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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人文地理學主要以人地關系的理論為基礎，從歷史數據上增加人文活動的范圍，對人文地理的思維進行分析。地理學主要研究地球表面與人文要素之間的作用關系和規律，是人文地理學與地理學的紐帶。

一、信息時代地理學的主要意義

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信息時代地理學與人文地理學的發展主要是以信息技術為基礎，研究了人地關系之間的相互聯系。很多學者對信息技術人文地理學從深遠的角度來分析，包括對信息產業和技術以及地理關系。以信息時代為背景，以人文地理學的創新為依據進行分析，包括生態文明建設與物聯網信息和地理學，地理學的思維創新與人文地理學是自然科學的主要路徑。

二、信息時代地理學與人文地理研究的創新

（1）空間分析的框架和思路

隨著信息化技術的不斷發展，人文地理學已經從流動空間的信息技術延伸到地理空間的領域[1]。主要是以空間分析和框架結構為依據，將傳統的人文地理知識與自然界的地理學為基礎。人文地理學能夠以新的信息技術為基本概念，從而促進了人們形成新的流動時空和流動區域的形成。新的流動范圍將圍繞自然科學預地理學作為重點的基礎內容，將社會經濟與人們的生活相互結合。對城市和區域空間結構產生系統性的影響，將流空間從單一的要素向網絡分析轉向虛實空間的互動，還能向耦合結果的流動空間轉變，以空間分析為主要框架。并且將流動空間能及時從移動信息技術以及高新技術信息時代向現代方向轉變，信息和通信技術在空間和時間的距離維度上相互融合，流動空間的本質是信息時代的活動內容。也是對公共場所的一種建設，從而實現了遠程控制的技術的發展，這一技術的出現將重新塑造城市與空間區域的結構，對范圍的集聚和擴散變化程度進行整體的補充，也能促進城市形態的變化和感觀形式的出現。所以，流動的信息時代技術與地理學和人文地理學研究分析的主要方法是以理論依據為主導，具體如（圖1）所示。

（2）新型的人地關系的變化

隨著新型的人地關系的產生，人文地理學的核心內容是研究地理學，主要強調人地系統生存和發展的優化過程，科學系統的人地關系構成和綜合實踐以及動力學模擬都是根據3S技術的新方法和手段為開發依據，這種新的開發技術將不斷應用到人地系統的研究領域[2]。在處理人地關系的問題上，主要是針對人文地理的理解從理性的的角度分析人的情感關懷，并且向地理學的角度去延伸來認識自然環境和資源共同組合，逐步轉向對要素流動和地域創新能力方面擴展，對時空關系從不同的角度都有新的認識。一些新的人地關系主要是以生態文化的可持續發展建設為理論依據，還能以人地關系的協調作用來促進人文地理與自然和社會的進步，為實現人與群體之間的和諧關系，是推動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依據。也是提倡綠色生態建設的動態感觀意識。隨著新型城鎮化發展的方向，信息時代將改變了傳統的現狀，以新型人地關系為目的。新型城鎮化的建設充分體現了人文地理關系的實現，主要強調城鄉空間的協調發展，將人文地理關系和地理學相互統一。通過科學技術的實現來解決城市中出現的問題，并探索在高新區域內協調和城鄉相互融合的城鎮化發展的新思路。逐步向智慧城市的階段跨越，新城市的建設對處理人地關系的相互協調發展有一定的作用，主要是通過物聯網和移動技術以及新型的信息手段來維護將傳統數據相結合。充分實現精確的人與自然以及社會經濟的模擬，并將信息技術和計算機相結合，以此來展現高層次的人文地理關系的協調和發展作用，為構建信息時代的新型人地關系具體情況如（圖2）所示。

（3）創新研究方向

首先，創新能力的提高與人文地理格局的發展過程之間是相互雇傭的關系，主要是信息技術的發展為結構，將系統全面的提供重要的參考價值，利用大數據來定性人文地理學的創新研究方向。其次，要運用信息時代的人文地理研究內容，觀察地理文化的流動和變化情況，避免對產業組織和地域空間的發展等各個方面的影響。充分將地理空間的距離和交通網絡以及自然環境以網絡空間的形式定性。信息技術的實現提高了空間地域的流動性和變化規律，并且增強了地域之間的相互聯系程度，將人文地理學重新規劃和調整。也實現了創新研究的發展方向，而信息時代的功能與結構是實現理論創新的基礎。將流動空間的框架為指導依據，信息時代加快了地域發展的空間流動性，以正確的方式處理地域空間的生活和實踐影響。創新是信息時代的情感搭配，并且與地理空間的互動模式為新理論基礎。深入挖掘和展示人文地理學的研究方法，對情感的分析進行深入探討，對空間布局和空間數據以及變化規律進行演變，評價出不同的地域發展狀況。最后，還要加大對數據的分析，結合傳統的方法對新型數據整體總結，構地理與創新研究的體系。

結束語：信息時代的地理學與人文地理學創新是實現社會發展的依據，人文地理學的研究還需要結合新技術來實現。這就需要擺脫傳統的信息技術，用科學的方法來實現地理學與人文地理學的相互作用，對新技術的實現將是一次重大的挑戰。隨著智慧城市的發展和建設，人文地理學有了新的內涵，同時還能更好的實現地理學的創新過程和研究。

作者：劉進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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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作為一名地理教師，地理教學是科學更是藝術。地理教師不僅要傳授給學生正確的、科學的地理知識，培養學生各項地理技能，更要懂得如何激發學生對于地理知識的求知欲望和學習興趣。

新課程改革對于高中地理教學提出體現了科學美感的課程目標---激發探究地理問題的興趣與動機，養成求真求實的科學態度，提高地理審美情趣。引用詩句走進地理課堂，不僅促進地理教學的創新，更體現了地理教學的藝術和魅力。眾多詩歌當中也不乏描述地理現象、揭示自然規律的詩句。

高中地理必修二主講人文地理知識，本文主要從人口部分授課出發，在眾多詩句當中篩選出部分相關詩句進行教學案例探討。

二、人口的變化

不同時期的人口在時間與空間上發生著數量上的變化。因此，選取人口的數量變化與空間變化（人口遷移）兩類展開分析，篩選出三首具有代表性的古詩，賞析及應用如下：

（一）人口的數量變化

大兒鋤豆溪東，中兒正織雞籠；最喜小兒無賴，溪頭臥剝蓮蓬。——辛棄疾《清平樂·村居》

1.地理角度賞析

本句描繪作者舒適的田園生活，表達其生活美、意境美的同時，無意中流露出當時社會非常重要的人口信息。詩中敘述了三個孩子的不同形象，從側面明晰地反映出當時農村生活的真實情況：對于作者的家庭來說，大兒子由于年長，所以成為家中的主要勞動力，負責在自己家的農田中干農活，務農事；二兒子相對來說小一些，家中類似于編織籠子的一些簡單的、輔助勞動由他來完成；三兒子年紀最小，少不諳事的他只知任意地調皮玩耍。

上述社會形態下，由于落后的婚姻觀、生育觀念以及經濟發展狀況，人們持有多生多育的想法，多子多福的普遍觀念。一個家庭，只有人口多才能擁有較多的勞動力，通過發展自給自足的家庭農業從而實現家庭的生存與發展。詩中，從“最喜小兒無賴”中“喜”字深切地體會到，作者感到開心和幸福。可以看出當時人們的生育意愿是強烈的，這必然導致當時社會形成高的人口出生率，在傳統農業社會相比原始社會的醫療水平已經有了一定的發展，使得當時社會人口死亡率較低。高的出生率、較低的死亡率最終形成了較高的自然增長率，這就是人口增長模式中典型的傳統型人口增長模式。相對現代社會來說，人們受到各方面的約束和壓力，并不能體現出強烈的生育意愿，人口也是因為這樣不斷地減少，形成現代社會中較低的人口出生率。這說明不同時期所產生的不同的生育意愿是人口出生率的決定性因素之一。

2.應用案例及分析

在人教版高中地理必修二第一章第一節《人口的數量變化》的授課中，本節內容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講述從時間和空間上來看，人口自然增長在不同階段的差異，所涉及到影響人口自然增長快慢變化的各類原因；第二部分講人口增長模式及其轉變，學生需比較分析三種人口增長模式的主要特點、原因及地區分布。在講解第二部分的人口增長模式的傳統型時可將本首詩應用其中。

傳統型的人口增長模式距離現代社會較遠，教師在講授這部分知識時，可以讓學生聯系歷史知識進行理解，古詩文很好的為傳統人口增長模式特征的學習進行輔證。不僅提高學生對這部分知識的學習興趣，也讓學生將古代傳統農業社會背景下的人口增長模式與現代人口增長模式從直觀上進行對比。

（二）人口的空間變化

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賀知章《回鄉偶書》

1.地理角度賞析

這首詩耳熟能詳，作者生活于唐朝，是科舉制度成型的朝代。作者中榜后被朝廷安排到某地為官，需要到被任命的地區居住生活，發生人口遷移現象。這種因為政策所導致的人口遷移現象甚至在現代社會中也屢見不鮮。

從地理角度分析，這種在本國范圍內，跨越省級行政界線從一個地區向另外一個地區長期移居的現象是人口的空間移動即人口遷移，屬于國內人口遷移。作者的人口遷移是政治因素所導致的，政治因素是人口遷移的一個重要因素，它對人口遷移有著特殊的影響，特別是由于政策以及政策所影響到的相關人員的人口空間移動。

三川北虜亂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李白《永王東巡歌》

從地理角度解釋該現象，是由于政治因素中戰爭因素所導致的人口遷移。戰爭破壞了人們正常的生活與秩序，大批人口選擇從現居地遷往其他安全、能夠滿足自己及家人正常生活的地方居住甚至定居。

社會變革、戰爭等是影響人口遷移的政治因素中的重要影響因素。歷史上的兩次世界大戰和地區性武裝沖突都曾促使人口發生遷移。

2.案例應用及分析

以上兩句詩可應用到人教版高中地理必修二第一章第二節《人口的空間變化》的授課當中，本節內容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講人口遷移的定義、方向、規模及其產生的影響；第二部分講影響人口遷移的因素，學生需系統掌握影響人口遷移的兩大類因素。在講解第二部分影響人口遷移因素時可將這兩首詩應用其中。

例如：教師在講述影響人口遷移的政治因素時，可以讓學生根據人口遷移的定義來判斷詩中所述是否為人口遷移，并且分析得出詩中所述人口遷移的影響因素。當然，這兩首詩中作者為我們所描述的人口遷移都是受政治因素影響比較被動的人口遷移。

靈活引用相關詩詞進走地理課堂是具有教育教學意義的課堂環節。對于學生，可激發學習地理的興趣，培養將地理知識與其他學科相互聯系和靈活遷移應用的能力與素養；對于教師，不僅能夠提高教師對地理知識靈活應用的純熟程度，還能增強教師個人魅力；對于新型課堂，有利于豐富課堂內容和提高課堂效率，但是，如何將古詩詞游刃有余的應用在地理課堂當中也是我們所應當思考。

參考文獻 

[1] 陳晗.古詩詞在地理教學中的妙用[N].學知報，2010-3-30（007）. 

[2] 張繼紅.古詩詞在地理新課程教學中的應用[N].教改聚焦，2010. 

[3] 樊杰，韋志榕.普通高中課程標準實驗教科書地理必修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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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地理信息系統產生的基礎——地理信息系統是地理學的一個主要分支。由于科學技術的更新和發展，在大數據時代，信息通信技術進入各個領域，與其他領域的知識相結合，從而衍生出新的知識領域。地理信息系統正是信息通信技術和人文地理學相結合而產生的。傳統的地理信息系統偏向于拓撲地理編碼、信息管理和遙感監測等方面，但空間模擬、單一的量化模型難以滿足人們對情感、認識等人與地之間的關系的研究，這就是定性地理信息系統之所以產生的基礎和前提。

一、定性地理信息系統

地理信息系統出現于1960年，主要被當作是以實證主義為基礎的定量空間分析工具，然而到了20世紀90年代，以單一的定量化技術為主的地理信息系統受到人文地理學者的強烈批判，這是因為地理信息系統在實踐應用方面幾乎毫無作用。定性地理信息系統就是在這一片批判聲中出現的，它的出現，使地理信息系統扎根于積極認識論，推動了質性數據、質性研究與空間分析技術三者之間的契合。

定性地理信息系統是地理信息系統結合了更多的定量技術、空間科學，將質性數據，如音頻、圖片等嵌入地理信息系統以反映出空間信息，從而產生了定性地理信息系統這一個相對較新的專業術語。

二、定性地理信息系統在人文地理學研究中的應用

融入了質性數據和空間分析并在這一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定性地理信息系統，它的出現不僅是一個新的地理專業術語名詞的誕生，而是對人文地理學對空間研究的關注產生了重大影響的一次地理學變革。人文地理學需要采用質性數據，而定性地理信息系統的出現，正契合了這一研究現狀，因此不可避免的影響到了人文地理學的研究，并對人文地理學產生了重大影響。定性地理信息系統的出現，大大拓寬了人文地理學的研究范圍，豐富了人文地理學研究的多樣性，并且對地性主義地理學、酷兒地理學、地方感與身份認同、空間建構與展演等多方面的研究都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1、女性主義地理學的應用

女性主義地理學是指利用女權政治學及其相關理論研究性別與地理學之間的相互關系。在地理信息系統誕生時，女性主義地理學被融入其中，在這方面，美國地理學者關美寶就是先驅人物之一。女性主義地理學主要是通過時間地理學的相關理論，來研究女性的日常行為軌跡。在關美寶的研究中，她將城市地利得用、街道網絡數據與特定的對象的日常行為的質性數據三者結合起來，實現基于地理學信息系統模型的行為分析。通過形象化的3D生命路徑，表現出了不同種族女性、不同社會團體的日常行為路徑。最終的研究結果表明，除性別差異外，不同的階級、不同的種族背景下的女性對城市空間的理與體驗都著深刻的差異。

在關美寶的另一個研究中，她通過地理信息系統形象化的反應出穆斯林女性的安全城市空間，在這一研究中，她引入了“情感”這一抽象數據，使女性地理學的研究不再局限于人口、面積、容積率等統計數據，體現了了時代精神，開創了學術新風潮，更表達出了人文關性，也表現出了地理信息系統和定性地理信息系統在女性主義地理學中研究應用中的優勢和取得的巨大成就。

2、酷兒地理學的應用

酷兒地理學形成于1980年代初的性別研究理論，是對傳統性別兩分模式的挑戰，具有極強的后現代主義性，并且強調研究對象的流動性。酷兒理論認為身份與身體不是固定不變的，它的研究對象是具有性少數群體身份認同的亞文化群體。即指在性取向和性認同方面有異于主流異性戀文化的社會群體，包括同性戀者、雙性戀者、跨性別者和酷兒一方向，統稱為LGBTQ人士。定性地理信息系統的出現，不僅使酷兒地理學的研究更深入了一個層次，更拓寬了其研究領域和學術的多樣性，使研究更加徹底。將表征、認識論和本體論三者的批判性和解構性的質疑相互聯系起來。通過對同性戀游客的直接體驗比較，檢驗了同性戀旅游產業宣傳下地方感的產生。這一研究結合了性別這一因素，通過研究表明，在資本環境下，女性同性戀者和男性同性戀者具有不同的消費空間，而且女性同性得的空間實踐具有更多的意義。

3、在日常生活中的實踐應用

定性地理信息系統的出現對人們的日常生活同樣具有不可忽視的影響，居民特別是城市居民的日常行為本身就是對地理學的一個建構。其中經濟行為對文人地理學的影響最深刻。通過定性地理信息系統的幫助，形象的表明居民個體的經濟行為軌跡，包括正式與非工式職工的工資收入所得；非正式和沒有支會家庭內部物品、飲食、教育等的流向；家庭與朋友之間的食品和服務交流等等。在對單親和雙親家家庭的研究中顯示，單親父母經學為會了一份穩定的收入而努力維持一個穩定的社會網絡，并隨著工作的不斷深入進一步擴展這個社會網絡。

4、在空間建構與展演中的應用

很多學者在對城市家庭的人文地理學研究中，都明確地將定性地理信息系統和民族志相結合起來，甚至為此設計了一個數據庫，將深度訪談信息和訪談過程中，研究對象所提到的所的地方集合起來，在這個數據庫中，甚至還添加了受訪者所居住的社區以及犯罪信息等數據記錄。借助定性地理信息系統的幫助，研究人員可以對一個特定地區的居民的人文地理學行為更深入的研究。如對美國東北部一個漁業社會的研究中，就對當地的捕魚歷史、群體、環境知識等進問題對當地的漁夫進行了采訪，并通過定性地理信息系統表現出來。借助定性地理信息系統，可以將不同的數據源結合起來，展現出空間表征中所產生的不同矛盾，這正是人文地理學研究的核心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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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文地理學的含義[1]

人文地理學是研究地表人文現象的分布、變化和發展的一門學科。人地關系是該學科的理論基礎和核心內容。它與自然地理學被并列為地理學的兩大支柱。人文地理學包括的分支學科有經濟、城市、人口、部落、旅游、社會、文化、政治、軍事、民族、行為、感應地理學等等。

2．人文地理學的發展歷程

人文地理學發端于19世紀的德國地理學家李特爾和拉采爾，當時稱為人類地理學。由于他們過分強調"地對人的控制"，因而不可避免地陷入環境決定論的泥坑。20世紀20年代，法國地理學家韋達 白蘭士及其學生白呂納提出"人地相關論"稱其學說為人文地理學。他們的觀點成為人文地理中"或然論"的理論基礎。本世紀20年代始，地理學注意的重點逐步轉向社會科學，離開了單純的地球科學，探討地理學新起點的各種學說競相爭鳴。各種學說的共同點都與環境決定論相對立，都拋棄了以往那種"自然為因，人生為果"的命題，從人本主義出發，探討人地關系。

3．當代人文地理學研究

3.1 研究的主要內容[2]

人文現象的分布、擴散和變化雖然受到自然環境的制約，但是社會、經濟、文化和政治等因素，尤其是社會生產方式和社會經濟制度也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人文地理學可以說是地理學中的一門人文科學或社會科學。人文地理學經過長期發展已形成一個較完整的學科體系。"空間"和"地方"是人文地理學的兩個核心論題。20世紀80年代以來，由于社會經濟和科學技術的迅速發展，人文地理學在理論、方法以及研究內容等方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當代人文地理學的基本理論主要涉及空間、全球化、城市化、人口、遷移、文化、景觀、發展和地緣政治等，其內容主要包括：（1）社會經濟發展的全球化特征與地區差異之間的關系；（2）人類與其周圍生活環境之間的相互關系；（3）不同空間尺度，包括世界、國家、地區和城市的政治、經濟演化特征與趨勢；（4）與民族、種族、性別、年齡、階級等因素相連的社會特征及其對空間發展的影響。

綜上所述，不難看出，盡管當代人文地理學的發展仍存在一些問題和薄弱環節，但在現代社會發展中，人類的作用和科學技術的作用日趨明顯，使得地理學人文化的趨勢加強。人文地理學地位的提高，將可能使地理學的發展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3.2 研究的主要方法[3]

幾個世紀以來，哲學家們已經提出了以下的研究方法：（1）意識形態觀念學。尋求知識的社會或政治的支持理由或目的。（2）認識論。知識是如何獲得的？有關我們如何認識世界的假設（我們認識了些什么？我們是如何認識的？）（3）本體論。支持理論或觀念體系的一系列特定的假設（什么可以被認識）。（4）方法論。一套可以應用于進行調查研究某種現象的計劃和程序。人文地理學是研究社會、空間、地方和環境相互關系的科學，在不太長的時間內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方法論。

4.人文地理學的發展趨勢：

4.1 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高度綜合

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高度綜合表現為以人地協調發展為目標，以區域為主要研究對象，實現資源、人口、環境、社會、經濟的持續發展。這克服了以往拼盤式或形式綜合的缺點，體現了當今地理學走向統一的趨勢。

4.2 加強了對非物質生產領域的研究

加強對非物質生產領域的研究，并開拓了許多新的研究領域，如商業地理學、旅游地理學、文化地理學、行為地理學。其中旅游地理學雖然起步較晚，但發展迅速，迄今為止，已在旅游資源分類與評價、旅游客源市場與游客行為、游客空間結構、旅游開發與規劃、旅游地形象設計與營銷、生態旅游與持續發展、旅游影響等取得了豐富的研究成果。少數研究成果同國際水平相比已無明顯差異，如旅游地綜合個案研究、旅游資源分類和評價、旅游環境容量、國內旅游者行為規律、主題公園的研究等。

4.3 密切關注我國社會經濟發展中出現的一些新問題[4]

如對農村工業化的研究。中國鄉鎮企業高速增長以及對農業發展的帶動，是世界各國工業化進程中的一種獨特現象。相關研究包括鄉鎮企業影響因素及環境，農村工業化差異，產業聯系與農村工業發展，外向型農村工業的省際差異分析等。其它新興領域還包括企業發展的地理學研究，農村鄉、村級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建設的研究、城市感應空間的研究等。

4.4 理論研究逐漸加強

中國地理學的理論建樹不多，人文地理學與自然地理學相比，理論研究又較為薄弱。中國與西方國家在社會制度、文化傳統、價值判斷、思想理念等方面都存在巨大差異，具有滋生新理論的土壤，但我們的理論建設卻滯后了，這與重實踐輕理論的大氣候有關，也與人文地理學一開始就表現出與國土規劃相結合的特點有關。可喜的是，相當一部分學者在地理學的理論研究方面做出了努力。

4.5 服務于決策和管理的應用研究仍然是人文地理學發展的支柱

地理學中人文地理學屬應用性較強的學科。80年代以前，人文地理學的決策支持系統在我國主要集中在農業發展、工業資源的開發、重大項目的選址等領域，隨著人與自然協調發展思想的興起，區域可持續發展調控與決策，區域產業結構和布局，區域經濟戰略和區域政策，城市和農村發展等成為人文地理學應研究的熱點。

4.6 研究技術的多樣化

地理學包括人文地理學都經歷了從個別地理知識的記載到地理現象歸納解釋，從定性文字描述到定量化地揭示地理現象發生發展規律的過程，從最初的多元統計與線性規劃的應用，到后來系統科學、灰色描述在人地相互關系，社會發展因子相關分析等方面的應用，到今天GIS技術在城市規劃、區域發展、資源開發方面的大量應用，人文地理學研究技術手段的豐富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可以認為當代人文地理學也正在從經驗科學走向實驗科學，從宏觀進人微觀。

5. 結束語

中國現代的人文地理學理論與方法論是在后通過傳教士、外國學者和歸國留學生傳入中國的。在20世紀50年代以后，受前蘇聯自然科學體系的影響，人文地理學逐漸被經濟地理學取代，直到1979年才提出復興中國人文地理學。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空間最廣闊的大國。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新生事物層出不窮，社會經濟也日新月異。與此同時，原有的社會制度、歷史遺存文化、社會結構形態等也無時無刻不在影響國家的發展。中國需要發展人文地理學，而且中國也具備了人文地理學發展的肥沃土壤。

參考文獻

[1] 王興中，劉永剛．人文地理學研究方法論的進展與"文化轉向"以來的流派[J]．人文地理，20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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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文地理學”實施研究性教學的必要性

1.課程特殊性的客觀要求

“人文地理學”是地理科學的基礎性核心課程，是一門研究人地關系的學科，不僅對揭示地球表層的人地關系地域系統有重要作用，而且在經濟、社會、文化、生態建設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它包含了文化、人口、經濟、語言、宗教、民族、民俗、政治、軍事等內容，及社會發展過程中的許多現實問題、熱點問題、焦點問題。人文地理學主要特征是社會性、區域性以及綜合性。通過研究性教學可最大限度地體現人文地理的特殊性，實施“以問題為導向”的研究性教學能真正體現人文地理的教育意義。

2.課程時代性的客觀要求

隨著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出現了嚴重的資源、環境、人口與發展問題，區域發展失衡問題，文化、宗教沖突問題，局部地區政治、軍事動蕩不安等問題，為人文地理學的研究性教學提供了廣闊空間。緊密結合社會發展實際，實施研究性教學可使嚴肅、枯燥的理論說教變得生動，激發學習興趣，加深對理論的理解深度，提高教學效果與人才培養質量。如在人口地理教學中，可開展我國人口問題的形成與解決對策的研討;農業地理教學中，可緊密結合我國的三農問題、縣域可持續發展問題、農業產業化等熱點，促進學生分析問題、解決問題能力的培養。

3.課程實踐性的客觀要求

實踐應用能力是人文地理課程學習的基本要求。人文地理學是一門實踐性極強的學科，其研究對象是人地關系，所有對人文現象形成與發展的觀察分析，都建立在對自然界現象的觀察分析之上，理論知識框架體系構建、最基本的研究手段都與實踐緊密結合在一起，各種人文地理事物、人文現象、人文景觀都能在實際中得到證實;擴大學生視野，使學生能接觸到課堂上學不到的各種真實、具體的環境與人文地理事物關系的知識;增強學生的學習興趣，使課本上枯燥無味的知識生動形象化[2]。

二、“人文地理學”實施研究性教學的實踐過程

1.“人文地理學”研究性教學實施目標

一是應關注學生及其發展。人文地理研究性教學活動的主體是學生，必須發揮學生主體在教學過程中的主動性、獨立性、參與性，把學生的個性健全發展作為研究性教學的出發點和目標。二是應關注“人文地理學”問題及其解決。研究性教學以對“人文地理學”問題的研究為切入點，把“人文地理學”方法的應用、能力的培養、思維的發展滲透到獲取知識的過程中，讓教學過程成為探究、質疑、思考、設計的開始。

2.“人文地理學”研究性教學內容選擇

“人文地理學”研究性教學內容選擇的基本要求：一是實施研究性教學的必要性要求教學內容選擇應體現“人文地理學”的問題性、實踐性、參與性、開放性;重視人文地理學的科學性、奇特性、生活性和實用性。二是實施“人文地理學”研究性教學的可行性要求學生具有相應研究內容的“人文地理學”學科背景、知識儲備、生活經驗、實施研究的條件等。研究性教學選擇的具體內容，包括經典性人文地理問題、社會性人文地理問題、前沿性人文地理問題、生活性人文地理問題、鄉土性人文地理問題、時事性人文地理問題等。

3.“人文地理學”研究性教學實施要求

教學形式的多樣化：研究性教學的方式、方法要多形式、多渠道、多層面。教學過程的有序化：在研究性教學實施的過程中，要按照“問題的提出―引導―準備―指導―實施―展示―評價―理論提升―實踐應用”的思路、層次逐步落實完成，使研究性教學過程是有序的、開放的、主動的、互動的、探索的、求真的。教學目標的多元化：真正實現人文地理學科知識與能力、過程與方法、研究與創新、情感態度與價值觀的全面教育。

4.“人文地理學”實施研究性教學應協調關系

“人文地理學”實施研究性教學應協調好以下關系。教師與學生的關系：教師是主導，是問題的激發者、教學過程的策劃者、教學活動的參與者、教學效果的反思者;學生是主體，是問題的解決者、教學過程的實施者、教學活動的參與者、教學效果的體現者。理論與實踐的關系：從“理論的實踐化”到“實踐的理論化”，理論教學與實踐教學相結合，知識傳授與能力培養相得益彰。課內與課外的關系：時間安排、信息來源、問題分析與解決。基礎與拓展的關系：基本概念、基礎知識、基本理論―實踐、應用、拓展。有序與無序的關系：集體組織研究與自主性研究，研究結論形成與研究質量評價。

三、“人文地理學”實施研究性教學的教育效應分析

1.教育教學效應的多元性

“人文地理學”實施研究性教學具有多層面、多維度的多元化目標，覆蓋教學過程中的各個要素和環節。①基于學生。研究性課堂教學活動的首要目的是培養自主、合作、反思、自我監控的“建構者、探究者”群體，使學生從被動的人文地理知識的接受和吸納轉變為主動建構人文地理知識和探索客觀世界。②基于教師。培養研究性的教學者，在教學觀念與思想、教學手段與方法等方面充分顯現“組織者、學習者、參與者、研究者”的地位與作用[1]。③基于教學過程。充分滲透人文地理學的動態性、空間性、綜合性、創新性的教學思想，配合學生研究性教學的認知規律，形成以人文地理問題解決為中心的多渠道、大數據信息來源、開放情感交流互動的教學模式，確立問題性質―尋找解決信息―反饋認知思路的教學程序。④基于教學環境。創設人文地理研究性的課堂情境，在課堂氛圍中充分體現平等、自主、合作的教學本質特征，激發學生的積極反應，為學生的自主學習和個性發展提供自由空間。

2.教師引導教學行為的主導性

“人文地理學”實施研究性教學，教師的角色、行為發生了重大變化，這對人文地理教學活動的開展起指導性作用。主要表現為：①教學過程的組織者，即教師對人文地理研究性教學的內容、實施、評價等方面起組織作用。②教學行為的引領者，即教師在人文地理研究性學習實施的各個階段給予學生指導和引導，而不是全程包辦、灌輸，導致學生失去主體地位、自力。③教學實施的參與者，即教師在研究性學習實施的全過程與學生一起進行研究、探討，并進行反思和評價。④教學效果的評價者，即教師通過研究性學習的實施，對教學的研究性內容、教學效果、學生受益、人才培養等方面進行科學評估。⑤教學全程的研究者，即教師在參與整個研究性教學過程中，在教學觀念與思想、教學手段與方法等方面進行討論、反思、研究。

3.學生參與教學活動的主體性

學生是教學活動的主要參與者，在“人文地理學”教學活動中應充分發揮其主體性、主動性和積極性，促進學習活動的順利進行。研究性教學蘊含并體現了“以人為本”的教育理念，以學生的發展為本，培養人的價值、尊嚴，關心、理解和信任每一個學生，把“人文地理學”的學習建立在學生能動性的層面上。學生是研究性教學的中心，通過學生對人文地理知、情、意的深層投入與參與，使學習與研究并進，讓學生成為自我反思、自我發展的主體。

4.知識生成過程的體驗性

“人文地理學”實施研究性教學重視學習、研究的過程價值。研究性教學過程中蘊涵著巨大的教育價值，對學生的成長、全面發展會產生重大影響。研究性教學注重學生人文地理思維方法的學習和思維水平的提高，更加注重讓學生掌握社會調查、實地觀察、文獻檢索、文獻研究以及運用現代地理信息技術等科學研究方法與技能，激發學生探索和創新的興趣與欲望，逐步培養學生主動質疑、獨立思考、注重解決實際問題的積極學習方式。研究性教學強調學生在知識探究過程中的各種心理體驗，通過心理體驗明白人文地理知識創造的過程，在體驗、內化、生成的基礎上，逐步形成創造行為的觀念體系。學生的人文地理科學態度、情感、價值觀等只有在親身體驗的基礎上方可形成。

5.教學系統的開放性

“人文地理學”實施研究性教學，強調教學過程的開放性，為學生創造寬松、和諧、民主的教學氛圍。教師由管理者、評判者轉變為合作者、學習者和服務者，主要為學生創設友好寬松的學習、發展環境。學生之間是合作關系，師生之間是平等關系。思維方式也從單純的教師思維到復雜、多向、多元的師生共同思維，從封閉走向開放。研究性人文地理教學對教學形式的要求是開放的，即拓展了教學的時間和空間。時間上課內與課外相結合，空間上教學的地點可以是多樣的，課堂、社會、野外相結合。研究性人文地理教學的內容是開放的，表現在教材與其它知識資源的結合。研究性教學的形式與內容是開放的，有彈性的。教學的視野絕不僅限于課堂、教材、考試，而是隨時能把師生引向外在的社會與自然界的關注之中，這會大大拓寬教學的空間，師生得以在更廣的視野中尋找、發現、把握和研究“問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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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數據”的定義與類型

總的來看，當前仍然沒有形成對“大數據”統一的定義。早在17世紀，哲學家們使用“數據”這一詞匯，專指真實的、反映事實的相關信息。長期以來，研究過程中的“數據”指的是依據某些傳統調研方法（例如：問卷、訪談、日志等）收集的信息，以及這些信息所抽象表達出來的意義。進入20世紀80年代，信息通信技術的進步改變了人類的生活方式，加速了信息的存儲、交換與計算過程。特別是互聯網的使用，遺留下大量的數據“痕跡”，而且產生的速度也是日益增倍。據Hilbert等的研究表明，僅2007年人類大約存儲了超過300EB的數據，而人類存儲信息量的增長速度比世界經濟的增長速度快4倍。這一海量的數據被形象的稱為“大數據”，這一定義突出體現了數據規模大的特征。

簡單來看，“大數據”可以大致劃分為三種類型：直接觀測型、自動獲取型與自愿貢獻型。①直接觀測型主要是指由各種電子監視器等（例如道路卡口攝像頭）直接觀測的數據，往往針對某一特定地方或人（群）。②自動獲取型數據是由于電子信息設備或相關網絡應用程序的使用而自動留下的網絡“痕跡”。例如網絡中留下的搜索與瀏覽記錄；網絡購物留下的交易數據、快遞包裹留下的轉運記錄；出租車gps記錄的時空出行路線、智能公交卡記錄的上下車出行記錄；手機基站檢測得到的手機用戶位置、手機用戶間的通信記錄等。③自愿貢獻型數據是人們自愿在網絡上或分享的數據，主要是社交網站上使用者的相互作用，例如社交網站簽到留下的時空數據、社交網站用戶的社交關系網絡、社交網站用戶的相關言論，以及Frickr等分享網站上游客上傳的照片信息等。

2“大數據”為人文地理學研究帶來變革

從人文地理學發展歷程看，大數據迎合了人文地理學“計量轉向”與“社會轉向”的發展規律。1950年代，得益于計算機處理數據能力的提升，人文地理學研究出現了“計量轉向”。數量模型的引入提供了空間研究的方法基礎，避免了簡單、抽象、定性的約束。特別是舍弗爾（Schaefer）等為代表的學者倡導地理學是一門追求普遍規律的實證主義科學，并力圖借助數學模型等工具發現空間法則。大數據提供了豐富的、詳細的、實時的信息，有助于社會科學家更加全面、大尺度、精細化地研究各類社會科學問題，考慮到越來越多的大數據攜帶的地理空間屬性，無疑也為關注空間的人文地理研究的發展提供了新的機遇。

同時，更加重要的是，在當前社會科學空間轉向的大前提下，大數據為人文地理學科在整個社會科學領域內爭取更多的關注與重視提供了新的契機。人文地理學的發展由早先的以定性描述分析為主到計量革命后的定量方法興起，到20世紀70、80年代以后定性與定量相結合的研究模式，再到大數據環境以數據驅動的人文地理學研究，這其中通過對人與自然交互活動過程的實時、精細、動態感知，使從原先只能由結果去推斷過程的研究模式轉變為可以對事件發生的全過程實現可感、可知、可控的革新。這就是以數據驅動，特別是大數據環境人文地理學研究范式的一個創新。

大數據給人文地理學帶來的變革除了思維模式以外，對現象與要素數據的實時性、覆蓋面、精細程度（實時監測數據）也是一個極大的補充。傳統統計數據由國家權威部門提供，而大數據時代到來使得人人都有可能成為統計數據的提供者與者（VGI），這是一種由下至上的自發數據收集形式，可能促使傳統統計數據采集方式有所革新。帶有空間信息的大數據給人文地理學研究帶來了機遇。大數據與計量地理革命以及社會轉型不應該被忽視，因為其提供了大量帶有時間與屬性信息的人類行為數據。新的數據源：大數據時代向通常以傳統統計數據為研究基礎的人文地理學研究提供了新的數據來源、方法論、思維方式。數據采集方法也已經從傳統的統計年鑒數據、調查問卷數據、訪談數據轉變為網絡數據（社交網絡數據）與新的空間定位數據（GPS，智能手機，位置服務等）轉變。

3大數據應用于人文地理研究的總體框架

大數據已經滲透至國家、區域及城市經濟社會與公共管理的各個領域，人文地理的研究應抓住大數據這一機遇，對城市居民活動、企業空間布局、公共服務供給及城市治理等領域開展深入研究。總體來看，人文地理研究或應用的框架構建需要以大數據為核心。通過網絡數據挖掘或信息設備采集等手段獲取主題網站、社交網站、智能手機及城市傳感器等行為活動數據，利用傳統人文地理研究方法和地理信息科學GIS等數據分析工具對大數據進行相關關系分析，并結合部分傳統數據對研究主題內部存在的因果關系進行把握，從而構建以居民個體或群體組織行為分析為核心的大數據應用支撐平臺。

在此數據平臺基礎上，城市地理學研究應重點關注居民行為、活動等及其影響下的城市空間組織和結構的變化；社會地理學研究則需要集中分析社會群體特征、網絡、活動等及其影響的社會空間分異或融合；政治地理學研究則通過基于輿情分析的國家或地區間地緣政治關系判斷政治現象發生和影響規律；旅游地理學研究應強調旅游者行為分析在旅游出行方式、資源選擇、旅游體驗及設施應用等研究方面的重要作用；交通地理學研究可以以基于電商大數據的物流組織分析為切入點來優化區域或城市內部的交通網絡；經濟地理學研究應系統模擬企業生產、經營、遷移等行為活動及其對區域或城市生產力空間的影響；文化地理學研究則需要從大量居民活動或情感數據中分析城市文化特質或結構來探討人類文化活動對區域或城市的影響；軍事地理學研究可以側重對大體量地理環境、政治因素、突發事件等信息進行安全評估來制定軍事戰略方針。同時，還應借鑒地理學（自然地理學）、社會學、經濟學、計算機科學、情報科學、心理學、數學及城鄉規劃學等其他相關學科新的理念、方法和技術手段來不斷完善大數據時代人文地理研究框架或體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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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G642文獻標識碼：A

作者簡介：周秀慧（1963-），女，漢族，山東安丘人，碩士，教授，研究方向為地理科學與區域規劃學，南京郵電大學地理與生物信息學院，江蘇南京210023

1引言

信息化的時展是21世紀的標簽，網絡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促使傳統的教學模式發生巨大的變革，大力發展網絡教學模式，能夠有效地將老師和學生融合在一起，共同學習，共同分享學習成果，能夠真正的將“互動式”教學方式充分地展現出來，利用當前網絡信息化的優勢，是未來教育產業的必然趨勢，網絡教學模式不僅能夠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還能夠豐富我們的學習環境。

2研究現狀

最早的計算機輔助教學模式起源于20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的中后期，初步階段主要是通過計算機的仿真功能、運算快速以及圖形動畫幫助老師解決一些教學方面的難題。第二個發展階段是90年代中后期時，逐步由輔助教學模式轉變為輔助學習，在該過程中主要強調“以學生為主”的教學理念，這一階段實現了信息技術和計算機教育的同步發展。第三個發展階段從90年代中后期開始，計算機教育逐漸被替代，主要強調營造全新的教學模式，已成為信息技術教育的發展時期。當前，國內的教育事業不斷向前發展，網絡教育現已成為高等教育的主旋律。教育部為了加快學校的網絡化課程建設，不斷加大投資力度，已在全國各地、各地區建立了師生交流、網上作業、輔導解疑以及網上測試等網絡學習系統，教育部承諾將花費五年到十年的時間成功實現信息技術網絡化課程的全面普及，徹底改變傳統教學模式，成功構建網絡化教學模式。

3人文地理課程網絡教學模式的開展

人文地理學科學習內容廣泛，涵蓋地理環境之間的關系以及人文地理之間的構成，知識需求量較大，課程介紹時需要的內容資料必須充分，因此，僅靠老師課堂上教授的知識，不能夠滿足教學的真正目的。人文地理學課程開展網絡教學模式不僅能夠滿足課堂本身需要的知識內容，還能夠幫助學生建立起自主思考、自我學習、交流協作的學習能力。

3.1明確課程學習目標，提高學生學習技能

學校的教學不會拘泥于形式，而是通過教學實踐明確教學目標，讓學生知道所要學習課程的真正意義。學習目標主要包括技能、情感以及知識三個組成部分。人文地理學課程的教學促使學習者能夠在學習的過程中明確人文地理學的學習內容，通過網絡化的教學模式能夠培養自己的地理學習興趣以及學習能力，學生必須學會適應網絡化的教學模式，方便自己形成地理審美情趣，增強對地理環境和人類之間關系的正確認識。

3.2將人文地理學課程和信息技術有機結合，提高學生的學習素養

在人文地理的教學過程中，課程本身和信息技術的緊密結合能夠打破書本的限制，豐富課堂知識，不會使得學生感到枯燥乏味，能夠極大地拓寬信息獲取的范圍，使得每一個學生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培養自我學習素養。開展網絡化教學模式，在課堂中能夠提升學生對于學科的資料收集、信息分析以及學習使用的能力。網絡教學模式能夠打破空間、時間的限制，使得學生能夠在有限的時間里學到更多的地理知識。

3.3培養學生協作學習的能力，增強網絡教學的實踐性

老師通過分析學習內容，明確人文地理課程所需的學習內容。依據該課程的相關內容做成課件，將問題利用課件展示出來，老師和學生們一起探討，共同學習，不僅能夠激發學生們對于地理知識學習的興趣，還可以提高網絡教學模式的教學質量。有效地促進學生的學習行為，促進學生形成自己的地理知識體系。網絡化的教學模式是一個為學生營造良好的學習氛圍的過程，在課程中學生們可以互相通過聊天室、電子郵件、留言簿以及視頻會議等進行學習上的交流。此外，網絡化的教學模式能夠給同學們營造一個專業化的學術氛圍，讓學生們在這樣的學習環境中盡情地開展人文地理知識的探索。

3.4網絡教學模式下學生學習成果的展示

網絡化的教學模式下，學生的學習成果不再像以往只能通過作業表現出來，現在的方式更加多元化，例如：報告或者論文的形式等。網絡化的教學模式對學生和老師而言，都是一個開放式的教學模式，因此，老師只需要在課堂中指導學生，讓學生成為自己學習的主人，對自己所學習的知識設置不同的研究課題，讓學生們分組展示自己的學習成果，能夠有效地調動學生們學習地理知識的積極性，培養學生們對于知識概念的理解和掌握，有助于提高學生的學習能力，培養與他人協作的精神。

4結束語

采取網絡化的教學方式，不僅提高了學生們對于人文地理知識的學習熱情，同時培養了學生們自主學習的能力，有效地改善了當前枯燥乏味的教學環境。在具體的課程開展過程中，仍然需要老師的引導，這樣學生們才能夠盡快地適應網絡化的教學模式，為了增強網絡化教學模式的開展進度，必須要老師和同學們一起共同努力，共建新時代的新教育模式，從而促進教育事業的飛速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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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DonMd Worster，“Doing Environmental History”，in D．Worster(cd．)，The ends of the eaah：Perspectives on Modem Environmental History，p．306．

②Michael Williams，“The relations 0f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historical geography”，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20．1(1994)，pp．3--21．

地理學在東西方都是古老的學問，無論《禹貢》還是《奧德賽》，都反映了人類先民的地理意識。地理學又是復雜的：從橫向上看，這一學科存在著文化區域的差異①；從縱向上看，該學科從近代以來發生了巨大變化，產生了眾多的分支學科。其中的人文地理學(Human Geography)②由于其以人類與環境的關系為研究對象，因而與環境史學的聯系十分緊密。人文地理學一直處于發展變化之中③，依筆者的專業和目前的學識很難全面地把握它，因此擬選取某一方面來具體認識它與環境史學的聯系。在選擇過程中，我們的目光集中在了法國人文地理學大師阿·德芒戎的思想上。這么做的考慮，是出于德芒戎對20世紀史學或歷史學家的不容置疑的影響。這從法國年鑒派大師費爾南．布羅代爾創作的《地中海和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世界》一書中可窺見一般。布羅代爾在開列需要感激的名單時，第一個提到的就是他在巴黎大學時的老師阿爾貝·德芒戎，我們從布羅代爾對地中海周圍山區的描寫中，很容易找到德芒戎筆下的“利穆贊地區的山地”④的影子。鑒于地理學對于環境史學的貢獻以及環境史學同年鑒學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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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德國地理學家、近代地理學區域學派創始人赫特納(1859—1941)在論述西方地理學史時指出：“若是我們也把中國的地理學，我們的文化區域以外最重要的地理學，牽連在一起，這對于理解現在的科學，至少是現在的地理學，恐怕沒有多大的幫助”。[德]阿爾夫雷德·赫特納著：《地理學——它的歷史、性質和方法》，王蘭生譯，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6頁。

② Hum01 Geography在中國還被翻譯為“人生地理學”或“人類地理學”，盡管譯法各異，但都涉及“人”。而“人文地理學”法語詞為Gé0graphie humaine，德語詞為Geographie des Menschen，其中也都有“人”。

③ 關于人文地理學的發展變化，參見王恩涌等編著：《人文地理學》，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④ [法]阿·德芒戎著：《人文地理學問題》，葛以德譯，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第225--248頁。

的學術傳承關系①，我們認為，在沃斯特和威廉斯所開列的地理學家名單中加上阿爾貝．德芒戎，應該是恰當的。②

一、定義問題

人文地理學是當前西方學界基本區分的地理學兩大類別之一，另一類是自然地理學。《大英百科全書》2002年版則將地理學分為自然地理學、人文地理學和區域地理學三支，其中人文地理學包括了人口地理學、經濟地理學、文化和社會地理學、城市地理學、政治地理學、醫藥地理學和歷史地理學等，因為“人文地理學的一個中心問題就是解釋人類的分布及其特點，這屬于人口地理學的范疇。但是不對以下問題予以重視，就不能理解人類的分布：人類如何滿足自己的需要和如何謀生，屬經濟地理學范疇；人類的文化、社會價值觀、勞動工具等，屬社會和文化地理學范疇；人們在城市和大都會的聚居，屬城市地理學范疇；人們的政治機構，屬政治地理學范疇；人們的健康和威脅他們的疾病，屬醫藥地理學范疇；當前的分布方式如何演進而成，屬歷史地理學范疇。”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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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學者認為環境史的學術淵源之一是法國的年鑒學派，參見Char Miller & Hal Rothman，Out of the Woods：Essays in Environmental Hitory，Pitts— brgh：University 0f Pittsburgh Press 1997，Introduction，p．X Ⅱ．

② 不知何故，沃斯特和威廉斯在各自的文章中都沒有提到德芒戎。

③ The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InC．，2002， v0L. 19．p．882．

面對人文地理學的如此繁雜而又密切聯系的分支領域，我們怎樣才能認識和把握它呢?對于人文地理學問題，阿．德芒戎于20世紀初所做的論述，被視為是“指明了正確的道路”①。從德芒戎的論述中我們了解到，雖然西方人很早就看到了地表上人類習俗的差異，但是直到18世紀以前，“對那些被我們現在歸人人文地理學名下的事實，即地球表面上人類生活方式和聚居方式的研究，只是一種單純的描述……實際上它們只是一堆未經整理、未加解釋的，也就是沒有科學性的雜亂無章的知識。科學人文地理學的發展，主要起始于18世紀進行的發現航行和殖民活動所導致的我們對地球知識的增長：主要由科學家或具有科學好奇心的探險家進行的航行。”②對于人文地理學的定義，德芒戎強調不能泛泛地認為人文地理學是研究人類和自然環境的關系的，因為“它包括不了整個關于人類與自然環境關系的研究內容……這些關系中有許多肯定不是人文地理學者所能研究的，它們屬于別的研究部門。”③于是，他將人文地理學界定為“研究人類集團和地理環境的關系的科學”④。他之所以用“人類集團”和“地理環境”概念取代“人類”和“自然環境”概念，是因為他認為，首先，人文地理學研究的不是自然人，而是社會人。“我們不再把人類作為個體來考慮。通過對個體的研究，人類學和醫學可以取得科學的成果；而人文地理學就不能。人文地理學所研究的，是作為集體和集團的人：是作為社會的人的作用。”第二，“地理環境這個詞組比自然環境的含義更廣；它不僅包括可以表現出來的自然的影響，還包括一個有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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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見“阿爾貝·德芒戎”，載[法]阿·德芒戎著：《人文地理學問題》，第10頁。

② [法]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學問題》，第3--4頁。

③ [法]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學問題》，第5頁。

④ [法]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學問題》，第7頁。

于形成地理環境，即整個環境的人類自身的影響。”①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學定義以及他所運用的定義邏輯對于我們如何界定環境史學富有啟發意義。

環境史學自誕生至今，對于它是歷史學的一個分支學科，還是研究和闡釋人類社會歷史的一種新的史學理念和視角，在學術界尚存歧義②。近30年來，在美國和西方其他國家，環境史研究成果源源不斷，其作者都在按各自的理解具體地研究和詮釋環境史，因而關于環境史的定義是見仁見智③。在美國，雖經多次討論，學者們基本上認定環境史就是研究人類與環境的互動關系史，但是對于“人類”、“環境”等具體內涵的認識有一個逐漸明晰和豐富的過程，對此，大家的理解還是不太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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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法]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學問題》，第6--7頁。

② 譬如沃斯特傾向于認為“環境史并非新的分支學科，而是對歷史及其核心問題的廣泛的、新的再想像”，見包茂宏：《唐納德·沃斯特和美國的環境史研究》，《史學理論研究》2003年4期，第103頁；包茂宏在介紹20世紀90年代以后美國環境史的發展時認為又誕生了眾多的次分支學科，見包茂宏：《美國環境史研究的新進展》，載《中國學術》2002年第4期。

③ 邁克爾·威廉斯在“環境史學與歷史地理學的聯系”一文的第一部分介紹了納什(Roderick Nash)、比爾斯基(L.J．Bilsky)、泰特(Thad Tate)、沃斯特等人關于環境史的定義，參見Michael Williams，“The relations 0fenviron— mental history and historical geography”，Journal信／Historical GeograpAr，20．1(1994)，pp．4-9；此外，包茂宏在“環境史：歷史、理論和方法”一文中還進一步介紹了貝利、克羅農和麥茜特等人有關環境史的定義，參見包茂宏：《環境史：歷史、理論和方法》，《史學理論研究》2000年第4期。而麥茜特推崇的是沃斯特、克羅農、克羅斯比以及她本人關于環境史的解釋，見http：／／www． cnr．berkeley．edu／departments／espm／env-hist／studvguide／chapl．htm．

20世紀80年代末沃斯特提出環境史研究的農業生態史模式，認為環境史是研究“自然在人類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并強調環境史學日益擺脫了初期的道德訴求和政治信仰，主要目標是為了加深我們對歷史上人類與自然關系的理解，即在時間長河中人類如何受到自然環境的影響；反過來，人類又如何影響自然環境，并產生了什么結果。在沃斯特心目中，這個自然僅指非人類世界。這一世界在原初意義上并不是我們人類所創造的，因此，它不包括社會環境(the social environment，只是人類之間相互作用的舞臺)和人工環境(the built environment，無處不在，成了“第二自然”，這完全是一種文化的表現)①。應該說，沃斯特關于環境史研究中的“自然”的界定是清晰的，它特指自然環境——非人類世界。沃斯特的有關解釋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20世紀90年代初以前的美國環境史研究。但即使在那個時候，尤其是到了90年代，關于環境史的理論還是有著不同的聲音和爭論，其中最突出的，是喬爾·塔爾等人認為環境史研究應該包括城市或人工環境，并提出人工環境通過與自然環境的相互作用而成為地球環境史的一個組成部分的論斷②。當然，沃斯特本人的這方面的思想也在發展變化③。

筆者認為。上述爭論的關鍵在于如何認識影響著非人類世界的人類，以及人類到底怎樣并在哪里影響著自然環境等問題。這就需要我們進一步辨析“人類”概念的內涵和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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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Donald Worster，“Doing Environmental History”’in D．Worster(cd．)’The endds of the earth：Perspectives on Modern Environmental History，pp．290--291；pp．292--293．

② Christine M．Rosen & J0el A．Tarr，“thc Importance of Urban Perspec— tive in Environmental History”，Journal of Urban History，(may 1994)，p．307．

③ 見包茂宏：《唐納德·沃斯特和美國的環境史研究》，《史學理論研究》2003年4期，第102—103頁。

對于歷史研究中的人類概念的認識，我們應該回到的原點上來。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馬克思指出：“新唯物主義的立腳點則是人類社會或社會化了的人類”①。人類社會或社會化了的人類是考察人類歷史開始點的總體假說。馬克思提出從人類社會整體出發的假說后，具體考察歷史的出發點是“現實的人”。“現實的人”生活在一定的具體社會環境之中，現實的人和現實的社會環境的統一構成了“人類社會”②。環境史學中的“人類”，也只能是結合著現實的社會環境，并進行對象性實踐活動的現實的人。其內涵是指具有不同文化程度和不同社會組織程度的人的群體或集團，可以簡稱為“文化人”、“文明人”或“社會人”；其外延是由人類的生活活動、生產活動和社會活動等各類實踐活動構成的環境，包括由人所建造的房屋、道路、城市和各種設施組成的人工環境，以及由政治、經濟、文化等因素組成的社會環境。人工環境和社會環境是人類社會的有機組成部分；人類社會是整個自然界中的人類子系統。與此相對應的，是由地球上的大氣圈、水圈、土壤一巖石圈和生物圈所構成的自然子系統，即環境史學中所運用的“自然”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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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19頁。

② 參見蔣大椿：《當代中國史學思潮與歷史觀的發展》，《歷史研究》2001年第4期，第13頁。

至此，我們可以借用德芒我的定義邏輯來對環境史學進行界定。環境史學包括不了人類子系統和自然子系統各自內部或相互關系的全部內容，其中有許多方面肯定不是環境史學所能研究的。譬如，自然子系統具有自己的結構和功能，并按照一定的規律進行演化。關于這方面的研究可能屬于地理學、地質學、生態學等學科的范疇。環境史學則是研究由人的實踐活動聯結的人類社會與自然環境互動過程的歷史學新領域。

這樣來辨析，就可以明了環境史研究是否包括人工環境和社會環境的問題了。作為環境史學中“互動”一方的“自然環境”不包括人工環境和社會環境，但是互動的另一方——“人類社會”囊括了人工環境和社會環境。人類正是通過連續不斷的實踐活動，在利用與改造自然環境的過程中創造著人工環境和社會環境，或者在創造人工環境和社會環境的過程中實現了對自然環境的利用與改造，并使原生的自然環境逐漸地改變了模樣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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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原生的自然環境又被稱為原生環境或第一環境；被人類活動所改變了的原生環境，如被綠化的山野、被污染的大氣和水體、被破壞的森林等又有第二環境、次生環境和“人工-自然環境”等稱謂。

轉貼于 二、研究對象問題

長期以來，不同學科的學者都有興趣于人類與環境之關系的研究，各自對這一“關系”的具體把握既有聯系又有區別。環境史學與人文地理學在這一問題上同樣如此。

這里仍以德芒戎的思想為例。德芒戎從他的人文地理學定義出發，對人類社會和地理環境的關系這一抽象問題進行了具體闡釋，由此構想了人文地理學的研究對象，確定了其范圍和界限。他認為，從這種關系中產生的問題包括四大組，即：1)人類社會對自然資源的開發利用；2)人類社會對利用自然資源的方法所作的不斷演進，即文明類型的演化；3)隨著自然條件及被開發利用的資源而變化的人類分布；4)人類從最簡單到最復雜的集群或定居的方式①。德芒戎強調，這些就是人文地理學專有的內容；人文地理學的全部研究工作和著述都不出這一廣闊的領域。不過，從他之后的學科發展來看，不僅人文地理學本身研究的問題隨時展在進一步拓寬，而且他界定的內容也并非只為人文地理學所專有。譬如，20世紀六七十年代興起的環境史學同樣致力于對人地關系的思考與研究。

在抽象意義上，環境史學是“關于自然在人類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歷史，是關于人類社會與自然之間的各種關系的歷史”②。而如前所述，環境史學家對于相互關聯的“人類”與“環境”涵義的認識是逐漸明晰和不斷豐富的。從目前歐美環境史學家關于環境史研究對象和內容的種種規定來看，我們認為沃斯特關于環境史的三層次分析模式比較典型：

第一，對自然本身的理解，因為在各個歷史時期自然是充滿生機并發揮作用的；這包括自然的有機體和無機體，當然少不了人類有機體，因為人類是自然的食物鏈中的一環，他時而是子宮，時而是胃，時而是吃客，時而又被吃，時而是微生物的寄主，時而又是一種寄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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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法]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學問題》，第8頁。

②Mart A．Stewart，“Em4ronmental History：Profile 0f a Developing Field”，The History Teacher，v01．31，no．3(May 1998)，p．351．

第二，引入社會經濟領域，因為它與環境是相互作用的。這兒我們關注的是工具和勞動、從勞動過程中產生的社會關系以及人們所設計的從自然資源中獲取產品的各種方式。一個被組織起來在大海捕魚的村社與一個在高山牧場養羊的村社，其制度、性別角色和季節周期可能存在很大的不同。決策的權力，無論是環境方面還是其他方面，在一個社會內幾乎不可能完全平等地分配，因此對權力結構的探尋是該分析層次的組成部分。

第三，獨特的人類經歷的象征一一純粹的精神或思想層面，其中，感知、倫理、法律、神話和其他意識結構成為個人或組織與自然對話的組成部分。人們不停地描繪他們周圍的世界，界定資源是什么，判斷哪些行為會導致環境的退化，應該被禁止，并且對他們生活的目的做出選擇。①

這三個層面即三組問題，是沃斯特構建的環境史研究綱要，他自己認為“這個模式仍然是好的、有活力的”②。筆者大體上贊同沃斯特的研究架構，因為其他學者提出的分類大都是這一基本框架內的局部調整。因此，我們可以在這一框架的基礎上比較和認識環境史學和人文地理學的研究對象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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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Donald Worster，“Doing Enviromnental History”，in D．Worster(cd．)，The Ends 0f Eanh：Perspectives on Modem Environmental Hiaory，p．293．

② 包茂宏：《唐納德．沃斯特和美國的環境史研究》，《史學理論研究》2003年4期，第103頁。

就沃斯特的環境史綱要和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學對象來看，二者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著交叉域。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學研究對象，可歸結為人類在利用自然資源基礎上的生活、生產、居住和遷徙等問題。這些問題同樣為環境史學所看重，沃斯特的第二個層面與之聯系最為緊密，而這一層面正是目前環境史研究的重點所在。已出版的關于歷史上各個國家和地區的行為對環境影響的著述大都屬于這一層次①。由此我們可以領會二者間的關聯和環境史的學術淵源。然而，環境史學和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學之間又有著顯見的不同。這突出表現在它們對人與自然關系的認識路向和研究目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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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譬如：唐納德·沃斯特著：《塵暴：1930年代美國南部大平原》；Eli— nor c．K．Melville，Plague of Sheep：Environmental Consequences of the Conquest ofMexico，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英]克萊夫·龐廷著：《綠色世界史一一環境與偉大文明的衰落》。

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學研究涉及的問題止于人類對環境的利用、利用方式與地域的變化等。這些問題所折射的有關人與自然環境關系的觀念，基本上是一種單向的認識，即局限于人類在不同的時空中對自然環境的作用。德芒戎的思想是一種“可能論”(possibilism)的論點，這種論點是他的老師、法國人文地理學的奠基人維達爾·白蘭士于20世紀初提出來的。“可能論”認為，自然環境為人類的生存提供一定范圍的可能性，人類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愿望和能力來利用這種可能性，因此人在與環境的關系中是一種積極的而不是消極的力量。“可能論”雖然是一種與“環境決定論”相對立的人地關系觀，但它與決定論卻有一個共同點。它們都認為，人類處于一方而環境處于另一方，兩者不相容；二者的目的是要確定一方對另一方的作用或影響。可能論與決定論的這一共同之點被稱為“人類與環境之間關系的亞里斯多德學派的觀點”①。這類論點的提出和持續，與直到20世紀初的科學發展的大背景密切相關。“當時發展中的科學方法還是以探索簡單的、單線的因果關系為標志，即A引起B，B引起C，如此類推，而尚未認識到形成當今科學的復雜的相互作用和反饋過程。”②這樣，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人文地理學家在探求人文現象的地理分布規律及原因時，做出的大都是與線性科學相一致的簡單的、直向的解釋——要么強調環境對人的決定性作用，要么側重人對環境的改造與適應能力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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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唐納德·L·哈迪斯蒂著：《生態人類學》，郭凡、鄒和譯，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第6頁。

② 唐納德·L·哈迪斯蒂著：《生態人類學》，第2頁。

③ 當然，人地關系是一個相當復雜的問題，有關這一問題的思想、理論在人文地理學領域是不斷豐富發展的。繼環境決定論和可能論之后，又出現了“適應論”、“生態論”、“和諧論”等。參見王恩涌等編著：《人文地理學》，第40--42頁。

環境史學恰恰要從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學止步的地方起步。它從研究人類對自然環境的改造與利用開始，通過一個個具體的事例來探討人類如何受到了自然環境的影響；反過來，人類又如何影響了自然環境，并產生了什么樣的結果等問題，以此來再現人與自然相互作用的歷史。環境史研究使得歷史學對人地關系的認識超越了固有的抽象的歷史觀層面，在實證研究的基礎上，達到了關于人與自然關系的新認識。一方面，環境史學不同于政治史、經濟史、社會文化史等史學模式，而重新界定了環境因素在歷史解釋中的地位，認為“環境”是歷史中的一個活躍要素，而不只是人類活動的前提或工具；其他生物、大自然發展進程等都與人一樣具有創造歷史的能力。環境史非常明確地將自然要素納入歷史寫作的范疇，從而拓寬了歷史研究領域，豐富了歷史思考。這正如海外中國環境史研究專家伊懋可(Mark Elvin)在論述人與疾病雙向互動的關系時所指出的，“對這種社會與自然間因果回饋循環之發現和闡明，正是環境史相對于其他歷史分支最重要的特征”。①

另一方面，環境史學反對將人與自然割裂的機械自然觀，強調世間萬物的有機聯系，證明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中始終不斷地發生的是相互的作用，兩者之間的分野是不明確的，要理解一方就要了解另一方。這顯然是一種關于人地關系的雙向認識，因而有別于上述人類與環境之關系的亞里斯多德學派的觀點。當然，環境史學對于人與自然關系的這種雙向認識也是隨其研究的發展而逐步明晰的。歐美環境史學大體上經歷了一個從片面狹隘的污染或災難史到全面寬廣的環境史的轉變，其研究日趨成熟，標志就是認識不再片面，也不再受到政治動機的影響②。這反映了環境史家從對緊迫的環境問題的關切轉變到對人類與環境關系史的全面審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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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劉翠溶、伊懋可主編：《積漸所至：中國環境史論文集》(上)，臺灣“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1995年版，第10頁。

② 參見K．j．w．Oosthoek，“Environmental History’’，http：／／forth．stir． aC．uk／～kJwol／essays．html．

以英國環境史為例，在1970--90年代初，空氣污染和水污染或城市化與工業污染等問題成為研究的焦點，彼得·布林布爾庫姆、比爾·拉金和勞倫斯·布里茲等人先后發表了諸多專題性成果①。及至90年代中后期，有關的研究從污染史拓展到環境史，其中戴爾·波特的《泰晤士河河堤：維多利亞時代倫敦的環境、技術與社會》是這方面的佳作。波特認為：“泰晤士河與倫敦的關系并非自然與人類文明之間的簡單對照。一千多年來這條河與這座大都市共同將自然的作用與人類創造的事業調和起來。人因為對食物和原料的需求而以他們的建筑物和周圍的鄉村發展了城市。人們通過堤岸、碼頭以及他們對清潔水的需求和廢棄物的排放而塑造了河流……泰晤士河河堤作為一項公共工程，展示了技術在以文化價值觀、社會組織和制度為一方，以自然環境為另一方之間的調節作用……當然，技術作為一種分界面，其本身受環境條件和使用技術的社會的態度與習慣的制約。它充滿了變數。泰晤士河河堤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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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布林布爾庫姆的有關著述是空氣污染史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其中，《1850—1900年約克空氣污染》(Air Pollution in York，1850—1900)、《倫敦空氣污染》(Air Pollution in London)和《19世紀蘇格蘭的黑雨》(Nineteenth Cen— tury Black Scottish Showers)等文章，是將現代氣候研究與歷史檔案研究融合起來的佳作；而《大煙霧：中世紀以來倫敦空氣污染史》(Peter brimbleeombe， The Big Smoke：A History 0f Air Pollution in London Since Medieval Times，lon— don and New York：Methuen，1987)一書影響了許多后繼的環境史家。比爾·拉金和勞倫斯·布里茲的著作則是關于英國河流污染的代表性成果：Bill Luckin，Pollution and Control：A Social Ifistory 0f the thames in the 19th Centu- ry，IOP Publishing Limited，1986；Lawrence Breeze，The British Experience with Rwer Pollution，1865--1876，New York：Peter Lang Publishing，Inc．，1993．參見Matt Osbom，Sowing the Field of British Environmental History，http：／／www．h—net．org／～environ／historiography／british．htm．’

“是自然的也是社會的‘建構’，并且它還要因應意外的氣候、、流沙和這一地區可資利用的原料的質量而作變更。”①波特的研究從一個具體的方面既展示了人類如何塑造了自然環境，又展示了自然要素在影響和改變人類文明中的作用。這是一種關于人與自然關系的雙向互動觀，它凸顯了環境史學的目標，即“認識人類如何受自然影響，又如何影響自然，以及影響的結果。”②

環境史學的這種雙向認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今有關人與自然關系研究的學科發展的態勢。20世紀中后期，不僅地理學本身在努力克服過去只重視研究“地”對“人”或“人”對“地”單向作用和影響的局限性，開始全面地研究人與環境的相互作用，而且誕生了數門以“人類一環境系統”為研究對象的新興交叉學科，如環境科學、人類生態學和地球系統科學等，它們一致強調人與自然關系的整體性并對其進行綜合研究③。環境史學從環境科學和生態學等學科汲取了大量的養料，其中生態學尤為重要。生態學研究生物與環境的相互關系，這些關系集中體現在環境對生物的生態作用、生物對環境的生態適應以及生物對環境的改造等方面④。環境史學受到了生態學的巨：大影響，較某些前輩學者而言，“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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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Dale Porter，The Thames Embankment：Environment，Technology，and Society in Victorian London，Akron，Ohio：University 0f Akron Press 1998，p．4； pp．8---9．

②T．C．Smout(cd．)，Scotland Since Prehistory：Natural change and Human Impact，Aberdeen：Scottish Cultural Press 1993，p．xiii

③ 參見陳靜生、蔡運龍、王學軍著：《人類一環境系統及其可持續性》，第6--32頁。

④ 1866年，德國動物學家E·海克爾首先把生態學定義為“研究有機體與環境相互關系的科學”，詳見周鴻編著：《人類生態學》，第1--2頁。

史學家更看重自然的作用，并將人類與自然的互動視為一條‘雙行線’(two-way street)”。①這一分析非常適合于就德芒戎的思想與環境史學關于人地關系的認識所作的對比。

與對人與自然關系的認識不同相聯系，環境史學又具有不同于人文地理學的研究目的。

人文地理學作為地理學中研究地表人文現象空間分布與變化規律的學科，其目的是要“闡明各國、各地區人文現象的分布規律，著重說明在什么地方有什么樣的人文活動，并探討其形成的原因，預測其發展的趨勢。例如，為什么當前世界上有的國家工業高度發達，有的國家工業依然處于極端落后的狀態。”②這顯然是對地表各種人文現象的空間分布與空間結構作客觀的描述與探討。德芒戎對法國農村聚落的類型、法國北部與美洲的聯系、北海的漁業和漁港、尼日爾河流域的土著殖民和整治工程等問題的研究即是如此。與之相比較，環境史學作為歷史學中研究人與自然關系史的新領域，除了要探尋人與自然關系的因果律外，更主要的，是為了比較和反思人類對自然的歷史認識和態度，尤其要檢討現代資本主義文明對待自然的種種方式。環境史學要通過具體的實證研究，來探討人類文明發展的不同時代、不同地區、不同國家的不同人群與自然環境相互作用的歷史，比較各個時期不同類型的文明中人們關于自然的思想、概念和價值觀方面所存在的差異，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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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ark Cioc，Bjsrn-Ola Linnér，and Matt Osborn，“Environmental Histo— xy Writing in Northern Europe”，Environmental History，V01．5，No．3，July，2000，p．397．

② 辛潤田主編：《現代人文地理學》，河南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4頁。

來認識人們對待他們周圍環境的不同態度及由此導致的不同結果。由于歷史上自然曾以各種各樣的災變對人類有悖于自然規律的開發活動予以了報復和懲罰，因而透過各種各樣的災害而揭示人類對自然的毀滅性開發和戕害所產生的消極影響，探尋人類合理地利用自然以使人類文明健康發展的途徑，必然是環境史學的主要任務。由此，環境史學持有鮮明的批判立場。它反對竭澤而漁式的發展觀，提倡網開三面式的可持續發展理念，并試圖通過對人類與自然關系史的反思和評析，來尋求人類與自然互惠共生之路。沃斯特的環境史綱的第三個層面突出地反映了這一訴求，《塵暴》一書則是他從文化批判的角度研究環境問題的典范。沃斯特認為，20世紀30年代美國南部大平原發生的塵暴，是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文化發展的必然結果。這種文化將人對自然的敬畏與謙恭蕩滌殆盡，并以人類對自然的極端狂妄與自負取而代之。它與北美大陸的土著印第安人的敬畏草原、感激自然并自我約束的環境倫理形成了鮮明的對比①，其結果是災難性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沃斯特提醒第三世界國家不要迷信和盲從美國的生產和生活模式，以免重蹈美國的覆轍②。在美國主導的全球化國際背景之下，他的這一“盛世危言”是發人深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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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參見高國榮：“對環境問題的文化批判——讀唐納德·沃斯特的《塵暴》”，《世界歷史》2003年第5期，第94--97頁。

② 沃斯特著：《塵暴：1930年代美國南部大平原》，第316--334頁。

與沃斯特的作品一樣，歐美環境史學界的其他著作大都飽含著對近代科學革命以來的機械自然觀、科學與理性崇拜、現代資本主義發展模式等內容的分析與思考。如麥茜特的《自然之死——婦女、生態和科學革命》，該書從性別的視角描述了人們關于自然概念的變化，并對這種變化進行了深刻的歷史反思。麥茜特將以往科學史中許多被忽視的問題突出出來，尤其是通過對科學革命及其背景的考察，發現在產生近代科學革命的16、17世紀之際，“一個有生命的、女性的大地作為其中心的有機宇宙形象，讓位于一個機械的世界觀，這里，自然被重新建構成一個死寂和被動的、被人類支配和控制的世界。”①由此我們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到了人類怎樣將自然概念化，以及有機的自然觀如何轉變為機械的、死寂的自然觀的歷史過程，從而加深了對人類“合理地”支配自然并破壞生態環境的歷史根源的認識。像這樣的對現代文明及其對自然之態度的評判，正是環境史學有別于人文地理學的重要之處。

因此，從研究對象來看，環境史學與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學既有聯系又有區別。聯系的基礎在于二者都在探討人與環境的關系，區別的原因則在于它們對這種關系的認識和研究目的的不同。從這種聯系與區別中，我們可以更好地界定環境史研究的對象與側重點，以把握不同時代學科發展變化的脈絡。今天，環境史學已表現出更全面地認識人與自然關系的發展變化，并合理地解釋有關問題的能力，但環境史不能自詡解釋了所有的問題并提供了最好的答案，也不應被視為“至今所有的編年史的邏輯發展的一個頂峰”。②因為歷史學研究的問題像任何其他學科一樣，也是變化的、不斷發展的，并需要多樣化的解釋。人類行為如此復雜，以至不能靠簡單的因果分析來解釋。同樣，對人類與環境的復雜的相互作用的研究也不應采取簡單的、一對一聯系的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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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卡洛琳·麥茜特著：《自然之死一一婦女、生態和科學革命》，吳國盛等譯，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前言”第3頁。

② [美]詹姆斯·奧康納：《自然的理由一一生態學研究》，第112頁。 三、方法原則問題

關于人文地理學的方法原則，德芒戎是這樣規定的：

第一原則 不要認為人文地理學是一種粗暴的決定論，一種來自自然因素的命定論。人文地理學中的因果關系是非常復雜的。具有意志和主動性的人類自身，就是攪動自然秩序的一個原因……第二原則 人文地理學家應當依靠地域的基礎進行研究。凡是人類生活的地方，不論何處，他們的生活方式中，總是包含著他們與地域基礎之間的一種必然聯系。使人文地理學不同于社會學的，正是這種對地域聯系的考慮……第三原則 為了全面地說明問題，人文地理學不能局限于只考慮事物的現狀。它必須設想現象的發展，追溯過去，也就是求助于歷史……

德芒戎規定的人文地理學的方法原則對環境史研究同樣具有啟發。盡管如前所述，他的人文地理學思想在對人地關系的認識上是單向的，但他關于“人文地理學中的因果關系非常復雜”的提法依然值得我們注意，而他將人類看成是影響自然秩序的一個原因，由此而否定環境決定論，這種看法本身在今天尤其值得環境史學家所重視。由于人類與環境的相互作用已有千萬年之久，其中的因與果事實上乃是相互糾纏和滲透的。這里的核心問題是如何認識人類自身在自然界的地位。沃斯特綱要的第一個層面“對自然本身的理解”即包括對人類有機體的理解。

人類是生態圈中頗為獨特的物種，一身兼具三重身份：是自然界的產物，是自然界的成分，又是自然界的改造者和創造者①。因此，人類既具有自然稟賦，又具有社會與文化屬性。人類的捕食、生殖、與其他生物爭奪生存資源以及對自然環境的依賴等基本生物功能，屬于自然秉性。就此而言，由于人在體力和許多器官的功能上沒有什么優勢可言，人甚至比許多其他生物更不能適應環境。但人有思想意識，有發明創造能力，并組成了一種社會和不斷完善這個社會，這是人的社會與文化屬性。人的這種屬性的形成從根本上改變了他與自然環境的關系。人類為了得到足夠的資源(食物、衣物、居所、能源和其他物質材料等)來維持生存，可以發明各種手段和方式從不同的生態系統中去獲取，這使得人類成為了惟一能夠威脅以至于摧毀自己生存所依賴的環境的生物，而且是惟一的進入了陸地所有生態系統，并通過技術的使用來支配它們的生物②，因此，人類必然會對自然生態系統產生全面的干預和極其深刻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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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參見陳靜生、蔡運龍、王學軍著：《人類-環境系統及其可持續發展》，第49--54頁。

② [英]克萊夫·龐廷著：《綠色世界史——環境與偉大文明的衰落》，第20頁。

即使如此，從宏觀的角度來看，人類的所作所為仍不得不受自然環境的制約和影響。這是因為大自然有著自己的節律和功能，人類的作為必須符合自然的規律，否則將會受到大自然無情的懲罰。人類開發、利用自然資源，推動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最終要歸結到一點，即地球能否承擔和接受人類的發展速度，或人地關系是否統一這個問題。一方面，地球上的資源并非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另一方面，人類將從自然索取的物質消耗以后，又會將廢棄物歸還自然。人類與自然之關系的本質即在于相互之間進行的這種物質、能量乃至信息的交換。由于人類社會在不斷發展，不同時期人類的技術水平、組織規模和文化程度是很不相同的，人類與環境之間的交換關系在不同的時期也有著很大的不同，總的來說經歷了人類從誕生之初的完全依賴自然并敬畏自然，到利用、改造、破壞與藐視自然，再到今天在利用、改造自然的同時強調保護與親近自然等階段。這一歷史進程表明：人類與環境的關系是既對立又統一，并在對立統一中前進和發展的。今天，人類社會的問題已成為如何遏制人自身種種的超越了各類生態系統能力的需求，以緩解乃至消除由此而造成的種種壓力的問題。由此我們必須加強對人與自然關系中因人而起的不和諧及其消極后果的認識與研究。

由于人與環境的互動以及由此引起的問題總是發生在一定的地域空間之上，并往往會超越領土、領空的界限，如跨境的水體污染、沙塵暴、酸雨等，這樣，德芒戎提出的人文地理學研究應當依靠的地域基礎，也是環境史研究應當依靠的基礎。

德芒戎特別強調人文地理學不要忘掉人和土地的關系，不能離開人所居住的土地去研究人。他說到：“為了清楚地看到一般現象的全貌，最好從特殊的、局部的現象開始去觀察這個區域內包含的特殊植物、居民……，去明確某種由一片土地和一群人類的結合而產生的有活力的東西。這樣，我們就不得不回到對世界認識的起點，回到我們的物質存在的直接基礎上。人們常常要在對組成一個區域面貌的各個特征進行分析以后，才能更好地理解把人類和環境結合在一起的那些關系。”①德芒戎的上述思想和認識方法也可以為環境史學所遵循。環境史研究同樣要回到“對世界認識的起點”上來，這即是要加強對自然環境的原貌的認識。因為自然環境在不斷地變化，今天我們眼前的山川大地和氣候條件遠非其原貌。只有深入地了解自然環境的原貌，我們才能找到衡量其變化的基準或坐標，弄清其變化的幅度。這也符合關于歷史記載的出發點的觀點。馬克思、恩格斯指出：“任何歷史記載都應當從這些自然基礎以及它們在歷史進程中由于人們的活動而發生的變更出發。”②當然，自然基礎或自然環境的初始狀態是相對的，其時間斷限在不同國家和地區是有別的，這由文明出現的早晚而決定。即使在同一國家，由于歷史發展的不平衡性，其不同地區的初始狀態，有的早就被破壞了，有的在不久以前尚可以見到。③這樣，在具體研究中必然要求根據具體情況而選取不同的地域單位。明確地說，環境史學除了繼續運用傳統的國別研究單位外，還要加強區域研究(Regional Studies)。這是一種方法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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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法]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學問題》，第11頁。

② 在馬克思、恩格斯筆下，自然基礎包括地質條件、地理條件、氣候條件以及其他條件，見：《費爾巴哈》，《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24頁。

③ 此處得益于中國文物研究所的景愛先生的指教，謹致謝意。

至于如何確定所研究區域的范圍，則要視研究的問題而定。區域研究的目的不是為了以小見大，化整為零，而是為了獲得對一個區域的人、自然及其相互關系的全面了解和認識。這就要求對某一區域的環境問題進行綜合性的研究，將涉及到的自然、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諸因素作為一個整體來分析，尤其要注意聯系社會文化環境來認識人與自然的關系。因為它們往往是通過人類社會的物質文化、社會文化和精神文化來體現相互作用的。這樣，突破學科界限，將自然和人文社會科學各相關學科的知識體系、理論方法和研究手段融人具體的研究過程，是環境史研究的必然要求。

由此我們看到，環境史研究具有跨學科性質；環境史學家尤其需要運用生態學、生物學、林學和地理學等自然科學的知識來理解自然界在過去所發生的事情。但反過來，作為地理學家的德芒戎則強調入文地理學必須“求助于歷史”。他說道：“人類在時間中發展，為了理解這種發展，歷史的證明和自然規律的認識對我們同樣是必要的。”①這一思想從一個方面說明了歷史研究在一切學科研究中的基礎地位。這也促使我們進一步思考在環境史研究中應如何處理歷史學與其他需要借鑒的學科的關系。環境史學的跨學科性質并不意味著歷史學的學科特征的泯滅，因為其本質上仍然是通過對有關問題的史料的發掘、整理和解釋來再現人與自然的關系史，并理解其現；伏。環境史學家也不必成為自然科學家和社會科學家，他們要做的只是跨越學科邊界，熟知其他學科(特別是自然科學)的術語、理論和方法，以更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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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法]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學問題》，第13頁。

理解歷史上的環境問題。①不僅如此，由于環境變遷具有長時段的、深層次的社會歷史根源，這一變遷本身及其對人類社會歷史的影響并不是計算機模型或實驗室的實驗可以完全地模擬或實驗出來的，因而就愈發需要深入有關的歷史變遷之中去梳理、歸納和認識，從而為現在和未來提供有意義的啟示。此外，如前所述，環境史學具有不同于人文地理學乃至其他研究自然與人類關系之學科的目的，因而不要充當自然科學或別的什么學科的婢女。環境史研究者不要東施效顰，而要清楚自己與自然科學家的不同。這樣，環境史學應是以歷史學為基礎和主體的跨學科研究。環境史學家要做的是在固守歷史學陣地的前提下，盡可能地拓寬知識結構，擴大史料收集的范圍，并提高處理各類資料的能力。

今天，人類在越來越大的程度上遠離了自然，卻又越來越劇烈地干預了自然。人類賴以生存的環境，至少是地球表層的生態系統，已經不是純粹意義上的原生自然，而是愈來愈深刻地融人了人類活動的意蘊。同時，自然環境對人類社會的影響，“彌散于諸如技術體系、經濟結構、政治制度、文化意識、宗教信仰以及風俗習慣等各種人類事象之中，成為社會分化和文明演進不容忽視的動力之源。”②因此，在人類文明高度發達的現時代，我們認識和研究自然環境在什么程度上并以什么方式參與了人類社會的演進歷程，人類社會又在什么程度上并怎樣干預和影響了自然環境，以探索人類文明發展的新途徑，為人類社會與自然環境的和諧相處而貢獻史學的智慧，是非常必要的。國際史學界已表現出對環境史研究的濃厚興趣。從中國環境史學的發展來說，筆者認為，我們應擯棄中國世界史學界對國外研究成果進行宏觀中文話語處理的一貫做法，弘揚并改造中國學術界歷來重視災害史研究的傳統，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就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開展精細深入的理論建設和問題研究。我們既要研究他國以及世界性的問題，更需要研究中國自身的問題，并在研究過程中建立自己的分析模式和理論框架，實現學術創新，以對國際環境史學和中國史學的發展做出貢獻。

篇（9）

中圖分類號：G642 文獻標識碼：A

Application of Interpretation Learning in College

"Human Geography" Teaching

ZHANG Meifen, ZHANG Ling

(School of Biologic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Qujing Normal University, Qujing, Yunnan 655011)

Abstract"Human Geography" is the important professional basic course in existing institutions of higher learning geography science.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the meaning interpretation learning, specified the principles of interpretation learning in the "human geography" teaching, mainly in the core of thinking, student-centered, as the main means of mutual cooperation, the leading role of teachers can not be ignored, follow the principles of moderation. Explore the ways of interpretation learning, to change "abstract" to "specific"; from theory to the case, change the "common" to "personality"; the use of practical activities for the interpretation, change "theory" to "practice."

Key wordsinterpretation learning; content; way

在目前的地理教學改革中，比較強調改變學生的學習方式，鼓勵老師采用多種渠道促使學生進行思考，形成主動積極的學習態度。同時，學習方式是多種多樣的，目前研究比較多的探究式學習的一般過程為：提出問題建立假說檢驗假說形成結論交流評價提出新問題。但并非所有內容都適合用此方式。人文地理學是理論學科，學習理論但并非到此為止，還要求學生有更進一步的思考，形成更深入的思維方式，將實踐與理論結合，用理論解決實際問題。采用演繹式學習比較利于達到此目標。

1 演繹式學習的內涵

演繹法是相對歸納法而言的一種邏輯思維方法，在科學研究中運用得很廣泛。具體地說，演繹法是從一般到個別的推理方法即用已知的一般原理考察某一特殊的對象，推演出有關這個對象的結論的方法。演繹法是教學中運用最廣泛的方法之一。歸納是演繹的基礎,沒有歸納，演繹的前提就不可能產生，演繹推理也就無法進行；演繹為歸納提供指導，沒有演繹，歸納就沒有方向，歸納的成果也得不到擴展和加深。另外歸納和演繹可互相滲透、相互轉化。

地理演繹式學習是在理解、記憶老師講解的理論基礎之上，運用一般原理考察特殊的人文現象，敏銳地發現問題，運用相關的地理原理和地理規律思考周圍區域的實際問題，強調“地方的個性與獨特性”。這也呼應了社會學之父馬克思?韋伯所認為的在文化科學中，普遍性和一般性的知識價值并不高。

2 高校《人文地理學》演繹式學習的原則

2.1 演繹式學習以思維為核心

演繹式學習只是多種學習方式中的一種，該方式知識組織形式而不是目標，進行演繹活動的目標是思維性，重在提升思維價值。一方面，教師要重視學生對人文地理理論的學習和記憶，教學中，教師注意創設情境，讓學生將一般的地理概念、地理規律、地理原理推演到特殊對象。另一方面，教師要重視思維的形成過程，可站在學生的角度設計一些問題情境，并清晰地向學生演示自己“學習理論―總結案例―鞏固理論”的思維過程，以便學生模仿領悟和掌握。

2.2 演繹式學習以學生為中心

學生的地理學習過程是地理知識結構重新建構的過程。地理演繹式學習要求以學生為中心，關注學生的地理知識的獲得過程，從而主動建構地理知識結構。在教學過程中，教師要給每一位學生擴展思考的任務，給學生機會闡述自己的看法。學生對地理問題也會有不同的理解和看法，也會有不同的感受和體驗。教師要重視學生自己對各種地理現象的理解，傾聽他們對地理現象的想法，了解他們這些想法的由來，并鼓勵學生之間相互交流，引導學生彼此豐富和調整自己對地理原理和規律的理解。

2.3 演繹式學習以相互合作為主要方式

各種人文地理現象往往是多種地理要素綜合作用的結果，故人文地理問題往往具有綜合性的特征。而學生的知識結構不一定完整、嚴密，往往存在一些不足，所以，在整個演繹過程中，由于知識、經驗的差異，演繹者對一些地理問題的理解常常不同。這樣，演繹過程中需要學生們合作，學會向他人解釋自己的想法，理解他人的想法，善待批評以審視自己的觀點，學會相互接納、贊賞、分享、互助等。在合作中，演繹者各自的想法、思路更清晰。

2.4 演繹式學習不可忽視教師的主導作用

無論在課堂教學中采取怎樣的教學方法，教師的主導作用是無庸置疑的。教師要對教材有充分的把握，理清知識體系，這樣才能確定該部分內容是否選取演繹式學習方式教師在布置演繹任務前，先向學生介紹不同版本的《人文地理學》教材，講清楚人文地理學的研究對象、學科特性、研究任務、人文地理學的歷史、現狀及發展趨勢、人文地理學的方法論等，給學生剖析清楚人地關系地域系統理論及文化理論體系，然后再把這些理論應用到后續各章節中。在講理論時可打破教材編寫順序幾個專題進行，使學生從總體上把握人文地理學理論知識，此為學生進行演繹式學習的基礎。”

2.5 演繹式學習需遵循適度性原則

所謂適度，就是要求所設計的演繹式學習活動的難度適中，使得學生能比較自如地采用此方式，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首先是所設計的內容要與學生已經學過的知識有較強的關聯性，要讓學生從已知的經驗和知識過渡要新的領域，使其內在知識體系的邏輯聯系比較緊密，要有明確的目標；其次是選取的內容難易要適度，過于簡單和過于復雜的內容學生興趣都不太強，唯有選取難易適度的內容，學生才會更有興趣去思考。最后是必須認真考慮是否適合運用演繹式學習方式，不是所有的教學內容都適用于演繹式學習，所以，教學中的演繹式學習活動，要有一定的價值取向限定，不要為演繹而演繹，使演繹式學習活動形式化。

3 高校《人文地理學》演繹式學習的途徑

3.1 從已知到未知，變“抽象”為“具體”

人文地理學中有部分抽象的原理和理論，學生對這些內容往往難以理解。在地理演繹式學習中，教師可將難點分解為零散的知識點，逐一講解清楚后，向學生演示自己對此理論的演繹，表達出從一般到個別的思考過程，而后請同學思考并表述自己的想法，教師指出其中不足的地方，再回顧所學理論，此為一完整的演繹式學習過程。

3.2 從理論到案例,變“共性”為“個性”

在講解完基本理論后，教師可根據學生的學習目標，結合學生生活和社會現實，選取具有典型意義的地理現象或事件，讓學生進行分析、思考、評價，培養多維度思考方式。如學習人口移動動力機制時，教師先講解不同學者提出的見解，主要介紹“推力與阻力”理論，考慮遷出地相關聯的因素、遷入地相關聯的因素、中間的障礙因素、個體因素，給出案例“廣州外來人口空間分布的影響因素”，之后讓同學結合自己的生活環境，思考影響該地域人口移動的因素，與所學理論和區域進行比較，教師要注意創設學習情景，提出能夠激勵學生思考的問題。

3.3 理論結合實際，變“理論”為“實踐”

在地理課程標準中強調“開展地理觀測、地理考察、地理實驗、地理調查和地理專題研究等實踐活動”。因此,教師要樹立“開放性”課堂教學理念，建立課內、課外相結合的學習模式，為學生營造更加廣闊、真實的探究學習空間，允許并激勵學生將課堂中解決不了的疑問帶出課堂、走出校園、走向社會。如“文化產業、文化消費”的學習,學生完全可以制作調查問卷，走出教室，對本地實際進行實踐調查。

演繹式學習是諸多學習方式中的一種，它的重要意義在于通過這種學習方式給學生提供了創新的環境，創造了實踐的機會，搭建了激發潛能的舞臺，讓學生養成主動地去發現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習慣，形成用研究的眼光去觀察、用研究的態度去做事的習慣和能力，最終提高學生素質。

參考文獻

[1]羅祥海,朱光良.高中地理探究式學習的再認識[J].教學月刊(中學版),2007.8:28-30.

[2]曹向容.演繹法與中國式教學[J].科教文匯,2009.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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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學四年的學習中，熟練掌握了人文地理學、地圖與測量、水文水資源、氣象與氣候學、經濟地理學、環境質量評價與規劃、地質地貌學等課程，并將所學的知識應用于實際生活中，從本質層次去看待大氣、水文、土壤等和專業相關的事物。同時，為提高視野和素質，利用課余時間自學和選修了法律，國際貿易、中西道德論比較、人際關系心理學等非專業的知識。能使用office、photoshop、visualbasic、mapinfoarcviewgis等各種計算機軟件進行電腦操作。

在校期間，曾擔任地理科學專業學習委員，參與組織領導班里各項活動。專業團支部多次被評為優秀團支部，組織開展的攝影展、書法比賽和其它各種活動深受好評，特別是地理科學專業特色活動石頭記(巖石礦物展覽)更深受學院領導贊揚。同時，多次以個人和代表學院身份參加學院學校舉辦的乒乓球、合唱、運動會等各種活動和比賽，并取得優異成績。

經過四年的學習、生活和工作，在各個方面都取得了較大的成績。這些，為自己取得了自信，養成了嚴謹務實、積級肯干、耐心負責的敬業精神，鍛煉出較強的實踐能力和組織管理能力，有信心勝任將來的工作。

社會，迎接挑戰，本人將在學習和工作中繼續進行自我提升!

在這即將揮手告別美好大學生活，踏上社會征途的時候，我整軍待發，將以飽滿的熱情、堅定的信心、高度的責任感投入到新的生活環境中，去迎接新的挑戰，攀登新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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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G712.4 文獻標識碼：C DOI：10.3969/j.issn.1672-8181.2014.01.139

為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培養大量具有創新精神和創新能力的高素質高技能人才是高職教育肩負的重要使命。文化素質是高職學生綜合素質的重要組成部分，高職學生的文化素質教育主要是人文素質教育。人文素質培養就是將各種人文學科的知識和人類優秀的文化成果通過知識傳授、環境熏陶以及自身實踐，使其內化為人格、氣質、修養，成為一個人相對穩定的內在品質和外在的精神風貌，形成受教育者自身內在的人文精神。近年來，高職院校通過各種方式加強對高職學生進行人文精神的培養。其中，在學科課程教學中滲透人文素質培養內容、將人文精神培養與課程教學相融合是加強高職學生人文精神培養的最自然、最有效的途徑。筆者在人文地理學課程中的教學中進行了這方面的實踐。

1 發掘人文地理學教學在培養高職學生人文精神方面具有優勢

1.1 地理學科的綜合性優勢

地理學是研究地球表面地理環境的結構、分布及其發展變化的規律性和人地關系的學科，具有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雙重屬性。它既研究地理環境與人類的關系，也研究人類活動對自然環境的影響，研究內容有很強的人文性。人文地理學是地理學科的一個分支，以人文現象為研究主體，揭示人類活動空間結構和地域分布的規律性，它側重于從社會性、區域性和綜合性的角度研究人文現象，特別強調時間、空間和人文現象的整體性關系，使人文地理教學能更好地找到人文素質教育的切入點。

1.2 人文地理學的研究對象貼近生活，利于人文精神培養

人文地理學的研究對象為地球表面的人類的各種社會經濟活動，主要涉及人口、資源、環境、政治、旅游、宗教、城市化等諸多與人們生活的緊密聯系內容。隨著人類文明的進步，人類社會和地理環境的關系日趨緊密，人類活動正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和速度影響著地理環境。在人類改造自然的過程中，也出現了如人口增長過快與環境承載能力有限之間的矛盾，城市化過程中出現了環境和社會問題，資源過度開發和浪費等各種問題。如何科學處理人地關系，走可持續發展的道路是人類未來發展必須正視和解決的問題。高職學生作為未來社會的建設者、管理者，他們的認識和行為直接影響著人類社會的發展方向。人文地理學教學內容貼近生活能更好地涵蓋這些問題，在教學過程中通過師生共同探究，可以幫助學生關注人類發展，解開心中的困惑，引導他們樹立正確的人地觀、可持續發展的發展觀，自然而然地形意識，有利于人文精神的培養。

2 將人文精神培養作為人文地理學教學的價值取向和最終目標

人文素質教育實質是向學生進行深入的人類文明的教育，通過知識的傳授和環境熏陶，使學生開闊思維，產生情感，理性思考，進而影響自己的行為。對學生進行人文素質教育不能簡單地認為是對學生人文知識的傳授，人文素質的教育應更關注學生內在品質修養和外在精神氣質的統一。因此，人文地理學教學應將人文地理知識的教學作為培養學生人文素質的基礎性環節，把培養學生人文精神作為人文地理學教學的終極目標。

3 將人文精神培養理念貫穿于人文地理學教學設計之中

在教學設計中貫穿人文精神的培養，需要從教材的重構、教學內容的選取、教學過程的把控、學生評價、課程資源的開發等方面考慮人文教育的因素，形成對學生人文精神培養的系統性過程，而不是僅僅在課堂上進行一些支離破碎的思想教育。

3.1 精選蘊含豐富人文事項的教學內容

充分挖掘課程的人文素材，精選教學內容成為實現教學目標的第一步。在實際教學中，可以對人文地理學教學內容進行模塊化處理，將人文精神培養內容滲透、融合到教學內容中合理編排形成精煉型模塊。在選取教學內容時應該從遵從以下原則：①教學內容應蘊含更多的人文素材；②教學內容有利于激發學生學習興趣；③教學內容的選取應更能體現時效性；④教學內容更利于學生自主探究，利于學生能夠自我教育、自我完善。

3.2 運用靈活多樣的教學方法

人文地理學豐富的教學內容和地理學科特點，為教學方法的多樣性運用提供了基礎。人文地理學涉及內容的社會性、綜合性、地域性、實踐性的特點為開展探究式教學活動提供了廣闊的平臺。高職學生動手能力強，參與實踐活動的主動性強，為開展探究性學習提供了良好的條件。在教學過程中，教師以教材為依托，結合學生的生活實際設計具有啟發性和體現人文內涵的探究內容，利用學生已掌握的學習技能和已有的生活經驗進行自主探究和合作學習，充分尊重學生的個性，有利于培養學生的創造性。如學生在中學的地理知識學習中掌握了圖表分析，就能對地圖、圖表、圖像進行判讀、繪制、分析。在人文地理學教學中，教師可以根據人文地理學研究對象是將事物從科學領域調整到社會學領域的特點，對地理規律的認識、地理空間上人的事項提出更高的要求，引導學生對人文事項要從社會學角度對信息資料進行提取、認識、分析、理解、推導、闡述現象，通過知識的遷移找到解決實際問題的方法，獲取新的知識和提升學習能力。在探究教學過程中，教師輔以針對性強的案例對教學內容的重點、難點進行突破，也可以對熱點問題進行討論或開展辯論，激發學生的思想火花，深化教學內容。可以在探究過程中開展社會調查等實踐活動，使學生的課堂從教室延伸到社會，開闊眼界，利于培養學生的社會意識。靈活多樣的教學方法有助于培養學生的個性、包容性、創造性，合作意識其本身就充滿了人文內涵。

4 將人文精神培養作為教學成果評價的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