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表云整理的11篇中庸之道的理論基礎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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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供水管道腐蝕的現狀

在調查中我們發現，凡是沒做內襯的管材，使用5年以上均百分之百地被銹蝕，尤其是普通鑄鐵管材更為明顯，結出5cm高的銹瘤。從管道中取出的銹塊，大的約有6厘米，可見管道腐蝕的嚴重性。供水管道內部嚴重的腐蝕結垢，在流速偏低或滯留水的管網末端，一旦管內水流改向或突然加快時會引起水渾濁、發黃。內部結垢還造成管徑斷面縮小，有的DN100管的斷面僅相當DN50管的斷面或者更小，嚴重影響管網水質及輸水能力。管道縮徑很厲害，影響水質水壓，加大了管網運行負荷。這些受腐蝕管線成了城市供水水質的最大污染源，也成了供水企業的一塊心病。

二、管道產生銹蝕后的危害

管內銹蝕對供水水質的影響。由于長期受到水的腐蝕作用，管內壁上生成一種含有多種成分和細菌的“生長環”，它的厚度主要受水質、管道材料和使用時間的影響，這些銹垢上所含的多種成分和細菌，會溶于水中，使水質受到“二次污染”。還有管道結垢后，水質“二次污染”，使水中余氯被有機物消耗殆盡，所以細菌的總數增加，在這些細菌中有病原菌，也有對管道起腐蝕作用的細菌。這些各種各樣的細菌，有的嚴重影響水質，有的則加劇了管道腐蝕，從而縮短管道的使用壽命。水質受到污染，嚴重影響了用水者的身心健康。

管道銹蝕降低輸水能力，電耗增高。管道內“生長環”的逐年加厚，不僅影響供水水質，還嚴重影響原有管道的過水斷面，降低輸水能力，也使管道阻力增大，而造成供水壓力下降。為了保證供水服務的水壓，必須采用高揚程水泵來加大水壓，這不僅浪費電能，也會增大漏失水量。例如有約為1米DN200的管道使用10年后就產生1.5公斤的鐵銹。因此，清除管道銹蝕垢，并防止其再生銹，不僅能提高輸水能力，更可提高供水水質，改善開發區形象。

三、解決管道腐蝕的技術方法

重新敷設管道對城市破壞較大，而且造價較高。目前比較成熟的免開挖管道修復技術除了能保證管道的使用壽命外，還減少了對城區的破壞，成本也較新敷設管道低，是解決供水管道腐蝕問題的行之有效的新方法。主要的技術方法有：

（一）刮管方法

高壓射流法。這種方法，可以不切斷管面，利用管道本身的一些附屬設備進行除垢。使用的噴頭直徑很小，噴射出水流的除垢效果距離噴頭越近越好。所以清洗管道的口徑適合中、小型管道。

機械刮管。機械刮管的施工長度，一般每次可刮管100-150米，對于較長距離的管道要分成若干個清洗段，分別斷開，逐段實施，從而增加人工開挖工程量和施工停水時間。機械刮管涂襯每進行一個工作段，需要斷管、刮管、涂襯、水泥砂漿養護、沖管等多道工序，一般要5-7天才能完成。

彈性沖管器法。彈性沖管器法意思是利用充氣的特制工具來刮掉管道內壁附著物。使用這種方法可針對軟硬不同的銹蝕、結垢，選用不同形式的清管器，既可除掉管道內的銹蝕結垢物，也能對新排管道通水前進行清除，并且節水、高效。此種方法適用于DN100以上的各種口徑管道除垢工作，一次清管長度可由幾十米到幾千米，只要管道沒有變徑，可通過任何角度的彎管和閥門（除蝶閥外），進行長距離清管。清管時施工停水時間短，一般100米的管道，只用一天就可以清洗干凈，并恢復供水。弱點是目前國內還沒有與其配套的襯里技術，另外，除銹效果也不是很好。

空氣脈沖法。這種方法利用氣水混合物不斷變換壓力使管道內壁附著物脫落，這是一種特別適合城市供水管道內除銹的方法。

（二）管道襯里的方法和類型

除銹是管道翻新的基礎，但刮管以后如不進行涂襯的管道，通水后的腐蝕速度是非常快的。舊管道刮管除銹后的管道襯里，可使舊管道恢復原有輸水能力，延長管道的使用壽命，這項工作是非常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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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之宇宙大道，無序乃有序，此乃道也。道即真理，中庸之道就是一種規律――結合自身特性發展的規律，相反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天命”和“率性”正是促成了中庸之道，面條文化也處處體現了其中之道。

面條是一種神秘的食物，它擁有三大奇幻之處：獨特的配方、奇特的工藝和多樣的口味，而這三大奇幻之處恰恰成為它的本性，姑且稱之為“天命”。天命所趨，面條文化也開啟了自己的新紀元。孔子曾提出“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也從某種層面昭示著面條文化在人類社會中一誕生就奠定了富貴的仕途。一陰一陽謂之道，道是萬物變化的起點，源于天命的中庸之道也滲透在中國傳統文化的各個角落，社會始終處于不斷變化發展的狀態，面條文化在這種變幻莫測的狀態下能遵循客觀規律和自身本性自然發展的原則，實屬不易。

能否適應社會環境的多樣性是考驗一種文化能否值得存在的關鍵命題。面條文化憑借生活中習以為常的谷物或豆類的面粉，使用切、壓等奇特的工藝，煮、炒等多種烹飪方式，使得一碗誘人的面條呈現眼前，令人難言拒絕，在中國傳統飲食文化眾多分支中占據重要地位。與此同時，面條文化還能保持著自身最根本的東西，并沒有被其他文化所取而代之，這就符合了中庸之道，既沒有無原則地調和，也沒有一味地趨于折中主義，更沒有原地僵化、止步，而是在堅守自身的文化本性和原則下積極尋求發展的規律，主動與文化各派、矛盾各方相互協調。由此看來，面條文化的確能與社會環境相適應，并且依據中庸之道與其相契合。

先人對天人關系的態度，既是人類主體意識的產物，又反映出人類主體意識的發展水平。中庸之道的理論基礎是天人合一，季羨林先生對其解釋為：“天，就是大自然；人，就是人類；合，就是互相理解，結成友誼。”由此看來，古人在一定程度上對天有著敬畏崇拜的心理，渴望與天溝通、理解。眾所周知，面條文化由人創造、由人接受、由人傳播、由人發展、由人創新。人作為締造面條文化一系列形態、內涵的主體，使面條文化也會或多或少地摻入中庸之道的理論基礎――天人合一。比如，因為人類喜歡面條，所以面條文化在夢中是一種好的映射――《周公解夢》中指明：面條主福，象征長長久久，預示著進步。

面條文化不僅僅在夢文化里體現著天人合一，還常常依附于風俗習慣。不管在古代還是現代，民間歷來就有生日吃壽面的習俗，代表了人們對壽星長命百歲的一種美好愿望。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正是基于中庸之道，面條文化能適應人類社會發展且沒有丟失自己的本心，而有屬于自己的文化血脈，還秉承著天人合一的思想。

二、第二維度：面條文化中的中庸之德

道等同于真理，旨在說明解釋萬事萬物；德是道的體現，承載著道的一切。“德”是一個在人類社會不斷發展、變化過程中形成的觀念 ， 并非同“道”一樣是與生俱來的。現在社會所講的“德”，一般指道德 ，中庸之德亦是如此，涵蓋了人的基本的道德要求和最高的道德境界及一切美好品行的道德范疇。

吳涯先生將中庸之德概括為誠德、仁德、智德、勇德，勸誡我們講中庸之道要落實到中庸之德上，謹記庸言，踐行庸德。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如何成為君子？人的品行與面條的特性有異曲同工之妙，面條的筋道正是由柔韌性和延展性決定的，君子何嘗不需要柔韌性和延展性？當今社會有太多困難險阻，雖說風險與機遇并存，但面對此種現狀，承受不住壓力的人就會被擊垮，抵擋不住誘惑的人就會迷失方向。面條文化的柔韌性和延展性，正是君子所需要的，面對生活的壓力我們要有彈性、韌性和伸展性，才能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當我們遇到動搖本心的難題，我們最需要做的是去領悟中庸之德，而中庸之德盡顯在面條文化之中，耐我們細細品味。

自古有云：“人至剛則易傲，人至柔則易卑，中庸之道，不剛不柔，不傲不卑，心靜而樹。”這正是中庸之德所揭示的道理――執其兩端而用其中兩端如同兩個極端，一端太過剛強，另一端太過柔軟，做人亦是如此，既不能太過剛強，容易頂撞他人；又不能太過軟弱，容易任人欺凌。拉面的過程大家應該熟悉，而卻鮮有人能注意到一個細節：師傅手握兩端，兩臂均勻用力向外抻拉，然后對折兩端，緊接著師傅會在完工前把折好的兩端除去。這也顯示出面條文化對于事物的兩個極端也是棄之不用的原理，國家選才、用才不正是如此？不要太過激進的人，不要太過保守的人。我們克己復禮、交朋結友何嘗不是這樣呢？

現代社會中的我們往往是身不由己的，處于何種社會角色都是多種因素影響決定的，有頂層就會有底層，中庸之德就是在這種環境下向我們傳達一種積極有為的思想，雖然社會有主次之分，但是我們不能因得不到重用而自暴自棄。面條文化在這一點上就表現出非常積極有為，面條既能當廉價主糧，又能當美味小吃，面條沒有去刻意地選擇自己的角色，也沒有厭倦自己的處境，只要能實現自己的價值、為社會作出一份貢獻，就是有意義的事情。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這就要求我們時刻堅守中庸之道。古人希望達到極高明而道中庸的境界，如同一個大圓套著小圓，大圓即中庸，小圓即高明。雖然人類很難達到最高的道德境界，但是成功往往躲藏在失敗背后，平庸可以發展成天才，只需堅守中庸之德，謹記四德，平凡的人也皆可以為圣或距離圣賢更進一步。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做到中庸即為君子，反之為小人，君子在乎的是不偏不倚、無過之亦無不及的淺顯道理，僅此而已。

三、第三維度：面條文化中的中庸之法

中庸之法，即遵循中庸之道，堅守中庸之德的方法。中庸之法就是我們實現中庸的方法論，如何更好、更快、更全面地達到中庸就是中庸之法所要解決的問題，中庸之道是一種規律，中庸之德是一種道德品質，中庸之法作為一種方法論就是要圍繞著“道”與“德”這兩個點進行補充與實踐，在這兩點的基礎上，有效地形成一個范圍，即把兩點擴成一面，而這“面”所包含的是能達到中庸的千千萬萬、各式各樣的方法。

中庸含義有三，一為執中守正，二為折中致和，三為因時制宜，這里的因時制宜就表示一種中庸之法。面條文化的歷史久而不衰，更有大放異彩之勢，在復雜的社會環境下，面條文化能遵循中庸之道，堅守中庸之德，因時制宜和與時俱進就是其實現中庸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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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儒家中庸思想的主要內涵

“中”即中正、中和；“庸”在《說文解字》中解釋為：“庸，用也”。中庸合在一起解釋的意思就是用一種不偏不倚，無過無不及的中和之義來達到一種和諧、有序的最佳狀態。中庸思想在中國源遠流長，滲透在現實生活的各個方面。在當今社會主要表現為以下四種形式：

（一）做人的中庸之道。《禮記?曲禮上》有云：“傲不可長，欲不可縱，志不可滿，樂不可極”。意思是說，人們在為人處事方面要遵循中庸之道，做成功一件事情取得成就之時，不可滋長驕傲的心態，不能過分地放縱自己的欲望，要有所節制，不可因理想的一時得到而自鳴得意，固步自封，不再追求上進。低調做人，高調做事也是現代人所推崇的為人處事原則。低調做人，指的是人的姿態、心態、行為、言辭等各方面都要保持低調。做人要懂得謙遜，因為謙遜能夠克服驕矜之態，能夠營造良好的人際關系。人身處地位時要以平和的心態蓄勢待發，積聚能量，身居高位時也要知足常樂，平和的待人留有余地。只有這樣，才能成為一個有內涵、有智慧、受人尊重的人，使自己更優秀，事業更穩健。

（二）對待物的中庸之道。對待自然界，對待世間萬物我們也要遵循中庸之道，講究適度的原則。《資治通鑒》有云：“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常足”。當代人今天所面臨的自然資源枯竭、空氣污染、江海污染等自然環境問題，孔子早在兩千多年前就為我們留下了寶貴的中庸原則，這也與我們當今所提倡的科學發展觀不謀而合。由于自然資源的有限性，我們要堅持適度的原則，走可持續發展的道路。不能一味地追求經濟的片面增長，要以長遠的發展的眼觀，從資源的整體性出發，改變以往急功近利的思想，把節約原則貫穿生產過程的始終，把經濟和效益結合起來，建立一個協調的生態環境和可持續發展的人類社會系統。

（三）治理國家的中庸之道。作為國家治理者的各級官員，也有著為政的中庸之道。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這里沒有對為政者有過于夸張的近乎完人的道德要求，而是把握了中庸之道，站在人性的角度上提出了官員的為官之道：在不損害自己利益的前提下盡可能多得幫助他人施加以恩惠，有自己的理想欲望但能有所節制絕不貪心，嚴謹的做人、做事態度讓人望而生畏，而非用手中的權力讓人害怕屈從。遵循中庸之道就是要兼顧好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要勇于維護和爭取自己的個人利益，同時，不得損害社會整體的利益和他人的利益，要始終堅持以德入仕的為政操守，堅持以人為本思想，這樣才能成為百姓愛戴的好官，國家才能安定團結。

二、儒家中庸思想的現實價值

（一）中庸思想能夠提高人的道德境界

在人格塑造上孔子也提倡以中庸之道來提高人的道德境界。中庸之道是教育人們自覺地進行自我監督、自我教育，把自己完善成為具有理想人格，達到至善、至仁、至誠、至道、至德、至圣、合外內之道的理想人物。要求君子的言行不能偏于極端，而應“叩其兩端”“允執其中”；要求君子既不粗野，又不輕浮，而應“文質彬彬”；又要求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還要求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樂而不，哀而不傷”。中庸要求人們要端正自己的心思，修養好自身的秉性，和順自己的家庭，進行自我完善。

（二）中庸之道能夠使人際關系和諧，為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創建良好的社會環境

中庸所追求的是一種和諧的理想狀態，這就為我們創建和諧社會、和諧世界提供了理論依據。人與人之間的和睦相處是社會和諧穩定發展的基礎，是國與國之間關系穩定和諧的奠基石。然而，伴隨著人們個性化意識的覺醒和對物質利益的過度追求趨向，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顯現出冷漠和淡化的現象。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個人的全面發展，破壞了社會的和諧。在改革開放以來，處于社會轉型期的中國面臨著各種矛盾的相互交織與激烈碰撞。而儒家強調“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思想，倡導仁愛、寬容，這對于處理好各種利益關系，形成良性互動的和諧人際關系非常有益。因此，這些思想并不因經濟的發展、社會的變遷而失去生命力和合理性。中庸之道強調中和，主張協調各種矛盾，把矛盾限定在一定的范圍內，不去激化矛盾而使之破壞現有的穩定發展，也不去試圖同化各種不同類型的矛盾而使之變的統一乏味，中庸之道的高明之處就在于在適度中尋求一種動態的平衡，根據矛盾發展的不同階段的特點等待適當的時機去緩解矛盾，促進更大的發展。這一古往今來備受推崇的中庸之道為我們當代社會的穩定奠定了理論基礎。

（三）中庸之道為我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可借鑒尺度

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也要遵循中庸之道，面對西方思想文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沖擊，我們要把握“適度”的原則。我們既要學習西方先進的理念，也要繼承民族文化的優秀傳統，更要創造出自己的東西。這就存在著一個中西文化的匯合點、古今文化的交融處問題，而中庸思想的適度原則有助于我們去尋找這個“結合點”。“和”的本質內涵是“以他平他”，是一個方面去平衡協調另一個不同的方面，使對立的差異雙方處于一種平衡協調的統一關系，從而形成一個和諧統一體。我們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就是在遵循這一傳統的中庸之道基礎上，結合中國的國情，順應時代的潮流而產生的，經過中西思想的激烈碰撞、相互融合，我們的黨把發展成為具有中國特色的先進理論，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探索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三、結語

儒家中庸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重要思想，是中華民族的智慧財富。古往今來，都在歷史的舞臺上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但是其中的歷史局限性也是我們不能回避和忽視的。所以，對待中庸思想，我們要站在辯證唯物主義的高度上一分為二的地加以看待。既要看到其在新時代提高人的道德境界、和諧人際關系、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方面所發揮的積極作用；要正確地認識其思想的局限性，不適應甚至阻礙當今社會發展的方面。只有這樣，我們才能辯證揚棄地理解中庸思想，才能利用其中一些有利的思想觀念，把它改造成為發展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思想武器，指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建設和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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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王夢鷗，王云五.禮記今注今譯[M].新世界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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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中華民族傳統文化正統思想的儒家文化，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深刻地影響了中國古代社會的發展，它是中華民族智慧的結晶，也是中華民族一般價值觀念形成的理論依據。中庸是中國認識史上的一個古老的概念。在古代，中庸被譽為“至德”，備受推崇。在近現代，中庸則被視為明哲保身，橫遭非議，80年代以來，為恢復中庸的本來面目及其在中國思想史上應有的地位，學術界對中庸進行了再認識和再評價。許多專家學者認真總結關于中庸的研究情況，并且與人類未來，企業員工行為、管理智慧、市場經濟、德育教育等課題聯系起來，如張珍的《企業員工的行為中庸化與其工作滿意度，工作績效的關系》、田文軍的《道德的中庸與倫理的中庸》、彭國翔《（中庸）新論：哲學與宗教性的詮釋》等，這些研究對進一步深化中國傳統文化研究、深化中西文化比較研究，無疑具有重要的歷史和現實意義。當前，隨著“國學熱”的興起，人們對儒家文化和中庸思想有了一番新的認識和解讀。

1.各種中庸之說

關于中庸原理，從古至今不少名家各抒己見，開展了一系列的論戰，最具權威性的觀點認為中庸之道的要旨大體上可從“允執厥中”；“過猶不及”；“和而不同”；“所貴者權”四句綱領性口訣去領會。

1.1允執厥中

《禮記》解釋中庸為“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所謂“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的“兩端”是指對立的兩極，只認識其中的任何一極，都將失諸片面。只有“叩其兩端”，從兩極作出優化選擇，才能避免這種狀況，這種正確的選擇便是中了。一旦得中，即“致和”，或稱“致中和”

1.2過猶不及

過猶不及的含義是事情辦得過火，就跟做得不夠一樣，都是不好的。《論語.先進》中記載著孔子和子貢的談話。子貢問老師，子張和子夏誰更優勝？孔子說子張顯得過頭，子夏有些趕不上。子貢就問是不是子張強一些，孔子的答曰“過猶不及”。過頭和不及是事物的兩種極端化傾向，或者說兩種錯誤傾向，孔子認為都不足取。“不及”是沒有達到“中”，其根源在于太拘謹和保守；而“過”則是超過了“中”，其原因在于太放縱和激進。所以我們這里講的中庸之道是有個“度”的，強調一個適度性。

1.3和而不同

事物通過變革達到實質上的統一或調諧狀態，叫做“和”；掩蓋或否定事物的矛盾，只求表面上的整齊一致，謂之“同”。以君臣為例，孔子主張臣子對君主采取“勿欺也，而犯之”（《論語.憲問》）的態度。所謂犯，就是提意見。“和而不同”的“和”乃君臣不同見解的協調結果。求中致和不是否定或掩蓋矛盾，相反地，要通過百家爭鳴，容許不同意見充分抒發，融百家之長，提高得中的可能性。反之，所謂“同而不和”則是君說可，臣亦說可，君曰不可，臣亦曰不可，有不同意見不敢說出來，成為君主一言堂，結果非犯錯誤、出亂子不可。總之，“和而不同”，是承認“不同”，尊重“不同”，在“不同”的基礎上求中致和，體現了尋求統一調諧的精神。

1.4所貴者權（君子時中）

所貴者權，許多專家也將“君子時中”與之聯系起來。中庸之道要求通權達變，因時、因地、因體制宜行事；是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富于靈活性，與時俱進的決策之道。孔子說“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而無忌憚也。”（《中庸章句》）“時中”，就是因應不同時機，根據事態以求中。在教育上，孔子曾給予子路和冉由相同的提問以不同答覆。因為子路保守，孔子著重鼓勵；冉由激進，則強調求穩。在要不要做官的問題上，孟軻有句話“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知夫子者也深矣。

從以上“允執厥中”、“過猶不及”、“和而不同”以及“所貴者權”（君子時中）四條綱領可見，中庸之道其特點為反對走極端，主張在對立之間尋求協調統一，找出最優化的決策路線。

2.我的中庸之說

“中庸”一詞在《論語》中做了簡單的闡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意思是說中庸作為一種道德，該是最高的了吧！人們缺少這種道德已經為時很久了。中庸是孔子和儒家的重要思想，尤其作為一種道德觀念，這是孔子和儒家尤為提倡的。中庸屬于道德行為的評價問題，也是一種德行，而且是最高的德行。

《論語》中提及“中庸”一詞，雖然僅此一條，但在孔子與其弟子的談話當中，常涉及隱含的中庸思想原則。在我看來，中庸是一種折衷調和的思想。中庸的內涵除了“允執厥中”、“過猶不及”、“和而不同”“所貴者權”四條綱領外，還是一種從實際出發，與時俱進，尋求最佳效果的科學方法論。每一件事情都有兩面性，中庸所追求的是合二為一，即是說在處理各種矛盾、與不同的人溝通、對待各種事物的方法上，要求我們要做到“和”“度”“實”三個方面。

關于“和”字，就是要在互助互惠、互愛互敬的基礎上實現雙方或多方的雙贏。單單追求一個“和”字，還有許多的不足，在此基礎上，我們還追求“度”字，它提醒我們要恰如其分、恰到好處地對待處理每一件事物，由此才能雙贏共進并且長久持續。最后一個是“實”，就是通常所說的講求實際，實事求是。前面已經講了，“和”與“度”可以使矛盾或利益雙方在事物上實現雙贏和長久持續地發展，但是，如果并不實事求是，那一切結果都將是空談，沒有實際意義可言。因此，三者是相互聯系，不可分割的，這樣便構成了中庸所追求“合二為一”。

在《論語》中，中庸的思想雖然沒有明確地指出，但在字里行間里卻顯現出了中庸的內涵。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意思是說，君子對于天下的事情，沒規定要怎樣干，也沒規定不要怎樣干。只要怎樣合理恰當，便怎樣干。從孔子話語中知道，干得恰如其分，干得合理恰當，也就是說，以中庸之道干天下的事情。

《論語?泰伯篇》記載：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人，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說的是堅定地相信我們的道，努力學習它，誓死保全它，不進入危險的國家，不居住禍亂的國家。天下太平，就出來工作，不太平，則隱居，政治清明，自己貧賤，政治黑暗，自己富貴，也是恥辱。孔子主張亦現亦隱地處世，該現則現，該隱則隱，現中有隱，隱中有現，這正是中庸之道。

子曰：“《關雎》，樂而不，哀而不傷。”孔子贊賞《關雎》這首詩意味蘊籍，將愛戀之情抒發得恰如其分，既沒有的煽動情，又沒有凄慘的絕望。這種有理有度的情調符合中庸之道的要求。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矜與群都是好的，對的，但要防止走向極端化的爭與黨。正確的東西也有度的問題，把握好度的標準也是中庸所要求的。

3.《論語》中庸之道對文秘工作的意義

《禮記?中庸》有言：“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這里的“中”就是儒家非常推崇的一種處世哲學――中庸之道。讓我們認真看看中庸的“庸”字的含義，庸，下面一個“用”字，表示處理事物要靈活運用，不能只是紙上談兵。而“中”則是要把握“和”與“度”，將生活的各個方面調整在自己的控制范圍之內，簡單而言，就是理論與實際的結合體。對秘書工作來說，學好用好中庸之道不僅可以使工作順利進行，而且對于處理好人際關系也具有重要意義。它的作用主要體現在做人和做事兩個方面。

3.1做人方面

每個人都有自己做人的本分和人生目標，這一切都建立于我們把自己定于什么位置之上。中庸之道要得到發揮，就需要一個可發揮的基點，就像發光現象一樣，體現價值的基點就是自己的位置。確認了身份和地位，就要進一步地處理好人際關系，虛心向他人學習，才能比較深入地了解中庸的做人之道。

3.1.1學會中庸，關心周圍的人。《中庸》有云：“仁者，人也，親親為大。”仁就是愛人，親愛親族就是最大的仁。《論語》中也有過“仁者，愛人。”的言論。對于“仁”之說，定義非常的廣泛，其中最重要的原則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我們當然會愛自己，但不能把所有的愛全部放到自己的身上，親友族人其實都在默默陪伴我們左右。也許我們很忙，但是不管怎樣，都應當關心一下家人，人生短暫，或許有些埋藏在心底的愛會找不到機會吐露。

當然，雖然中庸說“親親為大”，但是并不表示只關心親人就可以了。一些人對于自己和別人的關系馬馬虎虎，以為人與人之間無所謂，大可不必相互協調，相互溝通；另一些人以為只要有領導做靠山，形成自己的勢力，就可以高枕無憂了。其實，對于秘書工作者來說，關心上司，同事，下屬是同等重要的。試想想看，如果你對別人漠不關心，不聞不問，或者只對領導阿諛奉承，打小報告，別人是不是也不會理你，厭惡你，甚至可能也會對你的不良行為進行報復呢？答案是肯定的。所以，協調關系這種人生大事絕對不能粗心大意，要事事為他人著想，處處關心他人，這樣才能稱的上是“老謀深算”。

3.1.2默默無聞地工作，明確自己的身份。《中庸》有云：“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見知而不悔，為圣者能之。”之說。這些話告訴我們，自我謙虛是我們在這個社會上做成事的基礎，自謙是世人尊敬的階梯。孔子說：君子做事不自大，有功不自傲。講的就是這的個道理。

作為下屬，秘書的任務主要是協助老板，在公司高層的眼中，秘書作出的成績，自然是公司主管領導下的成果，下屬盡力完成上司指派的任務是自己分內的事。如果硬是要出風頭，只會讓人覺得你自不量力，不識大體。另一方面，如果鋒芒畢露，上司會從心理上感到壓抑，在感情上會非常的反感，你就會像心腹之患，受到排擠，以后就更不可能有所發展了。還有另外一種情況，就是許多剛剛出來工作的年輕人，都患過這樣的錯誤：當和自己的直管上司鬧矛盾時，就直接向更上一層的上司去報告，以讓其“主持公道”。結果可想而知，年輕人不是被批評，就是被隔離了。上司任何時候都是你的頭頭，你絲毫不可越雷池半步。

3.1.3擇善而從，不斷學習進步。《論語?述而篇》中有這樣一句話：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中庸》也提出過“擇賢而從，不賢則省”之說。這兩句話都說明了一個道理：在生活中，見到有人在某一方面有超過自己的長處和優點，就應該虛心請教，認真學習，想辦法趕上他，和他達到同一水平；見到某人存在缺點和不足，就冷靜反省，看自己是不是也有他那樣的缺點和不足。如果有，就改正過來。

人的一生都是在不斷的學習，不斷向前的，因為大家都知道，“學海無涯”的道理。秘書的工作不僅僅要靠理論的掌握，還要靠經驗的積累。我們作為剛剛步入社會的新人，理所當然應當虛心向老前輩學習。這樣，在幾年的工作中，我們就能學到很多的東西。何樂而不為呢？

3.2做事方面

《論語》里闡述了人們做事的基點要求：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毋意”說的是做人處事沒有自己的主觀意見，本來想做這個，假使旁人有更好的意見也會欣然接受，并不堅持自己原來的意見；“毋必”是堅持天下沒有必然的想法，“毋固”是不固執于自己的成見，“毋我”就是不什么事情對為自己著想，而多為其他人，事著想。深入理解“四毋”，就要學會藏起于身，將學習與思考結合起來，把握好做事的分寸。做事內外平衡，收放自如，對順利在社會上立足有重要的意義。

3.2.1把握分寸。《論語?先進篇》記載了一段對話，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師是顓孫師，即子張；商是卜商，即子夏。兩人年齡相仿，是子貢的小師弟。子張志向高遠，言行時常偏激和過頭，有些張揚；與之相反，子夏狷介，謹慎，該說的有時未說，該做的有時未做，過于收斂。子貢覺得子張比子夏更優秀一些，而孔子告訴他“過”等同于“不及”，兩人彼此彼此。這實質上隱含了孔子的中庸之道。“過”也不好，“不及”也不好，兩者之間的“中”才是最好的。

就以秘書的工作而言，過多地關心同事和上司，會遭到別人的誤會，以為你有利欲圖；上司交代的事情做得不完善，又會被人說是能力不夠。世界的萬物，都要講求適度原則。不管你付出的是好的還是不好的，過了火或者做的不夠，都是會對事情造成一定的威脅。總之，在工作、學習、交往中，做到不偏不倚，不讓事情“過”和“不及”，找好適合自己的“度”，讓別人都能溫和地接受自己，才是一件大有裨益的事情啊。

3.2.2學會思考。關于學與思的關系，《中庸》和《論語》都有一些自己的闡述。《論語?為政篇》中說道：“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意思是只讀書學習，而不思考問題，就會惘然無知而沒有收獲，只空想而不讀書學習，就會疑惑而不能肯定。《中庸》則說：“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它要求我們要廣泛學習，詳細詢問，周密思考，明確辨別，切實實行。

許多人以為，秘書只要照上級吩咐的任務去做就可以了，其實不然。文秘工作不僅要求我們要有學習的能力，更要有思考的能力，只學不思，就等于沒有記住，這和沒有學習的結果是一樣的。就好像上司交代給你的事情，哪一件先做，哪一件后做，這些都應該經過深思熟慮的。學和思作為兩種學習和處事的方法，都不能偏廢。所謂內外平衡，恰到好處的中庸之道，就是兩者的結合。

3.2.3藏器于身。前面在做人方面，秘書人員應當默默無聞地工作，但是，在另一個方面，我們又應當用之則行，待時而動。《論語?為政篇》中講到：君子不器。說的是君子不應該像器皿一樣只有一方面的用途。古書中則講到：“君子藏器，待時而動。”待時，自然是時機未到，還不到獲得做事突破口的時刻，就要將自己的才華插在劍鞘里。鋒芒可以刺傷別人，也會刺傷自己，運用起來應該小心翼翼。物極必反，過分外露自己的才華容易招致對手的嫉恨和陷害，尤其是做大事業的人，更應該修煉好“藏露”之功。若要使機會到時又不至于白白喪失，那就更加需要“藏器于身”，隨時接受命運的考驗了。

“機會總是留給有準備的人”，文秘工作也是一樣的。說實話，秘書比其他同事更具有表現的機會，因為他們經常出現在老板的身邊，并為上司溝通下屬起到一個橋梁的作用。沒有機會就試著創造機會，但又不要過于鋒芒畢露。有了機會就不要放棄，在機會面前，人人平等，抓不抓得住就看你自己了。所以，機會總是會有的，關鍵在于你是否做到了重要的一點――藏器于身。

談古論今，直至今日，大量的生活實踐證明：中國傳統文化博大精深，中庸之道確實包含了相當豐富的人生哲理。我們每個人立身處世都時時刻刻體現了中庸之道，它不但是執政者所需的智慧，而且是不同階層每個人做人所需的智慧。更重要的是，中庸之道還為注重外在和內在修養的文秘工作者提供了為人處世，接人待物的明確準則。孔子在兩千年前就意識到這一點并且把它作為自己儒家思想的重要部分，無愧是一名偉大的思想家！

參考文獻：

[1]張大成著.秘書工作實務.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2008年11月第1版

[2]季水河著.秘書心理學.中南工業大學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

[3]譚一平，吳良勤著.秘書人際溝通實訓.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2008年06月第1版

[4]張豈之著.中國思想史.西北大學出版社，1980年版

[5]張豈之著.中國儒學思想史.陜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6]（日）下村湖人著.論語故事心解.2007年2月第1次印刷

[7]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年57卷5期

[8]于丹著.于丹（論語）心得.中華書局，2007年1月

[9]張秉楠著.禮?仁?中庸――孔子思想的演進.《中國社會科學》1990年第4期

[10]陳科華著.儒家中庸之道研究.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11]江蘇省人民政府辦公廳著，淺談《禮記?中庸》對公文審核的啟示--《秘書工作》，2007年11期

[12]劉成紀著.中庸的理想.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篇（5）

中國五千年的文明史，傳統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與核心精神，“和諧”歷來都是古代諸子百家所探討的重要命題。以儒家思想為主體，構成了中國人的精神世界和現實世界，同時也具有了人生的彼岸理想。每個社會的價值觀都有一個傳承的過程，當前我們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其蘊藏的思想理論基礎就源于中國博大精深的傳統哲學文化，并在新時期被賦予了新的時代內涵，成為構建和諧社會的強大文化動力。

一、中國傳統文化中和諧思想的豐富內涵？

（一）“和而不同”

孔子提出“和為貴”，并以“和～同”來區分君子和小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而不同”不僅是儒家判斷君子與小人的重要標準，而且對“和”與“同”的區分成為儒家和諧思想的理論前提。

（二）“天人合一”

孔子認為，天道寓于人道之中，天道即是人道，要在人道的統一性中見出天道的統一性，達到天人相知、相通、和諧的境界。孟子提出“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并從心性上解釋天人合一，“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西漢董仲舒提出天人感應說：“以類合之，天人一也。”“天人合一”肯定了天與人、自然與人類社會的統一性，并視這種統一性為和諧的最高境界。

（三）“中庸之道”

孔子首次提出“中庸之道”，以中庸為最高美德：“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子思提出：“君子之中庸，君子而適中”，進一步提出“中和”思想。宋代的程頤、程顥提出“不偏之謂中，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正理”。中庸、中和、中行、中道，是儒家用來調節人際關系和社會秩序的道德準則。儒家和諧思想的特色是側重人際關系的和諧，注重從人性本身出發調解人際關系，使之趨向和諧，強調社會和諧的功能。通過“和而不同”、“中庸之道”，最終追求人與自然和諧的“天人和合”境界。儒家和諧思想的根本宗旨在于以中庸、中和作為個體為人處事的行為準則，通過謀求人際關系的普遍和諧，達到天下為公、大同世界的理想社會[1]。

二、中國傳統文化中和諧思想的現實意義？

“和諧”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旋律，和諧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思想精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內容，就是堅持以人為本，更好地協調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社會的關系與和諧。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必須以和諧文化為支撐。當前，要建設和諧文化，離不開對中國傳統文化中和諧思想觀念的繼承和發揚，要吸取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和諧思想，對儒道佛三家的和諧思想進行與時俱進的理論創新，進一步挖掘中國傳統文化和諧思想的現實意義，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提供理論支撐。

（一）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中確立生態文明的“天人合一”理念

儒家認為人與自然應該和諧統一，即“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反對天人對立，主張人與自然和諧相處。鑒于人類在過去的若干世紀里，由于對生態規律的忽視，已嚴重破壞了地球的生態平衡。在經濟高度發展的今天，人們在開發和利用資源的過程中，“天人合一”的思想，為其提供了行為準則。人類已不能再肆無忌憚地干預自然事物的運動或進化過程了，而應該一方面嚴于律己，克制貪欲，減少對自然的索取；另一方面要增強環保意識，遵循生態規律，使自然良性地發展。因此，走人與自然和諧發展之路，實現人與自然在生態文明基礎上的和諧發展，開創人與自然和諧進化的“生態和諧”時代，是我們重新審視與自然關系后做出的理性抉擇。[2]？

（二）在人與社會的關系中確立協調發展的“人際和諧”理念？

儒家認為人與社會應該和諧統一，即“和而不同”、“中庸”、“中和”，反對自我與他者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既打破社會對個人的約束.又實現個人對社會的依存。人與社會的關系既包括個人與個人、個人與群體之問的關系，也包括群體與群體之間的關系。“利之所在，天下趨之。”妥善協調和正確處理人們之間的各種利益關系，是實現人與人之間關系和諧的關鍵。在現代社會中充滿了各種各樣的人與人，人與社會的矛盾。這些矛盾的餌決與否與人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甚至關系到社會的安定團結。因此，要學會用和諧之道來化解人與人、人與社會的各種矛盾，協調各種關系，推行公平正義、誠信有愛，實行民主法治，保持社會的安定團結，使社會成為個人健全發展的家園，從而開創出“社會和諧”的新時代。

（三）在人與自我的關系中確立健康發展的“身心和諧”理念

儒家都追求身心和諧，主張“淡泊明志，寧靜致遠”、“自治其心”。人是社會發展的主體，社會成員的身心和諧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基點。在現代激烈競爭的環境中，在充滿欲望的社會里，現代人應當有健全的人格，有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應當朝著人格健全、人性和諧、心理健康的方向發展。只有個人身心和諧，才能夠保持一份獨有的心緒寧靜和豁達，擺脫欲望的束縛。儒家關于身心和諧的思想對于我們化解現代社會中由于過分的物欲追求所帶來的沖突，使人的精神從他人與社會的驅使中解放出來，使個體獲得真正自由的發展起著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篇（6）

孔子所處的時代是變革動蕩的時代，“禮崩樂壞”已成為普遍的社會現象，但孔子仍滿懷“救世”之心，希望用自己的學說來感化世人，構建“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年懷之”的大同社會，把“天下大亂”變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有序社會。孔子以“仁”為核心思想，以禮樂文化為血肉，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骨架，以天下大同為最高目標，提出“仁政”、“愛民”、“惠民” 的社會改革方案。孔子在《論語》中提出了處理人際關系的具體原則。如“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篇》），“忠”是盡己之心以待人，“恕”是推己之心以及人，忠恕之道也就是仁道，這是最高原則。 孔子主張：“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雍也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顏淵篇》）“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顏淵篇》）“德不孤，必有鄰。”（《里仁篇》）。孔子及其弟子以“與人為善”為指導思想，以溫良恭儉讓為方法，以人文關懷為終極目的，來處理人際關系。從這些基本原則中可以看出孔子及其弟子是以“仁”的核心倫理道德作標準判斷、建構社會美的。

孔子為建立和諧的大同社會，主張中庸之道，中和之美，提倡溫柔敦厚的詩教。“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雍也篇 》）中庸，就是恪守中道，堅持原則，不偏不倚，無過無不及。在處理矛盾時善于執兩用中，折中致和，追求中正、中和、穩定、和諧。中庸之道的理論基礎以及最終目的就是“天人合一”。 人的言談舉止都要符合“禮義”“不逾規”， 要求情感與理智和諧， 處于中和狀態，達到“人不知而不慍”的境界，才是有修養的正人君子所應有的品德。實行中庸，其主旨就是要修養人性，不斷完善自我，在和諧中塑造更加完美的人格。

二、《論語》體現的藝術美思想內涵

《論語》的藝術審美觀點反應了藝術發展的一般規律、創作原則和評價標準。第一，“詩言志”作為詩歌創作的一個基本原則，是孔子及其弟子文藝觀的典型體現。從表面上看，“志”是指詩人的情感、志趣、理想、抱負； 從深處去看，“志”是中國古代知識分子所遵循的“內圣外王”的人生信條，所以這個“志”，也就是儒家文化中的“仁”，就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人生抱負。所以孔子認為詩歌創造要既要表達個人情感理想，又要反應社會現實。第二，“思無邪”是評價詩歌的重要標準。“詩三百篇，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為政篇》）“思無邪”即是說《詩經》中的詩，心思不邪，理念與境界都正。《詩經》反映了西周初年到戰國時期中國古代社會生活，是古人心靈追求的自然流露。 透過《詩經》中的詩歌，我們看到了古人追求“仁愛”、自由、天人合一的心靈之音。孔子用“思無邪”來評論《詩經》，我們看到中國古圣先賢對詩人及詩歌使命的觀點。第三，“興觀群怨”是對詩歌的藝術分析的標準。“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陽貨篇》）“興” 指詩歌能引起欣賞者精神的感動與奮發；“觀”指詩歌可使人了解社會生活、政治風俗的盛衰得失；“群”指詩歌可以在社會人群中引起思想交流，相互感染，從而保持社會群體的和諧；“怨”指詩歌可以對不良政治的種種表現表示出否定性的情感態度。孔子對詩的作用的分析包含著對一切藝術作用的分析。此論述，總結了從遠古到春秋時期漫長歷史年代里人們對藝術認識的美學內容。第四、“盡善盡美”是評價藝術的最高標準。“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 ’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八佾篇》）孔子認為，《韶》樂是盡善盡美，達到了美與善的高度統一。這里的善是指政治、道德的標準，美指藝術的標準。《武》樂是盡美但未盡善，在藝術上達到了最高的標準，但在“善”的方面則比《韶》略有遜色。《關雎》分明是男女情愛的歌唱，孔子卻說它是“樂而不，哀而不傷”（《八佾篇》）。孔子論詩歌和音樂，主張知節守禮。知節就是音調不能過分華麗、柔曼、輕妙，這樣的音調對人的感覺和情感刺激太大，容易使人沉溺放蕩。 守禮就是詞意不能挑動不正當的欲望。在孔子看來，文藝所表現的情感不但要具備道德上的純潔性和崇高性，而且要受到理智的節制，講究適度、平和，不能過于放縱、任其泛濫。“樂而不，哀而不傷”的《關雎》，表達的正是善與美之合，歡樂而不放縱，悲哀而不傷痛。 這里包含了孔子對人的生命的尊重與愛護，他期望人的生活與感情都是健康正常的，反對沉溺哀樂毀傷生命。

總之，《論語》中體現出來的審美思想，對社會美、自然美、 藝術美的認識和主張， 始終貫穿著儒家的仁學思想。《論語》 的美學思想對我們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有重要的意義。我們要批判地繼承和借鑒《論語》的美學思想，發揚其優秀思想，用傳統文化來充實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理論，指導我們的實踐，構建一個人與社會、人與人、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和諧社會。

參考文獻：

[1]楊伯峻.論語釋注（簡體字本）[M].北京：中華書局，2008.

篇（7）

亞里士多德和孔子是中西方最偉大的政治家、思想家。他們所闡發的思想，在中西方思想史上都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而他們的中庸思想，也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不僅對古代中西方各國產生過巨大的影響，而且對當代中西方各國依然具有極其重大的作用。孔子中庸思想與亞里士多德中庸觀作為處世之道， 在中西倫理思想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本文對孔子和亞里士多德的中庸思想的起源、含義及其差異原因等進行對比分析，中庸思想在價值觀、行為方式等方面，以及對當今社會所產生的意義和影響進行簡述。

一、《政治學》中中庸思想的體現

亞里士多德和孔子都是中西方不同文明的開創者，盡管他們生活的時代大致相同，但是由于民族文化等各方面因素的影響，形成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思想體系。但事實上，孔子和亞里士多德都推崇中庸思想，兩人在對同一思想上的碰撞與交匯也值得探討。

（一）亞里士多德中庸思想的含義

在亞里士多德的倫理思想體系中，中庸思想是居于核心地位的。亞里士多德認為，德性就是中道，是最高的善和極端的美。所以理解亞里士多德的中庸思想必須從至善說起。他在倫理學著作《尼各馬科倫理學》中這樣講到：“一切技術，一切研究以及一切實踐和選擇，都以某種善為目標。所以人們說得好，萬物都是向善的。”

在《政治學》中也提到：“我們看到，所有城邦都是某種共同體，所有共同體都是為著某種善而建立的（因為人的一切行為都是為著他們所認為的善），由此我們可以看出，由于所有的共同體旨在追求某種善，因而，所有共同體中最崇高、最有權威并且包含了一切其他共同體的共同體，所追求的一定是至善。

柏拉圖將善比喻為普照萬物的太陽。他認為善的地位要高于科學和真理，亞里士多德的思想延續了這一觀點，并且對它做了全新的解釋：認為只有那些自身被選擇而永不為他物手段的事物才是至善。同時，亞里士多德還引入了另一個重要的倫理學概念――幸福。“行為所能達到的一切善的頂點是什么呢？從名稱上說，幾乎大多數人都會同意這是幸福。”如果說人生有各種各樣的追求，那么幸福便是人類的終極目標。于是沿著善―至善―幸福―德性的路徑，亞里士多德便開始了他的倫理學創建。他把德性分為兩類：一類是理智的，例如智慧、明智等；另一類則是倫理的，例如節制、勇敢、慷慨等，而倫理德性的實現就在于中庸，這就引出了他的中庸思想。

（二）孔子中庸思想的含義

孔子繼承并且發展了“中”、“和”思想，同時他將“中”和“庸”聯系起來，提出了“中庸”的概念。孔子對中庸思想極為推崇，“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在他看來，中庸作為一種道德的最高境界，民眾己經長久的缺失它了。這句話對什么是中庸沒有展開說明，但是在《論語》中，卻包含了對中庸思想的一些具體解釋。其一、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師指子張，商指子夏。子張過分，而子夏又不及。子貢又問：“然則師愈與？”是否過分的比不及的更好呢？子曰：“過猶不及。孔子認為，過分與不及同樣都不好，因為它們都是偏離中庸的。

二、亞里士多德與孔子中庸思想的不同表現

（一）倫理觀與禮法的不同

孔子思想中的“中庸之道”是出于禮法的部分，他沒有在哲學方面做更深入的理解。但是亞里士多德則明確指出“中庸之道”是一種美德，是對激情的控制和支配，它是相對的，受時間、地點、條件的制約，因人因環境的差異有所不同。而孔子更多是從道德的角度強調如何做，沒有指出為什么做，強調的是“過猶不及”，有初步的辯證法思想。孔子沒有否認兩端是不好的。

（二）歷史背景的差異

亞里士多德和孔子同處在奴隸制逐步瓦解、封建制尚待確立，社會動蕩不安的歷史背景之下。二者人生哲學的相同之處在于：認為人生的處境有其必然性；要以積極的人生態度來面對人生處境；認為德性可以帶來幸福。但是亞里士多德更強調人具有自由意志，他認為人生的最高目的是幸福，幸福是一種最高的善；在人生方式中，他推崇中庸之道，重視用感悟來體驗中庸的精神；認為德性就是仁。

三、亞里士多德和孔子治國思想的異同

（一）亞里士多德“法治”治國思想

亞里士多德和孔子是中西方偉大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他們的治國思想，在中西方政治思想史已經當今思想都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

亞里士多德重視法律和法制思想，主張法治，而孔子則主張德治。亞里士多德是明確提出和闡述法治思想的第一人，他認為要建立和維護共和政體的穩定，防止革命的發生，需要做到兩方面：一是教育，二是法治。同時他認為法治是最優良的統治形式。他把法治和人治觀點進行了對比，并明確表示法治優于人治。

首先，他認為，人是感情動物，易于感情用事，而法治具有一種人治不能為的“公正性質”，指出法治是免除一切影響的理性之治。其次，法律是眾人之治，多數人的力量和意見比一個或少數人會更正確。為了限制權力，亞里士多德認為應該將權力適當分解為行政職能、審判職能、議事職能。亞里士多德認為，法治之法必須是良法。法治的根本在于法律至上。

（二）孔子“德治”治國思想

孔子則主張德治，其特點是“為政以德”，把倫理道德當作是治國之根本。這種治國的主張從道德的自我“修身”開始，到“齊家”，再到“平天下”。總體上就是把一種完美的德性，通過人的自覺和自我完善逐步推廣到民眾，從而創造出理想的社會。但是“德治”也具有不公正、不穩定、不明確的特點。同一個案件在不同的法官手里極有可能會出現不同的判決甚至是截然相反的判決。

孔子認為，要用道德來取消刑罰，即以德去刑，孔子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在這里，孔子把政與德對立起來，把刑與禮對立起來，主張道之以德，齊之以禮。

由此可見，亞里士多德強調法律，主張法治，孔子強調道德，主張德治。但是，我們也能看到，亞里士多德同時對道德也很重視，正義和美德一直是他熱心討論的話題，他也強調良好城邦的條件之一是能促進公民的道德。因此，在法律和道德的關系上，亞里士多德將道德寓于法律之中，法律即體現了道德；孔子和亞里士多德不同，孔子將法律寓于道德之中，道德即體現了法律，因此孔子主張以德去刑。

四、亞里士多德與孔子思想對當今社會的借鑒意義和影響

我國是一個曾經長期處于小農經濟的國家，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生產方式，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運作模式，這種情況造成了國人封閉保守的小農性格。中國封建社會集權的等級政治又造成了中庸的圓滑處事的特性。但同時，儒家的中庸思想也鑄就了中華民族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優秀品格。在當今當我們大力提倡弘揚民族優秀文化、塑造中華民族新精神的新時代，我們可以大力發揚中庸文化。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在新形勢和新背景下建構起一種新的中庸思想。把中庸思想作為一種實踐方法論，滲透到日常的學習、工作和具體社會實踐中，運用理性把情感和欲望控制在適度范圍內，有利于我們突破傳統的思維定式，提高自身的判別能力，從而清醒地分析問題、解決問題，進而提高工作水平、生活質量、實現個人價值。我們既要認識自己在大千世界中的渺小，又要知道自己的價值，客觀評價自己、從容面對得失，這樣才能正確發揮自己的個人價值，從而有用于社會，達到人與社會關系的和諧。

筆者認為，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中體現的觀點和思想，作為一個奴隸制時代的思想家，他在為統治階級貢獻治國智慧的同時，也沒有忘記人民的利益，這就是我們應該學習的。當然，我們也不能否認他思想的局限性。因此，在學習前人思想時，我們首先尋找的應該是對現實有建設性意義的閃光點，注重實用性和可行性，而并非一味地批判。兩位哲人思想家帶給我們的美德和經驗，會讓后人更加勤于思勉，奮勇前進。

作者簡介：郭昂（1993―），女，漢族，河南漯河市人，鄭州大學在讀碩士研究生，單位：鄭州大學中外政治制度專業，研究方向：中國政府與政治。

參考文獻

[1] 楊伯峻.論語譯注[M].中華書局，1980.

[2] 李澤厚.論語今讀[M].北京三聯書店，2004.

[3] 《尼各馬科倫理學》，亞里士多德（著），苗力田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

篇（8）

美學是研究美的本質、標準、規律的科學，是從哲學中分離出來的一個重要分支。在中國古代，雖然沒有形成一個現代意義上的完整的美學學科，但卻形成了極為豐富的美學思想。研究中國傳統美學思想精粹，對于豐富中國現代美學，促進現代藝術的發展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

一、中和之美

所謂“中和”，是指人們認識和解決問題所采取的不偏不倚、執中適度的思維方式。中國傳統的“中和”思維最早可以追溯到《周易》。《易傳》中有關“中和”的論述不下三十處，其中凡帶“中”的卦艾都是吉卦、吉艾。“凡吉占都是因為能‘正中’、‘得中’、‘中正’、‘黃中通理’等”。這說明當時人們對“中和”、“執中”、“尚中”已有了初步的認識。這種“執中”、“尚中”的中和思維在儒家學說中得到了發展，并逐步演化成中華民族的思維方式。除了受“天人合一”的思想影響外，中和思維集中體現了儒家的“中庸之道”。中庸之道是中和思維的理論基礎。“中庸之道”要求人們在為人處世方面采取“適度”原則，反對“過”與“不及”。從哲學視角看，中和思維是古代樸素辯證法的表現。辯證法認為，事物質和量的統一就是度，事物的變化是從量變開始的，量變到一定程度就會發生質變，度兩端的關節點是由量變到質變的轉折點。因此，凡事必須掌握“適度”的原則。中和思維正是對“度”的正確把握。從倫理學的視角看，“中庸”是儒家的最高道德標準。孔子明確提出了“中庸之德”的觀點。《論語·雍也》說:“中庸之為德也”。在孔子的影響下，荀子一也主張根據“中庸之道”來修身養性，培養中和思維。

從美學的視角看，“中和”是儒家的最高審美標準。《禮記?中庸》說:“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孔子主張執兩用中，注重對中和之美的追求。在做人方面，孔子認為“中和”是君子應有的美德，“文質彬彬，然后君子”。Lzl在藝術創作方面，孔子評價《關唯》是“樂而不，哀而不傷”，實現了“中和之美”。《樂記》把“中和”作為音樂的審美標準，認為“中和”是音樂的本質，以“中和”為美;“樂者，天地之中和也”。在儒家思想的影響下，“中和之美”成了中國歷代藝術家推崇的審美標準。與中國傳統的中和思維相比，西方古代也有講“中和之美”的學者，只不過時間稍晚于中國。德漠克利特、蘇格拉底、柏拉圖雖然也談及過“中和”問題，但未能展開。在古希臘，對“中和”或“中庸”研究最深刻的人是亞里士多德。他明確指出:“過度與不及都屬于惡，中庸才是德性”，“中庸是最高的善和極端的美”。他還說:“人們對于優秀成果的評論，習慣說增一分則過長，減一分則過短。這就是說過度與不及都是對優秀的破壞，只有中道才能保持它”。川可見，亞里士多德的“中道之美”與中國傳統的“中和之美”十分相似，反映了人類審美思維方式的共性。但西方的中道思維未能傳承下去，后來被西方近代的“對立思維”所取代。而中國傳統的“中和思維”卻一直延傳到今天。因此，可以說:“中和之美”是中華民族審美思維方式的顯著特色。

二、協調之美

所謂“協調”是指事物內部各構成要素之間的和諧統一，以及各種相關事物之間的和諧統一。協調或和諧是世界萬物運行的客觀規律。老子在《道德經》中說:“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這就是說，物以和為常，協調和諧是萬物共存的一種穩定秩序，認識了“和”，也就認識了事物的規律，認識了規律(常)，人就變聰明了。《荀子》說:“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榮亡”;“萬物各得其和而生，各得其善以成”。無論是自然界，還是人類社會都必須遵循和諧協調的客觀規律而運行。協調思維也叫“和諧意識”，它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內容。1993年第三屆“中華民族精神與民族凝聚力”國際研討會紀要指出:“源遠流長的和諧意識是中國社會自秦以來高度統一的重要原因之一”。張岱年強調:中國傳統文化中“有一個一以貫之的東西，即中國傳統文化比較重視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的和諧與統一”。

“協調即美”、“和諧即美”，是中西傳統美學的共同觀點。中國傳統美學歷來主張“和諧即美”。儒家強調“人和”即社會美，道家強調“天和”即自然美，佛家強調“心和”即心靈美。而各家各派都主張“樂和”即藝術美。中國傳統美學建立了自己的藝術審美標準:“和諧即美”、“協調即美”。和諧、協調是一切美好事物的共同特征，就像一幅圖畫的美就在于它的色彩、構圖等方面的協調與和諧;一首歌曲的美就在于它的音調、音色、旋律、節奏等方面的協調與和諧。協調、和諧是各種不同要素的最佳組合，是各種事物的最佳狀態。“和諧即美”、“協調即美”不是中國傳統美學特有的觀點，西方傳統美學也有這樣的觀點。在西方傳統美學里，“不管是古希臘羅馬時期、中世紀，還是文藝復興時期和近代，和諧都被認為是一個核心的美學范疇。在畢達戈拉斯看來，“一切立體圖形中最美的是球形，一切平面圖形中最美的是圓形”。他認為，因為圓形是最協調和諧的，所以是最美的。他還從“數”的角度探討了形式美，認為數量的比例協調是美的典型表現方式;他還認為“數”的比例最協調的是“黃金分割律”。赫拉克利特指出:一切美都是從對立面的和諧協調中產生的，柏拉圖強調:“音樂就是和諧，和諧就是美”。亞里士多德也有由對立面的協調統一形成“和諧之美”的思想。他說:“自然界喜歡矛盾，并且從矛盾中而不是從相似中逐步形成了和諧。……顯然，藝術在這一點上模仿了自然”。可見，無論中國傳統美學，還是西方傳統美學，都贊成“和諧即美”、“協調即美”的觀點。但仔細分析，中西傳統美學還存在下列差別:其一，中國傳統美學重視內容與形式的和諧、協調，而西方傳統美學只重視形式的和諧、協調;其二，中國傳統美學主要用“定性分析”的方法來論述“和諧之美”、“協調之美”，而西方傳統美學則主要用“定量分析”的方法來闡述“和諧之美”、“協調之美”。

三、和善之美

所謂“和善”是指和諧的形式與仁善的內容的有機統一。所謂“和善思維”，是指中國傳統文化把道德內容與藝術形式聯系起來思考的思維方式。“和善思維”是中國傳統審美思維方式的一個重要特色。

何為善?善即仁。《論語》說:“克己復禮為仁”。孔子又說:“君子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就是說，只有君子才有仁善之德，小人不可能有仁善之德。什么是仁?《辭海》解釋:仁是古代儒家的一種含義極廣的道德范疇。《說文解字》稱:“仁，親也;從人、二”。《禮記·中庸》釋:“仁者人也，親親為大”。“仁”的本意是指人與人相互親愛，即“仁 者愛人”。孔子所講的“仁”，包括:恭、寬、信、敏、惠、智、勇、忠、恕、孝、梯等道德內容。概言之，“仁”即“善”。中國儒家美學把道德觀與審美觀結合起來，認為“仁”是美的內容，“和”是美的形式。“和善之美”是道德內容與藝術形式的和諧統一。善即仁，是內在美，和即協調，是外在美。《論語》說:“盡美矣，又盡善矣”。盡善盡美，至善至美，是中國傳統美學的最高境界。

中國傳統美學思想中的“和善”觀，具有世界性意義。日本學者今道有信高度評價了孔子的和善審美觀。他說:“孔子最卓越的學說之一，是其藝術論。他勸導人們以典禮音樂為基礎，將日常的起居舉止都予以美化，這種禮的思想，是世界的藝術與道德理論中最有興趣的學說之一”。西方傳統美學大多從形式方面來論述美，但也有少數學者從道德內容與藝術形式相統一來論述美。柏拉圖熱忱地追求美的表現與善的心靈的一致，很有點像孔子贊揚“盡善盡美”，欣賞“和善之美”。柏拉圖在《理想國》一書中寫道:“藝術、工藝的美，都由于心靈的聰慧和善良”，“最美的境界是心靈的優美與身體的優美和諧一致，融為一個整體”。可見，柏拉圖的審美觀與孔子的審美觀具有某些相似之處。

四、和合之美

“和合”是中國傳統美學思想的一大特色。程思遠把中國傳統美學思想重視和諧與統一的審美方式界定為“和合文化”，并認為:“中華和合文化，是中華優秀文化傳統的精髓之一和主要組成部分”，“是一種有中國特色的整體系統思想”。西方傳統文化主張“主客二分”，強調天人對立;而中國傳統文化則主張主客統一，強調天人合一。從審美思維方式考察，西方傳統審美思維傾向于局部性、分析性、思辨性、對立性;而中國傳統審美思維則傾向于整體性、綜合性、辯證性、和諧性。

“和合”審美思維的最大特點是整體性，無論是儒家、道家，都強調整體觀點。所謂“整體觀點”，就是認為世界是一個整體，人與物也是一個整體。整體是由許多部分、要素、方面構成的有機系統，要想了解各個方面、部分或要素，必須了解整體。《周易大傳》強調:“觀其會通”。也就是說，觀察事物的整體聯系，就會通曉事理。惠施宜稱:“泛愛萬物，天地一體也。”他肯定天地萬物是一個整體。中國傳統醫學的整體觀點最顯著，認為天地是一個整體，人存在于天地之間，與天地息息相通;人的身體也是一個整體，身體與各個器官之間存在著不可分割的密切聯系。漢代以后的儒家崇尚“天人合一”，其主要意義是肯定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人是自然界的產物，又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依賴于自然，又作用于自然。和合審美思維的整體性觀點與現代系統論的整體性觀點是十分相似的。現代系統論認為系統的最大特點是整體性，整體功能往往大于各要素功能之和。可見，掌握和合審美思維對于理解現代系統科學是有幫助的。

篇（9）

近日，記者有幸拜訪了李金山老師。李老師的工作室位于北京崇學山莊，山莊內古樸典雅，畫棟雕梁，竹木青翠，曲徑通幽，無限畫意盡在其中。走進李老師的工作室，墨池飄香，古風撲面，寬大的幾案上擺放著文房四寶，古香古色的陳設平添了幾多詩情畫意。透過朝南的兩扇寬大的落地玻璃窗放眼望去，頤和園萬壽山的青蔥世界盡收眼底。

心之至誠

《中庸》說：“誠之者，人之道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李金山出生在豫西伏牛山區，那是一個令人難以想象的窮山溝，貧瘠的土地，矮陋的農舍，還有那面朝黃土背朝天的父老鄉親。年少時的李金山，雖然熱愛家鄉，但更希望能走出大山，擁有更廣闊的天地。而如今，李金山無疑找到了適合自己的道路，在這條道路上，他孜孜不倦，持之以恒。《時代人物》：從您的國畫和書法作品中，我們能感受到深厚的文化底蘊，這主要源于哪些因素？

李金山：我生于貧窮，長于患難，童年生活艱辛而又難忘。在落后的窮山溝里，我們家卻是少有的書香門第。二戰時期，父親是一名中國抗戰部隊文職軍官，參加過平型關、娘子關戰役，曾隨抗日名將杜聿明、戴安瀾將軍率領的中國遠征軍奔赴緬甸，保衛滇緬公路，抗擊日寇于國門之外。他是個舊文人，精古文、通書法、尚中庸，家里有不少藏書，記得父親給我買的第一本課外讀物，就是一套舊版的《古文觀止》。

《時代人物》：那是不是您父親對您的藝術之路影響很大？

李金山：是的，父親教育子女非常嚴格，練字、習畫、學古文樣樣都不能少。每天放學后，小伙伴都在玩耍、嬉鬧，而我卻只能練字、習畫。在我的一幅竹畫中，我曾這樣寫道：“我筆下之竹多枝而少葉，何耶?兒時嚴父常備一刑具在手，我讀書練字習畫時以督之，稍一走神或久習未果，每使以家法甚靈。余觀此法寶，乃折山間野篁去葉留枝，或末葉新梢，打我肌膚，奇痛，然不動筋骨也。”從懂事起，父親就給我講中庸之道，傳授天人合一之理，從“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講起，最終達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其間種種足夠我用一生去探索。嚴父的教誨為我打下了相當深厚的傳統文化根基，這為我以后的書畫藝術創作，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藝之至博

《管子?形勢解》說：“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石，故能成其高”。《中庸》說：“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

李金山老師的藝術成就是全方位的，從山水到花鳥，從書法到詩文均不同凡響。其藝術之路也卓爾不群、學無定法，終能達到賢者天人合一的境界。

《時代人物》：我們知道您的藝術成就是全方位的，從山水到花鳥，從書法到詩文均不同凡響，您如何看待自己的藝術架構？

李金山：中國畫大體可分為山水畫與花鳥畫，從題材上講，花鳥畫是山水畫特定領域的局部放大，對于豐富繪畫語言和技法來說，二者正好可以互補。我畫花鳥畫是為了鍛煉自己的繪畫表現能力，技法只有從細微處著眼，作品才能夠大處大氣雄渾，小處細致入微。

藝術家創作就像是蓋房子，如果只是簡簡單單搭個茅草屋，大風一吹就倒了，要建摩天大樓，就要扎好根基，只有根基穩固了，才能經得起風雨。一幅好的中國畫作品，不光在于書法和繪畫本身，還要有其他因素的滋養和支撐，人本理念、社會責任感、詩詞文賦、篆刻以及敏捷的思維體系和深刻的洞察能力，都可以影響作品品味的高低。一幅完整的好畫就是這些內涵的集中體現，這就要求創作者博采多識，集淵博學識于一身。

我的畫從來都是題自己的詩文，往往我在作畫的時候，詩文就已經出來了，畫畢則題于其上，蓋上印章，這才算完整的作品。總之，中國書畫是生長于華夏文明豐厚土地上的一朵鮮艷的奇葩，書內書外，互為一體，畫內畫外，內外兼修，只有這樣，才能融會到中國傳統文化的大體系中。從古至今，那些書畫藝術大家，都是詩文書畫、金石篆刻樣樣精通，不說遠的，齊白石先生、啟功先生、李可染先生等都是如此，他們不僅是書畫藝術大家，更是內外兼修的國學大師。

情之至真

《中庸》說：“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

“本真”是藝術的生命，任何藝術創作都貴在真切。李金山老師正是通過藝術創作來表現內心的真實情感，其作品趨向回歸自然，回歸原本，也蘊含著“致中和”的道理。

《時代人物》：近幾年，您以玉米作為中國畫的主要表現題材，可謂獨步畫壇、獨辟蹊徑，請您談一下為什么要以玉米作為創作主體？

李金山：其實，從古到今畫玉米的人也還是有的，只不過他們大都以玉米作為背景和陪襯，而我把玉米放在和梅蘭竹菊等同樣的位置，作為中國畫的主要表現題材，并且不斷加以升華提煉。力求把玉米形成中國畫題材的一個完美圖式，這的確是從我這里開始的。實踐和先賢的經驗告訴我們，只要你認為美的事物，你都可以拿來入畫。

《時代人物》：那您對玉米有沒有一種特別的情感？

李金山：玉米，其質晶瑩剔透如玉之潤澤，其色黃燦似金之耀目，象征了豐收的喜悅，也標志著來年的祈盼。說起來，我的玉米情結也是源自最原始的“真”，小時候山區貧窮，每當青黃不接時，玉米就成了鄉親們的救命糧。我們家斷糧斷炊也時有發生，等家里一切可以吃的東西都吃完的時候，母親就會眼含熱淚，從房檐下摘下幾個預留來年當種子的玉米棒子，炒熟讓我果腹，而大人只能挨餓。這件事情我終生難忘，每每想起，心中還隱隱作痛。從那時起，玉米就在我心中埋下了靈性的種子。

《時代人物》：您的玉米畫和您追求的中庸之道有沒有關聯？您還會繼續畫玉米嗎？

李金山：我的玉米畫實際上是中西合璧的結果，其中玉米苞采用了中國畫的傳統筆墨語言和造型語匯，并融入書法的用筆，而玉米粒就是借鑒了西方油畫的特色，這樣粒粒可辨，形色俱佳。把西方的繪畫語言巧妙地融入到中國畫的表現技法體系中來，不媚洋，致中和，升華提煉，為我所用。再則，中庸之道講求天人合一，創作玉米畫，追求一種自然天成，回歸自然，回歸原本的生活狀態，用藝術體現致中和的道理。通過數十年的摸索和實踐，我的玉米畫深受廣大愛好者所喜愛，我不但會繼續畫下去，還要進一步研究，將繪畫語言與技巧集中統一到中國畫大的語言體系當中。我還會透過玉米關注人們更多的生活，深入表現新時代人民群眾繁榮昌盛的主題。

《時代人物》：我們知道您的山水 畫已是中外聞名了，特別是在巨幅山水畫的創作上更是有獨到之處，然而據相關報道，您筆下的北方民居在畫界也是聲名遠播，從您很多民居題材的作品中可以看得出來，您有意將民居畫從您的山水畫中單列出來，這是為什么？

李金山：是的，你說的很對，我這些年確實是這樣做的。要將民居從山水畫中單列出來，源自我從小到大的生活記憶。因為我從小生活在山區農村，整天跟山間野卉、藤蘿山果為伍，與瓜棚豆架、柴堆秸垛為伴，大山深處的一草一木，與我結下了不解之緣。為我們世世代代遮風擋雨的古老的房子，或茅棚木構，或土夯石砌，或依山而建，或橋搭水榭，古拙中透著無限的自然造化，訴說著歷史的滄桑，標榜著不屈不撓的民俗民風。它們是一種文化，更是我心中永遠的時代群雕。

然而，隨著建設的步伐，隨著機器的轟鳴，這些文化將不復存在。我要記錄下他們的軌跡，十多年來，我的足跡遍布我國北方地區，收集整理了大量民居資料，積累了大量的寫生速寫資料，使我的北方民居系列逐漸從我的山水畫中脫穎而出，成為了和山水畫并列的繪畫主題，也使我所有的中國畫作品始終貫穿著對生活的真情流露和自然天成。

人之至善

《中庸》說：“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

李金山老師不僅為世人奉獻出美好的作品，更難的是他還有一份社會責任感，這種至善的品性也讓他自己在藝術之外找到了自己的真正位置。

《時代人物》：您認為畫家作畫是為了什么？畫家應該如何給自己定位？

李金山：這個問題也一直是我自己在思考的問題，畫家作畫不能僅僅是為了賺錢，而更多的是要通過繪畫來實現一種社會責任。我們被別人稱為畫家，一方面，我們的畫要能體現當今畫壇前進的方向，要把先賢流傳下來的，真正能體現中華民族文明的東西傳承下去，并通過自己的藝術創作起到“天地之化育”，益于社會，益于百姓。中庸之道中也講到君子的社會責任，用在畫家身上就是如此，中華民族五千年文化，老祖先為我們保存了這么多優秀的種子，我們要發揚光大，盡本分做好本職工作。另一方面，作為畫的創造者，我們有責任和義務擔負起提高老百姓審美的責任，讓藝術來源生活而又真正地走向生活，我經常向朋友們提到我的畫要讓農村老太太也能看懂。那些文化水平不高的鄉村人也是有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如果能讓我的畫走進他們的生活，那就太好了，這也是我不斷努力的一個方向。

篇（10）

中國傳統文化博大精深，幾千年的歷史積淀孕育出中華文明的燦爛多姿，傳統文化，尤其是儒、道思想中的仁愛道德、忠孝信義，在中華大地上深深扎根，對現代中國產生著不可忽視的作用。臺灣作為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樣受到中國傳統文化的深遠影響，這也在其廣告中有著明顯的體現：從低卷入度商品——茶飲料廣告、酒類廣告到高卷入度商品——房地產廣告，都對中國傳統文化有著或多或少的應用。

一、臺灣茶類廣告中蘊含的中國傳統文化

中國是茶的故鄉，茶文化源遠流長，從唐代陸羽的第一部茶葉專著《茶經》開始，“天下益知飲茶”，從不同制茶方式到講究的茶具再到各式的沖泡方法，茶文化的方方面面都承載著古老的中華文明。

兩岸的茶文化是一脈相承的，臺灣茶源于大陸，其茶文化也打上了大陸茶文化的深刻烙印，不但繼承了老祖宗有關茶的經驗與智慧，還在保存了茶獨有的韻味的同時賦予了它新的生命力。

古人喝茶，多與精神意義相關：文人墨客借品茶賦詩來追求高潔的精神品質，高人隱士通過鉆研茶道尋找人生的智慧，貴族士大夫用好茶待客以顯示自己尊貴的生活品位……而如今，現代繁忙的人們已沒有空閑慢慢地醒茶泡茶喝茶，取而代之的是風靡全球的茶飲料。

茶飲料現今已是隨處可得的便利商品，街邊商店無論大小總會有茶飲料醒目地擺放在柜臺上，古人精工細作的泡茶方式已被現代社會的快節奏所遺忘，現代人總是嫌洗茶倒茶渣太浪費時間，于是，如速溶咖啡一般便捷、高效的喝茶方式也隨之出現。

臺灣茶的兩大巨頭“康師傅”和“統一”無疑占據了半壁江山，再加上一些其他品牌如“古道茶”、“御茶園”等，臺灣本土品牌已牢牢統治了本地市場。在它們的廣告中，運用傳統文化進行訴求是一種很重要的方式，無論是從傳統藝術美學的角度還是從中醫養生的觀念，訴求于中國人心中對傳統文化或景仰或尊崇的心理，營造傳統文化中注重人格修養的氛圍，是臺灣茶飲料廣告訴求一個不可忽視的手段，這使得很多的茶飲料廣告都帶有濃厚的傳統文化氣息。

1　臺灣茶廣告中的傳統藝術美學

臺灣的茶飲料廣告中經常表現以禮待客、尊師重教、孝敬長輩等場景，在優美的意境中體現道德仁愛、友情信義等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這是傳統藝術美學思想在臺灣茶廣告中的體現。

臺灣明星林心如代言的“古道茶”系列廣告中的“古道梅子綠茶”，展現的是以茶會友的場景，“古道葡萄紅茶”追求的是親近自然、回歸健康的生活方式；徐若瑄代言的“御茶園”廣告中的“奉茶篇”講述的是向老師奉茶以表敬意的故事，“會面篇”同樣表現對長輩的尊重。

中國人對這些傳統美德的追求恒久不變。通過塑造與此相關的廣告場景，喚起人們對古典文化的追憶，廣告訴求的不僅僅是茶飲料本身，更是蘊含在其中的傳統道德標準與修生養性、自我提升的價值觀念。茶文化這種古老的文明沒有因為時間的流逝而被人遺忘，而是在新時代_被賦予了新的內涵，不僅是現代人對優良傳統美德的繼承與發揚，也是傳統藝術美學的核心價值。 值，而“風云”酒正是有了許多人的研發、改進，才能成就今日的輝煌。“成就風云”一語雙關，既鼓勵人們要成就風云人生的理想。也體現了“風云”酒來之不易的成就。追求人生價值是中國酒文化的一種重要精神理念，這在臺灣風云酒廣告中被很好地體現出來。

三、臺灣房地產廣告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承

“家”的觀念在中國根深蒂固，每個人都希望擁有屬于自己的一片空間，無論是貴族的宮殿還是白丁的茅屋，或大或小的房子里承載著人們對家的深深眷戀，這不僅僅是遮風擋雨的寓所，還是對人生、對情感的寄托。

臺灣的房地產廣告多注重對心理、對感情的訴求，往往用最質樸愿望、最單純的情感去打動消費者，而不僅僅是訴諸理性，把房屋結構圖或裝修效果圖簡單地鋪陳于宣傳單頁中。

1　借用古典文學作品，打造人居文化

臺灣新竹科技同一個名為“荷香別墅”的樓盤廣告。極富特色，其宣傳冊的第一頁，是一幅清秀高潔的荷花圖，下面所配文字，極具文化底蘊，節選自宋朝大文豪周敦頤的《愛蓮說》：予獨愛蓮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這段文字詠贊荷的高潔，以荷比君子，將它用在樓盤的宣傳中，就是采用聯想嫁接的方式將荷花高潔的品質附加到樓盤上來。

這則廣告將“世外桃源”作為其文化定位，賦予樓盤更多的文化附加值，讓消費者對廣告中所描繪的美好生活產生向往，并以此為目標不懈追求。這種孜孜不倦的追求精神不僅是對中國古典文化精神的提煉，更是對人格的提升、對人性的完善，也是對樓盤在消費者心中地位的有效提升。

在臺灣這片喧囂的土地上，為心靈尋找一個家，讓身心回歸自然、融于自然，在繁華的鬧市中追求一種恬淡、抒情的生活方式，廣告所塑造的意境正好滿足了消費者對“世外桃源”生活方式的追求與認同。借助古典文學，樓盤成功塑造了獨特的人居文化。

2　繼承古代思想精髓，重尋和諧家園

臺灣房產“林與堂”的廣告文案不僅包含了陶淵明“隱士”的風范，更進一步發展為孔子“中庸之道”和老子“大隱隱于市”的精神價值觀，其“居所·歸心”篇文案如下：

生活的最典型為中庸生活，在動與靜之間，找到一種完全的均衡。——摘自林語堂先生《生活的藝術》一書。精神與物質兼顧，生命才能從容，顛峰人士的事業與生活，像一座越來越難平衡的天平，車水馬龍的市中心，幫閣下贏得事業的效率，卻賠掉居家的寧靜。根據最新統計結果顯示。鄰近公園，靜巷內的住宅，比大馬路旁還要受歡迎。“林與堂”隱身在繁華都會的靜巷之中，散步到大安森林公園，開窗看見臺北遠企中心，享有盛世的繁華，也擁有遠世的寧靜。

此文案強調都市生活所需要的均衡，物質與精神之間、動與靜之間、事業與居家之間，無論是哪個方面，都要追求中庸之道的生活方式。中庸之道的理論基礎是天人合一，而天人合一的真實含義是合一于至誠、至善的境界。廣告以繁忙都市中渴望擁有和諧生活的人們為訴求對象，以古代思想理論的精髓為手段進行說服，以至誠至善的心態容納疲于應付生活的世人。鬧市的喧囂與靜巷的安逸、盛世的繁華與遠世的寧靜和諧歸一，一種大隱隱于市的綠意，將居家靜靜地包圍，住在這里才是真正的智者。

由此可見，中國傳統文化已經滲透到了臺灣廣告的療方面面。

篇（11）

隨著中國汽車市場的發展和中國汽車消費者的日趨成熟,中國傳統文化因素對中國消費者的購買決策逐漸顯露出影響力,汽車企業調整其營銷組合策略以適應這種影響非常有必要。本文旨在研究中國文化因素對汽車營銷組合策略的影響,提出改善國內汽車營銷的相關建議,促進中國國產汽車業的創新與發展。2008年中國汽車產量增至934.5萬輛,其中轎車503.73萬輛占大部分,所以,我們說的汽車主要是轎車。

一、相關理論基礎

(一)營銷組合理論(4Ps)

營銷組合理論4Ps指的是Product(產品)、Price(價格)、Place(渠道)和Promotion(促銷)。4Ps營銷理論(The Marketing Theory of 4Ps)產生于20世紀60年代的美國,隨著營銷組合理論的提出而出現的。1953年,尼爾?博登(Neil Borden)在美國市場營銷學會的就職演說中創造了“市場營銷組合”(Marketing mix)這一術語,其意是指市場需求或多或少的在某種程度上受到所謂“營銷變量”或“營銷要素”的影響。杰羅姆?麥卡錫(McCarthy)于1960年在其《基礎營銷》(Basic Marketing)一書中將營銷要素一般地概括為4類:產品(Product)、價格(Price)、渠道(Place)和促銷(Promotion),即著名的4Ps。1967年,菲利普?科特勒在其暢銷書《營銷管理:分析、規劃與控制》第一版進一步確認了以4Ps為核心的營銷組合方法。

(二)文化營銷

文化營銷具有獨特的內涵, 它是以戰略營肖理論為指導,以企業文化為媒介來與消費者進行溝通的系統行為。它是基于文化與營銷的結合, 把文化觀念融到營銷活動的全過程, 是文化與營銷的一種互動與交融, 但是它強調物質需求背后的文化內涵。其實質是從產品與文化的融合人手, 有意識地通過發現, 培養或創造某種核心價值觀, 與消費者產生文化共鳴, 將文化的因素滲透到企業營銷的整個過程從而達成企業經營目標的一種營銷方式。汽車文化營銷是汽車戰略營銷模式之一, 對我國汽車企業由傳統營稍轉向戰略營銷具有重大意義。

(三)文化影響營銷成本的新制度經濟學分析

按照新制度經濟學的觀點,制度是約束人們行為及其相互關系的一套行為規則。它包括正式制度安排(也稱正式約束或正式規則)和非正式制度安排(也稱非正式約束或非正式規則)。正式制度安排是指人們有意識創造出來并通過國家等組織正式確立的成文規則,包括憲法、成文法、正式合約等。非正式制度安排則是指在人們長期的社會交往中逐步形成,并得到社會認可的一系列約束,包括價值信念、倫理道德、文化傳統、風俗習慣、意識形態等。相對于正式制度安排,非正式制度安排具有自發性、非強制性、廣泛性和持續性的特點。非正式制度安排對社會經濟發展的作用是雙重的,當它與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相適應時,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強化激勵機制,提高經濟績效,而當它與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不一致時,它可以干擾經濟的正常運行,阻礙制度的變遷與創新,從而影響經濟發展的速度和效益。諾斯認為,任何經濟、社會發展和變遷的成功,除了經濟市場和政治市場正式規則的改變外,還不能忽視文化的非正式規則的功能效應。文化作為非正式規則影響交易成本,從而影響經濟績效。所謂交易成本就是在一定的社會關系中,人們自愿交往、彼此合作達成交易所支付的成本,也即人-人關系成本。

二、中國文化因素的特征

儒家文化一直是中國文化的主體部分,因此本文探討的中國文化因素以儒家文化為主,其他中國傳統文化為輔。故中國文化的特征主要為以下幾個方面:以人為本、尚和、實用、仁愛、禮治、中庸和信義。

1、以人為本。在一定意義上,儒學就是人學。孔子提“天地之性人為貴”,荀子說:“人有氣、有生、有知并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漢代經學和宋學都秉承了“以人為本”的理論特征。我國的民本思想可以上溯到殷周時期。《尚書》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此后,孔子告誡統治者要“因民之所利而利之” 、“治民要寬,養民要惠”; 荀子提出“平均愛民”、“王者富民”;唐太宗李世民認為“君依于國,國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唐甄說“國無民,豈有四政”… …,無不體現了民本思想的內涵。

2、尚和。中國人一向注重人際交往與人際關系,幾乎將所有心思都放在與他人、自然的交往上,甚至中國人的宗教也多是他們人際關系的一個擴展,因此人與人的關系、人與自然的關系在中國文化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而如果說“競爭”是西方人平衡人我關系與群我關系的基本手段,那么,尚“和”就是中國人平衡自我關系和群我關系的根本準則。中國人自先秦以來就非常推崇“和”,以和為貴,以和為美,導致尚“和”已成為中國人的一種集體潛意識。尚“和”心態可以說是中國人心理的的一個突出特點,滲透于中國人對人對事的各種看法中。

3、實用。注重從實用角度出發來思考問題,強調知識的實用性,是中國人思維方式的顯著特色。《荀子?天論》說:“傳曰:‘萬物之怪,書不說。無用之辨,不急不察,棄而不治。’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則日切磋而不舍也。”于是,在判斷的類型上,與西方人優先考慮“事實”的判斷類型截然不同,中國人優先考慮“價值”,喜歡從有用的還是無用的或是道德的還是不道德的角度對人對事進行評判,而現代文明的發展和改革開放的深入,為求實用注入了新的元素和含義。

4、仁愛。仁一直是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的核心理念。孔子認為“仁”幾乎包含了一切優秀的道德品質。“仁者愛人”,包含著對人們基本權利承認和肯定的內容。“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和基礎。“仁”的基本涵義有:1.家族成員間的親善關系。孔子解釋仁的根本涵義時說:“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也!”2.“泛愛眾” 、“仁者愛人”、“仁者無不愛”,要用對待家庭成員間的友善態度來對待一切人。具體表現就是要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對他人有理解、寬容的態度和心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推己及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3.“仁者愛人”表現在統治者身上就是要有愛民之心,實施仁政和德政,為老百姓謀利益,使老百姓能夠安居樂業,與民同憂,與民同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

5、禮治。禮治是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的“主旋律”。中國素稱“禮儀之邦”,禮貫穿于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始終。禮是關于社會生活的具體制度、規范和準則儀式,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社會政治制度,二是倫理道德規范。“禮教”、“禮制”是維護宗法主義的等級秩序、治國安邦的根本,其功能在于處理國與國之間、君與臣之間、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系,其基本精神是“禮讓”,以便從根本上消滅人與人之間的爭奪,理順社會中的各種橫向關系,維護社會的和諧。

6、中庸。中庸是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的“減震器”。說文解字釋中庸:“中,正也;庸,用也”;朱熹認為“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無及”;孔子說:“中庸之為德也,其至也乎! ”中庸是孔子所創的哲學方法論。中庸的核心是讓人們通過道德修養走調和折中的道路,遵守三綱五常規范,達到中立、中和的道德心境和狀態,以安定封建秩序。中庸本意是反對“過”與“不及”。 但也不能簡單地把不偏不倚的折衷傾向理解為中庸之道,應該說中庸思想倡導的和平、信義、人與自然和社會和諧是社會政治穩定與發展所必需的基本條件,對調適、化解、規范社會各方面利益的矛盾與沖突,使社會不至于在利益的沖突中頻繁動亂乃至消亡,有著極大的作用,尤其有助于實現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人與自然的和諧。

7、信義。信:指待人處事的誠實不欺,言行一致的態度。為儒家的“五常”之一。孔子將“信”作為“仁”的重要體現,是賢者必備的品德,凡在言論和行為上做到真實無妄,便能取得他人的信任,當權者講信用,百姓也會以真情相待而不欺上。義:原指“宜”,即行為適合于“禮”。孔子以“義”作為評判人們的思想、行為的道德原則,中國古代一種含義極廣的道德范疇,本指公正、合理而應當做的。孔子最早提出了“義”。孟子則進一步闡棕了“義”。他認為“信”和“果”都必須以“義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又:“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孟子?離婁上》:“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三、汽車企業文化營銷的策略重點

(一)汽車企業文化營銷的產品策略

文化營銷在實施的過程中,文化最直接地體現在其營銷的產品中, 那里蘊含著豐富的文化因素。就汽車本身而言并無情感, 但一旦通過別具一格的設計賦予汽車文化氣息和情感色彩, 使之與消費者的心理滿足相吻合。當今世界汽車市場上,德國車的嚴謹樸實、美國車的自由豪放、法國車的浪漫溫馨、英國車的高貴典雅、日本車的精明細致都在消費者心中形成了鮮明的品牌差異化形象。德國人的品味在本質上是根深蒂固的,它變化得很慢且具有持久的品質, 在奔馳汽車的設計方面,其設計變化得很慢,而且一旦有所改變,必須小心翼翼地加以平衡。日本人喜歡從部分角度看汽車, 而美國人追求的則是全景而不是部分。當西方人對汽車進行想象時, 他們是從側視的角度, 而日本人則是從前觀的角度。西方人喜歡汽車內有肌肉般的光滑感, 而日本人則討厭他們的汽車有動物的特征。當日本人迫于市場壓力在車內裝模中采用皮革時, 他們首先除去了它的氣味,而西方人則認為這是皮革裝飾吸引他們的地方。

(二)汽車企業文化營銷的定價策略

從文化營銷的角度看, 在汽車產品的價格構成中, 不僅包含汽車的實用價值, 也包括其精神價值,而且后者占的比重日益增大。因而,汽車企業在對顧客的心理價格有正確估計的情況下, 可定出適合不同消費群體的價格。如寶馬車和奔馳車在全球就是采用高價格等于高質量、高社會地位的形象占據了全球主要的豪華車市場又如奇瑞契合多數年輕白領的消費能力, 以極高的性價比滿足年輕人通過駕車所實現的工作、娛樂、休閑和社交的心理需求。

(三)汽車企業文化營梢的促銷策略

從文化營銷的角度來講主要有以下幾種策略一是價格策略,包括大幅降價、送汽油、送汽車裝飾等。二是獎勵策略,獎勵現金或提供旅游機會尤其受顧客歡迎,如豐田皇冠推出的“買皇冠、贏香港迪斯尼主題樂園行”活動。三是廣告促銷,廣告本身就是一種地地道道的文化,廣告策略主要是通過賦予商品文化內涵,“喚醒”顧客的心理需求。四是公關促銷,公關促銷的方式多種多樣,也能給汽車營銷更多的創新空間,對企業的影響也更為深遠而長久。舉辦車展、企業直接參與教育、醫療、環保、慈善等社會公益事業活動來貢獻社會服務社會等都是公關促銷常用的方式。

(四)汽車企業文化營梢的渠道策略

汽車營銷渠道以制、汽車有形市場和四位一體的專賣店為主,同時有汽車超市、因特網銷售等多種銷售形式。文化差異導致我國汽車的分銷渠道也各不相同。在部分大中城市中通過汽車品牌店和汽車連鎖店進行銷售在其余地區多以集貿市場式或小型店鋪式經營為主。而在國外汽車銷售通常采用“多位一體”的汽車專賣店和“專賣總匯型”的汽車城或交易市場的形式。加入WTO后,大中城市可以與國際接軌,。

四、融入中國文化因素制定汽車營銷組合策略

(一)產品策略。第一、在外形方面,重中庸之道,外觀設計須大氣,然又有國際化氣息;第二、汽車性能設計方面,功能設計須全面,汽車的功能配置力求全面;第三、汽車經濟性方面,中國消費者重實用,且受崇檢思想的影響,所以小排量車以其經濟性,在中國非常受歡迎。第三、在環保性方面,中國消費者尚和,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注重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尤其是現在中國政府非常重視新能源汽車,所以油電混動汽車和全電力驅動型汽車等新能源汽車在中國非常有發展潛力。

(三)價格策略。第一、中國消費者受中國文化中庸之道思想和崇儉思想影響,中國消費者通常能夠量入為出,所以汽車信貸在中國不太好開展,消費者大部分還是選擇一次性付款,因此汽車性價比高的汽車在中國受歡迎;第二、中國消費者重眼前實惠,所以汽車銷售企業可以犧牲一部分不重要的服務,以節省成本,這樣就可以做到售價比別的銷售企業低,從而吸引顧客,獲得更多的經濟利益。

(三)促銷策略。首先,中國是禮儀之邦,重禮儀,因此汽車銷售企業因注重店面的裝修和店內的服務;第二、中國消費者習慣親身接觸商品后做出購買決策,所以汽車銷售企業應該做好試駕的環節;第三、中國消費者重仁,仁者愛人,表現在汽車銷售上,如果針對于顧客能夠有一些折扣或是有著良好的服務,顧客就會對經銷商產生好感,這樣容易達成交易,甚至買車的人會帶來新的顧客或二次購買。第四、愛國主義激發購買。當“一汽奧迪”面市時,面對國內市場上強勢的國際名車,如何進行產品定位、打響入市的關鍵一役,全面推進新產品的營銷戰略就成了頭等的問題。然而,一句價值70萬元的廣告詞“走中國道路,開一汽奧迪”帶來了預期效果,樹立了奧迪的品牌形象。而這一效果的達到緣于它在現代文化創意中和諧地融入了一種文化信號-國產精品,切中了國人文化觀中最傳統的一面-愛國主義。

(四)渠道策略。第一、中國自古以來就是“禮儀之邦”,中國消費者對禮節要求很高,因此服務態度對中國消費者來講非常看重;第二,中國有句古話,叫“三思而后行”,這也折射出中國消費者的購物習慣,通常是貨比三家,并在了解商品的各種信息尤其是親身接觸到商品后才做出決策,所以試駕對于中國消費者來講是非常有必要的;第三、中國消費者習慣量入為出且崇檢,重實惠,因此超市以及國美蘇寧等家電賣場能夠在中國大行其道。隨著中國國民收入的持續提高,相信不久的將來,國人買汽車的心態將會像買家電一樣地平常,根據對中國消費者的分析,相信汽車超市模式將會在中國如同國美、蘇寧一樣走向成功。所以中國汽車銷售汽車應朝著這方面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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