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表云整理的11篇健康老齡化的意義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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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壽拐點”的出現，說明了老齡化不僅是一個不斷喪失的過程，而且健康的喪失量達到某個拐點就會發生質變，這時候長壽就從普遍的追求變成了可怕的負擔，從好成了壞事。過了“長壽拐點”，生命將改變方向和失去意義。如果說初步失能可稱之為“第一次長壽拐點”，那么完全失能可稱之為“第二次長壽拐點”。“長壽拐點”之后掉入的是“長壽陷阱”。

“長壽拐點”理論的提出說明了一個重要的觀點，即長壽的意義在壽命的長度，更在壽命的質量――包括三個維度的老年自立，即生活能自理，精神有慰藉，生命有價值。要千方百計推遲“長壽拐點”的出現一直到“長壽終點”，或者是沒有拐點的始終保持健康的長壽，這才是人類的長壽理想，即善終。

病壽和辱壽的出現意味著個體的老齡化將從“快樂老齡化”變成“痛苦老齡化”，而且往往趨勢不可逆。當“長壽拐點”出現在老年期和高齡期時，說明這是與年齡有關的正常現象；當“長壽拐點”出現在前老年期，可以假設是與意外有關的非正常事件。無論是個體還是群體，在生命歷程中肯定存在“長壽拐點”，但現在還沒有研究發現中國的“長壽拐點”在哪兒。

在應對人口老齡化挑戰的過程中，很少有人關注老年人口的品質問題。老年人口的優化發展是應對人口老齡化最重要、最積極、最可靠的人口力量。無論處在生命周期的哪個階段，人口都是社會生活的主體、社會生存的基礎和社會發展的動力，這是顛撲不破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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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公共體育 服務 老年化

一、我國人口老齡化問題的現狀、發展趨勢及對社會的影響

按照聯合國的規定，60歲以上人口超過10%或65歲以上人口超過7%，即進入老齡化社會。我國是世界上老齡人口最多的國家，占世界老齡人口的1/5[1]。全國老齡辦于2006年2月23日的《中國人口老齡化發展趨勢預測研究報告》指出，從2001年至2100年，中國人口老齡化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2001年至2020年，是快速老齡化階段。這一階段，中國將平均每年新增596萬老年人口，年均增長速度達到3.28%。到2020年，老年人口將達到2.48億，老齡化水平達到17.17%。第二階段，2021年至2050年，是加速老齡化階段。伴隨著20世紀60年代到70年代中期第二次生育高峰人群進入老年，中國老年人口數量開始加速增長，平均每年增加620萬人。到2050年，老年人口總量將超過4億，老齡化水平推進到30%以上。第三階段，從2051年至2100年，是穩定的重度老齡化階段[2]。未來幾十年中國人口老齡化、高齡化發展已成定局。

二、公共體育服務的內涵及內容

（一）公共體育服務的內涵

公共體育服務是公共服務在體育領域的拓展，其內涵還是政府所承擔的一種職能。借鑒公共服務概念，公共體育服務是指滿足公共體育需求所承擔的服務職能。公共體育服務包括管理、組織、生產、供給、設施、保障等不同層面的內容。公共體育服務根據其性質不同可分為有形服務（如公共體育場地設施等）和無形服務（如公共政策、法規制度等）兩大類。它是以政府機關為主的公共部門生產的、供全社會所有公民共同消費、平等享受的社會產品[4]。總的來講，公共體育服務就是公共體育組織通過多種機制和方式的靈活運用，以回應社會公眾體育健身需求的活動的總稱。

（二）公共體育服務的內容

由于公共體育需求多種多樣，必然要求公共體育服務供給的內容豐富多樣。公共體育服務根據其性質不同可分為有形服務（如公共體育場地設施等）和無形服務（如公共政策、法規制度等）兩大類；根據公共體育服務的表現形式又可分為：基礎性的公共體育服務，如公共體育場館、公共圖書館等；制度性的公共體育服務，主要包括有關體育的法律、行政法規和相應的規章制度、國家體育發展戰略規劃等。這些公共服務的內容既有純粹的公共物品，也包括混合物品，在實踐中往往以混合物品居多。我國公共體育服務的供給主體必須充分認識到我國公共體育服務內容的多樣性，在大力構建服務型政府、完善公共服務職能的框架內，政府部門必須根據具體的公共體育需求信息確定公共體育服務供給的內容。

三、老齡化下公共體育服務的意義

大力發展經濟，增強社會對人口老齡化的承受能力是解決人口老齡化問題的根本。目前我國的公共體育服務還存在許多問題，如公共體育缺少相應的政策與法規保障，公共體育組織與管理機構不夠健全，缺少專業的公共體育工作者，體育場地設施簡陋不足，老齡人的體育鍛煉科學化程度較低等。然而，老齡人對公共體育活動具有極大的熱情，他們目的明確、意志堅韌，這種對生活與生命的熱愛，令人嘆服。大力開展老齡人公共體育活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開展老齡人公共體育服務，有利于提高老齡人的身心健康水平

大力開展老齡人公共體育服務活動，科學合理地組織和指導老齡人從事體育鍛煉，有利于提高老齡人的身心健康水平。一是堅持體育鍛煉，可以活動筋骨，各關節保持靈活，提高身體活動能力。二是通過體育鍛煉，可以促進血液循環，提高心肺系統機能，促進新陳代謝能力，減少心血管疾病的發生。三是增強免疫系統的功能，推遲各器官系統生理機能的衰退和老化。四是在體育活動中，可以排除憂慮，消除孤獨，保持良好的心態，促進心理健康。

（二）開展老齡人公共體育服務，有利于營造和諧美滿的家庭與公共生活氣氛

我國人口老齡化進程與經濟發展不同步，難以在短時期內建立起與老齡化相適應的全方位社會保障體系，現階段應以家庭養老為主。據統計，我國大約有1億的老齡人與子女合住，職工在工作與照顧老人和家庭的雙重壓力下高速運轉，久而久之，影響身心健康，也會影響家庭成員的關系。如果公共能夠為這些老人提供良好的體育與生活服務，不僅能促進老齡人的身心健康，還可以豐富老齡人的業余生活，建立和諧的家庭與公共生活氣氛。

（三）開展老齡人公共體育服務，有利于促進精神文明建設和社會體育發展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眾多的社會服務職能逐步轉移到公共，加強公共建設、管理和服務已成為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需要。大力開展老齡人公共體育服務，不僅可以增強老齡人的身心健康水平，還可以促進人際關系，增強公共凝聚力，強化公共意識。鼓勵廣大公共成員積極參與公共體育服務，有利于形成敬老、愛老、助老的社會風范，推動精神文明建設。同時，公共里的老人晚年生活健康幸福有保障，還可以在公共中起到示范作用，使年輕人消除后顧之憂，自覺擁護計劃生育政策，有利于控制人口的增長和提高公共的人口素質，從而促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

參考文獻：

[1] 鄔滄萍，等.人口老齡化過程中的中國老年人[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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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社會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全球人口生育率在下降，而人的壽命在延長，世界人口正在加速老化，這其中中國的人口老齡化速度最快，老齡化己成為21世紀不可逆轉的世界性趨勢。老年人是疾病的高發人群，現有的臨床流行病學資料己證明，在相同基礎疾病的情況下，高齡是一個獨立的危險因素。高齡人群具有“三最”特點:即最高患病率、最高傷殘率和最高醫療資源利用率。實現“老有所醫，提高老年人生活質量”理應是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目標，鑒于此，筆者從老齡化社會背景下談談中醫藥教育所面臨的機遇和挑戰。

1老齡化社會背景下需要充分發揮中醫藥優勢，保障老年人健康

祖國醫學歷史悠久，幾千年來中醫藥在防治疾病和重大疫病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為中華民族的繁衍生息和日益強盛作出了卓越貢獻。老齡化社會下我國人口老齡化在醫療保障方面面臨如下挑戰:慢性病患病率高、老年人殘疾率高、老年人醫療費用消耗大、病殘弱老人的基本護理供需矛盾日益突出、我國衛生資源與衛生需求不成比例、資源分配不合理等，相對而言，中醫藥“簡、便、效、廉”的特點，在應對人口老齡化衛生保健方面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尤其表現在:一是中醫藥學在辨證論治和整體觀念的指導下，對老年人慢性病具有個體針對性極強的治療，同時注重整體調護，有利于老年人慢性病的防治;二是應用中醫藥養生保健和中醫藥預防醫學知識，中醫“治未病”是祖國醫學在為全人類保障健康方面始終重視的研究領域，從《黃帝內經》中就有關于中醫治未病的記載，加之目前我國大力鼓勵開展中醫治未病工程，這必將為提高老年人預防保健、自身養生水平和能力具有深遠的現實意義;三是中醫藥資源較為豐富，同時藥材價格和診療費用相對較低，可以極大地緩解老年人醫療資源短缺的問題，同時還為老年人的衛生保健起到積極的作用;四是全國各省幾乎都有中醫藥高等院校，每年培養大批的中醫藥人才，這些中醫藥學子能夠普及到醫院、衛生所和社區衛生服務站，對于平衡我國衛生資源與衛生需求比例、合理分配資源具有積極的意義。

2老齡化社會背景下中醫藥教育需要重視的幾個問題

2. 1在中醫藥教育中重視的養生保健教育

中醫學是中華民族對世界文明所作的重大貢獻之一。在中醫藥這座寶庫中，與當前老齡化社會和大眾日常保健關系密切的內容，是養生方面的知識。養生是健康之本，是幸福之源，更是快樂之門，懂得養生才是懂得人生。老齡化社會對整個國家的全面及深層次影響是相當大的，必須引起高度的重視，特別是要滿足老齡化社會老年人衛生保健的需求，面對老年人最高患病率、最高傷殘率和最高醫療資源利用率的“三最”特點，目前培養的中醫藥學子即是2015年以后的中醫師，他們畢業后走上醫療衛生崗位，要面對更大基數和更復雜的老年人“三最”問題。世界衛生組織和我國“九五”攻關項目的資料表明，達到同樣的健康標準所需保健投入與治療費、搶救費用的比例為1: 8. 3 :100，即如果在預防保健上多投入1元錢，將來就可以在治療上少支出8. 3元和可以節約開支100元錢的搶救費用[2]，故而需要重視預防工作，將預防工作做到位，即做好中醫藥治未病工程，將極大地減少老年人醫療費用的支出。因此，在中醫藥教育中要高度重視養生保健，尤其是老年人養生保健知識和技能的培養和培訓。

2. 2在中醫藥教育中重視對老年人慢性病、常見病、多發病防治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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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context of the aging of the population being deepened, in order to proactively respond to the challenges brought by the aging of the population, the research is conducted on active ag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felong education, especially the education of the elderly, with a view to exploring effective path of active aging. Through research into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active aging at home and abroad, the concept of active aging is proposed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human life-long development. Its realization path involves policy guarantees,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for the elderly,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social participation of the elderly. Changes in employment concepts, and innovations in pension models, etc. Active aging can only be implemented by focusing on active aging from all aspects.

中國早在1999年就已經步入老齡化社會。根據國家統計局的統計數據,2018年年末我國60周歲以上的老年人口為24949萬人,占全國總人口的17.9%;其中,65周歲及以上的人口為16658萬人,占全國總人口的11.9%。聯合國人口數據統計顯示中國老齡化呈加速發展態勢,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預測中國到2030年將成為世界上人口老齡化程度最高的國家。世界60歲以上的人口到2050年將超過20億[1]。人口老齡化已經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應對人口老齡化所帶來的挑戰,是每個國家都必須面對的現實。隨著人口老齡化的加劇,人口老齡化所帶來的問題也日益凸顯,雖然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已經取得了巨大的發展,但是與發達國家還有一定的差距,必然要面對“未富先老”的難題。隨著經濟的發展,中國的家庭結構也發生了變化,傳統的幾代同堂的大家庭模式逐漸為核心家庭模式所取代,隨之而產生的“空巢老人”已經成為一個不容忽視的社會問題,如何使老年人老有所依、老有所樂、老有所為,是一個迫切需要解決的民生問題。中國將面對的是深度老齡化的社會,所面臨的挑戰和壓力比許多國家都要嚴重,計劃生育的實施使中國的老齡化具有獨特的特點,如空巢老人比例的快速增長,年輕一代贍養壓力的加大,政府養老金支出壓力的增大,需要護理的失能老年群體的增加等。對于老年人個體來說,還有發展性需求的滿足、價值的實現,繼續過有價值、有創造、有尊嚴的幸福生活的需求。在這樣的背景下,推廣積極老齡化理念,探索積極老齡化實踐路徑是新時代的現實訴求。

一、終身教育理念

終身教育的理念產生于20世紀60年代,保羅·朗格朗(Paul Lengrand)在1965年成人教育國際會議上提出“終身教育”的理念。終身教育概念從最初的成人教育發展到涵蓋整個教育過程,內涵不斷豐富,時間跨度涉及人生發展的各個階段,人作為教育對象,其主體地位也不斷加強,構建服務終身學習的終身教育體系,對于人的全面發展有重要意義。終身教育是積極老齡化理念的哲學基礎,積極老齡化所涉及的健康、參與和保障等三個方面的內容與終身教育,特別是老年教育有密切的聯系。

二、積極老齡化理念

(一)積極老齡化理念的產生

由于身體生理功能隨著年老而逐漸衰退,傳統上老齡化往往有一種消極的色彩。根據美國老年學家卡明和亨利的脫離理論,老年人在社會角色和社會關系等方面逐漸退出,老齡化的結果是脫離[2]。隨著人口老齡化社會的到來和社會經濟的發展,人均壽命得到延長,人們的觀念也逐漸轉變,積極看待老齡化的觀點開始出現。在積極老齡化理念出現以前,已經有學者提出健康老齡化、成功老齡化和生產性老齡化的概念。健康老齡化是指社會中大多數老年人在心理、生理和社會功能上保持健康狀態[3]。成功老齡化生活方式的特征為保持認知水平和身體機能、維持健康和積極生活[4]。生產性老齡化指老年人繼續參與生產活動、志愿者活動或其他社會活動,而不是成為依賴者[5]。1999年,世界衛生組織在世界衛生日提出了積極老齡化的理念,提倡讓老年人更好地參與到社會生活中。積極老齡化具有更豐富的內涵,更尊重個體的選擇權,也更能體現人的終身成長發展的理念。積極老齡化主要包含健康、參與和保障等三個方面。

(二)積極老齡化的基礎

健康是積極老齡化的基礎,最大限度地維持老年人的身心健康,才能促進他們參與文化、經濟和社會生活中,實現老有所樂、老有所為。支持健康老齡化以降低健康和社會護理成本已成為公共衛生日益重要的任務[6]。研究表明,積極鍛煉的生活方式與老年人身心健康、活動能力改善、幸福感增強以及因各種原因致死的風險降低之間存在正向的聯系[7]。

(三)影響積極老齡化的因素

美國心理學家馬丁·塞利格曼提出促進幸福的三個要素,即樂趣、投入和意義[8],同樣是影響積極老齡化的因素。樂趣是一種主觀體驗,對于不同的個體,其內容和形式都可能不同,老年人經過一生的操勞,到了老年階段,有時間和精力去從事能給自己帶來樂趣的活動,也是人之常情,應予以鼓勵和支持。個體對于家庭、愛好、社會活動等的投入越多,其幸福感越強,所以創造條件,促進老年人的社會參與,能增強其幸福感。發揮潛能、實現自我價值,在精神層面有追求,生活有目的感和意義感,是持久幸福的本源。許多在晚年取得很大成就的人的共同點是生活有目標,始終保持著一種積極勤奮的狀態。老年人要保持積極的情緒,就要接受不能改變的過去,利用現在可以利用的一切資源,同時對未來仍然充滿希望。積極情緒能使個體在生活中作出更明智的決策[9]。積極情緒對于老年人尤其重要,由于社會參與的減少,家庭成員的分離,老年人很容易產生孤獨、情感找不到寄托的消極情緒,因此也很容易為社會上一些不良商家所利用,騙取他們的信任,花費大筆退休金購買保健品、醫療器械等可能并無實際功效的產品。而具有積極情緒的老年人面對同樣的情況,就會比較清醒、比較明智,不會作出非理性的決策。

三、積極老齡化的實現路徑

(一)促進老年人的社會參與

積極老齡化的參與不僅指參與體力方面的活動,還指精神方面、文化方面的參與以及社會事務的參與。參與是實現積極老齡化的途徑,對于許多低齡健康老年人,身體條件允許他們繼續工作,而且他們經過多年工作,已經積累了寶貴的工作經驗,完全可以繼續為社會作出貢獻,同時還能增加自身的收入。對于相對健康狀況較差的或處于高齡的老年人,同樣有參與的需要,只不過他們的參與形式可能會有所不同。孤獨感和不良健康狀況之間存在相關性。社會聯系是老年人健康和幸福感的獨立預測指標。社會隔離與抑郁癥、認知障礙、較低的自我健康狀況評估和較高的老年癡呆癥患病率有關[10]。參與不僅指老年人對于經濟活動的參與,還包括對于社區活動、代際教育、志愿者活動和老年教育等的參與。老年人的社會參與度和獲得的情感支持是影響老年人精神生活滿意度的重要因素,社會參與度與老年人精神生活滿意度正相關[11]。應鼓勵老年人參與娛樂活動,對于娛樂活動的追求可以調節總體幸福感和生活滿意度[12]。社區建設規劃中應該包括老年人的娛樂活動設施,為老年人參與休閑活動創造條件,增進老年人的福祉。

(二)為積極老齡化提供政策保障

保障是積極老齡化實現的支撐,只有在政策上對老年人的權利作出保障,才能使積極老齡化的理念得以落實。政府層面應該制定相關政策和法律保障老年人的權益,為老年人參與文化、經濟和社會生活提供便利條件。由于長壽人口的增加和家庭結構的變化,對社會護理和醫療保健的需求不斷增長,因此需要制定政策以增加社會護理和支持的供應,促進健康的老齡化和預防疾病與殘疾。將醫療保健系統從治愈模式轉變為預防模式,將社會護理系統從對老年人依賴性的支持轉變為促進老年人康復和獨立生活的能力[13]。

(三)創新養老模式,解決養老困境

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人們的生活水平已經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在中國社會面臨深度老齡化的背景下,養老問題還是亟待解決的一大社會問題。要實現積極老齡化,就必須創新養老模式,促進老年人的自立和互助。目前,我國居家養老還是主流,這種養老模式需要依托社區服務,并在法律法規和政策方面提供保障[14]。瑞士采用時間銀行機制,低齡老年人付出時間照料有需要的老年人,將時間計入時間銀行,等他們將來需要他人照料的時候,可以免費得到照料,這是一種互助模式,值得借鑒。在我國南京等城市,已經在嘗試這種模式,志愿者的范圍也擴大到年輕人群體,年輕人付出時間做一些服務老年人的志愿工作,計入時間銀行,在將來步入老年時可以支取存儲的時間,享受免費服務。這種模式發揮了社會成員互幫互助的作用,既有利于解決養老服務資源不足的困境,又有利于形成年輕一代尊老、愛老的良好社會風尚。

(四)發展老年教育

1.老年教育的積極作用

(1)老年教育能促進老年人的社會參與。

多數老年人有繼續學習的愿望,參加老年教育能使老年人心態更加積極,更多地參與社會活動[15]。老年教育的意義不僅在于滿足老年人的精神追求,還為老年人維持和拓寬人際交往搭建了平臺,使老年人走出封閉的家庭環境,重新參與社會交往,結交新的朋友。學習興趣和愛好相似的老年人還可以組成學習團體,形成互幫互助的自發性社會組織,這有助于維持老年人積極心態,使他們更加積極地參與社會。

(2)老年教育能促進老年人的身心健康。

老年人的心理健康與積極老齡化有強相關性,心理健康的老年人生活更加積極[16]。通過老年教育的引導和啟發作用,使部分情緒消極的老年人轉變視角,以更積極的眼光看待老年階段,以健康的心態對待身體機能的衰退和社會角色的轉變,從而提高生活質量。對于嬰兒來說,學習是刺激,是變化,是成長,對老年人,學習同樣是成長的催化劑。老年人在學習速度上,可能比不上年輕人,但是,只要老年人保持學習習慣,他們的學習能力并不會有明顯的下降,甚至由于晶體智力的發展,他們在某些方面的學習能力會超過年輕人。現代腦科學研究表明,大腦在人的一生中,都具有可塑性,通過學習,可以維持大腦的功能,從而對身心健康都產生積極的影響,所以,發展老年教育,對于維持老年群體的身心健康也有著積極的作用。我國經濟還處在發展中國家水平,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人口的加速老齡化給社會、家庭和個人都帶來巨大的壓力。特別是在廣大的農村,由于大量年輕勞動力的外流,只剩下老年人和兒童留守農村,而這一部分老年人卻缺乏養老保障,如果遇到生病等意外事件,往往會給家庭帶來很大的壓力。充分利用農村文化禮堂,開展老年教育,增加農村老年人的保健意識和知識,有助于農村老年人維持身體健康,另外,通過老年教育這個平臺普及家庭教育相關知識,還有利于發展代際教育,促進農村留守兒童的健康成長。

(3)老年教育能提高老年人的權利意識。

在提倡終身學習的時代背景下,老年人同樣應該享有學習權。學習權是社會對個人學習自由的一種保障,這種保障應該是持續人的一生的[17]。許多老年人并沒有意識到自己的這種權利,通過老年教育,使老年人了解終身教育的意義,以持續成長發展的視角來看待老年階段,同時意識到自身享有的學習權,有利于促進老年人樹立積極的心態,把“活到老,學到老”落到實處。

(4)老年教育能增加老年人心流體驗。

心流是人們在從事具有一定挑戰性,同時又可掌控的任務時,受內在動機驅使而產生的一種獨特的心理狀態。心流體驗有九個維度,即享受、時間轉換、行動與意識的融合、專注于手頭的任務、缺乏自我意識、明確的目標、明確的反饋、控制感以及挑戰與技巧的平衡。 更準確地說,后四個維度(即明確的目標、明確的反饋、控制感以及挑戰和技能的平衡)代表了享受和心流的先決條件[18]。心流體驗有助于產生積極的情感狀態和減輕壓力,與較高的幸福感和個人成長相關[19]。老年人選擇參加老年教育,多是出于興趣愛好,是一種由內在動機驅動的“我要學”的主動學習,而且老年教育的設置一般都顧及老年人的特點,其教學進度和內容安排都有利于老年人產生心流體驗。

2.世界主要老年教育模式

目前,世界上常見的老年教育模式主要有以下四種:一是由高校創辦老年大學。比如,世界上第一所老年大學就是由法國圖盧茲大學在1973年創辦的,辦學經費由高校承擔。二是社區辦學模式,如美國、加拿大等國家建立的“社區教育學院”,經費來源有政府、社會和個人。三是英國的自助型老年大學,由老年人自發組織,形成互教互學的模式,經費主要來自個人和社會捐助。四是如德國等國家,由政府撥款發展老年教育[20]。我國的老年教育在初始階段多為各地創辦的老年大學,但是老年大學一般都是只對政府機關單位退休人員開放,受眾很小,不能滿足廣大老年人群體的學習需求,近年來,隨著老年開放大學的建立和推廣,一般社會人員也可以享受到老年教育的福利,但是相對于社會需求,現在的供給還遠遠不足。

3.創新老年教育模式,實現老年教育普惠化

中國老年教育雖然一直在發展,但是老年教育機構的增長速度畢竟比不上老年人人口的增長速度。一方面,老年人對于老年教育的需求快速增長;另一方面,老年教育供給能力顯然不足。要破解這個難題,就必須創新老年教育模式。隨著互聯網移動技術的發展,現代社會學習平臺也日益豐富多樣,智能手機的普及,使移動學習成為可能,老年教育“互聯網+”是老年教育發展的未來趨勢,既能滿足老年人日益多樣的多元化學習需求,又能克服學習物理空間不足和交通不便等發展老年教育的現實障礙。

4.形成利益相關方共同參與機制

老年教育因其特性,不應該完全由政府來主辦,而是應該充分發揮社會力量的能動性和靈活性,調動各利益相關方的積極性,共同承擔老年教育的責任。在老年教育經費方面,也可以采取政府專項撥款,老年學員自身承擔少數費用,子女單位贊助一部分學習經費作為敬老資金,企業或社會機構贊助等多種融資方式,拓寬老年教育經費來源,使老年教育持續發展有經濟上的保障。在老年教育辦學模式方面,也可以嘗試更加靈活多樣的模式,比如,英國的第三齡大學多為自主性組織,老年人自發組織,教師和學員之間沒有明顯的區分,有些老年人既是學員,又是教師,充分發揮了老年人群體的潛在資源,形成互學互教的良好氛圍。

5.發展老年教育,提高老年人再就業率

老年人再就業,一方面可以增加經濟收入;另一方面,對于保持積極的工作狀態、維持身心健康也有好處。老年人再就業應該建立在老年人自愿的基礎上,對于成就感需求高的老年人,再就業不一定是經濟所迫,而是實現自身價值的需要。老年人再就業還能增加老年人的幸福感[21]。隨著人口老齡化的加劇,老年人再就業的數量也持續增長,但是在經濟不發達地區老年人就業率較低[22]。這一方面和經濟不發達地區就業機會較少有關;另一方面,也和經濟不發達地區老年人接受老年教育機會較少有關。發展老年教育,不僅為了“老有所樂”,還可為“老有所為”創造條件。

6.發展老年教育,助力鄉村振興

雖然農村許多青壯年都外出打工,但是農村得天獨厚的天然優勢還有著很大的發展空間,對于自然條件比價好的農村地區,可以發展農家樂,老年人可以把空置的房屋作為民宿進行經營管理,增加收入。居住在景區附近的老年人,可以利用對于本地地理環境的熟悉和對于本地風土人情的了解,經過培訓,成為當地的導游,也可以增加收入。另外,農村老年人精神生活比較貧乏,具有單調性和低質性特點[23]。發展農村老年教育,也有利于豐富農村老年人的精神生活。

(五)鼓勵老年人從事志愿活動

參加志愿活動是老年人積極參與社會的一個重要途徑,一方面能使老年人維持生活的價值感,另一方面,也拓寬了老年人的交際面,使他們走出封閉的空巢環境,對于他們的身心健康都有好處。志愿服務促進了社區參與,并且在老年人中越來越流行。志愿服務與心理健康、生活質量、自尊和降低抑郁癥的風險呈正相關[24]。志愿者活動增加了老年人的戶外活動和社會聯系,給他們帶來成就感和生活目標。參加志愿活動的障礙主要有缺乏同伴、信心不足、害怕遭受團體排斥、壞天氣、交通不便、不想改變固定的生活習慣等。參加志愿活動的動機主要是有事做、避免孤獨感、被需要的感覺、獲得樂趣和利他主義。建立鼓勵老年人參加志愿活動的機制,形成老年人愿意參加志愿活動的良好氛圍,為老年人參加志愿活動提供機會,都有利于促進積極老齡化的實現。

(六) 積極老齡化應該涵蓋人的一生

人的老化在出生那一刻就已經開始,延緩老化過程,維持肌體的功能,實現健康的老化才是我們應該追求的目標。從小培養健康意識,提高健康素養,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對于整個民族的健康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在不同的年齡階段,個體面臨不同的任務和發展需求,也將面臨不同性質的壓力,如何應對人生不同階段的壓力,將其轉換為成長的動力,也需要有實時的指導和教育。老年期是個體發展自我的又一黃金時期,在退休之前,即使是在求學的兒童和青年時代,人們也往往在很多時候不能自主決定學習的內容和方式,踏上工作崗位,進入社會后,又往往為生計所迫,忙于工作、家庭等事務,退休之后,老年人有了充足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因此為個人的自由發展提供了機會。如何分配利用充裕的閑暇時間,也就決定了老齡階段的生活質量。如果悶在家里,無所事事,極易感到空虛無聊,也不利于健康,這是消極的老齡化,積極的老齡化應該是利用閑暇時間繼續學習,發展個人的興趣愛好,參加義工或志愿者活動,服務社區或其他有需要的高齡老年人或教育下一代。總之,終身教育視野下的積極老齡化應該落實在人生的整個過程。

(七) 建立宜老型社區

建立活躍、聯通和參與的社區。社區為老年人社交活動創造條件。增加老年人的社交活動,會增加他們的步行鍛煉的機會。戶外活動的增加,會增加老年人的運動量,從而使他們維持身體機能和獨立性。鍛煉能提高個體活力,有助于產生心流體驗等積極情緒,而且可以減少個體焦慮和疲勞等消極體驗[25]。老年人外出活動的頻率受諸多因素影響,如活動設施的多寡、活動項目是否豐富、是否有各種團體可參加、參與社區活動的信心、社會支持度以及參加活動的可能性等。社會聯系、戶外活動和體育活動之間的相關性表明,鼓勵社區參與的政策能為老年人,特別是那些目前不活躍和與社會隔離的老年人提供健康和幸福感方面的好處。

四、結論

終身教育是從搖籃到拐杖的貫穿人的一生的教育,積極老齡化要真正落到實處,也需要從幼兒開始就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樹立終身學習、畢生發展的觀念。終身教育的理念是積極老齡化的哲學基礎,終身教育在人的發展的不同階段有著不同的任務和內涵,積極老齡化的理念應該貫穿于人的發展的每個階段。發展老年教育對于積極老齡化有著直接的影響和作用,如促進老年人的身心健康、促進老年人的社會參與、增加老年人的權利意識、提高老年人的保障。積極老齡化的實現,需要在政策層面提供保障,在機制方面促進老年人的社會參與。總之,積極老齡化的實現是終身教育對于人的畢生發展觀和開發人的潛能,使個體得到全面發展的哲學理念落到實處的體現。積極老齡化不但使個體充分發展,增加個體的成就感和幸福感,而且是應對人口老齡化的積極舉措,是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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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1.我國老年人口規模大，老齡化速度加快

聯合國對于老年型社會或老年型國家的定義前后有兩個標準：傳統標準是一個國家或地區60歲及以上老人達到總人口的10%；新標準是一個國家或地區65歲及以上老人占總人口的7%。2012年，我國的老年人口總量達到1.17億人，占全部人口比重為8.7%，高于世界0.9個百分點。根據國家統計局于的2014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的統計數據，截止2014年年末，我國60周歲及以上人口數為21242萬人，占總人口比重為15.5%；65周歲及以上人口數為13755萬人，占總人口比重為10.1%。

2.我國未富先老特征明顯，經濟發展壓力較大

我國的經濟總量在不斷擴大，但是人均水平很低。根據國家統計局于的2014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的統計數據，2014年，我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2.02萬元，我國人均GDP約為7485美元，落后于很多國家，我國仍然屬于中低收入水平的發展中國家。目前，我國經濟發展呈現出新常態，從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勞動力人口比例持續降低，我國面臨著經濟發展的壓力和人口老齡化的壓力。

3.城鄉之間、區域之間發展不平衡

在發達國家人口老齡化的過程中，發達國家城市地區的人口老齡化水平高于農村地區。我國城鄉、區域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差異較大，人口老齡化發展形勢也表現出明顯的區域差異。由于勞動力人口流動等因素使得我國農村地區人口老齡化程度高于城市地區，同時，我國人口老齡化水平區域差異較為顯著，東部經濟發達地區人口老齡化最為嚴重。

二、我國人口老齡化帶來的問題

1.人口老齡化導致勞動力短缺，制約產業結構調整

人口結構影響著勞動力的供給情況。如果一個地區的人口中，老年人口所占比例較大就會影響勞動力人口的比重，同時增加社會贍養系數。處于老齡化階段的人群對新技術新生產方式接受速度慢，接受程度低，這對于我國的新興產業的發展和產業結構的調整是不利的。

2.老年人養老方式發生變化

目前，我國老年人的養老方式以家庭養老為主。隨著城鄉一體化的建設和家庭子女數量的減少，傳統的自我養老方式和家庭養老方式面臨著很多的問題與缺陷，社會化的養老方式逐漸成為主流養老方式，實行家庭養老與社會養老相結合的方式是一種趨勢。

3.人口老齡化對醫療衛生服務帶來挑戰

老年人是慢性病高發人群，也是醫療衛生服務的高消費人群。目前我國還沒有針對老年人群的特定醫療衛生服務。由于老年人群體的生理特征使其需要更多的基本醫療和長期護理服務，其醫療費用遠高于其他群體。但是，我國現有的醫療衛生機構的服務水平和服務能力只是滿足了大多數人的基本需求，老人群體的就醫條件還有很多不足，針對老年人的基本醫療護理服務體系不夠完善。

三、應對人口老齡化問題的舉措

1.發展經濟，增強經濟承受能力

根據2014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的統計數據，2014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為636463億元，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速度為7.4%。此前我國政府為2014年設定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目標是7.5%“左右”。現階段應當培育老年消費市場，為國內消費市場注入持久、強大的動力，推動我國經濟實現又好又快發展。長期以來，我國的投資與消費結構不合理，國務院批準包括健康養老服務工程等在內的七個“重大工程包”，這些重大工程可以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

2.完善養老保障機制

篇（6）

關鍵詞健康老齡化積極老齡化老年體育

一、 前言

按聯合國的標準，人口老齡化是指老年人口在總體人口所占比重不斷上升的趨勢和過程。它是由人口出生率不斷下降、人口壽命不斷延長等人口自然變動因素所促成。在一個國家或地區內，60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達到10%或65歲及以上老年人占人口總比例達到7%，就表明這一人口總體進入老齡化社會。老齡化將對成都的城市發展產生許多深刻的影響。

2002年4月12日聯合國第2屆世界老齡大會政治宣言對積極老齡化的界定是：人到老年時為了提高生活質量，使健康、參與和保障的機會盡可能發揮最大效益的過程[5]，據統計，我國老齡人口平均帶病期13.68年，他們的患病率遠遠高于其他人群，而康復期卻非常緩慢。我國的老齡健康整體狀況較差，因此開展老年人社區體育服務活動，科學合理地組織和指導老年人從事體育鍛煉，對老年人的身心健康有促進作用。

二、 研究對象與方法

以成都市年輕老人為研究對象，采用分層抽樣的方法，抽樣的地區涉及錦江區、青羊區和武侯區。

研究主要采用文獻資料法、問卷調查法和專家訪談法，共發放問卷300份，有效收回164份。效度檢驗：通過本領域內2位專家對問卷調查進行效度檢驗，認定率為82%。

三、 結果與分析

（一）目前成都市老年人口的身體健康狀況

根老年人的身體健康水平與年齡這種反比例關系表明長壽和健康難以兼顧的客觀規律。從表1我們可以得出不進行經常體育鍛煉老年人在70歲以上的階段自我健康感覺開始顯著下降，在71-75歲年齡組近40%的老年人對自己的健康狀況不滿意，到了76-80歲組中有接近50%對自己的健康狀況不滿意。根據杜鵬教授等人所作的相關研究結果表明：老年人積極參加體育鍛煉，保持積極的心態，善于調控情緒無疑會促進實現延緩老齡化。那么，為了提高健康老年人的比例和提高個體老年人健康質量，老年體育和社區體育的作用就應該得到重視。

（二）成都市老年人口體育參與現狀與分析

1．成都市老年人口體育目的與運動時間帶研究

老年體育人口較多的選擇在上午的6-8點鐘進行鍛煉，而早晨剛起來時，人體各臟器的運轉仍處于較低水平，這時候鍛煉，對于心血管功能比較脆弱的人來說是較危險的。所以老年人的運動時間帶應在下午的5-7點鐘進行，這時不僅人體機能能力充分動員，而且這個時間的植物在光合作用下多排出的氧氣最多。

2．成都市老年人口體育健身場所與社會體育需求研究

老年體育人口不僅有著強烈健身的愿望，而且在他們對社會體育需求上反映出較為集中的需求有三個：一是在住宅社區附近建設基礎的體育鍛煉設施，根據老年人的特點進行建設，滿足老年人特殊的健身需求；二是多數老年人表示希望在鍛煉和非鍛煉的時候都有專業的社會體育指導工作人員從旁指導以及普及一些體育鍛煉的基礎知識；三是學校的體育資源應該更加開放，應該在不影響學校生活正常秩序下對老年人進行開放。通過以上途徑可實現健康老齡化和積極老齡化。

（三）發展成都老年人參與社區體育對積極老齡化的現實意義

20世界90年代末，世界衛生組織以“生命已經增加了歲月，現在我們必須給歲月以生命”這句格言來提醒我們，人口的壽命增長得同時我們也必須要保證壽命的質量。身體健康是晚年幸福的基本條件，老年人對健康都有強烈的需求，隨著年齡的增長，老年人生理機能和身體活動能力逐步下降，對疾病的抵抗能力減弱。因此開展社區體育服務活動，科學的指導和組織老年人參與體育鍛煉有利于促進和提高老年人的身體健康水平。

四、 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1）成都市進入老齡化社會已經十二年，按照這個趨勢發展下去成都在一到兩年即進入超老齡社會。（2）目前進入老齡化階段的成都居民都顯示出較為強烈的健身和鍛煉的動機以及行為，但是活動方法、形式、內容層次、以及運動時間帶都出現了不科學的因素。（3）成都市老年人各個年齡組參加體育鍛煉與身體健康自評感受都隨著年齡的增加而呈逐步下降的趨勢，這與參見鍛煉的頻率和老年人自身健康水平的下降高度相關。

（二）建議

（1）政府在制定社會政策和體育政策的時候要用健康老齡化和積極老齡化的思維來指導，根據老年人口參與體育的特殊性，將健康老齡化和積極老齡化納入政府的中長期經濟和社會建設的綱要中，積極鼓勵引導和支持老年人健康產業，從而從根本上改善老年人健身年齡和質量。

（2）提高體育對老齡化問題積極影響的認識。要加強輿論宣傳和引導，強調成都人口老齡化趨勢加快的嚴峻性，對社會經濟發展影響的緊迫性，要提高各級政府和領導以及群眾在思想上社區體育對促進健康老齡化和積極老齡化的認識，增強全社會的體育老齡化意識。

（3）學校和科研機構要加強對老年人健康研究的投入，提高老年人在學校進行體育鍛煉的興趣。注重培養具有體育與健康專業知識的社會指導人員，在提高這些專業人員的數量的同時提高其質量，從而對老年人健身進行科學的，持續的指導和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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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中圖分類號：C924.2；F126.1 文獻識別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7）003-0-02

一、甘肅省人口老齡化現狀

（一）老齡化進程加快但水平較低

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表明，甘肅省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數占總人口數的比重分別為：3.09%、2.07%、3.49%、4.06%、5%、8.23%。老齡化趨勢逐漸加快，較低于同期我國的平均老齡化水平（4.41%、3.56%、4.91%、5.57%、6.96%、9.35%）。2006年甘肅省步入老齡化社會，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首次達到6.49%，我國在2000年末，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已經達到5%。甘肅省較全國進入老齡化社會要晚6年。

（二）老齡化的城鄉差異明顯

城鄉之間由于經濟水平的差異，導致了人口年齡構成的不同。截止2014年的統計數據顯示，甘肅省6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共有221.51萬人，其中老年農業人口129.2萬人，占農業人口的8.55%；老年非農業人口92.3萬人，占非農業人口的6.59%。甘肅省老年人口大部分集中在鄉村，城市的老年人口所占比例相對較低。

（三）老齡化的地區差異明顯

甘肅省地域遼闊，擁有14個市，各地區老齡化程度有明顯的差異。2014年全省14個市中，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數量最多的蘭州市達33.24萬人，最低的嘉峪關市僅有1.93萬人。2014年慶陽市65歲及以上老年人已經達到了19.99萬人，占總人數的9.02%；平涼市65歲以上老年人已經達到了19.16萬人，占總人口的8.65%，展現了明顯了老齡化地區差異。

二、甘肅省居民消費結構概況

（一）甘肅省居民消費水平提高

經濟的不斷發展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甘肅省居民的收入水平，使得居民購買能力有了較大幅度的提高，城鄉居民消費水平快速增加。2006年甘肅省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水平為1855.49元，增加了1.97%；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水平為6974.21元，增長速度為6.82%。2014年甘肅省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水平為15507元，同比增加1487元，增長速度為10.6%；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水平為5272元，同比增加423元，增長速度為8.71%。2006年到2014年無論是農村居民消費水平還是城鎮居民消費水平都呈現出遞增的趨勢。

（二）甘肅省居民消費結構變化

隨著近些年來甘肅省經濟加快了發展，經濟的快速發展使居民的消費結構發生了明顯的變化。甘肅省居民醫療保健消費占比從 2006 年的 6.83%上升到 2014 年的 13.37%，可見，隨著經濟的發展、老齡化的加劇以及人們健康保健意識的提高，在醫療保健方面的消費支出呈現出逐年遞增的趨勢。在食品消費支出方面，據調查統計顯示老年人對營養健康的養生食品的需求是不斷增加的。隨著經濟水平的不斷發展，甘肅省居民在：食品、衣著、家庭設備、醫療保健、交通通信、文化教育娛樂、住房等方面的消費均發生了不同程度的變化。尤為變化顯著的就是醫療保健消費支出和食品消費支出。

三、甘肅省人口老齡化對消費結構影響的實證分析

（一）甘肅省人口老齡化與消費結構的模型建立

本文選取了甘肅省2006-2014年末老年人口數為自變量X，綜合有典型代表意義的兩個消費結構指標：y1醫療保健支出、y2食品消費支出為因變量。

（二）甘肅省人口老齡化對消費結構影響的回歸模型結果的分析

1.老齡化與與醫療保健支出關系的實證分析

通過對Eviews6.0軟件的運行，得出回歸方程：

y1=8.8075x-1078.466

t=9.0208 R2=0.890561 F=81.3752

通過檢驗得出：R2=0.890561非常接近1，可見該回歸線擬合度較好；查F分布表和可知臨界值F（1，10）=4.96而回歸結果中的統計量F=81.3752，可見F > F（1，10） 所以老齡化與醫療保健支出之間的線性關系顯著；查t分布表得知臨界值為t（10）=2.228，而回歸結果中的t=9.0208可見t> t，所以人口老齡化對醫療保健支出有顯著的影響作用，因此該回歸方程有意義。

2.老齡化與食品支出關系的實證分析

由Eviews6.0軟件可以得出的回歸方程為：

y2=39.738x-4790.931

t=9.8469 R2=0.90651 F=96.9626

通過檢驗得出：R2=0.90651非常接近1，可該回歸線擬合度較好；查F分布表和可知臨界F（1，10）=4.96而回歸結果中的統計量F=96.9626，可見F > F（1，10） 所以老齡化與食品消費支出之間的線性關系顯著；查t分布表得知臨界值為t（10）=2.228，而回歸結果中的t=9.8469可見t> t，所以人口老齡化對食品消費支出有顯著的影響作用，因此該回歸方程有意義。

（三）小結

1.人口老齡化增加了醫療保健消費支出

從實證分析結果中可以看出，人口老齡化與醫療保健消費支出之間有著正相關的關系，隨著人口的老齡化程度加劇，醫療保健消費支出呈現出逐漸遞增的趨勢。老年人口由于自身體能的下降，會比其他年齡段的群體更容易生病，因此會對醫療保健的需求更多。

2.人口老齡化增加了食品消費支出

以上分析結果顯示：人口老齡化對食品消費支出有著顯著地影響。當一個人進入老年階段后，由于自身身體進入到衰老階段，身體的活動范圍都大大降低，因而老年人對食物的品質和搭配有更高的要求，而且老年人對食物的攝入結構也越來越講究，比較側重于一些營養較高、并且容易消化吸收的食物。

四、政策建議

（一）強化醫療保障建設

建設老年保健工作機構，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給予老年人更多的補助，從基本生活上服務老年人。加強對老年病防治工作的指導，建議在部分的綜合性大醫院內設置老年病科，緩解老年人看病難的問題。不斷加快建立以基本養老保險、基本醫療保險和社會救濟、社會福利、社會互助為主要內容的養老保障體系。

（二）拓展老年食品市場

老年人的身體機能不同于其他人群，因此老年人對食品的健康和營養要求很高。目前專門出售老年食品的市場并不多，應該拓展老年人的食品市場，開發更多的適應老年人需求的食品以應對日益增加的食品需求。

（三）建立銀發產業服務老年消費

鑒于老年人獨特的消費需求，應該考慮到老年消費者獨特的生理和心理特點，注重老年產品的實用性、方便性、健康性，要切實滿足老年人的需求。加大老年用品方面的產業研究，依據老人消費的特點，生產出適合老人享用的健康產品，只有從老年人實際的消費需求出發，以老年消費者為中心，讓老年人感受到舒心的產品和服務，才是贏得老年市場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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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廣播是老年群體接觸最多的媒介之一,其獨特的屬性也正契合老年人的媒介接觸習慣。打造專業的老年頻率的呼聲,日益受到業界和學界的重視。在人口老齡化日趨加劇的現實語境下,對老年廣播進行研究,無疑具有現實意義。

本文選擇中央人民廣播電臺老年之聲、昆明幸福頻道老年廣播、河北金色年華之聲等國內較有代表性的老年頻率為樣本,從“積極老齡化”這一視角出發,分析當前我國老年廣播的現狀和不足,并試圖找出癥結之所在。

一、“積極老齡化”的提出

按照國際標準,如果一個社會中60歲以上的老年人占總人口的10%以上,或者65歲以上的老年人占總人口的7%以上,那么這個社會已經進入老齡化。據調查數據顯示,截至2008年底,中國60歲以上的老年人已經達到1.6億,約占總人口的12%;80歲以上的老年人達1805萬,約占老年人口的總數11.29%,中國已進入老齡化社會。隨著老齡化的進程,“積極老齡化”的政策理念也日趨深入人心。所謂“積極老齡化”,是指人到老年時,為了提高生活質量,使健康、參與和保障的機會盡可能獲得最佳機會的過程。是一種提倡老年人繼續參與社會、經濟、文化、精神和公益事務的積極理念。在我國“未富先老”的現況下,“積極老齡化”理念的普及和推廣更是具有深刻的意義。

二、老年頻率的現狀分析

(一)老年頻率的陣營勢單力薄

老年群體是廣播媒體的重度受眾。據央視一索瑞福2008和2009年的調查顯示,65歲以上的老年人是廣播收聽市場的生力軍,人均收聽時間長達125分鐘,無論是收聽率、平均忠實度,還是集中度,都明顯高于其他年齡段的群體。

然而,盡管各電臺為老年聽眾開辦的老年廣播節目并不少見,亦不缺乏針對老年群體的對象性頻率(如戲曲頻率、健康頻率等),但是真正專業化、類型化的老年頻率尚顯陣容單薄,僅有屈指可數的幾家。(見表1)

面對如此龐大的老年聽眾群,國內寥寥無幾的專業老年頻率與之形成了強烈的反差,這不能不說是廣播媒體職責的一種缺失。

(二)老年頻率的受眾認可程度低

此外,老年聽眾對老年頻率的認可程度也并不那么盡如人意。在央視―索瑞福2009年32個城市廣播收聽調查中,數據顯示中老年收聽率最高的頻率是中國之聲,其次是各省、市級的新聞頻率、交通頻率等,而專為中老年聽眾開設的老年頻率卻完全未占名次。

究其原因,一方面固然是囿于老年頻率數量過少、勢單力薄,無法與其他立臺已久的強勢頻率相抗。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健康、曲藝等頻率中優秀節目資源對老年受眾的分流。在某種程度上,老年頻率陷入一種“夾縫中求生存”的尷尬處境之中。

(三)老年頻率的建設基本已成共識

隨著老齡化社會的到來,業界對老年頻率的建設已逐漸提上日程。僅2009年一年間,就有中央級如中央人民廣播電臺老年之聲;省級如河北經濟廣播金色年華之聲、昆明電臺幸福頻道老年廣播;地市級如太原人民廣播電臺老年之聲等頻率開播。在各級電臺逐漸加深對老年聽眾的重視力度的大環境下,如何主動尋求突圍、實現媒體價值,是老年頻率所應深思的課題。

三、“積極老齡化”框架下的老年頻率

廣播作為老年受眾使用最多的媒體之一,其風格定位、節目編排、播出內容自然會潛移默化地影響老年人的思想體系構建。從“積極老齡化”的視角出發進行研究,不難發現,我國老年頻率的建設仍然存在著誤區和不足。

(一)“健康”維度下的老年頻率

“積極老齡化”框架的第一個支柱就是“健康”,這也是老年人自身最關注的問題。但是,“健康”不僅僅是通常意義上所理解的“沒有疾病”,而是“在生理健康、心理健康、道德健康和社會適應能力等方面的完好狀態”。在醫療水平、護理條件得到較大保障的今天,老年群體追求的已不僅僅是生理健康,更包括心理、道德和社會適應能力等方面的完善。

1、心理撫慰的缺失。與其他年齡段相比,老年群體的社會角色發生驟然轉變,這種落差有可能導致思想上、心理上的不適,嚴重者甚至會引發各類心理疾病。因此,老年群體無疑更需要情感交流和精神慰藉,而這些恰恰為大多數老年頻率所忽略,基本上各老年頻率都沒有開設心理咨詢類節目。

2、醫療廣告飽受詬病。廣受詬病的醫療廣告依然在省、市級老年頻率中肆虐,嚴重影響了節目質量和頻率的品牌形象構建。除中央級媒體老年之聲以外,在各省級、地市級老年廣播中,醫療廣告都以“健康講堂”、“養生講座特別節目”之類的身份變相出現。對老年頻率來說,凈化聆聽環境、打造媒體公信力,從而實現品牌提升和跨越式創收,是比獲取醫療廣告的短期效益更為迫切的事。

(二)“參與”維度下的老年頻率

盡管老年群體的社會角色已經發生了極大轉變,但這并不代表他們脫離了社會,而是應當繼續參與社會生活、創造積極效益。

1、“參與”的前提――獲知:新聞信息供求不均。參與社會生活的前提正是“獲知”,同時獲知信息也是受眾接觸媒介的首要目的,老年群體亦不例外。時事,新聞向來是老年聽眾最為關注的信息,在2009年央視一索瑞福調查中顯示,各類型廣播節目中,中老年人群對“新聞,時事”類節目的收聽比重高達32.8%,遠遠超出位居第二的“生活服務”類節目收聽比重的一倍以上。

另一方面,“新聞,時事”類節目的資源利用率也是最高的。它的播出比重僅為12.5%,低于音樂、生活服務和文藝類節目,然而其收聽比重卻穩居頭籌。也就是說,面對中老年聽眾市場,“新聞,時事”類節目以較低的播出成本,獲得了極高的收聽效益。

然而多數老年頻率尚未較好地發揮新聞類節目的資源優勢。在“老年之聲”全天22個小時的播出時間里,新聞版塊卻只占據1個小時的時段,即每天17:00―18:00的《輕松聽天下》;昆明幸福頻道老年廣播也只有一檔早間的《綠色105陪您聽新聞》。相形之下,河北金色年華之聲對新聞類節目的重要性有著清醒的認識,不僅在早間開設時段較長的《北方快車》,還將《深度1125》、《1125聽說生活》等新聞小版塊安插在中午、傍晚、夜間不同時段,充分利用了新聞資源,進而托起全天收聽高峰。

2、“參與”的方式――互動:形式大

于內容。“積極老齡化”理念中核心內容就是“參與”。電話連線是廣播節目中最基本的互動形式,也是主持人與受眾相互溝通的最便捷方式。各老年頻率雖然都設置了熱線、短信、論壇等互動環節,但大多數互動可以說只是一種“形式”,對老年聽眾的實際生活難題、情感訴求等并無多大助益。

例如老年之聲,全天節目里只在《養生大講堂》和《健康大講堂》中設置了聽眾熱線,以便聽眾打電話向專家咨詢自己的病況、了解治療措施。此外雖在《夕陽紅茶館》中有聽眾來信互動這種較為傳統的參與方式,但缺乏短信、熱線等實時互動。

而昆明幸福頻道老年廣播,則較好地利用了互動方式,與老年聽眾成功搭建起溝通的橋梁。如晚間21:00―22:00播出的《陪您說說話》中每天都準備一個話題,如“猜猜老電影之《克萊默夫婦》”、“昆明的公園記憶”、“把節日祝福送給我們身邊的女性”……同時聽眾可以通過熱線,暢聊自己的觀點和想法。

盡管已經脫離了“我播你聽”的早期狀態,但整體而言,國內老年頻率的互動環節設置仍處于一種“形式大于內容”的窘境之中。

(三)“保障”維度下的老年頻率

所謂“保障”,是指“由政府、社區、家庭,依照法律規定,對退出勞動領域或無勞動能力的老年人實行的社會補助和社會救助措施。包括在政治、社會、經濟、醫療以及社會服務等方面的社會救助和保障。”老年頻率作為媒體社會責任的承擔者,理應維護老年群體切身利益,構建公共話語空間,搭建養老保障平臺。

四、改進:打造“去老年化”的老年頻率

在“積極老齡化”的大趨勢下,老年群體追尋的是積極、健康、活力和向上。因此,摒棄陳舊的立臺理念、打造“去老年化”的老年頻率,方是題中之義。

(一)理念積極化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借鑒國外媒體的經驗,或可帶給我們一些啟示。美國的老年廣播呈現出明顯的“非老年化”特色,針對老年受眾的電臺多為老歌臺、新聞臺、談話臺等。這實際上是美國社會文化的一種折射,老年頻率的核心受眾“嬰兒潮”一代拒絕“年老”,因而老年頻率也彰顯出蓬勃的朝氣與生機。

盡管中國的社會文化與美國迥然相異,但這種積極的理念和充滿活力的節目風格,無疑對中國老年頻率的建設大有裨益。隨著社會日新月異的發展,老年群體的生活方式、精神狀態也在不斷發生變化,他們早已不再是傳統語境中與“病痛”、“消極”聯系在一起的弱勢群體,而是有著新思維、新想法的“去老年化”的新時代老年群體。

(二)內容貼近化

在內容為王的媒體競爭時代,內容元素才是贏得聽眾認可的制勝法寶。做為老年群體的情感媒介,老年頻率應當準確把握老年人的心理狀態,精心設置貼心節目,如適當增加新聞節目數量、凈化聽覺空間、開辟心理健康咨詢熱線、加強互動環節。此外,針對不同的老年聽眾群,老年頻率還應當根據不同的收聽需求和收聽習慣,呈現特定的節目內容。同時,在設置內容時應當重視聽眾的意見反饋,這往往能使節目更好地貼近需求。

(三)運營品牌化

當前我國廣播媒介的品牌化經營仍然處于起步階段,目前以品牌化理念運營的老年頻率也僅有昆明幸福頻道老年廣播一家。

昆明幸福頻道老年廣播定位于打造“幸福城市的幸福名片”,在整體設計上采用了全新的“概念廣播模式CI模式”,對品牌化運營做了較好的探索和嘗試。該臺將“幸福”概念融入了整體節目和包裝設計中,不僅欄目名稱、內容風格、場外活動都緊緊圍繞“幸福”二字,而且主持人也都以“幸福主播”、“幸福營養師”、“幸福藥劑師”等身份出現,新穎而獨特,也全面契合了老年人的情感訴求。

老年頻率在堅持服務性和公益性的同時,也應遵循科學的運營理念,打造專業化的品牌廣播,才能更好地整合全臺資源服務受眾,也才能更好地被受眾所認可。

篇（9）

金晶（1991.06-），回族，云南昆明，云南師范大學哲學與政法學院。

摘 要： 隨著我國人口老齡化逐漸成為常態，越來越成為社會經濟發展的威脅，而人口老齡化所帶來的挑戰更多的來源于人口結構和社會經濟體制不協調、不適應造成的矛盾。本文通過闡釋我國人口老齡化的背景，厘清我國在公共政策方面存在的問題，在此基礎上提出相應的公共政策選擇，旨在更積極地應對人口老齡化所帶來的一系列問題。

關鍵詞： 人口老齡化，公共政策，政策選擇

十報告提出，要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大力發展老齡服務事業和產業。整合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和基本醫療保險制度，逐步做實養老保險個人賬戶，實現基礎養老金全國統籌，建立兼顧各類人員的社會保障待遇確定機制和正常調整機制。人口老齡化問題已經引起了世界各國的廣泛關注，這不單是我國面臨的問題，也是世界各國共同面臨的一大難題，處理好老齡化問題對于社會穩定，經濟發展都具有積極的意義。

一、人口老齡化的背景

按照國際通行標準，60歲以上老年人口占10%或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占7%，就稱為人口老齡化。早在二十世紀末，我國60歲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超過10%，因此我國早已步入人口老齡化階段，如何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成為我國亟待解決的問題。

我國老齡化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生育率下降，死亡率下降，醫療衛生條件的提高，以及在經過了1959到1961年的自然災難后，中國的人口出現井噴式的補償增長，從1962年到1970年，凈增長了1.6億人，達到8.3億。而“嬰兒潮”的那一代人開始進入老年時期，計劃生育政策雖然對人口增長的控制有所貢獻，但是也加速了人口老齡化。我國的老齡化具有規模大，老齡化增速超過經濟發展速度，老齡化地區差異大等特點。并且根據數據研究顯示，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中國老齡化趨勢在大體上是難以逆轉的，人口老齡化將常態化。

中國的老齡化過程是典型的“未富先老”，與西方發達國家先實現工業化，后進入老齡化相比，中國將面臨更多的挑戰。中國應該在借鑒其他發達國家應對老齡化的模式下，根據自身特點提出更加可行的，適合本國發展的應對策略。

人口老齡化問題是人類壽命延長和生育率下降，一段時期人口過度增長的結果，改變生育政策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延緩作用，即使現在改變生育政策，也不會發生根本上的逆轉。同時，人口老齡化面臨的問題不全是其本身帶來的，更多是因為現有制度與人口結構不適應帶來了一系列社會問題。因此需要從公共政策方面進行改革，調節公共政策來協調可能產生的各種社會問題，這是解決人口老齡化的必然選擇。

在未來很長時間內，人口老齡化將是常態，需要提出科學有效的公共政策來應對，是我們將長期面對的挑戰。

二、人口老齡化政策選擇中存在的問題

（一）、養老保險體制存在的問題。

我國目前實施多層次的養老保險體系：基本養老保險、企業年金、個人儲蓄性養老及商業人壽保險相結合的多層次養老保險體系。但在運行過程中仍存在很多問題。

1.歷史欠債嚴重，“空賬”運行規模大。

我國當前實行從現收現付制到統賬結合制的轉變階段，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但在現實實行過程中，社會統籌部分與個人賬戶部分資金“混賬管理”，社會統籌部分根本不足以支付離退休人員養老金，因此形成大量“空賬”運行，出現挪用個人賬戶的現象，導致個人賬戶空賬運行。據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統計，當前個人賬戶空賬累計規模已超過2000億元。到2011年底，全國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個人賬戶為2.5萬億，但是個人賬戶實有資金2703億元，空賬金額高達2.2萬億元。據社會保障國際暨《中國養老金發展報告2012》報告統計，2011年收不抵支的省份有14個，收支缺口達到767億元。

2.養老保險金缺乏保值增值性

我國規定養老金在留足2個月的支付以外，應該全部用于購買國債、銀行儲蓄、企業債券、投資股市，嚴禁投入其他金融和經營性事業。目前我國養老金仍主要用來購買國債和銀行儲蓄，基金收益甚小，根本無法滿足老齡社會對養老金的需求，沒有真正建立起養老金保值、增值的有效機制。并且，通貨膨脹的速度遠遠超過銀行利率，存放銀行只會造成養老保險金的貶值，是社會財富的浪費，嚴重影響了養老保險的效率。

3.基金來源渠道單一，收支矛盾日顯突出。

當前我國養老保險的基金來源主要是保險費的收入及其利息收入和財政補貼，加上保費欠繳的情況嚴重，相當一部分地區的保費收不抵支，原有的積累也逐漸減少。另一方面基金保值增值的幅度又太小，彈性收繳與剛性支出的矛盾日趨突顯出來，加上老齡人口數量的不斷上漲，享受養老金的人數不斷增加，繳納養老保險費的人數卻不斷減少。養老保險費用開支增加與收入減少之間的矛盾，成為應對老齡化危機最主要問題之一。

（二）、現行退休政策及其弊端

我國現行的退休政策規定：一般來說，男性的退休年齡為60歲，女性為55歲。高強度的體力勞動者，退休必須是男年滿55周歲，女滿45 周歲。這一政策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一部分老年人力資源的浪費，增加了社會的養老負擔，加上生活和醫療健康水平的提高造成我國人口的老年撫養比不斷攀升，有關專家預測我國2000年老年撫養比為10%，2010年為18.6%，2020年為26.3%，2030年為40.2%，2050年為58.7%，2060年為60.3%。

勞動年齡的上下限不能一成不變，它必須隨著經濟的發展，社會的進步而提高改變。我國現行的勞動年齡的上下限是50年代根據當時的條件確定的，已逐漸不能適應發展的需要。全中國的平均退休年齡是51.2歲，比起世界平均年齡低了將近10歲。如果繼續按原定的上下限執行，以后將會出現勞動年齡人口比重下降、老年贍養比、總供養比和老年社會保障支出大幅度上升的不利局面。

（三）、現行醫療保險制度及其弊端

1.“現收現付”為主的籌資模式使醫療保障面臨未來支付壓力

目前，我國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雖然采取社會統籌和個人賬戶相結合的方式。但個人賬戶積累能力有限，很大一部分人沒有積累。實際上，主要是依靠統籌基金的現收現付制，而對其他人群的醫療保險制度，如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城鎮居民醫療保險制度等也主要是現收現付制。根據醫療保險理論，現收現付制需要的一個必要條件就是要有相對年輕的人口結構，而在我國人口日益老齡化的情況下，如果醫療保險基金主要依靠現收現付制籌集，每個勞動人口對老年人口的負擔將不堪重負，最終將帶來保險基金緊缺的危機。

2.服務提供上的問題

我國雖然醫療衛生事業取得了迅猛發展，醫療機構、人員、床位數最大幅度增加。但仍然難以適應人口老齡化等因素帶來的醫療服務需求的增長勢頭。近年來，我國一些城市出現的醫療服務提供能力不足而導致的“住院難”問題已證明這一醫療資源結構不合理。

我國醫療資源不合理利用的表現主要為：（1）重治輕防；（2）病人不合理流向；（3）醫療服務的過度利用，特別是高新技術手段、藥物的超標、過量使用。醫療資源的不合理利用造成我國醫療服務成本居高不下，且增長迅速。這一問題如果不能很好解決，隨著人口老齡化發展，將加劇我國醫療資源和衛生費用的壓力，甚至導致醫療保障體系的崩潰和嚴重的社會問題。

三、人口老齡化的公共政策選擇

（一）、人口紅利的政策選擇

35年前年輕人口是老年人口的六倍，人口轉變帶來了“第一次人口紅利”，支撐我國經濟在世界市場上的崛起。勞動年齡人口豐富的“人口紅利”期結束并非“人口紅利”的真正結束。在老齡化的初期階段，新進入老齡階段的人往往都有較高的儲蓄率和儲蓄傾向，加上健康老年人口參與對社會勞動力的供給，只要能夠發揮好儲蓄的資金效率，讓資本得到合理的回報，則第二次“人口紅利”仍有可能為經濟增長繼續注入“活力”。

發掘第二次人口紅利，可以通過讓健康老年人參與社會活動，發掘老年人消費潛力，從內部發掘社會發展潛力。積極促進老年人健康宣傳，樹立健康理念，延長老齡人健康期，適當拉長就業和準就業年限。積極開發適合老年人的工作崗位，尋找能充分發揮老年人特殊技能，豐富經驗的工作機會。例如，退休老年人對年輕人進行特殊技術崗位的培訓。不僅能增加老年人就業機會，創造社會財富的機會，還能提高老年人收入水平，提高自我養老和消費能力。

人口紅利需要相關政策的支撐，通過增加資本積累和擴大就業參與實現第二次人口紅利，通過提高人口素質實現兩次人口紅利的對接。如果利用好人才資源，“第二次人口紅利”將給中國社會經濟發展帶來全局性，戰略性的重大改變。

（二）、完善養老保障制度

養老保險基金作為一項基金存人銀行或購買國家公債，這雖然是一條營運途徑，但其保值和增值的程度大打折扣。要想使養老保險基金有效運營使之保值增值，可以要借鑒國外的經驗，放寬對養老保險基金投資運營的限制。政府應制定適當政策以引導社會養老保險基金向低風險、高收益的領域投資，如住房貸款、基礎設施、教育產業等。其次要積極推進市場的發育和發展，從而提高基金投資效益。第三要堅持專業化運作，委托專業性投資管理機構進行投資運作。世界銀行的一份全面研究報告顯示，在全世界范圍內，由民營機構經營的養老保險基金的收益率普遍高于由政府部門經營的養老金。

養老金入市也是保值增值的一種方式。將養老金投資于市場，可以實現養老金保值增值，也可以起到穩定市場的作用，但由于養老金屬于社會保障范疇，投入市場難免存在風險。廣東省率先開始了千億養老金入市的嘗試。

（三）、完善醫療保險體系

目前醫療保險籌資渠道比較單一，主要是企業和職工繳費，但隨著人口老齡化和職工與退休人員負擔比的提高，醫療保險基金短缺的現象日益嚴重。因此有必要擴大醫療保險基金的來源，通過一定的優惠政策，鼓勵民間慈善捐款，從社會福利彩票所籌集的資金中提取一定比例用于老年人醫療保障事業，社會保障基金投資運營的收益也可以劃撥一部分用于補償醫療保險費用開支，也可以通過征收煙草稅、發型彩票等方式增加醫療保險金的籌集渠道。

（四）、調整人口年齡結構

必須承認，延長退休年齡，是一個應對人口老齡化的重要對策。近年來，一些發達國家都在進行這樣的嘗試。延長退休年齡會帶來兩個積極效應：一個是凈社會總財富的增加，一個是領取養老金總量的減少。這一多入少出，從整體上減輕了社會負擔，有利于高度老齡化國家挺過老齡化危機。

雖然目前遭到多方反對和質疑，但延長退休年齡是大勢所趨。在相關政策的具體制定上可以根據我國的國情，因地制宜地制定多元化，多層次的彈性退休年齡結構。有的特殊行業，例如礦井工人，具有危險性的行業，由于挑戰身體極限，若和一般職業一視同仁采取相通的退休政策，則顯得有失公平和平等。有的行業例如律師，教授等技能、經驗、智慧和閱歷型的職業，沒有受到年齡的限制，甚至年齡越大對社會越有價值，貢獻越大，不能因為僵化的退休政策而使社會失去寶貴的社會價值。

（五）、積極老齡化健康老齡化

WHO曾經于1990年將“健康老齡化”作為應對老齡社會的戰略性目標提出，聯合國也于1992年通過《世界老齡問題宣言》呼吁全球共同開展健康老齡化運動。根據WHO對健康的定義：“健康不僅為疾病，羸弱之消除，而是指一種體格，精神和社會活動能力上的完滿狀態。”在這種狀態下，老年人群不僅是社會的服務對象，也是社會財富的創造者，社會活動的參與者。而要構建這種狀態，需要配套政策的支持，創造良好的發展環境。

篇（10）

中圖分類號：C913.6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001-862X（2016）01-0132-006

黨的十報告明確提出，要積極應對我國人口老齡化問題。2014年7月全國老齡辦、民政部、教育部和等部委在《關于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加強老齡宣傳教育工作的通知》中強調，要加強有關的宣傳教育，進一步提升全民人口老齡化意識，全面實施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戰略。積極老齡化1999年提出，2002年世界衛生組織在聯合國第二屆老齡大會上提交了《積極老齡化――政策框架》報告，大會通過老齡化《馬德里政治宣言》和《馬德里老齡問題國際行動計劃》兩個重要文件，將“積極老齡化”正式確立為全球應對老齡化問題的基本策略。2004年國際勞工大會的《人力資源開發：教育、培訓和終身學習》和歐盟《2012積極老齡化指數》報告等使積極老齡化的推進路徑更加具體和清晰。

關于積極老齡化的內涵，人們有其不同的理解，《1999年亞洲及太平洋地區老齡問題澳門行動計劃》強調，為迎接一個逐步老齡化的社會，應認真努力摒棄對老年人的消極看法，要大力發揮老年人在家庭和社會中的積極貢獻。各級政府應將這些貢獻，視其為一種國家資源。我國香港地區在積極老齡化的政策框架中，促進老人的參與已被作為基本政策內容，包含有退休后再就業、學習及志愿服務等形式。[1]實現老人經濟社會參與是一項系統復雜的社會工程，會遇到許多的現實困境，需要整個社會、家庭支持，尤其需要政府承擔相應的責任。[2]而在此過程中老年人自身參與能力也十分重要，這種參與能力的培育與提升在某種程度上依賴于老年人有關能力貧困的治理，而且這種貧困治理需要超出傳統的單純的收入貧困治理模式，探索出一種新型的貧困治理路徑。那么，積極老齡化應對老年貧困治理提出怎樣的政策要求、如何將積極老齡化戰略理念與貧困治理創新緊密結合并取得積極實踐效果、具體政策制度如何設計，這些推進積極老齡化中的基礎性問題目前尚未引起學者的足夠重視，本文試圖就以上這些問題作初步的探討。

一、應對老年能力貧困：

推進積極老齡化的內在要求

積極老齡化是世界衛生組織對以往“健康老齡化”、“成功老齡化”政策觀念的進一步提升與發展，主要包括健康、保障和參與三個基本維度，大體又可概括為兩個基本方面，一是要求政府與社會采取積極有效措施和行動為老年人提供有效的生存質量保障;二是強調重視老年人社會價值，促進其參與社會、經濟、文化、精神和公民事務中，為國家、社區、家庭及其本人的發展作出積極的貢獻。由上可見，如何保障和實現老人全面社會參與是推進積極老齡化戰略的關鍵內容之一。老人全面社會參與直接依賴于老人的參與能力。所以，國際積極老齡化的政策文件通常將老人參與能力作為重要的衡量指標和政策內容，在《歐盟2012積極老齡化指數》的指標構成中，老人參與能力具有突出地位，在就業、社會參與、獨立健康、安全生活以及積極老齡化能力和環境等多個指標中，許多都與老人能力有關，并明確將積極老齡化能力納入其中。[3]

關于人的能力貧困及其治理的研究始于20世紀90年代，其中印度著名學者阿瑪蒂亞?森研究引起了不少學者和國際組織的關注。他明確提出并系統論述了人的可行能力貧困及其治理問題，阿瑪蒂亞?森認為，“窮人從表面上看似缺乏稀缺性和競爭性的資產以改變生活的處境，而實質上缺少的是對這些資產的控制權和談判能力，窮人的組織能力和干預資產的能力才是至關重要的”[4]，“貧困最終并不是收入問題，而是一個無法獲得某些最低限度需要的能力問題。”[5]他將這種能力稱為可行能力即實質自由，一個人可選擇的功能性活動。如果存在一些因素影響這種功能活動的實現，又不能通過實際的措施免于這些因素的影響，即可視為可行能力的貧困，“貧困可視為達到某種最低可接受的目標水平的能力的缺失，與這種分析相關的最低可接受的目標水平包括基本的物質需求和更復雜的社會性需求。”[7]以老人社會參與能力作為分析基點，結合老人生存和需求特點的積極老齡化的內在要求，本文認為，老人能力貧困是致使老人難以實現社會參與的貧困因素的集合體，主要包括：（1）作為參與能力物質基礎的收入貧困。適當的收入是實現老年人社會積極參與重要保證。馬克思早就指出，只有滿足基本的吃、喝、住、穿等基本需求時才能從事其他社會活動，“當人們還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質上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供應的時候，人們就根本不能獲得解放。”[8]所以缺乏基本的物質生活條件是老年人參與各種社會活動能力貧困的物質表現。（2）作為參與能力精神基礎的觀念貧困。積極老齡化要求老人具有積極參與觀念，由被動的福利的被動接受者變為主動參與者和福利的創造者，但傳統上老人年齡、體力及精神等因素很容易作為被救助和照顧者的對象，容易使老人缺乏積極參與觀念，形成觀念貧困，進而導致參與能力貧困。（3）作為參與能力實現條件的機會貧困。通常來看，隨著年齡增加，人們對社會參與機會會相應的減少，甚至存在對老人的歧視，從而使老人出現機會貧困狀態，也直接制約著老人參與能力的發展。（4）作為參與能力及提升條件的知識貧困。因為老人作為社會參與的主體，需要掌握一定的參與知識和技能。如果缺乏相關的參與知識，就容易形成知識貧困，進而導致參與能力的貧困。（5）作為參與能力身體條件的健康貧困。因為老人不斷參與社會、經濟、文化等活動應當具有一定的身體條件，“老人的心理和社會功能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身體健康狀況。”[9]如果缺乏基本的健康，就是健康貧困狀態，也是老人社會參與能力貧困的重要原因和外在表現。

要推進實施積極老齡化戰略，就必須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消除以上形成老人參與能力貧困的五種基本因素。換言之，只有以上貧困得到切實的緩解或消除，老年人的參與能力貧困才能得到根本的改善，積極老齡化才能得以有效的實現。國際積極老齡化政策觀念充分體現了上述政策思路，如2002年的積極老齡化《馬德里政治宣言》指出，要通過新的老年教育計劃增強老年人的參與能力和機會，使老人繼續有機會參與教育和培訓方案，不斷學習新的知識和技能。《馬德里老齡問題國際行動計劃》也強調，通過終生學習的機會，為老年人整個一生和晚年的個人發展、自我實現和幸福提供各種機會，并專門闡述了老年人在獲取知識、教育和培訓機會的必要性與政策建議，其基本目的就是提升老人的參與能力。

二、我國老年貧困治理的缺失：

積極老齡化視野的反思

截至2014年底，我國60歲以上老年人口已經達到2.12億，占總人口的15.5%，據預測，本世紀中葉老年人口數量將達到峰值，超過4億。[10]針對我國快速老齡化和同時存在相當一部分老年人的貧困問題，中國政府已采取了一定的治理措施，在扶貧開發和社會救助中解決了大量的貧困老人問題。此外針對單獨的老人進行幫扶，并取得了一定的積極成效，但從推進積極老齡化戰略所要求老人貧困治理的角度和目標看，還存在以下缺失：

第一，治理理念及目標的缺失。長期以來，我國老人貧困治理基本局限于對收入貧困的治理，未能形成體現積極老齡化理念和需要、符合老人自身特點的老人能力貧困治理理念及目標體系。事實上，我國目前不少貧困老人尤其是農村老人不僅存在著收入貧困，還存在其他非物質性貧困。例如，甘肅的一項調查顯示，農村老人經濟貧困率為54.5%，健康貧困率為42.1%，心理貧困率為12.9%。[11]這些都直接影響老人的社會參與能力。此外，農村老人普遍存在知識水平不高與知識缺失問題，阿瑪蒂亞?森（1996）分析提出，缺乏知識是人們收入、能力、權利及健康等多種貧困的根源，消除知識貧困對治理其他貧困具有根本性意義。但如何通過老人知識貧困治理來提升貧困老人的可行能力，我國尚缺乏相應的政策及目標。在國外已有將老年教育與有效消除老年知識貧困有機結合進而消除老人參與能力貧困的實踐，例如，日本文部省官員岡本薰（2004）提出，經過較長的時間，目前的日本終身學習已引入了有助于發展人的態度和知識技能、改進生活質量和促進自我完善的理念，而非單純的娛樂活動。[12]目前我國老人教育仍然以娛樂活動為基本理念與目標，大多未能與老年人能力貧困的治理有機結合。

第二，治理主體結構缺失。老年人能力貧困治理是一項系統工程，需要多種主體參與，除了政府與社會家庭積極支持外，其中貧困老人自身也應作為重要參與主體，以此發現他們的優勢和挖掘他們的潛力。阿瑪蒂亞?森提出，“發展的目標和手段要求把自由的視角放在舞臺的中心。按這種視角，必須把人們看作是要主動參與――在他們有機會時――他們自身前途的塑造的，而不只是被動接受某些精心設計的發展計劃的成果。國家和社會在加強和保障人們的可行能力方面具有廣泛重要的作用。這是一種支持性的作用，而不是提供制成品的作用。”[6]43老人能力貧困治理中需要消除老人消極被動觀念，確立其主體地位，促進老人能夠通過自身的努力擺脫基本貧困狀態，這是目前我國老人貧困治理中比較缺失的。具體體現在忽視老人反貧困中自身意義，忽視老年人存在較大差別，將他們置于消極被幫助的地位;整個社會尚未形成有利于消除老人確立主體地位的社會環境，如對老人的社會歧視。相關調查顯示，有67.86%的招聘崗位對年齡進行了明確限制，老人工作途徑仍以企業返聘為主，但這一渠道主要是針對有技能經驗的老年“精英”。[13]這也進而影響了廣大普通老人自身的主體意識的形成。老年社會暫時退出容易在心理和精神上產生一定負面影響，帶來觀念的變化，尤其是帶來自主性的缺失。目前，我國老齡政策立法總體上有將老人置于客體地位的傾向，在一定程度上也強化了這一觀念。

第三，制度保障體系的缺失。目前我國有關保障和促進老年社會參與的政策立法十分有限，具體的制度體制更為缺乏。以直接有益于老年知識貧困治理的老年教育制度為例，我國關于老年教育的法制建設雖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與國外已有的以老年教育為基本內容的《終身教育法》或專門的老年教育法相比，我國老年教育的法制建設還存在不少明顯的缺陷，突出問題是缺乏正式和專門的立法，老年教育的內容分散在不同制度規定中，很多制度不具有法律效力。天津、徐州等地制定地方性老人教育專門制度的做法，值得肯定，但還存在著制度不完整、內容規定簡單、權威性不足、缺乏有效保障措施等問題。

本文認為形成上述情況的原因主要有三個方面，第一，理論研究的缺陷。長期以來，我國學者對于老人收入貧困進行了較多研究，但對于老人非物質貧困研究十分少見，對于消除老年能力貧困的研究更為稀缺，未能形成對貧困老人能力貧困治理服務的系統理論支持，近年來學者已開始關注和研究老人知識貧困問題，如周良姣以浙江桐廬縣農村為例認為，農村老年人存在文化基礎、新勞動技能、政策法律等多種知識的缺乏，造成其不能適應社會發展需要、難以通過新的技能增加收入、形成精神貧困和難以維護自身權益等多種不利后果。[14]但總體看，目前我國對貧困老人社會參與能力形成機理、基本表現形式、貧困程度的量度及政策基本架構等問題都尚無清晰和系統的認識。第二，現實實踐的困境。在現實實踐中存在著對人的能力貧困及其相關致貧因素難以具體把握等問題，也由此帶來了政策實踐困境，正如英國學者薩比娜?阿爾基爾在《貧困的缺失維度》一書中所分析指出的，貧困的缺失維度是因為缺乏高質量的國際可比的數據而沒有被多維度貧困度量所涵蓋的那些方面。這些維度具有明顯的內在性價值，并且對于促進那些已經被涵蓋的維度具有重要的工具性價值，忽視它們很可能會阻礙或減緩其他方面貧困的消除。其五個維度包括就業、主體性和賦權、人類安全、體面出門的能力，以及心理和主觀幸福感。[15]Ⅲ而這些維度都與積極老齡化社會參與有著十分密切的聯系。第三，相關政策制度理念的影響。目前我國有關老人的政策立法比較傾向于為老人，尤其是貧困老人提供現實保護，特別注重經濟支持和幫扶，對發揮老人主體作用及消除能力貧困等方面涉及較少，雖然也提出了“老有所為”，但往往缺乏具體的制度保障，難以得到普遍有效地實踐。

三、治理能力貧困：

推進積極老齡化的老年貧困治理路徑

1.將能力貧困治理作為老年貧困治理的基本理念和目標

相對于單純增加貧困者收入的傳統貧困治理模式，將能力貧困治理納入貧困治理目標是貧困治理一種深化和提升，這意味著除了增加貧困者收入以維持其生存外，更要注重人的多種需求和人的發展理念，注重貧困治理方式的綜合性，將滿足貧困者的物質需要和教育、機會、權利、精神、能力提升等非物質需要有機結合，既關注目前效果又注重長遠效應，彰顯貧困治理的新理念、新方法和新機制。

我國通過綜合性治理措施，提升了貧困者治理能力，如以科技教育扶持提升農民脫貧致富，山東聊城市東昌府區促進農民通過技改將種養、企業生產、傳統藝術相結合提升致富能力。[16]赤峰市松山區大廟鎮結合當地的實際，積極開展適應各類村民要求的科普活動，提升農民科技致富能力。[17]上述措施也包括了農村的貧困老人，但還缺乏專門針對貧困老人的政策措施。在制定老人社會政策過程中，明確引入老人能力貧困治理理念和目標，并以此為基礎制定更具體的政策措施，如制定我國《老人社會服務法》或《終身教育法》，都可將上述理念與目標引入其中。

2.將貧困老人置于貧困治理主體性地位

將貧困老人置于貧困治理主體性地位，意味著讓貧困老人在貧困治理中發揮自覺、自主、能動和積極參與作用，這與積極老齡化觀念是完全一致的。注重發揮貧困者主體作用，在我國最近的反貧困政策中已有了一定體現，《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11―2020年） 》強調，要充分發揮貧困地區、扶貧對象的主動性和創造性，尊重扶貧對象的主體地位，提高其自我管理水平和發展能力，立足自身實現脫貧致富。關于貧困老人貧困治理的主體性建設問題，我國學者也進行了相關性探討，如有學者建議，老人教育中引入世界衛生組織“積極老齡化”觀念，通過教育發揮其促進老人參與發展功能，轉變目前老年教育過于注重娛樂休閑的現象。[18]也有學者提出，老年知識教育應包括對老人有益的各種知識教育，除興趣活動知識外，還包括老年生理、心理、智力文化等知識，老年教育的目的在于使老年人在社會和生活實踐中獲得生存和發展的能力。[19]這些建議對于確立貧困老人的貧困治理主體性地位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仍然存在將老人置于被動地位情況。本文更傾向于將老人主體性建設視為一個綜合的賦權過程，即作出有效選擇的能力，然后將這種選擇轉化為合宜的新的和滿意的結果。[15]34這種賦權就需要政府、社會以及老人個人共同承擔起相應責任，其中包含從觀念轉變、策略實施、效果評估到制度保障的整體努力過程，以保證能夠取得滿意的效果。

3.以公平為基本原則，構建老年能力貧困治理制度體系

公平與制度有著密切聯系，因為公平“要在這些制度中掌管權利和義務的分派，決定社會生活中利益和負擔的適當分配”[20]。貧困治理作為一種利益再分配過程，必須有公正的制度保障發揮引導福利供給的行為，規范福利資源的再分配，消除社會排斥三方面作用。黨的十報告明確提出，加緊建設對保障社會公平正義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逐步建立以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為主要內容的社會公平保障體系，努力營造公平的社會環境，保證人民平等參與、平等發展權利。這對于老年能力貧困治理制度的建設同樣具有重要意義。如何將公平原則運用于具體建設中，西方學者進行了較多的探討，如約翰?羅爾斯提出了形式與實質正義的概念，前者指無偏見地實施公開的規則，后者指分配權利和義務的原則是“差別原則”或“不平等分配原則”。這種分配是對平等分配的一種補充或矯正，是用不平等的方法調整不平等的社會關系。阿馬蒂亞?森基于對反貧困實踐現實問題的深入思考，提出了對公正的關注和研究應由關注整體福利公正到注重個體福利公正。“我們并不只關注‘總量’，而且也關注幸福的不平等程度。”[6]52-53還必須提出一個與人際差異相適應的理論來解釋平等問題。這種認識對于我國老年能力貧困治理制度構建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本文認為，我國在相關制度建設過程中應體現兩方面的公平原則，一是形式公平原則，使農村老人與城市老人享有同樣的福利資源。農村是貧困老人較為集中的地區，他們也是享受能力貧困治理資源、福利資源相對較少的地區，需要通過體現形式公平原則的老人福利制度改變這種狀態。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進入新世紀以后，我國城鄉關系一直處于創新之中，基本目標是消除城鄉福利差別。黨的十六大提出了“統籌城鄉經濟社會”，十七屆三中全會《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必須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始終把著力構建新型工農、城鄉關系作為加快現代化的重大戰略”。黨的十進一步提出了“推動城鄉發展一體化”，使城市資源有效地運用農村貧困老人教育、就業、健康等社會服務中。二是實質公平，以包容性制度推進老人貧困治理策略。目前以包容性制度治理貧困的策略在印度、孟加拉國、巴西、越南、馬來西亞等國正在進行積極地探索和實踐，但他們主要集中在以企業為主體的經濟和技術創新以使底層的貧困者受惠，包括技術援助和政府補助、投資窮人受惠的創新活動及政府采購產品與科技服務。[21]我國應強調包容內容的綜合性和內在統一性、制度機制保障性及貧困者的主體性，反映社會主義包容性的制度特質。

4.建立健全老人能力貧困治理的具體制度機制

第一，建立健全專門資金支持制度。在我國城鄉反貧困中，政府財政資金的扶貧投入主要是采取專項資金和專款專用的方式，通常能夠取得較好的效果。對此方式國外也比較重視，2000年印度就成立了國家創新基金會，為農民、工匠、技師等民間人群創新提供專門的資金服務，我國在支持老人服務方面已進行了專項資金的嘗試，2013年民政部及財政部聯合下發《關于做好2013年度中央專項彩票公益金支持農村幸福院項目管理工作的通知》下發資金10億元，支持3.33萬個農村幸福院項目建設。有學者建議，“聯合設立以財政資金為引導、廣泛吸收社會資金進入、專業基金管理機構管理、市場化機制運營的老年文化創業扶持基金”[22]。本文同意這種看法，建議老人創業扶持基金設立范圍更廣泛一些，特別是要結合老人本身及當地地方性特色和優勢，從而取得更理想的效果。建議政府與民間組織設立用于老人能力貧困治理有關的專項資金，特別是教育、健康、參與能力培訓等基金。

第二，建立健全專門教育支持制度。通過老年教育消除老年人知識貧困，對于老人經濟社會參與能力貧困的治理具有重要意義。20世紀60年代，法國成人教育家保爾?朗格朗（P.Lenggrand）提出應通過終身教育提升老年人知識水平，得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首肯。1970年他的《終身教育引論》一書集中闡述了其思想理念，此后老年教育研究不斷推進。為有效發揮老年教育在治理老人能力貧困中的作用，建議以科學度量老年能力貧困為起點，把握其教育需求，進行針對性地設計教育模式，建立包括基礎文化、實用技術、健康、政策等知識教育內容的制度保障體系，并通過積極有效地培育和提升他們的知識吸收能力、交流能力及運用能力，進而轉化為實際的社會參與能力。

第三，建立健全專業老年能力貧困治理人才支持制度。城鄉尤其是農村貧困地區，通常普遍存在老年服務專門人才缺乏的問題，特別專門老年教育人才支持。建議建立健全更為靈活的老年服務人才管理機制，打通人才流動、使用、發揮作用中的體制機制障礙，使相關人才能夠在老年教育培訓、老年社區教育、新價值觀培育、知識技能掌握、就業信息交流等多種老年能力貧困治理目標中發揮積極作用，特別要注重多種形式的激勵制度，鼓勵相關人才深入農村進行農村老年能力貧困治理的綜合性和持續性的幫扶活動。

第四，建立健全社會資源整合制度。老年能力貧困治理需要多種社會資源的參與，所以應積極探索建立健全老人貧困治理服務資源的整合制度，使更多社會資源發揮獨特的優勢。借鑒國外做法，完善政府購買服務制度，通過購買專業社會工作服務介入老年精神救助。精神救助有利于受助者避免心理問題或心理疾病的發生、發展，恢復心理健康、塑造健全人格，重樹社會支持網絡的一切行動。[23]這對于貧困老人主體意識確立，提升老人社會參與能力具有直接意義。2014年《國務院辦公廳關于政府向社會力量購買服務的指導意見》公布了《政府購買服務管理辦法（暫行） 》，其中基本公共服務內容中的公共教育、勞動就業、人才服務、社會救助、養老服務都與貧困治理服務具有一定關系，但還需要盡快形成正式立法制度，在我國推進積極老齡化戰略目標下強化和充實與老人能力貧困治理相關的服務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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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1）

德國的老齡化進程從19世紀末開始，持續近百年。德國是“老年社保制度”的搖籃。1889年俾斯麥建立的“養老及傷殘險”是現代社保制度的雛形。但隨著德國社會和人口結構的不斷變化，低出生率和壽命延長不斷加劇人口老齡化進程，德國優越的養老保險體制遇到嚴峻挑戰。多年來德國政府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社會各界積極探索，并積累了有益經驗。這對于“未富先老”且老齡化程度急速加劇的中國社會具有重要的啟發意義。

德國的社保改革措施之“李斯特養老金”和“護理險”

2002年，在時任德國聯邦勞動部部長李斯特的倡導下，德國進行了二戰后最大規模的社保改革。具體包括削減現收現付養老體系的福利待遇、穩定保險費支出水平和發展新型的私人養老保險。在這一背景下，具有補充性質的“李斯特養老金”計劃出臺，并成為繼國家法定養老保險、企業附加養老保險和私人養老保險以外德國養老保險體制的第四支柱。“李斯特養老金”運行方式為投保人或家庭將年收入的4%拿出為“李斯特養老金”儲蓄，而國家將對此進行補貼（夫妻每人每年可獲補貼154歐元，孩子20歲之前每人每年300歐元）。

德國社保體制上的又一重要改革為1995年強制推行的護理險，規定所有參加法定醫療保險的人都須參加護理險，費率為收入的2%。護理險伴隨人口老齡化過程發展起來，對于緩解老齡化帶來的社會壓力、減輕被護理人員家庭經濟和精神負擔具有積極意義。

德國養老新模式之“以房養老”

作為對“李斯特養老金”的補充，德國在2008年推行了“李斯特住房補貼”，即個人或家庭在購買自用住房時，其貸款或儲蓄均可得到國家補貼。這項政策性住房金融產品將住房儲蓄的手段與養老保障的目的結合起來，受到德國人歡迎。目前約100萬德國人簽訂了“李斯特住房補貼”合同。該計劃的核心是，使老年人不必從退休金中支付高昂房租，而在自有住房中安享晚年，或將自有住房出售后支付養老院費用，緩解日趨嚴重的老年貧窮問題。人口老齡化改變了德國人傳統上以租房為主的居住習慣，開始接受“以房養老”這種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