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學術期刊發揮智庫功能，并不意味著要把高校學術期刊完全變成一個專門的智庫機構，因為從實際操作層面而言，這是不現實的，對于多數學術期刊尤其是綜合性的學術期刊而言，單靠智庫內容不能支撐其可持續發展；另外，把所有的高校學術期刊都變成智庫刊物從理論上講是不可能更是不應該的，因為學術期刊除了要服務、回應社會發展之外，還要關注基礎學科建設，[6]以及其他一些基礎性研究，沒有這些內容作為支撐，從長期來說，所謂的智庫建設不過是空中樓閣。對于學術期刊而言，要有回應現實的意識，但也要警惕功利性傾向對學術期刊的侵害。因此，筆者在這里強調的是“智庫平臺”建設，意即高校學術期刊應該樹立起“智庫平臺”意識，專門辟出部分版塊，搭建起學術與社會現實需求的溝通平臺。

一、扭轉定位偏向，明確內容供給方向

在本文的開頭筆者提出學術期刊面臨的主要矛盾是受眾日益增長的對優質內容的精準需要和期刊整體數量大但優質期刊數量少、優質內容少之間的矛盾。從這一主要矛盾出發，學術期刊要思考的核心問題即是：我的優質內容是什么？要解決這個問題，對于高校學術期刊而言，首先要思考清楚——“我是誰”，我可以為我的讀者進行什么樣的內容供給？這些問題答案的不同就注定了對“什么是優質內容”的定位也是不同的。每一本高校主辦的學術期刊都應該認真思考自己所擁有的資源有什么，自己的讀者群在哪里，能夠為讀者供給什么樣的內容。比如由清華大學主辦的《清華金融評論》，這是一本致力于能夠“推動金融變革”的智庫型學術期刊，它由清華五道口金融學院承辦，同時依托清華大學，其從創刊開始，在約稿、審稿時面對的作者群、編委群資源都是非常雄厚的，是很多地方性院校主辦的金融類期刊所達不到的，同理，還有《清華大學學報》《北京大學學報》等一流高校主辦的學術期刊。但這并不意味著地方性院校主辦的學術期刊就不能實現對優質稿源的吸引力，也不意味著辦不成優秀的學術期刊。如《新疆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該刊自創刊以來，已經連續四屆入選南京大學《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來源期刊》，連續兩屆入選北京大學《中文核心期刊要目總覽》，2015年期刊綜合影響因子為0.756，[7]它能夠取得這些成果的核心因素就在于它基于期刊所在的地理位置、所擁有的資源為自己的期刊進行了準確的定位，有著清晰的內容供給方向。眾所周知，新疆是我國向西開放的重要門戶，是“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核心區，在“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中，有著明顯的區位優勢，該期刊以此為契機，圍繞相關重大現實問題進行約稿、專題組稿，服務了黨和國家的重大戰略，很好地發揮了智庫功能。總之，每一家高校學術期刊所處的位置不同，擁有的資源不同，定位就應該是不同的，只有找準了自身定位，才能夠明確內容供給的方向，否則只會在紛繁復雜的選題中東一下、西一下，迷失了方向。

二、聯通“學術圈”與“社會圈”，主動對接社會需求

學術研究存在的終極目的是為了人類更好地生存。真正的學術研究，必然要為人類的現實需求提供某種理論指引或現實參考，但這種供需關系的聯通是需要學術期刊主動作為的，對于高校學術期刊而言，這種主動作為就顯得更為重要。從產品供需的角度看，這種惰性導致的后果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學術內容的生產與需求產生了某種脫離或者發生了某種偏向；第二，學術成果產生之后“躺”在學術期刊里，處于“休眠狀態”。近年來，學術期刊改革的呼聲越來越高，期刊市場的競爭也愈發激烈，高校學術期刊必須克服惰性，主動作為，以聯通“學術圈”與“社會圈”，使學術內容的供給與需求回到平衡狀態。那么，對于高校學術期刊來說，該如何主動作為、對接社會需求？筆者認為，這里的主動作為可以用三個字來概括——“走出去”。說到底，學術內容的供給無非兩個階段：內容生產之前和內容生產之后。首先，在內容生產之前，高校學術期刊應該在“需求導向”的指引下，走出去，深入社會，去關切所處地方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的問題，并帶著“問題意識”主動進行“議程設置”，將社會問題的議程轉化為學術研究的議程。[8]以筆者所在的《麗水學院學報》特色欄目“畬族研究”為例，畬族研究屬于地方性極強的小眾研究，早期的畬族研究主要集中于該民族的起源等基礎性內容，到了新時期，如果還著眼于這些內容，無疑會與社會發展的大環境脫節，因此，近兩年編輯部同仁利用周末等時間去景寧畬族自治縣以及很多畬族村進行實地調研走訪，在組稿時的思路和眼界也放得更寬，更加著眼于那些畬族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的一些迫切問題，如畬語的弱化與傳承問題、畬族經濟發展與國家戰略的對接問題等等，為保護和傳承民族文化提供了智力支持。其次，在學術內容的生產過程完成之后，學術期刊的使命其實并沒有完成，而應該繼續追蹤其“社會反應”，通過搭建與相關政府部門、社會機構的溝通平臺，讓學術內容的成果得以轉化，真正將智力支持變成現實的政策影響。但這一溝通平臺具體應該如何搭建？筆者以為，還是離不開“走出去”這三個字。在這方面很多高校學術期刊做得還不夠，平臺意識還比較弱，往往在學術成果刊發之后便匆匆結束了學術內容的供給過程。但不少非高校學術期刊的做法卻在這方面提供了很多可供借鑒的經驗，他們通過舉辦各種研討會的方式，如2014年《中關村》雜志聯合長城戰略咨詢共同主辦的“京津冀三地戰略對接與合作”研討會，邀請政府官員、專家及企業家共同參與，實現了學術圈（供給）與社會圈（需求）的有效聯接。2017年《求是》雜志和四川省委宣傳部聯合舉辦的“學黨刊、用黨刊”研討會，也引發了非常積極的社會反響。除了研討會這種形式，還可以通過依靠期刊編委的社會資源，搭建起學術期刊與社會機構的溝通平臺。同時，在上述兩個階段進行的過程中，學術期刊應該有意識地組建專家資源庫，以推動智庫平臺的可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