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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認識錯誤的分類我們知道，認識錯誤及其對刑事責任的影響關系密切。故意或過失作為認識因素的兩個方面，認識正確與否直接影響到刑事責任的承擔。可見，在發生認識錯誤的場合下對行為人的刑事責任追究理應有所不同。因而就有了認識錯誤的分類。我國刑法理論采取傳統的分類方法，把認識錯誤分為法律上認識的錯誤和事實上認識的錯誤。[2]

2認識錯誤對刑事責任的影響

2.1法律認識錯誤及刑事責任法律認識錯誤，有學者稱之為“違法性錯誤”。本文采納“法律認識錯誤”的說法，是指行為人對自己的行為在法律上是否構成犯罪、構成何種犯罪及刑事處罰存在不正確的認識。法律認識錯誤通常包括以下三種情況：

2.1.1想象犯罪行為不構成犯罪，行為人誤認為構成犯罪，即刑法理論上通常所說的“幻覺犯”。這種認識錯誤不影響行為的性質，即行為人是無罪的。

2.1.2想象不犯罪行為在法律上規定為犯罪，而行為人誤認為自己的行為不構成犯罪。這種認識錯誤不影響對行為性質的認定，即行為人的行為性質是按照法律的規定來處理，而不是以行為人的意志為轉移。

2.1.3行為人對自己實施的行為在罪名和罪數、量刑輕重有不正確的理解行為人認識到自己的行為已構成犯罪，但對其行為觸犯了何種罪名，應當被處以怎樣的刑罰，存在不正確的理解。筆者認為這種錯誤認識并不影響其犯罪的性質和危害程度，既不影響定罪，也不影響量刑，司法機關按照他實際構成的犯罪及危害程度定罪量刑即可。

2.2法律認識錯誤對刑事責任的影響關于法律認識錯誤對刑事責任的影響，在刑法理論上存在否定說與肯定說二種學說。否定說認為“不知法不免除法律責任”。筆者贊同“不知法不可免責”的觀點，不承認法律認識錯誤可以阻卻刑事責任。總之，筆者認為，法律上的認識錯誤，不論上述列舉的何種情況，都不影響對其行為性質的認定和追究其刑事責任，對法律認識錯誤的處理原則是：不免責，按照法律的規定定罪量刑即可。

2.3事實認識錯誤與刑事責任所謂事實認識錯誤，是指行為人對其行為的事實狀況的錯誤認識。事實認識錯誤可能對行為人的刑事責任產生不同的影響。本文試圖從客體的認識錯誤、對行為性質、犯罪對象錯誤、犯罪手段錯誤、打擊錯誤、因果關系認識錯誤[3]。五個分類對事實認識錯誤及其刑事責任進行論述。

2.3.1客體的認識錯誤客體認識錯誤，是指行為人對侵害的客體的認識與實際情況不符合。客體認識錯誤可能影響罪過形式、犯罪的既遂與未遂，甚至可能影響犯罪的成立。

2.3.2犯罪對象的認識錯誤所謂犯罪對象錯誤，是指行為人預想加害的對象與實際加害的對象不一致。

對行為對象的認識錯誤，有以下幾種情況：①誤把甲對象作為乙對象加以侵害，而二者體現相同的社會關系。②誤把甲對象作為乙對象加以侵害，而二者體現的社會關系不同。③誤將犯罪對象作為非犯罪對象加以侵害。④誤將非犯罪對象作為犯罪對象加以侵害。

2.3.3行為認識錯誤行為認識錯誤是指行為人對自己行為的性質或方式的認識與實際情況不符合。行為認識錯誤主要包括兩種情況：第一，行為性質認識錯誤。第二，行為方法認識錯誤。即行為人實施行為時對自己所采取的方法產生不正確認識，從而影響危害結果的發生。

2.3.4犯罪手段的認識錯誤指行為人對自己所采用的犯罪手段的認識錯誤。主要包括以下三種情況：①行為人所使用的手段本來會發生危害結果，但行為人誤認為不會發生危害結果。②行為人本欲使用會發生危害結果的手段，但由于認識錯誤而使用了不會發生危害結果的手段。③行為人所使用的手段根本不可能導致危害結果的發生，但行為人因為愚昧無知而誤認為該手段可以導致危害結果的發生。

2.3.5打擊錯誤打擊錯誤，也稱行為誤差，是指行為人對自己意欲侵害的某一對象實施侵害行為，由于行為本身的差誤，導致行為人所欲攻擊的對象與實際受害的對象不一致。筆者認為，如果這種打擊超出了同一犯罪的法定構成要件，就不能認定為同一犯罪，而應在主客觀相統一的范圍內認定犯罪。

2.3.6因果關系認識錯誤因果關系認識錯誤，即行為人對其所實施的危害行為和造成的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的實際發展進程的認識錯誤。因果關系的認識錯誤主要包括以下四種情況：①危害結果雖然發生，但并不是按照行為人對因果關系的發展所預見的進程來實現的情況（有學者稱為狹義的因果關系的錯誤）。②行為人實施了甲、乙兩個行為，傷害結果是由乙行為造成的，行為人卻誤認為是甲行為造成的（有學者稱為事前的故意）。③犯罪結果已經因行為人的危害行為沒有故意地實施了可能產生一定結果的行為后，才產生故意，其后放任事態的自然發展，導致了結果發生（有學者稱事后故意）。④犯罪構成的提前實現，是指提前實現了行為人所預想的結果。筆者認為，要認定這種行為是否成立故意犯罪既遂，關鍵在于行為人在實施第一行為時，是否已經著手實行，如果能得出肯定結論，則應認定為故意犯罪既遂，如果得出否定結論，則否認故意犯罪既遂。

2.4事實認識錯誤對刑事責任的影響關于事實認識錯誤對刑事責任的影響，理論上大致有三種學說：具體的符合說、法定的符合說、抽象的符合說。理論和實踐中的通說是“法定的符合說”。依此學說，只要侵害的是同一性質的法益或在構成要件上相一致，就成立了故意。通過上述分類分析，當發生事實認識錯誤的情況下，行為人如何承擔罪責？因為筆者承認事實認識錯誤可以阻卻刑事責任，故筆者認為，根據我國實際情況，對于具體事實錯誤的處理，可以利用法定符合說；而在抽象事實錯誤的場合下，應堅持“主客觀相統一”的原則。當實際的犯罪事實較重而行為人沒有認識到其重時，應依輕罪處理；當客觀犯罪行為輕時，則一律依輕罪處罰。

關于認識錯誤，我國雖然沒有明確規定，但作為一種理論，在司法實踐中得到承認的。對于具體事實錯誤的處理，可以利用法定符合說，而對抽象事實認識錯誤的場合，則應堅持主客觀一致的原則，既反對只根據行為人的主觀想象定罪，也不能單憑客觀后果而歸罪。對于法律認識錯誤的處理，就我國的國情，仍應堅持“不知法律不免責”的傳統原則，反對“不知者無罪”的肯定說。

摘要：本文對刑法上認識錯誤的概念、分類及歷史沿革進行了介紹，并詳細論述了認識錯誤與刑事責任的關系，對認識錯誤對刑事責任的影響提出了一些個人的見解，以期達到深化認識錯誤理論的目的。

關鍵詞：法律認識錯誤事實認識錯誤刑事責任關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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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邯鄲歷史文物旅游開發存在的問題

1.資金緊張,對文化遺產的保護力度有限;2.宣傳力度不夠，文化遺產價值未充分體現;3.旅游開發層次較低,缺乏文化內涵;4.旅游資源開發為單向開發;5.開發主體單一，以政府主導型為主。

三、邯鄲歷史文物旅游開發的對策建議

針對邯鄲歷史文物旅游開發存在的問題，提出以下幾個方面的建議：

1.正確處理開發利用與保護的關系。開發時應考慮到長遠利益，明確歷史文物旅游資源首先是“文化遺產資源”，然后才是“旅游資源”，在開發的同時要注重保護，必須制止破壞性的商業行為，使歷史文化遺產得到可持續利用。針對保護方面資金不足的最大難題，要從旅游收人中劃出專項資金用于其維護工作。另外還要創造條件，爭取將該歷史文化遺產列人世界遺產備選名錄，這樣既能使該資源獲得全面的保護，還提高了知名度，使地區性旅游資源得到可持續利用。

2.加大宣傳力度，提升對外知名度。采取多種形式，通過多種渠道，讓更多的人了解邯鄲歷史文化。如政府與新聞、出版、文化等部門密切協作，利用廣播、電視、國際互聯網、期刊雜志、宣傳畫冊等等傳播手段，印發有關體現當地磁山文化、趙文化、石窟文化、“曹魏”建安文化、廣府太極文化、夢文化、磁州窯文化、成語典故文化及民間文化傳統，展現當地自然風光的旅游冊；在國內主要城市設立辦事處或代辦點，積極參加國內各種旅游交易會，邀請國內外記者進行考察、拍攝專題片、進行專題報道；通過舉辦大型活動，如永年廣府太極文化節、成語典故文化節、夢文化節、磁州窯文化節、響堂寺廟會等活動，不斷擴大邯鄲歷史文化價值的影響力，提高旅游的知名度。

3.編制科學的旅游資源開發規劃。把旅游地資源、客源市場、旅游服務與旅游設施視為一個有機整體，以三者同步規劃為其指導思想，對旅游業發展作出戰略構思。在市場定位上，根據旅游業發展現狀，以周邊地區為發展重點，著重面向晉冀魯豫四省地區以內的游客，采取階段性發展的步驟，逐步擴大影響;在景區規劃上，應以磁山文化遺址、趙邯鄲故城、趙王陵、響堂山石窟寺、媧皇宮等國家重點文物資源為核心，全面整合旅游資源，形成頗具特色的文化遺產旅游專線，打造旅游品牌。在項目開發上，充分利用優越自然環境，挖掘當地的風土人情，使文化遺產游與自然風光游、民俗文化游等其他類型的旅游資源相結合，針對過去歷史文物古跡旅游知識性強而趣味性弱的情況，加強其參與性與娛樂性，把以觀光為主的單向旅游開發逐步發展為觀光、度假、療養、娛樂等多種功能并存的雙向旅游開發。延伸旅游產業鏈條，使旅游資源真正轉化為旅游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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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歷史文物是承德市旅游業發展的重要資源

歷史文物是人類智慧文明的遺產，是人類歷史文化的重要載體，是非常寶貴的歷史文化資源和現代旅游資源。承德市是文物古跡比較集中的城市，國家級的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就多達20余處，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達到60多處，比如：僅世界知名的承德辟暑山莊內，就有380多處清代皇帝題詞牌匾的大小建筑。此外，還有被譽為“小布達拉宮”的折疊普陀宗乘之廟，外八廟喇嘛教寺廟群，明代金山嶺長城等等，具有非常豐富的文物資源和歷史文化積淀。因此，承德市先后被國務院授予了首批“歷史文化名城”、“中國十大風景名勝區”之一、“中國旅游勝地四十佳”之一、中國優秀旅游城市、全國歷史文化名城等。大量寶貴的歷史文物古跡，能夠有效滿足游客游覽參觀、探索求知的需要，為承德市旅游業發展提供了重要的資源。

二、文物保護與旅游業發展的辯證關系探析

（一）文物保護是促進承德旅游業持續發展的重要保障

文物是歷史、文化的沉淀，是存世的“化石”，文物資源是旅游發展的重要資源和載體。文物保護能夠使得文物處于良好的狀態，提高旅游資源的質量，提升旅游景點的吸引力和游客參觀游覽的積極性，從而為旅游業持續發展提供重要保障。承德市將歷史文物資源作為旅游開發和利用一般與三種方式：

1、直接將一些國家級或省級文物保護單位開發為旅游景區（點），從而吸引游客來參觀游覽，例如避暑山莊和外八廟。

2、將體型較小或可移動的文物集中起來成立展覽館或博物館，進行專門、專業的陳列和展覽，既能夠滿足旅客的觀賞需求，又能夠對文物進行科學分類的修繕保護。

3、將前兩種方式相結合，在以文物資源為依托設置旅游景區的同時，將部分小體型文物進行集中展覽。相比第一種方式而言，第二、三種方式更有利于文物保護，更有利于促進文物的健康發展。

（二）旅游業的發展為承德市文物保護奠定了良好的物質基礎

文物保護是一項需要持續投入較大人力、物力、財力和相關技術手段的重要工作，沒有良好的經濟能力和物質基礎，文物保護工作就會受到很大的影響。在旅游業發展過程中，一方面為了增加旅游景點的性價比和吸引力，旅游管理部門必然要投入一定的經費和人力對文物古跡進行修繕和保護，從而文物保護起到很好的促進作用。另一方面，旅游業的發展能夠創造很好的經濟效益，增加文物保護單位（旅游景點）的收入和國家的財政稅收，從而能夠為文物保護工作提供更加充足的資金，進而可以聘請更專業的人員和引進更現代的文物保護技術，促進文物保護工作水平的不斷提升。

（三）文物保護與旅游業發展之間也會存在矛盾與沖突

文物作為一種文化遺跡，經歷了時間的淘洗和沉淀，具有明顯的獨特性和唯一性，是不可隨意取代和不可再生的文化資源。在發展旅游的過程中，如果不注重對文物的有效保護，則可能造成文物的破壞，甚至對文物的價值產生毀滅性的的影響。例如：隨著旅游業的發展和游客人數的大量增長，文物保護區內的商業攤點、游客通道、廁所、生活垃圾等增加，會產生大量的污染物，會對避暑山莊、普樂寺、外八廟等景點內的古建筑、古牌匾、古時刻等造成損害；一些游客的不文明旅游行為，如亂涂亂畫、隨地吐痰等，也會對文物古跡造成很不好的破壞和影響。此外，一些文物古跡的旅游景點管理部門，片面追求旅游收入的增長，在擴大景區規模、增加景區旅游人數方面不充分考慮文物古跡的物力、化學特性和環境承載能力，加之缺乏將旅游收入用于投入文物保護的相關機制，使得文物保護經費主要依賴于財政撥款，割裂了文物保護與旅游業發展的相互關系，既不利于文物保護工作的正常開展，又不利于旅游業的持續健康發展。

三、實現文物保護與承德旅游發展平衡共進的對策思考

文物資源是承德城市發展的重要“名片”和“窗口”，是承德市持續長遠發展的歷史見證和力量源泉，是推動承德旅游發展的文化寶藏。因此，加強文物保護對承德市的發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和價值。在經濟社會發展新常態下，要努力堅持文物保護與發展旅游的“兩手抓”、兩手硬重和“兩促進”，實現文物保護與旅游發展的平衡、和諧發展。

（一）要將文物保護計劃納入全市和各區縣的旅游發展規劃之中，實現文物古跡和旅游景點的長期規劃與統一管理。在積極謀劃承德市旅游業發展過程中，一方面組織專家學者加強對各區域的文物普查、調查、認定和登記工作，建立所需保護的文物資料庫，切實摸清文物的“家底”；另一方面，要按照系統性、科學性、前瞻性的原則，統籌做好文物保護規劃和旅游發展規劃的編制工作，明確擘畫出文物保護、旅游發展的“雙軌道”。

（二）要繼續貫徹“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強管理”的文物保護工作方針，加大對文物保護工作的人、財、物和技術投入，積極采取科學有效的措施，做好承德市的文物保護工作，保護和繼承好老祖宗留下的自然和歷史文化遺產，為子孫后代留下更多的文物古跡和社會資源。

（三）要充分發揮政府文物保護部門的職能職責，加強文物保護宣傳和執法力度。作為政策制定者的政府及文物保護部門、旅游發展部門，既是文物的保護者、旅游的開發者，又是文物保護和旅游開發行為的監督者。在推進旅游發展與文物保護的過程中，一方面積極爭取國家專項保護資金，不斷拓展文物保護融資和集資渠道，為區域內的文物保護工作提供更多的財力保障；另一方面，不斷建立完善文物古跡動態監測制度、文物定期修繕保養制度、文物單位保護制度等相關制度機制，確保文物保護工作的制度化、規范化開展。此外，還要在旅游景區加強文物保護宣傳，增強游客的文明旅游觀念和文物保護意識，并加強經常性的文物保護巡邏和執法檢查，對故意破壞和損害文物古跡的行為采取“零容忍”態度，堅決予以制止、處罰和打擊。

（四）要注重實現文物保護與旅游業發展的良性互動和融合發展。文物是文化產業的重要載體，是開展文化旅游的重要媒介，具有重要的旅游開發價值和廣闊的旅游市場前景。在旅游發展和文物保護過程中，要堅持“文物保護第一、旅游發展第二”的原則，在做好文物保護的前提和基礎上，積極防止在發展旅游業過程中單一或過度追求經濟利益而忽視或忽略對文物的保護和管理，導致對文物的損害和對文物保護工作的沖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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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紙化證券是電子科技在證券市場不斷發展的產物，它是證券登記結算機構或者證券公司計算機系統處理的電子簿記系統內反映證券持有狀態的電子數據信息。投資者通過其在證券登記結算機構或證券公司開立的證券賬戶持有證券，并通過該賬戶進行證券交易和轉讓。相比傳統的有紙化證券，證券持有人原先對紙面證券的支配，演變為通過證券賬戶對其中的電子記錄或者電子數據的支配。目前，我國資本市場的市值已在30萬億元左右，證券賬戶總數超過1.4億。2007年，滬深證券交易所日均證券過戶總金額達2000多億元。也就是說，我國單在證券市場就有30萬億元左右的財產權益都是以無紙化的形式存在，而且每天的流轉總量超過2000億元。可見，以無紙化方式存在的證券財產已經成為社會財富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黨的十七大也提出的“創造條件讓更多群眾擁有財產性收入”的重要途徑。

從本質上說，因無紙化證券權益確認和流轉發生的法律關系屬于民事法律關系的范疇，但是，由于權益載體“無紙化”的特殊物理環境，“權利表現為數字或電子符號；而這些符號又記載于特定的密碼賬戶下面。”[1]上述變化客觀上使得以有體物和以紙面憑證為載體的權利為考量對象的傳統民事法律適應不了實踐的客觀需要，有關證券權利的歸屬、變動、流轉和實現等的相關制度和規則要不存在一些難以適用的情形，要不就是缺少相應的明確規定。無紙化條件下，“電子證券法律規則的缺失對于所有證券市場的參與者而言都是一種不確定性，所有證券市場的參與者將無法按照法律規則明確相互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2]由此可見，以促進證券交易效率提高和交易成本降低為目的的證券無紙化給證券的發行、持有和交易帶來了革命性的變化，這種變化對傳統民事法律制度的挑戰是全方位的，亟需從無紙化條件下證券民事法律關系的特殊性出發，抽象出專門的規則和制度，完善《物權法》、《擔保法》、《合同法》、《破產法》、《證券法》等相關民商事法律，明確界定和規范無紙化證券民事權利和義務關系。

一、各類證券賬戶的性質和功能需要法律明確規定

證券賬戶是用于記錄投資者持有證券的余額及其變動情況的載體，證券賬戶記載的內容既是證券權益確認和流轉的基礎和前提，又是證券權益確認和流轉的結果和目標。無紙化證券與證券賬戶不可分離，投資者對證券的持有只能通過控制證券賬戶來實現，不同的證券賬戶所代表和反映的證券權益也不相同。證券賬戶相當于投資者的“證券存折”，用于記錄投資者所持有的證券種類、余額及變動情況。證券賬戶由證券登記結算機構以投資者本人名義為投資者開立，實踐中多由證券公司等開戶機構開戶。證券以紙質憑證存在的條件下是不存在證券賬戶的，投資者只要持有合法取得的證券，就可以對證券進行處分，并擁有證券權利（質押、接受分紅派息及投票權等）；但無紙化條件下這一切權利的行使都需通過證券賬戶來進行。證券賬戶在無紙化證券的市場中扮演著首要角色，可以說，離開了證券賬戶，無紙化證券交易便無法實現。

證券市場目前存在多種賬戶類型，如普通證券賬戶、名義持有人（nominee）賬戶、融資融券賬戶、證券交收賬戶、專用清償賬戶、基金賬戶、定向資產委托管理賬戶等，由于法律對于各類證券賬戶的性質、功能、各種證券持有關系中當事人的權利義務關系等沒有明確規定，實踐中暴露出來的矛盾和問題典型地反映出直接持有和間接持有體系的不同法律效果背后所依托的基礎法律制度的差異：直接持有依托“一物一權”的傳統大陸法系物權制度，是投資者同時作為名義上的所有者直接持有證券的體制；間接持有是指投資者將持有證券交付一個或多個中間機構（證券公司），后者再將投資者交付的證券交存到中央證券存管機構（CSD），發行人股東賬戶登記的證券所有者是最后的中間機構，CSD在登記機構取得股東或債權人的法律地位。

在大陸法系“一物一權”的法律語境下，賬戶登記記載的權利人在法律上被推定為真正的權利人，投資者直接對發行人擁有請求權，被直接登記為其持有證券的所有權，相應地取得股東或債權人的地位。而名義持有人（nominee）賬戶的真正投資者的名稱是不顯示在賬戶名稱中的，也不顯示在股東名冊上，因此這類賬戶的實際受益人的證券權益如何確認在法律層面也缺乏明確規定。有觀點認為，間接持有依托“雙重所有權”的信托制度，“間接模式實際上是信托方式，證券被登記在經紀-交易人、銀行或專門存管人賬戶上，該中介機構作為證券的注冊持有人或在冊所有人(recordowner)擁有法定所有權（legalowner）；而投資者作為最終持有人或受益人(beneficialowner)擁有收益權(beneficialownership)。”[3]一旦名義持有人和實際受益人對證券權屬發生爭議時，這一問題便凸顯出來，實踐中發生過投資者根據證券價值的漲或跌來選擇主張所有權或是主張債權的案例，也成為間接持有制度的難點之一，對于如此重要的民事法律關系問題，我國僅有中國證監會的部門規章《證券登記結算辦法》第18條有相關的原則規定“證券應當記錄在證券持有人本人的證券賬戶內，但依據法律、行政法規和中國證監會的規定，證券記錄在名義持有人證券賬戶內的，從其規定。”而名義持有人制度下，投資者和發行人之間，以及投資者和中介機構之間到底是一種什么性質的法律關系？投資者對于無紙化證券的權利是“純粹的契約性權利”、“共有權”、“信托所有權”還是一種完全不同于傳統權利狀態的“證券權益”？都沒有做出具體明確的規定，這種法律規定的空白狀態，必然會影響到證券市場的穩定運行和創新發展。“投資者的權利性質、權利的行使方式以及保護投資者權益的具體措施必須明確。否則，因為立法不明確所造成的法律風險將會極大地阻礙證券市場的發展。”[4]

二、物權法律制度需要明確證券權益保護的特殊規則

證券無紙化后，投資者對證券的所有權不再依據持有實物證券或者證券上的記名，而是以證券登記機構的電子簿記記錄為依據，體現出非流動性的特點，類似于不動產物權登記；同時，以電子數據形式記載的證券權利，又具有高流動性的特點，類似于動產物權。證券交易的實際情況是，證券的交收不再需要交付證券或者變更證券上的記名，而是由證券登記機構對電子簿記系統中的證券賬戶記加或者記減記錄而做出變更。顯然，由于無紙化證券的特殊存在形式，其權利的歸屬依賴動產權利規則或不動產權利規則存在難以適用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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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紙化證券的權屬確認和變動是通過證券登記來完成的。而無紙化證券的登記不同于物權登記，它是與證券賬戶結合在一起的，登記可以產生證券權利，如證券發行采用無紙化方式，登記即表明取得證券權利，而無紙化證券的登記又沒有發放權利證書，這都與物權登記有所不同。不動產物權登記著眼于登記機構對于不動產設立、變更、轉讓和消滅的確認，是不動產物權變動的公示形式。而證券登記由于簿記記錄的特殊性，往往在過戶行為的同時發生，不存在權利變動和登記行為的分別實現。此外，從法律效力來看,證券登記的法律效力,不僅是對證券權利狀態的記載和確認,即通過證券登記,可以確認證券合法持有人和處分權人的資格,也可以標明該證券上的權利限制狀況，而且還體現為對證券行為狀態的記載和確認，如要約收購登記，以判斷證券行為結果是否確定和符合規則要求。但就證券登記結算機構進行的證券登記行為，是否可以作為產生無紙化證券權益設立、變更、轉讓和消滅的法律后果的行為，法律上并沒有明確規定。證券登記的登記事項、登記程序、登記職責等也缺乏法律的明確依據。《證券法》第160條第二款的規定“證券登記結算機構應當根據證券登記結算的結果，確認證券持有人持有證券的事實，提供證券持有人登記資料……”。該條規定并未明確證券賬戶的登記記錄具有確認證券權益歸屬的效力。而證券登記結算機構的《證券登記規則》作為商事特別規則規定了登記是確權依據，但由于其層級較低，司法實踐中往往不予認可其效力，一些法官從傳統物權法的概念原則出發，認為股票所有權的判斷并非以證券登記結算機構的登記為準，證券登記是持有登記而非所有權登記，不能作為股票所有權的唯一判斷依據，由此對無紙化證券交易制度造成了相當的影響。三、合同法律制度應當完善集中交易機制的規范內容

在無紙化證券交易環境下，上市證券在集中交易場所以匿名的，由中介人（證券商）介入、“多對多”的電子化方式集中撮合成交。賣出證券將經由賣出客戶證券賬戶，賣出方證券公司證券交收賬戶、證券登記結算機構集中交收賬戶、買入方證券公司證券交收賬戶和買入客戶證券賬戶等五類證券賬戶實現證券權益的流轉。在這過程中，共同對手方（CentralCounterParty,CCP）制度是實現證券交易結算的重要制度基礎。我國證券市場實踐中，證券登記結算機構事實上擔當著絕大部分交易品種和交易方式下的中央對手方，包括以集中撮合方式進行的A股、國債、企業債、回購交易、封閉式基金、ETF、LOF等。共同對手方制度的要義在于，登記結算機構介入證券交易買賣雙方之間，成為“買方的賣方”和“賣方的買方”，這種交易模式完全不同于一對一的傳統交易方式。這一制度要求結算機構作為共同對手方，介入賣買雙方的合同關系，成為所有結算參與人唯一的交收對手。“中央結算機構與參與人的債權債務關系是一個不同于原參與人之間的新的債權債務關系，這兩個債權債務是獨立的，這不僅是因為當事人不一樣，更主要的是因為債權債務關系基于不同的法律關系，參與人之間債權債務基于分別代表其客戶的證券買賣協議；而中央結算機構與參與人之間的債權債務關系基于中央結算規則，如果發生糾紛，依據的不是證券買賣協議，而是按照中央結算規則產生的清算表。”[5]

共同對手方制度的核心內容是責任更替和擔保交收。責任更替的要義在于原來買賣雙方達成的合同被雙方分別以結算機構為共同對手方的兩個新的合同所取代，買賣雙方當事人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為共同對手方所承接，當事人只與結算機構一個對手方發生權利義務關系，進行資金和證券的交收。關于中央對手方的形成方式，英美法系國一般采取“約務更替”（novation）制度，也稱為“合同更新”。我國是大陸法系國家，合同法中沒有類似制度，相似的制度是《合同法》第88條關于“當事人一方經對方同意，可以將自己在合同中的權利和義務一并轉讓給第三人”的規定，但考慮到證券交易數量極大，且在瞬間完成，證券公司間達成的合同，無法依據《合同法》第88條，經過雙方同意，將合同權利義務一并轉讓給結算公司。同時，根據共同對手方制度中的擔保交收制度，共同對手方承擔的履約義務并不以任何一個對手方正常履約為前提，即使買賣中的一方不能正常地向共同對手方履約，作為共同對手方的登記結算機構也應該首先對守約一方履行交收義務，然后再根據規則處置違約一方的資產和擔保物，或者向違約方追索等辦法彌補對手方違約造成的損失。由此可見，共同對手方（CCP）結算制度要求有一套完全不同于《合同法》等法律規定的合同履行規則和制度，現行法律難以為登記結算機構成為共同對手方制度提供合理解釋。同時，《證券法》也沒有明確證券登記結算機構的“共同對手方”地位，需要將現有部門規章《證券登記結算管理辦法》中規定的共同對手方制度提升為法律層面的規定。

四、擔保法律制度需要體現證券交收擔保機制的特殊性

金融之本在于資金的融通和流動，而要保障資金融通和流動的順利實現，則離不開有效的擔保法律制度。在無紙化證券交易過程中，交易一方或各方不能按照約定條件足額、及時履行交收義務，其負面效果不只及于傳統交易中的對方，由于實行中央對手方（CCP）交易制度，個別當時人的違約風險往往會演化成系統性的證券交收延遲或交收失敗，在這里，違約風險呈明顯的“敞開性”特點。防范和管理結算風險決定了證券登記結算系統的穩定連續運行，決定了證券交易能否得以最終完成，也決定了整個證券交易系統的安全。在證券交易結算中引入全面的擔保機制，將最大限度的防范結算風險。無紙化證券交易條件下的“擔保體系并不限于一般擔保法意義上的擔保，指為確保證券交易結算的順利完成、確保證券與資金的交割交付而制定的有關機制，特別是在交收違約發生之后為確保交收完成的保障機制，這種機制的核心要素在于在義務人的財產之上設置了某種他人權利，特別是中央登記結算機構的權利。……所以在某種意義上，這種擔保機制并非為了中央結算機構自身利益，甚至可以說在結算關系上中央結算機構沒有自身利益。”[6]事實上，建立在一對一的傳統交易模式基礎之上的擔保法律制度，無法滿足無紙化證券集中交易結算對于建立一攬子擔保機制的需要，現行擔保法律制度并沒有表現出對于無紙化環境的完全適應性。

一是關于擔保的成立強調訂立書面的合同。而在集中交易的證券領域，書面合同的雙方合意是不可能實現的。因此，無紙化證券的交易結算關于擔保的設立大多以業務規則先行的方式解決。當事人一旦進入交易，即被視為接受交易結算規則，而無需另行簽訂單個的書面合同。因此有必要以專門的法律規定來確認以規則方式解決一攬子擔保成立的效力。

二是擔保的具體實現形式偏于單一。《物權法》僅規定質押以登記方式生效，而在當前的證券交易結算實踐中，不同的交易品種的擔保實現方式有一定程度的差異，有過戶、有登記、有控制、有提交。如舊國債回購交易中，以回購登記為擔保設立要件；而新回購交易中則為擔保國債轉入質押庫為擔保設立要件；交收擔保品則以擔保品提交入庫作為擔保成立要件；對于存在自營及經紀業務的結算參與人，客戶資金交收賬戶不足時，登記結算機構可以直接動用自營賬戶內證券完成交收。因此在當前的實際證券交易結算中，擔保物權具體實現形式需要有相應法律的專門解釋規定。

三是沒有規定讓與擔保制度。讓與擔保是適應商事實踐的需要而發展起來的一種法律制度。在證券交易領域，讓與擔保以證券轉入擔保權人證券賬戶作為證券擔保權益生效要件，轉入擔保權人證券賬戶的證券歸屬擔保權人，若擔保人到期履行債務，擔保權人保證返還同質同量的證券財產。這種新型的非典型擔保物權在金融創新實踐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期貨交易管理條例》確立了有價證券充抵保證金制度，但由于缺少讓與擔保制度，影響到該項制度功能的發揮。中國證監會的《證券公司融資融券試點管理辦法》基于實踐的需要規定了相似性質的融資融券擔保制度，但由于缺乏上位法的支持使其合法性受到質疑。我國著名民法學者王利明教授認為，雖然《物權法》未規定讓與擔保制度，但是，目前開展的融資融券業務并不會受到影響。當事人可以根據《信托法》確立法律關系。但從為證券業金融創新提供制度基礎的角度，他也指出，“在條件成熟的時候，也可以制定特別法來確立讓與擔保制度。”[7]與此相關聯的是關于禁止流質的規定如何與應證券市場的發展和創新的需求相協調，使之更加有利于市場交易手段的完善和業務模式的拓展。事實上，已經有部門規章層級的《證券公司股票質押貸款管理辦法》突破了原《擔保法》和《物權法》的限制，質權人（銀行）可以在股票市值降至平倉線時，出售質押股票。但直接轉移擔保品以償債規定與我國現行物權法規定的禁止流質原則有所不符。

五、破產法律制度需要考慮證券清算交收的實際需要

《破產法》作為處理破產清算條件下特殊債權債務關系的專門法律，基于債權人公平受償的基本法律價值取向，規定在破產程序啟動后，不能有缺乏法律依據的個別清償行動。破產程序一旦開始，即使是擔保債權人也不能獨自行使其擔保債權。具體到強調安全與效率并重的證券市場，按照無紙化證券特殊交易規則要求履行職責的中央登記結算機構，會因為破產法缺乏特別的規定而面臨相當大的法律風險。

一是清算交收系統的優先性應當予以明確。清算交收系統履約優先原則是國際上對清算交收系統保護的基本原則之一。如我國香港地區及歐盟均規定，清算交收系統相關規則優先于破產法律適用。“證券登記結算機構盡管具有債權人的法律地位，但并沒有獨立的利益，證券登記結算機構債權的實現維護的是整個證券市場的結算安全和全體結算參與人的利益。因此，證券登記結算機構的債權應優先于其他債權實現。”[8]企業破產法》第十六條規定，“人民法院受理破產申請后，債務人對個別債權人的債務清償無效”。這可能成為證券登記結算機構在結算參與人進入破產程序后享有優先地位的障礙，不利于清算交收系統的安全和穩定。證券登記結算機構作為共同對手方，破產結算參與人在結算系統透支時，證券登記結算機構墊付資金完成已達成交易的交收，而該部分墊付的資金來自全市場結算參與人的資金。因此，如果不允許證券登記結算機構對擔保物行使優先受償權，侵害的將是全市場結算參與人的利益，違反公平原則。因此，清算交收系統的優先性是否需要從以下兩個方面得到體現：一方面，結算參與人破產時，證券登記結算機構有權依據業務規則強制要求結算參與人完成進入破產程序前后已達成交易的交收，證券登記結算機構不應受到《破產法》自動中止原則的影響，而且即使結算參與人未提供擔保，結算參與人的破產財產也必須優先用于履行交收義務，另一方面，結算參與人進入破產程序后，在債務人財產的分配順序中，應當賦予證券登記結算機構作為債權人的優先地位或者法定的優先清償順序，證券登記結算機構對依據業務規則強行留置的違約交收證券和結算參與人提交的擔保物有優先受償權，且有權直接依據業務規則對擔保物進行處分。這種優先權應當得到法律的確認，證券登記結算機構可直接依據業務規則行使這種權利，而無需征得法院事先同意。

二是破產管理人的撤銷權應受限制。《企業破產法》第31條賦予了破產管理人有權申請人民法院決定是否解除破產申請受理前成立而債務人和對方當事人均未履行完畢的合同的權利。然而，此項規定與國際通行的無紙化證券交易最終性原則存在一定的沖突。特別是，當作為結算參與人的證券公司破產時，執行《破產法》的有關規定，就可能影響集中交易和多邊凈額結算秩序，引發系統性風險。因此，對于證券交易所市場已達成的集中交易和已進入清算交收程序的合同，法律似應規定破產管理人不得行使撤銷權，以維護清算交收系統的交收最終性。

注釋:

[1]高富平主持．證券登記結算數據電子化的法律問題研究[R]．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證券登記結算重大法律課題研究報告[C]．97,105．

[2]王靜．電子證券的基本法律問題[A]．2008《物權法》與證券市場投資者權益保護高層論壇論文集[C]．115．

[3]高富平主持．證券登記結算數據電子化的法律問題研究[R]．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證券登記結算重大法律課題研究報告[C]．97,105．

[4]董安生主持．證券持有模式及不同持有模式下持有人權利研究[R]．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證券登記結算重大法律課題研究報告[C]．56．

[5]毛國權主持．證券交易結算擔保體系法律問題研究[R]．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證券登記結算重大法律課題研究報告[C]．311,297．

篇（5）

我國現行的有關物流的法律法規，從法律效力角度來看，主要可分為以下三類:一是法律，如鐵路法、海商法等，這類規范性文件的法律效力最高，往往是物流某一領域的基本法。二是行政法規，其中涉及物流的行政法包括海港管理暫行條例、航道管理條例等，這類規范性文件的法律效力僅次于法律，數量眾多，在我國的物流立法中占重要的地位。三是由中央各部委頒布的規章，其中涉及物流的規章有關于商品包裝的暫行規定、鐵路貨物運輸規程等等，這類規范性文件的法律效力次于法律、行政法規，帶有強烈的部門特色。除此之外，還有部分國際條約、國際慣例以及地方性法規以及物流技術規范等形式。

從我國現行的物流立法內容和領域上看，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調整物流活動主體和市場準入方面的法律規范。如《公司法》、《關于開展試點設立外商投資物流企業工作有關問題的通知》等;調整物流環節中物流經營活動的法律規范。其中廣泛適用于物流活動各環節的法律主要有《合同法》等，更多的是適用于物流某一環節的法律規范，包括運輸、搬運配送、包裝、倉儲等環節的法律規范。比如《鐵路法》、《海商法》、《中國民用航空貨物國內運輸規則》、《鐵路貨物運輸管理規則》等等;調整物流作業的技術規范。如GB/T4122。1—996包裝術語基礎、GB190—90危險貨物包裝標志等等;調整物流基本建設和市場管理方面的法律規范。例如《港口法》、《反不正當競爭法》、《廣告法》等等。

綜上所述，物流活動涵蓋了物品從原材料形態經過生產環節的半成品、產品形態，最后通過流通環節到達消費者手上的全過程。同時，還包括物品的回收和廢棄物的處理過程，涉及運輸、儲存、裝卸、搬運、包裝、流通加工、配送、信息處理等諸多環節。因此，調整物流的法律規范也應涉及運輸、倉儲、包裝、配送、搬運、流通加工和信息管理等各個方面，在法律規范的表現形式上有法律、法規、規章和國際條約、國際慣例以及各種技術規范和技術法規等不同的層次。再加上物流活動本身有較強的技術性，而且物流活動日益國際化。所以，與一般的經營活動相比，以上因素決定了在物流活動中法律適用具有以下幾個特殊性。

一、綜合性和多樣性

由于物流活動涉及運輸、倉儲、包裝、配送、搬運、流通加工和信息管理等各個方面，在每個環節上都存在法律規范對其活動進行規范和約束，而且每個環節的法律規范在表現形式上又分為法律、法規、規章和國際條約、國際慣例以及各種技術規范和技術法規等不同的層次，在每個環節的物流活動中，即有可能適用國家正式頒布的法律，最高政府機構的法規，各主管部門規定的規章、辦法，也有可能適用有關的技術標準或技術法規。同時，物流活動有眾多的參與者，大的物流項目，一般需要有外包的服務。物流活動的參與者涉及不同行業、不同部門，如倉儲經營者、包裝服務商、各種運輸方式下的承運人、裝卸業者、承攬加工業者、配送商、信息服務供應商、公共網絡經營人等。所以，就物流活動的整體而言，其法律適用具有內容的綜合性和層次的多樣性的特點。比如，就物流活動中運輸環節來說，就分別有公路運輸法律規范、鐵路運輸法律規范、水路運輸法律規范、航空運輸法律規范等不同領域的法律規范，而就公路運輸法律規范而言，就存在《合同法》、《公路法》等法律以及《汽車貨物運輸規則》等規章的不同層次、不同效力的法律規范。不但如此，如果采用集裝箱運輸，還應遵守《集裝箱汽車運輸規則》，如果是危險貨物，還應遵守《汽車危險貨物運輸規則》，如果物流經營者租用他人的汽車運輸，還應遵守《汽車租賃業管理暫行規定》等。

二、廣泛性和復雜性

一方面，物流活動本身的環節眾多，物流活動參與者眾多，物流活動的市場管理者眾多，所以在物流活動中，既有可能適用橫向的民事法律規范，如運輸合同、倉儲合同、保管合同等合同法律規范;也有可能適用縱向的行政法律規范，如物流企業市場準入、物流市場監督管理等法律規范;在某些情況下還可能適用一些技術標準和技術規范。比如，GB9174—88中一般貨物運輸包裝通用技術條件的規定，GB12463—90中危險貨物運輸包裝通用技術條件的規定等。另一方面，物流活動參與者的廣泛性，亦造成了物流法律關系的復雜性，而且物流服務提供者經常處于雙重甚至多重法律關系中，這也造成了物流活動中法律的適用呈現出復雜性。比如在第三方物流服務合同中，第三方物流企業與其他企業約定，由第三方物流企業為后者進行物流系統的設計、負責后者整個物流系統的管理和運營，承擔系統運營責任，而由后者向第三方物流企業支付物流服務費。在這種合同中，第三方物流企業提供的是一攬子服務，既要為物流需求者設計并管理物流系統，也要提供綜合的物流服務，同時，也有可能提供具體的物流作業服務。因此在法律適用上就非常復雜:在適用《合同法》總則性規定的基礎上，從物流系統的設計部分看，可以適用技術合同和技術開發合同的規定，而提供的具體物流作業服務部分，則根據服務的具體內容分別適用貨物運輸合同、加工承攬合同、倉儲合同、保管合同的規定。同時，該合同還具有委托合同的性質，因此，相關規范沒有規定的部分，也可以參照有關委托合同的規定。:

三、國際性

隨著國際物流的發展，物流活動跨越了區域性，跨國公司的物流供應鏈涉及多個國家，在物流活動中必然產生各國規范物流法律的適用問題，涉及物流的國際立法和各國對已有法律制度的協調、平衡等問題，也涉及在國際物流活動中，大量適用國際公約和國際慣例。比如在鐵路運輸方面，我國是《國際鐵路貨物聯運協定》的締約國，物流企業在辦理國際鐵路貨物運輸時要遵守該公約的規定;在國際航空運輸方面，我國加入了《統一國際航空運輸的某些規則的公約》(即華沙公約)以及《海牙議定書》，我國的《航空法》中對國際航空貨物運輸的部分事項也做了特別的規定，中國民用航空總局還于2000年并實施了《中國民用航空貨物國際運輸規則》，專門對國際航空貨物運輸中的相關問題做了特殊規定，物流企業在辦理國際航空貨物運輸時也要遵守這些規定。另外1973年的《聯運單證統一規則》以及1991年的《多式聯運單證規則》都是民間規則，而不是強制性公約，但是當事人也可以選擇適用。所以物流活動的國際化必然帶來物流活動法律適用的國際化。現代物流是經濟全球化、一體化發展的產物。國際物流的出現和發展，致使物流超越了一國和區域的界限，而走向國際化，與國際物流相適應，物流法亦呈現出國際化的趨勢，表現在一些領域內出現了全世界通用的國際標準，包括托盤、貨架、裝卸機具、車輛、集裝箱的尺度規格、條形碼、自動掃描等技術標準以及物流技術標準和工作標準等。這種趨勢也會帶來物流技術標準和工作標準在法律適用上國際化。

篇（6）

全國旅游業目前已進入國際國內兩個市場有機結合、互補互促的大旅游、大市場、大產業階段。面對新的形勢和要求，必須清醒看到成都市旅游業發展的差距；在旅游資源的開發上還缺乏支柱項目和拳頭產品，產品老化、品位不高的現象還較突出；開拓旅游市場的力量還不強，制約對國際市場大面積、深層次的開發；旅游市場秩序混亂、旅游服務質量不高的問題還未得到根本的扭轉和改善；不少旅游企業素質不高，實力不強。難以形成規模經濟和強大的競爭力量。

黨的十四屆五中全會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指出：實現經濟體制從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的轉變,是兩個帶全局性的根本轉變；抓好“體制轉軌”、“增長變型”的轉變，就抓住了改革與發展的核心和關鍵，就掌握了各項工作的主動權，為使成都旅游業快速、持續、健康地發展，必須緊緊圍繞實現“兩個轉變”，抓住機遇，開拓奮進；重點突破，全面推進；優化產品、整體促銷；狠抓質量，提高效益；適度超前，協調發展，以創建全國優秀旅游城市活動為動力，面向大市湯，組織大運行，發展大產業，樹立“熊貓故鄉”、“四季風光”、“文化名城”的成都旅游總體形象，形成市區、近郊各具特色并輻射跨省區的“三環”旅游網絡格局，培育和建立國際旅游、國內旅游、出境旅游相互促進、協調發展的旅游市場體系，努力把成都建成全國的旅游名城，盡快跨進旅游發達城市的行列。到2000年，當年接待境外旅游者21～23萬人次，實現創匯1．25～1．37億美元；2010年當年接待境外旅游者47萬人次，創匯在1995年的基礎上翻兩番，達到1．75億美元,2000年接待國內旅游者2540～2657萬人次,國內旅游收入達到76～80億元人民幣;2010年當年接待國內旅游者5000～5300萬人次，國內旅游收入達到300～318億元人民幣。

目前，加快旅游業發展的機遇與挑戰同在。為此，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要著重解決好以下“五個適應”的問題：

一、在思想觀念上，要適應抓大旅游、抓大產業的要求

旅游業是創匯創收的外向型綜合性很強的新興產業。成都市委、市政府歷來十分重視，早在199O年底就把發展旅游業列為了振興成都經濟的“四大開發（工業、農業、高新科技、旅游）之一，市委書記黃寅逵同志、市長王榮軒同志在多次會議上都強調要把旅游業的發展作為成都經濟的新的增長點。如何把領導的決策變為發展我市旅游業的強大動力和實際行動？當前，原重要的是進一步解放思想，促進觀念的不斷更新。一是要進一步提高對旅游業作為新興產業地位和作用的認識，充分認識旅游業在國民經濟中帶動和促進關聯產業發展的多功能作用，在對外交往和經濟、科技、文化交流中的橋梁和媒體作用、在擴大對外開放中的先導作用、在樹立一個國家和地區形象中的“窗口”作用，增強抓大旅游、抓大產業的觀念；二是各級黨委、政府對旅游業在本地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要明確定位，提高重視程度，增強抓旅游業的自覺性和積極性，堅持“政府主導型”發展戰略，促進各相關部門支持配合，通力合作，盡快使旅游業真正成為對外開放中的先導產業、第三產業中的龍頭產業、國民經濟中的創匯支柱產業；三是增強機遇和發展意識，國際環境和國內條件都十分有利，我市旅游業由快速起步階段已進入了大發展階段，有優勢的資源基礎、堅實的物質基礎、良好的工作基礎和廣泛的社會基礎，調動社會各方面的積極性，支持和興辦旅游，特別是要吸引大企業、大集團跨部門、跨行業投資興辦旅游業;四是進一步樹立市場競爭意識,增強加快發展旅游業的緊迫感和危機感，縱觀旅游業發展的激烈競爭態勢，正確分析和估價我市旅游業當前優勢劣勢的變化，既要看到優勢很多，只要敢于正視我市原有的“中轉”輻射優勢、價格優勢等方面日趨減弱，周邊省、市旅游業發展的競爭壓力增大，因勢利導，揚長避短，滿懷信心，打好主動仗。

二、在宣傳促銷中，要適應開拓大市場、實現大合作的要求

加大宣傳促銷，開拓旅游市場，是加快旅游業發展頭等重要的問題；開發市場的廣度和深度，是宣傳促銷成效的具體標志。為盡快扭轉我市國際客源連年下降的趨勢和國內旅游組織化程度低的狀況，爭取日、美、歐市場穩中有升，港、澳、臺市場客源回升，周邊市場逐步發展，新興市場不斷拓展，研究確立我市客源市場的開發策略，加強國內外客源市場的分析與預測，根據出現的問題及時提出對策，強化市場開發的針對性，不斷改進捉銷的方式方法，增強宣傳促銷的有效性，根據國家旅游局每年推出的宣傳促銷主題，成都兩年一度的“國際熊貓節”及舉辦的各種傳統節慶活動，緊緊圍繞樹立“熊貓故鄉”、“文化名城”、“四季風光”的成都旅游總體形象不斷優化、更新旅游產品，開展宣傳促銷，為了拓寬國際客源市場、積極探索建立能與境內旅游供給能力相適應、與境外旅游競爭對手相抗衡的促銷機制。堅持統一對外、整體促銷的原則，強化聯合促銷，調動企業開發市場的主動性和積極性，爭取各有關部門的支持配合，進一步搞好與各新聞媒介的聯合聯姻，建立與國內外、省內外、市內外的大合作，組成全天候的立體宣傳促銷攻勢，形成多元化、全方位開放的旅游市場體系。

三、在旅游產品的開發上，要適應市場的導向和出拳頭產品的要求

旅游基礎設施的建設、旅游資源的開發，是發展旅游業的基礎和依托；開發具有特色的旅游拳頭產品，才能對海內外旅游者產生強烈的吸引力。因此，必須下大力抓好旅游產品的開發，搞好旅游產品結構的調整和不斷優化更新。首先，要按照出優勢產品、出配套產品、出規模產品的思路搞好成都旅游總體規劃，使規劃具有科學性、戰略性、指導性和實用性，并嚴格按照總體規劃的要求進行開發建設，防止低水平項目和重復建設的現象。第二，堅持以市場為導向，突出重點、突出特色的原則，加強旅游基礎設施建設和重點項目的建設，抓好“中華熊貓世界”這一世界壟斷旅游產品的開發，四季風光帶以兩個國家級風景名勝區為重點，抓好西嶺雪山為代表的縱向四季風光帶開發和都江堰青城山為代表的橫向四季風光帶的開發，同時抓好我市其余8個風景名勝區的配套建設,開展熊貓生態旅游，搞好到九寨、黃龍、長江三峽、拉薩、昆明、桂林、貴陽等周邊輻射圈內的產品開發和推出，使度假旅游產品和專項旅游產品的開發有新的突破，開發建設出投入產出效益好的拳頭產品向國內外推出，力爭產生轟動效應。第三，抓好武侯祠、杜甫草堂、青羊宮、濱江公園、望江公園、萬里橋等沿河旅游景點的開發，促進老景點的深度開發，豐富游覽內容，恢復府河水上游覽，推動傳統觀光產品的改造、充實和提高。第四，對“世界樂園”、“西南日月城”、“都江堰美國假日樂園”等大型人造景觀，進一步在增加高科技含量、參與世強、知識性豐富的項目，完善配套功能，調整結構，招徠客源上下功夫，增強其吸引力和生命力。第五，按照旅游“六要素”協調發展的要求，抓好薄弱環節，搞好旅游商品的開發和銷售，不斷改善旅游交通和旅游環境、提高旅游產品的品位和質量，以適應國內外旅游市場的需求。

四、在旅游行業管理上，要適應發展大趨勢和解決新問題的要求

強化行業管理是加快旅游業發展的基本保障。要根據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總要求和旅游業這一新興產業發展中不斷出現的新情況和新問題，在旅游行業管理上要著重解決好這樣幾個問題：

（一）要以建設公平的市場環境，建立良好的市場秩序，形成規范的市場運行，促進有效率的市場主體為行業管理的目標。

（二）進一步理順行業管理的體制，堅持統一領導、屬地管理、分級負責、條塊結合的原則；逐步增強旅游行業管理部門的調控手段，建立管理權威，逐步把與旅游業密切相關的邊緣性、輻射性、交叉性領域納入旅游行業管理范圍，解決該管管不了的問題；旅游主管部門要主動做好全方位的協調工作，促進上下左右各有關部門的支持配合，增強行業管理的有效性。

（三）當前強化行業管理的重點是，圍繞抓整個行業、抓運行環境、抓市場規則的要求,整治旅游市場秩序，

加強對服務質量的監督檢查，提高旅游從業人員的職業道德水平和整體素質。要通過扎扎實實的開展爭創全國優秀旅游城市活動，加強旅游行業管理,市場管理、質量管理、環境管理、安全管理，樹立成都旅游行業新風范，促進我市旅游服務質量大提高、旅游市場秩序大改觀、旅游環境大改善．建樹成都旅游新形象。

（四）不斷改進行業管理的方式和手段，變傳統的對企業的直接管理為間接管理，運用行政的、經濟的、法律的手段開展行業管理，通過規則、法規、政策引導市場趨勢，建立市場規則，協調、監督維護市場秩序，規范企業行為，為企業發揮活力創造良好的經營環境；充分運用國家和省、市已出臺的法規政策，及現已建立起來的旅波質量保證金制度、旅游質量監督、涉外旅游飯店評審、旅游定點管理、旅游企業年檢、旅游項目評審、旅游服務考核、新聞輿論監督等調控手段，加大行業管理的力度。

（五）切實貫徹“搞活市場，正確引導，加強管理，提高質量”的方針，認真研究和解決我市國內旅游中存在的突出問題，打牢基礎，使國內旅游逐步上規模、上檔次、上水平,進而促進成都國際旅游的發展。

篇（7）

企業經營、管理等活動與國家法律有著十分密切的關系，主要體現在：

一、依法治國已經作為國家的基本方針寫進了《憲法》。在現代法制社會，國家對社會的管理主要通過各種法律法規的實施來實現。企業作為國家經濟活動的基本主體，必然也在國家法律法規調整的范圍之列，受國家法律法規的約束。企業的經營、管理活動，必須在國家法律法規規定的范圍內進行。

二、市場經濟是建立在各經濟主體相互平等的基礎上的。各平等經濟主體之間相互關系的調整，主要依靠國家的法律法規，所以說所謂市場經濟也即法制經濟。參與市場經濟的企業，如果不知法，不懂法，就有可能在不知不覺之間因違法而受到法律的制裁，同時在企業的合法權益受到不法侵害時，也往往會由于不懂法而錯失依法維護企業合法權益的機會。而知法守法的企業，則完全可以依法維護企業的合法權益，使之免受任何不法侵害。

三、企業經營、管理的整個過程，從宏觀上看，也可以理解為即各種經濟合同的談判、簽訂、履行、解決糾紛的過程。企業的經營目標，主要依賴各個經濟合同的正常、實際履行來實現。而各個經濟合同的談判、簽訂、履行、和糾紛的處理，均必須符合國家的法律法規。

四、企業依法簽訂的經濟合同，是確立企業在經濟活動中的權利和義務的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協議，也是企業實現其經濟目的、解決經濟糾紛的重要依據，所以，經濟合同也可以理解為是國家法律法規在該企業的具體延伸。簽訂經濟合同，對企業來說如同立法一樣重要。所以，企業在經濟活動中，如缺乏必要的法律知識或專業的法律工作者的參與，經濟合同簽訂不好，企業的經濟目的也往往難以順利實現。

企業法律事務工作的特點

企業作為國家法律調整的對象，企業法律事務工作必然有著不同于國家司法機關的自身的特點：

一、企業法律事務工作的內容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企業領導重大決策過程中的法律事務。包括企業的設立，投資項目的選擇、談判，重大經濟合同的簽訂，企業的改制、上市，企業重大問題、突發問題的處理等。主要涉及企業法、投資法、公司法、合同法、金融法等內容。

2、企業經營、管理過程中的法律事務。如企業規章制度的制定，勞動人事的管理，經濟合同的管理，金融稅收的處理等等，均不同程度地涉及到相關的法律問題。

3、解決各種經濟、民事糾紛過程中的法律事務。除經濟、民事糾紛涉及的有關經濟、民事法律問題外，還有關于仲裁、訴訟、執行等程序性法律問題。

二、企業法律事務工作不享有任何的執法的權力，而是著重與知法守法，防止發生法律沖突，依法維護企業的合法權益。

三、企業法律事務工作主要以預防為主，以避免發生法律糾紛為目標，其次才是依法解決、處理已發生的法律糾紛。

四、企業法律事務工作涉及面廣，涉及的部門、人員較多，涉及的工作內容復雜，企業法律事務往往處于配角地位，帶有服務性質，所以要求企業法律事務工作人員除必須掌握全面的法律知識外，還必須有高度的服務意識和良好的協作精神、奉獻精神。

企業法律事務工作的功能

企業法律事務工作的功能主要三項：

一、預防功能

通過為企業領導進行重大決策提供法律意見，就企業經營、管理活動中有關法律問題提供法律意見，參與、協助企業領導和員工的有關工作，起草、審查企業的經濟合同和有關法律事務文書，解答企業職工的法律咨詢等，使企業依法進行各項經營、管理活動，防止出現違法行為和各種法律漏洞，預防企業發生法律糾紛，避免企業經濟損失。

二、挽救功能

在企業發生法律糾紛或企業合法權益受到侵害時，通過企業進行協商、調解、仲裁、訴訟等活動，依法維護企業的合法權益，避免或挽回企業的經濟損失。

篇（8）

文物是人類社會活動中遺留下來的具有歷史、藝術和科學價值的遺物和遺跡，是人民群眾智慧的結晶，是人類寶貴的文化財富。如何保護好文物，是世界各國、各民族共同關心的課題,各級政府和相關部門為此采取了大量的措施。然而，現代群眾性旅游活動的興起和生機勃勃的旅游業的發展，又為文物保護工作增添了新的難題。我國是一個具有5000年文明史的文物大國，文物保護的任務非常艱巨；而我國旅游事業的發展異常迅猛，正在快速向世界級旅游大國進軍，因而，旅游發展與文物保護之間的矛盾顯得更為突出，如何看待和處理好二者之間的關系，使二者相互促進，對我們這個文物大國和未來的旅游大國來說，具有豐常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文物古跡是一項重要的旅游資源

探古求知是廣大旅游者的共同心理。人們希望對自己的民族、國家乃至全人類的歷史有所了解，對自己民族、祖國乃至全人類博大精深的文化有所體會。達到這一目的的途徑不外乎兩條：一是學習書本知識；二是觀覽文物古跡。作為人類文化載體、反映人類發展歷程的文物古跡給人以直觀、形象、生動的感受，留給人的印象深刻。觀覽文物古跡，使人們在游中學，邊游邊學,學得輕松、愉快、有趣。此外，文物中大量的人類各發展階段的絕世之作，能滿足人們的好奇心。由于文物能滿足人們探古、探奇、求知的需求，因而成為旅游資源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我國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之一，有著5000年連綿不斷的文明史，文物古跡比比皆是，如被稱為“世界第奇跡”的秦兵馬俑；世界上古今體量最大的封土陵墓秦始皇陵；世界上保存最大、最完整的皇宮--北京故宮；有“東方藝術明珠”之稱的敦煌莫高窟等等。這種文物豐富、文化古老的特點，決定了我國要重點開發以歷史文化為主體的旅游資源，旅游產品始終以觀光型文化旅游為主。地方特色、民族特色是旅游業的靈魂，中國旅游業的特色在很大程度上即體現于東方特色的文物古跡，國際游客到中國來旅游，主要還是出于對中國東方文化體系的一種神秘感。

因此，較之其他國家來說，文物對于我國旅游事業，更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例如，西安市位于我國中部地區，但它卻能吸引絡繹不絕的國際國內旅游者，成為我國十大旅游城市之一。究其原因，是因其握有幾張王脾：它是我國古代社會定都時間最長，定都王朝最多的城市，號稱十朝古都；是我國文物薈萃之地，擁有世界上第奇跡秦兵馬俑、秦始皇陵，我國保存最完整、規模最大的古城墻、歷代帝陵等等，可以說，文物古跡是西安市旅游業的生命。北京市無論在接待國際游客，還是接待國內游客方面，都高居全國榜首，這除與它作為我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有關外，另一個主要的原因就是它擁有一批在國內外知名度很的文物古跡，如北京故宮、八達嶺長城、明十三陵等等。文物古跡在旅游中所起的這種特殊作用，在全國各地都有非常明顯的表現。

基于如此的現實，從實際出發，我們應充分利用文物優勢，以文物古跡為主題，開發系列產品，著重發展文物古跡旅游，以推動我國旅游事業的發展。

二發展旅游可促進文物保護

1．為吸引游客，注意文物保護。由于探古求知是人們共同的心理需要,而文物古跡可滿足這一需求，文物古跡遂成為一項重要的旅游資源，充分利用它，可推動旅游事業的發展。旅游界人士認識到文物古跡在旅游中的這一重要作用后，為了吸引旅游者,必然會注意保護文物，以便使其盡量完好地展現在旅游者面前，從而獲取最大限度的經濟效益。

2．為了文物這項旅游資源的永久利用,旅游部門必然會重視文物保護。文物是不可再生性旅游資源，一旦受損，很難恢復原樣。文物被破壞后，必然降低文物所在旅游點的吸引力，影響其經濟效益。為了使文物能永久保存下來，長期為旅游所用，旅游部門必然會重視管轄范圍內的文物保護。

3．發展旅游可以部分解決文物保護經費不足的問題。我國文物古跡眾多,而國家財力有限，每年用于文物保護的費用相對眾多的文物來說,簡直是杯水車薪，許多文物因無經費來進行維修與保護而遭毀滅。發展旅游可在一定程度上解決文物保護經費不足的問題。文物古跡既然可為旅游區帶來經濟效益，那么，該旅游區就應該從經濟收益中提出相當部分，用于區內的文物保護，無論對國家，還是對集體來說，這都是一件有益的事，這個辦法應當是切實可行的。這樣，大批文物就可得到搶救和保護。

4．增強人們的文物意識，利于文物保護。旅游的發展,使大量的文物古跡直接面對旅游者，使人們獲得豐富的知識，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既弘揚了中國的傳統文化，又可提高人們的文化素質。文物的這些社會效益可使人們懂得文物的重要價值，認識到文物對社會的重要意義，增強文物意識，使全社會都重視文物保護工作。

三發展旅游對文物保護有一定負作用

由于這樣或那樣的原因，旅游事業的發展也給文物保護工作帶來了一些負作用。

1．對旅游區進行開發,從某種角度來說，本身就是一種破壞行為。開發旅游區，就要在旅游區內進行基礎設施建設，如道路、賓館、飯店等，甚至還開辦工廠，這一切，都破壞了文物原有保存環境。特別是在文物古跡周圍辦工廠，在文物保護單位建設控制地帶內修建體量高大的建筑等等，直接威脅著文物的保護。

2．短視行為導致文物被破壞的惡果。某些旅游部門目光短淺,只顧眼前刮益，為了在短期內獲取較高的經濟效益，對文物古跡進行掠奪性的開發利用，超負荷地接待旅游者，結果加快了文物古跡的老化、破壞乃至毀滅，造成無法挽回的損失。

3．任意改造文物,造成文物被破壞的悲劇。某些旅游部門為了提高文物古跡對旅游者的吸引力，使其長期為旅游服務，在發展旅游的同時．確實對文物采取了一系列維修與保護措施。但由于有關人員文物專業素質差，不懂得文物的維修與保護應盡量使其維持原樣、符合其歷史時代特點，而是對文物古跡進行隨心所欲的“改造”，將其弄成一個大怪物，名為保護，實為破壞。

4．旅游業對環境的污染,使文物遭到破壞。車、船等交通工具排出大量的廢氣，嚴重污染了旅游區的空氣。旅游基礎設施中排出的廢水、廢渣以及船舶泄出的油污等嚴重污染了旅游區的水源。這些被嚴重污染的水和空氣對文物古跡有著強烈的腐蝕作用。

5．游客對文物的破壞，眾多的游客在游覽過程中,呼出的二氧化碳氣體中含有大量的水份，使文物古跡受到浸蝕，特別是在洞窟、古墓、地下室等古跡中表現得非常明顯，旅游者的踩踏、攀登、撫摸等行為可嚴重損壞文物，例如世界七大奇觀之一的埃及金字塔，由于長時期中大量游人的攀登，已經受到嚴重損害。北京八達嶺長城的城磚連遭高密度游人的腳踏手推，出現了嚴重的凹陷松動。凡游客所到之處，都存在著在文物古跡上亂刻亂涂的現象，更有甚者，竟然用敲砸等手段盜取文物古跡的部件，此等野蠻行徑，嚴重地危害著文物古跡的保護。

四、搞好文物保護、推動旅游事業的發展

保護文物的目的是為了更好地利用文物，發揮其作用，實現其價值。在保護好的前提下合理利用，在利用的過程中加強保護，是我們應堅持的原則。文物作為一項重要的旅游資源，既可吸引游客，獲得經濟效益，又可通過旅游活動起到對人們的宣傳，教育作用，弘揚傳統文化，并可使文物本身得到一定的保護，這樣，既保護了文物，發揮了文物的作用，又達到了發展旅游的目的，文物事業與旅游事業可謂是相互促進的。

旅游的發展，對文物保護有一定的負作用，這是不容忽視的事實。但我們決不能因此而將文物保護與發展旅游截然對立起來，任何極端的觀點和行為都是極為有害的。忽視負作用，對文物只用不保，既不利于文物保護，又會損害旅游景觀，從而降低經濟效益。一味地夸大負作用，只保不用，既違背了我們保護文物的根本目的、又無視人民群眾的普遍心理需求。正確的策略應是：在保護好的前提下，合理地利用文物為旅游服務，邊用邊保，采取各種政策和措施，盡量消除對文物保護的負面影響，使文物事業與旅游事業的結合達到和諧、完美的境界。要達到如此境界，筆者認為可從以下幾方面著手：

1.將文物保護工作納入本地區旅游事業的長遠規劃。各地政府部門和各旅游主管部門應認識到文物對發展旅游的重要作用，深刻認識到保護文物的重要意義，在制定本地區旅游事業發展規劃時，應對旅游區內的文物保護工作有明確的規劃，以指導旅游區內文物保護工作的進行。

2、建立一套完善的規章制度。如對級別較高的文物古跡應派專人負責,對旅游區內的文物古跡要經常或定期檢查，從旅游區的經濟收入中提出相當部分，專用于區內的文物保護工作等等。

篇（9）

一、邯鄲市歷史文化簡述 

邯鄲位于河北省南端，太行山東麓，晉冀魯豫四省交界處。1994年被國務院列為國家歷史文化名城。戰國時期，邯鄲作為趙都城長達158年之久，此后邯鄲又作為漢代趙國都城400余年。綿綿7000多年的歷史鑄造成了邯鄲歷史文化層次————磁山文化、趙文化、石窟文化、“曹魏”建安文化、廣府太極文化、夢文化、磁州窯文化、成語典故文化。據多年考古調查，邯鄲歷史文化遺存極為豐厚，有文物古跡多達1500余處。其中屬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8處，即磁山文化遺址、趙邯鄲故城、趙王陵、響堂山石窟寺、磁山窟（包括磁縣漳河流域和礦區滏陽河流域），北朝墓群（128）鄴城遺址、媧皇宮、129師司令部舊址。有省級文物保護單位97處：主要有叢臺、黃粱夢呂仙祠、張莊橋墓群、清泉寺等。有市級文保單位近300位處，縣保文物 150余處。這些文物涵蓋古遺址（磁山）古墓葬（趙王陵）、古建筑（黃粱夢）、石窟寺（響堂山）、石刻、古文獻、革命紀會舊址等多方面的內容。成為邯鄲發展旅游業的重要資源。 

二、邯鄲歷史文物旅游開發存在的問題 

1.資金緊張, 對文化遺產的保護力度有限;2.宣傳力度不夠，文化遺產價值未充分體現;3.旅游開發層次較低,缺乏文化內涵;4.旅游資源開發為單向開發;5.開發主體單一，以政府主導型為主。 

三、邯鄲歷史文物旅游開發的對策建議 

針對邯鄲歷史文物旅游開發存在的問題，提出以下幾個方面的建議： 

1.正確處理開發利用與保護的關系。開發時應考慮到長遠利益，明確歷史文物旅游資源首先是“文化遺產資源”，然后才是“旅游資源”，在開發的同時要注重保護，必須制止破壞性的商業行為， 使歷史文化遺產得到可持續利用。針對保護方面資金不足的最大難題，要從旅游收人中劃出專項資金用于其維護工作。另外還要創造條件，爭取將該歷史文化遺產列人世界遺產備選名錄，這樣既能使該資源獲得全面的保護，還提高了知名度，使地區性旅游資源得到可持續利用。 

2.加大宣傳力度，提升對外知名度。采取多種形式，通過多種渠道，讓更多的人了解邯鄲歷史文化。如政府與新聞、出版、文化等部門密切協作，利用廣播、電視、國際互聯網、期刊雜志、宣傳畫冊等等傳播手段，印發有關體現當地磁山文化、趙文化、石窟文化、“曹魏”建安文化、廣府太極文化、夢文化、磁州窯文化、成語典故文化及民間文化傳統，展現當地自然風光的旅游冊；在國內主要城市設立辦事處或代辦點，積極參加國內各種旅游交易會，邀請國內外記者進行考察、拍攝專題片、進行專題報道；通過舉辦大型活動，如永年廣府太極文化節、成語典故文化節、夢文化節、磁州窯文化節、響堂寺廟會等活動，不斷擴大邯鄲歷史文化價值的影響力，提高旅游的知名度。 

3.編制科學的旅游資源開發規劃。把旅游地資源、客源市場、旅游服務與旅游設施視為一個有機整體，以三者同步規劃為其指導思想，對旅游業發展作出戰略構思。在市場定位上，根據旅游業發展現狀，以周邊地區為發展重點，著重面向晉冀魯豫四省地區以內的游客，采取階段性發展的步驟，逐步擴大影響;在景區規劃上，應以磁山文化遺址、趙邯鄲故城、趙王陵、響堂山石窟寺、媧皇宮等國家重點文物資源為核心，全面整合旅游資源，形成頗具特色的文化遺產旅游專線，打造旅游品牌。在項目開發上，充分利用優越自然環境，挖掘當地的風土人情，使文化遺產游與自然風光游、民俗文化游等其他類型的旅游資源相結合，針對過去歷史文物古跡旅游知識性強而趣味性弱的情況，加強其參與性與娛樂性，把以觀光為主的單向旅游開發逐步發展為觀光、度假、療養、娛樂等多種功能并存的雙向旅游開發。延伸旅游產業鏈條，使旅游資源真正轉化為旅游經濟。　4.突出地區特色，加大開發力度。旅游的本質在于其吸引力因素，因此，應遵循特色原則,充分挖掘其文化內涵和精神底蘊，突體現文化遺產一定時間和地城范圍內的唯一性和壟斷性價值,同周邊的地區形成優勢互補.如磁州窯文化旅游開發應收集磁州窯各個時期的代表性作品，建設磁州窯博物館和陶瓷會展中心，利用手工制陶參與性、互動性強的特點,開展傳統陶藝制作旅游項目等，為保護磁州窯文化遺產,弘揚磁州窯文化，發展陶瓷旅游提供了更好的載體；而響堂山石窟開發就應將其與周圍的風月關、老爺山摩崖石刻、寺后坡、皇姑庵、水浴寺、小鬼道等文化遺產資源進行整合，形成響堂山南北朝佛教文化旅游專線，并根據元寶山風景區與南響堂寺石窟一衣帶水的地理位置，以滏陽河水為媒介，結合文化遺產與自然風光資源，建設成為集文化、山水、生態為一體的綜合旅游景區，提升其整體吸引力。 

5.搞活發展機制，加大投資引資力度。積極爭取上級文化遺產部門對歷史文物保護的專項資金支持和旅游部門的政策支持，進一步加大旅游招商引資的力度，積極鼓勵旅游投資主體多元化。按照“誰投資，誰管理，誰受益”的原則，采取獨資、合資、合作、租賃等多種形式開發旅游資源和經營旅游業，制定各種優惠政策，進一步調動民營資本、區外資金投資文化遺產旅游的積極性，并與駐區大企業、區外旅游企業聯合開發的旅游資源。還要加強教育和引導，調動全民創業的積極性，支持景區附近的群眾投身旅游產業。如鼓勵趙王城景區附近左西村、引豹村、張莊橋村、小屯等村的群眾在景區周圍發展旅游商貿、服務、游樂等項目，為旅游業的發展增加活力和后勁。 

6.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和旅游人才的培養。旅游的發展必須有一系列的配套設施予以支持,其中占重要地位的有交通運輸業、住宿餐飲業、旅行社及導游素質等。 

 

參考文獻： 

篇（10）

【典型案例】

楊某訴稱1998年入職艾莉諾公司，負責銷售等工作。雙方于2007年7月簽訂固定期限二年的勞動合同，合同終止期限為2009年6月31日。時至2009年6月份，因公司經營業績下滑、管理層人動，公司辭退了公司同事數人。此后，被告考慮到原告工作年限長達12年，如果按實際情況簽訂勞動合同將導致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的法定情形成立，因此，于2009年7月20日，被告單方面發出終止勞動關系通知書，并在同一時間雙方簽訂了一個月固定期限（期限自2009年7月1日至7月31口日[倒簽合同時間]）的勞動合同。2009年7月31日，雙方勞動關系結束。雙方就計算支付經濟補償金的數額發生爭議，楊某訴至法院，要求公司支付解除勞動合同（1998年5月至2009年7月期間）的經濟補償金。

艾莉諾辯稱：楊某在公司入職時間約為2000年10月份，雙方勞動關系年限沒有達到10以上。公司已按法律要求提前一個月通知其終止勞動合同，并送達了終止勞動合同通知書。因為公司與楊某有后期的交接工作手續要辦理，所以才與其簽訂了一個月固定期限勞動合同。雙方勞動關系終止后，公司已按法律規定支付其兩個月的經濟補償金，請求駁回楊某的訴訟請求。

庭審中，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勞動爭議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01〕14號》之規定，就計算勞動者工作年限而發生的爭議理應由公司提供證據材料予以證明，法庭依法認定了楊某的工作年限在十年以上。

此案歷經東城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仲裁、朝陽區人民法院一審未獲支持、后上訴至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最終在二審訴訟過程中，雙方自愿達成了和解協議。

【法律評析】

一、符合簽訂無固定勞動合同條件時，用人單位有提示簽訂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的義務

1995年勞動法實施十余年來，勞動者鮮有要求簽訂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而成功的，其原因就在于《勞動法》規定簽訂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必須符合“當事人雙方同意續延勞動合同”這個條件。實踐中勞動者一提出此項要求，用人單位就會決定不一續延勞動合同，導致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于勞動者只是遙不可及的夢想而已。現在這個絆腳石被剔除了，《勞動合同法》第十四條（勞動者提出或者同意續訂、訂立勞動合同的，除勞動者提出訂立固定期限勞動合同外，應當訂立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明文規定簽訂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的條件，且其提示義務歸于單位，只有在勞動者不同意的情況之下，雙方簽訂非固定期限勞動合同才不違悖法律規定。

本案中，依據《勞動合同法》第十四條之規定，勞動者已在該用人單位連續工作滿十年，雙方同意續訂勞動合同，除勞動者一方提出訂立固定期限勞動合同外，應當訂立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此法律條款明確了艾莉諾公司有提示簽訂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的義務。艾莉諾公司要求楊某續訂勞動合同期限時，有義務提示其簽訂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如果未向其明確提示，則應當訂立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續訂一個月期限的勞動合同因違反法律規定而不具有法律效力。

二、同一時間簽訂一個月固定期限勞動合同和勞動合同終止協議，屬于協商解除勞動合同

在法學理論上，所謂勞動合同終止是指勞動合同的法律效力依法被消滅，即勞動關系由于一定法律事實的出現而終結，勞動者與用人單位之間原有的權利義務不再存在。《勞動法》第二十三僅規定了兩類勞動合同終止的情形，包括勞動合同期滿和雙方約定的終止條件出現，過于簡單不能適應司法實務的需要。因此《勞動合同法》在制定過程中借鑒了各地方立法中有關勞動合同終止情形的具體規定，對勞動合同終止情形做了進一步細化；同時，就勞動合同的協商解除、法定解除條件進行了列舉式的立法。明確對勞動合同的終止與解除進行了區分。一般來說：第一，勞動合同終止是勞動合同關系的自然結束，而解除是勞動合同關系的提前結束。第二，結束勞動關系的條件都有約定條件和法定條件，但具體內容不同。勞動合同終止的條件中，約定條件主要是合同期滿的情形，而法定條件主要是勞動者和用人單位主體資格的消滅。勞動合同解除的條件中，約定條件主要是協商一致解除合同情形，而法定條件是一些違法違紀違規等行為。第三，預見性不同。勞動合同終止一般是可以預見的，特別是勞動合同期滿終止的，而勞動合同解除一般不可預見。第四，適用原則不同。勞動合同終止的條件是法定的（期限屆滿除外）；勞動合同解除受當事人意思自治的程度多一點，且法律為勞動設置了保護性條款，體現了對勞動者的傾斜保護。

實務中，結合雙方的勞動合同及勞動合同的履行過程，對勞動關系的結束是終止還是解除的判斷一般來說不會有太大疑問。但是，用人單位與勞動者在應當簽訂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的情形下，雙方協商續訂一份固定期限勞動合同，以此來正式結束雙方存續的勞動關系。如何判斷上述行為屬于勞動期限屆滿勞動合終止還是雙方協商解除勞動合？

本案中，艾莉諾公司與楊某同時簽訂了勞動合同續訂書、終止勞動合同通知書。上述通知書名義上是終止勞動合同關系；實際上是用人單位欲與勞動者解除勞動關系。

2009年7月20日，艾莉諾公司與楊某簽署了兩份文件，在告知楊某終止勞動合同關系的同一時間，要求續訂一個月固定期限勞動合同。其實質是雙方協商解除勞動關系。有關“終止或解除”的爭議不能僅以協議標題的“文字”為判斷依據，而需尋找雙方簽訂兩份協議時的真實意思。勞動合同的終止與解除的重要區別就在于“勞動合同是否有一個明確的期限及該期限是不是依法成立并有效；勞動合同終止不必雙方協商一致，勞動合同協商解除則需要雙方就何時結束權利義務做出明確表示”。

如上所述，本案中續訂的一個月固定勞動合同期限不能成立；而結合證據事實：（1）楊某接收、簽訂續訂、終止勞動合同書面文件的時間同為“2009年7月20日”；（2）終止勞動關系通知書所言“合同期滿的員工不再續簽勞動合同，合同未到期的員工同時解除勞動關系”。上述事實說明：雙方于2009年7月20日，就雙方“何時結束勞動權利義務關系”協商達成一致的意思表示顯而易見。艾莉諾公司要求續訂勞動合同之前已明確在一個月后（2009年7月31日）不再與原告保持勞動關系，雙方就何時結束2009年7月20日以前的勞動關系達成了一致的意見。即使公司方以簽訂協議“終止”的表述方式，也不能否認雙方協商一致意思表示。在雙方勞動關系存續的前提下，艾莉諾公司急于與楊某簽訂上述文件，用意在于規避法律對解除勞動關系補償金的規定。雙方就勞動關系如何結束、互不履行法律上權利義務的時間達成了一致意見，屬于勞動法律含義所指的“協商解除”的范疇。

篇（11）

    四、租賃房屋添附利益的返還及損害賠償

      對所有權喪失的犧牲者絕對是要進行補償的。房屋租賃中，因添附而喪失原所有權的一方(通常是實施添附行為的承租人)，可以根據不當得利的規定，請求因物權變更而受有利益的另一方(通常是取得添附形成物所有權的出租人)適當地返還利益，作為其不能要求返還原物或恢復原狀的補償。

      (一)對法釋[2009]11號相關規定的評析

      法釋[2009]11號第9到14條的規定，明確了對于房屋租賃合同的裝飾裝修物，出租人是否應對承租人進行補償以及如何補償的問題。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負責人在對立法進行解釋和說明時指出，承租人獲得補償依據的是不當得利請求權(詳見《妥處房屋租賃糾紛,促進市場健康發展———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負責人就〈關于審理城鎮房屋租賃合同糾紛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答記者問》,載2009年9月1日《人民法院報》,第4版。)。如果說這是立法的本意，無疑符合各國物權法上添附規則的一般原理，同時也是對我國現有立法的很好的補充和完善。但綜觀法釋[2009]11號有關條文，似乎與不當得利制度又有所區別，分析如下：

      1.不當得利請求權是對承租人失去原所有權的補償，與出租人的主觀意愿無關

      按照添附規則，房屋裝飾裝修物構成附合的，無論出租人是否愿意，都取得這些裝飾裝修物的所有權；承租人依不當得利請求權，可以要求出租人返還全部利益(即全部現值損失)。但法釋[2009]11號第9條規定：“租賃合同無效時，已形成附合的裝飾裝修物，出租人同意利用的，可折價歸出租人所有；不同意利用的，由雙方各自按照導致合同無效的過錯分擔現值損失。”實際上，如果這些裝飾裝修物對于出租人確屬強迫得利，則出租人因利益不存在而無須返還，更不必“分擔現值損失”。當然，如果各方當事人對合同無效確實有著一定的過錯，就需要承擔締約過失責任，賠償相對方的損失。但在法律關系上，承租人的不當得利請求權與締約過失責任的承擔是不同的。司法解釋第9條混淆二者的關系，有可能產生不公平的適用后果(例如,假設裝飾裝修物的現值為1萬元,雙方對合同無效各有一半過錯。在裝飾裝修已由承租人出資的情況下,出租人需要給付5000元給承租人。結果就是,承租人承擔1萬元的費用,最終從出租人處拿回5000元;而出租人分擔了5000元的費用后,得到了價值1萬元的裝飾裝修物。)。更何況，以出租人主觀上的“不同意利用”代替對“強迫得利”的客觀判斷，無疑也增加了實踐中法官適用這一條文的困難。

      2.不當得利不以過錯為構成要件，與租賃合同解除的原因無關

      民法上的不當得利制度是不以雙方當事人的過錯為要件的。但法釋[2009]11號第11條各項區分租賃合同雙方當事人對合同解除的過錯責任，規定了對已形成附合的裝飾裝修物的處理規則，包括：出租人違約時的損害賠償(第1項)、承租人過錯時責任自負(第2項)、雙方過錯時的過失相抵(第3項)、雙方均無過錯時的風險分擔(第4項)[14]。可以看出，租賃合同解除時，裝飾裝修物的利益歸屬與當事人的主觀過錯密切相關。承租人有可能因為自己的過錯喪失全部或部分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也可能因為無法證明出租人的過錯而喪失本應享有的該項權利。這樣的結果顯然放大了承租人承擔的房屋租賃的合同風險，使其不僅喪失了具有物權效力的所有權，甚至不能得到債法上的不當得利制度的保障，殊為不公。

      3.不當得利請求權的內容為不當利益的返還，與損失賠償無關

      根據法釋[2009]11號第11條所提出的“現值損失”和“殘值損失”概念可以看出，立法上把承租人用于裝飾裝修的費用視為損失，根據有效合同和無效合同的不同法律效果，采用了兩種不同的標準來認定其范圍。這種立法充分考慮了租賃合同中添附的特殊性，即承租人基于自己使用的目的，通常會根據合同租期及成本進行裝修，盡量使裝修利益在租賃合同到期時行使完畢。也就是說，如果合同正常履行而至期限屆滿的，裝飾裝修物正好折舊為零，出租人雖然收回了附合著裝飾裝修物的房屋，但并沒有實質上的利益取得。但問題是，在合同因各種原因解除時，承租人未能充分實現的那一部分裝飾裝修利益依添附規則轉而由出租人享有，此時，承租人可以主張的不當得利請求權在內容上指向的就應當是利益返還，而不是“補償在失去利益者處出現的損失”[16]，不能將其納入合同無效或解除的損失范圍，以損害賠償責任替代之。

      綜上，法釋[2009] 11號有關添附規定的不足之外在于：一是沒有明文規定不同情況下房屋租賃裝飾裝修物的所有權歸屬，二是沒有明確合同當事人對裝飾裝修物利益的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對此，當事人應可援用《民法通則》關于不當得利、侵權責任的規定，以及《合同法》有關違約責任和締約過失責任的規定，以主張自己的合法權益。

      (二)承租人的不當得利請求權與主觀惡意

      如前文所述，在不動產附合的情況下，判斷附合形成的新物的所有權是不問行為人的善意或惡意的。但在利益返還請求權方面，有必要對此加以區分。羅馬法規定，材料所有人于他人土地上建筑房舍者，該建筑物即屬于土地所有人，其建筑行為，如系出于善意，土地所有人尚應從賠償材料之價金角度考慮建筑費用；如系出于惡意，則其材料及建筑費用，均視為贈與，而土地所有人即無償取得建筑物之所有權[2]。此處所謂惡意僅指擅自添附，即在明知是他從之物的情況下而未經他人同意進行的添附。(因有害添附對出租人無利益可言，也就沒有不當得利的返還問題)對此，法釋[2009]11號采取了與各國物權法同樣的立場，在第13條規定：“承租人未經出租人同意裝飾裝修或者擴建發生的費用，由承租人負擔。出租人請求承租人恢復原狀或者賠償損失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但同時，該條規定仍有以下兩個方面的不足：

      1.該法條沒有明確，所謂的“承租人承擔費用”是否意味著他不能向出租人主張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依筆者理解，此處的“費用”應當作廣義的理解，包括財產的消耗和利益的喪失。承租人不能再要求出租人返還利益的另外一個原因是，在承租人惡意附合的情況下，出租人依法有權要求侵權損害賠償。此時，如果承租人仍可主張不當得利請求權，則與出租人的損害賠償請求權就會產生一定的沖突。依損益相抵規則，如果承租人的添附行為客觀上增加了房屋所有權人的利益，則可能使出租人非但不能獲賠，最終必須向承租人返還余額利益。這樣的結果不僅不能體現對承租人惡意的懲戒，而且使司法實踐中案例的審理變得更為復雜。

      2.該法條沒有明確，承租人承擔費用后，能否主張裝飾裝修或擴建材料的拆除權或取走權？筆者認為，在形成附合的情況下，出租人根據添附規則已經取得了裝飾裝修或擴建物的所有權，承租人如拆除或取走，則屬于侵權行為。但在未形成附合的情況下，承租人的上述權利因無害于出租人，原則上應當允許，而不必如司法解釋之規定，只有出租人才能主張恢復原狀。

      (三)承租人不當得利請求權的內容

      1.請求權的范圍

      承租人因添附而失去的利益可以依不當得利請求權獲得補償。而對于如何補償的問題，學者大多認為，法律的規定屬于任意性規范。因此出租人和承租人可以協商解決相互間的利益補償問題；不能達成協議的，依不當得利制度由出租人給予承租人適當的補償。但問題是，在不動產附合的情況下，承租人裝飾裝修或增設他物的費用大多數情況下并不等于出租人獲得裝飾裝修物或增設物所有權而產生的利益。那么，在確定補償范圍時起決定性作用的應該是什么呢：是承租人財產的損失，還是出租人財產的增值？德國法學家認為“起決定性作用的一直是在得利人那出現的、客觀的財產之增加”，而王利明教授認為，承租人可以請求的是“與動產價值相當的補償”[4]。筆者認為，在不動產附合的情況下，上述兩種觀點都有其不妥之處。因為對房屋的裝飾裝修所產生的利益具有極強的主觀性，如依客觀標準評價，房屋的增值可能遠大于裝修費用(即所謂“動產價值”)，但也有可能裝修產生的利益小于費用。在前者，如依得利人財產增加的范圍返還利益，則有可能使承租人獲取不當利益；而在后者，如依動產價值確定返還利益的范圍，則有可能使出租人承擔無端的損失。

      民法上的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分為侵害型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和給付型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兩種。承租人因添附而享有的是給付型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對一種雖然為當事人所意愿的、但有瑕疵的、因為缺少原因的財產轉移進行回復是它的特征”[16]，理論上其利益返還的范圍一般限于現存利益，而不包括對損失的賠償。因此結合房屋租賃中裝飾裝修的特點，筆者認為，出租人作為添附物的所有權人，是承租人補償請求權的債務人，其補償的范圍應當限定在他所得到的、經過租賃期間折舊后剩余的租賃房屋收益范圍之內，最高不應當超過承租人為裝飾裝修或擴建所花的全部費用。

      2.強迫得利

      租賃房屋的裝飾裝修是由承租人實際完成的，其中摻雜了強烈的個人審美情趣和利用要求，可能對于出租人來說，完全違背其意愿。因此出租人可能認為自己對裝飾裝修物所有權的取得是被強迫的。強迫得利的情況通常被視為違反所有權人意思的對所有權人權利范圍的干涉，因此不存在所謂的價值補償義務。根據法釋[2009]11號的相關規定，在出租人不同意利用裝飾裝修物的情況下，不但可以利用強迫得利制度抗辯承租人的不當得利請求權，還有權要求承租人恢復原狀，并賠償因此造成的損失。但必須注意的是，強迫得利理論雖然不失為“以人為本”的新說，但是其所包含的機會主義誘因可能會完全顛覆添附制度[18]。尤其是在裝飾裝修物已經形成附合，技術上無法恢復原狀或恢復原狀所需費用過高的情況下，支持出租人恢復原狀的請求就有違效益原則。因此，有必要對強迫得利的適用條件作一定的限制，至少是否得利不應當完全取決于出租人的主觀意志，特別是在裝飾裝修已經征得出租人同意的情況下，更不能輕易地承認強迫得利的存在，以維護添附制度的法律價值。

注釋:

  [1]謝在全.民法物權論•上冊[m].臺灣三民書局， 2003. 505， 511， 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