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表云整理的11篇外貿論文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
1、Theirfirmhavecontractedtobuildadouble-purposebridgeacrosstheriver.
他們公司已簽約承建一座橫跨大江的兩用大橋。(contract在句中做謂語,為不及物動詞,與to連用,意為:訂合同)
2、Theygotaheavyfineduetothebreachofthecontract.
由于違反了合同,他們受到了巨額罰款。(contract是breach的定語,為名詞,意為:合同)
二、根據詞的搭配關系確定詞義
詞語搭配指的是句子成分內部詞與詞的搭配使用,如名詞詞組內部中心詞(名詞)與其修飾語(定語)的搭配,動詞詞組內部動詞與其賓語或狀語的搭配等等。因此,當我們確定了其中的一個詞義之后,我們就可以根據這個詞的意思來確定與之搭配使用的另一個詞的意思。如:negotiable該詞在修飾不同的名詞時,含義有較大不同,應仔細辨別。
1、ThepartofthecontractpriceshallbepaidinUSDbywayofanirrevocableL/CagainstpresentationbyContractortothenegotiablebank.
該句中的negotiable修飾bank,意為“議付”,應譯為“合同價格要根據承包人要求,在議付銀行以不可撤銷的信用證方式用美元支付。”
2、EnclosepleasefindanegotiablecopyofB/L.
該句中的negotiable修飾copyofB/L.意為“可轉讓的”,譯為“隨函寄上可轉讓的提單一份,請查收。”
三、根據專業來確定詞義
外貿英語函電中涉及各種不同的專業,專業不同,某些詞語的詞義也就相應的需要調整。因此,根據不同的專業確定詞義也是正確翻譯外貿英語函電的重要因素之一。如:
discount在外貿英語中意為“折扣”,但在銀行業務中,它的意思則是“貼現”。
1、Ifyouorderfor5,000sets,wewouldgiveyou10%discount.
句中的discount意為“折扣”,譯成“如果你方能訂購5000臺,我方將給予10%的折扣。”
2、Weshalllodgea80-daynoteinthebankfordiscount.
句中的discount意為“貼現”,譯成“我們要把一張80天的期票提交銀行貼現”。
四、使用詞的引伸義
外貿英語函電英譯漢過程中,在詞典上找不到適當詞義時,不要照搬詞典中的解釋硬譯。在這種情況下,應根據這個詞所含的基本意義,結合上下文和邏輯關系,引申該詞的意義,選擇較恰當的漢語來表達。當然,這種引申除了單詞外,還包括詞組,甚至句子。
1、Itisimpossibletopurchasesuppliesateconomicpricesatpresent.
該句中的economic意為“經濟”,此處引申為“較低”,譯成“目前不可能再以較低的價格購買此貨”。
2、Inreplytoyourinquiry,wetakepleasureinmakingyouanofferasfollows,providedyourreplyreachesuswithin7daysfromtoday.
該句中的reach意為“遞給”,在此處引申為“送達”,譯成“為答復貴方詢盤,我方報盤如下,以貴方回復在7日內送達我方為有效”。
五、通過詞性轉換確定詞義
詞性轉換就是譯時往往改變英語某些詞的詞性,來適應漢語的表達習慣。在外貿英語英譯漢過程中,有些句子可以逐詞對譯,有些句子則由于英漢兩種語言的表達方式不同,就不能逐詞對譯,只有轉換詞性后才能使漢語譯文通順自然。
1、Wearepleasetosendyouourquotationforthegoodsyourequiredasfollows.
譯文:我方對貴方所需要的商品報價如下。(quotation:英語名詞轉換為漢語動詞)
2、Yourfaxaskingustoofferyouthesubjectarticlehasreceivedourimmediateattention.
譯文:貴方要求我方發盤標題下商品的傳真已立刻受到我方關注。(immediate:英語形容詞轉換為漢語副詞)。
詞語是構成外貿英語函電的最基本單位,從以上分析和例句中可以看出,翻譯時不能孤立片面地去盲目理解詞義,我們應該正確引導學生,根據外貿英語函電詞匯的獨特點,注重培養學生的嚴謹性和準確性,使學生能準確把握每個詞在句中的正確含義,以避免在以后的工作中誤譯而影響貿易活動的正常進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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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治民主化和經濟改革使中國社會中利益的多樣化逐步得到政府的承認和重視,并且可以通過正式和非正式的渠道和機制進行利益表達。他們對貿易政策的影響比以前得到加強,其中中央行政機構和地方政府具有較顯著的影響,體現了“主義”的作用,而國內各類企業、外國投資者、特殊利益團體以及消費者對最高決策的直接影響效力則仍然是邊際性的或趨向減弱。利益團體對貿易政策的疏通和影響作用在今后的政府過程中可能會越發重要,這表明中國需要建立一套完整、簡明、公正和透明度高的決策制度和機制,使更多的利益(特別是那些被忽視的集團,如消費者)能夠在政策決策中被傾聽,并避免“政出多門”的以及為少數特殊利益所左右。
(三)世界貿易體系和國際集體行動對中國的貿易政策有非常顯著的影響。融入世界經濟體系,接受國際通行的慣例和規則,在承擔合理義務的同時享受外部市場準入的權利符合中國建立市場經濟的總體目標。但這意味著中國必須面對和承受其他貿易伙伴國家的壓力和要求,包括貿易摩擦和爭端,這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即:中國在加入以法規為基礎的GATT/WTO多邊體制框架中的談判;中國在APEC區域貿易組織內的復邊協商和貿易自由化進程;中國與主要貿易國之間的雙邊貿易爭端與解決,特別是中美貿易關系。而外國政黨的對華戰略、外國政府貿易政策的基本理念、利益集團乃至公眾的各種要求和觀念將通過這些渠道影響中國的政策決策過程。外部壓力和制度約束對中國貿易政策決策的影響是雙重的。一方面,貿易改革的日程、幅度和速度必須跟上國際集體行動的步伐,另一方面,政府也希望通過參加多邊或區域貿易協定來推動國內的經濟改革,以“鎖定”的方式保持改革政治上的可預見性和可信性,當然這種對外承諾對于中國來說必須是建立在“可接受”的公平的基礎上的。
(四)中國貿易保護的特征是平均水平較高,而且在結構上易變而分散。實際征稅率與名義關稅率的差別較大,以配額和許可證等數量限制為核心的非關稅壁壘的頻數比依然較高,同時關稅保護和非關稅措施之間多呈現出互補而非替代的關系。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政府在貿易自由化方面采取了更為激進的改革,使貿易的扭曲程度和結構有了顯著的改善,貿易的中性刺
激增強了。實際保護率的水平和結構比名義保護率更高而離散,鼓勵下游行業生產而歧視上游行業生產的傾向更明顯,統計檢驗還表明名義的和實際的保護率在部門排序上是近乎相同的。不同貿易保護形式在工業行業之間的差別表明它們在國家的發展戰略目標中具有不同的地位以及它們自身行業特征所導致的迥異的政治和經濟影響力。
作者:唐玉萍 單位:華南理工大學廣州學院
出口退稅額從1997年的98.60億元下調至1998年的86.40億元,而2004年的出口退稅額從2003年的393.30億元上調至800.70億元,同比增長高達103.59%,且涉及的出口產品種類多。這兩次出口退稅政策調整都對廣東省的出口貿易產生了非常重大的影響,這種影響也可以一定程度地從廣東省外貿出口總額增長率和出口退稅率的變化曲線上反映出來(圖略)。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使中國出口增幅明顯下滑。為此,中國政府將部分出口產品的出口退稅率提高至5%、13%、15%、17%四檔,降低企業的出口成本,鼓勵外貿企業出口。此外,加入WTO為推進中國外貿出口市場多元化提供了更好的基礎條件。廣東作為全國的外貿大省受益匪淺,出口增長率由2001年的3.81%變為2003年的29.03%。外貿出口的持續大幅度、超計劃增長導致了財政拖欠退稅款問題嚴重,2004年1月1日起中國政府第三次提高了出口退稅率,表1的統計數據顯示,2001—2004年廣東出口退稅額的增長率遠遠高于出口增長的速度。出口退稅額的高速增長一方面使廣東外貿順差快速增加,另一方面加大了政府的財政壓力。而由于廣東出口的商品以勞動密集型為主,如紡織、服裝、鞋類等,這些產品需求價格彈性較小,在國際市場上競爭激烈,加大這些產品的出口退稅額對增加出口的效果并不明顯,反而使得這些商品由于成本降低,在國際上售價便宜,更易遭受國外的反傾銷。另外,出口退稅額的提高也使得企業在利益的驅動下騙取出口退稅的行為屢禁不止。為保證中國外貿的健康持續發展,國務院于2005年適度降低了出口退稅率,并逐步取消部分“高能耗、高污染、耗資源”產品的出口退稅率。這次調整對廣東外貿的出口規模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從短期來看,降低出口退稅率使得廣東出口短期增幅下滑。其主要是因為:降低出口退稅率使一些原先靠退稅維持的企業無法繼續生存,倒閉出局,還有一些企業由于短期內成本上升,在調整期內出口積極性不足。這使得2005—2006年出口的增長率低于2003年29.09%的水平。但從長期來看,出口退稅率的降低并沒有對廣東出口增速造成太大的影響。從出口增長率的變化來看,2005年降低出口退稅率使得出口增長率出現小幅波動,但是經過2005年的微降后,2006年出口增長率再度回升。這主要是由于廣東出口商品中勞動密集型產品占多數,而這類產品在國際上市場容量大、需求彈性小,此外,對于一些出口受到配額限制的商品,例如紡織品、稀土等,其真實需求遠大于配額,這類商品即使價格出現一定的浮動,對出口數量的影響也不明顯。因此,盡管出口退稅增加了企業的成本,從而進一步增加了某些商品的價格,也不會造成廣東出口的大幅度下滑。這也進一步說明,經過三十多年的發展,廣東外貿的出口競爭力增強了,出口退稅率的下調對廣東出口的影響力在逐步減弱。因此,出于優化產業結構的考慮,中國政府在2007年7月再次大范圍地下調出口退稅率,這使得2007年廣東外貿出口及出口退稅額的增長率分別變為22.29%和26.25%,較2006年出現不同程度的下降。2008年爆發的世界經濟危機使中國通脹壓力增大,原材料價格上升,勞動力成本增加,國內企業成本壓力較大;人民幣貶值,世界經濟增速下滑,外需減弱也增加了出口型企業的壓力。經濟危機對國內紡織、服裝、鋼鐵、化工、機電、玩具等勞動密集型和部分中低技術的資本密集型產業沖擊較大,使得許多企業瀕臨破產,甚至倒閉。[5]針對這種情況,2008年8月1日至2009年4月1日期間國家連續5次上調了部分紡織品、服裝、橡膠制品、林產品、水產品等勞動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產品以及諸如提高抗艾滋病藥物、機電產品等高技術含量和高附加值商品的出口退稅率。隨著金融危機對外貿負面影響的逐步減弱,2010年6月22日,國家稅務總局取消了部分鋼材、酒精、農藥、醫藥、化工產品、塑料等商品的出口退稅。總之,出口退稅調整是立足于擴大內需,培育優勢產業的國際競爭力,幫助部分企業擴大出口來渡過危機,這不僅有利于促進廣東外貿的健康發展,也對國民經濟的平穩發展具有重大意義。
產業結構調整廣東的產業結構調整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是產業發展能力的改變,即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二是產業生產能力的創新。主要體現在通過出口退稅、政策支持、法律規定等進行結構性調整,提高加工貿易企業自主創新能力,鼓勵外貿企業創立自主品牌,支持具有自主品牌、自主研發能力的外貿產品出口,更加嚴控“兩高一資”(高耗能、高污染、資源型)產品出口、更有序地擴大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目前,廣東的產業結構調整已初見成效,主要體現在外貿企業的營銷策略及出口產品類型上。在產業結構調整政策的指導下,中國政府調低了紡織、服裝、制鞋、玩具等傳統產業的出口退稅率,對這類外銷企業的出口形成一定壓力。這類企業逐步調整營銷策略:一方面把工廠遷建到成本更低、稅率更優惠的東南亞國家;另一方面,以玩具、家具為代表的行業,外貿企業著力研發更多適應國內消費習慣的新產品,積極開拓國內市場,逐步減少對出口市場的依賴。從出口產品來看,廣東海關指出:2010年,廣東的一些非勞動密集型產品,如機電產品、高新技術產品,已成為出口的新亮點。新勞動法出臺自2008年1月1日起,中國開始全面實施新勞動合同法,在保障勞動者權益的同時,也給廣東的外貿企業造成了一定的壓力。廣東大量的加工貿易企業和外商投資企業,多是勞動密集型企業,其盈利來源一定程度上依賴于廉價的工資水平,因此新合同法可能導致部分企業因工資成本上升而難以為繼。瑞信亞太區首席經濟學家安德森表示,根據對制造業初步的估算,它可能會令勞動力成本提高10%到25%。勞動力成本提高引致出口成本增加,使得利潤微薄的外貿企業出口下降,難以支撐,從而黯然退出市場。據廣東海關統計,2008年、2009年的出口增速出現了自2002年以來的最低水平,2008年、2009年廣東出口總額分別為4040.97億美元和3598.56億美元,增速僅分別為9.40%和負11.14%,與新勞動法的實施存在一定關系。從長遠來看,新勞動合同法的實施不僅有利于經濟轉型升級,也有利于出口的持續增長。首先,從宏觀經濟學的角度看,提高本國勞動者的消費能力,可以拉動本國投資或者有助于消化過剩的投資帶來的產能,使出口商品在外銷受阻的情況下,出口轉內銷,一定程度上緩解出口壓力,減弱對出口的依賴,增強與進口商的談判能力,從而提升出口利潤。其次,從產業層次的角度看,提高人力資本的收入有助于廣東的產業結構由勞動密集型轉向技術密集型。隨著勞動力成本的上升,一方面使得企業只能從改進技術、提升產品質量和生產效率的角度壓縮成本,走“高工資、高效率”的道路;[6]另一方面,高工資有利于提升勞動者的積極性,促進社會的穩定。從長遠來看能促進出口企業由代工、加工貿易等低利潤產品轉向高附加值的產品。最后,從產業布局的角度看,提高人力資本的收入,有利于推動勞動密集型的產業從沿海地區向中西部地區轉移,不僅增強了當地勞動力就地消化的能力,更促進了當地經濟的發展,還有利于中國產業布局和出口格局的優化。(四)人民幣匯率近年來人民幣匯率不斷升值,對廣東的出口貿易型企業產業產生了較大影響。主要體現在:一是廣東出口的商品主要為勞動密集型及初級產品,具有需求彈性小、處于國際價值鏈低端、議價能力低等特點。人民幣升值將導致這類商品由于國際市場競爭激烈而無法提價,企業出口利潤隨之下降,在短期內將給一些競爭力較弱的企業帶來較大困難。二是根據經濟學的原理,本幣升值不利于出口,特別是對一些以出口為主、薄利多銷的商品,匯率的微小變化都會對其利潤造成較大的影響。例如紡織服裝業,據測算,人民幣升值1%,服裝行業利潤下降4%,而整個紡織服裝行業平均利潤率僅有3.3%至3.4%。[7]因此,人民幣升值將導致廣東與紡織行業類似的許多出口企業在人民幣匯率升值的情況下利潤流失。盡管人民幣值升對廣東出口貿易的總量有一定的負面影響,也不利于中小型外貿企業的發展,降低了出口加工企業的利潤,但也應當看到,人民幣升值將在一定時期內逐步淘汰一些低附加值,競爭力弱的邊緣企業,為同行業的優質企業提供更廣闊的發展空間,并進一步刺激這些企業加大研發力度,開發擁有自主知識產權和專利的產品,形成具有國際競爭力的自主品牌,生產高附加值的產品,從而促進全行業的產業結構優化和升級,提升廣東經濟的整體核心競爭力。
通過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結論:一方面,廣東出口目的國的收入水平上升將會促進廣東出口的增長,但其增長的規模結構會隨之不斷變化;另一方面,改革開放后,隨著廣東外貿的出口競爭力的不斷增強,出口退稅率的調整對廣東出口規模的影響正在逐步減弱;而粵港澳經濟合作給三地帶來的經濟利益和社會效應正逐漸凸現,已基本實現互惠互利、優勢互補及共同繁榮的政策目標,有力推動了廣東出口貿易的發展。在今后的發展中,廣東應著重于以下幾個方面,保持并推進外貿的平穩健康發展。保持和提升對傳統市場的出口,積極開拓新興市場廣東出口企業首先應增強技術創新能力和品牌營銷能力,大力發展自有品牌和高附加值傳統出口產品,提高利潤空間;其次,要積極進行研發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商品,如化工產品、運輸設備、醫療設備等,在這類產品上尋求出口量的擴大;最后,要留意來自新興國家對傳統貿易市場份額的競爭,因為像巴西、墨西哥、印度和越南等國家的出口商品結構與中國類似,因此需要以質取勝,避免價格戰,同時也要注意防止因新興國家貨幣對美元的貶值而引起的出口驟減。此外,還要積極推進對東盟、中東、南美洲、東歐、拉美、非洲等新興國家(地區)市場的出口。繼續推進粵港澳緊密合作、融合發展在廣東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積極推動產業升級的過程中香港和澳門將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在今后的發展中,廣東要利用好港澳便捷的地理位置和發達的國際金融、國際經貿和物流中心的優勢,更好地開拓海外市場,增強“廣東制造”的國際競爭力。促進加工貿易轉型升級,鼓勵企業自主創新加工貿易在廣東外向型經濟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對廣東的直接影響表現為加工貿易企業訂單大量減少、外商投資規模逐漸收縮。后危機時代,世界經濟復蘇的機遇與國際經濟環境不確定的挑戰共存。因此,不僅要重視加工貿易的作用,更要以市場為主導,以是否提高出口競爭力為標準,推動加工貿易轉型升級,鼓勵加工貿易企業自主創新。積極采取措施應對貿易保護主義金融危機以來,廣東出口的貨物訂單和需求下滑,與新一輪貿易保護主義的抬頭有極大關系。后危機時代廣東應警惕貿易保護主義對出口的影響,并積極應對。
2我國現行外貿制度的缺陷
(1)政策法規的滯后嚴重阻礙了外貿制的推廣。我國外貿是以外貿經營權的審批制為基礎而制定的,長期形成的對外貿易經營權的壟斷以及不透明的貿易政策,與國際上貿易的一般要求有較大差距,不利于推行制。同時我國也缺乏推行外貿所要求的完善的法律保障體系,有關規范外貿制的法律、法規、規章相互之間缺乏統一和協調,甚至發生矛盾和沖突。在外貿實踐中就表現為行為很不規范,國內糾紛頻繁,對外則難以與國際通行規則接軌,造成索賠困難。
(2)市場體系不夠完善影響外貿制的推行。目前我國市場經濟體系還不夠完善,現代企業制度還未普遍建立起來,部門、行業壟斷還未有效清除,市場公平競爭環境不夠理想,推行制的配套服務(信貸、稅收、結匯、商檢等)也不完善,使外貿機制難以真正建立起來。
(3)外貿企業和生產企業對推行的意義認識不夠。外貿企業普遍認為進行外貿自己利少責大,只是為了完成上級下達的出口指標,有的還把推行看成是在目前資金緊張、退稅滯后、出口下降、虧損嚴重局面之下的一種擺脫困境的權宜之計。這種偏差認識實質上是工貿雙方對權利義務設定失衡的反映。
(4)外貿企業本身實力不強直接阻礙了外貿制的推行。由于我國外貿企業都是外貿壟斷下的產物,計劃經濟色彩濃厚,存在不少問題:自有資金比例較小,企業基礎薄弱;業務范圍狹小,經營模式單一;企業管理者素質不高,管理水平低,人浮于事,工作效率不高;經營成本大,效益差;服務意識和服務質量差;再加上長期以來的政策性虧損及經營上的盲目性,相當多的外貿企業的經營已非常困難,有的已經資不抵債。
(5)外貿中的行政干預性強。實踐中表現為:外貿企業與生產企業之間的合作大都不是自主選擇。外貿企業尚未普遍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政企未完全分離,產權不清,企業無經營自;行政部門嚴格限定的收費標準,違背市場經濟的基本要求;地方政府不顧外貿企業經濟效益,對其規定硬性出口創匯指標,使其經營的非理性化現象更加突出。
3改善我國外貿制度的建議
3.1統一外貿法律法規
雖然目前調整外貿制的法律法規、規章有《民法通則》、《對外貿易法》、《合同法》及《暫行規定》,但在規范方面它們存在沖突,這嚴重影響了外貿制的推行。具體可作如下處理:
(1)先制定《民法典》。針對《民法通則》立法滯后的實際情況,首先,應擴大民法的法律概念,立法時要有前瞻性,針對種類越來越多,的特征越來越復雜,須為給出一個更廣的定義,并對其基本特征加以明確界定。其次,要實現外貿制度和其它制度的統一。
(2)廢止《暫行規定》并刪去《對外貿易法》中的條款。目前《暫行規定》從其內容來看不適應市場經濟的需要,從其效力來看,層次太低,也不能適應推行制的要求,應予廢止。而《對外貿易法》為行政法,外貿屬民商法效力范圍,按照西方國家法律體制,《對外貿易法》是貿易管制法,不涉及私法條款,而且其規定不僅簡單,甚至連“”字樣都未出現,沒有民商方面實質規范作用。
(3)制定《合同法》實施細則。《合同法》的制定,借鑒了大陸法系國家的行紀制度和英美法的隱名、身份不公開的規定,也吸收了《公約》的合理成分。相對《民法通則》而言,其對制度方面的規定有了較大的完善,不僅彌補了原外貿制法律效力的不足、拓寬了的內涵同時也平衡了當事人的權利義務。
3.2擴大內涵,引入新的制度
我國《民法通則》借鑒了大陸法中的直接制度,但因為沒有引入行紀制度,因此概念太窄,無法適應實踐的需要。鑒于我國法的現狀,擴大我國的內涵確有必要,只有擴大的內涵,才能為制度奠定堅實的法律基礎。與擴大內涵相適應,我國應重新調整法律體系,并引入新的制度,比如可以直接采用大陸法的直接制、引入行紀制度(間接)、吸收英美法中委托人身份不公開的合理部分等。
3.3增強外貿企業自身實力,促進制的健全和推廣
我國外貿公司應以國際上通行意義上的以合理分工為原則、以追求效益為動因的工貿雙方長期的穩定的外貿為依據,不斷提高創新技術,提高自己的核心競爭力,提高在國際上的競爭力。
3.4減少政府干預,完善市場體系
(1)逐步取消外貿審批制。
目前我國的出口仍以審批制為基礎,外貿經營權的取得,是由政府主管部門根據政策需要及考慮各方面因素進行審批的,政府通過行政手段來確定有權經營外貿的公司,無形中保證了其業務,確立了外貿企業的壟斷地位,這與市場經濟要求公平競爭環境不一致,這樣也會使行為不是從經濟角度來運作,仍然籠罩著濃厚的計劃經濟色彩。但是根據我國國情應隨著時機的成熟逐步取消外貿審批制。
(2)進一步強化政企分開,排除行政干預。
目前我國很多國有企業仍是產權不清、權責不明,沒有建立起真正的現代企業制度,仍是政府的附屬物。很多地方對出口企業和外貿企業下達了出口創匯的硬性指標,這使企業不能從自身的經濟利益出發選擇經營方式。造成有外貿經營權的生產企業在經營方式的非理性選擇,不惜成本和不講效益的盲目追求自營出口。政府不合時宜、不切實際地對費的限制性規定,也影響了外貿企業出口的積極性。因此政府應加快外貿企業的改制,以法律、稅收為主要手段加強宏觀管理,排除政策性干預。
1.進口多、出口少情況嚴重理論上說,我國勞動力資源豐富,蔬果、水產和加工食品等勞動密集型農產品在國際市場競爭中占有明顯的比較優勢,具備出口優勢和潛力;另外,我國人口眾多、人均占地面積較少,棉花、大豆和土豆這種土地密集型的農產品在國際市場上處于劣勢,在市場競爭中沒有優勢。調查表明,我國禽畜、水產與果蔬產品的國內價格大大低于國際市場價格,具有良好的國際競爭優勢,但我國農產品國際貿易仍然呈現出“進多、出少”的局面,因為受到土地限制和消費增長與工業化發展的影響,大宗農產品進口數量不斷增多,加劇了農產品進口多、出口少的矛盾。
2.隨著貿易額增長貿易逆差擴大我國農產品進出口額持續9年呈現穩步增長,2005年與2006年我國農產品進出口貿易逆差情況有所好轉,但到2007年與2008年,逆差現象變得明顯,逆差達到180多億美元,雖然2009年逆差額稍有回落,但仍超過了百億美元,2010年與2011年貿易逆差更是加劇增長。
(二)我國出口的農產品退貨現象普遍隨著我國農產品出口貿易的擴大,發達國家加強了對我國農產品輸入的限制條件,他們巧妙利用消費者高度重視和關注食品質量安全的心理,對我國農產品輸入設置了較高門檻,致使中國農產品難以進入這些高門檻國家,導致我國出口農產品被退貨情況增多。2006年日本對輸入的農產品進行“肯定列表制度”檢驗,徹底改變了農業化學品的管理制度。其中200多種農產品與700多種化學品都涉及到了這種“肯定列表制度”的檢驗,該制度指出的50000多種檢測標準里只有10000多種有科學驗證的正式標準,另外40000多種被日方稱為暫行標準。該制度嚴重影響了我國對日農產品出口:繁多的檢測項目增加了檢測成本,使我國農產品出口企業的利潤下降,檢測時間的延長制約了農產品輸出的速度和數量,很多產品經過繁瑣的檢測最終以不合格的理由退貨。
二、我國農產品對外貿易競爭優勢
(一)我國農產品國際市場占有率國際市場占有率是指某個國家的某個商品出口額所占世界同一種商品出口總額的比例。國際市場占有率多用來比較某些國家某個商品國際市場占有能力及其國際市場競爭力。
(二)我國農產品在主要進口國家市場占有率主要進口國家市場占有率是指某個國家或地區的某個產品輸入到主要進口國家的金額占該國家此產品進口總金額的比例。主要進口國家市場占有率反映了出口國產品在主要進口國家市場的競爭能力。
(三)我國農產品對外貿易競爭指數分析。我國農產品對外貿易的逆差額與進出口總額都表現為上升趨勢,進出口總額曲線傾斜度大于貿易逆差額曲線表明:我國農產品對外貿易總額增長速度比貿易逆差額的增長速度快,我國農產品對外貿易競爭力逐年提高。
三、提升我國農產品對外貿易競爭力的策略
(一)重視農業發展毋庸置疑,我國是農業大國,卻不是農業強國,我國農產品對外貿易雖然具有一定優勢,但在世界范圍內的競爭力相對較弱。農業作為我國基礎產業,關系到人民的衣食之源和國家的經濟命脈,是我國穩定發展和長治久安的保障。雖然國家逐年加大了對農業的投資,但與其他產業相比,對農業的重視程度還較低。根據統計年鑒統計數據顯示,雖然從1998年至今,我國對農業發展的投入增加了2000多億元,但用于農業發展的支出在財政總支出的比例有所下降。要以提高農產品對外貿易競爭力為目標,更加重視農業生產,促進農業發展。
(二)充分發揮政府職能通過政府的介入,在政策、法規等宏觀方面為我國農業營造更好的發展環境,促進農產品國際競爭力的提高。首先,政府要加大政策傾斜,扶持農業發展,通過各種惠農政策有效推動我國農業發展和升級,幫助農民增加收入,激發農民生產的積極性。其次,圍繞提升農產品對外貿易競爭力加大國家財政對農業的支持力度,在進行農業投資時應向農業薄弱環節傾斜,并加大對農民進行技術培訓的投入。另外,國家還要通過宏觀調控政策指導農業生產和發展,改變農產品生產、貿易的結構以及區域分布,搞好產銷銜接,從而有效規避農產品在國際貿易中面臨的風險。
(三)提高農業生產人員素質并調整經營方式勞動力的素質以及生產經營模式對于我國農產品國際競爭力有著重要影響,要想提高我國農產品國際競爭力就必須提高農業生產勞動力的素質,并采取科學合理的生產經營模式。勞動力是農業生產的執行者和科技的使用者,要加強對勞動力的教育和培訓,讓他們充分掌握農業科技。另外,還可以采取多種方式調整農業生產經營的模式,對農產品進行深度加工,提升我國農產品國際競爭力,促進農業的產業升級。
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國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浮動匯率制是一種國際匯率制度。在該制度條件下,匯率主要由市場力量(即供給和需求)決定,政府不設定及維持某種特定的匯率。當政府對外匯市場不加干預時,該制度稱為純粹的浮動制。浮動匯率制短期內對宏觀經濟有一定的降溫作用,弊大于利,但從長期看卻是中國擺脫初級產品“世界工廠”的形象,促使產業升級,減少中國經濟對外貿的依賴,使中國經濟可以更平衡、穩定和持續地發展的必然選擇。這主要是因為我國匯率是在國民經濟仍處于繁榮階段中調整的,企業和消費者信心仍然較強,對宏觀經濟的實際影響可能沒有理論測算得那么大,匯率小幅度調整不會對宏觀經濟帶來較大沖擊。相反,從中長期看,推進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有利于緩解對外貿易不平衡,優化資源配置;有利于增強貨幣政策的獨立性,提高金融調控的主動性和有效性;有利于促使企業轉變經營機制,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加快轉變外貿增長方式,提高國際競爭力和抗風險能力;有利于優化產業結構。
可見,浮動匯率制對于多數外貿企業而言是一次很好的機遇。但我們也應看到,匯率是一把“雙刃劍”,無論匯率向上或向下波動,對習慣于在原有固定匯率機制下采用單一工具避險的外貿企業而言,同樣也將具有一定的負面影響。特別是在2008年3月10日,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首度升值“破7”。自此以來,2008年上半年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屢創新高,直到近期才有所下降。然而在近期世界經濟增速放緩、國際大宗商品價格震蕩等多種因素影響下,對中國外貿出口造成明顯的沖擊。
一、浮動匯率制對外貿型企業的影響
1.匯率制度改革之前,匯率風險由國家承擔,無論是利潤還是成本,無論是資產還是負債,可以不要過多地去控制匯率風險。但是,匯率制度改革后,企業開始意識到價格優勢衰退的挑戰和提高非價格競爭力的必要性,開始意識到貨幣結算時機和幣種選擇的重要性,也開始意識到利潤(出口)和成本(進口)、資產和負債的貨幣匹配問題,有些企業靠人民幣匯率的增值做大、做強(比如,海外并購、進口技術、引進人才、建立戰略儲備、打開進口商品的國內市場等),而有些企業為了減少匯率風險不得不走出去另辟蹊徑,當然有些企業則因為增值擠掉了價格優勢的空間而不得不停工,與之相反,也有些企業很快找到了規避匯率風險的方法,維持了自己原有的競爭力。企業的這種變化,從宏觀層面上看,會帶來產業結構的升級,也會導致市場競爭環境的變化。
2.增加了企業的管理和經營成本。隨著人民幣匯率體制的改革,人民幣對外幣匯價將更富彈性,這意味著匯率管理零成本的時代已經結束。匯率制度改革后,企業不得不開始考慮匯率變化是否對商業利潤產生重大影響,不得不思考如何提供更多、更好的產品來滿足市場。當然,也不得不考慮自己該如何“轉嫁”匯率風險和向市場“尋求”更高的收益以沖銷可能引起的損失。當開始面對越來越多的匯率風險時,企業感到最大的挑戰是要擁有、培養熟識國際金融市場匯率走勢的專業金融人才。這樣勢必不同程度地增加企業的管理成本。
3.直接產生匯兌損失。展望未來,短期內匯率價格調整與波動將較為明顯,尤其是美國經濟的不確定性以及美元資產價格的風險預期,將會使資金流動出現較大的變化,歐元資產的吸引力將會有所上升,日元的弱勢繼續存在。但從長期來看,美元主導的地位不可能根本改變,美元匯率主導作用依然存在,市場份額與資金分配中美元的主導性不可能根本改變,但匯率價格風險將加大。可能導致尚未收回的外匯賬款和必須履行的合同產生相應幅度的損失,若匯率上升則給應收外匯賬款多的企業帶來較大壓力,應收外匯帳款越多,企業在結匯時損失就越大,反之亦然。
二、浮動匯率制的對策建議
在當前世界經濟整體下滑特別是美國深陷“次貸”危機的大環境下,政府與企業應共同配合,綜合運用多種手段,促進企業效益的提升。外貿企業應深入研究、積極調整,采取有效措施,化解匯率變化壓力,保持良好的發展態勢。
1.外貿企業要重視匯率變化問題,加強匯率制度研究。企業要把應付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作為經營管理的一項關鍵舉措擺上重要的議事日程,尤其要關注近期人民幣兌美元、歐元、日元等主要幣種的匯價變動情況,深入研究人民幣升值對企業出口產品的影響程度,努力增強應對工作的針對性和有效性:
第一,外貿企業要樹立正確的防范匯率風險的理念,以保值而非投機的心態對待匯率風險管理,并樹立風險管理的成本意識。第二,外貿企業要樹立市場風險意識,培養財務人員對市場風險的敏感度和把握能力。財務人員必須明白每筆業務面臨什么樣的風險,應該找誰去幫忙解決這個問題。第三,外貿企業應該將風險成本打入業務預算,如出口談判時使用遠期匯率而非即期匯率核算成本。第四,外貿企業應加強與銀行合作,依托銀行專業的財務顧問和理財顧問來化解和規避市場風險,因為企業的核心應該是發展業務,而不是匯率走勢分析,應善用銀行的服務和產品。
2.優化出口產品結構,加快產業升級。優化出口產品結構是應對人民幣匯率機制改革的根本之策。在人民幣匯率變化、出口價格多變的背景下,出口企業特別是生產型出口企業要加大技改投入,加快產品升級換代,努力提高產品質量和附加值,減少價低利薄的低檔次產品出口,擴大質量效益好和自有品牌的產品出口,提高出口產品綜合競爭力。
3.積極開拓海外市場。鞏固歐盟、美國、日本以及中國香港等傳統市場的同時,著力開拓南美、東南亞、南亞、中東、非洲、東歐、俄羅斯等新興出口市場,防范單一市場的不穩定風險。中東、歐洲地區的消費者消費能力強,對價格不是很敏感,企業應積極向這些地區推出優質優價的產品。同時要根據各個國家和地區的金融政策規定,盡量選擇多種幣種進行結算,規避單一貨幣的升貶值風險。
4.大力發展加工貿易。加工貿易是進出口相結合的業務,進口用匯可相應抵消出口收匯的人民幣之損失。因此,外貿企業應努力把握機遇,充分發揮承接產業轉移的地緣優勢以及勞動力成本優勢,生產型企業通過加大原料進口,外貿企業通過委托加工的方式大力發展加工貿易,擴大進出口規模。
5.加強成本和費用管理。外貿企業要切實加強采購、生產、銷售、儲存、資金運籌等各個環節的成本和費用管理,充分挖掘內部潛力,降低成本和費用開支,做好節流,間接擴大產品利潤空間,增強出口產品的價格競爭力。
6.通過提高出口報價、壓低采購價格,向客戶和供貨商轉嫁或共同分擔匯兌損失風險。對于自營出口業務,外貿企業應根據新的匯率調整出口報價,盡快加強與外商溝通,并做好與供貨商的溝通,訂立新的協議,在商業合同中,要考慮匯率變化的趨勢。對于出口業務,改變按固定換匯成本結算的方式,應與委托方式簽訂新的出口協議,明確按固定費率收取費,從而規避匯率風險。
人民幣匯率制度的改革目標不是單純的升值、貶值,而是建立更具彈性的匯率機制。這和國內宏觀經濟形勢的發展,金融體系的健全程度,市場體系的完善程度都有著密切的關系。以市場供求為基礎表明中國的匯率政策將更具彈性,根據市場發育狀況和經濟金融形勢,適時調整匯率浮動區間。這必將促進中國產業升級,維護金融市場的穩定,增強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人民幣匯率實行浮動制后,我國宏觀經濟和外貿企業發展機遇和挑戰并存,政府部門需要加強宏觀調控,為外貿企業發展營造良好的發展環境。而外貿企業則應主動面對挑戰,根據自身不同情況,從不同角度及時調整,把握機遇,提高綜合競爭能力,在當前人民幣匯率變化的預期下,穩步發展,實現企業經營的最大效益。
參考文獻:
2.比較優勢和外貿競爭力
外貿競爭力是指一個國家和地區可貿易的本國產品、產業以及從事外貿的企業向本國開放的外國市場上所具有的開拓,占據其市場并以此獲得利潤的能力。從我國的出口產品結構變化可以看到比較優勢仍然在外貿競爭力中起著重要的作用。就中國而言,勞動力豐富而低廉,這正是中國參與國際競爭的比較優勢所在。因此我國的出口產品主要由勞動密集型產品構成。但是在現實世界中,并不是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就一定是具有競爭力的,就一定能夠打入國際市場了。理論上可以想象,在一個兩各國家的世界中,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在其貿易伙伴的市場上是具有競爭力的產品。在一個多國世界中,如果各個國家的要素稟賦或生產技術完全不同,各自都生產一種不同于其它國家的產品,這種產品同時也是它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品。然而,各國的要素稟賦或者生產技術并不會完全不同,因此各國生產的產品常常是相似或相同的。當幾個具有相似比較優勢的國家向另一個國家出口相同產品時,哪一個國家的產品能在該市場上取勝就取決于競爭優勢而不是比較優勢了。
競爭力是受很多因素影響的。因此,在一個多國家、多要素、多商品的世界里,一個勞動力豐裕的國家并不必然在勞動密集型產品方面具有競爭力,以我國輸往美國、日本、西歐等發達國家的產品來看,總體上根據比較優勢我們主要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但是由于我們出口的這些產品大多數還是粗加工低檔次的產品,主要依靠低價競爭,因此我們的產品一方面面臨其它一些發展中國家相似產品的激烈競爭,另一方面又常常遭到發達國家的傾銷指控。總之,從整體上說我國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如紡織業是典型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我國具有豐富的勞動力資源,意味著勞動工資成本相對較低。不可否認,我國的紡織業具有先天的資源比較優勢,然而以上優勢屬于低層次優勢很容易被取代和超趕,近年來我國工資水平有了較大的增長而勞動生產率提高緩慢,單位產品所耗的勞動力成本有上升趨勢,勞動力工資成本己經超過巴基斯坦、印尼、孟加拉國等國家。我國紡織業目前競爭優勢缺乏。長期以來紡織業單純依靠價格優勢,忽略了技術創新,缺乏技術優勢;我國的紡織品,很少有自己的品牌,更不要提國際知名品牌,缺乏品牌優勢;雖然從1999年以來,紡織機械的進口一直維持在20%以上,但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技術裝備落后,自動化程度不高,缺乏硬件方面的優勢;管理水平不高、專業人才缺乏、研發創新能力不足、營銷網絡不健全,缺乏軟件方面的優勢;工廠規模小,缺乏內部規模效應、產業集群不夠,缺乏外部規模效應;信息不靈,市場敏感度不夠,缺乏對市場的快速反應機制,并不具有絕對的競爭優勢。因此,我們可以說,一個國家不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是沒有競爭力的,但是具有比較優勢產品并意味著它會自動具有競爭力。
3.國家競爭優勢理論——從比較優勢到競爭優勢的飛躍
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經濟學家邁克爾.波特提出了競爭優勢的概念。波特的國家競爭優勢是指一個國家使其公司或產業在一定的領域創造和保持競爭優勢的能力。波特國家競爭優勢理論的中心思想是一國興衰的報本在于國際競爭中是否贏得優勢,它強調不僅一國的所有行業和產品參與國際競爭,并且要形成國家整體的競爭優勢。而國家競爭優勢的取得,關鍵在于需求條件、要素條件、相關于輔助產業的狀況,企業策略、結構與競爭者四個基本要素和機遇及政府行為兩個輔助要素的整合作用。
4.從比較優勢向競爭優勢轉變的戰略措施——提高外貿競爭力的戰略措施
(1)發揮比較優勢是實現競爭優勢的基礎。比較優勢認為,產業競爭力主要取決于勞動力、自然資源、金融資本等物質稟賦的充裕程度。無論是以勞動生產率為基礎的李嘉圖的比較成本說,還是以各國生產要素稟賦差異為基礎的赫克歇爾——俄林的資源稟賦論。其假設前提都是各國的生產要素不可流動,供給條件、生產條件不可改變。然而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各種生產要素可以在國與國之間自由流動,跨國公司可以在全球范圍內有效配置資源,生產要素方面的天然優勢不再被一國所有;隨著新技術革命的到來,自然資源可以被改進、替代、培養;隨著人力資本的投入,發達國家的勞動技能和熟練程度日益提高,克服了數量上的不足;隨著消費觀念的轉變,產業內貿易、差異化產品快速發展。比較優勢退位,競爭優勢表現在依靠搶先投入發展規模經濟帶來的成本優勢;依靠長期積累并持續對設備、技術、R&D投入獲得的技術優勢;依靠個性化產品、個性化服務所獲得的差異化優勢;依靠長期在營銷上投資而獲得的優勢;依靠持續的創新改善、升級換代獲得的自我提升優勢;依靠政府創造一個良好的經營環境和支持性制度的外部環境優勢;領先獨特的管理方法降低交易成本的能力優勢;依靠挑剔的消費者和有力的競爭對手帶來的壓力優勢;依靠網絡信息、電子商務平臺以及對市場敏感而做出瞬間反應優勢等。對于我國來說,充分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就是發揮比較優勢,有效利用資源,為增強外貿競爭力創造條件。這也等于相對提高了資本及技術資源的豐富程度。資本積累多了,并逐步由相對稀缺到相對充裕,就可以較快縮小與發達國家在資源、技術及產業結構上的差距,從而加快了資源及產業結構的提升,增強了產業的競爭優勢。相映之下,不按比較優勢發展經濟,則這些產業不可能較經濟地,并在較短時間內產生競爭優勢。如中國的騎車業、電子信息產業以目前狀況很難進入國際市場。經濟發展是一個持續積累,漸進的過程,知識經濟的來臨給中國帶來的不僅是契機,更是雙重壓力(工業經濟體系的完善及知識經濟帶來的產業變革)和更嚴峻的挑戰,我們必須發揮比較優勢,穩步前進才是提高競爭優勢的捷徑。
(2)發揮政府作用促進外貿競爭力提高。政府要為企業創造一個支撐生產率提升的良好環境,在確保強有力的競爭,提供高質量的教育和培訓方面扮演積極角色,政府最根本的角色是信息提供者。國家是企業最根本的競爭優勢,因為國家能創造并保持企業的競爭條件,國家不但影響企業所做的戰略,也是創造并延續生產與技術發展的核心。按波特的國家競爭優勢論,一個國家的競爭優勢源于要素條件,需求條件,相關與輔助產業的狀況,企業策略、結構與競爭者,機遇以及政府行為六個因素。如果政府不加干預,前四個基本要素可能很長時間才能孕育成熟,所以政府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基于此,我認為提高我國外貿競爭力,政府在制定政策時,應考慮以下幾點:
第一,發展教育產業,積累人力資本。加強人力資源開發,提高熟練勞動力的比重是提升比較優勢的關鍵環節。對我國來說,技術、知識是稀缺生產要素,知識經濟的來臨使智力資源成為發展經濟的戰略性資源,要提高外貿競爭力,就必須通過勞動力素質和技術創新來提高效率和開發新產品。而我國人力資源開發投入不足,教育投入占國民收入總額比例為2%-3%之間,低于發展中國家的3.5%,造成人力資源匱乏;我國在全部勞動力人口中受大專以上教育的僅存2.8%,受初中以下教育者為86%;作為人力資源開發的主要場所,高等教育投入更為不足。因此,我國政府應制定相應的政策,加大教育投入,提高勞動力素質。具體如增加勞動力進行終身教育和培訓機會;改革教育體制,在培養“通才教育”的同時,注意培養創新精神,這對于形成一個富有活力的企業家階層,對于提高基礎研究水平,自主開發能力是至關重要的。
第二,增加科技投入,促進企業的自主研究與開發。我國技術開發能力低下是制約外貿競爭力的因素,而技術開發能力低下除了企業規模小,勞動力素質不高外,R&D投入嚴重不足,如R&D費用占國民生產總值比重1996年為0.5%,同期發展中國家為1%,發達國家為2%。按波特的觀點,先進要素在競爭優勢中起決定作用。先進要素不同于自然賦予的基本要素。先進要素是個人、企業及政府投資的結果。為培養先進要素,政府的作用就在于創造一種有利于先進要素生成和循環轉化的環境。因此,除了加人教育投入外,政府還應該加大R&D投入,支持企業的研究與開發,促進企業進行創新。
第三,制定產業傾斜政策,保護關鍵產業及新興產業。政府要為企業創造一個支撐生產率提升的良好環境,確保強有力的競爭。對于關鍵產業及新興產業,政府可以采取適當的保護措施,如關稅保護、出口補貼等方式。高技術產業對于改善中國產業結構,提高中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起著重大作用,政府應對這些產業戰略性扶持。就當前來說,為取得或保護在一些高科技產業或關鍵性產業上的優勢地位,發達國家廣泛采用了多種扶持政策和保護措施,僅美國而言,就頻繁使用了有秩序的銷售安排,單方面的貿易制裁等手段。我國為了盡快提高外貿競爭力,有必要對一些技術含量高、外部效應大的高技術產業,進行適當的、一定時期的保護,建立有效的高科技產業風險基金,如,應繼續對技術含量高的機電產品實行退稅優惠,扶持其出口,加速國內產業結構向高科技化發展。
我國是一個發展中大國,各地經濟發展很不均衡。發達地區由于工資成本上升,逐漸失去了勞動密集型產業的低成本的比較優勢。我國可以根據實際情況,在發達地區率先發展高新技術產業,以迎接知識經濟的到來,同時可以將勞動密集型產業向經濟不發達的中西部地區轉移,充分利用我國低廉勞動力成本的優勢。
參考文獻:
[1]陳春寶.中國高技術產業發展與外貿競爭力.東北財經人學出版社,1997.
按照李嘉圖的比較利益論,一國應該發展自己的比較優勢產業,也就是相對機會成本較小的產品,然后和他國貿易,這樣貿易雙方都會獲益。按照李嘉圖的理論,我國應該是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新古典的赫克歇爾—俄林要素稟賦理論認為,一國應該生產相對要素密集的產品,按照這一理論我國也應該大力發展勞動力要素密集的產業。而實際的情況也是如此,我國出口的商品大都是勞動密集的低附加值產品,一般加工工業的過度發展在我國表現非常明顯,這是市場作用的結果。
普雷維什—辛格的貿易條件惡化論又指出,由于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密集型初級產品需求彈性較小,而發達國家高新技術產品需求彈性較大,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對于初級產品的需求縮減,初級產品價格下降加快,也就是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條件會不斷惡化。這種情況下,如果我國按照比較優勢理論繼續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必然會使我國經濟陷入“比較優勢陷阱”,貿易條件不斷惡化,最終導致“貧困惡性循環”,不利于我國經濟長期發展。如果任由市場調節,我國的勞動密集型加工工業會過度發展,導致落入“陷阱”之中。
那么,貿易摩擦對于我國產業結構升級有著什么樣的作用呢?總的來看,我國受貿易摩擦影響的出口商品主要是出口量大的勞動密集型商品,貿易摩擦使得這些產品的出口減少,國內相關的產業規模就會縮減,因此而退出的資源和資金就會流入更高層次的產業,從而推動我國產業結構升級。而一些特殊的貿易摩擦,如技術性貿易壁壘等技術性措施,直接要求的就是技術水平的提高,對于提升產業結構的作用更加明顯。從這里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貿易摩擦對于我國這種特殊國情的國家來說,可以起到一種積極的指引作用,市場從某種意義上來看是失靈了,但貿易摩擦正好起到了糾正失靈的作用。所以說,貿易摩擦的產業結構提升作用對我國經濟發展產生了顯而易見的積極效應。
貿易摩擦有利于培養我國的競爭優勢產業
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分析貿易摩擦對于我國競爭優勢產業培養的作用。首先,貿易摩擦有利于優勝劣汰。淘汰一些身單力薄、競爭力微弱的小企業,有利于資源的優化配置,這些企業的退出對整個社會來說是一個帕雷托改進。其次,貿易摩擦有利于規模經濟的形成。小企業破產的同時,也為一些實力雄厚的大企業騰出了市場和空間,在規模經濟和學習曲線效應的作用下,大企業規模越來越大,競爭力越來越強。雖然可能導致的壟斷并不利于市場機制的完善和經濟增長,但一定程度的壟斷和大企業競爭力的增強卻可以與國外企業競爭與抗衡,爭奪更多的國外市場,有利于本國經濟的短期增長和長期發展。再次,貿易摩擦會加劇國內相關企業之間的競爭,而企業理論告訴我們,競爭的引入會降低企業生產的X非效率,也就是提高企業生產的效率,這會更加促進企業的發展和壯大,加快大企業的誕生。
關于競爭優勢產業的培養,我們也要認識到比較優勢向競爭優勢的轉化過程及它們之間的關系。所謂比較優勢是李嘉圖提出的概念,也就是前面所提到的比較優勢理論揭示的思想,它是從資源稟賦及相對生產率角度出發的優勢。而競爭優勢根源于波特的“國際競爭優勢”理論,它指出競爭優勢有微觀層面、中觀層面及宏觀層面三個方面的優勢劃分,宏觀層面的技術水平、需求狀況、政府作用、相關及支持產業等四大要素構成了“鉆石理論”的四個角,也就是國家競爭力優勢的決定要素。從該理論出發可以看出,競爭優勢更多關注的是技術水平的高低,也就是說,通過提高技術水平,以技術優勢取得市場上的競爭力,形成競爭優勢。那么,貿易摩擦又是如何誘使比較優勢產業順利轉變成競爭優勢產業呢?上面的分析已經指出,貿易摩擦可以淘汰小企業而發展大企業,規模巨大的企業有更雄厚的資金實力,它們可以應國際市場以及競爭的需要提高技術水平,并取得國際范圍內的絕對競爭力,也就形成了我國的競爭優勢產業。
推動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
據商務部統計,2005年我國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69.2億美元,較上年同期增長25.8%。其中,股本投資40.7億美元,占58.8%,比上年同期增長53.6%;利潤再投資28.5億美元(利潤再投資為預估數,以2004年年報數據為基礎數據估算),占41.2%,與上年持平。2005年,經商務部核準和備案設立的境外中資企業共計1067家,中方協議投資額69.54億美元,同比增長87.3%。我們將這個數據與我國利用外資的狀況進行對比,可以看出我國企業對外投資發展緩慢,有待于進一步“走出去”。
那么,貿易摩擦又是怎樣推動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呢?實際上這是一個逼出來的效應,我們可以將其稱為“逼迫效應”。也就是說,貿易摩擦阻止了有關企業的商品出口,使其市場縮小,商品價值無法實現,這時企業為了走出困境,只有想方設法解除摩擦,或者繞過國外商品出口的限制,也就是通過對外直接投資來實現。于是在貿易摩擦的壓力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增加,獲利空間擴大,也有助于解決我國的貿易摩擦問題。在我國,這樣的事例有不少,如海爾為了應對技術性貿易壁壘而選擇的國際化發展道路,TCL為了抵制國外彩電反傾銷而進行海外直接投資等等。貿易摩擦成為加速我國企業國際化的重要動因。
有利于實現我國貿易地理方向的多元化
總體來看,我國雖然有著巨大的對外貿易量和貿易順差,但對外貿易地理方向單一,貿易順差也主要集中于幾個貿易伙伴國。從下表中可以看出,從2001年—2005年,我國大陸對香港地區和美國的貿易順差額都大于總的順差額。從中我們可以看出,我國貿易出口的地理方向還比較單一,這就使得出口風險較大,一旦與其中的一個貿易伙伴發生貿易摩擦,就會使我們損失慘重。
貿易摩擦的頻繁發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我國對外貿易地理方向實現多元化。首先,貿易摩擦使我們看到了對個別貿易伙伴的過分依賴存在很大的風險,這就促使企業和國家認識到該問題的嚴重性,從而致力于開拓其他國家的市場;其次,貿易摩擦阻礙了某產品的出口,這時出口商也會想方設法尋找其他國家的市場,以減少自己的損失。而一旦市場開拓成功,我國的貿易地理方向就會不斷實現多元化,有利于我國出口貿易的健康發展。
提升我國對外貿易質量,糾正貿易失衡狀況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對外貿易得到了迅猛的發展,尤其是上世紀90年代以及本世紀初的這幾年,發展勢不可擋,我國成為了全球第二貿易大國。但同時也要看到,我們只是一個貿易大國,離貿易強國還有很遠的距離。我們的出口貿易基本還停留在數量擴張型階段,只是在近幾年,提高質量的呼聲才越來越響,也引起了各方的高度重視。從1995年到2005年,我國加工貿易的出口額占了總出口額的一半以上。我們知道,加工貿易一般都是勞動力密集型產品的加工,它的商品附加值和利潤都非常的微薄,也就是貿易獲利較少,同時也不利于我國產業結構的提升和經濟的持續增長。同時我們也能看到,我國對外貿易長期以來存在失衡的局面,貿易順差巨大,而這些順差中,加工貿易的順差幾乎都超過了總的順差額。也就是說,我國的加工貿易順差是總貿易順差的重要組成部分。
如何改變種狀況,提高我國對外貿易質量呢?貿易摩擦可起到一定的作用。從近年的貿易摩擦領域來看,主要集中在出口量大的勞動密集行業,如紡織品、機電產品等。這些領域的貿易摩擦直接減少了該產品的貿易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糾正貿易失衡,同時抑制了我國加工貿易的過度發展,可以留出更多的資金發展其他產業,提升產業結構,培養競爭優勢,從而逐步達到和實現提高我國對外貿易質量的目的。
應對貿易摩擦應有的態度和思路
從以上分析中我們清楚地看到,貿易摩擦并不是“洪水猛獸”,一定的情況下,它還會成為我國經濟增長的激勵因素。因此,我們可以得出看待和處理貿易摩擦問題的清晰思路。
我國現行外貿政策使我國的出口產品在世界市場的份額不斷地增加,導致了我國與主要工業國家的貿易不平衡狀況日益加劇,各個國家和地區特別是與我國貿易呈逆差的國家,為了扭轉貿易逆差,以各種理由對我國的出口產品進行限制,最終導致國家之間的貿易爭端急劇增加。這一傾向在我國加入WTO以后更加明顯。2002年對我國立案最多的國家是與我國貿易逆差最大的美國。美國對我國立案調查14起,其中反傾銷12起,特別保障措施2起。
2.貿易條件惡化
我國現行的外貿政策強調貿易順差,在評價地方政府的業績時,把對外貿易額的大小以及逆差和順差作為標準之一,地方政府因此千方百計地促進出口,更多地關注出口創匯。為了爭奪出口市場,很多企業甚至以低價競銷為手段,導致出口價格持續下降,貿易條件不斷惡化,造成我國外貿的“貧困化增長”。
3.人民幣升值壓力巨大
由于我國外貿長期處于順差,外匯儲備規模已經遠遠超出其最合適的水平。2001年,我國外匯儲備超過了2300億美元,接近1年2435億美元的進口規模,是短期債務170億美元的14倍。至2003年9月,我國外匯儲備達到了3860億美元,僅次于日本,居世界第二位,外匯儲備與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居世界第一。由此導致了其他國家要求我國人民幣升值的問題。人民幣如果升值將使外商投資大量減少,這樣我國的經濟增長率將減少二到三個百分點,這對經濟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
4.出口與國內發展相脫離
我國在貿易體制改革中采取了進口保護與出口鼓勵政策的措施,其結果一方面出現了大量“體外循環”的加工貿易,另一方面國內也建立了許多新興產業。這種情況導致了出口產品結構與國內的生產結構出現了較大的差異。隨著加工貿易的不斷增加,貿易與國內工業發展相脫離的現象越來越明顯。
二、對出口政策及其作用的重新認識
1.出口政策趨同導致政策失效
目前,世界各國或地區為了發展經濟,普遍實行了鼓勵出口的政策。這種開放國家政策趨同的現實,導致了政策的失效,即所謂的“合成謬誤”。在國際市場上,如果只有少數的發展中國家實施出口導向戰略,在國際市場價格保持穩定的情況下可以提高向發達國家的出口,但是,如果很多國家也實施同樣的政策,由于供給急劇增加,需求相對保持不變,從而導致貿易價格急劇下降,貿易條件惡化甚至崩潰,造成所有實施出口導向型戰略國家的“貧困化”增長的現象。
2.世界貿易體系面臨崩潰
日本在不違反世貿組織法規的情況下,以激進的貿易政策把其他國家的工業摧毀無遺。隨著中國進入世貿組織,這個問題還會惡化。如果中國憑借廉價的勞動力優勢,繼續實施鼓勵出口的政策,大量出口廉價產品,在全球市場中與美、日、歐產品競爭,此時全球的貿易體系可能面臨崩潰。自由貿易體系之所以能夠維持至今,完全是因為中國和印度沒有效仿日本。如果中國以此作為范例,照日本的方子抓藥,現有的制度絕對撐不下去(查理德·隆沃思,2002年)。
3.出口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不確定
國際有關研究顯示:從1975—1994年之間出口增長最快的25個國家來看,如果按不變價格來看,很多出口占GDP比重不斷提高的國家(地區)卻未必經歷了經濟的更快增長。1998年,經過分析哥倫比亞、墨西哥、摩洛哥的數據后,發現幾乎沒有什么證據可以證明出口本身能獲得更高的效益。1995年和1998年對美國的研究得出類似的結論:雖然出口企業在規模、生產率和增長方面相對非出口企業具有一定的優勢,但是并不能就此斷定是出口本身導致這樣的結果。效益好似乎決定了企業處于出口狀態,而不是相反。現在許多發展中國家在制定外貿政策時,決策者本末倒置,過分強調出口的重要性,沒有認識到出口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這種傾向受到嚴重的挑戰。
4.歷史經驗
一方面,從美、俄、日三個大國的發展道路和成敗經驗來看,大國的經濟發展必須處理好投資、消費和出口的關系,出口導向和單純的投資主導可以取得一定時期的高速增長,但最終要面對內需擴張的轉換,轉換不好就會出現經濟問題甚至是經濟危機,俄羅斯、日本和東南亞金融危機就是典型的例子。
另一方面,從我國的實際來看,我國的出口增長奇跡名不符實,存在巨大的差距。對于出口乃至外資對我國經濟的貢獻,有關學者得出的結論是:國內官方和主流學派所提供的數據不足以證明國內經濟正在走外向化的道路,以及在改革開放中國民經濟是由出口帶動的,更不能肯定外資和外商直接投資顯著改善國內經濟效益和促進經濟發展。對于我國經濟而言,出口只起到了一個間接的作用,我國經濟在過去20年的增長更多是依靠內部規律。
三、對進口政策及其作用的重新認識
1.進口與經濟增長
現代經濟理論認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是要素供給的增加和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要素供給投入的增加包括資本和勞動供給的增加,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則包括產業結構優化、規模經濟、制度創新等,而這些因素都與進口有密切關系。因為進口中往往包含大量的先進設備和先進技術,它雖然不會直接對GDP總額產生正向促進作用,但是大量先進設備和技術的進口會促進科技進步和生產率的提高,會促進經濟集約化增長程度的提高,從而促進GDP增長率的提高。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經濟增長的實例也可以佐證這一點。統計資料顯示,在美國的經濟增長中,至少有27%要歸功于高科技產業及高新技術的進口。同時,以我國中間產品的進口為例,進口中間產品或許同經濟增長沒有直接關系,但其潛在聯系不容忽視。因為對于我國來說,大多數的專業化中間產品很難依靠本國提供。限制我國獲得這些中間產品的貿易壁壘對我國的制造業企業的生產率將產生不利的影響,而且這些影響會貫穿于整個經濟之中。
考察我國1980—1999年國民經濟的有關數據可以發現以下幾個特點:
(1)在我國貿易順差的年份,經濟增長反而趨緩,貿易順差與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之間呈負相關的關系。
(2)我國的進口增長率與GDP增長率的變化趨勢具有很強的一致性,在進口增長速度快的年份,經濟增長率(用GDP增長率表示)呈上升趨勢,而在進口增長速度放慢甚至出現負增長的年份,經濟增長率也呈明顯的下降趨勢。只是進口增長率的變化幅度更大,而且其在時間上有先于GDP增長率變化的趨勢,很明顯,進口對經濟增長有明顯的促進作用。
(3)進口參數對經濟增長率的變化具有顯著影響,出口參數則沒有進口增長率對經濟增長貢獻那樣顯著。在同樣的增長率下,進口大約比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大一倍。
2.進口與就業
人們總是認為進口會沖擊國內產業,增加失業。實際上,進口對就業的影響因情形不同而不同。最有利的情形是伴隨進口擴大的產業升級,隨著生產要素流向高效率產業,勞動力也隨之流向高效率產業。在靈活的經濟結構中,如果高效率產業具有更高的增長率或較高的就業彈性,進口和產業升級帶來的經濟增長可以增加就業。相比之下,就業彈性高的產業比就業彈性低的產業更能吸納就業。有關研究表明:如果汽車產業的工人因失業而轉移,在相同產業增長率的條件下,轉移到電腦或芯片業可能過剩,轉移到軟件業可能不足。
顯然,經濟增長不僅來自技術創新,同時還來自進口帶來的以產業升級為特征的結構效率,所以,不應當片面看待進口對就業率的負效應作用。在我國就業壓力十分嚴峻的今天更是如此。
3.進口與保護
我國實施進口限制,主要出于國家財政收入和保護國內有關企業和產業的考慮。但是我國的進口限制并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
(1)我國的高關稅政策并沒有增加政府的收入。首先,高關稅只是給走私者帶來了豐厚的利潤。其次,進出口企業為了獲得進出口許可證或進出口自而進行“尋租”活動,使國家的很大一部分利益被政府官員和企業獲得。有關研究顯示:在我國降低進口關稅提高進口自由化程度,不僅會抑制走私,而且通過海關過貨的進口規模會大幅度增加,即使稅率降低,關稅總額的規模也會繼續增加。
(2)保護對象發生錯位。我國的進口限制本意是要保護我國的民族產業,但是,我國現行關稅保護的卻是整個中國市場。但是,在很多行業里,外商企業在中國的整個市場中有很大的份額,有的甚至達到壟斷的地步。在這種情況下,我國保護的對象實際上是外商企業,而不是我國的幼稚產業和民族產業。
(3)名義關稅和實際關稅差距較大。長期以來,我國關稅水平“名不符實”。海關統計數據顯示:1998年,我國的名義關稅稅率為35.6%,而實際征收稅率僅為2.7%。實際征收稅率不僅遠低于發展中國家的稅率水平,甚至低于一般發達國家的關稅水平。可見我國關稅的虛保護現象十分嚴重。這一現象不僅沒有達到保護的效果,反而成為別國的把柄。
4.進口與出口
進口增長是出口競爭力提高和出口擴大的基本保證,只有適度的進口,才能保證持續、穩定的出口,才能使出口產品不斷升級,從而具有國際競爭力。
(1)進口是出口的保證。進口有效地緩解了我國經濟發展的供給瓶頸。我國人口眾多,人均占有資源不足是制約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增加進口可以充分利用國內外兩種資源,突破資源和技術的約束,為發展經濟開辟了一條新道路。
(2)進口有利于形成潛在的出口。人們的消費并不總是由國內的產品來滿足的。滿足國內對外國產品的潛在需求,能夠實現人們的潛在消費需求,改變消費方式和習慣,形成新的消費市場。由此帶動我國相關生產領域的變化,導致新的投資生產。典型的例子就是我國的彩電、手機等產業,開始時,我國的這些消費品都是進口的,然后國內企業開始模仿生產直到擁有自主知識產權,在滿足國內消費需求的情況下開始大量出口,成為出口大國。
(3)進口可以帶來外來競爭壓力。外來競爭有利于打破我國長期存在的經濟和體制壟斷,從而提高我國企業的生產效率和產品質量,有利于培育新的出口增長動力,形成有能力應對全球化挑戰的新的出口部門和競爭性產業,為我國的持續出口打下基礎。
四、調整我國現行外貿政策的新思路
1.由外向型經濟向內外互補型經濟轉變
內外互補型經濟發展戰略是指一個國家為了在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中實現本國經濟持續、穩定、快速的發展,從全球視角對經濟發展戰略進行重新定位,放棄以前只是單方面利用國外或國內資源的出口政策或進口政策,把進口和出口有機的結合起來,把國內外兩種資源、兩個市場有機的結合起來,優勢互補,形成良性互動的整體。這種良性互動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技術、設備和材料的進口增長有利于形成新的出口增長動力,形成有能力應對經濟全球化挑戰的新的出口部門和競爭性產業。
(2)進口有利于解決我國經濟發展的瓶頸,有利于我國產業結構的調整,有利于我國經濟綜合效益的改善,提高我國的綜合國力。
(3)進口有利于減少與貿易伙伴的摩擦和爭端,在此基礎上,進口才可能是可持續的和有保證的,最終實現更高層次的內外部經濟的相對平衡。
(4)出口應該為進口空出新的產品市場和產業空間,為產品的不斷升級換代和產業的升級做好準備,同時也為我國企業大規模對外直接投資做好準備。
2.構建資源安全貿易體系
資源安全貿易體系的核心就是充分利用國際經濟的相互依賴性,在一定的時空范圍內,保障我國獲得發展所必需的一定數量和質量的資源,不斷改善我國資源供給的態勢,使得我國在國際資源市場中逐步趨于有利地位,進口本國稀缺的資源,實現國際間資源互補與轉換是促進經濟持續增長的重要途徑。今天,自然資源的國別屬性已經不重要了,如果還是一味的強調資源自給,國家不得不開發高成本的資源,將使國民經濟整體效益下降,最終導致戰略上的不安全。但完全依賴國際市場也會導致一系列的風險,因此,立足兩種資源、兩國市場是資源戰略的惟一選擇。
我國現實的選擇就是適度的增加進口。所謂適度的增加進口,是指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內,在保證國家外匯儲備充足、人民幣匯率穩定的條件下,為了保證國內經濟、國際貿易長期健康的發展,推動國民經濟良性循環而采取的加大進口力度的一項重要的措施。一方面,我國的進口應該以國內比較稀缺的、不可再生的基礎性自然資源、原材料為主,另一方面,應該以進口國外先進技術、機器設備和中間產品為主。這樣才能保證我國經濟的可持續性發展。
3.外貿政策與外資政策之間的相互協調
目前,在以跨國公司為主導的國際經濟環境里,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之間存在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它們相互關聯、相互補充,這給我國的政策制定帶來了挑戰。在目前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關系日益密切的形勢下,國際貿易政策和利用外資政策必須協調一致,才能發揮政策合力,實現政府預期的政策目標。單獨地實行貿易限制政策,或單獨地實行外資限制政策,均不可能取得預期的效果。因為它們分別具有多重目標,這些目標之間既可能交叉、重合,也可能相互矛盾,甚至相互抵消效果。
如果國際貿易受到限制而國際直接投資沒有受到限制,那么限制國際貿易的政策就不能發揮作用,國際投資也就會替代國際貿易。例如,如果政府以對進口商品征收關稅或建立非關稅壁壘來限制進口,那么,就會導致進口替代型外國直接投資。同樣,如果國際直接投資受到限制而國際貿易沒有受到限制,那么限制國際直接投資的政策也不能發揮作用,國際貿易就會替代對外直接投資。例如,如果政府對某個行業限制外國直接投資,但是不限制對該類商品的進口,那么就可能導致該商品進口的增加。
另外,國家對外國直接投資的引導和規范勢必會對貿易產生各種影響,尤其是實施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更會對貿易產生直接而重大的影響,從這個層面來講,只有外資政策與貿易政策的協調和統一,才能促進本國經濟和全球經濟的共同發展。
4.外貿政策與產業政策之間的相互協調
(1)貿易政策應該優先安排有利于產業政策實現的進口商品結構,以進口來調節產業結構,以調節產業結構來促進出口。作為管理和調節進出口貿易手段的關稅體制,應從其關稅結構中反映出上述產業政策的基本要求,安排有利于產業政策實現的進出口商品結構,并使關稅政策符合產業政策發展秩序的要求。從實物形態來看,如果國內缺乏各種投入品,那么產業發展的約束問題就需要通過進口來解決。
(2)產業結構的調整應該從開放的角度出發,以世界產業關聯為背景,追求有利于出口生產的產業目標。同時,產業結構的調整以及重點產業的選擇都以提高國內產業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為目標。這樣產業結構的調整必須伴隨著技術創新和技術進步,提高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同時根據我國的優勢使產業的調整有利于實現外貿出口結構的升級換代。
5.構建戰略性貿易保護政策
經濟開放并不意味著不需要對國內市場和國內產業進行適度的保護。相反,從某種意義上說,隨著民族經濟利益越來越突出,構建貿易保護政策就具有國家戰略意義。但是,不管是對出口導向型產業的扶持,還是對純粹國內產業的扶持,要根據所選擇的產業或者產業集團的特殊性質制定不同的扶持政策。一般來說,戰略型貿易保護政策扶持的原則和依據應主要包括以下七個方面:
(1)產業具有盈利性,且在一段時間內保持相當高的進入壁壘。
(2)本國產業必須面臨外國廠商的激烈競爭或潛在競爭。
(3)與出口相關的產業,應該比外國競爭產業更集中或同樣集中。
(4)扶持政策不應引起要素價格過高的上升。
(5)本國產業相對于外國競爭者有相當大的成本優勢,且增加生產會帶來相當大的規模經濟或學習效應。
(6)國內新技術向外國競爭廠商的外溢最少,且政府干預有助于把外國技術轉移給本國廠商。
那么實現外貿企業的差異化競爭呢?筆者認為應做到以下幾個方面:
一、細化市場,占據有利競爭位置,倡導概念差異化 首先,以競爭對手相對,形成獨特“概念”。概念差異化要求用通俗、簡潔明了和高度概括的概念含義,通過產品定位的突出和強化,來體現產品層次中的核心價值。概念差異化一方面對消費者而言有積極意義,因為他們一般不是所購買產品的專家,所以需要核心產品的概念化。比如海爾在生產冰箱時相對國內的冰箱產品,在國內率先打出無氟冰箱,受到了很好的效果,占領了市場。其次,在原有產品基礎上形成概念創新。市場競爭發展到一定程度就需要對概念進行創新,甚至有時必須“制造”概念才有效,這就有如海爾總裁張瑞敏所說,創造市場的前提就是創造概念。市場營銷實際上是概念之間的競爭,而不是產品之間的競爭,因為消費者個人的經驗往往被扭曲,以便符合他們的觀念,所以,市場營銷中最強有力的戰略是在潛在用戶心目中只擁有一個概念。營銷者頭腦中往往有一個固有觀念我們是在進行以客觀現實為依據的產品競爭,而絕大多數企業的錯誤恰恰都是源于這樣一種假設。
二、引導企業競爭方式由價格競爭向非價格競爭轉變,實現屬性差異化 首先,特色差異化。我們認為特色是企業所提供的產品與競爭者提供的產品在可直觀比較的產品屬性上所具有的特點或獨特性。公司將產品導入,市場進入營銷過程后,會根據市場反饋的顧客的需要和改進意見,再產品原有的基礎上,對產品的核心價值進行創新,以對付競爭者和產品生命周期帶來的挑戰。為了提高銷售量和利潤,可以在產品屬性上不斷實行差異化策略,對產品概念進行創新,質量可以提高也可降低,特點可以增加或減少,式樣也可以改變。其次,質量差異化。
質量的競爭是企業在市場競爭中最常用的武器之一,質量是對產品的耐用性、功能、可靠性、精確性、操作和修理的簡便性,以及其他對顧客有價值的產品屬性概括性用語。產品質量的競爭要以顧客的認知質量為標準。質量上可以分開層次,高檔、中檔和適合大眾使用的低檔產品。再次,技術差異化。產品、市場和品牌差異化必須以技術創新和產品開發設計能力的提高為前提,技術差異化(創新)是差異化競爭策略的一個基礎條件。
作者:周明 王朋飛 單位:重慶大學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
加工貿易方式依賴程度高從貿易方式的角度來看,我國的外貿出口對加工貿易方式依賴程度高,2010年,加工貿易方式進出口的商品總額占全部貿易方式進出口總額的39.22%,略低于一般貿易方式在總額的占比50.42%。對加工貿易的過度依賴會降低出口結構升級對國內產業結構升級的作用和我國的貿易福利水平。加工貿易方式停留在生產經營鏈條的勞動密集型環節,技術溢出效應弱小。并且在加工貿易過程中,中國主要從事低端的加工環節。中國并沒有從加工貿易背后龐大的貿易順差中得到相應的貿易利益。第三產業發展嚴重滯后第三產業具有可貿易程度低的特點,所以,GDP中第三產業所占比重越大,外貿依存度就應該越低。我國的外貿依存度如此之高,可見我國第三產業發展滯后于第一和第二產業的發展。二戰后至今,美國的第一產業占GDP的比重從8%遞減到1%以下,第二產業占GDP的比重由30%以上下降到20%左右,第三產業占GDP的比重由不到60%上升到80%左右。而2009年,我國第三產業產值147642.09億元,在GDP中占比43.35%,相對美國等發達國家差距很遠,這說明我國的產業結構發展得不合理,應該加快產業結構調整。
具體而言,加快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可以從以下六個方面著手:第一,重視新興戰略性產業發展,為經濟增長培育新引擎。第二,加強信息化和工業化的融合工作,充分發揮信息技術對信息化建設的支撐作用。第三,積極推進體制創新,建立符合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運行機制。第四,加強國際交流與合作,積極參與大型跨國公司的高新技術交流活動。第五,著力提升企業自主創新能力,包括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能力、原始創新能力和集成創新能力,深入開發具有戰略意義的高新技術,實現規模化產業化。第六,加快高新技術隊伍建設,為實現高新技術的跨越式發展提供人才保證。加快實現加工貿易的轉型升級,實現出口效益最大化,消耗最小化2009年,我國貿易規模在全球排名第二,僅次于美國。在我國的對外貿易中,加工貿易方式占據了40%左右的比例。所以,我國的出口企業應該加快加工貿易的轉型升級,提升企業作為從事的價值鏈環節在全球生產體系中的地位,延長加工貿易產業鏈條,提高附加值,促使加工貿易實現效益的最大化和能源資源使用的最小化。在全球生產體系中,領導廠商依靠自己控制的設備、技術、品牌等稀有資產占據著附加值較高的價值鏈環節。我國的加工貿易企業也只能擁有獲得設備、技術、品牌等稀有資產來提升自己在全球生產體系中的地位。推動加工貿易的轉型升級,首先要創新加工貿易模式,調整加工貿易結構,利用技術上的優勢,將加工貿易從以“加工裝配為主”的方式轉化為“生產、倉儲、轉運并重”的方式。其次,鼓勵企業增加研發投入的比重,增強企業的創新能力,積極研發我國自己的先進設備、技術,創造中國自己的優勢品牌。再次,提高國產料件的質量,延長加工貿易的國內產業鏈。最后,在引進外資的時候,尤其重視引進跨國公司的高技術、高增值率的加工制造環節,從而推動我國加工貿易的轉型升級,改變中國制造的不利地位。積極推動第三產業發展,增加我國服務貿易比重第三產業包括交通運輸、郵電通訊、金融、保險、科學教育、醫療衛生等行業。所以相對第一第二產業,第三產業要復雜得多。目前,我國第三產業發展相對于發達國家和我國的第一第二產業而言嚴重滯后,所以要積極推動我國第三產業發展。首先,要推進第三產業的改革和開放,加快服務行業高效發展。其次,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對第三產業結構的調整優化,促進多種所有制經濟的競爭。最后,逐步提高第三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目前,我國外貿發展的新領域就是服務貿易。就貨物貿易而言,我國已經是全世界名列第二的貨物貿易大國,具有持續規模巨大的貿易順差。但是我國的服務貿易發展相對滯后、貿易逆差龐大,對我國對外貿易的效益造成了嚴重的損害。為此,我國在積極推動第三產業發展的同時,應該大力發展服務貿易,從而形成有競爭力的外貿產業格局。發展服務貿易,應該從促進文化產品出口、鼓勵發展服務外包、促進技術出口、積極開拓服務貿易市場等方面努力。推動勞動密集型產業升級,發展勞動密集型服務業勞動密集型產業并不排斥高技術,所以,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應該注重用高技術改造勞動密集型產業,這是我國勞動密集型產業發展的最佳模式。在一些關鍵工序上,勞動密集型產業也可以采用現代化技術,實現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向新型勞動密集型產業的轉變有利于促進我國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可持續發展。要實現這個轉變,應該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中的勞動密集型生產環節和技術含量多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比如新興家電業這種勞動密集型組裝加工業、個性化服裝生產、電腦設計的工藝品生產等。同時,我們也應該積極為第三產業的發展建立一個有利的政策和制度環境。發展勞動密集型服務業,推動勞動密集型產業工業化和現代化發展。工業化過程的實質是將傳統的農業勞動力轉移到非農業的過程,非農業包括工業和服務業,所以將農業勞動力轉移到工業和服務業都有利于推動我國的工業化進程。目前,我國還沒有完成工業化進程,但是目前我國的工業化發展速度很快,進入了工業化發展的新階段。在推進工業化進程的過程中,我們應該增加農業勞動力向服務業的轉移,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服務業,重視發展現代物流配送、家政服務業等新型業態。
近年我國外貿依存度呈現持續高企的狀態。并且我國的外貿順差依存度始終高于進口依存度,并且貿易順差較為依賴歐美大經濟體。這種外貿依存使得我國經濟面臨較大的風險。同時也折射出我國產業發展呈現較為嚴重的結構性問題,比如勞動密集型產業比重大、加工貿易方式依賴程度高、高新技術產業落后、第三產業發展嚴重滯后等。為了降低外貿依存度的風險,解決我國產業結構問題,我國必須優先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提升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加快實現加工貿易的轉型升級,積極推動第三產業發展;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服務業,推動勞動密集型產業升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