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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坎蒂隆是一名愛爾蘭裔的法國經濟學家。他著有《商業性質概論》一書，主要闡述了經濟體系之間的關系和運行。書中對于價值、貨幣、利息、工資、企業家等領域進行了開創性的深入研究。

關于《商業性質概論》的概述

坎蒂隆的《商業性質概論》一書是由三個部分組成的。在《商業性質概論》的第一部分中，坎蒂隆描繪了一個經濟循環的過程。這個循環的過程從地主支出貨幣開始，到貨幣流回地主的手中結束，然后從下一個循環開始。在經濟循環理論中，坎蒂隆著重解釋了經濟體系內部各個部分之間的相互關系。在坎蒂隆看來，由于人口、技術、嗜好等不斷地在發生著變化，所以經濟體系也就不斷地發生著調整來適應這些變化。利己地追求利潤最大化是這種調整的中軸，起著與牛頓宇宙學中萬有引力定律相同的作用。在這一部分中，坎蒂隆不僅有對于市場機制運行的精彩描述，也有對于企業家作用的開創性表述。

《商業性質概論》一書中的第二部分描繪了貨幣在經濟循環中所扮演的角色。坎蒂隆在貨幣理論領域達到了他經濟理論成就的最高峰。在這一部分中，坎蒂隆深入分析了貨幣數量變化對于價格和實體經濟的影響，并進一步闡述了貨幣在國際貿易中所處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

《商業性質概論》一書的第三部分是對國際貿易、外匯、銀行和信用的探討。令人驚訝的是，該部分中可以發現許多重商主義的觀點。在這部分中，坎蒂隆倡導進行貿易保護，并鼓吹貿易順差。雖然坎蒂隆和重商主義者身處相同的年代，但他的經濟理論大部分都是非重商主義式的，但在貿易政策上，卻又有明顯的重商主義痕跡，這也構成與亞當·斯密的重大分野。

坎蒂隆的市場理論

在坎蒂隆看來，人與人之間因為交易關系而相互依存。交易自然會導致供求的發生進而形成市場。所謂經濟，就是相互聯系市場的有機系統。坎蒂隆認為相互聯系的市場以實現某種均衡的方式來運作。人們交易的習慣會形成市場中的制度，這些制度并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隨著時間不斷演進的。

坎蒂隆所闡述的經濟制度結構實際上是一種等級結構。在一個經濟體系中，主要涉及到地主、企業家和居民三大類主體。這其中，地主處于經濟結構和社會秩序的頂端。居民只有從地主那里才能獲取生產所必需的自然資源，地主又從居民那里取得他們的收入。企業家處于中間位置，他們是一個特殊的群體，充當著至關重要的角色。

坎蒂隆認識到價格是市場機制的核心。在坎蒂隆的著作中，可以發現一個稱之為內在價值的概念。內在價值是對商品生產過程中所耗費的土地和勞動的數量和質量的測量。內在價值衡量了生產商品所耗費的真實的成本，決定了商品的長期均衡價格。但坎蒂隆明顯認識到，短期價格絕不僅僅取決于內在價值，因為短期中的價格偏離商品的內在價值是最常見不過的現象。在坎蒂隆看來，短期價格對于內在價值的偏離是由兩個原因造成的：第一，短期中，消費者對于商品的主觀評價將起到重大作用；第二，生產者的計劃和消費者的計劃不可能始終是完全協調的。

坎蒂隆的功績并不止于提出了內在價值的概念，并解釋了短期價格偏離內在價值的原因，更為重要的是，為了解釋最初消費者和生產者計劃的不協調最終能夠調整到協調一致的問題，即經濟能夠從最初的不均衡走向均衡的原因，坎蒂隆提出了一個關于聯系不同市場的價格信號網絡的初步理論。在這個理論中，坎蒂隆指出，生產者和消費者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過程中，要受到價格的指引，不同商品間供求的變化會帶來相對價格的變化，相對價格的變化會引發機會成本的變化（坎蒂隆并沒有創造出類似于機會成本這樣的概念，但他顯然已經具備了有關機會成本的思想），機會成本的變化會導致資源配置的變化，這種變化一直會持續到出現均衡為止，也就是持續到消費者的計劃和生產者的計劃協調一致為止。市場是一個網絡，市場中的價格自然也是一個網絡，市場中存在無數種不同的相對價格，這些相對價格的變化是市場向生產者和消費者發出的有力信號，出于對機會成本的考慮，當相對價格發生變化，資源的配置必然也會隨著調整，這樣才能符合生產者和消費者對自身利益的追求。坎蒂隆認為，他的這套用來解釋市場均衡的價格信號網絡理論，不僅可以適用于商品市場，還可以適用于要素市場，他運用這個理論解釋了勞動力轉移的現象。

坎蒂隆的企業家理論

坎蒂隆所說的企業家與現今的用法有很大的區別。他將君主和地主以外的人分成兩種：工資收入者和企業家。凡是拿確定的工資數額的人，無論他是將軍、侍臣還是奴仆，都是工資收入者。凡是收入不確定的人，無論有無資本，甚至即便是乞丐和強盜，也被看成是企業家。企業家活動的本質是冒險。企業家不會是厭惡風險或者懦弱的人，他們喜歡冒險和挑戰。如果一個企業家是一個商人，那么他將按照一定的價格購進商品，再按不確定的價格以或大或小的數量將之賣出。

市場是一個由地主、工資收入者和企業家構成的有機的系統，在這個系統中，追求自身利益的企業家不斷地適應著需求的變化，不斷地創造出新的需求，在特定的市場上不斷地對價格變動做出反應，以使特定供給和特定需求之間達到試驗性的平衡。企業家是面向未來的群體，他們的決策是在未來不確定的條件下做出的，在市場從不均衡走向均衡的過程中，企業家發揮著核心的作用。不同的企業家之間會相互成為消費者和顧客，企業家和企業家之間的交易與企業家和工資收入者之間的交易一樣，都建立在互惠的基礎之上。企業家一方面承擔著市場的需求，另一方面兼顧著市場的供給，他們的存在保證了市場均衡的實現。因此，在坎蒂隆看來，一個成熟的市場中，對于經濟事務而言，政府是多余的，沒有政府干預的市場制度能實現最好的運作效果。但是也要看到，雖然坎蒂隆十分強調支配市場運行的自動機制，他仍然在價格管制、貨幣統制、利率政策以及貿易保護等方面為政府的干預留下了余地。

坎蒂隆的貨幣理論

坎蒂隆的貨幣理論是他對于經濟學所做出的最為出色和最為持久的貢獻。坎蒂隆對于貨幣的分析發端于其對于農業部門收入和支出的核算。農民將地租支付給地主，再對勞動、家畜和制造品進行第二次支出，剩余（坎蒂隆稱之為第三種地租）構成了農民的凈收入。為了能夠構建一個關于三種地租的清晰的理論框架，坎蒂隆通過估計使經濟平穩運行所需的貨幣存量來建立他的有關三種地租的相關概念。為此，坎蒂隆首創了貨幣理論的收入方法，就是將貨幣存量的變化同總支出、收入、就業和價格的變化等聯系起來的因果鏈分析。在闡述有關貨幣存量的問題時，坎蒂隆還為貨幣流通速度提供了一個清晰的解釋。他認為在貨幣稀缺的國家，貨幣流通的速度更快，因此在估計流通中的貨幣量時，貨幣的流通速度是必須要考慮的一個重要變量。

坎蒂隆更重要的貢獻在于對貨幣存量和價格之間的關系分析。他指出，對一個經濟體而言，如果交易中的貨幣數量增加，將會提高每一種東西的價格。這已經由洛克的貨幣數量論證明。但是，貨幣的增加是以什么方式和什么比例提高了價格水平呢？坎蒂隆堅信對這個問題的回答絕不向早期的貨幣數量論那樣的簡單和直接。可以說，坎蒂隆是第一個認識到貨幣量增加會導致不同商品和要素價格漲幅程度不一致的經濟學家。他進而認為貨幣量的變化對實體經濟的不同影響取決于貨幣介入經濟的方式，以及誰是新增貨幣的持有者。這就是著名的坎蒂隆效應。

根據坎蒂隆的理論，貨幣和信貸供應量的變化會影響相對價格的變動，并進而對經濟產生重大影響。貨幣增量并不會在同一時間等量地作用于所有價格，而是逐漸地擴散，因而，增量貨幣會對經濟產生怎樣的影響，取決于貨幣注入的方式和渠道。增發貨幣未必會有利于所有人，相反，這可能會伴隨一個再分配過程。如果增加的貨幣落入揮霍者的手里，他們會增加在某些商品上的支出并導致這些商品的價格上升，進而改變原來的相對價格狀況。而如果增加的貨幣最初落入儲蓄者的手里，可貸資金的供給將會因此而增加，假如其他條件不發生變化的話，利率水平必然會因為可貸資金的增加而下降，總產出的構成會因此而發生有利于投資的變化。

坎蒂隆理論的影響

坎蒂隆對于市場制度的理解，對后世的影響極為深遠。坎蒂隆從交易到供求再到均衡的分析思路甚至與今天的經濟學邏輯都是一致的。他相信均衡狀態的存在，這顯然是由于受到了牛頓力學的影響。亞當·斯密同樣深受牛頓力學的影響，也像坎蒂隆一樣思索市場均衡是如何達成的問題。他思考的結果被稱之為“看不見的手”的原理，“看不見的手”就是市場中的價格機制和競爭機制。如果將坎蒂隆的內在價值換成亞當·斯密的自然價值，就能看出他們對于價格機制的闡述是何等接近。坎蒂隆關于經濟如何從非均衡走向均衡的理論，也啟發了后來的動態經濟理論。盡管如此，坎蒂隆與后來的純粹的經濟均衡論者如瓦爾拉斯是有很大不同的，他將市場看成一個有機的系統而非一個機械的結構，他強調市場這個系統中的制度會隨著時間的變化以對“需要”做出反應而不斷地演進。這些重要的思想觀點都與后世的經濟演化論更加接近。

坎蒂隆是最早關注和討論企業家和企業家行為的經濟學家之一。他最早將企業家這個名詞引入經濟學研究領域，并且專門論述了經濟行為中的企業家。坎蒂隆的企業家概念是依據收入的確定性與否來定義的。坎蒂隆列舉了許多事例來說明企業家是怎樣的一些人和他們的利潤或收入是怎樣的不確定。這種不確定就是業主們所面臨的風險。企業家應當是風險的承擔者，是偏好風險的冒險家。

后世的薩伊沿襲了坎蒂隆從社會分層角度劃分企業家的分析方法，深入探討了企業家所需要的各種特殊品質和技能，明確地提出了企業家是生產要素的組織者，是生產的核心。馬歇爾指出了企業家的三種角色：即作為生產要素組織者的企業家、承擔風險的企業家和企業組織中的企業家。熊彼特強調企業家的創新功能，科斯強調企業家的權威功能，彭羅斯將企業的任務歸結為主動克服不確定性，奈特將企業家定義為不確定性決策者。可以看出，坎蒂隆的企業家理論盡管并不復雜，但后世的種種企業家理論總能在這里找到它們的源頭。

坎蒂隆的智慧在于貨幣理論領域完全開放。他的貨幣理論對于后世的歐文·費雪、魏克賽爾直至弗里德曼等人都有影響。坎蒂隆指出貨幣數量的增加會影響對商品的需求，進而會影響到相對價格的變化。但他包括他之后的古典貨幣理論家，顯然缺乏對于新均衡如何實現以及實現條件的分析，這個缺陷由歐文·費雪和魏克賽爾進行了彌補。歐文·費雪的實際余額效應，魏克賽爾的累積過程都是對早期貨幣理論的重大發展。但相比較而言，坎蒂隆的貨幣理論對于奧地利學派的影響猶大。奧地利學派的重要人物米塞斯利用由坎蒂隆首先提出的洞見，將他的貨幣分析集中在貨幣存量的變動對于經濟行為的影響之上。米塞斯把坎蒂隆效應和邊際效用理論相結合，闡明了貨幣供給變化所帶來的沖擊。

米塞斯指出，在現代社會中，當貨幣供給增加時，新增的貨幣是用來購買某些特殊商品和勞務的。這些特殊商品和勞務的需求的上升會帶來相對價格的變化。隨著人們根據邊際效用原理對持有的商品和貨幣量進行調整，貨幣增加最終會提高所有商品的價格。在這個過程中，較早獲得新貨幣的人從財富再分配中得益，而較晚得到新貨幣或者沒有獲得新貨幣的人承擔損失。后來，米塞斯的學生哈耶克從米塞斯的貨幣理論出發，完整闡述了奧地利學派的經濟周期理論。可以說，奧地利學派的經濟周期理論的思想源頭在坎蒂隆。

參考文獻

1.坎蒂隆.商業性質概論[M].余永定，徐壽冠譯.商務印書館，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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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092. 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6959（2008）02-0143-05

在中國，不同的自然環境、生產和生活方式以及政治經濟和文化背景，孕育了不同的民族，長久以來在統一的漢文化的大環境下，各個民族以其不同的習俗傳承和意識形態而成為異彩紛呈的少數民族大家庭的一員，他們的經濟文化既是中華民族經濟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又有各自不同的形成和演變規律，時代性與民族性的有機結合是少數民族經濟文化的重要特征，非常值得我們關注和研究。著名經濟學者葉坦教授曾經說：“研究民族經濟必須重視文化因素的作用，應當結合民族文化、傳統習俗、習慣心理，重視由民族文化特征所賦予其的價值觀念、道德意識、行為偏好等。”（《民族研究》，2005,4）經濟思想史的學科特點恰好符合上述要求，是經濟與文化有機結合的載體，所以我們有必要加強少數民族經濟思想的研究，闡釋民族地區經濟發展的“非經濟因素”，為促進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發展提供可行性建議。

回族是我國民族大家庭中人口比較多的一個少數民族，總數僅次于漢族、壯族和滿族，居第四位，他是在不同歷史時期，由來自不同國度、不同語種的信仰伊斯蘭教的外來民族成員和中國本土各族居民，經過融合而形成的一個具有獨特形成發展歷史和文化表征的人們共同體。獨特的形成背景造就了回族具備兩大文化體系的優勢――既有中國深厚的文化傳統，又有與生俱備的阿拉伯―伊斯蘭文化基因。二元文化的影響在回族民族性格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從而深刻影響著回族經濟思想的形成和發展。回回民族形成、發展的歷史是不斷借取和吸收漢文化的過程，如果從唐宋時期回族的先民時代算起，這個過程已經持續了1300余年。那么回族經濟思想的主要內容是什么？這些思想在哪些方面體現了世界兩大文明的交匯？他們的內在邏輯是如何演繹的？這些問題都非常值得研究和思考。

一、回族經濟思想研究的回顧

從研究視角來看，國內目前還沒有對回族經濟思想進行過專門研究，但是從回族的歷史、語言、經濟、宗教，文化的研究成果中，我們可以發現其中蘊藏著豐富的經濟思想內容。

（一）從回族經濟史角度展開的研究

經濟是一個民族賴以存在和發展的基礎，只有在研究一個民族經濟問題的基礎上，才能對該民族上層領域的許多現象進行唯物主義說明。由于回族向來以善于經商著稱，所以商業經濟的研究就成為回族經濟史研究中最早開拓的領域。比如賴存理的《回族商業史》（中國商業出版社，1988）和《中國回族社會經濟》（寧夏人民出版社，1992）、楊志玖的 《元史三論》（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和《元代回族史稿》（南開大學出版社，2004）。以及20世紀80年代以來相繼出版的一批介紹各地回族史的研究成果，這些論著都或多或少述及回族經濟問題，而有關經濟思想的內容也散見其中。如楊兆鈞主編的《云南回族史》（云南民族出版社，1989）、馬亮生主編的《湖南回族》（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答振益主編的《湖北回族》（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93）、馬鴻超、田志和主編的《吉林回族》（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馬通的《甘肅回族史》（甘肅民族出版社，1994）、馮福寬的《陜西回族史》（陜西人民出版社，1997）、馬明龍的《廣西回族歷史與文化》（廣西民族出版社，1998）等。回族經濟問題的通史性著作中，一般都辟專章對歷史上的回族經濟進行系統整理和研究，如邱樹森主編的《中國回族史》（寧夏人民出版社，1996），白壽彝主編的《中國回回民族史》（中華書局，2003）等。

（二）有關中國回族伊斯蘭教派、門宦制度和寺院經濟的研究

宗教經濟生活是回族伊斯蘭教研究方面中一個不容忽視的領域，眾多學者對這個問題進行了探索性研究。馬通先生的《中國伊斯蘭教派與門宦制度史略》（寧夏人民出版社，1983），此外馬通先生還出版了相關著作《中國伊斯蘭教派門宦溯源》（寧夏人民出版社，2000）和《中國西北伊斯蘭教基本特征》（寧夏人民出版社，2000）。勉維霖主編的《寧夏伊斯蘭教派概要》（寧夏人民出版社，1981）《中國回族伊斯蘭宗教制度概論》（寧夏人民出版社，1997）為我們研究阿拉伯伊斯蘭國家教派的歷史和現狀，了解寧夏地區教派的歷史提供了許多重要資料。

探討教派、門宦制度方面的論文較有代表性和學術影響的有王懷德的《蘇非派的演變與門宦制度形成的特點》（《世界宗教研究》，1984，1）、勉維霖《回族伊斯蘭教蘇非派學術思想淵源》（《甘肅民族研究》，1985，2）、穆寶修的《論回族伊斯蘭教門宦制度的產生》（《民族學與現代化》，1985，2）、馬平的《試析中國伊斯蘭教宗教經濟問題》（《寧夏社會科學》，1991，4）以及《中國伊斯蘭教寺院經濟結構分析》（《回族研究》，1992，1）、羅莉的《中國伊斯蘭教清真寺經濟的現實分析》（《青海社會科學》，2005，3）側重于對歷史上清真寺經濟產生的歷史背景、收入來源和經營形式進行考察，并分析這種經濟的局限性和影響。

（三）從伊斯蘭教與回族經濟的角度展開的研究

千百年來，伊斯蘭教作為一種世界觀和意識形態，已經滲透到回族的物質文化、精神文化生活的各個領域和層面，在回族人民的日常生活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所以，許多回族學的研究學者從的角度探討回族經濟問題。張永慶等人的《伊斯蘭教與經濟研究文集》（寧夏人民出版社，1991）、《伊斯蘭教與經濟》（寧夏人民出版社，1994）、劉天明的《伊斯蘭經濟思想》（寧夏人民出版社，2001）是我國第一部較為系統地探討伊斯蘭經濟思想的學術著作，束錫紅的《西北回族社區現代化實踐的新探索》（商務印書館，2004）一書關注的是寧夏區域文化中占重要地位并獨具特色的回族文化，以回族社區為視角展開的民族社會學研究，通過對不同類型回族社區的個案研究和結構分析，為回族社區及回族社會在席卷全球的現代化浪潮中，適應與發展提供了理論思考與實踐范式。

研究伊斯蘭教與回族經濟問題方面的論文相對較多，如張永慶的《伊斯蘭教與經濟發展》（《世界宗教研究》，1988，2）李松茂的《關于回族經濟史的研究》（《民族研究》，1990，2）馬平的《伊斯蘭教對“均貧富”觀對中國穆斯林社會的影響》（《伊斯蘭教與經濟研究文集》，1991）肖芒的《伊斯蘭文化對回族商業活動的影響》（《西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12）和王伏平的《伊斯蘭教對回族商業活動的影響》（《濟南市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02，1）等。

縱觀以往的文獻，從總體來看，絕大多數研究側重于經濟史的分析，缺乏對經濟行為背后思想動因的揭示，特別是從經濟思想史角度，結合文化交融的背景，對回族經濟思想的形成、演變進行得到系統研究和分析，尚屬空白。回族經濟思想的研究還是片斷的、粗淺的，亟待中國經濟思想史學界對之進行系統、深入的探討。

二、回族經濟思想研究的意義

（一）回族具有特殊的文化背景，回族的經濟思想是一個非常值得研究的領域

公元8世紀當伊斯蘭文化伴隨著蕃客經商的腳步來到中國時，在他面前的是以儒家思想為主體的中國傳統文化，面對強大而成熟的意識形態，伊斯蘭文化體現出獨特的包容性和堅韌性，他逐漸進行吸收和改造，但是這一歷程絕不是伊斯蘭的“儒家化”，它始終以伊斯蘭文化為前提，是兩種文化適應下的再造，所以這些被吸收的優秀成分不再具有獨立存在的意義和價值，而成為中國回族伊斯蘭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與中國傳統經濟思想的演變和發展軌跡不同，回族經濟思想的形成獨具特色，是在已有的較高的經濟條件和文化背景條件下產生的，并且在內容和形式上體現出伊斯蘭文化與以儒家為主的中國傳統文化相融合的顯著特征。他既是對本民族傳統經濟實踐經驗的總結、承繼和發展，具有本民族思想文化的固有特質，又吸取了其他民族和外來思想的有益成份，呈現出共同發展的時代性，由此成為整個中華民族經濟思想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他既是回族文化的寶貴財富，也是中華民族文化的寶貴財富。

（二）學術界對回族學的研究已取得一定成果，但是從經濟思想角度進行的研究相對薄弱

回族學是以研究回族為對象，研究回族發展規律的科學，它以回族現實社會諸方面的發展為主，研究范圍包含回族的族源、形成和發展過程、地理分布、社會生活、民族關系、文化特征、生活方式，心理素質等民族特點及特殊的發展規律。自20世紀初回族學創立以來，眾多專家和學者從人類學、哲學、經濟史的角度展開研究，取得了非常顯著的成績，但是，從經濟思想的角度展開研究還比較鮮見，結合文化背景來探討回族經濟思想的更是鳳毛麟角，雖然有的文章冠以“回族經濟思想”之名，但是究其內容都是伊斯蘭教經濟思想的范疇，那么是否這代表回族沒有自己的經濟思想呢？答案是否定的，因為在人類的經濟生活中，每一種經濟行為實際上都貫穿著支配行為的思想要素，只是，有的明確表達，有的約定俗稱，回族經濟思想正是屬于后一種類型，所以我們有必要對回族經濟思想進行挖掘、整理，將零散的思想資料有機地串聯起來，進行抽象和概括，并在綜合回族學相關領域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剖析回族經濟思想的形成與發展，分析他的文化內涵，從而理清世界兩大文明碰撞下思想文化的獨特性。

（三）研究回族經濟思想具有重要的社會現實意義

科學發展觀的提出，使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的狀況越來越得到大家的普遍關注，以往談不平衡多指城鄉、區域之間的差別，但是民族經濟的差距也是制約中國發展的瓶頸，中國的貧困人口絕大多數分布在少數民族聚居集中的中西部區域（依據《民族區域自治法》，我國目前已經建立了14個不同級別的回族自治地方，都分布在中西部地區），十五屆四中全會提出的“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對西部地區經濟發展起到了促進作用，但不容忽視的是部分民族聚居地區的經濟仍然十分落后。（2001―2010年）《中國農村扶貧綱要》顯示國家重點扶持的貧困縣共592個，其中民族地區就有267個，占總數的45.1%。目前剩下未解決溫飽的2365萬人（2005年底數），少數民族地區有1016萬人，占43％，而少數民族的總人口還不足全國總人口的十分之一。盡管對這些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有硬件和軟件方面的支持以及政策上的傾斜，但是我國的區域經濟是以行政區劃為基礎，在制定經濟發展政策時往往忽視民族特征，特別是忽略了區域民族經濟發展與民族的歷史文化傳承及民族特性積淀的聯系，這直接影響國家民族經濟發展政策的制定與發展模式的選擇。研究任何民族的發展問題都必須從其傳統文化中找到這個民族特有的文化優勢，將現展與其傳統知識和文化價值體系有機結合起來，才能真正的找到這個民族的發展根基。對少數民族的經濟扶持、扶貧要考慮文化傳統等非物質因素，這樣才能從根本上解決貧困地區的經濟滯后現狀。開展回族經濟思想的研究，無疑對人們全面了解和把握回民的經濟、宗教和文化等歷史傳承，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同時，這一研究對于政府部門制定更加切合民族文化傳承和現實客觀條件的區域經濟發展政策及規劃，具有一定的歷史借鑒意義和參考價值。

三、研究回族經濟思想的構想

如何加強和深化對回族經濟思想的研究，在此，筆者提出一些不成熟的構想。

（一）研究方法

1. 歷史分析與比較分析相結合。即通過對特定歷史條件的分析以及對史實情況的了解，研究回族經濟思想產生的原因、過程和社會效果，以及該思想的本質和特征；比較分析也是本課題的研究方法之一，通過比較研究突出回族思想的特色性。回族經濟思想具有獨特的形成發展歷程，受伊斯蘭文化和儒家文化的雙重影響，它的思想在形成中具有紛繁復雜的史料，所以我們必須借助比較分析的方法，將回族經濟思想與伊斯蘭經典經濟思想和儒家經濟思想進行對比分析，找出異同，從而分析回族經濟思想發展、演變的條件、脈絡以及思想淵源。

2. 實證分析和規范分析相結合。這兩種方法是思想史研究中常用的分析方法，運用此方法研究本課題，從事實現象的描述和分析中揭示回族經濟思想發展的脈絡和規律。側重于回族特色經濟思想文化的形成與演變的研究，而這些思想的形成受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因素的綜合作用，因此，研究回族經濟思想應該結合背景環境進行描述和解釋，注重對事物現象的概括和歸納。然后從已有的經濟學原理出發，對所產生的社會效果進行闡述和解釋。

3. 經濟學和民族學、社會學、宗教學相結合的方法。回族經濟問題涉及多種學科領域，不僅僅是經濟學的研究范疇，從已有文化回顧中我們可以發現也納入了民族學、社會學、宗教學的研究視野，這些學科對回族經濟問題均有大量的關注，因此，把他們結合在一起研究十分必要，這種多學科、多角度的研究有助于開闊視野，使我們的研究更具有客觀性和科學性。

（二）研究難點

1. 資料分散性強，搜集難度大

開始于20世紀初的回族研究迄今為止經歷了近百年的發展，早期的研究成果散見于各種專業學術、雜志、期刊和報紙當中，特別是20世紀20年代后，隨著回族自身主體意識的增強，研究隊伍不斷擴大，組織了一批頗具影響的研究團體，各種研究刊物大量涌現，但是對經濟問題的研究多著重于經濟史的考證，其中可見經濟思想的火花零散于各種學術刊物當中，所以研究成果的搜集有相當大的困難，如有些早期刊物已經無從查找，僅存條目看不到原文，還有的受時代限制，存在扭曲事實的現象。

2. 回族經濟思想的研究還不成熟

回族經濟思想的研究尚不成熟，其基本原理還未擺脫對其他學科的依賴性，運用的理論和方法涉及眾多學科領域，比如社會學、歷史學、經濟學、宗教學等多學科和領域，這對研究者的提出了較高的要求，研究者需要在整理歸納文獻資料的基礎上以自身的理論功底進行評述。

（三）研究內容

我們認為，回族經濟思想不能按照傳統的以時間為序進行的研究，而應該突出回族的民族特色，分專題的形式對最具有二元文化特色的思想內容進行專題研究，分析這些思想哪些是伊斯蘭教文化的傳承，哪些部分體現了與儒家思想的融合，這樣或許可以比較全面的把握回族經濟思想中兩種文明的融合。根據這一思路，可以將回族經濟思想分為農商并重思想、課施濟貧思想、消費思想和宗教經濟思想等內容，依次考察他們的思想淵源，從理論到實踐，堅持以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橫向分析與縱向分析相結合，以回族經濟思想形成及其特點為分析起點，同時與伊斯蘭經典思想及儒家傳統思想進行對比分析，剖析回族經濟思想的獨特性以及受伊斯蘭文化與儒家文化影響的程度，力圖合理展現其思想傳承的線索。闡明阿拉伯―伊斯蘭文化和儒家文化在形成回族經濟思想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時對于一些時代性代表人物的經濟思想的實質、特點、發展脈絡方面，進行必要的分析和論述，力求反映時代面貌和各種思想的邏輯關系，爭取有所發現，有所創新，以推進回族經濟思想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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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論

在進行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過程中，胡老經過不斷的探索，尋找出了一套頗具個人學術特色而行之有效的科學研究方法。大體說來，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堅持以為指導

胡老一直堅信對于社會科學研究的指導意義，并將這一理念貫穿于中國經濟思想史的整個研究過程之中。例如，胡老在50年代開始研究中國經濟思想史時，最初只考慮到是搞一門專史，對歷史分期問題采取了一種被歷史學界較多接受的觀點一一秦漢封建制說。但隨著胡老對經濟思想分析的深入，卻碰到了一系列按照政治經濟學無法解釋的問題。于是他依據的基本原理，對中國古代史分期問題重新進行了審視，果斷地放棄了前說而采用了西周封建論，肯定西周是較典型的封建領主制經濟，結果困難即迎刃而解。①

胡老在長期的研究中敏銳地發現，單純運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這一“社會基本矛盾學說”作為歷史研究的指導思想，會碰到許多不易正確解釋的問題。他從同志的《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得到啟發，認為將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的矛盾和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并列為社會基本矛盾，對中國封建經濟的歷史分析是一個很有力的指導理論。由此，胡老提出，在歷史研究尤其是中國封建經濟的研究中“還須充分運用同志的社會基本矛盾理淪作為分析的武器”，認為“掌握了這一理論武器，會幫助我們解決單純以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作為歷史研究的指導思想時所不能很好解決的問題。”②由此他開創了運用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的矛盾、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這一社會基本矛盾學說研究中國經濟思想史的先河，為中國經濟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一個更為有效的的科學方法。正是在基本原理，尤其是在社會基本矛盾學說的指導下，胡老準確清晰地把握住了中國經濟思想史發展的基本線索，并作出了深刻的分析。對此，胡老曾深有體會地指出：“在(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過程中，作者深深地體會到，如果不正確地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不正確地運用思想，許多的歷史事件就不能作出令人滿意的解釋。”③

胡老還以此為理論基礎構建起中國經濟思想史學科的堅實大廈。他發現，隨著社會經濟結構的變遷，經濟思想史也相應地呈現出不同階段的時代特征，“一個國家的經濟思想史，是與這個國家的社會發展進程有密切關聯的，所以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關系，在這里，就應該特別予以考慮”。④基于這種認識，胡老將關于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基本原理作為肇建中國經濟思想史學科大廈的理論基石，在分析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變動的基礎上探討經濟思想的變遷，并將其作為貫穿歷史上各種紛繁經濟觀點的一根紅線，從而首次完整地建造起了中國經濟思想史學科的系統框架。所以，胡老始終強調，“一部完整的中國經濟思想史，必須以政治經濟學的范疇為指南去整理和分析”，⑤“他的中國經濟思想史體系，是在馬列主義、思想的指導下建立起來的。”⑥

胡老一再指出：“有不少關于歷史經濟問題的分歧意見或觀點，都是由于沒有很好地或全面地掌握理論才產生的，根本不是什么分歧”，因此在研究中“更重要的仍在于更熟稔地運用經濟諸范疇”，結合中國歷史的實際情況，“作出實事求是的具體分析。”⑦

2．主張以近代習用經濟范疇為基礎構建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體系

許多學者認為，編寫中國經濟思想史時應該有和它相適應的獨特體系，而不能按財富、生產、流通、分配、財政、金融等經濟范疇為體系的方式敘述，否則就是以西方經濟學說史的框框來套中國經濟思想史。由于這一觀點涉及到應否借用西方經濟學說史的某些“框框”的問題．所以是一種方法淪的問題．對此，胡老發表了自己獨特的看法。⑧

胡老指出：“任何一種思想史必然有一些它自己的特殊的理論范疇，只有在闡述其特殊理論范疇的發展過程條件下，才能顯示它本身的特色”。⑨他認為，中國經濟思想史學體系則必須以各種經濟范疇如生產、分配、財富等為基礎。因為“這樣做有幾個好處：(1)易于理解某一思想家或時代的經濟思想的面貌及其所反映的階級關系和經濟條件；(2)可能把不同時代的或同一時代的各個思想家的經濟觀進行比較分析；(3)易于探索許多重要經濟概念的歷史發展過程及其賴以產生的階級關系或經濟條件的變化”；(4)中國歷史上不存在專業的經濟思想家，傳統經濟思想大都混雜在哲學、政治等論述之中，將各個經濟觀點按照經濟范疇分別加以表述，易于和哲學、政治等觀點嚴恪地區分開來；(5)經濟思想史區別于其他思想史之處即在于它以論述代表一定階級或集團的經濟概念、理論及其發展過程為任務，而只有以一定歷史時期或人物所接觸到的經濟范疇為表述內容，才能實現這一任務，更充分地體現出中國經濟思想史的特點。⑩

同時，這種表述體系并非是資產階級學說史的“框框”，其實經典著作就是采用財富、利息、生產等范疇來考察、論述經濟學說史的。故以各種經濟范疇如生產、分配、財富等敘述一定歷史人物、學派或階級的經濟思想，非但是中國古代經濟思想史學體系應該且必須采用的，即便“將來從事于社會主義中國的經濟思想史的編寫也必須使用這些范疇。”⑾胡老進一步指出，由于舊有的古代經濟思想與近代經濟思想在邏輯思維和名詞術語等方面都有所不同，所以我們不能完全以舊有經濟思想的范疇作為中國經濟思想史學體系的基礎，而“必須以近代經濟范疇為基礎并：兼顧舊有特點的體系來編寫中國經濟思想史。”⑿這樣才能更好地運用觀點對舊有的經濟思想遺產進行整理，才能使人們易于理解。因此，中國經濟思想史學體系以近代習用的經濟范疇為基礎，“不僅無可非議并是勢所必然。”⒀

3．倡導比較分析的研究方法

在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中，胡老一向重視并極力主張運用比較分析的萬法。他指出：“所謂對比分析，以中國經濟思想史的研究來說，就是把各種經濟觀點在可能范圍內進行古今對比、中外對比并加以分析批判．”⒁針對一些學者反對進行古今或中西對比的觀點，胡老堅定地認為：“進行對比分析，不僅可以這樣做，有時甚至必須這樣做。”⒂

一方面，各類經濟范疇有進行對比的可能和必要。首先，任何社會形態所共有的經濟范疇如勞動、消費等，其本身就具備相對比的可能性，且只有通過對比才能體現出各社會形態經濟范疇所反映的經濟思想和客觀經濟條件的特點。其次，一定社會形態所特有的經濟范疇，只有通過對比才可能發現其在同一社會形態下的中西方不同國家之間以及在同一國家的不同歷史發展階段上的具體差別，且只有把同一社會形態下中西方特有經濟范疇進行一番全面對照之后，才能發現中國經濟思想的某些特有范疇。最后，幾種社會形態所共有的經濟范疇，如貨幣、商品等，“是古代社會和近代社會所共通的”，故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既可以把中國古代經濟思想與它的半殖民地時代的經濟思想相對比，也可以與西方從奴隸制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經濟思想相對比。”⒃且只有通過對比才易于發現一定經濟范疇的演變過程，并找出它在各個生產方式或不同國家之間的共同點和差別點。另一方面，對比分析是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的必然要求．首先，胡老指出，19世紀后半期西方經濟學說即開始輸入中國，并成為人們談論經濟問題的慣用模式，而之后傳人的的經濟范疇在名詞術語上仍是沿用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的經濟范疇．由此他認為，在這樣的客觀條件下，任何一個研究中國經濟思想史的學者，無論他是以為指導或是從資產階級立場出發，都必須選擇使用人們所熟習的經濟范疇才能為人們所理解，而“這樣做，已經是在進行一種對比分析”。⒄其次，一部完整的中國經濟思想史，既然必須以政治經濟學的范疇為指南去整理和分析舊有的經濟思想和解放前曾一度流行過的由西方傳人的資產階級經濟思想，這就要求必須進行對比分析。只有通過對比研究，才能知道19世紀中葉前后中國傳統經濟思想的存廢變遷情況，理清其發展演化的歷史線索。最后，只有把我國舊有的經濟思想與西方古代和近代的經濟思想進行對比分析，才能使我們知道我們祖先曾經為經濟學說作出過哪些貢獻，及其在世界經濟思想史中占據怎樣的地位，才能真正發現中國古代經濟思想的光輝成就。所以，胡老堅持認為，在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中進行對比分析，是可能且“十分必要的”。

4．力主“古人思想現代化”

如何準確而恰當地解釋、分析和評價古人的經濟思想，是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方法探討中一個頗受重視的熱點。在20世紀60年代，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者曾發起了一場關于該問題的討論，即“古人思想現代化”之爭．胡老旗幟鮮明地主張“古人思想現代化”。

胡老指出，所謂“古人思想現代化”，至少應該有兩種情況：第一種情況是不遵守列寧所說的“嚴格的歷史性”，把某些古人在他的歷史地位上不可能做和不可能想的當代的東西，無中生有、牽強附會地強加到古人身上；第二種情況是遵守嚴格的歷史性，運用現代科學觀點、概念、術語和語言論述古人在他的歷史地位上應有的思想和行動。⒅胡老堅決反對前者而肯定后者，他指出：“第一種情況的現代化顯然是錯誤的，幾近于無中生有的造謠，這已不完全屬于把古人思想現代化范圍”，而“第二種的現代化是正確而必不可少的步驟，也是所有反對把古人思想現代化的同志們所認為應該堅持的正確研究態度”。⒆

胡老一再強調，要堅持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去分析、評論古人的思想和用現代的科學概念與術語去解釋古人的思想，進行“古人思想現代化”是十分必要的，他指出：“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觀點和現代科學成就去整理祖國文化遺產，盡管我們遵守嚴格的歷史性，把古人及其思想放在他應有的歷史地位上，仍然有不少必須把古人思想現代化的過程．”⒇

胡老認為，真正正確而恰當地將“古人思想現代化”至少要經過三個必須的過程：一是“轉譯”把古人習用的語言，“現代化”為我們今天通用的語言，即將古漢語譯成現代漢語；二是“對口徑”，即為古代的概念術語找到現代習用的相應替代概念術語；三是“加工”，即把古人尚無確定術語概括的思想用現代習用的概念術語表達出來，從而更易于理解、分析和批判．此外，這些概念、術語和語言，由于歷史的差別，古代與現代必然在內容上有簡單與復雜之別，認識上有深淺之別，以及反應客觀事物的正確程度之不同，這些也都需要在分析批判中進一步加以指出。胡老指出：“從某種意義來說，對口徑、加工和轉譯等才是真正而正確的把古人思想現代化。”[21]

對于“古人思想現代化”，胡老是一貫堅持的。20世紀80年代已年屆80多歲的胡老仍著文指出：“將古人思想及其有關文獻予以現代化成為任何古代中國學術史者所必須闖過的第一關”。而“無論今譯、對口徑或加工均是治我國任何古代學術思想史者(包括中國經濟思想史學者)所必須經歷的過程和艱巨的任務，其目標正是使古人思想現代化，并無可非議之處”。[22]

二、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的學術創見

胡寄窗先生作為研究中國經濟思想史的大師、專家，他在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領域的卓越學術成就，集中體現在他對中國經濟思想史的系統總結和獨到評析上。

1．中國古代經濟思想史研究

從整體上對中國古代經濟思想史進行系統的貫通性總結和研究，是由胡老開創的。胡老的三卷本《中國經濟思想史》是以為指導寫出的第一部中國古代經濟思想史通史專著，在該書中胡老對中國古代經濟思想提出了許多獨到見解，主要有以下幾大方面：

(1)《管子》經濟思想的精辟剖析。胡老首次對《管子》經濟思想作出了系統整理和分析。頗值一提的是對《管子》輕重理論的研究。他不但力排眾議，認定該理論成于戰國中后期，而且對該理論的內容從研究對象、輕重規律及其運用等方面作了明白曉暢的分析，同時獨樹一幟地指出，輕重理論實質是封建王權與商業精神的混合物。又如以往中國學者大多認為《管子》的消費觀念是其思想中最矛盾、最不易處理的一部分，因為《管子》既主張崇儉卻又鼓勵侈靡．胡老則認為，這二者并不矛盾，崇儉是一般情況下都適用的原則，而侈靡是在特殊情況下為了達到一定目的所采用的手段．胡老對于《管子》的其他經濟思想如貨幣數量說、自利觀念、財政上擴大經濟收入和價格；既念等等，亦都有獨到精辟的論述。

(2)古代經濟循環論的首次發現和系統闡述．中國古代經濟循環論后人始終未真正理解其根本內涵，更沒人作出明確系統的論述。胡老全面考察后指出，史書所載“木饑”系“木康”之誤，后世輾轉傳抄，迄今未被發覺，這樣就不但糾正了一個史料的謬誤，而且首次對這一中國古代經濟循：不論作出了系統合理的闡述，認為該學說說明當時人們已察覺到社會經濟生活過程中存在著某種客觀規律，是世界上最早說明社會經濟變動規律的經濟循環論．

(3)古代人物經濟思想的重新審視。胡老對古人經濟思想提出了許多新穎獨到的見解。例如，對于王莽的經濟思想，學術界幾乎全盤否定，認為其代表了漢代大地主階級最腐朽集團的既得利益．胡老則對王莽的經濟思想給予了較為肯定的評價，指出王莽對當時社會經濟的一些問題已有較為深刻的認識，如認識到土地私有制和土地商品化是土地兼并的前提條件；非生產性的家庭奴婢人數的增加會導致農村勞動力的缺乏；具有壟斷性的生產事業由政府嚴加管制的必要性；尤其是他對標準價格的設計和對生產成本的重視以及對利息來源于利潤的認識，更是十分深刻和獨到的。所以盡管王莽經濟改革措施存在不少錯誤之處且以失敗告終，但失敗了的經濟政策并不一定都是錯誤的政策，他仍不愧是對經濟問題有一定觀察力的知識分子，能對以前的思想家在這方面的成就加以綜合利用，并在某些方面有較深刻的或獨到的認識．

(4)古代土地思想、貨幣理論、財政思想、“重本輕末”思想、分配思想等的系統研究。

1)土地思想．胡老深刻地指出：在封建社會前期解決土地兼并問題是土地思想的主流，由此思想家們設計了各種以小土地平均分配為指導原則的各種土地方案，從而形成了井田思想、限田思想、王田思想、占田思想、均田思想等等；而從唐中期開始，土地思想則從解決土地問題本身更多地轉向賦役問題，特別是從宋代起，思想家多將土地兼并看成是積重難返不易改變的客觀事實，并對以前的土地思想如井田思想進行了分析批判，主張定經界和清丈土地成為土地思想的主要內容，一些新的土地思想如“耕者有其田”思想的雛形開始萌生。

2)貨幣理論。胡老指出，“子母相權”論是中國古代最早的貨幣理論，而《管子》的貨幣思想則標志古代貨幣理論的最高峰，這二者支配了整個封建時期，成為封建地主經濟時期經常被引證的貨幣理論依據；封建地主經濟前期雖出現了一些新的貨幣觀點，但經常是點滴的發現或論述，少有人對這些觀點作綜合的系統研究，且絕大多數均系重復前人的觀點；宋以后，由于紙幣的出現和流行，給貨幣理論增添了一個嶄新的內容，紙幣問題成為爭論最多的議題，而從明末開始白銀則不時成為貨幣議論的中心問題。

3)財政思想。中國古代財政思想是甚為豐富的。胡老對其發展演變的脈絡進行了系統梳理，并指出在先秦時期許多基本的財政觀點包括量人為出、開源節流、培養稅源、平均負擔、輕徭薄賦等均已產生，西漢思想家則將其具體化為財政措施，在許多方面都具有首創意義，對此后的封建王朝財政起了極大的指導作用，但就其理論來說并未有所突破；隋唐開始發生了重大財政改革，出現了一些新的財政觀點，如量出為人、以貧富為差征稅等等；宋代起則更多地是對傳統財政思想教條的批判、深化和改進。

4)“重本輕末”思想。胡老指出，中國古代“重本輕末”思想的變化主要表現在“輕末”思想的演變上，具體說來：春秋及以前普遍重商，至戰國開始出現輕末思想，漢代則成為一個傳統的：經濟教條，但漢末即有人對其提出了異議，封建地主經濟后期這一趨勢更加顯明，明清之際黃宗羲的工商皆本論對傳統的輕末抑末作了根本否定，魏源則以新的時代精神宣揚富國，給輕末觀點敲響了喪鐘。這種對輕末觀點的懷疑或公開批判，體現了順應商品經濟發展客觀條件的進步要求，特別是明中葉以后的反輕末思想更是預示未來新興剝削階級的要求。

5)分配思想。胡老認為，中國古代分配思想在封建社會的不同階段呈現出不同特點：戰國中期以前的思想家大都主張緩和貧富對立現象，兩漢戰國末年的分配思想則變為肯定貧富不均現象的合理性，兩漢起卻又掀起了激烈抨擊貧富對立的思潮，而從宋代開始，則較多地宣揚富民思想，反對打擊富民的思想日益流傳，維護富民利益成為主流思想，愈接近封建地主經濟的末期愈是如此。胡老指出，剝削階級思想家所謂“均貧富”只是用溫和的方法以適當縮短懸殊的貧富差距，勞動人民的“均貧富”要求則是以革命的暴力剝奪方式達到財富的絕對平均。

此外，胡老對于古代價值與價格概念、消費觀點、干涉與放任等也都進行了較為系統深入的研究，并提出了許多獨到論斷，不一一列舉。正因如此，學界稱譽胡老：“他在未探索的航程領域中開辟出一條路徑，和他對許多空白的填補以及對大量未見分曉的問題的澄清，則胡氏在中國經濟思想史的研究上樹立了一塊里程碑。”[23]

2。中國近代經濟思想史研究

胡老在其另一部代表性著作《中國近代經濟思想史大綱》中，以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對中國近代經濟思想亦作出了許多深刻獨到的分析和評價。例如，對于近代官督商辦，當時學界大多傾向于指責其對的遏制作用。胡老指出，不能認為官督商辦形式本身也是錯誤的。當時民營工商業的幼弱、國際資本主義的強大競爭壓力，以及外在融資條件的欠缺，決定了官府參與工商業的必要性，如不存在官督商辦企業，則民營工商業將拖延到若干年后才能緩慢出現，所以官督商辦企業開風氣之先的創始意義是不能否定的。由此，胡老認為，近代思想家倡行官督商辦之說，亦自有客觀基礎，不應受到責難。又如，舉借洋債主張在當時學術界一直受到較多的批評．胡老認為，舉外債以興辦近代工業是任何一個經濟落后國家發展國民經濟的正常途徑，不應當將其同一些由于經辦官僚的無知而接受的苛刻借債條件攪混在一起。當時馬建忠因倡議舉外債以修鐵路而備受非議，胡老則認為馬建忠所說的外債是指在資本市場上發行鐵路股票以籌集資本，是資本主義世界創辦工商業的習慣方式，其倡議舉洋債以興辦各種工商事業之論的本身，從理論上講是不能非議的。

在對近代歷史人物經濟思想評價上，胡老提出了許多獨到的見解。例如稱魏源“在經濟思想領域，他可算是典型的中國式經濟思想的最后一位足值稱述的思想家，同時也是向西方文明學習的這一巨大歷史潮流的發軔者，所以，魏源的經濟思想標志著我國傳統經濟思想之歷史變革的轉折點”。[24]魏源以后，許多學者大量接觸了西方經濟學，并以此來分析中國經濟問題，因此胡老提出對這些學者的經濟思想應以近代經濟學的尺度去衡量，如康有為在以前的經濟思想學界多給予較高評價，胡老在肯定其進步作用的同時又指出“只是把一些向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學習的先行者的意見加以綜合，雖在個別問題上有所發展，仍談不上增加了中國經濟思想的什么新內容”；[25]嚴復是真正傳播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的惟一學者，但“不能算是一位近代意義的資產階級經：齊學家，因為他只有對許多經濟學說或問題的片面見解，缺乏對任何一個經濟理論范疇的較完整的表述”。[26]等等，不一而足。

注釋：

①胡寄窗：《對古代史分期問題的一點意見》，《學術月刊》1979年第6期。

②⑦胡寄窗：《關于研究中國封建地主經濟的若干問題》，《華東師范大學學報》1984年第4期。

③④胡寄窗：《中國經濟思想史》，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8頁、第l頁．

⑤⑩⒁⒂⒄⒅⒆⒇[21]胡寄窗：《關于目前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的幾個問題》，《學術月刊》1964年第1期。

⑥談敏：《回憶我的恩師一一胡寄窗先生》，《財經研究》1994年第4期．

⑧⑨⑾⑿⒀⒃[22]胡寄窗：《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論歧見》，《學術學刊》1986年第3期．

⑦張立容：《評述胡寄窗著<中國經濟思想史>》，《美國政治經濟學季刊》1987年第3期。

[24][25][26]胡寄窗：《中國近代經濟思想史大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22頁、第209頁、第235頁.

參考文獻：

篇（4）

引言：所謂經濟可持續發展：是一種合理經濟發展形態通過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使社會經濟得以形成可持續經濟發展模式。這種模式，本質上是現代生態經濟發展模式，它正確地在經濟圈、社會圈、生物圈的不同層次中力求達到經濟、社會、生態三個子系統相互協調和可持續發展，使生產、消費、流通都符合可持續經濟發展要求，在產業發展上建立生態農業和社生態工業，在區域發展上建立農村與城市的經濟可持續發展模式。總之，經濟可持續發展，是可持續發展概念的延伸或在經濟方面的具體化。

一、經濟可持續發展思想的產生和研究

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也就決定了以可持續研究對象的發展經濟學與可持續發展經濟學的關系。從經濟方面來講，傳統經濟也就是傳統社會生產方式、人類自身關系及其與自然關系認識的反映。

如在傳統經濟中，受人與自然對抗認識的支配，那些非市場化的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是不被作為經濟資源和財富看待的，并日認為它們的供給是無限的，不考慮經濟活動與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以不斷增長的經濟財富作為經濟學追求的目標，由于傳統發展思想和理論指導，產生了嚴重的資源、環境、經濟與社會的不良惡果，如它造成了資源的浪費和短缺，導致了生態環境的嚴重惡化，產生了產品分配中嚴重的兩極分化，并由此引起了國際間和國內各種政治關系緊張等一系列問題，不僅傳統經濟發展方式難以持續，而且人類的生存面臨著嚴峻的姚戰，為了解決這些問題，人類必然要對傳統的發展思想和發展方式進行反思，以尋求能滿足人類作為一個物種持續生存(這是人類社會的最大福利目標)和發展的道路，因此也就產生了經濟可持續發展思想。比如：中國加入WTO以后，這使得中國利用外資的環境發生了新的變化。2005年中國得到1000億美元以上的外國投資，而20世紀最后10年中國吸引的外資大約是2500億美元。如果中國實行經濟可持續發展政策給外商投資帶來新的機遇，中國政府已把吸引外商投資作為實施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舉措。還有對中國內部經濟調整作了很大影響，促進了各種大型工程的實施。二、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提出及其研究意義

經濟發展主要是以價值來表現，并以價值的變化來反映其規模變化的，但僅考慮價值的變化而不考慮其他的變化，那么經濟發展很可能是沒有保障的，所以分析經濟發展，在注重價值分析的同時，一定要考慮其他方方面面，將它們與價值分析結合起來。

人們知道，在傳統再生產分析中只考慮價值的生產與平衡，只要價值的生產是以擴大的方式進行、內部各部分之間的比例保持在一定的范圍內，該生產、經濟就能正常進行，但在經濟可持續發展中，則不僅要求價值生產的擴大和各部分之間比例的正常，而且要求價值的生產與其他各種流量之間保持一定的比例，而且這種比例的要求更嚴格，如果達不到這種要求，經濟可持續發展是難以進行下去的。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提出，就是因為其他各種因素，其中尤其是生態環境和自然資源的變化不能滿足其要求的產物，所以要求經濟發展必須與其他環境相適應。

保持經濟系統穩定和發展，如果能量和自然資源輸入經濟系統的量，超過了自然系統再生產這些能量和自然資源的速度，就會出現經濟發展不可持續的結果。可持續發展思想的提出，就是因為傳統經濟發展對自然資源與能量消耗的速度，超過自然界再生產它們速度，使經濟發展難以長久持續的結果。

經濟可持續發展是全人類的一項共同事業，實現這項事業對我國來講更顯重要和迫切。因為我國的生態環境質量更惡劣，資源短缺狀況更嚴重，所以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的要求更為強烈。研究經濟可持續發展中存在的問題、條件、因難、思路和途徑等、以此促進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三經濟可持續發展刻不容緩

1、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已經成為我國的一項基本國策，但其發展模式是什么，卻是值得認真思考的。因為如果僅僅圍繞生態環境和資源保護、社會公平公正、公眾參與等這些可持續發展的基本要求或共同范式而沒有特定的戰略模式，是難以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目標的，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這些基本要求只能在特定的模式和在具體的經濟發展過程中實現。而特定的模式與經濟發展過程在不同的國情中是不同的，如對公平與公正的理解，不同的文化對它們的理解也就不同，對生態環境與自然資源的保護方式與程度也不同，所以要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戰略，還必須制定出符合本國國情和世界經濟發展趨勢的特定模式。

2、可持續發展思想的產生，最主要的就是生態環境和資源滿足不了傳統經濟發展的需要，因此可持續發展思想的核心內容之一，就是要實現生態環境省社會經濟的協調發展。這方面的工作，在我國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戰略方面顯得尤為重要。由于歷史和自然條件等方面的原因，與世界各國或平均水平相比，我國生態環境的嚴酷程度和資源的短缺程度是非常高的，已經成為制約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最重要因素，因此加強生態環境建設，保證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環境資源需要，成為我國最緊迫的任務。

篇（5）

墨子的經濟哲學思想在中國古代的經濟思想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在春秋戰國時期發揮過作用。對于指導中國現代經濟建設仍然具有積極的參考價值。因此應當以理性的目光，重新研究墨子的經濟哲學思想，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供理論支撐。

一、墨子經濟哲學思想產生原因

（一）時代背景

春秋戰國之交是我國歷史上一個劇變的時代。經濟上：生產力獲得了一定程度的發展，當時的農業和手工業比較發達，大工商業暴興。政治上：周王室衰微，“征伐自諸侯”。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逐漸取代分封宗法的奴隸社會政治制度。由此產生了新的階層――“士”。新舊階級之間，各階級、階層之間的斗爭復雜而又激烈。諸侯征戰，民不聊生。大量的奴隸過著饑寒交迫的生活；還有不少小生產者――農民，小商人，小業主，手工藝人，遭受著重重的壓迫與剝削。小農階級、小商業者、手工業者也迫切的需要一個代言人來為他們代言，由此，墨子的出現就是歷史的必然。

（二）墨子的主體條件及其思想淵源

墨子是當時出身于手工業者的“士”，做過木匠，手下有大批可稱之為“能工巧匠”的徒弟。他本人系統的學習了古代文化知識，從事獨立的社會活動，成為社會知名度頗高的學者。由于墨子所從事的工作，所以接觸的人大都是來自社會下層的勞動者，他深深的體會到下層百姓生活的疾苦和憂患。同時他也不恥于“王公大臣”的好戰喜功與生活奢靡。他以“自苦為極”，決心“摩頂放踵利天下”。

墨子經濟哲學的思想，應該源于堯舜禹和夏文化，同時深受儒家文化的影響，司馬談在論六家要旨中說：“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而且墨子總是將當今的王公大臣和過去的堯舜禹湯文武作比較。莊子在天運篇有這樣的論述“老聃曰‘禹之治天下，使民心競，儒墨皆起’，蓋墨起于禹”①。而在其《天下篇》中也指出“墨子稱道曰：‘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腓無_，脛無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禹大圣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②所以后世的墨者大都用獸皮粗布為衣，穿著木屐草鞋，白天黑夜不休息，以自苦為準則，并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

《呂氏春秋?慎大覽》高誘注：“墨子名翟，姓墨氏，魯人”。墨子生于魯國，而魯國是經過孔子的儒家思想多年教化的國度，墨子早年曾經受過儒者的教育是毋庸置疑的；當他發現儒家所維護的禮、繁文縟節，非一般民眾可行，久喪厚葬，有違農事時，他便毅然背周禮而用夏政，開創一個簡單易行的墨家學派，是很自然的。劉安說：“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為其禮煩擾而不說，厚葬靡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行夏政。”③“故節財、薄葬、閑服生焉。”④

二、墨子的經濟哲學思想

墨子的經濟哲學思想涉及生產、流通、消費諸多領域，較之儒家有許多精辟見解，集中于《節用》、《非儒》、《非樂》、《節葬》、《七患》等篇中。簡言之，其思想要旨是發展生產，理性節約，目的在“利民”。

（一）墨子的勞動說

墨子將勞動稱為“從事”，他認為勞動是百姓生存、種族延續的基礎，在此基礎上，他提出了人與動物的本質區別就是：人能勞動，而動物只是被動的本能的去適用自然。墨子認為人必須“強力從事”，參加生產，才能獲得生存；在生產實踐中，墨子基于男女性別差異和工種的不同，提出了“分事”，也就是今人說的社會分工，“分事”可以提高勞動效率；墨子看來，人人“強力從事”，人人各司其職，因而獲得一定的回報，墨子反對不勞而獲。

1.強力生產觀

作為一個生產者，墨子明白物質生產勞動的重要性，他認為物質財富的生產勞動既是人類社會生存維系的基礎，也是人與動物的本質區別所在。動物只能本能地去適用自然，人類卻能夠通過生產勞動獲得生活資料。麋鹿、蜚鳥、貞蟲之屬“因其羽毛以為衣裘，因其蹄蚤以為褲屨，因其水草以為飲食。故唯使雄不耕稼樹藝，雌亦不紡績織，衣食之財固已具矣。今人與此異者也”。⑤“賴其力者生，不賴其力者不生。”⑥墨子認為勞動是人與社會存在發展的前提和基礎，社會成員都必須努力勞動。據此，墨子提出了“強力從事”的社會史觀，提出了勞動創造財富，人人必須勞動。

墨子認為男子應當“蚤出暮入，強乎耕稼樹藝，多聚菽粟”⑦，女子應當“夙興夜寐，強乎紡績織，多治麻絲葛緒”⑧。從“蚤出暮入”、“夙興夜寐”，我們可以看出男子和女子的工作時間都很長，也就是在靠時間的延長來擴大效益，這是原始的強化勞動的方法；“不敢怠倦”⑨，是對勞動強度的增加，延長勞動時間和增加勞動強度，墨子將這兩種最原始的方法用在提高勞動成果，滿足民眾的需要上。對以后的農業生產有著深遠的影響。

從人類的生存必須依靠勞動生產的觀點出發，墨子還把生產狀況的好壞、物質財富的富足提高到了一國內政外交取得成功的基礎地位上。這一點是前所未有的。其實縱觀中國五千年文明史，歷朝歷代的統治者，誰能解決好農民問題，誰就能使農業得到發展和繁榮，誰就能夠鞏固政權。

2.社會分工說

墨子從現實的社會生活和生產實踐中認識到，一個社會要是想達到上下相安，正常生活，社會勞動是必須的。但是由于社會的不同需要，地區物質資源差異，個人能力強弱等等客觀狀況，社會勞動實行分工也是合理的。墨子提出的“分事”，墨子的分工既有社會分工，如工、農、商、吏等，“王公大人，蚤朝晏退，聽獄治政，此其分事也。士君子竭股肱之力，其思慮之智，內治官府，外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倉廩府庫，此其分事也……”⑩。又有一個生產單位勞動過程的分工；既有按性別進行的自然分工，如男耕女織，又有按各自的能力進行的分工。關于社會勞動進行分工，墨子堅持認為是為了創造物質財富的生產勞動進行的更為有效。具體地，墨子提出了兩點看法：其一是提倡各盡所能，各從其事，各守其職。其二是認為社會分工沒有貴賤之分，提倡擇賢使能，使人得其用，使人人都能夠充分發揮自己勞動才能的長處。

由于男女性別差異造成的男女之間生理能力上的不同。男子力大耐勞，婦女心靈手巧，男女各自從事所適宜從事的工作也不盡相同。墨子認為男耕女織這種由于性別差異所造成的較為普遍的社會分工是合理的。分工合理，生產的效果也較為顯著。在具體的生產過程中，由于生產技術的復雜性，也可能按照生產勞動過程中不同階段進行分工，這有利于技術的熟練掌握，使勞動效率提高，墨子肯定了這種分工的合理性，“譬如筑墻然，能筑者筑，能實壤者實壤，能欣者欣，然后墻成也”B11。一種復雜的生產勞動被分解成若干簡單的勞動過程，他們的操作技術就更容易掌握，個人的生產技術就更易熟練，這有利于生產效率的提高。社會的需求是多方面的，然一個人的能力畢竟有限。一個人要想掌握各種生產技術和其他工作技能，以滿足其他各方面的需要，是不可能的，所以，按照各自的能力進行社會分工是一種自然的、合理的勞動分工。墨子提出：“凡天下群百工，輪車、W匏、陶、冶、梓匠，使各事其所能”B12。

3.反對不勞而獲的獲取觀

墨子“賴其力者生”的主張是針對社會全體而言，不是局限于一部分人，使另一部分人可以不勞而獲。小則偷人錢財，大則攻伐別國，墨子認為這些都是違背了勞動創造財富，人人參加勞動的道德，不合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圣人之道。墨子認為，只有人人參加勞動，才能使人人足衣足食，勞者得息，真正解決“饑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B13的民生三巨患。因此墨子反對不勞而獲，人人必須參加勞動。

（二）生產與消費理論

墨子認為人們必須“強力從事”，大力生產來滿足消費的需要；消費又當適用生產的發展，并在生產發展的基礎上有所提高；另外，物質財富不會自己增加，墨子據此提出“節用”的觀點。

（1）生產與消費

墨子認為應當強力發展生產來保證消費，發展生產來提高消費水平。他主張消費必須建立在生產發展的基礎上，消費水平必須與生產發展狀況相適應。墨子在其文《七患》中用“為”和“食”概括了生產和消費的關系，如果“為者疾，食者眾，則歲無豐”B14。從事生產的少，吃飯的人卻多，就不可能有豐裕的年成。據此，若想保證和提高消費，就必須努力發展生產。墨子常懷“昭昭然”之心為生產滿足不了消費而憂心忡忡。因此他強調應積極加強社會主要消費品的生產，指出“凡五谷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為養也。故民無仰則君無養，民無食則不可事。故食不可不務也，地不可不力也。”B15在《墨子》一書中，墨子還舉出古代圣王賢君的政績對強力生產的重要性加以論述。

墨子同時還認為社會和人的消費水平應當隨著生產的發展而有所提升，“飲食必常飽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麗，居必常安然后求樂”B16，衣、食、住、用、行是人的基本生活需求，這個需求是隨著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而一步步提高的，但是它有一個前提，那就是它首先必須滿足生存的最低要求――飽、暖、安，然后才能進行更高的追求，不能反其道而行之。人的生活必須逐步提高，而不應當追求超前消費，越級去追求不現實的生活享受。

（2）墨子的節用說

墨子在勞動創造物質財富的思想中，論述了衣食之屬不會自然生出，而是依賴于人的勞動的觀點；同時也論證了只有強力從事各種生產勞動，各種生活所需要的物質財富才會充足，社會才有向前發展的物質基礎。物質財富的增加有兩條途徑：一是開源，二是節流。開源即發展生產，這是增加物質財富的主渠道；但是如果不厲行節約，進行節流，物質財富縱使再多，也終將化為烏有，因此墨子十分注重節用。認為節用可以有效的利用創造出來的物質財富。“凡五谷，民之所養也，君子所心為養也，故民無仰則君無養，民無食則不可事，故食不可不務也，地不可不力也，用不可不節也”B17，物質財富的開源和節流相輔相成，才能使勞動創造出來的財富得以充分的發揮其作用。

墨子強調節用是針對社會上層的貴族階層，在當時生產力水平低下，物質生活資料不很豐富的背景下，要求貴族節用，對百姓來說就是生利。所以墨子認為“凡足以奉給民用則止，諸加費不加于民力者，圣王勿為”B18，“發令興事，使民用財也，無不加用而為者”B19。墨子明確地指出，一切工藝制品以能滿足百姓的生活需要即可，飲食只要能維持人的生存即可，衣服只要做到冬暖夏涼，穿著輕便即可，房屋只要能躲避風雨、能居住即可，車船等交通工具只要做到迅速、安全即可。在吃穿住用行方面，墨子堅決反對追求奢侈享受，以求達到社會全民的溫飽，是墨子求天下之利的基本目的。重視物質生產的開源，強調生活消費的節用。

墨子在其強力生產論的基礎上提出了國家必須通過節用來保證大多數人的消費，其實縱觀墨家的經濟思想體系，墨子的生產論儼然成為節用論的附庸。墨子差不多把所有的經濟問題都囊括到了節用之下，把節用看做是解決國家經濟問題的法寶。正是由于墨子對生產與消費關系的深刻認識。所以墨子主張在國家治理和經濟領域提倡節用。那種不顧生產對消費的決定和制約，盲目追求奢侈消費的行為，是亡國的罪魁禍首。“節儉則倡，佚則亡”B20，弱國國君橫征暴斂，奢侈逸，最終將影響國計民生，導致亡國的厄運。據此，墨子分別在衣食住行方面給出了節用的準則。當然在衣食住行方面理性節約，并非是為了抑制消費，而是在消費領域杜絕資源浪費，更不是壓縮消費，降低生活水準。將其控制在一個合理的范圍之內。

三、墨子經濟哲學思想的當代意義

墨子的經濟思想產生于兩千多年前的自然經濟的小生產時代，但是對于今天我們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仍有重大的啟示作用。墨子經濟思想的特色是重視生產，崇尚節用。

墨子的關于農事的論述是非常有意義的，農業、耕地和糧食的足量供給是社會安定的產業，農業是否穩定發展最終決定著國民的衣食住行，關系到社會的穩定以及國家的長治久安。

“農事緩則貧，貧且亂政之本”B21。對于我國的農業問題，我們應當在堅持群眾路線的實踐中，把握農民的訴求與期盼，突出重點、突破難點。把更多的財力、物力、人力向民生領域傾斜，向農業和農村基層傾斜，向貧困群眾和弱勢群體傾斜。

墨子的另一經濟思想就是崇尚節用。隨著我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淡水、土地、能源、礦產等資源不足的矛盾更加突出，推崇“節用”有利于緩解環境破壞和資源匱乏的危機，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我國政府和民眾應當在在全社會樹立節約意識、節約觀念，倡導節約文化、節約文明，廣泛開展內容豐富、形式多樣的資源節約活動，積極創建節約型城市、節約型政府、節約型企業、節約型社區。（作者單位：江蘇師范大學）

注解：

① 張豐乾編，《莊子?天下篇》注疏四種[M].北京.華夏出版社，2009，第24頁。

② 張豐乾編，《莊子?天下篇》注疏四種[M].北京.華夏出版社，2009，第24頁。

③ 何寧，淮南子集釋[M].中華書局，1998年，第1459頁。

④ 何寧，淮南子集釋[M].中華書局，1998年，第1460頁。

⑤ 孫詒讓，墨子間詁[M].中華書局，2001年，第257頁。

⑥ 孫詒讓，墨子間詁[M].中華書局，2001年，第257頁。

⑦ 孫詒讓，墨子間詁[M].中華書局，2001年，第258頁。

⑧ 孫詒讓，墨子間詁[M].中華書局，2001年，第258頁。

⑨ 孫詒讓，墨子間詁[M].中華書局，2001年，第258頁。

⑩ 孫詒讓，墨子間詁[M].中華書局，2001年，第257-258頁。

B11 孫詒讓，墨子間詁[M].中華書局，2001年，第426-427頁。

B12 孫詒讓，墨子間詁[M].中華書局，2001年，第163-164頁。

B13 孫詒讓，墨子間詁[M].中華書局，2001年，第253頁。

B14 孫詒讓，墨子間詁[M].中華書局，2001年，第28頁。

B15 孫詒讓，墨子間詁[M].中華書局，2001年，第25頁。

B16 孫詒讓，墨子間詁[M].中華書局，2001年，第656頁。

B17 孫詒讓，墨子間詁[M].中華書局，2001年，第25頁。

B18 孫詒讓，墨子間詁[M].中華書局，2001年，第164頁。

篇（6）

由于市場化,貨幣在經濟活動中成為和實物資產一樣可以獲得等同收益的資產形式。從理論上說,這種地位本身也就標志經濟活動日益貨幣化。用貨幣價值本身可以衡量經濟的各個方面,貨幣經濟成為實物經濟的最終替代。1949年至1952年恢復時期,在廣大農村地區人民幣取代了物物交換,從貨幣化初級形式交換媒介作用充當了農村地區物物交換的替代。雖然這是一個淺層次過程,但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經濟貨幣化向縱深發展。統計數據表明,這三年雖然工農業生產總值只增長了77.5%,而市場現金流量增加了6.05倍,貨幣供應總量M2增加了23.1倍。值得注意的是后一個數據包含了信貸量。這說明在恢復時期,雖然經濟貨幣化已表現在流通媒介上,但更集中體現為貨幣作為資產形式的信貸上。這點揭示了這樣一個現象:現代經濟中經濟貨幣化的第二形態較之第一形態,在經濟貨幣化過程中起著更為關鍵的作用,成為促進經濟發展的一個不可忽視的推動力。

篇（7）

葉適（1150—1223年）字正則，晚年在永嘉城外水心村著書講學，世稱水心先生，溫州永嘉（今浙江溫州）人。淳熙五年（1178年）中進士，歷仕京外，曾為兵部侍郎、吏部侍郎、太常博士等，屢奏言復興，要求抗金。《宋史葉適傳》稱“適志意慷慨，雅以經濟自負。”開禧北伐時，他出知建康府立有戰功；又在江淮屯田練兵修壘筑堡，防御金兵進犯；到韓佗胄敗后，他因“附會用兵”被革職。葉適倡導“務實而不務虛”（《水心文集補遺》），他批評“高談者遠述性命，而以功業為可略”（《水心別集》卷15《上殿札子》），主張“黜虛從實”，修實政、行實德、實事實功(22)。黃宗羲在《宋元學案艮齋學案》的案語中說：“永嘉之學，教人就事上理會，步步著實，言之必使可行，足以開物成務。”實際功效是衡量道義正確性的指標。

就學術淵源看，一般認為永嘉學宗二程，有永嘉先輩周行己、許景衡、鄭伯熊等，經薛季宣（1134─1173）、陳傅良（1137─1203）“實事實理”學風，到葉適而永嘉實學蔚為大觀。黃百家說：“永嘉之學，薛、鄭俱出自程子。”（《宋元學案》卷56《龍川學案》）但全祖望提出：“世知永嘉諸子之傳洛學，不知其兼傳關學。”（《宋元學案》卷32《周許諸儒學案序錄》）他認為：“浙學于南宋為極盛……，葉、蔡宗止齋以紹薛、鄭之學為一家，遂與同甫之學鼎立，皆左袒非朱、右袒非陸，而自為門庭者。”（《宋元學案》卷53《止齋學案》）為葉適立學案，論“水心較止齋又稍晚出，其學始同而終異，永嘉功利之說，至水心一洗之。……乾淳諸老既歿，學術之會，總為朱、陸二派，而水心其間，遂稱鼎足。”（《宋元學案》卷54《水心學案上》）葉適引留茂潛語：“故永嘉之學，必彌綸以通世變者，薛經其始而陳緯其終也。”（《水心文集》卷10《溫州新修學記》）學術流脈固然重要但不易說清，且思想家的不宜僅以此為據，故宜較宏觀性把握。葉適遠承伊洛，近師周、鄭，光大薛、陳而集永嘉學之大成；其學術是有宋以來反傳統思想與務實精神的集中體現，是中原文化的發展流變與 東南地域經濟結合的產物。當時，孝宗朝既有戰爭威脅又相對穩定，要勵精圖治就要務實空談無用，這也是時局的需求。另外，宋南渡后大量士人薈萃東南有利于交流汲取，形成眾多學派并存的生動局面，具葉適所說的“師友之教”與“流風相接”，加上他任官務實的經歷等等，對永嘉實學之大成均起作用。

葉適的思想經歷了一個發展過程。他與朱熹有聯系，又與浙東其他學派有來往，他推崇陳亮，為之銘墓志、序文集，他們被朱熹指責為“若永嘉、永康之說，大不成學問，不知何故如此。”（《朱子語類》卷122）早年他還在朝中為朱熹進言說話；在《進卷管子》中，指責管仲始壞王政， “以利為實，以義為名”（《水心別集》卷6）；在淳熙五年（1178 年）的《廷對》中他提出：“孔子修群圣人之道，付之儒者使世守之。而秦漢以還，習于功利雜伯之政，與群圣人之道不類”，主張“談誼而不談利，計德而不計功”（《水心別集》卷9）。而晚年的代表作《習學記言序目》則明顯變化， 反對空談倡言功利。此書“根柢《六經》，折衷諸子，剖析秦漢，迄于五季。”（《習學記言序目》嘉定十六年序）是他對對傳統思想的系統反思。

葉適在經濟思想方面的貢獻，突出于其反傳統精神和商品經濟發展的特征，并且較為全面系統，所及幾乎涵括傳統經濟觀諸方面，(23)以下要點較為集中地反映了他對傳統經濟思想的發展創新──

① 義利觀

事功實學在義利觀上有其鮮明的反傳統傾向。葉適說：“‘仁人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此語初看極好，細看全疏闊。古人以利與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義光明。后世儒者行仲舒之論，既無功利，則道義者乃無用之虛語爾。”（《習學記言序目》卷23）漢代大儒董仲舒的名言受到“全疏闊”的評價，無功利的道義被認為只是無用的“虛語”，這是對傳統儒家的義利觀進行的深刻修正。葉適解釋道：“古人以利和義，不以義抑利。”（《習學記言序目》卷27）“昔之圣人，未嘗吝天下之利。”（《水心別集》卷3《官法下》）他說：“古人之稱曰：‘利，義之和’；其次曰‘義，利之本’； 其后曰‘何必曰利？’然則雖和義猶不害其為純義也；雖廢利猶不害其為專利也，此古今之分也。”（《習學記言序目》卷11）他主張“成其利，致其義”（《習學記言序目》卷22）。也就是說，在他看來“利”不僅與“義”不矛盾，而且是“義”的基礎，完全不同于將“義”置于首位或要求以符合“義”的規范來取“利”的要求。他并非不言“義”，而是主張把義理與功利結合起來，“仁義”以功利為基礎，利義統一。他強調致富，但認為“‘崇高莫大乎富貴’，是以富貴為主，至權與道德并稱，《書》、《詩》何嘗有此義，學者不可從也；從之則富貴不足以成道德，而終至于滅道德矣。”（《習學記言序目》卷4） 他不認為義利是對立的，也不主張“明道”和“計功”對立；功利是義理的外化，主張結合事功講義理，他說：“崇義以養利，隆禮以致力”（《水心別集》卷3《士學上》），“義”成為養“利”的手段。

②本末觀

“重本抑末”是傳統經濟觀的主要傾向。葉適則講三代“皆以國家之力扶持商賈，流通貨幣”，到漢代始行抑商政策，他認為：“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后治化興，抑末厚本，非正論也。使其果出于厚本而抑末，雖偏，尚有義。若后世但奪之以自利，則何名為抑？”（《習學記言序目》卷19）此前反對“重本抑末”者也不乏人，但對這一傳統教條本身進行公然批判否定、從學理上指為“非正論”的則自葉適始。盡管他還未能從根本上改變“農本工商末”的基本理念，但他的“非正論”說，已經標志著宋人的商品經濟觀念進入一個新的時期。他主張“商賈往來，道路無禁”（《水心別集》卷1《治勢下》），指出“夫山澤之產，三代雖不以與民，而亦未嘗禁民自利”，當時“而坐鹽茶、榷酤及它比、巧法、田役、稅賦之不齊以陷于罪者，十分之居其六七矣。故曰比三代之刑為重。”（《水心別集》卷2 《國本下》）他要求政府改變政策。

葉適對工商業的重視，不僅表現在反對重本抑末和奪商專利方面，而且提高到欲使工商業者參政議事、進入統治集團的程度。“其要欲使四民世為之，其理固當然，而四民古今未有不以事。至于丞進髦士，則古人蓋曰無類，雖工商不敢絕也。”（《習學記言序目》卷12）否定不許工商子弟為官的舊規，主張入仕無身份限制等，在經濟思想史有著重要意義，這與時代變遷相關聯。當時“乃至工商之子亦登仕進之途”，“如工商雜類人內有奇才異行卓認不群者，亦許解送。”（《宋會要輯稿選舉》卷14之15、16）蘇轍說：“凡今農工商賈之家，未有不舍其舊而為士者也。”（《欒城集》卷21《上皇帝書》）與唐代“工商之家不得預于士”（《唐六典》卷3）不同了。葉適的觀點很有價值， 當時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商人的經濟地位提高，利益要求也提上日程；而古代談不上有商人思想家，因此士大夫集團中代表商人利益、為他們講話的意見就很難得。從北宋范仲淹以“吾商”自喻，到葉適要求許可工商業者入仕，證實社會經濟發展促進思想觀念變化。不過，這還是有很大局限性的，與西方的市民階級的自治權益要求不同。

更為重要的，是永嘉學派對“農本工商末”這一基本概念的否定和突破。葉適的學生陳耆卿在葉適死后繼承其學，并有光大。葉適生前對他褒獎有加，在《題陳壽老文集后》中夸陳之作“馳驟群言，特立新意，險不流怪，巧不入浮”。（《水心別集》卷29）陳耆卿在所修《嘉定赤城志》卷三七《風俗門重本業》中，采用紹圣三年（1096年）當地地方官鄭至道所作《諭俗七篇》，明確提出士農工商“此四者皆百姓之本業，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易之者也。”此為迄今所發現的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四業皆本”的史料，較以往學術界定論此論最早由明末清初的黃宗羲（1610—1695年）在《明夷待訪錄財計三》中提出早約五百余年，(24)浙東實學在中國經濟思想史上有著重要貢獻。

③理財觀

傳統時代的經濟中財政是為關鍵。由于“諱言財利”，連大張旗鼓變法理財的王安石都小心謹慎地避“言利”、“聚斂”之名。(25)葉適指出：“理財與聚斂異。今之言理財者，聚斂而已矣。……而其善者，則取之巧而民不知，上有余而下不困，斯其為理財而已矣。……是故以天下之財與天下共理之者，大禹、周公是也。古之人未有不善理財而為圣君賢臣者也。”他是說圣君賢臣都應善理財，這是很杰出的思想。他還提出“世異時殊不可行而行之者，固不足以理財也。”即再好的辦法，不顧客觀 時代環境也不行。他批評王安石變法“奪商賈之贏”“天下終以大弊”，“故今之君子真以為圣賢不理財，言理財者必小人而后可矣。”“茍欲以不言利為義，坐視小人為之，亦以為當然而無怪也。”（《水心別集》卷2《財計上》）他的“善理財”的標準是“以天下之財與天下共理之”， 但他并不贊成司馬遷的自由放任主張，《習學記言序目》評述《史記貨殖列傳》時說：“所謂‘善者因之，其次利道，其次教誨整齊’者，其權皆聽于奸猾不軌之細民而后可，則孰與為治？兼失之矣。”要通過理財來進行管理。然而，他也不贊成官營禁榷行管桑之術，認為：“王政之壞久矣，其始出于管仲。”因為“欲收 天下之功……以利為實，以義為名……故凡為管仲之術者，導利之端，啟兵之源，濟之以貪，行之以詐，而天下之亂益起而不息。”還說：“若桑弘羊之于漢，直聚斂而已耳，此則管仲、商鞅之不忍為也。蓋至于唐之衰，取民之利無所不盡，則又有弘羊之所不忍為者焉。”（《水心別集》卷6《進卷管子》）

他對當時財利匱乏的認識也別具一格：“蓋自昔之所患者，財不多也，而今以多為累；……故財以多為累而至于竭。……財以多為累，則莫若少之”（《水心別集》卷10《實謀》）這在經濟思想史上是不多見的論點。不過，葉適自有他的道理：“隋最富而亡，唐最貧而興。……故財之多少有無，非古人為國之所患，所患者，謀慮取舍，定計數，必治功之間耳”（《水心別集》卷11《財總論一》）即關鍵在于治國方略的正確和取得實利功效，而不應“奉頭竭足以較錙銖”。他提出入宋以來財入數倍發展“是自有天地，而財用之多未有今日之比也”，但貧乏越重。指出“夫計治道之興廢而不計財用之多少，此善于為國者也。古者財愈少而愈治，今者財愈多而愈不治；古者財愈少而有余，今者財愈多而不足。”他要求罷去苛捐雜稅，則“財少則有余，有余則逸，以之求治。”（《水心別集》卷11《財總論二》）尤其針對越來越多的財入，說是“蓋王安石之法，桑弘羊、劉晏所不道；蔡京之法，又王安石之所不道；而經總制之為錢也，雖吳居厚、蔡京亦羞為之。”（《水心別集》卷11《經總制錢一》）“多財本以富國，財既多而國愈貧”（《水心文集》卷1《上寧宗皇帝札子三》），“兵多而至于弱矣， ……蓋財以多而遂至于乏矣。……兵以多而弱者，可使少而后強也；財以多而乏者，可使少而后裕也。”（《水心別集》卷15《上殿札子》）也就是要削減財入，減輕民眾負擔，這與他的富民思想分不開。(26)

④富民觀

主張“藏富于民”是傳統儒家的主張，但這是從富民是富國的基礎出發的。葉適發展了這樣的主張，強調許民求富、保民之富，反對政府抑制，還公然為富人辯護。他反對“抑兼并”和行井田制，說：“俗吏見近事，儒者好遠謀，故小者欲抑奪兼并之家以寬細民，而大者則欲復古井田之制，使其民皆得其利。夫抑兼并之術，吏之強敏有必行之于州縣者矣。而井田之制，百年之間……雖告亦莫之聽也。夫二說者，其為論雖可通，而皆非有益于當世，為治之道終不在此。”他認為“不可以為井”、“亦不必為井”，因為“已遠者不追，已廢者難因。”再就是說：“今俗吏欲抑兼并，破富人以扶貧弱者，意則善矣”，但不應實行，因為：“小民之無田者，假田于富人；得田而無以為耕，借資于富人；歲時有急，求于富人；其甚者，庸作奴婢，歸于富人；游手末作，俳優伎藝，傳食于富人；而又上當官輸，雜出無數，吏常有非時之責無以應上命，常取具于富人。然則富人者，州縣之本，上下之所賴也。富人為天子養小民，又供上用，雖厚取贏以自封殖，計其勤勞亦略相當矣。”對于豪強惡霸則應當“教戒”使之“自改”。在葉適的認識中，富人的社會功能幾乎達到無所不包的程度。作為國家的根基，富人當然應當 受到保護，不容抑制損傷。“富人代天子養小民”之說有特殊意義，說明宋代國家與自耕農及佃農的關系變化。“夫人主既未能自養小民，而吏先以破壞富人為事，徒使其客主相怨，有不安之心，此非善為治者也。故臣以為儒者復井田之學可罷，而俗吏抑兼并富人之意可損。因時施智，觀世立法。誠使制度定于上，十年之后，無甚富甚貧之民，兼并不抑而自已，使天下速得生養之利，此天子與其群臣當汲汲為之。”（《水心別集》卷2《民事下》）他反對奪富人“今天下之民不齊久矣，開闔、斂散、 輕重之權不一出于上，而富人大賈分而有之，不知其幾千百年也，而遽奪之可乎？奪之可也，嫉其自利而欲為國利可乎？嗚呼！居今之世，周公固不行是法矣。”（《水心別集》卷2 《財計上》）“數世之富人，食指眾矣，用財侈矣，而田疇不愈于舊，使之能慨然一旦自貶損而還其初乎，是獨何憂！雖然，蓋未有能之者也。于是賣田疇鬻寶器以充之，使不至于大貧竭盡，索然無聊而不止。”（《水心別集》卷2 《財計下》）“使后世之治無愧于三代，則為田之利，使民自養于中，亦獨何異于古！”（《水心別集》卷2《民事下》）他多次要求除去苛捐雜稅，使“小民蒙自活之利，疲俗有寬息之實。”（《水心文集》 卷1《上寧宗皇帝札子三》）要求保護求富，與儒家傳統的“不富不貧”主張已經大相徑庭了。 葉適為富人辯護的思想，包括了地主、農民和工商業者的整個民眾在內，他把富民作為富國的基礎，但并非從“國”與“民”的分配關系中，完全代表“民”的利益。他強調的是國家的整體利益，而國家是以民眾為基礎的，這也是古代中國富民思想的特征，不存在純粹意義上的富民思想，如葉適這樣具有鮮明的反傳統意識者也不曾逾越。

余英時先生十分重視“富民論”，認為主張國家應保護富民使之能“安其富”的觀點，“這在儒家經濟思想史上是一個比較新穎的觀點。當時除了其（指蘇轍）兄蘇軾以外，司馬光也持論相近，南宋葉適則發揮得更多。但這一新觀點的廣泛流行卻在明代中葉以下。”(27)他的《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主要講明清時代，在學術界有很大。實際上，宋代為富人辯護思想對后世影響很大，與中國社會的商品經濟發展和經濟對政治的反抗過程相一致，成為中國前近代社會經濟思想的重要特征。明代丘浚說：“富家巨室，小民所賴，國家所以藏富于民者也。”（《大學衍義補》卷13《蕃民之生》）并發展為“安富”思想；他也反對抑制富人“乃欲奪富以與貧以為天下，焉有是理哉！”（同上，卷25《市糴之令》）王夫之說：“大賈富民者，國之司名也”（《黃書大正第六》），“國無富人，民不足以殖”（《讀通鑒論》卷2），抑兼并是“猶割肥人之肉以置瘠人之身，瘠者不能受之以肥， 而肥者斃矣。”（《宋論》卷12）明清以后這樣的觀點越來越普遍，成為社會形態演進的反映。

⑤人地觀

人口問題也是經濟思想史的重要問題，而人口與土地的關系以及生產發展與生態保護問題，到宋代尤其南宋才凸顯出來，這是與當時的社會經濟發展相一致。(28)葉適在這些問題上的認識也很獨到。他在《民事中》中提出：“為國之要，在于得民”，他的所謂“得民”一是要合理利用民力，二是要人地優化配置。當時宋金戰爭瘡痍遍地，人口大規模南移，兩浙人口“百倍于常時”（《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58）。葉適說：“戶口昌熾，生齒繁衍，幾及全盛之世，其眾強富大之形宜無敵于天下。 然而偏聚而不均，勢屬而不親，是故無墾田之利勉為其難增稅之入，役不眾，兵不強，反有貧弱之實見于外，民雖多而不知所以用之，直聽其自生自死而已。”勞動力不能充分利用還徒耗財富，應當“有民必使之辟地，辟地則稅增，故其居則可以為役，出則可以為兵。”（《水心別集》卷2 《民事中》）應充分發揮生產要素的功用。

由于南宋偏安一隅，生產密集生態破壞，葉適十分憂心：“鑿山捍海，摘抉遺利，地之生育有限而民之鋤耨無窮，至于動傷陰陽，侵敗五行，使其地力竭而不應，天氣亢而不屬，肩摩袂錯，愁居戚處，不自聊賴，則臣恐二者之皆病也。”那么，怎么辦呢？他提出了“夫分閩、浙以實荊、楚，去狹而就廣”的辦法，認為這樣一來，就會“田益墾而稅益增。其出可以為兵，其居可以為役，財不理而自富，此當務之急也。”（同上，《民事中》）即以“分閩、浙以實荊、楚，去狹而就廣”的人地優化配置方案，來解決人多不富的“偏聚不均”問題。

吳越之地數十年無戰火，所以人口拼命云集于此，造成激烈的人地沖突；而荊、楚之地到漢末還很興盛，唐、五代后才“不復振起”。若前者以其盛坐待其衰實在是傻事；后者有廣闊的開發復振前景，不利用也是很可惜的。他從生態平衡角度閩、浙集約式經營有傷地力，不解決會“極其盛而將坐待其衰”，所以提出“均民”的主張，發展了蘇軾的“度地以居民”的思想，也是對“適度人口”的較早理解。這有利于打破傳統的安土重遷習慣，減輕發達地區壓力，開發落后地區的后發優勢。葉適注意發揮人口的生產要素功能“有民必使之辟地”，在《民事下》中他還提出了招徠農民開墾各州荒地等主張，想既可解決土地問題也可緩和貧富對立，還可增加國家稅收。統籌全局合理分布，緩解人地沖突，最大限度地發揮勞動力效益；并使發達地區免于盛極而衰，使落后地區重振優勢，這在區域經濟發展與人口合理配置方面是重要的思想。

⑥貨幣觀

宋代的貨幣思想不僅在中國而且在世界經濟思想史上都有其獨特地位。“錢荒”是宋代貨幣問題的焦點，(29)北宋人論錢荒主要是指金屬貨幣，盡管交子在四川發行，但與“錢荒”關系不大。到南宋則不同，紙幣已較為廣泛地流通，“錢荒”的內容復雜得多，不單純指流通中必要貨幣量不足，還包括幾種貨幣的相互關系。因此，南宋人的貨幣思想在經濟思想史中有獨到價值。

葉適的貨幣思想主要集中在《財計中》、《淮西論鐵錢五事狀》以及《通考錢幣二》所載文獻中。他的反傳統傾向在貨幣思想中也有突出表現，他提出“今之所謂錢乏者，豈誠乏耶？上無以為用耶？下無以為市耶？是不然也。”（《水心別集》卷2 《財計中》）對幾乎眾口一辭的“錢荒”提出質疑。他認為并非真的“錢荒”，從物價變化來考察銅幣購買力來看，不是“錢重物輕”，反倒是“錢輕物重”，說是“然則今日之患，錢多而物少，錢賤而物貴也明矣”他考察歷代米價變化來證明“天下百物皆貴而錢賤”，認為這是“方今之事，比于前世，則錢既已多矣，而猶患其少者”的原因，即物價上漲的普遍要求，使不斷擴大的鑄幣量依然不能滿足需求，銅幣購買力下降錢多物少，必然形成錢賤物貴，錢多反而物貴，這是完全不同于傳統的認識，比單純從貨幣絕對量看問題要深刻得多，并能辨證地觀察貨幣量與物價變動關系，且較為符合當時無價變動的實際。葉適這里講的是錢的絕對數量并不少，但不能滿足物價上漲后的流通需求，因此不能認為是“錢荒”。

更重要的是，他提出盡管錢的絕對數量并不少，而實際流通中的量卻不足，主要原因是紙幣的發行排斥了銅幣，使之退出流通所致。他說：由于錢幣不足“至于造楮以權之”，形成“凡今之所謂錢者反聽命于楮，楮行而錢益少”，所以“大都市肆，四方所集，不復有金錢之用，盡以楮相貿易”；結果是“皆輕出他貨以售楮，天下陰相折閱，不可勝計。故今日之弊，豈惟使錢益少，而他貨亦并乏矣；設法以消天下之利，孰甚于此！”他認為紙幣的流通，加速本來就不能滿足流通需要的銅幣退出流通領域，而紙幣貶值使持有者受損失，還使人們不愿將商品多上市── 一系列惡果。 他不僅認識到銅幣為紙幣所驅，而且指出這是一種必然：“雖然壅天下之錢，非上下之所欲也。用楮之勢至于此也。賚行者有千倍之輕，兌鬻者有什一之獲，則楮在而錢亡，楮尊而錢賤者，固其勢也。”──這就是“劣幣驅除良幣規律”！貨幣理論史上稱為“格雷欣法則”， 認為是十六世紀英國人格雷欣（ Thomas Gresham，1519─1579）首先發現的。不過，李約瑟（J.Needham）考證哥白尼（N.Copernicus 1473─1543）不僅創立了“日心說”，寫出過震撼世界的《天體運行論》，還寫過《論鑄幣》的重要論文，陳述了“劣幣驅除良幣規律”。(30)而葉適早于西方人三百余年就闡述了這一規律。比他稍晚的袁燮（1144—1224）也認識到此規律，他說“臣竊觀當今州郡，大抵兼行楮幣，所在填委，而錢常不足。間有純用銅錢不雜他幣者，而錢每有余。以是知楮惟能害銅，非能濟銅之所不及也。”（《歷代名臣奏議》卷273 《便民疏》）只要并行幾種質量不同的貨幣，就會出現上述規律。在中國歷史上很早就有人接近對上述規律的認識，如漢代賈誼（前200—前168）“奸錢日繁，正錢日亡”（《新書》卷4 《鑄幣》）南北朝時顏竣“若細物必行，而不從公鑄……五錢半兩之屬，不盈一年，必至于盡。”（《宋書顏竣傳》），但都不及葉適“不知夫造楮之弊，驅天下之錢”“楮在而錢亡，楮尊而錢賤”“楮行而錢益少”（均出《財計中》）明確，葉適的貨幣觀是較為先進的。

總的來說，葉適的通達與明智，遠見和卓識非一般人可比。順應歷史發展和順乎趨勢，讓經濟沿著自身發展規律演進，反對強權干預，主張富民發展民間經濟實力，批評“腐儒”陳見，主張務實重實利功效，提出一系列反傳統性經濟思想觀點，代表了浙東實學的較高成就，值得深入系統研究。

本文通過以四個部分，闡釋浙東實學經濟思想的反傳統傾向與務實重用特征；考辨其賴以產生的地域經濟文化與學術思想變遷，涉及與其并存的理學及諸相關問題。試圖從經濟、歷史、社會、文化等多學科的視角，對宋代實學尤其是浙東實學經濟思想進行初探的嘗試。注釋：（凡引用史料于正文中用夾注）

(1)葛榮晉：《實學導論》，載其主編《中日實學史》，中國出版社1992年版第3頁。

(2)同上，第205頁。

(3)參見田浩（H.C.Tillman）著、姜長蘇譯：《功利主義儒家──陳亮對朱熹的挑戰》，江蘇人民出版 社1997年版。

(4)同(1)，第13頁。

(5)參見拙作：《“中國學”尋根》，載《中國社會科學》98—4。

(6)陳序經：《中國南北文化觀》一書中，記述歷代南北文化觀主要論點和史料，參見牧童出版社1976年版，《牧童文史叢書》14。

(7)參見張仁福：《中國南北文化的反差》，云南出版社1992年版，第110頁、張家駒：《兩宋經濟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34頁、丁文江：《漢唐宋明各代人物之地理的分布》，載《科學雜志》第8卷第1期1923年等。

(8)參見龍登高：《宋代東南市場研究》，云南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

(9)《宋代地域經濟》，河南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331頁。

(10)見漆俠：《宋代經濟史》下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55頁。

(11)陳正祥：《中國文化地理》，三聯書店1983年版，第16頁。

(12)參見程民生：《宋代地域文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11、236、234、135、142—143頁。

(13)參見陳國燦：《80年代以來南宋事功學派研究概述》，載《中國史研究動態》96─3。

(14)艾倫布坎南著、廖申白等譯：《倫、效率與市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76頁。

(15)參見拙著：《大變法──宋神宗與十一世紀的改革運動》，三聯書店1996年版。

(16)參見拙著：《富國富民論──立足于宋代的考察》，北京出版社1991年版，第41—47頁。

(17)葉國良：《宋人疑經改經考》，臺灣大學文學院《文史叢刊》之55，1980年6月，第205—208頁。

(18)參見拙撰：《商品經濟觀念的轉化──立足于宋代的考察》，載《歷史研究》1989年第4期。

(19)呂書，商務印書館1928年版；何書商務印書館1933年版，第6、204頁。

(20)參見《鄧廣銘學術論著自選集》，第541—543頁。

(21)參見拙作：《論“利”》，載《中國經濟史研究》98—2。

(22)張義德：《葉適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記葉適治邊郡、措屯田、安流民、建堡塢、守江北等修實政、行實德的行誼。

(23)有關葉適經濟思想，可參見拙作《葉適經濟思想研究》，載《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1年第3期。

(24)參見拙著：《富國富民論》，第183—185頁。

(25)參見拙著：《傳統經濟觀大論爭──司馬光與王安石之比較》，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55—58頁。

(26)胡寄窗先生認為這“標志著傳統經濟觀點的一種重要轉變和的新要求。”《中國經濟思想史》下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5頁。

(27)余英時：《儒學的回顧與展望》，中文版載《中國文化》第11期1995年7月。 他注釋說明“關于這一，可看葉坦《富國富民論》北京出版社1991年，第二章第四節《為富人辯護的新觀點》頁85—92。”還說1994年4 月他在東京大學講演，我送他拙著“有助于此文的修訂，特此致謝。”相關問題可拙作：《為富人辯護思想解析》，載《浙江學刊》92—1。

篇（8）

在市場經濟的大背景下，企業面臨著嚴峻的考驗，企業要想在激烈的競爭中處于優勢地位，就必須從各方面加以完善自己。而當前企業思想政治工作面臨的新形勢主要是整個社會的思想和風氣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污染，企業員工對許多問題的認識變得沒有是非原則，并且在一些大是大非的原則問題上變得開始變得搖擺不定，而政工人員隊伍也呈現出了兩種極端惡化的現象。一方面一些政工人員依舊抱有陳舊的思想意識，另一些政工人員則抱有激進的思想。因此思想政治工作的開展變得困難重重。企業要想經受住考驗，就必須從自身做起，使自己能夠完善思想政治制度，是企業獲得長足發展。

一、新市場經濟環境下企業思政工作的環境和存在的問題

總體來說企業的思政工作環境相當惡劣，我們必須認清當前的企業思政的工作環境，并分析其根源所在。應該說在近些年來環境急劇發生變化。這一變化的發生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下面，筆者做如下介紹：一方面則是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人們在物質生活得到改善的同時，也提高了精神的追求。但是從大部分人來看其自身的文化素質并沒有提高，因此不少的人把低俗庸俗的東西當作了精神追求的寄托，使得自身的精神意識受到了極大的污染[1]。這種現象會導致企業員工對工作的不負責態度的產生。也因為受到一些“成功學”的影響，許多員工往往抱有走捷徑的心理，總幻想著能夠依靠每種捷徑而獲得財富的擁有以及職位的升遷。另一方面就是現代信息傳播技術的廣泛應用。應該說現代化信息傳播技術的應用能夠促進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開展，但是任何新事物都是一把雙刃劍。現代化信息傳播技術應用卻使得許多員工的思想意識受到了不良的影響。不少的員工利用現在的QQ、微信等社交軟件進行組織“小團體”，因為這些信息傳播技術可以打破原來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各個層次的員工都存在著這樣的現象，利用這些軟件開“小會”，拉幫結派，排斥異己，給企業內部的團結產生了極為不利的影響。一些員工甚至利用這些軟件出賣企業情報，從而換取利益。思想政治工作存在的問題也是種類較多，比較突出的表現為，政工人員地位的邊緣化、政工人員不能與實際的生產活動聯系起來以及政工人員隊伍自身思想的問題。下面筆者做詳細的介紹：政工人員在企業往往不被重視，從大部分企業來看政工人員往往被邊緣化。政工人員的待遇往往僅限于基本工資，沒有其他部門員工的一系列補貼待遇。這就使得政工人員失去了工作的積極性。另一方面政工人員的升遷沒有一個明確的參考標準，往往是依據人事部門的主觀判斷。還有政工人員往往在企業中不被人們尊重，很多員工包括一些高層的領導都認為所謂的政工人員不過是一幫吃閑飯的人，基于當前的形勢企業不得不養著他們。政工人員的工作往往不能與實際的企業生產活動結合起來。大部分政工人員開展的思想政治工作過于脫離實際，造成這一現象一方面因為政工人員對企業的實際生產活動和業務流程基本上沒有多少了解，在解決員工的思想問題時往往講一些不切實際的大話、空話、套話。這樣不僅使得思想政治工作的開展無法取得應有的效果而且還是使得他們在員工心中的地位大大降低[2]。政工人員隊伍自身思想存在的問題一般體現為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一些政工人員思想意識比較陳舊，不能跟上時代的發展，往往用舊的思維去看待問題。例如一些政工人員過度強調集體利益高于個人利益，使得思想政治工作的開展缺乏人文的情懷。一方面表現為一些政工人員思想比較極端，對于一些西方的自由思想片面的去理解，過度強調企業內部的平等，甚至鼓勵員工不尊重領導，有意見甚至可以進行辱罵。

二、如何提高政工人員的思想政治工作

面對新形勢的下的思想政治工作所處的環境和工作中存在的問題，我們應該深入的進行分析產生這些現象的內在因素，并根據問題相處應對的辦法，只有這樣問題才能進行積極的改進。才能提高企業的思想政治工作，下面筆者就如何提高企業政工人員的思想政治工作提出相關的意見建議。首先應該提高政工人員的在企業中的地位。應該優化政工部門的建設，在級別設置上政工部門的領導應該與其他部門的領導持平。接著應該改善普通政工人員的待遇，打破原來僅有工資的模式，應該設置相關的補貼、獎金等各種待遇還應該明確政工人員職位升遷的參考標準，建設健全他們的工作業績評價系統，按照他們的工作業績進行職位的升遷[3]。這樣就能調動工作人員的積極性，使得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開展得到強有力的保障。其次應該把政工人員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展開和企業的實際生產活動結合起來。這一工作需要對政工人員進行一些相關的培訓，使他們對企業產生活動有一個基本的了解。還應該設置政工人員下基層的規章制度，定期組織政工人員深入企業生產的各個基層進行走訪，充分了解員工的工作情況以及工作中存在的問題。還可以在普通的企業員工中進行選拔，將那些具備搞思想政治工作能力的員工調到政工部門，他們畢竟對生產活動有著一定的了解，并且也具有搞思想政治工作的能力，這樣思政工作的開展就能很好地和企業的生產活動相結合。應該說這樣的人員在很多企業中都存在，一類是這些人本身就有搞思想政治工作的天賦，另一類則是這些人本身出身思想政治教育專業，因為一時就業難的問題，選擇了轉行。最后還應該對于思政工作人員本身的思想進行優化，消除他們兩極極端的思想意識。這就需要在進行政工人員招聘時對應聘人員的思想情況進行關注，避免思想極端的應聘者進入企業。還應該選拔思想穩重的人員擔任相關工作的負責人，這樣能夠把握思想政治工作大概方向的正確性。還應該對政工人員進行思想意識的培訓工作，應該讓他們對于一些思想有著客觀全面的認識，一方面消除陳舊的思想意識、避免用舊的思維去看待問題。一方面讓他們對于新的思想有一個系統的深入的了解，防止他們斷章取義[4]。

三、市場經濟背景下思想政治工作改進的意義

在市場經濟背景下對思想政治工作進行有效的改進有助于企業思想政治工作得到很好的開展，從而端正企業員工的思想意識，提高他們對工作負責的態度。同時也使得企業中政工人員的地位得到提高，思想政治工作提升到了重要的位置。政工人員的待遇改善、職位升遷參考依據的明確使得他們的工作積極性得到了較大的提高。而企業思想政治工作的改進有利于提高企業的市場競爭力。我們知道，企業要想提高競爭力，就要對自己進行全方位的改革以適應市場經濟的發展。而企業對思想政治工作進行的改進正是基于是市場經濟的變化而提出的，因此可以提高企業的競爭力。對思想政治工作的改進使得企業的思想政治工作和企業的日常生產活動相結合，擺脫了以前脫離實際的狀態。這樣能夠取得思想政治工作相應的效果，使得企業員工思想上存在的問題得到有效的解決，這樣也有助于政工人員在廣大員工心中形象的構建，也有助于政工人員地位的提高。在企業普通員工中選拔政工人員可以使得企業的人才得到有效的利用，也使得一些轉行的思政科班出身人員重新回到思想政治工作領域中去。對政工人員自身思想的優化，使得政工人員隊伍的思想意識變得更加客觀、與時俱進。這也使得一些舊的思維在思想政治工作中被清除，新的思想能夠客觀全面的被應用。

四、結語

企業的思想政治工作受到了極大的挑戰，一方面表現為員工的思想意識受到了不良的影響，另一方面表現為思想政治工作的開展也存在著許多問題，例如思想政治工作的邊緣化、思想政治教育和企業生產活動發生脫離以及政工人員自身思想存在的問題。面對這些問題我們應該本著一個客觀全面的態度去看待，我們應該知道出現問題解決問題是一個通常的規律，我們應該積極的去改進，從而使得思想政治工作能夠更有效地得到開展。在改進工作上應該重點放在存在問題的解決上，使得二者之間的關系能夠相當緊密。

作者:寧玉杰 單位:中國建筑材料工業地質勘查中心山西總隊

參考文獻:

[1]付永崗.新市場經濟環境下煤炭企業思想政治工作研究[J].企業改革與管理，2014，（17）：40，55.

篇（9）

【關鍵詞】新市場經濟環境下 煤炭企業 思想政治工作

一、新市場經濟環境下煤礦企業思想政治工作開展現狀分析

第一，多數煤礦企業對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意識不足。煤礦企業屬于能源行業范圍，在我國經濟發展中已經經歷了較長的發展歷史，形成了自己獨特的管理特點和文化特點。我國煤礦企業在內部結構上呈現出人員冗雜、人才素質偏低等缺陷。新的市場環境是市場經濟逐步深化、人們思想觀念日益多元的時代，煤礦企業職工的思想意識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多種思想和觀念進行著激烈的沖突和碰撞，部分職工已經開始意識到思想政治工作在煤礦企業持久發展中的重要意義。但是礙于煤礦企業職工團隊龐大、整體素質不高的影響，很多職工還沒有從思想意識上意識到思想政治工作的現實意義，將思想政治工作狹隘地等同于寫文章、喊口號和拍馬屁，不能從內心深處支持和接受思想政治工作。上述因素直接導致了煤礦企業職工對思想政治理論學習不傷心、理想信念不牢固、思想意識不高的現狀。

第二，煤礦企業思想政治工作落實現狀堪憂。很多煤礦企業的領導已經在思想意識上認識到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意義，但是在落實都實踐過程中的力度卻讓人堪憂，難以將思想政治工作真正地扎根到企業的生產經營實際中。首先，部分的領導者難以以身作則、嚴于律己，雖然在口頭上向職工宣傳思想政治理念和秦正廉潔意識，但是落實在實踐中卻又是說一套做一套，思想政治工作的威力自然大打折扣，導致其在煤礦企業之中的影響力遠遠達不到應有的狀態，員工的反感和不滿情緒激增情況下開展的思想政治工作不僅不會起到激勵作用，反而會適得其反。其次，企業思想政治恭過著在開展相關工作的時候方法單一、內容枯燥，不能充分地對職工的工作積極性進行調動，使得思想政治工作開展和企業職工的實際需求相脫節，最終變為照本宣科之言，空洞乏力、毫無成效。

二、新市場經濟環境下煤礦企業思想政治工作創新方向

第一，創新思想政治工作方法。新市場經濟環境以經濟一體化和網絡經濟時代為特色，人們在這樣的環境下能夠通過多種渠道獲得即時信息，傳統的思想政治工作方法以說教為主，難以適應現代煤礦企業思想政治工作的要求好需求。在新的時代背景下，煤礦企業思想政治工作者應該注重思想政治工作方法的創新，注重工作方式的開放性和可討論性，增強其實效性和針對性。從具體的工作方法上來看，筆者認為煤礦企業可以選擇如下方法：首先，將灌輸和引導結合在一，思想政治工作者首先要分析員工的接受能力和實際需要，把握員工思想和工作中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一方面進行說服教育、思想疏通，另一方面進行先進思想觀念和理論的灌輸，做到有機結合；其次，將模范和警戒結合在一起，傳統的思想政治工作習慣于樹立典型和榜樣，從正面發揮先進人物的帶頭作用，對職工進行激勵和鼓舞，新時期思想政治工作還要意識到深刻剖析反面教材的重要意義，讓員工意識到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避免自身在工作中犯下類似錯誤，思想政治工作者應該把握批評的原則，做到一視同仁、實事求是、對事不對人，公正公平；再次，將思想引導和行為規范結合在一起，當員工出現思想問題的時候，思想政治工作者切忌嚴厲批評，而是要講事實、擺道理，從思想上提高員工的覺悟，只有在員工屢教不改的時候，思想政治工作者應該用嚴厲的制度和條例來約束其行為，實施強硬教育；最后，將嚴格要求和熱情關懷結合在一起，思想政治工作在工作開展的過程中應該將堅持原則和方法靈活充分融合起來，一方面要求職工嚴格地遵守企業相關規章制度，另一方面還要重視情感上的引導，對職工的的生活狀況和工作情況主動關懷，盡可能地解決他們思想和觀念上的偏差，做到排憂解難、真心真意。

第二，轉變思想政治工作理念。我國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一直堅持著為人民服務的理念，新的市場經濟環境下該原則也未發生變化。煤礦企業思想真實工作應該金緊跟時代形式，從傳統的思想政治工作理念中脫離出來，突出思想政治工作的服務功能，將思想政治工作的主動權把握在自己手中。思想政治工作者可以從以下三個角度努力：首先，思想政治工作應該以黨的基本路線和方針政策為原則，引領企業職工以最先進的理念實施實踐工作，使得自己的一切工作都有章可循，培養職工自動自覺地提升自身思想意識的能力；其次，思想政治工作要盡量貼合實際實際，避免假大空傾向，思想政治工作的目的是讓員工以企業為家，在思想政治工作中感受到溫暖和，從而激勵其為企業的發展發揮自己最大的潛能。舉例來說，思想政治工作者可以開展主題教育，引導員工進行終身學習，鼓勵他們參加自學考試和再教育培訓，持續不斷地提升自身的業務技能和綜合素養；再次，思想政治工作要好地和時代潮流緊密地結合在一起，時刻更新企業道德規范，為企業職工的日常行為提供參考依據，，從而消除企業職工在思想上的顧慮，統一思想，凝聚力量，為企業的發展貢獻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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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由馬克思馬列部組織等提供，基于供給的具體內容而言，重點有馬克思理論體系、思想政治講座、思想教育活動等組織而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要的需求者就是學生，對其的需求主要是為了形成政務額的人生價值觀與世界觀。按照平衡的價值理論，供給與需求可以平均形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平衡的數量與平衡的教育水平，例如說，學生對思想政治教育要求的最終目標就是實現最大化的效用，形成越正確的人生價值觀與世界觀，最終的效用也會越高，如此在現代化的社會中，最為理想的狀態就是均衡，但普遍出現的卻是不均衡。因此，要想實現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從不均衡轉化成均衡，關于這一點需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加強解決的主要問題。但是要想解決這方面的問題還要更加深入的掌握與分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實際需求與供給情況。

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與“創造性供給”緩解大學生“個體需求”扭曲問題

按照讓.巴蒂斯特.薩伊制定的規律與學派的供應觀點，供給可以創造需求。通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創造性提供創造需求、引導需求，促進其能夠積極的順應大學生思維方面的特點與自身全面發展的需求。在此過程中，重點在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產品是否具備創造性。

（一）思想政治教育個人的需求與社會需求進行綜合

現如今，高校教育政治教育學生的需求方面存在一定的扭曲問題，解決的方式需要憑借著社會的需求，主要原因在于學生需求需要附偕緇嶁棖蟆P灤問葡濾枷胝治教育的重點任務應利用思想教育為大學生指引正確的道路，充分的指引學生了解社會需求，將社會需求轉化成自身發展的目標，促進個體積極主動的形成思想政治教育。因此，高校思想教育需要將社會需求作為向導、促使學生加強規范自我需求，并根據學生個體的需求展開完善社會需求的不斷發展，促使社會需求與學生個體需求的綜合發展。正如以上所闡述，思想政治社會方面的需求其實是根據我國有關要求創造而成思想政治教育有效的供給，為大學生提供順應思想政治教育規范與思想政治教育時代特點的產品，積極的弘揚學生個體的需求，將大學生個體需求消極的狀態給予合理的抵制與開導，為大學生樹立出正確的人生價值觀與世界觀體質。

（二）集中社會的力量，形成對大學生健康成長有利的社會環境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重點是以完善課程與教學課堂為基本理念，但是又不能局限在此基礎當中，需要完善在思想政治教育以外，一方面需要積極的發揮大學思想政治教育中各項學科的作用，通過全校教師與全部學科共同努力，采取潛移默化的教育模式來有效的提升大學生綜合方面的素質。另一方面，利用社會力量的整合，同時還要加強課外教育的力度，積極的為大學生創造出良好的學習環境。對大學生進行課外教育屬于一種對課堂教育的補充與延續，高效思想政治教育還可以充分利用多媒體技術加強宣傳，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學生自主的參與意識。利用心理方面的主題座談會，促進學生全面的了解心理健康知識的基礎。還可以利用加強建設校園文化，為學生創造出健康、積極、高尚的文化環境，熏陶學生崇高的涵養品德。還可以充分的利用與學生家長和社區進行合理的溝通，為家庭與社會創造良好的環境。并且通過社會共同的努力，促使大學生全健康的成長與發展。

（三）推廣素質教育的真理，加強建設先進的社會主義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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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宏微觀經濟學是教育部審定的經濟管理類核心課程，是經濟與管理類專業的專業基礎課，在普通高校的教學過程中一直受到高度重視。如何使學生將學到的理論知識運用到實踐當中，通過經濟學教學改革完成宏微觀經濟學的教學目標，是許多普通高等院校經濟管理專業教師共同關注的問題。阮守武（2009）認為經濟學的教學關鍵是要讓學生掌握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以方法論的角度來看待經濟學的發展，幫助學生建立起經濟學的思維方式；李桂娥（2010）提出借鑒劍橋大學研究型教學的經驗，以創新教學理念為指導，以問題為導向，從課堂教學和課外指導兩個方面開展研究型教學，對于培養學生的創新意識有顯著作用；曹建忠（2011）認為應將微觀經濟學課程教學改革的目標設定為培養學生的學習興趣、幫助學生建立經濟學的思維模式、提高學生分析實際問題的能力。

數學建模于20世紀80年代初，引入我國復旦大學、中國科技大學等課堂中。自1996年“全國大學生數學建模競賽”工作會議召開后，全國高校掀起數學建模熱潮。建模思想作為能有效提升學生動手實踐和創新思考能力的工具之一，越來越受到高校教師的關注。因此，如何將建模思想滲透到數學課程教學成為我國學者的研究熱點，并且成果豐碩。然而，在宏微觀經濟學中也存在大量的數理模型，我國學者對于如何將建模思想融入高校經濟學教學的研究略顯不足。實踐證明，經濟學模型對培養學生的觀察力、想象力、邏輯思維能力及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通過研究如何將建模思想融入到高校經濟學教學中，把經濟學理論知識與建模思想進行有效融合，引導學生理論聯系實際，提高分析和解決實際經濟問題的能力，這對于我國高校更好地完成宏觀微觀經濟教學目標具有重要的理論與實踐意義。

二、建模思想融入高校經濟學教學的必要性

1.當前高校經濟學教學中存在的問題

（1）缺乏對學生經濟學思維的培養。作為經濟學科的學生，除了需要掌握經濟學原理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具有經濟學的思維模式。然而經濟學知識相較一些科目理論性強，原理、知識點深奧，初學者不易理解，教師大多重視知識的傳承，為學生提供的案例性學習、探索性學習的機會比較缺乏，忽視了對學生經濟學邏輯思維的培養。

（2）教學方法傳統。現實教學中，經濟學的教學方法普遍存在單一、枯燥等現象，“講授-接受”式教學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居于主導地位，教師與學生在課堂上的交流互動較少，這必然導致教學質量和教學效果難以提高。傳統的教學模式，雖使學生獲得了暫時性的理解和記憶，但缺乏讓學生進行獨立思考和用經濟學模型解決實際問題的訓練，導致學生知識吸收的僵化。

（3）教學中建模案例的匱乏。經濟學是應用性很強的社會學科，以理論教學為主的教學方法使得學生在學習了理論之后，仍然不會運用這些理論分析實際問題，實際教學中，教師采取的措施多是單純地套用經典案例，忽視了對建模案例的指導。

2.建模思想融入高校經濟學教學的意義

（1）有利于推進高校經濟學教學的進一步深化改革。現實教學中，經濟學的教學方法普遍存在單一、枯燥等現象，灌輸式教學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居于主導地位。在目前經濟學教學目標中，要完成計劃的教學內容，傳統的經濟學教學方式很難實現，而如果在教學過程中有效融入建模思想，就可以解決這一問題，促使經濟學教學目標得以實質性的完成。可見，建模思想融入高校經濟學教學，是經濟學課程教學目標本身的需要，有利于推動高校經濟學教學的進一步深化改革。

（2）有利于推進高校經濟學應用型人才的培養。在經濟學教學中，由于經濟學知識相較一些科目理論性強，原理深奧，不易理解，學生在學習時容易表現出消極態度。把建模思想引入到經濟學教學中，重點培養應用型本科人才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可促使學生應用經濟學知識的能力在具體的建模過程中得到較大提高。同時，在建模過程中，學生需獨立查閱相關的文獻資料，進行針對性閱讀并及時消化，將其應用到建模中來，可提高學生獲取新知識以解決復雜問題的能力，有利于高校經濟學應用型人才的培養。

（3）有利于激發學生學習興趣，培養學生創新能力。在經濟學教學過程中，教師在內容處理上，偏重理論與習題的講解，往往由于內容單調，影響了學生的學習興趣，而通過構建經濟學模型可以改善學生對經濟學學習主動性和積極性不高的情況。因為運用經濟學模型解決的問題均源于實際的生活，所提出的問題容易引起學生的興趣。同時，建模思維具有很大的靈活性，結果不唯一，學生可從不同角度，建立相應的模型來解決實際問題，有利于學生創新能力的培養。

三、建模思想融入高校經濟學教學的途徑

高校經濟學教學融入建模思想的目的，就是促使學生學會運用數理模型和經濟學模型，把現實中的經濟問題進行提煉、進而采用模型對問題進行解答。建模思想體系的內容是培養學生在遇到實際經濟問題時，首先要通過分析與推理，將實際問題用經濟學語言加以表述，并提出一系列符合該問題實際背景的假設，建立起相應的經濟學模型，進而尋求適當的計量工具來獲取模型的結果，最后還需將模型的結果用通俗的語言表達出來，用于解決實際問題。具體途徑如下：

第一步：實際問題的提出。結合日常生活，對于生活中出現的經濟現象提出疑問。

第二步：提煉，抽象化。這一步是把實際問題進行提煉、簡化，把實際問題抽象成經濟術語。同時，收集必要的信息，弄清楚對象的特征，找出相對應的經濟學理論。

第三步：形成模型假設。把問題融入經濟學理論之后，需要提出一系列符合該問題實際背景的假設，為建立起相應的經濟學模型做鋪墊。

第四步：建立模型。基于模型假設，建立相關的經濟學模型，并闡釋模型原理，對問題進行量化處理，運用數理模型把現實中的經濟問題進行提煉、抽象為數學問題。

第五步：求解模型。對模型求解，得出解決的方案。可以使用傳統的解方程、畫圖、證明的方法，也可以使用計量經濟學軟件等。

第六步：在以上過程得出的結果后，將結果結合實際問題，進行說明和闡釋，最終解決疑問。

同時，在教學過程中培養學生樹立建模思想時，還需要注意以下幾點。

1.經濟術語表述口語化

在最初的教學階段，由于經濟學知識理論性較強，原理深奧，不易理解，學生在學習時會感覺到枯燥無味，容易表現出消極態度，學習積極性不高。所以，面對初學經濟學的學生，首先要引導學生在可以觸摸到的平常生活中去理解經濟學的概念，用生活語言來解讀經濟學的各種概念，讓學生覺得教材里的概念不是枯燥乏味的，而是與生活息息相關。譬如經濟學中的價格彈性、機會成本、經濟利潤、道德風險等概念，任課教師需要用通俗易懂的語言并配備具體生動的例子進行講解，這樣既可以激發起學生的學習興趣，又會加深學生對基本概念的理解，從而收到較好的教學效果。

2.案例教學推廣深入化

融入建模思想的本質就是要聯系實際。因此，在高校經濟學教學過程中，我們不是僅僅在講課的過程中偶爾插入幾個例題，而是把聯系實際的教學原則貫穿經濟學教學全程。應該盡量結合實際，設計適宜的問題情境，引導學生參與教學活動，讓學生體驗到通過自己的思考能夠解決實際的經濟問題。因此，在課堂教學中，以具體案例作為教學內容，通過具體問題的建模范例，介紹建模的思想方法。同時，選取的例子要貼近教材內容，貼近學生認知水平，貼近現實生活實際。涉及的專業知識不能太多，且要易于理解。此階段的重點是站在提高學生素質的高度，通過師生共同討論，把滲透建模的意識作為首要任務，注重培養學生的閱讀理解能力和應用模型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比如2015年我國股票市場多次暴漲暴跌，央行多次降準降息，全力護市，這些發生在現實中的經濟學案例貼近學生認知水平，貼近學生生活實際，若把這一案例結合經濟學教學中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IS-LM模型等相關知識對學生進行講解，必能激發起學生探討的積極性，從而達到培養學生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

3.建模工具運用日常化

經濟模型求解的過程一般比較繁瑣，需要較強的數學功底，要求熟知模型的應用原理。隨著教改不斷推進，現代教學輔助儀器也在不斷地進入課堂。從以前傳統的黑板到十多年前的投影儀，再到現在的多媒體，這些現代儀器的應用，給現代教學帶來了極大的方便。所以教師應充分利用這些輔助設施來提高自己的教學質量。尤其是計算機的普及，給經濟學模型求解帶來了很多的方便。教師如果能夠好好利用計量軟件的話，那么教學就可以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同時，教師還要引導學生加強課后練習，提高對軟件的熟悉程度。課后練習是培養學生使用計量軟件應用能力的重要環節，在設計課后練習題的時候，應該選擇一些適合初學學生能較好操作的實際問題，這樣既可以讓學生掌握理論知識，又可以讓學生獲得用使用計算機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

四、結語

宏微觀經濟學是教育部審定的經濟管理類的核心課程，在普通高校的教學過程中一直受到高度重視。目前，由于高校經濟學教學中存在理論知識傳授重于思考能力培養、教學方法方式傳統等一些弊端，導致知識固化，使得學生無法將學到的理論知識運用到實踐當中。建模思想作為能有效提升學生動手實踐和創新思考能力的工具之一，得到越來越多的高校教學的關注。高校經濟學教學融入建模思想的根本，就是促使學生學會運用數理模型把現實中的經濟問題進行提煉、抽象為數學問題，進而對問題進行解答。通過培養學生在遇到實際經濟問題時，首先要通過分析與推理，將實際問題用經濟學語言加以表述，并提出一系列符合該問題實際背景的假設，建立起相應的經濟學模型，進而尋求適當的計量工具來獲取模型的結果，最后還需將模型的結果用通俗的語言表達出來，用于解決實際問題，進而形成建模思想體系。另外，為了將建模思想有效地融入高校經濟學的教學，在教學過程中，任課教師要注重經濟術語表述口語化、案例教學推廣深入化、以及建模工具運用日常化，從而推動高校經濟學教學改革的進一步深化，推動高校經濟學應用型人才的培養以及學生創新能力的提高。

參考文獻

[1] 譚冰.經濟學專業本科人才培養模式研究[J].中國教育學刊，2013（11）：99-100

[2] 劉金石，劉方健.教學方式創新：運用經濟學的三種語言[J].中國大學教學，2011（9）：86-89

[3] 李海明，翁衛國.宏觀經濟學：教學范式新探索[J].西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37（2）：112-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