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表云整理的11篇歐債危機論文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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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的2011年，是內憂外患多種因素繁雜交織的一年。 歐洲債務危機持續發酵，主權信用危機惡化，歐美各國經濟復蘇步履維艱，國際貿易增速回落，國際金融市場劇烈動蕩，全球經濟再度衰退的憂慮充斥市場。整體來看，歐債危機是中國外部經濟面臨的一場重要危機，怎么應對是至關重要的問題。在探究歐債危機對中國的影響和啟示之前，我們先簡單談一下歐債危機產生的原因。

一、歐債危機的原因分析

1、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爆發的直接原因：高赤字

如果將債務杠桿比喻成潮水，那么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金融危機爆發后，全球政府聯手利用公共財政的“再杠桿化”掩蓋了金融體系的“去杠桿化”。但是這種掩蓋是暫時性的，自從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爆發以來，人們最常想起的詞語就是“高赤字”。

2、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爆發的根本原因：歐元區經濟政策結構不平衡

歐元區現階段實行的是統一的貨幣政策和分散的財政政策。然而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常年的不對稱性使得各項矛盾和問題得以積累。在08年全球次貸危機的沖擊之下，矛盾開始暴露，直指主權債務危機。盡管貨幣一體化為歐元區成員國政府搭建了更大的融資平臺和競爭優勢，但是由于經濟狀況的差異而形成的不對稱沖擊，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這些優勢。另一方面，歐元區簽訂的《穩定與增長公約》并沒有完全遵循最優貨幣區的要求，各國的實體經濟結構不盡相同，這樣更容易遭遇“不對稱沖擊”的影響。由于各成員國經濟周期不同步，歐元的誕生也未能顯著縮小這種差異。同時歐洲中央銀行在貨幣政策的選擇上，無法也不可能滿足成員國不同的貨幣政策偏好，從而增加了危機蔓延的可能性。

3、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爆發的歷史原因：高福利政策

高福利意味著政府的高支出，必然伴隨的則是高稅收。高福利政策使得歐洲各國在經濟發展上缺乏一種活力，并且在財政支出上遠高于非高福利國家。不得不說，高福利是高赤字的一個重要源頭。

二、歐債危機給中國的影響

歐債危機對世界經濟的影響不斷顯現出來。歐美經濟的不景氣，直接影響到中國的出口。由于中國的經濟主要還是外向型經濟，出口在整個經濟中所占的比例很高。出口的下降，必然會對中國經濟各個方面都有深遠的影響。

（一）導致人民幣“升值”

最近在歐債危機的沖擊下，避險資金紛紛轉向美元資產，隨著美元走強，人民幣也跟著升值。從1月4日到5月28日，人民幣對歐元匯率升值達到15.9%；同期人民幣對英鎊升值了10.7%。在不到半年時間內，人民幣已經因歐洲債務危機而對主要非美貨幣出現較大幅度的升值。人民幣“被升值”還將影響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調整。

（二）影響中國對歐洲國家出口

由于人民幣升值幅度較大，中國出口到歐洲的產品價格競爭力下降。出口企業如果用歐元和英鎊收匯，則面臨較大的匯率風險。此外，由于歐系貨幣貶值，歐盟對中國動出口將會增加，中國的貿易盈余還可能會繼續下滑。

（三）外匯儲備縮水

歐元和英鎊貶值，將使以美元計價的外匯儲備出現縮水。我國防范外匯資產的縮水問題，必須采取動態的資產管理模式，即不僅需要關注投資的收益，也要關注匯率變動帶來的資產價值變化，以保證外匯資產的保值增值。 轉貼于 ?。ㄋ模┩稒C資本流入可能增加

現在人民幣對歐元和英鎊升值，歐元和英鎊投機資本流入同樣可以獲得人民幣升值的好處。因此防范走弱貨幣如歐元和英鎊等資產的流入。

（五）歐債危機影響全球經濟復蘇進程，對中國的外需影響較大

歐債危機已經影響了其他歐洲國家的經濟恢復步伐，同時還增加了全球經濟復蘇的不確定性，歐洲國家經濟恢復增長將面臨更大的挑戰。歐盟是中國的第一大貿易伙伴，中國的外需短期內繼續承壓。

三、歐債危機對中國的啟示

（一）財政刺激計劃要在可控的范圍內，把握好財政赤字的“度”

目前我國的國家債務和財政赤字遠低于國際公認的風險臨界點，但是不能太樂觀。因為首先，我國地方政府仍然存在“GDP考核觀”，使得地方政府盲目舉債搞發展，財政入不敷出；其次，當面臨經濟下行是，政府刺激計劃會使財政負擔加大，可能造成通脹的壓力以及對私人部門的擠出效應。所以中國必須高度警惕地方政府的債務結構與債務負擔，做好債務測算和償債平衡工作。

（二）注重轉方式、調結構，由投資出口導向型向消費導向型轉變

希臘的局面警示我們不能過分地依賴出口拉動經濟。出口是我國促進經濟發展的殺手锏，但是這種方式極易受到外部沖擊。從長期來看，出口導向型模式是不可維持的，中國應該盡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從依靠外需轉到以內需為主，擴大內需是經濟結構轉換的核心環節，消費是拉動經濟更好更長效的動力。此外，在出口戰略上，將主要向歐美國家出口轉向亞洲新興國家、東盟、非洲國家的出口，出口產品也應全面轉型升級。

（三）與國際接軌，增加中國財政的透明度

目前中國財政透明度整體較低，隨著中國經濟日益融入全球化，中國應與國際接軌，加強與國際機構的溝通、協調，縮小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出的《財政透明度良好行為準則》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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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4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了針對2007—2008年的《世界經濟展望》（World Economic Outlook）?！霸?007年至2008年，世界經濟仍然看好并能繼續強勁增長”，“未來的總體風險看來要比6個月前來得低”（IMF，2007）。從中我們可以看到當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世界經濟未來的發展是相當的樂觀。然而，緊隨而來的一系列危機似乎超出人們的預期。這使得世界經濟遭受空前的沖擊。Mundell（2011）認為這一系列危機包括四個階段：（1）美國次級債券危機；（2）美元的升值和雷曼兄弟公司的破產；（3）美國和全球經濟衰退；（4）歐洲債務危機。

從2001年開始，美國的低稅率、低利率和低匯率使得美國以房地產為代表的資本市場過度繁榮。信用評級低于正常水平的高風險次級債券被大量發行。這些高風險債券也成為追求高回報的投資銀行看好的投資產品。2007年夏，美國住宅抵押市場轉向，房價下跌。銀行業持有的大量以房產為抵押的證券（包括次級債券）價格下跌。按照會計準則中的市場定價（mark-to-market）規則以及反映銀行資本充足率的巴塞爾協議，銀行業開始大量舉債來填補銀行資本的折損。美國的房地美和房利美公司出現巨額虧損，投資銀行雷曼兄弟破產。由次級債券引發的金融危機繼續蔓延。在此期間，由于全球范圍內美元的融資渠道被打破，出現對美元需求的全球性短缺，美元升值（徐以升，2011）。強勢美元使得美國產品競爭力下降，房地產市場價格進一步下跌，美國經濟衰退并直接或間接通過投資、國際貿易等渠道傳遞到全球。2009年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爆發（Mundell，2011）。目前整個危機仍然繼續著，只是在不同的時間，危機顯露的重點會不同。

本文分為三部分。首先，著重分析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爆發的各種原因。其次，分析歐元可能增加的波動性風險。最后，提出我國企業如何規避歐元匯率波動風險。

一、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原因

從表面上看，美國的次級債券危機造成全球經濟發展趨緩，進而使得原本經濟發展不暢的部分歐洲國家，尤其是希臘等國家出現國家主權債券違約的可能。這些國家包括葡萄牙（Portugal）、意大利(Italy)、愛爾蘭(Ireland)、希臘(Greece)和西班牙(Spain)等國家（簡稱PIIGS歐債危機五國）。希臘等歐債危機國家出現國家主權債務危機不僅僅是個別國家經濟出現問題，而是有更深更廣的原因。這涉及歐洲經濟一體化過程中，在最初制度設計上的缺陷，高福利經濟制度的局限性，歐盟規章制度的約束力有限以及全球化帶來的貿易和金融方面的外部沖擊等因素。

1.歐元區財政制度上的缺陷。1961年Mundell在他的論文中提出著名的“最優貨幣區”的理論，在由幾個國家或地區整合的市場區域中，生產要素（比如：勞動力、資本）可以自由流動，使用同一種貨幣或是有緊密聯系匯率的幾種貨幣，能減少參與成員國或地區之間的匯率波動，從而使得貨幣區社會總財富最優化。該理論在Mundell提出后，Mckinnon(1963) 進一步提出：越開放的經濟體，國際商品價格的波動會直接或間接傳遞到國內商品價格上，結果使得匯率作為調節國際收支平衡工具的作用越小。Kenen(1969)又提出：進出口中，生產和消費多樣化能減少外部對特定行業的沖擊。因而，含有多樣化生產和消費的伙伴國家，能夠用更少的成本應對外部的沖擊。這樣的伙伴國家能更好獲得單一貨幣區的好處。

正是在最優貨幣區的理論指引下，歐洲經濟一體化得到逐步的發展。1992年的《馬斯特里赫特條約》確定簽約國統一采用歐元。歐元在2002年1月1日開始起用歐元貨幣，成為歐元區法定貨幣。使用歐元的各個成員國，放棄發行本國貨幣的權利，而統一使用歐元。歐元的貨幣政策由位于德國法蘭克福的歐洲中央銀行負責。按照最優貨幣區理論，各個成員國對內使用同一貨幣，對外實施浮動匯率制度。歐洲中央銀行采取盯住通貨膨脹的貨幣政策目標。從法律層面上，要求歐元幣值穩定。歐元區成員國采用同一貨幣有利于控制通貨膨脹，減少成員國之間的結算成本，增加資本、勞動力等生產要素的流動。但是，歐元的先天不足之處是：各個成員國仍然有自己獨立的財政政策的制定權。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不統一，為目前的歐債危機發生埋下伏筆。由于各國無法應用貨幣政策（使得貨幣升值或貶值）來調節國際收支的不平衡，各國只能使用財政政策來調節。一些歐元區成員國政府為擴張財政，過度運用債務杠桿，使得公共和私人債務比率上升，甚至面臨國家財政有可能出現經濟意義上的破產情況。 轉貼于 　 2.高福利經濟制度的局限性。希臘等債務纏身國家，失業率高，經濟發展停滯。在加入歐盟之前，這些國家的融資成本很高，本國貨幣幣值低。在加入歐盟以后，由于采用統一的貨幣歐元，幣值升值（實際上是幣值高估），同時采取和其他歐元核心國家相同的利率，極大地降低了融資成本，使得希臘等歐債危機國家的公共和私人債務激增。同時，這些國家在福利政策上采取與德、法等歐元核心國家相同的福利水準，使得政府的公共開支增加；在歐債危機國家，歐元的幣值所內涵的實際匯率高，這些國家的出口競爭力因為幣值高而下降，導致國際收支逆差，失業率增加。按照最優貨幣區理論，歐債危機國家富余的勞動力如果能轉移到其他國家就業，也能維持經濟均衡。但實際上，由于文化、語言等現實因素，理論上期望的移民大潮并沒有出現（余永定，2010）。對待增加的失業人員，政府按照高福利的水平要支付昂貴的失業救濟，增加政府的財政支出。由于貨幣政策的喪失，政府要實施擴張性財政政策來刺激經濟，只能通過增加債務的方法。

3.“穩定與增長公約”約束力有限。1997年歐盟通過“穩定與增長公約”。其目的是保持歐元區的穩定。該公約規定歐元成員國的財政赤字不得超過GDP的3%，公共債務不得超過GDP的60%。如果超過規定，歐盟委員會會要求成員國在一定時間框架內減少過量的財政赤字{1}。按照該公約，成員國的財政赤字如果連續3年超過該國GDP的3%，該國將被處以最高相當于其GDP的0.5%的罰款。但是事實上，該公約出臺不久，德、法等歐洲大國即超過公約提出的限制比率，但并沒有遭到懲罰。使得該公約的信譽造到極大損害。其他歐洲小國政府更是不斷增加財政赤字來應對經濟衰退。如何增加財政政策實施的紀律性，已經是成為擺在歐盟面前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4.經濟體的外部沖擊。全球化的背景下，資本、勞動力等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在客觀上為PIIGS歐債危機國家受到區域外的經濟危機的沖擊提供了條件。始于美國的次級債券危機，造成全球性的經濟衰退，使得原本經濟脆弱的PIIGS等國家，首先暴露出其主權債務超出歐盟“穩定與增長公約”規定的趨同標準。與此同時，國際評級機構標準普爾、穆迪和惠譽連續下調危機各國的主權債務評級。國際投機機構大肆看空歐元的炒作，進一步加劇了歐元債務危機。

二、歐元匯率波動的可能因素

從經濟理論角度分析，影響匯率的因素主要包括：通貨膨脹、利率、經濟增長和國際收支等。

從長期來看，通貨膨脹對貨幣匯率有影響。但由于歐洲中央銀行從法律上要求以通貨膨脹目標制（年通貨膨脹率2%）為貨幣政策目標，歐洲中央銀行不可能實施讓歐元對內貶值的通貨膨脹政策。這樣，歐元區是否能保持經濟增長并改善國際收支平衡，成為長遠來看影響歐元匯率的主要因素。盡管歐元區有各種急需解決的問題，但歐元區解體的可能性不大，歐元區更有可能通過解決這次歐債危機而加速歐洲成員國在經濟和政治上的整合進程。Eichengreen(2010)指出，如果歐元區解體，各個成員國在經濟、政治、程序和法律方面都存在很大的障礙。如果各國重新啟用本國自己的貨幣，會對各國經濟造成不利影響。比如，德國是以出口導向型為主的國家。如果重新啟用德國馬克，德國經濟會因新馬克升值而致出口競爭力下降；而PIIGS等歐債危機國家會出現本國貨幣貶值，資產縮水，資本外逃，融資成本增加，債務負擔惡化。同時，歐元也是歐洲經濟一體化，進而政治一體化的重要基石。任何國家退出歐元區，意味著在與歐洲其他國進行政治、經濟以及外交領域的博弈中，將因缺失主導權而被邊緣化。值得一提的是，1992年各國簽訂的《馬斯特里赫特條約》里面并沒包含成員國退出歐元區的規定。事實上，從歐債危機爆發以來，歐盟以及各成員國政府積極籌集資金拯救危機各國，也表現出各國政府維護歐元區統一的政治決心。這些努力也增加了市場對歐元長期遠景看好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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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1月希臘新總理上臺后，發現上屆政府隱瞞了真實的財政狀況，惠譽、標準普爾和穆迪等信用評級機構隨之下調了希臘政府的主權信用評級。2010年4月，標準普爾將希臘主權信用評級進一步下調至垃圾級別，從而拉開了歐債危機的序幕。此后，葡萄牙、西班牙、愛爾蘭、意大利等國的主權信用評級也被相繼下調。2011年9月，穆迪調低了法國兩家銀行的信用評級，歐債危機由歐元區邊緣國家向核心國家蔓延，歐洲乃至全球經濟都造成了嚴重影響，市場擔憂情緒不斷升級。

一、宏觀經濟角度

（一）歐洲國家經濟的結構問題

眾所周知，歐債危機始于希臘，接著在葡萄牙、西班牙等國也出現主權信用危機。這些國家自身結構存在問題和經濟的失調直接導致了危機的爆發。總體來看，一方面，這些歐洲國家的產業結構不平衡，缺乏“生產性”，即國家的工業基礎薄弱，實體經濟空心化；另一方面人口結構不平衡，人口老齡化加劇，增加了財政負擔。以希臘為例，希臘經濟結構脆弱，以旅游業、農業和航運業為支柱產業，過于單一、集中，而制造業基礎十分薄弱，電器、汽車和船舶等工業品嚴重依賴進口，經濟對外依存度很高。2010年服務業占GDP比重達52.57%，而工業占GDP的比重僅為14.62%。同時，政府從國外借來的資金主要用于公共福利支出而不是用于發展經濟，資金的邊際產出很低。低效率的經濟運行和增長動力的衰退，終究不能用國家債務來彌補，所以導致了危機的出現，即使是歐元區核心國家也不能幸免。

（二）三大評級公司的不公正評級

從歐債危機爆發到在整個歐元區蔓延的過程中，國際三大評級公司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不容忽視。標準普爾、穆迪、惠譽均下調希臘政府的主權信用評級是這次危機的導火線。接著，在歐元區諸國償債高峰危機警示的非常時期，三大評級機構降低其信用等級；在國際社會和歐盟出臺了相應救助方案后，受援國家制定改革計劃時，三大機構又進一步降低了受援國主權債務的信用等級。聯系之前美國次貸危機中三大評級機構的表現，不得不對其評級的公正性產生質疑。因此在歐洲市場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評級機構的并不公正的評級，加劇了危機的惡化，對危機的升級有推波助瀾之嫌。

（三）歐元區內部制度問題

歐元區是指歐洲聯盟成員中使用歐盟的統一貨幣——歐元的國家區域。1999年1月1日，歐盟國家開始實行單一貨幣歐元和在實行歐元的國家實施統一貨幣政策。2002年7月，歐元成為歐元區唯一的合法貨幣。歐元區內部存在著諸多不平衡的問題。

首先，歐元區的成立本身就潛藏著分裂的隱患。歐元貨幣體系涉及多個歐洲國家的利益。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政治結構等存在差異，僅靠歐洲中央銀行調控貨幣政策，缺乏其他行政力量控制，必然會導致利益分配不公。當各國發生利益沖突時，歐元體系自然難以維系。歐債危機的爆發，讓世界都看到了這一點。

其次，歐元區缺乏有效的制度或機制遏制國家間的“劫貧濟富”的局面。歐元區各國沒有獨立的貨幣政策，沒有利率自主權，也沒有調控匯率的能力。而不同國家有不同的經濟地位和不同的利益訴求，采取的統一的匯率相當于各成員國的平均匯率水平。對經濟實力強的德國等國家而言，匯率被低估，從而有利于出口；但對經濟實力弱的希臘等國家，出口則受到壓制。這就會導致“富者愈富，窮者愈窮”的惡性循環，使歐元區內部存在著財富由窮國向富國轉移的機制。但因歐元區沒有形成一套對沖機制，最終導致歐元區經濟不發達國家不堪重負，率先出現問題。

最后，歐元區制度僵硬，實行統一的貨幣政策和統一的匯率調整，這是歐元區面臨的核心問題之一。統一的貨幣政策難以同時兼顧各國的需求，只能偏向經濟發展成熟的德國等國，而使得邊緣國家的經濟逐步惡化，經濟出現高通脹、低增長現象。例如2002年，歐洲中央銀行多次降低利率，實施擴張貨幣政策，使得德國經濟增長加速而導致愛爾蘭等國原本很高的通貨膨脹率進一步升高。

（四）歷史原因：希臘從開始加入歐元區時就不滿足要求

德國總理默克爾曾指出，“歐債危機并非一夜之間形成的，而是幾十年錯誤積累的結果”。這就是說，歐債危機的爆發是歷史原因的積淀所致。關于歐債危機的歷史原因，主要包含兩點：

其一，希臘等國加入歐元區時潛藏的危機。歐元區成立之初，歐洲各國在短期利益驅使下，通過各種手段修改財政數據，加入歐元貨幣體系，如希臘2001年希臘為加入歐元區時，使用“貨幣掉期交易”方式，使賬面上的10億歐元債務暫時消失，留下了10年償還90億歐元的債務，為危機埋下伏筆。為維護歐元區經濟穩定，減小風險，歐盟《穩定與發展公約》規定：各成員國的財政赤字不得超過本國GDP總量的3%，債務規模不得超過本國GDP總量的60%。但2009年11月，新上任的希臘總理帕潘德里歐宣布，前希臘總理公布的2009年政府赤字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應由3.7%上調至12.5%，公共債務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上調為113%，均遠遠高于《穩定與增長公約》規定的比例。

其二，歐債危機是金融危機的后遺癥。學術界有大量研究表明：歐債危機與金融危機存在著內在聯系。在金融危機中，歐盟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對金融機構實施救援，使得財政預算支出水平和赤字規模大幅上升。而但金融危機的陰霾還未散盡，擴張的財政政策導致的財政赤字已誘發了政府主權債務危機。Reinhart和Rogoff（2010）分析出全球金融危機到歐洲債務危機的傳導機制：首先是私人債務的激增導致銀行業出現危機，政府為盡快從危機中走出，采取擴張性的財政政策，造成主權債務危機。

（五）高福利增加了財政負擔

隨著歐洲一體化的深入，加上高福利是各政黨競爭上臺籌碼，一些歐元區的邊緣國家在社會福利方面逐漸向德國等核心國家看齊。這些國家并沒有敦實的實體經濟作為支撐，卻要努力維持較高的社會福利水平，政府支出和債務不斷加大。當借債的規模不斷膨脹，而國家卻無力償還債務時，便產生了主權債務危機。

二、一體化理論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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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經濟背景

2007年，次貸危機席卷美國、歐盟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場，并在2008年演化成了一場波及全球的金融海嘯，對各行業都造成重創，也成為2009年歐債危機爆發的導火索。尚未走出次貸危機陰影的世界經濟在歐債危機更強勁的沖擊下陷入了持續疲軟的惡性循環，世界經濟增長放緩周期進一步延長。

從目前情勢來看，中國持有的歐元區金融資產非常有限，持有歐債、美債的銀行大多已計提減值準備，因此，歐債危機對中國經濟金融層面的負面影響有限，其影響主要體現在出口貿易。2009年至2011年，中國對外貿易順差同比上年分別減少34.2%、6.4%、14.5%，貿易順差連續3年下降，主要原因在于歐元區的需求放緩，對中國產品的需求持續處于低迷狀態。

“危”和“機”從來都是并存的，危中有機，機可克危。國內外大量案例表明，金融危機往往伴隨著老企業兼并破產和新企業重組重生。歐債危機為中國企業投資歐洲提供了更多的機遇。與歐洲大批資金鏈斷裂的企業相比，中國銀行資本金充足率良好，大多企業現金流充裕，發展平穩，如果能夠尋求到合適的并購機會，以投資帶動出口，對于推動國內經濟轉型、加速中國企業全球化進程、提升民族產業的世界影響力來說，是一個難得的發展機遇。數據顯示，2010年較2009年，中國企業海外并購金額從約300億美元增加到394.3億美元同比增長30%，2011年海外并購交易總金額達到429億美元，同比增長12%。

但是，在海外投資日趨活躍的同時，我們也不能忽視潛在的并購風險。從中海油收購優尼科石油失敗，到力拓撤銷與中國鋁業的合作，到騰中收購悍馬失敗，再到華為并購3Leaf受阻，風險貫穿于整個并購活動的始終，其中財務風險是企業并購成功與否的重要影響因素。因此，企業應對并購過程中的財務風險及早識別并控制。

2.企業并購財務風險的定義

企業海外并購中的財務風險，是指由于并購評估、定價、融資、支付等各項財務決策所引起的企業財務狀況惡化或財務成果損失的不確定性。相應地，企業并購財務風險主要包括評估風險、定價風險、融資風險、支付風險和整合風險，各種風險來源彼此聯系、相互影響和制約，共同決定著財務風險的大小。

3.企業并購在不同階段存在的財務風險

3.1并購準備階段

并購價格是并購決策的核心，因此，并購準備階段的財務風險主要是目標企業價值評估風險，即評估風險和定價風險。對目標企業價值評估不當而導致并購企業財務虧損主要原因在于，海外并購雙方處在不同的國家，雙方的運營背景有著較大的區別。收購方對目標企業所在地區的人文環境、經濟環境、行業競爭環境和居民消費能力等問題了解有限，因此無法對目標企業進行完善的價值評估，導致風險的存在。尤其在歐債危機愈演愈烈的經濟背景下，資本市場瞬息萬變，給企業并購前的評估和定價帶來較大的不確定性。

3.2并購實施階段

并購實施階段的風險主要體現為融資風險、支付風險和償債風險。

跨國并購的融資風險主要是指并購企業能否按時足額地籌集到資金保證并購的順利進行，資本結構、財務杠桿、融資成本都是影響融資風險的因素。融資方式單一化一直都是我國企業并購融資市場的首要問題。近年來隨著我國金融市場逐漸繁榮，融資工具已比較齊全，但是在實際的并購活動中能選擇的融資方式非常有限，企業并購主要依賴于銀行貸款這一外部融資方式和自有資金這一內部方式。

支付風險主要是指與資金流動性和股權稀釋有關的并購資金使用風險。支付風險主要在于企業未來的資金結構問題。因此，在充分考慮并購雙方資本結構的基礎上，企業應充分降低支付成本和未來資金流動性風險，并結合并購動機選擇合理的支付方式。中國企業跨國并購的支付方式主要有三種：現金支付，股票支付和混合支付。其中，以現金支付比例最大，相應地企業融資來源也主要依賴于銀行貸款和自有資金。單一的支付方式和資本結構會給企業帶來現金流困境，不利于海外并購后企業的成長與發展。

3.3并購整合階段

整合階段的財務風險一方面來自對并購后企業的實際運營狀況存在主觀估計誤差而產生錯誤的經營戰略，主要來源于企業重組后資本結構的不合理。通常情況下，被合并方在融資方式、資本結構上都會存在不同程度的不合理性，重組后企業規模的增大，也使得融資難度進一步增加， 導致合并方也陷入嚴重的財務危機進而導致合并失敗。

另一方面來自償債風險，重組后企業未來現金流量的不確定性導致的缺乏足夠的資金償還在并購中支付的大額債務，繼而導致新企業資本結構惡化的財務風險。對于企業的償債風險主要考察以下三個指標：短期償債能力、長期償債能力和產權比率。對于以現金支付為主要支付方式的中國企業，原本在并購過程中就已經使用了大量現金，如果并購后沒有足夠的現金還債，會導致本就不合理的資本結構繼續惡化，負債比例過高而導致破產倒閉。

4.企業并購財務風險的控制

4.1針對評估風險

評估風險是在企業并購過程中由于信息不對稱性產生的，并購方對目標企業的真實信息的了解永遠少于目標企業對其自身信息的了解。并購雙方信息不對稱是產生目標企業價值評估風險的根本原因，因此并購方應盡可能加強信息的收集，在并購前對目標公司進行詳盡的審查和評價。要充分利用公司內外的信息，包括對財務報告附注及重要協議的關注。收集的信息越充分、詳細，信息不對稱的風險越小，并購成功的可能性也越大。

4.2針對定價風險

并購方應對目標企業的經濟環境、財務狀況和盈利能力進行詳細的分析，合理預期目標企業未來的盈利能力，根據實際情況采用合適的價值評估模型，做出接近目標企業真實價值的定價，從而降低定價風險。

按照并購目的和被并購方實際情況的不同，可參考以下定價方法：當并購目的是取得海外資產或者被并購方為破產清算的企業時，使用以資產價值基礎法為主的定價模型比較合理；當并購屬于戰略性收購時，應采用以收益法和貼現現金流量法為主的定價模型；其他情形下，并購方可以綜合運用多個定價模型分別給出定價并賦予相應的權重，取加權平均后的定價為最終定價。

4.3針對融資風險

融資風險主要源于融資結構不合理、融資渠道單一，因而采用多種融資方式，合理規劃融資結構，改善資本結構狀況，是防范融資風險最有效的手段。一方面要控制融資成本，另一方面要比較不同融資方式的利弊，通過將不同的融資渠道相結合，做到內外兼顧，以確保目標企業一經評估確定，即可實施并購行為，順利推進重組和整合。

4.4針對支付風險

企業在選擇并購的支付方式時，需要結合自身的利益，保持公司最佳的財務結構的同時降低資本成本，根據自身獲得流動性的能力和各種支付方式的優缺點，對支付方式進行結構設計。

現金支付簡單、迅速，不會改變并購方原有的股權結構，可以使其迅速獲取并購企業的有效控制權。但是如果企業無法通過外部融資取得現金支持，僅以企業內部資金進行支付，短期內巨額的現金支出會給公司運營帶來巨大的財務壓力。股票支付不需要并購方支付大量現金，對企業的營運現金流不產生壓力，但是會稀釋原有股東的股權，股本擴張可能稀釋每股收益，導致股價下降。混合支付是并購方對目標公司的支付采取現金、普通股、優先股、認股權證、可轉換債券及債務憑證等多種組合形式，可以吸收各種支付工具的長處，克服其缺點，優化資本結構。

如果并購方財務狀況欠佳，企業資產的流動性較差，而企業的股票市場價格被高估，則適合采取換股等權益交換方式來進行并購，或者采用換股并購為主、現金支付為輔的混合支付方式。如果并購方自有資金充裕并擁有雄厚而穩定的現金流量支持，同時本企業股票處于被低估的水平，適合采用現金支付方式，或者采取現金支付為主，股票支付為輔的混合支付方式。

4.5針對整合風險

控制并購后企業的財務整合風險，首先要管理流動性風險，建立流動性資產組合，不斷調整資產負債匹配關系，以彌補企業債務到期時資金需求。其次建立新的財務管理體系，以對被并購方實施有效的管理控制。

【參考文獻】

[1]蔣燕輝.金融危機背景下對企業合并的思考[J].會計之友，2009（11）：34-35.

篇（5）

愛因斯坦說：“科學是部劇本”。經濟學的劇本，從一開始就充滿了神秘的浪漫，而劇本的主角，名叫“均衡”。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從沒有真正提及過“均衡”，但正是他第一次將均衡思想引入了經濟分析，而這也成為古典主義經濟學區別于原始經濟理論，進入“科學時代”的一個標志。

斯密的均衡思想散見于他的名著《國富論》、《道德情操論》和其他論文之中，這位現代經濟學的開山鼻祖用詳盡又略顯干澀的語言表達了均衡的內涵：“經濟系統的引力中心”。它指任何經濟過程都自然趨近的一種終極狀態，經濟系統任何時間都被吸引朝向經濟運行的均衡水平。主角登場之后，經濟學的故事總是圍繞著均衡展開，當代經濟學的輝煌、精美、誘人和極其博雜繁復的理論大廈，幾乎完全是建立在均衡概念和均衡分析之上的。

但“滴不盡相思血淚拋紅豆”，醉人的浪漫往往被無情的災難所摧殘。盡管在很長時間里，人們并不知道“均衡”是什么，但經濟學家讓人們相信，“看不見的手”會自發引致市場“均衡”，直到上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以摧枯拉朽之勢橫掃全球，經濟學家們才開始懷疑，所謂均衡，也許不是那么唾手可得，而是需要人為的努力。

這種懷疑直接引致了幾十年的爭論，政府是否需要運用宏觀政策來幫助“看不見的手”實現經濟世界的美麗均衡？盡管不同學派的經濟學家各執一詞，但毫無疑問的是，力主政策干預的凱恩斯占據了上風，就像曼昆總結的那樣：“我們不能因為人體具有‘自我恢復’功能，就否認醫療必要性的存在，并對醫療技術的發展漠不關心”。從此之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變成了改變甚至重塑經濟世界的利器，現代宏觀經濟學也在大蕭條的現實廢墟和凱恩斯的思想創新中建立并成長起來。

事實上，自大蕭條以來，現實經濟世界里政策調控的使用日趨頻繁，熟稔于此之后，費爾普斯等經濟學家開始注意到“凱恩斯在《通論》中雖然主張進行干預，卻沒有充分考慮改變經濟政策的影響”。和浪漫一樣，均衡實際上十分復雜而難以兩全。如果將政策目標定位于代表內部均衡的經濟增長、充分就業、物價穩定和代表外部均衡的國際收支平衡，那么單一政策往往難以促成內外均衡的同時實現。這種尷尬的“米德沖突”讓人們意識到，政策工具需要更加豐富一些，政策配合也需要更加緊密一些。

于是乎，經濟學家的注意力開始集中在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搭配之上。歐元之父蒙代爾由此提出了以其名字命名的政策指派法則，即“將財政政策指派給內部均衡，將貨幣政策指派給外部均衡”，理論上看，這種隔離式的指派似乎能夠有效解決政策影響力的沖突，但實際上，這種理想化的指派卻埋下了極大的隱患。

人們一直忽略了一點，力主政策調控的凱恩斯主義誕生于經濟危機之中，也就是說，人們之所以接受“看得見的手”干預經濟，很大程度上要歸因于深度衰退中對重回經濟繁榮的迫切渴望。某種程度上看，作為經濟學歷史上最負盛名的理論創新，凱恩斯主義中夾雜著貪婪的種子，而伴隨著其后政府力量的不斷壯大，貪婪的種子悄然生根、發芽，并不斷成長。這種理論骨子里的貪婪在政策風格上有兩種體現：一是對財政政策的偏愛，二是對增長偏好的傾斜。

更令人遺憾的是，政策搭配本可以實現對這種貪婪的抑制，但經濟學家們卻并未將注意力集中于此，人們談論政策搭配，本質上是為了實現“更加協調、內外均衡的增長”，而不是為了“約束過強的欲望和制衡過強的力量”。前美聯儲主席威廉?麥克切尼?馬丁曾經有言：“政策制定者的工作是在宴會正進行時拿走盛滿酒的酒杯”，然而，實際上政府對此總是意興闌珊，即便具有獨立性的中央銀行對通脹嫉惡如仇，偶爾大彈緊縮反調，但在絕大多數時候、絕大多數地方，財政政策的“GDP崇拜”和“沖動本能”總是難以遏制、顯露無遺。更重要的是，隔離式的政策指派進一步切斷了政策間的相互約束和相互抑制，跛行的政策組合讓“看得見的手”一步步滑向失控的邊緣。

經濟學對均衡的浪漫情懷和對增長的潛在貪婪，直接導致了全球經濟“赤字化”增長的歷史潮流，這一模式的難以為繼則不可避免地導致了債務危機的爆發。而歐洲之所以成為債務危機的重災區，過度的福利政策、老朽的人口結構和僵化的稅收政策僅僅是淺因。深層原因則在于，其政策搭配的“跛行”程度尤甚，財政非一體化和貨幣一體化的對立，既給了歐洲各國更大程度透支財政潛力的搭便車激勵，又使得貨幣政策的約束力缺乏必要的微觀基礎，政策組合上的參差不齊給貪婪以更大空間，進而誘使歐洲債務風險從隱性走向顯性，并最終行至崩潰。

篇（6）

對沖基金尤其感興趣的是，現任加拿大銀行行長麥克·卡尼即將要繼任英國央行行長。卡尼此前已經明確表態，相對于前任金默文，他愿意在英國容忍更高的通脹水平。一些人認為，卡尼上任以后，可能會變得更加激進。

這與“安倍經濟學”異曲同工，安倍一直推動日本央行推出激進的以經濟增長為目標的寬松貨幣政策。

一位拒絕披露姓名的頂尖宏觀對沖基金的基金經理向FT表示：“這可能會使英鎊今年大幅貶值。”

他相信卡尼想要在英國央行的運作方式和政策目標上留下自己的印記。唯一的問題只是何時。

在一定程度上，卡尼所有的著作和研究已經成為許多探險者的必讀。無論是論文還是演講，從《后危機管制下央行的未來》到《“荷蘭病”后的貨幣政策走向》等等都不應被忽視。

全球最大的對沖基金投資者之一Permal的CIO Rob Kaplan表示：“（對沖基金）如今密切關注英鎊交易。隨著卡尼的到來，做空英鎊或做多其波動性是有趣的機會。”

道富固定收益部門的CIO Kevin Anderson表示：“英國央行并不畏懼非傳統的貨幣政策，而我想卡尼也會繼續這一點?！?/p>

英鎊的空頭正在集結。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CFTC）數據顯示，過去五個月來，做空英鎊的投機者首次超過了多頭，英鎊空頭僅次于日元成為第二大空倉。

而對沖基金們并不滿足于只在外匯市場尋找從英國經濟僵局和更積極的英國央行政策中獲利的機會。

隨著對歐債危機的擔憂消退，英國國債收益率在最近幾個月顯著走高。

對于那些堅信卡尼將會放松通脹目標的人，通脹連接債券尤其有吸引力。

一家美國銀行的資深國債交易員向FT表示：“我傾向于英鎊會進一步走弱，通脹連接債券將受到歡迎。對我而言，最明顯的交易就是英債收益率走高。短期利率不太可能很快走高，而高通脹和降級可能進一步推高長期收益率?！?/p>

英鎊的貶值對于英國公司會有連鎖反應，已經有些公司從日本股市上升，日元下降中獲益。

然而，密切的關注尚未變成大規模的投機行為。

到目前為止卡尼對發言非常小心。其任期開始尚有數月，而他很少給外界留下他將采取大膽或沖動的措施。

篇（7）

【中圖分類號】C913.7 【文獻標識碼】A

養老保險制度是最重要的社會保障制度之一，也是社會保障制度進一步深化改革的重點。完善養老保險制度是保障老年生活、調節收入分配、維護公平正義的重大舉措，是社會和諧的重要標志。中國作為后發型國家，要建立一個完善的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涉及諸多問題，比如：城鄉養老保險一體化、養老保險資金運營、養老保險法律制度建設等，而西方發達國家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經驗和教訓可以給予我們有益借鑒。

當今世界各國存在的主要養老保險模式

當今世界，每個國家的基本國情各不相同，經濟和社會發展階段的多樣化，以及各自特有的歷史文化傳統和人口結構，使得世界各國養老保險制度的模式趨于多樣化。目前，世界各國主要的養老保險模式可以分為三種：

福利型。福利型養老保障模式源于英國，其理論依據源自以庇古為代表的福利經濟學。這種養老保險模式倡導“從搖籃到墳墓”的全民保障，凡是達到一定年齡的退休國民，都可以定期地從政府手中領取到養老金。其養老基金主要來源于國家稅收或財政收入，而有的國家甚至不需要公民繳納任何費用就可以領取養老金。養老金的水平會隨物價或工資指數的提高而調整，有一個正常的增長機制。

福利型養老模式的優點在于：一是體現了社會公平性，使所有居民均能享受到較好的福利；二是實行政府統一管理養老保險事務，實現了低成本管理和高資源利用率。

但是，這種面向全民的福利型養老模式也產生了嚴重的經濟和社會問題：一是政府財政負擔重；二是不利于激發和調動社會成員參與工作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抑制增加就業；三是企業承擔了過重的養老保險費，增加了人工成本，不利于企業的生產經營。

保險型。保險型養老保障模式是世界上許多國家選擇的模式。它強調社會保障是個人的事情，采用自保為主、國家資助為輔的模式。這種保障模式源于德國，1889年由俾斯麥政府創立，后來美國、日本等國在繼承德國的基礎上確立了“保費由雇主和雇員繳納，國家僅給低保和老年醫療保險提供相應財政補貼”的原則，追求一種“人人為大家，大家為人人”的社會目標，使受保人的生活得到保障。

保險型養老保障模式的優點在于：一是養老保險層次性多，保障性高；二是由國家立法作后盾，保證了養老保險的覆蓋面；三是基金籌資方式靈活多樣，既可采用現收現付制，也可采用完全積累制，還可采用部分積累制。但籌資的責任主體還是企業和個人，國家只承擔補貼或資助責任；四是在社會保障機構實行多層次管理。

其主要缺陷是：大部分社會保障資金來自雇員和雇主一起繳納的保險稅，導致稅率問題十分敏感；保障模式的多層次性使得管理難度較大，管理成本偏高。

強制儲蓄型。強制儲蓄型養老保險模式以強制儲蓄為核心，實際上是一種由政府強制推行的自我養老制度。因此，養老基金主要來源于雇主和雇員，國家不直接進行投資，只是給予稅收和利率等方面的政策性支持。該模式強調自我保障，減輕了政府負擔，增加了透明度，能很好地監督資金的使用，具有很強的社會激勵作用。

但是，強制儲蓄型養老保險模式模式也有其不足之處：它把國家應該承擔的資金責任全部或大部分轉嫁給個人，強調效率，忽視了公平，互助互濟和再分配作用較弱。此外，養老金賬戶的管理成本較高，資金貶值的風險也較大。

主要發達國家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趨勢

近年來隨著人口老齡化的加劇和金融危機的爆發，世界各國養老保險制度都不同程度地遇到困難和危機，在此背景下，發達國家養老保險制度改革和發展主要有以下幾個趨勢：

削減福利成本和標準。特別是歐債危機之后，高福利國家在進行養老保險制度改革時，改變了過分強調社會高福利的做法，將重心逐步轉移到制度本身的效率問題上。這種改革的目的是，既能有效地為參保人提供必要的養老保障，使國家承擔得起相應的開支，又能有效地激發人們工作的積極性，減輕對社會保障的依賴性。如：希臘債務危機爆發之后，在歐洲掀起了以提高退休年齡為主要內容的改革。歐債國家自2009年以來，政府養老金支出占公共財政支出和GDP的比重都未增加，個別國家甚至還出現了下降的趨勢。

加快養老保險基金管理體制及投資方式的改革。養老保險基金是一種長期的社會性基金，它不僅要完成積累，更要實現保值增值，還要應對通貨膨脹的挑戰以及支出的需要。而基金只有進行投資運營才可能實現保值增值，進入資本市場是世界各國公認的投資方式。從各國改革內容來看：養老保險基金的管理、投資運行更加借助市場力量。

首先，基金投資管理開始從政府轉向專業的投資機構。智利、美國等養老保險基金的投資管理都是由專業投資機構進行的，這種運作方式一方面可以避免政府管理過程中因管理和監管漏洞帶來的資金流失，另一方面投資者對投資機構的自主選擇權會使不同投資機構之間相互競爭，促使投資管理機構不斷開拓新的投資方式，運用多種金融工具，最大程度地實現基金的保值增值。其次，政府轉變在養老保險基金投資中的角色，政府由原來的基金投資管理和執行者轉變為監督者，既使養老保險基金能夠獲得更專業化的投資運作，又增加了基金投資的規范性和安全性。最后，基金投資更多元化。各國都根據公共養老保險基金和補充性養老保險基金功能和特點的差別，制定了不同的投資運營方式。

大力發展私人養老金。私人養老金是養老保險制度中重要的組成部分，也是公共養老金的重要補充。它的完善不僅有助于提高老年人的養老金給付水平，而且有助于減輕政府的財政壓力。反之，它的缺失有可能導致政府的財政危機。如：荷蘭的職業年金發展非常迅速，在歐債危機爆發前其覆蓋率就高達69.3%，2007年職業年金資產高達7398億歐元，是GDP的132%，①有效地減輕了公共養老金的財政負擔，因此，同樣是高福利國家，荷蘭沒有像希臘那樣陷入債務危機。

更加注重政府管理的效能。現代政府的職能、職責包括養老保險管理，許多國家都采取各種改革措施來淡化養老機構的行政色彩，吸引地方公共團體、民間團體、企業、志愿者組織等共同參與，營造良性的競爭環境，保證養老保險服務的效率和質量。如：日本中央和地方政府在社會養老服務體系中分工明確，養老服務在中央由厚生省老人保健福利部負責，在地方由福利事務所負責，民生委員則協助地方行政機構貫徹落實各項福利政策。此外，地方政府還設立了保健所，專門負責指導老人的營養和衛生保健，同時，還擴大了社區居民的自主管理權和民間力量的作用范圍。②

主要發達國家養老保險制度改革對我國的啟示

主要發達國家養老保險事業的寶貴經驗和近期的改革趨勢給我們帶來了很多啟示：中國養老保險事業的發展應該建立在科學地分析與借鑒各國養老保險事業發展的寶貴經驗和教訓基礎上，既要立足于當前的基本國情，又要充分考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狀況。具體應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堅持公平優先，兼顧效率的價值理念。對于養老保險制度還不太完善的中國來說，一方面要學習保險型國家的改革發展經驗，學習他們充分發揮市場作用和社會功能的合理做法，同時又要避免國家在養老保險制度中所起作用不夠突出的弊端。另一方面要吸取歐洲福利型國家的教訓，在養老保險制度中，這些國家一味地把公平福利放在首要位置，執行過程中無法體現效率，導致養老保險制度逐漸從“卷入財政”到“裹挾財政”，并最終演變成財政包袱，直至成為債務危機的誘發因素。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中國，更應該在養老保險制度建設中充分發揮政府的服務功能和社會的協調作用，樹立以公平為核心的養老保險制度價值理念，妥善處理好公平和效率的關系。

立法先行，完善養老保險法律制度。完美的制度需要由法律來保證落實。從西方現代養老保險制度的發展歷程來看，養老保險制度立法促成了現代養老保險制度的產生和形成，推動了現代養老保險制度的改革、發展與完善。當前，如美國、日本、智利、瑞典等國對養老保險事業的管理普遍依靠法律手段，通過相關法律、法規將養老保險事業發展中涉及到的相關內容固定下來。而我國的養老保險制度發展至今，唯一涉及養老保險制度的法律是2011年7月1日開始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保險法》，遠不能滿足社會養老保障的發展需求。因此，我國應盡快建立起一個完整的養老保險法律制度，使養老保險各項工作的開展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擺正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從西方發達國家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主要趨勢可以看出，要保證養老保險制度的持續發展與改革，政府、企業和個人均應適當承擔責任，適度引進市場機制，促進養老保險基金市場化，以改善養老保險效率相對較低的現狀。近年來，一些發達國家大力發展職業年金，充分發揮養老金市場的作用，有效地減少了政府的財政壓力，也為老年人提供了更高水平的晚年生活。而另一些國家，如希臘、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歐債四國，養老金制度卻嚴重失衡，第一支柱公共養老金負擔嚴重，第二支柱私營養老金起步較晚，發展緩慢，四國的私營養老金資產所占GDP比例微乎其微，希臘幾乎為0，其余三個國家也僅僅在4.9%～7.8%之間，遠低于OECD各國的加權平均值72.4%。③因此，當出現債務問題的時候，公共養老金出現缺口，而私營養老金卻又無法擔當獨立支柱的重任，極易導致債務危機。

反觀中國的第二支柱企業年金的發展，與希臘十分相似。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2012年度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事業發展統計公報數據，截止2012年，參加企業年金的職工人數為1847萬人，相較于全國勞動適齡人口，其參與率還不到2%，基金累計結存4821億元，④占GDP比重不到1%。企業年金規模較小，多支柱的養老保障框架還遠沒建立起來，因此不能擔負起分散長壽風險和分擔基本養老保險及其財政壓力的作用。所以，我國應吸取各國的經驗和教訓，大力發展企業年金，重視市場的作用，將其列為養老保險制度改革中的重要內容。與此同時，在正確處理政府和市場之間關系時，也要注意避免改革過分私有化、個人承擔完全責任，這將有失養老保險的公平性和互助互濟性的原則。

另外，西方發達國家還鼓勵民間組織積極參與養老保險，這不僅僅分散了政府的責任，減少了政府的行政開支，還有利于開發養老保險資源，滿足社會成員的多元化養老需求，同時也有助于促進社會的和諧與融洽，值得學習和借鑒。

養老保險水平要適度。養老保險制度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它有利于社會的和諧和穩定，另一方面，如果養老保險水平超過了國家財政和企業承受的適度上限，就會制約經濟的健康發展。通常情況下，只有經濟向前發展了，養老保障的總體水平才會得到相應地提高。而歐洲很多高福利國家在經濟繁榮時為了緩和社會矛盾，過度提高福利水平，擴大保障范圍以及提高保險給付水平，等進入蕭條后國家財政開始不堪重負，最終導致債務危機。我們應吸取教訓，清醒地認識到養老保險水平的確定一定要以生產力發展水平為基礎，適應經濟發展的需求。因此，養老保險事業的發展必須根據我國的現有國情，遵循養老保險與經濟發展相適應的基本原則，防止經濟總量提高產生的錯覺，科學合理地確定養老保險的水平。

完善基金投資運營，確保基金保值增值。養老保險基金的保值增值事關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成敗，必須高度重視。與目前我國養老保險基金主要選擇銀行存款和國債投資方式相比，很多發達國家都選擇了進入資本市場。儲蓄向投資的轉化，不僅有利于提高養老保險基金的投資效益，也有助于加強其與資本市場的互動發展。我國應吸取美國、新加坡和智利的經驗，首先，確定市場化的資金運營機構，把養老基金運營職能從經辦機構中分離出來，由獨立的、市場化的基金運營機構，按照市場化、穩妥性原則對養老保險資金進行資本營運，使其保值增值。其次，隨著資本市場日益成熟，逐步放寬養老保險基金的投資限制，在基金規模日益擴大的基礎上，逐步調整投資結構，加大對安全性高、回報率高的種類進行投資，最大限度地保障基金的保值增值。最后，培育和完善資本市場，加快養老保險基金投資專業機構和人才的培養。

加強對養老保險的監督。養老保險制度作為社會的“穩定器”和經濟運行的“減震器”，它的發展影響著國家的經濟發展，因此，加強養老保險制度的監管，是保障民生不可缺少的一環。在智利，國家對養老基金的投資方向、投資范圍、投資產品的具體交易場所等內容都有明文規定，并嚴禁各養老基金管理公司之間進行關聯交易、保障參保者的投資選擇權，養老基金管理公司的經營管理活動也必須符合明確的信息披露標準。吸取這一經驗，一方面我國應加強對養老基金運行的監管，加強資金運營監督，使養老保險基金投資機構選擇權、基金保管權和投資營運權分屬不同機構，使之相互制約和監督。另一方面建立信息披露制度。國外養老保險制度一般都設置了相應的監督機制，加之法制的健全和公平原則的導向，運作機制和方式的透明化處理，使國民可以隨時了解自身的養老保險情況。一些發達國家還針對部分特殊群體，如公務員，設立了專門的信息和管理機構，制定了相關的信息政策，有效地保障了養老保險的透明度和公正性。這些都為我們提供了可資借鑒的經驗。

（作者單位：四川音樂學院；本文系四川省哲學社會科學“十

一五”規劃資助項目研究成果，項目編號：SC10B006）

【注釋】

①鄭秉文：“中國應如何深化改革養老保險制度”，《中國社會保障》，2012年第2期，第31頁。

②金太順：《日本養老保險制度借鑒研究》，東北師范大學2013年碩士學位論文，第14頁。

篇（8）

在年會開幕式上，南京理工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恢光平教授、江蘇省世界經濟學會會長朱乃新研究員先后致辭。

江蘇省社會科學院黨委書記、院長、南京大學教育部長江學者劉志彪教授首先作主題報告。他全面闡述了我國從全球價值鏈的低端向高端攀升的必要性和路徑，并分析了全球價值鏈分別與全球資金流動、經濟泡沫、環境污染和創新資源流動的關系，還向與會者提供了對全球價值鏈進行深入研究的思路。江蘇省政府研究室劉惟藍副主任在報告中強調要提高外貿增值率，強化自主品牌，提高服務貿易占比，注重進口對經濟的促進作用，發揮好外資的技術外溢效應，同時要更大力度地支持有實力的企業“走出去”。中國世界經濟學會副會長、東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徐康寧教授在報告中認為，“中等收入陷阱”之說得不到普遍性事實的驗證，更不是一個經濟發展規律，增長“陷阱”與中等收入階段并無內在聯系，中等收入更不是“陷阱”的原因，而我國通過深化改革開放，發展空間仍然巨大，不會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南京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于津平教授分析了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快速增長的原因和開放型經濟“兩頭在外”的特點，揭示了當前國際經濟形勢的主要變化，提出了我國開放戰略調整的方向。江蘇省世界經濟學會會長朱乃新研究員在報告中闡述了全面深化改革面臨的國際經濟環境與對策，他認為美國次貸危機和歐債危機以來全球經濟的特點是低增長、多起伏、深調整，國際經濟關系的深刻變革給我國經濟發展帶來了機遇和挑戰，我們應努力營造積極的國際和周邊環境，提升自身的政治影響力、經濟競爭力、形象親和力和道義感召力，并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江蘇省世界經濟學會原會長程極明教授今年已經84歲高齡，仍然精神矍鑠，他系統總結了美歐大國的發展歷程和特點，認為發達的高等教育和領先的科技水平是支撐美國經濟充滿活力的原因，而重視實體經濟則是德國經濟發展的主要特點。他還從宏觀的角度闡述了中美歐大國關系的發展態勢和世界經濟的未來走勢。

篇（9）

小微外貿企業發展的質量，直接影響到外貿出口的穩定增長和社會經濟的健康發展。由于規模小、融資難，抗風險意識和能力薄弱，在當前外貿不景氣的背景下，不少小微企業“有單無力接”、“有單不敢接”，錯失機會，阻礙了發展。因此，要加強對小微外貿企業的多維支持。

一、小微外貿企業的崛起與發展 二、小微外貿企業發展中存在的問題

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在國際市場需求萎縮和國際競爭加劇的雙重壓力下，小微企業由于企業規模小、抗風險能力弱等原因，受影響更為嚴重，開拓國際市場面臨較大壓力，生存發展較為艱難。

（一）訂單風險增大

由于歐美債務危機影響，現在國外客戶常常延長賒賬期，小微企業承擔不起跑單風險，只能眼睜睜地錯失訂單。例如重慶勁森珀爾機電有限公司業務主要以出口通用發電機組為主，出口地區包括印度、柬埔寨、非洲等國家和地區，今年企業開工率僅為60%，較去年下降三至四成。公司曾因非洲買家在港口拒絕提貨，也不配合退運或轉賣，最后5萬美金的貨物被海關以17000美金的低價拍賣出去。十單生意只要跑單一次，利潤就全沒了。出于風險問題考慮，好多小微企業為了不承擔跑單風險，寧愿選擇不接外貿訂單。

（二）融資困難

當前大型金融機構貸款融資門檻高、要求嚴，融資擔保體系不夠健全，加之小微企業存在規模不大、抗風險能力較弱、財務管理不規范、貸后管理難度大等先天不足，與金融機構放貸的審慎性原則沖突，致使很多發展前景良好的小微企業難以獲得銀行等金融機構的信貸支持，常常面臨資金鏈斷裂的窘境，陷入嚴重的融資困境。

（三）用工成本增加

近幾年，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和人員流動性增加，全國各地特別是經濟發達的沿海地區頻頻出現“用工荒”的現象，招工難、用工貴、留人難已成為影響和制約企業生存、發展的重要因素和關鍵因素。多數小微企業屬于勞動密集型企業，存在工作環境差、工作時間長、勞動強度大、員工福利和保障措施不到位等問題，導致企業招工難、留人更難。企業萬般無奈下，只能通過加薪招工、改善福利留人，使勞動力成本不斷增加，幾年前還讓國外企業艷羨不已的人口紅利蕩然無存。

（四）投保出口信用保險率極低

出口信用保險是世界貿易組織（WTO）規則允許的促進外經貿發展的有效工具，也是國際通行的做法，可以幫助企業在開拓國際市場的過程中有效地規避收匯風險、增加貿易機會、擴充融資渠道、跟蹤買方信息。投保后，一旦出現買方破產、無力償還債務、拖欠、拒收貨物等商業風險，買方所在國家發生戰爭、動亂、貿易管制、外匯管制等政治風險時，企業最高可獲得賠償金額為出口損失的90%。小微外貿企業多呈散兵游勇、單打獨斗的狀態，在外貿危機中最先受影響，出口信用保險能保障小微企業規避國外交易對手出現拖賬欠賬賴賬等風險。但恰恰是最容易被危機沖擊的小微企業投保率一向極低。以上海為例，目前上海約有1.5萬家小微型出口企業，但主動投保短期出口信用保險的企業寥寥無幾，承保覆蓋率很低。投保比例低，一方面是企業意識還較薄弱，另一方面部分企業認為風險高的海外市場保費費率較高，低風險地區則沒必要購買。 三、小微外貿企業發展的多維支持

（一）貫徹落實國家政策

（二）加強對小微外貿企業的金融支持

由于歐債危機持續發酵和全球經濟增長乏力，我國外貿形勢依然嚴峻，金融機構必須加強對小微外貿企業的金融支持。金融機構出臺一些適合于小微外貿企業的低門檻、低費用投保和量身定制的一攬子金融解決方案，可以有助于提升中小企業開拓國際市場的信心和能力，培育新的外貿增長點。為促進外貿增長，金融機構也采取了一些積極的措施，例如中信保公司為上海市2011年出口額300萬美元以下的小微企業贈送出口信用保險保單，同時降低投保門檻、簡化投保流程等。中信保公司和江蘇銀行將分別為符合條件的近400家小微企業提供10億美元的出口承保，為中小外貿企業提供三年100億元的意向性融資支持。

（三）設置支持小微外貿企業的專項資金

篇（10）

在歐債危機的逆風之下，德國制造業活力依舊的秘訣何在？答案無疑在于企業的強大創新力及其背后獨特的人才培養模式。

十分創新，企業擁其七

在德國，企業是應用技術創新的主體，研發投入約占全國的70%。大約80%的大企業擁有專門研究機構，研發投入占到當年銷售額的6%～10%。中小企業一般沒有獨立研究所，而是通過加入行業協會或委托大學和各類研究所展開技術攻關。在歐盟企業研發投資排名中，前25位有11家德國公司。排名第一的德國大眾汽車公司年度研發費高達58億歐元。

除了企業外，德國創新體系的另一大特色是由馬普學會、弗朗霍夫學會、赫爾姆霍茨協會和萊布尼茨學會組成的四大非營利性科研機構。它們與全國近300所高校和地方科研機構織成一張統籌互補的科研網。除企業委托的研究項目外，這個科研網的研究成果全部向社會公開，由公眾共享。

萬事人為本，在企業創新力勃發的背后，是德國培育出的大量高素質的工人和科研人員。

職業教育，創新在一線

為確保占據產業鏈的高端，德國堅持科教興國。尤其是在職業教育領域，德國在《職業教育法》和《學校法》的嚴格界定和保護下實行著名的“雙軌制”，即由學校和企業聯合展開職業教育。學生既要在學校學習理論知識，也要到企業參與一線生產，時長3年或3年半。這種半工半學體制，既保證了工人的高素質和動手能力，也在潛移默化中使德國精益求精、一絲不茍的職業精神得以傳承。

更有趣的是，德國法律規定，無論干什么工作都必須經過職業培訓。當售貨員，須到商業學校培訓；當建筑工人，要經過建筑學校培訓；連子承父業的年輕農民在家種地也得有農校畢業證書，否則，銀行不予貸款，也不能享受歐盟的農業補貼。

理工科碩士、博士研究生的研究對德國企業創新發揮了重要作用。德國大部分理工科碩士、博士研究生都會拿出一年左右時間到企業實習，在一線實踐中確定選題并完成學位論文。這既使他們能腳踏實地地解決實際問題，也會為企業帶來不少專利和技術革新。此外，企業也會主動將研發人員送往高校進行再培訓。

德國歷史學家漢斯—烏爾里?！ろf勒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德國人傳統上的嚴謹守時的作風、雙軌制體系培養出來的高素質技術工人，以及德國企業細致化的風格都在幫助德國企業、德國制造享譽全球。

讀書，從孩子抓起

如果說“雙軌制”培養出的人才是德國經濟的強力支撐，那么德國人愛讀書的習慣則為這一特色提供了良性環境。

德國人愛讀書愛思考是出了名的，即使小孩和老人也是如此。在歐洲最大的朗讀節——2012年萊比錫書展上，在各個展廳以及散布全城的2600多場朗讀會上，到處可見靜心閱讀的耄耋老者和充滿求知欲的小讀者。

為培養孩子們的讀書習慣，一些教育人士專門組成聯邦閱讀促進協會，舉辦各種活動激發孩子的閱讀興趣。該協會一名成員告訴記者，會員全是自愿參會，協會運作主要靠會員會費和捐贈維持。她認為，讀寫能力對成長十分重要，但一些枯燥的教科書讓孩子逐漸失去了閱讀興趣，因此他們希望能夠通過閱讀活動激發孩子們的興趣，讓他們在快樂中學到知識。

從小便開始聞書香、聽書聲、品書味，德國人在培養下一代的閱讀習慣時如此用心，也難怪走到哪里都不難見到低頭捧書閱讀的德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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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地方債務的井噴式擴展源自2008年的超常規經濟刺激計劃，盡管中央政府出臺了4萬億投資計劃，但是絕大部分配套資金需要地方政府自行籌集，加之地方政府紛紛出臺各自的經濟刺激計劃，這需要地方政府借助銀行貸款、發行債券等渠道來籌集資金。2009年3月，人民銀行與銀監會聯合了《關于進一步加強信貸結構調整促進國民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的指導意見》，明確提出了要支持有條件的地方政府組建投融資平臺，拓寬中央政府投資項目的配套資金融資渠道，在這之后，地方融資平臺橫空出世，成為了地方政府的重要融資工具。但是由于管理混亂，某些融資平臺出現了較為嚴重的債務風險問題，2010年7月30日，財政部、發展改革委、人民銀行、銀監會四部委聯合了《關于貫徹（國務院關于加強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公司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相關事項的通知》，對融資平臺開始了清理整頓工作，融資平臺風險在短短一年多時間變開始暴露。但是僅僅又間隔一年多，在2012年初，關于融資平臺的發展道路就又出現了轉折，發生了兩個“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故事，首先，美國經濟危機之后全球經濟危機是意料之中，但是隨后歐債危機的持續發酵導致中國經濟快速下滑是意料之外，2011年以來的經濟下行危機甚至超過了2007-2008年度；其次，融資平臺在2011和2012年的兌付高峰期是情理之中的，但是如此多平臺公司的債務無法按時歸還是意料之外的。面對國內外復雜的經濟環境，宏觀調控的政府開始轉向“穩增長”的政策，地方政府跑部委、上項目，新一輪的地方投資熱情高漲，而地方債務擴張之路似乎要再上征程。

相關研究綜述

盡管地方官員的政治晉升并沒有量化指標，但是學術界的研究表明，上世紀90年代以來，眾多地方官員的升遷與當期經濟發展速度有著密切的關系（王賢彬等，2010），由此可見，GDP是衡量官員政績的硬性指標之一，政績的驅使成為地方政府高增長和高波動的政治原因。地方政府官員的政治晉升模式外化為GDP錦標賽，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分稅制改革之后，在地方財政收入有限的情況下，大規模的投資項目必然要求地方政府積極舉債，從而鋪就了地方政府債務擴張之路。

本文將近些年地方債務增速的變化情況和同期GDP增速疊加到一起，我們可以發現某些規律（見圖1），地方債務擴張速度最快的分別是1998年和2009年，同比分別增長了48.20%和61.92%，而這兩年恰逢亞洲金融危機和本輪經濟危機對我國經濟影響最大的時期，即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后的第二年，這兩年我國GDP的增速分別為7.8%和9.2%，都處在階段性的衰退期。而我國一直信奉凱恩斯主義，對經濟的干預能力和力度都比較強，而政府的宏觀調控行為都遵循著“逆周期”調節的特征，在中國這樣一個中央集權的國家，地方政府對中央決策的執行力遠遠大于國外地方政府，進一步增強了逆周期調控的特征，我國的大部分地方債務都是這兩段時間內形成的，而目前巨大的地方債務問題本質上反映了我國反危機刺激政策過猛帶來的“后遺癥”，它潛藏在經濟刺激政策出臺后的表面繁榮之下，2-5年后就會開始表露。

目前，審計署并沒有公布各省市余額明細，但是我們可以根據各省市公布的2010年預算執行和其他財政收支的審計工作報告整理出19個省市的債務余額情況（見表1），結果顯示，北京、山東等東部沿海地區的債務余額比較多，而海南、甘肅等地區的債務余額較少，但如果我們從存量角度考慮債務率（政府債務/GDP的比重），則發現排名靠前的多是經濟欠發達地區，由于這些地區財政收入和經濟發展水平有限，不得不依賴政府債務的擴張獲取資金支持，例如海南、寧夏、吉林、甘肅四省的債務率超過了30%，此類經濟欠發達地區未來可能成為信用事件爆發的源泉。

目前，國外在對政府債務的相關研究多停留在國家宏觀層面，原因在于外國的地方政府享有自主舉債的權利，故政府債務在地方與中央間無實質性的差異。而我國的地方政府并沒有賦予負債的權利，具有較強的特殊性，因此國內學者關于地方政府的債務的研究較為豐富，但是國內關于對地方債務規模進行定量研究的論文較少，已有的文獻主要采取KMV模型估計違約的可能性，根據可接受的違約概率選擇適度的發債規模。例如張旭等（2011）探討了廣西省地方債的發行規模適度性；蔣忠元（2011）分析了江蘇省地方政府債的發行規模問題。此外，也有部分文獻基于理性預期均衡模型的研究，例如王昱（2011）等以遼寧省為例分析了各因素對地方政府舉債規模的影響。國內關于地方債務的研究呈現出以下特點：一是主要以定性研究為主，缺乏定量研究和深入的分析，由于地方政府債務信息以及融資平臺的相關數據確實難以獲得，限制了學術界開展規范性的實證研究和定量研究，從而無法系統性、針對性的對地方債務風險進行綜合分析。二是研究成果中絕大部分出現2009年之后，原因在于融資平臺的始于2008年底，風險顯現于2009年。三是地方債務風險的隱匿性，很難獲得精確統計數字，也很難進行風險控制模型的研究。

我國目前是否存在債務風險？這成為繼歐債危機、美國財政斷崖之后有一個備受關注的焦點話題，如果按照警戒線指標看，中國的總體債務規模以及占GDP的比重尚在可控范圍之內，但是僅僅考慮債務率這一單一指標并不適用于各個省市的具體情形，例如，各省的金融發展水平不同，金融發展水平越高，其融資能力更強，發債的合理規模更高。本文在匯總各種影響債務合理規模的基礎上，合理判斷我國地方債務的合理規模。

模型設定與數據說明

由于僅僅使用財政收入反映地方債務的不夠全面，本文基于1990-2010年的近百個國家地方債務合理水平的估計模型，設定如下基本模型：

Debt=αFd+βPgdp+γUrban+

Revenue+c+ε

其中Debt表示中央政府債務/GDP。其中中央政府債務是政府在某一特定日期欠他人未償還的直接定期合同債務的全部存量。它包括國內和國外債務，例如貨幣和存款、除股票外的其他證券以及貸款。它是政府負債總額減去政府所持有的股票和金融衍生物的差。由于債務是存量而非流量，所以要在給定日期（通常為財政年度的最后一天）進行衡量。資料來源自世界銀行WDI統計數據庫。FD表示金融發展水平，如果某國的金融市場發達程度越高，其融資的能力越強，債務規模的承受能力越強。Pgdp表示人均GDP水平，代表經濟發展程度，經濟程度越高， 債務的償還能力越強，但另一方面，經濟發展程度越高，其對債務的需求也相應降低，因此其對債務規模的影響并不確定。表示城市化水平，以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表示，城鎮化水平越高，對債務的承受能力越強。表示財政收入，財政實力越強，政府償債能力越強，貸款違約的機率越小。以上指標均來自世界銀行WDI統計數據庫。

實證結果分析

如表2所示，由于面板數據假定擾動項為獨立同分布，但是對于我們選取的跨國面板而言，同期的經濟活動可能會相互影響，從而出現截面相關（cross-sectional correlation），引發異方差。此時估計系數依然會出現偏誤，處理辦法是采取可行廣義最小二乘法（FGLS）估計。我們使用Wald檢驗判斷組間異方差，原假設為組間同方差，結果為76.70，強烈拒絕了組間同方差的假設。因此我們選擇隨機效應模型，利用FGLS估計法進行檢驗，同時也列出了面板固定效應（FE）和隨機效應的估計結果。面板固定效應、隨機效應進行估計根據Hausman檢驗選擇面板固定效應或隨機效應，原假設為隨機效應為正確的模型。Hausman P值為0.258，無法拒絕原假設，表明面板隨機效應模型更加適合。

同時為了增強檢驗結果的穩健性，我們同時采用系統廣義矩（sys GMM）的方法進行估計。我們使用Sargan 檢驗檢驗工具變量的有效性，使用Arellano- Bond二階序列相關統計量檢驗模型的殘差項是否滿足不存在序列相關的原假設。根據Arellano-Bond檢驗擾動項2階自相關的檢驗，得到的P值分別為0.99和0.5180，無法拒絕擾動項不存在自相關的原假設。此外，由于GMM估計存在多個工具變量，需要Sargan 統計量進行過度識別檢驗，結果無法拒絕不存在過度識別的原假設，說明工具變量的設置是合理的。

以可行廣義最小二乘法（FGLS）為例，FD的系數為0.223，并顯著為正，表明貸款/GDP上升1%，債務/GDP的合理規模比重上升0.223%。人均gdp的影響為負，表明經濟發展水平越高，債務的合理規模越小。城市化顯著為負，城市化越高，債務規模越小，一點與國外的債務用密切相關，國外的中央政府債務主要用于國民的福利建設，而非城市基礎設施建設。而我國的債務則主要用于基礎設施建設，因此，此變量在中外有不同的含義，在之后的回歸中我們考慮將其剔除。財政收入顯著為正，且影響程度大于金融市場發展，說明財政收入仍然是負債規模的最本質的影響因素。

地方政府債務合理規模估計

我們將跨國數據剔除城市化之后，使用可行廣義最小二乘法（FGLS）進行估計，可以得到FD、Pgdp和Revenue的估計系數，分別是0.206、-0.0006918和0.2675158（這三個系數均在1%的水平位置上顯著，且其它指標均高度顯著）。之后，我們整理了2010年我國各省區的人均GDP、財政收入、和貸款/GDP的相關數據，資料來源自中宏數據庫（見表3）。

將這三個系數代入到以上指標后，我們可以估計出各個城市的合理債務規模和債務率。國際上是馬斯特里赫特條約曾將政府債務余額占GDP的60%作為警戒線，但是根據表3的計算結果，我國沒有一個地區的合理債務率為60%，其中北京最高，其合理債務率為46%，其它各省區的合理債務率規模均在30%以下，如果僅僅按照國際標準的60%去計算，現有樣本的債務率均處在合理范圍之內，但是按照本文推算的合理債務率，絕大部分的省區債務率都偏高。

我們通過各省的審計公報整理了2010年14個省區的地方債務規模，根據圖2可知，北京的實際債務規模遠低于其合理規模，山東、河南和重慶的實際債務規模與其合理債務規模相近，基本處在合理負債范圍之內，而其它10省區的實際債務規模均超過合理范圍，屬于過度負債的范疇。

結論

綜上所述，與發達國家直接負債驅動模式不同，中國的風險在于投資驅動下的債務擴張，但最后的結果依然是債務風險。由于一些地方政府對經濟增長的盲目膜拜，投資自然對其有極大的激勵作用，無論是土地財政還是地方融資平臺，其最后的去向都是進行基礎設施及相關產業的投資。

今后十年，中國要把“城鎮化”作為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引擎，那么城市化所引發的“公共部門投資”將迫使中央政府必須妥善解決當前的地方政府債務問題。不斷地用更高的投資規模來刺激放緩的經濟，最后很可能導致重蹈其他國家泡沫危機的覆轍。因此，為避免對中國經濟乃至全球經濟產出受到不可預見的巨大沖擊，切斷“投資擴張債務擴張”的高風險鏈條，中國必須實現“投資軟著陸”，而把經濟發展的重心放在中長期的供給管理和建立緩沖上。

參考文獻：

1.Alessandro Missale，Francesco Giavazzi，Pierpaolo Benigno，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Managing the public debt in fiscal stabilizations ： the evidence[M].Cambridge， MA ：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1997.21 -67

2.Allen Sehick. Budgeting for Fisea lRisk [R].The World Bank，1998

3.Bommer Julian，Spence Robin.Development of an earthquake loss modelfor Turkish catastrophe insurance [J]. Journal of Seismology，2002

4.David M.Morris，Asset Securitization：Principles and Practice，Executive Enterprise， 1990（5）

5.巴曙松.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的發展及其風險評估[J].西南金融，2009（9）

6.布倫南，布坎南.經濟學[M].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7.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編：《中國財經改革研究報告（2004-2005）》，經濟科學出版社，2006

8.陳炳才，田青，李峰.地方政府融資平臺風險防范對策[J].中國金融，2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