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表云整理的11篇不良資產業務模式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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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加快推進不良資產風險化解工作，2012年2月2日財政部、銀監會聯合下發《金融企業不良資產批量轉讓管理辦法》，隨后，2013年11月28日銀監會《關于地方資產管理公司開展金融企業不良資產批量收購處置業務資質認可條件等有關問題的通知》，允許各省設立或授權一家地方AMC，參與本省范圍內金融企業不良資產批量收購和處置業務。2014年7月末，中國銀監會正式公布了全國首批可開展金融不良資產批量收購業務的地方AMC名單，包括江蘇、浙江、安徽、廣東、上海等五地。2014年11月底，繼第一批試點成立之后，地方AMC名單再次擴容，銀監會批復并允許北京、天津、重慶、福建和遼寧五地設立資產管理公司參與本省（市）范圍內不良資產批量轉讓工作。至此，正式獲準開展批量收購不良資產的地方AMC增至十家。綜合來看，監管部門正式批準的地方AMC大部分在不良貸款分布較多的區域。從多家上市銀行三季度報可看到，不良貸款集中爆發地從長三角蔓延至華北地區和珠三角，這與第二批地方版AMC試點范圍相符合。從銀監會2013年年報數據看，北京、天津、重慶、福建、遼寧五地不良貸款余額規模在全國分列第8、14、24、6、7位，此次批準設立試點的省份仍是飽受不良資產困擾的地區。同時，地方政府推動處置不良資產的意愿較強，這些省市的地方AMC開展業務的基礎較好。截至當前，十家地方AMC的具體情況如下表所示：

由于地方AMC尚處在探索起步階段，未披露太多運營、監管信息。根據全國已設立具有不良資產處置功能的省級AMC或經營公司經營情況，十家地方AMC具體情況，以及監管制度設計及相關文件規定，可將以地方性金融機構不良資產處置為主業的地方AMC特點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

資質認可條件出臺后，地方AMC“本地化”優勢明顯。隨著銀監會45號文，以及宏觀經濟下行區間地方金融機構風險加大，為維護地區穩定，地方政府對設立地方AMC開展不良資產業務態度趨向積極，支持力度加大，如地方財政扶持，地方金融機構資金支持等，使其在處置行政區域內的不良資產時，具有更多的便利條件和更強的溝通能力，有利于提高不良資產處置效率和效益。如廣東粵財依托廣東省政府，截止2014年底累計業務規模達842億元，累計創造利潤54億元，有效化解了地方金融風險。

具備處置金融企業不良資產功能的省級資產管理或經營公司數量增多，單體與總體注冊資本顯著提高。截至2013年2月末，全國共有18個省（區、市）已設立具有不良資產處置功能的省級資產管理或經營公司21家，其中13家曾參與金融企業不良資產處置。注冊資本普遍提高，其中上海國有資產經營有限公司和重慶渝富資產經營管理集團有限公司注冊資本分別高達50億元和100億元，十家獲取資質的地方AMC總資本規模為296億元，相比牌照發放前單體最低0.2億元和總體173.48億元，資本規模顯著提高。

地方AMC不良資產業務范圍和處置手段受限，行業和客戶集中度較高，受宏觀周期和區域經濟影響更大。受監管政策約束，地方AMC只能參與本省范圍內不良資產的批量轉讓，且只有債權重組一種處置途徑，增加了地方AMC的資金壓力和運營風險，且面臨行業和客戶集中度較高的風險。如經濟環境不景氣下“一煤獨大”的山西經濟出現“斷崖式”下滑，不良資產主要集中于與煤炭行業相關領域，客觀上不利于資產管理或運營公司開展不良資產處置業務。

地方AMC在人才、管理經驗和資金來源等方面總體上實力欠缺，但部分地方AMC發展迅速，競爭實力快速提升。地方AMC由于成立時間較短，業務產品和經營模式不穩定，相對全國性的四大金融資產管理公司（以下簡稱四大AMC），在人才隊伍、資產規模、專業實力與經營管理等方面存在差距，總體來看，在當前的競爭中尚不具備競爭優勢。但隨著部分地區金融牌照的獲取，產品創新和業務拓展成績顯著。如重慶渝富，在戰略規劃、人才培養（設立博士后工作站）、資金來源（成功發行5億元離岸人民幣債券 ）、產融結合等方面，已成為地方AMC集團化發展的領先者。

地方AMC為獨立法人，經營決策鏈條短，業務網點延伸能夠深入到基層和現場。相對四大AMC在全國主要省市設立的分公司或辦事處，在地區不良資產領域的競爭中，地方AMC作為獨立法人，自主經營管理靈活，能夠快速做出反應和決策，更能適應市場化要求。同時，地方AMC可以在本省不同地區設立網點，業務拓展深入基層和現場，對于不良資產的合理定價、盡調等，具有潛在優勢。如江蘇資產管理有限公司已設立南京辦事處，借助省級各金融機構集聚及省會城市優勢，大力拓展業務渠道，深化資產管理業務。

地方資產管理公司對不良資產管理行業的影響分析

在當前經濟增速放緩的背景下，地方AMC的陸續設立將改變我國不良資產經營管理行業的競爭格局，對于緩釋金融機構不良資產風險，化解和降低地方金融風險，保障金融業持續、健康發展，將發揮一定作用。

降低不良資產行業壁壘，市場參與主體日益增多，直接或間接進入不良資產行業的現象增加。雖然目前正式獲批的地方AMC數量有限，但卻向市場傳達出強烈的信號，預示著不良資產市場參與主體日益多元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地方AMC在同地方政府保持緊密關系、熟悉當地情況、協調處置地區產業群、提升產能過剩資產質量、化解地方債務風險等方面具有一定優勢，可能給四大AMC帶來分流市場份額、提高收購競價水平、壓縮利潤空間等方面的挑戰。

在示范效應的帶動下，不良資產處置主體多元化，加劇不良資產市場競爭。在不良資產處置端上，經濟下滑壓力加大以及不良資產持續增加的背景下，市場普遍看好不良資產管理行業前景，而成立地方AMC在客觀上形成行業準入有可能逐步放開這一預期，從長期來看將帶來示范效應，投資銀行、PE等市場化程度較高的金融機構以及部分規范化程度不高的民營機構，直接或間接進入不良資產經營管理領域的現象增加。2014年以來，各地金融資產交易所不良資產交易服務業務的活躍從側面證明了不良資產投資需求的增加。

受不良資產市場供求關系影響，以及實際的市場供給規模主要取決于金融機構對外轉讓意愿，不良資產在供給端上日益市場化。當前在處置壓力加大的背景下，商業銀行對清收、核銷等內部消化方式的關注度提升。在外部處置方式上，除了四大AMC以外，向地方AMC轉讓不良資產的規模逐漸加大。同時，商業銀行也在探索更多的轉讓渠道，如通過金融資產交易所直接面向廣大普通投資者的方式有所增加，且創新力度進一步加大。例如，江浙地區部分銀行緊跟互聯網金融創新熱潮，在淘寶司法平臺拍賣不良貸款中的抵押房產、土地、抵押物，創新資產回收新渠道，從側面反映出商業銀行對向外轉讓不良貸款這一傳統方式的依賴性有可能降低。

政策建議

為有效發揮地方AMC在化解地方不良資產風險和資源再配置中的作用，相關政策建議如下：

地方AMC在發起、設立或增資過程中，可積極與四大AMC展開合作，發揮各自優勢，實現互動發展，做好不良資產風險化解和存量調整工作。著重加強與四大AMC的交流與溝通，利用其在不良資產處置技術與經驗，人才培養、產品創新、業務模式等方面的優勢，為打造地方AMC核心競爭力積累和借鑒先進經驗。如中國長城資產管理公司在通過更加寬泛的綜合金融服務和解決方案服務中小企業方面具有特色，在中小企業數量較多且服務需求旺盛的地區，地方AMC可通過共同發起等多種途徑與中國長城資產管理公司及其所在地辦事處建立合作關系，更好滿足當地企業在金融服務方面的需求。

篇（2）

文章編號:1003-4625(2010)10-0070-03 中圖分類號:F830.39 文獻標識碼:A

一、國外金融資產管理公司轉型的經驗借鑒

資產管理公司通常是在銀行出現危機時特別成立,用來解決銀行不良資產的專門機構。如美國重組信托公司(RTC)、瑞典和韓國的資產管理公司、日本的過渡銀行等都屬于這類機構,其實質是指由國家出面專門設立以處理銀行不良資產為使命的暫時性金融機構,具有特定性的使命特征和較為廣泛業務范圍的功能特征。以下對幾個典型的國家處置不良資產和資產管理公司運作發展的做法做一綜述。

(一)美國最先邁出剝離銀行不良資產實質性步伐。1989年成立重組信托公司(RTC),和聯邦存款保險公司(FDIC)一起來處理大批倒閉的儲蓄貸款銀行。到1995年,FDIC和RTC先后處置了7050億美元的資產,使金融不良資產問題得到了較為徹底地解決。1995年12月,RTC在完成使命后宣布解散。

(二)瑞典1992年在銀行業已陷入嚴重困境的情況下,借鑒美國的經驗成立了多個資產管理公司分散處置各家銀行的不良資產,但不同于美國RTC模式的政府果斷介入和果斷退出,基于本國實際境況進行了新的發展。一是成立多家資產管理公司;二是不完全由國家一手包辦,銀行可有自行成立、自行管理的資產管理公司;三是資產管理公司采取了商業化轉型的辦法,讓國有的和各銀行自行成立的這些資產管理公司繼續發揮作用。

(三)為應對1997年開始的東南亞金融危機,韓國和東南亞各國相繼采取措施,包括成立資產管理公司,對銀行不良資產問題加以解決。1998年成立金融監管委員會(Fsc),領導韓國資產管理公司KAMCO對銀行進行重組,KACMO的政策性特征更加突出。泰國成立金融重組局和資產管理公司,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等相繼成立了資產管理公司,接管銀行的不良債權,并試圖通過重組、出售來緩解銀行業存在的矛盾。由于采取的措施較為及時和徹底,經過一年多的時間,上述國家均取得不同程度的成效,尤其是韓國和泰國表現得更為明顯,金融系統漸趨穩固,投資者的信心逐漸恢復,貨幣匯率和股市持續反彈,銀行的穩定性有了明顯的提高。

(四)中東歐國家大體上采取集中、分散和混合三種模式處置不良資產。羅馬尼亞、匈牙利、保加利亞等都是采用集中模式,即由政府出資設立或直接經營獨立的機構――整合銀行(CB),負責統一處理銀行的不良資產;中歐和巴爾干地區國家大都采用分散模式,由債權銀行專門設立機構或小組來處理自身的不良資產;波蘭、斯洛文尼亞等國家則采用混合模式,既有財政主導的重組,又有銀行主導的重組。

(五)日本沒有采取成立專門機構處置銀行不良資產的方式,而是在政府主持下,即運用政策包容、實施注資并清理不良資產,同時銀行注資與不良貸款的處置同步進行的卓有成效的改革措施,使日本政府從困境中走了出來。

綜上所述,各國資產管理公司發展模式的比較,由于各國不良資產管理主體的最初設計原則、不良資產市場結構、規模以及資產管理處置結構等方面的情況不盡相同,其資產管理公司在完成使命、實現市場轉型和退出時也采取了不同的方法。概括起來大致可以分成四種:一是設立一定的存續期,完成自身使命后即宣布解散,清算后關閉;二是實現政策性業務向商業化經營行為的轉變;三是將國內同類型機構進行整合,逐步加強其權限作為政策性機構永久存在經營;四是對國內資產管理公司進行合并。

二、發展方向的選擇:向金融控股公司轉型

借鑒國外發展的經驗,根據我國自己的國情和特點,找出我國資產管理公司在改革與轉型中的發展方向。轉型既是適應外部環境變化的需要,也是資產管理公司自身生存發展的需要,有其客觀必然性。向商業化轉型,就是變單純執行政策性目標為面向市場,追求盈利最大化,自主經營,自負盈虧。

廣義來說,金融控股公司是指母公司經營某類金融業務并通過控股兼營其他金融以及非金融業務的集團公司,也就是指在同一個控制權下,完全或主要在銀行業、證券業、保險業中至少兩個或兩個以上不同金融企業為社會大規模地提供服務的金融集團公司。它是產業資本和金融資本相結合的高級形態和有效形式。相對于其他形式的組織安排,金融控股公司在進行綜合性銀行業務(混合經營)時具有許多優勢,這些優勢決定了金融控股公司是一種有效的綜合性銀行組織制度安排。它的主要特點是:集團控股,聯合經營;法人分業,規避風險;財務并表,各負盈虧。金融控股公司設立的最基本的目的在于通過內部的業務協同,通過實施集團多元化混業經營,來實現整體的利益最大化。

伴隨著中國加入WTO,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國內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的整合,銀行、證券、保險等的單一經營模式不但是舊模式的重復,也不符合金融發展的混業經營趨勢。因此,借鑒國際經驗,將資產管理公司轉型為金融控股公司,實現混業經營,進一步深化金融業混業經營在中國的探索發展。從資產管理公司自身的情況來看,向金融控股公司轉型存在一定的優勢條件:

一是專業優勢。主要體現在通過多年的不良資產處置實踐逐步建立和完善的收購調查、估價、內部處置程序、處置方法的制度化總結和運用。國家成立資產管理公司的目的是要處理不良資產。在資本市場不發達的前提下,期初,大家對處理不良資產方面都沒有太多的經驗,法律環境也不成熟,不良資產處置沒有專業二級市場,因此難度比較大。經過十年的磨礪,資產管理公司在不良資產處置方面形成自己的專長和優勢,積累了很多經驗,對未來業務的開展有著重要意義。

二是政策優勢。主要體現為國家為資產管理公司的運作給予的政策支持,突出表現在經營范圍的創新性、混業性和可擴充性等優勢。就目前的業務范圍而言,資產管理公司已獲得了全方位的投資銀行的服務功能,且在證券承銷、重組并購服務方面是很有潛力的,應形成比較強的專業能力和優勢,其中重組并購服務更能體現公司服務的獨特性和專業技術含量,相對容易形成資產管理公司的核心競爭力。不良資產相關債務人、關聯人的大量存在為公司帶來了一群自然的、獨特的、潛在的客戶群。在執行資產處置任務的同時,注重篩選、培養一批長期的、穩定的客戶,有意識地培養高質量的企業客戶群,并形成在重組并購等方面的專業優勢。同時,該優勢的關鍵還在于,國家給資產管理公司的政策代表著國家在金融混業經營方面的探索,帶有前沿性

特點,容易引入戰略投資者,實現進一步的資本擴張。

三是資本優勢。公司成立時即由財政部出資100億元,與目前資本市場中100多家證券公司相比,相對資本優勢不可否認,而且從信達、華融、東方3家資產公司與母體銀行成功建立戰略投資關系,其資本更是瞬時倍增,這也體現了資產管理公司資本擴張性的強勢。

四是資源優勢。首先銀行機構存量不良資產額度巨大。雖經政策性剝離和競標收購不良資產,但各家銀行隱性未剝離和增量不良資產仍然是不良資產的重要來源。其次證券、信托、地方融資平臺不良資產風險不斷積累。截至2009年底僅地方政府融資平臺貸款余額已達6萬億元左右,80%左右為項目貸款,過度舉債已達極限,融資風險十分明顯,國家已出臺嚴格規范措施,但仍會形成可疑、損失類不良資產。再次房地產業貸款風險極大。國家加大對房地產業的宏觀調控政策正在密集出臺,房地產不良貸款的產生成為必然。最后“低碳”時代“兩高”貸款風險暴露,高污染、高耗能行業不良貸款已經出現“雙升”局面。因此,資產管理公司市場化的運作方式大有可為。

優勢的存在為資產管理公司立足資本市場,實現后來居上提供了良好機會。如何挖掘、發揮自身優勢,提高創新能力,多措并舉,將這些優勢綜合運用,進一步深化,真正形成核心競爭力,這是資產管理公司自身必須解決的事情。

三、向金融控股公司轉型的對策

(一)重塑產權結構與治理機制

目前,資產管理公司既不是有限責任公司,也不是股份有限公司。這種國有獨資的產權結構和缺乏董事會的治理結構,既不利于資產管理公司的市場化運作,也不能保障資產管理公司可持續發展的需要。因此,資產管理公司只有按照《公司法》的要求進行規范的公司制改革與改造,引進戰略投資者,充實公司自本金,建立現代金融企業制度,規范公司產權結構和法人治理結構,完善組織管理體制,實現股權多元化,治理機制商業化,形成有效的權力機構、決策機構、監督機構和經營者之間的制衡機構,使資產管理公司成為一個真正的市場主體。按照商業化原則經營管理,參與市場競爭,才能談得上向商業化轉型和市場化發展。

(二)確立清晰的發展戰略

從國際上各大投資銀行的發展趨勢看,各家機構在業務拓展多樣化、交叉化的同時,都各有所長地向專業化方面發展。圍繞金融控股公司的目標,在發展現代業務多元化的同時,應該根據實際情況,結合資產特點,有所側重,走專業化道路。不能照搬其他公司的模式或路徑選擇,而應從資產管理公司實際出發,揚長避短,研究制定出符合實際、最有利于發揮優勢特長的戰略。模式本身并沒有好壞之別,只有適合的才是最好的。同時,戰略的制定也未必力求一步到位,可以隨著轉型實效取得情況,進一步深化和提升。

確立清晰的發展戰略,就是要明確業務組成,即欲進入的業務領域,分門別類,確定哪些是主要業務,哪些是次要業務,哪些極有可能形成核心競爭力,并理清發展思路,制定相應的中期、長期發展目標,明確具體的發展措施的途徑。

(三)完善支撐戰略的組織架構體系

完善支撐戰略的組織架構體系不僅是適應轉型發展的重要環節,也是支撐實現金融控股公司多元化戰略的重要前提。對照戰略目標的多元化業務種類相應設立業務分部,或者是在業務成熟之前不單獨設立,而集中設立發展研究中心,在發展研究中心內部分設課題組,分別研究、開拓各自業務領域,建立起“研發中心”和新業務發展“司令部”的雛形。同時,這部分人力資源的配備,力求做到配強、配齊,能通過內部發現、培養的就通過內部途徑解決,沒有合適人選,就積極引進專業人才。從而,真正保證支撐戰略的新業務有相應的專業研發人才,保障新業務拓展的穩步推進。

(四)建立科學的業績評價與激勵約束機制

制定嚴格的目標責任制和問責制有利于從主觀和客觀兩個方面對公司的經營、決策進行監控,實現經營效益的最大化和風險約束的最大化。要確定合理的考核目標和責任償付,在此前提下,建立多樣化、高度透明的激勵機制,使薪酬激勵與明確的、可衡量的業務目標掛鉤,強化技能和競爭力在業務開展中的重要作用。這樣,才能使公司治理更具活力和持久性。

(五)創新人才戰略

人才戰略就是要配合好發展戰略定位要求,緊緊抓住培養、吸引、用好人才三個關鍵環節,造就高素質專業人才隊伍。只有擁有大批高素質的專業人才,對新業務領域的進人才能有基礎。特別是對現代金融業務的開展,涉足的領域繁多,業務關系錯綜復雜,必須有熟悉金融、財務、法律、管理的經濟“通才”。只有這樣,才能有開闊的視野、豐富的思路,提升公司軟實力。高盛(亞洲)有限責任公司執行董事胡祖六博士對資產管理公司的發展有兩條建議:一是要特別注重培植高質量的客戶群;二是要吸引優秀的專業人才,重視員工的培訓。

資產管理公司的商業化轉型勢在必行,伴隨著各家金融控股公司改革的進程逐步加快,轉型成功與否關鍵在于各家資產管理公司能否將轉型與自身的業務特長聯系起來。資產管理公司要積極創造條件,不斷向商業化轉型的目標邁進。

參考文獻:

[1]朱民.2007:影響全球經濟金融的五大風險[J].國際金融研究,2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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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時期的背景下，我國的銀行發展處在上升階段，但是信貸資產質量的變動趨勢卻不容樂觀。對于銀行來說，只有加大對不良資產的管理力度，提高管理水平，最大程度地控制和處置不良資產，才能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保持有利地位，創造更多社會價值。因此我國的銀行應該對不良資產的處置問題進行分析，探討有效的不良資產經營管理模式。

一、不良資產對銀行的危害

1.致使財產受損

首先，不良資產會導致銀行的財產受損。信用貸款部分是不良貸款中的關鍵環節，信用貸款會造成銀行財產的損失。大多數的信用貸款都是有抵質押物的，雖然可以把這些抵質押物處置變現，但仍然可能帶來一定的資金損失[1]。不良資產會影響銀行的資產質量，影響銀行的經營效益，進而影響銀行的資金來源。

2.影響資金運轉

其次，不良資產會影響銀行的資金運轉。不良資產會使銀行的正常業務運轉困難，具體包括以下的兩個原因：第一，對于金融企業而言，負債對銀行的約束性最強，存款人會按照自己的意愿隨時提取存款，而金融企業必須滿足存款人的取款要求。第二，當出現不良資產之后，銀行就不能及時收回貸款。這兩方面的因素會共同影響銀行的現金流，一旦國家的銀根縮緊，銀行便不能滿足客戶的提款要求，在信譽上出現問題。

3.影響銀行利潤

最后，不良資產會影響銀行的整體利潤。不良貸款是不良資產的一部分，對不良貸款進行財務計算時，會影響到銀行的利潤。如果不良資產超過了90天以上，在計算利息時需要把其納為營業收入，也就是說銀行要為這部分資金繳納稅費，支付相應的存款利息和其他費用，因此不良資產的計算會對銀行的整體利潤產生不利影響，增加銀行的經濟負擔。

二、不良資產的創新型經營管理模式

1.借鑒國外先進資產管理公司經驗

首先，我國的銀行在創新經營管理模式的過程中，可以借鑒國外先進資產管理公司的經驗，將銀行對不良資產的經營管理轉移到社會投資者對不良資產的經營管理上，讓銀行承擔更多的服務職能。國外銀行應用這種轉移策略的屢見不鮮，因此我國銀行應該借鑒這些經驗，充分發揮銀行收購不良資產的專業職能，繼續應用傳統手段，對不良資產的處置風險進行科學評估，從而形成一定的風險認知，提高對財務風險的掌控能力。同時，銀行也可以設立專項的不良資產收購基金，開發與不良資產有關的創新業務，如證券等等，擴大銀行的管理規模，提高管理水平[2]。

2.發展銀行自身特色資產管理業務

其次，我國的銀行在創新經營管理模式的過程中，可以發展銀行自身的特色資產管理業務。每個銀行都有自己特色業務，因此我國銀行應該充分發揮自身的特色優勢，整合旗下的相關銀行、證券公司、理財平臺等等，吸引更多的投資者和項目資源。銀行在發展特色資產管理業務的同時，應該建立資金池，利用分支機構的渠道優勢，對不良資產進行多維度地管理。比如，銀行可以依托不良資產的收購基金、證券化商品等手段，來引導資本對接，促進金融資本和產業資本的水融。在對不良資產進行管理時，應該發揮銀行的品牌優勢，接受政府平臺貸款的委托，對金融資產和非金融資產進行統一管理，并提供資產轉讓和重組、收購和簡并的業務等等，發揮自身的服務職能。

3.積極提供逆周期救助型金融服務

再次，我國的銀行在創新經營管理模式的過程中，可以積極提供逆周期救助型的金融服務。目前我國金融不良資產和非金融不良資產的利率都處在上升期，為了緩解產能過剩的問題，銀行可以提供逆周期救助型的金融服務，具體包括以下的三個方面：第一，銀行應該加大收購不良資產的創新力度，更新收購方式，創新組織機制，形成混合收購的新模式。銀行應當提高自己的定價能力，以一定的不良資產規模為依據，化解金融機構的風險。逆經濟周期的特點較為突出，銀行應該結合周期特點，采取相應的經營策略，發揮管理不良資產的專業優勢。第二，銀行應該遵循本息清收、訴訟追償一批的思路，創新傳統的處理不良資產的手段，把不良資產進行重組，再應用多元化的平臺實現收益目標。第三，銀行應該以資產管理為中心，以資產危機為切入點，整合銀行項目，讓閑置的資金發揮巨大的社會價值，從而促進經濟結構轉型，達到資產增值的目的[3]。

三、結論

在新時期的背景下，我國的銀行發展處在上升階段，但是信貸資產質量的變動趨勢卻不容樂觀。不良資產會導致銀行的財產受損、影響銀行的資金運轉、降低銀行的整體利潤。在這種形勢下，銀行必須創新對不良資產的經營管理模式，借鑒國外先進資產管理公司經驗、發展銀行自身特色資產管理業務、積極提供逆周期救助型金融服務，只有這樣才能降低金融風險，保障銀行的可持續發展。

作者:劉曉丹 單位:中國信達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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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 F832.3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4-5937（2017）03-0075-04

一、地方版AMC由來

（一）當前我國不良資產現狀

20世紀90年代末，為剝離中行、農行、工商、建行四大國有銀行的不良資產，我國成立了東方、華融、信達、長城四大資產管理公司，均擁有金融牌照。截至2008年末，四大資產管理公司從國有商業銀行共收購政策性債務超過2.56萬億元，主要資金來源于中央財政、央行貸款、發債等[ 1 ]。2008年，我國經濟隨著世界經濟的低位運行開始進入長期的結構性轉型和升級階段，為此銀行等金融機構的不良貸款快速攀升，特別是股份制銀行和地方性金融機構不良貸款率的快速攀升，已經嚴重影響到當地的金融環境[ 2 ]（圖1）。

（二）地方版資產管理公司由來

為化解地方不良資產，優化當地金融環境，2012年2月，財政部、銀監會聯合下發《金融企業不良資產批量轉讓管理辦法》，規定各省級人民政府原則上可“設立”或“授權”一家資產管理或經營公司，參與本省范圍內不良資產處置轉讓工作。隨后，銀監會先后分三次批準設立江蘇、浙江、安徽、廣東、上海、北京、天津、重慶、福建、遼寧、山東、湖北、寧夏、吉林、廣西15家地方資產管理公司[ 3 ]（具體如表1）。

總體上新設地方版資產管理公司成立時間較短，第一批成立至今也僅兩年時間，業務模式和體系大多處于發展和完善階段。

二、當前地方版AMC主要融資模式及與四大資產管理公司的對比

（一）四大資產管理公司融資模式

四大資產管理公司因政策使命而成立，籌資渠道也非常暢通，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原始資金

1999年，四大資產管理公司成立時，財政部為四家公司各提供了100億元資本金，央行發放了5 700億元的再貸款，四大資產獲準向對口國有商業銀行發行了固定利率為2.25%的8 200億元金融債券，這些資金主要向中、農、工、建四大行收購1.4萬億元不良資產[ 4 ]。

2.銀行借款

銀行借款一直是四大資產管理公司的主要籌資渠道，但隨著四大資產管理公司集團化發展，銀行融資占四大資產管理公司對外融資量的比例呈下降趨勢，由于四大資產管理公司的AAA信用級別，銀行借款的利率一般都在基準利率以下。

3.金融債

隨著業務市場化的拓展，四大資產管理公司規模逐漸壯大，資質提高，開始尋求市場化籌資渠道。2013年華融資產獲批發行120億元金融債，期限分別為3年和5年期，票面利率分別為5.55%和5.66%；2014年9月10日，長城資產首次在香港成功發行5億美元金融債券，債券票面利率2.5%。金融債的l行優化了四大資產管理公司的資產負債結構，推動了其市場化業務的發展和金融創新。

4.信貸資產支持證券

隨著四大資產管理公司信貸資產保有量的不斷增加，信貸資產支持證券成為其籌資的重要創新手段，如2014年初東方資產發行了8.074億元信貸資產支持證券，華融資產發行了12.38億元信貸資產支持證券，長城資產發行了12.12億元信貸資產支持證券，它們的票面利率均為4.5%左右。

5.戰略融資

戰略融資是目前四大資產管理公司的主要工作，信達和華融已經完成了戰略投資者的引進，獲得了充足的長期發展資本，長城和東方資產的“引戰”工作也已經接近尾聲。四大資產管理公司的“引戰”目標主要集中在國內大型保險資本、全國性金融控股集團以及國際大型投行機構。

6.體系內籌資

隨著內部金融主體的日益多元化，特別是銀行、信托、保險、證券等子體系的構建，為四大資產管理公司的內部融資創造了便利條件。目前，內部融資逐漸成為四大資產管理公司籌資的重要渠道。

7.IPO融資

信達資產管理公司2013年在香港主板上市，籌集資金約156億港元（如表2）。華融資產管理公司于2015年在香港主板上市，其他兩家資產管理公司也制定了近期上市融資的計劃，以期通過資本市場的低成本融資為其業務的發展提供支持。

得益于通暢的籌資渠道和多樣化的籌資模式，四大資產管理公司可以靈活安排融資結構，隨時為其業務發展提供低成本的融資支持，并且做到按需融資，最大限度地提高資金使用率[ 5 ]。

（二）地方版AMC現行主要融資模式

地方版資產管理公司大多成立時間較短，信用級別較低，因此基本都采用“銀行借款為主、股東短期資金支持為輔”的籌資模式。部分轉制設立的地方版資產管理公司正在探索債券等融資渠道。現行主要融資模式如下：

1.銀行借款

對于成立不久的資產管理公司，由于業務體系尚未形成，自身信用級別不高，主要采用股東保證擔保的方式或股權質押擔保的方式向銀行融資開展業務。此類融資方式成本較低，但受制于股東的各項規定，有天花板效應。

對于成立時間較長，與銀行等金融機構建立了長期合作關系的資產管理公司，則逐漸開始采用信用借款的方式為業務開展提供融資支持。此類方式一是融資成本相對較高，一般為同期貸款利率上浮一定額度；二是融資規模依然有限，不能滿足地方版資產管理公司業務快速發展的需求。

2.其他融資方式

一是股東增資，地方版資產管理公司股東大多為省市級政府投融資主體，資金實力雄厚，一般會根據需要適時向資產管理公司增資，以便提高資產管理公司的實力，擴大業務規模。二是發債融資，發債融資需要發債主體有一定的實力，包括業務規模、盈利能力、信用評級（一般AA及以上）等指標都需符合要求。截至目前，只有浙江浙商資產管理公司于2015年7月成功發行了20億元非上市公司非公開發行公司債，此舉是地方版探索融資模式的一大創舉。

總體上地方版資產管理公司由于規模較小，業務發展體系尚不完善，籌資模式相對單一，籌資成本比四大資產管理公司高。短期看資金規模可以支撐其業務的發展，但隨著業務不斷發展，資金不足與業務發展的矛盾將逐漸體現，且短期融資與不良資產處置的長期性和復雜性契合度低，即業務發展與籌資發展的協同性要遠低于四大資產管理公司。

三、地方版AMC融資的劣勢與優勢

與四大資產管理公司相比，地方版AMC融資的劣勢和優勢均相對明顯。

（一）劣勢

與四大資產管理公司相比，地方版AMC融資的劣勢主要為以下方面：

一是地方版AMC沒有金融牌照，不能發行低成本的金融債，不能與金融機構開展同業借款，只能以銀行信貸為主的常規融資模式融資。

二是地方版AMC成立時間較短，業務模式不完善，資信等級不高，不利于其獲得低成本的融資。

三是管理資產有限，創新融資缺乏基礎資產支撐。在不良信貸資產證券化日益盛行的情況下，地方版AMC因管理資產不夠，無法形成充足有效的基礎資產池，因此發行證券化產品融資存在障礙。

四是體系不夠完善，無法充分利用內部合力。四大資產管理公司目前已經形成包括銀行、證券、信托、保險、資管等在內的完整體系，內部資金的調配與利用效率高。在這方面，地方版AMC尚未起步。

（二）優勢

盡管地方版AMC融資存在諸多劣勢，但其優勢也相對明顯：

一是股東資質雄厚，擔保融資能力強。地方版AMC的出資人絕大部分為省級投融資平臺，還有部分為央企或大型民營企業，實力雄厚，一定程度上增強了地方版AMC的資信等級，還可以為其銀行融資提供擔保支持。

二是業務形式靈活，便于開展項目融資。地方版AMC因業務模式靈活，在收購銀行不良資產時，方便與銀行開展“互助”模式，即銀行向AMC發放低成本貸款，AMC用該筆貸款收購銀行的不良資產。這種模式可以把銀行與AMC的利益較好地捆綁在一起。

三是根植地方，政策支持力度大。地方版AMC以本省的金融機構為服務對象，一般都會得到省政府及有關部門的高度重視，如在司法、財政補貼、稅務等方面的支持比四大資產管理公司要多，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地方版AMC的融資能力[ 6 ]。

四、地方版AMC融資模式探索

資本或資金是企業發展的血脈，對于資本密集型的資產管理公司而言，資金的充足是其發揮“化解地方金融不良資產，優化本省金融生態環境”使命的重要保障[ 7 ]。因此，探索并擴大融資渠道，獲得充足資金，緩解業務發展的資金瓶頸，是地方版AMC發展的重中之重。結合目前資本和金融市場發展體系、資產管理公司業務發展模式，本文認為可從以下幾個方向著手探索符合地方版AMC的獨特融資模式[ 8 ]。

（一）業務融資

對于成立時間相對較長的資產管理公司，由于業務模式和盈利模式相對成熟，與銀行關系穩定，可考慮在開展不良資產收購的同時，獲得目標銀行與收購價款等額的優惠借款，為特定資產的處置提供資金支持。這種方式稱為業務融資或項目融資，此種模式不僅可有效解決項目資金不足的矛盾，而且可以將項目的風險與銀行的利益有效地捆綁，迫使銀行在資產處置過程中更加積極和務實。

（二）發債融資

盡管目前僅有一家地方版資產管理公司成功進行了發債融資，但發債融資是地方版資產管理公司進入資本市場融資的一個較好渠道。發債融資有如下好處：一是融資期限靈活，可以更好地與資產處置的期限相吻合，優化公司資產負債結構；二是發債融資有利于提高資產管理公司在資本市場中的信譽，提升公信力，便于業務的拓展。但發債融資需要一定的條件，成立滿兩個完整財務年度的資產管理公司可以嘗試。

（三）利用地方政府資金

銀行不良資產的持續攀升會嚴重影響地方政府的金融等級和政府平臺的融資能力，因此地級市政府對于省級資產管理公司的合作擁有較強的迫切性和積極性。地方版資產管理公司可加強與地級市政府合作，通過少量出資，發揮自有資金的杠桿效應，發起設立不良資產處置基金或公司的形式，專門開展當地的不良資產經營業務。通過與地方政府合作，充分利用地方政府的資源和資金優勢開展不良資產業務，必將成為地方版AMC籌資與業務協同發展的重要模式。

（四）公眾籌資

隨著不良資產市場的逐步擴大，同期金融和資本市場投資渠道短期內卻無法暢通，大量社會資本（包括企業和自然人）逐漸將目光轉移到不良資產處置行業。為此，地方版資產管理公司可充分利用社資本的力量，參與到不良資產處置的過程中。由于不良資產行業屬于高風險行業，單一的社會資本直接參與的可能性較小，因此可以通過一種合理的通道參與其中，如通過信托、資管、基金等，這種通道模式大體結構如圖2所示。

公眾籌資的好處：一是模式靈活，可以有效區分和設置投資對象；二是受眾廣，可以獲取任何投資對象的資金；三是風險可控，資金與項目緊密結合。該種模式主要的弊端為：一是社會投資人對不良資產行業的認識不充分，投資信心不足；二是籌資的成本較銀行信貸融資的成本略高。

（五）資產證券化

資產證券化是目前異常火爆的融資方式，自人民銀行放開商業銀行信貸資產證券化后，信貸資產證券化已經成為當前流行的融資模式。但是對于資產管理公司而言，由于持有的都是不良資產，通過資產證券化融資尚需解決如下障礙：一是資產證券化的流動性問題，資產證券化必須滿足穩定現金流要求，由于不良資產處置的現金流極不穩定，因此需配置一些經過特殊處理的擁有穩定現金流的資產放入資產池；二是時間搭配問題，不良資產處置的正常期限一般為2―3年，因此資產證券化的存續期也應保持在這個時間區間，時間越長，融資成本越高；三是基礎資產的問題，因地方版資產管理公司目前存量資產較少，而資產證券化要求擁有一定規模的基礎資產，兩者之間存在一定的矛盾。上述障礙解決之后，不良資產的證券化可成為地方版AMC融資的重要渠道之一。

五、結語

地方版AMC作為各省資產管理的“巨鷲”，資產管理業務的開展必須以強大的融資能力作為支撐，如此才能提高資產管理與處置的能力，才能有效地配合各省金融環境的優化與經濟轉型的升級。

地方版AMC的融資需要根據自身的實際情況，制定有效的融資計劃和融資模式。對于第一批已經運作成熟的資產管理公司，可考慮在銀行借款基礎上增加公司債、社會融資、項目融資、資產證券化等方式進行籌資，優化公司的資產結構，放大資本的杠桿。對于運作初期的地方版AMC，則主要考慮股東擔保融資、股東增資、項目融資等方式融資。值得一提的是，公司債和資產證券化是地方版AMC未來融資的主要創新模式，需要盡快突破障礙，積極嘗試。特別是在資產證券化方面，地方版AMC可探索聯合開展資產證券化的模式進行融資和業務創新，即幾家AMC共同提供基礎資產和流動性支持來進行資產證券化融資，可以有效避免基礎資產不充分、評級不高的問題。總之，多元化融資是地方版AMC融資的發展方向。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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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改革和發展課題組.我國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的改革和發展[J].金融研究，2006（4）：31-39.

[5] 佟鐵成.銀行不良資產與金融資產的管理：若干國家金融資產管理公司運行機制的比較[D].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5.

篇（5）

目前，國有AMC的商業化步伐已經邁出，現實要求馬上著手研究國有AMC不良資產業務開展方式及其產生的后果，再繼續討論不良資產證券化的意義已經不是很大。因此，本文通過對不良資產證券化過程的模擬來引導出決定不良資產證券化關鍵因素，繼而推導出由此所產生的效應。

二、AMC不良資產證券化的動機分析

AMC現在已經轉為商業化運營，其運營目的開始轉化為利潤最大化，而其進行不良資產證券化的目的也在于此。設I為不良資產證券化總利潤，TR為證券化所帶來的總收益現值，TC為證券化所產生的總成本，由于TC自證券發行始就處于占用狀態，所以不考慮其現值，那么就有：

由于我國AMC在進行不良資產證券化業務時常繞過“真實出售”步驟，因此可以直接將證券的發行人和發起機構視為一體。這樣AMC就直接與證券市場掛鉤，其利益也會隨著證券價格、成本的波動而變化。AMC的經營決策是受公司預期的采取別的方法處置該筆不良資產所帶來的最大可能利潤，當預期最大可能利潤大于預期I時，公司就會放棄不良資產證券化。雖然在現實中，其他處置法所帶的利潤I1，…Im有很多都可能大于I，然而國有AMC仍然選擇采取證券化的辦法來處置不良資產。這是因為除了當前的利潤外，公司還考慮到未來的業務發展有很大一部分都將要依賴于資本市場和證券化，所以這一部分損失的收益可被看作會在未來產生利潤的投資。假設有m種除資產證券化以外的處置不良資產的辦法，Ik表示第k種處置方法所帶來的利潤，IFP表示未來收益的現值，那么就有:

由(2)式可見，AMC采用證券化處置不良資產的根本原因是：證券化所帶來的當期利潤與未來長期利潤之和大于其它處置方式產生的利潤。

三、不良資產證券化收益、成本、利潤以及不良資產處置模式選擇分析

金融資產管理公司不良資產證券化的收益主要來自于有兩方面，即出售證券的收益和該部分收益再投資而產生的收益。假設證券價格完全放開，那么所有發行的證券都能售出。假設不良資產證券發行了n期，第i期的發行量為Ni，該期每支證券的價格為Pi，ri為第i期金融資產公司平均投資利潤率，FVPi為第i期銀行貸款利率現值系數，利率為初始年利率，就有：

由此可見在發行量一定的條件下，左右公司收益最主要的因素就是政券的價格，而證券的價格又是由不良資產在可預期的將來能產生的現金流和發行商的信用所決定，由于不良資產所產生的現金流是外生變量且一般較穩定，可以直接處理為常量，而信用評級是可以進行操作的，所以就可以通過信用評級來影響證券的價格走勢。設Xij為第i期證券的評級結果是j，j取值越高，評級情況就越好，那么就有第i期證券價格與同期證券信用評級的函數式(4）：Pi=f（Xij）。很明顯，在函數(4)評級情況的高低與證券價格的高低成正相關關系，那么證券發行機構為了自身的利益必然盡最大可能的提高所發行證券的信用等級。

不良資產證券化的成本主要由資產本金成本、壞賬準備成本、利息成本以及支付中介機構的發行成本四部分組成。設第i期發行證券資產本金成本Fi、發行成本率為l0i，壞賬準備金率為l1i、證券票面利息率l2i，那么總成本就可以表示為：

在資本金一定的條件下，決定總成本多少的關鍵就是發行成本率l0，壞賬準備金率l1以及票面利率l2，而這三者同證券發行價格一樣都與證券的信用等級密切相關。在一般的情況下，證券的信用等級是與發行成本率l0成反比的，證券的信用等級越高，發行證券所需要的推介費用就越少，反之則相反。壞賬準備金率l1與信用等級的關系同l0類似，也呈反比。中介機構費用可以細分為一般中介費用和信用增級中介費用，一般中介費用與信用等級的關系同l0、l1與信用等級的關系類似，都是反比關系；增級中介費用與信用等級的關系恰好相反，呈正相關關系。令l21、l22分別為一般中介費率和增級中介費率，于是有：

因此總成本就可以表示為：

那么，利潤就為：

根據不等式（2）不良資產證券化的最終利潤TI是由利潤和未來收益的現值兩部分構成，未來利潤的現值受現期收益的影響也相當大，因此也可以看作是信用評級的函數，因此不良資產證券化的總利潤就為：

通過函數（13），總利潤與信用評級是緊密相關的，總的說來是一種正相關關系。將（13）所得到的總利潤代入到不等式（2）中就可以確定不良資產是否走證券化的道路。

四、不良資產證券化的效應分析

雖然以上分析都是從信用評級這一個視角入手對不良資產證券化的全過程及其根源進行分析的，但是即使是這樣也可以推導出一系列不良資產證券化后的效應。

1.不良資產證券化如若成功會為大量不良資產尋到一條有效的出路。我國由于歷史緣故曾積壓了大量的不良資產，四大AMC從1999到2006年底共累計處理了12102.82億元的來自于國有四大商業銀行的政策性不良資產。即便如此，尚有大量不良資產等待處置。在以前的處置中，AMC還曾大量采用債轉股的方式處置不良資產，但是由于現金流狀況差、債轉股也并不能真實剝離不良資產，因此，不良資產并沒有得到有效的處理，甚至在某段時期，過多的債轉股差點迫使國有AMC轉變為“投資銀行”。不良資產證券化的道路如若能夠獲得成功，且能建立規范有效的運行機制，無疑將會為我國大量不良資產的處置找到一條理想的出路。

2．缺乏“真實出售”這一過程使得不良資產有可能在證券化后最終不能被剝離出去。AMC缺乏“真實出售”這一關鍵過程就會同時面臨法律和財務上風險。第一，沒有“真實出售”過程的不良資產證券化是不完全的證券化。沒有SPV完全接手不良資產的所有權益,那么AMC采取證券化來處置不良資產就會遇到市場價格波動的風險。公司的財務報表隨著證券市價波動不斷，這樣雖然會吸引大量的投機性游資,但是也會對公司業務產生沖擊，例如公司在證券價格低迷時融資的困難會很大，反之，在證券價格高漲時融資會非常的容易。這些不確定性會使得公司的經營行為向投機性發展,然而對于風險的偏好對于金融資產管理是非常危險的。第二，沒有“真實出售”過程的不良資產證券化是沒有法律保障的。證券化過程中缺失或繞過SPV,就意味著不良資產的所有權益為證券發起者所有。因此,由于法律上公司和不良資產還沒有割斷,所以證券價格的低迷必然引發公司的財務危機,而當危機發展到一定程度時,就會有人要求對公司進行破產。法律上的風險會使得公司反為不良資產所累。

篇（6）

“這僅是國厚資產在不良資產處置領域運作成功的案例之一，我們的主要業務，簡單來說就是把‘不良資產’轉化為‘優質資產’。不良資產，或者說問題資產，本質是放錯了地方，資源進行了錯誤的配置。這些資產在一般人看來，是避之唯恐不及的包袱和累贅，但對于少數專業機構，其中不乏‘沙里淘金’的機會。” 董事長李厚文告訴《決策》。

當時間撥回到2014年，在我國經濟步入“新常態”的宏觀背景下，銀行業不良貸款率逐年上升，地方金融風險逐漸暴露，各地迫切需要有專業機構來處置和收購金融不良資產，國厚資產應運而生，是經省級人民政府批準設立、財政部備案和銀監會核準的首批五家地方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地方AMC）之一，也是當時中西部省份唯一一家地方AMC。

短短三年時間，國厚資產逆勢而上，成為地方AMC創新發展的行業翹楚。國厚資產快速崛起的背后，有著怎樣經營秘訣與徽商精神？

用金融工匠精神

創造行業新價值

據銀監會公布數據顯示，2016年末，商業銀行不良貸款余額15123億元，較上季末增加183億元；2017年3月末，銀行關注類貸款余額5.4萬億元，占全國貸款5%左右；逾期90天以上貸款與不良貸款之比是109%。這說明不良資產存在低估，上升趨勢并沒有改變。同上一輪政策性的壞賬處置相比，本輪不良資產是在激烈的市場競爭環境下，因產能過剩而形成，壞賬的債權人更加多元化，其中包括金融債權、企業間三角債等不良資產，處置難度也更大。

“巨大的不良資產市場是機遇也是巨大的挑戰。”李厚文認為，對地方AMC而言，能否切實抓住時代機遇、緊緊圍繞不良資產收購處置核心業務，并運用投行手段，大力開展針對問題企業的債務重組、企業重整、債轉股等難度大、周期長的業務，通過不斷攻堅克難，扎扎實實練好真功夫，成為真正具有工匠精神的債務重組專家，努力把更多的“問題資產”轉化為“優質資產”，是最終形成具有自身特色核心競爭力的關鍵。

“自2014年4月成立以來，國厚資產以‘為金融機構解難，為地方政府解圍，為中小企業解困’為使命，積極參與省內不良資產的收購處置，在債務重組、企業重整、債轉股等具體業務開展方面積累了諸多成功案例和經驗。”

2014年，李厚文依托國厚資產自身優勢，充分發揮化解區域金融風險的核心功能，積極參與原“澳中財富中心”項目的收購處置，從而使得曾經的“省內最大單體爛尾樓”煥發新生。如今，這座超200米的國厚大廈，還將逐步發展完善，成為以金融服務為特色的區域總部中心。

在銅陵市PCB產業鏈企業面臨擔保鏈債務危機時，國厚資產通過設立運作產業并購重組基金，順利完成該企業3.25億元債務重組工作，幫助其產業鏈核心企業盤活重整、扭虧為盈，及時化解了擔保債務危機，保護了銀行等債權人的利益。

而針對安慶地區一家破產重整規模工業企業的1460萬元債權，國厚資產幫助其全部實現債轉股，成為安徽省首例由地方資產管理公司主導的債轉股項目，該企業得以破繭重生。

目前，國厚資產正在大力參與市場化債轉股和問題企業債務重組工作，正在開展的重整重組項目包括我省多家曾具有行業重要影響力的企業。截至2016年底，國厚資產累計收購處置不良資產240余億元，涉及包括多家國有銀行、股份制銀行、地方銀行在內的數十家銀行和近千家企業；管理不良資產基金及各類城鎮化基金、產業基金和中小企業發展基金等90余支，管理規模接約1200億元。公司現有處置項目取得了良好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應，在維護地方金融穩定，防范化解區域不良中起到了積極作用，為促進地方經濟轉型升級，健康穩定發展做出應有的貢獻。公司連續兩年被地方政府授予“稅收貢獻突出企業”稱號。

國厚短時間內就取得這樣的成績，讓人更好奇其背后的的經管理念和發展路徑。

深耕安徽

撲下身子服務全省

談到國厚資產的發展戰略，李厚文告訴《決策》：“我們在運作上制定了‘深耕安徽’的發展戰略，撲下身子服務全省，全面打造新的核心競爭力。”

“2016年以來，國厚資產在市場化運作的前提下，利用自身專業優勢積極推動與省內各地市及縣級政府合作，組建和設立地方資產管理公司，與地方資源優勢互補，共同推進地方不良資產的重組重整，助力地方經濟在產業轉型升級中拋卻包袱，輕裝上陣。”

2017年3月初，安徽省政府公布了《關于積極穩妥降低企業杠桿率的實施意見》（皖政辦〔2017〕13號），該文件中要求全省各地要加快研究組建或充實地方Y產管理公司，進一步發揮地方資產管理公司在參與企業破產重組和債務處置中的作用。這一文件，是對國厚資產開展的這項工作的充分肯定，認可并推廣了這一做法。

在地方資產管理公司的組建上，國厚也不斷充實壯大團隊，充分發揮其在不良資產領域的專業和技術優勢，與四大AMC在業務上形成錯位競爭。據李厚文介紹，目前國厚資產與地方政府合作設立了銅陵、亳州、池州、宣城、淮北、潛山、岳西、樅陽、桐城、當涂、鳳陽、鳳臺、利辛、合肥包河區等10余家市縣級資產管理公司，計劃到年底，基本建成覆蓋全省主要區域的業務網絡，將深耕安徽的戰略真正做到實處。“我們在全國率先聯合金融機構共同開發了產業化基金等產品，為安徽各個地市爭取到一千多億的產業基金、城鎮化基金和不良資產基金等，幫助省內各個地方政府解決了融資難題，降低了融資成本，建立起良好的金融生態。”

國厚通過一系列的措施，對地方導入戰略資源，將問題企業和問題資產與關聯產業、產業鏈上下游資源進行整合嫁接，并借助平臺協同優勢，完成了從企業債務危機化解到金融精準扶貧等一系列經典案例，在省內取得了良好的經濟效應和社會效應。

除此之外，為助力全省農商行業務轉型和升級提供專業服務，與省聯社共同牽頭，面向全省農商行成立了“惠農金融聯盟”，搭建起安徽農村金融體系與外界專業機構交流合作的平臺，幫助農商行進一步提升不良資產處置能力和優質資產配置能力，以更好地發揮其在農村金融領域的主力軍作用；與徽商銀行、省擔保等地方金融機構共同出資設立安徽省征信公司，幫助建立完善地方社會信用體系，有效促進省內金融生態圈的健康發展與服務創新。

“平臺之上建平臺”

隨著國厚資產團隊的不斷壯大，以及與安徽省內地市的合作業務不斷擴大，如何從內在激發團隊活力，進行科學有效管理，是公司持續快速發展的關鍵。為此，國厚資產在行業內率先建立事業合伙人機制，在“深耕安徽”的同時，在京、滬、深、港等一線城市和區域中心城市，與知名機構合作，整合優勢資源，搭建起面向全國的不良資產處置產業鏈體系及投資投行業務平臺。李厚文向《決策》分析道：“我們將這種模式稱為市場化的事業合伙人機制，采取平臺跟平臺之間合作、在平臺之上再造平臺的舉措，讓優勢資源獲得充分利用，建立起國厚的長遠發展機制。”

關于公司未來的戰略發展規劃，李厚文告訴《決策》，按照戰略部署，國厚資產正在逐步建立起深耕安徽、布局全國、面向國際的業務網絡。“未來3-5年，我們還將努力把國厚資產打造成為‘大資管’時代的以不良資產管理為特色的綜合金融服務領域的行家里手。”

今天的國厚，剛剛完成新一輪戰略投資者引進，注冊資本增至21.5億元。在原有股東中，東方資產旗下全資子公司上海東興投資控股作為公司主要發起人之一，起著技術、品牌和風控支撐的重要作用。新股東中，北京文投集團和中國保利地產分別以旗下控股平臺入股，繼續為公司的未來發展注入戰略資源。在公司本輪增資完成后，國厚資產的資本實力顯著增強，抗風險能力大大提高，同時股權結構更加優化，公司治理更加科學完善。“國厚資產下一步就是登陸資本市場，成為一家行業知名的公眾公司。上市計劃已經啟動。”

砥礪前行的“徽駱駝”

2016年10月18日，由安徽省人民政府主辦的第八屆中國國際徽商大會?徽商論壇上，李厚文作為金融行業中的杰出徽商代表應邀出席，并榮獲“十大創新力徽商”的殊榮。“十大創新力徽商”獎項旨在表彰真正具有創新精神和創新成果，為社會作出杰出貢獻的徽商企業家代表，這一殊榮的獲得，是對李厚文和國厚資產創新金融發展成果的充分肯定。

李厚文表示，國厚的創新發展，離不開傳統的“徽商精神”和“家情懷”。正如“國厚”兩字的內涵一樣， “國”是指國厚人要有家國情懷和擔當精神，這是時代賦予國厚人的使命，只有國家的穩定健康發展，企業和個人才有建功立業的機會；“厚”是指國厚人要做到厚德載物，練好內功，才能堪當大任，攀登高峰。

篇（7）

目前我國金融資產管理公司不良資產的來源，包括金融機構、非金融企業兩個渠道。其中，金融機構包括商業銀行以及各類非銀行金融機構。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從金融機構獲得不良資產，通常是以公開競標或協議轉讓方式收購的不良資產包。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從非金融企業獲得的不良資產主要是應收賬款及其他不良債權，具體包括逾期應收款、預期可能發生違約的應收款以及債務人存在流動性問題的應收款等。

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每年收購自金融機構的不良資產占比已降至50%以下。從已經上市的信達、華融兩家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的報表來看，自金融機構及非金融機構購入的不良資產規模均呈上升趨勢，但來自金融機構的不良資產占比持續下降，非金融企業類不良資產目前已是金融資產管理公司主要的收入來源。

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收購自金融機構的不良資產主要采用“收購轉讓”方式處置，收購自非金融企業的逾期債務主要采用“收購重組”方式處置。其中，收購轉讓模式，不修改原債務中的賬面金額、期限等要素，通過轉讓給債務人或債務人關聯方獲得價差收益。采用收購轉讓方式處置的不良資產主要來自金融機構，特別是來自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而收購重組模式中，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則會與債務人協商更改原債務中的金額、期限等條款，使債務與債務人還款能力相匹配。采用收購重組方式處置的不良資產，以來自非金融企業為主。

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承接銀行不良貸款激增

在將不良貸款公開招標轉讓與打包賣給金融資產管理公司之間，商業銀行更青睞后者。根據財政部、銀監會聯合下發的《金融企業不良資產批量轉讓管理辦法》（財金[2012]6號）規定，金融機構出售內含10戶（項）以上不良貸款的批量不良資產包，一級市場只能協議轉讓給金融資產管理公司。而10戶（項）以下的不良資產處置則可以通過公開招標、競價等形式向社會投資者轉讓。然而，由于公開轉讓不良資產需要披露很多信息，銀行通常并不情愿，因此金融資產管理公司仍是銀行不良貸款處置的最主要渠道。從上市銀行報表中只能看到2014年以來銀行通過核銷與轉出形式出表的不良貸款規模已經大于留在報表內的新增不良規模，從信達、華融等上市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的報表中，則可以觀察銀行轉出的不良貸款的情況。

信達、華融均顯示來自股份制銀行、城商行的收購轉讓類不良資產規模在2015年明顯增加，從大型銀行收購的不良資產規模占比則出現萎縮。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獲得不良資產的兩大類渠道分別是金融機構和非金融企業，而信達、華融兩家上市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的報表中都專門披露了每年從金融機構收購的不良貸款的規模構成數據。2015年，信達從股份制銀行、城商行及農商行收購的不良資產無論是絕對規模還是相對占比都出現明顯提升，而從大型銀行收購的不良資產規模則出現下降，占比也相應萎縮。華融的報表反映出的情況也類似，來自股份制銀行、城商行及農商行的不良規模及占比明顯上升。

金融資產管理公司來自股份制、城商行不良資產占比的提高，顯示這些銀行正面臨更嚴重的信用風險壓力。在此前我國經濟增長速度尚未下行時，股份制及城商行在經營行為上通常相對大型銀行更為激進，風險偏好更高；例如民生銀行曾大力開展高收益率、高風險的小額貸款業務，再如興業銀行在同業業務上的創新，開啟了以出表、非標等為重要特征的影子銀行大發展的時代。目前調結構成為經濟的主題，從各種小型銀行自身披露的不良資產率數據，以及從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報表上顯示出的中小銀行快速增長的不良資產出表規模，都顯示其信用風險壓力較重。

資產管理公司的不良資產周轉率大幅上升

由于金融資產管理公司也需滿足資本充足率監管，因此銀行不良貸款出表力度的大幅增加，也導致信達、華融等大型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收購轉讓類不良資產的周轉率提高。目前國內的金融資產管理公司須滿足12.5%的資本充足率監管標準。因此，面對著商業銀行2015年在不良率觸及1.67%“政策閥值區域”后劇增的不良貸款出表意愿，信達、華融等大型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報表能夠擴大的規模卻有限。于是，信達、華融等大型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明顯的提高了收購與轉讓不良資產的周轉效率。信達2015年“當年轉讓不良資產規模/年初規模”已達106%，而華融的該周轉率指標更是高達142%。

隨著大型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收購、轉讓不良資產周轉率的提高，單項資產的轉讓凈收益率急劇下降，但由于占款時間下降，所以內部收益率保持穩定。信達證券2012年時的“當年轉讓不良資產規模/年初規模”比率為40%，意味著購入的一筆不良貸款平均要兩年半之后才會出售；而2015年時上述比例提升至106%，意味著購入的不良貸款平均經過1年時間就再度出售。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持有不良貸款的時間期間縮短，期間負債企業經營狀況改善的程度自然也相應減少，因此金融資產管理公司轉讓該筆不良貸款時收入的價款相比其自身購入時的溢價率就會縮小。從報表看，信達不良資產的轉讓凈收益率從2011年的145%降至2015年的8%；華融則從2012年的26%降至2015年的4%。然而，如果考慮到高周轉模式占用金融資產管理公司自身資金的時期也縮短，因此兩家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收購轉讓不良資產的內部收益率則均保持穩定。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上述不良資產周轉速度加快，不一定說明不良資產很快得到償還，而更可能是被轉讓給2014年以來大量成立的地方級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同時，金融資產管理公司處置不良資產的方法有“收購轉讓”與“收購重組”兩種，上述出現周轉率提高現象的僅限于“收購轉讓”類。而“收購重組”類需等待欠款人按重組后的金額和期限完成還款，該類資產周轉率可能的提升空間有限。

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承接的銀行不良貸款可能包括“臨時出表”的通道業務，但隨著2016年初監管收緊，未來該種情況有望減少。在2015年商業銀行不良率陸續觸及1.67%政策頂之后產生的不良貸款出表規模中，不排除有部分是銀行在季末或年末等關鍵時間節點將金融資產管理公司作為通道，利用同業資金或者理財資金對接不良資產，實現不良資產出表，以降低不良率。

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承接不良資產能力近于飽和

若銀行繼續按照2015年的速度將不良資產出售給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則將在2017年四季度至2018年三季度之間達到金融資產管理公司行業資本能夠承接的上限，若未來銀行不良出表速度較2015年進一步增加，則將更快到達金融資產管理公司資本可承接上限。據測算，四大金融資產管理公司距離現有資本最大可承接的不良規模尚有4800億剩余空間，省級地方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尚有約2700億剩余空間，如果地市級金融資產管理公司能在較快時間內成立40余家，還可額外增加約3700億剩余空間。因此，若未來銀行繼續保持出售給金融資產管理公司行業4000千億不良的速度，則四大金融資產管理公司與省級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的承接上限將在2017年四季度達到，如果加上未來可能大量成立的地市級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則可推遲到2018年三季度達到金融資產管理公司行業能夠容納不良規模上限。

若銀行不良暴露速度進一步加快，則金融資產管理公司行業的承接能力或不足以支撐至2017年四季度，屆時銀行要么通過ABS等其他途徑實現不良資產出表，要么容許表內不良率大幅攀升。值得注意的是，不論銀行將不良資產出售給金融資產管理公司，還是將不良資產證券轉化成ABS出售，銀行本身均須承擔不良貸款出售折價帶來的損失。因此，金融資產管理公司、ABS等不良資產出表途徑，能改善的只是銀行表內不良率這一指標，而無法避免銀行資本被不良資產損失侵蝕的問題。隨著我國經濟調結構進入深水區，一旦不良資產損失的涌現導致銀行資本充足率降低，則可能限制銀行發放新的貸款的能力，造成社會總需求的被迫萎縮，對于資本市場也將為造成較大的擾動。

金融資產管理公司來自房地產業的逾期賬款增勢放緩

由于房地產業向銀行貸款長期受政策限制，因此商業銀行表內的分行業貸款不良率數據無法真實反映房地產行業信用現狀。在我國2009～2010年的“四萬億”經濟刺激期間，房地產價格快速上漲，帶動了房地產開發投資的熱潮。2011年之后，房地產相關刺激政策逐漸退出，前期投資興建的房屋開始成為越積越多的庫存；另一方面，2011年之后金融監管部門收緊了房地產開發企業的融資渠道，導致房企的資金鏈條日益吃緊。雖然房企面臨庫存積壓、融資受限的窘境，但商業銀行報表內披露房地產開發貸款的不良率卻低于全行貸款的總不良率，房地產開發貸款的資產質量“顯得很健康”。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大部分房地產開發債務根本沒有進入商業銀行資產負債表。自從2011年金融監管部門逐漸收緊房企融資后，各個商業銀行普遍對房地產開發貸款采取了壓縮規模與白名單管理制度，即對于大部分到期開發貸款不再續貸從而實現規模壓縮，只有進入銀行自身白名單的少數規模排名國內前列、資金鏈穩健、土地儲備質量較高的房企才能得到后續貸款。

房地產行業信用狀況更真實的反映在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報表中。前文已述及，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的不良資產來源包括金融機構渠道以及非金融企業渠道，其中來源于非金融企業渠道的不良資產占比已經超過50%，對于這些企業應收賬款金融資產管理公司主要采用債務重組的方式進行處置。2015年信達報表顯示，其重組類不良資產中，來自房地產行業的不良資產占比高達54%；而華融2015年報表顯示其表內重組類不良資產中有高達66%來自房地產行業。

金融資產管理公司不良資產中房地產行業占比高有兩個原因，一是房地產行業債務質量惡化的后果，二是房地產行業債務的抵押物質地較好因而更受金融資產管理公司青睞。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對于從非金融企業收購的逾期應收賬款，通常需要進行債務重組，將債務的還款現金流重新安排以適應企業自身未來一段時間的還款能力，某些情況下金融資產管理公司還會自行投入一些現金，幫助企業完成停滯的項目。由于出現還款困難的房地產開發商手中通常有未完成的在建項目、或是已建成但受制于市場、限購等因素而銷售不暢的樓盤，只要重新安排債務償還期限、適量投入現金幫助完成在建項目，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最終成功收回預期賬款的概率很大。因此，房地產行業逾期應收賬款在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收購重組類不良資產中占比高，并不一定能說明房企債務的惡化程度；而金融資產管理公司表內房地產行業不良資產規模及占比的縱向變化，能夠更好的反映房地產業債務資產質量的變遷。

金融資產管理公司表內房地產業不良債權規模及占比縱向變化顯示， 2015年起地產業資產質量惡化趨勢有好轉苗頭。2012～2014年間，房地產業融資途徑受到嚴格限制，銷售端也受限購限貸壓制，隨著房企自身歷史現金積累漸漸消耗，開發商資金鏈條日益緊張。在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報表上，這體現為2012～2014年房地產業不良資產規模快速攀升。信達表內房地產業不良資產2012年末余額為339億元，2013年末大增79%至608億元，2014年進一步增長63%至991億元。但2015年末，信達表內房地產業不良資產規模出現下降，年末余額928億元，同比減少6%。這可能因2015年房地產業融資限制政策放松，不少房企發行公司債融資，緩解了資金壓力；同時，各地住宅限購政策放松，多地銷售回暖。正是行業上述改善，導致信達表內房地產業不良資產余額2015年出現萎縮。另一方面，華融公司表內房地產業不良資產余額在2014年之前的變化與信達類似，其中2013年、2014年余額同比增速分別高達48%、71%。但華融2015年末情況與信達出現矛盾，華融2015年末房地產業不良資產余額同比增幅38%，雖然增速也較上年回落，但余額絕對值仍在增長。這說明2015年房地產行業的回暖，確實給部分開發商的債務質量帶來改善，部分開發商成功清償欠款，這可能是導致信達表內房企不良資產規模萎縮的原因，但2015年來的房市回暖中各地分化較為嚴重，三四線城市的庫存壓力仍大，因此也就出現了華融表內房地產業不良資產繼續攀升的現象。

金融資產管理公司表內非房地產行業的債務信用質量惡化

2015年金融資產管理公司表內重組類不良債務總體信用質量繼續惡化，既然其中規模占比過半的地產也債務質量已有好轉勢頭，那么可推論其余非地產行業債務質量正在加速惡化。

金融資產管理公司表內已經過重組的貸款再次逾期的比例在2015年繼續上升，說明債務人信用狀況已低于重組時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的預期。金融資產管理公司處置不良資產有兩種方式，一種是不改變原有貸款的金額、期限，而是通過將再次將不良貸款轉讓獲得價差收入；另一種是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會與欠款人協商并簽訂債務重組合約，通常涉及降低原有債務規模，延展原有債務還款期限等。對于采用債務重組處置模式的不良資產，由于重組協議簽訂時已充分考慮了逾期欠款人實際的還款能力，因此只要欠款人財務狀況沒有再次出現進一步惡化，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理應按照重組后的條款如期收到現金流。但兩大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報表數據顯示，經過重組后的不良資產，再次發生逾期現象的比例正在上升。信達表內收購重組類不良資產再次違約的比例，在2013年時為1.6%，2014年攀升至2.6%，2015年進一步攀升至3.0%；而且這些重組類不良資產再次逾期的期限也越來越長（表 1）。華融表內收購重組類不良資產再次逾期比例在2015年也較2014年出現了上升（表 2）。

篇（8）

違規剝離和收購不良資產。商業銀行和資產管理公司在剝離和收購不良貸款過程中，未遵守國家規定，致使一些不符合剝離條件的貸款被剝離到資產管理公司，不僅造成相當一部分金融債權難以落實，而且由于對不良貸款形成的原因、責任未予追究，掩蓋了貸款過程中的一些違規問題和金融犯罪案件。

違規低價處置不良資產。一些資產管理公司在不良資產處置過程中，存在違反程序、弄虛作假、暗箱操作的現象，致使部分資產被低價處置，造成國有資產不同程度的流失。主要表現在：評估、拍賣環節管理不嚴，走過場，有的甚至虛假操作，故意低價處置。一些資產管理公司借處置不良資產之機，為本單位或個人謀取不正當利益。

財務管理混亂，違規挪用資產處置回收資金為職工謀利或公款私存，造成回收資金損失；對抵債資產管理不嚴，大量賬外存放或違規自用。

二、資產管理公司的客觀機制缺陷

1、在外部法制環境上，針對資產管理公司的法規建設不完善

在金融產業領域，法制化進程明顯加快，銀行、證券、保險、信托、租賃、投資基金等都相繼出臺很多法律法規。而規范資產管理公司的法律法規文件只有一部行政法規《資產管理公司條例》，受立法層次所限，條例只能在現有法律規定的范圍內作出一些規定，尚難以解決資產公司業務運作與現有法律之間的某些沖突問題。針對資產管理公司法規建設問題應制定統一規劃，不僅只考慮管理法規問題，還應參考國外不良資產處置機構的做法，針對不良資產處置和設立資產處置機構制定相應的法律，對處置機構的公司治理結構、經營目標及職責權限等作出明確規定，以從根本上解決目前資產管理公司法規不完善的問題。

2、資產管理公司先天性的政策性缺陷

（1）特殊法人屬性決定的財務預算軟約束特征。資產管理公司設立時的定位是不以盈利為目的的政策性特殊金融機構，既無盈利指標，又無稅收義務。但在業務經營上，力求以市場化規則運作，盡量減少財政損失。所以說資產管理公司是一類特殊的法人機構，兼有商業性和非商業性特征。國家財政是資產管理公司收購資金來源的主要渠道，資產管理公司處置不良貸款形成的最終損失，也由財政部提出解決方案。財政部根據資產管理公司的資產處置計劃和費用預算核撥費用，資產處置現金直接繳入國庫。雖然國家對資產管理公司經營、處置資產時有最大化回收資產、最小化處置成本的“企業化”要求，但財政部對資產管理公司沒有硬性成本目標和回收目標，資產管理公司的財務預算約束是軟的。

（2）激勵約束機制失靈。資產管理公司不良資產處置任務的特殊性，使其成為高風險機構。如果激勵機制的缺失或過于微弱，資產保值增值和最大限度的回收就很可能成為空話，人們可能會尋求有利自身的激勵，可能會出現謀取個人利益的沖動。隨著資產管理公司戰略轉型的推進，特別是投資和委托、商業化收購業務的開展和對風險券商的托管，資產管理公司現有的管理體制、激勵機制以及現有人員的專業結構與商業化、市場化經營的要求還存在一定的差距。資產管理公司目前在運營模式上沿襲國有獨資商業銀行的模式，特別是高級管理人員，90％來自國有商業銀行，使得資產管理公司在管理模式、價值理念和分配制度上與原國有商業銀行大同小異，其體制、機制和用人方面上沒有區別；在收入分配上沒有形成以利潤和業績為導向的激勵機制，存在平均主義和大鍋飯的現象。

（3）在存續期及未來發展定位上，前景不明導致資產管理公司非理性經營行為。資產管理公司在前幾年一直受制于十年存續期的說法，2004年3月3日財政部正式頒布實施《關于建立資產管理公司處置回收目標考核責任制的通知》，這個通知已經取消了資產管理公司存續期的問題。但隨著國有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革的完成，政策性不良資產除農業銀行外已分羹完畢，資產管理公司除不良資產處置外，還能成功拓展哪些商業化業務未理出個頭緒。資產管理公司發展的主營業務是什么？在當今的金融市場上，哪一方領地、哪一塊業務屬于資產管理公司并沒有明確。所以最新資源即將枯竭時的長城資產管理公司危機四伏，對現有的不良資產包出現了非理性爭搶態勢。剛剛完成的工行可疑類貸款分地區招標中，長城資產管理公司斬獲一半以上的不良貸款，但業界普遍認為長城報價不當、非理性出標、超過了資產包的真實價值。今年5月，長城資產管理公司從信達手中競拍到中行63億元“青島包”，在國內外投資者中引發了很大的爭議，被其他投資者認為“哄抬物價，擾亂市場”。

3、在不良資產處置市場交易機制方面存在的效率問題

（1）非市場化不良資產剝離模式導致的道德風險問題。1999年不良資產第一次剝離采取的是按賬面價值行司對口的行政式指令方法。資產管理公司現存的一些問題特別是收購階段的問題，與當初的非市場化剝離的基礎不無關系。由于在銀行和資產管理公司之間并無明確的責任劃分和追究，1999年的剝離在一些銀行人士看來，不僅是不良資產的剝離，也是不良責任的剝離。

（2）不良資產處置市場投資主體少，處置效率不高。我國目前的不良資產交易市場層次可以劃分為批發市場和零售市場。批發市場上，從目前國內金融不良資產市場發展的現狀來看，市場主流交易形態局限在不良資產組合國際招標方式上，而能夠參與這個市場的只有業內人士所熟知的摩根斯坦利、高盛、花旗集團、龍星基金、美林、德意志銀行、通用電器資本市場、雷曼兄弟等少數幾家活躍于各國不良資產收購市場的國際機構投資者。受市場準入規定、資金規模和管理能力所限，尚沒有出現可以與上述國際投資機構展開正面競爭的國內不良資產投資機構。在國內金融不良資產交易市場上，已出現買方寡頭壟斷、賣方過度競爭的市場格局。目前，我國不良資產交易零售市場的特點是市場流動性差、交易成本高、市場容量狹小、市場分割較為嚴重。由于目前沒有形成廣泛的國內不良資產投資者群體，再加上目前與不良資產交易相關的稅費征收、資產評估、債權過戶、交易管理等市場制度環境建設嚴重滯后，使得目前真正有效的不良資產零售交易市場還沒有建立起來。

（3）不良資產處置市場信息不透明，市場參與程度低。不良資產處置市場的現狀是信息不對稱問題嚴重，不良資產處置沒有達到真正的市場化，買方和賣方市場存在一定的阻隔。雖然四家資產管理公司在各自的網站上都開辟了資產查詢庫、重點資產推介專欄，對擬處置項目均預先進行公告或公示，某些項目或資產包還采取公開拍賣或招標的形式在新聞媒體上宣傳，但目前資產管理公司向社會公開資產項目處置信息內容極其簡單，尚停留在“為形式上的免責而披露”階段，沒有統一規范的格式。而實質上不良資產情況復雜，很多具有非共性的情形，不易為外部理解，資產狀況的信息不對稱狀態往往使一般投資者不敢輕易出價。

（4）不良資產處置定價非合理化，市場競爭不充分。不良資產定價是資產處置中的核心問題。資產處置必然是市場處置，因此要培育市場，并把由競爭性市場中得出的公允價格作為合理的處置價格。而當前不良資產處置市場不發達，市場參與者少，有關資產信息披露不充分，降低了資產處置由市場定價的有效性。同時由于不良資產評估技術難度高，中介機構非規范運作，所以評估定價隨意性較大、準確度不高。

三、對資產管理公司體制改革的建議

1、政府應著力改善資產管理公司的外部環境，進一步釋放資產管理公司的活力

（1）進一步完善法律法規。為保障不良資產處置的順利進行，首先必須加大法律支持力度：一要解決法律缺失問題，如學習借鑒國際經驗，認真考慮資產公司在資產收購和轉讓、資產處置、債務重組、債轉股、不良資產證券化等業務中實際和可能存在的困難和障礙，彌補法律缺失。二要解決相關資產公司法律法規與現行其他法律法規有效銜接的問題，如盡快修改出臺《破產法》，規范企業破產程序；調整《合同法》、《擔保法》等相關法律中妨礙債務執行或便于債務人拖延償債的因素，進一步加強對債權人的權利保護。三要在司法實踐中依法落實和維護債權人權利。法院應積極受理資產管理公司的司法訴訟，為保證司法的獨立性和公正性，可考慮成立特別法庭，專司審理金融債權債務糾紛。此舉不僅有利于減少地方政府的司法干預，而且有助于提高法院審理效率。四要采取有效措施減少地方保護主義，切實改善資產處置環境。應明確要求地方政府清理那些自行出臺的、影響不良資產正常處置的政策和規定。

（2）培育市場，積極引導多種投資者進入不良資產處置市場。一是由非銀行金融機構發起設立不良資產投資基金參與不良資產處置。目前對不良資產感興趣的國內投資者越來越多，但真正能夠在資金實力和投資管理能力上達到參與金融不良資產批發市場交易要求、可與外資機構展開正面競爭的似乎還沒有。發起設立不良資產投資基金對于整合分散的社會資金，形成有效的不良資產購買力具有重要作用。同時，中資機構對國內法律、法規和市場的認識比外資機構深刻，在收購價格方面也可能比國際機構更有競爭力。但是，由于中資機構在盈利模式、評估理念和方法、專家人員隊伍、風險識別和控制技術等核心資源方面與國際機構差距較大，建議在發起設立不良資產投資基金的初期吸收外資機構參與投資、管理和運作，充分利用外資機構的資金、技術、管理優勢，構筑國內不良資產批發投資機構購買力。二是對不良資產分布較為密集的地區和行業，有針對性地鼓勵地方國資委、大型集團公司、地方性信托投資機構等金融機構發起設立不良資產收購公司，參與金融不良資產處置。由它們設立的零售投資機構先天具有較強的行業資源整合優勢和市場優勢，對切實提高金融不良資產的處置效率和減少不良資產問題對整體經濟的負面影響具有較為深遠的影響。三是鼓勵民營資本投資不良資產，創造公平的市場環境，解除對民營企業的歧視性制度安排。要求資產管理公司將有關資產處置供需信息通過多種渠道公開，以吸引眾多的民間投資者。

（3）加強對參與不良資產處置的中介機構管理。不良資產處置高度依賴于中介機構的誠信和服務的質量。政府應采取措施促進中介市場成長，鼓勵律師事務所、會計師事務所、資產評估公司、其他信息咨詢機構參與到不良資產處置中，發揮中介機構的信息服務功能和客觀估價功能，同時又要加強對中介機構的監管。以美國為例，FIRREA指導RTC建立了一套確定房地產市場價值的評估方法，并規定RTC在處置從持有保險的存款機構取得的房地產時，必須由經過證明有執業能力的評估人員來評估，且保證評估活動受到了有效監管。借鑒國際經驗，建議銀監會統一規范從事銀行業金融債權與股權評估、拍賣的有關中介服務機構的資質要求。同時，定期對從業人員執業行為進行檢查，對中介機構和人員實行操守記錄，對違法違規的機構和人員實行“市場禁入”，為不良資產交易創造良好的中介服務環境。

2、按照現代企業制度的要求，對資產管理公司體制進行改造

（1）重新界定資產管理公司的產權結構。進行股份制改造，一方面有利于資產管理公司優化產權結構，促進經營體制的轉換。通過多元投資主體參與，促進公司治理結構的建立，真正成為“產權明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按市場化運作、追求最佳經濟效益”的現代金融企業。另一方面可以彌補資產管理公司資金來源的不足。資產管理公司今后的不良資產收購和開拓，都需要大量的資金。進行股份制改造，可以吸收外部資金，從而逐步擺脫對國家財政的依賴。這類主體可以包括商業銀行、證券公司、保險機構等金融機構，還可以包括非金融行業的大型企業集團以及國際金融機構。

（2）建立符合市場運行的健全的公司法人治理結構。在目前的管理模式下，經營決策權、風險控制權難以有機地結合起來，道德風險仍然難以有效防范。所以要對資產管理公司內部進行改革，防止其機關化、官本位，避免在資產處置上軟約束等不利于價格形成的因素。必須在資產管理公司建立股東會、董事會、監事會，完善中高級管理人員的聘任制度，明確各自的權責，形成權力機構、決策機構、監督機構和經營管理者之間的制衡機制。

（3）建立符合現代金融企業的激勵約束機制。一是將政策性資產處置和商業化業務分賬管理，區別考核，擺脫官商模式，向市場化方向發展。二是不良資產處置通過科學的評估測算體系建立一個回收底線，在底線基礎上建立多收多得的遞增的激勵機制。三是資產管理公司對商業化業務要逐步建立起以價值創造為導向的績效考評體系，強化績效管理，將公司的經營指標層層分解，形成自上而下、科學有效的績效目標鏈。四是積極探索項目組考核制，采取“模擬市場”和項目招標等方式，將最優秀的人才吸引到最有挑戰性的項目上來。五是建立面向市場的責權利相統一、管理扁平化的職位體系，全面激勵各類人才。

3、以市場為導向，實現資產管理公司經營機制的轉換

（1）采取商業化收購不良資產模式。1999年資產管理公司第一次收購不良資產，采取的是“行司對口、等價定額收購”方式，資產管理公司不需要考慮成本約束，不需要承擔經營風險。資產管理公司的運作實踐表明，這種收購方式弊端太多：銀行虛假剝離、責任人解脫、資產管理公司業績缺乏客觀評價、道德風險難以避免等等。2004年3月財政部對這批資產核定了回收率，對資產管理公司實行以“現金回收率和現金費用率”包干為主要內容的目標責任制。2004年6月信達采取議價的方式收購了交行的不良資產；2004年6月建行、中行股改剝離可疑類不良資產采取整體競標的剝離方式，最后信達中標；時隔一年，工行股改剝離可疑類不良資產，按地區分包招標，四家資產管理公司各有收獲。資產管理公司收購不良資產已逐漸采取市場化的手段、商業化的收購形式。雖然在競標中還存在資產管理公司市場經濟主體意識不強、出現非理性競爭行為或競爭不充分等問題，但這畢竟是個好的開端，同時意味著資產管理公司更需要轉換身份，加強成本效益核算，增強責任風險觀念，真正成為“自主選擇、自我發展、自擔風險、自負盈虧”的市場經濟實體。

篇（9）

從短期來看，《意見》旨在鼓勵直接融資，從而降低間接融資的比重，表面上看，對銀行業影響偏負面，但從對實體經濟的影響來看，鼓勵發展直接融資的政策可降低企業居高不下的杠桿率和債務率，而企業債務風險的下降將導致銀行資產風險的降低，從而實現估值的逐步修復。當前來看，盡管市場需要消化該政策短期的負面影響，但長期來看，一旦負面影響消除后，銀行的價值或許會被市場重新認識。

銀行資產整體風險提高

當前市場對銀行自己公布的不良率存在一定的不信任，實際上，國有大行的不良率都是按照國際標準來統計和公布的，經過嚴格審計過的數據相對比較真實，而且，在經濟基本面下行的驅使下，銀行也沒有粉飾數據的必要。截至2016年6月底，中國銀行業的不良率提高至1.81%，與國際同業相比，中國的不良率仍處于較低水平。如截至2015年年末，法國巴黎銀行的不良率為5.82%，匯豐銀行的不良率為2.3%。

而且，從整體上看，中國銀行業不良資產的風險是可控的。判斷銀行體系不良資產的風險是否可控主要看銀行是否仍然正常經營，目前中國的銀行體系均正常運營，風險可控。盡管在實際操作中，銀行體系在不良的釋放和暴露中存在跨期平滑的可能性，使得不良釋放的過程存在一個較長的時間跨度，但這不能成為銀行粉飾不良的證據。

目前，中國銀行體系不良資產處置主要有對內和對外兩種方式，對外主要包括賣給資產管理公司（AMC），但是僅限于對公和10戶以上的貸款才能轉讓給四大AMC和地方AMC；還有不良資產證券化（ABS）和不良資產收益權，但前者目前是額度控制，后者則處于探索階段。對內主要是現金清收。

其實，銀行不良資產的提高對銀行資產負債結構也會產生一定的影響。不良資產回升，銀行的信用風險提高，銀行的信貸結構也要做出相應的調整，2016年信貸投放主要方向是城市基礎設施建設貸款和個人住房按揭貸款。從這個角度看，政府和居民已經開始加杠桿，這有助于企業進一步去杠桿。

不良資產不斷上升，貸款的風險總體性提高，銀行資產配置的結構也開始調整，主要表現在非信貸資產類的占比開始提高，尤其是投資類產占比的回升。在這一點上，股份制銀行和城商行的表現尤為明顯，興業銀行的貸款占比已經下降到33%。這種調整有助于銀行更加適應利率市場化的經營環境。此外，貸款資產風險的提高也促使銀行表外業務的大規模發展，主要表現為理財規模的大幅提高，表外業務規模提高使得非信貸類資產風險也在提高。

當經濟持續低迷、資產荒日益嚴重之際，銀行資產的風險似乎無處規避，這就需要政策的扶助。此前出臺的銀行直接債轉股就是一種必要性的政策手段。

根據測算，四大AMC現有的處置能力有限。目前，一家AMC1年不良資產的處置能力近300億元，四家也就1200億元，而當前需要處置的資產規模遠遠超過1200億元。1999年債轉股時，銀行體系的貸款約為10萬億元左右，不良貸款2萬-3萬億元，如今銀行體系的貸款為100多萬億元，不良加關注類占比6%左右，粗略計算，需要處置的資產規模接近6萬億元左右。

因此，如果需要加快不良資產的處置，在現有不良處置機構能力有限的前提下，需要有新的不良資產的處置機構，并且要按照市場化、法制化的原則展開。在實際操作中，重組類的資產可以給外部機構，而處置類資產只能在銀行內部處理。

《意見》的如期落地，擺脫了銀行不良資產風險處置的政策窘境，去杠桿，化解企業債務風險的方法相對較多，包括加快供給側改革、動用金融手段降杠桿、杠桿轉移。而《意見》中重點提及兩點：一是動用金融手段來去杠桿，二是加大杠桿轉移。

金融手段主要是指大力發展直接融資，降低債權融資比重，提高股權融資比重，配合降杠桿。此類政策包括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資產證券化、投貸聯動、鼓勵各類債券發行、銀行直接債轉股、PPP、產業基金模式、政策性、開發性金融、資本金注入、股權投資、保險資金投資范圍擴大、拓展涉外投融資等。

而此前一直受困于操作層面的銀行直接債轉股在《意見》出臺后，關于直接債轉股的詳細政策也將出臺，部分銀行籌劃的直接債轉股項目將陸續落地，此次政策對債轉股極有可能不設規模和額度上的要求，政策超預期的可能性大。而且，此次債轉股主要是為了解決產能過剩的問題，預計市場化程度不高，會有一些政策性債轉股，并輔之于財政補貼等手段。對銀行來說，鼓勵其通過子公司的方式推進直接債轉股，可以避開12.5倍資本監管的要求。

杠桿轉移是指打通投融資渠道，拓展投資項目資金來源，充分挖掘社會資金潛力，讓更多的儲蓄化為有效投資，有效緩解項目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

中國杠桿轉移可有效降低非金融企業的債務率。盡管中國非金融企業的債務率為全世界最高的167%，中國企業的債務風險較大；但中國居民的高儲蓄率可有效降低企業的杠桿率。中國居民儲蓄率為40%-50%，儲蓄/實體經濟的債務覆蓋率高達50%，居民加杠桿可以幫助企業降杠桿。由于中國的高儲蓄率，企業的債務風險相對小于美國和日本當年。美國當年的儲蓄率在10%以下，日本的儲蓄率只有15%左右，儲蓄/實體經濟債務覆蓋率不足20%。

不良處置模式力度有限

不良資產證券化2016年的試點規模為500億元，主要是基礎資產池的規模，按照10%-30%的折扣率，預計發行的不良資產證券化產品為50億-150億元左右。銀行在不良資產證券化方面動力非常強勁，有足夠的積極性，畢竟不良ABS可以實現不良的完全出表，而且銀行自己處置不良資產的回收率高于專賣給外部機構。

銀監會82號文規定，商業銀行信貸資產收益權轉讓后按照原信貸資產全額計提資本，并且按照會計處理和風險實際承擔情況計提撥備，實際上使得商業銀行不良貸款通過收益權轉移出表這一方式失去了意義；同時規定不得通過商業銀行理財資金直接或間接投資本行信貸產收益權、不得承擔顯性或隱性回購義務，打消了商業銀行和不良資產接盤者從事此類業務的積極性。

截至2016年一季度末，信貸資產債權及收益轉讓規模合計僅300多億元，相比于商業銀行近1.4萬億元的不良貸款規模相去甚遠，因此，新規對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的影響比較有限。預計2016年信貸資產收益權轉讓的規模不大，對銀行業的利好非常有限。

由于不良資產收益權轉讓的是資產的收益權，貸款仍然歸出讓方，從而相應的資本撥備等監管要求仍需執行，確保出讓的貸款有風險緩釋的措施，避免任何一筆貸款游離在監管之外，符合審慎監管原則。

假如100億元不良貸款做了收益權轉讓，之前銀行就可少提8億元資本和150億元撥備，節省資本又增厚利潤。新規實行后，資本和撥備依然需計提，對資本、撥備無影響，但是不良貸款回收，如果回收率高，也可增加當期業績。如果回收80%，可收80億元，計為當期現金，確認為營收也可增厚凈利。目前，此塊業務規模不會上的太快，對2016年業績的正面影響不大。2016年行業凈利潤預計為1.6萬億元。

總體來看，不良資產收益權轉讓對銀行業是利好，但市場對此早有預期，加上82號文的規定表明監管在加強，預計2016年信貸資產轉讓規模在1000億元左右，占新增貸款規模的1%左右，對行業的凈利正面貢獻較小。

相比而言，不良ABS屬于一種標準化的產品，定價和發行都已市場化，推進的規模速度相對較快，且銀行積極性也較高。而不良資產收益權轉讓不是標準化產品，目前也在試點推進階段，試點機構的名單尚在確定中，預計下半年才會正式推出，估計不良資產收益權轉讓在規模上也相對不足。

除了不良ABS和不良資產收益權轉讓兩種模式以外，不良資產處置還出現了不少新的模式。

首先是基本通道模式，銀行先將不良貸款組包出售給AMC，同時利用理財資金認購一個和轉讓規模相匹配的資管計劃。AMC將資產包收益權轉讓給資管計劃，并由資管計劃轉讓支付對價。接著，AMC將資產包委托處置權和管理權授權給銀行和AMC的合資公司，后者再委托銀行分行對資產包進行清收處置，回收資金用于劃轉給資管計劃專戶，根據合同支付理財本金和收益。

根據監管要求，AMC不得為銀行業金融機構規避資產質量監管提供通道，而且，出讓方銀行不得通過本行理財資金直接或間接投資本行信貸產收益權，實際上是叫停了此類純通道業務。

其次是資管計劃分級持有模式，該模式將基本通道模式中的資管計劃進行了分級。以某大行的分級持有模式為例，該行理財資金認購30%的優先級，AMC認購50%的中間級和10%的次級，銀行自有資金認購10%的次級。

在該模式下，根據監管規定，不良資產收益權出讓方銀行不得通過本行理財金直接或間接投資本行信貸資產收益權，因此，用于投資優先級資管計劃的銀行理財金需要替換。除此之外，該模式基本符合監管要求。

但是82號文規定，出讓方銀行應當在信貸資產收益權轉讓后按照原信貸資產全額計提資本，實際上使得信貸資產收益權轉讓這條出表途徑失去了操作意義。此外，在上述兩種模式中都可能涉及到銀行對不良款包的回購，具體形式有提供流動性支持、收益互換、提前贖回、差額補足等。而目前的監管要求均明確禁止設置任何顯性或隱性的回購條款。

第三是不良資產處置基金模式，即由銀行投資子公司和由AMC子公司合資成立的一般伙人，以及AMC共同組建不良資產處置基金。不良資產處置基金委托銀行和AMC子公司的合資顧問進行管理，再由其委托產服務商進行處置。優先級由AMC認購，次級投資人包括AMC，銀行子公司和其他投資機構。

在該模式下，由于認購基金的資金中沒有直接來自銀行的理財資金，也不涉及各類回購條款，目前并不違規。

最后是不良資產池對應資金池模式，即幾家銀行共同打包不良資產轉讓給AMC，AMC再將收益權轉讓給資管計劃。其中銀行和AMC的資金通過信托公司再轉給資管計劃。

目前，該模式尚未被明確叫停，但實際上接近違規邊緣。該模式雖然規避了銀行的資金直接投資本行的不良資產（利用銀行和AMC的資金池對應幾家銀行的不良資產池），但資產池和資金池之間存在交錯匹配，有涉及間接投資的嫌疑。

子公司化運營減輕包袱

在MPA監管框架下，銀行業務分拆獨立成子公司將成為一種趨勢。而且，好資產和壞資產要逐漸分開，壞資產要加快處置，“新資產”和“舊資產”分開運營，新資產引新入機制。盡管這種變化只是點滴的改善，邊際貢獻有限，但是這種變化卻有一定的持續性。新資產引入新機制，就使得部分銀行業務子公司化運營陸續變為現實。

依據國際經驗，在銀行集團公司規模擴大到一定階段后，子公司化運營的案例較多。子公司化經營的主要好處在于，既有利于經營上的風險隔離，也有利于監管實施并表監管。

截至2016年6月底，建行養老金子公司、興業銀行數金子公司、中銀租賃子公司相繼成立。而投貸聯動試點的子公司也在陸續成立過程中，北京銀行投貸聯動試點子公將成立，建行在蘇州已成立投貸聯動子公司，民生銀行正在謀求直銷銀行的分拆經營等。

銀行子公司實現獨立的考核體系，有較為完善的激勵機制和風險隔離措施；有利于專業化發展，形成新的金融牌照，培養競爭能力。此外，分拆的子公司的估值一般均高于母公司的估值，有利于估值抬升，但由于母公司的體量較大，提升空間有限。

由于銀行傳統業務面臨經營的壓力，而新興業務在經營模式、激勵機制建設上都與傳統業務的發展存在一定的沖突和不一致性。同時，在風險管理機制、風險偏好上，資產管理業務、互聯網金融業務發展內在的基因同傳統的業務發展也存在差別。隨著互聯網金融整改的進一步深入發展，銀行將主導互聯網金融業務的發展，而這個主體就是直銷銀行，預計下半年直銷銀行成功分拆成立子公司的概率大為增加。

市場流動性、政策、宏觀經濟是銀行板塊價值提升的主要驅動力。下半年，市場流動性的主要驅動力依然來自增量資金，如深港通等。而政策面的預期主要來自去桿杠落地、混業監管框架確立以及銀行不良資產處置進程的深入推進等因素。經濟增速的波幅有限，從而難以對銀行股構成正面或負面的影響，且由于可能陷入到“中等收入陷阱”和“債務通縮陷阱”中，債務問題成為銀行股最核心的基本面難題，需要多種渠道大力化解和改善。從政策面看，妥善化解債務問題也是下半年的核心重點，這極有可能成為下半年銀行股估值提升的主要催化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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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導言

近年來經濟下行壓力較大，導致不良資產的庫存和供給均有增加。我國不良資產已處億萬規模，而且呈現上升趨勢。一方面是商業銀行的不良資產。在2015年末，商業銀行不良貸款余額為12744億元，同比增長51.25%。不良貸款率為1.67%，較上年末增長了0.24%。另一方面互聯網金融行業不良資產尤其是P2P，2015年末，P2P的壞賬規模已在645―860億元。過高的債務杠桿勢必將嚴重阻礙國民經濟的運行，所以行之有效地處理不良資產是現階段急需解決的問題。傳統處理方法主要包括成立資產管理公司、債轉股等，但信息不對稱、匹配不合理、處置效率低、資產積壓重、投資門檻高等問題，降低傳統處理k法效率，不能滿足現行階段的的需要。因此我們需要一種全新的辦法來“拯救”不良資產。在互聯網金融概念持續升溫下，互聯網成為處置不良資產的重要途徑。互聯網憑借透明度高、不受時間、空間限制的特點，盡可能創造完全競爭市場，降低了交易成本，解決了傳統方法的部分弊端。已經成為處理不良資產的一項創新熱點。各路創業資本和機構紛紛開始“觸網”，目前已有約30家不良資產處理平臺，委托金額累計在2000億以上，未來規模還將持續擴大。本文將通過闡述和梳理互聯網下不良資產處理的四種模式（淘寶拍賣類、撮合稅收類、眾籌投資類以及互聯網平臺不良資產證券化），比較四種模式的利弊，并為互聯網+處理不良資產提供建議。

二、模式分析比較

現階段的互聯網不良資產處理模式主要包括淘寶拍賣類、撮合催收類、眾籌投資類和廣泛討論的不良資產證券化，本文將對四種模式進行分析。

（一）淘寶拍賣模式

淘寶拍賣類主要是指“淘寶資產處置”，是淘寶針對資產所有人和人推出的處置競爭平臺。入駐的機構包括信達、華融等資產管理公司，金融交易所，商業銀行等。標的物的類型以房產、土地、股權、債權等為主。2015年6月，40億元不良資產上線淘寶拍賣會資產處置平臺。法院在淘寶平臺上拍賣信息，意向客戶通過支付寶繳納保證金，最后網上競拍價高者得。淘寶拍賣類較傳統處理方式而言，跨越了時間與空間的限制，拓寬了交易渠道。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買方的活躍度，改變了過去低價賤賣的場面。但這種處理方式也存在一些弊端。如天津金融資產交易所掛牌的94項資產，無人報名，無一成交。究其原因，“門檻過高”便是一只“攔路虎”。在淘寶網金融機構的掛牌項目中，絕大多數標的達到百萬，甚至千萬。這要求競拍人不但要有較高的資金實力，還要有專業的金融知識。這與此平臺服務的廣大群眾的特征并不吻合。此外還會出現資產價值無法準確評估，拍賣價格難以認可等問題。從目前來看，這類處置模式仍處于探索階段，面臨著一些問題。

（二）撮合催收類

撮合催收即通過大數據和云計算技術，整合信貸企業（包括銀行，P2P、小貸公司、消費金融公司、銀行等）和清收服務業務（包括專業清收服務公司、有清收服務業務的律師事務所等），并為這些企業提供相應的產品和服務。360資產，青苔債管家、收賬寶都是采用這種處理模式的代表。在催收平臺的模式下，委托方在平臺上招標信息，競標方制定催收方案并投標，中標后催收方進行電話催收及外訪催收。由于平臺提供的數據信息收集、智能催收決策、上下游數據匹配等服務，撮合催收類較傳統的處理方式而言，解決了委單方和處置方的信息不對稱，溝通成本高的問題，同時也打破了地域壁壘，降低了委單成本，實現了資源配置最優化。這種十分便捷的處理模式也存在一定的問題。因為互聯網的無界性，當委托方與中標方達成合作后，可不借助平臺而私下展開合作。這就造成了催收平臺的客戶粘度不高的問題。目前這類新型處理模式在四種新型模式中占比較高，尚在探索之中，尚未形成成熟的商業模式，具有良好的發展前景。

（三）眾籌投資類

眾籌投資類主要指：通過線上眾籌、分紅、線下購置、處置來運作“特殊資產”的方式。平臺采用的是購買實物資產模式，即平臺從投資人手中眾籌資金，以一定的折扣購買某個特殊資產（一般為房產和汽車抵押類），在對資產進行靈活處理，眾籌用戶和平臺分享處置收益（買賣差價）。隨著2009年全球首家眾籌網站Kickstarter和2011年國內“點名時間”的上線，眾籌以驚人的速度在全球蔓延開來。這類處理方式門檻低、規模小、靈活性強等特點。普通投資者也得以較小的成本進入不良資產處置領域。但由于這種運作模式本身的缺陷，隨著信息透明度的不斷加強，未來的利潤空間會逐步縮小。而且眾籌投資類因為側重資產模式，需要大量的專業評估和處理團隊，成本較高。資產來源受限而難以規模化也是其缺點之一。眾籌投資這一新型處理模式已成為互聯網金融的討論熱點之一。大眾是否參與投資直接影響眾籌項目的成敗以及眾籌的持續發展。

（四）互聯網不良證券化

所謂互聯網平臺上的不良資產證券化，是將欠流動的、能夠產生可預見現金流的不良資產，通過分離其中的風險與收益，轉換成可在互聯網金融市場上出售的可流動的證券的過程。傳統的不良資產證券化可提高商業銀行的資本充足率和幫助商業銀行分散風險。但在我國，不良資產證券化仍存在著很多問題：其一，作為國內唯一SPV的信托公司并未發揮指導作用。在不良資產證券化過程中，發起人將基礎資產真實出售給SPV，實現破產隔離，收益和風險不會因為發起人的信用等級變動而調整，是不良資產證券化的獨特之處。因此SPV應處于整個過程的核心位置。但從我國實踐來看，由于法律制度的不完善，SPV事實上還存在對發起人的追索權，也就是說發起人并沒有放棄對資產的控制，信托公司在資產證券化過程中未能發揮主導作用。其二，缺乏流動性使不良資產證券化產品名不副實。資產證券化的核心要義是流動性。產品的流動性不足表現在發行端和需求端兩個方面。發行端，投資人只有持有而無法將此類不良資產證券產品轉移；二是需求端，信息披露不規范不透明是導致市場接受程度低的主要原因。此外由于降息和理財資金成本上升，資產證券化產品發行存在利率與理財資金成本倒掛現象，也成了當前制約資產證券化產品銷售的因素。而利用互聯網平臺，則可以一定程度的解決上述問題。利用大數據和云計算，明確信息披露要求，規范信息披露行為，實時跟蹤債務人信用情況變化。加以嚴格的督促和監管。將能夠讓大眾對所要購買的產品更加了解。另外借助互聯網平臺不僅打破了時間和空間的限制，還可以降低對購買者的資金要求，擴大投資群體，有效發揮普惠金融的特點，提高產品流動性。

三、結論與建議

本文分析了不良資產的現狀和互聯網參與處置不良資產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梳理互聯網下不良資產處理的四種模式（淘寶拍賣類、撮合催收類、眾籌投資類以及互聯網平臺上的不良資產證券化），比較了四種模式運作方法和利弊。淘寶拍賣類由于自身的局限性，發展規模較小，仍處于探索階段；撮合催收類借力大數據和云計算，有廣闊的發展前景；眾籌投資類，大眾是否參與投資直接影響眾籌項目的成敗以及眾籌的持續發展；互聯網平臺上的不良資產證券化目前尚在討論，未來十分具有潛力，其發展取決于法律系統是否能逐步完善。我們對四種模式分別提出一些建議。

對于淘寶拍賣類來說，由于是網上拍賣，競拍者僅憑網絡無法估價，難以形成對拍賣價格的認可。因此建議引進權威的第三方機構，建立科學評估體系，對資產進行準確評估。

撮合催收類本身是一種中介業務，弊端在于客戶粘性不高。建議跳出中介業務，從綜合方向發展，整合上下游，提高產品的特色，完善平臺機制。

在眾籌投資類中，大眾的投資熱情決定平臺模式的運行。因而建議引進資產管理公司或銀行等機構來提供資產，完善并使用專業化的平臺，將提供方和投資者置于同一平臺上。

互聯網平臺上的不良資產證券化目前尚在討論，要使其有良好的發展前景，建議完善法律法規，明確SPV破a隔離作用和信托機制。還要規范機構的操作流程并加強投資者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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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1）

2016年開始，隨著中央“三去一降一補”政策的推進，高杠桿、產能過剩的鋼鐵、房地產等行業遇困，更使中小銀行不得不面對資產質量下滑的窘境。

中國銀行業協會《中國銀行家調查報告（2016）》顯示，接受調研的銀行家認為調控對銀行業的沖擊包括利潤空間下降（占比64.3%）、整體發展速度放緩（占比52.8%）、資產質量惡化（占比52.8%）、不良資產處置困難（占比46.1%）等。對于資產質量惡化，逾六成的銀行家認為原因在于行業過于集中（占比64.8%）。

“浙江、江蘇等地區民企多，不良貸款較為透明，且前兩年風險加速顯現使得F在開始有所下降，至少處于穩定狀態。但中西部地區國企多，顯現慢且釋放不夠充分，一部分表面上正常的貸款，實際上有逾期的可能，窗戶紙還沒有被捅破。”恒豐銀行研究院執行院長董希淼說。

一位鄭州銀行人士表示，樂觀估計，明年會迎來拐點，因為當前貸款500萬元以下的小微企業業務風險尚未完全顯現。小微業務風險的滯后性和抗經濟周期能力弱，使得銀行只能以控新降舊來應對，存量不良只能調整獎懲機制和人員隊伍，增量貸款則將集中于抵押物充足的車貸、房貸等消費領域。

對“拐點”之論也有不同看法。一位北方地區城商行風險管理部負責人就坦言當前“還未見底”，數據逐漸向好的實體經濟尚未惠及到中小銀行，資產質量深淵尚未遠去，“中小銀行最糟糕的時候或許還未到來。”

不良風險遇上金融“去杠桿”，中小銀行怎么辦？

前述北方城商行人士稱，國際上的金融危機大多與政府債務負擔和地產業融資過度有關，例如美國次貸危機和希臘政府債務危機等。當前隱憂之一，是金融系統在為政府和地產提供資金，積聚風險。“我們要逐步減少這部分投入資產，調整資產分配結構。”

強監管之下，中小銀行不良貸款進入加速處理階段。通過內部催收核銷、資產管理公司（AMC）的批量準讓、不良資產信貸受益權轉讓、不良資產證券化、債轉股等方式降低不良率，已延伸出一系列新業務。

處置方式上，最為普遍的是東方、信達等四大資產管理公司和地方資產管理公司從各家銀行購買不良資產包進行處置。商業銀行、投資銀行、證券公司、私募基金等金融機構均擁有資產管理業務部或下設資產管理公司，參與不良資產二級市場業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