻譯，但是譯者沒有考慮到文化缺省問題，導致譯文并不符合目的語的宣傳特點，造成譯文篇幅冗長，給目的語讀者的閱讀帶來了負面的影響，影響了企業外宣資料對外宣傳的積極促進作用，因此，不妨改為：

Translation：

Since 2004，GWM has been entitled to many honorable titles granted by both local and state governments. Recently，the development of GWM has been also widely recognized by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authoritative organizations such as “Top 10 Listed Private Companies”，“China's 500 Most Valuable Brands” and “Forbes Asia Fabulous Listed Company in 2014”.

保定企業外宣資料翻譯中，文化缺省既體現在對保定地區特色文化的處理不當，又體現在部分翻譯沒有考慮目的語讀者的文化背景，沒有采取適當的策略來補償目的語讀者對保定特色文化的文化缺省，這些問題影響了保定企業外宣資料翻譯的質量和外宣資料翻譯在企業對外宣傳中的積極影響。

三、結語

文化缺省問題可以通過一系列文化缺省補償策略得到解決，包括增補、刪減、釋義、改寫、套用、重構等處理方法。保定企業外宣資料中有很多富有保定文化特色的宣傳用語，如何把握這些文化因素的傳遞，從多大程度上做到合理翻譯這些文化因素，既要傳達給目的語讀者一些保定文化特色，讓目的語讀者對保定地區特色有一定的了解并產生一定的興趣，又要符合英文企業宣傳資料的行文特點，讓目的語讀者順利接受保定企業外宣資料翻譯。

參考文獻：

[1]賈文波.應用翻譯功能論[M].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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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H31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4810（2014）09-0052-02

近幾年，中國奧運會和世博會等一系列大事件后，中國文化讓世界都著迷了，在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背景下和中國國際化程度日益提高的情況下，世界各國及各國人民都對中國產生了越來越濃厚的興趣。世界想要了解中國，了解中國的政策、文化和生活，所以政論文就成為他們了解中國的一個途徑。政論文的翻譯對譯者的文化功底和翻譯技能要求都非常高，而生態視角與語言翻譯的結合所建立的新翻譯策略就能夠很好地幫助譯者做好翻譯工作。

一 中國特色政論文的語言特點

1.政論文概述

政論文，是政治性論文的簡稱，它是從政治角度闡述和評論當前重大事件和社會問題的議論文。政論文論述的中心一般都是政治性問題。從政論文的性質來講，中國政論文是帶有中國時代特色的、具有政治傾向性的議論文；從政論文的內容來說，它論及中國的國家機制和方針政策；從表現形式上看，政論文的出版和發行都是由政府機關負責的，如《人民日報》。

2.政論文的特點

政論文的主要功能是宣傳、號召、表達、勸說。政論文的功能也決定了政論文的特點。與其他文體相比，政論文最突出的特點是它的勸說力。作為一種社會力量，政論文在政治體系中表達出的力量是非常之大的。由此可見，政論文在國家維持秩序穩定、解決社會矛盾時起到了重大的引導作用。這些都要歸功于政論文的強大勸說力。

二 生態翻譯學

將生態視角和翻譯學相結合催生出了生態翻譯學，生態翻譯學有九個研究理論視角：（1）生態范式；（2）生態理性；（3）關聯序鏈；（4）翻譯生態環境；（5）譯者中心；（6）譯有所為；（7）適應與選擇；（8）“三維”轉換；（9）事后追懲。

1.生態范式

生態翻譯學曾多次對譯論范式進行定位，筆者最同意的一個定位是，生態翻譯學作為一個跨學科研究，是從生態理性和生態視角對翻譯進行研究的，其生態范式和研究領域的性質被定位為“翻譯即適應與選擇”。

2.翻譯生態環境

翻譯生態環境指的是翻譯所涉文本、文化語境、“翻譯群落”以及由物質和精神構成的集合。翻譯生態環境在其范圍上分為大環境、中環境、小環境。從另一個角度也可以分為物理環境和精神環境。對譯者來說，除自身之外的一切環境的集合就是翻譯的生態環境。

三 生態視角下的翻譯策略

政論文中的術語所含范圍廣泛，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等，覆蓋面很廣。由于政論文的特點，對譯文的客觀性要求很高，在翻譯時譯者就不能翻譯得太主觀，要求有很高的忠誠度。有些中國特色的政治術語在英文語境中是找不到相應意思詞匯的，這就要求譯者能在保持忠誠度的基礎上進行發揮。既要內容豐富，又要求表達準確，這一點對譯者來說是一大挑戰。

翻譯生態理論強調不同語種翻譯之間的平等和文化交流的平衡，力圖“將其他種語言的‘不潔’拒之門外，保持本族語的純凈”，注重“語言的生態學，即清潔性、倫理性和綠色性”。其具體翻譯策略介紹如下：

1.直譯

第一，逐字翻譯。一些縮略語，它們所表達的意思都是字面上的，這樣的句子適合使用逐字翻譯法，可在保留其原來的形式的情況下進行直譯。

如，“生命至上，安全第一。”從字面上理解就是：生命和安全都是第一位的。所以可以這樣翻譯：“Life and safety first.”這樣，既表達了原文的意思，也做到了譯文以最簡練形式表達出來。

第二，保留形式，原文釋義。有些政治術語是具有節奏性的，形式整齊，內容豐富。如，“堅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這就可以使用此譯法：“We must see to it that there are laws to go by，the laws are observed and strictly enforced，and law-breakers are prosecuted.”

2.直譯+意譯

政論文中有許多地方都有其深層含義，不能使用逐字翻譯的方法，這樣會使意思表達不明確，外國人在理解時會出現問題，運用生態翻譯理論也正是為解決這一問題。

第一，保留形式+結構內釋義。結構內釋義是只對結構進行細微改動，有技巧地將濃縮的意思表達出來。如：“兩縱十橫、六河連通”，可以翻譯成：“Two Vertically Running Rivers，Ten Horizontally Lying Water Systems，Six Rivers Connected”。

第二，保留形式+結構外釋義。結構外釋義是指有些原文是有中國特定文化背景和文化特色的，在翻譯這部分時可根據翻譯生態理論的要求將原文中沒有提到的背景和特色按照英語的習慣翻譯出來，在翻譯時保留中國特色。

3.意譯

在政論文中，一些專業術語是帶有數字的，而在翻譯時含義的重要性顯然大于數字，其數字在翻譯中是可以不顯示的，這樣就可以意譯。

第一，使用原意代替數字。比如“三農”一詞，在翻譯時就可以使用這種策略：“Agriculture，rural areas and farmers”，這也是官方的翻譯方法。在翻譯時也會發現，有些句子是非常適合這種翻譯方法的。

第二，補譯。專有名詞是可以用補譯法的。比如“中南

海出海大通道”等。

四 存在的問題及解決辦法

在翻譯過程中要注重對幾點原則的把握：精確、最簡化、重視、完整、自然。

綜上所述，在翻譯時，要看看能否直譯，在保留原文含義的基礎上，保留其表達形式。直譯的要求就是，在表達精準的同時做到最簡化。在對翻譯策略的選擇上，要以直譯優先。如果直譯不能做到對原文翻譯所要求的水平，就可以考慮直譯+意譯的方法。當然，在實際翻譯工作中常會出現一些問題。

1.翻譯時的語言屬于機械轉換類型

語言翻譯是把兩種文化和思維模式在語言中聯系起來的橋梁，是一種再創造的勞動，而不是機械轉換，機械轉換這種翻譯方式也是生態翻譯法著重要糾正的一種翻譯方法。因此，在翻譯之前做好準備，搜集好資料，是準確翻譯和傳達原文含義的重要環節，也是不可或缺的環節。翻譯前的準備工作可以幫助譯者了解和理解原文背景和含義。理解是翻譯所必需的前提條件，如果不能準確理解原文，又怎么能忠實地將它翻譯成目標語呢？在日常生活中，譯者要注意積累詞匯和翻譯技能，運用時代的產物（網絡）和其他途徑查找出可以表達原文意思的特色方式。

2.邏輯分析能力在翻譯能力中是占有很大比重的

大多時候，政論文的獨特特點都需要譯者對原文的結構、邏輯、含義進行深入分析和探究，最后才能決定使用什么方法和策略去進行翻譯。在翻譯學習的過程中，要多閱讀些翻譯家的作品，找出最適合的翻譯方法。

五 總結

譯者在對政論文進行翻譯之前，要對政論文的特點、意義和風格有所掌握，深入體會生態視角翻譯理論的精髓，不斷積累知識和經驗，在經驗中不斷揣摩、研究，最終達到在翻譯過程中能夠選擇最佳翻譯策略。

參考文獻

[1]周偉龍.當代中國特色政論文的語言特點及翻譯策略[J].三峽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1（S2）

[2]劉麗曼.功能對等理論指導下的政論文本翻譯策略[D].蘭州大學，2013

[3]周彥軍.談政論文的英譯――以2008年《政府工作報告》為例[J].河西學院學報，2009（4）

[4]羅小波.政論文英譯：順應論的理論與實踐[D].湖南工業大學，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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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12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6-0298（2017）06（b）-048-02

在翻譯界，有許多種翻譯理論、翻譯方法和翻譯策略，豪斯的顯性翻譯和隱形翻譯，紐馬克的交際翻譯和語義翻譯，萊斯、費米爾、霍茨和諾德的功能理論翻譯，奈達的動態對等翻譯等翻譯策略和理論在翻譯史上百花齊放，對語言翻譯工作作出了巨大貢獻。無論是歸化和異化之爭還是形式對等和動態對等之爭，為翻譯提供了巨大的理論支撐和實踐總結。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和世界經濟全球化的發展，我國逐步超過許多發達國家，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為了打造屬于自己的中華體系，借用古代絲綢之路的歷史符號，提出“一帶一路”戰略。在歷史上，有“絲之路”，很少提及“茶之路”，但是“絲之路”，和“茶之路”是并行發展的。由于茶葉的地域特色，以及北方民族的生活習慣，茶葉慢慢被當地化，那么在“一帶一路”這個全新的時代背景下，茶文化作為我國傳統文化特色也將被全面推廣。為了更好地傳播我國的傳統文化，茶文化的英文翻譯顯得尤為重要，在翻譯中，既要保持我國的文化特色和魅力，又要準確體現中國茶文化的茶名和茶葉品性。在茶葉文化翻譯中，我們需要注意翻譯方法的多樣性和靈動性。因此，筆者認為，基于宣揚中國茶文化的文化內容和達到交際目的，紐馬克的交際翻譯理論具有很強的適應性和指導價值。

1交際翻譯理論和文本類型

著名的英國翻譯理論家，皮特·紐馬克（PeterNewmark）提出兩種翻譯模式，即語義翻譯和交際翻譯，語義翻譯通常是在目的語規定的范圍內進行的形式上的翻譯，更注重翻譯文本準確地傳遞原文信息，比如科技文、說明文等。語義翻譯力圖在譯語語義和句法結構允許的情況下，盡可能準確再現原文的語境意義。交際翻譯具有相對意義。哈蒂姆和梅森（Hatim&Mason）指出，翻譯是“發生在某個社會情境中的交際過程”。而紐馬克指出：交際翻譯努力使譯文對目的語讀者所產生的效果與原文對源語讀者所產生的效果相同。茶文化的交際翻譯目的在于通過讀者對文本的閱讀，了解中國的傳統文化及歷史[1]。翻譯是對文本的翻譯，因此紐馬克將所有的文本分為三大類：分別是表達型文本（expressivetext）、信息型文本（informativetext）和呼喚型文本（vocativetext），在將所有的文本類型分類的前提下，不同的文本需要采取不同的翻譯策略。文學作品和權威性言論等為表達型文本，閱讀時不需要考慮讀者的反應；教材和學術論文等為信息型文本，強調文本的真實性和規范性；而通俗讀物等為呼喚型文本，起到號召和宣傳作用。茶文化的交際翻譯集歸化翻譯和意譯翻譯的優勢。

中國茶文化的相關閱讀資料，有《舌尖上的中國茶》、《大中國上下五千年：中國茶文化》、《茶經》等，以《大中國上下五千年：中國茶文化》為例，該書從文化角度對中國的茶文化進行了詳細生動的描述，讓讀者了解茶文化的認識和加強鑒賞能力。在外國友人閱讀時，簡單明了地理解我國茶文化和解讀源語言文化與信息，在翻譯過程中，詞語和句子要盡可能翻譯出源語言的文化特色。翻譯文本時不僅要起到信息傳遞的作用，還應將中國特色的藝術魅力和東方文化內涵傳遞出去，對不同的文化特色的詞語和句子根據不同的特點采取不同的翻譯方法。茶文化文本中多散句和短語，翻譯中要體現漢語散文形散意不散的特點，采用音譯、直譯、意譯等不同方法，對文本的句子進行拆分、整合。因此筆者認為，根據中國茶文化的文本類型，交際翻譯具有很強的適用性。

2中國茶文化翻譯技巧

將中國的茶文化通過文本翻譯的方式，不僅讓外國讀者不僅了解中國的茶文化，更了解我國的政治、經濟和其他文化等諸多領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茶文化的翻譯是跨文化文本翻譯，涉及兩種文化，包括語言，是將源語言文本與目標文本嵌入到一定的情景中，因此屬于交際行為或者交際活動的一部分。翻譯的茶文化文本可以被視為交際情景中交際符號的綜合，但是文本翻譯的情景和翻譯文本接受時的情景是完全不同的。利用翻譯文本所要實現的意圖決定文本翻譯時所用的翻譯策略和翻譯技巧。主要有以下幾種翻譯手段。

2.1直譯

紐馬克認為特定的時間內與特定的文化所發生的事，適合采用語義翻譯，保留地方特色。這里所說的語義翻譯比較接近直譯。茶文化翻譯內容只要是包含民族特色和茶葉產地，茶葉形色時，可采用直譯法。比如西湖龍井，所產地為西湖，茶色嫩綠，茶味甘醇，形狀扁平挺直。這里的西湖龍井譯為“WestLakelongjingtea”，句子可翻譯為“Longjinggreencolor，aroma，mellowrefreshing，shapedlikeBuxus”。由于中國的少數民族有自己的生活習慣，產生了與之相適應的“邊茶”，這里的邊茶翻譯為“bordertea”。在翻譯茶器名稱時，也可采用直譯法，比如紫砂茶壺，可譯為“purplesandteapot”，翻譯時點出了色澤、材質、器物等要點。

2.2意譯

對于中國茶文化中的神話人物和古代詩人的詩句可采用音譯的方式。音譯是看重原文，而不拘泥于原文形式的翻譯。在中國茶文化中，有“斗茶”這一說法，如果采用直譯的方式，很容易讓人產生歧義，將“斗”誤解為打斗、斗爭的意思。但是歷史上，我們可知“斗茶”是一項文雅的活動。那在翻譯的時候，如何讓外國友人不產生誤會，而且又能將這一有中國特色的茶文化傳遞出去呢？因此，根據“斗茶”的歷史記載，我們可知，這是一項競賽，因此，我們可將“斗茶”翻譯成“teacompetition”。關于茶文化的詩句，比如白居易有“食罷一覺睡，起來兩碗茶”的《兩碗茶》，所包含的內容非常豐富，就需要翻譯者針對詩句的意思，進行英文翻譯，向外國友人傳達更加準確的原文意思，表達獨特的美感。

2.3音譯加注釋

音譯是對中國茶文化中茶葉名稱、產地、區域適合的翻譯方式，有些茶葉名稱和茶葉品質體現了悠久的中國歷史，體現中國茶文化的內涵和文化魅力，可以增加注釋，例如武夷山的大紅袍，是世界自然與文化遺產，因此在翻譯時，可譯為DahongpaoTea（WuyiMountainRockTea）。

3“一帶一路”背景下的茶文化翻譯探索

3.1外宣翻譯理論策略

在全球一體化背景下，外宣對于任何國家或地區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外宣翻譯可以促進中國與“一帶一路”貿易國家的文化傳播。因此要求外宣翻譯者潛心研究目的語國家的文化和思維模式，善于發現和分析中外文化的差異和特點，在抓住茶文化文本主旨、領會其精神的前提下，翻譯時對茶文化文本中的茶葉科學知識、茶葉文化進行直譯、音譯、整合、意譯等方式加詞、刪減等[2]。在外宣翻譯中，交際翻譯又是最主要的翻譯策略，其遵循讀者第一的原則，把讀者的反應和讀者的文化背景作為核心，力爭翻譯的文本通俗易懂，同時通過語義翻譯，最大程度地傳遞中國茶文化的語義信息和美學信息。

3.2“歸化翻譯”與“異化翻譯”互相補充策略

茶文化的文本翻譯中，“異化翻譯”是“歸化翻譯”的基礎，“歸化翻譯”是“異化翻譯”的補充。“異化翻譯”講究的是“在兩種異質文化存在的前提下，將不完全遵循目的語語言與語篇規范；關注國家間，民族間文化的差異，堅持茶葉文化的真實性，茶葉的品性或采用目的語中的特色詞語來解讀茶文化中的藝術美感，目的是為讀者提供一次“前所未有的閱讀體驗”，針對我國茶文化從屬于儒家文化，茶文化文本的翻譯應當堅持異化翻譯。而茶文化中包含了相當多的農業科技，這些科技論文采用歸化翻譯更加適合。

3.3交際功能翻譯策略

跨文化文本翻譯涉及兩種文化，包括語言，將源語言文本與目標文本嵌入到一定的情景中，因此屬于交際行為或者交際活動的一部分。茶文化翻譯的文本可以被視為交際情景中交際符號的綜合，但是文本翻譯時的情景和翻譯文本接受時的情景是完全不同的。茶文化譯本需要反映原茶文化的有關特征，讀者因為在不同的文化中長大，所以其對世界的了解、生活方式、對事物的觀點以及閱讀目標語文本時的體驗均有所不同。交際功能是中國茶文化文本翻譯的決定性標準，翻譯的文本的語義特征和句法特征都從屬于這一標準。

4結語

隨著我國茶文化在世界的傳播，中國茶文化的英文翻譯已經成為促進茶文化傳播的重要手段。中國的茶文化是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結合的產物。在“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下，茶文化也將走向更國際化境界。紐馬克的交際翻譯理論，為茶文化翻譯提供了新的視角，只有實現茶文化的信息傳遞，才能進一步弘揚我國悠久的中華文化，讓世界更了解中國，了解中國的茶文化。

參考文獻 

[1] Newmark P.Communicative and Semantic Translation.西方翻譯理論精選[M].申雨平，譯.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2002. 

[2] 張健.外宣翻譯導論[M].國防工業出版社，2013. 

[3] 林治.以茶文化優化“一帶一路”人文生態環境[J].西部大開發，20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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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旅宣翻譯；英文譯文；文化特質

一、引言

2013年對于西安市未央區來說，既是實施“十二五”規劃的關鍵一年，又是建設國際化大都市中心區的關鍵時期。是漢長安城申報絲綢之路世界文化遺產項目的關鍵時期，要提升未央區旅游形象，就必須重視未央區旅游景點旅游宣傳材料的翻譯問題。西安要建設國際化大都市，未央區也將成為國際化大都市的核心區域，今后往來于西安的外國人會越來越多，并且會經常舉行國際性會議。西安景點標牌上的英文翻譯如果不準確一定會鬧笑話。在跨文化交流中，博物館的地位十分重要，可以說是傳遞某種文化傳統的主要渠道之一，而在任何一個博物館展覽中，文物的選擇定位和解釋對有效的文化傳遞都有重要的意義。精當得體的考古詞匯翻譯對中國文化文明傳播能夠做出重要貢獻，準確、規范的跨文化翻譯對塑造國際化都市形象意義不可小覷。“旅宣翻譯”在本文指旅游宣傳材料的翻譯，旅宣材料基本包括景區公示語、景點宣傳材料以及相關旅游職能部門的對外宣傳材料。“旅宣翻譯”涉及面廣，影響范圍廣泛，是旅游文化建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隨著旅游業的全球化、國際化進一步深化，針對旅宣翻譯的探討不能僅僅局限于語言及翻譯層面，而有必要將其放在一個更大的背景下來考慮。因此本文重點考察旅宣翻譯中的文化特質及應對策略。

二、我國旅游景點公示語翻譯研究現狀

首先，從總體上看，我國旅游景點公示語翻譯研究的論文成果主要集中在2009-2012年這四年。關于旅游景點公示語的初期研究始于2004年，2004年-2008年間，僅檢索到8篇相關論文。筆者認為由于2008年北京奧運會和2010年上海世博會、2011年西安世園會的召開，我國學者對公示語翻譯中出現的錯誤問題越來越關注，尤其是2009年以來，關于旅游景點公示語翻譯研究的文獻激增，占總數的75.6%。其次，在近4年發表的旅游景點公示語翻譯研究論文中，《中國翻譯》等翻譯類核心期刊只占了3.3%，且大多數研究者對于旅游景點公示語翻譯的研究聚焦在譯例分析方面，從理論層面進行深入探討的文獻較為有限。最后，在對文獻進行歸納總結時，筆者還注意到旅游景點公示語翻譯作為一種特殊的信息載體，也是市場營銷領域進行品牌建設和渠道推廣的重要內容，受到學者們的廣泛關注。例如《商業時代》等期刊刊登了多篇有關旅游景點翻譯研究的文獻。所涉及主題可分為以下四類：即旅游景點公示語翻譯錯誤分析及規范化研究、旅游景點公示語特點與翻譯方法研究、旅游景點公示語翻譯原則研究、旅游景點公示語翻譯理論研究。

總體看來，國內學者在語言翻譯和歷史地理文化結合方面的研究較少，這表明旅宣材料翻譯中凸顯文化特質的策略還有待進一步深入研究，這也給后來的學者留下了極大的研究空間。

三、未央區旅游宣傳材料翻譯的現狀

旅宣材料涉及面廣，影響范圍廣泛，旅宣翻譯中如果采取不加推敲的直譯或者意譯，不考慮文化特質等因素，那么不恰當的譯文所造成的負面影響將會很大，而據觀察和調研，這樣的譯文依舊存在。本研究選取西安市未央區的旅游資源為例，僅以未央區兩大主要旅游景點——漢陽陵及大明宮國家遺址公園所考察的情況分析其中出現的一些問題問題，進行簡要的歸納和述評。

1、譯名的規范問題

就文化特質而言，旅宣翻譯中存在的最明顯的問題就是譯名的規范及一致性問題。這是實地調研及資料收集中所發現的最為直觀的問題。

（1）在某些景區景點公示牌的翻譯中竟然會有明顯的語法甚至是拼寫錯誤，這一點讓人頗為意外。大明宮國家遺址公園里，圓形下水道井蓋上的英文是daminggong palace National heritage pork，就是“大明宮國家遺址公園豬肉”的意思，井蓋制作方把英文“公園”park譯成了“豬肉”pork。類似的錯誤和不恰當的翻譯在西安市城市公示語中常有發生，給城市旅游形象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大明宮國家遺址公園官方網站有關“大明宮往事”的介紹中有一句“大明宮國家遺址公園2010年10月盛大開園”的英文翻譯為“Daming Palace National Heritage Park will begin to welcome guests on October 20，2010.”，很明顯，從語法上看，時態不準確，可以修改為一般現在時態表示歷史事實或者現在完成時態表示過去已經發生的動作對現在的影響和狀態。即：“begins to welcome” 或 “has begun to welcome ”漢陽陵博物館官網對苑區旅游路線圖的英文翻譯中“地下博物館（外藏坑展示廳）”的譯文為“UNDERG ROUND MUSEUM”很明顯，出現了拼寫錯誤，應改寫為“UNDERGROUND MUSEUM”才對；漢陽陵博物館解說詞中有這樣一句描寫：“帝陵坐西向東，被81條呈放射狀的陪葬坑簇擁著，其四周則分布著后陵、南、北區從葬坑及禮制建筑遺址等”，英文譯文為：“The emperor`s tomb is surrounded by 81 burial pits radiating from the centeral mound.”根據《牛津高階英漢雙解詞典》第七版307頁[2]，這里的centeral應為central，屬拼寫錯誤，centre可以寫為center，但central不可寫為centeral。

（2）譯名的矛盾和不一致問題。

在實地調查中發現一些旅游景點翻譯中出現的矛盾與不一致問題，例如“大明宮國家遺址公園”，官網給出的英譯為“Daming Palace National Heritage Park”，“漢陽陵博物館”的官網英譯為“Han Yang Ling Mausoleum”，參考其它著名景點的翻譯發現，“秦始皇陵”作為世界文化遺產，其英文譯名“The Mausoleum of the First Qin Emperor”早已獲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認可及使用，所以，大明宮和漢陽陵是否應該使用漢語拼音譯為“Daminggong National Heritage Park ”和“Hanyang Mausoleum”，筆者認為值得商榷。

2、欠額翻譯

欠額翻譯是旅宣翻譯中很常見的一個問題，即沒有完整呈現原語和語言文化內涵的翻譯，最簡潔準確的翻譯是能夠在源語言和目標語言中找出傳達同樣意思的語句，但是由于文化差異和民族特色，要把蘊含深厚底蘊的中華文化用英語表達出來絕非易事。例如，漢陽陵的簡介中有這樣一段描述：“漢景帝劉啟（公元前188—141年）是西漢第四位皇帝，在位17年。執政期間，他崇奉‘黃老之術’，輕搖薄賦，減笞去刑，和親匈奴，與民休息，據史書記載，當時社會‘京師之錢累百巨萬，貫朽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腐敗不可食。’ 與其父漢文帝劉恒共同開創了中國封建社會早期治國安邦的黃金時代，被后世贊譽為‘文景之治’為其子漢武帝劉徹開疆拓土奠定了雄厚的基礎。”漢語短小精悍的一段文字卻反映出豐富的文化內涵，向游客介紹了西漢時期盛世太平的淵源，以及“文景之治”的名由。英文譯文簡潔介紹了文帝、景帝在位時的盛世局面，但是豐富的文化內涵卻稍顯流失，例如“黃老之術”對于對中國文化不甚了解的外國友人顯得陌生，在“follow the natural principles”的基礎上還可以補充出“無為而治”的內涵意義，即“govern by doing nothing that goes against nature”，“減笞去刑”可以補充翻譯為“bamboo rod used for beatings”向游客解釋出“笞”為中國古代用竹板或荊條拷打犯人脊背或臀腿的一種刑罰。“文景之治”可以譯為“Glorious Time of Peace and Prosperity—Administration of Wenjing”或者“Wenjing’s Flourishing Age”。由于文化差異，原語文化中的特質很難用英語生動地展現出來，這就是典型的欠額翻譯。

四、結語

在未央區打造“五型城區”的目標下，在西安市建設國際化大都市的環境下，旅宣材料翻譯必須做到規范準確，漢英翻譯過程中既要注意培養翻譯的技能意識，又要提高語言的實際應用能力，從實地調查和分析中可以看出大明宮國家遺址公園和漢陽陵博物館英文翻譯的譯者掌握豐富的翻譯技能，充分意識到漢英兩種語言在詞性、句式和表達習慣上的差別，但筆者建議，從事旅宣材料翻譯的工作者應同時注意語言的細節方面，認真審核譯文，糾正各種錯誤，繼續提高漢語和英語的駕馭能力，更好地展現中國文化的內涵，傳播中國文化。

【參考文獻】

[1] Newmark P.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M]. 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2] 賈文波.應用翻譯功能論[M].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04.

篇（7）

①道德（名詞）：morals，morality and ethics；values and attitudes。

②道德（形容詞）：moral，ethical。

③不道德：unethical，vices。

從上述列舉可以看出，“道德”一詞以及它的同義詞在翻譯處理中存在著復雜的情況。首先，“道德”一詞和英語中的“對等詞”存在著一對多的關系，有些翻譯采用了解釋性的方法，例如把“道德”翻譯成“values and attitudes”（見表1）。

再者，“道德”在漢語中的詞性處于未明確的狀態，這是漢語的語言特點所決定的，在英譯時必須考慮具體語境中的詞性問題（見表2）。

在漢語的機器標注中，“道德”被標注為名詞，然而由于其作定語的功能，翻譯成英語選擇了“moral”這個形容詞來對譯。最后，“道德”一詞的否定“不道德”在英譯時并非完全遵循拆字理解的方法，而且原文的形容詞通過此類轉換翻譯成了英語的名詞“vices”（見表3）：

廈門大學盧偉教授開發的英漢雙語平行語料庫（http：///ec-corpus/ logon.asp）為我們提供了“道德”一詞對應英語詞匯的更多例證。輸入“道德”一詞獲得的例句有126個，我們對其中涉及的非常規的英語對應詞匯或語境關系列表如下。

上述這些例證足以表明，雙語平行語料庫可以為翻譯闡釋提供豐富的語料例證，使得前人的翻譯成果能夠得到很好的借鑒，這樣也促成了譯者與譯者的視域融合，后來的譯者借助對前人經驗的“體系化”總結，使得視域融合從單純的橫向向橫向與縱向結合的立體融合發展。

闡釋學對“誤讀”的興趣同樣可以通過語料庫豐富的例證得到較好的滿足。例如在上述表4中，“I think keeping animals locked up in cages is criminal.”翻譯成中文是“我認為把動物鎖上關在籠子中是不道德的。”就可能是一種有意或無意的“誤讀”，原文作者想說的說不定就是“把動物關在籠子里是犯罪”呢。通過這樣的對照，一些有意無意的“誤讀”就很容易被發現，其中蘊涵的闡釋學和文化意義也能得以很好地揭示。

計算機語料庫的建立，使任何人都有可能利用平行語料庫或廣義的網絡語料解決先前很難解決的問題。由于廣義的語料庫不僅包括為了專門研究語言收集的語料，還包括所有使用語言，并能夠從中檢索挖掘出信息的語料，所以像中國知網翻譯助手和各種電子辭典這樣的工具也是很好的語料，它們可以給我們提供很好的翻譯例證。仍然以與“道德”相關的詞匯為例，它不僅列舉了“morality”一詞對應的翻譯“倫理”和“道德”的例證，還列舉了諸多非對應的翻譯例證（見圖1）。

語料庫的發展，部分實現了對包含前人翻譯經驗語料的體系化和結構化。通過雙語平行語料工具、語料編輯工具和語料檢索工具，實現了對前人經驗的結構化，但結構化如果能夠結合譯者判斷的體系化，前人知識就會轉化為當前翻譯的知識，從而為古今、中外的視域融合鋪平道路。經驗的體系化不能夠仰賴機器獨立完成，實際上機器完成的正是非價值判斷的那一部分，而價值判斷則留給闡釋者來解決，但機器的作用是為后者的判斷提供充分的依據，而這一切仿佛是給闡釋學插上了翅膀。

闡釋學所強調的不確定性在語料庫實踐中已經得到證明，由于諸多的不確定性的存在，翻譯表現為一種闡釋行為。如果考慮到意識形態、文化、語言禁忌等諸多因素的影響，我們便能夠發現，翻譯不僅是選擇，而且是闡釋性選擇。中國特有的外宣翻譯就遠遠超出了一般翻譯的范疇，除了信息的選擇要十分注意以外，還需要注意增添解釋性文字。而外宣翻譯中的解釋，正是闡釋學進入實踐的一個重要途徑。當前中國在全世界建立的孔子學院，實際上也是通過闡釋孔子達到傳播中國文化的目的，但必須注意其中的闡釋學原則，今天傳播的儒家文化決不應該是包含封建糟粕的儒家文化，而應是融入了當代社會倫理要求、且能夠為所在國人民接受的儒家和中國文化。這其中涉及的經典闡釋與翻譯問題不可謂不多。

闡釋翻譯甚至波及到自然科學的翻譯。科技工作者的論文寫作不應該是簡單的翻譯，而應該是譯寫結合的實踐工作，其中也包括順應國際期刊的規范。筆者曾為不少工科教師校改過論文，很多老師不能理解外國的編輯為什么特別強調要我們修改一些看似無關緊要的語法錯誤。實際上，這里也涉及一個視域融合的問題：中國科技工作者所撰寫的論文、所體現的語言認知如果有悖于英語的表達，就不能很好地順應目的語的規范要求；而各國科學家如果都按照自己的意愿使用英語，那么英語最終只能成為“Englishes”，從而失去作為國際學術語言的資格。要解決這一問題，語料庫也為我們提供了很大的幫助，大量的學術期刊數據庫為我們提供了可資參考的絕佳資源，蘊含了大量“體系化”經驗的外文文獻為科技論文的譯寫提供了參考。

當然，利用“體系化”經驗來輔助闡釋實踐有其工具的局限性，那就是有些語料庫使用的語料往往不是經過仔細選擇的專家譯者的翻譯，比如中國知網翻譯助手和諸多網絡電子詞典，其中所包含的翻譯錯誤達到了觸目驚心的程度，這種“體系化”的經驗材料也是非常可怕的。筆者有一次讓學生翻譯“高等院校”一詞，學生給出的答案是“institutions of higher”，問其來源，說是手機中的電子詞典！可見，計算機語料庫并不能完全代替紙媒詞典等傳統工具書（包括其電子化版本），因為語料庫往往僅僅是語料的收集和整理，并不對語料的正誤做出判斷，這就需要譯者參與自主選擇，這也進一步證實了語言和翻譯實踐應用的闡釋性。

五、結語

長期執著于形而上的理性思考，脫離語言解釋實踐的闡釋翻譯學研究必然是死路一條。在闡釋翻譯學研究中引入實踐維度概念，結合語料庫語言學的發展，探尋解決闡釋翻譯學的實踐路徑，給闡釋翻譯研究開辟了一條新路。闡釋翻譯學因此能夠通過語料庫積累的“體系化”的前人經驗，依靠譯者的主體選擇，使闡釋翻譯學擺脫單純的理論研究困境，從而建立起可實際操作的開放理論體系。

（本研究受江蘇省教育廳項目[No.2012SJD740011]：“基于語料庫的雙語詞典例證選擇與翻譯研究”支持。）

致謝：感謝南京大學魏向清教授的悉心指導和對本文的修改提出的寶貴意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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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英譯《菜根譚》對比與再譯探究

馬建忠“善譯”思想之再思

翻譯熱詞“你懂的”:是youknow抑或其他

《紅樓夢》翻譯研究:回顧與展望

中國古典文學在西班牙的翻譯情況初探

和合翻譯學視野中的翻譯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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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女性主義視角下的翻譯忠實性

基于英語專業筆譯課前調查問卷的分析與思考

國外翻譯服務標準研究初探

基于ESP的口譯教學模式探究

談科技文獻翻譯的科學性——小議科技文獻翻譯中的原則與標準

信息技術視角下的英語翻譯協同式教學

全球化語境下對中國翻譯教學與師資發展的思考

莫馬迪《三部劇》中語言特色之翻譯探析

期待視野下的喬布斯情書翻譯

譯者行為批評視域下《少年Pi的奇幻漂流》中譯本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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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來語的音譯與國際品牌的翻譯——以日本品牌為例

《坡傳》兩個中譯本對照應銜接的處理

《豐乳肥臀》葛浩文英譯本的創造性叛逆

百花齊放總是春——趙彥春教授訪談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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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世界《水滸傳》主題研究中的多種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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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外宣翻譯的目的論、語用論和系統功能論的辯證統一

心存敬畏,譯無止境——俄羅斯文學資深翻譯家高莽訪談錄

古代典籍如何譯?——比較三個《尚書》譯本引發的思考

論理想譯者的多重身份——以龐德的翻譯實踐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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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土文學、鄉土語言及其翻譯研究

西班牙語翻譯練習中的語言遷移現象研究

韓國外國語大學翻譯人才培養模式成功案例及啟示

試議翻譯研究論文寫作方法和規范——以《論語》英譯研究為例

從“車”看英漢認知的范疇化差異及翻譯策略

《西游記》中析字方法的英譯——以“靈臺方寸山,斜月三星洞”和“孫悟空”為例

國內高校網頁英譯研究

三秦大地與其譯者群體——胡宗峰教授訪談錄

客居地譯介——美國本德爾教授中國行

學術術語的譯用與漢語用語的規范——以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的“identity”為例

試論升級新聞翻譯標準——CNN辱華案例重析

中國佛教翻譯中儒家文化的同化作用

框架語義學在王佐良《雷雨》英譯中的指導性語用研究

基于Skype網絡技術的跨文化交際教學模式研究

英語專業本科階段“計算機輔助翻譯課程”抽樣調研報告

篇（9）

作為陜西地方特色文化之一，陜西茯茶文化對外推介英譯研究具有濃厚的文化屬地性。弘揚絲綢之路的地方特色文化，開展陜西茯茶文化資源以及茯茶特色旅游文本對外推介的翻譯研究，有利于擴大陜西地方文化品牌的知名度，帶動陜西地方特色文化走向世界，對陜西經濟文化的發展具有積極的推動作用。

該研究擬轉變傳統的文化理論研究模式，通過實地調研和網絡查詢，搜集陜西茯茶文化對外推介的文本資料，嘗試為陜西茯茶企業建設提供宣傳平臺，對外推介陜西茯茶文化品牌，提升陜西茯茶文化品牌的知名度，進一步擴大陜西茯茶文化的影響力。

2  研究現狀

2.1 國內相關研究

陜西茯茶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4個方面：茯茶名字起源研究;茯茶發展歷史;茯茶工藝和成分研究;陜西茯茶的歷史意義與地位。

茯茶名字起源研究主要集中在官茶音變之說和附會茯苓之說。持官茶音變之說的研究者們引經溯源，認為茯茶是“附茶”“副茶”“福茶”的音變，取義“官茶之附屬”，或者因其保健功能而取義“福樂安康之茶”。另一些學者則認為，由于茯茶含有類似茯苓的成分而得名（韓健暢，2015）。

研究茯茶發展歷史的學者從自然條件、物質基礎等方面分析了陜西茯茶文化的形成過程，即在千余年前的茶馬互市貿易中，由于咸陽的地理位置、政治地位、經濟樞紐作用等原因，陜西形成了獨特的茯茶文化（韓星海，2012;侯凱東，2013;張家琪，2016;李通，2016）。在歷史上，陜西茯茶文化隨著茶馬交易的發展而久盛不衰。

茯茶工藝和成分研究的主力軍是食品專家、微生物研究專家和茶葉成分研究者，他們從茯茶的制作過程，尤其是“金花”——冠突散囊菌的產生而帶來的獨特功效，以及成品化學成分分析、貯存時間與方法對“金花”的影響等方面進行了多維度的分析與研究（彭曉赟，等，2011;梁艷，2011;李適，2016）。

陜西茯茶的歷史意義與地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兩方面：茯茶在歷史上的經濟作用——是茶馬貿易的主要物資與交易對象;茯茶的獨特的政治作用——成為維系民族團結的紐帶，改變了少數民族的人口結構并締造了少數民族城鎮，促進各民族的文化交流，創造了邊疆治理途徑（段繼業，2010）。

這些研究從理論角度和工藝角度對陜西茯茶進行了分析，但是對于如何建立立體化的茯茶文化，以及如何從新的角度對外宣傳茯茶文化、促進茯茶產業發展的研究未曾提及。因此，該研究匯集整合陜西茯茶文化的各種文本資料，結合外宣翻譯和宣傳網頁對外推介陜西茯茶文化。

2.2 項目研究的基礎條件

首先，作為咸陽師范學院“陜西絲路文化旅游資源對外推介研究團隊”的核心成員，指導老師在翻譯實踐和教學中積累了寶貴的材料與經驗，對地方文化研究也頗有見地，有助于該項目的開展。

其次，項目負責人具有組織領導能力，非常注重專業知識的學習和實踐能力的培養，對自己的動手操作能力與實踐創新能力嚴格要求，善于總結、歸納、整理信息。成員們學習了英語翻譯必修的基礎課程，對翻譯專業知識有了初步的認識和了解，例如專業課程《英語翻譯教程》系統地講解了英語翻譯方法、步驟等理論知識，對漢英翻譯實踐很大的幫助。尤其重要的是，成員們對所研究對象有濃厚的興趣，具備基本的創新研究能力，非常愿意在這方面進行一些大膽的摸索和創新。

最后，項目組成員就此項目做了一定的前期準備，收集了陜西茯茶文化對外推介文本部分資料，對已有的網絡資料進行前期整理，為按時、高質量地完成該項目打下了堅實基礎。項目組成員對該項目所用理論都很熟悉;具體的任務分配、實施步驟及恰當的研究方法的運用可以完全保證該研究的順利開展。項目組成員將會發揮高校智庫作用，開展陜西茯茶文化資源以及茯茶特色旅游文本對外推介的翻譯，宣傳中華燦爛悠久的絲路文化中的關色茶文化，培養精通地方文化的翻譯人才，積極促進地方的經濟、文化建設。

3  項目研究的意義

陜西茯茶文化的研究及其對外推介文本材料英譯，將進一步促進陜西地區茯茶產業、茯茶文化的發展。茯茶文化帶來的特色旅游及其所衍生的相關產業的發展，對陜西經濟文化發展具有積極的推動作用。

（1）旅游效益。

陜西茯茶文化研究資料主要來源于陜西地區茯茶企業外宣文本、茯茶小鎮特色旅游文本、茯茶文化研究文章、政府和茶葉協會的相關活動、研討會公告等。高質量的翻譯文本可提高茯茶文化的宣傳效果，加深國外游客的旅游文化體驗，提升陜西旅游文化品牌，擴大旅游特色文化景區的知名度，提高旅游服務質量。

（2）企業效益。

據統計，目前咸陽市共有茯茶生產企業40余家，銷售企業53家，從事生產、研發、銷售從業人員1萬余人。陜西茯茶文化對外推介英譯的研究與實踐，使地方特色企業與高校科研創新力量相結合。地方特色企業得益于高校科研團隊的助力將迅速發展，尤其是其品牌知名度的擴大以及出口貿易的發展。

此外，該研究團隊將聯系陜西茯茶企業，拓展產學研合作領域，培養創新型人才隊伍，促進創新成果轉化為生產力，服務陜西經濟建設。這些對于陜西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而且對增強高校自身的科技創新實力也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4  項目實施方案

4.1 項目研究內容

（1）對近10年關于陜西茯茶及茯茶文化方面的文章逐一梳理，收集陜西茯茶文化的起源、陜西茯茶文化的發展歷史與特點、茯茶文化的歷史嬗變過程等文本資料，形成較為完整的陜西茯茶文化研究資料，撰寫研究報告1份。

（2）實地考察，深入茯茶企業、茯茶小鎮進行實地調研，收集包括茯茶工藝、茯茶文化、陜西地區茯茶企業外宣資料、涇陽茯茶小鎮旅游推介文本等對各種文本資料，建設性地提供陜西茯茶文化對外推介英譯文本。

（3）整合陜西茯茶文化對外推介英譯文本，嘗試建設陜西茯茶宣傳平臺，把線上與線下相結合，促進茯茶貿易、實現產品價值，擴大陜西茯茶行業輻射力，推動陜西茯茶產業發展。

（4）研究茯茶文化推介文本英譯時的翻譯策略的制約因素，分別從文化因素、歷史因素、地域因素、文本用途、語用意義等角度探析研究，發表相關研究論文。

4.2 項目組織實施

在指導老師的組織下，通過網絡等有效途徑查閱語料庫相關文獻知識，并熟悉研究基本流程，為陜西茯茶文化的調查研究收集做好前期準備工作。

在老師的嚴格指導下，項目負責人與全體組員通力合作，進行項目實施。負責人全力把持項目實施具體過程，并確保組員安全和實踐調研的順利進行。各組員認真負責，及時聽取指導老師的建議。

（1）2018年5～7月：整理關于陜西茯茶文化的文獻資料，分析陜西茯茶文化的特點與發展階段等;閱讀關于翻譯策略的有關文獻，確保項目組成員夯實理論知識基礎。

（2）2018年8～10月：初步設計好整體研究框架后，項目組成員對陜西的茯茶企業、茯茶文化旅游景點進行實地調研，并收集關于陜西茯茶的雙語文字性介紹資料，獲取茯茶文化研究的第一手真實資料與數據。

（3）2018年11至次年1月：整合陜西茯茶文化理論研究和茯茶文化對外推介英譯文本，嘗試建設陜西茯茶宣傳平臺。

（4）2019年2～5月：項目組及時總結陜西茯茶文化對外推介過程中的經驗，開展基于陜西茯茶文化對外推介的英譯策略研究，以實現其應用價值;撰寫論文及研究報告。

在項目實施過程中，及時向指導老師匯報項目進度，在老師的指導下進行調研。

4.3 項目訓練預期目標

（1）在老師的指導下，搜集整理陜西茯茶文化的的文本資料，如歷史起源、發展特點以及歷史嬗變過程等，撰寫研究報告1份。

篇（10）

中圖分類號：G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5349（2017）05-0077-03

近年來， 隨著國家層面上文化“走出去”戰略、“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我國迎來越來越多的海外游客。五千年的華夏文明賦予了中原深遠的人文廣度和文化內涵，同時創建華夏歷史文明創新區，是中央給予河南的歷史使命。河南博物院集中展示了悠久的中原歷史文化，可謂是解讀文化的媒介和橋梁，不斷加強河南博物院對外語言服務能力建設，進而建構河南良好國際形象勢在必行。

建構主義是一種哲學方法論和研究范式，它強調主體對現實的建構，認為知識并不是對現實的準確表征，而是一種解釋和假設，它會隨人類社會的進步而不斷被革新，并隨之出現新的假設。在建構主義理論視角與研究范式下，國際形象“不再是一個客觀既定的個體實物，也不是內生于實物自身的，而是有待被塑造與傳播的一種社會或集體實踐的產物即社會構建物”[1]。

討論博物院語言服務和形象建構的論文很多，為本篇論文提供了很好的參考作用，然而沒能很好結合對外窗口開展語言服務與形象建構之間的關系，故而本篇將從形象建構的視角出發，在提升對外窗口語言服務能力方面以河南博物院為例，探討研究河南省國際形象建構，針對目前存在的問題提出一點思考與建議，以此提升河南博物院作為河南窗口的語言服務能力，進而促進河南良好國際形象的建構。完善了建構主義理論在博物館英譯中的應用，將博物館英譯提升到了宏觀角度來探討，將翻譯與形象建構結合起來，不再拘泥于翻譯這一單一學科。

一、河南博物院對外語言服務現存問題及原因

博物院的對外語言服務主要由展品英譯本與英語導服兩部分共同組成，本章將從這兩個方面出發，找出河南博物院對外語言服務方面存在的問題并嘗試分析問題出現的原因。

（一）現存問題

1.展品英譯本有待修繕

解說詞屬于應用文本，其翻譯目的是傳達原文信息，側重實用性和交際性。在此基礎上，其具有以下特點：存在大量專有名詞翻譯，影響博物院展品英譯本的整體呈現；偶有文本辭藻過于華麗，造成單詞堆砌、意義抽象。

（1）詞法錯誤損害形象。

博物院的展品英譯本中經常存在詞法錯誤現象，比如拼寫不嚴謹、詞性誤用、語法錯漏等。這些看似細微的問題和錯誤，可能不會對外國游客的閱讀和理解產生大的阻礙，卻會使得他們對于博物院的整體印象乃至其館藏文物的價值產生嚴重的懷疑和輕視。例如在拼寫方面的文物英譯名稱大小寫問題，省內各博物館的譯法并不一致。然而國外一些大的博物館如大英博物館及美國大都會博物館的官網上對中外文物名稱的拼寫都保持每個單詞首字母大寫，我國如故宮博物院、上海博物館等均是如此。文物名稱都由專家命名，作為專有名詞，其首字母應該大寫。但河南博物院英譯本中專名僅僅第一個單詞首字母大寫，這十分損害博物院整體形象。

（2）句法問題影響形象。

動詞優勢是漢語的一大特點，由于漢語的動詞沒有形態變化，在組織句子結構時，漢語往往從動詞入手，按照動作的承接或語義的關聯性排列動詞，所以漢語的句子中有大量動詞[2]，博物院英譯本出現過多不符合英語表達習慣的動詞連用現象，并且過度使用并列連詞and去連接。

（3）規范方面有待加強。

標點規范方面，英文標點應空格，所以英文中標點符號的使用及相應空格規范也是語法規則的一部分，在講解詞的印刷過程中要特別留意。排版布局方面，解說詞強調一目了然，深入淺出，所以在排版布局上，最好以年代為線索進行闡述。

2.英語導服有待提升

除了書面的雙語解說展板之外，博物院內解說人員的服務質量也嚴重影響著博物院整體形象的展示與建構，解說人員堪稱“活的展示牌”。

在隊伍配備方面，博物院解說員甚多，但專業的英語解說員少之又少，當外籍來賓前來參觀訪問或舉辦外事活動時，這個問題就顯得尤為突出，這對當前文化的外宣十分不利。

在人員水平方面，博物院英語解說員中存在兼職人員，兼職人員最大的問題即“不專”，大多為業余愛好者。此外，全職的解說員中英語專業的不常見，即使對文物了解夠深，但有時英語語言表達十分欠缺，涉及文物介紹等方面雙語轉換時，有時不能做到靈活把握、即問即答。

在服務用語方面，解說人員對句型選擇、語音語調以及講解詞本身的把握不是十分到位。如繁雜冗長的句子使外國游客生煩，甚至覺得不知所云；口語表達本身存在問題，有時發音不清或不準引人誤解；對講解的側重點和外國游客的興趣點不甚了解，僅僅是平鋪直敘地闡述，甚至對一些自認為“人盡皆知的常識”忽略不解，導致信息傳達的有效性大大減弱。

（二）原因分析

1.思維方式差異

英漢兩種語言隸屬于兩種語言體系，不同的歷史文化和思維方式使得這兩種語言在句法結構上各具特c。西方文化思維方式呈現較強抽象性，但漢文化的思維方式則呈現較強的具象性。

2.人才嚴重不足

歐艷在《文物博物館翻譯初探》一文中指出：文博界懂點英語的人不少，熟悉英語的人不多，精通英語的人極少，呈倒金字塔形。[3]文博翻譯領域人才匱乏，擔負翻譯工作的人員水平良莠不齊，這使譯本的質量也參差不齊。因此，培養文博翻譯領域專業人才，提升博物院英語語言服務水平顯得十分迫切。

3.認識存在偏差

翻譯不是語言間簡單的轉換，而是盡量原汁原味地呈現源語文化信息，這需要翻譯人員付出大量的努力。目前人們對文博翻譯認識上存有偏差，不少人對文物翻譯太過想當然，認為只要懂點英語，隨便轉換下語言即可。無論選擇什么翻譯方法，都要符合“忠實、通順”標準，不能“隨便翻譯”。[4]

二、思考及建議

建構主義理論強調主體對現實的建構，現實不是既定不變的，而是通過實踐和改造不斷被建構出來的。正是由于現實是通過行動者建構出來的，河南國際形象即為一個變量，而非一個常量。所以，河南博物院作為河南重要窗口，其語言服務能力的提升直接作用于河南國際形象的建構。下面將根據以上現狀的分析，提出一些想法和建議，以期引起更多有識之士的重視，達到拋磚引玉的作用。

（一）重視譯后審校

目前博物院譯本中出現的問題十分有損博物院的整體形象，一定程度上阻礙了河南甚至整個國家歷史文化的傳播和發展，所以博物院工作人員應該主動學習或者委托相關機構、高校、科研院所，就館內現存的翻譯問題進行校對和修改。著重從以下幾個層面著手： 規范譯入語的表達，規避低級錯誤；適當附加注釋；慎重擇詞，以免混淆和誤導；完善句式表達，迎合外國游客的閱讀習慣和語言表達習慣。

（二）注重翻譯策略

翻譯人員在進行博物院翻譯時應重視翻譯策略的選擇，將服務讀者作為直接目的，通過使用適當的翻譯策略和方法使譯本“既能連貫自如地傳達原作內容，又符合目的語規范和目的語讀者的閱讀習慣，有效實現翻譯目的”[5]。

重視原文的潛在意義而不追求語言形式，善于打破原文句式，有選擇地進行改譯、增譯，補全必要的文化信息。在文博翻譯中，為了使外國游客獲得p松且清晰的參觀體驗，有時需要給予他們更豐富的背景文化知識。這就要求譯員在翻譯過程中做到對原文選擇性改譯、增譯，提供可能會影響目的語讀者理解的背景知識。同時勇于減譯，避免過度關注原文外在形式，盡可能滿足外國游客的閱讀習慣。

（三）提升導服質量

1.培養專業隊伍

文博翻譯的專業性和嚴謹性意味著這不是一項可以隨意外包給翻譯公司即可完成的任務。滿足專業性要求，是保證博物館翻譯實用性、目的性的根本所在，亦是博物館翻譯發展成熟、日趨規范的前提。當下博物館翻譯中出現的混亂及不規范的問題，急切需要各博物館努力提升工作人員專業素質，培養一批既精通文物知識又擅長英語翻譯的專業人才，唯此博物館才能真正擔負起傳承與發揚中華文明的歷史使命。此外，積極鼓勵專業的翻譯人才逐漸把目光轉向文博翻譯方向，完善自身知識體系，投身博物館翻譯領域，為提升博物館對外語言服務水平貢獻出一份力量。

2.改善服務用語

博物館內，英語語言服務表現形式多為現場的和即時的解說，這就要求解說人員能通過英語語言現場解決問題， 立竿見影地溝通感情。因此， 其服務用語應盡量達到嚴謹、生動、準確，同時明白易懂、明快簡潔、完整完善。

第一，句型選取上多用簡單句和簡單的復雜句，少用結構復雜的復合句。簡單句短小精練，結構簡明，表意準確，擁有良好的傳情達意功能，連續運用簡單句還會達到干脆有力的效果，提高外國游客對所講內容的接受性。

第二，加強口語訓練，規范語音語調。英語講解員應時刻注意自身的口語表達，包括習慣用語、發音習慣等，多聽多看國外有關方面的原始音頻、視頻資料，基于模仿再進一步形成自己的風格，同時積極參加相關培訓，多做練習，與同行交流，以逐步提升服務水準。

第三，靈活處理講解詞。從文化角度來看，由于中外文化差異較大，各自歷史發展進程不同，外國游客往往對我們人盡皆知的情況不一定了解。所以，講解時有必要靈活處理用語，多做解釋，補充一些人文歷史、風土人情等方面的背景知識， 一是幫助理解，二是喚起興趣。

（四）提升外宣水平

對外語言服務能力的提升是促進外宣的前提，同時外宣水平的提升也催化語言服務能力的改善。為了應對環境、對象、范圍的各類變化，在對外宣傳工作中不能繼續采用老一套的宣傳方式，應積極做到理念創新、手段創新和內容創新。

理念創新，即要保持思想的敏銳性和開放度，突破舊的思維定勢，努力用新的思想認識開創工作新局面。

手段創新，即要努力探索有助于解決外宣工作難題的新措施新方式，尤其是要適應社會信息化不斷發展的新狀況，充分利用新技術革新媒體傳播手段。同時，致力于增強對外宣傳吸引力，創新對外宣傳內容也是十分必需的，對外宣傳不單單應關注外在層面，更要關注內在的、精神層面的溝通和交流。

三、結語

河南國際形象研究是一個重大課題，本文以建構主義為理論基礎，以河南博物院為研究對象，將河南國際形象以及河南博物院對外語言服務水平看做變量，通過分析河南博物院在語言服務方面存在的問題及原因，找出推動變量變化的因素，并發揮主觀能動性提出想法與建議，以促使河南博物院語言服務水平的進一步提升，進而推動河南良好國際形象的建構。

同時，我們發現博物館各類解說文本中蘊含大量豐富的文化因素，給文博翻譯工作帶來了相當大的挑戰。植根于不同的歷史文化土壤，中西方人群在文化方面存有很多差異。故在文博翻譯工作中，必須把握好中西方文化差異，在完全掌握譯入語文化知識的前提下，合理有效地開展該項翻譯工作。只有確立語言服務對象、目的及翻譯原則和標準，創建合理的機制，進一步發展文博領域相關的翻譯理論，鼓勵專業人才投身翻譯實踐，才能真正實現跨文化交流的終極目的，讓世界讀懂河南，了解河南，幫助促進河南良好國際形象的建構。

參考文獻：

[1]李智.中國國家形象：全球傳播時代建構主義的解讀[M].北京：新華出版社，2011：5.

[2]林同濟.從漢語次序看長句翻譯[A].漢譯英實踐與技巧[C].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1996：392.

篇（11）

一、“王韜研究”分期概述

在傳統向現代演進的時代，王韜成為“口岸知識分子”①的典型代表，經歷從“文人”到“譯者”的蛻變。七十年的人生幾經跌宕：譯書、辦報、游歷、教學，柯文筆下的“新人”在中西文化與信仰的沖突中探索著。毋庸置疑，他是學者、政論家、文學家。但放眼流淌近代中國的滾滾“西潮”，一個頭銜或許更配得上他的貢獻——中西文化傳播中的先行者。

黨月異②《王韜研究世紀回顧》把始于上世紀三十年代的王韜研究大致分為始發期、持續期、發展期、深入期四個階段。最近的一個階段是從1990年至今，這個階段的研究在王立群看來“突破了前期研究王韜生平和籠統整理介紹王韜著作的局限”③，全面而細致地考察了王韜的各種思想和活動。九十年代以后，相繼問世的研究專著主要有兩部《王韜評傳》（忻平④1990、張海林⑤1993）、《王韜年譜》（張志春⑥1994）、《在傳統與現代之間——王韜與晚清革命》。2012年，王立群《中國早期口岸知識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采用原典實證的研究方法，全面考察了王韜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活動以及西方文化的沖擊給他觀念上帶來的變化。目前，這種對主人公跨文化傳播中表現的關注已逐漸開辟出研究王韜新的路徑。

值得一提的是，黨月異在《王韜研究世紀回顧》中把王韜的事業劃分為“報刊事業”、“中西文化交流”和“翻譯事業”三個方面。總體看似沒有問題，但細究起來卻值得商榷。站在跨文化傳播的角度，三者之間有重疊部分，翻譯書籍作品從某種程度上說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形式之一，而《循環日報》的創立尤其是政論文體的大量采用，其實同樣是在給民眾灌輸西方制度思想，增進民眾對西學世界的了解。

二、王韜與中西書籍互譯

王韜不僅協助麥都思將《圣經》等宗教作品翻譯成中文，也在英華書院同理雅各合作將儒家經典譯成英文。此外，王韜還與傳教士合譯過不少科技類書籍，如《格致新學提綱》、《華英通商事略》等。盡管著述頗豐，王韜的工作場所卻主要集中在上海和香港兩地。

1、上海墨海書館

選擇步父親后塵前往墨海書館的王韜，最有可能是出于經濟利益。王宏志⑦ 《“賣身事夷”的王韜：當傳統文士當上了譯者》力主此類觀點并結合證據詳盡剖析。關于他在上海13年的翻譯工作，有學者將其大致分為兩期：前期以《圣經》、中文贊美詩等宗教作品為主，后期以科技、貿易類書籍為主。柯文的專著《傳統與現代之間——王韜與晚清革命》提供了王韜參與《圣經》翻譯的相關細節，包括成員構成、工作流程和時間安排等。就王韜對兩期工作的態度而論，不少學者從王韜的自述中得出大體一致的結論：前期“消極應付、厭惡不已”，后期則“積極參與、引以為傲”。童元方和王立群等都察覺到了主人公前后微妙的心態變化以及導致這種變化的原因。在王立群的專著《中國早期口岸知識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里，將前期厭惡抵觸的原因歸結為傳教士中文功底差勁和文化差異帶來的“內在抗拒”。童元方⑧《論王韜在上海的翻譯工作》認為，后期翻譯寄托了王韜“經世致用”的抱負。“以器通‘道’、藉‘器’見‘道’， 因中西之道相通而實現大同世界的理想”構成了傭書墨海的王韜獨樹一幟的思想內涵。不論王韜自身是否滿意，他的翻譯工作卻在“第60屆傳教大會報告”中得到高度肯定，羅香林⑨《香港與中西文化交流》也對王韜參與的“代表本”《圣經》報以“文辭雅達、音節鏗鏘”的肯定。

2、香港英華書院

1862年，因政治避難而客居香港的王韜給理雅各當起了助手，工作性質與在上海類似——翻譯。不同的是，這次是把儒家經典譯成英文，使“東學得以西漸”。王立群《王韜與近代東學西漸》肯定了王韜在中西文化傳播中的突出貢獻，并在專著《中國早期口岸知識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中勾勒了王韜參與的不少細節，比如面對浩如煙海的各家注釋，王韜不因個人喜好偏重一門一派等等。在英華書院的幾年時間里，王韜直接參與翻譯的經書共5部，分別是《書經》（第3卷）、《詩經》（第4卷）、《春秋》、《左傳》（第5卷）、《禮記》（第7卷）。在與傳教士的合作中，“華夷之辯”的心態普遍存在于傳統文士的內心。如果說在上海翻譯《圣經》的王韜多少存有“獲罪名教”的痛苦與不安，那在香港翻譯《中國經典》則充分填補了他“宣孔孟之道于西土”的虛榮心。王志宏《當傳統文士當上了譯者》深刻洞察了王韜的上述心態，并把這次的跨文化傳播與中西文化的第一次接觸進行對比，得出了“盡管傳播方向各異，卻都秉承‘以儒學為重心’”⑩的結論。由于在上海有著十幾年與西人合作譯書的經驗，外加自身深厚的經學功底以及對“東學西傳”的積極態度，王韜在英華的表現稱得上可圈可點。理雅各將其譽為“最博通中國典籍”的學者。王立群《王韜與近代東學西漸》也認為正是王韜扎實細致的工作使譯作達到了極高的水平。

三、王韜與西學論著編撰

王韜一生著述頗豐。據學者統計截止目前約有40余種。這些書目中，涉及西學與中學的含量大體相當，而站在歷史角度看，顯然對西學的介紹更具分量。

1、科技類書籍編撰

王韜在上海除協助麥都思翻譯《圣經》外，還花費大量時間與其他傳教士們合譯科技類書籍，主要有《格致新學提綱》（與艾約瑟合譯）、《重學淺說》（與偉烈亞力合譯）、《光學圖說》（與艾約瑟合譯）、《西國天學源流》（與偉烈亞力合譯）等四本。《弢園著述總目》中對此做了記載，一部分學者如宋建昃⑾《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的王韜》、童元方《論王韜在上海的翻譯工作》等都對上述內容進行了考證和詳盡分析。作為“譯者”的王韜工作同時也留心西學知識，竭力讓自己成為“學者”。并在工作之余以上述四部譯本為原始材料，另外編撰了《西學原始考》、《西學圖說》、《泰西著述考》等三部著作。王立群在專著《中國早期口岸知識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逐本考證了其內容和材料來源。可以說，王韜在介紹和傳播西方的科技知識方面走在了時代的前面，在中西科技交流史上具有特殊意義。

2、文史類書籍編撰

在國外文學作品翻譯方面，王韜可謂是最早的“試水者”。李景元⑿《王韜和他的翻譯事業》指出翻譯外國文學的第一人不是林杼而是王韜，并將法國《馬賽曲》的早期翻譯歸功于他。此外，這篇論文還引述和評價了王韜“選材必嚴，取材必富，擦言必雅，立體必純”的翻譯主張。

在王韜的眾多著作中，世界史方面的研究占有相當比例，其中尤以《法國志略》和《普法戰紀》兩部影響最為深遠，在當時的中、日兩國均引起較大反響。鄒振環⒀《最早由中國人編譯的歐洲戰爭史》介紹了王韜編撰的歷程，并給予《普法戰紀》高度評價，認為這是“近代世界史著作中影響最大的一部歐洲當代專史”。忻平⒁《王韜與近代中國的法國史研究》則從體例、內容、評析等方面深入解讀了這兩部史著，認為“王韜治法國史絕非單純為學術”，還寄托了個人“振興中國”的夙愿。王韜對以法國史為典型代表的世界史的編撰對近代國人觀察世界提供了全新窗口，引導人們通過閱讀西方各國歷史來深入了解西方政治、經濟、文化和軍事。

3、貿易類書籍編撰

1857年，王韜與偉烈亞力合譯的《華英通商事略》問世，并于同年在《六合叢談》連載。對一個重農抑商的國家來說這部著作的意義可謂非凡，而“中國欲制西人以自強，亦莫如由商務始”的見識更是卓然超群。張廣杰⒂《王韜商本思想論略》認為王韜的“商本思想”成形于歐洲游歷歸來以后。但不可否認，“羈旅香海”尤其是編譯了《華英通商事略》之后的王韜在某種程度上已開啟思想的轉型。

4、綜合類書籍編撰

1853年，王韜逐步參與《中西通書》這部綜合性科學刊物的翻譯與編訂，并為之作序。序中，王韜以“用心不專”、“墨守成法”概括中國科技落后于西方的原因，王立群在專著《中國早期口岸知識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中認為“這在當時無疑是非常先進的觀念”，并進一步揭示出王韜在編撰西學書籍過程中思想轉變的信號。

四、游歷海外、宣道異域

跨文化傳播的形式除了以文字為載體的書籍，還有以聲音為載體的演講以及衣食為主體的習俗。按當時的條件，除了第一種方式的傳播能做到跨越時空外，對于后兩種來說則必須親歷親為，零距離溝通。作為早期踏上西土的傳統知識分子，王韜在幸運之余也多了份責任。

1、歐洲之行

1867年，王韜隨理雅各前往英國，游歷歐洲近三年時間。這期間，零距離接觸西方文明的王韜逐步意識到中、西文化具有各自特點，無分貴賤。但彼此缺乏了解的事實讓他自覺的承擔起傳播儒家哲學與文化的使命。通過《漫游隨錄》不難發現，王韜跨文化傳播的一條主要途徑就是演講，地點包括在理雅各故鄉亨得利的教堂、在金亞爾鄉書院、在愛丁堡的教堂、在牛津大學的畢業典禮上。對此，王立群在專著《中國早期口岸知識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中進行了細致的梳理。據她闡述，在王韜的演講中，“吟誦詩詞”成為展現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手段。

就演講的反饋效果來看，王韜自己是比較滿意的。不是“諸女皆相顧微笑”⒃就是“一堂聽著，無不鼓掌蹈足，同聲稱贊，墻壁為震”⒄等等。當然，這樣用詞難免有夸張成分，但不可否認這樣的傳播確實在一定程度上糾正了一部分西方人士對中國文化的偏見。另外，演講的順利進行離不開精通漢學的理雅各的穿針引線，是他勁道的翻譯讓王韜的講述精彩紛呈。

逗留英倫期間，王韜曾將所帶的中國典籍贈送給牛津大學和大英博物館，被譽為促進中西文化交流的“盛舉”。對于這起“置書英國事件”的幾個細節如“書籍存放何處？”“共多少書籍？”“是贈還是買？”等，多位學者間存在爭議。田正平、葉哲銘⒅《重新認識王韜在中外文化教育交流中的置書英國事件》梳理了各家的意見，推測出王韜置書地應為大英博物館，有203本共712卷中國書，被購買的可能性大。

2、日本之旅

1879年，王韜開啟歷時百日的日本之行，并據此寫下《扶桑游記》。但實際上，他對日本的關注早在墨海書館時便已出發。通過英美傳教士，王韜逐步意識到明治維新給日本帶來的變化。而憑借幾部歐洲史著蜚聲海外的王韜受邀前往日本進行文化交流。舒習龍⒆《晚清江蘇人與日本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將王韜在日的文化活動做了大體描述，主要是與日本文士“相互拜謁、切磋學問、探討詩詞”。此外，舒習龍還進一步把這些文士分為兩類：一類是中華文明的欽慕者；另一類則是西方文明的同路人。

關于王韜對日本態度的嬗變和矛盾，王立群《從王韜看十九世紀中葉中國文人的日本觀》認為，在王韜筆下的日本西化運動是徹底的，單從日本角度看值得肯定，但崛起后的日本不斷以威脅中國為代價則令王韜無法釋懷。此外，王立群還提出，“對中國文化在日本遭遇的冷落，王韜也深感惋惜和遺憾。”⒇

五、王韜的辦報經歷

在近代口岸知識分子中，王韜的影響力可謂巨大。究其緣由，除游歷海外的特殊經歷外，離不開辦報活動的推動。學者王立群在專著《中國早期口岸知識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中按時間順序，將其辦報經歷大致梳理如下：參與《遐邇貫珍》文字校對和發行、兼任《孖刺西報》中文附錄《近事編錄》編輯、香港《華字日報》主筆。1874年，《循環日報》創辦，王韜的新聞事業步入頂峰。

《循環日報》在內容和形式上都具有里程碑式意義。內容方面提出“君主立憲”等政治改良方案。形式上，政論文體則開啟一代文風。王韜晚年，一部分政論文章被匯集成《弢園文錄外編》出版，成為后人研究其新聞思想、改良思想等的重要參考依據。

六、王韜與格致書院

在李鴻章的默許下，王韜回到上海，為獻言獻策。當初正因科舉而受拒仕途之外的王韜，在人生最后的十幾年里把大部分精力留給了“教書育人”，在格致書院踐行自己“傳播西學、教育新人”的教育理念。通過王韜《格致書院課藝》和傅蘭雅《格致書院會講西學章程》，不少學者（如王立群）認為，王韜接管下的格致書院與傳統教育相比，從招生到教學內容和方式都發生了質的變化，“為近代中國教育改革進行了有益的探索”。另外，王爾敏專著《上海格致書院志略》對王韜在書院“考課”等一系列舉措進行詳細考證和記錄。

結語

從上世紀90年代至今，關于王韜的研究已取得了不俗的成績，幾百篇論文的發表和五部專著的出版就是最好說明。盡管如此，對王韜跨文化傳播的研究仍有較大上升空間。一方面新的史料不斷被挖掘和整理，如浙江師范大學的陳玉蘭《王韜著作整理》項目獲得高校古委會規劃立項等；另一方面，新的理論視角不斷涌現，新聞傳播學、社會學、文化學、史學等領域的共同推進和交叉分析或將成為未來研究的主流。

參考文獻

①柯文[美]：《在傳統與現代之間：王韜與晚清改革》[M].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16

②黨月異，《王韜研究世紀回顧》[J].《德州學院學報》，2003（10）

③王立群：《中國早期口岸知識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王韜研究》[M].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14

④忻平：《王韜評傳》[M].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0

⑤張海林：《王韜評傳》[M].南京大學出版社，1993

⑥張志春：《王韜年譜》[M].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

⑦⑩王宏志，《“賣身事夷”的王韜：當傳統文士當上了譯者》[J].《復旦學報》，2011（2）

⑧童元方：《論王韜在上海的翻譯工作》[J].《上海科技翻譯》，2000（1）

⑨羅香林：《香港與中西文化交流》[M].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61：78

⑾宋建昃，《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的王韜》[J].《夏之卷》，2001

⑿李景元，《王韜和他的翻譯事業》[J].《中國翻譯》，1991（3）

⒀鄒振環，《最早由中國人編譯的歐洲戰爭史》[J].《編輯學刊》，1994（4）

⒁忻平，《王韜與近代中國的法國史研究》[J].《上海社會科學院學書季刊》，1994（1）

⒂張廣杰，《王韜商本思想論略》[J].《山東教育學院學報》，2008（1）

⒃⒄王韜：《漫游隨錄卷三》[M]：P135、97

⒅田正平、葉哲銘，《重新認識王韜在中外文化教育交流中的置書英國事件》[J].《華東師范大學學報》，2006（3）

⒆舒習龍，《晚清江蘇人與日本文化的交流和融合》[J].《淮北煤炭師范學院學報》，200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