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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G642.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3）31-0031-02

一、引言

當前，在我國高等法律教育界，如何一方面繼續傳播和運用診所法律教育的理念、方法，促進診所法律教育在我國法學教育中的全面開展，另一方面推進診所法律教育向專業縱深發展，是做強、做大我國診所法律教育中的重要問題和主要課題。然而，從近年來我國診所法律教育研究的現狀看，研究領域主要涉及診所法律教育的發展進程、一般理論和國內外的做法與經驗等方面，少有刑法、民法等專業領域內深入、細致的研究成果。可以說，如何引導和促進診所法律教育向刑法、民法等專業領域深入開展，是今后我國診所法律教育研究中的重要課題。正如學者所言：要加強對診所法律教育的基礎理論研究，使之不再是人們眼中的雕蟲小技，而是有自己一套完整理論體系、知識結構、應用價值的大學問[1]。然而，我國的診所法律教育起步不久、經驗不多、研究不深，資源有限，如何結合不同的診所主題開展工作，有待繼續探索，不斷深入。學者指出：在這個沒有教材、甚至沒有多少參照模式的全新課程里，教師該怎樣組織教學，怎樣指導個案，怎樣運用個人魅力、專業技巧引導學生，是一個需要長時間探索總結的問題[2]。刑法學是一門根基深厚、原理精致、體系完整、概念嚴謹、實踐性極強且與相關學科緊密關聯的部門法學。在刑事診所中，只有基于刑法學的以上特征，同時考慮到診所課程的一般要求以及辦理刑事案件的特點，構建起體系完整、理論深入、內容豐富的診所課程，才能將刑事診所做出特色，做出品質，做出成效。筆者從事刑事法學的教學研究，也在本校的相關主題診所擔任指導教師。以下就深化刑事診所課程內涵的幾個基本理論問題談談自己的初步想法和觀點，以期拋磚引玉并求教方家。

二、深化刑事法診所教學的主要路徑

在筆者看來，深化刑事法診所教學，可以有如下幾個方面的主要路徑。

1.刑事診所課程中實體法理論水平的提高。法律研究是診所法律課程中的一個基本內容，問題性或批判性審視現有法律制度是法律診所特別是高質量法律診所課程的目標追求之一。我國的診所法律教育研究及實踐往往注重于一般法律執業技能的訓練提高，而對法律研究這一方面有所忽視。因此，如何在診所法律課程中重視法律研究這一環節，在訓練提高法律執業技能的同時提高專業理論水平，是深化診所法律課程內涵、推進診所法律教育深入開展的必然趨勢和要求。在刑事診所課程中，這就首先要求提高課程內容的刑事實體法理論水平。筆者注意在這一方面進行嘗試。如在一次涉及監獄管理人員私自打開監獄大門的單純脫逃行為責任認定的案例分析課中，筆者結合此案闡述了中外刑法理論中的責任理論及法律制度并進行比較。通過講解使學生認識到，刑事責任理論在國外刑法中地位重要、獨特，學界就刑事責任的基礎、本質、內涵等進行了深入研究，成果斐然，值得肯定。在大陸法系國家，現今主流的刑事責任理論已經從心理責任論發展到規范責任論，也即認定刑事責任除了存在故意或過失（即罪過的心理要素）外，還要存在期待可能性（即規范要素）。這是一個蘊含人性關懷、體現刑法謙抑價值的責任理論發展。在我國刑法中，刑事責任在犯罪構成理論中并沒有獨立的實體地位，學界也沒有對其展開細致、深入的研究。這就導致我國刑法中的責任理論存在單薄空虛、陳舊僵化的缺陷，不能充分滿足定罪量刑中個案公正的實現和人文關懷的體現。具體到本案中，由于單純脫逃是在他人打開監獄大門時實施的單純、非暴力、沒有造成其他危害結果的行為，如以犯罪論處似乎有背人性常理，難免牽強。本案如以我國傳統的責任原理處理則難除其罪，如適用規范責任論可排除責任。這樣結合具體案件進行刑法理論的深入分析和比較研究，使同學們生動地了解到責任理論的新發展，理解到與心理責任論相比較，規范責任論更具人性關懷，更符合刑法公正、人道、謙抑的價值追求，因而更為合理，值得借鑒。可見，將深入的刑事實體法理論原理運用到診所課程當中，在課堂中有利于提高學生進行法律分析、研究的能力和水平，也為他們今后在法律實務中拓展視野，提高個案的辦案水平乃至促進法律制度的完善和司法改革的推進奠定基礎。正如美國學者洛佩茲所指出的：診所不僅要培育合格的法律職業者，更應當塑造能夠改進“法律乃至法律職業本身”的法律人[3]。

2.刑事診所課程中實體法與程序法的貫通。診所課程的基本目標之一就是貫通實體法和程序法。如何在診所課程中結合真實或模擬案例，對刑法和刑事訴訟法進行融會貫通，既是辦理案件的實際需要，也是衡量刑事診所課程成功與否的標志之一。大陸法系國家有刑事一體化的學術和法律傳統，這樣在學術上使得實體法與程序法的理論研究相互協同、促進，在立法上使實體法與程序法的立法規定匹配協調、避免沖突和矛盾。在我國，傳統上存在重實體輕程序的觀念和做法，理論上對實體法與程序法的一體化研究還不夠重視，立法上還存在實體法與程序法規定不夠協調甚至矛盾、沖突的缺陷。這就更加需要進行刑事診所課程中實體法與程序法的聯通。近年來我國有學者提倡加強兩者的一體化研究，值得重視。我們在診所課程中同樣注重這方面的研究、探索。以刑事訴訟中的不和免于制度為例，理論上認為，不和免于制度是刑事法律中富有刑事政策意蘊的制度規定，在當今世界各國刑法刑事政策化的背景下尤其值得重視運用。從刑事一體化角度看，為了使不和免于制度更具規范性和可操作性，法律上應當就其適用的原則、條件等作出較明確、具體的配套規定。在我國，由于實體刑法中沒有比較具體可操作的配套規定，導致司法實踐中不和免于規定的適用標準不一，實際運用很少，難以發揮這一制度積極的刑事政策意義。有鑒于此，刑事診所課程可以做相應的內容安排，以實現刑事實體法與程序法的融會貫通。筆者曾在診所課程中以盜竊天價葡萄案為例，在介紹認識錯誤處理的理論研究狀況和中外刑事法律的相關規定后，認為考慮到此案的特點，應當根據認識錯誤的處理原則認定為無罪，或者應當按不或免于處理。這樣同學們不僅理解了刑事訴訟法中的不和免于規定的具體適用，同時也認識到實體法與程序法之間不具體、不配套、不協調的疏漏缺失，從一個案處理中明白了診所課程中實體法與程序法貫通的意義和價值。

3.刑事診所課程對司法改革的回應。診所法律教育以注重實踐和培養實踐技能為特色，自然應當關注和回應司法實踐和司法改革。近年來在我國刑事司法領域，由于社會的變遷、觀念的調整、法律研究特別是刑事政策研究的展開，司法改革日益向前推進。當前，以人為本的社會主義司法理念正日益深入人心，關于恢復性司法、刑事和解、社區矯正、未成年犯的特別處置等問題的理論研究和探索實踐已經展開。刑事診所課程應對此予以關注、回應和支持。以下以刑事和解為例說明。所謂刑事和解，又稱加害人與被害人的和解，一般是指在犯罪后，經由調停人的幫助，使加害人和被害人直接相談、協商，解決糾紛或沖突的一種刑事司法制度。其目的是修復因犯罪人的犯罪行為而破壞的加害者和被害者原本具有的和睦關系，并使罪犯因此而改過自新、復歸社會[4]。刑事和解是一個以恢復性司法理念為理論基礎的具有刑事政策意義的新型制度，在國外正日益得到重視和運用。我國現有法律中沒有這樣的明文規定，但可以研究在現有法律允許的范圍內運用該制度。從程序法角度說，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有不制度，具體有法定不、酌定不和證據不足不三種。刑事和解可以從酌定不切入到現行制度當中。當然，從應然的立法完善看，可以研究在我國刑事訴訟法中建立刑事和解不制度，有學者提出了這方面的觀點[5]。從實體法方面看，刑事和解可以作為犯罪后的犯罪情節影響犯罪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和犯罪人的人身危險性的認定，在一定條件下可以認定為“犯罪情節輕微，依照刑法規定不需要判處刑罰或免除刑罰的”，作為酌定不的適用條件。基于以上，我們在辦理一則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當中，考慮到該犯罪性質及情節情節較輕（數額不大的盜竊的從犯），且該犯罪的未成年人成長于離異并且疏于管教的家庭，犯罪后積極全部退贓等情節，且犯罪人和被害人之間達成了諒解、和解。本案中我們運用刑法原理中犯罪的社會危害性包括行為的客觀危害性和行為人的人身危險性的理論，運用犯罪學的原理、黨和國家對未成年人的刑事政策等說服法官，獲得法官認可與支持。此外，通過此案，我們還與檢查官、法官探討了完善我國的不制度、構建刑事和解不制度的問題，拓展了與司法工作人員交流的深度和視野。不難看出，刑事診所課程對司法改革的回應，促進了理論研究與司法實踐之間的結合，也能在推動司法改革方面起到積極作用。

4.刑事診所課程中規范學科與實證學科、政策學科的聯動。作為規范學科的刑法學與作為實證學科的犯罪學以及作為政策學科的刑事政策學之間有著重要的密切聯系。從西方刑法思想史看，以運用實證方法研究犯罪原因及犯罪預防策略為特色的刑事近代學派推動了刑法學研究的深入和立法的發展，因而在刑法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從現實制度立法看，西方許多國家刑事法中的規定如假釋、緩刑、人格調查制度等的產生發展都與犯罪學以及刑事政策學研究有著直接聯系。從我國刑法學研究的開拓與立法的完善看，也有必要加強犯罪學、刑事政策學的研究。鑒于此，刑事診所課程設計中也應當考慮這種要求，在課程內容中融進犯罪學和刑事政策學的理論知識。如刑事診所教師可以結合個案進行犯罪學和刑事政策學的分析，這既有利于科學地分析案例，正確認識犯罪的社會危害性和認定行為人的刑事責任，也有利于問題性地審視和完善現有制度立法。筆者比較注重在診所課程中對案件進行犯罪學和刑事政策學的分析，也注意介評國外有關的立法制度如人格調查制度、刑事和解制度、少年刑法制度、保安處分制度、環境犯罪懲治制度等，探討司法公正和立法完善問題，收到較好的效果。

參考文獻：

[1]甄貞.中國診所法律教育的現實和未來A].中國法學會法學教育研究會2007年年會論文集C].2007.

[2]甄貞.診所法律教育在中國[J].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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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網站內容僅用于學術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權益，請及時告知我們，本站將立即刪除有關內容。 【摘 要】近年來，越來越多的高職院校的法律專業在課程設置中增設法律診所課程或在單項部門法課程中適用診所式法律教學法，但在理念貫徹和實際操作中都出現了很多亟待解決的問題。本文將以筆者參建的廣東理工職業學院法律診所為例，對高職院校法律診所面臨的問題進行分析，進一步探討法律診所教學在高職院校未來的發展策略。 【關鍵詞】法律診所 高職法律專業 人才培養 個案項目 【中圖分類號】G6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4810（2015）15-0032-03

診所式法律教育進入中國法學教育領域至今，為培養應用型的法律人才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高職院校引進法律診所這一教學模式雖然從時間上要晚于本科院校，但是高職教育就業導向的特點，使這一教學模式在高職法律專業人才培養中開出了的新的花朵。在教學實踐中，從理念貫徹、課程編排到教學資源安排等等也存在本土化的問題。因此如何借鑒國外以及本科教育的成功經驗，應對當下高職院校法律診所發展中的問題，取得高職法律專業人才培養模式新突破，將會是本文主要要探討的問題。

一 高職院校法律診所教育概況

法律診所教育（或有稱為診所式法律教育，臨床法律教育），在我國起步的時間較晚。2000年，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7所國內著名本科院校首先引進了法律診所課程。法律診所注重實踐的教學理念和教學成果得到了社會廣泛的認同，其后在短短的兩三年內，基本所有國內著名大學的法學院和政法學院都設立了相同或類似的法律診所課程。歷經15年，在中國診所式法律教育網注冊的會員學校已經發展到將近150所。①

與絕大部分本科院校接受基金會資助建立法律診所的模式不同，高職院校法律診所教育的起步時間更晚。且診所創辦的資金多來自于校級項目或者專業建設經費。多數高職院校的法律診所是由接受過本科院校法律診所教育的青年教師為主體創建的。學生在個案辦理與仿真實訓中培養了法律工作者的執業能力，這一點與高職教育的就業導向的人才培養模式不謀而合。

我國的高職法律人才培養正處于深化教育教學改革②的背景之中，《關于全面提高高等職業教育教學質量的若干意見》中強調高職教育應當“改革教育方法和手段，融‘教、學、做’為一體，強化學生能力的培養”。在高職院校法律專業設立之初，其高職教育的特性并沒有得到突現。很多課程都是照搬原來的本科課程體系，再加以簡化。廣東理工職業學院法律事務專業自2006年開始招生，以培養高素質技能型法律輔助型人才為目標。在9年專業建設中，本專業發展出了“一個中心，兩個結合”③的人才培養模式。而2009年設立的法律診所就是我校法律事務專業對于高職法律類人才培養模式的一種探索。經過5年的發展，法律診所成為了法律事務專業學生職業能力培養的重要一環。在診所內部，通過“導師帶徒弟”的方式進行教學;而在診所學員對外“接診”時，導師始終隱于幕后，通過案件策略會、總結會和個別指導實現對學員辦案質量的控制。同時，法律診所的教學方法也逐步輻射到單項部門法的課程中，教師也樂于在部門法教學中適用這一“以學生為主”的探究性學習方法。

二 高職院校法律診所面臨之問題

法律診所作為新興的法學職業教育模式，在從國外移植到中國國內時，即已面臨著很多問題。而高職院校法律專業借助法律診所來進行人才培養的時候，新的問題也隨之出現。

從法律診所的教學理念和教學目標來說，傳統法律診所的律師本位教學體系與高職院校法律專業的人才培養目標存在一定的沖突。國外以及本科院校的法律診所均是以培養律師為目標，但是高職院校法律專業學生受限于學歷層次，在畢業后無法直接考取律師資格，因此，

在確定專業核心就業崗位時，高職院校法律專業一般都會將崗位定位為輔助類崗位，如律師助理、企業法務助理等等。這些崗位的職業能力要求與傳統法律診所的律師本位的職業能力要求顯然是不同的。因此，如何對傳統的法律診所的教學理念和教學目標進行改革，使之適應我國高院院校法律專業的實際，已成為高職院校法律診所發展要解決的首要問題。

從法律診所的實體運營模式來說，資金短缺是高職院校法律診所發展的重要制肘之一。大部分本科院校的法律診所主要是依賴美國福特基金會以及中國法學會診所教育所提供的資金贊助，但高職院校的法律診所的運營幾乎完全是依靠本地、本校的項目基金和專業建設經費。法律診所是一項成本極為高昂的教學活動。與高職院校的理工類專業的成本主要是體現在基礎設施如實訓室建設不同，法律專業實施法律診所的成本體現在其活動開展過程中。法律診所開展只能是按照單次活動逐次申請小額資金，很多時候一些機動經費如辦案所需的交通費、通信費、活動費用往往不能得到覆蓋。高職院校的學生中，很多家庭經濟條件有限，因而這些機動經費往往是由導師來貼補。但如此并不是法律診所正常運營的長久之策。

從法律診所的案源來說，高職院校的法律診所知名度較低，難以吸引當事人上門咨詢。在實際運營中，為了確保學生有足夠的實際案件經辦，我們采用的方法是實案操作與仿真實訓相結合的方式。一方面通過在學校以及社區開展法律咨詢吸引當事人，另一方面由具有律師資格的導師向學生轉介自己經辦的案件，以保證學生參與實務操作的可能性。但是法律援助是雙向選擇的過程，案件當事人必須對經辦學生的個人素質和法律診所的管理制度有一定的信任。但在實踐中，咨詢者往往對高職院校的學生的辦案能力抱有疑問，甚或有個別咨詢者要求跳過經辦學員，點名要求某位導師為其提供法律援助的情況出現。這種情況只能依靠法律診所的導師、學員持續多年積累下來的良好口碑，以及對咨詢者的正確引導才能打開局面。

從教師資源的安排來說，導師對學生工作的課外指導和追蹤無法轉化為工作量，制約了教師對法律診所的投入。以廣東理工職業學院法律診所為例，法律診所的4名常任導師均具有雙師資格，其中兩位為正在執業的兼職律師，一位有10余年法院、司法局工作經驗。每個學期還會聘請行業專家以及校內的其他老師對法律診所的學員進行指導。本校的法律診所實施的是小班制加導師制。每個導師面向5至8名不等人數的學員。這種獨特的授課方式，要求教師具有較高的課堂控制能力，以及把握實務工作進程的能力。這種教學模式人力成本是極為高昂的。導師在自己的常規教學工作之外，還需要在課外時間耗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來追蹤和輔導學生的工作。但是在高職院校現有的工作量和業績評價體系中，這些工作卻無法轉化為業績。

三 高職院校法律診所發展策略

法律診所教育在其發源地――美國經過了近百年的發展，被認為是美國法律教育的最重大變革。然而在其完善過程中還是遇到了各種各樣的問題。但很多高職院校的法律診所運營時間都沒有超過5年，因而通過學習借鑒外國以及國內本科院校法律診所教育的經驗和教訓，才能使高職院校法律診所藉著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的“春風”快速發展。

首先做好專本銜接工作是拓寬高職院校法律專業學生發展道路的根本所在，也是調和法律診所培養目標和高職法律專業人才培養目標之間的矛盾的方法。在我校法律診所課程中，導師是通過針對案件召開策略會，指導學生扮演不同職業崗位進行仿真實訓，來實現法律診所課程目標和人才培養目標的統一的。如在勞動合同糾紛的策略會中，經辦學員會提出己方的法律方案，其他非經辦學員則扮演企業的法務人員、人民調解員等符合人才培養目標的核心職業崗位參與到案件的模擬中，并通過模擬為經辦學員提供修正策略的建議。但我們也要正視獨立從事法律執業的門檻考試――司法考試要求參加者具備本科學歷這一現實，把握住當下打通專本升學途徑的機會，從根本上提高學生的就業競爭力。但是，做好專本銜接工作，并不是放棄以就業到導向，而是關注學生的可持續發展能力，關注學生在畢業后3到5年中職業晉升的可能路徑。

其次，進一步完善法律診所課程教學標準是高職院校法律診所課程建設的必然需求。法律診所課程一般是作為教學做一體化課程開設的，采取靈活排課的方式的進行。為了避免“放羊式”教學以及不同導師指導的學員之間工作量差別過大的問題，我校法律診所采取了“小班合組教學”和“個案分組指導”相結合的形式來實現案件資源的統一調配和學生的個性發展之間平衡。但法律診所課程形式的靈活性決定了其是難以重復使用的。這樣并不有利于教學規模的擴大以及對學生的課程表現進行客觀評價。因此，有必要通過自編教材、修訂課程標準來進一步規范法律診所教學過程。

再次，將法律診所活動與“送法下鄉”、“送法進社區”等社區建設活動相結合，形成規模效應是增加法律診所課程資源的有效措施。為了解決高職院校法律診所案源有限的問題，我校法律診所采取了扎根于學校所在社區，鼓勵導師和法律診所學員走出去，為社區提供義務法律服務的方式;其后實現對周邊地區的法律援助的輻射。這樣一方面可以促進高職院校社會服務的多樣化，法律診所案件來源多元化;另一方面也可以申請地方政府的社區法律援助專項資金資助的，以解決法律診所的資金來源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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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診所式法律教育；職業技能；法學教育改革

一、診所式法律教育及其在國內外的發展

診所式法律教育不僅在美國法學院普遍開展，并且迅速傳播到歐洲、澳大利亞、新西蘭、拉丁美洲、非洲、日本、印度等許多國家和地區。經過40年左右的發展，診所式法律教育在國外已形成較為成熟的理論體系和實踐模式。從2000年9月開始，在美國福特基金會的資助下，我國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中國政法大學等7所高校法學院嘗試開設診所式法律教育選修課程，此后很多院校陸續開設診所式法律教育課程，至今已有上100所高校成為中國法學會法學教育研究會診所式法律教育專業委員會的會員單位。開辦的診所式法律教育形式較為豐富，主要為訴訟類法律診所，如農民工維權診所、消費者維權診所、公益訴訟法律診所、老人維權診所、婦女維權診所、刑事法律診所、民事法律診所等，也有少數為立法診所、綜合性法律診所等類型。診所式法律教育在我國呈現出良好的發展勢頭。

二、診所式法律教育的實踐探索

(一)法律診所的建立和相關的研究基礎

重慶三峽學院診所式法律教育是依托重慶市律師協會三峽庫區農民工維權中心開展工作的。同時重慶三峽學院領導對診所式教育也高度重視，在師資配備、經費資助和圖書資料上均給予了較大支持。在校內還特別為診所課程指定有專門的80平方米法律診所專用房(作為接待室和教室)，并配備有專門的辦公與教學設備。在重慶三峽學院政治法律系掛牌的“重慶三峽學院青少年維權咨詢服務中心”這一特殊機構也是引導學生參加校內診所法律實習的一個重要機構。重慶三峽學院于2009年5月25日加入中國法學會診所式法律教育專業委員會，成為加入該會第100位單位委員。由重慶三峽學院申請的課題——《診所式法律教育課程可持續發展研究》(診通字[2009]第4號)獲得了2009年度中國法學會法學教育研究會診所式法律教育專業委員會診所式法律教育課題研究資助。2009年法律診所課題組以《診所式法律教育模式實踐探索》為題，獲得重慶三峽學院校級教改項目立項。診所式法律教育課題組還得到香港大學法學院內地項目的支持進行法律咨詢援助服務以及社會調研活動。這些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表明重慶三峽學院診所式法律教育得到了社會的初步認可。

(二)法律診所課程的開設

重慶三峽學院法律診所于2008年5月正式啟動。而《法律診所》課程于2008年9月開始開課，每學期開設一次。開設對象是本科法學專業學生，其性質為選修課。于2010年3月開始調為必修課。學生完成既定教學計劃，可以獲得3個學分。同時，學校亦認可指導教師在診所教學中的工作量。參照兄弟院校相關制度，重慶三峽學院法律診所先后制定了《重慶三峽學院法律診所管理制度匯編》和《重慶三峽學院法律診所教學文件匯編》。

(三)關于診所教學主體教師和學生的選擇

為了方便指導學生，重慶三峽學院診所課程要求教師不僅要負責課堂教學的模擬訓練，還安排教師到法律援助中心定期值班，了解學生接待當事人或者提供法律咨詢的情況。對于診所學生的案件，診所教師跟蹤指導，并主持結案評析討論。考慮到診所教育的特點，我們把診所法律教育課程安排在大二下學期，因為主要的法律課程都已經或正在學習，有利于法律診所實踐工作的開展。

(四)教學內容與教學方法

診所課程由課堂教學和實踐教學兩部分構成。課堂教學的做法：全學期16周，安排課堂教學6周。在教學內容上，以學習律師實務和執業技巧、方法為主要內容。在教學方法上，采取互動式教學方法，以角色扮演、實案練習、討論交流、及課后作業、匯報晚會等訓練方式。在實踐教學設計上的做法：將教學班分成8個小組，每組7人左右，指定1名協調能力較強的同學任組長。每周二安排一個小組輪流到農民工維權中心進行法律援助服務，其他小組在課堂學習，另外每周六安排1個小組輪流到法援站進行法律援助服務。由任課教師作為法律援助服務現場指導教師。保證每組每生可以輪流至少有2次參加實踐活動。成績考核方面參考出勤率、課堂表現，課后作業完成情況、咨詢接待記錄的完整性，整理歸檔及時性、診所法律教育宣傳推廣、學期總結報告，按時提交，內容充實、學生自評等方面內容加以評定。

三、關于診所式法律教育的思考

由于診所式法律教育在我國引進較晚，開展的學校比例較低，對于這一從國外移植來的新的法學教學模式，在本土化過程中難免水土不服，困難和問題在所難免。

(一)更新法律教育觀念，積極開設診所式法律教育課程

由于歷史的原因，我國法學教育模式亦受到大陸法系的影響，大陸法系教育習慣采用講座式的教學模式，強調法律的概念性、抽象性、邏輯性、理論性、科學性，而法典也為這種教育模式提供了現成的材料。診所式法律教育作為一門法律實踐教育課程，既是一種新的法學教學方法，又是一種新的法學教育觀念。我國高校應更新觀念，統一認識，將診所式法律教育納入法學教育課程體系，明確診所式法律教育作為法律實踐教育課程是與其他部門法學教育同等重要。應根據其教學資源、學生和社會的需求開設一門獨立的診所式法律教育課程，明確課程性質、開設對象、課時安排、課程學分，制定教學目標、教學計劃和教學內容，建立教學評價體系，配備有實務經驗的教師、專用的教室和設備等。 轉貼于

(二)多渠道解決經費問題

診所式法律教育需要比傳統理論教育高得多的經費投入。法律診所的建立和日常運轉都需一定的資金支撐。應通過各種渠道積極進行籌措：一是學校的支持。各高校對診所式法律教育不但在課時和學分安排上應高度重視，同時應該拿出專項資金來作支撐。二是與法律援助中心進行合作。法律診所的學生通過法律援助中心向社會弱勢群體提供無償服務，既可以解決法律援助中心人力不夠的問題，又滿足了社會對政府法律援助的需求，同時使法律診所有了穩定的案源，診所式法律教育也得以開展。這一點在重慶三峽學院的實踐中得到充分的體現。三是尋求政府和相關司法部門的支持，得到政策上的優惠和工作上的便利，允許診所法律教育的學生在辦理非援助案件時，可以收取一定費用。四是爭取社會支持。積極宣傳法律診所的教育目的和公益性質，讓社會認可法律診所，爭取接受社會捐贈。比如，重慶三峽學院診所式法律教育得到香港大學的資助，對活動的開展提供了較好的基礎。

(三)多途徑解決案源不足

診所式教育要求學生參與真實的案件辦理來提高其實踐技能，而案源少也是實踐中一個困擾我國診所式法律教育發展的關鍵問題之一。因為作為當事人很難放心地將自己的財產和前途命運托付給沒有實踐經驗的學生，即使其提供的是無償服務。可以充分利用社會資源，采取與法律援助中心、律師事務所等法律服務單位合作的方式進行診所式法律教育，讓學生多參與辦案。另外，可以多進行模擬訓練，包括如何立案，接待和咨詢、調查取證、談判、法庭辯論等內容。還可以利用音像設備重復模擬訓練，以擴大參與面和達到最好訓練效果。

(四)法律診所指導教師的來源可有多種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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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診所式法律教育的優勢

診所式法律教育方法以其獨有的特色凸顯其優點:

⑴具有較強的實踐性

法律診所的課程一般分為兩個部分:課堂教學和實踐訓練。在課堂教學方面,主要涉及診所法律教育的基本理論,訴訟、司法文書的寫作,會見當事人、證人及談判、調解、調查取證等技巧的學習。而在實踐訓練上,主要是由學生組團案件,具體工作主要是接待當事人的咨詢、法律宣傳以及實際的案例等,這個過程是在診所教師的監督和指導下進行的。在實踐訓練階段,學生所接觸到的案例,都是真實的案例,避免了課堂教學中理論與實踐脫節,提高其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

⑵有助于培養高素質的法律人才

診所式法律教育為學生提供了一個身臨其境的教學環境,學生親自辦理真實案件,不僅鍛煉了學生隨機應變、處理不同種類法律問題和應對不同類型當事人的能力,而且鍛煉了詢問、解答以及歸納總結問題的能力,同時豐富了學生的理論知識,加深了對原有理論知識的理解和掌握。因此,診所式法學教育方法有助于全方位培養學生的綜合能力,有助于造就一批既有豐富的法律理論知識,又具有較強的法律實踐能力的高素質法律人才。

⑶有助于學生主體意識的形成

在傳統法學教育中,教師處于主導地位,學生則處于被動接受者的位置。這種教學方法不能激發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和主動性。而診所式法律教育,學生是教學的主體,學生和教師是平等的參與者。學生從以往的接受、認同,轉變為開始獨立思考,并學會質疑和獨立行動[1]。這種教學方法使學生主體意識形成,可充分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和潛能。

3　診所式法律教育在我國理工科院校存在的問題及對策

筆者以哈爾濱理工大學的教學實踐經驗為例,闡釋理工科院校法律診所教育存在的問題及對策。

⑴經費不足

診所式法律教育所需要的費用遠比傳統法律教育方式要高,費用支出主要用于以下三項:首先是辦公場所的費用。診所式法律教育除了課堂教學所需要的教室之外,在實踐訓練過程中還需要有固定的辦公場所,用于接受咨詢、會見當事人等。其次是必要的辦案經費。學生在案件時,需要支付包括案件過程中的交通費、食宿費、資料復印費及辦公場所中辦公設施費用等一系列的經費。最后是診所教師的報酬。從目前來看,診所教師除了正常的授課和科學研究之外,尚需要承擔診所教育任務,而且多數情況下是無償的或得到較少的報酬,這些配置和費用支出是傳統法學教育所不需要的,這些資金來源于何處?成為各個院校實施診所式法律教育必須考慮的問題。

在理工科院校,這個問題尤為突出。作為理工科院校的非重點學科,法律診所建設和發展過程中的經費問題,則需要引起更多的關注,各種渠道共同解決。

第一,學校的支持。雖然法學的發展不是理工科院校發展的重點,學校要給予盡可能多的支持,將診所課程作為法學選修課程之一,并拿出相應的經費(以課時費或實習經費的方式),以保證基本的經費需求。這一過程可采取課程的整合方式,比如將原有的一些選修課程,如《民法實務》、《刑法案例分析》、《律師實務》、《司法文書》等課程整合到法律診所課程中。

第二,社會資源的支持。要爭取與政府的法律援助中心建立聯系,獲得政府的支持。法律診所的學生通過法律援助中心的案件,既可以彌補法律援助中心人力不足的問題,又可以解決法律診所的案件來源,還可以獲得相應的資金來源,這是一個三贏的措施。除此之外,法律診所還可以與律師事務所、律師協會、法院、檢察院、公安局等司法單位建立密切的聯系,解決其案源和資金問題。[3]

第三,通過輿論宣傳的力量,讓社會認識法律診所的作用和社會價值,在增加案源的同時,能接受到社會的捐贈及各種基金會的支持,解決法律診所的經費問題。

⑵師資力量缺乏

首先是診所教師的數量不足,從目前開設法律診所課程的院校來看,普遍存在診所教師數量投入不足的問題。如北大的法律診所設立時只有指導教師6名,其中還包括2名外聘的法律工作者;武漢大學的法律診所擔任教學與指導任務的教師只有5名;清華大學有4位教師擔任法律診所指導老師。這些高校的法學院,每個年級的人數均在300名以上,而每級能夠接受診所教育的學生卻只有30名左右[2]。這樣一種現實情況嚴重影響了學生參與法律診所學習的積極性,不利于法律診所的長遠建設和發展。其次是診所教師的整體水平需要提高。從事法律診所教育的教師需要具有豐富的法律理論功底和豐富的實踐經驗。而理工科院校的法學院多是后期(2000年左右)建立的,其法學院的教師以年輕教師為主,實踐經驗缺乏,甚至有很多教師沒有任何法律實踐經驗。最后是時間、精力問題。診所教學相對于傳統教學需要教師投入更多的時間和精力。

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第一,解決法律診所教師的報酬問題。改變傳統的教學教育體制,設置診所課程較一般法學課程更多的學分,保證診所教師與從事一般教學工作的教師享受同等的待遇。第二,建立專職診所教師與兼職診所教師并存的教師隊伍。在理工科院校,年輕的法學專職教師司法實務經驗相對不足,而由長期在司法第一線工作的律師、法官、檢察官擔任兼職教師就有助于學生在實踐訓練方面的快速進步。日本的經驗告訴我們,通過加強與法律執業者的合作,是能夠解決這個難題的。如早稻田大學的難民法律診所,他們為了實現教學中理論與實踐指導的并重,其教師隊伍的設置都是由一名法律學者和一名法律職業者共同組成,取得了良好的教學效果[1]。

⑶學生的時間和精力問題

基于診所式法律教育的特點,能夠參加法律診所學習的學生一般來說是大三以上具有一定法律知識的學生。學生在校的時間僅為四年,在大三的時候讓其參加法律診所學習,會面臨準備司法考試、考研和找工作的壓力。這些都會牽涉到學生的時間和精力問題。另外,學生能夠進入診所學習的時間通常僅為一個學期,這和所的案件通常耗時較長相矛盾,學生通常是無法完整的完一個案件,這樣就使案件的不能形成連續性,影響了法律診所學習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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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律診所課程的虛置化

診所法律教育旨在培養學生的職業技能、職業道德與社會責任感，所以采取的是課堂教學和個案指導相結合的模式，課堂的教學應圍繞著個案的具體操作展開，使學生獲得法律實務經驗，鍛煉法律思維，強化職業意識，而不單是理論知識的傳授。但國內開展診所教育時，部分院校并不重視法律診所課程，致使其被虛置化，主要表現為：第一，診所課堂異化為普通課堂。有的學校將診所課程視為專業選修課，在師生配比、教學內容與方法上與普通法律課程無異，根本不能體現診所教育的精髓。第二，診所課程異化為專業實習。有的學校將診所課程的課堂教學轉移至律師事務所，通過律師帶領學生辦案來完成，這改變了診所教育以學生為主體、教學互動的理念。

（二）師資的非職業化

診所教育作為學徒式教育在一定程度上的回歸，教師的言傳身教是關鍵。2009年，美國耶魯大學法學院設立了27個不同主題的診所，相對應的，有10位專任診所教師、3位退休但仍然在承擔診所課程的教師，這還不包括若干兼職授課的律師、非政府組織成員、退休檢察官和法官等人員。反觀我國，高校的診所教師都有著自己的法學專業，要承擔一定的教學科研任務，診所課程只是“副業”，指導的熱情不高。此外，診所教師基本沒有實踐經歷，沒有能力指導學生。這種法律專業知識結構性失調的問題并不利于診所教育的發展。

（三）案源的貧乏化

診所教育設立的初衷，就是讓學生接觸和真實的案件，像律師一樣去思考和解決問題。如果沒有充足的案源可供選擇，診所教育就失去了原有的意義。在美國，貧困者無錢聘請律師與學生急需為社會提供法律服務的現實，推動了診所教育的開展，所以診所教育的案源大多來自法學院的法律援助中心（診所）。相比而言，我國的法律援助實踐是稀缺資源，社會包括當事人對數量龐大的法學院系參與其中，至今并無強烈要求，所以我國高校引入診所教育后，雖然也掛牌設立法律援助診所，但除了華東政法學院、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學校較多案件外，很多診所都無案可辦，更別說挑選了。

（四）資金投入的非常規化

診所教育是一種高成本模式，要求在師生比上實現“一對一”的直接指導，這就需要法學院提供更多的物質支持。一方面，學生辦案要有辦公地點與設備，案件、調查取證需要支付一定費用，這些都需要經費支持；另一方面，診所教師的指導也要給予相應報酬，要求教師長期無償指導并不現實。而我國目前除11所重點院校獲得美國福特基金會的資助外，其他院校的診所教育經費都是自行解決的，很多院校苦于經費困難無法啟動該項目。要想推進中國診所法律教育的發展，必須解決好資金瓶頸問題。

二、診所法律教育在我國面臨困境的根源

診所法律教育在我國出現的諸多癥狀，直接原因在于對其定位不明，但根源問題是對診所教育的文化背景和理念理解的不透徹。畢竟，我們所模仿的美國診所教育是其長期發展后的成熟模式，不關注其文化背景的跳躍式模仿，對于我們初學者來說很可能適得其反。

（一）文化傳統的差異法學教育是在特定的文化環境中形成的，具有一定的必然性。診所法律教育在美國蘊育、發展，與英美法系的文化傳統密不可分。

1．英美法系的經驗主義理念和遵循先例原則

造就了診所法律教育美國深受經驗主義和實用主義哲學的影響，堅持“法律的生命始終不是邏輯，而是經驗。法律所體現的乃是一個民族經歷的諸多世紀的發展歷史，因此不能認為它只包括數學教科書中的規則和定理”。法律是一種藝術，一種實踐理性，只有經過長期的學習和實踐才能獲得對法律的認知，對理論的學習和對原則的分析屈居于輔助的地位。對實踐的注重，使得法律更多的關注社會發展。美國的社會學法學認為，應重視法律在社會生活中的實際作用，而非邏輯分析和抽象內容；法官想要滿意地完成其任務，就必須對形成和影響法律的社會、經濟因素有充分的認識。以眾多社會學法學家的努力作為鋪墊，在20世紀20年代，盧埃林和弗蘭克將美國的法律現實主義運動推上歷史舞臺。法律現實主義者們傾向于把法律的規范性因素或規定性成份降到最低限度，認為法律只是一組事實，一種活的制度，而不是一套規范。法官、律師、警察、監獄官員在法律事務中的所做作為，實質上就是法律本身。法律現實主義的思潮逐漸影響教育領域，開始倡導以關注社會現實、解決問題為導向的實踐型法學教育，從而開創了診所式法學教育的方法論，法律診所在這一時期逐漸開始成為一種正式的法學教育模式。診所法律教育的確立并逐步取代案例教學法，亦是對遵循先例的司法主旨的回應。遵循先例的規則使得實踐中司法判例更具權重，法官和律師都醉心于紛繁的判例研究。前者通過判例總結出一般性的原則和精神，在創制法律的同時也造就了他們顯赫的名聲與地位；后者則是應對當事人主義訴訟模式下司法競技化趨勢的需要。所以，作為法官和律師等精英人士儲備力量的法學院學生研讀案例就成為主要課程。蘭德爾發起的“案例教學法”，由教師指定專題性案例，一般多為最高法院或高級法院的判例，學生在事前閱讀和思考的基礎上，圍繞所涉及的法律原則及其與其他法律之間的關系等問題展開課堂討論。就像自然科學中通過實驗得到數據結果一樣，通過對判決的分析，總結和發現法律的原則和規則。案例教學法在一定程度上接近司法實踐，但其核心仍是探尋案例中的邏輯和原則，沒有充分的視野來適應職業所面臨的巨大問題和所處的社會，很難讓學生像職業的法律人那樣正確地預測法官的行為，維護當事人的權益與社會正義。診所式法律教育則是基于真實案件操作，讓學生置身于律師在實踐中所面臨的問題情境，掌握在現實生活中靈活使用法律的各種技巧、方法、能力和素質，以培養出具備綜合素養的合格律師，是對案例教學法的批判式發展，更是對判例的動態研究。診所教育將法學教育與法律職業、社會現實問題相銜接，在現實主義法學教育的發展軌跡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1960年代，耶魯法學院達到了巔峰并一直引領美國法學教育到今天，成為連續多年美國法學院排名第一的翹楚。這其中法律診所教育功不可沒。

2．我國大陸法系的文化傳統注重概念式教育

我國因歷史的原因受大陸法系影響頗深。大陸法系側重于法律的法典化、邏輯性與先驗主義。受1776年開始的西方世界革命和理性主義思想的影響，大陸法系國家實行權力嚴格分立。這就導致一系列后果：首先，不承認法院的司法判例具有法律效力。其次，排斥法官對于法律的解釋權。法官對法律的任何解釋都意味著“法官立法”，甚至法學家也不應對法典作任何評注。再次，嚴格維護法的“確定性”，不承認法官有任何衡平權。法官只能在法律設定的框架內審慎活動，為使法官能得心應手地引經據典，必然要求法律的法典化，并且法典要“概念明確，條理清晰，邏輯嚴密”，完整地適用于各種事實狀態。這種法典的制定極大地依賴于法學家，因此，法學家醉心于抽象的理論法學，熱衷于構建恢宏的概念化的法學架構，力圖涵蓋各種社會現象，從而為立法及司法實踐提供理論依據，并滲透到各種教科書來影響法律職業的后繼者。大陸法系法學凸顯出概念主義、形式主義、抽象化、系統化的特征。因此，我國的法學教育注重概念式教育，側重于演繹推理，由抽象的概念、原則到規則和具體案件，努力建構精密的理論體系，讓學生在理論的學習中塑造信仰和法治理想，其培養目標是法學家或學者型的法律應用人才。法學教育強調法律的系統性、抽象性、理論性、科學性和純粹性，其內容側重于對基本概念和原理的教導，而非提供解決問題的技術。法律教育的內容并不是對實際情況的分析而是對法律組成部分的分析。這種教育模式并不關注法律與社會之間的相互作用，意圖讓生活中的法律完全邏輯化，容易使法學陷入脫離社會的封閉的理想化狀態，所培養的學生理論功底扎實、研究能力強，但缺乏面對真實案件的操作能力，這也是我國法學教育長期面臨的困境。我國正是力圖克服此缺陷，加強實踐性教學，而引入了法律診所教育。雖然初衷很好，但沒有深刻意識到診所教育移植的供體和受體的文化背景的巨大差異，沒有厘清診所教育與概念式教育在我國的關系定位，造成了診所教育的水土不服。

（二）教育目標的定位不同

1．診所法律教育的設立服務于職業教育診所法律教育將職業技能訓練、職業道德訓練、促進社會正義作為設立的目的，這恰好契合了美國“小司法”的教育理念。美國的法學教育服務于律師的培養，而律師是既受人尊崇又收入豐厚的優越職業，因此法學教育與法律職業協同發展，形成職業教育或精英教育的目標定位。精英教育作為小眾型教育，要求合格的法律人在精通法律知識之前，必須獲得有關政治、社會、經濟以及道德等力量的知識，成為具有文化修養和廣博知識的人，否則無法把握社會趨勢，無法理解法官的判決。因此，法學教育只能是第二學位教育，大學本科后起點的教育。學生在完成本科階段的人文科學知識學習后，得以進入法學院研習，在畢業后（獲得法律博士學位，職業律師必須具備的基本學歷，筆者注）通過律師資格考試，成為執業律師是其法律人生的第一步，如果執業成功，會成為法官、檢察官的后備力量。診所教育模式在法學院為社會輸出精英法律人士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2．我國的法學教育偏重人文教育相較于美國，我國法學教育采取的是廣泛地為社會各個領域培養法律人才的“大司法”理念。在該理念支配下，法學教育與法律職業相分離，定位于培養既能從事法律職業又能進行法律理論研究的復合型人才。我國的法學教育主要是本科教育，以高中畢業生為法律人才的培養起點，是一種大眾型教育。而高中生受年齡和閱歷的限制，加之應試教育仍發揮不可小覷的作用，所以本科階段的法學教育更注重寬口徑的人文教育，“大學應當是在不考慮知識的直接職業用途的前提下學習知識的地方”，法學院的畢業生不僅僅是執業者，而且是具有真才實學和廣闊社會眼界的職業家。我國的司法實踐中，律師、檢察官、法官以及理論工作者都是法學院培養出來的。因此，中國法學教育不僅要著眼于職業技能訓練，更重要是承載大學精神對學生進行人文和學術教育，使學生首先成為一個合格的“成年人”，然后才有資格成為“法律人”。正是因為這樣的目標定位，課堂教學偏重理論化和學術化，而法律職業所要求的基本素質———社會經驗和生活知識，只能通過極少的課外實踐活動獲取。這勢必導致培養的法律人才動手能力薄弱，進而嚴重影響執法水平與用法能力的提高。正是因為要扭轉理論與實踐脫節的局面，中國急需引入診所教育的方法。但牽涉到我國的權力體制、就業、人事管理、價值觀念等復雜因素，完全地引入仍然是不太現實的，即便診所教育的引入能增加職業取向的權重，但總體上不能改變目前偏重人文教育的現狀。

三、診所法律教育在我國的實現路徑

基于診所法律教育的文化背景與教育目標，考慮到我國法學教育的特色與國情，診所法律教育在建設過程中應主動尋求與我國法學教育更為契合的路徑。正如有學者所言，引進西方的教育模式，好比打開窗戶，而進行相應的改進，則如同打掃地上的灰塵。開窗戶固然不容易，但只要用力，最終可以打開。掃地就要難得多，因為地上有不少先輩前賢留下的雜塵，有時候是不讓掃，有時候是舍不得掃。不過我已經看見有人拿起了掃帚。由于我國法學本科教育與法律碩士教育的狀況和目標不同，培養法律人才的層次性不同，應區別性地適用診所法律教育模式。

（一）本科法學教育應適時地引入診所法律教育

1．準確定位應將診所法律教育定位于獨特的法學教育方法，配合理論課程的學習，使理論與實踐不脫節。作為輔助的教學手段，其存在并不是單純的彌補學生的實踐技能，同時要提升學生追求社會正義和職業道德的氣質，即致力于為弱勢群體提供法律服務，為社會培育法治意識。診所教育應將法律文書、法律談判和法律實踐培養等課程直接包容，與模擬法庭、實習機制形成錯位互補，以培養復合型人才。

2．教學理念的轉化在教學理念上，淡化理論知識的講授，加強對學生實踐能力培養的重視，注入職業教育的教學理念。因為過于注重理論講授，勢必導致學生缺乏社會知識，不能掌握基本的法律事務技巧，不具備很好地分析解決問題的能力，與法律的較強實踐性不相適應。

3．課程體系的重新設置在課程體系設置上，應當重新確立人文學科、基本法學科與專業法學科在課時上的分配比例。降低人文學科，如哲學、英語等的課時量；對于基本法學科，如法律思想史、法制史等所占比例也適當減少，將更多的時間留給專業法學科的學習。在專業法學中，適當減少基礎理論所占比重，留出一部分課時給予診所課程。診所課程圍繞著學科特點，以問題為導向進行授課，問題可以源自法律診所辦理的案件，也可以是兼職診所教師的法官、檢察官正在處理的案件，讓學生對現實問題展開討論，從不同角度分析案件并得出建設性結論，這種方式使得學生從純粹的法律視角提升至更加關注現實困境與社會政策，真正理解法律與社會的關系，從而法學教育更具有實踐性的特點。由于診所課程是新興課程，為提高教學效果，應制定完備的教學計劃，對學生計算學分，對教師計算工作量，對教學雙方都進行認真嚴格的考核。

4．資源保障制度

診所教育不僅體現在課堂教學上，更多的是關注如何指導學生具體辦案。為盡力保證每個學生都能至少參與一個案件的辦理，經費、師資、案源等方面的資源保障就顯得尤為重要。

（1）實現經費的長效供給。要使診所法律教育能夠真正融入我國的法學院系，就要建立長效性的經費供給制度，實現資金投入的常規化。最根本的解決途徑是將診所法律教育納入法學教育體制內，所支出的教師報酬、辦公費用、案件費用等列入教育經費的序列。此外，要多渠道、多方面拓寬資金來源，包括：呼吁政府出臺政策，將診所教育所需經費納入國家法律援助基金覆蓋范圍；獲得國外基金的資助、國內企業或者慈善組織的贊助，建立法學實踐教育公益基金；號召投資者與法律診所協會建立友好協助關系等。只有經費充足，診所教育的高成本難題才能得到解決。

（2）加強師資隊伍的職業化建設。為充分發揮診所教師的指導水平與熱情，保證其職業化序列才是根本。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從教師編制改革入手，對專職的診所教師單獨定編定崗，與教學、科研崗位平行，并規定評定職稱的具體標準，這樣才能激發教師承擔診所實踐教學活動的熱情。其次，構建法律職業良性互動機制：一方面，讓診所教師定期到法院、檢察院、仲裁委員會等部門掛職鍛煉，鼓勵具有法律職業資格的教師擔任兼職律師，促使他們將書本知識轉化為司法技能，培養其法律實踐能力，同時，還可以發現司法實踐中出現的新問題，獲取新知識，由此保證專職診所教師有能力對學生進行指導。另一方面，聘請資深律師或法官、檢察官擔任診所法律教育的兼職指導教師，以經典案例為課堂素材，多視角分析案情，將實踐與理論相結合，并向學生傳授課本外的法律經驗和法律技能，比如現在的“檢校共建”制度就已經出具規模，并取得良好成效。

（3）保證充足的案源。診所法律教育的案源是一個非常重要而又不可忽視的問題。要保證案源的充足，應采取多渠道方式。首先，最大限度發揮法律援助中心或診所的作用。目前，很多法學院的援助中心將正義作為自身的基本訴求之一，定位于為弱勢群體提供服務，獲得了良好的社會效應。例如，武漢大學社會弱者權利保護中心致力于通過訴訟保護婦女、兒童、老人、殘疾人和農民工等弱勢群體的合法權益；西北政法大學以學生法律服務中心為依托為弱者提供法律援助，要求診所學生每兩人必須完成一起案件的實際或辯護工作。這樣的經驗可為其他院校提供借鑒。其次，設立多元化的診所教育基地。應與當地的多個部門，如消費者保護協會、勞工組織、婦聯、工會、法院、檢察院、街道辦事處等加強聯系和合作，在其辦公場所設立校外診所點，吸引需要援助的當事人來咨詢與委托案件。再次，讓診所學生走進社區進行法律宣傳，以社區法律咨詢等方式與老百姓接觸，使法律診所獲得社會認同，從而為案源的取得奠定民意基礎。最后，建議立法改革，盡快明確法學院系在法律服務特別是訴訟中的法律地位。雖然《法律援助條例》等法律法規都對“社會團體、事業單位等社會組織利用自身資源為經濟困難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持支持態度，為高校學生進行法律診所提供了可能性，但并不明確，特別是學生為刑事案件變化上受限較多。所以賦予學生準律師的身份，讓其在診所教師的陪同下處理案件，有利于診所教育的發展。伴隨著網絡的發達，法學院系應借助互聯網的平臺推介自己的診所教育，擴大影響力。中國診所法律教育網站自2003年開通至2007年底，已有43萬多人次進行了訪問，這就是很好的例證。

5．完善評價體系與規章制度

診所法律教育注重實踐性，其評價標準與理論教學的唯考試成績論不同，應采取科學合理的多元化評價體系。這種評價體系包括學生的自我評價、辦案小組內的評價、指導教師的評價與當事人的評價，根據綜合評價的結果給予學生以考評成績。學生更關注的是后兩種評價。教師的評價能從理論的高度指出其辦案的思路、方法、技能的不足與優勢，易幫助其提高素質與能力；而當事人的評價涉及到對案件結果的滿意度以及對診所學生知識技能、職業操守、社會正義感的認可度，是學生更為在意的，這是診所學生在未來的法律生涯中要經常面對的。診所學生雖然是提供無償的法律服務，但這種活動是有諸如敗訴等風險的。為避免因法律服務方的過錯給當事人造成損失，未雨綢繆，必須制定嚴格的規章制度。如案件受理審批制度、重大案件集體討論制度、指導教師責任制度、過錯賠償責任制度、案卷歸檔制度等，確保診所教育進入良性循環的軌道。

（二）法律碩士教育應全面引入診所教育模式

目前，我國法律碩士的培養全面引入診所教育模式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理由在于：其一，法律碩士教育類似于美國的法學本科教育，其目的就是培養高層次應用型法律人才，以適應日益繁重的司法任務，因此必須以實踐為導向，這與診所法律教育的理念、目標有相通之處。其二，法律碩士作為小眾型、精英教育，在師資培養、硬件投入、時間消耗和管理成本方面均容易滿足。其三，法律診所教育在法律碩士教育中的實踐已有成功典范。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法學研究所在法律碩士培養中，率先開展診所法律教育模式的實踐，取得了良好的教學與社會效果。該模式培養下的學生司法考試通過率100％，就業率100％。就業單位不僅有中央企事業單位，又有北京等地黨政機關和政法機關，也有跨國公司與知名律師事務所。法學研究所在法律碩士的培養方案中，已經將國務院學位辦規定的12個必修學分的實踐課程（法律文書課含3學分、模擬法庭訓練含4學分、法律談判課含2學分、法律實踐課含3學分）全部納入診所法律教育中，要求所有的法律碩士研究生將上述四門課程通過診所教育的方式來實行，并探索出診所法律教育初級班、中級班、高級班三個層次教育模式，這非常值得借鑒和推廣。

考慮到我國進入法律碩士隊伍的學生既可能是法律本科學生，也可能是非法律科班出生，且本科的起點層次不一，為了推動診所教育的開展，強化法律精英的培養，適應我國由學術型人才培養向應用型人才培養傾斜的大環境，建議將司法考試與法律碩士的入學考試合二為一。只要通過司法考試，獲得法律職業資格證書的本科畢業生，就可以向有法律碩士點的高校申請法律碩士的入學資格。接受申請的高校在通過面試后，從中錄取優秀的考生。這是借鑒其他國家針對通過司法考試的人員，經過二年半左右的司法研修并經考試合格后才能進入法官、檢察官、律師隊伍的做法。

篇（6）

法律診所教育既包括傳統的法學教學課堂，也需要真實的社會案件與處理。首先，前者所追求的教學目標，是使學生各個發表自己看法，以培養獨立法律見解，鼓勵獨立思考，使學生頭腦與行動緊密結合的學習方式。它與其他課程教學方式的最大區別是由老師引導學生，使學生逐步對法律實務產生濃厚興趣的舞臺，是一個師生面對面平等探討交流、互動的平臺。從教學基地的建設角度看，就必須要有固定的法律診所教育教室，在這個教室里，應該桌椅可以活動，以便大家在課程教學過程中，既可以將桌椅圍成橢圓形，便于師生交流;也可以模擬律師事務所或法院辦案的設置場景。同時，因為在法律診所課程教學中，需要真實案例的說明和證據展示，也需要傳授大量的法律規定和具體理論，需要播放大量的視頻資料和文本資料，因此，法律診所教育的校內基地最好要配置多媒體播放設備。其次，對于真實案件的與處理，法律診所教育的基地建設也應考慮。比如在學校內或者校外租賃門面設立法律診所“門診室”或接待室，在診室內要安排學生或者專職人員定期坐班，為社會公眾提供面對面的法律咨詢服務。涉及到復雜法律問題如需要收集證據、撰寫訴訟文書或者出庭辯護的，“接診”人員要及時反饋給診所負責老師，由負責老師將案件分給學生并進行指導;同時，在“診室”內要設置法律服務熱線，安排專職坐班人員或者診所內的學生接聽電話，解答法律咨詢，并認真填寫《法律診所受理記錄表》，并落實好答復、回訪和歸檔等具體制度。最后，法律診所實踐教學基地的完善，需要一系列診所工作管理制度的制定和落實。因此，要科學制定如下診所管理制度：診所工作計劃制度，對診所每一年（或者一個學期）的工作進行計劃安排，使其診所教育質量逐步得到提高;會議記錄制度，主要包括法律診所校內課堂案例的會議研討記錄，社會真實案例的研判討論記錄等;一案一卷等制度，主要是社會案例的接待、咨詢、調查取證、案件及結果等資料的收集和歸檔，這些具體制度的制定和嚴格執行是培養法律職業素養的必經程序。

二、法律診所教育的教學內容與教材選擇與創新

法學傳統教育受限于教學環境，注重法學理論的傳授，忽視了學生法律實踐能力的培養和法律職業技能的訓練，這對于培養應用性、復合性的法律人才十分不利。法律診所教育在教學內容上可以進行突破，如指導學生接受當事人的委托，提供包括法律義務咨詢與法律文書寫作、參與調解或訴訟等法律程序運作，這些教學內容已經明顯區別于傳統法學的教學內容。結合我院《法律診所》教學與實踐運行的具體情況，教學內容要注意理論與實踐的結合，教學案例要選擇典型性，具備可實踐性等。在具體的校內法律診所課堂操作過程中，可以考慮收集以往本校法律診所學生或參與的真實典型案例，同時要記錄學生在具體案件過程中的細節問題如當事人利益的沖突與訴求、學生與當事人、法官的溝通過程與經驗總結等，將這些典型案例匯集成庫，作為法律診所課程的教學資料，有助于該課程的實戰性。另外，為了更貼近現實生活，找到最新的案例作為法律診所課程的內容，我校法學院依托桂林市司法局成立了的“桂林法律援助中心桂林電子科技大學工作站”，同時加強與婦聯、農民工團體、所在社區的合作聯系，為社會弱者提供最急迫的法律援助活動。對于教材方面，既可以選擇最新的法律診所教學教材，如李傲的《互動教學法：診所式法律教育》、章武生主編的《模擬法律診所實驗教程》等，也可以根據本院老師的典型案例、法律診所中學生或參與的典型案例進行內部教材的編撰，當然教材的編撰要本院高水平的診所教育教師進行總體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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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設置方面

我國的法學教育側重于法學理論教育，因而在課程設置方面，學生首先應當學習的是基礎理論課，如哲學、政治經濟學等;其次應當學習專業基礎課，如法理學、中國法制史等課程;專業核心課是教學的重點。同時，上述課程的教學，基本上沿用傳統的課堂講授法，員然我國法學院的教學過程也有畢業實習環節，但由于疏于管理，已經難以發揮應有的教學作用。為此，這種課程設置的最大弊端在于它在進行法學理論教學時，幾乎沒有為學生提供實踐機會。法學是一門實踐性很強的學科、過少的實踐課程不但不利于學生們消化所學的法學知識，而且也不利于培養學生實際操作與創造能力。要讓學生盡快消化所學法律知識，讓學生實際操作與創造能力得到培養和提高，就應該改革傳統的教學目的和教學方法，把法律職業化教育置于教育目標的首位。并在此基礎上，將診所法律教育貫穿于整個法學教育過程之中。因此，教育界要支持診所法律教育，除了更新教育目標以外，還應當具體的從課程設置著手，對傳統的課程設置進行結構性的改革讓學生擁有更多的實踐課程和實踐機會。

二、教學方法方面

老師在臺上講，學生在臺下記，這種講座式教學方式(或稱課堂講授法)仍然是我國法學院的主要教學模式。這種方法的優點是教師能在有限的時間內向學生傳授大量知識，并能合理有效掌握課程進度。缺點也很明顯，即給學生灌輸知識，限制了學生獨立思考的空間。而法律診所教育強調老師帶領學生參加實踐，同樣要避免老師在這個過程中搞“一言堂”。因為對于學生來說法律實踐仍然是陌生的，需要老師大量的指導，所以這個時候老師要注重讓學生自由發揮和獨立思考，明確自己的指導地位。如果不注意這個方面，可能又會出現和傳統法學教育一樣的讓學生死記硬背的情形，這樣法律診所教育就不能實現改革法學教育方式的目的。另一方面，還要注意與法律診所教育相配套的學生評價方式。在實踐過程中很難像原來一樣用試卷的分數去評判，這就需要學院的老師設計一種多角度的成績評判方式，即能對學生在法律診所課程中的表現做一個客觀總結，也能激勵學生以更大的熱情投入到診所課程的學習中。同樣也要對老師在法律診所課程的工作量做一個合理的評估。

三、師資力量方面

我國法學院的老師基本是由大學的本科生、研究生甚至博士中產生的，而且一些有副教授、教授職稱的老師都是長期工作在教學工作第一線或從事法學課題研究的。一定程度上這會與社會的法律實踐有些脫節，而受傳統教學思維的影響，他們也難以理解社會上對法律從業人員的要求，更難以適應法律診所教育高強度的實踐教學。這就需要法學院在建設法律診所課程時引進一批有律師、法官、檢察官之類的有具體法律執業經驗的人員從事教學工作。如果在引進這方面的人員存在一些現實的困難，可以考慮請在職的法律職業人員進行客座講座，也是給學生一個接觸法律實踐的機會。而從事具體教學工作的老師除了自身要有實踐經驗外，更應有責任心和精力投入到繁瑣艱巨的法律診所實踐教學，這樣才能保證教學的質量與效果。

四、畢業實習制度方面

畢業實習是我國法學院教學活動的一個重要環節，其目的是讓學生將所學知識具體的運用到司法實踐之中，以提高他們的實際工作能力。然而，日前的畢業實習制度卻呈每況愈下之勢，顯得十分的不規范。法學院學生在傳統的法學教育體系的培養下，實踐能力是十分低下的。雖然會一些基本的法學理論，掌握了常見的法律條文，但在信息時代下這些書本上的知識的作用很低了。而法學院學生的實習單位一般都是法院、檢察院、律師事務所之類的法律工作第一線的重要單位，往往希望來到崗位上的人員能迅速適應工作的需要。很明顯傳統的法學院的學生離這樣的要求還是有很大距離的，基本不能勝任任何實際具體的工作。因此，實習單位接納實習學生，更多的是傾向于將他們當作緩解工作壓力的助手，通常做些瑣碎的雜務工作，很難得到操作具體業務的機會。因此對學生畢業實習的疏于指導和監督是一個普遍存在的問題，嚴重削弱了畢業實習本身所應該具有的教學價值。可以說，傳統的實習制度在為學生提供一種有價值的實踐經驗方面是不成功的。法律診所教育則不同，通過重視在實踐中讓學生體驗不同的法律職業角色，親身處理真實的法律問題。這樣學生的實踐能力大大提高了，也能很快勝任實習單位的一些基礎性的工作，能改變實習單位對法學院學生的傳統的看法。假使各法學院在組織教學活動的同時，融入診所法律教育方法，必然會取得教學上的重大突破。因此，全面改革法學院畢業實習制度，吸取診所法律教育方法，已經成為我國法學教育改革的新契機。

篇（8）

在進入診所學習之前就聽往屆的師兄師姐說過，法律診所教育是從美國引進的一種全新的教學模式。但是百聞不如一見，第一次走進教室確實讓我耳目一新。桌子圍成圓形，老師和同學坐在一起，讓大家在一個平等的地位上進行交流和學習。接下來就是老師的授課方式，以往的法學授課難以擺脫老師臺上講，學生臺下聽的模式。師生之間在課堂上很少展開討論，法律思維的培養完全建立在已知案件或虛擬想象的基礎上。考試中更多的是對記憶而不是對分析能力、推理能力的測試，這很難培養學生思辨和獨立思考的能力。而診所學習，大部分時間都是學生在說，而老師只是在必要的時候進行一下指導。通過辦理真實案件、參與案件的全部過程和細節，訓練解決問題的方法和技巧，培養學生的判斷力、職業責任心，并深刻理解法律和律師的社會角色。

多樣靈活的教學方式還包括寓教于樂的游戲教學。給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張老師在講證據方法時做的游戲。30個人分成兩組分別傳一句相同的話，最后的一位同學把自己聽到的內容記錄下來。就是在這樣一個看似簡單的游戲過程中，我們卻出現了很多笑話和問題。首先是老師給的話都很長，你要在聽到一個同學說完后在最短的時間內以最準確的語言轉述給下一個同學。然而傳到最后一位同學那里總是出現五花八門的答案。從這個看似簡單的游戲里，我們可以很清楚的了解到傳來證據和原始證據的證明力及距離的遠近對證據證明力的影響。這種方式比起我們在傳統的課堂上去記憶傳來證據和原始證據的特征、概念一類枯燥的東西更有助于理解和在司法實踐中準確的適用。

在診所的課堂上還有一種獨特的教學方式，那就是大腦風暴。每節課我們都會有一個主題，大家分成小組圍繞主題來發表自己的看法。最后由同學自由進行發言。診所課堂上同學們的發言既輕松又活潑，就連我這樣一向不喜歡在課堂上發言的人也被那種課堂氣氛所感染了，也是踴躍發言。在課堂上我們可以進行爭論，可以為了一個問題爭得面紅耳赤。即使是這樣大家同樣會感到很開心，因為在討論中會發現自己的觀點存在的問題及學習其他同學在分析問題方面的優點，也就是老師們經常說的“學習在學習的能力”。

在教學內容上，傳統的法學教育諸種理論的熏陶，但診所教育更多的注重操作層面的東西，正好彌補了傳統教育的不足。我們的學習內容包括文書寫作、法律職業道德，就連接待當事人也在我們的演練范圍內。診所老師的和善以及同學之間關系的融洽給人一種溫馨的感覺。所以說診所的每次課我必定去，從來不會缺課。

篇（9）

在進入診所學習之前就聽往屆的師兄師姐說過，法律診所教育是從美國引進的一種全新的教學模式。但是百聞不如一見，第一次走進教室確實讓我耳目一新。桌子圍成圓形，老師和同學坐在一起，讓大家在一個平等的地位上進行交流和學習。接下來就是老師的授課方式，以往的法學授課難以擺脫老師臺上講，學生臺下聽的模式。師生之間在課堂上很少展開討論，法律思維的培養完全建立在已知案件或虛擬想象的基礎上。考試中更多的是對記憶而不是對分析能力、推理能力的測試，這很難培養學生思辨和獨立思考的能力。而診所學習，大部分時間都是學生在說，而老師只是在必要的時候進行一下指導。通過辦理真實案件、參與案件的全部過程和細節，訓練解決問題的方法和技巧，培養學生的判斷力、職業責任心，并深刻理解法律和律師的社會角色。

多樣靈活的教學方式還包括寓教于樂的游戲教學。給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張老師在講證據方法時做的游戲。30個人分成兩組分別傳一句相同的話，最后的一位同學把自己聽到的內容記錄下來。就是在這樣一個看似簡單的游戲過程中，我們卻出現了很多笑話和問題。首先是老師給的話都很長，你要在聽到一個同學說完后在最短的時間內以最準確的語言轉述給下一個同學。然而傳到最后一位同學那里總是出現五花八門的答案。從這個看似簡單的游戲里，我們可以很清楚的了解到傳來證據和原始證據的證明力及距離的遠近對證據證明力的影響。這種方式比起我們在傳統的課堂上去記憶傳來證據和原始證據的特征、概念一類枯燥的東西更有助于理解和在司法實踐中準確的適用。

在診所的課堂上還有一種獨特的教學方式，那就是大腦風暴。每節課我們都會有一個主題，大家分成小組圍繞主題來發表自己的看法。最后由同學自由進行發言。診所課堂上同學們的發言既輕松又活潑，就連我這樣一向不喜歡在課堂上發言的人也被那種課堂氣氛所感染了，也是踴躍發言。在課堂上我們可以進行爭論，可以為了一個問題爭得面紅耳赤。即使是這樣大家同樣會感到很開心，因為在討論中會發現自己的觀點存在的問題及學習其他同學在分析問題方面的優點，也就是老師們經常說的“學習在學習的能力”。

在教學內容上，傳統的法學教育諸種理論的熏陶，但診所教育更多的注重操作層面的東西，正好彌補了傳統教育的不足。我們的學習內容包括文書寫作、法律職業道德，就連接待當事人也在我們的演練范圍內。診所老師的和善以及同學之間關系的融洽給人一種溫馨的感覺。所以說診所的每次課我必定去，從來不會缺課。

篇（10）

項目來源：武漢科技大學教務處（項目編號：2013Z040）

中圖分類號：G642.4文獻標識碼：A

原標題：法學診所式教學模式的建構和創新

收錄日期：2014年5月6日

法學本科教育是國家法治建設的基本工程。大學法學本科教學應該順應法治建設的需要，培養應用型、復合型法律人才。《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頒布之后，在社會科學領域法學專業實施卓越人才培養計劃。“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養計劃”為圍繞提升人才培養質量的核心任務，針對法學教育面臨的問題與挑戰，將目標定位在：以提升法律人才的培養質量為核心，以提高法律人才的實踐能力為重點，加大應用型、復合型法律人才的培養力度，培養、造就一批適應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需要的卓越法律職業人才。

中國深度介入國際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需要相當數量的精通法學理論，能夠理論聯系實際解決法學實踐問題的法律人才。在有限的課堂教學環節和教學實踐環節，利用現有的資源優勢，最大限度實現既有目標，無疑需要在教學模式上推陳出新。根據既有的教學模式，結合我校本科法學教學特點，筆者認為應該將診所式教學模式類推適用于國際經濟法的教學過程中。

一、我國診所式法學教學模式現狀分析

（一）診所式法律教育的興起。診所式法律教育是20世紀六十年代美國的法學院興起的一種新的法學教育方法。其創始人是美國著名法律教育家Jerome?N?Frank，Frank教授的思想被耶魯法學院所采納，發展演變成為當今美國法學院最具活力的診所法律教育模式。特點在于仿效醫學院利用診所培養實習醫生的形式，通過診所教師指導學生參與法律實際運用。從2000年秋季開始，在美國福特基金會的資助下，中國首批高等院校開始嘗試運用這種教學模式在大學本科教育環節開設“法律診所”選修課程。這一課程的開設，打破了我國學歷教育的傳統模式，開始注重培養學生的職業技能教育。

（二）我國診所式法學教學模式優勢分析。法學本科教學模式是培養法學人才、構建法學人才庫，“依法治國”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重要因子。傳統的理論分析教學模式、案例分析教學模式等只能單純“書本式”理論分析或者簡單機械化分析實踐案例，當新形勢下的復雜多變的實際情勢運用這種模式培養的法學學生都不能適時靈活分析處置。這樣有悖于培養真正復合型、應用型、創新型人才。

診所式法學教學模式通過診所課程學習、診所教師指導帶領學生實際運用法律事件，成為新形勢下活力教學模式。

1、法學教學目標明確化。法律專業知識技能和法律職業道德是法律職業的兩大基本要素。

（1）培養學生法律實踐技能素養。傳統法學本科教學是教師通過課堂教學環節傳遞信息，這種信息由于課時、教師職業技能等各種因素不可避免帶有狹窄、主觀性等不利影響。再加之學生認知水平局限性、不一性，那么這種被動學習模式吸收信息量學習理論知識就毫無疑問的顯現出學生無目標的盲目學習的劣勢。診所式法學教學模式以培養實踐性律師為首要目的。強調知識的實踐性和社會的實踐性，注重培養學生嚴密的邏輯思維能力，發現問題、評判問題、解決問題的實戰能力。學生在清晰自己學習目標、方向的前提條件下，有的放矢的發揮主觀能動性的學習。

（2）培養學生職業道德教育規則意識。法律人才一定要有法律學問，才可以認識并且改善法律；一定要有社會的常識，才可以合時宜地運用法律；一定要有法律的道德，才有資格來執行法律。只有了法律知識，斷不能算作法律人才；一定要于法律學問之外，再備有高尚的法律道德。

傳統法學本科教育注重書本理論教育，學生應試教學嚴重脫離實踐環節。這種情勢使法學四年本科的法學畢業學生只知道應試期末考試、司法考試，對畢業后成為一名真正意義上的法律工作者而言，專業技術面臨的應用法律知識解決實踐問題以外可能會面臨的情勢束手無策。事實上，法律專業知識技能是教會學生怎么做，而法律職業道德教會學生為什么這樣做？

診所式法律教學模式通過以下兩種途徑培養職業道德教育規則意識：途徑一：通過診所課程的教授，具體內容包括診所法律工作要求和工作規范、接待來訪、法律文書寫作、事實認定和證據調查、訴訟和非訴訟案例、庭審技巧、團隊合作、職業道德和執業紀律規范等，在課堂上先進行職業技能培訓。途徑二：老師帶領學生在實際辦案的過程中，通過與雙方當事人、律師、辦案檢察官、法官的“面對面”接洽，參與案件進展的各個階段，在實踐中將診所課程靈活運作。

通過上述兩種途徑，培養學生職業道德教育的規則意識，為日后成為真正德行兼備的法律工作者夯實基礎。

2、法學教學方式多樣化。診所式法學教學是仿效醫學院利用診所培養實習醫生的形式，通過診所教師指導學生參與法律實際運用。因此，診所式法學教學模式教師在課堂上采用全方位、多角度、多層次的教學方法，豐富教學內容，貫徹教學意圖，使教學能產生一種立體的、透視的、深入的效果。

主要的教學方法分為課堂內和課堂外兩類：第一類：課堂內教學：主要通過訴訟角色模擬訓練，即讓學生分試當事人、辯護律師、檢察官、法官等角色，在模擬法庭中體驗法律的實踐運用。除此之外，還包括互動式個案指導、分組式訴訟場景訓練等其他新型教學模式等。由學生互動評價、由帶隊老師客觀評價，學生成為課堂的真正主體；第二類：課堂外學生在帶隊老師指導下親身參與真實案例，有的放矢的理論聯系實際，并且案件各方主體對學生的實際表現真實、客觀地作出評價，讓學生在這種競爭環境下積極主動學習。

學生只有在客觀真實的情勢下，發揮學習主觀能動性，并且接受除教師外的同學、案件參與者評價，最終實現學生能夠思考問題，提高分析問題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二、診所式法學教學模式建構和創新必要性分析

我國診所式法學教學模式是美國舶來品。從本世紀在美國福特基金會的資助下傳入中國，在為數較少的一本高校以開設“法律診所”選修課程為模式，施行“診所式”法學教學模式。隨后的近15年時間，各省市法學百余所高校在任課老師的主導下紛紛試行法學公選、專業基礎課程診所式改革，但更多的是課程教授中多設置些實際案例分析；組織學生每學年多開1～2次庭審模擬；組織學生任職實習、畢業實習過程中嚴格要求學生；在“診所課程”開設中由本校老師或者特聘教師講授課程內容。其中，庭審模擬已經成為目前最常見的一種診所教學方式。但是，事實上，我們如何將美國“診所式”法學教學模式更好地“本土化”，將其精髓被我國法學教學模式吸收并創新，這就是我國診所式法學教學模式建構和創新必要性研究的重要意義。

（一）我國高校開展診所式法律教育的制度瓶頸。美國法學教學奉行“精英”教育，采信診所式教學模式的學生層次相對較高，而我國法學教學面向“普法”教育，面向日益增長的法學本科學生，采信診所式教學模式的學生層次相對較低；美國法學“精英”教育配備的指導教師不僅師生百分比高，而且通常是“雙師”身份，而我國法學“普法”教育配備的指導教師不僅師生百分比低，而且通常是純理論的“學到教”理論型人才；美國法學實行的“職業化”教育，而我國診所式法學教學現階段是形式掩蓋下的理論教育為主；美國是典型的判例法系國家的代表，案源豐富、案情多樣復雜，審判程序是律師主導下“抗辯式”的庭審過程，中國是法典本本主義，審判是由審判員、檢察官主導下的“糾問式”庭審過程。

（二）我國高校開展診所式法律教育的實踐瓶頸。我國高校在對診所式法學教育進行實踐探索的過程中，還面臨著諸多困境。以我校在實踐操作中的一些經歷為基礎，認為可將這些問題歸結為以下幾點：第一，資金來源。“精細教育與成本控制”是教學改革不可避免的重要問題。教學模式建構和創新需要大量資金投入。這些經費使用需要在師資培訓、人員聘請、資源平臺搭建、學生實踐能力培養、辦案必要經費等，而這些單純依靠學校財政撥款是無法解決資金缺口問題的；第二，案源獲取。在校大學生通常沒有司法職業證書，所以根本無法從實踐中獲取案源，只能由帶隊老師將自有案源和學生共享。但這勢必會涉及到教師、當事人等隱私、商業機密等各方面問題；第三，帶隊教師配備。從配備教師要求上看，大部分教師都是學術型人才，“雙肩挑”具有辯護實踐經驗的法學教師人數并不多，法官、檢察官工作實踐經驗高校教師不具備；第四，學生自愿投入。診所式法學教學模式需要大量自愿者學生投入相當精力到實踐中去，這對于接受傳統教學聽課、評教模式的廣大學生而言需要從根本上改變觀點，自愿接受這種相對較新穎的教學模式，在實踐中掌握自我學習和領悟的方法，理解法的深刻內涵，提高學生的職業道德。

三、診所式法學教學模式建構與創新

診所式法律教育是案例式教學法不斷改革和完善的結果，診所式教育是還原實踐中的真實案例，將學生從案件的旁觀者轉變為當局者。那么，如何將這種具有實踐性、自主性、親驗性和啟發性特點的舶來品變成符合中國國情法學教學模式？這就需要我們對這種發展至今近十五年的教學模式不斷探索，建構和創新。

（一）探索教育部門與公益機構、司法機構結合方式，解決資金難問題。國家財政預算每年都會有大量資金投入教育，中央財政設立“質量工程”專項資金用于“高等學校本科教學質量與教學改革工程”（以下簡稱“質量工程”）。但是，“質量工程”面對的是全國高校本科教改工程，對于法學本科教學改革投入遠遠無法滿足診所式教學模式所需的各項財政支出。

我國診所式教學模式原本就是在美國福特基金會資助下啟動的。美國福特基金會的宗旨是：接受和管理資金以用于科學、教育與慈善目的，“一切為了公眾福利，此外無其他目的”。我們也可以和中國教育發展基金會、中國教師發展基金會等，愿意投資教育改革、促進法學教學課程改革的企事業單位、民間團體機構進行合作。多探尋資金來源渠道，徹底解決資金難問題。

我國司法機構是行使司法權的國家機構。而法學診所式教學改革必然需要得到司法機構在師資、學生實踐、案例庭審等各個環節指導和協助。司法機構在職責范圍內應該全力以赴、無資協助。

（二）送法下鄉，把診所開到基層。帶隊老師將自有訴訟案源提供給學生進行實戰分析、司法機構將受理案件提供給學生進行學理分析。這種案源渠道會受到案源數量問題限制，更會受到當事人保密質疑。那么，由學校出面聯系，由帶隊老師帶領學生在基層開設診所，由當地村委會、居委會協助，面向基層定期、不定期舉行法律講座；面對面和村民、居民就有關法律問題交談；接受一線村民、居民咨詢、問疑，用所學的法學理論、診所課程知識解惑。這樣真正落實理論聯系實踐，由學生在實踐中學習和當事人接洽、學習面對各種實踐問題靈活運用所學知識予以解決。最關鍵的一點，這會是最為有效解決案源數量問題的途徑。

（三）帶隊教師數量、質量全面提升。從配備教師數量上看，診所式法學教學模式帶隊老師和學生師生比例平均最佳比例為1∶7，但很多高校帶隊老師和學生師生比例平均比例大多都有1∶20。這樣容易造成教師由于精力問題無法全面掌控學生實踐學習情勢。從從業教師結構上看，高校大部分法學教師都是純理論的研究型、學術型人才，這對培養實踐型、臨床型診所式教育的教師要求本身就背道而馳。如何徹底解決這個困境？

1、教師“走出去”：投入資金，資助教師兼職各類訴訟案件、委派到司法機構（公安機關、檢察院、法院）實習，加強帶隊教師自身實踐作戰、臨床診斷的能力。

2、司法人員“請進來”：邀請律師、公安人員、檢察官、法官到學校擔任客座教師，定期舉行講座，并由他們擔任校外指導教師，親自帶隊下基層參與診所實習工作。

（四）加強學生學法方式觀念的轉變，重新制訂評價體系。大一大二學生應該加強理論學習的任務，并在教授中指導學生“法學是實踐性學科”。動員學生應該靈活掌握所學理論知識，適當帶領學生直接進入“基層診所”，讓他們親臨感受診所式教學模式。在大三、大四學生中，轉變開卷、閉卷這種筆頭評價學生學習的方式，實踐中由村民、居民的評價；帶隊教師的評價；同隊隊友的評價占學科成績的大部分，而純理論的筆頭考核方式僅僅占很小一部分。

這樣轉變觀念、多樣化評價方式將法學本科學生逐步由被動轉化為主動接受診所式教學模式，客觀上逐步提升學生臨床經驗，讓其成為“卓越法律工作者”。

四、總結

診所式法學教育的定位等基本的、理念性的問題，仍然是主要的、較具爭議的話題。在中國啟蒙、發展至今的“本土化”十余年中，面臨了許多問題。務實的結合各地、各校、各專業特色進行診所式教學模式探討并逐步提升效果，將我們國內法學本科學生培養成為真正意義的法律工作者。

主要參考文獻：

［1］左衛民.診所法律教育在中國本土化與多元化探索［M］.四川：四川大學出版社，2008.

篇（11）

2.課堂教學與遠程觀摩相結合的教育模式。課堂教學在我國兩千過年的教學體制和理念中都占據著首要的位置，教師在課堂上對學生進行知識的講解和分析，以“傳道授業解惑”。但是，對于實用性極強的法學專業和專業型、復合型的法律碩士來說，法律職業道德的教育和培養僅僅只有課堂教育是遠遠不夠的。目前我國包括中國政法大學在內的少數高校與當地法院進行聯系，構建法庭審判的遠程觀摩網絡，讓學生不出校門，在教室中就能觀摩到各類案件的法庭審理過程，并能夠在法庭審理過程中認真學習和研究律師、法官以及檢察官等法律職業人員的職業行為。課堂教學與遠程觀摩的結合，能夠使學生更好的掌握理論知識和運用技巧。

3.實習與研究相結合。教師與律師的最大區別就在于，一個在研究中研究，一個在實踐中研究，大學教師甚至教授，通常都是埋頭做學問，理論能力和學術能力很高，但卻忽視了實踐。我國目前的高校教育，多是以學校教育為主，學生的實習成為畢業和就業前的一道程序。但對于專業型和復合型極強的法律碩士來說，雖然其在就業和擇業方面比法學專業的學生有著更多的選擇和機會，但是專業理論功底較弱，使其在走上工作崗位后的勝任能力存在一定問題。增加專業型法律碩士的實習教育，已經變得越來越迫切。只有更多的進行實習，深入法律職業的基層和實踐中，真正與法律職業工作者聯系在一起，才能發現目前我國法律職業道德的現狀和問題所在。讓學生更多地在實習中發現問題，并進行研究和總結，能夠更好地鍛煉學生的觀察能力，提升實務技巧，培養職業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