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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第三代移動通信系統是指能夠滿足國際電聯提出的IMT-2000/FPLMTS系統要求的新一代移動通信系統。國際電聯于1995年提出了IMT-2000/FPLMTS的評估標準,對未來蜂窩移動通信系統提出了較詳細的要求。

IMT-2000系統的基本特征有以下幾點:

球范圍設計的高度兼容性;

MT-2000中的業務與固定網絡的業務兼容;

質量;

機體積很小,具有全球漫游能力;

用的頻譜為

885MHz~2025MHz,2110MHz~2200MHz(共230MHz)

1980MHz~2010MHz,2170MHz~2200MHz(限于衛星使用)

動終端可以連接地面網和衛星網,可移動使用也可固定使用;

線接口的類型應盡可能得少,而且具有高度的兼容性。

從而可以看出未來的第三代移動通信系統要具有很好的網絡兼容性,用戶終端可在全球范圍內幾個不同的系統間實現漫游,不僅要為移動用戶提供話音及低速數據業務,而且要提供廣泛的多媒體業務,這就對無線接口提出了較高的要求。ITU已對IMT-2000的測試環境提出了具體要求,給出了表征IMT-2000系統的最低限度的參數,包括:支持的數據率范圍,誤碼率要求,單向的時延要求,激活因子和業務量模型。

根據ITU的要求,目前各大電信公司聯盟均已提出了自己的第三代移動通信系統方案,主要以日本DoCoMo公司為首提出的W-CDMA;美國Lucent、Motorola等公司提出的CdmaOne;歐洲西門子、阿爾卡特等公司提出的TD-CDMA。總體來說,在第三代移動通信系統中采用CDMA技術已達成共識,但各自實現方案還有較大差別,下面分別介紹并比較。

2三種方案的特點

(1)W-CDMA系統

由于歐洲的GSM系統已經在數字移動通信市場中占據了很大的份額,美國的窄帶CDMA系統(IS-95)也正在迅速趕上來,而日本的第二代數字移動通信系統PDC僅限于國內使用,無法推廣到其它國家,所以日本很早就開始從事第三代移動通信系統的開發工作,分別提出了基于TDMA(時分多址)和基于CDMA(碼分多址)的第三代移動通信系統,希望在未來的市場中占據有利地位,尤其以DoCoMo公司(NTT)的W-CDMA系統最有競爭力,目前DoCoMo公司正在同愛立信、Motorola、Lucent,以及其它廠家合作,努力完善系統,爭取在1998年完成樣機,1999年進行商業試驗。

W-CDMA系統無線接口的基本參數為

擴頻方式:可變擴頻比(4~256)的直接擴頻;

載波擴頻速率:4.096Mchip/s;

每載波帶寬:5MHz(可擴展為10MHz/20MHz);

載波速率:16kbit/s~256kbit/s

幀長度:10ms;

時隙長度(功率控制組):0.625ms;

調制方式:QPSK

功率控制:開環+自適應閉環方式(功控速率1.6kbit/s)

W-CDMA系統中采用導頻符號相干RAKE接收機技術,解決了反向信道的容量限制問題,每個無線幀長度為10ms,分成16個時隙(timeslot),每個時隙長度為0.625ms,在每個時隙的前部插入全“1”或全“0”的導頻符號進行信道參數估計,這種方法在其它系統的調制中也有采用的,但W-CDMA系統將從導頻符號得到的衰落信道的振幅和相位信息,作為RAKE接收機最大比值合并的加權系數,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與IS-95不同,W-CDMA系統不采用GPS精確定時方式,不同基站間不采用精確定時,優點是擺脫了美國GPS系統的控制,可采用較為自由的信道管理方式。缺點是需要快速實現小區搜索。

自適應陣列天線技術可以增加系統容量,而干擾消除技術可以減少高速率用戶對系統造成的干擾。雖然這兩種技術在實際應用中還有許多問題尚未解決,但日本正努力在W-CDMA系統中采用這兩項技術。自適應陣列天線技術已經有很多文章論述過,這里不再介紹。干擾消除技術實際上是多用戶檢測技術的一種實現方式。采用2~3級干擾消除器,容量可增加30%。

另外,W-CDMA系統采用了精確的功率控制,即采用基于SIR(信噪比)的開環+閉環的功率控制方式,在業務信道幀中插入功率控制比特,插入速率1.6kbit/s,比IS-95的功控速率增加一倍,可以跟蹤一般的快衰落過程。

(2)CdmaOne系統

CdmaOne是Lucent、Motorola、Nortel、Qualcomm和三星聯合提出的第三代移動通信系統方案,是從IS-95和IS-41的標準發展而來,因此它與AMPS、DAMPS和IS-95均有較好的兼容性。同時,又由于它采用了一些新技術,使其能完全滿足第三代移動通信系統即IMT-2000/FPLMTS的要求,其無線接口參數如下:

載波帶寬:5MHz(可擴展為10/20MHz)

擴頻方式:采取直接擴頻或多載波擴頻;

擴頻速率:3.6864Mchip/s;

擴頻碼長度:可根據無線環境和數據速率而變化;

幀長度:20ms;

時隙長度(功率控制組):1.25ms;

調制方式:下行QPSK,上行BPSK;

功率控制:開環+閉環方式(功控速率800bit/s)。

CdmaOne扇區內采用連續導頻信道廣播,能提供獨立于傳輸速率的功控、定時和相位糾正,能以較小的復雜度提供基站的快速捕獲和鄰近基站的快速搜索。與IS-95相同的短碼結構加上Walsh函數使信道之間正交,高速(800bit/s)前向鏈路功控使前向鏈路平均發射功率最小化。

調制方式采取多載波方式和直擴方式。這兩種方式有相同的信息傳送率和實現復雜度。多載波CDMA鏈路在5MHz帶寬內有3個1.25MHzCDMA載波,10MHz帶寬則有10個1.25MHz載波。多載波CDMA前向鏈路信號與IS-95前向鏈路信號正交,編碼后的信息符號同時在多個CDMA載波上傳送,由此帶來的頻域分集等效于將信號擴展到整個帶寬。導頻信號在IS-95與多載波業務信道重疊時可以共享,在相同的頻段允許前向鏈路容量在IS-95和寬帶用戶之間動態共享,繼續支持低成本/低功耗的IS-95手機用于話音和低速數據業務。

直接擴頻鏈路擴頻速率為3.6864Mchip/s,采用256位的Walsh碼。Walsh碼的長度可根據無線環境和數據速率而變化,在信道速率為9.6kbit/s或者14.4kbit/s時采用256位Walsh碼;快速移動的用戶可限制Walsh碼長大于等于16位;用戶在無線信道情況較好時,可采用4位的Walsh碼以實現最高的數據速率。

(3)TD-CDMA

UMTS是ETSI針對第三代移動通信系統IMT-2000提出的解決方案,目前又分為2個子方案即由德國的kaiserslautern大學、西門子公司、阿爾卡特公司提出并得到GSM網絡運營者支持的TD-CDMA系統和由NTTDoCoMo、愛立信公司、諾基亞公司提出的W-CDMA系統。

TD-CDMA可以單獨運營以滿足ETSI/UMTS和ITU/IMT-2000的要求也可雙模工作向后兼容GSM900和DCS1800,使第二代GSM900、DCS1800系統可以平滑過渡至IMT-2000,從而可以利用現有的GSM網絡設備,節約了投資,其無線接口參數如下:

每載波帶寬:1.6MHz;

每載波時隙數:8slot;

幀長度:4.615ms;

時隙長度:577μs;

單位時隙信道數:8個;

單位時隙傳信率:8/16kbit/s;

特征碼擴頻碼長度:16bit;

單位載波信道數:64個。

從TD-CDMA的接入方式可以看出其兼有TDMA和CDMA的特點,是以TDMA為基本框架在每個時隙傳送具有正交特征碼的多用戶信號,好處是能利用TDMA、CDMA的優點并克服各自的缺點且與GSM有較好的兼容性。TDMA的優勢是已經通過了大量用戶的試驗和有全球最大的用戶數;而CDMA的優勢是可靈活提供可變速率業務和多徑分集能力。單位載波信道數的增加所帶來的好處是對于同樣的小區用戶數而言,收發信機個數降低,最多可達8倍,從而可降低基站設備的投資。

TD-CDMA中的擴頻調制不同于DS-CDMA,它具有很強的適應性,既可適應于GSM中所采用的QPSK/GMSK方式,又可適應于多載波CDMA和脈沖壓縮(PulseCompression)CDMA,從而確保了對GSM系統的兼容性和對新技術的開放性。

由于TD-CDMA系統接入方式的特殊性,從時域上已大幅度降低了多址干擾,加上小區復用系數為3,又從空間上隔離了部分多址干擾,僅考慮上述2項就比直擴CDMA要優越。另外,由于TD-CDMA用戶數少,每時隙最多為8個信道,共有16個特征碼字表示的信道,多用戶信號是同步的,從而決定了聯合檢測(即多用戶檢測)容易實現,且可進行最大似然檢測以達到多用戶檢測的性能極限,大大降低了多址干擾。而在直擴CDMA中(如IS-95),由于反向信道異步和用戶數多的特點使得多用戶檢測難以實現。

3三種方案的性能比較

這三種方案都是根據ITU的IMT-2000系統框架要求,結合原有的系統及近幾年移動通信領域的新技術,能夠在2000年左右推出商用的移動多媒體通信系統。下面我們從幾方面比較一下這三種方案。

(1)利用CDMA技術的程度

CDMA技術主要有以下幾個優點:小區復用系數為1,利用多徑能力,可變擴頻增益,多用戶檢測,軟切換,軟容量。TD-CDMA、W-CDMA、CdmaOne對CDMA技術的利用程度各不相同,如表1所示。總的來說,TD-CDMA較差,這是因為TD-CDMA系統要與GSM系統兼容,小區復用系數為3,降低了頻譜利用率,并且因為擴頻帶寬只有1.6MHz,所以并不能充分利用多徑,降低了系統效率,并且軟切換和軟容量能力實現起來很困難,但因為每個時隙內最多只有8個用戶,所以采用聯合檢測相對來說要容易一些,對干擾抵消能力強。

表1三種方案的比較W-CDMACdmaOneTD-CDMA

小區復用系數113

利用多徑能力好好差

軟切換好好困難

擴頻增益4~2564~25616

多用戶檢測困難困難容易

軟容量可以實現可以實現無法實現

(2)同步方式,功率控制和支持高速業務能力

目前商用的CDMA系統(IS-95),采用64位Walsh正交擴頻碼序列,反向信道采取非相干接收方式,成為限制系統容量的主要問題,所以在第三代系統中反向鏈路普遍采用相干接收方式。W-CDMA系統采用內插導頻符號輔助相干接收技術,兩者具體性能目前還較難比較,涉及到接收機的結構及實際環境限制,但前者在車輛移動速度較快時,會跟蹤不上快衰落變化,性能惡化。另外,CdmaOne系統需要GPS精確定時,小區間要保持同步,對定時系統要求較高;而W-CDMA和TD-CDMA系統則不需要小區間的同步,可適應環境的變化,可在室外、室內、甚至地鐵中使用。TD-CDMA系統繼承了GSM900和DCS1800正反向信息同步的特點,從而克服了反向信道限制容量的瓶頸效應,而同步意味著正反向信道均可采用正交碼,從而克服了遠近效應,降低了對功率控制的要求。

CdmaOne系統采用與IS-95系統相同的開環加閉環功率控制方式,功控速率為800bit/s,W-CDMA系統采用開環加自適應閉環功控方式,功控速率增加到1600bit/s,效果有較大提高,可以抵消一般快衰落的影響。TD-CDMA采用了聯合檢測進一步消除了多用戶干擾,使得上行鏈路用戶之間功率相差很大時仍能有效地解調信息即克服了遠近效應,帶來的好處是為了克服瑞利衰落(快衰落)的快速功率控制不是必須的,而消除對數正態衰落(慢衰落)的慢速功率控制仍有必要,其目的是為了節約功率、延長移動臺的電池使用壽命和提高業務質量。由于對抗快衰落的能力較強,TD-CDMA可以支持高達每小時500km的移動體的通信,這在現代移動通信中是至關重要的。而直擴CDMA對于高速移動通信的支持能力較差。

W-CDMA系統在5MHz帶寬中可提供16kbit/s、32kbit/s、64kbit/s、128kbit/s等多個傳輸速率。當信息速率超過128kbit/s時,W-CDMA系統可分配多個碼分信道給用戶進行復用,采用并行傳送方式可提供384kbit/s(128kbit/s×3),并且可容易地實現室內2Mbit/s的信息傳送。CdmaOne系統可通過多載波傳送或復用碼信道,實現較高速率的信息傳送。TD-CDMA提供綜合業務是通過無線電資源的復用,可采用在每個時隙內的多碼傳輸和時隙合并方式,為了達到2Mbit/s的峰值速率需采用16進制的QAM調制方式,當移動臺的傳信率較高時需要較高的發射功率,又因為采用與GSM系統相同的TDMA時隙分配方式,所以無法充分利用系統資源,造成浪費。

(3)與已有系統的兼容性

CdmaOne系統將IS-95從一個話音、低速數據系統改進為一個無線多媒體系統,使之能提供基本滿足IMT-2000要求的容量和服務,優化了話音和數據業務,能支持高速率的電路和分組業務,提供平滑地向后兼容性(與IS-95),其網絡結構和軟件均從IS-95系統發展而來,N×1.25MHz信道帶寬與IS-95已經使用的頻帶兼容。TD-CDMA系統與GSM有相同的幀長度和時隙長度,將GSM或DCS1800的網絡作相應擴充,即可實現與TD-CDMA系統的兼容,在與公網的接口上則向ATM過渡,提高了市場競爭能力。W-CDMA系統,與第二代及在第二代基礎上開發的PCS及PCN系統不兼容,需要單獨的基站和移動臺子系統,需要全面安裝系統設備,所以初期投資要大一些。

4未來的發展趨勢

ITU為IMT-2000/FPLMTS系統提出的時間表是:1998年底完成無線傳輸技術的選擇,1999年完成標準的制定,2000年以后開始商用。現在以日本、歐洲和美國電信公司為主的聯盟已分別提出了各自的第三代移動通信系統,決定最終結果的不僅是技術的先進,還有成本、系統的復雜性和市場需求,具體如下:(1)市場需求。IMT-2000商用系統將在2000年左右推出,會在以后十年內逐漸占領市場,所以要研究今后幾年人們對移動通信業務需求,IMT-2000應能夠提供那些業務。(2)成本和系統復雜性。成本取決于系統本身的投入,及與已有系統設備的兼容性。從初期投入來分析,W-CDMA系統采用了一些新技術,要設計全新的基站和移動臺,及整個網絡結構,所以投入要大一些。(3)技術先進性。運營商希望以較少的基站覆蓋較大的區域,并且提高系統容量。從整體的性能來衡量,W-CDMA因為設計比較超前,可提供更多的業務、較大的系統容量而具有相當大的競爭力,TD-CDMA系統因為其本身的缺陷,無法充分發揮CDMA技術的優勢。

由于目前的移動運營商已在現有的第二代移動通信系統中投入了大量資金,因此必然希望將自己目前的系統平滑過渡到第三代系統;另外,歐、日、美電信公司都希望在未來的第三代移動通信系統市場中占有較大份額,都不會輕易放棄自己的方案。因此,國際電聯很難最終形成一個統一的第三代移動通信標準,極有可能幾種方案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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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價格機制的概念。價格機制的概念是，市場上的某一類商品在市場競爭中，其市場價格和商品供求變化形成的一種有機聯系。價格機制通過市場價格來映射出供求關系，并根據價格變化對生產、流通作出合理、及時的調整，從而實現優化資源配置的目的。在市場機制中，價格機制是其中最為有效和敏感的調節機制，價格的變化往往會影響到整個社會的生產生活以及經濟活動。因此價格機制在郵電通信經濟市場中具有導向作用，通過供求和市場價格之間的制約關系，可以有效調節郵電通信經濟的杠桿。

1.1.2具體實踐策略

1.1.2.1通過價格機制提升質量、控制成本。對于郵電通信的經營者、生產者來說，價格機制可以作為一種市場競爭的有效工具。為了占據更高的市場經濟份額，郵電通信經營者和生產者應以廉價作為自身優勢，盡可能控制成本，為價格調節提供出足夠的波動空間，從而實現利潤的最大化。但是應當注意的是，經營者和生產者在盡最大努力壓低生產成本的同時，還應當保證郵電通信服務的質量，這樣才有利于郵電通信的長久發展。

1.1.2.2通過價格機制調整郵電通信生產結構。海面上細小波紋往往暗示著水下的巨大漩渦，在市場經濟中也是如此。價格上的微小波動看似平常，但是經營者和生產者不能對其掉以輕心，因為價格上的變化可以映射出整個行業的更深層次的生產結構變化趨勢。對于郵電通信經營者、生產者來說，價格波動是調整生產方式、改變生產結構和生產規模的信號，與此同時，它也是一種衡量郵政業務或通信產品是否符合消費者需求的最佳參照。如果某種郵電通信產品不被受眾所認可，經營者和生產者首先能夠從價格變化情況中得到反饋信息，從而對郵電通信生產結構做出及時調整。

1.1.2.3通過價格機制反映郵電通信市場變化趨勢。當一種郵電通信產品或業務逐漸被受眾淘汰，其市場價格也會受到影響，因而不同的郵電通信產品或業務的市場價格變化可以反映出郵電通信市場的發展趨勢，這也為經營者和生產者開發產品和服務類型提供了有利參考。例如，過去幾年固定電話市場的繁榮與當前固定電話市場的衰敗就是很好的例子，郵電通信業開始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手機通信中，這體現了價格機制的作用。

1.2通過競爭機制促進郵電通信經濟發展

1.2.1競爭機制的概念。競爭機制的概念是，各個經濟主體在市場競爭中，以自身經濟利益為基本目標展開激烈競爭，并因此形成了經濟市場的優勝劣汰。這種市場機制使市場具有一定的自凈功能，從而能夠保持市場良性發展。

1.2.2具體實踐策略。郵電通信經濟市場的競爭機制是其內在矛盾作用的必然結果，經營者和生產者與其消極等待或隨波逐流，不如加強自身競爭意識，牢牢把握住時代脈搏，在競爭中尋求新的發展機遇，及時對自身的生產經營活動作出調整，適應市場規律。

1.3通過供求機制促進郵電通信經濟發展

1.3.1供求機制的概念。供求機制的概念是商品供求受到其他因素的影響和制約而發揮作用的現象。供求關系是市場內部矛盾的核心，會受到競爭和價格這兩方面的影響，相應地，也對競爭和價格造成影響。供求關系與市場中各個環節都有著緊密的聯系，能夠最直觀地反映出消費者和生產者之間的聯系。

1.3.2具體實踐策略。郵電通信領域的經營者和生產者應充分利用供求機制來合理調節生產、經營策略，抓住機遇，改變營銷手段，推廣新型產品和業務。沒有供求關系就無法產生市場，在郵電通信經濟中，當通信能力超過市場的需求，即供過于求，其市場價格就會降低，并且延緩郵電通信的發展，在這種情況下，應突出自身產品特色，在競爭中占據優勢；如果通信能力滯后于市場需求，即供小于求，其市場價格就會提高，在這種情況下，應控制成本，通過價格優勢在市場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郵電通信行業的經營者和生產者不能把市場供求機制簡單地、人為地固定化，一定要結合所處地區實際的通信發展水平、消費水平等制定自身發展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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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通信業務之所以發展迅猛主要是其滿足了人們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與任何個人進行通信的愿望。移動通信是實現未來理想的個人通信服務的必由之路。在信息支撐技術、市場競爭和需求的共同作用下，移動通信技術的發展更是突飛猛進，呈現出以下幾大趨勢：網絡業務數據化、分組化，網絡技術寬帶化，網絡技術智能化，更高的頻段，更有效利用頻率，各種網絡趨于融合。了解、掌握這些趨勢對移動通信運營商和設備制造商均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2網絡業務數據化、分組化

2.1無線數據——生機無限當前移動數據通信發展迅速，被認為是移動通信發展的一個主要方向。近年來出現的移動數據通信主要有兩種，一種是電路交換型的移動數據業務，如TACS、AMPS和GSM中的承載數據業務以及GSM系統的HSCSD；另外一種是分組交換型的移動數據業務，如摩托羅拉的DataTAC、愛立信的Mobitex和GSM系統的GPRS。

目前，無線數據業務只占GSM網絡全部業務量中的很小一部分，但是在未來的兩年中這種狀況將開始扭轉，并大大改變。1999年以后，隨著HSCSD、GPRS等新的高速數據解決方案顯露崢嶸，并成為數據應用的新焦點，無線數據將成為運營商經營計劃中越來越重要的部分，它預示著未來大量的商業機遇。

（1）應用驅動市場

無線數據業務的主要驅動力在于用戶的應用。話音是單一的、易于被大眾所接受的業務，然而無線數據則不同，無線數據最初的應用重點放在運輸管理這樣的專業市場。近期無線數據業務的目標市場是銷售人員或現場工程師這樣的用戶群。從這些先發目標的應用中積累無線數據的經驗，并從中受益。

在過去的十年里，傳統的生活方式已經在迅速改變，人們更經常性地移動，職業和個人生活之間的分界變得模糊，人們需要不分時間、地點訪問很重要的信息。發生在用戶身上的這種生活方式的改變將成為驅動無線數據業務發展的重要因素。

（2）因特網的影響

和通信的其他領域一樣，無線數據業務的一個最重要的驅動力來自Internet。根據最近的研究，未來兩年歐洲的因特網用戶數量將翻一番。在我國，因特網用戶的年增長率將高達300%，顯然用戶在運動中接入因特網的需求將會增長。

為了滿足接入因特網的需求，一個全球性的開放協議——無線應用協議（WAP）應運而生。WAP為將Internet的信息內容以及增值業務傳送到移動終端提供了一種開放的通用標準，實現了IP與GSM網絡的橋接，是一個為廠商提供加速市場增長、避免網絡割接、保護運營商投資的標準，WAP確保任何與WAP兼容的GSM手機都能工作。

（3）數據速率的發展

GSM承載業務所提供的GSM數據速率最高只能達到9.6kbit／s。國際上1998年引入的高速電路交換數據（HSCSD）技術將實現57kbit／s的數據速率，對要求連續比特率和傳輸時延小的應用是理想的，如會議電視、電子郵件、遠程接入企業的局域網和無線圖像。1999年商用化的GPRS是第一個GSM分組數據應用，將實現超過100kbit／s的數據速率。對較短的“突發”類型業務是理想的，如信用卡認證、遠程測量和遠程事務處理。EDGE（增強數據速率GSM改進模式）使用修改過的GSM調制方式來實現超過300kbit／s的數據速率。EDGE會讓GSM運營商特別受益，他們不但可以贏得第三代移動通信的經營執照，還可以提供有競爭力的寬帶數據業務。

2.2個人多媒體通信——網絡演進的方向

對隨時隨地話音通信的追求使早期移動通信走向成功。移動通信的商業價值和用戶市場得到了證明，全球移動市場以超凡的速度增長。移動通信演進的下一階段是向無線數據乃至個人移動多媒體轉移，這一進展已經開始，并將成為未來重要的增長點。個人移動多媒體將根據地點為人們提供無法想像的、完善的個人業務和無線信息，將對人們工作和生活的各個方面產生影響。在個人多媒體世界里，話音郵件和電子郵件被傳送到移動多媒體信箱中；短信將成為帶有照片和視頻內容的電子明信片；話音呼叫將與實時圖像相結合，產生大量的可視移動電話，還將實現移動因特網和萬維網瀏覽。像無線會議電視這樣的應用將隨處可見，電子商務將蓬勃開展。對于運動中的用戶還有隨時隨地的各種信箱和娛樂服務。

3網絡技術的寬帶化

在電信業歷史上，移動通信可能是技術和市場發展最快的領域。業務、技術、市場三者之間是一種互動的關系，伴隨著用戶對數據、多媒體業務需求的增加，網絡業務向數據化、分組化發展，移動網絡必然走向寬帶化。

通過使用電話交換技術和蜂窩無線電技術，70年代末誕生了第一代模擬移動電話。AMPS（北美蜂窩系統）、NMT（北歐移動電話）和TACS（全向通信系統）是三種主要的窄帶模擬標準。第一代無線網絡技術的一大成就就是去掉了將電話連接到網絡的用戶線。用戶第一次能夠在他們所在的任何地方無線接收和撥打電話。

第二代系統引入了數字無線電技術，它提供更高的網絡容量，改善了話音質量和保密性，并為用戶引入了無縫的國際漫游。今天世界市場的第二代數字無線標準，包括GSM、MMPS、PDC（日本數字蜂窩系統）和IS95CDMA等，均仍為窄帶系統。

第三代移動系統，即IMT-2000，是一種真正的寬帶多媒體系統，它能夠提供高質量寬帶綜合業務并實現全球無縫覆蓋。2000年以后，窄帶移動電話業務需求將依然很大，但隨著Internet等高速數據通信及多媒體通信需求的驅動，寬帶多媒體綜合業務將逐步增長，而且就未來信息高速公路建設的無縫覆蓋而言，寬帶移動通信作為整個移動市場份額的子集將顯得愈來愈重要。

第三代系統預計在2002年投入商用。

從第二代到第三代系統的變化并不像從第一代模擬網絡到第二代數字網絡那樣存在重大的技術變遷。從目前的技術發展現狀和趨勢來講，第二代系統將逐步子滑過渡到第三代系統，在此演進過程中，移動網絡所能實現的數據速率逐步升級：GSM承載業務所能提供的數據速率為9.6kbit／s，1998年商用的HSCSD技術實現了57kbit／s的數據速率，1999年引入的GPRS將實現超過100kbit／s的數據速率，將在2000年引入的EDGE技術可實現超過300kbit／s的數據速率。2001年后投入商用的第三代系統將能夠在廣域網上實現384kbit／s的數據速率，在辦公室和家中還可以達到2Mbit／s。

4網絡技術的智能化

移動通信需求的不斷增長以及新技術在移動通信中的廣泛應用，促使移動網絡得到了迅速發展。移動網絡由單純地傳遞和交換信息，逐步向存儲和處理信息的智能化發展，移動智能網由此而生。移動智能網是在移動網絡中引人智能網功能實體，以完成對移動呼叫的智能控制的一種網絡，是一種開放性的智能平臺，它使電信業務經營者能夠方便、快速、經濟、有效地提供客戶所需的各類電信新業務，使客戶對網絡有更強的控制功能，能夠方便靈活地獲取所需的信息。移動智能網通過把交換與業務分離，建立集中的業務控制點和數據庫，進而進一步建立集中的業務管理系統和業務生成環境來達到上述目標。通過智能網，運營公司可以最優地利用其網絡，加快新業務的生成；可以根據客戶的需要來設計業務，向其他業務提供者開放網絡，增加收益。

關于移動智能網的研究，早在1995年就已開始，剛開始并沒有具體的標準協議出現，各廠商各自制定了自己的標準，并且據此進行了不少的研究工作，如Alcatel、Nortel、Ericsson等都先后推出了自己的初期產品。這些工作為最終移動智能網標準的形成積累了經驗。

1997年末，美國蜂窩電信工業協會（CTIA）制定了移動智能網的第一個標準協議——IS-41D協議。1998年1月，歐洲電信標準研究所（ETSI）在GSMphase2+階段引入了CAMEL協議（移動通信高級邏輯的客戶化應用程序），當時的版本是Phase1。1998年4月，ITU-T在新推出的智能網能力集一2標準中描述了移動接入的功能實體，稱為CAMELphase2標準。

伴隨著移動網絡向第三代系統的演進，網絡的智能化程度也在不斷地提升。智能網及其智能業務是構成未來個人通信的基本條件。

5更高的頻段

從第一代的模擬移動電話，到第二代的數字移動網絡，再到將來的第三代移動通信系統，網絡使用的無線頻段遵循一種由低到高的發展趨勢。1981年誕生的第一個具有國際漫游功能的模擬系統NMT的使用頻段為450MHz，1986年NMT變遷到900MHz頻段。我國目前的模擬TACS系統的使用頻段也為900MHz。在第二代網絡中，GSM系統的開始使用頻段為900MHz，IS-95CDMA系統為800MHz。為了從根本上提高GSM系統的容量，1997年出現了1800MHz系統，GSM900／1800雙頻網絡迅速普及。2002年將投入商用的第三代系統IMT-2000則定位在2GHz頻段。

6更有效利用頻率

無線電頻率是一種寶貴資源。隨著移動通信的飛速發展，頻譜資源有限和移動用戶急劇增加的矛盾越來越尖銳，出現了“頻率嚴重短缺”的現象。解決頻率擁擠問題的出路是采用各種頻率有效利用技術和開發新頻段。

模擬制的早期蜂窩移動通信系統采用頻分多址方式，主要通過多信道共用、頻率復用和波道窄帶化等技術實現頻率的有效利用。隨著業務的發展，模擬系統已遠不能滿足用戶發展的需求。數字移動通信比模擬移動通信具有更大的容量。同樣的頻分多址技術，數字系統要求的載干比較小，因而頻率復用距離可以小一些，系統的容量可以大一些。而且，數字移動通信還可采用時分多址或碼分多址技術，它比模擬的頻分多址制在系統容量上大4-20倍。

GSM作為最具代表性和最為成熟的數字移動通信系統，其發展歷程就是一部頻率有效利用技術的演進史。GSM采用時分多址制式，其對頻率的有效利用主要是通過頻率復用技術的不斷升級實現的。從傳統的4×3方式，到3×3、1×3、MRP、2×6等新的復用技術，頻率復用的密集度逐步提升，頻譜效率快速提高，GSM系統的容量得到逐步釋放。1995年開始投入商用的IS－95CDMA（窄帶）系統，以無線技術的先進性和大容量等特點著稱。它以擴頻技術為基礎，不同用戶的信號靠不同的編碼序列來區分，如果從頻域或時域來觀察，多個CDMA信號是相互重疊的，故理論上CDMA系統的頻譜利用率比GSM系統更高，網絡容量更大。同時CDMA系統具有一定的過載能力，即系統具備軟容量。作為未來第三代移動通信系統主流無線接入技術的WCDMA（寬帶碼分多址）能夠更高效地利用無線電頻率。它利用分層小區結構、自適應天線陣和相干解調（雙向）等技術，網絡容量可得到大幅提高，可以更好地滿足未來移動通信的發展要求。

7網絡趨于融合，走向統一

7.1第三代移動通信系統的結構

篇（4）

一、引言

移動通信和Internet的飛速發展，帶來了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都可以享用Internet業務的需求。根據UKARCGroup預測，無線Internet業務的用戶到2004年將達到7.5億戶，Internet用戶總數將達到10億戶。無線Internet的用戶將占Internet用戶的大部分。因此新一代無線通信和Internet的有機結合產生的無線IP網絡是當前國際上的研究熱點。

二、無線IP網絡和QoS的概念

無線IP網絡一般是指無線終端接入IP網的網絡，例如WLAN接入Internet或是以別的空中接口接入Internet，所以無線IP網絡是一個集成無線蜂窩網絡、無繩網絡、無線局域網(WLAN),短距離應用的藍牙等系統和固定的有線網絡為一體的結構，各種類型的無線接入網都能無縫地接入基于IP的核心網。它可以同時提供包括語音、數據和視頻在內的多媒體業務。無線IP網絡主要包括IP核心網、移動站(MS)和基站((BS)，基站充當小區內各MS與有線Internet網絡間的網關，使得各個MS可以無縫地接入核心網。

隨著Internet的迅速發展，Internet已由單一的數據傳輸網向多業務承載網演進，以前那種以Email、文件傳輸等為主的單純的數據傳輸業務已遠遠不能滿足用戶的需求，一些多媒體應用如視頻點播、IP電話、遠程教學不斷涌現。這些不同的應用需要有不同的服務質量要求。QoS指網絡對業務性能要求的支持能力。這里的性能要求是特定于不同業務的，即不同的業務有不同的性能要求。對于通信網中的QoS，上述性能要求可以用性能參數來描述，例如：業務可靠性、時延、抖動、吞吐量和數據丟失率等。

三、QoS網絡的結構分析

（一）QoS網絡結構

從QoS的角度看，網絡是由主機、路由器、鏈路、策略服務器(policyserver)、帶寬管理器(網絡服務器的一種)構成的。

主機。主機上的應用是收發流的主體。應用在發送之前先向網絡提出流的QoS要求。

鏈路。鏈路是把數據傳送至遠方的媒介。包括專用線，還有LAN,ATM網絡、無線網等，使用這些鏈路來實現QoS時，有一些特殊要求需要考慮。

邊界/核心路由器。每個QoS區域的入口及出口的路由器稱作邊界路由器，除此之外的路由器稱作核心路由器。一般來說，路由器就是執行流量控制。即執行送出數據包順序的控制，或者選擇丟棄數據包，給每個流分別賦予被指定的QoS。而一般邊界路由器還設有接納控制和流量調節機構。接納控制用于當申請QoS服務時，判斷該申請是否可以被接受。流量調節機構用于確認流入及流出QoS區域的流是否滿足事先指定好的條件(平均輸入速率、最大速率、最大脈沖長度、最大數據包長度等)。如果符合條件，就進入下一個流量控制階段。如果不符合，就將數據包整形至符合條件。

策略服務器。代辦路由器的接納控制、資源準備的部分。例如，向有QoS要求的用戶回答其是否有提出要求的權利，以及提出的QoS要求是否可以被接受。并且將管理服務準備、資源準備的信息，傳遞給每個路由器。它還負責將網絡管理員的網絡運用策略傳遞給每個路由器，例如指定分配給盡力而為服務流的數據傳輸率的大小等。

帶寬管理器。帶寬管理器總是掌握著全網絡的資源使用情況。每個路由器應該具有向帶寬管理器提供該路由器的資源量以及它的使用情況的信息的通信功能。

（二）路由器工作原理

在構成QoS網絡的元素中，路由器是較為重要的一個部件。路由器的功能，本來只具有普通路由的作用，但為了執行QoS功能，就在以前的路由器加上了三個功能；接納控制機構、流量調節機構、流量控制機構。本文從數據平面和控制平面兩個方面來研究。

1、數據平面

直接在用戶數據包里加入QoS控制。它分為以下幾個方面

（1）流量調節機構

設置在每個路由器的輸入輸出端口。輸入數據包按照流分類，分別檢查是否滿足被指定的流的特性。如果滿足，就讓它通過。如果不滿足，就按照流量調節的框架處理。作為處理的例子有丟棄、延遲、標記等。

（2）轉發

這個功能可以是普通路由器的操作。參照每個數據包的包頭內的發送目的地和路由器內的路由選擇表，選擇路由器的輸出端口，并向端口傳送。但是現在的Internet路由協議都采用單個測度(如跳數、成本)來計算最短路由，沒有考慮多個QoS參數的要求。因此我們可以考慮采用不同與以往路由策略的QoS路由來滿足業務的QoS要求。QoS路由根據多種不同的度量參數(如帶寬、成本、每一跳開銷、時延、可靠性等)來選擇路由。它包括三個主要功能：鏈路狀態信息，路由計算和路由表存儲。QoS路由的主要目標是為接入的業務選擇滿足其服務質量要求的傳輸路徑，同時保證網絡資源的有效利用。QoS路由能夠滿足業務的QoS要求，同時提高網絡的資源利用率。但是QoS路由的計算十分復雜，增加了網絡的開銷。

（3）流量控制機構

將從路由器內的多個輸入端口向特定的輸出端口傳送的數據包按流或DS字節分類，使得每個流或流的集合都滿足被指定的特性，執行流量控制。流量控制包括隊列管理和調度。隊列管理就是對隊列長度的控制，調度就是對隊列送出順序的控制。調度算法有多種，其中包括FIFO(先入先出)，優先級調度，循環調度，WFQ加權公平調度、自同步公平調度、等算法。

2、控制平面

為了數據平面能夠更好地工作，控制平面有參數設定、信息收集、發送等支撐功能。它分為以下幾個方面：

（1）接納控制

判斷從應用來的QoS要求是否能夠被接受，并將結果回復。為此路由器管理每個流的資源信息、服務信息。

（2）RSVP控制/資源準備

設定接納控制、流量調節機構、流量控制機構等所需要的參數。并且為此與收發主機、相鄰的路由器交換需要的數據。

（3）路由選擇的處理

執行通常的路由選擇處理。也就是說，按照路由選擇協議、開放最短路徑優先等，制作路由選擇表。并且，將路由選擇的信息傳給其他的路由器。

（4）外部接口的控制

外部接口的控制是與外部的接口。例如，使用COPS協議、SNMP協議、控制接口等，執行與策略服務器和與操作員的通信。

（5）構成控制

依據從接納控制、RSVP、外部接口傳來的指令，設置數據平面所需要的操作參數。

（三）接納控制

對于大規（本文來自免費http：//，轉載請保留。）模的IP網絡而言，要提供良好的服務質量，就必須具備執行接納控制的能力。接納控制使得網絡能夠根據當前的負載狀態決定是否接納新的分組流，通過控制同一時刻網絡服務的流的數量來保證服務質量。如果網絡不能控制同時服務的流的數量，就可能導致這些流的服務質量要求總和超過網絡能夠承載的上限，從而影響這些流所獲得的服務質量。

接納控制機制是提供保證型服務質量保證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在這個體系結構中，一個分組流在進入網絡之前首先要通過RSVP向網絡發出服務請求，然后由通向接收方的路徑上的路由器根據該請求執行接納控制。只有當該請求所經過的路徑上的所有路由器都能滿足該流對服務質量的要求時，這個流才能進入網絡。雖然IntServ/RSVP能夠提供最高級別的服務質量保證，但是由于它要求路由器維護每個流的資源預留信息以及每個流的狀態信息，因此IntServ/RSVP的可擴展性比較差。

近年來，接納控制機制的主要研究思路從最初注重于接納控制結果的精確性，轉向以降低、避免核心狀態，提高接納控制算法的可擴展性。隨著近年來IP網絡QoS應用的快速發展，毫無疑問接納控制算法研究必然是當前的一個熱點。

參考文獻：

篇（5）

    新經濟也被稱之為知識經濟，它是指“建立在知識和信息的生產、分配和使用基礎之上的經濟”。新經濟使得知識、信息和科技的經濟功能得以充分的發揮，高新技術日益成為最重要的生產要素，資本加速向高新技術產業流動，知識密集型產業和柔性制造系統在國民經濟中占據越來越重要的地位，以知識為基礎的科技進步在經濟增長中的貢獻日益提高。人類的生產生活日益走向知識化、智能化。從產業角度看，新經濟時代最突出的表現是生產、交換和流通的勞動資料——電子計算工業與通訊工業逐步成為新經濟的主導產業。以電子通訊為手段的信息工業、新材料工業、新能源工業、生物工業、宇航工業、海洋工業成為知識和技術密集型產業。它們具有高智力、高效益、高投入、高風險、高潛能等重要特征。這些工業相互影響、相互滲透、彼此促進，成為新興的工業群。

    傳統產業一般指應用傳統技術占所有的技術總數55%以上，并以傳統產品為主要產品的產業。“鋼筋、水泥、機械是傳統工業的主要生產手段”，因此，它的產業大多是資本密集型、勞動密集型產業，高物耗、高能耗、高污染是傳統產業的特征。所以“傳統產業亦被稱之為‘大煙囪工業’。它同資本主義制度一同誕生，并一度被視為資本主義工業文明的象征”。在知識、信息和科技的沖擊下，西方工業化國家中的傳統產業日益走向衰落，盡管其社會貢獻的絕對額仍然很大，但日新月異的新經濟所創產值正加速增長。例如，美國的電子信息產業的產值每年以55%的速度在上升，而石油、橡膠、鋼鐵、紡織、食品、煤炭等傳統產業其產值平均每年以4%-7%左右的速度在增長，傳統產業產值在社會總產值的比重已由15年前的92%下降到70%左右。美國的鋼鐵產量50年代是1億噸，80年代只有7千萬噸，開工率只有42%，西歐的鋼鐵工業80年代中后期開工率也只有40%。這說明，當年興旺一時的傳統工業正在走向衰落。傳統產業日益衰落，其主要原因是面對新經濟的挑戰，傳統產業原有的比較優勢日漸喪失，和高新技術產業相比，其市場競爭力愈益下降。傳統產業面臨的挑戰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由于知識和科技一定時期內的專有性和壟斷性，使得誰擁有尖端技術、核心技術，誰就能獨占壟斷利潤，高科技含量必然帶來高附加值。傳統產業使用的是大眾化、傳統型技術，只能分享社會平均利潤，單位產品營利能力下降，市場競爭力必然下降。

    2.相對于傳統產業，由于新經濟時代科技的作用越來越大，使得產品、服務的功能、效用更趨多元化、便捷化，價格更加低廉，市場需求更旺，相比之下，傳統產品則更多是“大”“粗”“笨”，其需求量日漸萎縮。

    3.傳統產業是“大煙囪工業”，在人類日益重視生活質量的今天，其造成的生態破壞已受到越來越多的國家的重視，紛紛制定相關的產業政策，來規制傳統產業，促進新經濟的發展。所以，傳統產業如果不加以改造提升，只能淪為“夕陽產業。”

    4.傳統產業的生產要素是“鋼筋、水泥加機械”，其發展的規律是：邊際成本遞增，邊際收益遞減。而新經濟時代，由于知識的可積累性、可復制性，以及其生成的加速化和傳遞手段的快速發展和完善，使得新經濟中的部分產業成為邊際收益遞增的產業。

    可見，傳統產業所面臨的挑戰主要來自新經濟時代的知識、信息和科技的快速發展及其產業化。

    二、工業化國家傳統產業的發展

    實際上，傳統產業在不發達國家有許多仍然是支柱產業，占到國民生產值的85%以上，構成國民經濟的物質基礎。即使在工業發達國家，傳統產業也并未被完全拋棄或替代。各國都在以不同的方式，一方面繼續發揮傳統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作用，另一方面，加速對傳統產業進行改造和提升，使之適應新經濟的發展。目前，西方發達國家對陷于困境的傳統產業，主要采取以下幾種策略：

    1.“重新現代化”策略。它主要包括兩個方面內容，一是用高新技術改造和提升傳統產業；二是將電子商務、互聯網絡嫁接到傳統產業中，從時間中、空間上、手段上縮短與高新技術產業的距離，將傳統產業融入新經濟浪潮中。這一策略包括以下幾個方面要點：①認為傳統產業是高新技術產業的基礎，傳統產業為高新技術產業創造了條件。包括：資源、人才、技術、環境、市場以及傳統產業所具有的輔助工業系統和基礎設施。例如：計算機設備制造依賴于機械工業、新材料技術依賴于化學工業、海洋及生物技術依賴于傳統的化學和醫學工業。再如，美國“硅谷”的8000多家企業，高科技企業只有3000家，其余只是一般的機電制造加工廠，它們完全為高科技企業提供密切相關的加工配套服務。所以，高新技術產業的興起，并不意味著傳統產業的終結，兩者相互依存。②運用高新技術來提升傳統產業。包括：運用自動控制技術改造生產設備；運用電子信息技術改造傳統工藝；運用新材料、新能源、新技術改造傳統產品，使產品向低物耗、低能耗、便捷化方向發展；運用電子信息技術改造傳統的管理方法，使企業管理變得更科學。③將電子商務、互聯網絡嫁接到傳統產業中，改變企業傳統的物質流、價值流、信息流的運作形態，用新經濟來裝備傳統產業。

    2.民族產業保護策略。民族產業是在長期的歷史進程中發展起來的，對國家的經濟穩定和發展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現在這些產業絕大多數屬于在市場競爭中處于劣勢的傳統產業，如紡織、服裝、鋼鐵、造船、汽車、造紙等。為了維持并振興傳統產業，工業化國家制定了許多保護民族產業的政策和措施。例如：采取反傾銷措施，對出口國產品施以高額關稅，阻礙產品進口，如歐盟長期對我國的照明燈具、顯像管、自行車等產品實施反傾銷，使得這些產品在歐洲的市場占有率日漸縮小。采取配額制，限制產品進口，如美國對服裝進口采取嚴格的配額制，本國產品占國內市場的90%。采取國家補貼或收歸國有，將傳統產業置于國家的保護之下。

    3.傳統產業轉移策略。傳統產業的優勢體現在資金、技術、人力資本上，當這些傳統產業在本國逐步喪失比較優勢時，把它們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利用那里廉價的人力資源、土地資源和原材料資源，使得這些傳統產業再次獲得比較優勢。傳統產業一般屬于高污染、高能耗、高物耗的產業，將這些產業轉移到國外也是工業化國家出于對自身環境保護的需要。就行業來看，它們一般是水泥、石油化工、日用化工等。

    新經濟條件下工業化國家的傳統產業發展道路給了我們許多有益的啟示：(1)傳統產業不是“夕陽產業”，通過引進高新技術，可以使傳統產業再現生機。(2)傳統產業仍然是新經濟時代的產業基礎，高新技術企業離不開它，電子商務、互聯網絡也離不開它。(3)技術落后是傳統產業喪失競爭力的主要原因，所以，實現技術升級是傳統產業出路所在。(4)國家政策保護是傳統產業發展的必要條件。

   三、我國傳統產業的現狀     我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經過50年的建設，形成了較完備的國民經濟體系，但是由于種種原因，我們過去只注重于傳統產業的外延擴大再生產，忽視了技術研究與開發，企業缺少技術創新的動力機制，使得傳統產業設備老化、技術落后，產品質量低，物耗、能耗高。面對新經濟時代的來臨，我國傳統產業將面臨更為嚴峻的挑戰。這是因為：(1)我國傳統產業面廣量大，占全部企業數的2/3。這些傳統產業對我國城鎮職工就業、保證社經濟穩定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2)傳統產業仍然是我國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我國國內生產總值的87%屬于傳統產業創造的，國家財政收入的70%左右來自于傳統產業。高新技術所占比重很小。(3)傳統產業設備陳舊、工藝落后，能耗高、效率低。(4)傳統產業內部由于體制等原因，缺少技術創新的動力機制。無論是從外部引進技術還是內部開發力度都不夠，一些傳統的工業部門始終在低層次、低水平上循環、重復。目前，我國工業企業的設備近1/5老化，國有大中型企業的設備老化率達25%，超期服役率達39%，據調查，我國機械工業的設備大部分仍然停留在60年代到70%年代的水平，還有少部分是50年代的水平，擁有80年代以后的技術水平的機械設備占全部總數的25%左右，美日德三國在1985年其機床的數控化率達到50%，1999年，數控機床達到97%以上。而到1999年，我國的數控機床僅占機床總數的5%左右。能源利用率方面，美日德在1999年能源利用率達到65%-75%，而我國的能源利用率僅為35%。從技術創新體制上看，美國85%的大型企業都擁有自己的研究開發機構，而我國大中型企業自身擁有研究開發機構的比重不到10%，美國專利技術的商品化率為78%，而我國不到20%，大量的專利技術被閑置，推廣應用的比例很低。

    四、我國傳統產業發展的方向與對策

    1.調整傳統產業資產存量，優化產業結構和規模結構，實現產業結構高級化。首先，要結合產品結構的調整，壓縮市場供過于求的、低附加值產品的生產企業。例如，普通棉紡、普通機械、食品、化工等企業。堅決淘汰那些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生產效率低下的生產企業。如小玻璃、小煤窯、小造紙、小化工等企業。大力發展以微電子技術、新材料、生物技術為基礎的先導產業。實現產業結構高級化。其次，要通過資產重組、收購兼并、改變傳統產業那種數量多、規模小、層次低的結構現狀，使傳統產業向“大而強”、“小而精”的方向轉變。通過規模結構優勢來提升傳統產業的市場競爭力。

    2.運用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提高傳統產業的技術結構。針對我國傳統產業設備陳舊、工藝落后的現狀，運用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就是要加強高新技術對傳統產業的輻射和滲透作用，用高新技術來裝備和改造生產工具、勞動對象和工藝流程。

    首先，要用高新技術改造傳統設備。這主要有兩種模式：一是功能替代，二是在原有的設備上增加自動控制系統。功能替代最成功的案例是用激光排版技術代替傳統的手工鉛字排版設備，實現了計算機對書報的自動編輯排版。此外數控機床代替人工機床，變頻調速電機代替普通交直流電機，它提高了產品的加工精度，降低了物耗、能耗，大大提高了勞動生產率。在傳統設備的基礎上，加上自動控制系統的目的是加快生產過程的自動化。傳統產業的控制功能一般由專門的控制部件來操作完成，結果產品完成的精確率低，誤差率高，控制設備的通用性差。實現計算機自動控制后，由計算機根據編程內容來控制復雜的操作系統，節省了人工、提高了效率。

篇（6）

一、引言

移動通信是指移動用戶之間，或移動用戶與固定用戶之間的通信。隨著電子技術的發展，特別是半導體、集

成電路和計算機技術的發展，移動通信得到了迅速的發展。隨著其應用領域的擴大和對性能要求的提高，促使移動通信在技術上和理論上向更高水平發展。20世紀80年代以來，移動通信已成為現代通信網中不可缺少并發展最快的通信方式之一。

回顧移動通信的發展歷程，移動通信的發展大致經歷了幾個發展階段：第一代移動通信技術主要指蜂窩式模擬移動通信，技術特征是蜂窩網絡結構克服了大區制容量低、活動范圍受限的問題。第二代移動通信是蜂窩數字移動通信，使蜂窩系統具有數字傳輸所能提供的綜合業務等種種優點。第三代移動通信的主要特征是除了能提供第二代移動通信系統所擁有的各種優點，克服了其缺點外，還能夠提供寬帶多媒體業務，能提供高質量的視頻寬帶多媒體綜合業務，并能實現全球漫游。現在用的大多是第二代技術，第三代技術還不太成功，但已有了第四代技術的設想。第四代移動通信系統（4G）標準比第三代具有更多的功能。

二、4G移動通信簡介

第四代移動通信技術的概念可稱為寬帶接入和分布網絡，具有非對稱的超過2Mbit/s的數據傳輸能力。它包括寬帶無線固定接入、寬帶無線局域網、移動寬帶系統和交互式廣播網絡。第四代移動通信標準比第三代標準擁有更多的功能。第四代移動通信可以在不同的固定、無線平臺和跨越不同的頻帶的網絡中提供無線服務，可以在任何地方用寬帶接入互聯網（包括衛星通信和平流層通信），能夠提供定位定時、數據采集、遠程控制等綜合功能。此外，第四代移動通信系統是集成多功能的寬帶移動通信系統，是寬帶接入IP系統。目前正在開發和研制中的4G通信將具有以下特征：

（一）通信速度更快

由于人們研究4G通信的最初目的就是提高蜂窩電話和其他移動裝置無線訪問Internet的速率，因此4G通信的特征莫過于它具有更快的無線通信速度。專家預估，第四代移動通信系統的速度可達到10-20Mbit/s，最高可以達到100Mbit/s。

（二）網絡頻譜更寬

要想使4G通信達到100Mbit/s的傳輸速度，通信運營商必須在3G通信網絡的基礎上對其進行大幅度的改造，以便使4G網絡在通信帶寬上比3G網絡的帶寬高出許多。據研究，每個4G信道將占有100MHz的頻譜，相當于W-CDMA3G網絡的20倍。

（三）多種業務的完整融合

個人通信、信息系統、廣播、娛樂等業務無縫連接為一個整體，滿足用戶的各種需求。4G應能集成不同模式的無線通信——從無線局域網和藍牙等室內網絡、蜂窩信號、廣播電視到衛星通信，移動用戶可以自由地從一個標準漫游到另一個標準。各種業務應用、各種系統平臺間的互聯更便捷、安全，面向不同用戶要求，更富有個性化。而且4G手機從外觀和式樣上看將有更驚人的突破，可以想象的是，眼鏡、手表、化妝盒、旅游鞋都有可能成為4G終端。

（四）智能性能更高

第四代移動通信的智能性更高，不僅表現在4G通信的終端設備的設計和操作具有智能化，更重要的是4G手機可以實現許多難以想象的功能。例如，4G手機將能根據環境、時間以及其他因素來適時提醒手機的主人。

（五）兼容性能更平滑

要使4G通信盡快地被人們接受，還應該考慮到讓更多的用戶在投資最少的情況下輕易地過渡到4G通信。因此，從這個角度來看，4G通信系統應當具備全球漫游、接口開放、能跟多種網絡互聯、終端多樣化以及能從2G、3G平穩過渡等特點。

（六）實現更高質量的多媒體通信

4G通信提供的無線多媒體通信服務將包括語音、數據、影像等，大量信息透過寬頻的信道傳送出去，為此4G也稱為“多媒體移動通信”。

（七）通信費用更加便宜

由于4G通信不僅解決了與3G的兼容性問題，讓更多的現有通信用戶能輕易地升級到4G通信，而且4G通信引入了許多尖端通信技術，因此，相對其他技術來說，4G通信部署起來就容易、迅速得多。同時在建設4G通信網絡系統時，通信運營商們將考慮直接在3G通信網絡的基礎設施之上，采用逐步引入的方法，這樣就能夠有效地降低運營成本。

三、4G移動通信的接入系統

4G移動通信接入系統的顯著特點是，智能化多模式終端（multi-modeterminal）基于公共平臺，通過各種接技術，在各種網絡系統（平臺）之間實現無縫連接和協作。在4G移動通信中，各種專門的接入系統都基于一個公共平臺，相互協作，以最優化的方式工作，來滿足不同用戶的通信需求。當多模式終端接入系統時，網絡會自適應分配頻帶、給出最優化路由，以達到最佳通信效果。目前，4G移動通信的主要接入技術有：無線蜂窩移動通信系統（例如2G、3G）；無繩系統（如DECT）；短距離連接系統（如藍牙）；WLAN系統；固定無線接入系統；衛星系統；平流層通信（STS）；廣播電視接入系統（如DAB、DVB-T、CATV）。隨著技術發展和市場需求變化，新的接入技術將不斷出現。

不同類型的接入技術針對不同業務而設計，因此，我們根據接入技術的適用領域、移動小區半徑和工作環境，對接入技術進行分層。

分配層：主要由平流層通信、衛星通信和廣播電視通信組成，服務范圍覆蓋面積大。

蜂窩層：主要由2G、3G通信系統組成，服務范圍覆蓋面積較大。

熱點小區層：主要由WLAN網絡組成，服務范圍集中在校園、社區、會議中心等，移動通信能力很有限。

個人網絡層：主要應用于家庭、辦公室等場所，服務范圍覆蓋面積很小。移動通信能力有限，但可通過網絡接入系統連接其他網絡層。

固定網絡層：主要指雙絞線、同軸電纜、光纖組成的固定通信系統。

網絡接入系統在整個移動網絡中處于十分重要的位置。未來的接入系統將主要在以下三個方面進行技術革新和突破：為最大限度開發利用有限的頻率資源，在接入系統的物理層，優化調制、信道編碼和信號傳輸技術，提高信號處理算法、信號檢測和數據壓縮技術，并在頻譜共享和新型天線方面做進一步研究。為提高網絡性能，在接入系統的高層協議方面，研究網絡自我優化和自動重構技術，動態頻譜分配和資源分配技術，網絡管理和不同接入系統間協作。提高和擴展IP技術在移動網絡中的應用；加強軟件無線電技術；優化無線電傳輸技術，如支持實時和非實時業務、無縫連接和網絡安全。

四、4G移動通信系統中的關鍵技術

（一）定位技術

定位是指移動終端位置的測量方法和計算方法。它主要分為基于移動終端定位、基于移動網絡定位或者混合定位三種方式。在4G移動通信系統中，移動終端可能在不同系統（平臺）間進行移動通信。因此，對移動終端的定位和跟蹤，是實現移動終端在不同系統（平臺）間無縫連接和系統中高速率和高質量的移動通信的前提和保障。中國-（二）切換技術

切換技術適用于移動終端在不同移動小區之間、不同頻率之間通信或者信號降低信道選擇等情況。切換技術是未來移動終端在眾多通信系統、移動小區之間建立可靠移動通信的基礎和重要技術。它主要有軟切換和硬切換。在4G通信系統中，切換技術的適用范圍更為廣泛，并朝著軟切換和硬切換相結合的方向發展。

（三）軟件無線電技術

在4G移動通信系統中，軟件將會變得非常繁雜。為此，專家們提議引入軟件無線電技術，將其作為從第二代移動通信通向第三代和第四代移動通信的橋梁。軟件無線電技術能夠將模擬信號的數字化過程盡可能地接近天線，即將A/D和D/A轉換器盡可能地靠近RF前端，利用DSP進行信道分離、調制解調和信道編譯碼等工作。它旨在建立一個無線電通信平臺，在平臺上運行各種軟件系統，以實現多通路、多層次和多模式的無線通信。因此，應用軟件無線電技術，一個移動終端，就可以實現在不同系統和平臺之間，暢通無阻的使用。目前比較成熟的軟件無線電技術有參數控制軟件無線電系統。

（四）智能天線技術

智能天線具有抑制信號干擾、自動跟蹤以及數字波束調節等智能功能，能滿足數據中心、移動IP網絡的性能要求。智能天線成形波束能在空間域內抑制交互干擾，增強特殊范圍內想要的信號，這種技術既能改善信號質量又能增加傳輸容量。

（五）交互干擾抑制和多用戶識別

待開發的交互干擾抑制和多用戶識別技術應成為4G的組成部分，它們以交互干擾抑制的方式引入到基站和移動電話系統，消除不必要的鄰近和共信道用戶的交互干擾，確保接收機的高質量接收信號。這種組合將滿足更大用戶容量的需求，還能增加覆蓋范圍。交互干擾抑制和多用戶識別兩種技術的組合將大大減少網絡基礎設施的部署，確保業務質量的改善。

（六）新的調制和信號傳輸技術

在高頻段進行高速移動通信，將面臨嚴重的選頻衰落（frequency-selectivefading）。為提高信號性能，研究和發展智能調制和解調技術，來有效抑制這種衰落。例如正交頻分復用技術（OFDM）、自適應均衡器等。另一方面，采用TPC、Rake擴頻接收、跳頻、FEC（如AQR和Turbo編碼）等技術，來獲取更好的信號能量噪聲比。

五、OFDM技術在4G中的應用

若以技術層面來看，第三代移動通信系統主要是以CDMA為核心技術，第四代移動通信系統技術則以正交頻分復用（OrthogonalFreqencyDivisionMultiplexer，OFDM）最受矚目，特別是有不少專家學者針對OFDM技術在移動通信技術上的應用，提出相關的理論基礎。例如無線區域環路（WLL）、數字音訊廣播（DAB）等，都將在未來采用OFDM技術，而第四代移動通信系統則計劃以OFDM為核心技術，提供增值服務。

在時代交替之際，舊有系統之整合與升級是產業關心的話題，目前大家談的是GSM如何升級到第三代移動通信系統；而未來則是CDMA如何與OFDM技術相結合。可以預計，CDMA絕對不會在第四代移動通信系統中消失，而是成為其應用技術的一部份，或許未來也會有新的整合技術如OFDM/CDMA產生，前文所提到的數字音訊廣播，其實它真正運用的技術是OFDM/FDMA的整合技術，同樣是利用兩種技術的結合。因此未來以OFDM為核心技術的第四代移動通信系統，也將會結合兩項技術的優點，一部份將是以CDMA的延伸技術。

六、結束語

對于現在的人來說，未來的4G通信的確顯得很神秘，不少人都認為第四代無線通信網絡系統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復雜的技術系統。總的來說，要順利、全面地實施4G通信，還將可能遇到一些困難。

首先，人們對未來的4G通信的需求是它的通信傳輸速度將會得到極大提升，從理論上說最高可達到100Mbit/s，但手機的速度將受到通信系統容量的限制。據有關行家分析，4G手機將很難達到其理論速度。

其次，4G的發展還將面臨極大的市場壓力。有專家預測，在10年以后，2G的多媒體服務將進入第三個發展階段，此時覆蓋全球的3G網絡已經基本建成，全球25%以上的人口使用3G，到那時，整個行業正在消化吸收第三代技術，對于4G技術的接受還需要一個逐步過渡的過程。

因此，在建設4G通信網絡系統時，通信運營商們將考慮直接在3G通信網絡的基礎設施之上，采用逐步引入的方法，使移動通信從3G逐步向4G過渡。

參考文獻：

篇（7）

從目前我國各高校美術教育的現狀考察，美術教師的創新能力是不容樂觀的，這使得對學生創新精神和創造力的培養成為薄弱，最終造成一些學生高分低能，遠不能適應現代科技發展的未來社會的要求。導致高校美術教師創新能力缺失的主要原因，筆者認為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創新主體意識的抑制

普通高校美術教師創新能力發展的前提條件是使自己的主觀能動性等到充分的發揮，但是慣性思維的形成對普通高校美術教師的創造主體意識的發揮存在抑制作用。慣性思維具有兩個基本特點，一是它的形式化結構，二是它的強大慣性。當客觀環境無變化時，它有助于人迅速地解決問題，這是慣性思維的積極影響；但當環境變化時，它又常常阻礙人們去解決新問題，這是慣性思維的消極影響。在我們教師的教育教學過程中也存有許多慣性，需要我們努力去克服。特別是美術教學活動中，慣性思維很容易造成教師建立主觀片面的判斷，影響了美術教師的創新能力的培育和發展，嚴重阻礙了美術教學任務的順利完成。因此，在美術教學活動中，必須重視慣性思維對美術教師創新能力的影響的研究。

二、教學理性的制約

高校教學理性權威主要表現在課堂教學組織形式上，高校傳統的課堂組織形式堅持知識的理性權威和絕對主義，把接受普遍的、確定性的、客觀的或絕對的知識作為認識的根本目的。其前提是堅守真實世界的客觀性、真實性、結構性和存在性，學習就是為了達到與客觀世界一致的目標或結果，所有學習結論都具有同一性、同步性和統一性。但是，高校美術教師創新能力發展要求非理性、情感、直覺與靈感等人格特，正需要寬松自由與休閑的生活環境，所以教學的理性權威制約了高校美術教師創新行為與能力的提高。

目前，高校的教學內容的確是確定性太強，沒有給予教師和學生太多思維的空間。如在理論課程教學中，學生似乎只要記住確定的知識，而無須進行更多的思考。例如在美術鑒賞課程中，“達芬奇是文藝復興時期最杰出的藝術家”、“李唐、馬遠、夏圭、劉松年并稱南宋四大家”等結論是給定的，而在技法教學中，完善的畫理畫論、約定俗成的筆墨紀律、范式化的大師作品等均造成一種要求追捧的學術壓力，似乎不可超越。

三、哲學修養的缺乏

普通高校美術教師的個人哲學修養、人文社會科學底蘊與創新能力密切相關。因此，美術教師要注意人文知識的積累。但是，由于普通高校美術教師沒有接受西方思想的傳統與習慣，致使他們很少有對新思想的領悟與理解。人文社會科學知識是一個知識體系，是對古今中外的文學、藝術、歷史、社會科學等方面的研究，具有價值觀念和道德觀的導向性，哲學、社會科學知識的學習，使教師在文品、學品和人品方面不斷提升，良好的品德和文化修養、人格魅力促進專業知識的創新和專業素質的提高，達到學科發展、教師發展和學生發展在教育教學中的和諧統一。

四、環境寬松度的缺失

環境是一種無言的教育，開放自由的環境是提高高校美術教師創新能力的保障。環境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物質情境的影響；第二，人際情境的影響；第三，文化情境的影響。所謂“辦大學就是辦氛圍”。一個人能否產生創造性思維和成果與其創新能力和創新精神兩個方面都具有很大的關系。而創新精神能否得到很好的發揮，則與是否有一個良好的創造環境密切相關。

當前我國高校美術教師的學術環境是有待改善的，還未形成良好的學術環境，主要是沒有營造一個求實、創新、寬松、協作的學術集體。近親繁殖、思維禁錮、各種學術流派和研究方法不能夠很好的交叉融合，教師高高在上，不能和學生平等對話、學術上少見自由、平等的討論和創新思想火花的迸發、不能鼓勵探索、不能寬容失敗、公平合理的職稱評定和聘任制度很多時候流于形式等等。

五、職稱評定體制的影響

目前高校教師職稱評聘制度給普通高校美術教師的創新能力的發揮制造了不少阻力。其主要是高校職稱評聘的弊端導致的結果。

第一，“平均主義”、“論資排輩”的觀念嚴重阻礙優秀青年人才的成長。第二，現行的專業技術職務聘任制實際上是待額評聘制。第三，現行高等院校教師職稱評審中存在重科研輕教學的現象。第四，評聘重評審輕聘任。第五，考核制度和辦法不完善。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考核制度本身造成的，另一方面是受長期以來大鍋飯、平均主義的影響。

總之，制約高校美術教師創新能力發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同時各種制約因素是相互作用、彼此聯系地影響著創新能力的發展，客觀正確地分析這些因素，找出問題存在的根源，逐步給予解決，才能使其創新能力不斷得到發展與提高。

篇（8）

【中圖分類號】G642.0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3089（2013）29-000-01

從目前我國各高校美術教育的現狀考察，美術教師的創新能力是不容樂觀的，這使得對學生創新精神和創造力的培養成為薄弱，最終造成一些學生高分低能，遠不能適應現代科技發展的未來社會的要求。導致高校美術教師創新能力缺失的主要原因，筆者認為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創新主體意識的抑制

普通高校美術教師創新能力發展的前提條件是使自己的主觀能動性等到充分的發揮，但是慣性思維的形成對普通高校美術教師的創造主體意識的發揮存在抑制作用。慣性思維具有兩個基本特點，一是它的形式化結構，二是它的強大慣性。當客觀環境無變化時，它有助于人迅速地解決問題，這是慣性思維的積極影響；但當環境變化時，它又常常阻礙人們去解決新問題，這是慣性思維的消極影響。在我們教師的教育教學過程中也存有許多慣性，需要我們努力去克服。特別是美術教學活動中，慣性思維很容易造成教師建立主觀片面的判斷，影響了美術教師的創新能力的培育和發展，嚴重阻礙了美術教學任務的順利完成。因此，在美術教學活動中，必須重視慣性思維對美術教師創新能力的影響的研究。

二、教學理性的制約

高校教學理性權威主要表現在課堂教學組織形式上，高校傳統的課堂組織形式堅持知識的理性權威和絕對主義，把接受普遍的、確定性的、客觀的或絕對的知識作為認識的根本目的。其前提是堅守真實世界的客觀性、真實性、結構性和存在性，學習就是為了達到與客觀世界一致的目標或結果，所有學習結論都具有同一性、同步性和統一性。教學方法基本上延續傳統的講授式，即使在課堂上提倡討論的教學方法，但討論的目的也僅僅是為了進一步明確并牢記已有的結論，在這種前提之下無助于新思想、新觀點、新方法的產生[1]。但是，高校美術教師創新能力發展要求非理性、情感、直覺與靈感等人格特，正需要寬松自由與休閑的生活環境，所以教學的理性權威制約了高校美術教師創新行為與能力的提高。

目前，高校的教學內容的確是確定性太強，沒有給予教師和學生太多思維的空間。如在理論課程教學中，學生似乎只要記住確定的知識，而無須進行更多的思考。例如在美術鑒賞課程中，“達芬奇是文藝復興時期最杰出的藝術家”、“李唐、馬遠、夏圭、劉松年并稱南宋四大家”等結論是給定的，而在技法教學中，完善的畫理畫論、約定俗成的筆墨紀律、范式化的大師作品等均造成一種要求追奉的學術壓力，似乎不可超越。

三、哲學修養的缺乏

普通高校美術教師的個人哲學修養、人文社會科學底蘊與創新能力密切相關。因此，美術教師要注意人文知識的積累。但是，由于普通高校美術教師沒有接受西方思想的傳統與習慣，致使他們很少有對新思想的領悟與理解。不善于學習新的哲學思潮，使美術教師更多習慣于復制、照抄與募仿，在自我圈子里追求個人的功利價值或孤芳自賞，缺乏對自己全面發展和人格塑造，尋求自身精神的升華和生命的意義。與此同時，他們也無法在學科相互融合、相互滲透中，在古今中外的比較鑒別中下功夫，以此來提高個人的學習品位和創新能力。人文知識在于多方積累，人文素質在于長期養成。哲學是方法論，是以提高人的品位和質量為中心。人文社會科學知識是一個知識體系，是對古今中外的文學、藝術、歷史、社會科學等方面的研究，具有價值觀念和道德觀的導向性，哲學、社會科學知識的學習，使教師在文品、學品和人品方面不斷提升，良好的品德和文化修養、人格魅力促進專業知識的創新和專業素質的提高，達到學科發展、教師發展和學生發展在教育教學中的和諧統一。

四、環境寬松度的缺失

環境是一種無言的教育，開放自由的環境是提高高校美術教師創新能力的保障。環境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物質情境的影響；第二，人際情境的影響；第三，文化情境的影響。所謂“辦大學就是辦氛圍”。一個人能否產生創造性思維和成果與其創新能力和創新精神兩個方面都具有很大的關系。而創新精神能否得到很好的發揮，則與是否有一個良好的創造環境密切相關。

當前我國高校美術教師的學術環境是有待改善的，還未形成良好的學術環境，主要是沒有營造一個求實、創新、寬松、協作的學術集體[2]。近親繁殖、思維禁錮、各種學術流派和研究方法不能夠很好的交叉融合，教師高高在上，不能和學生平等對話、學術上少見自由、平等的討論和創新思想火花的迸發、不能鼓勵探索、不能寬容失敗、公平合理的職稱評定和聘任制度很多時候流于形式等等。

五、職稱評定體制的影響

目前高校教師職稱評聘制度給普通高校美術教師的創新能力的發揮制造了不少阻力。其主要是高校職稱評聘的弊端導致的結果。

第一，“平均主義”、“論資排輩”的觀念嚴重阻礙優秀青年人才的成長。由于長期以來實際職稱評定所帶來的弊端，使得在一些高校中重資歷、輕水平、忽視能力的現象普遍存在，以至于在一些學校教師職稱結構已快呈“倒金字塔”的不合理狀況。

第二，現行的專業技術職務聘任制實際上是待額評聘制。專業技術人員認為只要任期屆滿，就應該晉升，一旦取得任職資格，學校領導就要聘任，聘任就要兌現工資，聘任以后就終身享受待遇。這種資格與待遇掛鉤，但與崗位職責嚴重脫節，造成了“因人設崗、有崗無責、論資排輩、人浮于事”等弊端。

第三，現行高等院校教師職稱評審中存在重科研輕教學的現象。在評審條件中，對教師的著書立說、論文、科研項目鑒定和獲獎等都有具體規定，而教學工作量、教學效果等都被認為是軟條件，存在著一硬一軟的現象。于是，很多教師把主要精力用于搞科研，輕視教學工作，影響了教學質量。

第四，評聘重評審輕聘任。目前在許多高校中，聘任制流于形式，不聘任或不續聘的人員極少。幾乎有了任職資格，也就等于聘任上了崗，并且一直被聘任到退休。一旦職稱到手，壓力在一部分人的心中消失了，不思進取。

第五，考核制度和辦法不完善。教師考核工作的初衷是對教師一年工作的數量、質量進行評價，獎優罰劣。但目前許多高校的考核工作流于形式，缺乏應有的激勵作用和生命力。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考核制度本身造成的，另一方面是受長期以來大鍋飯、平均主義的影響。

總之，制約高校美術教師創新能力發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同時各種制約因素是相互作用、彼此聯系地影響著創新能力的發展，客觀正確地分析這些因素，找出問題存在的根源，逐步給予解決，才能使其創新能力不斷得到發展與提高。

篇（9）

摘要　已有研究表明個體心理理論的獲得和發展既有文化普遍性，又表現出文化特異性。為了探討兒童心理理論發展的影響因素，越來越多的研究者開始關注社會交流的作用。親子交流是兒童早期社會交流中很重要的組成部分，與兒童心理論的獲得和發展密切相關。文章分別比較了撫養者的親子談話和兒童情景記憶的中西文化差異，以及它們與心理理論發展的關系來理解中國兒童心理理論獲得與發展的特異性，最后提出了一些未來研究需要進一步探討的關鍵問題。

關鍵詞　親子交流；心理理論；文化特異性；親子談話；情景記憶

分類號B844

Premack和Woodruff(1978)研究黑猩猩的社會認知能力時首次提出了心理理論(theory ofmind)的概念(王茜，蘇彥捷，劉立慧，2000)。兒童4歲左右開始發展的錯誤信念理解是心理理論的核心成分，常常是衡量兒童是否具備心理理論的標志性任務(例如Wimmer＆Perner,1983)。然而心理理論包含不同的成分，這些成分在不同的年齡相繼發展出來(王彥，蘇彥捷，2008)。Wellman和Liu(2004)在總結大量研究結果的基礎上設計了一套心理理論量表，用于測量兒童在發展上依次出現的概念理解。隨著研究的拓展和深入，研究者從最初主要關注兒童心理理論獲得與發展過程中的里程碑(Wellman，Cross，＆Watson，2001)，到目前越來越多關注心理。對這些發現的理解不能不涉及個體的社會化環境，而教養實踐中的親子交流影響著個體的社會化進程(Keller et al，2007)。親子交流作為一個親子雙方相互作用的整體，應該包括撫養者的親子談話和兒童對自己經驗的組織。因此系統分析和總結主要撫養者親子談話與兒童情景記憶的文化普遍性與特異性會有助于我們對心理理論發展規律的認識。

1　兒童心理理論發展的文化普遍性與特異性

Wellman等(2001)通過元分析比較了不同年齡、不同國家兒童在錯誤信念任務上的表現，結果發現，盡管典型發展兒童通過錯誤信念的時間點并不相同，但大部分在4歲左右時能夠理解錯誤信念，表明心理理論的發展具有一定的文化普遍性。但該元分析中涉及到的研究樣本量較小，且主要集中在歐美兒童錯誤信念的理解上。這些研究者隨后的一項元分析則比較了196名中國兒童(其中69名來自香港)與155名北美兒童(其中，83名兒童來自美國，72名兒童來自加拿大)錯誤信念的理解能力。結果發現，不同文化下兒童心理理論具有相似的發展軌跡，但某些特定心理理論能力出現的時間并不相同，而且部分心理理論任務通過的順序也存在文化差異。具體來說，中國兒童通過錯誤信念任務的時間晚于西方兒童，加拿大兒童38個月時就能順利地通過錯誤信念任務，而香港地區的兒童在64個月時，錯誤信念任務的正確率才超過機遇水平；國內大部分研究也發現兒童通過錯誤信念任務的平均年齡為5歲(隋曉爽，蘇彥捷，2003；文，張文新，2002；方富熹，Wellman，劉玉娟，劉國雄，亢蓉，2009)。另一方面，西方兒童獲得心理理論的先后順序是：意圖理解、信念理解、知與不知理解、錯誤信念理解、偽裝情緒的理解，而中國兒童較早理解知與不知，較晚地理解信念，這種心理理論獲得順序上的文化特異性同樣表現在澳大利亞和伊朗的兒童身上(shahaeian，Peterson，Slaughter,&Wellman，2011)。可見，心理理論的獲得與發展，不僅具有文化普遍性，也存在文化特異性。

不同研究者從不同的視角來理解心理理論的獲得機制。Leslie.Friedman和German(2004)認為領域特殊的、先天的模塊或成熟的神經機制導致了心理理論的獲得；Wellman等人(2008)則強調兒童早期與心理狀態有關的概念的發展對獲得心理理論的作用。但是，這些觀點更多地關注了心理理論發展的普遍性，對心理理論獲得與發展的特異性解釋甚少。最近越來越多的研究者從社會交流的角度來解釋兒童心理理論獲得與發展的個體差異(Carpendale＆Lewis，2004；Symons，2004)，其中親子交流成了關注的焦點。早期的親子交流既包括以親代為主體指向子代的親子談話。也包括以子代為主體指向親代的情景記憶，因為兒童和他人談論的主要是他們親身經歷的一些事件。中西方文化下的親子談話(蘇彥捷，覃婷立，2010；Keller et al.，2007)和兒童的情景記憶具有不同的特點(Wang，2003，2004；Wang＆Fivush，2005；陸慧菁，蘇彥捷，2007)。本文試圖從中西文化下親子交流的差異來解釋中國兒童心理理論獲得與發展的文化特異性。

2　撫養者親子談話與兒童心理理論的獲得與發展

由于歷史和文化傳承的差異，東西方人的思維方式、認知加工過程以及注意、知覺的重點都不同(NisbeR＆Masuda，2003)。西方文化強調自主與獨立，個體更關注內部心理狀態，這就鼓勵個體表達他們的想法、觀點和情緒；相反，中國文化注重與他人的聯系和群體內部的和諧，更多關注個體外部行為與規范，并不重視個人的想法與情緒等內部心理因素(Greenfield，Keller,Fulizni.＆Maynard，2003；Kagitcibasi，2005；Markus＆Kitayama，2003；Wang&su，2005)。這種價值觀的差異使得中西方文化下親子談話的內容也表現出不同的特點。

2.1談論心理狀態與談論行為

比較中美母親親子談話內容與風格的跨文化研究發現，西方母親給孩子講故事時更多地談論兒童的個人偏好和觀點，愿望和知覺：中國母親更多地談論道德習俗和行為準則(Wang，Leichtman，＆Davies，2000；Wang，2001)。Keller等人(2007)的研究也發現，西方父母更加強調兒童的自主性，強調自我和情緒，認為情緒等心理狀態是個體對自我的直接表達，也是對自我重要性的肯定，因此與孩子談話時更多地談論心理狀

態；中國家長更加強調他人和行為，強調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而行為使得人與人之間產生聯系，因此談話時更多地談論行為。最近一項研究比較了歐美與中國母親的親子談話內容發現，講故事時歐美的母親比中國母親更多地提及想法和情緒，而中國母親更多地談論行為(Doan＆Wang，2010)。這些研究結果一致表明，西方母親的親子談話中更多地談及心理狀態，而中國母親更多地談論外部行為。

2.1.1心理狀態的談論與心理理論的獲得與發展

親子談話作為兒童早期言語的輸入，影響了兒童心理理論的獲得與發展(Brown，Donelan―Mc Call，＆Dunn，1996；Meins et al.，2002；Ruffman，Slade，＆Crowe，2002；Peterson＆Slaughter，2003；Slaughter,Pearson，＆Mackintosh，2007；Tamnoepeau＆Ruffman，2008)。大量西方文化下親子談話與心理理論關系的研究表明，母親在親子談話中對心理狀態的描述與兒童心理理解能力有關(Dunn，Brown，Slomkowski，Tesla，＆Youngblade，1991；Dtmn，Brown，&Beardsall，1991)，母親談論的心理狀態越多，孩子的心理理論能力越強。有的研究甚至沒有直接記錄母親和孩子的談話，而只是要求母親對孩子進行自由描述(Meins et al.，2002)或自我報告和孩子談論心理狀態的情況(Ruffman，Perner,&Parkin，1999)，結果發現母親談論心理狀態或自我報告談論心理狀態越多，兒童在錯誤信念任務上的表現越好。Ruffman等人(2002)的縱向研究提供了更全面的證據。他們分別在兒童3歲、3-4歲和4歲時收集了母子的談話內容、兒童的心理理論、兒童的語言能力以及兒童早期自發使用的心理狀態詞語等數據。結果發現，在控制了兒童自發使用的心理狀態詞語、早期的心理理論理解、語言能力、年齡、母親的教育水平之后，母親早期關于心理狀態的描述，和兒童隨后的心理理論發展相關。通過交叉滯后分析發現，兒童3歲和3.4歲時母親關于心理狀態的描述，分別和兒童3.4歲和4歲時的心理理論能力呈正相關，但兒童3歲和3.4歲時的心理理論能力分別和母親在兒童3.4歲和4歲時使用心理狀態的語詞無關。可見，母親關于心理狀態的談話影響了兒童心理理論的發展(Ruffman et al.，2002；Ruffman，Slade，Devitt，＆Crowe，2006)。Ensor和Hughes(2008)的研究直接記錄了親子互動過程中母親心理狀態詞匯的使用情況，同樣發現了類似的結果。另外，一些訓練研究也證明談論心理狀態能夠促進兒童心理理論的發展。例如，Guajardo和Watson(2002)訓練兒童談論故事中主人公的心理狀態后，兒童在錯誤信念任務上的表現明顯提高。可見，用不同方法考察親子談話中母親談論心理狀態的研究都得到了一致的結果。

隨著研究的不斷細化與深入，一些研究者區分了親子談話中對心理狀態的簡單談論與詳細談論(Peterson＆Slaughter，2003；Slaughter et al.，2007；Symons，Peterson，Slaughter,Roche，&Doyle，2005)。Slaughter等人(2007)的研究發現對于3歲的典型發展兒童來說，其心理理論任務的表現和母親在親子談話中對認知狀態的解釋性的、因果歸因和對比式的詳細談話風格顯著相關；對于4歲孤獨癥兒童來說，其心理理論任務的表現和母親對情緒詳細解釋的談話顯著相關。親子談話的內容和風格往往共同起作用，但它們之間關系的系統說明還需要進一步的研究(蘇彥捷，覃婷立，2010)。

另外，也有研究發現在兒童不同的年齡段，母親對不同心理狀態的談論對兒童心理理論發展的作用可能是不同的。嬰兒初期母親對意圖的談論顯著多于思維和知識，而隨著嬰兒年齡的增長，母親對意圖的談論減少，而對思維和知識的談論增多。嬰兒兩歲前母親對意圖的談論能顯著預測嬰兒之后使用心理狀態詞匯的情況和情緒理解能力，嬰兒24個月大時母親對想法與知識的談論可以預測兒童33個月大時心理狀態詞匯的使用情況(Taumoepeau＆Ruffman.2006.2008)。Symons等人(2006)的研究也發現，5歲兒童在錯誤信念任務上的表現與母親在兒童兩歲時恰當地談論意圖正相關，而與母親在兒童兩歲時對信念的談論不存在顯著相關。可見，嬰兒早期母親對意圖的談論影響了兒童心理理論能力的發展，隨著兒童年齡的增長，母親對信念的談論更能影響兒童心理理論能力的發展。

總之，西方文化下的橫斷和縱向研究都表明，母親談及心理狀態促進了兒童心理理論的獲得與發展。親子談話中對心理狀態的談論之所以能夠影響兒童心理理論的獲得與發展，可能是因為談論心理狀態的語言使得抽象的心理狀態能夠被語言的外顯線索表達出來，從而引起兒童的注意，并激發了兒童去思考這些心理狀態。

2.1.2行為的談論與心理理論的獲得與發展

盡管國內研究者同樣發現母子游戲過程中，母親心理狀態術語使用、兒童心理狀態術語使用與3―5歲兒童心理理論能力存在顯著相關(桑標，李燕燕，2006，)，然而大量數據表明我們的親子談話中很少提及心理狀態，更多地談論行為，這既體現在講故事中，也體現在記憶分享過程中(Wang＆Fivush，2005；Wang，2007；Wang，Dean，＆Song，2010；陸慧菁，蘇彥捷，2007；Lu，su，＆Wang，2008)。西方文化下，母親談論心理狀態能夠促進兒童心理理論的發展，那么，中國撫養者親子談話內容與兒童心理理論又有什么樣的關系呢?中國撫養者的談論行為是否同樣可以影響兒童心理理論的發展?覃婷立(2008)的研究以19名2~3歲兒童及其主要照顧者為被試，采用圖畫書任務、心理理論量表等任務考察了親子談話的特點及其與2歲兒童心理理論的關系。結果發現，中國文化下主要照顧者更多地談論故事中人物的行為，對其行為的描述和復雜描述(運用對比和因果描述的方法描述除行為以外的非心理狀態)占據親子談話的大部分內容，很少出現心理狀態詞匯。在控制兒童的語言能力，主要照顧者的教育程度以及句子總數后，主要照顧者對行為的描述和復雜描述與兒童心理理論任務上的表現正相關，而對心理狀態詞匯的描述與兒童心理理論的得分不存在相關。主要照顧者對行為的描述能顯著預測兒童心理理論的發展。但是，該項研究中對行為的編碼未考慮到父母的談話風格，即對行為的編碼并未分出簡單描述行為和詳細描述行為。羅如帆(2010)的研究很好地解決了這一問題。該研究考察了主要照顧者對兒童心理的信念、親子談話

與兒童心理理論之間的關系。結果發現，控制主要照顧者的句子總數、兒童語言能力后，主要照顧者對故事中人物行為的詳述能夠顯著地預測兒童在錯誤信念任務上的表現。以上的兩個研究一致表明：中國文化下親子談話中談論行為與兒童心理理論的能力存在相關，但還不能就此得出是親子談話中行為的談論促進了兒童心理理論的發展。王呋潔(2009)通過訓練的方法來探討談話中談論行為與兒童心理理論間的因果關系，結果發現，談論行為和談論心理狀態都能夠提高兒童心理理論任務上的表現，這兩種談話方式的作用沒有顯著差異。之所以談論行為也能夠促進兒童心理理論的發展，可能是因為照顧者在談論涉及心理活動的情境時，對行為做出解釋性、因果性和對比性的詳細描述幫助兒童對整體情境有更好的理解，從而易化了兒童對涉及心理狀態情境的理解，但是比起直接理解外顯心理狀態，兒童需要通過填充行為與心理狀態之間的關系，推測行為背后的心理狀態，以達到歸因和理解以及預測的目的。這個過程更間接，也更難，這也可能是中國兒童通過錯誤信念任務的年齡晚于西方兒童的一個原因(Su，2010；Hao et al.，2010)。

綜上所述，西方文化下母親對心理狀態的談論促進了兒童心理理論的發展，而中國文化下撫養者對行為的詳述同樣促進了兒童心理理論的發展。

2.2談論自我與談論他人

中西方價值觀的不同，不僅導致了親子談話內容的文化差異，也導致了談話內容指向對象的差異。強調個人主義的西方文化重視自我的重要性，因此談話的內容更多地指向兒童自身；集體主義的中國文化強調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和諧，因此親子談話的內容主要指向他人(Kagitcibasi，2005)。嬰兒早期，西方文化下母親主要談及嬰兒自身的心理狀態，隨著兒童年齡的增長，除了談論兒童自身的心理狀態外，母親也開始談及自己和他人的心理狀態；中國文化下，主要照顧者更多地談及他人的行為。談話內容指向不同的對象。能更好地幫助兒童區分自我和他人。而自我與他人的區分，是兒童獲得和發展心理理論特別是通過錯誤信念任務所必需的一種能力(Aichhorn，PerneL Kronbichler，Staffen，＆Ladurner，2006；Slaughter et al.，2007；Abu-Akel＆Shamay-Tsoory，2011)。西方文化下的研究表明，兒童15個月時，母親談論兒童的意圖能夠更好地預測兒童心理狀態詞匯的使用及情緒理解能力，當兒童24個月時。母親談論自己和他人的知識和想法能夠顯著地預測兒童心理狀態詞匯的使用(Taumoepeau＆Ruffman，2006，2008)。這可能是因為在孩子語言能力還未發展出來時，母親談論心理狀態可能為兒童提供了直接考慮心理狀態的機會。當嬰兒語言出現后，談論幼兒的心理狀態為幼兒外顯地考慮與自己意圖或者情緒有關的內部體驗提供了機會，也容易幫助嬰兒在自己的心理狀態與心理狀態詞匯間建立起聯系；嬰兒未能在自己的心理狀態與心理詞匯間建立聯系前，談論他人的心理狀態僅僅為嬰兒提供了標記他人面部表情或動作的途徑，嬰兒沒有參照點去理解潛在心理狀態的途徑。只有嬰兒在自己的心理狀態和心理詞匯間建立了聯系后，母親談論他人的心理狀態才能夠幫助兒童更好地區分自我和他人。可見，談論兒童自身的心理狀態可能是理解他人心理狀態非常關鍵的一步(Nichols＆Stitch，2003)。中國文化下的研究發現，中國主要照顧者在向兒童講故事時，談及最多的是故事中人物的行為，即談話內容的指向對象是他人，而且親子談話中談及他人的行為和兒童較好的心理理論表現相關(覃婷立，2008；羅如帆，2010)。

談及自我與談論他人的這種文化差異不僅表現在主要照顧者給孩子的講故事中，同樣也表現在與孩子的記憶分享過程中。和孩子談論共同經歷的事件時，西方文化下的母親使用更多的語言來描述和評價孩子的想法和感受，并討論這些心理狀態的原因和結果；中國的母親則使用更多的語言來描述和評價群體的活動、社會互動和他人的行為等(Mullen＆Yi，1995)。Wang等人的系列研究也表明，在談論過去經歷時。歐美的母親和孩子更多提及兒童的感受、偏好和觀點，并討論心理狀態的原因，表現出“情緒解釋性風格”(Emotion-Explaining Style)；相反，中國母親和孩子經常關注行為和其他人的重要性，重視道德習俗和行為標準，表現出“情緒批判性風格”。不同的價值觀使得西方家長與孩子的互動中鼓勵兒童談論自己的想法和情緒，進而滿足其自主需求，而中國的家長與孩子的互動中不鼓勵孩子表現自我的獨特性，而是要求孩子接受習俗、社會規范，并且保持與別人的一致，鼓勵孩子更多地談論他人(Kagitcibasi，2005)。Markus和Kitayama(1991)提出的“獨立自我”和“互依自我”也說明了這一點。歐美文化下的“獨立自我”強調個人主義及對自我的自主感，這就鼓勵個體通過關注自己的觀點和心理狀態來尋求和維持自己與他人的區別，而儒家文化的“互依自我”強調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依賴，鼓勵個體注意與他人的聯系和社會互動的重要性。這種特定文化的自我觀通過親子互動尤其是親子間記憶的共享整合到了兒童的自我知識中(張鎮，張建新，2008)，也使得他們的情景記憶表現出不同的特點。

3　兒童情景記憶的特點與其心理理論的獲得和發展

3.1親子談話與兒童情景記憶

情景記憶(Episodic Memory)是對過去或將來特定時間、地點或特定情景下發生的具體事件的模擬，在自我建構的過程中意義重大(Tulving，2002)。Tulving認為情景記憶的主觀時間是指向過去的。后來的很多研究將其擴展到指向將來的時間方向，也包含了對未來可能發生事件的想象、預期與規劃(Addis，Wong，＆Schacter,2008；Schacter,Addis，＆Buckner,2007；Tulving，2002)。由此，可以說情景記憶包括回憶過去和想象將來兩個部分。

情景記憶的回憶過去是指與自我相關的個體經歷事件的記憶集合，也就是自傳體記憶(Wang，Hutt，Kulkofsky，McDermott，＆Wei，2006)。進入學前期后，隨著自我意識的獲得、語言水平的發展、敘述技能的提高、元表征能力(例如心理理論)的增強、神經生物性結構逐漸成熟等(Peterson，Wang，＆Hou，2009，)，兒童能夠記住的關于自己的事件也變得越來越復雜。如果有成人語言的提示和引導，兒童的自傳體記憶會表現得更為出色。在家庭生活中，父母在與子女進行交流談話時，常常會在語言上引導兒童回憶一些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事件，這些語言一方面會給予兒童提示，幫助他們回憶過去事件，另一方面也在

指導兒童鞏固和建構事件的記憶，例如理清事件中的要點，理解事件因果邏輯關系，了解父母如何看待這些事情，從而加強記憶。因此，兒童在與他們的父母進行回憶過去的對話的同時，也是在積極地參與自己記憶的發展(Farrant&Reese，2000)。情景記憶的想象將來是指將自我投射到將來去預先體驗未來事件，是人類特有的高度適應性認知能力之一(Atance＆O'Neill，2001)。無論是回憶過去還是想象將來都是談論心理狀態或行為非常重要的背景。

兒童早期的社會互動與情景記憶存在相關，特別是母親與兒童之間的關于記憶分享的親子對話，這對于形成早期情景記憶具有重要作用。具體而言，家長在與兒童分享過去事件時的敘述風格，特別是家長敘述過去事件的精細程度，影響著兒童的早期記憶(Fivush，Haden，＆Reese，2006)。在親子對話中進行高精細程度敘事的母親會對兒童過去的經歷進行豐富而詳細的描述，并對兒童的反應做出足夠的反饋，這可以幫助兒童較好地形成關于過去經驗的記憶；而那些在親子對話中進行低精細程度敘事的母親，僅僅是針對兒童的特定問題進行簡單的回應，這種母親養育的兒童所形成的關于過去經歷的記憶就會較弱。

不同文化下的家長在與子女談論過去事件的頻率和言語風格存在差異，這也會引起不同文化下的兒童自傳體記憶的差異。北美母親相比于亞洲母親，她們在與兒童進行關于分享過去記憶的對話時，進行精細敘述的頻率更高，而且更傾向于以孩子的角色與偏好為焦點和中心，而亞洲母親的對話更多的是低精細程度的對話，而且強調的重心是在社會中的活動和與他人的交往。長期體驗著精細化的、以兒童為中心的親子記憶分享的北美兒童，不僅能夠更好地形成關于自己的早期記憶(Wang，2007)，而且其自傳體記憶中更多地提及到自己的情緒、敘述的語氣也帶有更多的情感色彩，長期體驗著簡潔的、以他人為中心的親子記憶分享的中國兒童，經常更少地提及心理狀態，在回憶自己經歷的事件時更多地談論他人(wang，2003，2004；Wang&Fivush，2005；陸慧菁，蘇彥捷，2007；Luet al.，2008)。可見，不同文化風格的親子談話對于造就不同文化下情景記憶的差異具有重要貢獻。親子間記憶的分享傳遞了“獨立自我”和“互依自我”文化自我觀，使得兒童的情景記憶表現出不同的文化特點(Lu et al.，2008)。在社會化的系統中，孩子的情景記憶延續了撫養者的文化特點。

兒童情景記憶的特點不僅反映了親子間記憶共享的特點，同時反映了親子交流文化特點的承繼。因此，在接下來的部分，我們通過比較中西方兒童情景記憶與心理理論的關系，從子代為主體的交流的視角來解釋中國兒童心理理論獲得與發展的特異性。另一方面也可以為親子間記憶共享過程與兒童心理理論的關系提供間接的證據支持。

3.2回憶過去與想象將來中談及的內容與心理理論的獲得與發展

已有研究表明，兒童情景記憶中回憶過去的成績與其心理理論有關(Welch-Ross，1997；K1einknecht＆Beike，2004)。這可能是因為在回憶或者分享過去的經歷時，兒童必須表征不同的視角――過去的視角和現在的視角，而錯誤信念任務也需要表征不同視角的心理狀態，因此情景記憶與心理理論能力可能存在共同的心理機制。同時，也有研究表明情景記憶與心理理論有著共同的激活腦區如前額葉和顳頂葉(Buckner＆Carroll.2007)。另一部分研究更加深入地探討了情景記憶中的什么成分影響了心理理論的發展。如研究表明，兒童情景記憶中談論自己的心理狀態與兒童心理理論的表現相關。總之，記憶共享活動幫助兒童外顯地區分他人與自己的心理狀態，因此促進了兒童的心理理解能力(Pohl，Bender，&Lachmann，2005)。

中國兒童在情景記憶中更多地談及他人，很少提及自我(陸慧菁，蘇彥捷，2007；Lu et al.，2008)的特點，對中國兒童心理理論的發展有著獨特的影響。陸慧菁和蘇彥捷(2007)的研究發現，排除了年齡和語言的影響后，自傳體記憶中兒童談及他人的數量與其在錯誤信念任務上的表現呈正相關。Lu等人(2008)的縱向研究分別測查了52名兒童3～4歲及一年后的自傳體記憶與心理理論，結果發現，控制兒童的語言能力后，兒童談論他人的數量與錯誤信念的理解有關。具體來說，對于一年前未能通過錯誤信念任務的兒童，只有那些一年后的自傳體記憶中談及他人次數明顯增多的兒童才能夠通過錯誤信念任務。而前后兩次都能通過錯誤信念任務的幼兒前后兩次的自傳體記憶中談及他人的次數沒有變化。此外，該研究采用聽故事和復述故事的訓練方法訓練實驗組兒童談及他人，控制組兒童主要談論物理環境等，以進一步考察自傳體記憶中談及他人與心理理論間的因果關系。結果發現訓練后，實驗組的兒童比控制組兒童在錯誤信念任務上表現得更好(Lu etal.， 2008)。這一系列研究表明，中國兒童情景記憶中回憶過去時談及他人能夠促進其心理理論的發展。

把情景記憶放在一個時間軸上來看，它不僅包括回憶過去，也包括想象將來成分。已有研究表明，自傳體記憶中表現出的談及自我和談論他 人的文化差異同樣表現在情景記憶的想象將來部分中(McColgan&McCormack，2008；趙婧，蘇彥捷，2009)。那么情景記憶中想象將來時談及他人是否同樣能夠影響心理理論呢?情景記憶中談及他人對心理理論發展的重要作用是否僅限于學前期兒童呢?蘇彥捷和趙婧(2012)的研究考察了學齡階段4～6年級兒童情景記憶中談及他人與心理理論的關系，結果發現，控制年齡的影響后，情景記憶回憶過去中談及他人次數能夠顯著預測兒童在二級錯誤信念任務以及白謊和失言任務上的表現，想象將來中談及他人能夠顯著預測兒童在白謊和失言任務上的表現。趙婧和蘇彥捷(2009)及趙婧(2011)的研究還考察了青少年情景記憶與心理理論的關系，結果發現，在控制了智力水平，語言能力和執行功能后，青少年的心理理論與其情景記憶中回憶過去和想象將來時報告的談及他人次數存在顯著正相關，情景記憶中回憶過去和想象將來時談及他人的次數越多，心理理論的表現也就更好。可見，兒童情景記憶中談及他人對心理理論的重要作用，持續到了青少年期。總的來說，中國兒童情景記憶中談及他人促進了心理理論能力的發展。這可能是因為談及他人引導孩子注意他人的信息，間接地導致孩子從他人的行為來解釋和推測他人的心理狀態，從而促進兒童心理理論的發展；另一方面，談及他人時，兒童需要主動注意到自我的過去狀態和他人過去狀態，自我將來的狀態和他人將來的狀態，有助于兒童更好地區分自我與他人，進而幫助個體更好地理解錯誤信念。

4　總結與展望

綜上所述，親子交流的文化差異可以幫助我們理解中國兒童心理理論獲得與發展的文化特異性。我國兒童心理理論獲得與發展的途徑可能不同于西方兒童，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首先，西方母親談論心理狀態促進兒童心理理論的發展而中國母親對行為的詳細談論也可以促進兒童心理理論的發展。盡管中國母親對行為的詳細描述易化了兒童對涉及心理狀態情境的理解，但兒童還需要自己去推測行為背后的心理狀態才能更好地理解整個心理狀態情境。其次，無論是以親代為主體的親子談話還是以子代為主體的情景記憶中，西方親子交流過程中更多地談論自我，而中國的親子交流過程中更多地談論他人。談論自我使兒童更容易在自己的心理狀態與抽象的心理狀態詞匯間建立聯系，更好地理解與自己相關的心理狀態，然后再由己及人，逐步區分自我與他人，易化了自我與他人的區分過程；中國親子交流中的談論他人，特別是談論他人的行為，不僅需要兒童自己主動地通過行為來推測其背后的心理狀態，還需要兒童在不同主人公的行為間轉換，表征他人的行為并主動地區分自我與他人。中國文化下親子交流的這兩個特點可能導致了中國兒童對錯誤信念的理解晚于西方兒童。直接談論心理狀態以及自我當然可以促進個體心理理論的獲得與發展(桑標，李燕燕，2006；王潔，2009)，但處于我們的社會文化環境中，談論他人與行為這些不同的親予交流特點可以使我們達到同樣的發展目標(圖1)。而且由于在心理理論的獲得過程中，兒童需要經歷自己去比較、推理和領悟等艱難過程，之后的遷移性也就更強，因此可能有著更大的靈活性和發展空間(su，2010)。我們文化下兒童隨后的失言理解等更復雜的心理理論發展不再滯后(王彥，蘇彥捷，2008；王異芳，蘇彥捷，2008)，到成人階段甚至表現得更好(Wu＆Keysar，2007)也提供了一定的證據支持。未來的研究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一步探討親子交流與兒童心理理論獲得與發展的關系。

首先，目前的研究分別考察了中西方文化下各自的親子交流對兒童心理理論的影響，也有研究直接比較了中西方親子談話內容與風格上的差異，但直接比較兩種文化下親子交流對兒童心理理論發展影響的研究還比較少，因此需要更直接比較的證據。另一方面，本文為了論證的方便，分別從談論心理狀態與談論行為、談論自我與談論他人兩方面來探討了親子交流與兒童心理理論獲得與發展的關系。事實上，談論對象和談論的內容這兩方面常常同時呈現，既可以是談論自我或他人的心理狀態，也可以是談論自我或他人的行為，未來的研究需要更為系統地說明這兩方面的交互是如何影響兒童心理理論的獲得與發展的。

篇（10）

市場網絡或企業組織：明清紡織業經營形式的制度選擇

提要：企業是否替代市場，是各自的交易費用與效率比較之下的制度選擇。與西歐經驗相比，明清商品市場體系發達，勞動市場替代商品市場存在一些制度，企業組織的內生交易費用較高。分工與專業化的實現，通過市場網絡聯結比通過企業組織安排要更具效率。生產工具與設備改良的高成本，阻礙了資本對生產過程的直接控制與管理。以散工制為典型的明清紡織業經營形式，不是個別行業與某一斷代的現象，其歷史合理性具有相當的普遍性意義。

關鍵詞：市場網絡，企業組織，交易費用，明清紡織業

一、企業替代市場：一種制度選擇

企業替代市場，是制度經濟學的核心命題之一。市場規模的擴大，促進專業化和勞動分工，進而引起交易費用的增加。這是指專業化和勞動分工的程度越高，從生產過程到消費過程的交換的次數也越多，從而交易費用上升。經濟組織的變遷旨在降低這些交易費用，提高經濟效益。在科斯（1994）看來，企業是一個交易場所，在其中市場機制受到抑制，轉而由權威和指令來完成資源配置。也就是說，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市場中的交易成本越高，通過企業來組織資源的比較利益就越大。

科斯命題得到不少學者的闡發和深化。張五常（1996）認為，企業替代市場，從根本上來說就是勞動市場替代商品市場，因為一個企業組織的核心問題，實際上是對勞動力的雇傭、配置與管理。這有助于考察企業組織變遷中的交易費用，諾思（1994：230-231）也說，既然科層組織的縱向一體化意味著要以要素市場替代產品市場，那么，一個關鍵的決定性因素將是組織要素特別是勞動力市場的費用。企業在產品市場上減少了一系列交易，同時往往在要素市場上增加了另外一些交易。

另一些學者著重管理體系的特征進行了分析。錢德勒（1977：7；11）認為，當管理體系能夠比市場機制更加有效地配置資源與產品，協調許多業務單位的活動，并減少交易費用時，近代企業就應運而生了。德姆塞茨（1999）從管理成本的角度提出了與科斯命題相對應的企業存在理由的命題：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管理成本越低，通過企業來組織資源的比較利益就越大。換言之，如果市場交易成本超過管理成本，企業就會替代市場來實現利潤最大化。

除了通過替代市場降低交易費用外，企業組織[1]擴大的另一優勢是單位商品的生產費用下降，效益增加，這是其規模經濟所帶來的。產品批量生產越多，單位產品所耗費的生產資料越少，成本下降。同時，正如阿爾奇安和德姆塞茨（1999）所指出的，團組生產的生產率帶來了經濟效益的增加。這一點馬克思也曾作過論述[2]。

企業組織的優勢是有代價的，也就是組織變遷過程中將產生形成新的交易費用，可稱之為組織的內生費用。如果這種新的交易費用抵消了它所降低的原交易費用和生產費用，特別是所預期的或能帶來的收益與效率不足以補償這些費用，那么企業組織的優勢就得不到發揮。這些新的交易費用主要是，組織中規則的遵從、考核與執行，團組生產中需要監督來減少逃避與欺騙行為，而且如諾思（1994：43）所指出的，專業化和分工程度越高，從最初生產到最終消費者的整個生產環節也就越多，考核費用也就越多。此外，廠房、設備等也將帶來相應的費用。通過市場與通過企業組織，各自的交易費用與比較優勢，將決定制度選擇。

市場的功能不僅能有效地配置資源，還能尋求有效率的專業化水平和分工水平，發現有效率的制度安排，促進企業組織的改善。考之中國傳統社會，市場已發展到相當的程度，然而企業組織卻并未隨之發生較大改變。哪些環節存在障礙？為什么發達的中國傳統市場不能催生出近代企業組織？這是一個國內外學界廣為關注的重大課題，以往不少研究成果牽涉到與此相關的各種問題，尤以吳承明（1985）、方行等領導的資本主義萌芽研究、李伯重（2000）江南早期工業化研究最為突出，為進一步的探討奠定了堅實的理論支撐和實證基礎。

交易費用理論的要點與主要用途是，通過比較交易成本與管理成本的大小，得出組織選擇的結論（德姆塞茨1999）。這也是本文的基本出發點。本文以明清紡織業為重點，主要考察通過市場網絡聯結與通過企業組織兩種形式，在交易成本與效率方面有哪些差異，并通過與西歐中世紀及近代初期特別是英國經驗的比較，在較廣闊的歷史背景下對這種制度選擇進行分析，不局限于紡織業與市場本身，而是從傳統經濟與社會結構中探索其深層原因與演進源流。

二、企業組織的成長歷程與產業經營形式

從歷史實證看，企業組織的形成，一是商人資本在向生產領域逐漸滲透的過程形成的，二是商人、農場主、莊園主直接投資工業，都可能形成縱向一體化的組織，三是小生產者成功地擴大規模，雇傭工資勞動者，自己專事勞動的控制管理與產品銷售。第三種情形本文從略。第二種情形，在傳統中國與西歐中世紀，因主導性經濟組織的差異而呈現不同的歷史狀貌。西歐中世紀的莊園是占主導地位的經濟組織，具有較強的生產、交換與消費功能，個體農奴家庭對莊園的依附性較強[4]，新型企業可能由莊園主蛻變而來。既然莊園主在種植商品性作物出售方面具有優勢，既然領主會開設市場吸引商人，他同樣可以利用自己的土地、勞動力集中的優勢，直接從事商品生產或工業制造[5]。在中國，地主承擔的生產組織功能越來越弱化，租佃制下個體小農獨立經營則越來越成熟（龍登高1992b），明清時的押租制、永佃制強化了這些趨勢。經營地主雖然存在，但始終都是次要的形態。地主兼商人直接建立的企業組織同樣影響有限，明清時主要在采礦業、伐木業、池鹽海鹽業、航運業、農產品加工業等領域中出現（吳承明1985）。

我們重點考察一下商人資本向生產領域滲透進而形成企業組織的情形。隨著市場的擴大，商品的制造與消費在空間上和時間上的矛盾加劇，對于商品生產者而言，作為生產時間扣除的商品銷售時間，作為勞動資料扣除的商品流通費用，都逐漸增多，也就是其交易費用提高。聯結產地與市場、聯結生產者與消費者的距離增加，鏈條拉長，環節增加，商人資本在其中的作用增強，逐漸向生產領域滲透。

在市場預期收益的促動下，商人向小生產者預付生產成本，進而為了保證商品質量與數量，商人向生產者提供原料，委托加工，包買產品。商人通過原料與成品兩個環節，進行產品質量監督，也進行必要的加工、包裝等環節，實際上開始涉入生產管理。進而提供生產設備，往往是生產者為償還債務等原因而將設備抵押給商人，或者是商人提供更具效能的設備——設備越復雜或越昂貴，資本家的控制就更快和更完全。此時資本幾乎支配了生產領域，但工業制造還是處于分散狀態。至此大體相當于分料到戶制，或吳承明(1996)所譯之“散工制”（putting-outsystem），都是依托商品市場建立相應的組織體系，但還不是依托勞動市場。此時商人資本也已兼有產業資本的要素。最后，制造者被集中到商人開設的廠房之中，這就是手工工場。當設備由機器構成時，手工工場就成為現代工廠。

中國存在這一現象，卻很難看到一個完整的歷史進程。宋代出現了商人預付資本包買產品的現象（龍登高1997：余論），明清時發料收貨的包買主逐漸增多，清代中期被稱作帳房的包買商在江南大中城市的絲織業中達到全盛，支配了當地的絲織業生產。有的帳房自設機督織，形成手工工場（范金民1995：220-223）。在其他工業中也有類似情形，如江南棉紡織業中，商人建立的布號，通過“包頭”（坊主）控制著眾多的小型染坊和踹坊的生產，經營市場廣闊的青藍布營銷（徐新吾1992：55）。布號進行嚴格的質量控制，形成自己的品牌，如益美號在200年間暢銷不衰，獨立小生產者按照布號制定的產品質量標準進行生產，可以說被置入一個大商業組織影響之下的生產單位（李伯重2000：82）。

分料到戶制，在英國的都鐸王朝和斯圖亞特王朝，因國內外市場需求的擴張而發展。它以生產任務的不斷分離為特征，迫使制造者擴大生產，改善生產方法，進而商人組織管理生產。16世紀，呢絨商安裝幾架織機雇傭短工來織，或者出租織機，無數小工匠面臨慘重的競爭。亞當·斯密時代，擁有三四百人的以水力為動力的工廠，英國約有二三十座（MarkBlaug,1985：37）。數量雖然遠遠比不上小企業之眾，但16世紀的英國毛紡織業向幾個富有的呢絨商手里集中，對傳統的手工業組織形成了威脅，都鐸王朝議會因而下令禁止商人的這類行為，以免傳統小生產被其吞沒或毀滅。大呢絨商約翰·溫奇庫姆經營的企業中，織工、學徒、梳毛工、運轉卷線桿和紡車、揀選羊毛、剪毛工人、整飾工、漂洗坊、染坊等，通常各有工人200名，少則數十名，共計達1200多名。這個數字顯然太夸大了，但可靠的是，約翰·溫奇庫姆的企業，在組織形式與通常的工業形式不同。至工業革命前18世紀前期的英國，各種工業已高度集中起來。

從分料到戶制向企業組織的變遷，在諾思（1994：第12章）看來是一個自然演化的過程。分料到戶制實際上是一種“原始企業”。商人業主試圖在制造過程中的每一環節中保持穩定的質量標準。實施質量管理所需成本的費用，在整個制造過程中保持對原料的所有權以考核質量，低于在生產過程的連續階段中簡單買賣所需成本。中心車間實際上更進一步，是更大的質量管理，而能在整個生產過程中直接監控質量是工廠體制發展的前兆。這也是為什么不簡單地用一系列市場交易而用一個中心制造商來雇傭勞動的原因。

然而，另一方面，對于商人而言，工業不過是一種商業形式而已。他們只考慮買賣差價，為了增加差價，他們利用個體工匠面臨的資金不足與產銷脫節的困難，控制原料，繼而控制設備，乃至工業廠房。他們是以商人的資格來掌管整個生產的。如果不需要控制原料、設備、廠房就可以節省費用并獲得更大的收益，或者這種控制同時帶來成本與風險，他們就不需要這樣做。實際上，無論是散工制下的市場網絡聯結，還是企業組織，都是一種產業組織形式，是基于交易費用與效率比較之下的制度選擇。

企業組織變遷過程中內生交易費用的產生，主要存在于三個方面。一是勞動市場替代商品市場過程中交易費用的變化，也就是企業科層組織的管理成本與市場交易費用之比較；二是生產資料的集聚尤其是設備、廠房等固定資產的生產費用與效率之比。三是分工與專業化的實現，通過市場與通過企業組織的區別。

三、勞動市場的交易費用：企業組織的管理成本

既然企業組織的形成過程就是勞動市場替代商品市場的過程，那么企業組織與勞動市場的發育程度等緊密相關。這一過程中所產生的內生交易費用主要是，勞動力的獲取與配置，勞動力的技能訓練，勞動力的管理，如組織內規則的遵從、考核、執行與監督等，當然還有勞動力的工資。如果要素市場發育不完善，那么，以要素市場替代產品市場的企業預期就低，而勞動力的管理成本則較高，企業組織的交易費用高。早期勞動力市場，還與經濟組織中勞動者的狀況、雇傭勞動力的來源等相關。

西歐中世紀的自由勞動力，最初來自莊園中分溢出來的人口。自走出莊園之時，大體就切斷了與土地相聯系的臍帶。因為農奴個體家庭經營較強地依附于莊園主，一旦脫離莊園，他們難以自我重建獨立的農業經營，除了進入工商業外幾乎別無出路，這是勞動力市場發育的重要原因。在英國，更有利的條件是16-18世紀的圈地運動，凡進行了圈地成立了大規模牧場之處，需要的勞動力大大減少。出賣了土地的自耕農和沒有工作的雇工都只能離開鄉村，涌向工業與城市。通常認為，到18世紀中葉，自耕農已大體消滅。在機器競爭尚未最后摧毀家庭工業之前，勞動力的集中就在進行著，勞動力市場漸趨發育。

中國的主體勞動者自耕農、半自耕農，與西歐的主體勞動者相比，具有更有效的產權制度支撐。中國的個體小農經營，不僅具有獨立性，而且當其再生產過程中斷后，比較容易恢復，或易地重建。因此，勞動力與農業的臍帶難以割斷，在工商業中被雇傭的勞動力始終與土地或農業有所關聯。另一方面，個體小農家庭通常都卷入工商業，或作為副業以補農耕之不足，或成為工商業專業戶獨立經營。

進入企業的工人大體有三種類型。第一種擁有土地或農業作為基本的生存保障，進入企業就像當作副業一樣以尋求更多的收入，他會根據收入的多少與農活的季節隨時退出企業。第二種是從事手工業時缺乏生產商品的物質資料，把勞動力賣給企業主，他希望而且有可能接受企業主的生產資料，以獨立生產的方式為企業主工作。這就是散工制下的工匠，有點類似租佃制的個體小農。第三種是工人的勞動力如果不出賣給企業主，就得不到利用，就會無以維生。明清中國的勞動力市場中，尤其是熟練工匠，基本上屬于前兩種，第三種即一無所有的自由勞動力很少。這些勞動力，或者擁有土地作為最低生活的保障，或者具有獨立經營的強烈意愿與市場機會。企業主雇傭工人與管理，對工人的行為約束的考核與監督，將需要付出較高的成本。明清江南地區，外來勞工難以約束，滋生事端，常見于記載。

諾思（1994：190）分析考核費用時，還專門考察了在缺乏有效的意識形態約束時，約束行為和考核費用就會非常之高，致使新的組織形式無法生存。這也就制度經濟學所強調的習俗與慣例的影響，中國的個體小農家庭獨立經營的制度具有悠久的歷史，意識形態積淀在深厚的社會土壤之中，獨立經營的價值取向很濃，這也影響到勞動力市場的發育。邱澎生（2001）論述明清時政府法律、工作倫理的限制使商人雇用工人同聚一處生產具有較大風險，可以反映勞動力組織與管理的成本之高。

雇傭勞動力的報酬是企業管理成本的重要內容，企業主是否能以很低的工資獲得廉價勞動力呢？在個體家庭中，勞動的邊際收益遞減，即使遞減至極低的水平，勞動者仍愿意追加勞動，幾乎可以不計成本。但在企業主而言則不同，他必須按勞動時間平均支付報酬，工人多工作一小時，就得支付一小時的工資，企業主不可能以邊際遞減來支付工資。因此企業主不可能低成本地獲得家庭作坊中廉價的近乎無限供給的勞動。另一方面，任何企業主當然希望雇傭熟練工人，熟練工人進入企業，勞動力的價值只能按簡單勞動來支付報酬，因而所獲工資將被大大低估。馬克思指出，在工場手工業中，由于職能的簡化，工人的技能等學習費用比獨立手工業者要低，勞動力的價值就降低了（馬克思1975：388-389）。因此熟練工人被雇傭到工場里，不可能得到期望的或應得的工資，因為企業主只是利用其單一技能，他在其他方面的技能、知識、特長都沒有用武之地了。勞動力的價值被降低，工資必然也不高。因此熟練工匠不如在自己的家庭作坊中，勞動力價值會得到充分的釋放，總體收益通常也會高一些。李伯重（2000：第十章）對江南的考察說明了這一點，江南勞動力素質較高，能夠獨立經營小作坊，而不必依賴更大的組織直接管理生產活動。

可見，作為要素市場的勞動市場發育滯緩，使企業組織通過勞動市場替代商品市場過程中發生的交易費用較高，是否足以抵消規模經營所帶來的收益，留待本文第五部分分析。我們再來看一看企業組織的生產費用。

四、生產工具與設備的制約：生產費用與效益

資本的集中、生產的集中隨著生產設備的復雜程度而加強，個體小手工業者只能適應簡單工具，復雜的、大型的、或昂貴的工具必然促進資本對生產資料控制的深入，對生產過程控制的強化。英國工業革命的發生過程就是充分的證明。無論在西歐還是在中國，重工業、采礦業等更多是由商人直接投資與管理，而輕工業中最常見的則是個體工匠的小作坊。明清中國還可以找到其他實例。在需要大型設備的領域，如蘇州的踹布業，在特殊形態下形成了集體勞動。而棉紡織業中商人資本投資設備出租的“放機”現象，到20世紀有了機制織紗后才出現。生產資料的大型化有助于商人資本直接投入生產，擴大企業組織，但這種現象在明清中國尤為稀見，關鍵的原因就是大型設備與廠房的費用太高。

關于這一點，李伯重（2000）對江南企業組織的考察富有說服力。企業規模的擴大，首先決定于生產設備規模。在英國，以水力為動力的主導生產設備是企業規模擴大的關鍵。江南的水力、畜力資源貧乏，畜力成本很高。如在榨油業中，油碾越大，油坊的規模也越大，經濟效益也越佳，但因飼養牛用作畜力的成本太高，油坊的規模受到限制。其次，勞動場所是擴大企業規模的另一關鍵。江南磚瓦石料、木材緊缺，大型房屋的造價十分昂貴，企業規模擴大受到嚴重阻礙[7]。

再來看技術革命。單純的技術發明不一定能帶來技術革命，它需要特定的外部條件與之配合，需要制度創新為技術創新與推廣鋪路。對于技術革新與設施引進，個體生產者通常是排斥的，因為可能需要額外的支出，或者將危及其生產獨立性（HansMedick，1981）。行會也不歡迎，因為它會改變既有的產業秩序。17世紀絲帶織機在荷蘭遲遲得不到采用，手搖織襪機從英國引入倫巴第也未能成功，它們在英國則得到開發（多梅尼科·塞拉1988）。這些相對于中國一些發明來說要幸運得多。元代出現的偉大發明水轉大紡車至明清銷聲匿跡（李伯重1985）。清初戴梓發明的火器“連珠銃”，一次可填發28發子彈，又造出蟠腸槍和威遠將軍炮，但以“騎射乃滿洲根本”的清王朝，忌憚削弱八旗軍的傳統與優勢，不予采用，還將他發配充軍。這是技術發明受到制度制約而窒息的典型事例。在形成了路徑依賴的行業，某一環節的技術發明，因為它的使用會引起整個產業體系其他環節的相應變化，也就是說必須改變整個產業系統才能使技術發明得到廣泛的應用。英國棉紡業直到17世紀才自印度傳入，毛織業這一傳統工業則歷史悠久得多，但工業革命發生在棉紡織業。保爾·芒圖（1983）分析道，一個沒有傳統的新工業，未被墨守陳規的傳統所束縛，它處在那些阻止或延緩技術進步的法規之外，它好像是一種對發明和各種創舉開放的試驗場地。毛紡織業則太保守了，受到特權的保護，所以不能通過技術革新來自行完成自己的變革。也就是說路徑依賴阻礙了英國毛紡織業技術創新。明清中國的紡織業從生產到市場都已形成成熟的體系，因此如水轉大紡車之類技術革新不僅未能帶動整個產業體系的變化，相反自身要受到這個產業體系的制約。如果說英國毛紡織業受到特權的保護，是否可以說，明清的絲棉紡織業受到市場結構與家庭經營形式的“保護”而阻礙了技術革新呢？對此我們暫且提出假設而不予展開論述，但有一點是肯定的，現代社會看得更清楚，沒有市場需求尤其是廠商需求的刺激，技術創新從發明到推廣應用就會缺乏原生動力。像英國馬修·博爾頓那樣的廠商，敢于負擔瓦特的發明及其應用的費用，在中國找不到其蹤影。

盡管中國技術創新遲滯的原因十分復雜，本文無法深入展開，但這一現象卻是長期存在的，而技術創新的遲滯、生產工具的輕巧簡單，使個體小生產的手工業如魚得水，卻使資本控制生產資料的進程停滯不前，企業組織因小規模的設備、廠房等的限制而未能擴大。看來，當市場已經發展到一定的高度，當商人資本已經滲入生產領域形成散工制等組織形式，卻未能向前推進，控制生產工具，關鍵的原因還是設備、技術沒有足夠改進，使得企業替代市場缺乏強大的推動。

五、分工與專業化的實現：通過市場網絡還是企業組織

分工與專業化通過市場來實現，也可轉而通過組織來安排，在利潤與收益既定的條件下，制度選擇視各自的交易費用而定。分工與專業化的不同實現途徑，與分工的類別與特征相關。斯卡爾培克、馬克思將分工劃為三種：一般分工、特殊分工、個別分工（馬克思1975：389-394）。個別分工就是組織內部的分工，前兩種分工都屬于社會分工。在社會分工中，每個人所生產的只是一種中間產品。使這些獨立勞動發生聯系的，是各自的產品都作為商品而存在[8]。在工場分工中，局部工人不生產商品。社會內部的分工以不同勞動部門的買賣為媒介，工場內各局部勞動之間的聯系，以不同的勞動力出賣給同一個資本家，而這個資本家把它們作為一個結合勞動力來使用為媒介。工場分工以生產資料積聚在一個資本家手中為前提；社會分工則以生產資料分散在許多互不依賴的商品生產者中間為前提。工場分工以資本家對人的絕對權威為前提，人只是資本家所占有的總機構的部分；社會分工則使獨立的商品生產者互相對立，只承認市場競爭的權威。社會內部的分工與工場內部的分工，不僅有程度上的差別而且有本質的不同。

社會分工的實現通過商品市場，組織內分工的實現通過要素市場，在不同的市場體系之下，各自的交易費用不同。傳統中國與中世紀西歐，在市場結構與體系特征上存在一定的差異（龍登高1992a）。中國傳統市場自宋以來形成了等級體系，這是基于個體小生產者市場主體行為特征的市場結構，也與行政等級體系相輔相成。細密的網絡，將分散的細小的個體小生產者卷入市場體系之中，并通過有效的價格傳遞，組織各地的商品集中與分銷。在這種市場體系中的商品，由于小農與小生產者的低生產成本，以及市場體系本身有效地傳遞價格信號、運輸成本的低廉，商品總的成本較低。

與中國相比，西歐中世紀市場網絡沒有那么細密，通過各地每年一個月的市集，各莊園之間，以行會來組織的工商業城市之間，大規模的商品流通引人注目。個體農戶與市場的聯系沒有那么密切，但與市場相關聯的生產組織中的分工卻要發達一些。這種差異似乎可驗證楊小凱的命題[9]，西歐沒有形成傳統中國的市場等級體系，可以說是“多中心層系”，商品市場的效率要低一些。英國的道路狀況較差，交通運輸成本較高，通信和運輸費用的昂貴阻礙著交易。安女王時期，英國市場雖然優于法國和德國，但市場體系也不夠完善，分為許多彼此孤立的地區性市場。除倫敦外，沒有一個城市同王國其余各地保持著經常的交易關系；至于鄉村的貿易范圍，很少超過鄰近城市之外[10]。由于商品市場的交易成本較高，而勞動力市場具有一定的潛力，于是商人力圖利用要素市場的優勢，通過企業組織及擴大規模，可望降低或抵消市場交易費用。[11]

在明清中國，我們確乎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市場發達的地區和行業中，分工與專業化更多地通過商品市場來實現，也就是社會分工較發達，甚至一些可以在企業組織內完成的分工也由更具效率的社會分工在市場體系中完成。從資本主義萌芽的研究成果中我們看到，在市場欠發達、勞動分工較少的行業與地區，如遠離商品市場的采礦業、伐木業、池鹽海鹽業、航運業等，以及農產品加工業，出現較多的商人雇主制即商人雇工生產的企業組織。相反，在勞動分工較細致的工業中，往往通過商品市場來建立工業運轉體系，如絲織業與陶瓷業，最為典型的就是江南絲織業中的包買商。

清代江南絲織業已經形成一個復雜的組織體系，賬房把絲織的每一個工序都組織起來，支配著機戶，也支配著染坊、掉經娘、絡緯工、牽經接頭工等，形成一個龐大的工業體系（吳承明1985：379）。這是通過發料收貨這一基本形式實現的，每一個環節都通過商品市場聯系起來，這個組織體系主要依托發達的市場關系。散工制的組織形式，通過長期而穩定的契約關系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交易成本[12]，成功地實現了成本外部化和收益內部化。如果要以企業組織來替代這些市場關系，必然要以要素市場替代商品市場，那么其交易費用之大可以想見。

景德鎮和廣東石灣的陶瓷業中的許多工種，都專業化為獨立的行、店，窯戶中的一行只生產一類產品。這種專業化，一方面可提高技術和效率，另一方面也使得生產單位分散細小。吳承明（1985：27）指出，工場手工業的勞動分工，明清時期不能和歐洲工場手工業時期的情形相比。這其中有一種情況是，由于場外分工發達，場內分工反而簡化。陶瓷業因過分專業化，窯、作、行、店林立，互為分工協作關系，其工場手工業的規模反而十分可憐。

馬克思（1975：379-389）還把工場手工業分為兩種基本形式：結合的工場、有機的工場。前者適合的行業是，由多種獨立部件組成，最終產品就是把這些獨立部件裝配起來，如鐘表制作。這些行業中，局部勞動本身可以作為彼此獨立的手工業進行，局部工人在同一工場中的結合是偶然的，只有例外的情形下才有利。因為在家里勞動的工人之間的競爭十分激烈，生產分為性質不同的過程，人們不大可能使用共同的勞動資料；而且在分散生產的情況下，資本家可節省廠房等費用[13]。真正的技術的統一只有在轉化為機器生產時才能產生。

有機的工場，則常常出現于這樣的行業：制品要順序地經過一系列的階段過程，典型的行業如制針、制瓶、玻璃制造等。如果把原來分散的手工業結合起來，就縮短了制品的各個特殊生產階段之間的空間聯系，減少了階段轉移過程中的時間耗費與勞動耗費。不同的階段過程由時間上的順序進行變成了空間上的并存，形成了連續性、劃一性、規則性、秩序性。

盡管實際區分起來頗具困難，但馬克思的分析邏輯上是有道理的，而且他論證了結合的工場所具有的偶然性。不過，在明清中國我們看到的情形是，不僅結合的工場罕見于世，而且本來適合形成有機的工場的行業，仍是散工制主導，或者由商品市場關系主導。制瓷與制針、制瓶、制玻璃很相似，然而沒有形成有機的工場，反而分成專業化很強的各種工序與行店。紡織業多少也應屬于這一類時序連續性的行業，而與部件匯總的鐘表業區別更大，也沒有形成有機的工場。這進一步論證了我們的觀點，與西歐相比，傳統中國的分工與專業化更多地通過市場來實現，要素市場替代商品市場的企業組織的發展滯緩。正如楊小凱（1999：411-412）的數理分析所示，最終產品生產和中間產品生產的分工，以及交換某種中間產品的交易效率低于受雇生產該中間產品的勞動交易，是企業產生的必要且充分的條件。這一條件在傳統中國尚未出現。

由于商品市場的發達，與前述勞動力市場的滯后，從市場購買中間產品與制成品，較之于購買生產要素，能夠更充分地利用和實現分工與專業化及其具有的優勢。

六、余論

以上所論，在清代蘇州等地的踹布作坊形態中得到充分的體現。踹坊需要使用大型的工具設備，因而形成了二三十人規模的集體勞動。但這種企業組織比較特殊。踹坊由包頭投資固定資產開設，踹匠由包頭管理，但踹匠工資即可變資本，由商人（布號）計件支付，包頭每人每月抽取三錢六分。[14]包頭相當于布號，但同時踹坊具有一定的獨立性，二者之間有矛盾，時有訴訟。為什么布號商人不直接投資于踹坊生產？主要是為了減少組織管理工人生產的成本，因為踹匠都是外來游民，兇悍之輩，并且抱成一團，很難約束，即使本地的豪強包頭也不易駕馭，外來的商人將付出更大的管理成本。為什么包頭踹坊不完全獨立地經營，建立縱向一體化的組織呢？如果踹坊主自己收購布匹，加工后自己發售，那么其經營成本將很高，而且難以抵御市場風險，而布商已經建立營銷網絡。因此，在這里，布商、踹坊主、踹匠三者之間，主要通過市場關系建立了這種獨特的棉布加工與銷售體系，布商與踹坊主之間的委托關系實際上通過商品買賣來維系，布商與踹匠之間的雇傭關系也因包頭的中介而轉變成通過市場的某種委托關系，踹坊主與踹匠之間只存在組織與管理關系，雇傭色彩較弱。通過這種復雜的關系，尤其是通過發達的市場，替代了勞動組織。勞動組織的高成本，由商人與作坊主分擔。這種產業經營組織體系，形成并建基于長期而穩定的契約關系之上，長期而穩定的契約關系能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德姆塞茨1999），也表明這種組織體系的成熟性與合理性。

本文所論，在明清企業組織的趨勢性發展中得到了映證。絲織業在明后期已出現工場手工業的雛型，到市場更成熟的清中葉反而基本消失；它被較完備的包買商形式所代替了（吳承明1985：26）。在最發達的江南，工業企業形式一直以獨立經營的小手工操作的作坊為主，它是江南企業發展的最佳組織形式，規模較大的作坊或手工工場，不僅數量不多，而且還有減少的趨勢（李伯重2000，第十章）。這種趨勢還延續到近代，一些實例也可資佐證。19世紀中后期杭州的蔣廷桂，由于經營有方，綢機增至10臺，雇了學徒幫工。但他不再增添機只，而是充當包買商向小機戶放料收貨，到光緒初年，他的蔣廣昌綢莊支配的織機已達300臺。后來他從日本購置鐵制綢機，建立織綢工廠。同時仍充當包買商（胡慎康，1985）。這個故事耐人尋味。蔣氏作坊的規模達到10臺織機后，并沒有繼續擴大規模后，而是充當包買商，這顯然是包買商能帶來更多的利潤，高于機戶規模經濟的效益。作坊規模經濟的效益直到先進機器的引入才得到發揮，即便此時，企業組織的利潤也還不足以排斥包買商體系下的個體機戶經營。

農業企業的特征與工業企業組織類似，命運也相似，與工業、農業組織形成對照，商業企業組織的發展則引人注目，尤其如一些晉商、徽商建立了全國范圍的龐大組織網絡（張正明1995；張海鵬1995），在許多行業中，商業企業將各種手工作坊聯結而成有機的體系。這是因為市場體系與分工特征適合商業企業組織的發展。例如，對它影響最大的是商品市場而不是勞動市場；產品質量考核只需把握成品環節而無需進入生產過程；社會內分工與分散化生產給它提供了更多的商業機會與更大的舞臺；它對大型廠房與設備的要求較少，倉儲或庫房可以通過加快流通速度來緩解；而規模經濟的效益，它可以通過擴大營銷數量在龐大的市場中充分實現。

如果說企業組織的發展存在各種制度，那么，個體手工業獨立經營則在市場體系中如魚得水，富有生命力。家庭企業中，勞動不存在考核費用，要素市場的滯后不會對它產生影響；輕巧簡單的設備，個體家庭得心應手，并以熟練的技術、不計成本的勞動耗費增強效率；細密的市場網絡，使家庭工業能夠依托社會分工與專業化而獲益，并彌補家庭內分工與專業化的缺陷。凡此都與科層企業組織的命運形成對照。種種跡象表明，與擴大的企業組織形式相比，個體家庭經營在中國傳統市場體系中具有很強的生命力與制度合理性。紡織業等主要行業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形成了路徑依賴與歷史慣性，如果缺乏必要的刺激，這種局面很難改變，傳統時代的這種突破尤其如此。

散工制所反映的產業經營組織形式，不是棉布、絲織業獨有的現象，其他行業與部門中也不乏其例；它以江南為典型，其他區域也廣泛存在；它以明清時期為突出，但溯其源可直追宋元，順其流在近代仍具有強烈的趨勢性表現。因此，它不是偶然的現象，而具有普遍性意義，并足以反映傳統中國產業經營組織形式的本質特征，本文從傳統經濟與社會結構的分析也是為了強化這一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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