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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互動社會語言學互動社會語言學成形于20世紀80年代初。甘柏茲的《話語策略》［4］的出版，標志著互動社會語言學作為社會語言的一個分支正式建立。互動社會語言學重在研究如何用語言學的知識解釋人際交流的過程和結果，其理論的核心是“互動”，認為具有交際功能的言語互動才是語言的本質所在，一切語音、語法規則的價值只存在于具體的交際活動之中，通過言語互動產生交際效果的語言形式才是語言事實。甘柏茲在他的論著中提出了會話策略、語境提示、會話推斷等一系列核心概念。會話策略是指會話參與者能夠維持會話繼續、增進雙方相互理解的能力。會話推斷即話語理解的情景化或語境化過程，其基本功能是在評估交際參與者雙方目的的基礎上作出相應的反應。語境化提示即提示有關交際知識，尤其是語境的語言信號，包括語碼轉換、超新段標記等，其基本功能是在交際互動中引導指示話語、預測行為情景。此外，Goffman、Brown、Levinson、Tannen等的研究也對互動社會語言學理論的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Goff-man進一步補充完善了Gumperz的語境推理，強調社會互動的作用［5］;Brown和Levinson提出了具有普遍性影響力的禮貌原則;Tannen則將研究中心轉向異性之間的言語互動，特別強調談話的節奏性。

2．言語社區社會語言學研究的是不同說話人群體內部或群體之間的語言使用狀況，因而對這個群體的界定是十分必要的。社會語言學沿用Bloomfield的speechcommunity的叫法以及他的言語互動觀［6］，摒棄結構主義的“理想”同質狀態，朝著“真實”的言語社區的方向不斷前進。Hockett、Lyons認為言語社區具有單語性，即某一語言社區內只流通某一特定語言(方言)。甘柏茲對言語社區單語性的論斷提出質疑，提出言語社區也可以是多語的，為避免“以語定區”帶來的單語限制，提出把“共同使用的言語符號”和“共知的社會規范”作為言語社區的兩條主要標準，整合了共同準則的變異遵守等觀點，指出言語社區是由共同規范和愿望結合在一起的、組織起來的講話人的多樣化的系統，進而強調了言語社區的系統性和規范性。隨著言語社區界定的不斷深化，言語社區第一、語言第二的原則越來越明確，并占據主流。此外，個人認同在言語社區的界定中同樣備受關注。LePage指出言語社區中個人認同的重要性，每個人都是許多不同言語社區的成員，在不同的情況下認同不同的言語社區。此后，Preston、Rosen、Saville－Troi-ke、Meyerhoff等都對個人認同問題作了研究。

3．語言接觸19世紀史密斯、特魯別茨柯依對施萊格爾“譜系樹”理論的“同構”和“對應”提出質疑之后，語言接觸逐漸成為備受關注的研究領域。早期語言接觸研究主要從語言內部結構因素的角度研究語言接觸，直至Kipar-sky提出社會因素決定語言接觸深度的觀點，語言接觸的研究才逐漸成為社會語言學的一部分。此后，這一觀點被大批學者認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Thomason的語言材料及觀點。語言接觸研究可根據研究對象的不同，分為語言結構的研究和語言使用的研究。語言結構的研究，即以接觸中一種語言為基本視角，研究其在詞匯、語音、語法三個層面受到其他語言的影響情況，主要關注的是語言借用和語言干擾。語言使用的研究涉及面較廣，主要關注語言轉用、語言混合和語碼轉換。語言接觸可以導致社會雙語的形成，而社會雙語現象又可分為穩定和競爭兩種情況。對于穩定的社會雙語現象的理論研究，主要歸功于Fishman。Fishman在Ferguson研究的基礎上完善了“雙言制”理論，認為不同的語言變體有著嚴格的社會分工;同時，提出“語域”理論，用以分析語言變體在缺乏社會規范時的使用情況［9］。

二、國內的社會語言學研究

(一)引進期社會語言學自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傳入中國。直至80年代末，國內語言學界才開始接觸西方社會語言學理論，此時以理論及研究方法的引進為主，尚未展開結合漢語實際的深入研究，主要表現在理論譯作和通論性著作的出版。因此，將這一時期稱為社會語言學的引進期。理論譯介方面，大批國外社會語言學的研究成果通過翻譯的形式被引入國內語言學界。1980年到1982年，特魯基爾的《社會語言學導論》(林書武等譯)在《國外語言學》連載。1987年，《社會語言學譯文集》(祝畹瑾編)和什維策爾的《現代社會語言學》(衛志強譯)出版。通論性著作有陳原《語言與社會生活———社會語言學札記》(1980)、《社會語言學》(1983)，陳松岑《社會語言學導論》(1985)，游汝杰、周振鶴《方言與中國文化》(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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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總體上最為科學、最為完備的歷史唯物主義哲學方法論在19世紀中期已由馬克思、恩格斯所創立，而具體的社會科學方法論則至今尚未被系統地建構起來。盡管造成這一情況的原因很多，但長期以來人們對于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看法所存在的嚴重偏差無疑是主要原因。人們習慣認為，既然歷史唯物主義是人類歷史上研究社會歷史最為科學、最為完備的方法論，那么就沒有必要研究和建構所謂的社會科學方法論。誠然，歷史唯物主義是迄今以來人類認識和研究社會最為科學、最為完備的方法論，但它只是一種一般的哲學方法論，而不是具體的社會科學方法論。

社會科學方法論作為一種具體的方法論，不同于歷史唯物主義這一一般的哲學方法論，它是在歷史唯物主義的社會歷史觀的基礎上形成的，對于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具有直接的指導意義。歷史唯物主義和社會科學方法論之問是一種一般和個別、指導和被指導的關系。歷史唯物主義是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基礎，它為社會科學方法論提供一般的方法論指導，而社會科學方法論是歷史唯物主義在社會科學研究領域的具體化。歷史唯物主義和社會科學方法論是處于不同層次的兩種方法論，它們對于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都具有指導作用，但歷史唯物主義對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只具有總體而間接的指導作用，而社會科學方法論對于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則具有直接指導作用。社會科學方法論是聯結歷史唯物主義和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的中間環節和橋梁，因而認為歷史唯物主義可以取代的具體的社會科學方法論來直接指導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的看法是偏頗的。為了進一步推動社會科學研究的發展、豐富歷史唯物主義，很有必要建構社會科學方法論這一具體的社會科學方法論。筆者認為，建構社會科學方法論可從以下兩個方面人手。

一、積極揚棄傳統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研究成果

隨著作為學科意義上的社會科學在19世紀中期的正式形成，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研究也系統而全面地展開。在100多年的社會科學方法論研究中，產生了大量的積極成果，主要包括以孔德、斯賓塞、迪爾凱姆、韋伯、溫奇、吉登斯等為代表的眾多社會科學家系統創建的兩對相互對立的社會科學方法論，包括人文科學方法論(理解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實證方法論)、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以及對它們所做的種種有益的綜合研究。就建構社會科學方法論而言，后一種研究的積極成果意義更大，因為社會科學方法論就是一種綜合的社會科學方法論，而在社會科學方法論研究史上，韋伯、溫奇、吉登斯等社會科學家試圖將相互對立的社會科學方法論綜合起來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則是建構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直接的理論前提。

盡管韋伯將人文科學方法論(理解方法論)作為其社會學研究的方法論，但他也試圖同時綜合自然科學方法論(實證方法論)作為其人文科學方法論的補充。韋伯在《經濟與社會》中提出的社會學定義就體現了他試圖綜合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的傾向。他說：“社會學……應該稱之為一門想解釋性地理解社會行為，并且通過這種辦法在社會行為的過程和影響上說明其原因的科學。”簡言之，社會學或理解社會學就是一門對社會行為進行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的科學。也就是說，理解社會學除了對社會行為進行解釋性理解之外，還要對社會行為進行因果性說明，即將對社會行為的解釋性理解通過與具體的事件進程相比較而證實主觀的理解。因為在韋伯看來，社會行為需要理解，但僅有理解還不夠。因為無論理解有多高的明確性，它終究是一種主觀形式，只能作為一種特定的假設。因此，理解社會學就是要將解釋性理解與因果性說明相結合。很顯然，韋伯將理解社會學的方法論視為解釋性理解與因果性說明的結合，其中，解釋性理解就是一種人文科學的方法論，而因果性說明則是一種自然科學方法論。因此，理解社會學的方法論就是一種由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相結合的方法論。

溫奇對于韋伯的這種綜合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開展社會學研究的嘗試給予了充分肯定，并進一步在其名著《社會科學的觀念及其與哲學的關系》中集中探討了韋伯有關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之間的關系，即“獲得對一個行為的意義的‘闡釋性理解’，與提供了導致這個行為及其后果的因果性說明之間的關系。”然而．溫奇對韋伯綜合解釋性理解與因果性說明的“統計學方案”，即“理解是一種在邏輯上不完全的東西，它需要另一種不同的方法來補充，即統計學的收集方法”f31(P123)是持否定態度的。在溫奇看來，“如果一種給定的闡釋是錯的，那么統計學——盡管能指出它是錯的——也決不像韋伯所說的那樣是評判社會學闡釋之有效性的決定性的、終極的法庭。這時需要的是一種更好的闡釋，而不是在類型上不同的東西。”網(P123)盡管如此，溫奇仍然沿著韋伯的思路，嘗試將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綜合起來，只不過他不像韋伯那樣僅僅局限于以方法論來談方法論，而是上升到哲學高度，以后期維特根斯坦的語言哲學為基礎探討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相互綜合的方案。

首先，他將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做了“內”和“外”的區分。認為自然科學的實證方法論是一種外部觀察的方法論，而人文科學的理解方法論則是一種內部的方法論，因而理解必須在內部關系中進行。其次，論述了說明和理解之間的緊密關系。認為理解是說明的目標和成功的說明的最終產物，但不能認為理解只有在已經存在說明的地方才存在，“除非存在某種不是說明的結果的理解的形式，否則說明之類的東西就是不可能的。說明之所以被稱之為說明，僅當存在著，或至少被認為存在著理解中的缺陷，而這樣的標準只能是我們已經擁有的理解。進而，我們已經擁有的理解是表達在概念中的，而概念構成了我們所關心的題材的形式。另一方面，這些概念也表達了應用它們的人的某些方面的生活特征。”總之，盡管溫奇主張社會科學方法論的“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之間是緊密聯系的，即社會科學研究既要“說明”(explanation)又要“理解”(understanding)，但是“溫奇的此種‘說明’和‘理解’的結合仍然強調因果說明(邏輯)空間與理解(理由邏輯)空間之間存在邊界，因此，在關于因果空間與理由邏輯空間之間關系的辨析上仍然晦暗不明。”

吉登斯在《社會學方法的新規則——一種對解釋社會學的建設性批判》中，立足于解釋學立場也嘗試綜合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以及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來開展社會學研究。吉登斯同意溫奇對韋伯的質疑，即認為韋伯“錯誤地假定人類行為的解釋可以采取一種邏輯上與自然科學特征相同的因果關系形式(如果不是在內容上)”，并進一步以他稱之為“能動者因果關系”的理論探討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之間的關系。他說：“因果關系并非以永恒聯系的‘規律’為前提(如果有這種情況的話，肯定是相反的)，而是以①因果間的必然聯系，和②因果效力的觀念為前提。行動是由能動者對他或她的意圖的反思性監控所引發，這種意圖不僅與需要有關，而且與對‘外部’世界的需要的評價有關，這為本研究的必要性提供了一個行動者自由的充足解釋；我并不因此以自由反對因果關系，但更愿以‘能動者因果關系’反對‘事件因果關系’。由此，在社會科學中，‘決定論’涉及任何將人類行動完全還原為‘事件因果關系’的理論方案。”很顯然，在解釋性理解與因果性說明之間關系的看法上，吉登斯不同于溫奇，因為在他看來，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之間是無邊界的。

吉登斯又通過建構“結構二重性”理論來綜合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吉登斯在《社會的構成》中認為，“結構二重性”(dualityofstructure)指的是“結構同時作為自身反復組織起來的行為的中介與結果；社會系統的結構性特征并不外在于行為，而是反復不斷地卷入行為的生產與再生產。”因而“在結構二重性觀點看來，社會系統的結構性特征對于它們反復組織起來的實踐來說，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結果。相對個人而言，結構并不是什么‘外在之物’：從某種特定的意義上來說，結構作為記憶痕跡，具體體現在各種社會實踐中，‘內在于’人的活動，而不像涂爾干所說的是‘外在’的。不應將結構等同于制約。相反，結構總是同時具有制約性與使動性。這一點當然不妨礙社會系統的結構化特征在時空向度上延伸開去，超出任何個體行為者的控制范圍。它也不排除以下可能性，即行為者自己有關社會系統的理論會使這些系統物化，而這些社會系統的反復構成卻正是得益于這些行為者自身的活動。”很顯然，吉登斯將“行動者和結構”這一“二元論”化為“二重性”，嘗試在具有反思性和連續性的社會實踐的具體過程中解決社會科學方法論綜合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認為個人與社會之間的對立在社會科學研究中可以具體化為“個人行為的自主性或能動性與社會結構的制約性”之間的對立。這一具體的對立關系在吉登斯的“結構二重性”理論中得到了統一，其統一基礎就是循環往復的社會實踐的具體過程。

韋伯、溫奇以及吉登斯試圖綜合人文科學方法論(理解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實證方法論)以及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來開展社會學或社會科學研究。韋伯強調綜合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來開展社會學研究，但他認為因果性說明只是解釋性理解的一種有益的補充，因為他所主張的社會科學方法論本質上還是一種人文科學方法論。溫奇從后期維特根斯坦語言哲學出發深刻闡釋了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之間的關系，但在他看來，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之間還是有邊界的。溫奇的不足之處在于他沒有找到綜合這兩種相互對立的方法論的現實基礎。吉登斯從人文科學方法論(理解方法論)立場出發來綜合或統一兩種相互對立的社會科學方法論，并最終將它們的綜合或統一建立在循環往復的社會實踐基礎上，但他仍然在方法論的漩渦里打轉。總體而言，他們的努力都加深了人們對于人文科學的理解方法論和自然科學的實證方法論之間關系的理解以及綜合它們的基礎的理解。這無疑為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建構提供了直接的理論前提。

二、基于唯物史觀融合傳統社會科學方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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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類社會的生態觀念

人類群體(社會)與其生態環境組成的生態關系或生態系統，構成了社會生態關系或社會生態系統，它是既有生態的自然屬性，也有生態的社會屬性，還有生態的經濟屬性這樣三重性質的客觀現實存在。生態的自然性或自然生態，是生態關系(系統)的自然存在狀態，如與人類群體相依共存的植物生態系統、動物生態系統、微生物生態系統等等。生態的社會性或社會生態，它是生態關系(系統)的社會存在狀態，如人類社會創建起來的實業生態系統、運載生態系統、文化生態系統、民居生態系統、軍兵生態系統、管控生態系統等等。生態的經濟性或經濟生態，它是生態關系(系統)的經濟存在狀態(是社會生態的又一重要形態)，如生態經濟領域的生態生產力系統、生態生產關系系統、生態資源配置系統、生態經濟基礎系統、生態經濟效率系統、生態經濟價值系統、生態經濟流通系統等等。人類社會的生態系統，無論是全人類參與的全球生態(地球生物圈或生態圈層次)，還是部分人群參與的區域生態(城市生態、鄉村生態、城鄉復合生態層次)，都被著名生態學家馬世駿院士通稱為“社會—經濟—自然復合生態系統”，或者被歸納到“社會—經濟—自然復合生態系統問題”之中了。

(二)社會生態協同發展論

社會生態的協同發展，自然是構成“社會—經濟—自然復合生態系統”的三大子系統———社會子系統、經濟子系統和自然生態子系統的協調同步發展即協同發展了。顯然，這里的社會生態協同發展，就是社會生態系統的協同發展，其中包括社會生態的系統協同發展、社會生態的時間協同發展和社會生態的空間協同發展等諸方面的協調同步與統一運作。

二、協同發展論與社會生態平衡論

社會生態研究闡明，社會生態系統只有達到并維持其平衡狀態即進入社會生態平衡時，該系統才能有效地實現協同發展。否則，協同發展就無異于紙上談兵了。

(一)社會生態系統自組織平衡態

在一定的時期內，一個社會生態系統的物質、能量和信息的輸入與輸出大體保持均衡，從而維持著該系統結構與功能的相對穩定和動態平衡，這個社會生態系統便達到了生態平衡的狀態，亦即進入了社會生態平衡態。在人類社會的發展過程中，一旦由于物資、能源和信息的供給，所生產出來的各類產品，根本滿足不了全社會的需求時，該社會生態系統就進入到了供小于求這類社會生態的失衡狀態;反之，當物能信息的供給所生產出來的各類產品，遠遠超出了全社會的需求時，該社會生態系統便進入到了供過于求的另一類社會生態的失衡狀態。德國功勛科學家赫爾曼•哈肯(Hermann．Hak-en)將一切“在沒有外界干預下獲得新結構的系統”，統稱為“自組織著的系統”。那么，何以并無外力作用，系統卻能自我組織起來呢?這顯然是因為“系統的各部分之間互相協作”，即各子系統之間“通力協作的結果”。社會生態系統就是這種“自組織著的系統”，它的各組成要素即社會子系統、生態子系統、經濟子系統等，無需外力的作用，而是靠自身的“互相協作”或“協同工作”，就能夠不斷地自行產生即“自組織”起具有新的結構和功能的“社會•生態•經濟復合系統”。不言而喻，這種人類社會生態平衡的系統狀態，就是社會生態系統的自組織平衡態。

(二)協同發展論與社會生態平衡論

1．系統協同發展與社會生態平衡。為了達致社會生態平衡狀態，社會生態系統中的各個子系統———社會子系統、生態子系統、經濟子系統等，在一定的時期內，它們的物資、能源和信息的輸入與輸出，就必須保持相對穩定和動態平衡的系統均衡狀態，亦即社會生態平衡態。只有當社會生態系統的各個子系統，統統都達到了生態平衡狀態而不是生態失衡狀態時，各個子系統之間才能夠實現協調同步地均衡發展即協同發展。否則，任一生態失衡的子系統是斷然不可能也無法與生態平衡的其他子系統一道協同發展的，從而也就沒有社會生態系統整體的協同發展了。

2．時間協同發展與社會生態平衡。為了達致社會生態平衡狀態，社會生態系統的各個歷史發展階段，在一定的時期內，其物資、能源和信息輸入與輸出，也必須保持相對穩定和動態平衡的系統狀態，亦即社會生態平衡態。當社會生態系統的各個歷史發展階段，都達到了生態平衡態而不是生態失衡態時，各個歷史發展階段以至整個社會生態系統，方才能夠實現協調同步地均衡發展即協同發展。否則，生態失衡的某歷史發展階段，是斷然不可能也無法與生態平衡的其他歷史發展階段一起協同發展的，從而也就沒有社會生態系統整體的協同發展了。

3．空間協同發展與社會生態平衡。為了達致社會生態平衡狀態，社會生態系統的各種空間拓展狀態，在一定時期內，其物資、能源和信息的輸入與輸出，也必須保持相對穩定和動態平衡的系統狀態，亦即社會生態平衡態。當社會生態系統的各種空間拓展狀態，都達到了生態平衡態而不是生態失衡態時，各空間拓展狀態以至整個社會生態系統，方才能夠實現協調同步地均衡發展即協同發展。否則，生態失衡的某空間拓展狀態是斷然不可能也無法與生態平衡的其他空間拓展狀態一起協同發展的，從而自然也就沒有社會生態系統整體的協同發展了。

三、協同發展論與社會生態哲學

社會生態系統的協同發展問題，不僅和人類社會的生態觀念及自組織平衡態直接聯系在一起，而且也與社會生態的哲學思想息息相關:社會生態協同發展論經過升華，將會不斷地豐富與深化社會生態哲學，而社會生態哲學對于社會生態協同發展論則將發揮指導作用。

(一)協同發展論與社會生態認識論

生態系人即身處生態系統中的人，它們和社會生態系統，分別成為社會生態研究的認識主體(研究者)和認識客體(研究對象)，并且構成了社會生態認識論的一對基本范疇。正是這對認識論范疇在認識過程中的協同運作或協同發展，才使得人類的社會生態認識，能夠沿著社會生態實踐社會生態認識再社會生態實踐再社會生態認識的正確路線和方向不斷地深入和發展下去。不言而喻，社會生態認識論正是生態系人對于社會生態系統不斷地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必然結果，亦即生態系人與社會生態系統這對認識主體與認識客體之間不斷協同運作即協同發展的必然結果。顯然，社會生態協同發展論在向唯物主義認識論升華的同時，也得到了社會生態認識論的指導。

(二)協同發展論與社會生態辯證法

社會生態系統客觀存在著人與自然、人與社會對立統一的辯證關系，并成為社會生態協同發展的客觀基礎。社會生態系統還存在著各子系統之間協同運作的自組織矛盾運動，它成為社會生態協同發展的動力源泉。

1．社會生態協同發展的客觀基礎。社會生態系統客觀存在著人與自然的對立統一、人與社會的對立統一這樣兩種基本的辯證關系:前者是人天關系，后者是社會關系。然而，無論是人天關系還是社會關系，它們對立統一的辯證關系，只有達到并維持其和諧共存的相關性或相關度時，才是良性循環的最佳相關性或度，由此方能實現社會生態系統的協同發展。正因為如此，社會生態系統對立統一的辯證相關性或度，便是其協同發展的客觀基礎。否則，社會生態系統就根本不可能協同發展。

2．社會生態協同發展的動力源泉。由于社會生態系統內部各子系統的互相協作，進而產生出新結構和新功能的系統，不就是哈肯所發現的“那些在沒有外界干預下獲得新結構的系統，即組織著的系統”嗎?社會生態系統內部各子系統的相互協作即自我組織，也就是該系統“本質自身中的矛盾”。正是這種內在“協作”即“自組織”的矛盾運動，成為了社會生態系統“一切運動和生命力根源”，自然也就成為該社會生態系統協同發展這一“運動和生命力的根源”亦即動力源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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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超越資本邏輯的科學發展，是一種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

按照馬克思的思路，只有終結資本邏輯的統治，使社會走上科學發展的軌道，才能抵御各種風險的襲擊，才能實現社會和諧平衡發展，人的生存才能從抽象走向具體，從虛幻走向現實。

1．超越資本邏輯的科學發展，是一種以人為本的發展

以人為本的發展意味著:第一，發展的主體是現實的歷史的人，“人們的社會歷史始終只是他們的個體發展的歷史”(P284)，社會發展歸根結底是社會關系中的個人的發展。既然人是社會發展的主體，那么，人的發展程度就應當是社會發展的根本目的和衡量社會發展的基本尺度。第二，“發展”是人的自我創造和自我生成。按照馬克思的理解，人不是受動性的存在，而是以實踐為本性的存在。正是通過實踐活動，人改造了世界，同時也改變了自身，創造出新的自我，從而推動著人的展開和生成。馬克思指出:“動物只是在直接的肉體需要的支配下進行生產，而人甚至不受肉體需要的影響也進行生產，并且只有不受這種需要的影響才進行真正的生產;動物只生產自身，而人再生產整個自然界;動物的產品直接屬于它的肉體，而人則自由地面對自己的產品。動物只是按照它所屬的那個種的尺度和需要來構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個種的尺度來進行生產，并且懂得處處都把內在的尺度運用于對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規律來構造。”(P58)所以，發展是人特有的有意識的生命活動，也就是不斷創造和實現自我的本質的活動，這是發展的本原意義所在。認識到這一點，有助于克服資本邏輯主導下的“發展”潛伏著的人的物化和異化的風險。第三，“發展”是人的自由選擇和自我承擔。在馬克思看來，人是發展的主體，發展是人的自我創造和自我生成的自覺實踐。這樣，發展就不是由某種外在的、先驗的神秘力量所控制的被動的過程，而成為了一種人的主動選擇的過程。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說，“‘歷史’并不是把人當作自己目的的工具來利用的某種特殊人格，歷史不過是追求著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動而已。”(P118－119)發展既意味著人的自由選擇權的不斷擴大，也意味著人要為自己選擇的后果承擔責任。馬克思曾說過，“選擇是人比其他創造物遠為優越的地方，但同時也是可能毀滅人的一生、破壞他的一切計劃并使他陷于不幸的行為。”(P458)這就是說人的選擇帶來的可能是正面的后果，也可能是負面的后果，而且隨著人類實踐活動的拓展，這種不確定性或風險會愈發顯著。既然社會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人自己的自覺選擇活動，那么，人就不會把選擇的風險責任歸于神、命運或歷史必然性，而是把風險責任扛在自己肩上。只有對社會發展承擔起風險責任的人，才能真正成為社會發展的主體。

2．超越資本邏輯的科學發展也是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

全面是指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以及生態文明建設要統籌兼顧，系統推進;協調是指發展的各個環節、各個方面要相互適應、相互促進。可持續是指發展進程要有持久性、連續性，主張以多樣性的生態發展取代單一性的人類進化，以“共生、共存、共贏”的相互受益行為模式取代“征服、獨存、單贏”的損人利己行為模式;建設以資源環境承載力為基礎、以自然規律為準則、以可持續發展為目標的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積極應對與治理各種生態風險，使人民在良好生態環境中生產生活，實現經濟社會永續發展。

三、超越資本邏輯的科學發展，是一種以和諧為價值追求的發展

在風險社會狀態下，人類面臨著前所未有的風險挑戰，對經濟社會發展和人們的正常生活造成嚴重的沖擊，導致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自身關系的緊張，甚至造成社會動蕩和解體，無從實現社會的平穩有序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說，風險社會就是和諧社會的對立面，社會風險治理的終極價值追求就是實現一個風險負面效應最小化、安定有序的和諧社會，這也是當代中國為之孜孜奮斗的宏偉目標。

1．“和諧”是指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

在西方傳統中，人類中心主義占據著主導，認為人能夠從自然無限制地攫取，正是現代資本主義社會普遍存在的對自然資源進行掠奪式開發和肆意揮霍的意識，導致了嚴重的環境污染和生態危機。與同時代“自然主義”的地理環境決定論和“反自然”的人統治自然歷史觀截然不同的是，馬克思以整體論的思維方式看待世界，以實踐為基礎分析人與自然的關系，提出了人與自然和社會有機統一的生態要素論思想。第一，人、自然與社會是人類社會和生態系統不可或缺的三個基本元素，它們之間是不可分割、相輔相成的對立統一關系。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指出:“自然界的人的本質只有對社會的人來說才是存在的;因為只有在社會中，自然界對人來說才是人與人聯系的紐帶，才是他為別人的存在和別人為他的存在，只有在社會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合乎人性的存在的基礎，才是人的現實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會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對他來說才是人的合乎人性的存在，并且自然界對他來說才成為人。因此，社會是人同自然界完成了的自然的統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復活，是人的實現了的自然主義和自然界的實現了的人道主義。”(P187)第二，人類社會生活的生產是自然關系和社會關系的統一。“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類史就彼此相互制約。”(P516)第三，重視對人與自然關系的“合理調節”。馬克思指出:“社會化的人，聯合起來的生產者，將合理地調節他們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把它置于他們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讓它作為一種盲目的力量來統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無愧于和最適合于他們的人類本性的條件下來進行這種物質變換。當今中國政府越來越重視資源、環境、生態問題，不斷深化生態文明建設的戰略部署和政策設計。但是，粗放型經濟增長模式的慣性巨大，城鄉社會生態環境污染破壞嚴重，環保基本國策執行受現實利益干涉，生態優先和環境價值的觀念與生態建設的實際行為還有距離。如何應對當前和未來的生態壓力和挑戰?人與自然和社會有機統一的生態要素論啟示我們，確立生態文明建設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基礎地位是必由之路。一是要正確認識自然對于人的生存和社會發展所具有的客觀性、優先性、價值性、基礎性與根本性地位，確立善待自然的生態道德，并據此來改變對待自然的態度，規范對待自然的行為;二是要深刻理解人與自然關系和社會關系的相互制約作用，轉變單純從人的需要和利益出發、片面追求經濟效益而忽視社會效益和生態規律的狹隘發展模式;三是要根據馬克思人與自然關系“合理調節論”要求，以生態理性來平衡經濟理性，堅決貫徹落實環境保護基本國策與可持續發展戰略，促進全社會參與生態文明建設的共同行動。

2．“和諧”指的是人與人之間的和諧

馬克思指出，“一個人的發展取決于和他直接或間接進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發展。”(P515)也就是說，人的發展必然通過一種人與人之間的和諧共存才能夠得到真正的全面發展。由此出發，馬克思批判了資本主義社會中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壓迫和剝削，因為這是人與人不和諧關系的一種極端表現。對當今中國而言，階級壓迫和剝削現象雖然已經消失，但傳統的等級觀念、特權思想以及現代性思維中的個人主義依然存在并有著較大影響，這必然誘導出急功近利、自私自利的自我中心主義，造成了社會關系的危機，使社會家園的基礎遭到了摧毀。這就要求從自我中心化的個人主義與主體主義轉向社會和諧的共同體意識，破除自我與“他者”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進行社會關系與社會制度的革新，既打破社會對個人的不合理約束，又實現個人對社會的依存，從而避免個人本位的誤區，使社會成為個人健全發展的家園，開創出和平共處、多元互補的“社會和諧”時代。

篇（5）

（一）企業收益觀的轉變是實現企業可持續發展的前提

新會計準則改革的一個突出亮點就是實現了企業收益計量觀的重大轉變，即由過去的收入-費用觀向資產-負債觀的轉變。企業收益觀的轉變的實質是企業業績評價觀的轉變。因為收入-費用觀認為企業收益等于當期收入和成本費用的配比，強調的是一種“當期營業觀”，而資產-負債觀認為企業的收益等于企業期末凈資產相對期初凈資產的變化，強調的是“全面收益觀”。資產-負債觀相對于收入-費用觀的優勢在于它以資產負債表為企業業績評價的核心，強調企業資產和負債計量的真實性，利潤表是企業收益計量的結果。而收入-費用觀則恰恰相反，它認為企業資產和負債的變化是“收益”計量的結果，并不強調資產負債計量的實際經濟意義。

企業業績評價觀的轉變對于企業實現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而深遠的意義，這是因為：

1.資產-負債收益觀有益于企業資產的保值和增值。過去以收入-費用收益計量觀計量的收益實際上是一種“會計收益”，會計收益強調收益計量的客觀性和可驗證性，通常以歷史成本為計量屬性。會計收益要求用以現時價格計量的收入和以歷史成本計量的成本費用進行配比，這樣一來，如果物價水平上漲，企業的成本和費用就得不到充分的補償，企業的資產難以實現“資本保全”，就會導致“虛盈實虧”的現象發生。這時候企業的利潤分配實際上是一種透支未來的“過度分配”、“超前分配”行為，企業就難以實現可持續發展。而資產-負債收益計量觀認為，只有企業期末的凈資產超過期初凈資產時才算取得了收益，資產-負債收益計量觀以資本保全理論為基礎，強調的是一種“全面收益觀”。“全面收益觀”改變了收入-費用計量觀下的“收入實現原則”，引入公允價值計量屬性，既保證了企業資產負債計量的真實性，又實現了收益計量的完整性，有益于企業凈資產的保值增值。

2.資產-負債收益觀有益于規范企業財務和經營行為。在收入-費用收益計量觀下，成本和費用的計量為了滿足權責發生制和配比原則，必然要進行跨期的攤銷、遞延和預提，這種跨期的攤銷和預提很大程度上具有武斷性，這樣一方面會造成一些不符合資產負債定義的資產負債表項目出現在資產負債表上，比如“待攤費用”、“遞延借（貸）項”、“預提費用”等；另一方面又為企業進行會計盈余管理制造了可乘之機。比如我國資本市場上曾出現的大量財務造假案例就是最好的明證。在收入-費用收益計量觀下，企業業績評價的著眼點在于企業某一期間的凈利潤。這樣就會導致企業追逐短期利潤的獲取，而忽視企業長遠目標的實現。與收入-費用觀相比，資產-負債觀以資產負債表為核心，著眼于提高會計信息的質量，強調資產和負債計量的經濟內涵，以凈資產的增加來確認收益，可以最大限度地減少人為操縱收益等行為的發生。資產-負債觀理念的確立要求企業管理層更加強調資產負債表對財務狀況真實公允的反映；更加關注企業的資產質量和資本結構的優化；更強調企業的盈利模式的改善和資產營運效率的提高；更加關注企業面臨的機會和風險以及企業未來的發展，而不僅僅是以往的經營業績。因此，資產-負債觀理念的確立有利于企業的可持續發展。

（二）新準則體系體現有利企業可持續發展的會計政策

隨著企業收益計量觀的轉變，企業會計準則所體現的會計政策處處體現了資產-負債觀的基本要求，為企業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了保證。

為了體現資產-負債收益計量觀，新會計準則在所得稅會計處理上進行了較大改革，由過去的應付稅款法和納稅影響會計法轉變成資產負債表債務法，要求確認遞延所得稅負債和遞延所得稅資產。這一改革使得企業所得稅費用的計算更為科學、準確，也使得資產負債表上的遞延所得稅資產和遞延所得稅負債更符合資產和負債的定義。

企業能否實現可持續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其核心競爭能力的大小。在新形勢下，我國企業，特別是那些高科技企業只有通過自主創新才能實現核心競爭力的不斷提升。因此，加大研發的投入是企業提高核心競爭力的必然選擇。新會計準則對企業研發費用的會計處理進行了較大的改革，規定企業的研發活動應該劃分為研究階段和開發階段。研究階段的費用開支記入當期損益，而在開發階段的開支在符合條件的情況下可以進行資本化。這一政策將大大改善那些高科技企業或者研發投入較大的企業的財務狀況和業績水平，尤其是改善企業的資本結構和資信狀況，為這些企業進行融資和再融資提供便利，從而激勵這些企業加大對科技和研發活動的投入，促進技術升級、產品升級和產業結構調整，也體現了科學發展觀理論中鼓勵自主創新、建設創新型國家的基本理念。

再比如，企業會計準則要求企業準確計提資產的減值損失，這將有利于企業準確計量資產的價值，有效防止資產價值的虛增和資產泡沫的形成，如實反映資產的未來經濟利益，從而可以避免企業由于資產的虛增帶來的利潤的虛高和利潤的超前、過度分配，保證企業的可持續發展。另外，企業會計準則要求準確、及時、足額地確認企業的預計負債，全面反映企業的現實義務，不低估負債和損失，這必將促進企業改善資產和負債的管理水平，避免只顧眼前利益和收益的提前分配，提高財務和經營決策水平。

二、新會計準則體系有利于我國資本市場的可持續發展

（一）新準則體系有利于資本市場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資本市場的基本功能之一就是實現經濟資源的有效配置，而資本市場資源配置的效率取決于證券市場價格的信息含量。高質量的會計信息是資本市場對交易產品進行有效定價的基礎，是合理引導資金流動、促進資源有效配置、保護產權的重要因素。新會計準則以強調高質量的會計信息供給與需求為核心，要求財務報告應當向資本市場上的投資人等會計信息使用者提供決策有用信息。這將有助于提高證券投資和信貸決策的有效性，降低投融資成本，提高資本市場經濟資源的配置效率，促進我國資本市場的可持續發展。

在提高會計信息質量上，新會計準則在基本準則中明確界定了高質量會計信息的質量特征和會計確認和計量的基本原則。比如在會計信息的質量特征上，新會計準則在強調會計信息客觀性、相關性、明晰性和可比性的同時，不再強調的可靠性質量特征；在會計確認和計量的基本原則上，新會計準則將權責發生制不再作為基本原則，而是將其作為會計的基本假設之一，在強調實質重于形式原則的同時弱化了謹慎性原則、配比原則、歷史成本原則等等。另外在會計計量的屬性上，新會計準則改變了過去歷史成本屬性一統天下的局面，適度引入了公允價值、重置成本、現值等計量屬性。新會計計量屬性的引入使會計信息更能夠反映企業未來的財務狀況，是提高會計信息決策相關性的重要保證。

（二）新準則體系有助于投資者進行可持續投資

新會計準則在著重提供高質量的會計信息的同時，更強調對投資者和社會公眾利益的保護，從而體現科學發展觀以人為本的基本理念。

對于財務報告目標的確立是新會計準則體系區別于以往會計準則和會計制度的重要標志。新會計準則將財務報告的目標定位為：在反映企業管理層受托責任的同時，應當有助于投資者和社會公眾等會計新信息使用者的投資決策。為了達到這一目標，新會計準則強調向投資者提供更加透明、更加價值相關的信息，突出會計信息的充分披露原則。比如新會計準則要求將衍生金融工具交易、套期保值等資產負債表外業務納入表內核算，并按公允價值進行計量，這就更加公允地反映了企業的財務狀況和風險程度，為投資者充分準確評價企業的投資價值提供了可靠依據。再比如，在公允價值的運用方面，新會計準則采取了適度和謹慎的原則，主要是考慮到我國作為新興市場國家，許多資產還沒完全形成活躍市場，如果不加限制地引入公允價值，就會出現過去我國證券市場上常見的人為操縱利潤的現象，給投資者帶來巨大損失。

企業會計準則還對現行的財務報告披露要求進行了全面的整理和改進，建立了更為完整和科學的財務報告體系和財務報告列報要求，突破了傳統的單一會計報表的概念，對于會計報表附注的披露要求更充分、更詳細、更及時。合并報表理論實現了從母公司理論向經濟實體理論的轉變，要求企業將所有控制的子公司都納入合并報表范圍等。

企業會計準則對會計信息披露時間、空間、范圍、內容等的全面系統規定，使企業財務報告的內涵和外延大大延伸，從而可以大大提高企業會計信息的透明度，有效維護投資者和社會公眾的知情權，體現保護投資者和社會公眾利益的基本理念。因為投資者是資本市場繁榮和發展的基石，只有資本市場上的投資者和潛在投資者的利益得到了很好保護，才能提高投資者向資本市場進行可持續投資的積極性，從而促進我國資本市場的持續健康發展。

（三）新準則體系有利于我國資本市場的國際化

我國資本市場的國際化方向就是要實現與國際資本市場的接軌。資本市場國際化的內涵應該包括資本市場投資主體的國際化和資本市場融資主體的國際化兩個方面。投資主體的國際化就是要吸引外資，特別是吸引外國成熟機構投資者投資于我國的資本市場；融資主體的國際化也就是外國公司或機構也可以在我國的資本市場進行直接融資。實現上述目標的一個重要條件就是我國的會計標準必須實現與國際趨同，即讓國外投資者能夠看懂中國公司的財務報告，同時讓國內投資者能夠看懂國外公司的財務報告。至少在當前，中國會計準則的國際趨同有利于我國企業實現海外上市，降低海外融資成本，實現“走出去”的國際化經營戰略。

新會計準則體系和國際財務報告準則體系（IFRS）不僅整體框架保持了一致，而且在大多數準則項目上做到了相互對應。特別是2005年下半年基本準則和具體準則征求意見稿完成之際，財政部與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簽署了聯合聲明，確認了中國會計準則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實現了實質性趨同。這表明中國會計準則和國際財務報告準則除了在關聯方關系及其交易的披露、資產減值損失的轉回等極少數問題上存在差異外，基本實現了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趨同。這就為我國資本市場的國際化戰略的實現鋪平了道路。

三、新會計準則體系有利于保障社會經濟的和諧發展

近些年我國連續成為全球遭受反傾銷調查最多的國家之一。僅2005年一年，就有18個國家和地區對我國發起“兩反兩保（反傾銷、反補貼、保障措施和特保）”調查，其中反傾銷調查51起。統計資料顯示，我國企業在國際貿易的反傾銷訴訟中，因敗訴遭受的損失已超過96.6億美元。究其原因，主要是西方一些國家一直不承認我國的市場經濟地位。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他們認為市場經濟國家必須具備符合國際標準的會計規范，市場經濟國家的企業必須執行國際標準的會計制度，否則再受到反傾銷調查時，就會被采用替代國標準，比如用新加坡、美國、日本、印度等國的企業生產成本資料作為替代標準。這對于我國企業來說顯然是極為不利的，也是不合理的。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新企業會計準則按照市場化和國際化的要求，進一步完善了成本補償制度，改進了成本核算項目和方法。比如重新規范職工薪酬的核算范圍和分攤方法，要求企業及時計提員工辭退福利，將以股份支付給員工的報酬按公允價值攤入各期成本費用。值得一提的是，新會計準則要求特殊行業企業預計用于環境恢復的棄置費用計入資產成本中。

篇（6）

特定的語言和其生存的社會文化環境是一個整體，各個組成部分相互依賴、相互作用。在社會語言學領域，圍繞結合社會因素探索語言問題這一觀念，Firth繼承和發揚了Malinowski關于語言是一種行為方式、具有社會功能的觀點，強調要把語言放到整個社會環境中去研究，提出了言語情景的概念，創立了語言學研究中的語境學說，認為語言的意義就在于其在語境中的可能。隨后陸續發表的語境和語域理論領域的研究成果充分說明，在人使用語言認知和交流的過程中，肯定會程度不一地受到周圍環境的影響，當然環境中也包含歷史文化風俗等因素。正因為如此，社會文化理論認為，人的高級層次的認知取決于社會文化因素。最新的二語習得研究成果已經證明，語境的各個方面都影響著語言學習的過程。如Norton從身份構建這一切入點出發，揭示了社會文化語境形成的二語習得者與目標語之間的權勢關系，以及這種關系對二語習得過程的影響。［5］正因為語言具有社會性，所以語言習得（即語言知識的構建）很難與語言產生和使用的社會文化割裂開來。從社會語言學的視角來看，二語習得的社會學轉向肯定了語言的社會性，認同語言是社會現象而非心理現象，語言知識和能力的構建與學習者的環境體驗和社會交際密切相關。從二語習得的社會文化派的角度來看，社會語言學的研究成果充分肯定了語言與社會環境之間的內在聯系，將二語學習的社會因素理論化，并且通過這個寬泛的框架，為二語研究注入了社會化理論。

二、研究視角的靠攏：對交際互動的重視

二語習得研究領域當前較為活躍的社會文化派與認知派理論上的最大分歧在于，社會文化派不贊同學習發生在個體內部，而認為人的高級認知來源于社會交往活動，因此特別強調交際和互動在認知及語言發展過程中的作用。由于交際本身是通過語言來實現的，這樣，身心、內外或思維和交際活動就通過語言符號得到了統一，即交際活動中的語言運用在心智功能發展中起著核心作用。但交流不僅僅只是語言學習的工具，按照Hymes的看法，交際本身也是一種能力。語言交際能力問題涉及很多因素，除了語言結構、語境文體、跨文化言語行為意識等方面外，還有文化心理方面的因素。1960年代，受人權運動時代的影響，語言問題成了突出的社會問題。基于Fishman對移民語言狀況的考察，Bernstein對不同階層成員，特別是兒童語言的考察，以及Labov對黑人英語的調查，社會語言學在興起之初已發現三條重要的原理：語言與社會是相互作用的；人們有可能掌握幾種結構各異的語言或變體；語言與社會之間的關系可以通過語言規劃和社會規劃加以改變。也就是說，在社會語言學研究者看來，社會中的語言使用者具備使用變體的能力，對變體存有主觀態度，可以在交際中加以選擇使用。語言系統是異質性的，充滿內部變異。語言作為社會現象，與社會結構和社會價值系統聯系在一起，從心理學角度考察語言使用者對語言變體的主觀認識和態度，以及上述帶有社會性質的評判對語言使用者言語行為的影響，是社會語言學主流之一語言社會心理學的中心課題。社會是由個人組成的，因此從個人角度研究說話人對語言的態度是可行且必要的。語言態度歸根結蒂反映了對語言使用者和用法的態度。對社會心理的考察，主要是通過心理實驗的方法獲取研究素材，如配對變語法測試受試者對操某種語言或語言變體的態度，并且經常結合使用語義微分尺度，使說話人的特點得到更確切的分析。語言社會心理學對語言態度的研究，大大加深了人們對語言與社會的關系、語言在社會交流中的作用的理解。這方面的研究成果對二語習得產生了重大影響，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Lambert和Gardner的二語習得中的態度與動機理論，其研究重心主要放在第二語言學習者的態度、動機對他們最終的成功所具有的影響之上。研究結果表明，二語學習者對所學語言的態度會影響其習得效果。Giles的言語適應理論是繼Lambert方法后該領域在理論上的新進展，也是從社會心理學角度研究語境中交際者的心態和言語選擇行為。語言使用者趨同或趨異的言語選擇，突出強調了社會交流中語言使用者對對方的認同或不認同的態度和行為，解釋了言語交際中風格變化的策略背后的主觀情感和動機。［6］言語適應理論為語言變體研究增添了動態的角度，體現了社會語言學自身從典型描寫到解釋預測的研究發展路徑。這種解釋性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Labov對語言變異描繪精細但局限于靜態的不足。另外，這方面的研究也凸現了個人是如何通過語言選擇來顯示自己的社會文化價值的。在社會建構主義影響下，社會語言學認為，語言與社會因素可以被視為是相互建構的：身份影響語言的使用；語言的使用也是塑造身份的過程。總的來講，社會語言學的發展與二語習得的社會文化派注重真實語境、身份和體驗，這與多種語言互動的主張不謀而合。從理論上講，當前社會語言學理論框架中語言變異研究的成果，如語言變體的辨識、語域的認知等，為交際能力的培養和評價提供了系統的、受社會條件影響的二語變體數據，對二語學習具有指導意義。語碼混合、語碼轉換及言語適應策略等交流中的言語選擇，使交際語言運用能力目標得以形象化地表達。對交際中的語言行為，如道歉、贊美、邀請、拒絕、請求等的研究，為二語習得跨文化言語行為意識的培養勾畫了發展目標。

三、學習觀的認同：基于使用的學習

如前所述，二語習得的社會文化派主張學習是一個內化的過程，這個過程是始于人際交往的。對于二語學習者而言，最重要的是與人交往，在交往互動中進行意義的建構。比如，學習者很容易注意到詞匯的習得伴隨著對一定社會文化情境的深入了解，在不同的語境中，詞匯意義可能會發生改變，語言形式與意義之間的關系并不固定。對范疇的掌握意味著根據交流需要對語言規范遵從或背離。事實上，語言的習得和使用并沒有一個明確的界限，語言是人際交流、社會活動的中介，而言語交流總是發生在一定的社會語境中，因此語言學習即語言使用。反過來，語境中對于語言使用也可以鞏固和加強語言學習。由此可見，社會文化派的語言習得理論認為習得過程即語言的使用過程，認為真實世界中使用的語言對學習來說是根本性的而不是輔的，使用不是習得的結果，也不是手段。正因為社會文化派堅持在語言習得和語言使用間劃等號，如此強硬的立場招致了認知派主張二語習得研究的對象是二語習得而不是語言的使用的激烈批評，反對把二語習得研究的范圍擴大到二語在真實語境中的運用［7］。在習得即使用這一點上，社會文化派完全可以從社會語言學領域中的最新流派———認知社會語言學那里找到強有力的理論支撐。認知社會語言學是認知語言學的體驗哲學觀和經典社會語言學理論相結合的產物。認知語言學關注語言的普遍原則與人的認知之間的關系，但由于語言意義并非孤立存在，是在人類互動中產生及傳遞的，因此認知語言學所理解的語言概念及其基本結構也關系到社會和文化情境下的認知。隨著認知語言學的不斷發展，近年來學界開始關注從話語和功能的角度研究語言，越來越關注語言的社會性。基于用法的主張本來就是認知語言學的基本理論立場，認知語言學認為語言知識來源于使用，說話者為了交際和社會交互的目的識解自身體驗，而聽話者也為同樣的目的識解說話者的話語，因此認知語言學渴望對語言的社會交互性做出自己的貢獻［8］。上述原因將認知語言學引向社會變體研究。對于在基于用法的方法論體系中該如何理解語言系統、為什么變體研究具有重要性的問題，認知社會語言學家Geeraerts認為，由于語言使用的行為是語言學的最基本事實，語言系統只被看作是對語言行為中出現的模式進行抽象和概括。他談到，“Thereisusage，thereistheinteractionbetweenpeople，theinteractionissociallystructured，andthelinguisticsystemisanabstractionoverthatsocialstructure……”［。可見，語言使用者學習語言的過程并不是將自己與所謂的系統進行校正的過程，而是在社會互動中與其他語言使用者相互調整的過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Geeraerts認為，由于每個人的接觸范圍有限，這些調整都是不完全的，并具有各自的社會結構。因此，在基于用法的方法論里，語言變體研究是語言學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社會互動影響了語言使用者的個體語言知識系統。綜上，結合語言習得，可以有如下理解。第一，任何語言的使用者都是學習者；第二，習得不能簡單地被看作是結果，更應將其看作是一個永遠的、不間斷的過程；第三，應重視真實的語境、不同的參與者、不同的身份，應重視不同的社會語境、交際者、社會群體導致的隱喻變異，重視隱喻背后的文化模式，其重要性可能不次于教室語境。

四、對學習對象的共識：關于規范和標準

語言的變異性和標準化都是社會語言學的重要研究內容。面對語言內部變異和動態發展的事實，有必要編撰一整套言語社會遵循的統一規范，來對上述情況有意識地壓制，以便服務于國家化進程、國家象征、社會統一、實際需求與學校教育的開展等。這就是標準語產生的緣由。其本質也是一種發生在一定社會和歷史空間中的語言變異現象。按照社會語言學的觀點，語言變體沒有優劣之分。從功能的角度看，語言形式對應社會功能，社會語言學關注的是交際功能和交際任務的完成及其效應。在這個意義上，雖然標準語具有較高的社會威望，能滿足適應較高語體的功能需要，但不能由此認為標準語就比其他變體更為優越。從學校教育角度上來講，課堂教學也需要一套規范，因而標準語是很好的選擇。由于學校教育的強化，學習者傾向于認為標準語形式是正確的，而其他方言和變體形式是錯誤的、不規范的、聽起來是不對的。事實上，在交際者感情不認同的場合，如團結模式中，由下而上的力量有可能出現對標準語的趨異和背離，比如，標準語顯然難以適應較為低端的語體。另外，標準語雖然保守，其變化雖然緩慢，但是它仍然是有變化的。標準語在語言的各個層面上的標準化程度是不一致的，其程度最高的是書面形式，較低的可能是它的語音。特別是在當今語言國際化、多元化、多文化、多變體的形勢下，從語言使用的角度來看，二語學習者應盡量了解語境和身份的多樣性，盡可能地增長變體的知識和使用變體的體驗，以有利于二語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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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I253.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198(2009)18-0053-02

1 科學文化的含義

文化是指人類在自身發展過程中從事實踐活動和精神活動的方式,以及由這些活動創造出來的物質和精神成果,包括形成的制度,規范和風俗習慣的總和。科學是人類認識世界(包括人自身),探索未知的一種實踐的和精神活動方式及其成果,構成了人類文化的重要部分。科學文化是最近對人類文化進行研究過程中所思考的一個新概念。通俗的說就是指社會大眾對科學的需求和消費現象,是科學的思想意識,科學知識,科學方法,科學技術,科學實踐活動,科學精神和科學行為等等的大眾化。一般我們把科學文化指做知識智力意義上的文化,它首先是一種超越民族、地域的文化,是一種以科學技術為主要特征的、不斷更新進步的泛世界文化。其次它是以自然界為指向、 基于嚴謹的科學知識、 規范的科學方法、理性的科學思想而形成的文化體系。科學文化作為一個有機的綜合體,其對人類發展的真正意義在于科學的廣泛普及、技術創新機制的運轉,以及科學理性精神在社會整體文化中的高揚。從科學文化的內涵讓我們認識到了科學不僅作為一種經濟力量有力的推動著社會物質文明的發展,而且它還作為一種文化力量有力的推動著社會精神文明的進步。全面的科學文化應包括器物層面,制度層面和觀念層面三個方面。器物層面的科學文化表現為科學的物化成果;制度層面的科學文化表現科學的社會建制;觀念層面的科學文化表現為科學知識,科學方法,科學思想和科學精神。從文化學或從文化論的高度來研究科學有著十分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有助于超越狹隘的科學觀,樹立一種新的科學觀,從而更加全面而深刻地理解科學的根源 、動力、 目的、 意義和價值。

2 加強科學文化建設促進我國社會和諧發展

近年來,隨著科學技術水平的提高和社會經濟的發展,人類對自然體系的物質利用、能量平衡和資源消耗等方面的影響越來越大。在工業社會初期,我們的目標是通過提高經濟和財富的增長來達到社會的發展,隨著后工業時代的來臨,人類日益面臨著不平衡發展和環境惡化帶來的后果。為了能更好的在世界范圍內獲得好的發展,緩解經濟發展的壓力,目前越來越多的國家在其發展方式和路徑上更傾向于“文化”:即人類的發展必須建立在環境的改善、生態的優化、資源的節約利用、社會的穩定和經濟的科學發展之上。

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的重大戰略意圖。指出:我們要通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來不斷增強和諧社會建設的物質基礎,通過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來不斷加強和諧社會建設的政治保障,通過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來不斷鞏固和諧社會建設的精神支撐”。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包括科學文化和社會主義價值觀及思想體系,這是實現我國和諧社會的文化基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總要求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和諧社會是一個各盡其能,尊重訴求,各得其所,和諧相處的社會。她要求把治國理論的視野拓展到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人發展的各個方面。和諧社會的一個重要的特點就是社會的經濟要高度的發達,而高科技是經濟的高度發展的重要保障。通過科技促進生產力的提高和財富的增加是一種良性的循環模式。因此世界上的各個國家都在爭先恐后地發展高科技,促進自己國家的經濟發展。特別是面對當今跨世紀的歷史時刻,在國際國內形勢處于重大發展變化的歷史階段,我們要深刻地認識和把握科學技術對社會的持續發展繁榮所起的重要作用。同時,科學作為認識人類,認識世界(包括人自身)探索未知的一種實踐的一種實踐和精神活動方式及其成果,構成了人類文化的重要部分。科學不僅作為一種經濟力量有力的推動著社會物質文明的發展,而且作為一種文化力量有力推動著社會精神文明的進步。通過大力提高公眾科學素養,使科學的思想意識,科學知識,科學方法,科學技術,科學實踐活動,科學精神和科學行為大眾化來促進科學文化的傳播可以起到發展先進生產力和先進文化的雙重歷史使命。通過科學與社會主義在文化上緊密的結合建造一個社會知識基礎和平臺來促進人與自然關系的根本好轉、社會的全面和諧進步和人的全面發展,這對于振奮民族精神,提高全民素質和促進我國和諧社會的發展是有著重要意義的。

3 我國加強建設科學文化的緊迫性

在當今社會科學文化的力量已成為改造世界,推動歷史前進的重要力量,是先進文化發展的方向。用科學文化提高全民族的科學文化素質,將科學文化融入中國傳統文化之中,既是中國未來的發展大計,同時也是迅速適應國際競爭環境的當務之急。

但由于我們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要實現生產力的迅速發展,達到物質財富的極大豐富,建設起完善的社會主義民主,以實現教育,文化,科學,技術的發達,都將是一個長期的奮斗過程;人們的舊思想,舊習慣也長期落后于社會存在;特別是難以抗拒的大自然的嚴重天災給人們帶來的痛苦和困擾也是不能擺脫的;同時,由于我們現處在錯綜復雜的國際環境之中,以及我們的社會主義暫時還屬于初級階段,這就從總體上而言,人們的科學文化素質水平還不會太高。另外,在科學文化普及的方面,由于我們的許多工作,宣傳的方法還主要依靠報紙書刊等,用影視作品來反映科學文化方面的素材少之又少。其思想基點也僅停留在宣傳,普及一般科學知識的層面上,科學文化宣傳的力度遠遠低于社會發展的程度。當今封建文化和迷信行為還有發展的趨勢也是國民科學素養水平低的一個表現,這也說明了我國社會還缺乏科學的文化氛圍。以上的種種原因都說明了目前我國科學文化的發展還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社會政府部門和各界人士應通過各種方法和手段來促進科學文化的加速發展。

4 進一步加強科學文化建設的建議

(1)提高13億人的科學文化素質迫在眉睫。

隨著經濟的發展和人們的物質生活改善,人們談到科學文化素質就認為隨著人們科學文化知識的增長,公民的文化素質會自然而然地提高。這種想法對嗎?據調查顯示,我國公民科學文化素質的變化與經濟的快速發展相比是不對稱的,由此可以看出科學文化素質是不會隨著經濟發展和人們物質生活的改善而自動提高的。由于缺乏科學的世界觀,當今一些富裕起來的人竟熱衷于迷信愚昧活動,反科學,偽科學活動也時有發生,這也跟缺乏科學的世界觀有關,同樣的有人認為科學文化素質會隨著人們科學文化知識的增長而自動提高的說法也是錯誤的。人們所具有的一定或較高的文化程度乃至專業技術水平與科學精神,科學世界觀是不能自動劃等號的。在現實社會中有不少受過高等教育的黨員干部和知識分子成為邪說的癡迷者,就是很好的例證。從上面的事實說明了我們應把提高我國人民的科學文化素質提到日程方案里,加大培養提高國民的科學文化素質的力度。

(2)大力發展教育科學文化事業,不斷提高全國人民的科學文化素質。

當今世界,綜合國力的競爭,越來越表現為教育科學文化發展水平和民族綜合素質的競爭教育的職責之一就是要為經濟社會的發展提供人才和知識,提高公民的素質。要高度重視教育科學文化事業對推動社會全面進步和人的全面發展的重要作用,優先發展教育和科學事業,解放和發展文化生產力,推動學習型社會的建設。為建設和諧社會提供有力的文化和人才支撐。

(3)為科學文化的發展提供需要的文化氛圍。

廣泛的利用社會宣傳,新聞宣傳,網上宣傳,手機短信等多種宣傳形式,深入宣傳創建科學文化的重要意義。加大宣傳力度,進一步讓科學文化大眾化,更接近人民群眾。讓群眾切身感受到科學文化帶來的新變化和利益,能夠自覺自愿的參與到創建科學文化的活動中來。

(4) 讓科學文化走出象牙塔順應中國社會文化產業發展潮流。

為發展科學文化,科學文化戰線也將密切關注中國文化事業的發展。在2002年1月,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正式出版了《中國文化藍皮書――2001―2002年中國文化產業發展報告》。這本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和上海交通大學聯合編撰的中國第一本代表國家水準的文化發展藍皮書對文化產業形勢的分析與預測告訴我們,發展文化產業已經成為中國下一階段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科學文化的發展是要不斷的從社會文化中吸取營養的,它們兩者是相互借鑒和滲透的。將科學文化融入順應到中國文化是未來文化發展是主要趨勢。

(5) 進一步加大科學文化的普及力度。

中國現在正處在社會轉型的巨大變革中,它不僅表現在對我國政治、經濟、科技、教育等方面的改革,而且更為深刻地推動了我國社會文化的變遷。由于目前科學文化的傳播還不是很完善,而我國和諧社會的建設發展也是急需科學文化來支持的,因此目前的當務之急就是要加強科學知識的普及和科學文化的實施力度。即通過宏楊科學精神,普及科學知識,倡導科學思想和科學觀念,推廣與應用科技成果,傳播科學理論,傳授科學方法和實用技術,宣傳科技精英人物、推動科研活動機制對整個社會機制的促進,評價當前科學技術,尤其是前沿科學領域發展的新趨勢和新成果等方面來加大科學文化的普及力度。通過加大普及力度來提高全社會的整體科學文化的發展水平,來促進我國和諧社會的快速發展。

參考文獻

[1]鄒海林,徐建培.科學技術史概論[M].北京:科技出版社,2005.

[2]黃順基.自然辯證法概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篇（8）

宿舍文化作為高校和諧校園文化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指的是高校校園環境中，把學生作為主體，把宿舍及其周邊場所作為主要活動區域，把積極向上、健康的課外活動作為主要活動內容，把校園精神作為主要特征的一種學生共同創造和享受各種文化形態的群體文化。良好的宿舍文化對優良學風的養成起著積極地促進作用，與此同時，大學生集體主義精神的培養和教育也在宿舍文化的構建和完善中不斷地得以促進和發展。特別是在當前高校后勤社會化工作的逐漸深入，學生公寓制與社會化管理模式已經開始施行，學生宿舍越來越成為學生生活和學習的重要場所，高校大學生管理和大學生集體主義教育勢必要向學生宿舍轉移。

二、新時期加強大學生集體主義教育的必要性

（一）幫助大學生正確處理好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之間的關系

集體主義本身是對社會主義社會集體和個人之間關系的倫理關系、經濟關系的概括，反映了社會主義經濟關系的本質，它不但是社會主義勞動者個體行為的道德價值導向，同時也是社會主義集體行為的道德價值導向。在大學生群體中，每個個體來自不同的地域，受到過不同的教育和文化熏陶，因此，每個人在處理與他人、集體、社會的關系時，就會有著不同的價值取向。特別是在當前多元價值觀開放的年代，大學生對個人、集體和社會之間關系的處理有著自己獨特的思想認識和表達方式。大部分的思想認識和表達方式都是符合社會主義社會性質和發展方向的，但任然有少部分大學生對待集體和社會的態度已經超出了社會主義價值觀所倡導的范圍，甚至已經滑向個人主義、利己主義、拜金主義的深淵。這就要求高校應該及時地對大學生的精神追求做好積極的引導，教會他們如何正確處理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之間的關系，堅決杜絕學生個人利益至上的不良習氣，想方設法培養學生集體主義精神，在實際生活中養成集體主義至上的觀念。

（二）幫助大學生提高現實交際能力的需要

新一代大學生普遍是獨生子女，從小幾乎都是在父母的呵護下長大的，較為習慣“唯一”的生活狀態。進入大學之后，臥室由在家時的一人間變為了四人間或六人間，以前的屬于自己的私人區域變為四個人或六個人的私人區域。環境的突然改變沒有立即帶來大學生心理上的變化，當代獨身子女身上普遍存在的溝通障礙和個人主義思想在大學宿舍里面有所蔓延。其中，缺乏有效溝通更是成為了阻礙宿舍里、室友間深厚友誼養成和寢室良好學風形成最主要的因素。特別是當前網絡環境下，大學生善于運用網絡獲取信息和知識，通過網絡來學習和生活。同時，當他們在現實生活中遇到困難和挫折的時候，他們寧可選擇不相信寢室的室友，反而將這種情感的宣泄和釋放通過網絡來實現，從而使得本來應該屬于人與人之間的交往變成了人與機器的交往，嚴重淡化了學生的現實感，忽略了構建現實良好人際關系的生存守則，導致在現實生活中，越來越多的大學生缺乏現實的溝通能力、協作能力和最基本的自我表達能力，進而導致不少大學生在踏入社會之后，長時間適應不了現實社會生活，存在嚴重的溝通障礙和社會融合力。對大學生進行集體主義精神教育，有助于大學生盡快適應學校群居生活，幫助大學生在集體中重新定位自己、發現自己的個人價值、集體價值和社會價值。

三、新時期大學生集體主義教育中存在的問題

（一）大學生的“集體主義”觀念淡薄

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在給人們帶來巨大經濟利益的同時，也在逐漸淡化著人們的集體主義精神。受西方價值觀的影響，大學生自我意識、成長意識不斷增強，這在一定程度上對青年價值觀的形成有積極的作用，但是正是由于大學生主體意識的增強，從而導致了利己主義、拜金主義。部分大學生過度強調個人價值的實現，而忽視了他人利益、集體利益的實現，在很多大學中都存在著大學生為得獎學金、評先進資格、入黨資格等進行明爭暗斗、撕破臉皮的現象，對學校的校風、學風產生了極為惡劣的影響，這值得引起社會和學校的廣泛重視。

（二）理論與現實的脫節容易使學生產生逆反心理

目前，各大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普遍認為在課堂上對學生進行集體主義教育非常困難。其原因就在于書本上的內容和現實的發展有時并不能做到完全同步，只要在現實生活中，同學們發現書本上闡釋的內容和實際生活是脫節的時候，老師在課堂上的所有努力都會白費。同時，任課教師與學生接觸的機會往往僅限于課堂，走出課堂后，很少有時間和機會關注學生的日常生活，在這種情況下，輔導員成了鞏固課堂教育成果最主要的人員。但是，一個輔導員往往要帶幾百個學生，不可能對每位學生的思想狀況都掌握得滴水不漏，而且現實狀況是大部分的輔導員常常忙于日常的工作瑣事，往往忽視掉對學生至關重要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對集體主義精神的培養也僅體現在每年定期舉行的各種大型活動中，并沒有將這項工作細化到學生生活的方方面面，這就造成學生在形成集體主義意識的過程中，很容易就中途淡化、甚至完全喪失了這種思想認識。

四、宿舍文化建設對大學生集體主義教育的重要性

（一）加強寢室文化建設是培養大學生集體主義精神的有效途徑

一般來說，大學里的各個學院（系）相對比較獨立，學生群體主要有學生宿舍、班級、年級、學院（系）等四種群體組織。其中，宿舍是大學生四年中呆的時間最多的場所和活動區域，生活里的瑣事閑聊、學習中的奮進拼搏、情感中的歡樂悲傷，都會潛移默化地影響到同寢室的人。因此，加強寢室文化建設就成為了當前培養大學生集體主義精神的最為有效的途徑。充分利用寢室文化的構建，引導和教育大學生樹立集體主義的意識，努力增強他們的凝聚力。例如，舉辦寢室美化大賽、寢室才藝大比拼等活動，充分釋放和挖掘同學們的想象力和創造力，讓他們在打造完美寢室的過程中，認識到集體的力量、感悟到集體的溫暖，讓大學生明白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的辯證關系。只有這樣寓教育于活動中，把集體主義為原則的社會主義道德與自身的實踐統一起來，才能使集體主義教育更加形象化、具體化，才能更好地弘揚集體主義精神。

（二）加強寢室文化建設是檢驗大學生集體主義精神的試金石

當前，各高校對于集體主義精神的教育主要集中在課堂上，通過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教育和引導促進大學生集體主義精神的培養。但是，對于如何檢驗大學生集體主義精神的培養情況，還沒有一個行之有效的方法和渠道來得出結果。目前，正值后勤改革的發展階段，探索寢室文化建設如何促進學風建設的方向正好賦予了寢室文化建設檢驗大學生集體主義精神培育情況的這一重要使命。寢室文化建設的優劣直接反映著這一寢室凝聚力的高低，體現著寢室個體最基本的集體主義意識和集體榮辱觀。一個寢室的文化氛圍營造的特別好的話，相對來說，該寢室在寢室之間的感召力、寢室成員之間的友愛度、成員個體內心的集體主義意識就要強得多；相反，該寢室各種反映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各項指標都是呈負增長的趨勢。同樣的，如果一個寢室成員之間的友愛度、成員個體內心的集體主義意識強的話，也會直接影響到整個寢室文化的構建。

五、宿舍文化建設對大學生集體主義教育的作用發揮

（一）構建良好的宿舍環境

良好的宿舍環境可以陶冶人的性情、熏陶人的心靈。構建良好的宿舍環境既要靠宿管工作人員打造好一個良好的物質環境，同時還需要大學生與宿管人員一起維護，將基本的物質環境盡量最優化，使得宿舍環境為學校的校風建設、學風建設提供最佳的教育環境。真正讓學生自己感受到在宿舍里邊住得舒心、住得放心、住得安心。這就要求，宿管人員要在衛生干凈整潔的基礎上進行科學的宿舍布局，將不同學院和專業劃定在不同的區域，這樣便于開展個性化宿舍建設評比活動；同時，根據以學院和專業為單位的寢室劃分，不同專業的同學根據他們的專業特色，從整體色調、墻貼內容、物品擺放、綠化美化等方面進行寢室風格的設計，力爭打造專業特色鮮明、格調品味高雅的宿舍文化，形成積極向上的文明風氣，弘揚團結協作的集體主義精神。

（二）強化科學的宿舍管理

篇（9）

   馬爾庫塞用形式主義美學理論批判美學，批判 藝術 是社會意識形態的觀點，這是不足取的。但我們也應該看到，馬爾庫塞所強調的藝術的主體性、藝術自律及審美形式等問題，確實是長時期內美學所忽視的。在

    童慶炳在寫于1983年的《文學與審美》一文中提出了一個今天看來習以為常而在當時起到開風氣之先作用的見解:“只有在文學理論的各個問題上深深引進‘審美’的觀念，我們的文學理論才可能打開新的局面”。1984年，童慶炳在自編教材《文學概論》(紅旗出版杜)中明確提出了“文學是社會生活的審美反映”及“審美是文學的特質”的新見解。童慶炳在1992年主編的《文學理論教程》中則吸收了 現代 西方語言美學的新成就，提出了一個沿用至今的觀點—“文學是顯現在話語蘊藉中的審美意識形態”。

篇（10）

[作者簡介]胡吉紅（1973- ），女，遼寧朝陽人，廣西警官高等專科學校社科部副主任，副教授，碩士，主要從事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和社會心理研究；劉華政（1972- ），男，廣西橫縣人，廣西教育學院社科部主任，副教授，博士，主要從事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法社會學教育和研究工作。（廣西 南寧 530023）

[課題項目]本文系2013年度廣西新世紀高等教育教學改革工程項目“高校大學生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內容改革研究與實踐――基于地方教育資源的開發運用”（項目編號：2013JCA270）、2013年度廣西高等學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群團組織參與高校管理和服務的機制研究”（項目編號：SK13YB137）和2012年廣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論與實踐立項研究課題“廣西高校大學生社團的建設與管理研究――基于和諧校園的構建”（課題編號：2012LSZ044）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中圖分類號]G64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3985（2014）12-0046-03

當今社會正發生著復雜而深刻的變化，我國正處在改革的攻堅階段和發展的關鍵時期，經濟成分、經濟利益、社會生活方式、社會組織形式、就業崗位、就業方式多樣化日趨明顯。這些日益嚴峻的挑戰給高校的和諧與穩定帶來了大量新情況、新問題和新任務。本文擬從和諧校園的角度，立足大學生社團，探討其在高校維穩中作用的發揮問題。

一、何謂和諧校園

“和諧”兩字均指音樂的合拍與禾苗的成長，“和”即“諧”，“諧”乃“和”，引申為各種事物井然有序、有條不紊、相互協調，即《周禮》里所說的“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和《中庸》說的“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和諧是一種狀態，也是一種美德，對于中華民族傳統文化而言，和諧是其核心的價值追求。其主旨為“和而不同、”，和諧是指事物協調、均衡、有序的發展狀態，而不是整齊劃一狀態，具有協調性、共榮性、和平性三重內涵。

學校作為教育機構的重要組成部分，主要是由學生、教師、管理人員和其他教輔人員等組成的微社會，是按照一定制度、規范相互聯系在一起的特殊社會組織。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大背景下，和諧校園建設也是題中應有之義。一般認為，廣義上的和諧校園體現為一種教育生態的平衡，就內部環境來說，是教育主體與教育對象之間的友好相處；就外部環境來說，是學校與家庭、社會、自然環境的平和相處。狹義上的和諧校園是這樣一種狀態：學校結構、規模、質量、速度、效益、生態環境等要素能夠協調發展，各種資源能夠充分釋放，各方面積極性能夠充分發揮，人的素質能夠全面提升，干群之間、教師之間、師生之間人格平等，合作真誠，健康競爭，可持續發展。本文認為“和諧校園”是指校園內部各要素間處于一種相互依存、相互協調、相互促進的狀態，從本質上說是校園內部各種矛盾關系經過沖突、協調，趨向統一的過程，體現的是不同利益沖突的個人或群體和平共處、相得益彰的狀態，這是矛盾及糾紛得到及時、有效和制度化解決的過程。

二、和諧校園的構建格局

從理論意義上來講，一個社會能夠在穩定中得以發展，在于社會的三大支撐點――政府、民間、個人各有分工，并各司其職，共同維護并推動社會的和諧發展。隨著我國民主法治化進程的不斷加快，“小政府，大社會”的趨勢明顯增強，政府的角色由“全能”向“有限”轉變、由“控制”向“服務”過渡，一些社會事務將由“以政府直接管理為主”轉向有著廣泛公民參與的“政府宏觀調控下的社會（公民）治理為主”。這既是社會發展的宏觀趨勢，也是社會民主法制的重要表現。與政府職能轉變相適應，諸多民間性質的社會組織日益受到重視并日趨活躍，其活動的邊際也越來越廣，承擔著從政府中分離出來的社會職能。同樣，和諧校園的構建同樣離不開校園內部的三個支點――校方、群團、個人，并形成校方主導、群團參與、個人自律的三維一體的工作格局。

（一）校方主導

和諧校園建設是校園管理的方向，也是重點。包括黨委、各行政職能部門和校屬各單位在內的校方，是和諧校園建設的重要主體，處于領導和主導地位。當前，校方需與時俱進，正確把握校內外新形勢新特點，針對校園存在的突出問題，著重研究加強管理、化解矛盾、維護穩定的新思路和新舉措。首先是轉變理念，從傳統的校方“整治命令”思維轉變到“寓管理于服務之中”的觀念；從校方“包打天下”到注重運用群團力量、形成建設合力；從習慣“滅火”到突出源頭治理；從青睞硬性行政手段到重視運用道德、科技、行政、經濟等手段綜合管理的觀念轉變。校方主要在和諧校園構建中的主導作用，須重在以下方面的建立健全：教育教學實踐安全監管體制、師生權益維護機制、網上輿論引導機制、實有人口動態管理機制、食品藥品安全監管機制、應急管理機制及校園治安防控體系、基層社會管理和服務體系、公共安全體系等方面起主導作用。

（二）社團參與

大學生社團等群眾組織是學校廣大師生員工存在的形態和相互維系的紐帶，也是個人與校方之間聯系、溝通的橋梁，更是校方與個人之間利益矛盾的“減壓閥”“緩沖器”。社團建設得好，可減少校方的建設尤其維穩方面的支出，有效降低治理成本。社團引導得好，利于校方決策措施的貫徹執行、落實到位，消除諸多不必要的麻煩和障礙。因此，要引導學校各類社團加強自身建設、增強服務學校的能力，并支持社團參與學校管理和公共服務。社團對和諧校園構建的參與，重在管好自己的人守好自己的門，突出表現在有效化解矛盾、解決糾紛于內部，不致使問題擴大甚至惡化造成校園的不穩定。允許、鼓勵乃至激勵群團參與，需要校方切實推進職能轉變，賦予大學生社團等群團組織以合法性，使群團代替校方行使部分職能，并從政策、經費、場所等方面予以有力支持。讓群團有所為，從短期看是當務之急，從長遠看則是學校和諧發展的必然。校方需解放思想、轉變觀念，要有所為有所不為，凡群團“接得住、管得好”的事都交給它們去辦去管，自己只需通過制定規則，形成機制，從宏觀上把握好群團的方向。

（三）個人自律

公眾由個人組成，官府或校方是公眾出讓部分權力并委托幫助管理的機構，而民間或群團是廣大普通民眾存在的場域。不管是處于主導地位的官府或校方，抑或是身居相對次要地位的民間或群團，個人均是其基本組成要素。因而，個人的素質影響到群團組織的構成及作用的發揮，也制約著官府或校方的效率和信譽。所以，就個人而言，也應做到有所為有所不為，法律規章許可又無損他人的，可為；否則，不可為，應及早避之。為與不為，決定權在個人，這就是個人的自律。自律，須注意和學會“換位思考”，堅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須常思“要我做什么”“我能做什么”“我該怎樣做”的問題；須不但管好自己做好自己，還應影響、幫助、感染、感化他人；須主動參與，加入群團，支持和監督官府或校方，堅持“有一分熱，發一分光”，同時注意“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做到“慎獨”。作為和諧校園構建的基本主體，個人作用不容小覷。

總而言之，校方與社團之間并非競爭、對立，而是互相補充、互相依存的關系。雙方在相互獨立的基礎上建立創新的合作伙伴關系，應是一個持續的良性互動過程。通過合作，社團可以做許多校方想做而做不好的事情，填補學校管理中的缺陷；與此同時，社團也可以在校方的扶持與培育下完善自我、克服不足，成為介于校方與個人之間的第三種力量。

三、大學生社團作用發揮的路徑分析

大學生社團具有“組織聯系，凝聚人心”“鍛煉能力，培養才干”“解決糾紛，營造和諧”等校園維穩的功能，是高校維穩的主力軍。在和諧校園的構建與發展中，社團主要通過以下三方面來維穩：

（一）有效的內部管理

大學生社團屬“非正式組織”，由一些理想、信念、志趣相投的在校大學生為了共同目標而組成。但調查結果表明，學生加入和退出社團比較自由，這不利于社團對成員的管理，更不利于學生問題的社團解決。因此，社團必須加強自身建設，實行有效的內部管理，改變這種渙散、近似無組織無紀律的狀況，樹立起作為解紛主體的權威，確立起作為維穩生力軍的地位，切實增強自身的凝聚力和感召力。要緊緊圍繞“構建和諧校園”這一主題，在學生各類問題、矛盾糾紛日趨增多、復雜的情況下，不斷強化社團的維穩功能。這就需要社團積極探索能促進自身發展、符合自身特點的管理方式。首先，社團自身要有一套可行的活動組織措施、一套先進的管理方法。社團是在校大學生基于共同的宗旨而凝聚成的一個整體，社團內部管理須由學生自己來承擔。社團需定期召開議事會，討論工作中的具體工作方法，解決問題，布置下一步工作，確定開展活動時各種人員的協調合作。其次，要建立一種和諧民主的管理機制，充分調動成員的積極性，使大家都能以主人翁的姿態參與進來，使成員能切實感受到加入社團所獲得的樂趣和取得的進步。再次，要在組織開展某項活動前，集思廣益，認真做好預案，爭取把活動開展所可能遇到的問題和情況及解決的對策、辦法考慮周全。同時，在活動開展中，需選派一名責任心強的人專門負責，將工作任務分解落實到人。最后，要注意社團信息的收集和成員情況的研判，以便在最短的時間內發現問題并及時解決問題，確保社團的健康發展。只有這樣，社團內部才會穩定，才能真正成為同學反映意見、表達訴求、維護權益的平臺。通過社團管理學生，做到“事不出團”，全校各社團共同為之，校園方能和諧。

（二）有效的橫向溝通

校園的和諧穩定是一個整體概念，任何環節的缺失都會破壞校園安全有序的整體效果。因此，學生各社團須有全局觀，有必要加強相互之間的信息平衡溝通，協調好社團關系。高校學生社團種類多樣，數量眾多，因此，大學生“一人多社”現象也十分普遍。社團之間成員的交叉重疊，注定了社團解紛的復雜性，增加了問題解決的難度和維穩的成本。成員身份的多重性及成員問題矛盾的部分涉外性（注：涉外，指涉及本社團以外的），使得一些問題和糾紛沒辦法完全通過本社團內部來解決，而必須借助涉及的其他社團力量。因此，社團在解紛維穩過程中須實行相互之間有效的橫向協調。社團間橫向協調時須堅持、平等互助原則。不同的社團，有不同的興趣認同和目標要求。無論從地位上、合法性與合理性上，每個社團都是平等的。任何一個社團的發展都離不開其他社團的發展與支持。社團間相互聯系，可以減少隔閡，消除誤會，化解矛盾，能夠實現建設和諧社團的重大目標。高校猶如一個小型的世界，這個世界里有許多的社團主體，在學校這個范圍內各團體以社團為主體參與“全校事務”，相互間加強合作，通過平等協商，建立有效的信息交流機制、問題會商機制、會同解紛機制、善后平息機制等。

（三）有效的縱向銜接

社團存在、發展過程中，涉及的問題一方面來自社團，另一方面來自成員。這些問題，大部分可在社團內部得到妥善解決，有部分借助其他社團力量也可得到圓滿解決，但也有部分需提交到校方才能決斷、處置。這就要求社團主動和加強與校方的對接和聯系，注意匯報，爭取到校方的認可、理解和支持。社團盡管自我管理、自我發展，實行自治，但與校方之間卻不可分割，這種關系主要體現在社團對校方提供的政策、規章制度環境的依賴，因為校方往往通過相關政策措施的制定和執行對社團的活動施加最具權威的影響。因此，社團須經常保持與校方的溝通，通過各種方式和渠道，有效地將社團的聲音傳達給校方，以便校方了解社團，并適時地出臺有利于社團發展的舉措。學校的各職能部門是代表學校行使管理職能的，社團主動配合各相關職能部門的管理至關重要。因此，社團應把處理好與學校及其職能部門的關系，作為自身基本建設不可或缺的一環。在與學校相關職能部門的關系上，社團應謹慎地尋求生存和發展的空間，自覺地遵守有關規章制度，尊重這些部門的權力，接受其領導和管理，遇事請示、有問題主動對接，不謀越軌之私，不做越權之事。此外，社團應堅持向校方多請示、勤匯報，不失時機的宣傳、展現自己，以取得領導的信任和支持。事實證明，部分社團有效地處理了與校方之間的關系，校方也給予積極的回應，提供了很多服務，從而為社團贏得了生存和進一步發展的空間。

大學生是國家的高素質人才，承載著民族的希望和國家的未來，肩負著建設祖國和社會的歷史使命，是國家建設的主力軍和生力軍，是引領未來社會的核心力量。作為高校學生教育學習實踐的重要載體和有效平臺，大學生社團對于正處青春期和“三觀”形成期的大學生具有強烈的感召力。在校期間，大學生應主動、積極地加入社團，通過社團在不斷完善自我的同時，有組織地參與到學校穩定的維護與校園和諧的構建工作中，切實做出自己一份應有的貢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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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立剛，李書梅，高鵬飛.關于高校學生社團建設的幾點思考[J].河北體育學院學報，2003（1）.

篇（11）

一、如何構建科學的法人治理結構

基本規范中第十一條規定，企業應當根據國家有關法律法規和企業章程，建立規范的公司治理結構和議事規則，明確決策、執行、監督等方面的職責權限，形成科學有效的職責分工和制衡機制。

1.企業按照國家有關法律法規、股東（大）會決議和企業章程，結合本企業實際，明確股東（大）會、董事會、監事會、經理層和企業內部各層級機構設置、職責權限、人員編制、工作程序和相關要求的制度安排。

2.企業應當按照科學、精簡、高效、透明、制衡的原則，綜合考慮企業性質、發展戰略、文化理念和管理要求等因素，合理設置內部職能機構，明確各機構的職責權限，避免職能交叉、缺失或權責過于集中，形成各司其職、各負其責、相互制約、相互協調的工作機制。

3.企業應當通過編制內部管理手冊，使全體員工掌握內部機構設置、崗位職責、業務流程等情況，明確權責分配，正確行使職權。

4.企業應當成立專門機構或者指定適當的機構具體負責組織協調內部控制的建立實施及日常工作。

5.企業應當加強內部審計工作，保證內部審計機構設置、人員配備和工作的獨立性。

如上所述，企業只有建立了科學的法人治理結構，才能造就出優秀的高管團隊和先進的管理制度，依法經營，履行好促進就業、保護員工權益和其他社會責任，高管帶頭垂范作用和員工滿意度的提高才能有助形成優良的企業文化。

二、如何構建優良的企業文化

所謂企業文化，是指企業在生產經營實踐中逐步形成的、為整體團隊所認同并遵守的價值觀、經營理念和企業精神，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行為規范的總稱。基本規范第十八條規定，企業應當加強文化建設，培育積極向上的價值觀和社會責任感，倡導誠實守信、愛崗敬業、開拓創新和團隊協作精神，樹立現代管理理念，強化風險意識。董事、監事、經理及其他高級管理人員應當在企業文化建設中發揮主導作用。企業員工應當遵守員工行為守則，認真履行崗位職責。

1.企業應當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積極培育具有自身特色的企業文化，引導和規范員工行為，打造以主業為核心的企業品牌，形成整體團隊的向心力，促進企業長遠發展。

2.企業應當培育體現企業特色的發展愿景、積極向上的價值觀、誠實守信的經營理念、履行社會責任和開拓創新的企業精神，以及團隊協作和風險防范意識。企業應當重視并購重組后的企業文化建設，平等對待被并購方的員工，促進并購雙方的文化融合。

3.企業應當根據發展戰略和實際情況，總結優良傳統，挖掘文化底蘊，提煉核心價值，確定文化建設的目標和內容，形成企業文化規范，使其構成員工行為守則的重要組成部分。

4.董事、監事、經理和其他高級管理人員應當在企業文化建設中發揮主導和垂范作用，以自身的優秀品格和腳踏實地的工作作風，帶動影響整個團隊，共同營造積極向上的企業文化環境。企業應當促進文化建設在內部各層級的有效溝通，加強企業文化的宣傳貫徹，確保全體員工共同遵守。

5.企業文化建設應當融入生產經營全過程，切實做到文化建設與發展戰略的有機結合，增強員工的責任感和使命感，規范員工行為方式，使員工自身價值在企業發展中得到充分體現。企業應當加強對員工的文化教育和熏陶，全面提升員工的文化修養和內在素質。

如上所述，企業高管在構建企業文化中起主導和垂范作用，如果沒有科學的法人治理結構及機構設置，是難以形成優良的企業文化的。而優良的企業文化使企業所有團隊和員工關注到企業的誠信和長遠發展，關注到企業所面臨的各種風險，關注到應履行的社會責任，因此，沒有優良的企業文化是難以保障企業能履行社會責任的。

三、企業如何盡到社會責任

所謂社會責任，是指企業在經營發展過程中應當履行的社會職責和義務，主要包括安全生產、產品質量（含服務，下同）、環境保護、資源節約、促進就業、員工權益保護等。

1.企業至少應當關注在履行社會責任方面的下列風險：

(1)安全生產措施不到位，責任不落實，可能導致企業發生安全事故。

(2)產品質量低劣，侵害消費者利益，可能導致企業巨額賠償、形象受損，甚至破產。

(3)環境保護投入不足，資源耗費大，造成環境污染或資源枯竭，可能導致企業巨額賠償、缺乏發展后勁，甚至停業。

(4)促進就業和員工權益保護不夠，可能導致員工積極性受挫，影響企業發展和社會穩定。

如上所述，不能很好履行社會責任方面給企業帶來的風險往往都是致命的，企業必須重視履行社會責任的重要性。

三鹿毒奶粉事件就是一個最深刻的教訓。事件回放，從2008年6月28日蘭州醫院收治首個毒奶粉患兒，到2008年12月23日三鹿集團因毒奶粉事件被宣告破產，不到半年時間，三鹿集團遭受滅頂之災，同時事件還造成6名嬰兒死亡，逾30萬名兒童患病的惡果。董事長田文華和另外18人被追究刑事責任。

通過毒奶粉事件，我們發現其內部控制存在很大的缺陷：①從公司治理結構方面看，董事長田文華從1987年開始擔任三鹿集團董事長兼總經理，到2008年9月17日被刑拘，任職長達21年，導致公司治理結構的制衡機制失效。②從履行社會責任方面看，該公司對購進原料奶疏于管理，沒有履行相應的社會責任。③從企業文化方面看，該公司在2007年就接到消費者反映奶粉質量的投訴，直到毒奶粉事件被曝光，沒有遵守誠實守信原則，說明該公司在企業文化環境控制中存在嚴重缺陷……

所以，企業應當重視履行社會責任，切做到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短期利益與長遠利益、自身發展與社會發展相互協調，實現企業與員工、企業與社會、企業與環境的健康和諧發展。

2.企業如何履行社會責任

(1)加強安全生產

企業應當根據國家有關安全生產的規定，結合本企業實際情況，建立嚴格的安全生產管理體系、操作規范和應急預案，強化安全生產責任追究制度，切實做到安全生產。

企業應當重視安全生產投入，在人力、物力、資金、技術等方面提供必要的保障，健全檢查監督機制，確保各項安全措施落實到位，不得隨意降低保障標準和要求。

企業應當貫徹預防為主的原則，采用多種形式增強員工安全意識，重視崗位培訓，對于特殊崗位實行資格認證制度。企業應當加強生產設備的經常性維護管理，及時排除安全隱患。

(2)提高產品質量

企業應當規范生產流程，建立嚴格的產品質量控制和檢驗制度，嚴把質量關，禁止缺乏質量保障、危害人民生命健康的產品流向社會。

企業應當加強產品的售后服務。售后發現存在嚴重質量缺陷、隱患的產品，應當及時召回或采取其他有效措施，最大限度地降低或消除缺陷、隱患產品的社會危害。企業應當妥善處理消費者提出的投訴和建議，切實保護消費者權益。

(3)努力實現環境保護與資源節約

企業應按照國家有關環境保護與資源節約的規定，結合本企業實際情況，建立環境保護與資源節約制度，認真落實節能減排責任，積極開發和使用節能產品，發展循環經濟，降低污染物排放，提高資源綜合利用效率。企業應當通過宣傳教育等有效形式，不斷提高員工的環境保護和資源節約意識。

(4)促進就業與員工權益保護

企業應當依法保護員工的合法權益，貫徹人力資源政策，保護員工依法享有勞動權利和履行勞動義務，保持工作崗位相對穩定，積極促進充分就業，切實履行社會責任。企業應當避免在正常經營情況下批量辭退員工，增加社會負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