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表云整理的11篇馬克思經濟學論文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

篇（1）

哲學的經濟學和經濟學的哲學概括，是馬克思中極其重要的，體現出豐富的方法論思想。認真清理和這些思想，無論對于我們建構當代經濟哲學還是分析現實經濟，都具有重要的理論借鑒意義。

一、客觀性與主體性的統一

馬克思的經濟哲學既非單純經濟學也非純粹哲學，而是在融合兩者基礎上形成的一種新質。這種“新質”，就在于它打破了當時的一些哲學家和經濟學家考察經濟問題的方法：或者從主觀概念、理性原則出發剪裁、套用客觀經濟現實，否認后者是前者的基礎；或者停留和止步于客觀經濟現象的表層，否認作為主體的人的認識、實踐的能動創造性。前者是唯心主義的經濟哲學方法，后者是機械唯物主義的經濟哲學方法。

馬克思對唯心主義經濟哲學思想的批判，在他最初的經濟哲學研究成果《哲學的貧困》中就有著充分的體現。他批評蒲魯東從普遍理性出發建構經濟學的哲學體系，把經濟范疇視作“不依賴實際關系而自生”的思想，不過是一種先驗的唯心主義的經濟哲學。而他關于經濟學要能夠真正揭示現實經濟生活的本質和，就必須跳出哲學的圈子研究經濟現象的思想，則蘊含著從經濟現實、物質生產出發的唯物主義經濟哲學思想。同時，對庸俗經濟學思想的反思，使馬克思意識到，經濟哲學要走出“在表面的聯系內兜圈子”，對“最粗淺的現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釋”的誤區，就必須突破以往的理論，在面對現實的同時發揮主體能動性，沖破思想障礙，敢于進行理論創新。

集馬克思經濟哲學思想之大成的《資本論》，既與馬克思立足于資本主義經濟生活的現實，從現象分析中揭開資本主義結構、關系、運行機制乃至整個人類社會的“謎底”有關，又與馬克思在充分吸取以往和當時的經濟學、哲學思維成果基礎上，善于走出哲學和經濟學各自的理論藩籬，在綜合兩者的基礎上進行理論創新不無聯系。正因如此，馬克思才最終實現了其哲學與經濟學成果——唯物史觀與剩余價值論的有機統一。

縱觀馬克思一生的經濟哲學研究，他不是躲進書齋給自己設定純抽象思辨的命題，在主觀玄想中構造體系，而是立足經濟現實，捕捉提出的重大問題；不囿于“現存”和既有的方法、結論，而是讓“思想的閃電”在劃破理論的迷霧中，揭示現實經濟生活的真諦。

今天，雖然時代的巨變使經濟哲學研究無論在形式上還是內容上都與馬克思那個時代有了極大差異，但馬克思當年從客觀性與主體性相統一的角度研究經濟哲學的思路和方法，仍能為我們從事當代經濟哲學研究提供有益的啟迪。在此，不妨借用馬克思的一句名言：經濟哲學要想成為“自己時代精神的精華”，就必須“不僅從內部即就其內容來說，而且從外部即就其表現來說，都要和自己時代的現實世界接觸并相互作用”。同時，要充分發揮主體特有的能動性，破除陳舊的傳統觀念，解放思想，敢于創新，與時俱進。

二、科學性與人文性的統一

科學性與人文性，分別從物與人的角度，體現了人類對世界的兩種基本態度和價值取向，前者強調客觀性和事實評價，后者強調主體性和人文關懷。馬克思經濟哲學研究的對象，無疑是“現實的人”。馬克思認為，“現實的人”既是“社會關系的總和”，又是能動的、有價值、理想追求的主體。因此，經濟哲學要研究“物”，也要研究“人”，應是科學性與人文性的辯證統一。在馬克思的經濟哲學中，科學性與人文性的這種辯證統一，體現得尤為徹底。

馬克思既反對從所謂“純粹的客觀性”或單純的技術理性、經濟模式出發考察經濟現實的做法，認為這種撇開主體的人和缺乏對人的價值需要、利益要求、地位體現、愿望的人文關懷的理論，把人降低或等同于“物”和單純“經濟人”；同時，又反對從抽象的人、人性、人道主義出發考察經濟現實的做法，認為這種拋棄客觀的物和缺乏對客體分析的“人文關懷”，只能使人成為虛假的主體和片面的“道德人”。與資產階級經濟學或哲學不同，馬克思經濟哲學的獨到之處，在于他在揭示資本主義經濟結構和人類社會歷史的本質時，把它們視為以人的生產實踐為基礎和中介的合規律的過程，強調無產階級解放之路的尋求，首先必須深入到客觀的經濟底層，同時，又關注現實的人尤其是無產階級的地位、處境、命運和出路，認為自己的理論就是為“倍受壓迫”的那個階級提供解放的精神武器。因此，在馬克思的經濟哲學中，對“人”的探討既以對客觀事實的科學研究為基礎，又以對人的價值追求和發展要求為目的；對“物”的探討既以人的價值取向為參照，又注重從物的基礎、本源角度探究人文關懷的合理性和可能性。

今天，借鑒馬克思科學性與人文性辯證統一的方法建構當代中國經濟哲學，有助于我們關注和研究全球化和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經濟增長、轉型、變化、發展的現狀、歷史和未來趨勢，立足科學的實證經濟學，從人化了的客觀世界中認識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基質及其本質規律，為理解和滿足人的價值需求、人生的現實性、時代的變易性、社會生活的真偽性，以及準確定位與之相應的人格模式，提供客觀依據；同時，也關注和研究人在全球化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體現自身價值、發展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善于運用科學的哲學世界觀和方法論，研究人的價值要求的客觀范圍和內在層次，為使人在冷漠、自在的自然物質世界中看到自己的價值，體現生存的意義，感到人生的溫暖、美好和崇高提供激情泉源。具體言之，經濟哲學要研究宏觀的經濟增長與人的發展、社會進步三者間的關系，研究微觀的諸如經濟發展、轉型引發的利益與價值、公平與效率等矛盾，以及道德與經濟、與經濟、與經濟乃至社會心理與經濟等等之間的關系問題。

三、決定性與選擇性的統一

決定性與選擇性則側重于從實踐角度表述主客關系。決定性即承認人類及其運動是有自身可循的歷史過程；選擇性即承認社會歷史及其經濟運動又是歷史主體的人有目的的活動過程。前者肯定客觀世界和其規律的必然性及其對人的制約性，后者肯定主體的人的能動性和創造性，認為作為歷史主體的人一身兼任“劇中人物”和“劇作者”雙重身份。因此，人類社會歷史和經濟運動的規律，是通過現實的人的有選擇的能動性活動而得以實現的。人的實踐是聯接兩者的中介，正是在實踐基礎上，兩者達到了辯證的統一。經濟的目的之一，就在于通過對經濟現實的理性考察，為發揮人的自主能動性提供根據，因此它應當從決定與選擇的統一角度，研究作為客體的世界與作為主體的人之間相互作用的辯證關系。這種統一在馬克思經濟哲學思想中，同樣得到了體現。

在馬克思看來，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陷入純實證經濟論和蒲魯東陷入純思辨的經濟論，原因之一就是他們離開歷史的主客體關系來考察經濟，沒有看到客觀經濟規律既是人的能動實踐的結果，因而人在它面前并非束手無策；但經濟事實作為既定產物又具有客觀必然性和制約性，因而人在它面前不能隨心所欲。由于不能正確認識經濟活動中決定性與選擇性的統一關系，導致他們或者陷于機械決定論，視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為“永恒之手”，完全制約著人的活動；或者陷于唯心能動論，視個體理性、“社會天才”的自由意志為解決經濟矛盾的靈丹妙藥。與他們不同，馬克思一方面認為社會的、歷史的物質活動是人類生產實踐、經濟生活的根本，生產力是在人類從事生產的經濟活動的歷史過程中積累、創造的物質力量，而不是自身無前提的先驗假設；同時又認為人類生產實踐是主體的人有意識、有目的的活動，生產力是人的實踐能力的物化，生產關系是人為適應生產力而創造的結果。這樣，馬克思通過物質生產實踐作為歷史的主體與客體的基礎和中介，地預示了人類社會歷史和經濟活動，是歷史決定論和歷史選擇論的統一。

今天，借鑒馬克思的上述考察當代選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路和制訂新世紀化戰略決策，有助于我們走出“超越論”和“循序論”的兩極，既立足于“以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為中心”，研究諸如中國與世界體系的聯系與交往中，經濟的調整、重組、改革、開放等關系；又充分發揮主體的能動創造性，在歷史的決定性與選擇性的交錯點上“抓住機遇”，切實把我們的事情做好。借鑒馬克思的上述方法研究生態和可持續等問題，有助于我們走出“人類中心論”或“生態決定論”的兩極，進而深入研究諸如經濟增長與自然成本和生產效率、人口生產與物質生產，社會發展中的物質生產、人口生產與精神生產，自然發展與社會發展，以及社會生產和再生產與自然可再生性發展等等之間的相互制約關系。

四、共時性與歷時性的統一

共時性與歷時性，是分別從靜態與動態、橫向與縱向的維度考察社會結構及其形態的視角。前者側重于以特定社會經濟運動的系統以及系統中要素間相互關系為基礎，把握社會結構；后者側重于以社會經濟運動的過程以及過程中的矛盾運動發展的規律為基礎，把握社會形態。運動通過靜止表現出來，相對靜止中有永恒的運動。因此，共時性與歷時性兩者有著辯證統一的關系。

上述理論在馬克思經濟哲學中，具體體現為他的“有中介的社會生產體系”觀：社會就其靜態存在看，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和社會關系；就其動態展開看，是生產力發展改變生產關系及其一切社會關系。生產方式作為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中介，既為生產力所決定又決定生產關系，既具生產力功能又具生產關系價值，是共時性與歷時性的統一。人類社會特定結構及其整個歷史運動，既是一個以生產方式內部各要素相互作用為基礎的系統，又是一個由生產方式運動推動的過程。因此，社會結構與社會形態統一的基礎，在于社會的生產方式。

今天，借鑒馬克思的上述觀點研究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有助于我們既從歷史的、現實的國情出發，又把它置于“世界歷史”、“全球化”的國際背景中；既從我國特定的經濟發展階段、生產力發展水平出發，又聯系人類社會發展的全過程和總趨勢，從而既看到生產方式、交換方式因其中介性，可以共存于兩種社會制度之間并互通互補，生產的技術層面構成生產方式的基礎，經濟體系以它為坐標系，經濟形態的依次演進從根本上決定所有制形態的一般發展，因而資本主義的生產力、市場經濟發展階段不可超越，中國必須實行經濟體制改革，實行市場經濟；又看到生產方式、交換方式的中介性必然與一定的經濟關系、社會制度結合，生產關系的社會層面決定社會的基本制度，不同的所有制形態可以反映相同的經濟形態。因此，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和社會制度是可以超越的，中國實行的體制改革和市場經濟，應該而且必然是社會主義的。

五、實證歸納與理性概括的統一

實證歸納與理性概括的統一，是馬克思經濟哲學研究中又一基本的方法論思想。它體現為馬克思的經濟哲學不僅從經濟現實出發，在研究經濟現實中進行哲理的推論，并從中引出世界觀、方法論的結論，而不是止步于實證歸納；而且在對經濟現象進行哲理的分析與揭示中，融入經濟的實證使之有根有據，而不致流于哲理的空洞思辨和抽象演繹。

還在馬克思創立經濟哲學之初，他就批判地審視了當時的經濟理論，既反對蒲魯東用先驗原則、抽象哲學理念投射經濟現實，認為這只能導致“可笑的哲學”；[9]又批評一些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停留于純粹經濟事實的膚淺表述和實證歸納，認為其不從經濟關系的社會歷史性考察、深究經濟現象的本質，導致了他們視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為固定永恒的規律的唯心史觀結論。而馬克思《資本論》中貫串始終的抽象與具體、邏輯與歷史、分析與綜合、演繹與歸納的方法，則是他融合經濟學實證性與哲學思辨性的結晶。雖然這部研究資本主義的巨著側重于分析資本主義的經濟結構，但這種分析卻既因哲學唯物史觀的運用而使經濟學的實證分析，超越了純粹的表象描述而具有強烈的理性思辨，又因經濟學勞動價值論、剩余價值論的實證而使哲學的邏輯推演，超越了純思辨的抽象論證而具有透徹的經驗說服力，從而使它的價值，遠遠超過了任何單純的經濟學著作或單純的哲學著作。縱觀馬克思的經濟哲學思想，其哲學與經濟學在相互交融基礎上達到了辯證統一。如同勞動、分工、生產力、生產關系既是經濟學又是哲學的基本范疇一樣，馬克思的經濟哲學理論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既是社會的、歷史的、哲學的經濟學，又是經濟的社會學、歷史學和哲學。

今天，借鑒馬克思的哲學理性思考和經濟學實證分析統一的方法研究和建構當代中國經濟哲學，必須做到：一方面，在探討諸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經濟全球化等具體問題時，必須運用世界歷史理論、社會形態論加以理性抽象而不能止于經濟范式、技術模式、操作手段等經濟學的表層。另一方面，在深化諸如的社會結構論、形態論、本質論、動力論等基本理論時，必須結合和依據世界、中國的社會經濟變化現狀和趨勢，以及新革命、信息革命等問題加以經驗證明，而不囿于抽象的概念框架和理論體系。更重要的是要在融合兩者特征的基礎上，創建出既不因滿足于繁榮表象而對自身功能產生幻化、又不因囿于空洞思辨而對自身功能產生懷疑的，既適合又能指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現實的經濟哲學理論。

【】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140，149.

資本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98.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21，466-467.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23.

篇（2）

[中圖分類號]G0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0-4769(2003)06-0055-04

哲學的經濟學分析和經濟學的哲學概括，是馬克思理論研究中極其重要的內容，體現出豐富的方法論思想。認真清理和總結這些思想，無論對于我們建構當代中國經濟哲學還是分析現實經濟問題，都具有重要的理論借鑒意義。

一、客觀性與主體性的統一

馬克思的經濟哲學既非單純經濟學也非純粹哲學，而是在融合兩者基礎上形成的一種新質科學。這種“新質”，就在于它打破了當時的一些哲學家和經濟學家考察經濟問題的方法：或者從主觀概念、理性原則出發剪裁、套用客觀經濟現實，否認后者是前者的基礎；或者停留和止步于客觀經濟現象的表層，否認作為主體的人的認識、實踐的能動創造性。前者是唯心主義的經濟哲學方法，后者是機械唯物主義的經濟哲學方法。

馬克思對唯心主義經濟哲學思想的批判，在他最初的經濟哲學研究成果《哲學的貧困》中就有著充分的體現。他批評蒲魯東從普遍理性出發建構經濟學的哲學體系，把經濟范疇視作“不依賴實際關系而自生”[1]的思想，不過是一種先驗的唯心主義的經濟哲學。而他關于經濟學要能夠真正揭示現實經濟生活的本質和規律，就必須跳出哲學的圈子研究經濟現象的思想，則蘊含著從經濟現實、物質生產出發的唯物主義經濟哲學思想。同時，對庸俗經濟學思想的反思，使馬克思意識到，經濟哲學要走出“在表面的聯系內兜圈子”，對“最粗淺的現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釋”的誤區，[2]就必須突破以往的理論，在面對現實的同時發揮主體能動性，沖破思想障礙，敢于進行理論創新。

集馬克思經濟哲學思想之大成的《資本論》，既與馬克思立足于資本主義經濟生活的現實，從現象分析中揭開資本主義社會結構、關系、運行機制乃至整個人類社會歷史的“謎底”有關，又與馬克思在充分吸取以往和當時的經濟學、哲學思維成果基礎上，善于走出哲學和經濟學各自的理論藩籬，在綜合兩者的基礎上進行理論創新不無聯系。正因如此，馬克思才最終實現了其哲學與經濟學成果——唯物史觀與剩余價值論的有機統一。

縱觀馬克思一生的經濟哲學研究，他不是躲進書齋給自己設定純抽象思辨的命題，在主觀玄想中構造體系，而是立足經濟現實，捕捉時代提出的重大問題；不囿于“現存”和既有的方法、結論，而是讓“思想的閃電”在劃破理論的迷霧中，揭示現實經濟生活的真諦。

今天，雖然時代的巨變使經濟哲學研究無論在形式上還是內容上都與馬克思那個時代有了極大差異，但馬克思當年從客觀性與主體性相統一的角度研究經濟哲學的思路和方法，仍能為我們從事當代經濟哲學研究提供有益的啟迪。在此，不妨借用馬克思的一句名言：經濟哲學要想成為“自己時代精神的精華”，就必須“不僅從內部即就其內容來說，而且從外部即就其表現來說，都要和自己時代的現實世界接觸并相互作用”。[3]同時，要充分發揮主體特有的能動性，破除陳舊的傳統觀念，解放思想，敢于創新，與時俱進。

二、科學性與人文性的統一

科學性與人文性，分別從物與人的角度，體現了人類對世界的兩種基本態度和價值取向，前者強調客觀性和事實評價，后者強調主體性和人文關懷。馬克思經濟哲學研究的對象，無疑是“現實的人”[4]。馬克思認為，“現實的人”既是“社會關系的總和”，[5]又是能動的、有價值、理想追求的主體。因此，經濟哲學要研究“物”，也要研究“人”，應是科學性與人文性的辯證統一。在馬克思的經濟哲學中，科學性與人文性的這種辯證統一，體現得尤為徹底。

馬克思既反對從所謂“純粹的客觀性”或單純的技術理性、經濟模式出發考察經濟現實的做法，認為這種撇開主體的人和缺乏對人的價值需要、利益要求、地位體現、發展愿望的人文關懷的理論，把人降低或等同于“物”和單純“經濟人”；同時，又反對從抽象的人、人性、人道主義出發考察經濟現實的做法，認為這種拋棄客觀的物和缺乏對客體分析的“人文關懷”，只能使人成為虛假的主體和片面的“道德人”。與資產階級經濟學或哲學不同，馬克思經濟哲學的獨到之處，在于他在揭示資本主義經濟結構和人類社會歷史的本質時，把它們視為以人的生產實踐為基礎和中介的合規律的過程，強調無產階級解放之路的尋求，首先必須深入到客觀的經濟底層，同時，又關注現實的人尤其是無產階級的地位、處境、命運和出路，認為自己的理論就是為“倍受壓迫”的那個階級提供解放的精神武器。[6]因此，在馬克思的經濟哲學中，對“人”的探討既以對客觀事實的科學研究為基礎，又以對人的價值追求和發展要求為目的；對“物”的探討既以人的價值取向為參照，又注重從物的基礎、本源角度探究人文關懷的合理性和可能性。

今天，借鑒馬克思科學性與人文性辯證統一的方法建構當代中國經濟哲學，有助于我們關注和研究全球化和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經濟增長、轉型、變化、發展的現狀、歷史和未來趨勢，立足科學的實證經濟學，從人化了的客觀世界中認識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自然基質及其本質規律，為理解和滿足人的價值需求、人生的現實性、時代的變易性、社會生活的真偽性，以及準確定位與之相應的人格模式，提供客觀依據；同時，也關注和研究人在全球化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體現自身價值、發展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善于運用科學的哲學世界觀和方法論，研究人的價值要求的客觀范圍和內在層次，為使人在冷漠、自在的自然物質世界中看到自己的價值，體現生存的意義，感到人生的溫暖、美好和崇高提供激情泉源。具體言之，經濟哲學要研究宏觀的經濟增長與人的發展、社會進步三者間的關系，研究微觀的諸如經濟發展、轉型引發的利益與價值、公平與效率等矛盾，以及道德與經濟、政治與經濟、法律與經濟乃至社會心理與經濟等等之間的關系問題。

三、決定性與選擇性的統一

決定性與選擇性則側重于從實踐角度表述主客關系。決定性即承認人類社會歷史及其經濟運動是有自身規律可循的自然歷史過程；選擇性即承認社會歷史及其經濟運動又是歷史主體的人有目的的活動過程。前者肯定客觀世界和其規律的必然性及其對人的制約性，后者肯定主體的人的能動性和創造性，認為作為歷史主體的人一身兼任“劇中人物”和“劇作者”雙重身份。[7]因此，人類社會歷史和經濟運動的規律，是通過現實的人的有選擇的能動性活動而得以實現的。人的實踐是聯接兩者的中介，正是在實踐基礎上，兩者達到了辯證的統一。經濟哲學研究的目的之一，就在于通過對經濟現實的理性考察，為發揮人的自主能動性提供理論根據，因此它應當從決定與選擇的統一角度，研究作為客體的世界與作為主體的人之間相互作用的辯證關系。這種統一在馬克思經濟哲學思想中，同樣得到了體現。

在馬克思看來，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陷入純實證經濟論和蒲魯東陷入純思辨的經濟論，原因之一就是他們離開歷史的主客體關系來考察經濟問題，沒有看到客觀經濟規律既是人的能動實踐的結果，因而人在它面前并非束手無策；但經濟事實作為既定產物又具有客觀必然性和制約性，因而人在它面前不能隨心所欲。由于不能正確認識經濟活動中決定性與選擇性的統一關系，導致他們或者陷于機械決定論，視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為“永恒之手”，完全制約著人的活動；或者陷于唯心能動論，視個體理性、“社會天才”的自由意志為解決經濟矛盾的靈丹妙藥。與他們不同，馬克思一方面認為社會的、歷史的物質活動是人類生產實踐、經濟生活的根本內容，生產力是在人類從事生產的經濟活動的歷史過程中積累、創造的物質力量，而不是自身無前提的先驗假設；同時又認為人類生產實踐是主體的人有意識、有目的的活動，生產力是人的實踐能力的物化，生產關系是人為適應生產力而創造的結果。這樣，馬克思通過物質生產實踐作為歷史的主體與客體的基礎和中介，科學地預示了人類社會歷史和經濟活動，是歷史決定論和歷史選擇論的統一。

今天，借鑒馬克思的上述方法考察當代中國選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路和制訂新世紀現代化戰略決策，有助于我們走出“超越論”和“循序論”的兩極，既立足于“以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為中心”，研究諸如中國與世界體系的聯系與交往中，經濟的調整、重組、改革、開放等關系；又充分發揮主體的能動創造性，在歷史的決定性與選擇性的交錯點上“抓住機遇”，切實把我們的事情做好。借鑒馬克思的上述方法研究生態和可持續發展等問題，有助于我們走出“人類中心論”或“生態決定論”的兩極，進而深入研究諸如經濟增長與自然成本和生產效率、人口生產與物質生產，社會發展中的物質生產、人口生產與精神生產，自然發展與社會發展，以及社會生產和再生產與自然可再生性發展等等之間的相互制約關系。

四、共時性與歷時性的統一

共時性與歷時性，是分別從靜態與動態、橫向與縱向的維度考察社會結構及其形態的視角。前者側重于以特定社會經濟運動的系統以及系統中要素間相互關系為基礎，把握社會結構；后者側重于以社會經濟運動的過程以及過程中的矛盾運動發展的規律為基礎，把握社會形態。運動通過靜止表現出來，相對靜止中有永恒的運動。因此，共時性與歷時性兩者有著辯證統一的關系。

上述理論在馬克思經濟哲學中，具體體現為他的“有中介的社會生產體系”[8]觀：社會就其靜態存在看，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和社會關系；就其動態展開看，是生產力發展改變生產關系及其一切社會關系。生產方式作為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中介，既為生產力所決定又決定生產關系，既具生產力功能又具生產關系價值，是共時性與歷時性的統一。人類社會特定結構及其整個歷史運動，既是一個以生產方式內部各要素相互作用為基礎的系統，又是一個由生產方式運動推動的過程。因此，社會結構與社會形態統一的基礎，在于社會的生產方式。

今天，借鑒馬克思的上述觀點研究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有助于我們既從歷史的、現實的國情出發，又把它置于“世界歷史”、“全球化”的國際背景中；既從我國特定的經濟發展階段、生產力發展水平出發，又聯系人類社會發展的全過程和總趨勢，從而既看到生產方式、交換方式因其中介性，可以共存于兩種社會制度之間并互通互補，生產的技術層面構成生產方式的基礎，經濟體系以它為坐標系，經濟形態的依次演進從根本上決定所有制形態的一般發展，因而資本主義的生產力、市場經濟發展階段不可超越，中國必須實行經濟體制改革，實行市場經濟；又看到生產方式、交換方式的中介性必然與一定的經濟關系、社會制度結合，生產關系的社會層面決定社會的基本制度，不同的所有制形態可以反映相同的經濟形態。因此，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和社會制度是可以超越的，中國實行的體制改革和市場經濟，應該而且必然是社會主義的。

五、實證歸納與理性概括的統一

實證歸納與理性概括的統一，是馬克思經濟哲學研究中又一基本的方法論思想。它體現為馬克思的經濟哲學不僅從經濟現實出發，在研究經濟現實中進行哲理的分析推論，并從中引出世界觀、方法論的結論，而不是止步于實證歸納；而且在對經濟現象進行哲理的分析與揭示中，融入經濟的實證使之有根有據，而不致流于哲理的空洞思辨和抽象演繹。

還在馬克思創立經濟哲學之初，他就批判地審視了當時的經濟理論，既反對蒲魯東用先驗原則、抽象哲學理念投射經濟現實，認為這只能導致“可笑的哲學”；[9]又批評一些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停留于純粹經濟事實的膚淺表述和實證歸納，認為其不從經濟關系的社會歷史性考察、深究經濟現象的本質，導致了他們視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為固定永恒的規律的唯心史觀結論。而馬克思《資本論》中貫串始終的抽象與具體、邏輯與歷史、分析與綜合、演繹與歸納的方法，則是他融合經濟學實證性與哲學思辨性的結晶。雖然這部研究資本主義的巨著側重于分析資本主義的經濟結構，但這種分析卻既因哲學唯物史觀的運用而使經濟學的實證分析，超越了純粹的表象描述而具有強烈的理性思辨，又因經濟學勞動價值論、剩余價值論的實證而使哲學的邏輯推演，超越了純思辨的抽象論證而具有透徹的經驗說服力，從而使它的價值，遠遠超過了任何單純的經濟學著作或單純的哲學著作。縱觀馬克思的經濟哲學思想，其哲學與經濟學在相互交融基礎上達到了辯證統一。如同勞動、分工、生產力、生產關系既是經濟學又是哲學的基本范疇一樣，馬克思的經濟哲學理論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既是社會的、歷史的、哲學的經濟學，又是經濟的社會學、歷史學和哲學。

今天，借鑒馬克思的哲學理性思考和經濟學實證分析統一的方法研究和建構當代中國經濟哲學，必須做到：一方面，在探討諸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經濟全球化等具體問題時，必須運用世界歷史理論、社會形態論加以理性抽象而不能止于經濟范式、技術模式、操作手段等經濟學的表層。另一方面，在深化諸如的社會結構論、形態論、本質論、動力論等基本理論時，必須結合和依據世界、中國的社會經濟變化現狀和趨勢，以及新科技革命、信息革命等問題加以經驗證明，而不囿于抽象的概念框架和理論體系。更重要的是要在融合兩者特征的基礎上，創建出既不因滿足于繁榮表象而對自身功能產生幻化、又不因囿于空洞思辨而對自身功能產生懷疑的，既適合又能指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現實的經濟哲學理論。

【參考文獻】

[1][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140，149.

[2]資本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98.

[3][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21，466-467.

[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23.

篇（3）

哲學的經濟學分析和經濟學的哲學概括，是馬克思理論研究中極其重要的內容，體現出豐富的方法論思想。認真清理和總結這些思想，無論對于我們建構當代中國經濟哲學還是分析現實經濟問題，都具有重要的理論借鑒意義。

一、客觀性與主體性的統一

馬克思的經濟哲學既非單純經濟學也非純粹哲學，而是在融合兩者基礎上形成的一種新質科學。這種“新質”，就在于它打破了當時的一些哲學家和經濟學家考察經濟問題的方法：或者從主觀概念、理性原則出發剪裁、套用客觀經濟現實，否認后者是前者的基礎；或者停留和止步于客觀經濟現象的表層，否認作為主體的人的認識、實踐的能動創造性。前者是唯心主義的經濟哲學方法，后者是機械唯物主義的經濟哲學方法。

馬克思對唯心主義經濟哲學思想的批判，在他最初的經濟哲學研究成果《哲學的貧困》中就有著充分的體現。他批評蒲魯東從普遍理性出發建構經濟學的哲學體系，把經濟范疇視作“不依賴實際關系而自生”的思想，不過是一種先驗的唯心主義的經濟哲學。而他關于經濟學要能夠真正揭示現實經濟生活的本質和規律，就必須跳出哲學的圈子研究經濟現象的思想，則蘊含著從經濟現實、物質生產出發的唯物主義經濟哲學思想。同時，對庸俗經濟學思想的反思，使馬克思意識到，經濟哲學要走出“在表面的聯系內兜圈子”，對“最粗淺的現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釋”的誤區，就必須突破以往的理論，在面對現實的同時發揮主體能動性，沖破思想障礙，敢于進行理論創新。

集馬克思經濟哲學思想之大成的《資本論》，既與馬克思立足于資本主義經濟生活的現實，從現象分析中揭開資本主義社會結構、關系、運行機制乃至整個人類社會歷史的“謎底”有關，又與馬克思在充分吸取以往和當時的經濟學、哲學思維成果基礎上，善于走出哲學和經濟學各自的理論藩籬，在綜合兩者的基礎上進行理論創新不無聯系。正因如此，馬克思才最終實現了其哲學與經濟學成果——唯物史觀與剩余價值論的有機統一。

縱觀馬克思一生的經濟哲學研究，他不是躲進書齋給自己設定純抽象思辨的命題，在主觀玄想中構造體系，而是立足經濟現實，捕捉時代提出的重大問題；不囿于“現存”和既有的方法、結論，而是讓“思想的閃電”在劃破理論的迷霧中，揭示現實經濟生活的真諦。

今天，雖然時代的巨變使經濟哲學研究無論在形式上還是內容上都與馬克思那個時代有了極大差異，但馬克思當年從客觀性與主體性相統一的角度研究經濟哲學的思路和方法，仍能為我們從事當代經濟哲學研究提供有益的啟迪。在此，不妨借用馬克思的一句名言：經濟哲學要想成為“自己時代精神的精華”，就必須“不僅從內部即就其內容來說，而且從外部即就其表現來說，都要和自己時代的現實世界接觸并相互作用”。同時，要充分發揮主體特有的能動性，破除陳舊的傳統觀念，解放思想，敢于創新，與時俱進。

二、科學性與人文性的統一

科學性與人文性，分別從物與人的角度，體現了人類對世界的兩種基本態度和價值取向，前者強調客觀性和事實評價，后者強調主體性和人文關懷。馬克思經濟哲學研究的對象，無疑是“現實的人”。馬克思認為，“現實的人”既是“社會關系的總和”，又是能動的、有價值、理想追求的主體。因此，經濟哲學要研究“物”，也要研究“人”，應是科學性與人文性的辯證統一。在馬克思的經濟哲學中，科學性與人文性的這種辯證統一，體現得尤為徹底。

馬克思既反對從所謂“純粹的客觀性”或單純的技術理性、經濟模式出發考察經濟現實的做法，認為這種撇開主體的人和缺乏對人的價值需要、利益要求、地位體現、發展愿望的人文關懷的理論，把人降低或等同于“物”和單純“經濟人”；同時，又反對從抽象的人、人性、人道主義出發考察經濟現實的做法，認為這種拋棄客觀的物和缺乏對客體分析的“人文關懷”，只能使人成為虛假的主體和片面的“道德人”。與資產階級經濟學或哲學不同，馬克思經濟哲學的獨到之處，在于他在揭示資本主義經濟結構和人類社會歷史的本質時，把它們視為以人的生產實踐為基礎和中介的合規律的過程，強調無產階級解放之路的尋求，首先必須深入到客觀的經濟底層，同時，又關注現實的人尤其是無產階級的地位、處境、命運和出路，認為自己的理論就是為“倍受壓迫”的那個階級提供解放的精神武器。因此，在馬克思的經濟哲學中，對“人”的探討既以對客觀事實的科學研究為基礎，又以對人的價值追求和發展要求為目的；對“物”的探討既以人的價值取向為參照，又注重從物的基礎、本源角度探究人文關懷的合理性和可能性。

今天，借鑒馬克思科學性與人文性辯證統一的方法建構當代中國經濟哲學，有助于我們關注和研究全球化和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經濟增長、轉型、變化、發展的現狀、歷史和未來趨勢，立足科學的實證經濟學，從人化了的客觀世界中認識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自然基質及其本質規律，為理解和滿足人的價值需求、人生的現實性、時代的變易性、社會生活的真偽性，以及準確定位與之相應的人格模式，提供客觀依據；同時，也關注和研究人在全球化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體現自身價值、發展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善于運用科學的哲學世界觀和方法論，研究人的價值要求的客觀范圍和內在層次，為使人在冷漠、自在的自然物質世界中看到自己的價值，體現生存的意義，感到人生的溫暖、美好和崇高提供激情泉源。具體言之，經濟哲學要研究宏觀的經濟增長與人的發展、社會進步三者間的關系，研究微觀的諸如經濟發展、轉型引發的利益與價值、公平與效率等矛盾，以及道德與經濟、政治與經濟、法律與經濟乃至社會心理與經濟等等之間的關系問題。

三、決定性與選擇性的統一

決定性與選擇性則側重于從實踐角度表述主客關系。決定性即承認人類社會歷史及其經濟運動是有自身規律可循的自然歷史過程；選擇性即承認社會歷史及其經濟運動又是歷史主體的人有目的的活動過程。前者肯定客觀世界和其規律的必然性及其對人的制約性，后者肯定主體的人的能動性和創造性，認為作為歷史主體的人一身兼任“劇中人物”和“劇作者”雙重身份。因此，人類社會歷史和經濟運動的規律，是通過現實的人的有選擇的能動性活動而得以實現的。人的實踐是聯接兩者的中介，正是在實踐基礎上，兩者達到了辯證的統一。經濟哲學研究的目的之一，就在于通過對經濟現實的理性考察，為發揮人的自主能動性提供理論根據，因此它應當從決定與選擇的統一角度，研究作為客體的世界與作為主體的人之間相互作用的辯證關系。這種統一在馬克思經濟哲學思想中，同樣得到了體現。

在馬克思看來，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陷入純實證經濟論和蒲魯東陷入純思辨的經濟論，原因之一就是他們離開歷史的主客體關系來考察經濟問題，沒有看到客觀經濟規律既是人的能動實踐的結果，因而人在它面前并非束手無策；但經濟事實作為既定產物又具有客觀必然性和制約性，因而人在它面前不能隨心所欲。由于不能正確認識經濟活動中決定性與選擇性的統一關系，導致他們或者陷于機械決定論，視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為“永恒之手”，完全制約著人的活動；或者陷于唯心能動論，視個體理性、“社會天才”的自由意志為解決經濟矛盾的靈丹妙藥。與他們不同，馬克思一方面認為社會的、歷史的物質活動是人類生產實踐、經濟生活的根本內容，生產力是在人類從事生產的經濟活動的歷史過程中積累、創造的物質力量，而不是自身無前提的先驗假設；同時又認為人類生產實踐是主體的人有意識、有目的的活動，生產力是人的實踐能力的物化，生產關系是人為適應生產力而創造的結果。這樣，馬克思通過物質生產實踐作為歷史的主體與客體的基礎和中介，科學地預示了人類社會歷史和經濟活動，是歷史決定論和歷史選擇論的統一。

今天，借鑒馬克思的上述方法考察當代中國選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路和制訂新世紀現代化戰略決策，有助于我們走出“超越論”和“循序論”的兩極，既立足于“以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為中心”，研究諸如中國與世界體系的聯系與交往中，經濟的調整、重組、改革、開放等關系；又充分發揮主體的能動創造性，在歷史的決定性與選擇性的交錯點上“抓住機遇”，切實把我們的事情做好。借鑒馬克思的上述方法研究生態和可持續發展等問題，有助于我們走出“人類中心論”或“生態決定論”的兩極，進而深入研究諸如經濟增長與自然成本和生產效率、人口生產與物質生產，社會發展中的物質生產、人口生產與精神生產，自然發展與社會發展，以及社會生產和再生產與自然可再生性發展等等之間的相互制約關系。

四、共時性與歷時性的統一

共時性與歷時性，是分別從靜態與動態、橫向與縱向的維度考察社會結構及其形態的視角。前者側重于以特定社會經濟運動的系統以及系統中要素間相互關系為基礎，把握社會結構；后者側重于以社會經濟運動的過程以及過程中的矛盾運動發展的規律為基礎，把握社會形態。運動通過靜止表現出來，相對靜止中有永恒的運動。因此，共時性與歷時性兩者有著辯證統一的關系。

上述理論在馬克思經濟哲學中，具體體現為他的“有中介的社會生產體系”觀：社會就其靜態存在看，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和社會關系；就其動態展開看，是生產力發展改變生產關系及其一切社會關系。生產方式作為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中介，既為生產力所決定又決定生產關系，既具生產力功能又具生產關系價值，是共時性與歷時性的統一。人類社會特定結構及其整個歷史運動，既是一個以生產方式內部各要素相互作用為基礎的系統，又是一個由生產方式運動推動的過程。因此，社會結構與社會形態統一的基礎，在于社會的生產方式。

今天，借鑒馬克思的上述觀點研究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有助于我們既從歷史的、現實的國情出發，又把它置于“世界歷史”、“全球化”的國際背景中；既從我國特定的經濟發展階段、生產力發展水平出發，又聯系人類社會發展的全過程和總趨勢，從而既看到生產方式、交換方式因其中介性，可以共存于兩種社會制度之間并互通互補，生產的技術層面構成生產方式的基礎，經濟體系以它為坐標系，經濟形態的依次演進從根本上決定所有制形態的一般發展，因而資本主義的生產力、市場經濟發展階段不可超越，中國必須實行經濟體制改革，實行市場經濟；又看到生產方式、交換方式的中介性必然與一定的經濟關系、社會制度結合，生產關系的社會層面決定社會的基本制度，不同的所有制形態可以反映相同的經濟形態。因此，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和社會制度是可以超越的，中國實行的體制改革和市場經濟，應該而且必然是社會主義的。

五、實證歸納與理性概括的統一

實證歸納與理性概括的統一，是馬克思經濟哲學研究中又一基本的方法論思想。它體現為馬克思的經濟哲學不僅從經濟現實出發，在研究經濟現實中進行哲理的分析推論，并從中引出世界觀、方法論的結論，而不是止步于實證歸納；而且在對經濟現象進行哲理的分析與揭示中，融入經濟的實證使之有根有據，而不致流于哲理的空洞思辨和抽象演繹。

還在馬克思創立經濟哲學之初，他就批判地審視了當時的經濟理論，既反對蒲魯東用先驗原則、抽象哲學理念投射經濟現實，認為這只能導致“可笑的哲學”；[9]又批評一些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停留于純粹經濟事實的膚淺表述和實證歸納，認為其不從經濟關系的社會歷史性考察、深究經濟現象的本質，導致了他們視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為固定永恒的規律的唯心史觀結論。而馬克思《資本論》中貫串始終的抽象與具體、邏輯與歷史、分析與綜合、演繹與歸納的方法，則是他融合經濟學實證性與哲學思辨性的結晶。雖然這部研究資本主義的巨著側重于分析資本主義的經濟結構，但這種分析卻既因哲學唯物史觀的運用而使經濟學的實證分析，超越了純粹的表象描述而具有強烈的理性思辨，又因經濟學勞動價值論、剩余價值論的實證而使哲學的邏輯推演，超越了純思辨的抽象論證而具有透徹的經驗說服力，從而使它的價值，遠遠超過了任何單純的經濟學著作或單純的哲學著作。縱觀馬克思的經濟哲學思想，其哲學與經濟學在相互交融基礎上達到了辯證統一。如同勞動、分工、生產力、生產關系既是經濟學又是哲學的基本范疇一樣，馬克思的經濟哲學理論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既是社會的、歷史的、哲學的經濟學，又是經濟的社會學、歷史學和哲學。

今天，借鑒馬克思的哲學理性思考和經濟學實證分析統一的方法研究和建構當代中國經濟哲學，必須做到：一方面，在探討諸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經濟全球化等具體問題時，必須運用世界歷史理論、社會形態論加以理性抽象而不能止于經濟范式、技術模式、操作手段等經濟學的表層。另一方面，在深化諸如的社會結構論、形態論、本質論、動力論等基本理論時，必須結合和依據世界、中國的社會經濟變化現狀和趨勢，以及新科技革命、信息革命等問題加以經驗證明，而不囿于抽象的概念框架和理論體系。更重要的是要在融合兩者特征的基礎上，創建出既不因滿足于繁榮表象而對自身功能產生幻化、又不因囿于空洞思辨而對自身功能產生懷疑的，既適合又能指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現實的經濟哲學理論。

【參考文獻】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140，149.

資本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98.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21，466-467.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23.

篇（4）

一、馬克思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的主要內容

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是政治經濟學經典巨著《資本論》的核心理論之一，這一理論深入地闡釋了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以及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的實現條件。社會總資本是單個資本的總和。“各個單個資本的循環是互相交錯的，是互為前提、互為條件的，而且正是在這種交錯中形成社會總資本的運動。”社會總資本的運動不僅包含著保障生產消費的資本的流通，還包含著保障個人消費的一般商品流通。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以勞動價值論為基礎，以考察社會總產品的實現問題為核心，即如何實現價值補償（社會總產品的價值由商品形式轉化為貨幣形式）和實物補償（社會總產品的價值由貨幣形式轉化為物質產品和服務）的問題。

社會總資本在一定時期內執行的結果即為社會總產品。馬克思將社會總產品按用途分為生產資料部類Ⅰ和生活資料部類Ⅱ兩大部類，按價值構成分為不變資本c、可變資本v、剩余價值m三大部分。在簡單再生產條件下，要想實現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就要保證全社會生產的生產資料、消費資料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均衡發展，可用公式表述為：

I（c+v+m）=Ic+IIc

II（c+v+m）=I（v+m）+II（v+m）

實現條件I（v+m）=IIc

簡單再生產是積累的一個現實因素，是擴大再生產的物質基礎和重要組成部分，其中蘊含著擴大再生產的巨大潛力。通過上述公式可以顯而易見的推導出I（c+v+m）+II（c+v+m）=Ic+IIc+I（v+m）+II（v+m），由此可見，全社會生產的生產資料、消費資料之間的總供給、總需求只有保持數值和比例上的平衡，社會再生產才能順利開展。

馬克思認為，同樣的在擴大再生產條件下，要想實現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就要保證全社會生產的生產資料、消費資料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均衡發展，可用公式表述為：

I（c+v+m）=Ic+I（Δc）+IIc+II（Δc）

II（c+v+m）=I（v+Δv+m/x）+II（v+Δv+m/x）

實現條件I（v+m）>IIc

擴大再生產是對簡單再生產的發展與擴充，I（v+m）>IIc表明不能完全實現對生產資料部類和生活資料部類的等價交換，即擴大再生產過程中要存在多余的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通過上述公式可以顯而易見的推導出I（v+Δv+m/x）=II（c+Δc），由此可見，全社會生產的生產資料、消費資料之間的總供給、總需求只有保持數值和比例上的平衡，社會再生產才能順利開展。

二、馬克思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是宏觀調控的理論基礎

馬克思的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說明總需求與總供給平衡是社會再生產順利進行的條件。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所揭示的客觀經濟規律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也同樣適用，通過對馬克思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的研究不難發現國家對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手段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內在需求。由于市場調節的自發性和盲目性，難以保障社會總資本再生產過程的順利進行，需要國家進行干預和調控。

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也存在著發揮政府宏觀調控職能從而確保以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為基礎的宏觀經濟正常運行的問題。面對我國當前產能過剩、經濟結構不合理、區域發展不協調以及有效需求不足等一系列的經濟問題。為保障總供給和總需求二者之間的平衡，國家進行了供給管理和需求管理，但需求管理存在著較大的局限性：難以解決長期經濟結構失衡的問題；缺乏強制性難以產生有力的調控效果；錯誤地認為市場機制可以自動解決資源配置的問題。故而要正確地處理好供給管理和需求管理二者之間的關系，從我國當下的經濟實際來看，從供給端發力迫在眉睫。

以馬克思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為基礎來分析我國宏觀經濟的發展狀況，相應地，宏觀調控方式的選擇也要依據馬克思的相關經濟理論和所處的經濟大背景以及實際進行。因此，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就需要把計劃和市場結合起來，在尊重市場對資源配置起決定性作用的同時發揮好政府宏觀調控的職能。實施宏觀調控要以經濟手段和法律手段為主，輔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厘清市場和政府之間的關系；政府應該以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為基點，調整優化經濟結構。并且宏觀調控手段實現的全社會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平衡不僅僅是指價值量上的機械相等，而是一種動態的平衡，一種集總量平衡、結構平衡和國際收支平衡為一體的整體平衡，才能實現資源的合理配置，最終實現經濟增長、物價穩定、充分就業以及國際收支平衡的宏觀調控目標。

三、馬克思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指導宏觀調控的現實意義

（一）強化了馬克思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的科學價值

依據馬克思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所指出的要想使社會生產順利進行，就必須保證全社會的總供給和總需求實現動態平衡。參照這一政治經濟學原理，有助于加速產業結構調整升級，實現資源合理配置，進一步提高生產資料的有效供給，便于實現社會生產的協調發展。社會宏觀經濟的合理運行，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馬克思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的科學性與合理性，這一原理蘊含著豐富的理性邏輯演繹體系。通過這一系列的邏輯演繹體系得出要以“看得見的手”和“看不見的手”共同協調社會經濟運行狀況，這種理性邏輯演繹體系有助于把復雜多變的社會經濟現象簡化為易于分析推理的公式，這對于我國宏觀調控的安排與布局都具有很強的借鑒意義，為我國的宏觀調控提供了方法論層面的指導。形成了新時代具有中國特色、體現中國智慧的社會主義宏觀調控體制，強化了馬克思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的科學價值。

（二）完善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政治經濟學和當代中國經濟實際相結合的成果，同時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也需要對我國宏觀調控的理論體系進行研究。通過對馬克思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的研究，結合中國特色宏觀調控的實踐經驗，構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宏觀調控理論體系。與西方國家的宏觀調控相比，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宏觀調控機制能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而西方卻以私有制為基礎，尋求資產階級利益的最大化，片面的追求GDP的增長。可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宏觀調控理論作為政治經濟學在中國的延伸和發展，為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提供了強有力的理論支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不是無源之水，只有把馬克思的經典經濟理論貫徹落實到我國的經濟社會實踐中來，才能實現馬克思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的創新性發展，不斷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

（三）促進了我國國民經濟平穩快速增長

新常態下，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由高速逐步轉為中高速；經濟發展方式由規模速度型逐步轉為質量高效型；經濟發展動力由依靠資源、勞動力逐步轉為創新驅動。必須要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供給側”概念是對宏觀經濟政策思路的全新認知，也進一步指明了今后宏觀經濟政策的著力點以及落腳點。供給側改革盡管意味著宏觀著力點發生調整，但并不代表全盤顛覆所有經濟改革的舉措，而是一系列改革舉措更明晰、更具體的表達方式，從而有助于帶動改革紅利更快釋放出來。這些舉措既體現了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普遍原則，同時也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的顯著優勢，使得市場經濟的長處以及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都得到了充分發揮。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促進了我國的國民經濟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發展，消除了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相結合的障礙，形成了經濟增長和充分就業、物價穩定和國際收支平衡的良性循環。

政治經濟學畢業論文范文模板(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政治經濟學探究論文

摘要：本文從供給側改革和供給學派的理論差異入手，從社會商品部類的平衡角度和社會主義經濟本質的角度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進行了探究，從而得到了立足于實際，發展中高端生產力、提振科技創新的結論。以期能夠由遠及近的保證我國市場能夠繁榮穩定。

關鍵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政治經濟學

中圖分類號：F12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9082（2020）03-0-01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點依舊放在解放發展社會生產力方面，深化改革以推進結構調整與產業轉型，減少低端生產或無效供給，發展振興有效的中高端產業供給能力，在維持供給結構的穩定性和靈活性的前提下，盡全力提高商品的生產能力。經由政策手段、科技創新、實業經濟等措施，以解決我國供給側現存問題。

一、供給側改革與西方供給學派的不同

1.西方供給學派的現有觀點

西方供給學派片面性的強調供給可以創造需求，意圖從單純的供給方面推動經濟政治的發展[1]。增加供給和生產動力，最終使用的手段就是減稅政策，通過振興人民儲蓄理財的積極性。西方供給學派的思路不能說完全錯誤，但是過分突出稅率在經濟中的錯誤，特別是注重供給側而對需求側市場的忽視，只能說是一種完全放任的資本主義經濟理論。例如在今天如果生產大量的機械打字機，是很少有收藏家和獵奇者之外的市場存在的[2]。

2.我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我國現行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立足于政府干預的基礎上，在考量社會需求的前提下，保證供給方面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完整性，從而發揮政府經濟部門在市場調控和生產資料配置上的領導作用，從而以其在周期性微調的情況下發揮長效的經濟振興作用。

二、社會總商品部類平衡角度的改革研究

社會總產品能夠分為兩類：其一為能夠進入或必須進入生產消費之中的生產資料商品，其二為進入個人消費領域的生活資料商品[3]。在商品部類的平衡性上，生產資料商品需要向生活自理商品提供生產資料，生活商品則必須向生產商品提供消費資料，其中的平衡關系是社會生產消費的基礎。舉例來說，工人需要買菜做飯來維持工作，生產出的商品換得工資來進行買菜做飯。這之間的比例是維持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在生產率不變的前提下，擴大生產需要雇傭更多的工人，從而使得工廠能夠消化更多的生產資料；但是更多的工人需要企業維持更高的人力成本，讓工人能夠消費更多的消費商品。如果生產緊縮，或是隨著科技的發展生產率大幅度躍進，就會出現供給擁塞的情況，這時的工廠倘若進行人力優化，工人失業或薪水降低，同樣也會降低消費商品的需求，造成更大規模的供給擁塞現象。為了避免這種鏈式經濟反應，需要保持平衡穩定的供給側和市場需求之間的比例關系。馬克思在社會總商品再生產理論的宗旨思想就是部類比例平衡。為了維持市場處于出清狀態，控制再生產和部類商品之間的交換關系，才能夠使經濟進入穩定發展階段[4]。

大的消費生產部類進入平衡階段，也就意味著各個細分部類也進入了合理的平衡比例，保證在各個小類之中的生產和需求達到了平衡，這樣才能夠維持整個社會簡單再生產與擴大再生產之間的正常運轉。如果某些小類出現了產品過剩，另一些小類出現了產品不足的現象，對整個社會都是一種嚴重的生產資料浪費，甚至會影響經濟的平穩運轉。

部類供需不平衡是我國當前經濟所面臨的問題，產能失衡是過去經濟飛速發展所遺留下來的合理問題。但是如鋼鐵、煤炭、石化方面產能嚴重擁塞，重工業領域產能過剩非常嚴重，因為技術問題，生產效率也較為低下。但是一些輕工業、新興產業的產能仍然不足，民生經濟無法得到足夠的生產資料，發展部分受限。早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前蘇聯就面臨著國防與民生經濟的嚴重失衡，并且最終導致了社會的巨大混亂。這種最深層次的產品部類供需失衡，仍然需要我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最大化的警惕。

三、社會主義經濟本質角度的改革

社會主義經濟是存在計劃特征的市場經濟，是在政府部分干預下的自主經濟。當前世界，除朝鮮、香港與美國外，全部國家或地區都使用帶有政府管控調節的市場經濟進行發展。從社會主義的本質出發，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進一步完善和調整，以最大限度的解放生產力為目標，提高生產資料的配置效率和產出結構，提升全要素的生產率，適應當前社會不斷發展的人民需求和國家福利。

篇（5）

體制結構目標主要從中國的漸進式改革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上來分析，所有制結構和個人收入分配制度及其保障體系較為完善。經濟運行目標主要包括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微觀經濟運行目標和宏觀經濟運行目標。微觀經濟運行目標主要包括企業和企業制度的完善及國企改革的推進、社會主義市場機制、市場體系、社會主義市場秩序和規則較為完善。宏觀經濟運行目標是實現總供給與總需求及其相互關系的平衡、宏觀經濟調控目標順利實現、政府職能得到完善等。經濟發展的目標就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經濟增長目標（包括經濟增長的目標和經濟增長方式等）和經濟發展目標（包括經濟發展方式、經濟發展與經濟結構、中國二元經濟結構、對外開放和經濟全球化的關系、科學發展觀及經濟與社會的和諧發展等）。

2中國經濟學面臨的困境

2.1經濟學被邊緣化，研究成果和研究團隊萎縮

在中國經濟學被邊緣化，甚至已無立身之地。目前，高校馬思主義經濟理論課程已被嚴重壓縮，中國經濟學界研究成果，主要是有關西方經濟學的內容，有關經濟學內容的不到十分之一；有的雖然打著經濟學的招牌如《勞動價值論》，卻在宣揚資產階級要素價值論的觀點。

其次，經濟學專業的研究生對經濟學的學習不感興趣，更談不上研究。在西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十七年招收的330名博士生中，他們在學期間發表的經濟學論文一千多篇，其中真正研究經濟學的不到10篇。經濟學專業的教學隊伍中從事經濟學的教學與研究者也日益縮小。

2.2中國經濟學傳統教學體系與教學方式嚴重滯后于國際化要求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學教學體系與教學方式改革有了長足的發展。但教學體系與教學方式仍嚴重滯后于國際上經濟學專業的新發展。首先，教學內容重復。以經濟學專業學生為例，大學本科階段學習的政治經濟學內容在高中就曾經完整的學習過，研究生階段則開設專題性課程，但在體系性、知識抽象性程度上基本沒有差異。其次，理論體系被人為割裂。一是將政治經濟學從體系中分割出來。二是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和社會主義部分在范疇與原理上沒有科學銜接，尚未建立整體的政治經濟學體系。再就是，教學方式的“封閉性”。當前中國經濟學教學缺少足夠的教學參觀或社會調查等課外活動。

2.3經濟理論脫離經濟現實，教學方式扼殺學生的創新精神

首先，理論脫離經濟現實，難以滿足本土化的要求。經濟學是一門社會科學，理論來源于實踐，目前，中國經濟學的教學方法基本上都是教師選定一本教材，以教材為中心開展教學活動。國內經濟學教材出版周期一般較長，教材內容與現實經濟問題極易產生距離與脫節；再者，由于國內教材大多直接照搬西方理論，西方理論與中國經濟現實本身也有距離。其次，“滿堂灌式”教學，忽視教學過程，扼殺了學生的創新精神。在課堂教學中，老師不可能講清楚全部的經濟學理論，這就要求老師主要傳授學生科學合理的學習方法，提高學生自學能力和解決分析問題的能力；而偏重于死記硬背和機械化訓練，則缺乏課堂交流和學習能力的培養。

2.4理論研究缺乏規范性，對兩個范式關系的認識上存在偏差

在過去幾十年間經濟學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相當數量的重大基礎理論問題還認識模糊。這一點在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認識問題上表現得尤為突出。例如：以什么作為切入點開始經濟學分析？用什么作為主線將這種理論體系貫穿起來？社會主義經濟的基本特征究竟有哪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市場經濟怎樣才能真正與社會主義、與公有制有機結合起來？對這些根本問題的認識尚缺乏基本規范，認識相當混亂。

在研究過程中，明顯地存在著對兩個范式關系的認識上的偏差問題。學術界存在兩種片面傾向：一是排斥和輕視西方經濟學理論，對于現代西方的經濟學理論采取一種簡單否定的態度；一是把西方經濟學特別是主流經濟學當作唯一科學的經濟學理論，忽視它所具有的意識形態的成分，否定經濟學的科學意義和對社會主義建設的指導作用。總起來看，后一種傾向在當前呼聲甚高。此外，中國經濟學研究中也存在諸如選題過于寬泛、研究結論草率等其它問題。

3中國經濟學的構建

在這種背景下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將西方經濟學中意識形態理論與市場經濟理論相分離，將市場經濟理論的科學成份嵌入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之中，實現兩種經濟學說的整合不僅必要而且可行。

3.1整合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和西方經濟學均衡分析理論

勞動價值論更多關注的是市場經濟運行的本源性問題，為揭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矛盾及其運動規律提供了理論依據。均衡分析理論更多描述的是市場經濟運行的外在表現，為揭示價格與供求的內在關系及其資源優化配置規律提供了分析工具。中國經濟學研究對象和任務已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資源優化配置，將均衡分析工具嵌入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可以克服馬克思經濟學說價格變動分析的不足，賦予勞動價值論以新的時代內涵。

3.2整合馬克思關于未來社會勞動者行為動機假設和西方經濟學經濟人假設

馬克思關于未來社會勞動者行為動機假設注重全社會成員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并認為勞動僅僅是謀生手段，這種分析框架揭示了社會主義勞動者之間生產關系及其行為動機的本質特征，但難免帶有計劃經濟的局限。西方經濟學中關于經濟人“追求個人效用最大化”假設，反映了市場經濟主體行為動機的某些重要特征，但卻“往往具有非社會性和非歷史性的傾向”。將兩種行為動機理論整合為在全社會各階級各階層根本利益一致基礎上，經濟人“追求個人效用最大化”假設。

3.3整合馬克思廣義政治經濟學思想和西方發展經濟學

馬克思晚年時期未能構建起以發展中國家為研究對象的廣義政治經濟學。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西方興起發展經濟學，先后經歷了從結構主義到新古典學派，再到以人為本的發展經濟理論；從宏觀模式的經濟增長理論到微觀分析的人類發展理論。這些理論均從不同程度上揭示了經濟落后國家擺脫貧窮落后、實現工業化、經濟市場化、社會化、現代化的發展規律。將西方發展經濟學的科學因素嵌入馬克思廣義政治經濟學的分析框架，建立中國特色的發展經濟理論，是中國選擇適合國情的科學發展戰略的需要。

3.4整合馬克思階級分析理論和西方新制度經濟學

在馬克思的分析模型中，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遺漏的所有因素：制度、產權、國家和意識形態。然而他未能深入分析未來生產方式技術持久進步、經濟充滿活力的動力源及各勞動者階級之間以及階級成員內部潛在的利益矛盾對其的影響。而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新制度經濟學則從供求關系、均衡價格的技術分析轉向了產權關系、交易費用的制度分析，從而揭示了在現代市場經濟中，在私人成本和收益與社會成本和收益不一致條件下，產權界定、國家干預以及意識形態等方面的制度創新和制度安排對技術持久進步、經濟充滿活力的重要作用。盡管新制度經濟學自身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論體系，但不妨礙我們將該學說中的科學因素嵌入經濟學階級分析理論框架中。

4中國經濟學的發展趨勢

4.1走向規范和實際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學的研究視野不斷開闊，方法不斷創新，比較成功地實現了傳統經濟學研究范式向現代經濟學研究范式的轉型，越來越走向規范化。但是，中國經濟學從總體上看還是不成熟的。基礎理論還比較薄弱，研究方法還比較落后，學科規范還不夠嚴格，中國經濟學作為一種科學體系還在形成，中國經濟學必須堅持走向規范。建立學術規范，發展學術評價，是中國經濟學進一步發展和提高的重要條件和必由之路。

多年來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是，中國經濟學理論仍然落后于實踐，中國經濟學理論的發展仍受著傳統思維方式的束縛。為此，中國經濟學必須堅持走向實際。對于中國經濟學來說，當務之急是要從實際出發，搞清楚中國所面臨的究竟是什么樣的經濟問題，仔細分析問題背后的原因，找出解決問題的具體方法和途徑并且揭示出中國經濟發展的基本規律。

篇（6）

1中國經濟學的目標

中國雖然已經初步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但還存在兩個方面的缺陷：一方面，計劃經濟體制的核心部分尚未徹底觸動，深層問題沒有完全解決；另一方面，一些新建立的重大制度仍是框架性的，尚不穩固，在具體實施中還有不少漏洞。因此，建設一門能反映中國市場經濟體制特點和中國經濟發展道路特色的中國經濟學是有必要的。這也是中國經濟學的根本目標所在，而中國經濟學的具體目標可分為體制結構、經濟運行和經濟發展三個部分。

體制結構目標主要從中國的漸進式改革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上來分析，所有制結構和個人收入分配制度及其保障體系較為完善。經濟運行目標主要包括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微觀經濟運行目標和宏觀經濟運行目標。微觀經濟運行目標主要包括企業和企業制度的完善及國企改革的推進、社會主義市場機制、市場體系、社會主義市場秩序和規則較為完善。宏觀經濟運行目標是實現總供給與總需求及其相互關系的平衡、宏觀經濟調控目標順利實現、政府職能得到完善等。經濟發展的目標就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經濟增長目標（包括經濟增長的目標和經濟增長方式等）和經濟發展目標（包括經濟發展方式、經濟發展與經濟結構、中國二元經濟結構、對外開放和經濟全球化的關系、科學發展觀及經濟與社會的和諧發展等）。

2中國經濟學面臨的困境

2.1經濟學被邊緣化，研究成果和研究團隊萎縮

在中國經濟學被邊緣化，甚至已無立身之地。目前，高校馬思主義經濟理論課程已被嚴重壓縮，中國經濟學界研究成果，主要是有關西方經濟學的內容，有關經濟學內容的不到十分之一；有的雖然打著經濟學的招牌如《勞動價值論》，卻在宣揚資產階級要素價值論的觀點。

其次，經濟學專業的研究生對經濟學的學習不感興趣，更談不上研究。在西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十七年招收的330名博士生中，他們在學期間發表的經濟學論文一千多篇，其中真正研究經濟學的不到10篇。經濟學專業的教學隊伍中從事經濟學的教學與研究者也日益縮小。

2.2中國經濟學傳統教學體系與教學方式嚴重滯后于國際化要求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學教學體系與教學方式改革有了長足的發展。但教學體系與教學方式仍嚴重滯后于國際上經濟學專業的新發展。首先，教學內容重復。以經濟學專業學生為例，大學本科階段學習的政治經濟學內容在高中就曾經完整的學習過，研究生階段則開設專題性課程，但在體系性、知識抽象性程度上基本沒有差異。其次，理論體系被人為割裂。一是將政治經濟學從體系中分割出來。二是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和社會主義部分在范疇與原理上沒有科學銜接，尚未建立整體的政治經濟學體系。再就是，教學方式的“封閉性”。當前中國經濟學教學缺少足夠的教學參觀或社會調查等課外活動。

2.3經濟理論脫離經濟現實，教學方式扼殺學生的創新精神

首先，理論脫離經濟現實，難以滿足本土化的要求。經濟學是一門社會科學，理論來源于實踐，目前，中國經濟學的教學方法基本上都是教師選定一本教材，以教材為中心開展教學活動。國內經濟學教材出版周期一般較長，教材內容與現實經濟問題極易產生距離與脫節；再者，由于國內教材大多直接照搬西方理論，西方理論與中國經濟現實本身也有距離。其次，“滿堂灌式”教學，忽視教學過程，扼殺了學生的創新精神。在課堂教學中，老師不可能講清楚全部的經濟學理論，這就要求老師主要傳授學生科學合理的學習方法，提高學生自學能力和解決分析問題的能力；而偏重于死記硬背和機械化訓練，則缺乏課堂交流和學習能力的培養。

2.4理論研究缺乏規范性，對兩個范式關系的認識上存在偏差

在過去幾十年間經濟學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相當數量的重大基礎理論問題還認識模糊。這一點在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認識問題上表現得尤為突出。例如：以什么作為切入點開始經濟學分析？用什么作為主線將這種理論體系貫穿起來？社會主義經濟的基本特征究竟有哪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市場經濟怎樣才能真正與社會主義、與公有制有機結合起來？對這些根本問題的認識尚缺乏基本規范，認識相當混亂。

在研究過程中，明顯地存在著對兩個范式關系的認識上的偏差問題。學術界存在兩種片面傾向：一是排斥和輕視西方經濟學理論，對于現代西方的經濟學理論采取一種簡單否定的態度；一是把西方經濟學特別是主流經濟學當作唯一科學的經濟學理論，忽視它所具有的意識形態的成分，否定經濟學的科學意義和對社會主義建設的指導作用。總起來看，后一種傾向在當前呼聲甚高。此外，中國經濟學研究中也存在諸如選題過于寬泛、研究結論草率等其它問題。

3中國經濟學的構建

在這種背景下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將西方經濟學中意識形態理論與市場經濟理論相分離，將市場經濟理論的科學成份嵌入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之中，實現兩種經濟學說的整合不僅必要而且可行。

3.1整合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和西方經濟學均衡分析理論

勞動價值論更多關注的是市場經濟運行的本源性問題，為揭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矛盾及其運動規律提供了理論依據。均衡分析理論更多描述的是市場經濟運行的外在表現，為揭示價格與供求的內在關系及其資源優化配置規律提供了分析工具。中國經濟學研究對象和任務已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資源優化配置，將均衡分析工具嵌入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可以克服馬克思經濟學說價格變動分析的不足，賦予勞動價值論以新的時代內涵。

3.2整合馬克思關于未來社會勞動者行為動機假設和西方經濟學經濟人假設

馬克思關于未來社會勞動者行為動機假設注重全社會成員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并認為勞動僅僅是謀生手段，這種分析框架揭示了社會主義勞動者之間生產關系及其行為動機的本質特征，但難免帶有計劃經濟的局限。西方經濟學中關于經濟人“追求個人效用最大化”假設，反映了市場經濟主體行為動機的某些重要特征，但卻“往往具有非社會性和非歷史性的傾向”。將兩種行為動機理論整合為在全社會各階級各階層根本利益一致基礎上，經濟人“追求個人效用最大化”假設。

3.3整合馬克思廣義政治經濟學思想和西方發展經濟學

馬克思晚年時期未能構建起以發展中國家為研究對象的廣義政治經濟學。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西方興起發展經濟學，先后經歷了從結構主義到新古典學派，再到以人為本的發展經濟理論；從宏觀模式的經濟增長理論到微觀分析的人類發展理論。這些理論均從不同程度上揭示了經濟落后國家擺脫貧窮落后、實現工業化、經濟市場化、社會化、現代化的發展規律。將西方發展經濟學的科學因素嵌入馬克思廣義政治經濟學的分析框架，建立中國特色的發展經濟理論，是中國選擇適合國情的科學發展戰略的需要。

3.4整合馬克思階級分析理論和西方新制度經濟學

在馬克思的分析模型中，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遺漏的所有因素：制度、產權、國家和意識形態。然而他未能深入分析未來生產方式技術持久進步、經濟充滿活力的動力源及各勞動者階級之間以及階級成員內部潛在的利益矛盾對其的影響。而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新制度經濟學則從供求關系、均衡價格的技術分析轉向了產權關系、交易費用的制度分析，從而揭示了在現代市場經濟中，在私人成本和收益與社會成本和收益不一致條件下，產權界定、國家干預以及意識形態等方面的制度創新和制度安排對技術持久進步、經濟充滿活力的重要作用。盡管新制度經濟學自身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論體系，但不妨礙我們將該學說中的科學因素嵌入經濟學階級分析理論框架中。

4中國經濟學的發展趨勢

4.1走向規范和實際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學的研究視野不斷開闊，方法不斷創新，比較成功地實現了傳統經濟學研究范式向現代經濟學研究范式的轉型，越來越走向規范化。但是，中國經濟學從總體上看還是不成熟的。基礎理論還比較薄弱，研究方法還比較落后，學科規范還不夠嚴格，中國經濟學作為一種科學體系還在形成，中國經濟學必須堅持走向規范。建立學術規范，發展學術評價，是中國經濟學進一步發展和提高的重要條件和必由之路。

多年來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是，中國經濟學理論仍然落后于實踐，中國經濟學理論的發展仍受著傳統思維方式的束縛。為此，中國經濟學必須堅持走向實際。對于中國經濟學來說，當務之急是要從實際出發，搞清楚中國所面臨的究竟是什么樣的經濟問題，仔細分析問題背后的原因，找出解決問題的具體方法和途徑并且揭示出中國經濟發展的基本規律。

4.2走向開放和世界

經濟學的開放是不可避免的。既勇于肯定，又勇于否定，一切取決于是否經得住實踐的檢驗，而不論源于何時，出于何人，來自何方。經濟學走向開放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堅持引進來，將外來的理論綜合到中國經濟學理論和中國實踐中去；二是堅持走出去，要加強交流和不同學科間的聯系，進行多學科理論、多元研究方法與手段的綜合運用。

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學也正在逐步走向世界。但中國經濟學走向世界，必須首先立足本土，其次必須立足經濟，關注技術，立足當代，面向未來，使中國經濟學的研究始終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

參考文獻

［1］祝茂.轉型期中國經濟問題探索——第四屆中國經濟學年會觀點綜述［J］.南開經濟研究，2005，（1）:100-103.

［2］趙凌云.中國經濟學研究與教學存在的基本問題與解決思路［J］.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學報，2006，（4）:6-7.

篇（7）

中圖分類號：F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98（2009）03-0008-02

1 中國經濟學的目標

中國雖然已經初步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但還存在兩個方面的缺陷：一方面，計劃經濟體制的核心部分尚未徹底觸動，深層問題沒有完全解決；另一方面，一些新建立的重大制度仍是框架性的，尚不穩固，在具體實施中還有不少漏洞。因此，建設一門能反映中國市場經濟體制特點和中國經濟發展道路特色的中國經濟學是有必要的。這也是中國經濟學的根本目標所在，而中國經濟學的具體目標可分為體制結構、經濟運行和經濟發展三個部分。

體制結構目標主要從中國的漸進式改革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上來分析，所有制結構和個人收入分配制度及其保障體系較為完善。經濟運行目標主要包括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微觀經濟運行目標和宏觀經濟運行目標。微觀經濟運行目標主要包括企業和企業制度的完善及國企改革的推進、社會主義市場機制、市場體系、社會主義市場秩序和規則較為完善。宏觀經濟運行目標是實現總供給與總需求及其相互關系的平衡、宏觀經濟調控目標順利實現、政府職能得到完善等。經濟發展的目標就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經濟增長目標（包括經濟增長的目標和經濟增長方式等）和經濟發展目標（包括經濟發展方式、經濟發展與經濟結構、中國二元經濟結構、對外開放和經濟全球化的關系、科學發展觀及經濟與社會的和諧發展等）。

2 中國經濟學面臨的困境

2.1 經濟學被邊緣化，研究成果和研究團隊萎縮

在中國經濟學被邊緣化，甚至已無立身之地。目前，高校馬思主義經濟理論課程已被嚴重壓縮，中國經濟學界研究成果，主要是有關西方經濟學的內容，有關經濟學內容的不到十分之一；有的雖然打著經濟學的招牌如《勞動價值論》，卻在宣揚資產階級要素價值論的觀點。

其次，經濟學專業的研究生對經濟學的學習不感興趣，更談不上研究。在西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十七年招收的330名博士生中，他們在學期間發表的經濟學論文一千多篇，其中真正研究經濟學的不到10篇。經濟學專業的教學隊伍中從事經濟學的教學與研究者也日益縮小。

2.2 中國經濟學傳統教學體系與教學方式嚴重滯后于國際化要求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學教學體系與教學方式改革有了長足的發展。但教學體系與教學方式仍嚴重滯后于國際上經濟學專業的新發展。首先，教學內容重復。以經濟學專業學生為例，大學本科階段學習的政治經濟學內容在高中就曾經完整的學習過，研究生階段則開設專題性課程，但在體系性、知識抽象性程度上基本沒有差異。其次，理論體系被人為割裂。一是將政治經濟學從體系中分割出來。二是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和社會主義部分在范疇與原理上沒有科學銜接，尚未建立整體的政治經濟學體系。再就是，教學方式的“封閉性”。當前中國經濟學教學缺少足夠的教學參觀或社會調查等課外活動。

2.3 經濟理論脫離經濟現實，教學方式扼殺學生的創新精神

首先，理論脫離經濟現實，難以滿足本土化的要求。經濟學是一門社會科學，理論來源于實踐，目前，中國經濟學的教學方法基本上都是教師選定一本教材，以教材為中心開展教學活動。國內經濟學教材出版周期一般較長，教材內容與現實經濟問題極易產生距離與脫節；再者，由于國內教材大多直接照搬西方理論，西方理論與中國經濟現實本身也有距離。其次，“滿堂灌式”教學，忽視教學過程，扼殺了學生的創新精神。在課堂教學中，老師不可能講清楚全部的經濟學理論，這就要求老師主要傳授學生科學合理的學習方法，提高學生自學能力和解決分析問題的能力；而偏重于死記硬背和機械化訓練，則缺乏課堂交流和學習能力的培養。

2.4 理論研究缺乏規范性，對兩個范式關系的認識上存在偏差

在過去幾十年間經濟學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相當數量的重大基礎理論問題還認識模糊。這一點在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認識問題上表現得尤為突出。例如：以什么作為切入點開始經濟學分析？用什么作為主線將這種理論體系貫穿起來？社會主義經濟的基本特征究竟有哪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市場經濟怎樣才能真正與社會主義、與公有制有機結合起來？對這些根本問題的認識尚缺乏基本規范，認識相當混亂。

在研究過程中，明顯地存在著對兩個范式關系的認識上的偏差問題。學術界存在兩種片面傾向：一是排斥和輕視西方經濟學理論，對于現代西方的經濟學理論采取一種簡單否定的態度；一是把西方經濟學特別是主流經濟學當作唯一科學的經濟學理論，忽視它所具有的意識形態的成分，否定經濟學的科學意義和對社會主義建設的指導作用。總起來看，后一種傾向在當前呼聲甚高。此外，中國經濟學研究中也存在諸如選題過于寬泛、研究結論草率等其它問題。

3 中國經濟學的構建

在這種背景下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將西方經濟學中意識形態理論與市場經濟理論相分離，將市場經濟理論的科學成份嵌入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之中，實現兩種經濟學說的整合不僅必要而且可行。

3.1 整合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和西方經濟學均衡分析理論

勞動價值論更多關注的是市場經濟運行的本源性問題，為揭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矛盾及其運動規律提供了理論依據。均衡分析理論更多描述的是市場經濟運行的外在表現，為揭示價格與供求的內在關系及其資源優化配置規律提供了分析工具。中國經濟學研究對象和任務已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資源優化配置，將均衡分析工具嵌入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可以克服馬克思經濟學說價格變動分析的不足，賦予勞動價值論以新的時代內涵。

3.2 整合馬克思關于未來社會勞動者行為動機假設和西方經濟學經濟人假設

馬克思關于未來社會勞動者行為動機假設注重全社會成員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并認為勞動僅僅是謀生手段，這種分析框架揭示了社會主義勞動者之間生產關系及其行為動機的本質特征，但難免帶有計劃經濟的局限。西方經濟學中關于經濟人“追求個人效用最大化”假設，反映了市場經濟主體行為動機的某些重要特征，但卻“往往具有非社會性和非歷史性的傾向”。將兩種行為動機理論整合為在全社會各階級各階層根本利益一致基礎上，經濟人“追求個人效用最大化”假設。

3.3 整合馬克思廣義政治經濟學思想和西方發展經濟學

馬克思晚年時期未能構建起以發展中國家為研究對象的廣義政治經濟學。自20 世紀50 年代以來，西方興起發展經濟學，先后經歷了從結構主義到新古典學派，再到以人為本的發展經濟理論；從宏觀模式的經濟增長理論到微觀分析的人類發展理論。這些理論均從不同程度上揭示了經濟落后國家擺脫貧窮落后、實現工業化、經濟市場化、社會化、現代化的發展規律。將西方發展經濟學的科學因素嵌入馬克思廣義政治經濟學的分析框架，建立中國特色的發展經濟理論，是中國選擇適合國情的科學發展戰略的需要。

3.4 整合馬克思階級分析理論和西方新制度經濟學

在馬克思的分析模型中，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遺漏的所有因素：制度、產權、國家和意識形態。然而他未能深入分析未來生產方式技術持久進步、經濟充滿活力的動力源及各勞動者階級之間以及階級成員內部潛在的利益矛盾對其的影響。而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新制度經濟學則從供求關系、均衡價格的技術分析轉向了產權關系、交易費用的制度分析，從而揭示了在現代市場經濟中，在私人成本和收益與社會成本和收益不一致條件下，產權界定、國家干預以及意識形態等方面的制度創新和制度安排對技術持久進步、經濟充滿活力的重要作用。盡管新制度經濟學自身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論體系，但不妨礙我們將該學說中的科學因素嵌入經濟學階級分析理論框架中。

4 中國經濟學的發展趨勢

4.1 走向規范和實際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學的研究視野不斷開闊，方法不斷創新，比較成功地實現了傳統經濟學研究范式向現代經濟學研究范式的轉型，越來越走向規范化。但是，中國經濟學從總體上看還是不成熟的。基礎理論還比較薄弱，研究方法還比較落后，學科規范還不夠嚴格，中國經濟學作為一種科學體系還在形成，中國經濟學必須堅持走向規范。建立學術規范，發展學術評價，是中國經濟學進一步發展和提高的重要條件和必由之路。

多年來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是，中國經濟學理論仍然落后于實踐，中國經濟學理論的發展仍受著傳統思維方式的束縛。為此，中國經濟學必須堅持走向實際。對于中國經濟學來說，當務之急是要從實際出發，搞清楚中國所面臨的究竟是什么樣的經濟問題，仔細分析問題背后的原因，找出解決問題的具體方法和途徑并且揭示出中國經濟發展的基本規律。

4.2 走向開放和世界

經濟學的開放是不可避免的。既勇于肯定，又勇于否定，一切取決于是否經得住實踐的檢驗，而不論源于何時，出于何人，來自何方。經濟學走向開放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堅持引進來，將外來的理論綜合到中國經濟學理論和中國實踐中去；二是堅持走出去，要加強交流和不同學科間的聯系，進行多學科理論、多元研究方法與手段的綜合運用。

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學也正在逐步走向世界。但中國經濟學走向世界，必須首先立足本土，其次必須立足經濟，關注技術，立足當代，面向未來，使中國經濟學的研究始終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

參考文獻

［1］祝茂.轉型期中國經濟問題探索――第四屆中國經濟學年會觀點綜述［J］.南開經濟研究，2005，（1）:100-103.

［2］趙凌云.中國經濟學研究與教學存在的基本問題與解決思路［J］.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學報， 2006， （4）:6-7.

篇（8）

二、管理的本質———關系。

具體科學與哲學的區別就在于對事物的追問上，哲學所追問的始終是事物本身那個第一性的和終極的根據， 也就是管理的本質。 同樣，管理科學和管理哲學的區別也是在這里。 在管理學當中我們可以把管理稱之為一種協調他人活動的活動。 兩個物之間建立關系的時候，他們之間同時也在分離著、區別著，也正是：當”我“和”他“發生關系的時候，”我“和”他“也在分離著，但因為這個”他“不是一個一般的”他“而是”‘我’的他“，所以”我“和”他“的這種分離也不是什么分離而是對”我“的關系了。 這也是關系的辯證法，同時也是關系的”兩難困境“。為什么要這么說呢？因為當”我“和”他“建立關系的時候，”我“的目的是要把”我“和”他“緊密的聯系在一起，從而達到不分彼此，但是也正因為這個關系，”我“和”他“就是因為這個關系而必須分出個彼此來， 這就造成了我們面對關系不得不進行”兩難抉擇“。

因此，管理者在管理中不可避免地要遇到這個關系的”兩難抉擇“。 那我們應該怎樣來解決這個”兩難抉擇“呢？ 也正是對這個問題的回答與實踐構成了管理是一門藝術的哲學根據。 因此一個好的管理者要成為一個有效的管理者，不大能要學習管理理論，還要掌握管理的藝術。 前者需要的是系統的理論學習，而后者則需要個人的智慧和經驗。 這是要在實踐中培養的能力與素養。

管理的本質是一種關系，是體現一種人與人的關系。 雖然我們通常在關系活動中把管理對象分為人、財、物三種形式。 但是還必須看到，掛歷對象人、財、物是作為系統存在的。 管理，實質上不在于人對于管理對象中財與物的管理，而是管理者將人、財、物各種資源組織成一個有用的企業，通過對企業中人力、物力、財力的調節，完成預期的目標。 這也就是說，真正的管理是一部分人對于另一部分人的管理，是管理者對于生產者的管理，或者是管理者對于生產者同生產資料之間關系的管理。

轉貼于

三、哲學化的管理與管理的哲學。

管理為人存在，而且就管理的本質是一種關系來說，管理是一種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的具體的體現。 對于管理的認識，有人把它看作是個純科學的嚴肅的問題而提出來。但真的是那樣子嗎？我們在現實的實踐中所遇到的是如果我們按照那個刻板的理解， 只會使人不再是人而成為機器， 也因而使因為人而存在的管理成為對機器的管理，從而也背離了管理為人存在的真實意義。 時代呼喚管理的哲學化、人性化。

哲學化管理是管理者基于一個組織的現實而實施的自我實現的過程。 正如每個人都有一套為人處世的哲學，但不是所有人都是哲學家。 同樣每個人都可以辦企業，但不是每個人都可以管理好企業成為企業家。 一個哲學家有其系統的價值觀和方法論，并能將它們很好地結合起來，形成體系或模式。 哲學化管理作為一種管理理論揭示了一個被掩蓋已久的事實： 任何一個組織的前提和基礎是人的思想和哲學，正是因為有了哲學，才延伸了組織的生命，并有了管理的進一步內涵，正因為如此，哲學化管理是廣泛應用的，企業的不同正在于人的不同， 企業的惟一使命是去實踐人的這種主體性的自覺。 而一個企業管理者的最高使命則是用自己的體驗來孕育管理的哲學之花。 一個哲學家未必能解決一個企業的管理問題，但一個企業家卻不可忘記時刻要眷顧哲學家對管理的思考。

篇（9）

中圖分類號：F091.3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7685（2013）07-0046-05

當前，我國經濟社會轉型正全面、加速推進，形成了有關轉型的諸多共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在不斷推進的同時，建立中國經濟學理論體系和學術話語體系的呼聲也日益高漲，從經濟學角度分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個人與社會、私利與公益、自由與秩序、財富與道德等成為經濟學界熱議的問題。事實上，對于這些問題的討論及其在經濟學理論體系建立中發揮的重要作用，在蘇格蘭啟蒙運動時期歐洲一些國家的經濟與社會轉型中便有體現，其取得的重大突破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大衛·休謨、亞當·斯密、詹姆斯·斯圖亞特、亞當·弗格森等蘇格蘭啟蒙學者的思想啟蒙，尤其是他們對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重塑，被《布萊克維爾政治學百科全書》的編撰者們視為“最重要的貢獻”與“最不朽的遺產”。因此，重溫蘇格蘭啟蒙時期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創建及特質，不僅有助于深化對現代經濟學形成與發展的認識，而且能夠為在深刻領悟當前我國轉型時期經濟、政治、社會、倫理問題的復雜性的基礎上，建立中國經濟學理論體系提供參考。

一、蘇格蘭啟蒙運動推動政治經濟學擺脫了“政治計算”

盧梭在對“政治經濟學”一詞進行詞源學考察時指出，“經濟學（Economy）這個名詞起源于希臘文oikos（家）和nomos（法），本來的意思是賢明合法地管理家政，為全家謀幸福。后來這個詞義擴大到大家庭——國家——的治理上。為了區分這一名詞的兩種意義，就把前者叫做特殊的經濟學或家庭經濟學，把后者一般稱為一般經濟學或政治經濟學。”歷史地看，從家庭經濟學向政治經濟學的轉型過程，也是倫理學、政治學與經濟學不斷融合與分離的過程。正如皮埃爾-羅桑瓦隆所言，“經濟的誕生體現為一種分化與混合的雙重運動。”

經濟學的源頭可追溯至古希臘時代，歷史學家色諾芬就曾提出重視農業和分工的思想。柏拉圖進一步指出，分工、生產和交換的發展必須依托于貨幣，但貨幣只是交換的媒介和價值尺度，而不應作為貯藏的手段。柏拉圖對商業的態度是矛盾的，一方面，柏拉圖認為商業具有一定的作用，應當允許其存在；另一方面，他又認為商業是不道德的，應當加以限制，尤其應當禁止雅典公民從事商業。亞里士多德對一些經濟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并提出了財富二分的思想，即以有限性或無限性為標準，把財富區分為兩種：一種是作為有用物（即使用價值）的總體財富，它是有限的；另一種是作為貨幣積累的財富，它是無限的。與此相對應，亞里士多德認為存在兩種科學，即經濟學和貨殖術。經濟學研究如何取得對于生活必需、對于家庭或國家有用的東西；貨殖術研究如何取得貨幣形態的財富，即用貨幣來賺取更多的貨幣。然而，與柏拉圖一樣，亞里士多德也貶低貨殖術，認為追求貨幣財富是違反自然的，是可恨的。可見，古希臘時期的經濟學只是家庭經濟學或家政管理。

近代經濟學的產生是從否認亞里士多德的經濟學與貨殖術的區分開始的。1615年，法國重商主義者孟奇里梯安的《獻給國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經濟學》首次提出了政治經濟學的概念，經濟與政治從此形成了密不可分的關系。經濟學家們逐漸認識到，以獲取物品為目的的經濟學對于家庭和國家來說都是有益的，經濟的政治性、公共性開始為人們所認同。然而，正如皮埃爾·羅桑瓦隆所洞察的，政治與經濟的過度結合使諸如威廉·配第等后繼者們“都是從權力的觀點來思考經濟”，“實際上從未真正關心過經濟理論本身。他們未曾尋求對整個經濟過程做一個總體的解釋。……他們的大部分著作只是人口統計和農業統計匯編”，只是“政治計算”，而非“財富的科學”。因此，在皮埃爾·羅桑瓦隆看來，“直到18世紀至少在亞當·斯密之前幾乎不存在經濟學。人們只知道一方面是貿易，另一方面是政治”；然而“政治計算的主體是君主，貿易的主體是商人，那么，沒有真正的市民社會，經濟就沒有主體”。因此，“英國政治經濟學之所以比法國政治經濟學‘先進’，也僅僅在于英國的市民社會領先于法國的市民社會。”

馬克思對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理解更為寬容。他并沒有像羅桑瓦隆那樣將威廉·配第的經濟學也列入政治計算的行列，而是認為他開啟了一個新的時代。馬克思認為，“古典政治經濟學在英國從威廉·配第開始，到李嘉圖結束，在法國從布阿古爾貝爾開始，到西斯蒙第結束。”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已經開始從流通領域轉向生產領域，而“真正的現代經濟科學，只是當理論研究從流通過程轉向生產過程的時候才開始。”研究轉向生產領域意味著經濟學的一場革命，使經濟日益掙脫了重商主義而成為新的自主活動。

但是，不論把現代意義的經濟學定格在哪個具體時段，18世紀的蘇格蘭啟蒙運動對于政治經濟學體系建立的意義都是無可爭議的。相對于重商主義甚至重農主義，蘇格蘭啟蒙思想家對經濟學的最卓越貢獻在于，他們推動了經濟的“非政治化”，從而與政治非倫理化、倫理非宗教化結成一體，形塑了現代性的基本特征。《布萊克維爾政治學百科全書》中對蘇格蘭啟蒙思想家的貢獻描述為：“蘇格蘭人建立政治經濟學的核心觀點在于，經濟生活是自我調節的，經濟成長是一個能動的、自我持續的過程。正是休謨以其刺激性的，但卻是零碎的經濟學論文發動了這場辯論。詹姆斯-斯圖亞特在其《政治經濟原理》（1767年）一書中，試圖既回答休謨的論點，又對這個問題作出了總體的論述。不幸的是，1776年斯密《國富論》的出版明顯使斯圖亞特的著作黯然失色。……斯密認為，政治經濟學可能仍然只是‘一位政治家或立法者的科學的一個分支’；然而《國富論》可以單獨地理解。它比斯圖亞特《政治經濟原理》——或歐洲的其他著作：魁奈的《經濟表》（1758—1759年）和杰諾韋西的《商業演說》（1765年）結構更嚴密，更通俗易讀，更令人信服，而且坦率地說，也更加智慧——它以自己的立論創立了政治經濟學。”

二、蘇格蘭啟蒙思想家確立了古典政治經濟學中市場的地位

盡管在《國富論》中亞當·斯密仍然將政治經濟學視為“政治家或立法家的一門科學”，甚至在學科門類上還歸屬于政治學，但是正如很多學者所分析的，這一提法的主要用意是對政治家或立法家的政治權力與政治行為進行劃界，使他們從其熱衷的政治計算中走出來，從而將政治經濟學帶進其所認為的科學發展的軌道。在古典經濟學家看來，政治經濟學之所以長期無法擺脫干涉主義，從根本上說是因為其無法科學解答這樣一個理論難題：如果沒有政府這只強有力的手，社會經濟秩序如何保證？社會公益是否可以實現？對于這個問題，無論是霍布斯及其之后的重商主義者還是法國的重農主義者都沒能給出科學的解答。前者認為，只有在君主掌控的國家下，私利才能形成公益。重農主義者雖然心儀自然秩序與自由放任主義，然而他們又依托政府來維護和實現這種自然秩序，因而不僅贊成政府干涉市場，而且試圖在制度化的設計中將君主的利益與經濟體制捆綁在一起，甚至提出將國民財產的一個固定份額給予君主。

與干涉主義不同，蘇格蘭啟蒙思想家指出了市場本身的獨立性與自組織性，以及私利與公益之間的通融性。對于市場不依賴于國家的獨立性，蘇格蘭啟蒙思想家主要是在國家與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相區分的思路框架下，進行了深刻的分析。對于市場自身的協調機制與自組織性，蘇格蘭啟蒙思想家從多個層次予以解答。如，在人性倫理層次，休謨認為，每一個人既有利己的一面，又有有限慷慨的一面；斯密認為，人既有利己之心，也有同情之心；弗格森認為，人既有自我保存的天性，也有聯盟的天性；因而人與人的關系不會陷入自相殘殺的境地。在社會觀上，蘇格蘭啟蒙思想家認為，社會的生成與有序化是自發的，不是契約論者所主張的需要人為的理性建構，經濟運行能夠實現自我調節，這是由分工、交換、自由競爭等作用的結果。其中，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的論述對于市場自身的協調機制與自組織性的論述最具形象和說服力。

在18世紀的蘇格蘭啟蒙時代，私利與公益的問題不僅僅是一個倫理問題，也是當時重要的經濟社會問題，而且關系到財富分配的社會后果以及對社會秩序的認識與評價。對于私利與公益問題，曼德維爾率先通過蜜蜂的寓言，詮釋了古典政治經濟學中的私惡即公益的思想，但其寓言式分析和悖論式邏輯使其理論說服力大打折扣。后繼者休謨、斯密、弗格森在對曼德維爾“低調的人性”改造的基礎上，從情感主義的維度對私利與公益的相通性進行了深入闡述。按照他們的看法，人是情感的動物，任何人都有同情心，能夠通過情感的相互認同而協調各自的行動與利益，從而形成公序良俗。

三、蘇格蘭啟蒙思想家非常重視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倫理問題

由于理順了政治學領域中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問題，以及倫理學中私利與公益的關系問題，蘇格蘭啟蒙思想家使經濟學日益擺脫了干涉主義和僧侶式德性的束縛，并成為“財富的科學”。然而，這并不是說作為“財富的科學”的經濟學從此遠離乃至排斥政治學與倫理學；恰恰相反，正如阿馬蒂亞·森所指出的，在任何時候，“經濟學研究最終必須與倫理學研究和政治學研究結合起來”。因為，經濟學中一些根本問題的解答依賴于倫理學：一是人類行為的動機問題，即“倫理相關的動機觀”。二是社會成就的判斷問題，即“倫理相關的社會成就觀”。也是基于這一認識，阿馬蒂亞·森嚴肅批評了現代經濟學的“無倫理”特征。限于篇幅，這里簡單闡釋蘇格蘭啟蒙思想家對經濟學中兩個根本問題的分析。

（一）經濟行為的“倫理動機”

長期以來，人們普遍認為古典政治經濟學提供了一種經濟人的解釋模式，甚至認為亞當·斯密的《國富論》首先提出了這一人性假設。誠然，無論是休謨還是斯密，蘇格蘭啟蒙思想家們都承認自私是人性中最為基本的方面。即使有著社群主義傾向的弗格森，也認為人最傾向于“只關心自己的”，并極力強調人的社會性也是為了消解這種自利的取向。然而，同樣毋庸置疑的是，蘇格蘭啟蒙思想家們都反對對人性自私的過分渲染，而且在人性論上秉承著一種辯證的態度。因此，在經濟生活中，盡管我們不能否認人具有經濟人的特征，但是不能據此對其進行極端化與庸俗化理解，將人的自利與利己的一面推向唯利與利己主義。對此，萊昂內爾·羅賓斯曾對斯密的人性論做了非常精辟的辯護：“在《國富論》的全書中，自利并不意味著自私。它的意思只是說個人的利益是一個人最密切關心的事。它們當然可能只是他個人的幸福；但也同樣可能包含了家庭情愛、社會義務、朋友情誼，甚至還包含在他看來具有中心意義的更為廣泛的活動。將自利解釋為一定是‘物質的’，也同樣是一種曲解。隨著購買力的提高，‘僅僅出于物質性’的關心——不管物質性一詞作何解釋——的吸引力不是更多而是更少了。”

（二）對于“倫理相關的社會成就觀”

蘇格蘭啟蒙思想家的卓越性在于，他們既充分肯定了財富的積極效應，也客觀評價了財富可能帶來的消極影響，即對財富及其增長采取了科學和辯證的態度。對于商業文明的積極影響，蘇格蘭啟蒙思想家充分肯定了商業文明對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作用：在經濟上，財富的增長能帶來日益精致和舒適的物質生活。在政治上，工商業與技藝的進步改變了傳統社會的階層結構，催生與壯大了中產階級，從而形塑了不同于前商業社會的政治形態。在精神生活領域，商業文明能夠敦風化俗，有助于重諾言、守時間、愛秩序、節約、謹慎等商業精神的成長與發育。對于商業文明的消極影響，蘇格蘭啟蒙思想家在現代市民社會發生之初就敏銳地意識到其潛在的問題與危機：一是社會分工容易導致人的片面化與單向度發展，使得每個人“就像是一臺發動機上的零件”。二是追求財富的欲望具有腐蝕道德的傾向，會使人們把關注的焦點集中在私利而非道德上，而沒有德性支撐的財富崇拜容易將人引向感官享樂主義、物欲主義的深淵。三是在過分商業化的社會中，私人化特征極其明顯，人們容易蜷縮在狹小的自我圈子中患得患失。四是公共精神的缺失、政治冷漠的蔓延會增加極權主義、政治奴役的風險。

四、蘇格蘭啟蒙思想家對古典政治經濟學特質的詮釋及啟示

蘇格蘭啟蒙思想家所開創的古典政治經濟學既不同于古希臘的家庭經濟學和15～16世紀的重商主義，也又有別于19世紀末之后在西方流行的一般經濟學。古典政治經濟學研究具有三個重要特質或維度：一是人本維度。蘇格蘭啟蒙思想家并不是后世所謂的自私自利的經濟人與理性人假設的信奉者；相反，他們從情感主義的立場出發，充分肯定了人的情感的豐富性與多樣性，客觀公允地評判人的自利情感與社會性情感，以及兩者互動共融的心理基礎與協調機制，并在此基礎上有力地論辯了私利與公益的問題，從而為經濟活動提供了一種人本主義的心理學基礎。二是政府維度。蘇格蘭啟蒙思想家并不是后世所謂的自由放任主義、“最小國家”理念的篤信者。盡管在他們的政治經濟學分析架構中，一方面著力強調了國家與市民社會的區分，極力排斥政府對市場行為的行政干預；但在另一方面，他們并沒有走向極端，而是有著濃郁的制度主義特色。蘇格蘭啟蒙思想家強調政府作為“競賽規則”制定者與裁判者的對于“看不見的手”的制度保障作用，而且敏銳地意識到市場機制的缺陷，提出“建設并維持某些公共事業及某些公共設施”，因為“這種事業與設施，在由大社會經營時，其利潤常能補償所費而有余，但若由個人或少數人經營，就決不能補償所費”，甚至提出政府應當承擔社會建設與社會保障的職能。如，弗格森認為，政府應當“保證家庭的維生之計和住所；保護勤勞的人從事自己的職業；調和公共秩序的限制條件、人類的社會公德心和他們各自為個人打算的追求間的矛盾。”三是倫理維度。與阿馬蒂亞·森所批判的現代經濟學的“無倫理”特征不同，蘇格蘭啟蒙思想家既重視分析“倫理相關的動機觀”，又注意探究“倫理相關的社會成就觀”，把財富與德性共同置于研究的重心。

然而，在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中，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實質基本被抽空了，只剩下對于某些局部經濟行為或經濟領域“精細”的技巧性分析，丟棄了古典政治經濟學多重的分析維度。尤其是新古典經濟學無視經濟分析的道德倫理維度，僅僅圍繞經濟人的自利假設展開研究，反而為現實社會中的不道德經濟行為提供了依據。我國對古典政治經濟學的認知經歷了一個由“馬克思”到“斯密”的轉變過程。但是毋庸諱言，我們對斯密以及其他蘇格蘭啟蒙思想家所倡導的市場原則與市場精神也存在很多誤解與偏差，也存在將蘇格蘭啟蒙思想家的政治經濟思想簡單化、庸俗化為以經濟人、自由放任、“守夜人”國家、價值中立等為特質的“斯密主義”的問題。當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同時，過度市場化、誠信缺失、道德滑坡、收入差距擴大、生態環境遭到破壞等深層次問題和矛盾也日益凸顯。面臨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在社會經濟轉型的重要時期，中國經濟學界需要根據我國實際，以經濟學為指導，創建中國經濟學理論體系。而在這一過程中，我們不僅要總結幾十年來的成功經驗和規律，還要反思問題和教訓，突破對市場運行機制的偏狹化理解，研究社會主義制度與市場經濟有效結合的理論基礎。因此，在這一背景下，重溫和思考蘇格蘭啟蒙運動中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創立過程，有助于我們突破形形的“斯密主義”，理順個人與社會、私利與公益、自由與秩序、財富與德性等相互關系，真正理解與踐行市場經濟既是一種法制經濟也是一種道德經濟的理念，從而推進中國經濟學理論體系的建立與完善，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健康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1][7]米勒，波格丹諾，主編.布萊克維爾政治學百科全書[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739，739.

[2]盧梭.政治經濟學[M].北京：商務印書館，1962：1.

[3][4]皮埃爾·羅桑瓦隆.烏托邦資本主義——市場觀念史[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150.150-160.

[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41.

[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276.

[8][13]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下卷[M].北京：商務印書館，1974：1，253.

[9]阿馬蒂亞·森.倫理學與經濟學[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8-10.

篇（10）

技術創新理論成為一個獨立的研究領域肇始于熊彼特1912年出版的《經濟發展理論》一書。在該書中，熊彼特論證了創新是經濟發展的核心力量，是建立一種新的生產函數，把一種前所未有的關于生產要素和生產條件的新組合引入生產體系。他還根據創新對利息、利潤、經濟周期等經濟學基本概念、基本現象進行了重新的界定。由于美國經濟在20世紀50年代的快速發展無法用傳統的資本、勞動力因素來解釋，人們開始相信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再加上研究開發方面公共投資的意義相繼得到證明，加深了人們對技術創新的經濟意義的共識。于是，技術創新理論也就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之一。在當今，技術創新成為現代經濟增長的最主要動力，因為科學技術是“歷史的有力的杠桿”，是“一種在歷史上起著推動作用的、革命的力量”。正是由于技術創新在現代社會和經濟發展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以及人們對技術創新重要性的認識愈來愈強，關于技術創新的研究越來越成為學術研究中的熱點之一，它已經成為一個涉及經濟學、管理學、社會學等多學科領域的研究課題。

一、技術創新研究的幾個主要視角

我國對技術創新理論的研究相對較晚。在1973-1974年間，北京大學經濟系的內部刊物《國外經濟學動態》上，有專文介紹了熊彼特的創新理論。1981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的《國外經濟學講座》一書，再次介紹了熊彼特的創新理論以及熊彼特以后創新理論的發展。在此之后，國內一些學者開始陸續介紹國外創新研究的成果，如翻譯出版了《現代國外經濟學論文選)(第10輯)(商務印書館1986年)、熊彼特的《經濟發展理論》(商務印書館1990年)、《國外技術創新研究系列報告》(《國外科技政策與管理》1991年第1期)等。

從經濟學的視角看，技術創新就是在企業“建立一種新的生產函數”，即企業的技術條件或水平發生了變化，并且這種變化的結果將帶來經濟效益，因而技術創新的結果，首先將直接影響成本、價格與利潤。我國對于技術創新的經濟學研究起步較晚，直到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北京大學經濟系厲以寧教授為代表的經濟學家才開始逐漸地從介紹西方的技術創新模型到形成自己獨特的技術創新理論。由于技術創新理論本身就是來自于西方的經濟學理論，所以各位經濟學家在對于技術創新這個經濟現象進行研究時，就必然會或多或少地運用西方經濟學原理，形成了各有特色的技術創新理論。這其中包括各種概念的界定、技術創新過程的分析、結果衡量等等一系列的分析和研究。

從管理學的視角來看，技術創新是企業家抓住市場潛在的盈利機會，重新組合生產條件、要素和組織，從而建立效能更強、效率更高和生產費用更低的生產經營系統的活動過程。目前技術創新管理學研究成果主要有兩個類別：一是從理論的角度進行研究，如技術創新的機制研究、政策研究、過程研究、環境研究等等；二是從實證的角度來研究技術創新，主要是通過成功企業的案例研究，為理論研究提供支持依據，為其他企業提供參考模型。

從社會學的視角出發，技術創新是由創新主體即企業所啟動和實踐的，以成功的市場開拓和提高市場競爭力為目標導向，以新技術設想的引人為起點，經過創新決策的研究與開發、技術轉化和技術擴散等環節，從而在高層次上實現技術和各種生產要素的重新組合及其社會化和社會整合，并最終達到改變創新主體的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的目的的社會行動。

二、《技術創新論》：從哲學的視角研究技術創新的有益嘗試

李兆友教授的著作《技術創新論一哲學視野中的技術創新)(以下簡稱《技術創新論》)(遼寧人民出版社2004年12月出版)是從哲學的視角研究技術創新的一種有益嘗試。該書是作者近幾年來對技術創新哲學進行思考的一個歸納，共分五章來展開敘述。第一章是緒論，作者總結了技術創新研究的多重視角，說明了技術創新對當代社會的意義以及技術創新哲學研究的意義。作者指出，由于技術創新理論本身來自于西方的經濟學理論，并且由于技術創新具有很強的實踐性，因而我國技術創新研究主要是從經濟學、管理學和較少的社會學層面展開的，哲學層面的研究目前則是處于技術創新研究的邊緣。不過，他對技術創新的哲學研究的興起持樂觀態度，因為，技術創新中確實包含令人感興趣的哲學問題。從哲學視野反思技術創新，就是要對各有差異的技術創新實踐中遇到的帶有普遍性的問題進行理性的思考，從中揭示技術創新的本質規定，揭示技術創新的基本特征，揭示影響和制約技術創新活動的根本因素，以便為技術創新實踐及其理論研究提供方法論指導。

第二章是技術創新本質論，作者從熊彼特、馬克思、對技術創新的經典論述出發，闡明了技術創新的特點，揭示了技術發明和技術創新的區別，并給出了技術創新的哲學本質。為了更好地理解技術創新的本質，作者對技術創新的基本特點加以總結為：(1)歷史性(2)不確定性(3)創造性(4)過程性(5)協同性。對于技術發明和技術創新的區別，作者提出，熊彼特最早對“發明”與“創新”進行了區分，借用日本學者森谷正規的話就是，技術創新不是技術發明，確切地說，它是通過技術進行的革新(即創新)，技術本身無須發生革命性的改變。在總結學術界對于技術創新的各種研究之后，作者從哲學的角度把握了技術創新的本質：(1)技術創新是主體參與的特殊的社會實踐活動過程。(2)技術創新是創新主體的創新認知與創新實踐相互作用的動態過程(3)技術創新是創新主體的對象化活動過程。

第三章是技術創新活動論，作者探討了技術創新從創新決策，到創新研究開發、生產技術創新、市場創新、管理創新的活動特點，說明技術創新的非線性作用機制和技術創新各階段協同作用的必要性。現實的技術創新過程，就是作為行為者的創新主體依一定的中介作用于作為行為對象的創新客體而使創新主體與創新客體同時發生改變的過程：創新主體把創新客體的特征、本質和規律轉化為自身的知識、技能等本質力量，完成“人的自然化”，而創新客體則按照人的目的和本質力量對象化的過程被改造為適合主體需要的創新結果，變成“自然的人化”。作者指出，技術創新決策就是作為決策主體的企業家面對實然創新客體作出選擇，從而形成技術創新活動方案的過程；創新R&D是從無形技術到實體產品的過程，是創新決策方案的第一個物化環節；生產技術創新則是從一品技術到多品技術的過程，標志著技術創新從技術的認知與實踐過程，進入到技術與經濟相結合的認知與實踐過程；市場創新則是從創新產品到創新商品的過程，即把創新產品變成消費者滿意的創新商品；管理創新則是培育積極向上的價值觀的過程。作者在分析了技術創新活動的各個階段的特征后，指出技術創新活動并不是一個完全線性的過程，相反，創新常常被認為是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過程，并且存在著各種各樣的反饋回路在起作用。

第四章是技術創新能力論，作者從剖析技術創新的能力系統結構人手，提出提高企業的研究開發能力、設計能力、生產制造能力、市場營銷能力以及創新管理能力的具體措施。第五章是技術創新條件論，探討推動技術創新的外部環境或條件，如制度創新、知識產權制度的建立、國家創新系統的建立、健全的研究開發和設計制度以及文化創新。由于篇幅的限制，在此不一一加以詳細介紹。

總的說來，作者站在哲學的高度，從全新視角解讀技術創新活動，在論述時旁征博引，與主題相關的學術成果都盡可能地收集和引用，在空間和時間上都有所覆蓋，對于受眾而言，《技術創新論》提供了一個了解技術創新學術界信息的好機會。閱讀本書，讀者會感受到其獨特的研究視角，新穎的內容，豐富的資料，龐大的信息量，引人深思的見解，盡管對于從哲學的視角來解讀技術創新活動，讀者可能見地各異，但可以肯定的是，《技術創新論》確實給我們提供了一個解讀技術創新活動的全新視界，毫無疑問將對學界產生深遠的影響。

三、《技術創新論》與技術創新哲學研究的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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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oughtheassumptionofeconomicmancriticizedbydifferentschools,it’sbasiccoreisstillreasonable.Ifwecanovercometheassumption’ssomelimitationsandmakeitperfect,itwillbeusedforreferenceforChineseeconomics.

Keywords:Economicman;thereasonedcore;useforreference

“經濟人”是新古典經濟學的一個基本假設，是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研究的出發點。盡管這一概念自提出之日起就受到了種種批評，但其基本內核仍然是合理的，對中國經濟學的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鑒意義。

一、“經濟人”假設的演變和發展

“經濟人”概念并不是近代才提出來的。早在春秋戰國時期，中國的一些思想家就明確指出，趨利避害是人的天性。孔子指出，人具有追求富貴、逃避貧賤的心理傾向：“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1荀況對人性進行了詳細的論述，提出了有關人性的一些基本命題：（1）人性是先天生就的：“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學，不可事。”（2）人性是人所共有的：“凡人之性者，堯、舜與桀、跖，其性一也；君子與小人，其性一也。”（3）人的本性是惡的：“今人之性，生而好利焉……；生而有疾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2墨子、商鞅、韓非也認為，追求名利、趨利避害是人的本性。《管子》對“經濟人”的論述更為全面：人的本性“見利莫能勿就，見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賈，倍道兼行，夜以繼日，千里而不遠者，利在前也。漁人之入海，海深萬仞，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雖千仞之山，無所不上，深源之下，無所不入焉。”3可見，《管子》已把追求經濟利益視為人們從事各種經濟活動的根本動力。中國先秦時期的思想家對人性的論述，是“經濟人”概念的雛形。但奴隸社會的主要經濟基礎是自然經濟，自然經濟社會中人與人的經濟關系是簡單明了的，沒有產生經濟學的社會基礎。因此，這種“經濟人”概念不可能成為經濟學的一個基本假設。

孟德維爾是近代較早提出“經濟人”概念的作家。他在《蜜蜂寓言，或個人劣行即公共利益》一書中，提出了一個重要思想：每個人自由地進行利己的活動，會自然而然地促進全社會的繁榮，而且其效果要比以非利己為目的而進行的活動大得多。他指出：在蜜蜂的社會里，如果（被認為的）劣行和奢侈風行，那么這個社會就繁榮昌盛；如果代之以（被認為的）道德和簡樸，那么這個社會就冷落衰退。他還認為，一個人之所以成為社會動物，不是友情，不是善性，不是惻隱之心，不是裝模作樣的殷情厚意，而是他那最卑鄙和最可惡的本性，這本性是使他能夠適合于這個最大的、世俗地說也就是最幸福和最繁榮的社會的最必要的條件。

但《蜜蜂寓言》畢竟不是一本嚴格的經濟學著作。最初把“經濟人”假設引入經濟學，并使之成為經濟學的出發點的，是英國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他在《國民財富的性質與原因的研究》中，明確提出了“經濟人”的概念。他指出：“人類幾乎隨時隨地需要同胞的協助，想要僅僅依賴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如果他能夠刺激他們的利己心，使有利于他，并告訴他們，給他作事，是對他們自己有利的，他要達到目的就容易多了。不論是誰，如果要與旁人作買賣，他首先要這樣提議。請給我所要的東西吧，同時你也可以得到你所要的東西，這句話是交易的通義。……我們每天所需要的食料和飲料，不是出自屠夫、釀酒家或烙面師的恩惠，而是出自于他們自利的打算。我們不說喚起他們利他心，而說喚起他們利己心的話。我們不說自己有需要，而說對他們有利。”4但是，按自利原則行事，并不能保證人們不去做有悖于常理的事情。為了使經濟學有別于精神分析學或精神病理學，還必須假定“經濟人”的自利行為同時也是一種理。在斯密的時代，理性作為一種不言自明的假定隱含在所有經濟行為的描述中。“經濟人”的每一種行動，不是出于任意的想象或盲目的沖動，而是以可以理解的方式進行的，或者說，是可以從利害得失的比較中推導出來的行動。在斯密那里，理性表現為對得失和盈虧的正確計算。5在斯密看來，自利原則不僅是個人經濟行為的原始動因，而且是促進整個社會發展的“第一推動力”。人們在追求自己的私人利益時，會在一只“看不見的手”的引導下，最大限度地增進全社會的利益。在從事經濟活動時，每個人所考慮的不是社會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是，在市場機制這只“看不見的手”的作用下，他對自身利益的追求自然會或不如說必然會引導他將資源運用于最有利于社會的用途。因此，埃奇沃思把人的行為受自身利益的驅使稱為“經濟學的第一原理”。

西尼爾在經濟學說史上第一次區分了實證經濟學和規范經濟學，并第一次明確提出了這樣一種思想：經濟學的基礎是為數不多的幾個一般的理論前提，這些理論前提是公認的公理，用不著加以證明。從這些前提可以推演出各種經濟學理論。他把這些理論前提歸納為四個：（1）每個人都企圖用盡可能少的犧牲求取最大限度的財富。（2）人口的增長有超過生活資料增長的趨勢。（3）勞動者借助于機器進行勞動，能夠生產出剩余的純產品。（4）農業受報酬遞減規律的限制。6其中的第一個前提，進一步發展了斯密的“經濟人”概念。

約翰•穆勒發揮了西尼爾第一個理論前提所包含的思想，第一次提出了“經濟人”的術語，并從方法論的角度對這一概念的合理性和內涵做了詳細的論述。他于1944年出版了《經濟學上若干未解決的問題》的經濟學論文集。在該書中，他把“經濟人”與經濟學的研究對象聯系起來。他指出，政治經濟學并不是論述社會中人類的一切行為，它所關注的人僅僅是作為一個人，他占有財富的愿望，而且他賦有達到這種目的的能力，它將其他每一種人類或動機完全抽象掉。政治經濟學認為，人類把全部精力都用于取得和消耗財富，這并不是說人類生活真正是這樣組成的，而是因為這是科學要前進而必須采取的方式。政治經濟學探索這樣一個問題：如果沒有其他欲望的阻礙，這種欲望所產生的行為是什么。因此，穆勒“經濟人”概念的內涵，是從人類行為的各種動機中抽象出來的經濟動機，其中最主要的是財富最大化的動機，這種動機要受有限的收入和對閑暇的喜愛的制約。穆勒所說的“經濟人”，就是在一定的約束條件下追求自身財富最大化的人。

19世紀70年代的“邊際革命”，使經濟學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而“經濟人”概念也朝著精細化方向發展。邊際學派把注意力從對經濟世界的一般描述轉向市場本身更復雜的模型。它強調個人作為消費者和生產者對希望與欲望的滿足。在完全競爭的條件下，對效用的計算支配著個人的理性選擇，并引起價格調整過程。這個調整過程是走向均衡的理想條件。在均衡狀態下，所有資源都被充分調動起來，以便更好滿足需求。瓦爾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論對此做出了最好的詮釋。他從家戶的效用最大化行為出發，得出家戶對各種產品的需求函數和對各種要素的供給函數，從廠商的利潤最大化行為出發，得出廠商對各種產品的供給函數和對各種要素的需求函數，并把各種商品（產品和要素）的供給和需求都看作所有商品價格的函數。以此為基礎，瓦爾拉斯對一般均衡的存在性、唯一性、穩定性和效率性進行了系統的論述。至此，“經濟人”的概念始終與經濟行為的動機聯系在一起。

20世紀30年代，邏輯實證主義進入經濟學。這種實證主義認為，無需關心“經濟人”的心理假定是否正確，只要他的行為與預測的結果相一致就可以了。受這種哲學觀的影響，“經濟人”的概念日益具有行為主義的色彩，并補充了一些新的內容，如偏好的可傳遞性公理。其含義是：如果你認為A優于B，B優于C，那么你一定認為A優于C。可傳遞性公理使經濟學家可以使用數學方法來描述和分析個人行為。20世紀50年代，“經濟人”理由莫里斯•阿萊斯提出了更明確的定義，并為西方經濟學家所普遍接受。他指出，按照科學的邏輯，如果一個人被看成理性的，那么：（1）他追求的目標是相互一致的；（3）他使用的手段與他追求的目標相適應。所謂目標的相互一致，其含義和偏好的可傳遞性相同，即一個人不能認為A優于B，B優于C，而又認為C優于A。手段與目標相一致是指，手段正好是達到目標所必要的條件，即不能出現“南轅北轍”的現象。當個人行為出現上述兩種不一致時，這種行為就視為非理性的。但主流經濟學假定，在市場上活動的各交易當事人，其行為都符合理性的要求。在此基礎上，阿羅和德布魯運用數學上的不動點定理，對一般均衡的存在性問題進行了嚴格的論證。之后，一般均衡理論獲得了許多發展，但這種發展大多是枝節性的。

二、“經濟人”假設招致的批評

早在18世紀末19世紀初，就有人對“經濟人”概念提出過零星的批評，約翰•穆勒則從方法論的角度論證了這一概念的正當性。美國經濟學家凱里直接對穆勒的觀點提出了批評。他指責說，英國古典經濟學家提供給我們考慮的是一種純粹的野獸，這種“政治—經濟人”褻瀆了大寫的“人”。他們的理論只討論人的最低本能，而把人的最高尚利益看作是純粹干擾其理論體系的東西。

德國歷史學派對“經濟人”概念的批評同樣是強烈的。克尼斯認為，“經濟人”觀念實際上是說人總是受純粹自私動機的驅使，這就是否認有任何良好動機的存在，就等于把人看作具有許多在作用上互不相關的心理活動中心的生物。希爾德布蘭德則指出，以孤立的個人經濟動機作為分析的基礎，就是把政治經濟學變成了一部單純的利己主義的自然歷史。抽象的“經濟人”并沒有反映人的全貌。實際上，“人作為社會的一員，是文明的嬰兒和歷史的產物。人的需要、人的人生觀、人和物質對象的關系以及他和他人的關系，都不會相同的。地理影響著他們，歷史改變著他們，而教育的進步可能完全改造他們。”7布倫坦諾也批評說，斯密的“經濟人”是經濟的利己主義者，是惟利是圖的“抽象的人”。

歷史學派在美國的變種——制度學派對“經濟人”概念也持批評態度。凡勃倫認為，新古典主義的完全競爭體系，連同其潔白無暇的“經濟人”，當然是科學想象的功績，但不是對事實的有力表現。它是科學推理的一種權宜之計，而且只能用到一些抽象原理和基本的科學法則上，而這些原理和法則僅存在于抽象領域內。可是，一旦這樣做了，這些原本不是實際上的東西卻被理解為真實的而被接受，成為研究思想習慣的一種有效成份，形成關于事實的知識。新古典理論不僅不能有效地解釋現代社會，反而有害于人們對社會真象的探討。新古典經濟學失敗的根本原因，在于它那種非歷史的、簡化的“經濟人”人性觀。這種“經濟人”以享樂主義心理學為基礎，把人視為“純粹的一束欲望”，是完全錯誤的。他不同意新古典經濟學關于“經濟人”總是很小心地使每一美元花費帶來的效用相等的觀點，認為從“生活進程”的角度看，新古典經濟學原理對決定福利水平并沒有真正的作用。因為消費者對商品的當前享受，更多地取決于其他人的消費方式、習慣、炫耀的需要和明顯消費，而不是取決于理性計算。他還提出“社會人”的概念，以取代新古典主義的“經濟人”。8

西蒙對“經濟人”假設的批評，主要針對其完全信息和完全理性。他認為，由于環境的不確定性和復雜性，信息的不完全性，以及人類認識能力的有限性，個人不可能把所有的價值考慮統一到單一的綜合性效用函數當中。了解所有備選方案及其實施后果實際上是辦不到的。所以，人們在決策過程中所尋求的并非最優解，而是滿意解。西蒙特別強調人自身理性能力的限制，主要表現在個人無法準確無誤地接受、儲存、檢索、傳遞和處理信息。因此，他提出了“有限理性”的概念：“我們可以把那類考慮到活動者信息處理能力限度的理論稱為有限理性論。”9在他看來，“有限理性”比“完全理性”更接近于現實。

X效率學派不同意新古典經濟學關于“經濟人”具有完全理性的觀點。萊賓斯坦指出，個人具有兩種不同的人格傾向。一方面，個人希望像他們所應該的那樣行動，即堅持標準，使用“嚴格的”決策程序，進行精確的計算，努力追求最大化。這種人格傾向稱為“超我功能”。另一方面，個人又希望像他們所喜歡的那樣行動，即本能地不受約束，使用“松散的”決策程序，不注意細節，不用心追求最大化。這種人格傾向稱為“本我功能”。由“超我功能”決定的受約束和由“本我功能”決定的不受約束，是個人人格特征的兩個“極端點”，這兩個極端點之間存在一系列中間狀態。新古典理論那種完全關心約束的“理性經濟人”，只是一個極端的特例，是某些人在某些時候可能采取的特殊決策程序。一般人通常采取的決策方式則介于兩個極端點之間，這種人被稱為“有選擇理性的人”。因此，“完全理性的決策是一種特例，通常，決策只是有選擇的理性。”10

新制度經濟學也對“經濟人”假設提出了批評。威廉姆森接受了西蒙的“有限理性”說，認為“經濟人”的自利行為常常會導致機會主義，即經濟中的人不但自利，而且為了利己不惜去損人。他會借助于不正當的手段去謀取利益，會隨機應變，投機取巧，有目的、有策略地利用信息，按個人目的對信息進行篩選和扭曲，并違背對未來的承諾。因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不可能對復雜和不確定的環境有完全的了解，所以一些人可能利用信息優勢向對方說謊和欺騙，或利用某些有利的談判地位背信棄義，要挾對方，以謀取私利。當然，這并不意味著所有的人在所有的時間都會按機會主義方式行事，但總有一些人在有的時候會采取這種行為方式。問題在于，人們事先很難知道什么人、在什么時候、按什么方式采取機會主義行為。在交易雙方以前沒有交往或交往很少的情況下，尤其如此。諾斯則強調意識形態的重要性。意識形態是決定個人觀念轉化為行為的道德和倫理的信仰體系，它通過提供給人們一種世界觀而使行為決策更加經濟，能對人的行為產生強有力的約束作用。他承認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假設，但認為特定的意識形態對“經濟人”的機會主義具有“淡化”作用。人類的利他行為和克服了“搭便車”動機的大集團行動，就源于意識形態的作用。

行為經濟學對新古典“經濟人”理性同樣持批評態度。它要求“經濟人”理性和“非經濟人”理性兩分經濟學的天下。“經濟人”理性的要求效用最大化，行為經濟學也講功利最大化，但這個功利最大化是指快樂最大化。行為經濟學成為正統新古典經濟學的叛逆者，不在于它屬于心理學陣營，而在于它不承認“經濟人”理性。首先，它不承認“經濟人”這個前提，認為人的本性中有利他的一面，可以從利他中直接得到快樂，不承認利他是從利己中派生的。其次，它不承認“理性”作為絕對前提，不管是完全理性，還是有限理性，都不是無條件承認。它認為，人可以依據非理性直接行事，而按理性行事反而可能是派生的。此外，非理性是指“非經濟人理性”，而不是否定理性。

如果說，上述批評都只是針對“經濟人”假設的某個方面展開的，那么Tormer對“經濟人”的批評則是全方位的，批評的依據是生命周期說和需求層次說。根據Wilber的生命周期說，人的發展過程可以分為三個基本的發展階段：（1）潛意識或前個人階段，（2）自我意識或個人階段，（3）超意識或超個人階段。人在剛出生時，無論對于內部與外部，主體與客體，身體與環境，都是沒有分離的。在潛意識的發展階段，小孩開始認識到外部世界和自己的不同，并開始以本能的、沖動的、本我的方式與外部世界互動。在這個過程中，個人逐漸產生一種與外部世界不同的自我意識。在發展階段過程中，個人開始從潛意識狀態中覺醒，并逐漸獲得語言能力，開始使用符號和概念，學習承擔各種角色、遵守規則，發展出理性理解、內省思考、演繹推理和社會可接受的行為能力。最終，個人發展出整合思考、把觀念與觀念、事實與事實、心靈與肉體聯系起來的能力。在超個人階段，個人可獲得比日常的、外部導向的經驗更敏銳的意識過程，獲得一種更高的精神意識，從而超越自我，經歷極樂，與神性相通，甚至與神性合二為一，最終達到非二元體的、無主客體之分的狀態。

這些階段又可進一步劃分為兩個部分：外部弧和內部弧。外部弧是從潛意識到自我意識的運動，其特點是自我維護，個體化，征服外部世界。內部弧是從自我意識到超我意識的運動，其特點是自我實現，向內發展，超越自我，實現物我一體。

根據Maslow的需求層次說，人的需求由低到高可分為六個不同的層次。它們是：（1）生理的需要，（2）安全的需要，（3）歸屬或愛的需要，（4）自尊的需要，（5）自我實現的需要，（6）超然存在的需要。當較低層次的需要得到滿足，而輔助條件存在時，較高層次的需要就會出現并居于優勢地位。每一個層次向下一個層次的發展，都涉及到一種轉化，在這種轉化中，較低層次的元素包含并整合在較高的層次之中，較高層次的元素與較低層次的元素沒有分別，但與更高層次的元素有分別。Tormer認為，Maslow的需求層次說和Wilber的生命周期說在實質上是一致的。

Tormer認為，從人性的觀來看，“經濟人”假設存在明顯的缺陷。第一，“經濟人”只關注自我是有缺陷的。盡管人類追逐自我利益是正確的，但重要的是他們在什么程度上主要關注自我利益。對于那些已經達到外部弧的終點的任一階段的個人來說，這一點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確的。但是對于那些在內部弧上達到更高階段的人來說，其正確性就非常有限。第二，“經濟人”關于個人與物質的人類世界相分離的觀點是有缺陷的。對于處于較低發展階段的個人來說，他還沒有實現與外部世界的分離，而對于處于向超我階段發展的個人來說，他已經程度不同地和外部世界融為一體了。第三，“經濟人”機械般的理性是有缺陷的。在前個人階段，年輕人還沒有獲得理性所需要的想象、概念和計算能力。而在超自我階段，個人的確已經具有理性經濟行為所需要的心理能力，但他們又不會以這種方式行事，因為他們的行為更具有整合性。只有那些處于個人階段的人，才會大致按理性“經濟人”的方式行事。第四，“經濟人”的非反思方面是有缺陷的。對那些處于個人階段的較高層次和超個人階段的個人來說，這一點尤為正確。由于教化和社會化的作用，他們已經內化了道德的、倫理的、宗教的及其他方面的觀念，而這些觀念會促使他們對選擇的正確與錯誤進行反思。第五，“經濟人”的不改變的方面也是有缺陷的。從Wilber的生命周期說可以看出，隨著人的潛力的發展，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人性也會發生重大變化。從這個意義上說，人性不是一成不變的。11

三、“經濟人”假設的合理內核

如上所述，“經濟人”概念在西方學術界招致了許多的批評。這些批評雖然未必全部正確，但提出了一些值得思考的問題。

第一，“經濟人”概念是歷史的，還是非歷史的？歷史唯物論認為，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經濟范疇是經濟關系的理論表現。在原始社會，人們利用公有的生產資料共同勞動，產品在社會成員之間平均分配。個人尚未脫離氏族或公社的臍帶，還意識不到個體的存在，因而沒有個人利益的觀念。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分工和交換關系出現，原始社會解體，公有制被私有制所取代。人們開始意識到個體的存在，并開始追求個人利益。在這種歷史背景下，奴隸社會的一些思想家提出了人的本性是趨利避害的。這種利己主義人性觀是“經濟人”概念的雛形。但“經濟人”概念取得比較成熟的形式，并成為經濟學的基本假設，則是隨著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發展，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的科學產生以后才開始的。因此，“經濟人”是個歷史的范疇，超歷史的人性和“經濟人”概念是不存在的。從這個意義上說，歷史學派對“經濟人”的超歷史性的批評確有其正確的一面。

第二，人性是利己，利他，還是兩者兼而有之？在商品經濟社會，勞動、資本、土地等生產要素分別歸不同的個人所有。為了生產商品，商品生產者必須以某種方式向他人購買各種生產要素，同時向消費者銷售自己生產的商品。而要做到這一點，他就必須以其銷售收入來彌補生產成本——購買生產要素的支出。在市場競爭的環境中，生產者僅僅為了生存，也必須在購買生產要素和銷售產品時，斤斤計較于自己的經濟利益。“人們所扮演的角色不過是經濟關系的人格化，人們是作為這種關系的承擔者而彼此對立著。”12而“經濟人”概念不過是商品經濟社會商品生產者之間商品交換關系的人格化。否認商品經濟社會人的利己性的做法是不正確的。當然，即使在商品經濟社會，個人也可能有利他的動機，在某些情況下，這種利他動機還可能表現得十分強烈。一些人為了慈善的目的，可以向素不相識的人捐獻大量的錢物，為了挽救生命垂危的病人，可以捐獻自己的器官。但這種行為顯然屬于道德領域的范疇，不應成為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在經濟領域，這種利他動機不可能居于主導地位。所以，以人的利他動機和利他行為否來定“經濟人”假設是不恰當的。

第三，“經濟人”是僅僅關注物質利益，還是同時關注非物質利益？Wilber的生命周期說和Maslow的需求層次說，從心理學的角度正確揭示了人的發展階段和需求層次。經濟學作為一門研究人的行為的科學，有必要借鑒心理學的研究成果。但經濟學研究的個人行為，不是一般的個人行為，而是正常人的經濟行為。因此，生命周期說對個人發展階段的劃分，需求層次說對個人需求層次的劃分，不能原封不動地照搬到經濟學之中。就生命周期說而言，處于前意識和超意識階段的個人行為，都不是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就需求層次說而言，除基本的生理需要外，其他層次的需要，都與人們的經濟行為無關或關系不大，同樣不適合作為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因此，盡管人們關注非物質利益，但這種對非物質利益的關注不是經濟學的研究對象。

第四，“經濟人”理性是完全的，還是不完全的？如前所述，有限理性和選擇理性假設都認為“經濟人”理性是不完全的。但這兩種假設和完全理性假設有一個重要的共同點，即認為不同個人的理性程度是相同的。如果說任何一個正常人都具有理性是正確的話，那么同樣正確的是，不同個人的理性程度是有差別的。完全理性的和完全無理性的個人都只是少數，大多數人的理性介于兩個極端之間。或者說，人類理性不是均勻分布的，而是服從正態分布。這也解釋了，在商品經濟—市場經濟條件下，特別成功和破產倒閉的生產者都只是少數，而大多數生產者處于可以維持的狀態。

第五，對個人利益的追求是否必然導致社會利益的最大化？在商品經濟—市場經濟社會，人都具有利己性，追求個人利益是人們從事各種經濟活動的根本動力。但不同個人利己的程度顯然是有差別的。如前所述，由于信息不對稱等原因，機會主義行為是存在的，個人可能利用各種便利條件損人利己。意識形態對個人行為的作用是十分明顯的，而意識形態又是有區別的。不同性質的意識形態對個人行為有不同的作用。有的有助于遏制機會主義，有的反而會助長機會主義。因此，意識形態對個人行為的影響是不確定的。在法制健全、市場機制正常運行的社會，機會主義只能是少數人的行為。所以，總的來看，“經濟人”追求個人利益的行為是能夠促進全社會的利益的。發達國家和一些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成就，是對這一命題的最好注腳。

綜上所述，盡管新古典經濟學“經濟人”假設存在某些缺陷，但其基本內核是合理的。只要克服這個概念的某些缺陷，并對其做出必要的補充，就可供中國經濟學借鑒。

參考文獻：

1《孔子家語》卷一。

2嚴清華：《中國經濟管理思想概要》，武漢大學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40~41頁。

3《管子•禁藏》。

4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與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務印書館，1972年出版，第13~14頁。

5朱紹文、俞品根主編：《現代西方微觀經濟分析》，商務印書館，1996年，第20~24頁。

6楊德明：《等待西方經濟學基礎理論的演變》，商務印書館，1988年，第38~39頁。

7楊春學：《“經濟人”的三次大爭論及其反思》，《經濟學動態》，1997年第5期。

8威廉•布雷特、羅杰•L•蘭塞姆：《經濟學家的學術思想》（中譯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出版，第41頁。

9西蒙：《現代決策理論的基石》，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91年出版，第4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