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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文化論文大全11篇

時間:2023-03-20 16:15:08

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表云整理的11篇南北文化論文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

南北文化論文

篇(1)

(二)地域日照差異與地區建筑布局差異我國南北日照差異較大,不同地區人們為了適應當地氣候,形成了不同的建筑布局特征。南方一般日照充分,氣候炎熱多雨。為了通風,南方建筑總是選擇最有利于通風的建筑布局形式。如我國西南彝族、傣族的民居多采用單元結構的民居組合形式。單元式結構的房屋就是住房、倉庫、畜圈等連在一起的一棟房子。一層建筑通常是長條形,一端住人,另一端安置牲畜等。兩層建筑一般上層住人下層圈養牲畜或儲存谷物等。三層建筑一般底層用作廚房、畜圈,二層為儲存室,三層住人。單元結構的民居多為獨家居住,但也有多家居住的。我國福建地區的客家人,將許多單元式結構的房子建在一起形成圓形土樓,以達到增進團結,共同防衛的目的。我國北方日照較弱,為了充分吸收太陽的熱能,總是盡可能選擇將房屋平鋪式的布置在平面上。北方的四合院就是這種建筑布局的典型。四合院采用院落式民居組合形式,其形式一般為住房、倉庫、畜圈等彼此分離而相距不遠,周圍用圍墻相接,形成獨家獨戶的民居建筑。北方四合院一般正房朝南,東西兩邊為廂房,門向院內開,南面是墻。四合院的轉角互不相連,廂房不遮正房,以便盡可能地獲得太陽照射。四合院中的支隔窗、簾架門、天棚、火灶等都可適應我國北方夏熱冬寒的氣候。另外,受中國人含蓄內向的性格特征的影響,院落式民居建筑一般回廊相連,圍墻環抱,圍墻成為主要景觀。如北方四合院,進門便是影壁,可擋住行人的視線,過了影壁還有二門,既垂花門。垂花門之后才是四合院的核心——內院。

二、南北差異視閥下的中國傳統建筑類型

(一)地域地勢差異與地區民居建筑差異特定地域的自然條件與人文環境對民居建筑的影響相對明顯,反映出不同地區的風土與文化。民居建筑結構簡單、造價低廉,往往在建造過程中因地制宜、因材取材,建造過程中總是盡量從本地條件出發,努力與本地的日照、氣溫、地勢、物產乃至當地民風民俗相適應,因此具有濃郁的地域特色。我國南北地域文化差異對南北方民居建筑的影響深遠,南北民居建筑具有顯著差異。北方地勢平坦開闊,但日照較弱,受這一地勢影響,北方民居一般坐北朝南,以抵御風寒。如北京的四合院多為坐北朝南,且大門多處于東南角,有紫氣東來、壽比南山之隱喻。宅院中軸線以倒座、垂花門、正房、后罩房組成南北主軸,正房以坐北向南為貴,長輩住上房,兒孫輩依輩分不同而住不同的房,形成明顯的上下、長幼的倫常秩序,暗合北京作為的天地君親師的宗法觀念。我國南方山地丘陵起伏,地勢不如北方平坦開闊,但日照充分。受這一地勢影響,南方山地民居往往依山而建,山脈逶迤而房屋朝向亦變,不限于坐北朝南,方位觀相對較弱。如云南大理地處由南向北的橫斷山脈,西靠蒼山,東鄰洱海,常年主導風向是西南風,因此居住在大理的白族人民,其房屋朝向一般為坐西向東。這樣的住所有比較開闊的視野,但也能達到風不進門的目的。江南民居其平面尺度一般較縱向尺度小,頂部僅留小尺度的天井口,這樣就可以在庭院及建筑內部留下較多陰涼。

(二)地域宏觀背景差異與地區園林建筑差異我國園林建筑按區域可分為北方園林和南方園林,南、北園林在建筑形式、植被、要素、社會背景等方面都存在著很大的差異。這與我國南方和北方不同的社會背景、氣候特征、植被特色有著密切關系。首先,從社會背景角度看,建筑是“石頭的史書”、“凝固的歷史”,特定時代的建筑總是在敘述時代的歷史與文化內涵,詮釋著那個時代的政治、社會、風俗民情等。我國古代王朝的都城多在北方,因此北方多富麗堂皇、氣勢恢宏的皇家園林?;始覉@林具有多重功能,可供皇帝和貴族居住、游玩,也可進行各種政務、宗教活動。園內多建有神仙島和瓊樓玉宇,以求國泰民安和長生不老。在南方,園林多為文人出身的士大夫所造的私家園林。造園的立意構思多出于詩文,再配以寓意高雅的楹聯和匾額,透溢出濃厚的書卷氣息和文人情趣。建筑物大都臨水或迎面敞開,以供飲娛樂,以便潛讀欣賞。其次,從氣候特征上看,我國北方園林嚴實、封閉,少空透,多單元開窗,以保持室內溫暖,抵御嚴寒。而南方園林建筑則層次分明,內外貫通,多敞口,可使空氣流通順暢。最后,從植被特征上看,由于北方全年獲得的太陽輻射少于南方,樹木花草的凋零時間長于南方,所以園林植被多選常青的松柏,再配以紅柱、牡丹、海棠等花卉,色彩對比鮮明,顯得絢麗奪目。而南方園林則草木種類豐富,四季繁花似錦,描繪出一片姹紫嫣紅的繽紛景象。

(三)地域資源差異與地區佛教建筑差異佛教建筑是我國建筑景觀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國佛教建筑呈現出南方多佛寺,北方多石窟的差異。這種差異也是與我國南北地域資源差異相適應。我國南方土壤深厚,植被茂盛,不便開鑿,因此多建佛寺于南方。另外,受佛教文化中“無我”和“超脫”的出世觀的支配,佛寺大多建在山水幽美的風景勝地。我國四大佛教名山中的三座都在南方。除了因為我國唐宋以后文化重心南移外,還因為南方氣候溫暖濕潤,風景勝于北方。“山行本無雨,空翠濕人衣”的感覺只有在四川盆地的峨眉山才能體驗到?!疤旌訏炀G水,秀出九芙蓉”的美景只有在九華山才能觀賞到。古木參天,海天一體的玄奧氛圍只有在普陀山才能感受到。我國北方多晴朗天氣,山體風化層薄,植被稀疏,巖石,便于開鑿,所以佛教建筑多為石窟寺。石窟寺工程浩大,需要巨額的建筑資金。北方地區靠近首都,易于獲取皇室贊助,有利于石窟寺的建造和普及。大同云岡和洛陽龍門兩大石窟的建造都直接受惠于北魏皇室的支持。北魏皇室的都城先在大同,后遷至洛陽。石窟寺的出現地區與我國佛教文化的傳播路線是一致的,即沿著絲綢之路,由西向東,由北向南。石窟寺的建造適應了佛教在我國傳播和發展的需要。我國南北佛教建筑的差異也適應了我國佛理的發展。北方佛學“重禪法,尚修行”,因此不惜工本,開窟造佛。南方佛學重視探究義理,所以構建木結構的佛寺,用以開壇講經。

篇(2)

 

(TnPM管理體系創始人;中國設備管理協會全面生產維護委員會主任;中國機械工程學會設備與維修工程分會TnPM推進中心主任;廣州大學教授;廣州大學工業工程與設備工程研究所所長;廣州市政府咨詢顧問專家組成員;歐洲維修聯合會專家組成員;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

南京地鐵是我所見到的最有文化內涵的企業。這首先表現在維修文化上。他們提出的理念——修有道,行無疆。簡潔、概括,寓意深刻。什么是“修有道”,道可道,非常道。所謂道,“大”可代表理念、愿景,“小”可濃縮為策略和規范。“行無疆”,“大”可意味著前途無量,前景無限,也預示著設備管理之途“路漫漫其修遠兮”;“小”可意味著規范、執行力的改善空間無限,現場改善無止境。區區六個字,讓人尋味不止,深省不已。

南京地鐵的設備管理有兩個很好的抓手交通論文,一個是RCM,另外一個是TPM。這兩個抓手是抓到點子上了。

了解國際設備管理發展脈絡的人都清楚,RCM是以可靠性為中心的維修模式,它是以設備可靠性和故障后果分析為基礎,以費用有效為前提,充分運用邏輯決斷分析模型來設計維修模式,按照既定的維修大綱執行。眾所周知,地鐵運營可靠性和安全是重中之重。將可靠性和故障后果分析作為工作的起點和基礎,就可以為列車的安全運行奠定科學的管理基礎。盡管RCM管理體系存在二值邏輯的歧義性缺陷,故障后果分析也更多依賴于評價專家的技術水平,他們的確是扎扎實實的朝著科學決策的方向邁出堅實的一大步。

TPM誕生于上世紀70年代的日本,隨著日本工業從3C(Car, Cooler, Color TV)向4C(Car, Cooler, Color TV, Camera)時代的過渡而誕生,如今已經風靡全球。TPM的靈魂是以現場管理5S為起點,以自主維護為靈魂,以全員參與的改善活動為基礎。南京地鐵正是看中了TPM這三個閃光點而執著推進的。

現場,除了將傳統5S擴展到8S,增加了安全、節約和堅持三個要素之外,他們重點抓住設備房標識系統的設計,將一目了然的管理打造成為行業標準。自主維護,他們按照KIO對設備分級管理,從作業指導書、作業卡開始來規范對設備的清掃、點檢和保養行為。全員參與的改善活動,他們借鑒了TnPM的有氧活動提法,以OPL和OPS活動為形式,落實現場的各項改善,讓全體員工動起來。筆者曾到地鐵的生產現場和基地調研和指導,一線員工那些執著和充滿激情的年輕面孔至今還在我腦海里浮動。

雖然他們沒有將TnPM的術語SOON體系明確提出來交通論文,在其維修管理實踐中卻始終將維修策略的設計放在第一位。其實,RCM也是一種宏觀策略體系的設計。他們從策略上還創造性提出“全效修”的概念,在點檢體系中結合地鐵實際,提出“隔日檢”的做法,除了狀態監測手段的應用,他們同時積極引進了電子化點檢PDA巡檢系統和設備房標識系統,并把它做實,成為可推廣和復制的模板。電子化點檢PDA體系在提升員工點檢興趣,規范點檢行為,利用傳感技術以及提高點檢效率等方面讓南京地鐵的設備信息采集方式得到跨越式發展。在維修計劃和資源配置上,他們也進行了切合實際和科學的探索。他們還以“維保模式的選擇”和“修程優化”來“規范”維修行為。針對不同設備、設施,如軌道、列車、車站設施、信號系統、接觸網、線網等,他們都進行了專門化的深入研究。南京地鐵已經構建并執行有地鐵特色的檢維修系統解決方案,實施著沒有SOON出現的SOON體系。這一點,完全超越了傳統TPM對檢維修的設計和思考。學習TPM且不拘泥于TPM的條條框框,這就是活的學習,創新式的學習。

南京地鐵十分重視維修活動中的員工成長,以TnPM中的FROG跳蛙活動激活基層團隊,挖掘員工中的創新基因。與此同時,還申請接受中國設備管理協會全面生產維護委員會主導的TnPM五階六維評價,以全面的KPI體系評價、引導和激勵企業進步。

南京地鐵還能夠跳出設備管理的框架,嘗試將目前全球流行的精益生產、六個西格瑪管理等理念融合在其人機系統精細管理實踐中。不識廬山真面貌,只緣身在此山中,研究維修管理是需要隨時跳出自己的圈子,以登泰山極頂、融會貫通和一覽眾山小的氣勢來審視自己的體系設計。這一點,南京地鐵設備管理的開拓者們當之無愧。

盡管近年來我國企業的設備管理不斷進步交通論文,并逐漸追趕上某些發達國家的水平。像南京地鐵那樣“大”有維修管理文化,“小”有維修規范的企業在中國仍然是鳳毛麟角,少之又少!我贊許南京地鐵,就是希望廣大企業向他們學習,用心、用腦、用執行力來管好設備,就是希望今后在中國的土地上,明白設備管理的企業越來越多。讓更多的企業用出色的績效告訴世人——我們中國人是懂得設備管理的!

作為制造業的大國,中國的設備管理水平是到了騰飛的時刻了。倒退20年、30年,如果我們還跟著東洋或者西洋設備管理的腳步亦步亦趨,到了今天我們應該自豪的說,我們不但懂設備管理,而且還有豐厚的維修文化內涵——修有道,行無疆!

篇(3)

孫柔嘉家境一般,相貌平?!L圓臉,舊象牙色的顴頰上又略有雀斑,兩眼還分得太開。要論性感比不上鮑小姐,論純情比不上唐曉芙,論才學比不上蘇文紋,論風雅比不上汪太太,她要把男人圍進自己婚姻的城里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她雖然和方同行,但并未引起方的注意。她要引起方的育睞只有用心計。所以她把自己嚴格地偽裝起來,裝得像人世不深的小女孩—裝小女孩的清純與倍借懂懂。一切在她都化緊為簡。首先在裝束上打扮得甚為素凈,其次在行為上相當簡約:在男人面前也像小女孩一樣,怕生得一句話也不敢講,臉上常帶滾滾不斷的紅暈。一口一聲趙叔叔,就更突出她的小、她的什么都不懂,凡事要仰仗叔叔照顧了。而正是這一點滿足了大男子主義的虛榮心,引起了方鴻漸的注意,激起他的保護欲望與同情心。為此她一出現就在鴻漸的面前擺幼稚、裝好奇,故作幼稚地間鴻漸在海上見過大鯨魚沒有(趙辛嵋當時就覺得這個問題是無可猜疑的幼稚)。當方胡扯一氣,說他們坐的船險些嵌在鯨魚牙齒縫里的時候,她又假裝驚訝,驚奇的眼睛張得像大大的“O”字。當方在旅店里對老板娘調牛奶咖啡說了一句“只要不是她的奶,什么都行”時,她皺眉努嘴做了個頗可愛的厭惡表情。當方與李梅亭爭論時,她在旁眼睛睜得大大的看著,似乎在問你們大人怎么這樣呢,擺出的完全是涉世不深女孩的姿態。她工于心計卻不露聲色,事事把自己放在弱者位置上,放在什么都不懂的女孩子的位置上。她以此來激起男人的同情心與保護欲。當她在學生面前受了委屈時,她毫不掩飾在方的面前抹眼淚;當她收到陸子瀟求愛信的時候,會驚惶失措地向方討教主意。她說的話也好像是涉世未深的女孩:“我照方先生的話去做,不會錯的。我真要謝謝你。我什么事都不懂,也沒有一個人可以商量,只怕做錯了事。我太不知道怎樣做人,做人麻煩死了!方先生,你肯教教我么?”“你肯教教我么”一句話就引起了方鴻漸所有溫柔的保護心。孫柔嘉高就高在一切都裝得天衣無縫,但一切又極有心眼、極有主見。她精心設計“閑話風波”、“家信事件”等圈套,巧妙地利用輿論制造事實戀人或情人的假象,一步步逼方就范。她用李梅亭與陸子瀟來打掩護,假裝害怕伸手拉鴻漸的右臂,仿佛求他保護,故意讓李、陸兩人的眼光全射在鴻漸的右臂上,最終讓方鴻漸落人自己預設的圍城里。孫成了勝利者。但這是怎樣的勝利呢?事實上恰恰是女人迷失自我的表現,是她們落人“被看‘,的圍城里不能自拔的外在顯現。她們把男人對女人的審美理想內化為自己的審美準則,一旦意識到自己不符合男人的審美標準,就感到了嫁的艱難與生存的危險。因此她們要想法設法從“被看”的圍城泅渡出去,以達到婚姻的彼岸。

范小姐對趙辛媚的圍獵更充滿了悲哀。她因為長得不好看一直沒有引起男人的注意,大學四年就是在這樣寂寞的情況下度過的,所以她一聽說汪太太肯為自己做媒,就開始在心里盤算開了趙辛桐—精心地籌劃著圍獵他的計劃。她聽說女人戀愛經驗愈多,對男人的魔力愈大;又聽人說男人只肯娶一顆心還是童貞純潔的女人。于是為了兩者兼顧,她在趙的面前自編自導了一場鬧劇:她向趙送劇本,在劇本上自己寫上:To my precious darling. From the author(給我親愛的寶貝,作者贈)幾行英文,佯裝曾有好多人發狂地愛過她,但她并未愛過他們,她和趙才是初戀。她一廂情愿地妄想以此來激起趙對她的興趣,引起他的注意。她為了增加“被看”的資本,向汪太太借涂眼睫毛的油膏,要把睫毛修飾得能襯托出眼里有一種煙水迷茫的幽夢表情;在汪太太的指導下把嘴唇涂得“像印第安人上戰場擦的顏色同樣勝利地紅”;周身的衣服也是精心設計過。為了創造與趙單獨在一起的機會,她假裝扭傷了腳,假稱忘了拿手提袋。她到趙的住處,故意不斷地發笑,發出的笑聲“脆得像養花的一成不變房子塌了”一樣響,惹得樓上樓下好幾個房間人都出來看,以向人宣示她和趙辛相是情人了。她又假裝嬌弱,在趙的面前多次尖叫,還向趙示意她怕煙味、怕冷。“機關算盡太聰明”,她雖精心自編自演了好幾場戲,急于把自己推銷出去,無奈“落花有意流水無情”,沒人要看她的戲。一方是急于“被看”,一方是不要看,不看的原因在于“被看”者不漂亮,不符合男人的審美標準。女人陷入了可悲的“被看”的圍城中難以自拔。范小姐大概也深知自己扮演的角色不光彩,但是為了走出“被看”的圍城,她必須走進“被看”的圍城,其痛苦的心情大概只有她自己才能體會。

劉小姐雖然意識到女人“被看”的尷尬,反對別人為自己做媒,大聲地反抗:“女人就那么賤!什么‘做媒’、‘介紹’,多好聽!還不是市場賣雞賣鴨似的,打扮了讓男人去挑?不中他們的意,一頓飯之后,下文都沒有,真丟人但她還不是打扮得衣服緊繃繃的去赴汪家的宴,去讓男人去挑?生為女人注定逃不出“被看”的圍城。不想“被看”,不想被挑,但仍然打扮得很性感地去讓男人看、任他們挑,這難道不是一次痛苦的心靈磨難嗎?

有了幾分姿色,就有了與男人討價還價的資本。相比較孫、范二位小姐,鮑小姐、唐小姐、蘇小姐的命運要好得多了,因為她們或或漂亮或雅致,所以擁有待價而沽的本錢?!磅U小姐纖腰一束,正合《天方夜譚》里阿拉伯詩人所歌頌的美人條件:‘身圍瘦,后部重,站立的時候沉得腰肢酸痛。”,長睫毛下一雙欲眠似醉、含笑、帶夢的大眼睛,圓滿的上嘴唇好像鼓著在跟愛人使性子。她知道自己有資本,所以竭力展示“被看”的姿色—“只穿排霞色抹胸,海藍色貼肉短褲,漏空白皮鞋里露出涂紅的指甲。”她符合男人“被看”的標準,看得男人心頭火起、口角流水。因此她可以讓男人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可以輕而易舉地讓男人為她留學出錢,可以很快勾引到方鴻漸作為旅行中的消遣。

篇(4)

中圖分類號:K28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2596(2015)08-0273-03

一、論著類(含博士、碩士畢業論文)

成永娜,《烏桓民族關系探析》,煙臺大學碩士生論文,2009年。

郭鵬,《十六國時期慕容燕集團文化述論》,西北師大碩士畢業論文,2009年。

閔海霞,《匈奴發展史研究》,蘭州大學博士生論文,2010年。

吳松巖,《早期鮮卑墓葬研究》,吉林大學博士生論文,2010年。

蔣東明,《慕容鮮卑興衰原因探析》,內蒙古大學碩士生論文,2012年。

李莎,《論烏桓、鮮卑的南遷及其對漢匈關系的影響》,渤海大學碩士生論文,2012年。

陶麗根,《拓跋鮮卑早期史地綜考》,內蒙古大學碩士生論文,2013年。

郝燕妮,《慕容鮮卑對“中國”認同問題研究》,吉林大學碩士生論文,2013年。

劉洋,《東漢王朝東北地區治理政策研究――以東漢王朝與鮮卑的關系為重心》,廣西師范大學碩士生論文,2013年。

梁云,《拓跋鮮卑早期歷史若干問題研究》,內蒙古大學博士生論文,2013年。

周劉備,《唐代詩人眼中的漢代邊疆問題》,華中師范大學碩士生論文,2014年。

李洪波,《兩漢時期的馬政與邊疆安全》,東北師范大學碩士生論文,2014年。

李煥清,《古代北方少數民族名號與崇山習俗考論》,東北師范大學博士生論文,2014年。

李路《漢代東北邊疆民族文化與漢文化交流研究》,東北師范大學博士生論文2014年6月

張婷婷,《鮮卑族民間美術造型》,哈爾濱師范大學碩士生論文,2014年。

高建國,《鮮卑族裔府州折氏研究》,內蒙古大學博士生論文,2014年。

二、論文類

理論研究綜述

傅新民,《融合、消亡、新生――北魏拓跋鮮卑文化改革沉思》,《網絡財富》2009年01期。

閆祥云、馬成軍,《拓跋鮮卑史學自覺與北朝史學編纂》,《吉林省教育學院學報》2009年02期。

姚勝,《甘英出使大秦原因考》,《塔里木大學學報》2009年03期。

李煥清、王彥輝,《匈奴“甌脫”考辯》,《史學理論研究》2009年04期。

王平、陳文,《簡述東漢前期對北匈奴的政策》,《白城師范學院學報》2009年04期。

薛海波,《試論漢魏之際東北各民族的政治發展形態――以部落酋豪為中心》,《東北史地》2009年08期。

閔海霞、崔明德,《試析南匈奴未能實現統一的原因》,《煙臺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10期。

李治亭,《論邊疆問題與歷代王朝的盛衰》,《東北史地》2009年11期。

陳得芝,《秦漢時期的北疆》,《元史及民族與邊疆研究集刊》2009年12期。

焦應達,《古代北方民族法律起源探析》,《內蒙古民族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年05期。

程尼娜,《漢代東北亞封貢體制初探》,《學習與探索》2010年05期。

梁云,《內蒙古地區鮮卑歷史的研究意義》,《呼倫貝爾學院學報》2010年06期。

秦樹才、梁初陽,《〈后漢書〉中國民族史史料概說》,《西南古籍研究》2011年06期。

楊春奮,《中國古代北方少數民族男子發式微探》,《雞西大學學報》2011年07期。

梁云,《早期拓跋鮮卑研究回顧》,《內蒙古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01期。

王冉,《論早期鮮卑和東胡的淵源》,《劍南文學(經典教苑)》2012年02期。

付開鏡,《魏晉南北朝鮮卑民族性觀念的儒家化》,《史林》2012年06期。

周麗莎,《魏晉時期鮮卑之崛起及其被打壓》,《呼倫貝爾學院學報》2012年12期。

尹波濤,《略論馬長壽先生的北魏史研究――以〈烏桓與鮮卑〉為中心》,《西北民族論叢》2013年08期。

李曉標,《區域旅游開發中的文脈分析研究――以拓跋鮮卑民族文化園為例》,《現代營銷(學苑版)》2013年10期。

李昆、李建鳳,《知網所見鮮卑族族源研究綜述》,《青春歲月》2014年01期。

高然,《民族歷程與慕容改姓》,《西華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2014年07期。

戴光宇,《試論鮮卑語、契丹語和滿語的關系》,《滿語研究》2014年12期。

趙紅梅,《漢代邊疆民族管理機構比較研究――以度遼將軍、護羌校尉、使匈奴中郎將為中心》,《黑龍江社會科學》2014年09期。

起源與發展史

李海葉,《北魏時期的慕容與鮮卑》,《寧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9年03期。

黃河,《3-4世紀昌黎鮮卑胡姓群體初探》,《東北史地》2010年01期。

趙學政,《詩歌(詞)中的北疆游牧史考――以匈奴、鮮卑為例》,《前沿》2010年01期。

殷憲,《拓跋代與平城》,《學習與探索》2010年03期。

李書吉,《拓跋魏代北史實拾遺》,《學習與探索》2010年05期。

曹永年,《關于拓跋鮮卑的發祥地問題――與李志敏先生商榷》,《中國史研究》2010年08期。

潘玲,《西漢時期烏桓歷史辨析》,《史學集刊》2011年01期。

劉軍,《論鮮卑拓跋氏族群結構的演變》,《內蒙古社會科學(漢文版)》2011年01期。

趙紅梅,《慕容鮮卑早期歷史談論――關于慕容氏的起源及其對華夏文化的認同問題》,《學習與探索》2011年05期。

梁云,《拓跋鮮卑西遷大澤、匈奴故地原因探析》,《內蒙古社會科學(漢文版)》2011年07期。

楊軍,《烏桓山與鮮卑山新考》,《歐亞學刊(國際版)》2011年10期。

倪瑞安,《拓跋南遷匈奴故地研究述評》,《東北史地》2012年01期。

穆臣,《慕容鮮卑民族共同體形成考論》,《廣西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07期。

溫玉成,《論拓跋部源自索離》,《新疆師范大學(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11期。

丁柏峰,《簡論吐谷渾西遷之后與慕容鮮卑的歷史分野》,《西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年01期。

崔向東,《論慕容在慕容鮮卑崛起中的作用》,《社會科學戰線》2013年02期。

王鵬,《鮮卑人覬覦中原慕容世家的“皇帝夢”》,《國家人文歷史》2013年02期。

劉宗銘,《簡述鮮卑族的起源及發展演變史》,《學理論》2013年03期。

王天蛟,《嫩江流域是鮮卑入主中原的必由之路》,《理論觀察》2013年04期。

魏俊杰,《論鮮卑段部的源流和興衰》,《北華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06期。

高然,《慕容鮮卑早期歷史考論》,《地方文化研究》2014年08期。

文化、社會生活與習俗

高恒天、趙金國,《秦漢時代鮮卑族的道德生活及影響》,《陜西理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02期。

徐海晶,《從北朝上層女子看鮮卑族的貞潔觀》,《白城師范學院學報》2010年04期。

孫險峰,《北魏鮮卑人的宇宙觀――從鮮卑人的祭天禮制看宇宙觀的變遷》,《自然辯證法研究》2010年11期。

莊鴻雁,《鮮卑薩滿文化三論》,《學術交流》2012年09期。

王永平,《北魏后期遷洛鮮卑皇族集團之雅化――以其學術文化積累的提升為中心》,《河北學刊》2012年11期。

陳鵬,《拓跋鮮卑七分國人時間異說形成考》,《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2012年12期。

呂凈植,《鮮卑非瑞獸辨》,《北方文物》2013年02期。

艾蔭范,《尾音節為“隗”的古鮮卑人名音讀和意涵初判》,《北方文物》2013年04期。

王春紅,《北魏鮮卑八姓之嵇、奚辨》,《許昌學院學報》2014年04期。

趙和平,《于闐尉遲氏源出鮮卑考――中古尉遲氏研究之二》,《敦煌研究》2014年06期。

肖永明,《青海魏晉十六國墓葬的鮮卑文化因素》,《青海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年05期。

曾順崗、張宏斌,《鮮卑政治、文化背景下的儒士命運――對北魏崔浩被誅的深層解讀》,《天府新論》2014年05期。

孫楠,《鮮卑族口傳文學的史料價值》,《通化師范學院學報》2014年09期。

陸剛,《東漢鮮卑立體造型藝術發展脈絡研究》,《雕塑》2014年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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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臥牛城的傳說”對于古城邢臺人來說可謂家喻戶曉、婦孺皆知。論文格式。從城市規劃建設角度看,邢臺臥牛古城是一座規劃營建較完美、特色鮮明、典型的古代彷生城市和生態城市。它的空間輪廓,恰似一頭巨型臥牛,它身長(南北)4.5公里、體寬(東西)1.5公里,周身由護城墻和護城河構成,腿蹄是四個水池(牛市坑、靛市坑、揚市坑、霍市坑),心臟部位是一“心臟”形湖泊(中心坑),牛胃部位是一大一小相連的兩個水泊(韓家坑、王冒坑),腸道脈絡部位是腸街(南長街、北長街)等,牛頭部位是南頭村,牛角部位是東牛角村、西牛角村,牛尾部位是牛尾河……等。

它傲踞邢襄大地、歷經千年滄桑。它的規劃營建理念和寓意豐富而深奧,很是耐人尋味,其空間形態可概括為——“頭南尾北,頸揚頭抑,脊峰聳立,偉岸高臥”。認真體味其身形神態是否可聯想為“座北朝南、含胸拔背、頸直頭抑、沉肩垂軸”,正在練就和張揚的中國功夫,彰顯著“神牛”威儀向上、神圣不可侵犯的精神。論文格式。同時,體現著生態城市、彷生城市的思想。

“頭南尾北”——古城營建中通過規劃手法的正確運用,把城市主要功能和生態要素與城市形態進行了巧妙的整合和組織,將維系城市“生命”、維系城市正常運轉的水源水脈、物源物流、風向等要素的流向和功能與“牛”(頭南尾北)的新陳代謝、食物消化、吸納生氣的方向和功能取得了完美的統一。比如城區地下水流向恰好是西南向東北流,城區水源補給主要靠南部的七里河、百泉泉區;周流城區的圍寨河、護城河等地表河流也基本是南向北流;城區物流方向主要也是南向北,古城的“好南關”歷史上一直是最大最繁華的市場,市場是城市的主要物源;城區主導風向是南風和東南風,春夏兩季尤為突出(風水勢稱為“生氣”“景氣”),水草豐美、空氣清新的百泉泉區恰好處在主導上風向等。同時也具有“座北朝南”的含義。

“頸揚頭抑”—— 古城規劃營建中非常注重城市豎向設計,結合獨特的地形,將整個城區規劃為有利于雨水排除、防洪防澇的牛背形地勢,并且各個部位對應工整。府前南街、北長街南長街和順德路街區是牛脊(古城東西向分水嶺);北大街(南高北低)是牛頸部位,南頭村(北高南低)、東牛角村、西牛角村是牛頭部位,地面南北坡向是頸揚頭抑。同時,“頸揚頭抑”的神態體現著“頸直頭抑”“含胸”的寓意,體現著“牛城”威儀向上、神圣不可侵犯的精神。

“脊峰聳立”——清風樓處是牛脊峰部位,該處地面最高,東部向東坡、西部向西坡、北部向北坡、南部向南坡。古城建筑實體的空間布局,基本與上述地勢一致,高大建筑向中部集中,如:清風樓(高23.3米)恰似牛城的脊峰,歷史上一直是古城的制高點。規劃營建中靈活運用 “對景”“框景”“借景” “比例、尺度、對比”等手法,突出了清風樓的高聳威儀、端莊凝重,形成了古邢臺景之一“郡樓遠眺”,府前南街區危樓聳立、空間構圖豐富美觀,構成古城突出的景觀軸。同時,“脊峰聳立”的神態也體現著“拔背含胸”、傲骨挺立、神圣剛毅的寓意。

“偉岸高臥”——古城選址、布局極好。論文格式。城池“高亢、近水”,城區地面比周圍高出3--9米,1963年百年一遇的大洪水,古城也安然無恙。其周圍環境可謂“天生麗質”——南部為“百泉”泉區(奧陶系含水層上浮區),西北為“達活泉”泉區(奧陶系含水層上浮區),南為七里河,北為牛尾河,西為“臥龍崗”。四野綠林環抱、泉涌水清、蝦跳魚躍蛙鳴。1950、60年代依然近古。古城布局創造性地運用《周禮考工記》“王宮(府衙北部)踞中、面朝(府衙)后市、左祖(東大寺)右社(文廟)、市朝一夫”“方城”“旁門”等基本形制,引入“仿生城市”思想,營建為比較科學嚴謹特色突出的“臥牛城”。同時也具有“鎮水”的含義。

篇(6)

中圖分類號:J82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13)32-0167-01

“時調”,望名生義,廣義的講是指各個時代的流行音調。就目前所見文獻來看,最早出現“時調”一詞是在萬歷刻本《新刻京板青陽時調詞林一枝》的題名中。題中運用了“時調”二字,大概是因為書中收入了《羅江怨》等民間時興曲調。①

自明代使用以來,“時調”最初大概是指民間時興的里巷歌謠,如《山坡羊》、《鎖南枝》、《桂枝兒》、《傍妝臺》等等。明代李開先在《閑居集?市井艷詞序》中說:“正德初尚《山坡羊》,嘉靖初尚《鎖南枝》,一則商調,一則越調。商,傷也;越,悅也,時可考見矣。二則詞嘩于市井,雖兒女子初學者言,亦知歌之。”②從史料中可以看出,《山坡羊》和《鎖南枝》兩曲流行極其廣泛,可以說是家喻戶曉。

從廣義的“時調”范疇來講,明清以來與之并用的稱謂很多,如“小曲”、“時尚小令”、“俚曲”、“小唱”、“時令小曲”、“俗曲”、“時曲”等等。從這些稱謂可以看出,廣義的“時調”突出了一個“時”字,即為時興、時尚之曲調。

隨著音樂研究的不斷深入,“時調”已不再單指籠統意義上的時興曲調。“時調”一詞除了保留其時興曲調的基本釋義外,在藝術門類、演出形式等方面被賦予了更為細致的含義。由廣義的“時興曲調”之義,演化到狹義的范疇。現在的“時調”是指一種源于明清民間小曲,結合地域審美習慣演變而成的地方性曲藝形式。

《中國曲學大辭典》上說:“時調小曲,明清民間歌曲的一種。曲藝的一個別類。亦名‘時調’、‘小曲’、‘小唱’。……大抵在清初以后,各地的時調小曲漸向曲藝發展,或有些被曲藝吸收為曲牌,逐漸形成為聯曲體和單曲體兩類,構成曲藝的時調小曲一類?!雹?/p>

明清時期,諸多地方曲種在運河沿岸生根發芽,爭奇斗艷,臨清時調就是在南北小曲的基礎上逐漸演變而來。在南北時調小曲的基礎上,融合臨清當地的方言韻腔,逐漸發展成為一種說唱結合的藝術形式――臨清時調。

臨清時調的形成與臨清的地理位置、自然環境、歷史條件有著密切的關系。臨清位于山東的西北部,現屬于聊城市,地處冀、魯、豫三省接壤地帶,馳名中外的京杭運河穿境而過。臨清古時即有“京師門戶,南北要沖”的美譽,它獨特的地理位置使它成為運河樞紐。貫穿南北的京杭大運河不僅給臨清帶來了數百年的經濟繁榮,而且積淀下了豐富的運河文化,為臨清帶來了一筆寶貴的財富。

元朝建立了大一統的帝國,先后定都于哈爾和林(今蒙古國境內)、上都(今正藍旗東)、大都(今北京),政治中心向北轉移。特別是1272年定都燕京,稱為大都,山東成為大都的南部堡壘,是連接中原地區與江南地區的紐帶。會通河、通會河的開鑿,使得東南財富經水路直達大都。臨清正處于會通河與衛河匯合處,成為水路要沖。永樂年間會通河疏浚后,漕糧經大運河運往京、通二地,海運、陸運都被廢除,南北商旅也紛紛改道大運河,各地商客幾乎都要從臨清經過,臨清成為全國咽喉扼要之地。除漕運外,大批商船往來于漕河之上,臨清成為公認的一個商品集散地。

明朝初年,運河沿線城市經濟的迅速發展,沿岸各城市在經濟上經歷了由自然經濟向萌芽商品經濟的轉型,文化領域也得以滲透。興起于淮陽的俗曲小令,正是借助運河傳播于此,并且得到廣泛的傳播。臨清弦歌清唱盛極一時,一些青樓女子為了迎合各方客人的需求,紛紛學習各方小曲,供助興消遣之用,這就是早期的“時調”。有些商人帶歌妓隨船而行,為文化的互通有無提供了可能性。可以說,臨清時調是在不斷吸收南北小曲精華的基礎上逐漸發展演變而來。

明代謝肇《五雜俎》載:“今京師有小唱,專供縉紳酒席,蓋官伎既禁,不得不用之耳。其初皆浙之寧紹人,近日則半屬臨清矣,故有南北小唱之分。”④可見,臨清俗曲小唱根植于民間有著深厚的歷史淵源。臨清時調是我國牌子曲種中具有齊魯文化特色的傳統曲藝品種,由于千百年來的文化積淀,使得臨清時調具有深厚的歷史文化內涵。臨清時調采用淳樸的臨清方言進行演唱,作品中折射出當地多樣的文化習俗及社會心理,是當地人民智慧的結晶。

注釋:

①李秋菊.清末民初時調研究.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07年4月,第4頁.

篇(7)

 

中國最早的陶瓷是青瓷,發現于山西夏縣東下馮龍山文化遺址中,距今約4200年。隨著中國原始藝術的第一繁榮時期的結束,迎來了新石器時代工藝彩陶的第二繁榮期的來臨。

仰韶文化彩陶最早出現在河南省淹仰韶村發現。其中有半坡型彩陶,首先發現西安東郊半坡村,分布地區集中在關中平原。彩陶以黑色與紅色為主。裝飾圖案有人面紋、魚紋、鹿紋、蛙紋等。而中晚期的魚紋從靜態轉為動態,不在注重形態,通過對口,眼腮尾鰭的描繪來表現魚的動態。半坡型彩陶鐘情于幾何紋樣的造型。說明了我們祖先的抽象造型能力。廟底溝型彩陶首先發現于河南陜縣廟底溝。主要分布在陜西中地區。廟底溝型彩陶整體造型的線條極為流暢。裝飾圖案多采用圓弧線,直線和點。構成雅致流美的神韻。馬家窯型彩陶是廟底溝的延續和發展。首次發現于甘薯馬家窯。碩士論文,陶瓷史。。馬家窯型彩陶整體風格是豪邁、大氣,有著極強的動勢。圖案中,大量出現平行線,平等圓弧線,同心圓,在漩渦式的滾動中所有出現在圓點,恰恰又產生出靜態美。

到了夏、商、西周時期,陶瓷制作工藝大大提高,而且窖場規模也不斷擴大。由于商飲酒之風盛行,所以陶質酒器很多如:觚( gu )、尊、壺、爵( jue)等。到了西周,陶質的酒器明顯減少。裝飾手法上更注重部位的選擇比例的權衡虛實,繁簡的搭配在這個時期已經體現出來。這個時期隨著三層花,理性色彩的增強以及竊曲紋,波紋,重環紋,瓦紋等的出現更好的體現了夏商西周時期工藝的提高。

秦漢時期是中國社會的重大轉折時期,也是一個大融合的時代;秦漢工藝美術是以強盛的打帝國為背景的大一統美術。以儒教思想為背景的禮教美術和以人生享樂為背景的神仙美術。其中,漢朝的陶瓷工藝有較高成就的有:釉陶,青瓷,彩繪陶,陶塑等。漢末晉初最好的青瓷窯是越窯。胎質堅硬,胎色灰白。這個時期的主要瓷器是青瓷。基本風格是清雅,裝飾紋樣的舒緩,釉色清新可人。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則以佛教美術的興起哲學思想進入藝術領域,本時期主要以清淡,玄學,竹林七賢為主要的風格。大量的出現白瓷、青瓷。瓷是由陶演變發展而來的。與前面提到的陶有著本資的區別: 1.原料不同。陶用黏土,瓷用瓷土。2.燒制溫度不同。陶器低,在800℃左右。3.質地不同。陶器質地松脆,有微孔;瓷器質地細密,敲擊聲脆如金屬聲。碩士論文,陶瓷史。。

隋唐時期是中國工藝史上的又一個高峰時期。無論是陶瓷上的南北交流清白并重,還是金屬器皿上的中外合璧,都表現出匠師那種“不薄技術,愛藝術,不薄今人愛古人”的內在追求與氣質。創造了開放的華美時代。

隋朝的白瓷,釉色光潤。以青瓷為主流產品。唐三彩女傭的出現在世界上享有極高的聲譽。唐三彩女傭那雍容華貴的大家風范,實在是大唐包容一切外文化的象征。唐三彩是唐代彩色釉陶的通稱。多用白色粘土做胎;以含銅,鐵,鈷,錳等金屬元素的礦物質為著色劑,配制低溫釉,施于胚體表面在800—1000℃左右低溫中燒成。其彩色并不僅限于三種顏色,一般有綠、黃、藍、白、紫等多種色彩,但以黃、白、綠為主。唐三彩主要用于隨葬。常見的有瓶、缽、罐、盤、杯、碗、枕等普通生活器皿,此外還有各種動物和人傭及建筑家具等。

隨著市民生活的需求和商品經濟的發展,兩宋的工藝美術呈現出欣欣向榮的蓬勃氣象。這時期出現了宋代的五大名窯:汝、官、哥、均、定。

1.汝窯(以燒造青瓷為主),天青色,天青色在色彩上介于綠色和藍色之間,既有藍色之冷又有綠色之溫。汝窯瓷器樸素、高雅是統治者沉淀于安逸享受的現實反應。體現了平淡、蕰籍之美。

2.官窯,胎有灰、黑和米黃數種,紋片大、小均有,釉色有粉青、米黃、深米黃等。北宋官窯窯址未明,南宋修內司官窯及郊壇下官窯窯址在杭州鳳凰和烏龜山。碩士論文,陶瓷史。。

3.哥窯(龍泉窯),釉色有粉青,灰青,米黃之分,以灰青為主,釉面布滿龜裂的裂片,有開片。弊病稱為了一種紋理,好像冰裂變化萬千形成自然雅致的天趣。

4.鈞窯,在河南禹縣,有天青、月白、灰藍、海棠紅、玫瑰紫等色。藝術特點為:“夕陽紫翠忽成嵐”天青色于玫瑰紫色交織,釉色美如朝暉。銅的運用高溫形成意想不到的藝術效果。

5.定窯,是五大名窯中唯一燒的白瓷,兼燒黑釉,綠釉醬釉。地址在河北曲陽。釉層薄而滑膩滋潤。釉色白中微微閃黃,好似古代婦女薄施粉黛。給人以柔潤,恬美的美感。碩士論文,陶瓷史。。

南宋 足洗和明永樂、窖青花纏枝山茶紋扁壺都為上海博物館的珍藏品。反映了當時的社會文化。碩士論文,陶瓷史。。

兩宋時期瓷的發展有兩大特征,一是南北瓷都在發展;二是官窯,民窯都在發展而元瓷的發展則集中在江西景德鎮的發展上。其主要工藝是青花,釉里紅,中國書畫藝術與中國陶瓷工藝得以充分完美的結合。這是景德鎮瓷工藝的重大貢獻。而且元代還燒制高溫卵白釉、紅釉、藍釉。碩士論文,陶瓷史。。

到了明朝,景德鎮瓷器獨領。主要瓷器品種為:青花、釉里紅、五彩、琺瑯彩、粉彩。極具宮廷貴族氣象的典雅,其突出代表要數五彩冰梅蝶紋瓷瓶了。圈足與瓶頸裝飾帶采用紅綠相間的民間抽象、寫意的表現手法,與肩、腹、腰部的冰梅蝶的主體紋飾形成強烈的對比,色調雅致而明潔。清朝的宜興紫砂壺制作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文人雅士的積極參與其中。書畫與紫砂壺的關系更加的密切,同時也反應了紫砂壺制作更加文人化了。

一部陶瓷史,就是一部中國古文明史和審美史的縮影。由于每個歷史時期的制作工藝和審美感受的差異,從而形成不同的陶瓷裝飾形式。各個歷史時期都有閃現時代光輝的精美之作,體現了各個時期的陶瓷發展特點。陶瓷燒制是一門博大精深的文化。隨著歷史的發展,陶瓷工藝也將展開新的一頁。技術與時代完美結合,相信陶瓷事業將會變得更加輝煌。

參考文獻:

篇(8)

1、南朝佛造像藝術的分析

1.1背景:得到帝室的支持

由于社會的動蕩,經濟的發展,與外來文化藝術的吸收與融合,經過大分裂、大融合后,致使南朝時期,在藝術思想領域逐漸出現了與兩晉不同的新格局。東晉時期,佛教勢力漸漸傳入,至南北朝開始,是佛教藝術逐漸從萌生走向高峰的至關重要時期,成為其各代名擅一時的藝術家乃至社會上下百姓對于佛教文化都抱有一種崇敬的心態,積極投身于藝術潮流之中,并出現建寺造塔、開窟造像的風氣 。

1.2南朝造型的題材表現

在南朝時期,佛教造像的題材較多,種類豐富。由于受南朝主流意識及南朝人士的審美特點的影響,浸潤到了釋迦像的造像著衣及服飾樣式方面,致使南朝的釋迦佛像的服飾多為褒衣博帶佛衣,其著衣特點同時也體現出了民族融合的社會形勢。綜合南朝大部分的佛教造像,其造型題材雖有區別,但是所相處的思想文化背景及其佛教造像的推崇人士的審美模式相同,從而各題材的佛教造像的藝術風格是完全一致的。

上世紀后半期以來,南朝早期的佛教遺物與具有南北藝術風格相融合的佛教造像大量出土,正在矯正現代人們對于南北朝時期佛教造像的藝術發展面貌的整體認知,南朝佛教造像在當時時期所產生的巨大成就以及對藝術發展的深遠影響,現在已逐步得到學術領域的普遍認同。

1.3南朝宗教創作觀點

南北朝美術發展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則是宗教美術。宗教美術與現實生活緊密聯系在一起,社會現實必然會決定著藝術的發展。現實社會中的進步力量和衰頹力量的對立與斗爭,都必然的會在藝術中反映出來。南北朝宗教美術的宏大的規模與巨大的創意意圖,體現了人民的深厚的精神力量和物質力量。南北朝時期的藝術在表現技巧上也是有著跨越性的進步。雖然佛造像藝術在神態描寫上表現的不夠個性化,但也都表現出了一定程度上的精神特質。

2、謝赫審美主張

謝赫的“六法論”一直以來是衡量中國藝術科學又系統的審美準則與以及創作準則的重要依據,對中國藝術作品的審美發展趨勢有著重大的啟發。因此以“六法論”的審美觀點對他所處年代的佛教造像進行剖析。

謝赫“六法”的重要觀念為:氣韻,生動是也;骨法,用筆是也;應物,象形是也;隨類,賦彩是也;經營,位置是也;傳移,模寫是也。中國的古代美學對藝術作品的創作所評判的標準一直不以“內容”與“形式”為準則,而是以“風”、“氣”“韻”“骨”的審美標準進行藝術審視,致使這些審美標準在當時所有的藝術創作過程中是相互融合、相互貫通、互為表里的。中國美學概念中尤為突出的特點是同傳統文化精神一脈相承,“體用合一”“知行合一”,既有意識觀念層面的精神內容,又有實施于具體實踐的方法理論。

2.1重形神

關于“六法”,“氣韻生動”是其總則,是統罩、統領其余五法的總綱領,強調創作者的內在靈性,在中國藝術作品中有著非常崇高的地位。在謝赫品評二十七位畫家時已透出了這一消息,例如,評論姚曇度的“畫有逸才,巧變鋒出,魑魅神鬼,皆能妙絕,同流真為,雅鄭兼善,莫不俊發,出人意表,天挺生知,非學所及”表現出姚曇度在藝術表現上有著高超的才能,這種極高的藝術表現才能不是通過后期的培養而形成的。 “氣韻生動”作為形而上的精神內容,制約著藝術家的藝術傳達向著體現活潑生動的效果方面發展,并同時把這種理念作為具象的藝術效果。在此時期,佛教造像極大地融入了南朝人士的審美情趣。整個造型的藝術特征比較顯著,精神狀態以及性格也較為生動。

2.2“以形寫神”

中國佛教雕塑注重的是形象內在的精神活動,而不是過于注重外在的形體準確度的塑造,它通常都是通過對于藝術作品情感化的空間把握與處理,加上藝術創作者的直覺式聯想想象與抒感,甚至增添一些具有象征意義的手法表現,由此形成了較為明顯的抒情寫意的藝術表現效果。所以,中國佛教造像給予人的感覺不像西方古典雕塑那樣直觀,而是神龍露首不露尾,含不盡之意于象外。沒有氣勢逼人、一觸即發的火氣,而是像中國的書畫那樣用筆藏鋒,將力量包含在其中,以其含蓄美、內涵美,給予人以更多品味的余韻。

2.3重L骨

謝赫的“骨法用筆”是通過藝術作品人物造型的描繪從而反應出人物特質的筆法以及線條的要求,“骨法”原本是對紙質以及帛上的繪畫創作的筆法要求,然而現在用此法研究南朝石質材料的佛教造像,又會產生怎樣的藝術碰撞呢?南朝佛教造像最突出的藝術風格為“秀骨清像”,主要指的是佛陀或者是菩薩造型的外表皮體態較為削瘦,面貌較為清秀俊美,神情雋秀,雙眸中深諳笑意的體態以及神態的造型樣式,尤為親切,充滿飄逸高邁的獨特藝術效果。這些樣式與古印度佛教造像的造型、寓意都有所差異。其一為:由陽剛之氣轉變為清秀俊美之貌。其二為:由厚重簡約的服飾風格轉型為輕巧修飾風格。導致這種特征差異的因素是由于古印度佛教逐漸傳入中國后,與中國的本土文化相互融合,同時,受中國的儒道傳統文化對于佛教文化的借鑒與改進的結果,佛教造像的氣韻優雅的風格不免有幾分儒雅之士的高尚在其中,同時,也包含著南朝世人對于佛教文化的虔誠與崇敬之心。

3、結語

中國古代藝術思想體現了中國古代人的審美價值,對藝術作品從而進行較為系統的研究與探索,對現當代藝術的傳承不僅具有現實意義,并且對今后應當如何挖掘,使其成為擁有世界性意義的藝術文化價值,為人類今的后藝術文化發展產生促進作用,毋庸置疑的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本著這一重要宗旨,本篇論文確定了研究的出發點,試圖從謝赫的審美觀點來分析南朝佛教造像的藝術特征,融入了“六法論”中的重要觀點進行了對比闡述。從而使得中國古代雕塑領域的藝術內涵變得更加豐富、多層次。

【參考文獻】:

篇(9)

中圖分類號:J0文獻標識碼: A

古鎮窯灣位于京杭大運河與駱馬湖交匯處,三面環水,是一座具有一千多年歷史的水鄉古鎮,素有“黃金水道金三角”和“蘇北小上?!敝Q。早在明清時期,窯灣就是南北水陸交通之要津和蘇北商業重鎮,市井繁華,商號云集,全國有18個省的商人在此設立商會,有10個國家的商人和傳教士在此建商號、教堂,經商傳教,明末清初形成的兩條主街道,至今仍保持原有風貌,現存古民居群834間,商會館、古廟、碑亭、古橋、古槐、古松等人文自然景觀20多處,被專家和媒體稱為“南有周莊、北有窯灣”。

窯灣古鎮古建筑遺產是運河文化的象征,厚重的歷史孕育了窯灣的獨特建筑文化,整體規劃和建筑特點上獨具風格,有湖有水,有著古老的街巷,有數千年的四方文化交融。

古鎮的建筑是南北、東西各地建筑文化相互交融的結晶。

古鎮建筑風格十分獨特,其三面環水,因水而建的格局,酷似江南,又有北方四合院的痕跡,融南方的玲瓏精巧與北方的四合方庭為一體,間或有西北的窯洞、大草原的蒙古包的痕跡以及純西方建筑。

如蘇鎮揚“玲瓏精巧”的建筑風格。蘇鎮揚會館及住宅,是江南水鄉風格,青石街道,兩廂樓檐出廈。住宅和商業樓連接在一起,四進院落,室內多置木雕屏風,上面雕琢精致花紋,用工用料考究。江西人、蘇州、揚州、鎮江等地人住宅多在窯灣南大街,住房建筑是江南水鄉風格。青石街道,兩廂樓檐出廈。住宅和商業門市樓接在一起,四進院落。樓房注重防雨,有堂樓廊檐、走道廊檐,四周有曲廊檐。主屋堂樓寬大透光,室內隔間墻多是木隔扇,減少占地空間,還有移動式隔墻(屏風)落地罩式木雕隔墻,雕琢精致花紋。

如山西建筑風格。山西人的建筑多在西大街,房屋布局嚴謹,呈現出門窗小、庭院小的天井院特色,且門窗上沿皆為半圓結構,窯洞的痕跡依稀可見。房屋磚木結構,人字立梁,楠木框架。住宅前后四進院落,寓言四進士。每道設三個臺階,寓意為登三級,步步登高。

如福建建筑風格。福建清朝初在窯灣南、中、西大街都建有宅院。福建人宅院門窗寬大,院落寬大,院子前有高大影壁墻,院道多為青磚、石板。福建人建房以木結構為主,斗柱梁架用料寬厚,屋山墻多設風火墻,每道院角都設下水道。前后大門厚重,設有防盜杠防盜銷。建房帶有閩鄉習俗,體現防臺風、暴雨和防海盜觀念。典型建筑為吳家大院,它是窯灣古鎮最大的宅院,南北長80米,東西寬20米,共四進院落,整體呈“弓”字形,院落前低后高,很有層次,每進院落都呈“井”字形,以聚財氣。吳家大院體現了南北建筑文化的融合,帶有福建沿海建房風格。

如會館建筑風格。窯灣原八省會館在建筑工藝上各具風格。山西會館原是明代所建的關帝廟,山東會館原是明代所建的桃園結義三圣廟。福建、江西會館在南方園林布局結構上注入了新的活力,富麗豪華,生動活潑。

又如西方建筑風格。清末,美英法等國商人和傳教士在窯灣經商或傳教,建有教堂廟宇10多座,蘇北地區最大的天主教堂建于此地,這座宏偉的歐洲哥特式建筑占地18000平方米,由主教堂和修女教堂并建,有樓房百余間。當年的窯灣,數百家商業店鋪遍布12條主要街道,糧行、鹽行、船行、八省會館、十省商業代辦處,五國辦事處及2座教堂、8座廟宇。鎮上駐有美英法俄意荷蘭加拿大等國家的商人和傳教士近百人。船來人往,處處繁忙。

古鎮建筑的另一大特點是全鎮建筑總布局根據歷代軍事家軍屯營盤陣圖而建。到了古鎮,最顯眼的就是幾座炮樓,由此可以了解到此地應當是軍事重鎮。窯灣鎮呈三角形,西南面朝運河,其中、東、西各有一座炮樓,登上炮樓,既可俯瞰全鎮,也可瞭望遠方。

窯灣古鎮的布局很獨特,它不以傳統的一字形、十字形或井字形為街區格式,而以一個中心區,三條放射狀街道作為獨具一格的建鎮格局。建筑方式采用“奇門遁甲八卦迷宮陣”和“七星八卦陣”。之所以有這種獨特的建鎮格局,是因為窯灣自楚漢起便是古營盤,千百年來一直是軍事、政治特區。公元前209年,楚王韓信建都下邳,東軍營設在窯灣,按孫子兵法實施自然水土工程,利用樹木蔽體構成奇門遁甲八卦陣勢。公元1840年,舉人臧紆青為防外侵敵人,在窯灣建筑軍事設施 “七星八卦陣”。按八卦方位設立炮臺于城墻上,8門炮控制城外周圍8個方位,炮群聽從中央炮樓旗語、燈語指揮,中央炮樓設在東當典,樓高10米,視野可覆蓋窯灣古鎮街區。“七星”,是指大東門炮樓、南門炮樓、拐彎炮樓、楊家巷炮樓、山河街炮樓、界牌炮樓、西門炮樓,這些炮樓全矗立在五華里長街道上,布形北斗星。八卦圖中心太極線是窯灣街“S”形五華里步行街道,八卦分天盤、地盤、人盤。窄窄的青石板地面,兩邊店鋪青磚瓦、飛檐、紅柱,統一色調建筑,街道彎曲很難辨別地盤方向。

窯灣鎮古建筑不但工藝技術高超,軍事設施精密,在音學上也深有奧妙,如同北京的天壇回音壁一樣,在一定位置呼叫一聲,全鎮方圓五華里都能聽到。

古鎮的街區布局體現了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生態觀念,建設遵循的是五行八卦風水理論。建筑群落不是橫平豎直、朝向周正,而是呈“s ”型、八卦形態,將古鎮劃成兩個半圓,人稱“七星八卦”。古鎮至今仍保存原汁原味的街巷15條 ,總長度為1327米,所有街巷皆與兩條主要街道相通,有迷宮街之稱。

古鎮因水而生,因水而榮,古鎮人自然了解水的習性,因此建筑物大多采取砌石為基、木構房架,有墻倒屋不塌的特點,就連房門朝向,也根據沿河地形特點,以及風水理論而設計,既自然協調,又采光充足,又滿足了人們驅利避害的心理需求。窯灣古鎮自建鎮以來一直有良好的排水功能,五華里S形街道,兩廂廊檐下各有一米寬、五寸高的臺階,中心街石板下是半米深下水道,目前,主要排水管道從未清淤,亦從未堵死。

中寧街,古鎮主要的商品集散中心,仿江南水鄉街道模式,街道兩側各伸出1米廊檐,舉目一線天,青石鋪路,廊沿下日不曬、雨不淋,街道門面房用木板柵式門,樓上街面墻用木板代替前墻,街兩廂排無數廊檐柱。這些木質結構建筑有消音作用。5華里的狹長街道,分支出12條 伸長巷,既方便進出,又有通風消音的功能,只聞討價還價之聲,無車馬喧之擾,典型的步行街格局。

窯灣建筑物總體來說古樸素雅,但是在局部細節上,也不乏獨具特色的各種雕飾。比如廊沿下簡潔的萬字紋,屋脊上鏤空的瓦飾,山墻上別具一格的圓形小窗,重檐的火墻,門前的石鼓,以及檐下的磚雕等。

窯灣古鎮悠久的歷史,獨特的地理優勢造就了獨特的建筑文化,它以融匯南北中西的建筑藝術風格、科學布局的風水防御功能、吸收接納相互交融的個性特色,為我國建筑文化體系增色添彩。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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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地方行政建制主要設路、府、州、縣等,河北主要分為兩路:河北東路、河北西路。河北東路所轄地區主要有:大名府、開德府、河間府,以及滄州、冀州、霸州、德州等11州。河北西路所轄地區主要有:真定府、中山府、信德府、慶源府,以及相州、衛州、州、深州等9州。上述兩路基本包括了今河北省大清河以南的全部地區。

遼代行政建制設五京道,道以下設府、州、縣。其中南京道的全部及部分中京道、西京道所轄地域,相當于今河北省大清河以北的全部地區。

金代的行政建制基本因循宋,今河北省地域大致相當于金代的河北東路、西路以及中都路、大名府路所轄范圍。

宋遼對峙與金統一河北,對河北這一時期物質文化的發展與面貌均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河北此一階段的古文化遺存,呈現出宋的中原文化傳統與遼、金的北方文化因素互相融合的獨特特點。

河北多年的文物考古工作發現了大量的宋遼金時期的文化遺存,出土了豐富的各類文物。已發現的宋代遺址約260多處,其中城址13處;遼金時期遺址約1600處,其中城址61處;另外還有大量墓葬。

二、宋代考古

北宋遺址以城址和瓷窯址最為重要,考古發掘工作亦主要針對此兩項內容開展。比較重要的城址有大名故城、巨鹿故城等。始建于五代,宋代立為北京的宋代著名城市大名府故城址,平面呈長方形,南北長約7500米,東西寬約6000米。城垣夯土筑成,殘高1~8米。城內發現宋代灰陶和白瓷、黑瓷殘器片,另外還發現有石雕佛像殘件。位于今巨鹿縣境內的宋代巨鹿故城址,平面呈長方形,南北長約712米,東西寬約300米。城垣遺跡已湮沒于地下,文化層距今地表約3米深。1915年和1920年間,城址出土了大量宋代文物,其中有碗、盤、盆、罐、瓶等瓷器和絹畫等。北宋普通中小型聚落遺址發掘的很少,遺跡主要是簡單的房址、水井、灰坑等,出土遺物以泥質陶器和白釉、黑釉粗瓷器為主,器型主要是碗、盤、罐、甕等。

定窯、磁州窯和井陘窯遺址是河北北宋至金時期三大重要瓷窯址。定窯乃宋代著名瓷窯,其創燒于唐代,至元代漸衰落。核心窯址位于曲陽縣澗磁村附近,發掘出的遺跡有窯爐和瓷器作坊遺址。出土的瓷器尤以白瓷器最為著名,即聞名于世的定窯白瓷,種類主要有碗、盤、碟、瓶、壺、盒和枕等,胎質細膩,釉色潤澤,裝飾技法主要有刻花、劃花和印花等,圖案以花卉和動物形象為主,有的瓷器上題款有“官”、“尚食局”、“尚藥局”等,多與宮廷和官府有關[1]。

磁州窯興盛于北宋和金代,是宋元時期北方著名的民間窯場,包括磁縣觀臺鎮和邯鄲彭城鎮兩個窯址群,遺跡發現有窯爐、石碾槽、作坊及原料堆等。瓷器產品以白釉器為主,次為黑釉、綠釉、黃釉器等,器型種類有碗、盤、罐、瓶、壺、枕和建筑構件等。裝飾技法極為豐富,有劃花、印花、剔花等,其中尤以白地黑花的裝飾最具風格[2]。1989年調查新發現的井陘瓷窯遺址群,是隋代至元代燒制白瓷器為主的瓷窯群,產品表現出一些獨特的地方特色,以白瓷為主,其次有黑釉、醬釉、綠釉和黃釉器[3]。

北宋墓葬的發掘以井陘柿莊墓群較為著名。共發掘墓葬14座,形制以帶墓道單室仿木構磚室墓為主,其中尤以6號墓的“搗練圖”壁畫最為完整精美。該墓地的年代,發掘報告認為是北宋末至金初,近年有人認為應晚至元代[4]。

北宋與遼對峙存在,位于兩國交界地帶的河北中部地區留下了不少軍事性遺跡,如永清、雄縣境內的北宋地道遺址,屬抗遼的軍事防御設施遺跡。地道距地表約4米,洞高約1.5米,寬約1米,一般系用灰磚壘砌而成,磚長30厘米,寬15厘米,厚7厘米。洞內發現有燈龕、通氣孔等設施。出土遺物有黑釉的瓷碗、罐等瓷器或瓷器殘片。這些地道遺存為研究宋與遼金的戰爭及軍事防御設施提供了資料[5]。

從北宋開始,中國建筑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北宋時期建筑遺存在河北有著較好的保存。正定隆興寺是現存規模較大、較為完整地保存了宋代布局規劃的寺院,為國內罕有的宋代建筑群,現存有4座宋代原構木結構建筑,其中摩尼殿的平面布局與殿頂形式常見于宋畫,而實物罕見,故在中國古代建筑史中占有極為重要的地位。河北宋塔在全國占有突出地位。于宋至和二年(1055年)建成的定州開元寺塔,高84米,為全國古塔之最。另一處著名的宋塔是高達63.9米的景縣開福寺塔,也為國內少見的高塔。金代重修的正定廣惠寺華塔,一層塔身四隅附建四座單層小塔,主塔上部滿飾各類壁塑,為國內佛塔罕見形式。臨城普利寺塔為宋代少見的方形磚塔,塔身一級滿嵌磚雕坐佛,各層斗拱形制各異,極具裝飾性??逃诒彼未笥^二年(1108年)的趙州大觀圣作之碑,在國內同類遺存中形體最高大,保存最好。建于北宋景5年(1038年)的趙州陀羅尼經幢,幢高16余米,為國內現存形體最高大的經幢,造型華麗,雕刻精美,為宋代典型代表作品。另外,北宋佛寺遺址的重要發現有定州靜志寺真身舍利塔和凈眾院舍利塔的塔基,其地宮中出土了大量珍貴文物[6]。

三、遼金考古

遼金時期的遺址集中分布在北部的張家口、承德一帶,多為內涵簡單、文化層較薄的一般性遺址,出土遺物主要是陶器和瓷器殘片。發現的城址依大小大致可分為兩種類型:一是小型城堡址,一般平面近方形,邊長50~100米,城垣夯土筑成;二是較大型城址,城垣邊長一般在500米以上,如沽源小宏城、九連城等,其年代下限均延續到元代。九連城城址平面長方形,南北長920米,東西寬760米,城垣外側建有獨特的半圓形馬面,直徑20米,間距80~100米。

河北北部地區遼代墓葬發現很多,其中以宣化下八里張氏家族墓群的發掘收獲最為卓著,是遼代考古的重大成果之一。該墓群屬漢人家族墓地,時代集中在遼代末年大安和天慶年間。墓葬形制多為帶墓道的仿木構穹隆頂單室或雙室磚室墓,墓室平面有圓形、六角形和方形等。墓內均有色彩艷麗的壁畫,內容以表現墓主人生前的生活情形為主,如出行、散樂、侍吏等,特別是還發現了“茶道”和“備經”等壁畫新題材。隨葬品除陶瓷器、銅器外,引人矚目的還有許多保存較為完整的木制家具桌椅、衣架等。葬式為特殊的骨灰葬,并“以草為骨”或“以木為骨”制成人體偶像。張文藻等人的木棺上還有用梵文和漢文墨書的佛經,反映了佛教的葬制[7]。

金代墓葬重要的有高碑店金皇統三年(1143年)時立愛墓、興隆金天德二年(1150年)契丹人墓等[8]。興隆金墓出土的契丹文墓志是重要的契丹文資料,對研究契丹文字的起源和結構具有重要的意義。金代佛寺遺址的重要發現有固安于沿村寶嚴寺塔基地宮,出土了許多精美的金銀器[9]。契丹人的墓葬重要的有平泉遼統和二十七年(1009年)耶律加乙里妃墓、重熙十五年(1046年)秦晉國大長公主墓等,出土的墓志銘補正了文獻記載的不足[10]。

長城在金代有著奇特的發展。金長城又稱金界壕、壕塹,與前代長城不同,它掘土為壕塹,掘出的土在壕內側夯筑為墻,重要地段雙壕雙墻并列。墻體外側筑望臺(馬面),內側建戍堡、關城,防御體系比前代長城更為嚴密。金長城有主線和多條支線,河北境內的金長城屬南線,位于康保、豐寧、圍場境內,總長約216公里。長城由外壕、墻體、望臺(馬面)構成,墻體夯筑跡象不明顯,坍塌嚴重,殘高不足1米,望臺間距200~300米。許多地段已被夷平,有些成為鄉間大車道。

來自東北地區的遼金兩族在汲取漢文化基礎上,也創造了具有民族融合風格的各種建筑作品。河北境內保存有不少質量上乘的遼金時期建筑遺存。高碑店開善寺大殿,為國內現存不足十座的遼代木構建筑中經后代修繕改造最少、保存原貌最好的一座。建于遼應歷十六年(956年)的淶源閣院寺文殊殿,保留的遼代壁畫及部分彩畫彌足珍貴。河北北部遼塔的代表作品有涿州云居寺塔和智度寺塔、淶水慶化寺華塔、易縣圣塔院塔、淶水鎮江塔等。金代塔的代表作品有正定臨濟寺澄靈塔、昌黎源影寺塔、易縣雙塔庵雙塔等。金代重要經幢有盧龍陀羅尼經幢,高11米,雕刻精細華美,為金代石刻精品。

四、河北宋遼金考古的重要性

河北地區宋遼金考古的重要性不僅僅表現在有多種多樣的突出發現方面,更為重要的是這些發現對于研究這一時期的歷史具有特別的價值與意義。其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河北特殊的地理位置是研究中原宋代文化與北方遼金文化之間互相交流與碰撞的最佳區域。兩種不同系統文化之間的關系研究是考古學研究的重要領域,而兩種文化對峙的前沿地域則是研究這種關系的最重要環節。因此,河北在宋代與遼金考古學文化比較研究中,具有不可或缺的特別重要的意義。

其次,河北是研究宋代考古的重要地域。宋代的政治經濟中心在今河南(下轉39頁)(上接25頁)地區,而與之毗鄰的河北則是宋代抗擊北遼的前沿重要區域,因此將大名府升為“北門鎖鑰”之北京,成為陪都。這種特殊的政治因素為河北地區文化的發展提供了特殊的條件,因此也成為宋代考古的特殊地域。

第三,河北是研究遼金考古的重要地域。遼代升幽州為南京,又稱燕京,為遼之陪都,成為遼代的重要區域。金代遷都燕京,稱中都,河北地區成為京畿重地。因此,河北地區自然成為遼金考古的重要地域。

總之,河北特殊的地理區域以及豐富的考古發現,使其在中國宋遼金考古領域占據了特別重要的位置。

參考文獻:

[1]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河北曲陽澗磁村定窯遺址調查與試掘》,《考古》1965年8期。

[2]a.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觀臺窯址發掘報告》,《文物》1959年6期;b.李輝柄:《磁州窯遺址調查》,《文物》1964年8期;c.北京大學考古系、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觀臺磁州窯址》,文物出版社,1997年。

[3]孟繁峰:《井陘窯金代印花模子的相關問題》,《文物春秋》1997年增刊。

[4]a.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河北井陘縣柿莊宋墓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62年2期;b.徐蘋芳:《看〈河北古代墓葬壁畫精粹展〉札記》,《文物》1996年9期。

[5]a.峰峰礦區文物保管所:《河北邯鄲市峰峰礦區宋代地道清理報告》,《考古》1990年8期;b.夏清海:《河北省雄縣祁崗村發現古代地道》,《文物》1984年6期;c.廊坊市文物管理處:《永清縣古地道調查與試掘簡報》,《文物春秋》2000年3期。

[6]定縣博物館:《河北定縣發現兩座宋代塔基》,《文物》1972年8期。

[7]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宣化遼墓》,文物出版社,2001年。

[8]a.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河北新城縣北場村金時立愛和時豐墓發掘記》,《考古》1962年12期;b.鄭紹宗:《興隆縣梓木林子發現的契丹文墓志銘》,《考古》1973年5期。

[9]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河北固安于沿村金寶嚴寺塔基地宮出土文物》,《文物》1993年4期。

篇(11)

中圖分類號:Z225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009-9166(2009)026(C)-0073-01

漕運對清王朝至為重要,時人稱“天下之大命所系”。明清以降,江西的漕運在全國舉足輕重,漕額僅次于江南、浙江兩省。作為清朝征集漕糧的重要省份之一,漕運的變遷給江西地方社會的發展和基層民眾的生活帶來了深刻的影響。對此學術界給予了較多的關注。

20世紀50、60年代國內漕運研究陷入低谷。至70年代末,漕運研究又重新為國內史學界所重視。80年代以后,史學界對中國各朝代的漕運,從經濟內涵、社會意義以及與傳統社會變遷等方面展開了深入研究。在這些研究成果中,出現了幾部代表性的專著。

彭云鶴《明清漕運史》一書,對清代前期漕糧繁榮的原因、河道的管理。以及清廷對漕弊的整頓進行了分析。這是我國第一部系統論述明清漕運發展狀況的專著。李文治、江太新的《清代漕運》以清代漕糧制度為研究重點,對清代漕糧的賦稅制度、征收兌運和交倉制度、漕運官制和船制、運丁和屯田制度、運道等方面的問題,宏觀把握,精細分析,可謂清代漕運史研究和中國古代漕運制度斷代研究的力作。吳琦《漕運與中國社會》一書,從社會學、社會史的角度切入漕運研究,宏觀上把握漕運的特性及其社會能,深刻剖析漕運與封建經濟、政治、軍事、文化,及漕運與社會制衡,漕運與封建社會的延續等一系列問題,發掘漕運與中國社會的內在聯系,進一步揭示中國封建社會的特性與機制。倪玉平的《清代漕糧海運與社會變遷》的出版,為清代漕糧海運專著的缺乏填補了空白。該書內容包括清代漕運規制,道光年問的漕糧海運,漕糧海運與經濟演變,漕糧海運與社會變動等,把這段時期清朝政府經濟、政治、外交、社會等各方面的變化都涵蓋進去,有較高的學術價值。

此外相關的論文也為數不少。陳峰《清代漕運水手的結幫活動及其對社會的影響》、楊杭軍《嘉道時期漕運旗丁的若干問題》、吳琦《清代漕運水手行幫會社的形成――從庵堂到老堂船》,分別從水手、運丁的信仰組織,工作環境、僉選和其自身性質進行了論證。在漕運弊端的探討上,學界基本認為在這幾方面:州縣征漕的各種加派,官紳勾結貪索稅戶,土豪劣紳分肥,胥役對運丁的貪索,漕吏隱私舞弊,漕糧浮征勒折等。如李文治、江太新《論清代中葉后漕政的敗壞》,鄭師渠《論道光朝漕政》,陳峰《略論清代的漕弊》,楊杭軍《略論清朝嘉道時期漕運之弊及其影響》,倪玉平《嘉道之際的漕弊問題》等論文均有論述。從南北經濟交流角度論述的有張照東《清代漕運與南北物資交流》和陳峰《清代漕運運輸者的私貨運銷活動》。張文論述漕運在溝通南北物資交流方面的重要作用,指出河運的興衰對于運河沿線的南北物資交流,以及中央和各地區之間的經濟聯系有著密切的關系。而陳文認為清代官方性的漕運中,廣泛存在著各種以盈利為目的的私貨運銷活動,對此清廷采取現實態度,不斷放松對私貨的限制,遂使這種活動規模日益擴大,客觀上促進了南北商品流通和交換。從地方社會角度來研究清代漕運代表性的有:張小也《健訟之人與地方公共事務――以清代漕訟為中心》和吳琦、肖麗紅《清代漕糧征派中的官府、紳衿、民眾及其利益糾葛》。張小也在文中指出,健訟之人挺身抗幫,包攬訟詞,以獨特方式承擔了地方公共事務,這一點在漕案中有相當明顯的表現。而吳琦則以清代抗糧事件為中心,揭示在漕糧征派過程中,中央、地方州縣、紳衿胥吏與地方民眾等各階層之間的利益互動,并從一個側面透視清代漕政制度缺陷及其社會變化。

以上全國性的漕運的研究,為清代江西區域內的漕運研究奠定了豐厚基礎。僅就筆者資料所及,綜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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