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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供給經濟學的起源及主要觀點

二戰之后，凱恩斯主義占據了資產階級經濟學的統治地位，主張國家采用擴張性的經濟政策，通過增加需求促進經濟增長，即擴大政府開支，實行財政赤字，刺激經濟。但是凱恩斯主義人為地擴大需求，導致70年代西方經濟出現“滯脹”局面，其正宗地位受到極大沖擊，供給經濟學于此時在美國應運而生，因強調供給即生產在經濟中的重要性而得名。1980年里根當選為美國總統，實施“里根經濟學”，其背后的理論基礎主要是供給經濟學，“里根經濟學”的主要內容如削減政府開支、減稅、改革規章制度等正是供給經濟學的政策主張。

供給經濟學的主要觀點有以下幾個方面：

1.1 信奉“薩伊定理”，強調供給第一

在需求和供給關系上，供給經濟學信奉“供給創造其自身需求”的薩伊定律，認為凱恩斯的刺激需求措施是引起滯脹的根源。其邏輯是：需求增加并不一定造成實際產出增加，反而容易引起物價上漲（特別是貨幣超發時），導致儲蓄率下降，利息率上升，從而影響投資增長和技術革新，滯脹因此形成。

供給經濟學認為經濟發展的標志是供給水平和能力，應當研究如何促進生產、增加供給，而非僅在需求和分配上做文章。國家應該制定“供給管理政策”來刺激儲蓄、投資和勞動者工作積極性，從而實現經濟增長、就業和物價平穩。

1.2 主張市場經濟，反對政府干預

供給經濟學基于薩伊定律，認為在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中供求總是平衡的，而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是發揮企業家精神和才能的最佳經濟體制，政府干預私人經濟，只會給予過多的、不適當的管理限制，從而阻礙了企業生產增長。例如價格管理、失業救濟、規定最低工資水平等政策造成工資與物價水平在危機時依舊堅挺，而政府大量的轉移支付造成社會資本的浪費，阻礙了生產，削弱了供給，造成供求失衡。

1.3 降低稅率，刺激供給

供給經濟學認為供給能自動創造需求，但是供給水平的大小即產出取決于各種生產要素的投入情況，而勞動力、資本等各種生產要素的投入取決于各種刺激，在所有的刺激中，稅率的變動時最重要、最有效，稅率的變動影響著勞動力的供應，影響著儲蓄、投資等各種經濟活動，人們關心的是稅后收入。

減稅有諸多益處：減稅能刺激儲蓄，增加投資，從而刺激供給，增加經濟產出，抑制通脹；減稅增加產出，擴大就業，同時刺激勞動者工作熱情，富人更富，但是窮人也增加了收入；減稅因為增加產出，課稅基礎擴大，政府稅收可能不減反增。

1.4 削減政府開支，反對赤字財政

供給經濟學反對政府干預經濟，也內涵了政府要削減開支，因為政府刺激需求的舉債政策很容易造成財政赤字。同時還反對政府過多的軍事支出和社會福利支出，認為過多的社會福利容易滋生窮人的依賴心理，不利于擴大就業，提倡智力投資。總之政府支出容易造成企業投資減少的擠出效應，政府要注重財政支出的平衡，不能過多地去和企業搶奪社會資本。

1.5 實施限制性貨幣政策，反對通貨膨脹

正因為信奉薩伊定律，供給經濟學主張政府的貨幣政策應該有所限制，貨幣供應量的增長與經濟增長適應即可，不可盲目擴張。

2 “克強經濟學”的內涵

巴克萊資本公司認為“克強經濟學”有三個重要“支柱”：不出臺刺激措施、去杠桿化以及結構性改革。執政伊始，新一屆政府頂住了各方面要求中國出臺新的經濟刺激的呼吁，同時整頓金融秩序，特別是影子銀行業務，摸查地方政府債務，為之后的結構性改革鋪平了道路。

觀察新一屆政府出臺的若干重大經濟改革措施，確實印證了國內外學者的判斷，即背后有著供給經濟學的影子，國內的賈康、白重恩等學者更是開創了中國新供給經濟學的研究。新一屆政府出臺的經濟改革措施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2.1 取消和調整行政審批項目

政府不斷取消和調整行政審批項目，表明了政府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決心，不斷退出在各個領域的干預，減少企業的經營成本，刺激供給。如取消各種專業技術人員準入類職業資格，有利于降低就業創業門檻、營造良好的人才發展環境，激發創業精神。

2.2 城鎮化和戶籍制度改革

城鎮化是世界各國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數據顯示中國城鎮化率已經達到53.73%，但離發達國家80%的水平尚有很大的距離，政府現在認識到城鎮化是人的城鎮化，不是簡單的讓農民進城，盲目城鎮化只會加大房地產的泡沫，形成虛假需求。戶籍制度改革有助于讓有條件的農村戶口在城鎮落戶，解除制度供給方面的約束，刺激社會供給產出。

2.3 建立上海自貿區，推動區域合作

為了應對美國主導的TPP和TTIP，在WTO規則基礎上進一步拓展中國對外經濟的空間與活力，中國政府設立上海自貿區，實行政府職能轉變、金融制度、貿易服務、外商投資和稅收政策等多項改革措施。同時積極倡導建立陸路和海洋絲綢之路，進一步加強和歐盟、南美、非洲的經貿合作。通過制度改革來減少政府對外經貿的干預，通過國際貨物運輸路線和方式的優化來降低企業成本，刺激了外經貿供給產出的增加。

2.4 加快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

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一方面可以讓民間資本有較好的投資出路，另一方面國有企業可借產權變化來改變公司治理結構，實現企業管理的現代化，從而避免和減少政府的不合理干預。

2.5 實施定向降準，啟用PSL工具

為提高“三農”和小微企業的供給能力，通過定向降準鼓勵金融機構提高配置到“三農”和小微企業領域的貸款比例，增強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為了支持棚戶區改造，央行向國開行發放萬億元抵押補充貸款（PSL）；同時堅決壓縮產能過剩行業包括房地產的貸款。貨幣政策有保有壓，新增貸款規模不斷縮小，嚴防通脹。

3 對“克強經濟學”的進一步思考

從以上分析來看，“克強經濟學”下的主要經濟改革措施體現了供給經濟學的基本觀點，但是基于供給經濟學理論，尚有出臺新措施的空間。

3.1 降低稅率

有學者測算目前我國宏觀稅負達到40%以上，而一般發展中國家稅負在20%左右，美國是30%，國家需要進一步加大對中小微企業和普通勞動者的減稅，同時規范不合理的收費，激活中小微企業的供給能力，提高勞動者的儲蓄和消費水平。（下轉第290頁）

（上接第224頁）3.2 進一步削減政府開支

目前國家和地方已經在大幅度壓縮三公消費，但在公車改革這塊需要加大力度，避免車補成本超過改革前用車成本。

加快公務員和事業單位的薪酬改革，避免社保基金虧空而增加政府的額外財政負擔。

地方政府要高度重視地方債務問題，不能再輕易盲目亂投資增加債務，盡量退出經營行為，只提供公共產品。

3.3 加快反壟斷的步伐

供給經濟學是基于完全競爭的市場假設，壟斷既壓抑了供給，又限制了需求，因此國家需要加快反壟斷的步伐，反壟斷的對象包括在中國市場上經營的所有國內外壟斷企業，要打破壟斷的制度壁壘，允許不同資本自由進入，同時要注重消費者權益的保護，啟蒙消費者維權意識。

【參考文獻】

[1]巴克萊資本公司.經濟學的三大支柱[N].東方日報，201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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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D9 文獻標識碼：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6.33.133

1 引言

“安倍經濟學”和“克強經濟學”已然成為當前全球出現的經濟熱詞，他們分別代表亞洲兩大經濟體未來的經濟發展方向。“安倍經濟學”以其“三支箭”即大膽的金融政策、靈活的財政政策和促進民間投資的增長戰略力圖使日本走向全面的復興；而“克強經濟學”則突出表現為“微刺激”力爭使中國完成經濟轉型的軟著陸。

2 安倍經濟學與克強經濟學背景分析

“安倍經濟學”和“克強經濟學”都是外界針對日本和中國的新一屆政府出臺的一系列新的經濟政策而命名的。日本自民黨總裁安倍晉三擬以擴大的財政和貨幣政策來提高通貨膨脹率，重振日本經濟；而中國以國務院總理為代表的新一屆領導核心卻采取了相對謹慎的經濟政策，旨在解決中國過去改革30年積壓的社會經濟問題，實現中國經濟的全面轉型。

3 “安倍經濟學”和“克強經濟學”內容及實施效果

3.1 “安倍經濟學”之后的日本經濟

“安倍經濟學”的主要內容包括激進的金融政策、靈活的財政政策、激活民間投資為核心的經濟產業成長戰略，以期使日本走出20年的經濟停滯（1993年一2012年年均實際GDP增長0.8%），爭取2013年實際GDP增長2.5%，2013年一2020年年均實際GDP增長2.0%。實際上，安倍的前“兩只箭”的射出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對日本經濟產生積極的影響，但在另一方面并沒有解決日本深層次社會經濟問題。

3.1.1 日本經濟運行情況

（1）“兩只箭”與經濟增長。

日本的貨幣供應量自2012年12月以來一直以平穩的趨勢增長但從2014年1月開始減速下降，日本經濟在2013年第一季度的實際GDP實現了環比年率41%，而隨后實際GDP環比又出現大幅度下滑直到2014年第一季度出現大的抬升。說明日本在推行安倍政策初期其積極的貨幣政策對經濟增長起到了促進作用但并沒有產生持續的正效應。

同時，積極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實施使代表經濟景氣指數的制造業PMI在2013年2月開始上升至50%以上，并在2013年年末達到了56.75%，說明日本的整個制造業經濟在增長，日本經濟出現持續增長的過程。

（2）“兩只箭”與物價指數。

日本的核心CPI年率從2013年2月開始快速上升，到2014年2月后將達到2.7%以上，說明日本力爭在2年內實現2%通脹目標已經實現。

（3）“兩只箭”c消費需求。

隨著日本失業率的不斷下降，日本的家庭消費者信心指數在2013年2月至9月間呈現平穩上升，說明日本消費需求提高，帶動了消費經濟的增長。但在2013年10月之后，家庭消費者信心指數開始下降。

（4）“兩只箭”與出口。

由于“安倍經濟學”采取“質化和量化”過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其直接影響是日元的快速貶值。日本在2012年12月后，日本出口由于日元的貶值出現大幅度增長但這一趨勢同樣在2013年12月后出現反轉。

3.1.2 日本經濟運行分析

（1）“兩只箭”短期效應明顯。

總體來看，安倍首先射出的“兩只箭”即寬松的貨幣政策和積極的財政政策使日本經濟在2013年出現了暫時的欣欣向榮的局面但在2014年各項經濟指標都基本上出現反轉。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安倍經濟學”的推行并沒能使日本經濟出現長久的穩定增長。尤其注意的日元的貶值，雖然在短期內有利于日本企業出口，增加日本企業利益及出口競爭力但也會對日本的進口是相當不利的。同樣日元貶值也會造成日本股價上漲及日本國債價格下降造成股票市場的繁榮和國債市場的萎縮。從另一方面來說，日元的大幅貶值會對國際市場產生沖擊特別是警惕對中國經濟產生的不利影響如資金大量流入中國造成中國市場流動性上升。

（2）“第三支箭”升級版急需推進。

安倍已在2014年6月下旬射出了日本經濟復興戰略的“第三支箭”，內容包括事前期望值很高的企業法人稅率下調和年金基金機構改革，其目標是提高日本的潛在增長率。同時由于日本的勞動人口現在每年減少0.5%，因此經濟增長幾乎全部得來自生產率的提高。為了實現增長，可能還得采取別的措施，包括提高勞動參與率，尤其是女性和退休者的勞動參與率，以及引入更多移民。但一些學者認為這“第三支箭”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日本經濟結構的根本變化。安倍的“三支箭”能否重振日本經濟，這是一個長期的觀察問題，而且也需要日本政府審慎度勢地根據自身的發展問題作出新的經濟政策調整。

3.2 “克強經濟學”之后的中國經濟

3.2.1 中國經濟運行情況

在2014年3月的政府工作報告中，中國確定2014年經濟增長目標為7.5%左右，M2增速目標為13%左右，通脹目標為3.5%左右。從我國2012―2014年4月我國貨幣供應量的變化趨勢看出，在2013年開始后貨幣供應年率出現一段平穩降低的態勢，說明我國的貨幣供應量得到一定的控制。在2013年6月，央行并沒有像以往一樣大印鈔票拯救中國銀行間出現的一次“錢荒”，這也就驗證了中國政府將會減少對經濟干預，逐步放開市場讓市場各主體都能夠充分競爭。2014年第一季度，我國實現GDP增長率為7.4%，達到了政府預定的目標，說明了我國經濟發展不再單純以追求高速GDP為目標，通過放慢經濟增長速度完成經濟增長方式的改變和經濟轉型是我國在經濟方面的主要目標。在物價指數方面，我國的CPI指數在2012年后出現下降，2014年5月CPI同比增長2.5%，基本符合通脹預期。從匯豐制造業PMI終值來看，我國的制造業增長從2013年以來并沒有呈現平穩狀態，說明我國的經濟受到外界的影響仍然很大。

3.2.2 中國經濟運行分析

我國正處在經濟增速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疊加階段，由于前期過急的經濟政策而使我國當前面臨著嚴重的經濟結構失衡問題，最突出的就是產能過剩。我國制造業產能過剩呈現行業面廣、絕對過剩程度高、持續時間長等特點，許多行業產能利用率不足75%。在這樣的結構調整陣痛期，企業經營困難、增長速度放慢都將成為我們必須付出的代價。此外，我國也正面臨著房地產行業下行的風險、政府債務問題、環境污染和社會局部動亂問題，各種問題的復雜交錯都為新一屆政府面臨的重大挑戰。

2014年政府將經濟增長目標控制在7%―8%的速度上，較低的經濟增長速度能夠使各個當地政府有更多的思考空間進行經濟轉型和產業升級。未來中國經濟將會進入一個全面深化改革的時期：政府讓位于市場讓市場在經濟發展中起決定作用。隨著國企改革的推行，我國民營企業將會有更多的機會進入市場經營范圍從而為我國經濟發展增加活力；利率市場化的循序鋪展將會使我國商業銀行在充分競爭的環境下發展，利率走向市場化將會讓各個不同性質企業以一個市場的公平的價格獲得融資；城鎮化的推進有利于帶動投資、消費的增長實現經濟增長。同時，我們應該清醒認識到改革是一個持續推進的過程，應積極出具全面的改革方案以應對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不利因素帶來的社會的動蕩。

4 結論和啟示

任何一項改革能取得的成果不是一蹴而就的，“安倍經濟學”最初效果明顯，但這種效果似乎正不斷減退，不追加改革的，日本可能會重新陷入增長放慢和通縮的局面，財政狀況可能進一步惡化，還有可能會過度依賴貨幣刺激政策，帶來更為嚴重的負面后果。而我國經濟的深化改革更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且我國目前實行的城鎮化、利率市場化和簡政放權的效應都沒有顯現出來。未來我國經濟的發展，也應需要根據隨時出現的變化而進行相應的調整，在改革中不斷提高，在發展中不斷深化改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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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伍偉燁.充滿武士道精神的“安倍經濟學”――日本超量化寬松貨幣政策走向[J].國際金融，201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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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經濟學的出現，是英國階級矛盾和社會經濟矛盾尖銳化的結果。西方經濟學家承認，英國十分嚴重的貧富懸殊的社會問題，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戰變得更為尖銳，因而出現以建立社會福利為目標的研究趨向， 這導致了福利經濟學的產生。

1929～1933年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以后，英美等國的一些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福利經濟學進行了許多修改和補充。庇古的福利經濟學被稱做舊福利經濟學，庇古以后的福利經濟學則被稱為新福利經濟學。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福利經濟學又提出了許多新的問題，正在經歷著新的發展和變化。

邊沁的功利主義原則是福利經濟學的哲學基礎。邊沁認為人生的目的都是為了使自己獲得最大幸福，增加幸福總量。幸福總量可以計算，倫理就是對幸福總量的計算。邊沁把資產階級利益說成是社會的普遍利益，把資產階級趨利避害的倫理原則說成是所有人的功利原則，把“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標榜為功利主義的最高目標。

帕累托的“最優狀態”概念和馬歇爾的“消費者剩余”概念是福利經濟學的重要分析工具。帕累托最優狀態是指這樣一種狀態，任何改變都不可能使任何一個人的境況變得更好而不使別人的境況變壞。按照這一規定，一項改變如果使每個人的福利都增進了，或者一些人福利增進而其他的人福利不減少，這種改變就有利；如果使每個人的福利都減少了，或者一些人福利增加而另一些人福利減少，這種改變就不利。

馬歇爾從消費者剩余概念推導出政策結論：政府對收益遞減的商品征稅，得到的稅額將大于失去的消費者剩余，用其中部分稅額補貼收益遞增的商品，得到的消費者剩余將大于所支付的補貼。馬歇爾的消費者剩余概念和政策結論對福利經濟學也起了重要作用。

福利經濟學的主要特點是：以一定的價值判斷為出發點，也就是根據已確定的社會目標，建立理論體系；以邊際效用基數論或邊際效用序數論為基礎，建立福利概念；以社會目標和福利理論為依據，制定經濟政策方案。

庇古是資產階級福利經濟學體系的創立者。他把福利經濟學的對象規定為對增進世界或一個國家經濟福利的研究。庇古認為福利是對享受或滿足的心理反應，福利有社會福利和經濟福利之分，社會福利中只有能夠用貨幣衡量的部分才是經濟福利。

庇古根據邊際效用基數論提出兩個基本的福利命題：國民收入總量愈大，社會經濟福利就愈大；國民收入分配愈是均等化，社會經濟福利就愈大。他認為，經濟福利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取決于國民收入的數量和國民收入在社會成員之間的分配情況。因此，要增加經濟福利，在生產方面必須增大國民收入總量，在分配方面必須消除國民收入分配的不均等。

20世紀30年代，庇古的福利經濟學受到羅賓斯等人的批判。羅賓斯認為，經濟理論應當將價值判斷排除在外，效用可衡量性和個人間效用可比較性不能成立，福利經濟學的主張和要求沒有科學根據。繼羅賓斯之后，卡爾多、希克斯、勒納等人從帕累托的理論出發也對庇古的福利經濟學進行了批判。同羅賓斯不同的是，他們認為福利經濟學仍然是有用的。

1939年，卡爾多提出了福利標準或補償原則的問題。此后，希克斯、西托夫斯基等人對福利標準或補償原則繼續進行討論。他們主張把價值判斷從福利經濟學中排除出去，代之以實證研究；主張把福利經濟學建立在邊際效用序數論的基礎之上，而不是建立在邊際效用基數論的基礎之上；主張把交換和生產的員優條件作為福利經濟學研究的中心問題，反對研究收入分配問題。卡爾多希克斯、勒納、西托夫斯基等人建立在帕累托理論基礎上的福利經濟學被稱作新福利經濟學。

新福利經濟學主張效用序數論，認為邊際效用不能衡量，個人間效用無法比較，不能用基數數詞表示效用數值的大小，只能用序數數詞表示效用水平的高低。新福利經濟學根據效用序數論反對舊福利經濟學的福利命題，特別是第二個命題，反對將高收入階層的貨幣收入轉移一部分給窮人的主張。

新福利經濟學根據帕累托最優狀態和效用序數論提出了自己的福利命題：個人是他本人的福利的最好判斷者；社會福利取決于組成社會的所有個人的福利；如果至少有一個人的境況好起來，而沒有一個人的境況壞下去，那么整個社會的境況就算好了起來。前兩個命題是為了回避效用的計算和個人間福利的比較，從而回避收入分配問題，后一個命題則公然把壟斷資產階級福利的增進說成是社會福利的增進。

新福利經濟學家認為福利經濟學應當研究效率而不是研究水平，只有經濟效率問題才是最大福利的內容。勒納、霍特林等人對經濟效率問題作了論述。經濟效率指社會經濟達到帕累托最優狀態所需具備的條件，包括交換的最優條件和生產的最優條件。

補償原則是新福利經濟學的重要內容之一。新福利經濟學認為，帕累托的最優狀態“具有高度限制性”，不利于用來為資本主義辯解，為了擴大帕累托最優條件的適用性，一些新福利經濟學家致力于研究福利標準和補償原則。

卡爾多、希克斯等人的福利經濟理論，受到伯格森、薩繆爾森等人的批判。伯格森于1938年發表《福利經濟學某些方面的重新論述》一文，提出研究社會福利函數的“新方向”，認為卡爾多、希克斯等人的新福利經濟學把實證問題和規范問題分開、把效率問題和公平等問題分開的企圖完全失敗。繼伯格森之后，薩繆爾森等人對社會福利函數作了進一步論述，形成了福利經濟學的社會福利函數論派。

社會福利函數論者認為，社會福利是社會所有個人購買的商品和提供的要素以及其他有關變量的函數，這些變量包括所有家庭或個人消費的所有商品的數量，所有個人從事的每一種勞動的數量，所有資本投入的數量等等。社會福利函數論者通常用多元函數來表示。

社會福利函數論者認為，帕累托最優狀態不是一個而是有許多個。帕累托未能指出在哪一種狀態下社會福利是最大的。他們認為，要達到唯一最優狀態，除了交換和生產的最優條件，還必須具備一個條件，這就是福利應當在個人間進行合理分配。

經濟效率是最大的福利的必要條件，合理分配是最大福利的充分條件。社會福利函數論者根據假定存在的社會福利函數作出一組表示社會偏好的社會無差異曲線，并根據契約曲線作出一條效用可能性曲線。社會無差異曲線和效用可能性曲線相切的切點，代表受到限制的社會福利的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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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人們對信息經濟的關注，研究的視野逐漸從微觀領域轉向宏觀領域。1962年，弗里茲·馬克盧普《美國的知識生產和分配》的出版，標志著西方宏觀信息經濟學的產生。1977年，馬克·波拉特《信息經濟》（九卷本）提出信息經濟測度的波拉特范式，極大地豐富了西方宏觀信息經濟學理論。20世紀80年代后，在美國、日本、法國、澳大利亞、英國和新西蘭等國學者的共同努力下，西方宏觀信息經濟學理論體系日趨成熟。

經濟學者將信息要素納入發展經濟學分析框架中，使宏觀信息經濟學獲得了與傳統理論截然不同的結論。羅伯特·索洛在20世紀50年代創立的生產函數理論，試圖說明經濟發展取決于投入的資本和勞力數量。但是，過去20年世界經濟發展的事實并非如此，例如，發達國家增加投資快于增加人數，投資收益并沒有遞減。針對這種現象，西方宏觀信息經濟學理論認為，影響經濟長期增長的基本要素不僅僅是資本和勞力，而應該是四個基本要素，即資本、非技術勞力、人力資本和新思想（信息）。由于知識構成生產要素之一，它像資本那樣必須以放棄當前消費為代價才能獲得，知識（教育）滯后將嚴重影響經濟增長的穩定性和長期性。因此，國家必須像對待基礎設施投資那樣對知識及傳播知識的教育機構進行投資。由于知識投資長期效用的干預，經濟長期發展中可能出現良性循環趨勢，即投資促進知識生產與傳播，而知識生產與傳播獲得的效用又促進投資。這意味著投資的持續增長可以長期提高某個國家的增長率，這個結論正是傳統理論所否定的。目前，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最大差別已經不在于資本與設備，而在于知識與信息。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的依附正在由資本依附轉向資本與信息的雙重依附。

信息經濟學中的不對稱信息理論(asymmetricinformation)是英國劍橋大學教授詹姆斯·莫里斯(JamesMirleees)和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威廉·維克瑞(WilliamVickery)提出的重要理論。他們分別在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揭示了不對稱信息對交易所帶來的影響，并提出了相應對策。此后30多年來，不對稱信息理論在經濟活動中的作用越來越大，由此而產生的對策理論為經濟活動提供了強有力的工具。也正是因為如此，這兩位經濟學家于1996年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2001年，三位美國經濟學家又一次因為在“走進現實生活的信息經濟學”研究方面作出的卓越貢獻，分享了這一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2]他們是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喬治·阿克洛夫、斯坦福大學的麥克爾·斯澎斯和哥倫比亞大學的約瑟夫·斯蒂格利茨。這三位經濟學家在交易雙方信息不對稱的假設之上，建立了一整套經濟學理論，解釋廠商、工人和消費者的行為，奠定了信息經濟學的基礎。其中，阿克洛夫和斯蒂格利茨教授同時也是新凱恩斯主義學派的泰斗。

二

目前，理論界對信息經濟學的理論體系研究存在著兩種不同的主張。[3]一種主張是按照現代西方經濟學的理論，從市場不確定性角度構建信息經濟學的理論框架，另一種主張是按照信息產品的生產與再生產過程來構建信息經濟學的理論體系。從研究的整體情況看，前一理論體系似乎更多地為人們所接受。但是即便是按照這一主張來構建信息經濟學的整體框架，也還存在著兩種不同的思路。

思路一為信息經濟學“三分法”，即從現代西方經濟學的傳統框架出發，將信息經濟學劃分為三個部分：微觀信息經濟學、宏觀信息經濟學和產業信息經濟學。微觀信息經濟學主要以個別市場主體為基本分析單位，考證信息對市場均衡、勞動市場供給、消費者行為以及市場機制等一系列微觀經濟問題的影響，分析信息資源配置和微觀信息市場的效率問題。宏觀信息經濟學則從國家和世界經濟的層面出發，論證信息對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影響，研究信息與財政政策、金融制度之間的關系，探討信息在宏觀經濟政策制定中的作用等等。信息產業經濟學著眼于對信息產業的分析，主要包括信息技術產業化、信息產業基礎與結構、信息產業國際化、信息資源與經濟增長等方面的內容。按照這一思路，信息經濟學理論體系能夠較好地與傳統經濟學中的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體系相銜接，不僅能夠清晰地勾畫出微觀信息經濟學與宏觀信息經濟學之間的界限，合理地安排其理論體系與內容，而且還能較好地構筑信息產業經濟學的體系。在這一思路下，微觀信息經濟學與宏觀信息經濟學結合在一起構成理論信息經濟學，而信息產業經濟學則構成應用信息經濟學。

思路二為信息經濟學“二分法”，即按照市場不確定性原理，將信息經濟學分為微觀信息經濟學和宏觀信息經濟學兩個部分。與此相適應，將微觀信息經濟學作為理論信息經濟學，而把宏觀信息經濟學作為應用信息經濟學。根據這一思路構建的信息經濟學理論體系，是將思路一中的微觀信息經濟學和宏觀信息經濟學兩部分內容歸到一塊為微觀信息經濟學，將廠商行為的不確定性和政府行為的不確定性等問題放到一起來分析。宏觀信息經濟學則由信息產業經濟學和信息社會的各種經濟理論組成，以信息技術的不確定性為基礎，分析信息技術的各種經濟影響和福利效果。這一思路的主張者認為，按照這一思路構建信息經濟學的理論框架，可以將信息經濟學與傳統的微觀與宏觀經濟學的理論體系加以區分，并且能夠較好地體現信息產業在信息經濟學學科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三

信息經濟學中的許多理論，[4]比如委托一理論、信息不對稱理論等對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現代企業建立以及社會經濟發展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首先，信息經濟學中的委托—理論，對我國國有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改革具有借鑒意義。委托—理論是信息經濟學的核心內容，國有企業改革要建立起產權明晰的現代企業制度，這一制度正是以合理有效的委托—合同為基礎的。黨的十五屆四中全會對國有企業改革所作出的一系列戰略部署，比如資產重組、企業破產與兼并、股份制改造等，都需要有一定的市場經濟“游戲”規則來約束和規范市場行為，這個規則就是市場經濟主體共同遵守和不斷創新的委托—合同。

其次，信息經濟學中的信息不對稱理論，對市場主體的經濟決策和加強政府宏觀經濟調控，正確處理好企業與市場、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提供了理論支持。信息經濟學較為深刻地探討了不完全信息和信息不對稱條件下市場經濟行為的兩個主要現象，即不利選擇和道德風險。無論是生產者、經營者還是消費者，都面臨著不同形式的不利選擇和道德風險。生產者面臨著消費者的大量的、復雜的道德風險行為，而消費者也同樣面臨著由于信息不對稱帶來的不利選擇和生產者轉移的道德風險。在這種情況下，信息經濟學所揭示的信息不對稱理論，無論對生產者還是消費者，都有助于其作出各自相應的選擇與對策。

再次，信息經濟學中關于信息資源最優配置對經濟發展的直接影響的思想，將有助于我們在經濟發展和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進一步關注信息經濟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努力創造信息資源合理流動的外部環境，提高信息技術對提高產業競爭力的認識，協調信息網絡的發展，加大信息基礎設施的投入力度，強化信息產業在經濟結構調整中的帶動功能，以信息產業的高速發展帶動國民經濟信息化進程。

最后，信息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對我們研究現實經濟社會問題開拓了新的視野。實事求是地講，信息經濟學在現代西方經濟學理論中占據重要地位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于信息經濟學所使用的方法為經濟學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和思想方法。比如信息經濟學不確定條件下的選擇理論和對策論，把現代決策理論的分析方法引入經濟決策分析之中，使得經濟分析不斷貼近現實經濟生活。實際上，在我國目前經濟理論界的經濟分析中，很多學者都引入了信息經濟學的分析方法。相信隨著信息經濟學的進一步發展，其分析方法將在經濟學、管理學等其他領域的應用中產生重要影響。

【參考文獻】

[1]馬費成等：《信息經濟學》，武漢大學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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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具有國際性,因為各個國家和地區都存在經濟學的實踐、教學和研究。中國經濟學概念的出現和發展具有必然性,然而這一概念具有多種含義,而這一點并沒有被足夠重視,以至于在對待一些事宜時容易失去較為合理的態度。

中國經濟學可以理解為以下幾種含義:一是中國的經濟學,這是經濟學的地域屬性或是文明屬性,中國經濟學家致力于這一經濟學的建立和發展,我們討論中國經濟學時也往往以這一含義為出發點、對象、目標和歸宿;第二層含義是經濟學在中國(EconomicsinChina),這與中國的經濟學(ChineseEconomics)不同,經濟學在中國根本上是一種學科傳播的結果,例如我們學習研究西方經濟學,只能是西方經濟學在中國,而不可以說成中國的西方經濟學;第三層含義是研究中國的經濟學;這一中國經濟學的研究者的主體為中國的經濟學者,但包括一些外國和國際機構經濟學家,說明這一中國經濟學的研究對象為中國和中國經濟的經濟學;第四層含義是中國人研究的經濟學,包括華人經濟學家,就目前來看,許多華人經濟學家成就大,與國內聯系密切,關注中國的經濟和經濟學,而我們在不經意中也把他們的研究包含在中國經濟學研究中。從羅素描述詞理論的角度來說,中國經濟學對個人來說都有不同的解釋,而較為公認的觀點是學術理論社會選擇的結果。

中國的經濟學思想已經存在數千年了,但“中國經濟學”有無形成尚待探討,因為探討對象沒有統一標準,任何結論都不具備讓他人接受的條件。嚴復譯《原富》拉開經濟學在中國的序幕,已經百余年了。現實中,經濟學在中國和研究中國的經濟學占了絕大多數,如果把這轉換為中國的經濟學那么就是偷換概念。哲學家指出,人不僅是自然人、社會人,也是文化人。經濟學人并不例外,中國經濟學人的中國經濟學意識,已然反映了其文化屬性,套用行話來說,中華文化是中國經濟學人研究經濟學行為的約束條件,經濟學研究如果不注重文化屬性,就會使得用經濟學方法分析得出的結論與現實不符,許多現象就會解釋錯誤。應當指出,我們也受到非中華文化的約束,經濟學的引進已經上百年了,其他文化中的許多觀念、方法、思想等已經正式的和非正式地影響我們的知識結構(當然中華文明在歷史上也影響了其他文明,例如重農學派受到中國文化很大的影響),主要就是我們的學科體系、學科概念、學科劃分等學科構成是自亞里士多德開始的,其思想通過西方文明的歷史深化并東漸到中國。筆者認為,中國現在的經濟學現狀是中西學術、文化相互影響的結果,并且經濟學的未來也同樣受到如此影響,至于孰強孰弱的程度和范圍決定了中國經濟學以后的發展軌跡和狀態。

平心而論,我們希望存在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單一經濟學。但現實文化、國情、人口分布、地理環境等不同的約束條件導致不同的經濟現象和人的行為。換言之,如果存在單一經濟學,又何來學科本土化?誠然,文明不可比,但同樣誠然的,文明之間存在差異,差異表示在具體的某一方面有此長彼短。我們應該承認落后的經歷,承認先輩和我們也學習過其他文明優秀的文化、知識和思想。中國經濟學概念的提出是因為文化屬性歸宿的需要,是一種集體的需求。

對于如何通過學習來發展中國經濟學,可謂見仁見智。首先,我們必須承認他們的先發優勢,數百年的歷史領先不僅使得經濟學體系,而且經濟學說史上學派紛呈,各領。這是一種資源稟賦。如果我們不去學習這些理論,幻想另起爐灶,那么交易費用奇高。對于經濟學者來說,學習歐美經濟學理論是追求最大效用的。因而集體的學習行為可以看作是囚徒困境,但交易費用過高使得這也是集體理性的。中國經濟學的建立是一個超趕過程,我們應該發揮資源稟賦,例如我們的社會體制、文化體系、獨特歷史、現在的偉大的經濟實踐等等。經濟學是研究稀缺的,而稀缺的前提是存在差異,存在的差異使得建立中國經濟學有了可能。如何在整合的同一的趨勢中把握獨特性是包括經濟學在內的文明交往和發展必須思考的重大問題。經濟學注重研究細節問題,發展中國經濟學的關鍵同樣在此,唯有把握了我們獨特的體制、歷史、文化等資源稟賦,并作為約束條件具體分析,解釋文明體系下的行為和現象,才能對經濟學做出貢獻。越是民族的則越是世界的,中國經濟學只有在為整個經濟學提供了多樣性樣本的基礎上,才能成為被承認的完整的獨立的體系。另外一個重要的工作是開展對話和交流,一方面是降低學習的交易費用,進而加快學習進度和加強學習能力,另一方面是信息交流,在學習的同時及時傳播我們的學習狀態和心得。由此可知,中國經濟學不可能是刻意為之的,因為學科發展有路徑依賴性,我們必須遵循規律才不會走彎路。但無疑地,中國經濟學的建立和發展是任重而道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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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經濟學所具有的科學成分和物理學或其它自然科學成分在性質上并沒有什么不同。如股票市場價格漲落的物理本質就是在某一區域的構成介質發生失穩，并伴隨有應變能的加速釋放。要有效地跟蹤其市場價格波動，就要從非線性動力學這個角度，來觀察分析股票市場的價格波動問題，并對這一失穩過程進行分析研究。

3、物理學與經濟學結合具備天然的基礎。物理學是研究自然界中的物質世界，經濟學是研究社會中的經濟世界，二者作為經驗科學，其理論都來自于對大量數據的歸納和總結，而理論又必須回到實踐中接受檢驗。

二、物理經濟學的主要研究方法

1、經濟學概念與物理學概念進行類比。如對于名牌商品的描述可以與力學中的概念進行類比。品牌長度包括已經走過的長度、未來的長度等等，它是指該品牌的歷史、時間跨度、壽命等；品牌的寬度指品牌核心區所能控制的市場范圍；品牌的質量不是產品的質量，它是指品牌品質的高低；品牌的密度指品牌與消費“互動”的密度，這個“互動”包括傳媒互動、使用互動、行銷互動、公關互動……；品牌自由度有兩層意思：一是指該品牌在市場競爭中有相當大的回旋余地，游刃有余，品牌競爭充滿彈性，二是該品牌仍有許多其它商機，其中每一商機都有可能隱含潛力巨大的“新品牌”、“副品牌”、“子品牌”、“孫品牌”，從而成為托起母品牌的“造山運動”。

2、借鑒物理學的研究方法。物理學的研究方法是首先根據實驗和實踐提出假設，然后把這些假設應用到已發生的現象上看二者是否相符，若相符便作為原理或定律固定下來用于指導或預測以后將要發生的過程。經濟學也是一樣，近年來提出了一些基本定律：如關于社會人所遵從的經濟學基本定律，即社會人的社會行為總是傾向于以最小的付出來獲得最大的自身利益。

與物理學的定律一樣，經濟學的基本定律也包含著豐富的內涵。“付出”應包含勞動、時間、情感、金錢、自由等等，而“自身利益”則應包含某個社會人所想要得到的任何東西，而不僅僅是消費和金錢。也就是說，在物理經濟學的基本定律中，無論是社會人的付出、還是社會人的所得，都是多元的。而社會人的行為則是一系列的決策及決策執行過程。

3、在研究經濟學規律時與物理學的規律進行類比。如，經濟學中的行為與利益的關系與牛頓第二定律類比；牛頓第二定律F=ma中有三個對象，一個是力，可以類比于物理經濟學中的自身利益，而加速度a可以類比于物理經濟學中的社會行為，很顯然,m就代表社會人的特性。在經典力學中，對于同樣的力，如果質量不同，則質點的行為，也就是加速度不同。我們還知道，即使對于質量相同的質點，如果所給的初始條件——初始速度和初始位置不一樣，其運動軌跡也不一樣。經濟學規律也如此，即使在相同的利益驅使下，由于每個社會人的特性不同（m不同），他們所采用的社會行為也會不同；同一個社會人，即使有相同的利益驅使，由于所處的環境不同（即“初始條件”和“邊界條件”不同），其采取的行為也會不同。之所以有這樣的改變，皆因為為了獲得最大的自身利益。

反過來，我們也可以從一個人的行為來判斷其利益所在（類似于已知質點的運動軌跡，判斷其所受到的力），或者已知利益驅使和所采取的行為，來判斷一個社會人的特性（類似于質點的質量m），這就是人們常說的“通過事情來認識和了解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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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日本央行中有人擔心2%的通脹目標實現不了，市場則擔心日元貶值的程度可能不足以引發出口的真正復蘇，而出口是日本曾經有過的唯一真正增長引擎。如果美元大幅升值，將導致進口成本上升，進而使得通脹率有可能突破2%這一目標。一旦出現這種情況，利率將會大大升高，凸顯出“安倍經濟學”的核心矛盾：想要通脹走高和超低利率二者兼得是不可能的。

日本共同社評論：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未能給其政府的經濟增長戰略——即“安倍經濟學”的第三支箭——贏得巨大熱情，這可能會對經濟產生下行風險，一些日本分析家諷刺地將其稱為“安倍風險”。日本明治安田生命保險公司首席經濟學家小玉佑一說：“這一增長戰略缺乏具體的步驟。”他說，政府未具體闡述如何實現周五批準的這一戰略中確立的數值目標，其中包括在未來三年中，將商業投資總額提高10%，增至約70萬億日元，這是眼下最大的問題。

路透社稱，在6月9日的一次采訪中，安倍首相暗示，他將在秋季針對資本支出推出“激動人心的”稅收優惠政策。這將有助于企業增加投資與新招員工，考慮到明年4月日本消費稅率將由5%調高至8%，日本的消費型經濟若要保持增長，這些將是必需的。日本股市從11月中旬到5月底已經上漲了77%，近期日股遭遇拋售，看起來更像是上升過程中的停頓，而非表明投資者從根本上背棄了安倍經濟學。盡管如此，日本消費者要想將增值的財富消費一部分出去，股市不斷攀升是至關重要的。家庭若是不能打開錢包準備消費，則安倍經濟學政策難免遭遇嚴峻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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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診斷方法的特點

臨床診斷的研究思路和基本規范與傳統大樣本計量實證研究有比較明顯的差別，其特點如下：

首先，在研究作用和目的上，傳統統計檢驗實證研究往往以檢驗金融經濟學理論為主；而臨床診斷研究可以驗證理論假說，但更主要的是彌補大樣本實證研究的不足，從實際參與者中獲得有價值的實踐信息，提供對企業和個體行為環境的豐富理解，為理論和大樣本統計檢驗提出新的思想、問題和研究線索。

其次，在研究對象數量方面，傳統的統計檢驗實證研究對象為大樣本；而臨床診斷研究則根據研究目的設置樣本，從一兩個到幾十個甚至上百個。但大多數情況下，研究對象關注一個或少數案例。

第三，在數據收集方式上，傳統實證研究通常被動地依靠公開標準化的數據；而臨床診斷研究的數據收集更為主動，需要獲得與樣本或事件相關的非公開信息，包括公司內部文件、管理報告、會議記錄等，還要訪談事件決策過程中的參與者。

第四，在樣本分析方面，傳統的統計檢驗研究注重樣本數據的收集和數據的數學處理，難以考察不能量化的因素的影響；而臨床診斷研究不僅進行數據分析，還包括對樣本事件的背景、發展演變過程調查訪問等，深入考察不能量化的因素的影響。

第五，臨床診斷應用時可以同時采用事件分析和長期業績法，以考察樣本企業事件的短期市場反映和長期實際運行結果。

臨床診斷方法的關鍵在于選擇研究對象。一方面要盡可能減少統計學角度的樣本有偏問題；另一方面，不宜選擇太早的樣本事件，避免企業內部調查和訪談時當事人難以回憶事件背景細節，使臨床診斷的內部調查信息內容和價值打折扣。

在我國的應用價值

與20世紀80年代經濟改革、開放和發展帶動了西方經濟學理論、研究方法的引入、消化吸收和繁榮一樣，90年代中期以來，我國金融市場證券化程度的提高、工商管理教育的興起促進了對金融經濟學理論、實證研究方法的引進、消化和吸收。金融經濟學領域的大樣本計量檢驗實證研究開始活躍，實證研究的學術規范正在形成。到目前為止，產生了一批以國內證券市場及上市公司為樣本的實證研究成果。

篇（10）

基于內生性視角的“資源之咒”問題研究

政治資源與環境污染

壟斷勢力與經濟增長

國家間政治沖突對貿易的影響

取消農業稅、財政集權與農村公共品

不可觀測的公司與經理人特征對高管薪酬的影響

人口老齡化、經濟增長與社會福利

從基金競次看居高不下的基金費率

一個中國經濟發展的模型

縣域行政區劃改革的績效分析

方言、普通話與中國勞動力區域流動

使用成本、多維甄別與非線性定價

中國經濟學家的小世界網絡

新常態下可比居民儲蓄率的變動趨勢研究

動態效應網絡效應產業“三E”績效

國家(地區)間投入產出模型方法綜述

國有企業的工資溢價及其原因

基于中國A股市場的實證研究

清末民初鐵路建設對中國長期經濟發展的影響

關于官員動態錦標賽的一項實證研究

對外貿易下滑與中國產業空間格局演變

大國的競爭性儲蓄與經常賬戶

全球價值鏈研究及國際貿易格局分析

中國鄉鎮財政改革中的激勵機制與財政管理

基于公立醫院改革試點的實證研究

基礎交通建設能否促進當地經濟的發展

中國與希臘外債使用效果對比分析

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的問題與對策

關于我國開征社會保障稅的若干思考

中國環境審計制度歷史沿革及成效

保護我國耕地質量的財稅政策研究

學習型組織建構及其對績效影響的探討

房地產無償劃轉模式下稅法問題探析

地方稅收競爭與轄區工業污染的關系

發達國家文化產業“走出去”模式及啟示

中國新興汽車企業的市場創新問題研究

制約吉林省老齡產業發展的因素及解決對策

中國進口石油地理集中度問題研究

關聯企業勞務轉讓:從勞動法到稅法

我國貨幣政策與股票市場的相依性研究

中小企業會計政策模式選用策略研究

中美個人所得稅制度的比較及對我國的啟示

法經濟學的由來及法的經濟分析成功的原因

主流稅收共識的形成及其對稅收行為的影響

房地產業與相關產業關聯效應的實證分析

篇（11）

日前,美聯儲主席伯南克說,麥克庫洛赫的經濟學――供求經濟學――并不因金融危機而失色,其仍有巨大作用。

無疑伯南克是正確的。如果經濟學家真的如同麥克庫洛赫的鸚鵡一樣,也就是說,他們真的緊盯著供給和需求,經濟學的確會很有用。但在我看來,由于許多經濟學家并沒有表現得比麥克庫洛赫的鸚鵡更聰明,因此大部分經濟學大概已經沒人相信了。

看看這些論調吧。政府降低失業水平的措施注定要失敗,因為美國當前的高失業是“結構性”的,其經濟計算失誤,生產資源、家庭和商業需求也不匹配。這一觀點的支持者聲稱:“問題出在生產性供給不足,而不是總需求不振。”

對于一只智商正常的鸚鵡來說,通過供給短缺或需求不振區分銷量下滑,易如反掌。如果銷量下滑是因為需求不振,而供給依舊充沛,那么當銷售數字下降到趨勢線以下的同時,價格也應該下跌;如果是另一種情況,即銷量下滑是因為供給短缺而需求依舊強勁,那么銷售數字下滑應該伴隨價格上漲。

現在的情況如何呢?放眼望去,美國經濟內就沒有工資或產品價格漲速超過預期的地方。沒有哪家企業的管理者,會因為缺少合格的勞動力和產能不足而不惜花更多錢以雇傭更熟練的勞動力或購買高產能的生產設備。

到此,麥克庫洛赫的鸚鵡已經可以下結論了。高失業與下降的通脹率并存,而工資并未因生產瓶頸效應而升高,這表明對美國當前高失業的“結構性”供求解釋是站不住腳的。

再看看這些論調:不管是通過貨幣政策增加流動性,還是通過銀行政策增加風險承受力,或是通過財政政策提供急需的儲蓄渠道,政府提振需求的措施注定要失敗。

這是因為,這些措施無一例外地會使政府債務增加,而金融市場正處在債務的引爆點上。有的政府已經用盡了自己的舉債能力,如果繼續舉債,或者發行更多的貨幣,或者提供更多的擔保,市場可能就要對它們失去信心了。

受過足夠訓練的鸚鵡――與今天的許多經濟學家不同――此時會問:政府債務之所以達到今天的水平,是因為政府供給了太多公共債務,還是私人部門對公共債務需求太大?

如果問題出在供給過多,那么政府繼續舉債就應該伴隨低物價水平,換句話說,就是高利率;如果問題出在需求過猛,那么政府繼續舉債就應該伴隨高物價水平,也就是低利率。

猜猜美國和許多其他國家屬于哪種情況?

對鸚鵡來說,這真是太容易了。公共債務問題并非投資者因政府濫舉債而失去了信心,而是政府發債不足,私人部門對安全資產的巨大需求得不到滿足。

鸚鵡會說,問題出在家庭和企業仍在大力積攢安全的高質量資產,為此不惜把購買新產品和服務的支出節省下來用于搶購供給不足的政府債券。

經濟史家對于大蕭條的考察有一個鐵板一塊的共識:大蕭條程度之深、歷時之久的原因是政府拒絕做更多的事,而不是政府做了太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