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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五期間，我國高等教育迎來了新的機遇和發展階段，提高教學質量和培育特色成為高校的共識。對于國際經濟與貿易這個較“老”專業，要辦出特色確實面臨著較多的困難。如何確立競爭優勢，形成特色是擺在所有同仁面前的重要課題。

一、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教育現狀

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可以說是個老牌專業，其前身叫“國際貿易”，1998年國家教育部調整新的專業目錄，將國際貿易專業更名為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上世紀末，伴隨著高校招生規模的迅速擴大和入世預期帶來的外貿人才需求增加，該專業經歷了史無前例的規模擴充。許多高校在這個時期紛紛增設了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招生人數的大量增加，保守估計，目前該專業每年培養畢業生人數超過3萬名。

畢業生就業形勢日益嚴峻。我們長期調查發現兩個現象：一是很多的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的畢業生并未從事國際貿易方面的工作；二是盡管就業難，可是那些綜合素質優秀的學生仍能較順利地找到工作。這些現象說明兩方面的問題，一是專業培養與社會需求有矛盾，二是人才培養的整體素質仍需提高。從學科大類劃分，國際經濟與貿易屬于經濟學，其課程體系與師資隊伍重點突出經濟學，而管理與法律比較薄弱或不被重視。專業口徑過窄，制約了人才培養的規格，學生個性不能被充分張揚，造成人才“克隆”。另外，擴招也導致了教育資源無法及時跟進，也容易造成培養質量下滑。

目前，教育部正在研究建立適應國家經濟與社會發展需要的本科專業設置和調整制度。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就業壓力迫使許多招生單位重新審視自身實力，努力發揮特長，以差異化競爭策略重塑專業特色，從而能夠贏得生存與發展空間。

二、對專業特色建設的理解及誤區

什么是辦學特色？目前我們能在教育部2004年的《普通高等學校本科教學工作水平評估方案》當中找到解釋：“在長期辦學過程中積淀形成的，本校特有的，優于其他學校的獨特優質風貌。特色應當對優化人才培養過程，提高教學質量作用大，效果顯著。特色有一定的穩定性并應在社會上有一定影響、得到公認。”該方案將特色列為評估一級指標來考察。特色可體現在不同方面：如治學方略、辦學觀念、辦學思路；科學先進的教學管理制度、運行機制；教育模式、人才特點；課程體系、教學方法以及解決教改中的重點問題等方面。從這個解釋來看，“特色”應具備三個必要條件：一是長期積淀出來的穩定的東西；二是要對提高教學質量發揮重要作用；三是特色要被社會認可。特色可不拘泥于形式，只要滿足上述條件的教學要素，都應屬于特色范疇。專業特色是學校特色的一部分，與特色的性質一樣，專業特色也是多維的，只要在某一方面具備上述三個條件，就應被視為專業特色。

根據各自優勢確定專業發展方向的思路是正確的，特色是可能總結提煉，并能在教育實踐中不斷強化，管理者可以集中資源促成特色鮮明化和更有社會影響力。但是，在認識和具體做法上存在一些偏差，片面地追求專業差異有可能導致相反的效果。對專業特色的含義理解不清，指導思想不明確現象比較普遍，尤其一些典型的認識誤區需要引起關注：一是把特色定位與特色本身混淆。二是把專業特色等于人才培養特色。三是簡單模仿名校。四是過分追求差異。五是對特色的穩定性與靈活性的曲解。六是重宣傳、輕建設。

三、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特色建設的思路

專業特色建設中的規律和原則卻不可違背。實踐才剛開始，許多規律在等著我們揭示。下面是我們的一些經驗和體會。首先要明確特色定位。我校的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創辦于1993年，具有一定的歷史積淀和優良傳統，依托學校理工特色，已有較獨特的優勢。我們歷經三年的調研，在學校發展規劃和特色建設的框架下，結合相關專業優勢，把原來初具雛形的傳統加以優化，定位了專業特色。圍繞定位，我們重新整合教學資源，在科研方向和團隊支持上、人才引進上、資金分配上都進行了優化配置。在教學理念、教學計劃、教學管理、實踐教學等軟件方面，我們采取了如下新舉措：

第一，教學理念上體現尊重規律，尊重個性。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的人才培養要以市場需求為導向，尊重社會發展規律，尊重年青一代的心理特征，尊重教育教學的基本規律。尊重每位學生個性，避免人才“克隆”。

第二，教學計劃上擴大選修課范圍和比重，為學生個性發展提供優良條件。設選修課的目的是讓學生可按興趣和職業規劃進行自助式學習。課程可不拘專業范圍，允許學生選修一定學時的外專業課。可與校外培訓機構合作，把相關的職業資格認證考試課程引入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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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國科技投入與經濟增長的灰色關聯分析。根據2001—2010年居民消費支出情況統計數據，對選取的參考序列x(0)(k)與比較序列xi(0)(k)分別進行初始化計算。計算結果表明，X3和X0的關聯程度最大，X1和X0的關聯程度最小。即有R&D活動的企業數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最大，R&D人員投入次之，最后是R&D資金投入。

3.結果分析。從以上的分析可知:我國R&D投入與GDP增長之間存在一定的相關關系,且R&D投入越多,經濟增長就相應越快。可見，R&D投入對經濟增長有著很重要的作用，要使我國經濟更好更快地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進而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必須高度重視R&D的投入，尤其是有R&D活動的企業的投入。但是，目前中國大多數企業還沒有形成企業R&D的主體地位，對R&D投入不夠重視，從而不能很好地提高企業自身的技術創新能力，這是長期以來中國科技與經濟脫節的重要原因。因此，企業應該通過加大R&D投入來提高技術水平，使自身更具市場競爭能力和發展潛力。研發成果只有在企業內部才能充分發揮其作用，這是因為企業最清楚實際生產中所需要的技術以及各個技術對其生產作用的貢獻率的大小，而企業如果不是R&D的主體，則必然造成研發活動沒有目的性，從而會降低研發人員的研發熱情，阻礙企業技術的創新。另外，由于研發機構不能直接得到科技成果應用所帶來好處，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他們投資的熱情和動力，使得研發經費的投入不足，只能靠政府來供給。通過經濟增長與R&D活動投入項目的比較可以發現，有R&D活動的企業數與經濟增長的關聯程度最大，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產業結構和企業規模的限制，換句話說就是“人多力量大”，更多的企業投入到創新比在一個企業中增加更多的創新資本帶來的社會收益更多。同樣的道理，大量的高科技人才也是促進科技創新、經濟增長不可或缺的因素。當然，有充足的科技創新資金作保障也是必須的。

二、針對我國科技投入提出的建議

我國重視科技的投入與經濟的增長，但一般情況下國家和企業更加重視R&D總量的投入卻忽視了企業科技投入結構的調整。R&D經費的投入僅僅是為經濟的增長提供了物質基礎，并不代表一定會有科技創新和科技經濟的增長。只有保持合理的科技投入結構，充分利用科技投入資源，大力培養高科技創新人才，實現科技領域的優化配置才能實現我國經濟又好又快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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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循環經濟的內涵分析

在迄今已經發表的關于循環經濟的文章中，均或多或少地討論了循環經濟的定義。然而，現有關于循環經濟的內涵，主要是從人與自然關系、技術范式、經濟形態等方面表述的，從經濟學的角度研究循環經濟的文章并不多。循環經濟要求把經濟活動組織成為“自然資源產品和用品再生資源”的反饋式流程，所有的原料和能源都能在這個不斷進行的經濟循環中得到最合理的利用，從而使經濟活動對自然環境的影響減少到盡可能小的程度。循環經濟是以資源為來源，以環境友好的方式利用資源，保護環境和發展經濟并舉，把人類生產活動納入自然循環過程中，所有的資源都能在這個不斷進行的經濟循環中得到合理的利用，從而把經濟活動對自然環境的影響控制在盡可能小的程度。

循環經濟的本質是以生態學規律為指導，通過生態經濟的綜合規劃和設計規范社會經濟活動，使不同企業間形成資源共享和副產品互換的產業共生組合，使上游生產過程產生的廢棄物成為下游生產過程的原材料，實現廢棄物的綜合利用，達到產業之間資源的最優化配置，使區域的物質和能源在經濟的循環中得到永續利用，從而實現產品清潔生產和資源可持續利用的環境和諧型經濟發展模式。它不同于傳統經濟的“高開采、低利用、高排放”的資源消耗的線型增長，而是通過系統內部相互關聯、彼此疊加的物質流轉換和能量流循環，最大限度的利用進入系統的物質和能量，實現“低開采、高利用、低排放”的可持續發展的目標。

循環經濟與傳統的經濟發展模式相比，傳統經濟是“資源產品污染排放”單向性生產流程的線性經濟，循環經濟則實行“資源產品廢棄物再生資源”的反饋式生產流程，通過開采資源，生產產品，回收廢舊物品，重新利用，實現資源循環利用和綜合利用。可見，循環經濟不僅是一種全新的經濟發展模式，也是一種新型的人與自然的關系。發展循環經濟有利于提高資源的利用率，推動區域經濟的發展，增強區域經濟競爭力。

二、循環經濟對于區域經濟發展的重大意義

（一）發展循環經濟是解決區域經濟發展中資源與環境問題的最佳途徑

循環經濟強調節約資源、有效利用資源，在生產和消費過程中，以最小成本追求最大的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這是一種經濟發展模式的革命，是解決目前可持續發展中資源和環境問題的最佳途徑。主要表現在：一是可以促進資源的高效利用。循環經濟認為“垃圾是放錯了地方的資源”，強調資源的再使用和再循環，延長產品的使用期，提高重復使用率，使產品完成其使用功能后重新變成可以利用的資源，充分發揮自然資源的內在價值，提高各類緊缺資源的利用效率。二是有利于減少污染排放。減量化是循環經濟的第一準則，它從經濟活動的源頭節約資源核降低污染，并在產品制造、消費、回收等各個環節最大限度地減少污染物的排放，有助于恢復環境的自凈能力和生態平衡，從根本上解決長期以來環境與發展之間的沖突，實現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和環境保護的共贏。三是有利于縮小三大差別。工農差別、城鄉差別和地區差別的加劇，已經成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不穩定因素。而資源型貧困、污染型貧困是三大差別拉大的重要因素之一。越是發達的地區，產生的污染和廢棄物越多。越是貧困地區和貧困人群，遭受的污染越為強烈。西部地區資源的粗放利用不僅沒能擺脫貧困，反而帶來資源的浪費和更加嚴重的環境問題。通過發展循環經濟，有利于區域功能互補，提高資源、環境的運行效率，降低發展成本。

（二）發展循環經濟有利于區域產業結構的優化

自然資源是區域生產發展的自然基礎，某種自然資源的數量越多，利用該自然資源發展起來的生產部門的規模就有可能越大。有某種資源優勢就可能發展起以開發利用這種資源為主的產業部門，不同種類自然資源的組合就有可能導致以這些資源為利用對象的不同產業部門的發展。資源結構對產業結構產生了影響，區域資源分布圖與產業分布圖具有一定的相關性。在同樣的投入和工藝管理條件下，產出的數量和質量不同主要是由于自然資源的制約，區域自然資源的狀況是決定區域經濟部門分布與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相反，某些自然資源數量越少，對區域生產的制約作用就越大。發展循環經濟可將有限的資源用在最合適的位置，使資源相對匱乏的地區最大限度地發揮資源的作用，促進區域產業結構的優化，發展循環經濟能保護好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自然資源和環境，實現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環境效益的統一，有利于區域經濟的持續發展，增強區域經濟的競爭力。

（三）發展循環經濟是區域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重要途徑

循環經濟是以“資源產品再生資源”閉環流動型為特征的經濟發展模式，表現為“兩低兩高”，即低消耗、低污染、高利用率和高循環率，實現污染排放最小化，廢棄物資源化和無害化。追求的是速度與效益并重，當前發展與長遠發展的兼顧，經濟、社會、環境協調發展。使物質資源得到充分、合理的利用，把經濟活動對自然環境的影響程度降低到盡可能小的一種生態經濟，是符合可持續發展原則的創新性經濟發展模式，是區域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重要途徑。

（四）發展循環經濟是區域經濟發展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具體實踐

循環經濟不僅充分體現了可持續發展理念，也體現了走“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人力資源優勢得到充分發揮”的新型工業化道路的思想。循環經濟是統籌人與自然的關系的最佳方式，是促進經濟、生態、社會三位一體協調發展的基本手段。循環經濟是運用知識流、技術流和信息流來整合和提高物質流和能量流的利用效率。

由此可見，發展循環經濟是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具體體現。

三、區域發展循環經濟的對策

（一）在區域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中大力推進循環經濟

在區域經濟結構調整中，要以提高資源利用效率為目標，降低單位產值污染物排放強度，優化產業結構，繼續淘汰和關閉浪費資源、污染環境的落后工藝、設備和企業。用清潔生產技術改造能耗高、污染重的傳統產業，加快發展低耗能、低排放的第三產業和高技術產業，用高新技術和先進適用技術改造傳統產業，淘汰落后工藝、技術和設備。嚴格限制高耗能、高耗水、高污染和浪費資源的產業，以及開發區的盲目發展。用循環經濟理念指導區域發展、產業轉型和老工業基地改造，促進區域產業布局合理調整。開發區要按循環經濟模式規劃、建設和改造，充分發揮產業集聚和工業生態效應，圍繞核心資源發展相關產業，形成資源循環利用的產業鏈。要大力發展生態農業和有機農業，建立有機食品和綠色食品基地，大幅度降低農藥、化肥使用量。綠色消費是循環經濟發展的內在動力，以綠色消費推動循環經濟發展。通過廣泛的宣傳教育活動，提高公眾的環境意識和綠色消費意識。要積極引導綠色消費，優先采購經過生態設計或通過環境標志認證的產品，以及經過清潔生產審計或通過ISO14000認證的企業的產品，鼓勵節約使用和重復利用辦公用品，要逐步制訂鼓勵綠色消費的經濟政策。

（二）推進生態工業園區的建設

生態工業園區是循環經濟在區域層面上的典型實現形式。依據循環經濟理念和工業生態學的原理，模擬自然生態系統中“生產者消費者分解者”的循環途徑，設計建立物質閉路循環和能量多級利用的新型工業組織形態，通過企業間的物質集成、能量集成和信息集成，形成企業間的代謝共生關系。在產品、原輔材料和廢棄物的交換中構建生態產業鏈，以達到工業集中布局，基礎設施共同使用，資源節約利用，財富高效產出，廢棄物循環回收，污染物低排放的目的。推進生態工業園區的建設，特別是新建的經濟技術開發區或工業園區，從規劃、設計到整個實施過程中，都要符合循環經濟的要求，以推動區域經濟的健康發展。

（三）建立生態環境保護補償機制，實現區域間功能互補

用循環經濟規律指導經濟發展活動，建立生態環境保護補償機制，實現區域間功能互補，統籌發展。考慮資源的稀缺性與生態環境的退化，建立以市場調節為手段、法律保障為前提、國家宏觀調控為主導的，經濟發達地區從收益中按適當比例支付經濟欠發達地區因保護生態環境所付出的，以犧牲經濟發展為代價的生態環境保護補償機制。建立生態環境保護補償機制是承認生態環境具有公共物品的價值性質，是在經濟建設和市場交換中體現生態價值、連接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的紐帶，也是突出功能互補，降低發展成本，解決相鄰區域生態環境保護問題的關鍵。隨著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的推進，長期要求這些經濟欠發達地區無償奉獻、安于貧困、抑制經濟發展，既不公平，也難以奏效，建立生態環境保護補償機制已勢在必行。

參考文獻

[1]吳殿廷，區域經濟學[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3

[2]張坤，循環經濟理論與實踐[M]，北京：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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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證研究

(一)模型的設定與變量選取。本文選取的樣本數據為時間序列數據，采用向量誤差修正模型進行研究。研究的數據指標為GDP和港口貨物吞吐量(TTL)。其口貨物吞吐量作為港口發展指標，GDP作為經濟發展指標，研究TTL與GDP之間的關系能夠有代表性的反映出港口物流發展與經濟發展之間的聯系。本文的數據區間為1987年至2009年，數據來源于海南省統計年鑒。為了消除物價因素的影響，本文以1978年為基期，對名義GDP進行了處理，計算得到各年實際GDP。

(二)變量的平穩性測驗。模型各變量必須具有平穩特征是應用傳統回歸分析方法對各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進行估計與檢驗的前提條件，否則容易產生偽回歸現象。因此，本文首先對各變量進行單位根平穩性檢驗，如果變量是非平穩的，就采用協整檢驗分析各變量之間的關系。為了保證數據的可比性和消除可能存在的異方差，對數據進行自然對數的處理，應用eviews6.0軟件對數據進行ADF檢驗，檢驗結果如表1所示。由ADF檢驗結果可以看出，lnGDP、lnTTL均不平穩，dlnGDP、dlnTTL也不平穩，在d2lnGDP、d2lnTTL情況下序列平穩，即二階差分序列平穩，各變量均為I(2)序列。

(三)協整分析。對于海南省經濟發展與港口物流建立如下方程。應用海南省統計數據資料，應用統計軟件對方法進行估計。估計的方程的參數較為明顯，方程調整后的可決系數R2=0.931915，表明模型擬合效果較好，估計量的t檢驗為－8.120667，其相應的概率值P=0.000，小于1%的檢驗水平。從上述分析結果可以看出海南省貨物吞吐量與海南省GDP總值之間確實存在長期的動態均衡關系。

(四)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可以用來確定經濟變量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以及影響的方向，其在檢驗本質上是回歸系數的線性約束檢驗。在格蘭杰檢驗過程中，Granger因果關系對滯后長度較為敏感，其原因可能是受檢驗變量的平穩性的影響或者是樣本容量大小的影響，因此我們分別選取滯后長度2、滯后長度3和滯后長度4的情況進行處理。應用軟件進行分析結果如表2所示。從表2中看出，“lnGDP不能導致lnTTL”原假設不成立，即lnGDP是lnTTL的格蘭杰原因，說明海南省國民生產總值對海南省港口吞吐量有較強的預測能力，而“lnTTL不能導致lnGDP”的原假設成立，說明lnTTL不是lnGDP的格蘭杰原因，港口物流不能帶動經濟發展。同時根據上述方程對lnGDP和lnTTL進行估計方程，其中lnTTL的系數估計值表示海南省港口吞吐量隨GDP變化的彈性。該系數的估計值為0.027648，表示GDP每增長1%，港口吞吐量就增加0.027648%。

三、結論與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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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意義上，象征“T字型戰略”的龍頭被指定為上海（及其浦東開發區）。上海雖然地處沿海地區但并非是早期對外開放的城市。另外，國有企業的比重很大，其經濟效率低下，使八十年代的上海深受低增長之苦。事實上承認了作為經濟特區的浦東開發，在引人外資的同時強化國有企業正適應了上述②的要求；把上海的發展作為長江流域經濟發展的先導正是適應了上述①的要求。

但是，在這里需要明確的是，這些戰略并不是在充分研究其有效性之后提出來的。戰略有效性的重要前提條件是各經濟區間的相互關系是否有充分的發展。但是，在現實中，經過了30年以上僵化的計劃經濟時期，各經濟區被嚴重地條塊分割。例如在物流領域中就很典型，其一是國內貿易局、交通部。鐵道部。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等中央政府系統的的“條條”（縱向）分割；其二是各地方政府的“塊塊”（橫向）分割。這樣，就不會存在跨越“條條塊塊”的物流網。雖然被稱為經濟區，實際上是被嚴重地制約了。即使是“三沿發展戰略”發揮其效果的前提條件也不夠充分。換句話說，從物流的現狀可以看出經濟區的實際情況和問題。本小論就是以上述問題作為出發點，通過把握物流及經濟區的現狀和問題來展望兩者今后發展的趨勢。

一、中國的物流發展與經濟區

對于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來說，完善其生產基礎設施是最重要的課題。其中狹義的物流基礎設施，即交通、運輸設施的完善，能使新的資源開發及已有資源有效的分配成為可能，通過原材料供給范圍的擴大、產品銷售市場的擴大、直接或間接與交通運輸有關的工業的發展等促進經濟發展。另外，交通運輸基礎設施發展，具有擴大社會分工范圍的效果，以這種社會分工為基礎形成了經濟區。

在這里，作為后面論述前提的經濟區的定義如下：

①至少擁有一個經濟中心（城市）；

②圍繞著經濟中心而形成的穩定的經濟關系；

③擁有從事某一種產品或專門行業的生產經營活動，而且與下屬經濟區域之間具有分工或合作關系；

④與同層次其他經濟區域直至上層次的經濟區域有著比較密切的經濟關系。

經濟區的實際規模，是由滿足上述條件的具體情況而決定的，但是一般來說，專業分工關系及交通運輸條件越發達的區域其規模越大。另外，要形成具備上述條件的經濟區，其所屬的國民經濟應該要達到開發經濟學中所講的“起飛”階段。之所以這樣講，是因為在“起飛”以前的傳統社會中，科學技術水平和生產力水平低下、社會分工關系不明確、商品交換不發達，進而不存在穩定的區域間的專業分工關系。而“起飛”階段則是伴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現代工業興起并且成為經濟的主導部門，生產的社會化。專業化達到較高的水平，鐵路。海運事業的高速發展開拓了國內外市場，商品貿易及區域間專業分工的范圍日漸擴大。另外，隨著大規模制造業的加速發展、產業和人口的集中，這也是大城市的產生時期。這些現象標志著經濟區的形成。中國已經達到了這個階段。

但是，隨著經濟的發展物流是怎樣變化的呢？這先要看“貨運密度”的變化。這則是由“貨物發送量除以社會生產總額”的“噸／億元”來表示的。

實際研究表明，在中國，社會總產值每增加1億元，貨運量與貨物周轉量在1952—1978年間分別增加33．52萬噸公里、0．89億噸公里；在1978—1988年間分別增長23．48萬噸公里。0．43億噸公里。就是說，貨運密度是隨經濟的發展而下降的。其原因是：伴隨著經濟的發展產業結構愈加高度化，單位產值的運輸量就越減少；而隨著技術進步使得單位產值所需的能源及原材料的消耗量減少；運輸管理的合理化使得無謂的運輸減少等。

在考慮物流與經濟區的關系時不能忽視的另外一點是有必要探討運輸成本對于經濟區內及經濟區間的物流形態的影響。運輸成本與單位的運輸可能量成反比，而與運輸距離成正比。如果商品和運輸距離不變，單位運輸量公里的成本按運輸方式來分：水運最便宜，其次應該是鐵路和公路。但是，決定運輸費用的不僅是運輸方式，運輸成本中不僅含有運輸費用還含有裝卸貨物所需的成本（終端成本），所以采用何種運輸方式不能一概而論。還有，除上述成本的因素之外，被運輸商品的物理特性（容積、重量。強度等）以及單位容積重量的價格也對運輸方式的選擇產生很大影響，并且決定經濟區內外的運輸結構、物流結構。

二、中國的貨運狀況與經濟區

下面，探討改革開放以后隨著經濟的發展，中國的物流和經濟區以及兩者的關系是如何變化的問題。把著眼點放在改革開放時期是因為自改革開放起，跨地區的生產要素（勞動力、資金。生產資料等）才開始正式地自由流動，伴隨著這種流動，計劃經濟時期的經濟區開始進人再形成過程。

首先，看物流發生的變化。

（l）按計劃分配的物流減少了。這是因為伴隨經濟體制改革，中央政府控制的生產資料范圍急速地縮小了。例如：煤炭生產量中計劃分配部分從1979年的59%急劇減到1990年的40．7%，鋼材則從77．l%到41．5%，木材則從85%到21．8%。不過生產資料的運輸量并沒有減少，其中大部分依然通過鐵路運輸性產資料運輸占鐵路運輸總量的比率一直在70％以上）。那么，將計劃分配運輸的占有率用“生產資料的鐵路運輸量占貨運總量中的比率”來代替便可以發現其變化，從1978年的37．9%減少到1997年的11．3％，實際上計劃分配的運輸量的占有率應該更小。

（2）由于搞活地方經濟，區域內物流需要增加了。這主要表現在承擔短距離運輸的公路運輸迅速成長。表及一1所示，各種運輸方式中，公路運輸的占有率急劇增長。然而其平均運輸距離并未增加（1978年的32公里增加到1997年的56公里。這之間鐵路的運輸距離從496公里增加到772公里）。另外，這與改革開放時期，帶動經濟增長的輕工業、消費品工業的快速發展及與這個時期設立的外資企業對物流的要求有很大關系，特別是適合于公路運輸的特點（小批運輸、送貨上門運輸的可能）。

（3）跨地區的物流也有增加。這可以表示鐵路運輸到省外、地區外的運輸量變化。

根據研究分析各省間的物流量的變化，流出、流人均高出全國的平均增長水平的有山東、廣東和四川等。其中，與廣東有著很高運輸增長率的流人地、流出地的范圍波及全國，特別引人注目的是與運輸距離長短無關的物流量大大增長。其背景可以推測為：對外開放先行的廣東作為委托加工貿易的基地，原材料從全國匯集于此，廣東生產的商品運輸到全國各地。

如此的物流變化對經濟區有著什么樣的影響呢？

（1）以能源、原材料的物品數量平衡為基礎，以大規模的交通基礎設施建設為軸心，區域內自給自足體系為特征的“計劃經濟時代型”經濟區轉向以各區域比較優勢為基礎的，與其他區域的分工關系、物流狀況為軸心的較為現實的“市場經濟型”經濟區。

（2）但是，如此出現的經濟區間的專業分工關系還不夠發達。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中，實際研究表明，各地區爭先恐后對相同的行業進行投資，使得產業結構雷同。

（3）各經濟區均加強了吸引外資的勢頭。吸引外資的比重與經濟發展有很強的正比關系。達到高增長的地區是吸引外資成功的區域，也是外資所要求的物流基礎設施完備的地區。學到了這個事實的各地方（政府）為了完備吸引外資的條件，大力開展交通運輸基礎設施的建設。今后，隨著這些基礎設施的完備，將促進經濟區內部的市場統一和經濟區間的分工關系的完善。

三、中國的對外開放與經濟區

在考察改革開放以后的經濟區的時候，不可忽視對外開放對其產生的影響。具體從對外貿易和外國直接投資來看。例如以初期的典范——珠江三角洲為例，80年代，以與香港委托加工貿易為基礎，誕生了許多工業團地，工業的集中又進一步吸引了外資，由此形成了循環。以公路為主要紐帶，與香港以及其他地區相連是工業團地的一大特點。國內外投資者在這些公路沿線的投資，這也是在“點線開發理論”下的經濟區逐漸形成的過程。

到了九十年代，隨著對外開放的擴大，又出現了更新的經濟區。比如，在上海到南京的主干道路沿線上，昆山、蘇州、無錫、常州等新興工業城市逐步發展起來，其經濟影響的范圍遠遠超過了珠江三角洲。這是因為這些地區在各自原有的國內產業分工及市場占有之外，外國直接投資也瞄準國內市場，所以生產過程中原材料籌措和產品銷售這兩個環節均擴大了國內市場。

改革開放后的經濟圈的另一特點是在上述經濟圈下又涌現了一些“小經濟區”。僅各地的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高新技術開發區的數量就分別已達到32個和53個（截止至1997年）。除了“泡沫因素”外，各開發區的優勢在于可靈活運用高速公路等交通基礎設施。附近大工業城市的產業基礎設施、研究開發基礎設施（包括信息、人才）。即通過完善交通基礎設施，將使產業地域擴大。吸引外資地域擴大。作為此種意義上的小經濟圈，包括上述的上海一南京的各城市的經濟開發區北京一天津的北京經濟開發區、廊坊經濟技術開發區，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等。

通過以上的實際考察，目前可以這樣說，不管是出口導向型還是國內市場導向型的外國直接投資均形成了以投資區域為中心的新型經濟區。近年來，外國投資的重點從出口導向型逐步轉向了國內市場導向型，國內市場導向型以在當地購買原材料。當地銷售為目的。預計通過這些外資可起到加強投資地與國內其他地區之間相互依存的作用。在內陸地區的投資狀況也是如此。因外資的投資動機是瞄準國內市場，所以有必要將內地的資源。市場向外資開放，由此國內各地區的相互依存的關系也將得到加強。

四、今后的研究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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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消費水平與經濟增長

消費水平的提高與經濟增長，在客觀上有合理的比例，在數量上有很大的依存關系，這種依存關系表現為以下幾方面。

首先，消費水平的變動與國民收入增長的變動有著直接的依存關系，當國民收入的增長較快時，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消費水平也增長較快，而在某些時候，消費水平的增速會高于或低于國民收入的增速，但只要使積累與消費的比例穩定合理，國民經濟就可以持續、穩定、協調地發展，當消費的增長超過國民收入的增長，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高消費時，消費與生產的正常比例就會遭到破壞，生產正常發展就會受到影響，消費水平的提高則成為一種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當消費需求不足，也就是我們所說的“高積累，低消費”時，消費與生產的比例同樣會遭到破壞。這時候消費需求相應減少，消費品市場供過于求，消費對生產的促進作用弱化。由于生產與消費之間的不協調差距加大，引起商品或資本運動受阻，最終導致整個社會經濟生產活動的被迫緊縮。

其次，消費率與經濟增長率有一定的依存關系。消費是國民生產總值的主要部分，其變動必然會引起國民生產總值的變動。而最終消費與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函數，就是消費率，消費率對經濟增長率變動有明顯的影響。在合理的經濟增長率區間，當消費旺盛，經濟增長率就高，消費不足，經濟增長率就會滑落。當然，消費率也不是越高越好。消費率長期過高，會擠掉投資，使經濟增長不能持久，但消費率也不能長期過低，長期過低就會使高速擴張的生產能力與低消費水平不相適應，出現“過剩危機”，從而影響經濟增長。

目前，我國消費率總的變動趨勢是下降的，雖然在1978－1982年消費明顯上長，從61.8%上升到68.7%，但從此以后，我國的消費率卻是持續下降的。1990年比1982年降低了7.4個百分點。1997年又比1990年下降1.4個百分點。③由于消費率下降，總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也呈下降趨勢。如表（一）所示。

表（一）1990-1998年我國經濟增長的各指標貢獻率

年份經濟增長速度總消費貢獻率總投資貢獻率凈出口貢獻率

19903.872.112.015.9

19919.268.925.85.3

199214.264.846.0-10.8

199313.546.670.5-17.1

199412.638.242.819.0

199510.537.955.46.7

19969.652.933.713.4

19978.849.833.416.8

19987.831.863.15.1

資料來源：引自許永兵《消費需求：拉動經濟增長的主導因素》

從表一可知我國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是內需的增長，但從1993年以后，我國的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呈下降趨勢。93-98年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平均為42.9%而投資貢獻率卻為56.7%,后者比前者高出13.8個百分點。這主要是近幾年來城鄉居民收入增長勢頭放慢。受收入水平制約，再加上居民對房改，醫療保險，就業制度等改革的預期熱情不高，再加上服務消費、住房消費等絕大部分還未完全市場化，所以造成近年來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逐漸減弱。

(二)消費水平與經濟波動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的高速增長，人民的消費水平也取得了同步的增長，我國國民生產總值1978年為3588.1億元，1994年上升43798.8億元，年平均增長9.5%(按不變價格計算)，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則由1978年的375元增加到了1994年的3654.5元，剔除價格因素，年平均增長了7.3%,而全國居民的平均消費水平由1978年的175元上升至1994年的1737元。剔除價格因素，居民消費水平實際年平均增長9%，④同時，我們也不難看到，消費水平是階段性波動的。如表（二）所示。

表（二）

年份國內生產總值（億元）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全國居民消費水平（元）全國居民消費水平增長率（％）

198814074.2111.3635106.9

198915997.6104.369499.2

199017681.3103.9723102.2

199120188.3108.0849114.3

199224362.9113.61004112.0

199331380.3113.41246108.7

199443798.8111.81737114.8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1994》，中國統計出版社1994年。

究竟是什么引起了消費的波動呢？通過研究分析，我們可以發現有以下幾點因素：

1，個人收入增長的波動，居民消費直接受到可支配收入的制約。當居民的收入大幅增加，居民的消費水平就有所上升，居民的收入下降時，消費也就相就地受到限制，這一趨勢以下表（三）可以清晰地表現出來。

表（三）

指標1981年1985年1990年1991年1992年1993年1994年

平均每人全部年收入（元）500.40748.921522.791713.102031.532583.163520.31

生活費收入（元）-685.321387.271544.301826.072336.543179.15.

生活消費支出（元）456.84673.201278.891453.811671.132110.812851.34

平均每人全部年收入％100100100100100100100

生活費收入（％）-91.591.190.189.990.590.8

生活消費支出（％）91.389.984.084.982.381.781.4

資料來源：曾壁鈞等著《我國居民消費問題研究》第50頁，中國計劃出版社。

2、居民消費傾向的變動。

居民消費傾向是指居民消費支出占居民收入的比例，是平均消費傾向及邊際消費傾向的統稱。平均消費傾向是指任一收入水平上消費在收入中的比率(APC)，邊際消費傾向就是增加的1單位收入中用于增加的消費部分的比率(MPC)。

在經濟的短期波動中，人們的消費變動不會和收入的變動成比例，具體而言，在經濟趨向繁榮過程中，收入增加，這時人們的消費會增加，但增加的幅度會小于收入增加的幅度，即邊際消費傾向要比平均消費傾向小。在經濟走向衰退過程中，收入下降，這時人們消費會減少，但減少的幅度會小于收入下降的幅度，這也說明，邊際消費傾向要比平均消費傾向小。平均消費傾向隨著收入的增加而下降，因此邊際消費傾向小于平均消費傾向，隨著收入的增加，邊際消費傾向是下降的。

消費傾向對整個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的。它充分反映了在一定收入水平下消費意愿的大小。

改革開放以前，我國實行“低工資，高積累“的政策，居民個人所得少，消費傾向普遍很高，改革開放以后，居民收入大幅度提高，居民的消費也就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從1978年以后，我國的居民平均消費傾向基本上呈現出緩慢下降的趨勢，而邊際消費傾向的下降不太明顯。

3、農業波動對消費波動的影響。我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業在國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大，農業的波動必然引起整個國民經濟的波動，從而引起消費的波動。首先，農業的增長必然導致消費的增長，1979年到1982年，農業分別增長1.81％，0.31％，1.5％和0.87％，消費分別增長2.8％，3.1％，1.0％，2.2％，其次，農業的減產或低增長導致消費的下降或低增長，1991年農業國民收入下降1.53％，同年消費下降3.2％，⑤1992年至1995年，農業國民收入大幅下降消費也大幅下降。

(三)消費水平與經濟結構

經濟結構大體上是指國民經濟各部門，各地區，各成分，各組織和社會再生產各方面的構成，以及它們的相互聯系，相互制約的關系。一國的經濟增長從其內涵來看，主要有兩方面，經濟總量的增長和經濟結構的優化，而一國的經濟增長又是以一定的消費水平為前提的。當社會經濟實現增長，經濟總量及人均收入量也會相應增長，從而引起需求結構、生產結構以及外貿結構發生相應的變化。根據現代經濟增長理論和發展經濟學理論，高的經濟增長率必然帶來高的結構變化率。也就是說，結構的變動是與經濟發展過程相聯系，是以經濟發展的水平和階段（即人均收入水平和工業化程度）為條件，是通過資源的再分配來實現的。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人民消費水平的不斷提高，我國的經濟結構也產生了相應的變動。下面就從幾方面來闡述這一問題。

1、人均收入水平與經濟結構變動及工業化程度

根據庫茲涅茨的研究可知，人均國民生產總值與結構變動率存在著一定的比例關系。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在50-130美元時是產值結構變動率最高的第一時期，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在220-360美元時是產值結構變動率很高的第二時期，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在360-860美元時是產值結構變動率較高的時期。我國改革以來，按世界銀行圖表集法計算，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水平大概在300美元左右。⑥因此可知我國這一時期的產業結構處于高變動率階段。

產業結構的轉變過程，根據錢納里等人的理論，可將其劃分為三個階段：（1）初級產品生產階段，（2）工業化階段，（3）發達經濟階段。工業化階段是結構轉變幅度最大的時期，這一時期，需求結構及生產結構、外貿結構發生顯著的變化，我國在改革開始時工業化程度已經相當高，但是人均收入水平卻是相當低的。這是由于改革前我國優先發展工業尤其是重工業的政策傾向過于偏激所導致的工業化過程的片面演進和產業結構關系的嚴重失衡。一般而言，工業化的起步是要以一定的收入水平和消費水平為前提的，工業化程度超過人均收入水平的狀況必然會影響到產業結構的進一步變動。

目前，我國經濟結構依然存在不合理的狀況，這一狀況嚴重制約了國民經濟的持續快速、健康的發展。但這種不合理狀況不是由于過去重工業的傾斜政策而造成的，而是因為當前消費需求結構的升級導致現行經濟結構不再適應當今的經濟發展。目前從我國消費領域的整體來看，醞釀著一次新的消費升級-“住行消費升級”（在此之前，已有幾次消費結構升級）。其間消費投入大，積蓄時間長。這使得消費需求不足現象在一定時期內存在。

2、收入水平、消費水平引起結構變動的原因

收入的增長必然引起消費水平的增長，而消費水平的增長又會引起經濟結構的變化。這一變化用恩格爾定律可以明顯表現出來。恩格爾定律可以表述為居民食品消費占國民生產總值的份額隨著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而下降的一種趨勢。也可以表述為居民食品消費占居民總消費的份額隨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人均總消費的增長而下降的一種趨勢，以我國1987-1997年城鎮居民與農村居民的恩格爾系數及其消費結構為例可知，1987-1997年，城鎮居民的恩格爾系數從0.53下降至0.46，而農村居民的恩格爾系數則沒有多大的變化，僅從0.56降至0.55，城鎮居民的消費結構有較大的變化，而農村居民的消費結構卻沒有多大的變化。如表(四)所示。從中可知消費水平的上升必然引起需求結構的升級，但需求結構又是如何引起整個經濟的變動呢？根據經濟學原理我們可知，需求結構的變動會引起資源向消費需求多的產業部門轉移，從而實現經濟結構的變化。

3、結構的變化反過來又會帶來收入水平及消費水平的增長

經濟的增長主要是靠生產要素投入的增長和經濟結構變化所帶來的增長，結構合理，就可以提高全社會總要素的生產率，進而實現更高的經濟增長率，這樣就必然能夠帶來消費水平的提高。

二、影響消費水平的因素

影響消費水平的因素有很多，有經濟因素，也有非經濟因素。經濟因素有國民收入總額及其提高速度，積累與消費的比例，消費與投資人口總數及其增長速度，價格水平的變動等。

消費水平的高低，直接依存于消費基金的多少，而消費基金又來自國民收入，國民收入總額大，增長速度快，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消費水平就高，收入總額小，增長速度慢，則消費水平就低。

在國民收入為一定的情況下，消費水平的高低，取決于積累與消費的比例，積累是擴大再生產的源泉，任何社會要擴大再生產，都必須有一定的積累，在積累效果不變或不斷提高的情況下，積累的增長就意味著社會物質技術基礎的增強。人們的物質文化水平的不斷提高就有可靠的物質保證，反過來，消費的增強和消費水平的提高，又會促進生產的發展和積累的增加。目前我國存在積累過度的現象。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國內儲蓄年平均增長速度為10.3%，其中1978-1982年平均增長率為6.5%。1993－1991年增長11.6%，1992年－1997年平均增長為37.1%。在儲蓄存款猛增的同時，居民消費的增長卻相對疲軟，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增長速度幾乎都低于同期儲蓄增長速度。其年平均增長僅為16.1%,比儲蓄存款余額的年平均增長速度低了14.1%個百分點。⑦

造成居民儲蓄率上長，甚至實際利率下降也選擇儲蓄的原因有很多，一方面由于多項改革的推進，人們存款以備將來購買住房、養老、子女教育，醫療保健之用。另一方面，是居民之間收入差距拉大，高收入階層與低收入階層的支出結構存在顯著差異，在當前市場高收入階層想要的已經有了，邊際需求欲望下降，消費結構或支出結構升級。而低收入層受購買力限制，商品購買量增加緩慢。由此導致居民存款源源不斷的增加，消費市場需求不旺。

在消費基金確定的情況下，人口的數量與消費水平成反比，人口數量大，增長速度快，人均消費水平就低，人口數量小，增長速度慢，消費水平就會高，我國人口基數大，且人口增長速度也快，而且每增加一億人口，所用的時間越來越短，據粗步估算，我國現有人口達14億左右。每年新增的社會財富，新生產的各種消費品中的一部分或大部分將為新增加的人口所占有，為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和改善居民生存環境所進行的各種努力，如醫院病床的增加，普遍教育和專業教育的普及，住宅條件的改善，生活用水質量的提高等都將因為人口總數的較快增長而受到影響。因此目前我國的消費水平是不高的。要提高消費水平，實現經濟社會的快速健康發展，我們就要控制人口增長，充分發揮計劃生育政策的作用，限制早婚早育，多生多育，以實現人口增長與經濟社會發展協調。

在其它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消費水平的高低與物價水平成比例關系，我國近些年來，居民的貨幣收入提高了但物價也上漲了，某些物價上漲程度還高于平均工資的提高速度，因而影響了消費水平的提高，有一部分居民的實際消費水而下降了，我國目前物價已由低谷逐漸緩慢的向上攀升，這說明我國居民的消費水平已有所回升。

三、城鄉居民消費水平的比較及其對經濟發展的影響

在我國，由于自然條件不同，生產力布局不同以及對某些地區采取“傾斜”政策和勞動差別和非勞動因素造成經濟發展水平不同，勞動報酬不同，從而形成消費水平的差異，我國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在地區之間，城鄉之間表現得非常明顯，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由于城市發展較快，大部分農村發展比較慢，所以在一定時期內，城鄉之間的消費水平差異比較明顯。附表(四)

表(四)

19861987198819891990199519961997

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899.61002.21181.41375.71510.24283.04838.95160.3

平均每人消費性支出790.0884.41104.01211.01278.93537.63919.54185.6

邊標消費傾向0.780.831.220.550.510.870.690.83

恩格爾系數0.530.510.540.540.500.490.46

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423.8462.6544.9601.5686.31577.71926.12090.1

MPC1.501.070.951.020.580.870.750.28

恩格爾系數0.560.550.530.540.590.590560.55

資料來源：引自各卷本《中國統計年鑒》和《中國統計摘要》

表(四)中顯示城鎮居民的消費水平一直在農民人均消費水平之上。城市和農村的恩格爾系數都較高，這表明城市和農村居民的消費都還處于一個較低的水平，而城市居民的MPC相對較平穩，表明城市居民目前在尋找新的消費熱點，農村的MPC變化相對較大，表明農村居民目前還處在一個消費熱點之中，但消費支出變化不大。

這主要是近年來，由于多數居民對未來支出預期不斷增強，將收入較多地轉向了儲蓄，投資等其他渠道，加上醫療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教育制度等多項改革情況下，居民為應付改革的被動儲蓄傾向在明顯增強，這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響居民的消費水平。而導致農村消費增長率低于城鎮居民的消費增長率的原因除了農民的收入水平的限制以外，最主要是農村的消費環境滯后，配套設施不齊全,如有些農村沒有通電，或有電的地方供電極不正常而且電費極貴，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農民的購買積極性。其實，農民每消費1000億元將對農業部門產生427億元的直接需求，對工業，運輸，郵電，商業飲食以及其他服務部門分別產生395億元，36億元，85億元，57億元的直接需求，綜合推算，農民每增加消費1000億元將對整個國民經濟新增2008億元的消費需求，⑧可見，今后我國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必須依靠農民消費水平的提高和農村市場的拉動力。

四、提高我國消費水平的建議及其對策

我國目前存在在消費率過低，儲蓄過高的傾向。因此我國今后的消費政策主要是提高居民的消費率，而提高居民消費率的主要措施又是提高居民的消費傾向，為此提出以下的建議。

1、積極發展開拓農村消費市場，培育城鎮新的消費熱點。

目前，農村居民的消費層次正處于對彩電，冰箱等耐用消費品的需求階段，據抽樣調查結果顯示，1997年我國農村平均每百戶僅擁有電冰箱8.49臺，彩電27.32臺，洗衣機27.81臺，摩托車10.89臺，而1998年十一月末，我國商品庫存彩電97.3萬臺，電風扇344.1萬臺，電冰箱91.9萬臺，⑨所以無論是從供給還是從需求的角度來看，我國農村居民的消費都有大幅增加的可能，開拓農村的消費市場，要解決好幾點金融問題。

A、把消費信貸引入農村，這是以農民日益增加的儲蓄為基礎的，由于農村存在著巨大的潛在的消費市場，且農民的消費熱點產品貨源充足，所以在農村開展消費信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釋放被抑制的消費需求。

B、建立農業保險機構，以減輕自然災害對農民收入的影響，我國是自然災害較多的國家，僅1998年的洪澇災害，僅農作物的受災面積就達3.2億畝，使得經濟損失高達數百億左右，自然災害一方面使得農民的收入減少另一方面，也使農民對未來收入的預期的不確定，增加儲蓄，因此，開拓農村消費市場就要完善和發展我國的農業保險。

城鎮居民面臨著消費斷層問題，即原有的主要以彩電，冰箱，VCD等家用電器為代表的消費層次已經得到滿足，消費已經飽和，處于一種儲幣待購的狀態。因此，培育新的消費熱點顯得格外重要，對于我國城鎮居民而言，住宅消費及住宅裝飾業應成為培育重頭戲。目前我國城鎮居民進入住房數量與質量并重的提高階段。隨著福利分房的結束，個人對商品房的消費，已經占到了主要地位，但由于房價過高，無法使百姓安居樂業，也無法使住宅建設這個新的經濟增長點發揮其帶動經濟發展的作用。隨著住房制度改革的推進，銀行商品房抵押貸款的規模擴大的商品住房及裝飾業必然成為消費熱點和新的經濟增長點。

家庭轎車將成為我國消費領域發展的熱點。目前我國汽車消費結構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公務用車改革方案已經出臺，長期以來，靠公款買車的局面已經改變，目前，1400萬輛汽車保有量中有百分之三十以上的車為個人所有，雖然目前從消費領域談轎車進入家庭領域還為時過早，但私人買車那部分先富起來的高收入階層，如律師，三企白領等購車數量不小，且據調查，我國約有三十萬個家庭在近兩年內有購車意向。約三百萬個家庭將購車列入了自己的消費計劃，所以家庭轎車必然成為我國將來的消費熱點。

教育消費將成為消費熱點，教育消費包括居民子女教育支出以及為提高自身業務競爭能力的培訓支出，它屬于服務性消費，知識經濟時代，人人都要學習新知識，新技能，很多人還要不斷變換工作崗位，這就產生了再學習的強大需求。教育成為一種產業就要滿足群眾對非全日制教育的種種需求，目前成人高考熱已標志著教育消費已成為一個消費熱點。

2、發展消費信貸。發展消費信貸是促進內需擴大的必然選擇.，發展消費信貸，可以聯通生產與消費，疏導巨額儲蓄適當向消費領域分流，解決現實購買力與消費需求不匹配的矛盾，從而推動我國經濟的增長，促進我國經濟的發展。發展消費信貸首先要轉變消費觀念，由過去的“積蓄－消費－積蓄”的單一的消費方式轉化為“貸款－消費－積蓄還債”的新型消費方式。提倡適度的超前消費。其次是政府努力提高居民的實際收入水平，降低消費信貸成本拓寬個人消費信貸能力，針對不同的消費信貸品種上和貸款對象，在利率，期限，還款方式等方面向消費者提供多種選擇。第三是建立擔保機制和個人資信調查機構，為低收入居民提供解決擔保問題。第四是積極發展信用卡業務。如加強透支功能等。

3、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社會保障制度一般包括養老保險制度，醫療保險制度，住房保險制度和失業保險制度四大方面。目前我國的養老保險實行的是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的原則。這實際上是又一次消費品按勞再分配有益于保障退休人員有基本的消費金。醫療保險制度則可以為廣大職工提供基本醫療保障，提高職工的健康水平。住房保險制度中，住房公積金的建立，增加了工資中的住宅消費基金，也增大了住宅消費的能力，對保證住房投資和住宅消費達到較高水平具有積極的意義，失業保險制度是社會福利制度的一方面，它對于保障下崗職工的最低生活消費有著重要意義。

注釋：

①引自孫鶴、楊咸月《儲蓄、消費與經濟增長》《統計研究》99年第七期

②引自馬克思《資本論》第二卷

③引自郭柏春《論消費率》《消費經濟》2000年第1期

④引自曾壁鈞等著《我國居民消費問題研究》第43頁

⑤引自景體華等著《中國經濟增長與波動》第51頁、第224頁

⑥引自郭克莎《中國，改革中的經濟增長與結構變動》第165頁

⑦引自《理論經濟學》第77頁

⑧⑨引自鄒東海、萬舉《農村消費市場開拓與農村金融創新》《消費經濟》99年第5期

參考書目：

1、《消費經濟學原理》尹世杰、蔡德容經濟科學出版社

2、《中國經濟增長與波動》景體華北京出版社

3、《居民消費統計學》易丹輝中國人大出版社

4、《中國經濟波動與增長》栗樹和、梁文征陜西師范出版社

篇（7）

在工業經濟時代，尤其是20世紀50年代～60年代，發展中國家經濟主要依靠農業，民族工業基礎薄弱，沒有形成完整的工業體系，經濟結構呈現出單一化、畸形化的特征。發達國家的工業化則獲得了較充分地發展，國內市場日趨飽和，急需向海外擴張其原料和銷售市常于是，發達國家大力提倡自由貿易。自由貿易在原則上要求國際貿易建立在比較優勢的基礎之上，因此，發達國家可以將其工業制成品銷往廣大的落后國家，以實現其經濟擴張；而落后國家只能生產出口初級產品和勞動密集型產品，經濟結構無法得到改善和提升，經濟發展將始終停留在落后的水平上。在這種不對稱的經濟發展要求下，發達國家往往會倚仗強勢，大力推行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剝削和掠奪落后國家的經濟資源，摧殘和扼殺其新興工業。在這種不公平的國際經濟秩序中，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獨立和發展利益將無法得到根本的保障。面對特殊的歷史背景，發展經濟學家在20世紀60年代提出了保護民族工業的思路和口號。保護貿易政策的提出得到了廣大發展中國家的認可，成為其在工業化初步發展階段中的必然選擇。

通過對本國民族工業進行保護，民族工業的建立和發展獲得了一定的空間。生產力水平獲得實質性的提高。保護貿易政策使落后國家固有的、靜態的、結構水平低的比較優勢轉化為創新的、動態的、結構水平較高的比較優勢，這體現了在特定歷史條件下保護貿易政策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2.實施貿易保護政策須具備的社會歷史條件

貿易保護有利也有弊，因而實施貿易保護就有一個成本和收益的比較問題。貿易保護所須付出的成本和代價包括：一是減少眼前的貿易機會和貿易中的比較利益；二是容易形成行業中的低效率。要使貿易保護政策得以有效實施就應該使其保護成本降至最低，使其利大于弊。因此，實施保護貿易政策應該具備以下兩個社會歷史條件：一是經濟全球化的物質基礎尚沒有形成。在此歷史條件下，由于國際貿易會受到地域和時空的局限，比較利益無法得到充分地體現，因而可以從客觀上降低貿易保護的成本。在工業經濟時代，由于信息技術較落后，經濟全球化的物質基礎尚沒有形成，落后國家采取貿易保護所損失的比較利益也是較為有限的。而通過貿易保護能夠使落后國家獲得產業結構的升級和生產力水平的提高，這種長遠利益會彌補并超過近期保護所付出的代價。這體現了落后國家在其工業化初步發展階段選擇貿易保護的合理性。二是工業落后，國內生產力水平低下。貿易保護政策主要是為了保護生產力水平極其落后的國家建立和發展民族工業，在這點上貿易保護的收益是大于成本的，然而隨著該國經濟發展水平的不斷提高，貿易保護的邊際收益會不斷下降而邊際成本則會不斷上升。這是因為貿易保護難免會導致國內行業的低效率、市場信號的扭曲等負面效應。當一國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時，貿易保護所造成的經濟運行的低效率將會極大地阻礙經濟發展和結構升級。此時，該國采取貿易保護的邊際成本將大于邊際收益。

3.貿易保護使許多國家民族經濟得到振興

戰后許多發展中國家正是通過貿易保護而使傳統的經濟結構獲得了明顯的改善，主要表現為：(1)國內生產總值中工業的比重在上升；(2)工業生產總值中制造業的比重在上升；(3)制造業中重化工業和機電工業的比重在上升。這幾個“上升”表明了發展中國家工業化進程的合理化和經濟結構的多樣化。多樣化的經濟結構使發展中國家擺脫了歷史上對發達國家過分依賴的狀態，增強了獨立自主發展民族經濟的自信心。如韓國、墨西哥、巴西等新興工業化國家，早期曾經只有勞動力和自然資源上的比較優勢，后來卻通過推行適度的貿易保護政策扶植起了一批競爭力較強的資本、技術和知識密集型新興產業，成為當今世界經濟格局中的一股新興力量。

二、采取自由貿易政策是知識經濟時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捷徑

1.知識經濟時展中國家繼續實施貿易保護的理由和社會條件已漸漸失去

當今世界的經濟發展格局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過去由于發達國家單方面海外擴張的要求而導致其對發展中國家的瘋狂掠奪和剝削，形成不公平的國際經濟秩序。如今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形成相互依存、共同發展的新的世界經濟發展格局。這種轉變使得發展中國家繼續采取貿易保護的理由不復存在。同時，發展中國家工業的迅速發展及生產力水平的極大提高，信息高科技的出現及經濟全球化物質基礎的形成，都令貿易保護賴以存在的社會歷史條件日漸消失。

在知識經濟時代，貿易保護的邊際成本已開始超過其邊際收益，這表現在貿易保護的負面效應日益突出。其一，對國內市場的保護抑制了企業的積極進取精神，使經濟發展產生高成本和低效率。國內企業感受不到來自進口產品的競爭，這使其失去技術創新和管理創新的動力，形成企業的低素質和生產的低效率。其二，貿易保護造成市場信號扭曲，導致資源配置不合理。推行貿易保護政策的政府對經濟運行的干預較強，這會使市場信號出現扭曲，使產品價格不能正確反映一國資源的稀缺程度，從而導致資源使用上的浪費和產業結構上的傾斜。其三，在知識經濟和經濟全球化的時代，采取貿易保護將會損失更多的比較利益。經濟全球化大大降低了國際貿易的比較成本，使國際貿易中的比較利益獲得了最為充分的體現。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一國仍然采取貿易保護將意味著損失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大得多的貿易機會和比較利益。

2.知識經濟時代，自由貿易政策更有利于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

1)采取自由貿易有利于降低生產經營的成本。由于當代信息高科技的飛速發展，信息傳遞已經變得十分便捷，一國的企業可以即時地獲得世界市場的信息，可以將生產和貿易的各個環節分布到世界市場任何一個有利可圖的地方，實現全球化的經營管理，從而大大降低市場交易費用和生產經營成本。發展中國家只有采取自由貿易政策，才能融入經濟全球化當中，獲得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好處。

2)采取自由貿易有利于發展中國家形成后發優勢，實現經濟趕超。在自由貿易中，擁有先進技術的出口方為了貿易的需要而不得不把與貿易內容有關的技術、性能、特點和某些參數向進口方介紹，這樣，就發生了“技術外溢”。這使得進口方的技術在低成本下得以較快的提高，這個過程是通過“干中學”來完成的。顯然，“技術外溢”和“干中學”對于落后國家形成后發優勢，實現經濟趕超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3)采取自由貿易政策，有利于吸引國際投資，從而為國內產業結構的升級提供充足的資本來源，保證經濟的持續增長。對于一個采取貿易保護的相對封閉的經濟來說，產業結構調整效應通常會導致較長時期的經濟低迷。由于物質資本資源在產業間轉移困難，需求擴張的產業不能形成足夠的資本存量，無法吸納從傳統產業中游離出來的失業人口。同時，傳統產業由于市場萎縮的約束，物質資本過剩卻難以轉移，不斷地形成新的失業人口。相反，在一個采取自由貿易的開放經濟中情況完全不是這樣。物質資本資源在產業間轉移困難的問題在開放的經濟中將不會成為產業結構調整或升級過程的重大障礙，因為國際間資本資源的平行轉移會取代孤立經濟的資本資源的跨產業轉移，成為產業結構調整過程中物質資本資源及其物化的知識資源運動轉移的主要方式。所以對于一個發展中國家來說，采取自由貿易政策，吸引國際資本的直接投資，有利于其產業結構的升級。

3.知識經濟時代自由貿易能夠加速發展中國家實現經濟趕超

同以前相比，在知識經濟時代，發展中國家同發達國家的經濟結構日益趨近：經濟結構多元化，工業化程度較高，信息科技發展迅速。在這種條件下，與發達國家進行自由貿易能夠加速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和加速實現經濟趕超。以下的理論模型可以說明自由貿易是怎樣幫助發展中國家加速經濟增長，實現經濟趕超的。

假設兩國都是多元化經濟結構，工業體系較完善，都步入了現代經濟增長，且兩國間不存在要素流動。假定，只有兩種產品，一種是消費品，一種是資本品，并且前者是勞動密集型產品，后者是資本密集型產品；只有兩種生產要素即資本和勞動；不考慮技術及其變動的影響。由赫克歇爾—俄林定理可知，發展中國家在最初階段專門生產勞動密集型消費品，而發達國家則同時生產消費品和資本品。這樣，兩國間的貿易格局將是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出口消費品，同時從發達國家進口資本品。將發展中國家的（消費品）產出、資本和勞動投入分別記為Y、K和L，可將總量生產函數表述如下：

Y=F(K,L)(1)

假定生產函數是新古典類型的，并且是一次齊次的。人均生產函數形式可表達如下：

y=f(k)(2)

(2)式滿足Inada條件

附圖

產品市場是競爭性的。企業將在產品及要素價格給定的條件下最大化利潤：

dY/d≤r/p(3)

dY/dL≤w/p(4)

r是實際租率，w是實際工資，p是以投資品價格作為尺度的消費品。P是外生給定的和始終保持不變的。

用人均生產函數的形式，上述條件可以寫為：

dY/dK=dy/dk≤r/p(5)

dY/dL=y(k)-(dy/dk)k≤w/p(6)

將工資對租率的比率記為Ω，可將靜態效率條件記為：

Ω=(dY/dL)/(dy/dk)=y/(dy/dk)-k(7)

產品市場均衡條件可以表達為投資與儲蓄間的均等：

I=p(F(K,L)-C)(8)

上式中，I是總投資，C是總消費。

假定貿易處于平衡，匯率是固定的。因此有：

M=pX(9)

上式中，M是總進口，X是總出口。為方便起見，我們將匯率規范化為1。

發展中國家完全專業化于消費品的生產意味著：

I=M=pX(10)

將上式代入儲蓄—均衡條件，我們得到：

X=Y(K,L)-C(11)

到此為止，我們完成了對模型靜態部分的描述。讓我們轉向模型的動態部分。我們有基本的資本積累恒等式：

I=dK/dt+δK(12)

上式中，δ是折舊率。

將上式代入基本的儲蓄—投資均衡條件，得到下列的基本增長方程：

dK/dt=p(F(K,L)-C)-δK(13)

此外，由方程(11)，我們有：

dK/dt=pX-δK(14)

假定勞動力的增長率為外生給定的：

dL/dt=nL(15)

上式中，L是勞動投入，n是勞動力增長率。運用人均形式，基本增長方程可以寫為：

dk/dt=p(y(k)-c)-(n+δ)k(16)

上式中，c是人均消費。

由于投資品完全來自進口，有：

dk/dt=px-(n+δ)k(17)

上式中，x是人均出口。

比較這一方程與無貿易條件下的新古典基本增長方程，我們可以看出僅有的差別在于后一方程中的(y-c)為前一方程中的p(y-c)所代替[3]。在該模型中，發展中國家的增長快于它處于封閉狀態時相對于發達國家的增長。這意味著貿易加速了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趕超。因此，我們得出的結論是：當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在都已步入了現代經濟增長的情況下，自由貿易可以加速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有利于其實現經濟趕超。

4.知識經濟時代采取貿易保護容易導致產業升級緩慢和危機的發生

韓國政府從上世紀60年代起就制定了一系列的保護措施，竭力扶持汽車工業的發展，到上世紀90年代，韓國已經建立起了頗具規模的汽車工業。但此時政府依然不放松對汽車產業的保護和扶持，最終導致汽車產業的市場根基薄弱。一場危機過后，現代集團已在戴姆勒—克萊斯勒帳下聽令，大宇集團成了福特公司的囊中之物。日本的制造業企業很早已走入國際市場，置身于激烈的國際競爭之中，并造就了大批世界一流的制造業企業；但日本的其他產業，尤其是金融、保險等服務行業則處于政府的保護之下，長期落后于國際先進水平，創新乏力，不能為制造業提供新的投資項目和金融工具，使制造業中的大量剩余資本只能涌入有限的房地產和證券投機領域，這成為日本經濟在20世紀80年生嚴重泡沫經濟的根本原因。20世紀90年代泡沫破滅后日本進入持續蕭條期。與此相反，20世紀90年代以后，臺灣鼓勵中小企業在國際競爭中發展，因此臺灣經濟的整體狀況比較健康，產業升級較為順利，雖遭受東南亞危機沖擊，經濟仍能正常運轉，這在電腦硬件設備制造領域中表現得尤為明顯。而今，在世界電腦硬件制造業中，臺灣企業的生產能力已占居重要地位。

三、推動自由貿易是當今我國對外貿易政策的正確選擇

1.保護貿易政策已越來越不適應我國經濟發展的要求

改革開放20年來，中國工業經濟增長迅速，年均實際增長率達11.72%，第二產業在國內總產值中的比重從1990年的41.6%上升到1999年的49.3%。我國工業發展不僅規模相當可觀，而且門類齊全，體系完整。“九五”期間，我國工業發展也已上升到較高階段，一般加工工業在制造業中的比重相對穩定或有所下降，而技術相對密集產業的比重有所上升，尤其是技術密集度高和具有高新技術產業特征的醫藥制造業、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電子及通信設備制造業的比重明顯上升，其中電子及通信設備行業的比重升幅很大，1999年的比重已高達8%[7]。技術密集型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的迅速增長帶動了工業結構的升級。

自1978年以來，我國外貿也有了長足的發展。1999年的進出口總額相當于1978年的17.5倍。1979年～1999年的出口與進口的年均增長速度分別達15.3%和13.8%。從1980年到1998年，我國外貿出口占世界貿易出口的份額由0.9%上升到3.4%，世界排名由1980年的第26位上升到2000年的第7位。伴隨著我國外貿出口的迅速增長，外貿出口的產品結構不斷優化，工業制成品比重顯著提高。我國制成品出口的份額由1980年的54%上升到1999年的89.8%，對出口總額增長貢獻率達到97.0%。在工業制成品中又以機電產品出口為主。1998年機電產品出口達665.4億美元，占出口總額的比重達36.2%，連續4年成為中國第一大類出口商品[7]。

由于我國工業與外貿的迅速發展，出口商品結構的不斷優化，同20世紀70年代～80年代相比，我國經濟發展的大環境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因而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保護貿易政策已基本完成了其保護落后民族工業的歷史使命，保護貿易政策逐漸失去了其當初存在的社會經濟背景，不再適應我國社會經濟繼續發展的要求

2.保護貿易政策的邊際成本日益遞增，消極作用日益增強

1)保護貿易政策造成長期以來我國價格信號扭曲。一方面，價格信號扭曲造成我國產業結構和需求結構脫節。由于限制了進口，這就為一些落后的企業提供了寬松的生存空間，市場的優勝劣汰作用不能有效發揮。長期如此，市場就出現有效供給不足和無效供給過剩。產業結構與需求結構的嚴重脫節，這也是造成我國目前通貨緊縮的重要原因之一。另一方面，價格信號扭曲使我國資源和產業的比較優勢無法得到準確地反映。保護貿易政策造成國內和國際兩個市場的產品都存在人為的價格扭曲，而且兩個市場是脫節的，造成我國資源和產業的比較優勢無法在國際市場上得到準確地反映。我國的經濟難以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確定自己的市場分工和產業結構定位。市場配置資源的功能無法有效地實現，造成大量社會資源的浪費。

2)貿易保護政策造成我國企業技術落后和生產的低效率。表1反映了20世紀80年代初我國工業勞動生產率低于發達工業國的歷史狀況。這是由于改革開放前我國長期采取貿易保護政策的結果。改革開放以后盡管情況已大為改觀，但是由于貿易保護在相當程度上依然存在著，我國企業科技水平的進步就仍然大大滯后于較發達國家。這可以從我國出口商品結構長期處于較低層次反映出來。長期以來，我國出口商品技術含量低，大多數出口制成品是附加值低、加工程度低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到20世紀90年代，我國出口商品列前幾位的主要集中在服裝、家用電器、通訊設備、玩具、鋼材等勞動密集型產品。1998年我國出口總額1837.57億美元，其中紡織品出口額404.92億美元，占出口總額1/4，而光學、計量、檢驗、醫療、精密儀器和設備的出口額僅為65.64億美元，占出口總額的1/30。1999年我國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占出口比重的13%，是發達國家的1/3。我國的技術進步對經濟發展貢獻僅為30%，是發達國家的一半[7]。

表120世紀80年代初中國和主要發達國家工業勞動生產率比較

國家工業

勞動力（百萬）產值（百萬美元）人均產值（美元）

美國50.31048224.320839

加拿大4.993960.019175

前西德19.5300416.815405

日本31.6446405.414126

荷蘭4.445015.010238

英國15.4145632.09457

意大利16.9141136.08351

中國83.5123583.51480

資料來源：世界銀行：《1985年世界發展報告》，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

3.經濟全球化加速發展，中國只有融入其中才能提高效益，促進發展

20世紀90年代是人類從工業化向信息化、從一國經濟向經濟全球化加速轉化的10年。經濟全球化是建立在信息革命基礎之上的，信息革命使得世界各地的生產、貿易及其他各種經濟聯系可以突破地域和時空的限制。經濟的信息化和網絡化還使全球資本市場連為一體。大量不受各國管理當局和國際組織控制的“無國籍”資本，遵循流動性、收益性和安全性的原則在國際上自由轉移，推動著生產要素在世界各地的迅速流動。經濟全球化可以突破單個國家市場規模和資源稟賦等方面的限制，在全球范圍進行資源的優化配置，從而帶來更高的效益。因此，我國必須融入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以加速我國的經濟發展。

4.知識經濟時代我國產業結構面臨進一步升級，對外國資本和技術的需求量將不斷上升，這就要求我國擴大對外開放，推動自由貿易

當人類社會步入知識經濟時代，我國產業結構將面臨著進一步的升級。產業結構升級的過程中由于物質資本在產業間的轉移需要高昂的成本，從而導致新經濟的建立缺乏足夠的資本存量，傳統產業的物質資本存量卻大量過剩。因此，我國就應該擴大對外開放，推動自由貿易，充分吸收外國的資本、技術和管理經驗，只有這樣才會加速我國產業結構的調整，帶動我國經濟步入新的增長平臺。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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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KINADA.FreeTrade,CapitalAccumulationandFactorPriceEqualization[J].EconomicRecord,September.1968.

[4]范愛軍.中國貿易自由化進程中的適度保護問題探討[J].改革，2000,(6):32.

篇（8）

1．1．1吉林省天然林保護工程投資規模變化全部林業投資額年度變化大，部分分項變化較弱。圖1中繪制了全部林業投資完成額、中央財政專項資金、森林撫育、森林管護、社會保險、政社性支出的投資額的變化情況。第一，全部林業投資完成額和中央財政專項資金投資額在2008有了大幅度提升，而2009年和2010年大幅回落，2011年之后又明顯持續增長。第二，森林管護投資額每年都以小額度增幅增長，在2011年有了明顯的跳躍后又穩定增長。第三，由于社會保險投資額和政社性支出投資額在2009年以前也有投資，但沒有進行單獨統計，本研究中只考慮2009年之后的變化情況，2011年社會保險投資明顯上升而政社性支出投資略微下降，2012年后又穩定增長。第四，森林撫育于2011年開始投資并以后以小額度穩定增長。整體來說，吉林省對天然林二期的投資力度不斷加大。

1．1．2吉林省天然林保護工程投資規模特點分析一方面，國家政策對投資規模的變化起決定性影響。從2011年起，在政策上又有了許多改變，中央財政大幅度提高了森林管護費、社會保險補助費、政策性社會性支出補助費等補助標準，有力地保障了二期工程的順利實施。為解決林區生態保護與社會發展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中央財政切實完善補助政策。2012年，中央財政增加天保工程二期一次性補助資金50．57億元，支持解決林區安置職工社會保險繳費困難問題；從2014年起，經國務院批準，在東北重點國有林區全面停止天然林商業性采伐，中央財政新增資金用于保障林區社會運轉和干部職工基本生活［10］。另一方面，天然林保護工程中各要素補助標準的改變對投資規模也起著重要的作用。針對全部林業投資完成額、中央財政專項資金投資額和森林管護投資額，國家進一步加大了投入的力度，中央財政全額承擔既定補助項目的資金投入，不再要求地方財政配套20％［11］。工程一期的森林管護補助標準為26．3元•hm－2•a－1（中央財政21元•hm－2•a－1），工程二期，中央財政按照5元／畝•a－1的標準安排森林管護補助費，與國有國家公益林生態補償標準一致。關于政社性支出的增長，由工程一期的教育補助1．2萬元•人－1•a－1，東北內蒙古等重點林區的衛生補助2500元•人－1•a－1；變為工程二期的教育補助提高到3萬元•人－1•a－1，東北內蒙古等重點林區的衛生補助提高到1萬元•人－1•a－1。政企合一的政府機關事業單位3萬元•人－1•a－1［12］。天保二期工程中增加了對國有中幼林撫育，東北內蒙古重點國有林區后備資源培育的補助。中幼林撫育綜合成本每1／15hm2補助120元；后備資源培育綜合成本每1／15hm2為330．7～542元，中央基本建設投資人工造林和森林改培每1／15hm2分別補助300元和200元［2］。

1．2吉林省林業經濟發展變化和特點分析

工程建設十多年來，在中央財政投資支持下，工程不僅有效地保護和恢復了森林資源，還增加了林業產值。工程區短期內擺脫了生態破壞與貧困加劇相互交織的陷阱，為區域社會經濟發展奠定長期資源環境基礎［14］。

1．2．1吉林省林業經濟發展變化如圖2，2007—2013年期間，林業產業總產值及林業三次產業產值呈上升趨勢。根據《吉林省林業統計年鑒》，到2013年，林業產業總產值達到13509856萬元，其中林業第一產業產值為3623241萬元，林業第二產業產值為8270048萬元，林業第三產業產值為1616567萬元。首先，總產值與第二產值都呈現出快速增長趨勢，總產值增長的增幅相對較大。其次，第一產業與第三產業呈現平穩增長趨勢。第二產業產值明顯高于第一、第三產業產值，第一產業產值第二，第三產業產值相對最低。從增長率變化曲線可以看出，第一產業增長率在最上變為第三產業增長率在最上。

1．2．2吉林省林業經濟發展特點分析在2007—2013年間，吉林省林業總產值及三次產業產值在2008年與2011年都有階段性較快增長，增長率分別為59％、59％、59％、56％和43％、50％、39％、48％。在此期間吉林省林業產業結構不斷優化，林業三次產業的比重也由2007年的32：54：14調整為2013年的27：61：12。第一產業比重下降，第二產業比重不斷上升，符合庫茲涅茨的經濟增長理論，第三產業比重稍微下降不太符合庫茲涅茨的經濟增長理論［15］。從《吉林省2010—2020年林業產業發展規劃》中我們可以得知，吉林省正依靠自身優勢建設林業經濟強省，大力推進林業技術改革，產業結構優化，加快傳統林業向現代林業轉變的進程，加快林業經濟發展速度，提高經濟效益。不斷提升林業經濟發展對區域經濟增長的帶動功能，對生態建設的保護功能，對職工、農民增收致富的推進功能。爭取用十年左右的時間，把林業產業經濟建成吉林省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柱產業［16］。吉林省政府對林業經濟發展的重視及政策，使林業經濟得到快速發展，林業產值得到穩步提升。

2吉林省天保工程投資規模與林業經濟發展水平的相關分析

2．1研究方法本文討論的是吉林省天保工程投資規模與林業經濟發展水平的相關性，但天保工程投資規模和林業經濟發展水平是有多個變量組成的，這樣，本研究討論的只是投資規模和林業經濟發展水平這兩組變量之間的關系。因此，采用典型相關分析方法研究投資規模和林業經濟發展水平的相關性比較合適［17］。

2．2數據來源與變量選擇以2007—2013年吉林省天然林資源保護工程投資規模和林業產值為分析樣本，研究數據來源于《吉林省林業統計年鑒》。天然林投資規模中選用全部林業投資完成額（x1）、中央財政專項資金（x2）、森林管護（x3）、社會保險（x4）、政社性支出（x5）；林業經濟發展水平選用林業總產值（y1）、第一產業產值（y2）、第二產業產值（y3）、第三產業產值（y4）。

2．3實證研究

2．3．1顯著性檢驗運用SPSS軟件中的相關命令，可以得到表1天然林投資規模變量組的相關系數、表2林業經濟發展水平變量組的相關系數、表3天然林投資規模與林業經濟發展水平的相關系數矩陣、表4典型變量相關系數、表5典型變量相關的顯著性檢驗的結果。由表1可以看出天然林投資規模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總體也具有一定的相關性（除個別變量之間相關性不強）。從表2可以看出：林業經濟發展水平變量內部的相關系數較強，在0．9897～0．9991之間。我們從表3中可以得到森林管護（x3）、社會保險（x4）、與林業總產值（y1）、第一產業產值（y2）、第二產業產值（y3）和第三產業產值（y4）的相關性比較強，而投資完成額（x1）和中央財政專項資金（x2）與林業產值的相關性相對較弱。表4中第一組典型變量（U1，V1）和第二組典型變量（U2，V2）的相關系數都為1，說明其具有統計顯著性。而后兩組沒有相關性。由表5中的數據可以檢驗，表5中Sig顯示前兩組典型變量組合的檢驗數為0，在典型性相關分析要求的0．05之內，所以第一、第二前兩組組合具有相關性，而表5中后兩組的檢驗數在置信水平之外，所以不具有相關性。

2．3．2典型相關模型分析本研究典型變量中雖然各變量的量綱相同，但為使準確表示數據均采用標準化的典型系數。根據SPSS軟件運算結果給出典型相關模型，如表6所示。從第一個典型相關模型看出，中央財政專項資金x2對第一個典型變量U1的貢獻最大，相關性最高，典型系數為3．379；其次是全部林業投資完成額x1與政社性支出x5的貢獻與相關性次之，典型系數分別為－2．631和2．207。說明天保投資規模中影響林業經濟發展水平的主要是中央財政專項資金、全部林業投資完成額和政社性支出投資。林業總產值y1對第一個典型變量V1的貢獻較大，典型系數為17．251，第一產業產值y1對第一個典型變量V1的貢獻小一些，典型系數為－13．757；說明林業經濟發展水平中影響天保投資規模的兩種因素相比較而言，林業總產值的影響要比第一產業產值的影響大，顯著性更強。從第二個典型相關模型可以看出，森林管護x3對第二個典型變量U2的貢獻也大，其次是全部林業投資完成額x1和社會保險x4的貢獻量比較小；林業總產值y1對第二個典型變量V2的貢獻較小，相比于第一林業產值y2對第二典型變量V2的貢獻大一些。

2．3．3典型因子載荷分析通過討論典型負載系數與交叉負載系數，對原始變量與典型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進行結構分析。典型負載系數（canonicalloadings）是典型變量與本組的觀測變量之間的兩兩簡單相關系數［18］。由表7可知，林業投資規模的第2對典型變量U2在x3、x4上均有較重荷載，說明森林管護和社會保險這兩個原始變量對林業投資規模影響較大。同樣，林業經濟發展水平第2對典型變量V2在y1、y2、y3和y4上有較高荷重，說明林業產值總額、第一產業產值、第二產業產值和第三產業產值也對林業經濟發展水平影響較大。交叉負載系數（crossloadings）是典型變量與另一組的觀測變量之間的兩兩簡單相關系數［18］。由于第2對典型變量之間的高度相關，天保投資規模中兩個主要變量與林業經濟發展水平第2對典型變量呈高度相關；而林業經濟發展水平中的四個變量與天保投資規模的第2對中的森林管護和社會保險也呈高度相關。這種一致性從數量上體現了天保投資規模與林業經濟發展水平存在一定的內在關系，與天保投資規模和林業經濟發展水平指標的實際意義是吻合的。

2．3．4冗余度分析冗余指數（redundancyin－dex）是本組典型變量對另一組變量總變差的百分比，也是交叉的總方差共享比例［17］。由表8可知，第2對典型變量U2和V2均較好地解釋了對應的那組變量，而且交互解釋能力也比較強。來自天保投資規模的方差被天保投資規模和林業經濟發展水平第2對典型變量解釋的方差比例分別為52．4％和52．4％；來自林業經濟發展水平的方差被天保投資規模和林業經濟發展水平第2對典型變量解釋的方差比例為84．1％和84．1％。

3結論及對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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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立模型與變量說明

（一）模型建立民營經濟通過帶動就業和再就業，優化勞動者工資和勞動效率之間的關系來提升我國居民的可支配收入，金融通過其資產保值和增值來影響居民的收入水平。為了能進行對比分析，我們把經濟增長這一對居民收入增長更為根本的影響因素也納入模型里。同時，由于我國各項經濟指標近十幾年來一直表現為正向增長，直接對絕對量進行時序數列回歸難以撇開共同趨勢項的干擾，因此我們使用各項因素的增長速度作為解釋變量和被解釋變量，并建立多元線性回歸模型。

（二）變量定義及數據說明1.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長率（INri）。由于在統計口徑上我國對農村和城鎮居民分別采用不同的處理方法統計他們的可支配收入，本文通過城鄉居民各自人口總數分別乘以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來獲得我國居民可支配總收入額，進而推算出可支配總收入額的增長率。2.民營經濟增長率（PECOri）。如前文所述，民營經濟的主體是私營企業和個體工商業，因此本文采用私營企業和個體工商業的注冊資本總額來表示民營經濟，并直接通過這一總額推算出其增長率來表示民營經濟增長率。3.金融行業增長率（FINri）。考慮到我國金融行業里銀行、保險公司、股票證券三者鼎立的現實情況，本文選用銀行儲蓄余額總額、保險費總額以及我國股市總市值三者之和與我國總人數的比值作為衡量我國金融行業發展的指標，并用該指標直接推算出其增長率來表示金融行業增長率。4.GDP增長率（GPDri）。GDP一般由國家進行核算，所以本文直接引用國家統計局公布的GDP指數來表示GDP的增長率。本文主要采用了1990～2012年相關經濟年度時間序列數據，數據來源為對應年份的《中國統計年鑒》、《中國私營經濟統計年鑒》、《中國金融統計年鑒》。回歸軟件采用Eviews6.0。

三、統計檢驗及回歸結果分析

（一）單位根檢驗檢驗方法為ADF檢驗，檢驗結果如下。由表1可以看出，除了金融增長率以外的其它指標均是非平穩的，沒能通過單位根檢驗。而對各指標一階差分后，均通過了平穩性檢驗，且顯著性較強。因此，對模型中的各個指標進行一階差分。

（二）異方差檢驗我們對模型先進行一次嘗試性回歸，以方便我們對模型的異方差進行檢驗。殘差的white檢驗結果顯示異方差的確存在， 檢驗結果如表2：我們采用加權最小二乘回歸對異方差進行消除，根據通常做法權重系數設定殘差絕對值的倒數，即Weightingseries=1/ABS(RESID)。

（三）自相關性、協整檢驗及方程的擬合度等檢驗。加權回歸后殘差做white的檢驗較顯著的獲得了通過。下表是方程回歸結果。表3顯示，兩組數據其方程的擬合度均比較顯著分別為0.946和0.752。模型方程F檢驗也獲得了顯著通過。從D.W統計值來看，兩個方程的D.W值都很接近2，在本文的樣本容量為22和自變量為3（差分后的有效數據）的情況下我們可以判斷在兩個方程中均幾乎不存在自相關。最后我們要對方程的協整性進行檢驗，檢驗結果如下：表4的檢驗結果顯示，兩個方程分別在1%和5%的顯著水平下通過檢驗，方程是協整的。

（四）回歸結果分析首先，民營經濟的增長與城鎮居民收入的增長呈現高度正相關，從回歸系數來看民營經濟的增長率提高1%，將帶動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多增長0.15%。金融增長率和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長的相關系數為0.008，說明金融的發展的確能帶動居民收入的提升，但是目前提升作用還有很大的潛力可以挖掘。同時，盡管相關系數上顯示，GDP每加快增長1%將帶動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長提速0.0096%，是正相關，但是我們不得不承認這種相關關系是很微弱的，這說明城鎮居民收入增長速度的確沒能跟上GDP增長速度。其次，雖然回歸系數顯示金融的發展抑制了農村居民的純收入的提升，二者相關系數為-0.0225，但是這種抑制作用并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至少我們可以確定一點，金融的發展的確還沒能給廣大的農民帶來財富的增值。GDP的增長雖然也提升了農村居民純收入的增加，二者相關系數為0.0068，但是這種提升效果和提升強度遠遠落后于民營經濟的發展；同時，GDP的增長對農村居民純收入的提升強度要弱于對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提升。相關系數顯示，當民營經濟增長提速1%，農村居民純收入將提速將近0.25%,這是相當可觀的。從模型的這兩組回歸結果上可以看出，相對城市居民農村居民在提高收入上處于明顯弱勢。一是我國經濟資源的配置明顯偏向城市；二是農民可以用來提升其收入的途徑相對有限，這也意味著他們提升收入時更面臨更大的風險。總的來說，回歸結果再次印證了我國經濟發展與居民收入增長不相協調的問題。模型回歸較好的證實了民營經濟的發展“富裕城鄉群眾”這一令人為之振奮的經濟現實。本文回歸結果中關于金融發展與居民收入增長關系的結論與郭志儀，趙小克和景文宏（2012）研究結果不一致，我們的結論跟個接近溫濤等人（2005）的結果即金融未能支持農村居民收入的增長；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呼應了孫永強，萬玉琳（2011）等的研究結果，即我國現有不合理的金融結構拉大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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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循環經濟的內涵分析

在迄今已經發表的關于循環經濟的文章中，均或多或少地討論了循環經濟的定義。然而，現有關于循環經濟的內涵，主要是從人與自然關系、技術范式、經濟形態等方面表述的，從經濟學的角度研究循環經濟的文章并不多。循環經濟要求把經濟活動組織成為“自然資源產品和用品再生資源”的反饋式流程，所有的原料和能源都能在這個不斷進行的經濟循環中得到最合理的利用，從而使經濟活動對自然環境的影響減少到盡可能小的程度。循環經濟是以資源為來源，以環境友好的方式利用資源，保護環境和發展經濟并舉，把人類生產活動納入自然循環過程中，所有的資源都能在這個不斷進行的經濟循環中得到合理的利用，從而把經濟活動對自然環境的影響控制在盡可能小的程度。

循環經濟的本質是以生態學規律為指導，通過生態經濟的綜合規劃和設計規范社會經濟活動，使不同企業間形成資源共享和副產品互換的產業共生組合，使上游生產過程產生的廢棄物成為下游生產過程的原材料，實現廢棄物的綜合利用，達到產業之間資源的最優化配置，使區域的物質和能源在經濟的循環中得到永續利用，從而實現產品清潔生產和資源可持續利用的環境和諧型經濟發展模式。它不同于傳統經濟的“高開采、低利用、高排放”的資源消耗的線型增長，而是通過系統內部相互關聯、彼此疊加的物質流轉換和能量流循環，最大限度的利用進入系統的物質和能量，實現“低開采、高利用、低排放”的可持續發展的目標。

循環經濟與傳統的經濟發展模式相比，傳統經濟是“資源產品污染排放”單向性生產流程的線性經濟，循環經濟則實行“資源產品廢棄物再生資源”的反饋式生產流程，通過開采資源，生產產品，回收廢舊物品，重新利用，實現資源循環利用和綜合利用。可見，循環經濟不僅是一種全新的經濟發展模式，也是一種新型的人與自然的關系。發展循環經濟有利于提高資源的利用率，推動區域經濟的發展，增強區域經濟競爭力。

二、循環經濟對于區域經濟發展的重大意義

（一）發展循環經濟是解決區域經濟發展中資源與環境問題的最佳途徑

循環經濟強調節約資源、有效利用資源，在生產和消費過程中，以最小成本追求最大的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這是一種經濟發展模式的革命，是解決目前可持續發展中資源和環境問題的最佳途徑。主要表現在：一是可以促進資源的高效利用。循環經濟認為“垃圾是放錯了地方的資源”，強調資源的再使用和再循環，延長產品的使用期，提高重復使用率，使產品完成其使用功能后重新變成可以利用的資源，充分發揮自然資源的內在價值，提高各類緊缺資源的利用效率。二是有利于減少污染排放。減量化是循環經濟的第一準則，它從經濟活動的源頭節約資源核降低污染，并在產品制造、消費、回收等各個環節最大限度地減少污染物的排放，有助于恢復環境的自凈能力和生態平衡，從根本上解決長期以來環境與發展之間的沖突，實現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和環境保護的共贏。三是有利于縮小三大差別。工農差別、城鄉差別和地區差別的加劇，已經成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不穩定因素。而資源型貧困、污染型貧困是三大差別拉大的重要因素之一。越是發達的地區，產生的污染和廢棄物越多。越是貧困地區和貧困人群，遭受的污染越為強烈。西部地區資源的粗放利用不僅沒能擺脫貧困，反而帶來資源的浪費和更加嚴重的環境問題。通過發展循環經濟，有利于區域功能互補，提高資源、環境的運行效率，降低發展成本。

（二）發展循環經濟有利于區域產業結構的優化

自然資源是區域生產發展的自然基礎，某種自然資源的數量越多，利用該自然資源發展起來的生產部門的規模就有可能越大。有某種資源優勢就可能發展起以開發利用這種資源為主的產業部門，不同種類自然資源的組合就有可能導致以這些資源為利用對象的不同產業部門的發展。資源結構對產業結構產生了影響，區域資源分布圖與產業分布圖具有一定的相關性。在同樣的投入和工藝管理條件下，產出的數量和質量不同主要是由于自然資源的制約，區域自然資源的狀況是決定區域經濟部門分布與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相反，某些自然資源數量越少，對區域生產的制約作用就越大。發展循環經濟可將有限的資源用在最合適的位置，使資源相對匱乏的地區最大限度地發揮資源的作用，促進區域產業結構的優化，發展循環經濟能保護好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自然資源和環境，實現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環境效益的統一，有利于區域經濟的持續發展，增強區域經濟的競爭力。

（三）發展循環經濟是區域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重要途徑

循環經濟是以“資源產品再生資源”閉環流動型為特征的經濟發展模式，表現為“兩低兩高”，即低消耗、低污染、高利用率和高循環率，實現污染排放最小化，廢棄物資源化和無害化。追求的是速度與效益并重，當前發展與長遠發展的兼顧，經濟、社會、環境協調發展。使物質資源得到充分、合理的利用，把經濟活動對自然環境的影響程度降低到盡可能小的一種生態經濟，是符合可持續發展原則的創新性經濟發展模式，是區域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重要途徑。

（四）發展循環經濟是區域經濟發展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具體實踐

循環經濟不僅充分體現了可持續發展理念，也體現了走“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人力資源優勢得到充分發揮”的新型工業化道路的思想。循環經濟是統籌人與自然的關系的最佳方式，是促進經濟、生態、社會三位一體協調發展的基本手段。循環經濟是運用知識流、技術流和信息流來整合和提高物質流和能量流的利用效率。

由此可見，發展循環經濟是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具體體現。

三、區域發展循環經濟的對策

（一）在區域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中大力推進循環經濟

在區域經濟結構調整中，要以提高資源利用效率為目標，降低單位產值污染物排放強度，優化產業結構，繼續淘汰和關閉浪費資源、污染環境的落后工藝、設備和企業。用清潔生產技術改造能耗高、污染重的傳統產業，加快發展低耗能、低排放的第三產業和高技術產業，用高新技術和先進適用技術改造傳統產業，淘汰落后工藝、技術和設備。嚴格限制高耗能、高耗水、高污染和浪費資源的產業，以及開發區的盲目發展。用循環經濟理念指導區域發展、產業轉型和老工業基地改造，促進區域產業布局合理調整。開發區要按循環經濟模式規劃、建設和改造，充分發揮產業集聚和工業生態效應，圍繞核心資源發展相關產業，形成資源循環利用的產業鏈。要大力發展生態農業和有機農業，建立有機食品和綠色食品基地，大幅度降低農藥、化肥使用量。綠色消費是循環經濟發展的內在動力，以綠色消費推動循環經濟發展。通過廣泛的宣傳教育活動，提高公眾的環境意識和綠色消費意識。要積極引導綠色消費，優先采購經過生態設計或通過環境標志認證的產品，以及經過清潔生產審計或通ISO14000認證的企業的產品，鼓勵節約使用和重復利用辦公用品，要逐步制訂鼓勵綠色消費的經濟政策。

（二）推進生態工業園區的建設

生態工業園區是循環經濟在區域層面上的典型實現形式。依據循環經濟理念和工業生態學的原理，模擬自然生態系統中“生產者消費者分解者”的循環途徑，設計建立物質閉路循環和能量多級利用的新型工業組織形態，通過企業間的物質集成、能量集成和信息集成，形成企業間的代謝共生關系。在產品、原輔材料和廢棄物的交換中構建生態產業鏈，以達到工業集中布局，基礎設施共同使用，資源節約利用，財富高效產出，廢棄物循環回收，污染物低排放的目的。推進生態工業園區的建設，特別是新建的經濟技術開發區或工業園區，從規劃、設計到整個實施過程中，都要符合循環經濟的要求，以推動區域經濟的健康發展。

（三）建立生態環境保護補償機制，實現區域間功能互補

用循環經濟規律指導經濟發展活動，建立生態環境保護補償機制，實現區域間功能互補，統籌發展。考慮資源的稀缺性與生態環境的退化，建立以市場調節為手段、法律保障為前提、國家宏觀調控為主導的，經濟發達地區從收益中按適當比例支付經濟欠發達地區因保護生態環境所付出的，以犧牲經濟發展為代價的生態環境保護補償機制。建立生態環境保護補償機制是承認生態環境具有公共物品的價值性質，是在經濟建設和市場交換中體現生態價值、連接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的紐帶，也是突出功能互補，降低發展成本，解決相鄰區域生態環境保護問題的關鍵。隨著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的推進，長期要求這些經濟欠發達地區無償奉獻、安于貧困、抑制經濟發展，既不公平，也難以奏效，建立生態環境保護補償機制已勢在必行。

參考文獻

[1]吳殿廷，區域經濟學[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3

[2]張坤，循環經濟理論與實踐[M]，北京：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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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循環經濟的內涵

所謂循環經濟，即在經濟發展中，遵循生態學規律，將清潔生產、資源綜合利用、生態設計和可持續消費等融為一體，實現廢物減量化、資源化和無害化，使經濟系統和自然生態系統的物質和諧循環，維護自然生態平衡。循環經濟的提出是經濟發展理論的重要突破，它打破了傳統經濟發展理論把經濟和環境系統人為割裂的弊端，要求把經濟發展建立在自然生態規律的基礎上，使整個經濟系統以及生產和消費全過程基本上不產生或者只產生很少的廢物，實現經濟發展、環境保護及社會進步的“共贏”[1]。循環經濟是一種“物盡其用”的先進經濟形態，內容包含了基礎設施、工業、農業、服務業、能源以及建筑物等各個方面，其本質是生態經濟，基本形式是清潔生產，根本目標是要在經濟增長過程中系統地避免或減少廢物，實現低排放或零排放，從根本上解決長期以來環境與發展之間的沖突。循環經濟以“減量化、再使用、再循環”為行為準則（簡稱3R原則）。減量化原則（reduce）即用較少的原料和能源特別是減少有害于環境的資源投入來達到既定的生產或消費目的，從而在經濟活動的源頭節約資源和減少污染；再使用原則（reuse）要求制造商盡量延長產品的使用期，產品和包裝容器能夠以初始的形式被多次和反復使用；再循環原則（recycle）即產品完成其使用功能后能重新變成可以利用的資源。

2循環經濟、可持續發展和生態建設

循環經濟與傳統經濟截然不同。傳統經濟是一種由“資源—產品—消費—污染排放”單向的開環式線性經濟，特征是高開采、高投入、低利用、高排放。循環經濟將經濟活動組織成為“資源－產品－消費－再生資源”的物質反復循環的閉環式流程，所有的原料和能源在這個不斷進行的經濟循環中得到最合理的利用，從而使經濟活動對自然環境的影響控制在盡可能小的程度，其特征是低開采、低投入、高利用、低排放。顯然，只有當人們的行為從高排放的線性經濟轉變為低排放的循環經濟的時候，一個可持續發展的社會才會真正來臨。

從上世紀90年代確定可持續發展戰略以來，發達國家正在把發展循環經濟、建立循環型社會看作是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重要途徑和實現方式。現在，循環經濟已經成為一股潮流和趨勢，有的國家甚至以立法的方式加以推進。如德國1996年就頒布實施了《循環經濟與廢物管理法》，該法規定對廢物的優先順序是避免產生—循環使用—最終處置。日本也提出了建立循環經濟的概念。日本京都大學教授植田和弦指出，大量生產、大量消費、大量廢棄的社會經濟體系曾經是20世紀經濟增長的推動力。但是，隨著全球環境問題的不斷加劇，舊的經濟體系與環境之間的矛盾日益突出，威脅著人類的生存基礎。在廢棄型社會里，人們把廢棄物在數量上的增加和性質上的惡化，理所當然地看成是“生活富裕”的結果和經濟增長必須付出的代價。但是，這種經濟體系的弊端是不言而喻的，它造成了生態系統的破壞和環境惡化，同時，大部分廢棄物都是潛在的資源，在處理廢棄物的過程中，人們實際上也浪費了大量的資源。為此，必須推動廢棄型社會向循環型社會轉變。近幾年來，日本相繼制定了《容器包裝法》、《家用電器循環法》、《再生資源利用促進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規，在2000年召開的“環保國會”上，還通過和修改了多項環保法規，如《推進形成循環經濟型社會基本法》、《促進資源有效利用法》、《食品循環資源再生利用促進法》等，這些法規均已在2001年4月份之前相繼付諸實施。目前，日本政府正在加緊制定《循環型社會基本法》，日本有關專家認為，循環型社會的建立，將會導致產業結構的重大變革和科學技術發展方向的轉變，它還會改變人們的思維方式和生活方式，樹立新的價值觀念[2]。從我國的實際情況來看，我國人口眾多，資源相對貧乏，生態環境脆弱，在資源存量和環境承載力兩個方面都已經不起傳統經濟形式下高強度的資源消耗和環境污染，如果繼續走傳統經濟發展之路，沿用“三高（高消耗、高能耗、高污染）”粗放型模式，以末端處理為環境保護的主要手段，那么只能阻礙我國進入真正現代化的速度。從長期角度來看，良性循環的社會應從發展階段開始塑造，才不會走彎路，才會得到更快的發展。我國的消費體系仍在形成階段，建立一個資源環境低負荷的社會消費體系，走循環經濟之路，已成為我國社會經濟發展模式的必然選擇[3]。

3發展循環經濟，促進可持續發展

發展循環經濟是當前地方可持續發展建設中的一項緊迫任務，也是建設生態型城市的實現途徑[4]。在實踐中要按照循環經濟原理來布置新產業，尤其是高新技術產業和第三產業，調整淘汰老產業，逐步減少人類的“生態足跡”。例如各地在開發興建工業園區、開發區或高新技術產業園區時，不能再走老路，而要按照產業生態園區、工業生態園區的建設思路和模式來規劃和實施。地方新上項目，從設計的一開始就要按單個企業循環經濟模式建設。同時，地方政府要把各方面科技人員組織起來，協同作戰，加大對可持續發展技術進行聯合攻關，技術開發必須保護資源、不破壞生態環境、遵循生態道德。

循環經濟是集經濟、技術、社會于一體的系統工程，其啟動和推廣不僅需要政府、企業、科學界和公眾等社會各界的不懈努力和共同參與，而且需要資金、技術以及法規、制度等軟硬環境的強力支撐。在完善政策支撐體系，健全激勵機制方面，應認真落實國家有關清潔生產的產業政策、技術開發和推廣政策，制定詳細的財政、稅收、價格、金融方面的鼓勵措施，使循環經濟型企業得到更多實惠。在健全循環經濟發展制度方面，應建立資源環境有償使用制度、財政信貸鼓勵制度、排污權交易制度、環境標志制度、押金制度等，從生產到消費各個領域倡導新的行為規范和行為準則。另外，應健全相應的領導干部目標責任制，將循環經濟發展目標納入各級干部政績考核指標體系；借鑒先進國家的經驗，盡快制定完善循環經濟發展的法規文件，要使生產、分配、流通、消費環節統一規劃，明確決策者、生產者、設計者、銷售者、使用者、處理者等的相應責任，提高可操作性[5]。

《中華人民共和國清潔生產促進法》已頒布并于2003年1月1日開始實施，這是我國循環經濟發展的里程碑[6]。各地區應盡快制定相應的實施細則，強化該法規的執行力度；修改或完善與循環經濟發展不適宜的法律法規；加大資金投入，繼續提高政府對環保的投入比例，發揮其引導作用；積極探索成立循環經濟發展基金，滾動發展，專款專用；改變政府作為防治污染主體的地位，實施“誰污染、誰治理”政策，推動企業自覺進行污染防治的技術改造；創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建立股票債券融資、招商引資、金融信貸、民間資本等多元化籌融資體系，為循環經濟型企業發展提供良好的投資軟環境[7]。

參考文獻:

[1]馬凱.貫徹和落實科學發展觀大力推進循環經濟發展，宏觀經濟管理，2004(10).

[2]李趕順.發展循環經濟實現經濟與環境的“雙贏”.河北大學學報(哲社版),2002(3).

[3]賀新元,王曉林.中國發展循環經濟的社會機制建構探略.學術論壇，200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