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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民幣作為結算貨幣的現狀

我國于2009年開展了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目前有206個國家與地區使用人民幣進行貿易結算和投資。2010年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規模為5063億元，2013年達到4.63萬億元，3年間增長了814%。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規模的70%左右是跨境貨物貿易，30%是跨境服務貿易及其他經常交易。跨境貨物貿易人民幣結算額占同期對外貨物貿易額的比例從2011年的6.60%，上升到2013年的11.69%。香港在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中扮演著重要角色，自2009年第四季度至2013年第一季度，大約80%的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通過香港進行。有專家預計,到2015年之前，中國和新興經濟體貿易總額的50%，或者是中國全部對外貿易總額的30%將用人民幣結算，人民幣將成為全球第三大貿易結算貨幣。此外，環球同業銀行金融電訊協會（SWIFT）2013年12月3日的報告顯示，從2013年10月份開始，人民幣已取代歐元，成為僅次于美元的第二大常用國際貿易融資貨幣。根據SWIFT的數據，在傳統貿易融資工具———信用證和托收的使用中，采用人民幣作為計價及結算貨幣的比率，已由2012年1月的1.89%，增至2013年10月的8.66%，市場占有率排行第二。美元排第一位，占81.08%的絕對多數，而歐元的市場占有率則從2012年1月的7.87%降至2014年10月的6.64%，排名第三位。

2.人民幣作為投資貨幣的現狀

自2010年10月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啟動跨境直接投資人民幣結算業務以來，該業務發展迅速。2012年跨境直接投資人民幣結算規模為2840.2億元人民幣，是2011年的2.56倍，2013年達5337.4億元人民幣，是2012年的1.88倍。其中，外商直接投資（FDI）人民幣結算的比重占80%以上，中國對外直接投資（ODI）人民幣結算的比重不足20%。FDI人民幣結算額占FDI總額的比重從2011年12%升至2012年的36%，增長速度很快；ODI人民幣結算額占ODI總額的比重從2011年的5%升至2012年的6%，份額較小。香港的離岸人民幣市場業務發展迅速。香港的人民幣金融產品包括人民幣存款、人民幣債券、人民幣股權類產品和人民幣基金類產品。2009年之后，人民幣存款余額增長快速，經營人民幣業務的認可機構數目也快速增長。從全世界范圍來看，經營人民幣業務的金融機構從2011年6月的900多家增加至2012年8月的1萬多家。自2007年7月香港發行第一支人民幣債券以來，其離岸人民幣債券發展速度較快。從2010年到2013年，人民幣債券發行額增長了224%。香港債券市場的發行幣種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港幣債券比重迅速下降，人民幣債券比重直線上升。2009年10月前，香港債券市場98%為港幣債券，到了2009年10月至2011年12月期間，港幣債券比重降至35%，人民幣債券比重高達52%。除了香港地區作為最重要的離岸人民幣市場之外，主要的離岸人民幣市場還包括倫敦、新加坡、中國澳門和臺灣地區等市場。2011年9月，英國財政大臣GeorgeOsborne和中國副總理共同宣布，倫敦將和北京共同協力發展人民幣業務。是年年底，倫敦市場上的人民幣交易量已經占到除中國內地和香港之外的全球離岸人民幣交易量的46%。中國以外的第一支人民幣債券是匯豐銀行于2012年4月在倫敦發行的，目前已有10余支人民幣債券在紐交所上市。人民幣離岸市場的發展取決于中國貨幣當局人民幣流動性的提供。通過和其他國家（地區）貨幣當局簽訂雙邊本幣互換協議，除了維護金融穩定之外，中國貨幣當局還可以為境外人民幣市場提供流動性支持，促進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和離岸人民幣市場的發展。2008年12月12日，中國人民銀行與韓國銀行簽署了第一個雙邊本幣互換協議，規模為1800億元人民幣，期限是3年。截止2014年4月，中國人民銀行共和24個國家（地區）的貨幣當局簽署30個雙邊本幣互換協議，總金額達25932億元人民幣。

3.人民幣作為儲備貨幣的現狀

當前，人民幣的儲備職能尚處于萌芽時期。盡管如此，基于中國經濟幾十年強勁的增長勢頭以及人民幣的良好聲譽，一些國家如菲律賓、白俄羅斯、馬來西亞、韓國、蒙古、智利、委內瑞拉、柬埔寨、奧地利、日本、澳大利亞、南非、尼日利亞、坦桑尼亞等國選擇將人民幣資產作為該國的儲備資產。外國央行主要通過如下3個路徑來持有人民幣儲備資產：一是外國央行與中國人民銀行簽訂購買人民幣金融資產的投資協議；二是外國央行通過人民幣離岸債券市場投資人民幣資產；三是通過QFII渠道進行人民幣儲備投資。另一方面，中國也正在努力讓人民幣加入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IMF最近一次修訂SDR比重是在2010年，在2010～2015年間，SDR定價籃子貨幣由美元（41.9%）、歐元（37.4%）、英鎊（11.3%）和日元（9.4%）組成。該貨幣籃子并沒有真實反映當前全球貿易和經濟增長格局的變化。主席多次在公開場合強調要改革SDR貨幣籃子組成，使之更加公平公正。IMF的前總裁卡恩和現任總裁拉加德都歡迎人民幣加入SDR。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蒙代爾在2010年就指出，人民幣在SDR一籃子貨幣中應占10%的比重。除此之外，美國政府、俄羅斯、巴西和法國都支持人民幣加入SDR。鑒于此，為了減輕人民幣加入SDR的負擔，IMF專門制定了一套相對較易滿足的“儲備資產標準”，希望可以在下一次修訂時將人民幣納入SDR。盡管人民幣尚不是SDR籃子貨幣，人民幣外匯儲備量微不足道。但重要的是，人民幣已經是一些國家的外匯儲備資產了。有實證研究顯示，一國經濟總量（按實際匯率衡量）占全球的比重每上升1%，該國貨幣在國際儲備貨幣中的份額將上升0.55%。假設在10年之內，中國GDP全球份額上升10%（將人民幣可能的升值因素也考慮進去），那么人民幣在全球央行所持外匯儲備的比重將至少提高5.5%。所以，只要中國經濟增長速度高于全球水平，其他國家央行勢必會增加人民幣資產的比重，最終人民幣將成為重要的國際儲備貨幣，當然，這是一個相當長的過程。

二、人民幣國際化與國際儲備貨幣體系改革

當前的國際儲備貨幣體系仍是美元主導的體系，也被稱為“美元本位制”，該體系具有顯著的不公平性和不穩定性，亟待改革。其不公平性主要體現在美國等儲備貨幣發行國憑借儲備貨幣的地位獲取了巨大的利益，而作為非儲備貨幣發行國的廣大發展中國家則更多地擔負著該體系的巨大成本。其不穩定性主要體現在儲備貨幣徹底信用化之后，全球貨幣供應量失去了任何約束，美聯儲成為世界主流經濟體系物價水平的決定者，成為人類有史以來最偉大的通貨膨脹機器。對于國際儲備貨幣體系來說，人民幣國際化意味著國際儲備貨幣的多元化，意味著美元的“過分的特權”有了一定的外部約束，意味著當人們對于美元作為價值儲存失去信心時，可以有其他外匯貨幣的選擇。從而能在一定程度上增進當前國際儲備貨幣體系的公平性和穩定性。

1.人民幣國際化有助于緩解當前國際儲備貨幣體系的不公平性

當前國際儲備貨幣體系的一個很大的缺陷是其具有顯著的不公平性。表現之一是，對于外匯儲備的需求迫使發展中國家積累巨額外匯儲備，這相當于發展中國家以極低的利率（現在幾乎為零）向發達國家提供巨額貸款（2007年為2.7萬億美元）。發展中國家之所以積累外匯儲備，是基于3個因素的考量。第一，出口商品價格波動而導致的對外匯儲備的預防性需求。第二，一國面臨國際收支危機時，缺乏有效的“集體保險”機制（collectiveinsurance）。雖然IMF的緊急融資（emergencyfinancing）是唯一可用的“集體保險”，但是它的較高條件限制了很多國家申請使用該項貸款比例。在這樣的情況下，發展中國家不得不積累外匯儲備以求自我保險。第三，發展中國家面臨著強烈的順周期資本流動的壓力，在面臨著國際收支危機時，國內資本加速外流，加劇危機，所以發展中國家不得不積累外匯儲備來對付危機。截止2014年第一季度，全球外匯儲備達11.86萬億美元，在已公開的外匯儲備中，美元、歐元、英鎊、日元的占比分別為60.9%、24.5%、3.9%、4.0%。截止2013年底，中國外匯儲備額達3.82萬億美元，20年間增長了7300%。從橫向比較來看，2013年中國外匯儲備額是日本同期（全球第二）的3倍。2013年底，俄羅斯、韓國、中國香港、印度持有的外匯儲備額排名分別是第六、第八、第九和第十。中國持有的巨額外匯儲備大部分投資于低收益的美國國債，并且深深地陷入了“美元陷阱”（dollartrap）。即在美元持續貶值的情況下，中國如果繼續持有美國國債，則有價值縮水之虞；如果拋售美國國債，美國國債價格將大幅下跌，中國持有的美國國債也將大幅縮水。而與此同時，美國投資者在中國的直接投資和證券投資的利率較高。也就是說，中國以很低的利率把資金借給美國，同時又以很高的利率從美國借款，兩者之間的利率差其實就相當于將資源向美國轉讓。可見，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正在補貼著世界上最大的發達國家美國，這體現了當前國際儲備貨幣體系巨大的不公平性。這種不公平性和美元本位的國際儲備貨幣體系是分不開的。當前，由于人民幣不是國際貨幣，而美元是主導性的國際儲備貨幣，所以中國大部分對外貿易和金融活動不得不以美元作為計價和結算貨幣。同時，除了2012年資本和金融項目逆差168億美元之外，中國經常項目與資本和金融項目多年來保持金額巨大的雙順差，致使中國積累越來越多的美元儲備，導致中國補貼美國的不公平的現狀。而一旦人民幣國際化，情況就會有所改觀。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和金融活動就有一部分用人民幣來計價和結算。例如在進出口貿易中，用人民幣來計價結算，當貿易盈余時，中國貿易商手中持有人民幣，而非美元，從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減緩美元儲備的積累。在國際投資中，一部分中國對外投資和外國來華投資以人民幣作為投資貨幣，同樣的，當外國來華投資大于中國對外投資時，進入中國的是人民幣，而非美元，這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減緩美元儲備的積累。美元儲備積累的減緩將有助于減輕中國補貼美國這個不公平的現實狀況。此外，中國與東亞、東南亞各國經濟貿易聯系密切，并且中國為本地區提供最終商品消費市場的能力越來越強，在中國與本地區較多國家間的貿易收支關系中，中國屬于逆差國。隨著人民幣進一步國際化，中國進口商將越來越多地用人民幣從本地區各國進口商品和勞務，從而本地區各國通過與中國的貿易盈余，將積累越來越多的人民幣儲備，相應地減緩美元儲備的積累。從而，這些東亞、東南亞出口導向型的國家和地區，例如韓國、中國香港、中國臺灣和新加坡等將在一定程度上用人民幣儲備來替代美元儲備的積累，從而也可減緩這些國家或地區補貼美國的不公平的現狀。

2.人民幣國際化將增進國際儲備貨幣體系的穩定性

從歷史上來看，國際交易是以占主導地位的債權國家貨幣的使用為基礎的。由債務國，特別是世界上最大的債務國來主導國際貨幣體系是史無前例的。然而，當前美國這個最大債務國的貨幣———美元，卻恰恰就主導了國際儲備貨幣體系。這樣的體系是不可持續的，國際儲備體系將不可避免地進入多元化時代。當前這個體系具有極大的不穩定性。美國的經常賬戶逆差自1980年起就成為常態，而且金額持續擴大。并且，在2008年金融危機后，美國連續實施了四輪量化寬松貨幣政策，這些導致了美元在中長期內趨于貶值。在美元貶值的預期之下，私人機構開始拋售美元資產，但是由于害怕美元貶值導致其所持的美元資產即刻縮水，一些國家的中央銀行買入了私人拋售的美元資產。即使是這樣，越來越多的觀察家擔心，美國凈債務的積累會使得甚至連中央銀行也不愿意繼續積累美元資產，原因是擔心遭致美元貶值的損失。另一方面，在面臨著資本的順周期流動壓力、國際商品市場價格的波動性、缺乏“集團保險”機制的情況下，發展中國家又不得不持有越來越多的外匯儲備以加強自我保險。由于持有較多外匯儲備的國家在危機中所受到的影響相對要少，2008年金融危機又進一步強化了各國持有更多外匯儲備的行為。如果要滿足發展中國家對外匯儲備的巨額需求，美國不得不靠保持巨額的貿易收支逆差來應對。但是，正如上一段所述，這是不可持續的，因為美國長期巨額的貿易收支逆差已經致使美元貶值，包括中央銀行在內的投資者將不再愿意繼續持有美元，從而，這個美元本位的國際儲備貨幣體系的基礎是不牢固的，也是極其不穩定的。現在的問題是，如何解決“對于外匯儲備的巨大預防性需求與外匯儲備的有限供給之間的矛盾”？筆者認為，人民幣國際化能在一定程度上緩解這一矛盾，從而增進國際儲備貨幣體系的穩定性。第一，人民幣一旦成為國際儲備貨幣，中國就可以用本幣進行各種經濟、貿易和金融活動。尤其是，中國可以用本幣進行國際借貸，擺脫了“原罪”（theOriginalSin）問題。那么，中國對美元儲備的需求將大為減少，中國就從最大的儲備貨幣需求方轉變成了供給方，有利于協調儲備貨幣的供求矛盾，從而增進國際儲備貨幣體系的穩定。第二，人民幣一旦成為國際儲備貨幣，其他和中國經濟、貿易、金融聯系密切的國家在選擇外匯儲備貨幣構成時，就可以將人民幣作為其選項之一。而且，隨著中國更深地融入經濟、金融全球化中，人民幣作為其他國家的儲備貨幣的比重也會越來越大。從而，這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緩解當前美元儲備供求之間的矛盾，增進國際儲備貨幣體系的穩定。第三，人民幣一旦成為國際儲備貨幣，將打破當前美元和歐元的雙寡頭的國際儲備貨幣體系，增進國際儲備貨幣體系的穩定性。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之后，美元作為全球的主導貨幣，享有壟斷地位，既不受國際制度的約束，也不受其他國際貨幣的制衡，美元享有“超級特權”得以對其他國家進行財富“掠奪”和政治“脅迫”。歐元啟動后，歐元成為第二大貨幣，對美元構成了競爭壓力，在一定程度上制衡了美元霸權，而日元和英鎊不論是在全球外匯儲備中的占比，還是在全球外匯交易中的占比都很小，所以國際儲備貨幣體系事實上是一個“雙元寡頭”的體系。但是，美元和歐元的地位又是不對稱的，美元占據了主導地位。這可以從兩種貨幣在全球已公開的外匯儲備中的占比反映出來。截止2014年第一季度，美元和歐元的這一比例分別為60.9%和24.5%，可見，歐元對美元的制衡作用仍不足夠約束美元的過分特權。而一旦人民幣國際化了，國際儲備貨幣體系就有可能進入了對稱的三元國際儲備貨幣體系時代。這種體系的優點包括：其一，它為世界各國提供了3種可供選擇的清償工具，緩解了用一種貨幣充當國際貨幣而導致的“信心和清償力之間的矛盾”，還避免了兩極貨幣格局容易產生的“蹺蹺板效應”；其二，對稱的三元國際儲備貨幣體系為各國的外匯儲備提供了分散匯率風險的機制，使第三種貨幣成為另外兩種貨幣波動的平衡力量；其三，對稱的三元寡頭壟斷的國際儲備貨幣之間相互制衡，既競爭、又合作，有利于降低相互之間宏觀經濟政策的協調成本，也有利于維持國家金融市場的穩定。正如本杰明•科恩（BenjaminJ.Cohen）所說的，在多元的儲備貨幣體系下，美國將不能再濫用其“過分的特權”。一旦美元的主導地位被其他貨幣挑戰了，美國將不得不減少其對外國儲蓄的需求，從而減少將來發生危機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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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同一時期,世界上石油、糧食、鐵礦石等大宗初級產品價格在飄升。2008年7月,世界石油價格暴漲至創紀錄的歷史高點147美元。糧食、鐵礦石等其它我國大宗進口資源的價格也經歷了類似的過程。而我國又是這些資源性商品的進口大國,石油、鐵礦石一半以上需要進口,糧食中的大豆更是90%依賴進口,通過國際貿易使通貨膨脹傳入我國,并對國民經濟造成傷害。

    二、我國輸入型通貨膨脹的傳導路徑分析

    關于輸入型通貨膨脹的概念,學術界至今尚無定論。一般是指:在開放經濟中,國際市場價格上漲和國際資本流入規模過大,導致進口商品成本上升和國內貨幣供給被迫增加,進而引發國內市場價格普遍、持續上漲的經濟現象。本文主要分析由于國際大宗初級產品價格上漲導致我國出現的輸入型通貨膨脹。

    一般而言,國際市場初級產品價格上漲,首先推動我國原材料、材料、動力購進價格指數的上漲,然后引起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即工的上漲國際貿易論文,最后再傳導至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從而引起物價的全面上漲。2007年初級品進口中,非食用原料和燃料等生產原料比重占91.67%,這些產品進口價格變化必然改變國內廠商的生產要素價格和生產成本,表現為國內工業品出廠價格的變化,并最終間接影響居民消費價格水平。

    以石油為例,由于石油是基礎能源產品,是工業交通的血液,被譽為“黑色黃金”。隨著國際原油價格的上漲,導致國內成品油價格的上漲,又引起國內交通運輸、用油工業品以及居民燃氣價格的上漲;有機化工產品價格的上漲則與國際原油價格同步,隨著有機化工產品價格的上漲,其下游的塑料、橡膠和化纖等工業中間品的價格也進一步上升,并由此一步一步向下傳導,最終引起整個社會價格總水平的上升論文開題報告范例。

    三、國際大宗初級產品價格上漲的原因分析

    世界上石油、糧食、鐵礦石等大宗初級產品除了受自然條件、資源稟賦等因素限制外,由于其以美元計價,在世界流動性過剩、美元貶值以及受次貸危機影響金融資產接連發生危機的背景下,世界大宗商品被賦予了金融投機以及資產儲備功能,從而導致這些商品價格出現大幅度上漲的態勢。

    美國次貸危機發生后,放任美元貶值,通過貿易逆差向全球輸出大量美元,成為全球貨幣的“供鈔機”,造成世界范圍內貨幣供應過多、流動性過剩,國際市場石油、原材料、糧食等大宗商品價格持續上漲,形成全球性通貨膨脹。衡量美元強弱的指標美元指數在此期間發生了巨大波動,美元指數的上升說明美元升值,以美元計價的商品價格下跌,反之則貶值,商品價格上漲。美元指數由2006年9月1日的85.67一直下跌至2008年3月7日創73.11歷史低位,在此期間,國際大宗初級產品價格急劇上漲[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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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金融全球化是經濟全球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指世界各國或地區的金融活動趨于全球一體化的趨勢。在金融全球化下,信息跨國界的傳播和現代化電子技術的應用使得國際資本流動加速,國際金融市場規模擴大,各國之間的聯系更為緊密。然而,金融全球化也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原有的金融市場運行機制和運行格局,并使得現行國際貨幣體系越來越無法滿足世界經濟發展的需求。現行的國際貨幣體系是在“牙買加體系”的基礎上逐步演化而來的,也被稱為“無體系的體系”,它既沒有同一的匯率安排,也沒有明確的本位貨幣,各國的經濟政策行為也難以受到約束。當爆發金融危機時,金融全球化使得各國共同遭受危機影響的程度加深,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在這一過程中處于更加弱勢的地位,極易受到攻擊。20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世界各國爆發的多次金融危機,究其根源就是金融全球化與國際貨幣體系矛盾的凸現。

    隨著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西方發達經濟體紛紛進入衰退期,世界經濟重心逐步向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轉移。由于這些發展中國家并未在現行國際貨幣體系中獲得相應的話語權,因此他們對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意愿極為強烈。隨著近年來其影響力的逐漸擴大,改革的呼聲也更加高漲,發達國家已無法再忽視發展中國家的聲音,改革已勢在必行。

    一、金融全球化下現行國際貨幣體系引發的問題

    (一)導致短期國際資本流動加劇。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后,國際資本流動的增長速度已超過國際貿易和國際生產的增長速度。而且隨著金融全球化的發展,短期國際投機資本數額仍在不斷膨脹。跨國資本流動,尤其是短期性國際資本規模的增長主要得益于現有的國際貨幣體系,正是現有的國際貨幣體系為短期性國際資本的流動提供了便利。反過來,跨國資本流動尤其是短期性國際資本的快速流動又強化了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不穩定性。這些基于套利性動機的短期國際資本總是對一國金融體系的缺陷伺機攻擊,并導致貨幣危機的爆發。隨后,當短期國際性資本大批逃離該國時,又會將貨幣危機放大成銀行危機、金融危機、甚至整個宏觀經濟的衰退。

    (二)導致國際儲備供求矛盾深化。國際貨幣體系決定國際儲備體系,在現行的多元貨幣體系下,一國的儲備資產中的特別提款權、儲備頭寸和黃金儲備是相對穩定的,這時,外匯就成了一國增加國際儲備的主要手段。通常來看,外匯收入的增加來源于國際收支盈余,這樣在國際收支差額與外匯儲備的關系上,一些國際收支長期盈余的國家外匯儲備需求較低,卻出現了外匯儲備的過剩,而赤字國雖有強烈的外匯儲備需求,卻出現了外匯儲備的短缺。于是,就出現了國際收支差額對外匯儲備供給和需求兩方面的矛盾。

    此外,國際儲備的供求矛盾還體現在儲備貨幣發行國與非儲備貨幣發行國的不平等上。對于儲備貨幣發行國來說,他們可以輕松的通過貨幣發行和貨幣互換來取得外匯儲備,但是他們作為發達國家往往又都是國際收支順差國,有大量的外匯儲備積累。對于非儲備貨幣發行國來說,他們只能通過增加出口來取得外匯,但是這些國家往往是發展中國家,出口能力有限。這樣,在國際儲備的管理中,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處境形成強烈反差,迫切需要儲備的國家面臨儲備短缺,而不需要儲備的國家反而出現儲備過剩。

    (三)導致國際收支調節混亂。多元化的國際收支調節機制允許各國在國際收支不平衡時可采用不同調節方式,但除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調節外,其他幾種調節方式都由逆差國自行調節,并且國際上對這種自行調節沒有任何的制度約束或支持,也不存在政策協調機制和監督機制。雖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調節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在現行國際貨幣體系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職能已經發生了異化,他的主要義務由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維護固定匯率、為嚴重逆差國提供資金援助及協助建立成員國之間經常項目交易的多邊支付體系,轉移到了維持貨幣的自由匯兌,因為他假定自由浮動的匯率具有自動調節國際收支的功能,無需過多干預。這樣,當部分逆差國出現長期逆差時,由于制度上無任何約束或設計來促使逆差國或幫助逆差國恢復國際收支平衡,逆差國只能依靠引進短期資本來平衡逆差,而大量短期資本的流入為金融危機的爆發埋下了隱患。在國際收支調節問題上的這種混亂狀態,成為了現行國際貨幣體系與經濟全球化發展趨勢矛盾的集中體現。

    二、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構想

    (一)提高特別提款權的地位和作用。早在1969年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缺陷暴露之初,基金組織就創設了具有超主權貨幣性質的特別提款權,以緩解主權貨幣作為儲備貨幣的內在風險。超主權儲備貨幣不僅克服了主權信用貨幣的內在缺陷,也為調節全球流動性提供了可能。由于特別提款權具有超主權儲備貨幣的特征和潛力,它的擴大發行有利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克服在經費、話語權和代表權改革方面所面臨的困難。當一國主權貨幣不再作為全球貿易的尺度和參照基準時,該國匯率政策對失衡的調節效果會大大增強。這些能極大地降低未來危機發生的風險,增強危機處理的能力。因此,當前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的首要任務是著力推動改革特別提款權的分配,考慮充分發揮特別提款權的作用,實現對現有儲備貨幣全球流動性的調控,這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改革不合理的份額制,應綜合考慮一國國際收支狀態和經濟規模來調整份額,以此來降低某些經濟大國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絕對控制;另一方面繼續增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基金份額,擴大其資金實力,以便有足夠的可動用資金來應對危機。

    (二)改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職能和作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作為現行國際貨幣體系重要的載體,理應發揮更重要的作用,但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演變,使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職能被弱化和異化,因此有必要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進行廣泛的改革。(1)擴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供援助的范圍,強化其國際最終貸款人的職能。在經濟全球化大背景下缺乏一個國際的最終貸款人,顯然是難以應付國際貨幣危機的;(2)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實行資金援助時,不僅要考慮恢復受援助國的對外清償能力,還要考慮促進其經濟發展。這就要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應改變將短期內恢復受援國償付能力作為唯一目標的做法,并把重點放在危機防范而不是補救上;(3)增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監測和信息功能。當成員國經濟出現問題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有義務對成員國內經濟政策提供建議,并為投資者和市場主體提供準確及時的信息;(4)促進交流與合作。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加強與成員國交流的同時,還應積極促進成員國之間或成員國與其他組織之間的交流與合作。

    (三)加強國際金融合作,改善各國經濟政策的協調性。金融全球化為資本的無序流動創造了條件,同時也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各國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同時,世界上主要貨幣的匯率大幅度波動,為發展中國家平衡國際收支和穩定匯率帶來了巨大的風險和成本,也使國際貨幣體系的穩定變得更加困難。因此,發達國家應主動擔起責任,最大限度地減少主要貨幣之間的匯率波動。這就要求各國加強國際金融的合作與協調,這是確保國際貨幣體系穩定的基礎。從國別上看,這種合作與協調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協調發達國家之間的經濟合作。各發達國家之間應經常相互協調與溝通,共同承擔起應有的國際責任,并以積極的態度,加強各國在貨幣和經濟政策方面的合作,以保證國際貨幣體系穩定;二是協調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發展關系。在支持發達國家經濟增長的同時,更多地考慮促進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經濟的發展,注意保護發展中國家的根本利益;三是加強區域性經濟貨幣政策的合作。在總結歐盟與歐元經驗的基礎上,加強一國與周邊國家之間的經濟合作,共同探討區域性貨幣合作的有效途徑,以抵御外部危機對該區域經濟體的沖擊。此外,從加強合作的領域看,還應加強國際金融經營環境、國際金融內部控制、國際金融市場約束以及國際金融監管等方面的合作與協調。

    (四)建立和加強國際金融監管。在金融全球化下,建立和完善國際金融監督機制已成為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制度包括:(1)提高信息透明度,公開披露有關信息;(2)抑制國際范圍內短期資本的無序流動,特別是加強對“對沖基金”、離岸金融中心的監管。對對沖基金以及其他種類繁多的金融衍生工具的監管已成為國際貨幣新體系的一個重要內容;(3)加強對銀行的跨境監管。隨著金融自由化的發展,某些國際性銀行經營轉移到管理不嚴的離岸避稅港,以便規避國內的管理和監督,這無疑中增加了資本無序流動的風險。因此,對銀行的跨境監管是國際監管體系的重要內容。

    主要參考文獻:

    [1]冉生欣.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研究.華東師范大學,2006.

篇（4）

金融危機是由外部因素還是由內部因素造成的,歷來學術界有兩種比較對立的觀點:陰謀論和規律論。陰謀論認為金融危機是經濟體遭受有預謀和有計劃攻擊造成的,是外因造成的,特別是在東南亞金融危機以后,這種觀點較為流行。規律論認為金融危機是經濟體的自身規律,是內因造成的。三代金融危機理論①基本上是承認規律論。隨著金融監管技術提高,個國家因監管或管制出現問題而導致金融危機的可能性變小;而隨著經濟全球化趨勢增強,現代的金融危機基本上表現為在國際經濟失衡的條件下,國際資本在利益驅動下利用扭曲的國家貨幣體系導致區域性金融危機爆發,因而從本質上說,金融危機的性質和成因都發生了變化。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從國際經濟的視角具體解析金融危機的形成原因。

一、國際經濟失衡

黃曉龍(2007)[1]認為國際收支失衡導致國際貨幣體系失衡,虛擬經濟導致流動性過剩,進而導致全球經濟失衡和金融危機。黃曉龍是國內較完備地從外部因素來研究金融危機的,然而從根本上說全球經濟失衡的根源應該是實體經濟的失衡,國際收支失衡只是實體經濟失衡的表象,實體經濟失衡導致貨幣資本的國際流動,國際資本流動導致虛擬經濟膨脹和蕭條,由此形成流動性短缺,最終能夠導致金融危機。因而全球實體經濟的失衡是導致金融危機的必要條件,而虛擬經濟導致的流動性短缺是金融危機的充分條件。

縱觀金融危機史,金融危機總是與區域或全球經濟失衡相伴而生的。1929年爆發金融危機之前,國際經濟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英國的世界霸主地位逐漸向美國和歐洲傾斜,特別是美國經濟快速增長呈現出取代英國霸主地位的趨勢,這次國際經濟失衡為此后的金融危機埋下了禍根。20世紀末期,區域經濟體化趨勢要快于經濟全球化趨勢,拉美國家與美國之間的經濟關聯度使得拉美國家對美國經濟的“蝴蝶效應”要比其他國家更為強烈。20世紀末的20年里,當拉美地區的經濟結構失衡時,往往以拉美國家的金融危機表現出來。歐、美、日經濟結構失衡同樣是導致歐、美、日等國金融危機爆發的根源。當區域的或全球的穩定經濟結構被打破時,新的經濟平衡往往以金融危機為推動力。1992年歐洲金融危機,源于德國統后德國經濟快速發展,打破了德國與美國以及德國與歐洲其他國家間的經濟平衡。1990年的日本也是因為美日之間的經濟平衡被打破后,在金融危機的作用下,才實現新的經濟均衡。

區域或全球經濟失衡將導致國際資本在定范圍內的重新配置。在區域經濟體化和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個國家宏觀政策的影響力可能是區域的或全球性的。從短期來看,在某個時點國際經濟是相對平衡的,全球資本總量和需求總量是定的,而當國經濟發生變化,會引起國際資本和國際需求在不同國家發生相應的變化,如果是小國經濟,它的影響只是區域性的,如果是大國則它的影響是全球的。當個大國經濟趨強,則會吸引國際資本向該國流入,產生的結果是另外些國家的資本流出,當資本流出到定程度時,會發生流動性短缺,金融危機就從可能性向必然性轉變。這種轉變的信號是大國高利率政策,或大國強勢貨幣政策。而對小國經濟而言,經濟趨強后,則會吸引國際資本的流入,當國際資本流入數量較多時,該國的實體經濟吸收國際資本飽和后,國際資本會與該國的虛擬經濟融合,推動經濟的泡沫化,當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嚴重背離時,國際資本很快撤退,導致小國由流動性過剩轉入流動性緊縮,結果導致金融危機爆發。

從國際經濟失衡導致金融危機的形成路徑可以看出,國際經濟失衡通過國際收支表現出來,國際收支失衡的調整又通過國際貨幣體系來進行,如果具備了完善和有效的國際貨幣體系,那么完全可以避免國際經濟強制性和破壞性調整,也就是說可以避免金融危機的發生,然而現實的國際貨幣體系是受到大國操縱的,因而國際經濟失衡會被進步扭曲和放大。

二、國際貨幣體系扭曲

徐明祺是國內學術界較早把發展中國家金融危機的原因歸結為國際貨幣體系內在缺陷的學者。徐明祺(1999)[2]認為,方面是秩序弱化在改革和維持現狀間徘徊的國際貨幣體系;另方面是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貿易、投資和債務方面的弱勢地位;處于雙重制約下的發展中國家不得不次次吞下金融危機的苦果,因而現存國際貨幣體系的內在缺陷難逃其咎。也就是說國際貨幣體系在調解國際收支不平衡時遵循了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基本原則和理念,而各國在制定貨幣政策協調國際經濟失衡時卻失去了原有的秩序和紀律性,因而現在的國際經濟的失衡被現在的國際貨幣體系放大了,加劇了。

篇（5）

    1.我國外匯儲備激增現狀

    我國外匯儲備快速增長始于20世紀90年代中期,1996年首次超過1000億美元,到2005年超過8000億美元,9年間增長近7倍。特別是近3年來,儲備增速進一步加快,每年新增儲備都超過4000億美元。2006年2月,我國外匯儲備規模首次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一儲備大國。截至2011年第一季度中國外匯儲備規模達到3.0447萬億美元,排名全球第一,同時幾乎是排名第二的日本所擁有的外匯儲備的三倍。外匯儲備激增已經對宏觀經濟運行造成相當的負面影響,也使我們在對外經濟交往中處于被動,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

    從表中我們看出,1978年到2003年年底,我國積累了400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然而自2004年到2005年,我國外匯儲備是8000多億美元,到2008年,已經達到19460.30億美元。也就是說,三年的時間里面,總共有11200多億美元的外匯新增。 我國外匯儲備激增原因分析

    眾所周知,我國外匯儲備的快速增長離不開國民經濟持續快速發展,國家經濟實力、國際競爭力以及對外資吸引力的逐漸增強等,歸結起來可分為四個因素: 1 根本原因

    從宏觀角度來說,我國外匯儲備規模快速增長的根本原因可從國際和國內兩個層面來看。從國際層面來看,在當前全球分工格局下,以我國為首的發展中經濟體處于國際分工的中末端,承擔了大量的勞動、資本密集型產品的加工制造和出口轉移,從而在貿易創造和轉移過程中創造積累了大量外匯儲備。同時,自2000年以來的本輪世界經濟增長周期中,我國等發展國家資本回報率優于發達國家,使得大量外資以戰略投資等渠道涌入國內,從而通過資本項目積累了大量外匯儲備。從國內層面來看,近年來宏觀經濟快速發展以及對外經濟交往的擴大是我國外匯儲備快速增長的內在原因,在此過程中以出口為導向、以引資為重點的對外經貿政策扮演了重要角色。 2 外部環境

    世界經濟、金融一體化。隨著世界經濟全球化、一體化進程的深入,世界各國金融、貿易得到前所未有的發展。貿易額高速增長,資本流動速度加快,跨國公司規模不斷擴大、數量不斷增加在這種潮流下,我國享受到了國際分工帶來的好處。從國際貿易看,在不斷增加的世界貿易額中我國所占份額逐年增加。 3 直接原因

    我國外匯儲備增長的原因分析從國際收支表來看,外匯儲備增長的直接原因可歸結為我國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長期的雙順差。資本項目順差主要是外商直接投資形成的,我國實行“走出去、請進來”的發展戰略,相關政策的優惠、投資環境的改善吸引了越來越多的投資者進入中國。資本項目順差是外匯儲備增加的主要來源,但這些債務性儲備穩定性較差,并且隨著美元的貶值趨勢,使得我國巨額外匯儲備蘊涵著一定風險。

    我國近幾年經常項目與資本和金融項目連續出現順差,并影響到我國外匯儲備余額的大幅增長。因為近幾年的國際收支平衡表中有關項目的比例大體一致,所以下面僅以2010年的國際收支平衡表為例說明影響外匯儲備的主要因素。

    從上表可知2010年我國經常項目與資本和金融項目都發生了雙順差,并且資本和金融項目的差額遠遠低于經常項目的差額。經常項目順差中起主要作用的是貨物貿易,而服務貿易出現了逆差。服務貿易的逆差說明我國服務業國際競爭力差,尤其是在運輸、保險、專有權利使用費和特許費等項目的逆差比較嚴重。在資本和金融項目的順差中起主要作用的是金融項目,并且該項目當中的直接投資所占的比重是較高的。因此我們可以說在我國外匯儲備變動中發揮最主要作用的是直接投資,尤其是外國在華的直接投資,也就是說我國的外匯儲備當中很大一部分是由債務性儲備所構成的。 4 制度原因

    首先,我國外匯管理制度改革促使外匯儲備的增長。1994年初,我國取消了外匯留成制度,實行強制結匯和有條件售匯制度。強制結匯制度使得居民和企業所創造的外匯必須出售給國家,使外匯資源集中于央行,從而促使外匯儲備規模增加。其次,人民幣經常項目下可自由兌換制度也促使外匯儲備規模迅速增長。1996年,我國實行人民幣經常項目下完全可兌換,這一制度使企業在經常項目交易下,可自由兌換外匯,進一步促進了進出口貿易的發展及經常項目的持續順差。

    另外,人民幣匯率制度也促使我國的外匯儲備規模急劇增加。在2005年7月匯改之前,我國匯率制度名義上是盯住美元的管理浮動匯率制,但實質卻是固定匯率制,出于維持匯率穩定的需要,央行被動地動用吸收外匯儲備,從而加劇儲備的增長。在匯改之后,人民幣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制度,匯率浮動區間有所擴大,部分緩解了外匯儲備快速增長的壓力。但在當前匯率制度下,人民幣的持續升值預期增加了人民幣需求,在套利因素驅動下,大量外匯通過多種渠道涌入國內,反而加大了外匯儲備增長壓力。 加強我國外匯儲備管理與營運的對策

    我國外匯儲備增長較快和儲備規模較高,意味著經濟資源的巨大浪費,長期如此,對我國經濟發展有害無利,必須采取科學合理的措施加以解決。在當前條件下,加強我國外匯儲備的管理應從兩方面著手:即一方面要采取措施解決外匯儲備的超常增長,另一方面要提高現有儲備資產的運用效率,兩者不可偏廢。 1 確定合理的外匯儲備規模

    當前確定合理的外匯儲備規模,減少外匯資源的低效和浪費,減輕其對我國經濟發展的不良的影響,是我國最明智的選擇。關于如何保持合理的外匯儲備存量,一般來說,可以確定一個下限和上限。即根據一國經濟發展水平,保證該國最低限度進出口貿易總量所必需的外匯儲備來確定下限;同時,充分考慮該國經濟發展最快時,可能出現的對外支付所需要的外匯儲備來確定上限;下限是國民經濟發展的臨界制約點,而上限則表明該國擁有充分的國際清償能力。在上限和下限之間,形成一個適當的外匯儲備區間。

    3.2 適度調整外貿、外資和外債政策

    在對外貿易方面,傳統的出口指標、導向、激勵機制需要調整,要改變出口量多、價低、靠出賣資源和廉價勞動力比較優勢換來短時發展的局面。不要再過分追求外貿順差,做到進出口基本平衡即可。在引進外資方面,改變“招商引資是政績的做法,做到“適度引進”,取消各種引資優惠政策和考核量化指標,減輕地方政府的壓力,并提高外資進入我國的“門檻”,歡迎高新技術的外資進入我國,堅決杜絕資源消耗大或污染密集產業的外資進入我國。在外債方面應嚴格控制,以使用國內外匯資源為主,數據來源將國家外匯儲備充分利用起來。唯有這樣,才能真正實現內外部均衡,促進我國經濟快速、健康的發展。 3 嚴格控制國際短期投機資本(熱錢)的流入

    國家外匯管理部門要制定行之有效的管理策略和辦法,切斷熱錢進入我國的渠道及方式。要強化對貿易、非貿易、外商投資、外債、地下錢莊的外匯管理,要加強各類外匯流入的真實性審查,特別是對于熱錢容易進入的渠道更要重點布防,嚴加盤查,發現問題及時查處,決不能姑息養奸,任其自由。外匯銀行要加強與外匯管理部門的配合,要充分認識到國際短期投機資本(熱錢)對一國經濟金融的危害性,協助外匯管理部門做好“把關”除此而外,外匯管理部門還要與海關、公安、司法、商、稅務等部門加強聯系,形成合力,時刻注意國內外熱錢的一舉一動,堅決打擊國際熱錢的投機套利,護我國經濟金融的安全。

    3.4 建立外匯“雙藏”機制

    在發達國家,國家的外匯儲備和企業、民間持有的外匯都非常多。而我國存在的問題是,國家外匯儲備的池子過滿,而企業、民間持有外匯的池子幾乎是空的。其中居民外匯儲蓄存款在2003年為855億美元,2004年802.37億美元,2005年大約仍然是800億美元左右;比居民外匯儲蓄更慘的是企業外匯存款,連續多年徘徊在700億美元左右,而此間我國對外貿易額早就翻了幾番。這一點外匯存款僅僅相當于日本的一家基金公司。目前國家已經開始放松外匯管制,允許符合條件的企業和個人持有一定的外匯,這是一個良好的開端,我們可以利用此契機,建立“藏匯于企業”“藏匯于民”的外匯“雙藏”機制,改變原有的“藏匯于國”的策略,鼓勵企業和居民持有外幣,讓企業、民眾與市場分擔匯率風險,改變國家被動吸納外匯導致儲備大幅增加的被動局面。 5 促使人民幣成為國際貨幣

    隨著中國經濟的崛起,采取相應的戰略逐步讓人民幣融入到國際儲備貨幣體系中去,打破現在美元、歐元主導下的西方世界的儲備貨幣格局,建立多極的儲備貨幣體系,則是我們應當追求的,也是可能實現的目標。在這個過程中,應當采取中國一貫的漸進性策略,首先讓人民幣在與文化相近、經貿關系更緊密的周邊國家和地區成為主要的結算貨幣后,再讓它成為這些國家的儲備貨幣之一。其次,則是應當發展以人民幣計值的、開放的國際資產市場,為境外投資者提供更多的人民幣金融資產選擇。只有這樣一個階段,我們才不會再為外匯儲備的多寡而傷腦筋。 結束語

    巨額的外匯儲備增加了我國抵御國際金融風險的能力,提高了我國的經濟地位。但是持有如此巨額外匯儲備不僅成本是巨大的,并且還需要應對由此而產生的各種不利影響。因此我國必須及時的采取適當的有效措施,加強我國外匯儲備的管理,確定合理的外匯儲備規模,在充分發揮巨額外匯儲備帶來的優勢基礎,對其產生的不利影響加以調整,進行消化吸收,從而提高我國國際競爭能力,更快的促進我國經濟的發展。進而在此基礎上提升人民幣的國際地位,爭取早日使人民幣成為國際貨幣,從根本上解決我國外匯儲備帶來的問題。

    參考文獻

    [1]唐藍星,胡志才.淺析我國外匯儲備規模[J].市場論壇,2008(12):94-96.

    鄭艷娜.山東縣域金融發展研究[D].中國優秀碩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2010(01).

篇（6）

1.我國外匯儲備激增現狀

我國外匯儲備快速增長始于20世紀90年代中期，1996年首次超過1000億美元，到2005年超過8000億美元，9年間增長近7倍。特別是近3年來，儲備增速進一步加快，每年新增儲備都超過4000億美元。2006年2月，我國外匯儲備規模首次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一儲備大國。截至2011年第一季度中國外匯儲備規模達到3.0447萬億美元，排名全球第一，同時幾乎是排名第二的日本所擁有的外匯儲備的三倍。外匯儲備激增已經對宏觀經濟運行造成相當的負面影響，也使我們在對外經濟交往中處于被動，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

從表中我們看出，1978年到2003年年底，我國積累了400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然而自2004年到2005年，我國外匯儲備是8000多億美元，到2008年，已經達到19460.30億美元。也就是說，三年的時間里面，總共有11200多億美元的外匯新增。

2.我國外匯儲備激增原因分析

眾所周知，我國外匯儲備的快速增長離不開國民經濟持續快速發展，國家經濟實力、國際競爭力以及對外資吸引力的逐漸增強等，歸結起來可分為四個因素：

2.1 根本原因

從宏觀角度來說，我國外匯儲備規模快速增長的根本原因可從國際和國內兩個層面來看。從國際層面來看，在當前全球分工格局下，以我國為首的發展中經濟體處于國際分工的中末端，承擔了大量的勞動、資本密集型產品的加工制造和出口轉移，從而在貿易創造和轉移過程中創造積累了大量外匯儲備。同時，自2000年以來的本輪世界經濟增長周期中，我國等發展國家資本回報率優于發達國家，使得大量外資以戰略投資等渠道涌入國內，從而通過資本項目積累了大量外匯儲備。從國內層面來看，近年來宏觀經濟快速發展以及對外經濟交往的擴大是我國外匯儲備快速增長的內在原因，在此過程中以出口為導向、以引資為重點的對外經貿政策扮演了重要角色。

2.2 外部環境

世界經濟、金融一體化。隨著世界經濟全球化、一體化進程的深入，世界各國金融、貿易得到前所未有的發展。貿易額高速增長，資本流動速度加快，跨國公司規模不斷擴大、數量不斷增加在這種潮流下，我國享受到了國際分工帶來的好處。從國際貿易看，在不斷增加的世界貿易額中我國所占份額逐年增加。

2.3 直接原因

我國外匯儲備增長的原因分析從國際收支表來看，外匯儲備增長的直接原因可歸結為我國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長期的雙順差。資本項目順差主要是外商直接投資形成的，我國實行“走出去、請進來”的發展戰略，相關政策的優惠、投資環境的改善吸引了越來越多的投資者進入中國。資本項目順差是外匯儲備增加的主要來源，但這些債務性儲備穩定性較差，并且隨著美元的貶值趨勢，使得我國巨額外匯儲備蘊涵著一定風險。

我國近幾年經常項目與資本和金融項目連續出現順差，并影響到我國外匯儲備余額的大幅增長。因為近幾年的國際收支平衡表中有關項目的比例大體一致，所以下面僅以2010年的國際收支平衡表為例說明影響外匯儲備的主要因素。

從上表可知2010年我國經常項目與資本和金融項目都發生了雙順差，并且資本和金融項目的差額遠遠低于經常項目的差額。經常項目順差中起主要作用的是貨物貿易，而服務貿易出現了逆差。服務貿易的逆差說明我國服務業國際競爭力差，尤其是在運輸、保險、專有權利使用費和特許費等項目的逆差比較嚴重。在資本和金融項目的順差中起主要作用的是金融項目，并且該項目當中的直接投資所占的比重是較高的。因此我們可以說在我國外匯儲備變動中發揮最主要作用的是直接投資，尤其是外國在華的直接投資，也就是說我國的外匯儲備當中很大一部分是由債務性儲備所構成的。

2.4 制度原因

首先，我國外匯管理制度改革促使外匯儲備的增長。1994年初，我國取消了外匯留成制度，實行強制結匯和有條件售匯制度。強制結匯制度使得居民和企業所創造的外匯必須出售給國家，使外匯資源集中于央行，從而促使外匯儲備規模增加。其次，人民幣經常項目下可自由兌換制度也促使外匯儲備規模迅速增長。1996年，我國實行人民幣經常項目下完全可兌換，這一制度使企業在經常項目交易下，可自由兌換外匯，進一步促進了進出口貿易的發展及經

常項目的持續順差。

另外，人民幣匯率制度也促使我國的外匯儲備規模急劇增加。在2005年7月匯改之前，我國匯率制度名義上是盯住美元的管理浮動匯率制，但實質卻是固定匯率制，出于維持匯率穩定的需要，央行被動地動用吸收外匯儲備，從而加劇儲備的增長。在匯改之后，人民幣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制度，匯率浮動區間有所擴大，部分緩解了外匯儲備快速增長的壓力。但在當前匯率制度下，人民幣的持續升值預期增加了人民幣需求，在套利因素驅動下，大量外匯通過多種渠道涌入國內，反而加大了外匯儲備增長壓力。

3.加強我國外匯儲備管理與營運的對策

我國外匯儲備增長較快和儲備規模較高，意味著經濟資源的巨大浪費，長期如此，對我國經濟發展有害無利，必須采取科學合理的措施加以解決。在當前條件下，加強我國外匯儲備的管理應從兩方面著手：即一方面要采取措施解決外匯儲備的超常增長，另一方面要提高現有儲備資產的運用效率，兩者不可偏廢。

3.1 確定合理的外匯儲備規模

當前確定合理的外匯儲備規模，減少外匯資源的低效和浪費，減輕其對我國經濟發展的不良的影響，是我國最明智的選擇。關于如何保持合理的外匯儲備存量，一般來說，可以確定一個下限和上限。即根據一國經濟發展水平，保證該國最低限度進出口貿易總量所必需的外匯儲備來確定下限；同時，充分考慮該國經濟發展最快時，可能出現的對外支付所需要的外匯儲備來確定上限；下限是國民經濟發展的臨界制約點，而上限則表明該國擁有充分的國際清償能力。在上限和下限之間，形成一個適當的外匯儲備區間。

3.2 適度調整外貿、外資和外債政策

在對外貿易方面，傳統的出口指標、導向、激勵機制需要調整，要改變出口量多、價低、靠出賣資源和廉價勞動力比較優勢換來短時發展的局面。不要再過分追求外貿順差，做到進出口基本平衡即可。在引進外資方面，改變“招商引資是政績的做法，做到“適度引進”，取消各種引資優惠政策和考核量化指標，減輕地方政府的壓力，并提高外資進入我國的“門檻”，歡迎高新技術的外資進入我國，堅決杜絕資源消耗大或污染密集產業的外資進入我國。在外債方面應嚴格控制，以使用國內外匯資源為主，數據來源將國家外匯儲備充分利用起來。唯有這樣，才能真正實現內外部均衡，促進我國經濟快速、健康的發展。

3.3 嚴格控制國際短期投機資本（熱錢）的流入

國家外匯管理部門要制定行之有效的管理策略和辦法，切斷熱錢進入我國的渠道及方式。要強化對貿易、非貿易、外商投資、外債、地下錢莊的外匯管理，要加強各類外匯流入的真實性審查，特別是對于熱錢容易進入的渠道更要重點布防，嚴加盤查，發現問題及時查處，決不能姑息養奸，任其自由。外匯銀行要加強與外匯管理部門的配合，要充分認識到國際短期投機資本（熱錢）對一國經濟金融的危害性，協助外匯管理部門做好“把關”除此而外，外匯管理部門還要與海關、公安、司法、商、稅務等部門加強聯系，形成合力，時刻注意國內外熱錢的一舉一動，堅決打擊國際熱錢的投機套利，護我國經濟金融的安全。

      3.4 建立外匯“雙藏”機制

在發達國家，國家的外匯儲備和企業、民間持有的外匯都非常多。而我國存在的問題是，國家外匯儲備的池子過滿，而企業、民間持有外匯的池子幾乎是空的。其中居民外匯儲蓄存款在2003年為855億美元，2004年802.37億美元，2005年大約仍然是800億美元左右；比居民外匯儲蓄更慘的是企業外匯存款，連續多年徘徊在700億美元左右，而此間我國對外貿易額早就翻了幾番。這一點外匯存款僅僅相當于日本的一家基金公司。目前國家已經開始放松外匯管制，允許符合條件的企業和個人持有一定的外匯，這是一個良好的開端，我們可以利用此契機，建立“藏匯于企業”“藏匯于民”的外匯“雙藏”機制，改變原有的“藏匯于國”的策略，鼓勵企業和居民持有外幣，讓企業、民眾與市場分擔匯率風險，改變國家被動吸納外匯導致儲備大幅增加的被動局面。

3.5 促使人民幣成為國際貨幣

隨著中國經濟的崛起，采取相應的戰略逐步讓人民幣融入到國際儲備貨幣體系中去，打破現在美元、歐元主導下的西方世界的儲備貨幣格局，建立多極的儲備貨幣體系，則是我們應當追求的，也是可能實現的目標。在這個過程中，應當采取中國一貫的漸進性策略，首先讓人民幣在與文化相近、經貿關系更緊密的周邊國家和地區成為主要的結算貨幣后，再讓它成為這些國家的儲備貨幣之一。其次，則是應當發展以人民幣計值的、開放的國際資產市場，為境外投資者提供更多的人民幣金融資產選擇。只有這樣一個階段，我們才不會再為外匯儲備的多寡而傷腦筋。

4.結束語

巨額的外匯儲備增加了我國抵御國際金融風險

的能力，提高了我國的經濟地位。但是持有如此巨額外匯儲備不僅成本是巨大的，并且還需要應對由此而產生的各種不利影響。因此我國必須及時的采取適當的有效措施，加強我國外匯儲備的管理，確定合理的外匯儲備規模，在充分發揮巨額外匯儲備帶來的優勢基礎，對其產生的不利影響加以調整，進行消化吸收，從而提高我國國際競爭能力，更快的促進我國經濟的發展。進而在此基礎上提升人民幣的國際地位，爭取早日使人民幣成為國際貨幣，從根本上解決我國外匯儲備帶來的問題。

參考文獻

[1]唐藍星,胡志才.淺析我國外匯儲備規模[j].市場論壇,2008(12):94-96.

[2]鄭艷娜.山東縣域金融發展研究[d].中國優秀碩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2010(01).

[3]郭娜.完善我國外匯儲備積極管理研究[d].中國優秀碩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2010(01).

篇（7）

中圖分類號：F830.45 文獻標識碼：A

從2006 年起，中國外匯儲備首次突破1萬億美元，超過日本成為全球外匯儲備的最大持有國。繼2009年4月突破2萬億美元之后，2011年3月，中國外匯儲備總額突破3萬億美元，約占全球外匯儲備的1/3。然而當前中國這一巨額的外匯儲備并沒有為中國政府、央行及各界帶來喜悅，相反卻給我國帶來諸多困擾。從國內來看，外匯儲備的巨額擴張大大增加了對其持有的成本，并易引發通貨膨脹以及貨幣政策失靈。從國際角度來看，當前我國外匯儲備資產主要是以金融資產為主，而在金融資產中又以美國國債為主。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內在缺陷日益顯露，美元霸權仍為其主要特征。為擺脫危機，美國實施非常規的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債務規模急劇膨脹，這在幫助其經濟走出衰退的同時，亦導致美元不斷貶值，使得我國外匯儲備面臨很大的縮水風險。本文在此背景之下，從國際貨幣體系失衡的角度剖析了中國外匯儲備過度增長所產生的負面影響，并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

一、國際貨幣體系的非均衡性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的最根本原因是國際貨幣體系的失衡，由于現行的牙買加體系并沒有擺脫“特里芬兩難”，單一美元本位這一主要特征決定了其固有的非均衡性缺陷，且直接導致本位貨幣國家――美國與非本位貨幣國家之間的經濟失衡，以及由此引起的世界經濟失衡。

（一）單一美元本位的不均衡

現行的國際貨幣體系仍以美國為中心，美元是本位貨幣，在國際金融和貿易領域處于主導地位，國家對美元形成高度依賴，致使美國經濟狀況對世界經濟的影響非常大。但是作為主要國際儲備貨幣，美元仍面臨著“特里芬難題”：一方面，隨著世界經濟的發展，各國對外經濟規模擴大導致持有的美元增加，這就要求美國通過國際收支逆差來實現，其結果是美國大量輸出美元，美元貶值；另一方面，作為國際貨幣又要維持幣值穩定，因而美國并不能持續逆差，這使美元陷入了兩難境地。但是在現行的牙買加體系下，美聯儲擁有國際貨幣的發行權，并且發行不受約束，僅需服務于美國國內的經濟需求，這造成本位貨幣國家與非本位貨幣國家之間的經濟失衡。尤其在決定美元供給和貨幣政策時，并沒有充分考慮美元與世界經濟發展的平衡關系，導致了美聯儲的貨幣政策對其他國家，尤其是金融市場不發達的發展中國家的金融穩定造成極大的負面影響。

（二）匯率制度的不均衡

國際匯率制度失衡亦是國際貨幣體系內在不穩定性的表現。隨著牙買加體系取代布雷頓森林體系，浮動匯率制代替了固定匯率制，少數主要發達國家開始實行獨立浮動匯率。發達國家在此過程中憑借其經濟發展優勢，使匯率制度與本國經濟發展的內在要求保持一致，并進一步通過匯率調整掌握著全球資源配置和國際競爭力調整的主動權，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由于經濟發展的滯后性與依賴性，不得不實行帶有固定性質的釘住匯率制度，釘住美元及其他主要發達國家的貨幣。這顯然會加劇其國內外經濟的失衡，給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帶來了嚴重的負面影響，使得政府對宏觀經濟的調控陷入被動，也加大了受國際游資沖擊的可能性。在多元化儲備貨幣體系下，美、日、歐等主要貨幣國家的匯率波動，極易導致國際金融市場的動蕩，對發展中國家尤其不利。

（三）國際收支調節機制的不均衡

當前，各國政府仍然面臨著國際收支調節問題。按照國際金融理論，一國國際收支均衡應該是維持與該國宏觀經濟相適應的合理的經常賬戶余額。為此，政府有必要使用支出增減等宏觀經濟政策來使國際收支保持合理的結構。而在現行的國際貨幣體系之下，國際收支出現逆差后，各國因其經濟發展水平不同而實施的逆差調節機制亦有所不同。對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而言，由于儲備不足，在其經常項目出現長期逆差時，只能通過暫時性的引進短期資本來平衡逆差，而很難通過匯率調整或緊縮國內經濟來進行調節。與此同時，美國作為儲備貨幣發行國，則可以長期吸引短期資金的流入來彌補經常項目逆差，同時大量輸出美元。當其外債積累到一定程度時，過大的償債壓力會引發貨幣貶值。國際收支逆差調節的不對稱性使資金在全球的流動出現扭曲，現行的國際貨幣體系缺乏對大量短期資本流動進行監控和管理的有效機制，資本大規模頻繁無序流動必然會增加國際金融市場的風險，導致發展中國家政府失去對本國金融的控制力，造成這些國家金融市場的劇烈波動。

（四）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職能的不均衡

IMF自成立以來，在加強國際貨幣合作，穩定匯率以及促進國際收支調整等方面作出了巨大貢獻。但是，隨著世界經濟與國際貨幣和金融形勢的發展，IMF的某些職能已越發顯示出其不均衡性，這主要表現在美國等少數發達國家在IMF領導權中占主導地位，而IMF作為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重要載體之一，并未發揮出其應有的作用。IMF中發達國家占主導地位的格局，不利于維護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因而不易維護公正合理的國際金融秩序，同時也暴露出IMF應對金融危機的缺陷，其金融援救屬于事后調節，先前缺乏一種有效的預警監控機制，無法有效地監督成員國的經濟政策，進而維持國際金融秩序。IMF往往以美國等大出資國的利益為衡量標準去考慮和制定政策，以它們的金融制度去度量其他國家，而發展中國家又沒有發言權，所以IMF形同虛設，也缺乏足夠的財力來為國際范圍內流動不足的國家提供貸款，無法有效地履行充當國際最終貸款者的職能。

二、中國外匯儲備的“美元困境”

國際貨幣體系的非均衡性無論是對發達國家還是對發展中國家都有很大影響。當前中國高度融入世界經濟，作為一個新興發展中大國，在美元本位的國際貨幣體系主導下，近幾年連年實現雙順差、高儲蓄，進而導致巨額外匯儲備。盡管一定規模的外匯儲備在平衡國際收支、穩定匯率、防范國際金融風險等方面會起到積極作用，但是高額的外匯儲備一直是被視為“雙刃劍”，大幅增加的同時會給國內外經濟造成很多負面影響。

（一）中國外匯儲備的發展概況

改革開放之后，我國外匯儲備的發展經歷了幾個不同階段。上世紀80年代末以前，我國外匯儲備總量很少，大部分年份外匯儲備余額不超過50億美元。90年代初期，隨著對外貿易的發展，外匯儲備有了一定積累，1990年年底外匯儲備規模首次突破100億美元，隨后我國經濟進入快速增長時期，這帶來了外匯儲備的持續增加。1996年外匯儲備規模首次突破1 000億美元。

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我國經濟長期穩定增長，貿易順差及外商直接投資也相應增長，國際收支連年實現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的“雙順差”，我國外匯儲備開始進入大幅度增長階段。從2006 年起，中國外匯儲備首次突破1萬億美元，超過日本成為全球外匯儲備的最大持有國。繼2009年4月突破2萬億美元之后，2011年3月，中國外匯儲備總額突破3萬億美元（如圖1所示），約占全球外匯儲備的1/3。

（二）中國外匯儲備的“美元困境”

與中國的“雙順差”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美國連續出現“雙赤字”。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美國政府相繼出臺了包括7 000億美元金融援助計劃在內的經濟刺激方案；同時，美聯儲于2009年3月大舉收購美國國債，實行非常規的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在幫助本國經濟走出衰退的同時，亦導致政府債務規模急劇膨脹，美元不斷貶值。作為世界第一經濟大國和國際儲備貨幣發行國，美國此舉必然通過利率和匯率的波動，影響國際資本流動和進出口貿易，從而影響到其他國家經濟，中國未能幸免。中國巨額外匯儲備在一定程度上起因于失衡的國際貨幣體系，而增加的外匯儲備又反過來受制于美元，面臨縮水的風險，同時對國內經濟也產生一系列的負面影響，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資產縮水。此輪國際金融危機之后，美元在全球外匯儲備中的比重雖然有所下降，但是其絕對比重仍然較高。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最新公布的數據，2011年第2季度，美元占全球官方外匯儲備資產比例依然高達60%。目前，我國擁有約3.2萬億美元的巨額外匯儲備資產，其中主要以金融資產為主，而在金融資產中又以美國國債為主，占了1/3左右。我國從2008年9月開始首度超過日本成為美國國債第一大海外持有國。據美國財政部公布的報告（TIC）顯示，截止2011年9月份，中國持有的美國國債規模總計11 483億美元，從近幾年變化趨勢來看，總體上有減持趨勢，但變化并不明顯，如圖2所示。2011年8月6日標普將美國長期信用評級由“AAA”降至“AA+”，評級展望負面，中國將因此面臨外匯儲備縮水風險。

2．金融安全。一國外匯儲備增加意味著在外匯市場上，對外匯的供給大于需求，而對本幣需求大于供給，因而本國貨幣相應升值，外國貨幣相應貶值。因此，在持續的貿易順差及外匯儲備不斷增加的情況下，人民幣面臨很大的升值壓力。自1994年1月到2011年10月人民幣兌美元累計升值幅度達到34%，與此同時美元指數則基本一路走低，如圖3所示。

人民幣與美元的這種相對變化趨勢吸引了國際熱錢的大量涌入，根據國家外匯管理局的《2010 年中國跨境資金流動監測報告》，2003-2010年，我國經濟總體呈現高速發展勢頭，人民幣升值預期進一步強化，“熱錢”合計凈流入我國近3 000億美元。熱錢的大量流入會直接沖擊我國的金融體系，從而威脅國家的金融安全。由于我國金融市場還存在一些漏洞，如金融制度尚不健全、金融政策尚不完善以及金融市場尚不完整等，熱錢的進入一方面造成國內流動性過剩，進而引發資產價格泡沫的膨脹，增加了國內金融市場風險；另一方面，熱錢的大進大出對我國的經濟穩定與安全亦造成嚴重威脅。

3．通脹壓力。外匯儲備的較快增長意味著外匯占款在較快增加，央行為了進行外匯沖銷而投放大量基礎貨幣，相當于向市場投放了與之相等的人民幣。截止2011年10月，我國3.2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按現行匯率換算就有20.75萬億元的基礎貨幣被投放到市場，這意味著貨幣供給量大幅度增加，國內物價不斷上漲，自2009年以來消費價格指數一路攀升，如圖4所示；同時，基礎貨幣增加導致國內流動性過剩，推高了我國股票、房地產等資產價格，吸引了大量國際游資的進入，從而繼續推高我國外匯儲備總量，形成惡性通脹。為避免通貨膨脹，央行采取提高利率的緊縮政策，這又會吸引更多的國外資金流入，結匯后又會形成更多的基礎貨幣投放，通貨膨脹壓力會進一步加大。

4．宏觀調控難度加大。為有效控制貨幣供應量，防止因大量購買外匯而引發資產泡沫，中央銀行要采取經常性的對沖操作措施，來對沖增發的貨幣量。隨著外匯儲備的增長，央行被動投放的基礎貨幣在高速增加，加大了通貨膨脹壓力，使央行貨幣政策有效性與獨立性削弱，并進一步加大人民幣升值的壓力，使央行調控貨幣政策的空間越來越小。主要對沖工具包括公開市場操作、存款準備金、再貸款與再貼現等，2006年以來央行多次調整存款準備金率，但是這一政策工具反應比較靈敏，對經濟的影響較大，不易經常和輕易采用。另外，央行在對沖操作中也可能采取公開市場操作，發行央行票據，這雖然沖銷了部分過剩的流動性、緊縮了銀根，但同時又導致人民幣利率水平上升，進一步刺激了投機性外匯的流入。因此，隨著對外開放程度不斷擴大，以及資本管制的逐步放松，央行的沖銷成本越來越高，貨幣政策的執行效果也越來越弱。

三、結論及政策建議

（一）積極參與國際貨幣體系改革

前已述及中國外匯儲備的大幅度增長與當前國際貨幣體系的失衡不無關系，因此為減輕外匯儲備過度增長所產生的負面效應，中國首先應當以積極的態度參與當前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是一個極其漫長、復雜的過程，“特里芬兩難”使得任何一國的貨幣在充當唯一的國際貨幣時處于兩難境地。因此，中國應該倡導創造一種與國家脫鉤、并能保持幣值長期穩定的國際儲備貨幣，從而避免信用貨幣作為儲備貨幣的內在缺陷。為此，中國應從參與區域貨幣合作做起，積極參與東亞金融合作，在此基礎上逐步實現人民幣國際化，以改革當前美元一家獨大的不合理貨幣體系。在此過程中，中國應進一步加強與主要貿易國，尤其是東亞、東南亞國家和地區的貨幣互換，完善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從而削弱美元在進出口貿易中的影響力；與此同時進一步深化國內金融市場改革，開放國內資本市場，階段性地實現人民幣邁向區域性貨幣的目標。

（二）完善對外經貿戰略，改善國際收支平衡

我國巨額的外匯儲備來自于國際收支的雙順差，其中經常項目順差的產生是粗放型的，主要出口產品價格低廉，但是能耗較高。因此，應當促進加工貿易盡快轉型升級，對高耗能、低層次的加工貿易規模加以控制，抑制其順差的增長；同時適時擴大進口，以改善國際收支平衡。這在降低外匯儲備增速的同時，還可以緩和我國與發達國家之間的貿易摩擦，也是適應我國經濟拉動內需、促進經濟轉型的經濟發展戰略的需要。在資本項目順差方面，應當提高實施“引進來、走出去”對外發展戰略的水平，更好的實現從數量到質量的轉變，鼓勵更多的企業“走出去”；同時逐步放松資本項目的管制，鼓勵居民對外投資，提供用匯便利。

（三）優化外匯儲備幣種結構

我國外匯儲備結構單一，美元資產占相當大的比重。前已述及持有的美國國債占我國外匯儲備總量的1/3左右，其中的中長期債易受美國通貨膨脹、美元貶值等的影響，存在較大風險。為了防范匯率風險，我國應該根據國際收支的具體情況以及全球經濟與金融市場的變化，逐步削減外儲中的美元占比，適當增加歐元、日元等幣種在我國外匯儲備中的比重，并根據儲備貨幣發行國的經濟、金融狀況以及本國對外貿易和金融支付需要，及時調整和重新安排儲備幣種結構，實施外匯儲備幣種的多元化。與此同時，適當增加黃金儲備、石油、有色金屬等戰略性能源儲備和糧棉油等重要商品儲備。高速發展的經濟對各種基礎資源需求巨大，隨著世界范圍內能源的逐漸緊缺，保障能源供應已是一國經濟發展所必須面臨的問題。在大宗商品價格較低的時期，可以適當利用外匯儲備分批次購買能源和其他大宗商品；同時，結合國內擴大內需的需要，亦可將儲備資產投資于基礎設施、先進設備制造和技術等領域，以進一步緩解外匯儲備過多的問題。

（四）積極推進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

繼續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增強人民幣匯率靈活性，發揮匯率對調節國際收支的積極作用。2005年匯改以來，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有序推進，取得了預期的效果，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在本次國際金融危機最嚴重的時候，許多國家貨幣對美元大幅貶值，而人民幣匯率保持了基本穩定，為抵御國際金融危機發揮了重要作用。當前全球經濟逐步復蘇，我國經濟回升向好的基礎進一步鞏固，經濟運行已趨于平穩，有必要進一步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放寬人民幣的浮動空間，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這不僅可以降低公眾對匯率失調的心理預期，而且可以增強匯率對外部經濟失衡的調節能力，匯率的雙向自由波動也有利于提高市場參與者防范風險的能力，并且能夠抑制套匯型短期投機資本的流入。中央銀行有選擇性的干預，在不同階段可以設定一定的目標區間，只有當匯率超出這個目標波動區間時才進行干預，進而減少貿易順差到外匯儲備的直接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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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ollar Trap” of China′s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 Under the Imbala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Currency System

MENG Xiu-hui

篇（8）

一般來說，固定匯率制度的支持者認為，長期穩定的匯率水平有助于人們建立穩定的

預期，為國內外投資者的決策制定提供一個確切的基礎，促進國際貿易和跨國投資的發展；而未來匯率變動的不確定性會對投資決策制定產生負面影響，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制約國際貿易和投資。雖然企業可以在遠期外匯市場上和期貨市場上進行對沖操作以規避風險，但這意味著交易成本的上升。在發展中國家中，由于外匯市場不成熟，套利渠道的相對缺乏，它們在浮動匯率面前尤其顯得束手無策。極端的易變性意味著貨幣錯配（currency misalignment）仍然發生，而這將導致資源配置不當，減少投資和外貿，引起經濟增速降低，這對于缺乏遠期套期保值的國家來說尤其如此 （bird and rajan ，2001）。

而浮動匯率制度的倡導者聲稱，作為本國貨幣的外國價格，匯率可以在外匯市場上由供求決定，由市場力量決定的價格信號往往是最優的，有利于經濟資源的有效配置。同時，很多經驗研究證明，匯率的短期易變性對于貿易的影響是極小的。而且，被觀測到的匯率易變性可能是不可避免的實際風險。即使該風險在外匯市場受到壓制，它也會在其他場合以更不令人愉快的方式爆發出來（frankel, 1996）。（例如，美國為避免因實際供求因素導致的美元升值的措施，可能會引發通貨膨脹。）

匯率制度選擇的中間派和靈活派則認為，匯率變動對產出的影響是不確定的，而且可能與經濟實體的特點及初始條件有關。因此，應對外部沖擊的合適政策應該是具有本國特色的政策（chang and velasco，1999）。

二、匯率制度與通貨膨脹

實施釘住匯率制可以約束釘住國政府貨幣政策。當釘住國的通脹率與被釘住國的通脹率嚴重背離時，資本的跨國流動將使釘住國貨幣面臨貶值或升值壓力。若釘住國通脹率顯著高于被釘住國，資本外流將造成貶值壓力，為了維持釘住匯率制將減少甚至耗盡其外匯儲備。所以這種約束可以看成是一種貨幣紀律。理論和經驗分析給出三個理由，證明釘住匯率制度能有效遏制通貨膨脹：（1）釘住匯率建立了清晰的、可操作的目標，同時捆住了政府的手，使得政府反通脹的承諾更加可信；（2）釘住匯率可以幫助價格和工資制定者圍繞一個新的低通脹均衡協調它們的行動和預期；（3）釘住匯率制度提供了一個方便的渠道，使得家庭和企業能夠在高通脹時期渡過后，將它們從海外撤回的離岸資產轉化為本幣資產。（在浮動匯率制下，沒有這樣能重建本幣資產的自動機制，因為央行沒有義務購買撤回本國的以外幣計值的資本）（bruno, 1995）。

浮動匯率制下反通脹措施的緊縮性比固定匯率制下更強（通常導致過高的實際利率和

本幣高估），因此浮動匯率制下很多穩定措施都失敗了。即使在浮動匯率制下反通脹措施能取得成功，成本也明顯比在釘住匯率制下高。以波羅的海沿岸的兩個鄰國為例，愛沙尼亞采用了貨幣局制度，拉脫維亞早期采用了浮動匯率制度。兩國都成功地結束了轉軌時期的高通脹，但拉脫維亞經歷了一次更深更持久的衰退。根據歐洲復興開發銀行的資料，愛沙尼亞在1993、1994、1995年的年均gdp增長率為-7%、6%、6%，而拉脫維亞的同期增長率為-15%、2%、1%；更有意思的是，拉脫維亞在1994年上半年采用了釘住匯率制（sachs, 1996）。

三、匯率制度與匯率的波動與背離

資本流動性的增大容易產生匯率的波動性和背離問題。由于可以通過市場消除與不確定性相關的即期匯率波動，所以匯率的波動性并不是個嚴重問題。背離比波動性更嚴重，因為持續的高估對經濟的長期競爭力和就業有重要影響。相對價格的變化可能引發高成本的資源配置。meershwam (1989)證明，匯率持續性高估可能導致競爭力的永久損失。

在固定匯率制下，均衡匯率的制定是一個難題，中央銀行并不比市場更“英明”。市場總是在發展變化，而均衡匯率的調整總是滯后于市場需求的變動。因此，固定匯率制雖然避免了匯率波動性問題，卻面臨匯率的背離問題。

在浮動匯率制下，由于貨幣市場的調整速度快于商品市場的調整速度，存在匯率超調（overshooting）的問題，從而導致匯率可能長時間處于沒有經濟基本面支撐的水平。此外，投機者的套匯與套利行為可能加大名義匯率的波動幅度。

未實行釘住貨幣時實際匯率的變動幅度遠遠大于實行釘住匯率時的幅度。同樣，名義匯率與實際匯率的偏差在未實行釘住時也比實行釘住時大得多（除了被釘住的貨幣處于一系列廣泛的管制情況以外）。實際匯率這樣大的變動幅度恰恰說明了名義匯率的變動幅度要遠遠大于同時期的通貨膨脹率差異變動。20世紀20年代以及70、80年代的浮動匯率制度都有一個典型的特征，即“善惡循環”。各國貨幣在經歷超過正常水平的通貨膨脹后，其貨幣貶值速度和幅度都超過了由通貨膨脹率差異決定的長期均衡水平，然后開始升值，貨幣的升值也超過了長期均衡水平。貨幣快速貶值削弱了貨幣當局穩定金融的能力，并增加了達到金融穩定的難度（阿里巴，2000）。

在浮動匯率制下，當國際貨幣市場上出現明顯的不均衡時，投資者就會轉移資金以獲取利潤，這將導致實際利率的變動，于是預期利率的變化就會產生很大的結構性影響。預期利率變動而引起的實際利率變動將影響長期資本運動的形式。為了國際貨幣市場的均衡而發生的即期利率變動，將會引起國際資本市場的不均衡（aliber，1988）。

四、匯率制度與內外沖擊

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國際市場價格信號劇烈波動的情況時有發生，而浮動匯率可以起到“屏蔽”作用，能夠較快地調整以“絕緣”外生性沖擊造成的影響。對外貿易的商品價格波動越大，匯率浮動的可能性越大，因為浮動匯率有助于隔絕外國價格的動蕩對國內價格的沖擊（梅爾文，1991）。

弗里德曼（friedman, 1953）認為，與固定匯率制度相比，浮動匯率制度最大的優勢在于，即使名義剛性存在，后者仍能很好的調整經濟以應對實際的貿易沖擊。實證分析表明，在發展中國家，彈性匯率制度能更好的使經濟體避免受實際干擾的影響。浮動匯率在貿易沖擊形成后，能更好地調整實際產出。人們似乎不必擔心浮動匯率對貿易沖擊的影響，因為當受到負面沖擊的影響時，浮動匯率制度可以使名義匯率相應的貶值。

弗里德曼同時認為，如果價格輕微波動，那么改變名義匯率以應對實際匯率調整的沖

擊，與商品和勞務市場的過度需求推動名義價格下降相比，所需要的時間更短、成本更低。

如果沖擊是真實的，從理論上說，浮動匯率制度仍是更有效的選擇。實際上，實行浮動匯率制最大的優勢在于它能給予實際的沖擊以平穩、適當的調整。當國內價格是粘性的，那么為應付沖擊而發生的改變是緩慢的，一個負面的實際沖擊（如出口需求或貿易的下降）會導致名義匯率的貶值。對貿易品的需求減少時，匯率貶值會降低貿易品的相對價格，并因此而部分地彌補負面沖擊帶來的不利影響。而且，在出口商品的名義價格下降時，名義貶值會增加其國內價格，這又有利于經濟得到一個更平穩的調整。也就是說，在彈性匯率制度下，匯率起著自動穩定器的作用。

另一方面，固定匯率制度則不得不依賴國內價格的緩慢改變以走出蕭條。換句話說，釘住匯率制度必須承受負面沖擊帶來的影響。而且，中央銀行必須阻止本幣貶值，否則用外幣購買本幣將會導致貶值發生。這是一種內在的緊縮性行為，它會引起就業率大幅度的下滑。對20世紀20年代至90年代的英國和阿根廷來說，為重新安排相對價格，渡過漫長而痛苦的緊縮時期是必要的，這也意味著保持固定的名義匯率要付出代價。

浮動匯率制度平息沖擊的另一種方式是實行獨立的貨幣政策。當實際的負面沖擊存在時，政府能夠采取措施減輕衰退。在彈性匯率制度下，國家可以通過貨幣擴張的方式來應對沖擊。而在固定匯率制度下，貨幣的增加只意味著儲備的外流而對產出沒有任何影響。

但是，固定匯率可以更好地處理內部沖擊，如通脹率或利率的暫時性變動等，外匯儲備的增減可以作為一種緩沖器，以避免匯率的無謂頻繁波動。國內貨幣供應量的變動越大，釘住匯率的可能性越大，因為國際貨幣的流動是一種減震器，它可以減少國內貨幣供應的變動對國內價格的影響。如果實行固定匯率，國內貨幣的過量供應會使資本外流，因為部分超額貨幣可以通過國際收支赤字來消除。在浮動匯率下，過多的貨幣供應量仍然滯留在國內，并使國內貨幣貶值（梅爾文，1991）。

不同匯率制度相對優勢的存在，是以影響經濟體的沖擊的特征為基礎的。當沖擊來自國內貨幣市場，固定匯率制度會自動阻止沖擊影響實體經濟；如果確實發生了需求沖擊，在貨幣當局購買外匯儲備以阻止本幣升值的同時，貨幣供給將會增加，而實際產出不變。相反，彈性匯率制度則需要降低收入以使實際貨幣需求減少到實際貨幣供給未發生變化時的水平。因此，如果這些沖擊在經濟中占主導地位，這就是贊成固定匯率制度的一個理由。

五．匯率制度與貨幣危機、銀行危機、債務危機

固定匯率制很容易受到國際投機資本的攻擊，這是因為固定匯率不是完全置信的，投

機者認為持續高估貨幣遲早要向市場均衡匯率回歸。投機沖擊可能引發貨幣危機，迫使一國放棄固定匯率制度。本幣貶值造成持有大量未套期保值的外債的銀行和企業債務成本高企，加上央行為捍衛本幣匯率而提升本幣利率所造成的銀行利潤率下降以及企業國內債務成本升高，從而引發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

代爾蒙德和代布維格（diamond and dybvig, 1983）系統論述了固定匯率制下的清償力危機。嚴格釘住匯率制度限制了貨幣當局擴大國內信貸的能力，這可能有利于抑制通貨膨脹，但卻不利于銀行穩定。在貨幣局制度和金本位制下，國內銀行體系沒有最后貸款人。在一個銀行規模小、存款保險制度不完備的金融體系中，這可能造成自負盈虧的銀行倒閉。相關模型表明，貨幣局制度通過加大產生銀行危機的可能性來減少形成國際收支危機的可能性。因此，低通貨膨脹價格可能是金融體系不穩定所特有的現象。與貨幣局制度不同，在固定匯率制下，中央銀行愿意充當最后貸款人。但唯一的不同在于，是國際收支危機而不是銀行危機形成了。

值得指出的是，采用浮動匯率制并不意味著與危機絕緣。浮動匯率制國家也可能同時遭受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雙重打擊。以美國為例，美國之所以能夠在經常項目長期巨額逆差的壓力下保持美元堅挺，是靠長期源源不斷流入的外國資本。而資本項目的順差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們的主觀預期和對美元的信心造成的。一旦美國經濟的放緩和美國股市泡沫經濟的破滅改變了人們對于美國經濟與美元的預期，外國資本的抽逃將對美元造成巨大的貶值壓力。為了減緩資本抽逃的沖擊，美聯儲很可能調高利率，而利率的升高會進一步加深經濟的低迷。也就是說，美國終將為其經常項目赤字付出代價，長期累積的風險終將爆發。反對彈性匯率制的另一個原因是，在發展中國家里以美元計價的債務普遍存在。那么本幣名義匯率的貶值將增加美元債務的輸送成本，并導致企業的接連破產及財政危機的發生(calvo and reinhart，1999)。

eichengreen 和 arteta (2000)指出， 經驗證明未能揭示在匯率制度和銀行危機之間存在任何聯系。近年來較為流行的“原罪論”說明，如果一個國家金融市場不完全，即一國的貨幣既不能用于國際借貸，甚至在本國市場上也不能用于長期借貸。那么一國的國內投資不是面臨貨幣錯配（借美元用于國內項目），就是面臨期限錯配（用短期貸款作長期用途）。如果出現貨幣錯配，匯率貶值將造成貸款的本幣成本上升，使企業陷入財務困境以致破產；如果出現期限錯配，利率上升也會造成借款成本的上升，使企業陷入財務困境以致破產。在這種國內金融極端脆弱的情況下，不論是采用固定匯率還是浮動匯率，都難以避免危機的爆發（張志超，2001）。

六、匯率制度與貨幣主權以及鑄幣稅

根據三元悖論（the impossible trinity）, 一國不可能同時實現資本的自由流動、固定

匯率制和獨立的貨幣政策。因此，在資本帳戶開放的前提下，一國實行釘住匯率制度意味著自己貨幣主權（monetary sovereignty）的部分讓渡。在釘住國和被釘住國的商業周期和經濟結構存在顯著差異的情況下，釘住國內外平衡的任務就只能依靠單一的財政政策。但是，根據丁伯根法則（tinbergen rule）, 要實現一定數量的政策目的必須要有同樣數量的政策工具，單憑財政政策不能夠同時實現內部和外部均衡。根據蒙代爾分派原則（mundell assignment），貨幣政策應該用于實現外部均衡，財政政策應該用于實現內部均衡。同時，米德沖突（meade’s conflict）也證明，單靠財政政策本身不能同時實現內部均衡和外部均衡。此外，多恩布什等人（dornbusch, fischer and starz，1998）指出，財政政策具有相當長的內部時滯，這使得財政政策無法有效地實現穩定政策。因此，貨幣主權的讓渡實質上不僅僅是一個有關民族情感的問題，它可能會帶來一國經濟的內部或外部失衡，從這個角度來說，浮動匯率制似乎是一個更優的選擇。

但是，在資本自由流動的前提下，執行浮動匯率制度的小國的貨幣政策實際上本身就是無效的。例如，該國經濟不景氣時，為刺激投資和消費而降低利率，但本國利率和外國利率的差異將使得資本外逃發生，從而加重衰退；當該國面臨通貨膨脹的壓力時，調高利率以緊縮銀根，但國際資本的大舉流入將加劇該國的通貨膨脹。既然貨幣政策本身無效，貨幣主權讓渡的成本也就大大降低了。同時，只有少數工業化國家的通貨膨脹率和利率變動能夠左右國際匯率的走勢，大多數國家只是被動的價格接受者，因此匯率政策本身作為一種調節政策來說也是無效的。因此有人認為，“對于尋求穩定宏觀經濟政策的發展中國家來說，清潔浮動匯率不是好的選擇。清潔浮動匯率只能是有成熟的經濟政策的大型發達國家能夠享用的奢侈品” (bergsten, davanne, and jacquet, 1999)。

費舍爾（fischer, 1981）指出，從鑄幣稅的角度來看，能夠允許一個國家自由決定其通貨膨脹率的匯率制度是最佳選擇，固定匯率制度是次優選擇，使用其他國家的貨幣是最差的選擇。為了滿足國際支付的需要，非儲備貨幣國家都必須持有一定數量的國際貨幣，即繳納一定數量的鑄幣稅。而在固定匯率制下，為了維持匯率穩定，中央銀行必須經常在外匯市場上進行對沖操作。這又要求中央銀行擁有比浮動匯率制下更為充足的外匯儲備，而這又意味著大量的鑄幣稅損失。在貨幣局制度下，本幣的發行以外匯儲備為基礎，鑄幣稅損失最大。

但也有一種觀點指出，由于我們沒有看見各國相互競爭以獲得儲備貨幣地位的事實，說明鑄幣稅的收益是很小的。德國、日本等國家之所以反對其貨幣成為主要儲備貨幣，是因為它們發現，國際上對儲備貨幣需求的變化會對儲備貨幣發行國的國內經濟運行產生影響（尤其是對外經濟活動所占比重高的國家）。

七、匯率制度與政治因素——信譽和時間一致性問題

一般說來，每屆政府上臺之后都想在國內外建立起信譽（credibility）和時間一致性（time-consistency, 也稱政策延續性）。但是正如各種官僚行為理論和政治商業周期模型揭示的那樣，政府很難保持實行固定匯率政策的意愿和能力。實證研究也證明，總是存在通過改變政策而把事情辦得更好的動力，即存在時間不一致性。

對公開宣布實行的固定匯率制度進行調整的代價非常昂貴，因為這樣做將產生信譽鴻溝（credibility gap）和時間不一致性。從這個角度來講，最佳辦法是實行彈性匯率制（蔣鋒，2001）。edwards（1996）發現，政治不穩定性在匯率制度選擇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越不穩定的國家越不可能選擇釘住匯率制，因為在釘住匯率制下匯率貶值的政治成本太高。

八、結論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得出的唯一準確的結論是，沒有任何匯率制度能適合所有的國家

或者在任何時期適合同一個國家。匯率制度的選擇應該取決于一國面臨的特定環境。將某種匯率制度過于普遍化（generalizing）是非常危險的（frankel.，2000）。

筆者在此將以上討論形成的結論總結在兩張表中：

表1 固定匯率與浮動匯率的優劣對比

項目 固定匯率  浮動匯率

經濟增長  建立穩定預期  優化資源配置

遏制通貨膨脹 有效或成本小  無效或成本大

匯率波動和背離 匯率背離   匯率波動（超調）

應付內外沖擊 更好地應付內部沖擊 更好地應付外生性沖擊

危機  貨幣危機和清償力危機 信心危機引發雙重危機

貨幣主權和鑄幣稅 喪失貨幣主權，難以實現內外平衡繳納更多鑄幣稅 小國貨幣政策和匯率政策無效,征收鑄幣稅會帶來成本

政治因素  信譽鴻溝和時間不一致性 時間一致性

表2 選擇固定匯率制或浮動匯率制國家的特點

固定匯率  浮動匯率

規模小  規模大

經濟開放  經濟封閉

貿易集中  貿易分散

持有外匯儲備機會成本低 持有外匯儲備機會成本高

新興市場國家和轉型國家 發達國家

缺乏完善的套期保值市場 完善的套期保值市場

面臨的外生性沖擊較少 面臨劇烈的外生性沖擊

國內貨幣供應量變化大 國內貨幣供應量變化小

政治穩定  政治不穩定

通貨膨脹協調  通貨膨脹不協調1.

經濟增長率低  經濟增長率高2.

注解:

1.邁克爾•梅爾文：《國際貨幣與金融》，上海三聯書店，1991年版

2.levy yeyati和sturzenegger (2001)的研究證實，在發展中國家中，實行固定匯率制的國家同較低的經濟增長率和較高的產出波動性相關聯。它們的經濟增長率比起浮動匯率制國家來平均要低1％。

參考文獻：

1) aliber, r. z. (1988): the foreign exchange value of the us dollar, sticky asset prices and corporate financial decisions, mimeo, chicago

2) bergsten, c. fred, davanne, oliver and jacquet, pierre (1999): the case for joint management of exchange rate flexibility,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99-9, july

3) bird, graham and rajan, s. ramkishen (2001): banks,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and financial crises in emerging markets, world economy, vol.24, no.7, pp.889-910

4) bruno, michael (1995): inflation, growth and monetary control: non-linear lessons from crisis and recovery, paolo baffi lectures on money and finance, rome: banca d’italia

5) calvo, guillermo and reinhart, m. carmen (1999): when capital flows come to a sudden stop: consequences and policy options, working paper, university of maryland, june

6) chang, roberto and velasco, andres (1999): monetary and exchange rate policy with imperfect financial markets, working paper, new york university, december

7) diamond, douglas and dybvig, phil (1983): bank runs, deposit insurance, and liquidit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june, 91(3), pp.401-419

8) dornbusch, rudiger, fischer, staley and starz, richard (1998): macroeconomics, 7th edition, irwin mcgraw-hill, pp.421

9) edwards, sebastian (1996): exchange rates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acroeconomic disciplin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86, no.2, pp.159-63

10) eichengreen and arteta (2000): banking crises in emerging markets, economic journal, 110, pp.256-72

11) fischer, stanley (1981) : seigniorage and fixed exchange rates: an optimal inflation tax analysis, nber working paper no.783, october

12) frankel, a. jeffrey (1996): recent exchange-rate experience and proposals for reform,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86, no.2, pp.153-58

13) frankel. j. (2000): no single currency regime is right for all countries or at all times, princeton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finance no.215 (international finance sec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august)

14) friedman, milton（1953）：essays in positive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5) meershwam, d. (1989): international capital imbalances: the demise of local financial

16) boundaries, in o’brien, r. and datta, t.,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financial markets, oup, oxford

17) mundell, a. robert (1997): currency areas, common currencies, and emu,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87, no.2, 1997, pp.214-16

18) sachs, d. jeffrey (1996): economic transition and the exchange rate regim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86, no.2, pp.147-52

19) svensson，lars e.o. (1999): inflation targeting as a monetary policy rule,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 june, 43(3), pp.607-654

20) 阿里巴（2000）：匯率安排，《國際貨幣經濟學前沿問題》，中國稅務出版社

21) 保羅•霍爾伍德、羅納德•麥克唐納（1996）：《國際貨幣與金融》，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

22) 保羅•克魯格曼（2000）：“匯率的不穩定性”，北京大學出版社；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第93頁

篇（9）

關鍵詞 金融危機 人民幣自由兌換 人民幣國際化

一、人民幣國際化的突破口

（一）經常項目下人民幣的自由兌換

人民幣自由兌換是指人民幣持有者可以自由將其兌換成另一種貨幣，政府不對這種兌換做任何限制，包括經常項目下的自由兌換和資本項目下的自由兌換。目前，我國已完成了經常項目下人民幣的自由兌換。

（二）資本項目下人民幣的自由兌換

人民幣國際化必須推動資本賬戶開放，但同時要考慮到資本賬戶開放的風險及對我國經濟的影響。在目前這種情況下，人民幣在資本賬戶下開放的條件已經成熟。

1．抵抗外部危機的能力大大提高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實力、競爭力得到大大提高，這對我國參與經濟金融全球化奠定了良好基礎，而且，我國擁有充足的外匯儲備，這些都使我國抗擊外部沖擊的能力得到提高。

2．以貨幣進行對等資本賬戶開放，不存在外部風險

貨幣進行對等資本賬戶開放的含義是兩國允許對方使用本國貨幣進行結算、投資，雙方銀行可開立、接受對方貨幣的保函、信用證和對外擔保，不必使用第三方貨幣。在國際上，如果允許貨幣在雙方進行貿易結算、投資股票和債券，就可以避免美元的使用，這樣就可以推動本幣國際化，實現資本賬戶開放，而且，又沒有風險。

二、人民幣國際化的新視點

（一）創立離岸金融市場

離岸金融市場，又稱歐洲貨幣市場，使非居民在籌措資金和運用資金方面不受所在國國內的外匯限制和金融法規的約束，從而進行自由交易的一種市場。離岸金融市場的建立可以促進本國金融市場的對外開放，從而提高本國在國際金融市場的競爭力，為人民幣國際化提供一個良好的市場環境，同時間接的推動了人民幣資本項目下的自由兌換。目前，我國建立離岸金融市場的條件已具備：

1．我國有明顯的地理優勢

地域遼闊，資源豐富，海陸空交通便利，融資環境良好，且我國是地處亞太地區的主要經濟大國，是我國金融市場的發展具有很大潛力。

2．經濟實力增強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開放程度高，在國際金融市場獲得了一席之地，擁有充足的外匯儲備，從而抵抗外部市場沖擊的能力大大增強，降低了遭受風險的可能性。

3．我國金融制度和金融機構不斷深化，國內聚集越來越多的有經驗的金融人才，促使我國國內市場日臻完善

（二）跨境人民幣貿易結算

跨境人民幣貿易結算，簡單的說，就是國內企業與國外企業發生業務時以人民幣結算，而無需采用國際儲備貨幣進行結算。中國順應這次危機的潮流，把握契機，為人民幣國際化走出了重要的一步棋子―實行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

1．以人民幣周邊化推動人民幣區域化

中國首先在東盟鄰國推行人民幣的舉動是很明智的，越南、柬埔寨等國的資本市場都欠發達，無論是美元、歐元還是人民幣，對他們來說都很難對沖貨幣風險，況且在金融危機到來之時美元貶值人民幣升值，同時中國與這些發展中國家的關系向來友好，這就使人民幣在這些周邊國家推廣多了一個籌碼。當前中國經濟態勢運行良好，有充足的外匯儲備，完全可以抵消人民幣尚未完全自由兌換的劣勢。

人民幣周邊化是人民幣區域化的基礎，我們以同心圓的方式擴大人民幣的結算范圍，加強同周邊地區的金融貿易合作，以人民幣周邊化推動人民幣區域化。

2．以人民幣區域化實現人民幣國際化

對中國來說，人民幣區域化是人民幣國際化的必由之路。首先，中國雖是經濟大國，但還沒有成為像美國那樣的經濟強國，還不能實現一步到位，主觀上要求區域化；其次，加強與區域里的各經濟體之間的合作，可以增強本國經濟實力和競爭力，從而提高在國際市場中的經濟地位和威望，客觀上要求區域化；最后，人民幣可以通過區域化對最終實現國際化進行探究，避免因盲目國際化而遭受外部沖擊。

三、人民幣國際化的途徑選擇

（一）美元式路徑

在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取而代之的是信用貨幣制度，美國在國際中強大的經濟實力和政治使其獲得了霸權地位，美元憑借美國這一霸權地位在現代信用貨幣制度中成為國際儲備貨幣，因此說，美元的國際化是由其經濟基礎所決定的。

（二）歐元式路徑

歐元是一種幾乎與美元相提并論的國際貨幣，歐元是典型的按照由區域化向國際化演進這一過程發展而來的，是當時歐盟在歐共體范圍內發行的一種共同貨幣，之后在國際范圍被普遍接受。

（三）日元式路徑

日元的國際化是相當曲折的，是通過貨幣可兌換的若干階段實現其國際化進程的，是由日本國內的經濟基礎和地域經濟所決定的，大部分新興國家正在按照這一路徑完成其貨幣的國際化。

以上這些國際貨幣的演進過程值得我們借鑒，任何貨幣要成為國際貨幣取決于一國經濟國際化水平程度，虛擬經濟最終還是依賴于實體經濟，脫離經濟國際化而談人民幣國際化是不切實際的。人民幣國際化的道路是漫長的，我們要不斷為其創造各種有利條件，努力縮短這一歷史進程。

參考文獻：

[1]李長江.人民幣邁向國際化的道路.北京:中國物資出版社.1998.

[2]楊素芳.人民幣國際化的路徑選擇.中國優秀碩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2010.

篇（10）

在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期間，亞洲新興市場的經濟體接受了一個慘痛的教訓：不要耗盡外匯儲備。和許多亞洲國家一樣，中國也積累了巨額的外匯資產，用來應對未來的緊急情況。

然而，中國積累了太多美元計價的證券，使自己對美國的風險敞口過高。當美國政府將國內經濟需要擺在債權人利益之前，中國方面擔心，未來可能的通脹會使他們付出沉重的代價。

正如周小川所說，可以通過進一步擴大發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特別提款權(SDR)，來創立一種超級儲備貨幣(特別提款權是IMF的內部儲備資產)。要使這一設想成為現實并讓更多國家接受，他建議拓寬特別提款權的用途，將收支盈余國家的部分外匯儲備交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集中管理。加上其他必要的改革措施，這一計劃也將授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更大的權力，使之行動更加靈活。不錯的建議。

中國資金流向西部，

即使你經常關注中國的新聞，也有可能沒聽說過重慶。這個迅速發展的直轄市位于揚子江畔，人口3200萬。作為一個重要的工業中心和物流基地，重慶標榜自己是“中國西部的通路”。該城70％的人口是農民。盡管保持著增長的態勢，但重慶市的人均收入還沒有達到北京或上海等城市的水平。然而，重慶和很多規模較小的內陸城市卻是中國經濟復蘇的希望所在。這種變化來自于政府的決定：中國政府將重慶視為實現“西部大開發”戰略的中心地區，意將中國未來的發展由沿海轉向廣闊的內陸。

目前，伴隨著沿海出口模式的受阻，北京方面已經具有全力推動該戰略的資本。政府計劃提高大部分位于內陸的75億農民的生活水平，并最終將他們轉化為消費者。中國正在全國范圍內開展“家電下鄉”活動，向廣大農村地區折價銷售電視、手機和電腦等家用電器，甚至還向更新農業交通工具的農民提供財政補貼。同時，重慶和其他內陸地區正興建新購物中心、電影院等設施。

中國的經濟刺激方案初見曙光?

中國有句諺語：“眾人抬柴火焰高。”當前，全球經濟正處于七十年來最為嚴重的危機當中，每個國家都應出一份力，重新點燃全球需求的火焰。中國經濟的刺激方案總量雖比去年十一月宣布的要少，但仍居世界首位。作為GDP的一部分，美國預算赤字將是中國的四倍，但并不意味著它的需求刺激更大。

然而，由于許多公共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將由國有企業或地方政府操辦，并由銀行提供資金支持，中國經濟刺激的真正效果可能會下降。王濤(音譯)預計，新的基礎設施投資、減稅政策、消費補貼以及對醫療保險投入等中央政府的經濟刺激投入將達到09年GDP的3％。再加上銀行對基礎設施建設的資金支出，總計可能會達到GDP的5％。

中國對鐵路、公路、電網的投資正在如火如荼的進行中。2007―2009年前兩個月，實際固定投資總額比上一年增長30％，鐵路方面的投資更是提高了三倍。外界一直批評中國的刺激方案以投資為主，而非消費，但是對中國來說，這是短期之內促進需求最行之有效的方案。

新的購物強國

中國2月份的貿易盈余急劇下滑，工業生產降至新低，電子產品消費顯著放緩。伴隨著工廠關閉，數百萬人已逃離深圳和其他東部城市。聽到這幾則新聞，客戶們紛紛發送電子郵件，要我對包括巴西、俄羅斯、印度和中國在內的“金磚四國”的發展前景做出最新預測。每個人都想知道這是否意味著被我們稱為“金磚”的夢想已瀕臨破滅。

答案很簡單：不是那么回事。我幾年前曾預測，“金磚四國”的經濟總量將在2035年超越西方七國集團，現在我相信這種轉變速度將更快――到2027年即可變為現實。讓我們看看對四國中規模最大和最重要的中國所做的悲觀預言吧。那些預言者沒有提到，中國2月零售額增幅上升到15％，迅速回落的零售價則大大提高了民眾的實際收入。

政府正通過基礎設施投入刺激消費，北京方面已宣布了一項擴大醫療保險涵蓋范圍的重大計劃，這有可能使中國人積攢的巨額存款最終得到釋放。2008年，中國的股票市場跌幅超過60％，在11月到達谷底。自中國宣布了4萬億元的刺激經濟計劃后，股市比去年11月的最低點已上升了30％多，令已縮水50％的美國股票市場相形見絀。

產能過剩令中國進退兩難

部分企業高管和經濟學家表示，中國政府在經濟上的巨額投資可能會加劇從鋼鐵到石化等各行業產能過剩的問題。鑒于中國在全球制造業中的重要性，閑置工廠的增加可能會加劇世界范圍的競爭壓力――隨著中國的工廠將過剩的產品銷往海外，從而引發貿易爭端。美國和歐洲鋼鐵企業已經在考慮實施進口限制。中國歐盟商會主席伍德克說，中國現在已經在經受一些行業的產能過剩困擾。現在增加投資，僅僅為了讓一些企業維持下去，這有可能威脅到未來多年的產業基礎。他表示，中國有關部門看起來低估了產能過剩的嚴重性，部分原因是他們太專注于促進經濟在短期內增長。

中國是世界最大的鋼鐵生產國，也是第三大汽車生產國。鋼鐵、汽車和其他工業產品的供應量超過了國內和國外的需求。據中國工業和信息化部的數據，截至本月，中國約有30％的鋁材、20％的水泥和平板玻璃，以及70％的半導體生產是閑置的。中國政府推出的人民幣4萬億元投資計劃試圖解決部分產能過剩問題。通過增加公共工程的建設，政府可以增加對鋼鐵等產品的需求，進而降低閑置產能。不過，由于政策制定者也放寬了銀行貸款，并批準石化廠等大型項目的建設，刺激計劃最終可能會造成產能增加。

中國和白俄羅斯將互換

價值200億人民幣的貨幣

中國中央銀行和白俄羅斯中央銀行簽署了貨幣互換協議，協議規定雙方在三年內互相交換價值200億人民幣(折合8萬億白俄羅斯盧布)的貨幣，這將使中自兩國貿易結算結束使用美元或歐元，而采用本國貨幣。

白俄羅斯國家中央銀行行長德拉日多夫在接受路透社記者采訪時表示：該協議簽署的最終目的是兩國結束使用第三方貨幣來進行兩國商業往來的結算，為此我們將和中國交換貨幣，此舉將大大刺激兩國間的貿易和投資。德拉日多夫行長還表示稱，中自兩國將繼續簽署相關協議，使得白俄羅斯方獲得的人民幣能夠納入白俄央行的銀根儲備系統。

目前白俄羅斯國內外匯儲備僅為38億美元，中自兩國貨幣交換總額達到白俄外匯儲備的近80％。去年12月中國與韓國簽署規模為1800億元人民幣的雙邊貨幣互換協議，而這也是央行自此次金融危機以來首次與其他央行簽署的本幣互換協議。而后，央行于今年1月20日與2月9日，又分別與香港地區和馬來西亞國民銀行簽署了額度為2000億元、800億元人民幣的雙邊貨幣互換協議。

中國納米技術大步邁進

從食品、服裝到藥品和軍事領域，納米技術擁有改變中國外向型經濟和各個生活層面的潛力。作為一項以原子標度發展新型材料的科技，中國注定將占據納米技術最大的市場份額。

中國在該技術領域的投入已經超過除美國之外的任何國家。從1999年起，中國每年投入到納米研發的資金都以每年超過20％的增幅遞增。而政府宣布的400億英鎊經濟刺激計劃將進一步提升中國的研發費用，其中120億英鎊將投入到該領域。“整體的趨勢不可逆轉，”英國皇家學會科學政策中心主任詹姆斯?威爾斯頓說，“無論是在研發和投資，還是在表現活躍的科學家方面，或者是論文和專利方面，中國都緊跟著最發達的國家。”

如今中國發表的納米技術論文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國家都多。無論在北京，還是在南部的深圳，納米技術工廠蓬勃興起，生產的產品包括吸收廢氣的路面材料和可監控健康狀況的納米制衣。“納米技術的應用領域無限廣闊，”威爾斯頓說，“中國之所以致力于該領域的研究發展是因為它更接近市場。”

中國延遲實行IT強制公開制度，日美歐仍表示強烈擔心

篇（11）

關鍵詞：

國際經濟治理；金融自由化；金融創新

一、引言

自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世界各國經濟面臨諸多問題，國際金融體系日益失衡，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也面臨著國際收支失衡的問題，如何去規避主要匯率波動給中國帶來的風險，如何去更好的參與世界貨幣體系的重新構建是我國急需解決的問題。因此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中國要了解當代國際金融市場的發展狀況，現有國際金融體系存在的缺陷，并且參與到多邊金融體系治理中。

二、當代國際金融市場的發展

1.資本跨境流動規模日益擴大。國際金融市場迅速發展的重要表現之一是資本跨境流動規模不斷擴大，特別是進入21世紀以來，包括國際負債證券、國際股權在內的所有表內金融工具，都得到了迅猛發展。1971年美元停止兌換黃金終于使其擺脫束縛，成為國際貨幣體系中的霸主，獲得了國際本位貨幣的地位。世界經濟隨即完全被美元化，各國不得不接受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世界中央銀行”的地位。美元匯率穩定的支柱由黃金轉變為債券和金融資產，這種虛擬化的信用體系為美國大規模對外提供流動性打開了大門。為了實現充分就業和經濟增長的目標，美國在保持了較低的實際利率水平的情況下不斷降低實際有效匯率，持續向世界其他國家輸出流動性。

2.國際間資本流動加速。當今世界各國對金融市場的開放程度逐步提高，因此對資本流動的管制逐漸減少，而各國的金融資產一定程度上可以互相替代，因此，資本的流動對各國利率的差異極為敏感，細小的差異會使得資本在短期內在全球范圍內產生大規模的流動，這也是美國常年保持較低利率的原因。近年來發展迅速的利差交易就是一個標志性的結果。

3.國際金融自由化浪潮高漲。當今世界金融自由化被世界各國廣泛的倡導，它包含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逐步放松利率管制，加強銀行的獨立自主性，加強國際資本流動，允許各類金融機構的業務交叉，逐步取消對信貸的控制。近些年來整個世界對于金融自由化的呼聲越來越高，它是更近一步的全球金融化的前提，也為其提供了合理的規則。在這一過程中，不同類型的國家和國際組織所扮演的角色是不相同的。例如作為金融強國的歐盟和美國，主導并維持著世界金融運行規則和秩序，因此成為推動金融自由化的強大力量。而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由于各國金融發展較為緩慢，在金融自由化過程中往往成為秩序和規則的被動接受著，受制于發達國家，因此處于被動和劣勢地位。

三、現有國際金融體系存在的缺陷

1.作為貨幣的美元充當世界本位貨幣。（1）市場過度依賴美元，國際金融體系不對稱。美元在擺脫了黃金兌換的束縛之后居于世界貨幣體系的中心統治地位，所以在這種背景下就確立了美元本位制為基礎的國際貨幣體系，這種貨幣體系必然會導致世界范圍內的國際收支失衡現象，并且長期存在。以美元本位制為中心的國家及其相關體系國家的交易范圍不斷擴大加速了資本及資源的流動，使得這些國家從中獲利，而其他國家受損，因此加劇了國際收支失衡。（2）美國通過國內貨幣、財政政策影響外匯市場，導致全球范圍貨幣戰爭。美國當前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強大使得美國可以在必要的時間來操控美元的利率水平和匯率水平，而使得結果朝著美國經濟利益最大化的方向發展。因此對其他國家匯率調整的要求成為美國特有的一種政策。一方面，美國自2010年年初以來就不斷給中國政府壓力，要求中國政府對人民幣匯率進行升值，以期扭轉美中之間巨額的貿易逆差。另一方面，美國政府通過國內經濟政策間接影響國際經濟走向，比如增加貨幣發行購買金融資產，能夠間接幫助金融機構及企業。但是這一政策會導致過度流動性，流向包括中國、巴西等在內的新興發展中國家，沖擊其國內經濟的穩定并導致其貨幣升值，反過來間接對美國國際收支平衡表的經常項目產生正面影響。美國的這種做法招致世界各國的嚴重不滿，將會導致全球范圍的貨幣戰爭。

2.國際金融治理機構本身存在著缺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等組織是目前治理國際金融體系的主要機構。而這些組織本身存在的局限也是發生國際金融危機和出現全球經濟失衡的主要原因。（1）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缺陷。從建立以來，IMF在很多方面進行了改革，但這些都無法掩飾其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的缺陷。①IMF沒有發揮其作為國際貨幣金融體系“減壓閥”和“穩定器”作用。這也是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下建立IMF的初衷。但是，由于IMF的主導權掌握在美國等發達國家手中，所以IMF一直受制于發達國家，而它的這種局限性也限制了其在國際貨幣金融體系中發揮有效的作用。②IMF對國際金融體系缺乏有效的監管。首先，IMF作為國際貨幣體系監護人的角色缺失，IMF把注意力過多的集中在發展中國家上，而往往忽略了對美國等主要儲備貨幣國家的相關金融部門的監督，另外，IMF沒有預見到國際金融體系本身的缺陷以及信任危機在各國之間的傳遞效果，往往疏忽了對國際金融中心及金融工具的監管，從而造成金融風險。③IMF協調全球經濟發展的能力有待改進。當今社會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蓬勃發展，對世界經濟的貢獻日益加大，出現了許多新興經濟體，其中金磚四國尤其顯著，一個國家綜合國力顯著提升，則國際經濟話語權如IMF投票權和執行董事代表權也必然會得到提高。目前IMF投票結構和治理結構仍然是依據之前的世界經濟力量的分布，因此并不能合理的反映當今發展中國家的重要性，沒有考慮到發展中國家利益代表性。這極大削弱了IMF自身的影響力，也進一步加劇了IMF各成員國宏觀調控政策的不協調性。（2）世界銀行自身存在缺陷。①在戰略的制定和實施方面存在不足。首先，世界銀行會定期的去制定和一系列的戰略發展文件，但是在之后的實施上又缺少有效的手段來實踐。其次，無論是其單個的執行董事還是作為整體的董事會都無法做到真正的為世界銀行的戰略發展方向去負責，因此其戰略作用大打折扣。再次，世界銀行建立了發展委員會，這個機構由24個國家的政府部長組成，它使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形成一個具有咨詢性質的團體，但是這種“咨詢”的性質缺乏相應的工具去監督其公告的執行情況。②世界銀行代表性不足，全球經濟協調的能力缺失。世界銀行從成立至今，一直是由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掌握著世界銀行的大多數投票權，而廣大的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意愿并不能夠得到合理的反映，這與當今世界發展中國家經濟迅速蓬勃發展的趨勢相違背。發展中國家不但代表權不足，而且投票權不能隨著經濟形勢的發展自動與周期性地調整。（3）G20的作用仍有待發揮。誕生于1999的G20作為作為最重要的國際論壇之一，G20致力于防范和解決國際金融危機，改善各國經濟金融體系透明度，總體而言，G20放映了世界經濟格局的變遷，順應了全球經濟治理的需要。但是，G20的局限性限制了其在多邊金融治理方面的作用。①G20集團化特點日漸明顯。G20的成員是國際秩序中的重要利益獲得者，是世界經濟中的重要成員國家，G20既有來自發達國家的成員也有來自發展中國家的成員，他們既有共同的利益也有矛盾沖突，因此，在議題的設計上就需要協調所有成員方的意見，而這些議題的范圍往往比較廣泛，因此很難在規定的時間內，對特定議題給出合理的解決方案。②G20仍然被少數發達國家左右。G20在議題的設計方面由西方發達國家控制和主導，這無法從根本上去保障發展中國家的利益。雖然受到金融危機的影響后，發展中國家紛紛提出了一些具有建設性的議題，但是G20的大部分議題仍然是被特定國家所主導。

3.各國宏觀經濟政策缺乏協調機制。在經濟金融全球化的條件下，經濟在信息技術的進步下加速發展，信息跨國界的傳播和現代化電子技術的應用使得國際資本流動加速，使得國際金融市場規模不斷擴大，使得各國之間的經濟合作聯系更為緊密。各國之間緊密的經濟金融聯系使全球經濟產生了連鎖效應。在貨幣政策領域表現的尤為明顯，各國貨幣發行必須與一定的經濟指標和規模掛鉤。也就是說，各國在發放基礎貨幣時，不能只考慮本國的金融目標而采取過禁或者過度的措施，而應該從全球經濟合理穩定發展的前提出發。尤其是作為國際貨幣的國家要合理適度的發行貨幣，合理地規避系統風險不能任意無度地發行，攪亂國際金融秩序。但是，目前世界各國還沒有建立起有效的協調機制和平臺，協商宏觀經濟政策。雖然G20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效果現在還不明顯。

四、中國參與多邊金融體系治理體系的選擇

在面對國際金融體系嚴重失衡的大背景下，中國作為發展中的大國應該如何去面對國際收支失衡，如何盡量降低世界主要貨幣匯率波動所產生的風險，如何與世界各國去參與到國際貨幣體系新秩序的重建是我們急需解決的問題。對于中國而言還是應該積極廣泛的參與到國際金融的合作與協調中來。

1.穩步推進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保持人民幣匯率平穩變化。一國的政府當局會根據本國具體的經濟發展情況及穩定宏觀經濟的承諾來選擇實行浮動匯率制還是固定匯率制。結合中國國情，中國政府認為應該選擇固定匯率制。第一，固定匯率總體上可以有效的穩定本國國內經濟水平。在本國有充足的外匯儲備的條件下能夠有效穩定國內經濟，特別是物價水平。第二，固定匯率能夠增加就業。固定匯率通過調節儲備水平改變貨幣供給，調節一般價格水平。在固定匯率下如果采用本幣一次性貶值的政策，可以達到降低出口產品價格，增加國內就業以及擴大產品出口。第三，固定匯率可以穩定國際貿易預期，減少匯率風險。因此中國可行的選擇是走一條中間道路，即放寬人民幣匯率波動幅度，改變對人民幣大幅升值的預期。

2.加快人民幣國際化進程。所謂人民幣國際化，是指使人民幣在世界范圍內行使其流通手段、價值標準、儲藏手段、支付手段的職能，最終成為全球普遍接受的可兌換貨幣。如何去推動人民幣國際化？我國政府對此提出了兩方面的“三步走”的方針戰略，即在臨近的國家和地區逐步推動人民幣的流通，實現人民幣的區域化發展，做到適時適度的發展、逐步有序的漸進式發展。（1）在空間上的擴張上實現“三步走”，即首先實現人民幣在周邊國家廣泛流通，其次將人民幣往更多的國家和地區推動，即形成區域化，最終實現全球范圍內的人民幣國際化。（2）在貨幣職能上也分“三步走”，即實現人民幣成為結算、投資、儲備貨幣的三步走。首先在國際貿易的結算中更多的使用人民幣作為結算貨幣，使人民幣成為國際結算貨幣；然后促使人民幣發展成為國際金融市場上的主要的投資貨幣，逐步使得人民幣成為國際投資貨幣，最后隨著前兩步的發展最終使得人民幣成為國際儲備貨幣。

3.鼓勵與監管金融創新并舉。金融危機的深刻教訓要求中國未雨綢繆，加強對金融機構的審慎監管，加強對國內房地產、期貨、證券等資產市場的監管監管力度，并且加大對銀行、保險公司等金融機構的監督力度。加強金融監管的具體方案有：（1）建立健全金融監管協調機構。要求加強功能監管而非傳統的分機構監管，不同的監管部門要做到分工明確，都要統一接受銀監會監管，并且要求保監會以及證監會加大對從事保險業務和證券業務的機構的監管力度。（2）加強配套性條件及外部環境的整治。金融危機后金融監管體系的改革創新需要金融法律體系、宏觀經濟環境、金融體制微觀基礎等一系列的外部環境和配套條件的改善。我們提出的宏觀經濟政策應該具有透明性、穩定性的特點，政府應該具有調控宏觀經濟的強大能力，和全局把握能力；還要善于從微觀上去改革金融體制，強化分散和轉移金融風險的能力，最終實現建立一個穩定健全的金融市場的目標，以保持經濟持續穩定的增長。（3）加強與世界各國之間的金融監管合作。隨著經濟發展和金融體系的進一步開放，我國的金融企業和金融機構隨著經濟的發展和開放程度的加深會越來越廣泛的參與到全球金融市場中來，從而會面臨更大的系統性風險，因此我們要通過加強國際間金融監管協調與合作以防御大規模的系統風險。

4.量力而為，積極參與國際金融機構改革。中國參與國際金融機構改革的定位有三個方面：第一，中國是一個世界大國，近些年來中國的經濟水平迅速發展，中國擁有豐富的人口和自然資源，隨著經濟水平的不斷提高，中國的國際地位也在不斷提高，在國際組織中也發揮了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第二，盡管近年來中國經濟發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仍然屬于發展中國家行列。雖然我國的經濟總量很大，但在人均水平上與發達國家還有很大的差距。而且，我國國內經濟發展水平呈現地區間和產業間的不平衡，各個產業發展層次與發達國家相比仍然較低。以上事實說明，我國雖然邁入大國行列，但還不是一個強國，只能屬于發展中的大國；第三，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性質使得中國這個大國與其他資本主義的大國有著本質的區別，這個特點對中國的國際環境與國際行為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面對眾多資本主義大國中國如何在國際體系中立足發展便成為中國參與世界經濟政治合作的核心問題。中國在確定了社會主義發展中大國的定位下，應該合理恰當的利用自己的國際影響，為中國未來經濟的發展營造良好的國際環境，更多的參與到國際經濟和政治體系中來，產生的更大的國際影響力。

作者：譚文君 崔凡 單位：安徽財經大學國際經濟貿易學院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經濟貿易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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