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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遭遇殖民侵略之前，中國自身是缺乏足夠的現代性因素積累的，改革開放后，尤其是市場經濟體制建立后，中國社會對現代化的認識有了很大的轉變。“早發內生型”現代化國家的手段是創新，而“后發外生型”國家的主要手段是“采借”，因為他們可以在早發型國家的現狀中看到自己未來的前景。但中國在“采借”的過程中呈現出一些畸形的表現：以西方的現代化指標為標準，一味追求“工業化水平”“城市化水平”，以西方的理論為圭臬，一味的強調民主、人權，將幾千年的中國經驗化為零，缺少對現實的反思和對傳統價值的認同，我覺得，這種將西方價值理念奉若普遍真理的思想實際上也是中國現代化過程遭遇的深刻危機。

中國的現代化進程與西方是不同步的。中國剛進入前工業時期，西方“早發內生型”國家已經步入了后工業時期，而且“后發外生型”國家的現代化具有“一攬子解決”的特點，因此中國在現代化過程中暴露出的問題，與西方相比，除了一些共性的問題，比如貧富差距大，腐敗滋生，道德失范、環境惡化等，也有一些不同于早發內生型國家的特殊問題.

這種現代化進程的不同步一方面使中國可以采借西方國家已經積累起來的現代化因素，另一方面也給中國現代化造成了不利的國際環境。西方國家雖然鼓吹自由貿易自由市場，但他們無法容忍中國與之自由競爭，他們掌握著全世界的話語權，必然會利用其所謂的道德優勢維護自己的霸權地位與經濟利益。根據沃勒斯坦的“核心-邊緣”理論，中國在國際分工中屬于依附型的地位。我們通常只看到市場經濟體制下中國經濟的飛速增長，卻沒有看到在GDP的快速增長中，中國付出了勞力和血汗，過半的利潤是流向外資企業的！另外，中國也存在盲目跟隨國際潮流的問題，在實體經濟未發展成熟時將注意力轉向金融業，其實是將自身置于被動、危險的境地，因為世界金融體系是以美國為主導的，美國利用金融工具向全世界借錢，中國用產品換取了大量外匯，而拿到的只是賬單不是貨款；金融危機爆發后，美國又把“負責任大國”的帽子扣給中國，試圖讓中國為其危機買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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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農村城市化建設是構建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重要途徑，也是促進農村經濟發展及提高農民生活水平的必由之路。然而，當前農村城市化在推進的過程中面臨著許多金融約束，比如，金融供給的總量不充分，金融供需矛盾比較突出；農村金融支持結構比較單一，很難滿足農村城市化發展的多樣化需要；農業保險不夠健全等[1]。這些問題嚴重制約了新時期農村城市化建設的發展步伐迫切需要有效解決。可以考慮從現代金融角度尋找破解農村城市化發展瓶頸的有效路徑。

一、基于金融需求角度，有效整合農村金融需求

（1）政府應該充分發揮出其重要職能，有效整合農村金融需求，大力發展農村經濟。第一，應該梳理、理順及明確中央及地方政府間的各種權責關系，進一步擴大地方政府之財權與事權，不斷提高地方政府金融的自主性。實踐表明，在發展農村城市化過程中，我們政府相關職責的履行大部分是依靠當地地方各級政府[2]。第二，建立及完善地方政府決策責任的追究制度，有效防止基層地方政府有關官員為了盲目追求政績或者受到短期經濟利益之驅動而重復開發一些農村城市化項目建設或者朝令夕改有關政策以銳減各個投資者參與農村城市化建設的積極性[3]。

（2）規范農村金融需求，引導使其適應新時期正規的商業金融要求。從長遠角度來看，新時期農村城市化方面的金融支持會把重心轉移在商業性金融方面。而目前農村金融需求之有效性嚴重不足，跟一些正規的商業金融服務之要求存在矛盾。為正確處理這個矛盾，必須規范農村金融需求，積極引導使其盡快適應正規的金融機構之服務門檻。第一，積極創新投資模式，以政府為主導，引導及鼓勵商業性金融資金、民間資金等其他資金參與合作，以達到少量的政府財政投入有效帶動其他各種金融資源，從而緩解涉農有關企業目前融資比較困難之處境。第二，建議運用農戶互助的合作模式。鼓勵農戶自行組織成立互助合作的經濟組織或者金融組織，將過去的“農戶----銀行”這種模式改變為“農戶---合作組織---銀行”之模式以彌補一些滯后地區的農村商業性金融服務的缺失[4]。

二、基于金融供給角度，打造多層次的農村金融體系

（1）不斷完善農村扶貧金融服務，彌補金融服務缺失。農業銀行與農村信用社在商業化的過程中，日益凸顯了一些弊端，比如對農村貧困居民的金融服務存在缺失。筆者認為，可以運用下面兩種渠道去完善農村扶貧金融服務，處理金融供求的失衡性。第一，采用優惠政策積極吸引一些商業性的金融機構開設農村小額的金融業務。第二，不斷發展及完善小額信貸，從而滿足一些貧困地區農村弱勢群體之各種金融需求。

（2）以政策性保險為主，構建農業保險與農村社會保障體系。農業保險與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可以說是當前農村城市化進程中不可缺少的金融服務。農業保險與農村社會保障體系應該以政策性保險為主、商業性保險為輔，積極鼓勵各類商業性保險公司支援、占據農村市場，為收入比較高的農戶提供財產保險與壽險等業務。

三、基于金融政策角度，完善農村金融政策

（1）進一步明確農村金融支持政策導向，切實完善支農政策。政府應該積極引導，將農村城市化當作金融機構之信貸政策與資金支持之關鍵部分。人民銀行要出臺操作性強的政策鼓勵商業性金融機構投身到農村城市化建設中來，鼓勵其開拓新業務來服務農村建設。政策性銀行要進一步明確支農職能。金融機構應該從小城鎮開發、農村工業化、農村科技與教育等方面入手強化農村城市化建設資金的投放。

（2）金融政策跟其它政策要相互協調、有機配合大力支持農村城市化。農村金融當前不容樂觀，比較復雜，只依賴單一的金融力量是難以應對的。所以，金融部門要有配合意識與服務意識，在政府出臺的金融政策的基礎上，積極主動尋求跟政府其它政策的配合與同步，千方百計支持農村地區各項基礎設施的建設、配合基層地方政府小城鎮、工業園區的發展規劃[5]。

四、基于金融生態角度，創建和諧的農村金融生態環境

農村金融生態目前面臨著許多問題，比如法制環境不夠健全、難以監管，地方政府行政力量對各種金融機構所開展的金融業務干預較多；信用擔保機制不完善、符合標準的抵押品缺乏等。這在很大程度上加重了我國農村金融服務水平比較低的局面。基于金融生態環境這個角度而言，應該推進農村金融法制化的建設，不斷提高金融監管的力度；優化農村信用環境；盡量減少各類行政干預，從而創建出和諧的農村金融生態環境。

綜上所述，在推進農村城市化建設進程中難免會遇到許多問題與挑戰。這需要我們沉著應對，多管齊下，破解金融約束，努力完善農村金融服務體制及機制，提高農村金融服務效率，從而為農村城市化建設保駕護航。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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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曲小剛，羅劍朝.新型農村金融機構可持續發展的現狀、制約因素和對策[J]. 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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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的現代化就是進行自我完善和發展，也就是說要不斷地與時俱進，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從而形成一種有著積極向上的精神的東西。我國的現代化也是如此，我國的傳統文化能夠促進現代化的不斷進步，我國的傳統文化正在以其獨特的魅力吸引著全世界人的眼球，因此我國現代化的進程中，必須要融入中國的傳統文化，為我國現代化的發展做出貢獻。

一、中國傳統文化在現代化進程中的地位

（一）是現代化進程中的文化根基

中國傳統文化是現代化進程中的文化根基，這主要是由我國現代化的本質決定的，現代化的本質就是要在科技革命的引領下，進行社會的轉型與變遷，我國經濟在發展的過程中，農業占有重要的地位，社會變遷受到了農業社會的阻礙，但是我國的傳統文化卻為我們提供了一定的借鑒，對我國農業社會的現狀進行了真實的反應，能夠對我國農業社會的發展現狀和發展規律有著清楚地了解，在這樣的情況下，就能夠擺脫農業社會的阻力，為我國現代化的發展鋪設道路，提供更多的發展思路。我國現在化進程是不能夠脫離社會現實而進行的，必須要充分的結合我國社會的文化背景，對于我國農業社會有著一定的了解，在此基礎上進行現代化建設，但是也不能夠偏x實際，這樣就極容易出現文化虛無主義，使我國的現代文化成為半截子文化。

（二）人文主義理念是現代化進程中的共同原則

現代化建設的過程中，一定要以人為本，堅持人本主義的基本理念，這是現代化建設的過程中必須要遵守的原則，也就是說要建設“以人為本”的現代化，尤其是在我國，傳統文化是有著濃厚的歷史的，在商周時代的時候，人類所認知的一切能力的局限性都是在認識自然的基礎上的，在這樣的情況下，人們對于自然界的萬物就會本著敬畏的態度來進行，隨著人們認識的程度不斷的加深，天命的統治就會逐漸的減弱，人們理念就被人們提出，我國的傳統文化在發展的過程中主要是以人們理念為主，而且為了人們的生存與發展，就必須要不斷的豐富人們的精神世界。我國傳統文化對于我國的現代化進程有著重要的影響，這主要是由我國生態、文化、政治和經濟等全方面的進行的，在現代化發展的過程中，是不能夠缺少傳統文化的支持的，任何一個方面都離不開傳統文化，因此必須要將以人為本的理念融入到現代化建設中，是各個民族、地區與國家必須要遵守的原則。

（三）厚德載物的影響

現代化進行是一個機器龐大的系統，這一系統有著范圍廣、規模大的特點，在這樣的情況下，也會受到內部原則和相關文化理念的影響，而且也不可避免的會受到外來的一些因素的沖擊，尤其是在現代化進程不斷加快的過程中，一定要保持著一個清醒的頭腦，避免受到外來文化的沖擊，要辯證的進行對待，在這樣的情況下，就要向前人進行學習，通過厚德載物來進行現代化建設，也要辯證來看待，通過博大的胸懷融百家之長，為我國現代化進程創造出一個良好的環境。

厚德載物在現代化進程中是極為重要的，也有著積極的影響，從現代化變革的角度來看，現代化的變革就是從一個比較封閉的狀態走向社會變遷的過程，這主要體現的是我國物質的不斷更新，在很大程度上進行了觀念意識的變化，通過相應的實踐能夠證明開放著的中國強大了、發展了，富有了，安定與幸福才能真正到來。

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必須清醒地看到這一點，這也是中國現代化進程必須背負的歷史屈辱。封閉的意識終究看不到世界前進的步伐，聆聽不到時代快速發展的號角，更換不來社會的真正進步。現代化進程必須要有開放意識的指引，秉著“厚德載物”與“兼收并蓄”的精神來“古為今用、洋為中用”。中國現代化進程作為世界現代化發展的一部分，必須主動匯入到現代化的潮流中去，如果與現代化進程的軌道脫軌了，那么結果無疑是“大廈將顛，非一木所支也。”②因此，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必須以開放的意識去借鑒他國的現代化進程的寶貴經驗，以“兼容”和“消融”的方式，逐層地理解、選擇和揚棄著自身傳統的因素和外來的經驗教訓，這是中國現代化發展的一個關鍵所在。

二、中國傳統文化在現代化進程中的作用

（一）中國傳統文化是現代化進程的精神動力

當前，我國正處在改革發展的關鍵時期，現代化進程的緊要關頭，面臨著許多矛盾和問題。解決這些矛盾和問題，固然要發揮今天人們的聰明才智，但也可以從傳統文化中尋找智慧，尋找動力。傳統文化可以為我們解決各種矛盾和問題、克服艱難險阻提供很多有益的啟示，它就如同一把鑰匙為人們開啟智慧之門。所謂中國傳統文化所包含的基本精神，亦即為中華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的優秀傳統和精髓，繼承和發展中國傳統文化就是在弘揚中華民族的精神。作為中華民族文化傳統的基本精神，即天人合一精神、人文主義精神、自強不息的進取精神、厚德載物的兼容精神、和而不同的辯證精神等，是在歷史發展過程中經受過歷史巨變和社會變遷的考驗而積淀下來的精華，這些精神資源仍然是我們現代化進程的精神動力。

（二）厚德載物的兼容精神為現代化建設提供包容意識

現代化建設不是某一個國家、某一個地區的發展目標，它己然成為世界發展的大趨勢，是全世界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隨著科學技術的日益進步，世界在無形的變小，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在縮短。因此，現代化建設需要厚德載物的包容精神來調節各方關系。其一，在人與人的關系上，厚德載物的兼容精神能夠引導人們彼此之間相親相愛，營造一種“人人親其親”的和諧關系其二，在民族關系和國際關系上，厚德載物的兼容精神對維護世界的和平與發展起到重要作用。現代化進程更是需要這種大度的包容意識，各個國家與民族共謀發展，互惠互利其三，在文化問題上，現代化進程中要實現文化的現代化，就必須以包容的態度對待域內外各種思想文化，達到“文化百家”的境界。厚德載物的兼容精神必將為現代化建設提供良好的包容意識，現代化建設更是離不開這種包容意識的引導。在現代化建設中包容了各方利益，就等于為現代化建設拓寬道路，創造出更非凡的成就。

三、結論

成功的現代化不但善于克服傳統因素對革新的阻力，而且善于從傳統因素中汲取有益的成分。中國的現代化離不開中國傳統文化的推力，同樣，中國傳統文化的后續發展也離不開現代化的支持，二者是相通相融，共同發展。在推進現代化進程的道路上，將二者有機結合，必將會創造出更加輝煌的業績。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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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引言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大量的信息處理已經脫離了手工的操作，在檔案管理方面，傳統的手工式檔案存檔、歸類、整理以及查詢已經遠不能滿足現在各企事業單位的需要。各大中專學校也相繼在檔案管理方面實施大刀闊斧的改革，希望通過現代化的管理方式，提高檔案管理的效率。

1.檔案管理面臨的問題傳統的檔案管理中存在很多的問題，從建檔到存檔，以及其中相關信息的收集、編入等等環節，都采取人工的方式親力親為，一方面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另一方面在存檔的過程中，由于檔案保管環境要求的不達標也經常會使檔案遭到損壞等。檔案管理的現代化，不僅僅是大量電子設備的購入和網絡的構建，這些只是檔案管理走向現代化的技術支持和基礎，真正的信息化管理，還要依靠建立完善的檔案管理體系，將硬件設施與新的管理模式相結合，才能發揮檔案管理的真正作用。首先檔案管理要考慮到檔案本身內容的準確性，在建立文件式檔案的同時，電子檔案的建立為檔案的查詢提供了方便的條件，在信息更新方面要始終保證電子檔案與文件式檔案內容的統一。論文大全。

2.加快檔案館現代化進程的對策2.1提高對檔案管理現代化的認識通過培訓和學習，提高對檔案管理工作的重視程度，充分理解檔案管理現代化的意義和作用。組織檔案管理人員對其他大中專院校的檔案管理工作進行考察學習，借鑒相關的優化方式結合本校自身的條件和特點，重新審視自身檔案管理工作的不足，加快對本校檔案管理現代化的建設。

2.2加大檔案館現代化建設的投入檔案管理的現代化建設是一個學校基礎建設的一部分，檔案管理型人才的引進，現代化管理設備的投入等等都需要校方的大力支持和資金的投入。除此以外，檔案保管環境的改善，也需要在現有的基礎上，進行翻新或重建，這一系列的前期投入都是為了實現檔案管理的長期長效性打下堅實的基礎。

3.檔案館現代化進程的建立數字檔案館概念的提出，顛覆了傳統意義上的紙質檔案，為檔案管理工作提出了新的方向和要求。論文大全。在校園網絡如此發達的今天，很多校內工作都已經推廣到網絡化的層面上了，數字圖書館的成功構建，為數字檔案館的建立提供了新的思路導向，也使信息資料的數字化成為可能。同樣，我們也可以借助計算機技術為依托，將檔案管理和服務工作數字化。論文大全。檔案的管理工作包括檔案的收集、整理、保管、編研、提供利用等，通過以上工作在開展中遇到的問題來反映當下檔案學科的發展和研究方向。數字化檔案館的建立，不僅是檔案管理工作的革新，也是檔案學研究的新課題。從信息的錄入開始，將教職工的全部檔案內容編輯整理后，錄入計算機，并對相關內容進行分級，按照保密資料與非保密資料的標準進行劃分，對于非保密部分可以提供查詢服務，涉密級別的檔案，只能通過檔案的使用權限來開啟。電子檔案建立的同時，并不等于棄掉紙質的檔案文件，相反不但要將紙質檔案保存完好，信息同步，而且要確立紙質檔案的原始憑據思想，電子檔案僅僅是便于服務性的檔案副本。與此同時，也對網絡的安全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電子檔案內容信息的防盜防竄改，數據的備份等工作也相繼成為檔案館數字化推行中要克服的難題。[3]

4.推進檔案館現代化進程應注意的問題檔案管理的現代化給我們指明發展方向的同時也給我們的檔案工作帶來了新的難題。首先是檔案管理人員要具備現代化管理的知識與技能，這為檔案管理的從業人員提出了新的能力要求，其次是檔案管理模式改革的決心和投入，數字檔案館的改革變動和投入相對較大，而且在建成后也要定期的進行硬件設備及管理系統軟件的維護和更新，以保證數字檔案館的安全性和可操作性。與此同時，在檔案的借閱和查詢過程中，因為數字數據的可復制性所帶來的安全問題，也要通過強大的計算機技術支撐來解決，因此要給數字檔案館配備專門的計算機技術部門，做到發現問題能夠及時解決或排除，第一時間保障檔案的信息資料的安全和保密工作。

5.結語檔案管理的現代化改革不是一朝一夕的工作，而是一個漫長的從觀念到技術再到實際應用的轉變過程，是中專學校基礎建設的一部分，與學校的硬件基礎建設一樣，是從辦公能力和效率上對學校的綜合評價之一。在中專學校的橫向比較過程中，除了辦學的師資力量，現代化的校園管理方式也是學校綜合能力的集中體現，因此檔案管理工作的現代化建設無論對檔案管理本身還是學校的整體實力都是非常重要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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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數字技術在工業電氣自動化中的應用

1.1數字技術在工業電氣自動化中應用的可靠性好

數字技術是一種新型技術，其具有一定的應用價值，在現代工業進程中，有利于提高工業的發展，在電氣自動化中的應用，有利于改善電氣自動化技術的革新，新技術的產生，新技術產生促進技術改革，對提高企業的工作效率，起到重要的技術保障。數字技術對電氣自動化技術的改革提供了技術保障，提升了現代企業的發展，為我國的經濟建設提供了技術支持，科技發展，促進經濟發展，反過來，積極快速發展，也促進科技發展，二者相輔相成，共同為我國經濟快速發展提供保障，促進我國工業現代化進程，提供我國企業在世界同行業企業中的知名度，有利于我國企業與國外企業接軌，促進我國貿易發展。數字技術的實踐應用在現代工業中，加快了現代工業現代化進程，提高企業之間的競爭力，符合現代工業競爭的基本要求，符合現代數字技術發展在工業自動化方面的應用，具有很好的性能，提高其應用的可靠性，符合現代工業發展趨勢。

1.2數字技術在工業電氣自動化中的高性價比

工業發展是提高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國工業水平與世界發達國家有一定差別，要提高我國企業發展，必須加快科技水平提升，為我國企業的現代化進程提供了技術保障。數字技術在工業應用領域比較廣，并取得一定成績，數字技術一般與某種技術相結合，促進該技術的發展，提高了相關企業的工作效率，促進了企業的快速發展，對提高我國經濟發展起到重要作用，工業自動化中使用數字技術，與其它技術進行比較，其性價比最高，因此，其應用的領域也是最廣泛。在實際的應用過程中，電氣自動化技術需要不斷發展與創新，提高其自身的應用能力，是提高工業發展的關鍵因素，數字技術在電氣自動化技術中的應用，為自動化技術的革新起到重要作用，同時提高了自動化方面企業的工業現代化進程，提高企業的生產效率，符合現代工業自動化技術進程的發展，數字技術在工業自動化中性價比很高。

1.3數字技術在工業電氣自動化中應用的可操作性強

工業電氣自動化在應用過程中，存在一定問題，必須與其它技術結合，改善自身缺點，有效的提高相關企業的工作效率，數字技術與工業自動化技術相結合可操作性強，符合現代工業發展需要，有助于提高企業的快速發展。數字化技術應用簡潔，邏輯能力強，能增加信息量、模擬量，對信息正誤有效識別，減少人力、物力的投入和浪費，安全又輕松。其應用只需要進行命令的傳達和指示，操作流程自動進行，且自身具有判斷和辨別的功能，經電纜、微波、網絡、光纖等傳輸介質進行傳輸。外加微電處理器與微電技術的應用，使得數字技術的重要性被越來越多的單位企業所重視。數字技術在實際應用過程中，有效的提升工業自動化中的應用可操作性，符合現代工業自動化的發展，提升了工業自動化的技術革新，提升了企業的工作效率。

2數字技術在工業電氣自動化中的創新

2.1采用光纖連接，實現就地化安裝

數字技術的應用越來越廣，有助于計算機網絡技術的快速發展，在工業電氣自動化的實踐中，可以采用光纖進行連接，通過智能終端和間隔層對數據進行采集和控制，這樣可以進一步增強數字技術在工業電氣自動化中應用的可靠性。此外，工業電氣自動化的優良運作還需基于標準化的程序接口上，因此PC平臺自動化的解決就顯得尤為重要，它將有利于ERP和MES的系統連接，而將TCP/IP作為辦公環境通訊的標準，便能有效地解決這一問題。計算機網絡技術的快速發展，尤其Internet技術的發展，提升了數字技術的應用在工業生產中，提高了工業現代化進程發展。

2.2GOOSE虛端了的運用

GOOSE虛端了改良了二次回路，使得工程調試既便于理解，又方便運用;能有效地控制全站線路、母線、開關和主變等，并能開啟跳合閘功能，從而保護測控遙控鎖的間隔層。GOOSE虛端了的運用，促使數字技術的應用過程中，引起的實際應用過程中，對其實用技術的應用過程中，數字技術在電氣自動化技術中的應用，符合現代工業現代化進程。

2.3加強程序化的操作理念

程序化建設強調的是執行力，數字化也亦然。執行力是一種操作理念，提升操作的進程，符合工業現代化發展需要。在調度命令下達以前，還有部分的前期工作需要完成，例如核實之后的票據需要先存入電腦中，實際操作來臨時，還需設置人工的預界面，進行諸如閘刀、開關等設備的確認設計。這有利于不斷完善系統的應用功能，更可明朗工業電氣自動化信息化、開放化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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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化是一個社會發生急劇變遷的過程，是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變，它包括了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世俗社會到法理社會等多元社會轉變，涉及社會、經濟、文化、制度、人口及倫理價值觀念等多方面由傳統性到現代性的全面轉變。現代化是一項雙向比較運動：一方面現代化面對過去，過去是構成現代化的起點和基礎，現代化的過程就是對傳統進行變革、創新或揚棄的過程；另一方面現代化又指向未來，而這個“未來”的模式是以已經實現現代化的國家即發達國家為原型來描述的，其結果，現代化是一個不斷向發達國家靠近的過程，是落后國家對發達國家的追趕或超越的過程。現代化是綜合性的系統工程，不同的國家、不同的地區、不同的時間實現現代化的模式和途徑是不同的，但目標是一致的，即縮小自身與其他更為先進的社會之間的差距。新疆是我國最大的少數民族聚居地，人口問題比較突出，在全面推進現代化進程中始終受到人口因素的制約，對新疆人口現代化實現程度的分析，有利于人們正確認識當前的人口形勢，從而加快人口現代化進程，為全面推進新疆現代化建設創造良好的人口環境。本文試圖從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和平均受教育年限兩個方面衡量與分析新疆人口的現代化程度。

一、平均每萬人口中大學生人數

1、平均每萬人口中大學生人數的基本情況。平均每萬人口中大學生人數反映了一個國家或地區教育的發達程度和人口的現代化水平，新疆歷年每萬人口中大學生人數具體資料為：1978年為8.30人/萬人，2001年為58.53人/萬人、2002年為70.04人/萬人、2003年為76.33人/萬人、2004年為83.09人/萬人、2005年為90.44人/萬人、2006年為97.20人/萬人，2007年為103.20人/萬人。

顯然，新疆每萬人口中大學生人數呈逐年遞增趨勢，由1978年的8.30人/萬人上升到2007年的103.20人/萬人，提高了 11.43倍。這充分說明了自改革開放以來，新疆教育事業尤其是高等教育事業的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尤其從近年來新疆各類文化程度人口增長指數與年增長率來看，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數更呈顯著增加的趨勢。1990年新疆的文盲人口193.29萬人、小學文化程度人口552.56萬人、初中文化程度人口313.52萬人、高中文化程度人口157.42萬人；1995年這幾個層次的人口分別為：153.52萬人、626.36萬人、381.17萬人、179.79萬人和55.49萬人；2000年這幾個層次的人口分別為：102.64萬人、700.66萬人、508.25萬人、223.19萬人和94.91萬人。用1990年做基期，2000年新疆文盲人口年增長率為-6.13%，小學文化程度人口年增長率為2.4%，初中文化程度人口年增長率為4.95%，高中文化程度人口年增長率為3.55%，大專以上文化程度人口年增長率為12.99%。

不難看出，新疆1990～2000年文盲人口年增長率為負增長，而大專以上文化程度人口年均增長12.99%，比其他種類受教育人口年均增長率都明顯偏高，這不僅顯示出新疆教育的成就，也充分表明了新疆人口素質或現代化程度在不斷提高。

2、平均每萬人口中大學生人數現代化標準達標率。平均每萬人口中大學生人數現代化標準達標率分為兩種，基本現代化（150人/萬人）和完全現代化（1，000人/萬人）。根據上述數據計算出的平均每萬人口中，大學生人數基本現代化達標率1978年為5.53%，2001年為39.02%，2002年為46.69%，2003年為50.89%，2004年為55.39%，2005年為60.29%，2007年為68.88%。完全現代化達標率1978年為0.83%，2001年為5.85%，2002年為7.00%，2003年為7.63%，2004年為8.31%，2005年為9.04%，2006年為9.72%，2007年為10.32%。

可見，新疆每萬人口中大學生人數基本現代化達標率從1978年的5.53%提高到2007年的68.88%，雖有大幅度的提高，但仍有31.12%的距離，距完全現代化標準相距遙遠。新疆是我國最大的少數民族聚居地，多民族、多語種的特點，造就了新疆教育的復雜性。因此，今后必須著眼于新疆教育事業的整體發展，包括各少數民族教育在內的基礎教育、職業技術教育、普通高等教育、成人教育、社會力量辦學和師資隊伍建設，加快新疆教育事業的發展。

二、平均受教育年限

1、新疆平均受教育年限基本情況。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是反映一個地區整體人口受教育程度的一個量化指標，一般說來，受教育年限越長，勞動力素質就越高，勞動生產率就越容易提高并反過來促進經濟增長。根據第二至第五次人口普查資料計算出的新疆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新疆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在1964年為 3.63年，1982年提高到5.69年，1990年提高到6.52年，2000年又進一步提高到7.73年。經過近40年的努力，大幅度地提高了各民族的受教育程度，取得的成績是令人矚目的，但總體人口的教育狀況仍然較低。

2、平均受教育年限現代化標準達標率。平均受教育年限現代化標準分為兩種，基本現代化（10年）和完全現代化（12年）。根據上述數據計算出的基本現代化達標率，1964年為36.3%，1982年為56.9%，1990年為65.2%，2000年為77.3%。完全現代化達標率1964年為30.25%，1982年為47.42%，1990年為54.33%，2000年為64.42%。可以看出，新疆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基本現代化標準由1964年的36.3%提高到2000年的77.3%，完全現代化標準由1964年的30.25%提高到2000年的64.42%。平均受教育年限基本現代化與完全現代化標準2000年達標程度已超過60%。但不難看出，人口受教育年限的提高速度是非常緩慢的，平均受教育年限2000年的7.73年，比1964年3.63年提高4.1年花了36年時間。若要達到基本現代化和完全現代化的標準，任重而道遠。

人口文化素質對現代化建設起著根本性、關鍵性的作用，它決定著科學技術和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也決定著國民對自然資源的利用程度和生態環境的保護水平。筆者認為，要提高新疆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必須高度重視新疆邊遠貧困地區免費義務教育工作。各地、各部門要把推進新疆邊遠貧困地區免費義務教育工作作為一項重要的政治任務來抓。要從維護穩定、促進民族教育發展、加快“科教興新”步伐、推進自治區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進程的戰略高度，切實提高對這項工作重要性的認識，根據國家、自治區實施免費義務教育工作的總體要求，協調組織各方面力量，扎扎實實地推進免費義務教育工作，把九年制義務教育真正落實到實處，使邊遠貧困地區的適齡兒童不僅享有受教育的權利，而且有受教育的機會和能力，確保黨和國家對新疆義務教育的傾斜與扶持政策能夠完全落實到位，以提高各民族人口的總體素質，為西部大開發和社會發展提供有力的智力支持和人才保證。

人口現代化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作為新疆現代化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和社會經濟現代化的主要標志之一，人口現代化將伴隨新疆現代化以及社會經濟的發展而發展，并與之相適應。同時人口現代化還需要個人與整個社會的共同努力與創造，更需要政府的強有力的政策支持。由于人口現代化所涉及到豐富的和多方面的內涵，本文的淺顯分析只能涉及新疆人口現代化進程的部分內容，希望能對新疆人口現代化進程有所幫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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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西南財經大學人口研究所，《人口與經濟發展研究》[M]，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1.

[4]君保云著，《什么是現代化》[M]，人民出版社，2001.

篇（7）

扎西當知在《青海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三期上發表有關吐蕃時期噶爾家族的研究論文。嘴爾?東贊宇松及其子孫是吐蕃歷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他們輔佐兩代吐蕃贊普。對吐蕃王朝的統一、疆域的劃定、法律的健全、社會的安定以及周邊民族政權的關系方面做出過突出貢獻。但是，到了吐蕃贊普赤都松芒布杰時期噶爾家族遭到被滅門的悲慘遭遇。文章依據敦煌文獻資料和古代漢文史料對噶爾家族被滅門的原因做了探析，認為：位高權重是噶爾世家獲罪的客觀因素；吐蕃王族的猜疑心理是噶爾家族降罪的主觀因素；離間計是噶爾家族降罪的直接因素。得出這些結論的作者認為，據他所調查搜集的敦煌古藏文文獻和唐宋有關吐蕃的文獻史料中，并未發現噶爾家族背叛或謀反的絲毫痕跡。

關于古藏文寫本的研究方法的再探索

巴桑旺堆在《中國藏學》2009年第三期上發表有關古藏文寫本研究方法探索的論文。作者在海外學者研究的基礎上，結合多年的研究心得，提出了15種判定古藏文寫本年代的方法：1、寫本的物質載體紙張，2、書寫工具筆墨，3、字體的書寫形式，4、字體特殊的書寫現象，5、書頭符、點符、甸符，6、特殊構詞或古語法現象，7、古詞語和詞匯互為通用現象，8、書寫中的特殊符號，9、寫本中的圖像、繪畫，10、寫本的裝幀形式及頁面的設置，11、頁碼的標屬形式，12、文字厘定原則，13、梵文術語的藏文拼寫法，14、寫本的抄經，校經者、施主署名，15、寫本的題記。

班禪大師與民國時期的漢藏文化交流

篇（8）

龔道運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16世紀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Matteo Ricci,1552―1610)來到中國,初著僧袍,后改儒服,援引中學解釋天主教,企圖融合儒耶兩教。在中西文明交流的意義上說,利瑪竇的貢獻非凡,他不僅帶來了依附在基督教上的西方文化,也傳播了西方的數學、地理、天文等科學知識。儒耶兩教真正的交流自此開始。在利瑪竇來華之前,唐代貞元九年有基督教分派景教進入中國,“雖以尊君事父相號召而欲與儒學倫理妥協,但終究談不上與儒學的會通”。在利瑪竇來華后,會通儒耶兩教,相互闡釋,遂進入了完全不同的格局。直到19世紀,基督教和儒教才達到廣泛而深遠的接觸,中國文明由此跨進現代世界。現代的中國是世俗化的、多元的,甚至文化上有著半是被殖民的趨向。

龔道運先生所著的《近世基督教和儒教的接觸》一書由13篇論文組成,集中討論了儒耶兩教的接觸及其影響。這種比較研究實際上也是一種會通,以20世紀學人的多元文化觀念來體認和重新闡釋儒耶兩教的相互碰撞,以及中國以其儒教本位文化作出反應,并帶來的一系列現代性問題。首篇論文《儒學和天主教在明清的接觸和會通》探討的觸因是中國思想文化現代進程的源頭,即明清以降,以儒學和基督教的會通為主導,經由中西文化的相互認同和辨異,最終雜糅而產生了現代的中國思想文化。這種有益的探討,最基本的假設是,不同的文化維度,有著共同真理價值,雖然在其表征和細節方面有著不同的差異。利馬竇將基督教一定程度上中國化,制定了“合儒”和“補儒”等的傳教策略,“引六經之語,以證天主之實”。這種融合會通,雖然不免流為文化誤讀,有穿鑿比附之嫌,但是實際效用是在天主教和儒學的會通基礎上,“加深了儒學重智派的傳統,從而擴大了儒學的視野,對促進中西文化交流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龔先生為現代新儒家宗師牟宗三先生的大弟子,新儒家的第三代傳人,又是國學巨擘饒宗頤先生的入室弟子。先生學力精深,專力研治中國思想,于孔孟儒學、先秦諸子、宋明理學,以及儒耶兩教之比較研究有不少新見。《近世基督教和儒教的接觸》一書中大部分章節關注的是19世紀儒耶兩教的接觸,尤重于對基督教傳教先驅言行的討論。馬禮遜(Robert Morrison, 1782―1834)、米憐(William Milne, 1785―1822)、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1857)、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這些傳教士在中國口岸開放之后,先后來華傳教,與口岸的知識分子有著極為密切而頻繁的互動。他們用漢語翻譯《圣經》和西方科技著作,編纂字典和文法、英譯儒教經典、創辦學校和報刊。這些舉動的目的是為基督教的傳入,最終卻將中國帶進現代世界。

這些來華的傳教士跟下層儒士學習漢語,而儒士往往是冒著受辱或生命的危險,這是因為清政府嚴文禁止,加上儒士有著某種文化上的自我優勢感。有趣的是,當時曾有一個儒生去給馬禮遜教授漢語,懷里揣著一只鞋子和一瓶毒藥。前者表明自己是去買鞋,后者是以防萬一自己被人識破,只好服毒自殺。后來,傳教士開始雇用儒生配合漢譯《圣經》。他們遭遇了不少問題,最關鍵的是他們使用的漢語本身浸染了太多儒家的理念。其中,關于“God”的譯名,尤為爭論紛擾。馬禮遜和理雅各兩人參與了對基督教至高神譯名的討論,并最終將“God”一詞定譯為“上帝”,而非初譯時的各種譯名如:“神”、“真神”、“真活神”、“神天上帝”、“真神上帝”等等。在漢語中,“神”、“天”、“上帝”三者,有時通行,而且“神”有時與“鬼”同義,“天”是指“蒼天”,一個非人格化的超驗的所在,而“上帝”的稱法,常見于古經,正可借用。理雅各有趣地盜引孔穎達《周易正義》所云:“帝者,生物之主,興益之宗”一語,斷章取義地證明帝(上帝)是為創生之源;此義正與《圣經》中上帝創世創生之說相同。這種文化誤讀多數時并非出于語言使用者的本意,但是兩種語言使用環境一旦變化,就會難免要發生。從語言的角度看,兩種存在于不同文字的文化,無論怎么閱讀,都必然要產生轉義的現象。傳教士們的中西互釋產生的種種誤讀,也正如是。

19世紀來華傳教士們的文化誤讀還表現在他們將基督教視為本位,而在中國占壟斷優勢的儒家,則被視為頭號勁敵,處處被加以貶低,以彰顯基督教上帝的榮耀。這與200多年前他們的先驅利瑪竇是完全不同的態度,后者言行謹慎,對中華文明心生由衷的欽佩,他往往是將天主教義夾雜在對儒家經典的闡釋中。這或許是因為時世遷移的原因。利氏之所以謙卑好學,或在于勢單力薄;近世的傳教士之所以那么囂張批判儒家,或因于近代中國在外交和內政上的失敗和受欺。由來固然,一種文化在文化交流中是否占據優勢,在多數情況下要看它所寄存的國家的力量是否強盛而定。因此,也難怪理雅各在英譯《論語》、《大學》等中國經典時,從基督教教義的角度對孔子的儒學有所批評。孔子所講的諸種德目,如“恕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直報怨”,在理氏看來,遠沒有耶教的博愛、贖罪那么精深。米憐同樣從基督教義出發,批判了中國的哲學系統,進而是神學系統、法政系統和意識形態。在今天看來,這些批評有著明顯的基督教和西方中心主義的色彩,對一個弱勢的國家,施以文化上的強壓。

篇（9）

一、項目實施背景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社會經濟迅猛發展各類建設活動迭起，城市化和現代化進程飛速推進。文物建筑作為一種文化旅游資源的載體越來越被廣泛的發掘。1930年產生了中國關于古建筑保護最初的法律《古物保存法》。1980年專門了《關于加強歷史文物保護工作的通知》，并批轉了國家文物事業管理局、國家基本建設委員會《關于加強古建筑和文物古跡保護管理的報告》。我國文物建筑的保護工作正在逐步開展。

某高校體育館為鋼筋混凝土框架結構，長35米，寬21.3米，高15.1米，建筑面積2748平方米，建筑層數兩層，上層為球類館，下層是健身房。屋頂采用三絞拱鋼架與鋼筋混凝土，大跨度空間和別具一格的山墻、屋頂造型、孔雀藍琉璃瓦屋頂隨三絞拱的弧線輪廓而轉折，形成輪舵式的山墻和三重檐歇山頂，四隅設亭。二層內有看臺，外有觀景臺，利用密檐高差采光通風。整個體育館融使用功能、建筑藝術和當時先進的建筑技術為一體，堪稱我國20世紀30年代體育館建筑經典佳作。

體育館自建設至今已逾七十年。建筑物已至高壽。由于該建筑當時的設計、施工水平很高，建筑的基礎、結構依然十分穩健。主要問題在于：屋面瓦破損嚴重，普遍性滲漏；內外墻粉刷層酥堿、殘損，局部窗鼓、脫落，局部機械性外傷；混凝土及砂漿自然老化，收縮裂縫普遍；墻體受雨水和地下水浸害鹽化嚴重；樓地面部分老化或使用不當引起的開裂、破損；木門窗自然碳化、受潮糟朽、開裂或變形；鐵構件腐蝕生銹、機械性受傷變形；長期使用過程中對建筑物的不當干擾和功能性增刪；歷次修繕中的不科學干預和損害；建筑物供排水系統局部灘瘓，供配電、供水系統老舊等等。外墻粉刷層酥堿、殘損；混凝土及砂漿自然老化，收縮裂縫普遍；墻體受雨水和地下水浸害鹽化嚴重。基于文物本身的特殊重要性和其面臨的生存危機，搶救和保護工程不容懈怠。

二、外墻保護方式

修繕前場館外墻體因長期受自然環境影響，出現粉刷層酥堿、空鼓；灰塵、大氣污染物腐朽銹斑；局部砌體已經開裂；外墻憎水功能衰減。

實施墻體清洗分有物理、化學和物理化學相結合的幾類方法，在不損傷歷史建筑原有風貌的這一前提之下，選用了高壓水槍清洗此物理方法來清除原有外墻涂裝的乳膠漆、真石漆等當代漆料和日積月累下來的灰塵及大氣污染物的腐朽銹斑。施工中采用高壓水槍先進行清洗，而不是采用銳器鑿鏟方式，幾乎沒有引起墻體的修繕性傷害。

清洗后，針對現已發黑起霉、酥堿、鼓漲、裂縫等墻體，根據其損壞程度，采取擇砌、剔鑿挖補等方法進行加固處理局部鼓漲部位。先將其剔除干凈，撣凈雜物，后用改性環氧樹脂結構膠填補，后用水泥砂漿抹面，批平。對于墻體裂縫部位，實際施工當中沿著裂縫走向兩邊切割，鑿除裂縫部位，清理碎雜物，后用改性環氧樹脂填補鑿除部位，后用水泥砂漿抹面批平。為了取得較好的修復感官和功能效果，反復進行了不同材料和工藝的小樣實驗，最后選擇高分子聚合物混合砂漿，突出砂面粗糙質感，最后用無色透明氟碳漆罩面防水憎水處理，前后用九道工序，既還原了墻面歷史時代，又徹底修復墻體病害，增強了今后墻體表面的防水憎水功能。

三、工程小結

真實、全面地保存并延續了體育館的歷史信息和藝術、歷史價值。主要體現在：

（一）能保則保，最小干預；文物建筑的最大價值在于傳遞歷史信息。盡管在修繕中我們難以避免對建筑的干預，但要盡最大努力去保存其真實的歷史信息；

（二）謹慎處理文物建筑的修復后可能造成的“失真”問題，工藝方法、表面質感、色彩力求與原物一致；

（三）不得不“干預”的部分盡最大努力減少其影響；歷史建筑不僅僅是供人們觀賞的收藏品，其本身是為人類提供使用價值的。同時，隨著當代科技的進步和需求水平的提高，老式的場館設施已經無法滿足今天現代化的需要。因此提升功能也是合符時代要求的。

但是，任何增加的設施，都不可避免會對歷史建筑產生“干擾”。我們所要做的工作，是要遵循文物保護的基本法則來展開，把影響減小到最低

（四）注重真實歷史信息的“辨識”；妥然處理歷史建筑審美價值趨向，再現民國時期建筑物的歷史風貌。

（五）現代材料和技術運用于文物保護取得較好效果。對實施方案可能產生的影響進行評估。分析不同工藝產生的結果，從而決定不能實施的方案，選擇最優方案。

參考文獻：

篇（10）

潘玉君教授于2000年接受云南師范大學的邀請來此任教，至今，潘教授已在高等院校辛勤耕耘了20余年。在這片沃野千里的大花園中，潘教授不僅精于教學工作，而且在科學研究和教學研究領域也做出了突出成績，形成了教學研究與跨學科綜合研究的良性互動。

20年來，潘玉君教授始終從事“地理科學導論”、“可持續發展原理”和“區域研究方法”等多門課程的教學工作，提出并從理論上進行研究性教學方法的教學研究，從而積累了豐富的教學經驗。他將研究性教學的理念科學地運用在其主持的云南省精品課程和擬申報的國家級精品課程“地理科學導論”中以及正在主編的國家級“十一五”規劃教材《地理科學導論》中。

在科學研究方面，潘玉君教授致力于地理學綜合研究和以地理學為基礎的地理學、經濟學、社會學、教育學、語言學和哲學等跨學科綜合研究，提出“人地關系地域系統協調共生”科學概念和初步創立“人地關系地域系統協調共生應用理論”。由潘教授主持和承擔的科研課題多達30余項，其中，近5年來獨立主持和聯合主持“中國云南省社會經濟發展的區域差異及現代化進程研究”、“區域差異與農民增收對策研究――以中國云南省為例”、“中國云南省和諧社會建設與高等教育區域均衡的系統研究”、“云南省義務教育的區域均衡的系統研究”、“云南省義務教育的區域均衡的系統研究”、“中國云南語言地理的系統研究”、“云南省區域經濟系統研究”、“云南省典型地區生態環境建設與區域可持續發展機制與途徑研究”、“云南省社會經濟發展的大生態安全基礎的系統研究”和“區域可持續發展規范研究”等20余項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基金課題、國家教育科學基金課題、省自然科學基金課題、省哲學社會科學基金課題和省軟科學基金課題等課題。潘教授在科學出版社、商務印書館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地理學基礎》、《可持續發展原理》、《區域經濟學導論》、《新人文地理學》和《地理學與區域發展》等學術著作10部，在《中國社會科學》、《光明日報（理論版）》、《自然辨證法研究》、《科學學研究》、《人文地理》、《經濟地理》和《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等重要的CCSCI期刊獨立或第一作者發表學術論文40余篇，其他學術刊物60余篇。由其完成的科研成果獲多項省部級獎勵，其中，近5年來主持完成的科研成果獲省自然科學二等獎1項、省優秀教學成果(學術著作)一等獎1項、省優秀社會科學成果三等獎4項。由潘玉君教授主持完成的“中國云南省社會經濟發展的區域差異及現代化進程研究”不僅具有跨學科研究的學術價值，而且對于科學決策云南省的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的應用價值，被云南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通過《社科通訊》上報給云南省委和省政府等機構和有關領導。

作為云南省有突出貢獻的哲學社會科學專家、云南省中青年學術技術帶頭人、云南省享受省政府特殊津貼專家、云南師范大學特聘崗位教授、云南師范大學學術委員會委員、云南師范大學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的潘玉君教授，正帶領著他的團隊繼續從事跨學科綜合研究和教學研究，積極探索，不斷創新。

篇（11）

現代漢語的現代性既是一個語言學的問題,同時也包含了豐富的文化學和文藝學內涵。按照一般的理論理解,除了社會革命、思想解放和藝術轉型等其他因素以外,現代漢語現代性的生成過程也就是現代新詩現代性的形成過程。也可以說,現代漢語的現代性從一個方面決定了現代新詩的現代化。

關于新詩現代化的主張,較早有朱自清先生1942年2月在西南聯大文學刊物《文聚》(一卷一期)上發表的《詩與建國》的文章,明確提出“我們需要中國詩的現代化,新詩的現代化”。稍后有袁可嘉先生在20世紀40年代后期對新詩現代化的較為全面的闡釋。按照袁可嘉當年的看法,所謂具有“現代化”特色的詩,是現實、象征、玄學的新的綜合,并且具有文字節奏上的彈性與韌性。袁可嘉在當時先后寫了《新詩現代化》、《新詩現代化的再分析》、《新詩戲劇化》、《談戲劇主義》、《詩與民主》等數篇討論新詩現代化的文章,較為廣泛地談到新詩現代化的諸多問題。在談到現代詩與現代文化的正反兩方面關系時,袁可嘉還特別強調指出:“我們拒不接受現代文化的動向則已,如果想與世界上的現代國家在各方面并駕齊驅,詩的現代化怕是必須采取的途徑。”

從某種意義上講,新詩現代化的歷史實踐早在現代新詩誕生之時即已發生。但人們過去在對新詩現代化的認識中,一直有兩個基本特點。一是按照一種工具論的觀點,把新詩現代化看作是整個社會現代化的某種附帶的東西,或者把文學現代化僅僅看作是社會現代化在文學中的反映。二是采用“外因論”的立場,把西方思想文化的沖擊看成是中國現代新詩以至整個現代文學得以發生的根本原因。這就難免脫離中國文化的邏輯去理解新詩現代化的進程及其內涵,也難以對文學現代化深刻而豐富的內涵作出深入的揭示。在筆者看來,導致新詩現代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外來影響固然重要,但中國社會及文化自身發展的歷史邏輯是更為內在的和至關重要的因素。對詩而言,又尤其不應忽視語言的作用。語言并不僅僅只是文化的一種構成因素和文化的一個方面,而是文化的根基。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也才可以據此認為中國語言文字的內在邏輯及其在現代社會條件下的變異,從根本上制約著包括現代新詩在內的整個中國現代文學的基本面貌,現代漢語的現代性從一個方面決定了新詩的現代化。

現代漢語對新詩現代化的決定性作用早在“國語的文學”論中就已經有了初步的認識。20世紀20年代聞一多在《詩的格律》一文中對此有了進一步的討論。20世紀40年代廢名提出“新詩應該是自由詩”的命題時,其基本思路仍然是白話語言決定了自由詩。但由于受到歷史條件的局限,20世紀前期的新詩在現代化道路上所呈現出的現代性特征還有一個逐步展開的過程。一直要到20世紀80年代,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以后,當漢語詩歌的創造性在新的文化基礎上得以恢復,當人們突破了傳統工具論語言觀的局限,現代新詩現代性的豐富內涵才得以真正展開,人們也才真正認識到現代漢語對于現代新詩的根本意義。現代性在詩歌中不再只是表現為題材和主題,而是還涉及到作為現代人的生活的全部豐富性和復雜性,以及作為符號系統的現代漢語特殊的詩歌語言方式。到了20世紀90年代,無論是所謂“知識分子寫作”還是“民間寫作”,詩人和評論家關心更多的其實已經不再是思想的問題而是語言的問題。

當前,對于語言的自覺以及有關語言的審美方式和文化意味不僅成為深入討論的話題,而且已經化為詩人的血肉乃至感覺方式。同時,詩歌現代性的概念還在不斷發展。語言、漢語寫作、現代漢詩早已成為20世紀90年代詩歌理論批評的關鍵詞。現代漢語不僅從表達方式,而且是從思維方式上深刻地決定了現代新詩以至整個現代文學的基本特征。而一旦把文學的基礎建立在語言之上,對現代漢語之于現代新詩的關系有了全新的認識,才會真正擺脫前述工具論的文學語言觀,使文學真正成為語言的藝術,同時才能深入到內在邏輯中去理解現代新詩的發生及其演變規律。

以上通過對中國文學漢語的現代化發展過程進行闡述和分析,對漢語現代化的發展特點和主要形式進行回顧,對漢語現代化催生的現代新詩的演變歷史進行梳理,并且對兩者的關系進行探討,可以得出現代漢語的現代性與現代新詩的現代化是歷史發展之必然,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其特點和內涵都不同,但是兩者是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漢語的現代性為現代新詩的現代化提供了前提和基礎,現代新詩的現代化又不斷豐富著漢語的現代性。

參考文獻:

[1]王曉初中國現代文學之“現代性”思考[j].文藝研究,200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