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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在現如今的社會生活中,教育事業蓬勃發展,人們能夠在生活中接受到更好的教育,能夠為國家培養出一批批優秀的人才,這樣也就為社會生活中的發展做出了很大的貢獻,為國家發展做出貢獻。
1目前大學生就業率
目前的社會生活中,大學生在社會生活中是能夠直接接觸到社會生活的一種人,我國自從改革開放以來,在生活中更加注重教育事業的發展,在現在的大學生活中,有了很多的專業,這樣也就使得越來越多的大學生能夠進行自己喜歡的專業的學習,根據教育部頒布的《2009年大學畢業生就業排行榜》可以很清楚的看出,本科畢業生中工學專業最為熱門,其中采礦工程,石油工程,礦物加工工程,地質工程,冶金工程等七個專業的就業率到達百分之九十五,在其中列出的六十八個工學專業中的就業率都達到百分之七十以上,有色金屬行業相關專業也是一樣,每年的就業率也是很可觀的[1]。
2大學生期待的就業服務范圍
在目前的社會生活中,每年都會有很多大學生畢業,有色金屬行業相關專業也是一樣,每年都會有很多大學生在畢業之后選取了自己喜歡的就業環境,利用自己的所學來為社會生活中的各方面做出貢獻,根據調查,很多大學生在畢業之后的就業服務范圍一般都會更加的在意一下幾個方面:①與用人單位的溝通,交流;②實習信息和機會;③就業相關的法律,法規,政策輔導;④就業素質拓展訓練大學生在現在的社會生活中,也更加的注重就業相關政策、法規的關注,大學生在現在的社會生活中能夠更好地為自己的未來負責[2]。
3有色金屬行業相關專業大學生就業求職渠道
在現在的社會生活中,大學生的就業求職一般都是需要各種各樣的渠道來進行的,大學生的就業求職渠道大致上可以分為以下幾個方面。3.1校園招聘會在各大大學校園生活中,經常會舉辦各種各樣的招聘會,這個時候大學生在生活中就可以利用這個機會來使得自己能夠成功就業,有色金屬行業相關專業的大學生也是如此,可以利用校園招聘會使得自己能夠成功的就業[3]。3.2家庭,老師,朋友等關系網絡在現在的社會生活中,大學生畢業之前,家長一般都會通過自己的關系網來為自己的孩子找一份合適的工作,其中,有色金屬行業相關專業的大學生也是不可避免的,很多有色金屬行業相關專業的大學生在除了利用家長的關系網或者老師,朋友的關系網來為自己找工作,實現就業的問題。3.3社會及網絡上的招聘信息在現在這個網絡特別發達的時代,在網上可以找到自己想要的各種信息,各種用人單位也將自己的招聘要求到網絡上,完成自己的求職應聘的目的。
4有色金屬行業相關專業大學生就業單位類型
就目前的有色金屬行業相關專業的大學生的就業單位類型來講,很多的有色金屬行業相關專業的大學生在畢業之后進行就業單位的選擇的時候,更多的有色金屬行業相關專業的大學畢業生愿意去國有企業進行就職,在工作地點方面,更加的傾向于省會,沿海開放城市和家鄉附近地區進行就職,有色金屬行業相關專業的大學生在進行就業單位的選取的時候,并不是僅僅的只在意所選就業地區的未來經濟發展水平,而且還注重個人的職業發展機會,以及所選地區對個人生活和家庭便利的程度。
5有色金屬行業相關專業大學生就業求職壓力問題
在現在的社會生活中,有色金屬行業相關專業的大學生在就業求職的時候,會具有很大的壓力,影響到自己的就業。5.1缺乏工作經驗和實踐能力在現在的社會生活中,很多有色金屬行業相關專業的大學生在學校能夠很好地進行學習,但是并不能具有很強的實踐能力,這樣也就使得有色金屬行業相關專業大學生在進行就業求職的時候會出現各種各樣的問題,出現很大的壓力。5.2求職競爭力在現在的社會生活中,每年都會有很多大學生畢業,有色金屬行業相關專業也不例外,每年都會有很多大學生畢業,但是就業崗位并不能隨著畢業學生的增多而增多,所以就會使得就業具有很強的競爭力。5.3自身缺乏求職定位在現在的社會生活中,很多有色金屬行業相關專業的大學生在大學生活中進行學習的時候會學習很多與該專業有關的知識,但是這樣并不能使得有色金屬行業相關專業的大學生對自己有一個很強的定位,使得自己在畢業之后進行就業求職的時候出現自身缺乏準確定位,不能明確自身的能力,找到適合自己的工作,產生壓力,影響社會發展。5.4對企業不了解很多大學生在學校中進行學習的時候并不能對相關企業進行有效的了解,這樣也就使得在畢業之后出現不知道該干什么的現象,在進行就業求職的時候產生很大的壓力。
6結語
我國在現在的社會生活中,在經濟生活能夠更好地進行發展的同時,教育事業也蓬勃發展,在現在的社會生活中,就目前來講,有色金屬行業相關專業的大學生能夠有很好的就業形勢,這樣也就能夠使得有色金屬行業相關專業的大學生能夠為社會生活更好的做出貢獻,為國家發展做出貢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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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醫學生自愿性失業;大學畢業生供求;勞動力市場;保留工資
Key words: voluntary unemployment from medical graduates;supply and demand of medical graduate students;labor market;reserved wages
中圖分類號:F0;G6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4311(2012)25-0223-02
0 引言
隨著社會發展對人才的不斷需求,高校畢業生持續增長。從2010年全國大學生畢業人數630萬到2012年畢業學生680萬之多,使得大學生就業形勢日趨嚴峻。《國務院關于批轉促進就業規劃(2011-2015年)的通知》中指出:“繼續把高校畢業生就業放在就業工作的首位”。就其社會影響力而言,醫學生就業是一個社會效益大于經濟效益的“假過剩”,所以出現了相當數量的醫學畢業生畢業時不找工作,閑在家中,或是不滿足已有的工作而繼續尋找工作。
1 大學生自愿性失業概念的界定
自愿性失業指有勞動能力的大學生畢業后愿意就業卻找不到工作的現象。據此我們認為,醫學生自愿性失業者要滿足的條件有三個:
①具備勞動能力;②想找工作;③找不到理想工作[1]。這類主觀選擇自愿性失業的高校畢業生包括三種情況:一是畢業后雖然暫時勉強走上工作崗位,但內心并不滿意工作機會,在工作中沒有全身心投入,以希望再學習等原因放棄的;二是由于專業成績、性格原因等找不到適合自己的工作;三是報考研究生的大學生,由于受到就業競爭壓力及其對報考專業的熱愛和深思熟慮希望深造,而選擇不找工作。
2 醫學生自愿性失業的經濟學分析
2.1 從醫學畢業生的供給與需求分析自愿性失業 依經濟學上的供給需求理論所講,大學畢業生找工作時,我們可以把它們他們看成一種勞動力生產要素,投入到就業市場,所以,作為生產要素供求的大學畢業生供求與普通的商品供求是有差別的。在各種工資水平下,當有就業能力和愿望的畢業生數量與有雇傭和雇傭能力的用人單位的用人數量達到一致時處于供求平衡,反之則供求不平衡。
2.1.1 影響供給的因素分析 通常,大學畢業生在就業時主要考慮的是工資和環境,在這種要求下形成的擇業心理有:
①看工作環境是不是對他們以后的發展有利。于是他們會首選地市級的醫療衛生事業單位,當縣級及以下企事業單位用人時,他們往往采取觀望態度,不主動。②看福利是不是好,工資有沒有提升空間。由于城鄉不一樣的收入水平及有些單位有市場風險,醫學畢業生基本上都希望進收入穩定、福利待遇好而且有一定潛在收益的部門。③就業期望值過高。一些醫學畢業生總是想把握住最佳機會,寧愿放棄多次機遇,甚至最后閑置在家等待時機。④由于經驗上的欠缺和專業學歷不高等原因,使得部分醫學畢業生缺乏自信,從心理上打退堂鼓,認為只要再苦讀幾年就能有更好的機會,因此選擇失業為經驗積累時間。
2.1.2 影響需求的因素分析 影響需求的主要因素表現在:
DOI:10.14163/ki.11-5547/r.2017.01.023
Analysis of necessity by blood analyzer hemocyte microscope reinspection WANG Ying, WANG Huai-lian. Liaoning Dalian City Fourth People’s Hospital, Dalian 116031,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necessity by hemocyte smear microscope reinspection after blood analyzer automatic detection. Methods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was made on 1401 samples in manual hemocyte smear microscope reinspection after blood analyzer automatic detection. Their microscopic coincidence rate and non-coincidence rate were calculated. Results Causes of reinspection included no white blood cell (WBC) classification outcome, abnormal WBC count, abnormal WBC classification, abnormal red blood cell (RBC) or hemoglobin (HGB), abnormal platelet (PLT) and other reasons. Among the 1401 samples in reinspection, their microscopic coincidence rate was 68.1% (954/1401) and non-coincidence rate was 31.9% (447/1401). Reinspection in 1401 samples showed 323 cases with abnormal cells, including 38 cases with archaeocyte,
72 cases with juvenile cell, 13 cases with middle-late granulocyte, 124 cases with neutrophil toxicity, 11 cases with abnormal lymphocyte, 10 cases with orthochromatic normoblast, 26 cases with abnormal red cell morphology, 8 cases with large platelet, 15 cases with platelet aggregation and 6 cases with other abnormalities. Conclusion Manual microscope reinspection after blood analyzer automatic detection is necessary in guaranteeing accuracy of hemocyte detection, along with decreased clinical misdiagnosis and missed diagnosis.
【Key words】 Blood analyzer; Hemocyte; Microscope reinspection
隨著血細胞分析儀在醫院檢驗科的廣泛應用, 大大提高了血細胞檢驗的質量和效益, 同時也為臨床提供了更多的診斷參考指標。但是對于血液分析儀異常報警和血細胞異常形態的鑒別確認, 還需要人工涂片進行顯微鏡復檢來彌補儀器的不足, 以保證血細胞分析報告的準確性[1]。
1 材料與方法
1. 1 材料 選取本院2016年1月~2016年10月住院及門診患者的血細胞分析標本。
1. 2 儀器與試劑 Sysme-XT1800i全自動五分類血細胞分析儀和原裝配套試劑;Olympus雙目光學顯微鏡;瑞氏―姬姆薩染液[2, 3]。
1. 3 方法 對血細胞分析儀自動檢測后其檢測結果中有符合顯微鏡復檢標準的1401份標本制備血涂片, 瑞氏―姬姆薩染色后進行顯微鏡鏡檢, 鏡檢結果與儀器檢測結果相比較, 計算出鏡檢符合率和不符合率。
1. 4 血胞復檢標準 參照文獻及本院具體情況, 結合血細胞分析儀的性能特點建立復檢標準:①WBC、RBC、HGB、PLT計數無結果;②WBC計數30.0×109/L;
③WBC分類無結果或結果異常:淋巴細胞成人>60%、兒童>70%;單核細胞>20%;嗜酸性粒細胞>10%;嗜堿性粒細胞>10%;④RBC計數6.5×1012/L;⑤PLT
計數1000×109/L;⑥HGB190 g/L;⑦平均紅細胞體積(MCV)105 fl;⑧儀器有異常細胞報警提示[4-8]。
2 結果
2. 1 標本復檢原因及鏡檢結果標本復檢原因包括 無WBC分類結果、WBC計數異常、WBC分類異常、RBC或HGB異常、PLT異常及其他。1401例復檢樣本中, 鏡檢符合率為68.1%(954/1401), 不符合率為31.9%(447/1401)。見表1。
2. 2 異常細胞類型 1401例復檢標本鏡檢出323例異常細胞, 其中原始細胞38例、幼稚細胞72 例、中晚幼粒細胞13例、中性粒細胞毒性變 124例、異型淋巴細胞11例、晚幼紅細胞10例、紅細胞形態異常26例、大血小板 8例、血小板聚集 15例及其他異常6例。見表2。
3 討論
隨著現代科學技術在血細胞分析儀中的應用, 使血細胞分析儀的檢測原理不斷完善、測量參數不斷增加、檢測水平不斷提高, 同時使血常規檢測更加便捷和準確[9-12]。血細胞分析儀是檢驗科必備的儀器之一, 其檢測原理是采用半導體激光流式細胞技術, 分子生物學水平的熒光核酸染色對白細胞進行測定分析, 但血細胞分析儀不能識別異型淋巴細胞、中性粒細胞的毒性變、各種幼稚細胞和其他異常成分等, 存在一定的假陽性和假陰性結果[13, 14]。手工血涂片顯微鏡鏡檢可以根據各類血細胞的特征對其進行分析, 準確分辨各階段的幼稚細胞及細胞的異常變化(如核左移、中毒顆粒、異型淋巴和大血小板等)[15, 16]。因此實驗室必須制定血細胞復檢規則, 對需要復檢的標本進行人工顯微鏡復檢, 以減少血液分析中的假陰性和假陽性結果, 為臨床疾病的診斷、治療提供可靠的實驗室依據。
本文對血涂片顯微鏡鏡檢的結果進行分析發現鏡檢與儀器的不符合率為31.9%, 其中無WBC分類結果、WBC計數異常、WBC分類異常、RBC或HGB異常、PLT異常的鏡檢不符合率分別為27.3 %、55.6%、57.2%、33.3%和14.1%。同時在復檢標本中發現原始細胞38例、幼稚細胞72 例、中晚幼粒細胞13例、中性粒細胞毒性變124例、異型淋巴細胞11例、晚幼紅細胞10例、紅細胞形態異常26例、大血小板 8例、血小板聚集 15例及其他異常6例。
綜上所述, 血涂片復檢能保證血細胞檢測結果的準確性, 彌補血細胞分析儀不能識別細胞異常病變的缺陷, 儀器法和血細胞形態學檢查應聯合應用, 互相補充, 而不能由全自動血細胞分析儀完全取代人工顯微鏡鏡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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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or the professional education of art classes, bilingual teaching is not only the focus and difficult, but also the breakthrough of the reform, the bottleneck restri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or professional level, the implementation of bilingual teaching directly affects the overall level of professional education. Therefore, research on the art of bilingual teaching is an important and necessary. The importance of bilingual teaching of art majors mainly for professional needs, broaden their horizons and improve the three aspects of culture, its feasibility is mainly for teachers of English level increased year by year, students of foreign information interest etc.. Research and implementation of bilingual teaching will be helpful to the art class specialized self perfection and development.
【Keywords】art class; bilingual teaching; importance; feasibility
雙語教學按其字面意思理解即在課堂教學中使用兩種語言進行授課和交流。中國現行雙語教學主要是漢英雙語,有些少數民族地區也使用漢語和本民族語言,如的高校。雙語教學在加強師生外語學習的同時,培養用外語思考和表達的習慣。以第二語言為媒介的特殊授課方式,有利于師生建立國際視野,進行多元文化的傳承、交流和創新。雙語教學的歷史源遠流長。美國、加拿大等國家從20世紀后半期開始實施雙語教學并獲得成功。至今,已經形成了一套較為成熟的雙語教學理論和體系,研究成果頗為豐富。我國雙語教學起步較晚,尚處于發展完善階段。“西方國家雙語教學大多出于種族同化、文化認同、社會穩定等社會和政治需要,” 這與中國的雙語教學有著本質差別。我國的雙語教學是外語教學型的雙語教學,主要目的是掌握外語。教學目的、目標、方式、方法與西方國家不同,語言環境與西方國家也存在很大差別。
一、 藝術類專業雙語教學的現狀
20世紀下半葉,高校教育伴隨著我國加入WTO也迎來了“入世”所帶來的新機遇、新挑戰、新發展。為了抓住機遇、迎接挑戰,作為我國培養各級各類高級專門人才的大中專院校,開始在人才培養模式上有所轉變。雙語教學的實施是此次轉變中的一個重要舉措。雙語教學有利于我國高等教育適應國際化發展的需要,培養具有多維競爭能力的復合型人才的重要途徑。目前,雙語教學正成為國內教育改革的熱點,越來越多的學校已經實施或準備實施雙語教學。
1、國內知名藝術院校現狀。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非常重視高校的雙語教學,在本科教學工作水平評估中把雙語教學作為一項評估指標,進行考核。因此,各高校已經把雙語教學提上日程。“985工程 ”和“211工程 ”高校中的藝術類院校、綜合類大學中的藝術類學院,在其開設的比較類課程、鑒賞類課程、專業外語類課程等已經開始雙語教學的嘗試,并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教育、教學方式與方法,受益學生數以萬計。其中優秀的畢業生或出國深造、或在跨國公司就職、或在行業尖端企業工作。他們在享受雙語教學帶來的好處時,也將中國文化傳揚出去。
2、省市級藝術院校現狀。在國際化大背景下,省市級藝術院校努力提高自己,爭取在激烈的院校排名競爭中占有一席之地。目前,我國省市級藝術院校的雙語教學正處于初步實施階段,取得了一些成績也暴露出一系列問題,諸如雙語環境缺乏、雙語師資不足、雙語課程與教材的選擇不當、雙語教學方法應用和結果評價方式欠妥等。這些使得我國省市級藝術院校的雙語教學發展緩慢,不能夠在短期內有效地服務師生。對省市級藝術院校而言,雙語教學的模式研究已經成為一項緊迫的任務。
二、 藝術類專業雙語教學的重要性分析
探索雙語教學的規律,依據中國具體國情,構建出適合我國師生的雙語教學模式和學科體系,對于推進高等教育的發展意義重大。“為了與國際接軌適應新形勢發展,2001年,教育部出臺了關于實施雙語教學的規定,指出高校雙語教學課程要占總課程量的5%以上。” 由于我國高校雙語教學起步較晚,教學質量有待完善,教學效果仍需提高。因此,加強對雙語教學的重視,保障雙語教學質量,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雙語教學體系就成了當務之急。
1、專業需要。既掌握現代技術又通曉外語的復合型專業技術人才,已成為中國參與國際競爭的“有力武器”,各用人單位寧可出高薪聘用這類型的復合人才。藝術類專業與傳統文理科相比,更需要積極借鑒他國的先進創作理論,并在優秀作品的品鑒中完善自我。雙語教學不僅僅是一種教學方式,更是藝術類專業發展的必要途徑。偏遠地區的藝術類專業畢業生與發達地區的同行競爭時,地域劣勢就顯明地表現出來(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專業除外)。如何彌補專業競爭上的不足,雙語教學也許是行之有效的方法之一。
2、開闊視野。眼界對個人發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將直接影響創作的寬度和深度。如何開闊藝術類專業師生的視野,自我國藝術類專業開始招生之日便被提上了議事日程。相對于參觀展覽、專業實踐、書籍閱讀而言,雙語教學也許不是最直接有效的開闊視野的方法,但它的優勢表現為在課堂教學中融入先進文化理念和創意思維方法,而不需要像實踐環節一樣走出課堂。在藝術類專業教學中鑒賞類課程一直是提高學生專業修養的重要途徑,音樂、美術、設計等藝術門類的專業鑒賞必須建立國際視野,以對西方發達國家和中國傳統文化的雙重分析與借鑒,逐步提高自身的創作和欣賞水平。當涉及到國外作品時,外語講解才能夠更貼近作者的創作意圖和表現手法,這是漢語講解無法達到的藝術境界。
3、提高修養。 “活到老學到老”語出自古代雅典著名政治家梭倫之口,意為學習要和年紀增長一樣堅持不懈,這其中就包括自我修養的提高。在校期間,大學生之間的競爭主要表現為學習成績的高低。進入社會后,一個人的道德、品質和修養才是他未來發展的關鍵因素。“按照《教育法》的規定,我國現階段的教育目的是‘培養學生的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德、智、體、美等方面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和接班人。’” 學校教育是為學生就業和職業發展服務的,將眼光放長遠,在制定培養方案和教學大綱時,才能真正做到有益于學生。雙語教學在提高學生修養方面的作用主要表現為:教會學生以一種開放式、國際化的思維方式思考和判斷,提升學生的自身氣質和自信心,增加對本專業的熱愛和專業自豪感等。
三、 藝術類專業雙語教學的可行性分析
從我國藝術類專業雙語教學的實踐及成果看,在知名藝術類院校或綜合大學的藝術類專業中實施雙語教學是可行的。而省市級藝術類專業可否采用雙語教學卻飽受爭議。隨著就業競爭壓力的加劇和學校、專業發展的需要,近些年,許多普通高校,甚至高職、中專都開始雙語教學的嘗試。教師和學生都在努力提高自身的外語水平,以適應社會發展和自我完善的需要。
1、教師英語水平逐年提高。高校教師隊伍的學歷層次逐年提高,如今,知名藝術類院校的教師以博士和“海歸”為主,出國訪問、交流、學習的機會也很多。省市級藝術類院校的教師隊伍以碩士為主,學術交流對象主要為國內重點院校。教師自身英語水平的提高成為實施雙語教學的首要可能。教師專業技術職稱評審要求通過專業外語考試,才能獲得專業技術職稱,受聘相應的專業技術崗位。因此,客觀硬性規定也成為教師提高自身外語水平與修養的一個源動力。
2、學生對國外信息興趣濃厚。一些教育專家指出,如今的90后大學生比較早熟,危機感也重于前幾屆學生。在日常教學和學生交流中,筆者也發現了這個問題。從大一剛入學起,許多學生就在為四年后的就業擔心了。這也許是好事,有壓力才有動力,尤其對非重點院校的藝術類專業學生而言。由于藝術類專業的開放性,加之競爭壓力,使原本對國外信息興趣一般的學生更多地關注國際專業動態,努力了解專業發展趨勢。雙語教學在滿足學生這種求知欲方面,發揮著傳統授課方式無法企及的優勢。教師和學生對雙語教學的認可和熱情,使這種新興的授課方式得到推廣和擴展。
藝術類專業雙語教學在師資、教材、環境等方面存在很大不足,目前的改革實踐中具體問題主要有:課程目標定位模糊,政策環境有待完善,雙語師資亟待解決,缺乏適用的雙語教材及配套的評價制度,雙語教學科研力量薄弱等。依據我國目前藝術類專業的雙語教學實際情況,筆者認為營造良好的政策與制度環境,加快雙語教學師資隊伍建設,加強雙語教學教材建設,改革考試與評估制度是改善現狀的四條主要路徑。在操作和執行過程中,應該先從院系層面介紹雙語教學的初步規劃、切入科目、組織保證,具體落實為藝術類專業雙語教學的氛圍營造、課程設置、教材建設、師資建設等方面的工作和安排。逐步建立日常化雙語教學管理制度,雙語教學組織系統,雙語教學準入審查制度,雙語教學質量評價系統,雙語教學信息反饋系統,雙語教學科研系統等雙語教學質量保障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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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分析儀是臨床實驗室的常用儀器,檢測結果的準確性影響到臨床疾病的診治。由于儀器諸多因素影響,造成血液分析儀在使用過程中存在不少問題,有的實驗室僅在裝機時由工程師作過校準,使用1年甚至更長時間沒有進行過校準,有的甚至未訂購配套全血質控物做室內質控,原來裝機時的校正因數已變得不準確,使檢測結果產生較大誤差。為保證血液分析儀的準確性,建立一個切實可行的溯源體系,用1臺可溯源的CD1700對本科1臺Coulter Gens.2及相鄰單位1臺CD1700、1臺CD1600血液分析儀進行校準。
1材料和方法
作者單位:655000云南省曲靖市第一人民醫院檢驗科
1.1材料
1.1.1血液分析儀和試劑本科1臺可溯源的CD1700(記為A)、1臺Coulter Gens.2以及相鄰單位的1臺CD1700(記為B)、1臺CD1600全自動血液分析儀及其配套試劑,CD1700(A)配套全血校準物和質控物,Coulter Gens.2配套質控物。
1.1.2真空采血管(武漢致遠公司),規格:EDTAK2抗凝,2.0 ml血/管。
1.2方法
1.2.1采集新鮮抗凝血用真空采血管采集正常人全血10管,共20 ml,倒入潔凈小燒杯內充分混勻后分為4份,分別用于各臺血液分析儀的穩定性測定、定值、校準、校準后驗證。
1.2.2儀器準備校準前1天對儀器進行全面維護保養,校準當天更換試劑,開機循環并預熱。取1份上述新鮮全血在4臺血液分析儀上分別連續測定10次,觀察WBC、RBC、HGB、MCV、PLT的變異系數(CV),判斷該儀器的穩定性。用配套校準物按標準化操作程序(SOP文件)校準CD1700(A),再用配套質控物測定10次驗證校準效果,將該機作為參考機。
1.2.3定值在參考機上選擇質控菜單,取上述新鮮全血連續測定11次,用后10次WBC、RBC、HGB、MCV、PLT的測定平均值作為靶值。
1.2.4校準
1.2.4.1Coulter Gens.2 的校準選擇校準程序,輸入靶值,取上述新鮮全血連續測定11次,用后10次WBC、RBC、HGB、MCV、PLT的測定結果,儀器自動計算出各個參數新的校正因數(新的校正因數=原校正因數×靶值/儀器測定值),測定結果平均值、偏差(偏差=均值-靶值/靶值×100% )SD、CV。根據以下標準判斷是否需要重新校準:WBC≤1.5 %、RBC≤1.0 %、HGB≤1.0 %、MCV≤1.0 %、PLT≤3.0 %[1]。判斷合格后輸入新的校正因數。
1.2.4.2相鄰單位CD1700(B)、CD1600的校準經儀器主菜單進入質控菜單,輸入靶值,取上述新鮮抗凝血測定11次,取后10次測定結果,儀器自動計算出平均值、偏差、SD、CV。根據偏差判斷(標準同上)是否需要重新校準。判斷合格后輸入新的校正因數。
1.2.5校準驗證用上述新鮮全血在已校準的CD1700(B)、CD1600、Coulter Gens.2上各測定10次,比較均值與靶值的偏差、CV;參加衛生部臨床檢驗中心和云南省臨床檢驗中心EQA對校準成效進行驗證。
2結果
2.1校準前4臺血液分析儀穩定性檢查見表1,4臺血液分析儀重復性好,CV符合儀器要求,可以進行校準。CD1700(A)作為參考機,使用配套校準物校準(CD0751),用配套質控物測定10次(N16751),CV較小,驗證合格,可以作為定值用參。
2.2新鮮全血的靶值用CD1700(A)作為參考機測定正常人新鮮全血的靶值,結果為:WBC 8.6×109/L、RBC 4.34 ×1012/L、 HGB 145 g/L、MCV 86.0 fl、 PLT 172 ×109/L,CV分別為:1.4、0.8、0.5、0.7、2.5。
2.3CD1700(B)、CD1600、Coulter Gens.2校準用新鮮全血測定11次,取第2~11次結果,均值與靶值的偏差見表3、表4。按標準[1]每臺儀器至少有2個參數需要校準,計算新的校正因數輸入。
2.4校準后的儀器驗證,用新鮮全血測定10次,結果與靶值比較見表4;2004年、2005年參加衛生部臨床檢驗中心和云南省臨床檢驗中心EQA回報成績見表5。由表4可見,新鮮全血校準后,3臺儀器的均值與靶值的偏差較小。雖然有幾個參數經校準后仍難達到標準,但用配套質控物連續測定4次,用Westgard規則判斷為在控,認為校準合格。
3討論
3.1血液分析儀能否提供準確的檢測結果,除了是否按標準采集合格的抗凝血外,儀器本身的日常維護保養、室內質控、定期進行的有效校準是非常重要的因數。國外進口的血液分析儀往往需要高質量的配套校準物和質控物為其分析質量作保障,這些校準物和質控物因血液制品的安全性,難于進入國內,而且價格較昂貴,使用有效期短,給實驗室校準血液分析儀帶來一定的困難。用新鮮全血校準多臺血液分析儀,是一種簡便、經劑和易行的方法[2],用于實驗室內和一定區域的血液分析儀校準,只要每半年校準一次參考機,在一定范圍內就可以達到資源共享。但是新鮮全血穩定性差,需在4 h內完成校準工作是其不足之處[1,3]。新鮮全血的定值是否準確,對其他儀器的校準非常重要,應嚴格把握質量標準,用作參考機的血液分析儀,要具備良好的穩定性,需經過專人嚴格的維護、校準和質量控制,才能保證新鮮全血的定值準確,具有良好的溯源性。
一、問題的由來
犯罪論體系是刑法學的基礎性問題。如何看待我國現行犯罪論體系的優劣利弊以及如何針對其存在問題進行相應的改革和完善,是近些年來我國刑法學界聚訟紛紜的熱點話題。且不說以此為書名的專著或論文集已出版了10部左右,以犯罪論體系為專題研討對象的國際、國內會議也已舉辦了好多次①,單就筆者在“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中以“犯罪論體系”、“犯罪構成”或者“犯罪成立體系”等語詞為篇名進行搜索的結果來看,相關論文達數百篇之多,既有對大陸法系、英美法系、蘇俄等國家犯罪論體系的國別研究或比較研究,更有對我國犯罪論體系的歷史考察、現狀描述、優勢論證或弊病剖析、完善建議或重構設想。
根據筆者對相關文獻的初步梳理,盡管我國目前關于犯罪論體系的研究熱情很高,研究總量很大,但仍存在不少的問題。比如,學者對我國現行犯罪論體系提出的完善或重構設想,常常是建立在對域外各種犯罪論體系產生、發展的背景缺乏深入考察或者是對我國現行犯罪論體系之弊病缺乏準確認知的基礎上,對完善或者重構后的犯罪論體系的目的缺乏應有的考量,相關建議自然也就難以被真正派上用場。
比較研究發現,大陸法系犯罪論體系與我國犯罪構成的主要區別之一是:前者與司法實踐緊密結合在一起,后者則相反。在德國,犯罪論體系的內容可以成為“法律淵源”,成為法律裁判的依據。正如美國刑法學家喬治·弗萊徹所指出的,歐洲人和亞洲人,尤其是那些受德國法影響的國家的人,認為“理論”或者對法律原則的學術概括能夠與制定法、判例法一起為人們提供法律淵源。在這些體系中,理論上的評論不是一種次要的而是一種主要的法律淵源。[1]P3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這些受德國法影響的國家基本上遵循了所謂的“法律教義學”傳統,法官可以按照犯罪論體系進行具體的司法判斷,德國法院關于“超法規的緊急避難”的案件裁判即其適例。而與德國犯罪論體系同源的蘇俄和我國犯罪構成體系②在實踐中卻呈現出截然不同的適用境況,并引發了學界越來越多的批評和質疑。
那么,究竟是何種緣由導致這兩種犯罪論體系的分野?蘇俄和我國的犯罪構成體系到底走上了一條如何不同于大陸法系犯罪論體系的發展之路?后者最大的影響因素何在?又當如何改進?這些問題頗有進一步深入探究的必要。鑒此,本文擬從刑法教義學的視角展開研究,并就教于同仁。
二、刑法教義學與犯罪論體系的一般考察
(一)法教義學與刑法教義學
法律教義學(Rechtsdognmatik)亦稱法律信條學,是大陸法系法學理論中的重要術語。在大陸法系,一般意義上的法學指的就是法律教義學。法律教義學一詞源于希臘語中的“Dogma”,Dogma這個概念首先在哲學中使用,然后在(基督的)神學中使用。Dogma是“基本確信”、“信仰規則”的意思,它不是通過理性的證明,而是通過權威的宣言和源自信仰的接受來排除懷疑。[2]P136-13在基督教的教義學中,圣經是絕對的權威且無需證明,教徒在解釋和理解圣經的時候,完全不會懷疑圣經的權威。與此相應,法律教義學將制定法放在神圣的地位上加以闡釋。以實在法規范為研究客體是法律教義學與法哲學等學科區分的重要標志之一。按照考夫曼的說法,法哲學是“法學家問,哲學家答”,討論的核心問題是“正確之法”;而法教義學僅僅是對制定法的注釋性表達,而不擔負評判制定法善惡的任務。③
根據Peczenik的觀點,法律教義包括對制定法文本含義的描述以及判例等等,法律教義學研究方法的核心是對有效法的解釋(interpretation)與體系化(systematization)。[3]P1法律教義學雖然不質疑制定法本身的權威性,但其功能也不局限在對制定法的單純釋義。德國學者諾伊曼認為,法律教義學的出現有賴于歐陸法學的兩個基本特征:一個是法律與道德的分離,有效的法僅基于其來源而不是其內容被視同為有效的法;另一個是法官僅僅依據制定法作出判決。由于法律必然是一般地表達出來,因而,連法律也不能自己解決待決的個案。盡管如此,如果法官應遵守受法律規則的約束,那也必須為法官提供法律以外的其他具體的法律規則。法律教義學的任務是準備這種法律規則。[4]P15一些學者甚至將法律教義視為法律淵源之一。[5]隨著教義學的不斷發展,其在約束裁判者與對制定法的批判與修正方面發揮了重大作用。
歐陸法教義學的形成與發展伴隨著體系化的進程。信條學必須將浩如煙海且雜亂無章的法律材料進行整理并使之體系化,因為只有將其體系化之后,才能了解法律制度內部的評價體系,才便于講授與學習,才能讓人們在總體上把握具體規范之間的聯系,才能使具體規范之間的聯系、順序和依賴關系一目了然。[2]P140由此,體系化成為教義學本身的功能之一。奧地利社會法學家埃利希就認為,歐陸共同法學采用的最后一種建構材料是systematic(體系理論)。體系的出現,一開始并不是為了司法實踐的需要而僅僅是為了著述與閱讀的方便。法學家撰寫法學書籍,“非得有某種有序的安排不可”,這種安排“是為了便利快捷地定位”。[6]P743法教義學的發展最終也采用了這種發端于古羅馬的教科書的體系化方案,主要原因在于,作為法律教義學基礎的法律本身便存在一種結構、體系,因此法律教義學欲將其完善地表達出來就必須也著眼于某種內在的邏輯體系。體系化的任務就是將所有已經獲得的理論知識,以整體的方式表現出來,而且將這個整體中的各部分用邏輯關系聯系起來。不過,時至今日,體系化的功能遠不僅僅是為了著述與教學的方便,當今法學理論尤其是刑法理論研究者之所以樂此不疲地對體系問題進行著反思與重構,是因為體系化有著更為廣泛的意義,主要表現在:一是法律教義本身具有重要的實踐意義,法律教義為將來特定領域的案件之解決設定解決方案;[5]二是法律教義所依賴的教義學體系對于新理論的產生與發展具有一定的影響,即在通過法律教義學探求新出現案件的解決方式時,遵循不同的體系形式可能會得出不同的結論。
(二)刑法教義學與犯罪論體系
刑法教義學是基于已經存在的刑事制定法而發展起來的一門學問。對法定規則的系統化和對學術、司法判決所發現的知識進行系統化的科學,就是刑法教義學。[7]正如刑法理論發展進程所顯示的,體系化業已成為刑法教義學的核心內容之一。法學理論的發展和完善需要體系化,一個完善的體系不但可以使既存的教義學理論恰當地表達出來,而且還能使教義學本身得到進一步的發展,犯罪論體系因而成為刑法教義學體系中的主要內容。按照德國學者羅克辛的說法,犯罪論體系作為一種形式,其所承載的實體內容是犯罪行為的理論,也被稱為一般犯罪理論,該體系是在對分則的具體行為構成加以抽象的基礎上,包含了刑事懲罰的行為的一般條件。[8]P118
作為刑法教義學的內容之一,犯罪論體系的產生和發展與刑法總則密切相關。日本刑法學者西田典之認為,犯罪論正是以刑法總則的規定為基礎,探討犯罪成立的一般要件。[9]另一日本學者松宮孝明也指出,犯罪論體系是為了制作和完善刑法總則而存在的。如果刑法中不存在總則的話,挑選出犯罪的一般構造,并對其進行深入分析,就沒有意義。[10]美國學者喬治·弗萊徹持有類似的觀點。他認為,在過去的一百多年里,西方的法律理論追求一直是培育出刑法的總則。“這種對總則的尋索,有諸多值得稱道之處。如果說,在殺人和襲擊案件中都存在自衛,那么,就應當概括出自衛的總體輪廓,而不是在每一案件中自說白話。”[11]P287按照法律教義學的理論,法律教義是運用概念、原則等對法律結構的描述(被稱為外部體系),以及為前述法律結構的具體部分發展出可資司法適用的觀點(被稱為內部體系)。[3]P3德國學者據此認為,犯罪論體系是刑法總論的教義學體系,也就是運用具體的概念和原則將刑法總論體系化,并且在這個體系之內對刑法總論中林林總總的問題闡明立場,為刑事司法運作提供可以采用的法官規則。
在刑法典中進行總則和分則的劃分是基于技術性的考慮,因為刑法不僅要將值得處罰的行為方式加以闡明,對于犯罪成立的一般性的條件也要加以規定。以殺人罪的規定為例,一個行為要構成殺人罪必須滿足如下的條件:行為人以及行為符合刑法的時間、空間以及對人效力的規定、行為是有刑事責任能力者實施的、行為符合了刑法關于殺人罪的規定、行為人不是正當防衛或者緊急避險、行為人不具有不可期待性等免責條件。這些條件中的絕大多數是可以對所有犯罪類型重復適用的,因此立法者將可以重復適用的部分作為總則性內容加以規定。如果不對這些條件加以區分,刑法典的規模將會變得異常龐大。犯罪論體系就是以犯罪成立條件為基礎,探討犯罪成立的一般要件。在上述關于殺人罪的構成條件中,除了符合刑法分則的規定這一項之外,其余全部屬于刑法總則的范疇。在解決具體案件時,必須將總則的一般性規定與分則的具體規定結合起來,而關于如何將分則的構成要件與總則的一般要件進行綜合應用的問題就交由體系論加以解決。大陸法系的犯罪階層論體系正是將上述犯罪成立條件加以體系化的產物。
三、塔甘采夫體系與貝林格體系:兩大犯罪論體系的形成
塔甘采夫和貝林格分別是蘇俄犯罪構成體系和大陸法系的犯罪階層體系的開創者,學者因而習慣上多將蘇俄犯罪構成體系和大陸法系犯罪階層體系分別稱為塔甘采夫體系④和貝林格體系。
(一)教義學體系的踐行——貝林格體系之形成
大陸法系由構成要件該當性、違法性、罪責三要件組成的犯罪論體系是以罪刑法定原則為前提和契機提出的,其形成得益于罪刑法定主義的提出和可罰性阻卻事由的分化。罪刑法定主義要求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所以某種行為是否構成犯罪必須有成文法的基礎,因而以刑法分則為基礎的構成要件該當性得以成為犯罪成立的首要條件。換言之,構成要件該當性從構成犯罪的眾多條件中被首先分離出來。正當防衛、緊急避險、無刑事責任能力等其他犯罪成立條件在刑法總則中多以阻卻犯罪成立事由的形式出現,因此被總括為可罰性阻卻事由。德國1909年的刑法預備草案便采用了這種犯罪成立的積極條件和可罰性阻卻事由相區分的二階段體系。不法和罪責的區分在這個時期還沒有被立法者認識到。[9]將違法性和罪責進行區分是近代犯罪論體系形成的關鍵一步。Küper便認為,違法性與罪責的區分,是刑法法理上最大的成就,而也不可能再走回頭路。[12]P95
上述體系化的進程隱含著兩條或顯或隱的線索:一條是體系構建的物質材料之形成;另一條則是體系的功能與價值之填充。體系的建構首先必須存在其具體的構成因子,具體而言就是法律概念與沖突的裁斷。所謂沖突的裁斷,按照黑克的觀點,指的是在規范之尋找上必須借助利益的探討評價生活的情狀和法律規定。[13]P431具體到犯罪階層體系來講,其構成材料就是總則中需要解決的各種規范問題,如違法性認識、罪過、違法阻卻事由等問題以及與這些問題相關的法律概念。有了這些構成材料,三階層犯罪論體系才得以發展成今天的模樣。此外,犯罪階層體系的形成也不能缺少另一條線索——價值與功能的導入。單純物質材料的堆積并不意味著體系的形成。正如學者所指出的,取向于目的,設定所期功能,將知識或事務根據其存在上之關系、作用組織起來的方法便是體系化。[13]P458據此,倘若沒有人權保障、罪責原則等價值原則的導入,犯罪階層體系也不會形成。西田典之教授就認為,犯罪階層體系是從刑法的功能出發,確定刑法的基本原則,然后進行具體化而形成的。具體而言,人權保護的刑法功能要求必須遵守罪刑法定原則,從而衍生出構成要件該當性階層;刑法的法益保護功能要求犯罪的成立必須具有法益侵害,從而衍生出以法益侵害為核心的違法性階層;從責任主義等價值原則則衍生出罪責的階層。[9]
在此發展進程中,推構解釋(juristic construction)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正如埃利希所指出的,“體系性的一般化與法學的推構解釋存在很密切的聯系”。“推構解釋的顯著特征在于,僅在某種法律關系中出現的特定的事實或特定的法律效果作為一個整體被挑選出來,并作為另外一種法律關系建構的建筑材料。”[6]P744-745比如,作為正當防衛行為的法律效果,阻卻違法性完全可以適用于緊急避難的情形,于是,正當防衛和緊急避難就可以順理成章地被置于“違法性”概念之下。按照這種思維方式,刑法總則規定的關于犯罪成立的一般條件就被劃分為若干部分從而形成某種體系。
(二)教義學體系的背離——塔甘采夫體系之形成
前蘇聯犯罪構成體系與大陸法系的犯罪階層體系具有同源性,都源于費爾巴哈的構成要件概念。俄國刑法學家塔甘采夫將費爾巴哈的構成要件概念引入俄國刑法學,并將其作為刑法理論中的重要概念,得到了其后的前蘇聯學者的繼承與改造,最終發展成前蘇聯乃至當代俄羅斯刑法中的犯罪構成體系。
不過,區別于大陸法系的犯罪階層體系,前蘇聯犯罪構成體系基本上背離了教義學的傳統,走上了另一條發展道路。具體而言,塔甘采夫完全繼承了費爾巴哈的構成要件概念,將構成要件理解為構成事實而不是制定法上的類型,進而按照犯罪行為事實的具體結構將犯罪劃分為四個部分即犯罪的客體要件、犯罪的客觀方面要件、犯罪的主體要件和犯罪的主觀方面要件。這也是前蘇聯刑法學者建構犯罪構成體系的基本思路。
在體系構建的方法論上,以塔甘采夫體系為源頭的前蘇聯犯罪構成體系與費爾巴哈和意大利古典學派的理論體系一脈相承。意大利古典學派“從犯罪是一個‘理性的實體’的前提出發”,認為犯罪由兩種本體性因素構成。他們稱這些因素為“力”,包括犯罪的“物理力”和“精神力”。[14]P128即預先構想出一個統一、抽象的犯罪實體,而后對之進行肢解。德國刑法學家費爾巴哈所研創的構成要件理論在因襲這種觀念的基礎上,將構成要件定義為:特定行為的特征的整體,或者包含在特定種類的違法行為的法定概念中的事實,叫做犯罪的構成要件。[15]P13從而將構成要件僅僅解釋成犯罪實體性因素,而不是刑法分則規定的規范要素。據此形成的犯罪論體系,其物質基礎自然是“事實現象”,因為只有將犯罪預先構想成為一個事實存在,才能肢解成四個部分。
在看到上述聯系的同時,必須注意,前蘇聯乃至當代俄羅斯刑法中的犯罪構成體系與費爾巴哈、塔甘采夫的犯罪論體系之間也存在本質的區別。雖然費爾巴哈將構成要件定義為“法定概念中的事實”,但就其語境來講,此處“法定概念”之表述,指的應該是犯罪的形式概念。費爾巴哈參與制定的1813年《巴伐利亞刑法典》第27條便明確規定,當違法行為包括依法屬于某罪概念的全部要件時,就認為是犯罪。[15]P13其中所說的“某罪概念”實際上指的是刑法分則對具體個罪的法定概念的表述,這些法定概念規定的全部要件就是構成要件,依附于刑事立法。塔甘采夫體系也是如此。塔甘采夫曾經指出,在分析犯罪構成的時候,我們關注的只是犯罪的法律屬性,而在界定其概念的時候,我們必須注意其社會和國家意義。[15]P250概言之,費爾巴哈和塔甘采夫的犯罪論體系都是著眼于犯罪的形式概念與法律屬性。
與之不同,前蘇聯學者卻從犯罪的實質概念出發,將犯罪構成完全實質化,認為立法者制定的當然不是構成,而是比較充分地描述犯罪構成要件的刑法規范,這些要件本身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而客觀存在著的,他們實際上是該具體犯罪所固有的,而立法者的任務是查明并在法律中最準確和最深刻地規定這些要件。[15]P270在他們看來,犯罪先于刑法,犯罪論體系的物質基礎是作為社會現象的犯罪行為,這便與費爾巴哈、塔甘采夫的觀點出現了本質性分歧,因為費爾巴哈和塔甘采夫均認為,刑法先于犯罪,相應地,犯罪論體系的基礎只能是刑法的規定。而之所以出現這種認識上的差異,主要是因為前蘇聯刑法學形成之時,尚未完全從法律虛無主義的迷蒙中清醒過來,以至于學者們將源于費爾巴哈的犯罪構成理論作了上述不合時宜的修改。
如前所述,刑法教義學的核心是對刑事制定法和有效判例的體系化,犯罪論體系是為了制作和完善刑法總則而存在的。前蘇聯刑法學者對費爾巴哈理論的上述修改使得其犯罪構成體系沒有構筑于制定法的基礎之上,犯罪構成體系中基本上不存在規范的要素,從而背離了刑法教義學的傳統。
四、兩大犯罪論體系的分野
由上可見,大陸法系的犯罪階層體系和蘇俄的犯罪構成體系盡管同宗同源,但由于其對待教義學的不同態度,因而在體系構建方面存在著重大分野。
(一)體系構建的理論背景
大陸法系的犯罪階層體系是伴隨著刑法教義學發展起來的,或者說,建立在具有強烈實踐品格的教義學背景之下。蘇俄犯罪構成體系則不然,其賴以形成的刑法理論背景與大陸法系國家迥然不同。俄羅斯刑法學者庫茲涅佐娃等主編的刑法總論教科書認為,刑法學的對象包括:(1)對刑事法律進行釋義,換句話說,就是對刑事法律做理論上的解釋;(2)對立法和執法實踐提出建議;(3)研究刑法的歷史;(4)對本國刑法和外國刑法進行比較分析;(5)研究刑法社會學;(6)研究國際刑法。刑法學中的方法包括:法律方法,刑事統計方法,社會學方法,體系方法,比較方法,歷史比較方法等。[16]P5-8由此可見,蘇俄學者眼中的刑法學基本上沒有分化,不論是研究對象還是研究方法都混沌一片,其外延遠遠大于大陸法系學者所謂的刑法教義學。在大陸法系,刑法教義學僅僅承擔上述第一項任務,其它則由刑法哲學、刑事政策學等學科承擔。
換句話說,大陸法系的犯罪階層體系僅僅是刑法教義學層面的問題,學者在建構犯罪階層體系時必須站在司法者的立場上。但在蘇俄,由于立法刑法學與司法刑法學不分、刑法教義學與刑法哲學等學科不分,犯罪論體系研究者的立場被迫在司法與立法之間不斷轉換:一方面,蘇俄刑法學者將犯罪構成視為犯罪實質概念的具體化,這種看法明顯來自于立法者的立場,因為犯罪的實質概念是脫離刑事制定法而獨立存在的,它并不屬于司法刑法學而是刑法哲學或者刑事政策學的內容;另一方面,蘇俄刑法學者又承認,犯罪構成是為定罪服務的,因而也具有實踐的品格,而且為迎合罪刑法定原則的要求也主張只有刑法分則規定的犯罪行為的構成部分才能稱之為犯罪構成,于是又站在了司法立場上。由此,深陷于司法者立場與立法者立場之間的矛盾糾葛中。而司法者一旦“客串”了立法者的角色,就自然會與罪刑法定原則產生抵牾。
(二)體系構建的基礎
大陸法系犯罪階層體系的構建以刑法為基礎。德國刑法學者羅克辛認為,德國刑法是一種有體系的刑法,主要以判例為依據,也就是根據過去已經作出判決的真正案件來與其他法律制度加以區別的。犯罪原理就是在一種所謂的刑法體系中總結出來的[7]。據此,犯罪原理不是研究作為一種社會事實的犯罪現象而是從刑法體系(真正的案件)的運作中總結出來,犯罪階層體系也是從刑事立法和判例中總結并建構起來的。德國刑法學者耶塞克更直截了當地說到:“一般犯罪論必須從法律中推導或至少與法律相一致。”[17]P243德國的犯罪階層體系雖然也發源于費爾巴哈的構成要件理論,但構成要件的概念在貝林格手中發生了變化。在貝林格之前,人們大多把犯罪定義為“具有違法性和有責性的使用刑罰威脅的行為”。在那里,符合行為構成性被包含在“使用刑罰威脅”之中,貝林格認為,這樣的表述是“含糊不清的”。[8]P181并進而將本體性因素轉換成了刑法分則中的具體規定。質言之,在貝林格看來,構成要件不是反映犯罪事實結構的本體性因素,而是刑法分則的概念性或者類型性規定。
與之不同,對于犯罪論體系,前蘇聯學者所采用的構建方法是:從實質的犯罪概念出發,抽象出一個犯罪實體,然后將其按照四個要素進行肢解,因此其犯罪構成體系的構建基礎是犯罪行為(事實),而不是刑法規范。
犯罪構成的性質曾經是前蘇聯刑法學討論的焦點問題之一。正如學者所指出的,本世紀前半期,俄國刑法認為犯罪構成是構成犯罪的要素及其要件的體系(總和);50年代,理論上開始將過去理解的犯罪構成“一分為二”:一是現實的現象,是犯罪的核心、犯罪的結構;二是立法模式或科學抽象。特拉伊寧認為,犯罪既是客觀實際,又是犯罪的法律定性,所以他被指責出爾反爾。皮翁特科夫斯基也指出,法學家既把犯罪構成概念用來表示要件的總和,這些要件說明一定的犯罪符合刑事法律,又用來表示符合這些要件的具體行為。[16]P175-176這種一分為二的思維模式使得蘇俄刑法學陷入了矛盾境地。一方面,蘇俄刑法學無法不將現實的現象作為犯罪的核心,因為犯罪構成體系本身就是以犯罪的現實形態為基礎的;另一方面,蘇俄刑法學也無法舍棄刑法的規定,因為舍棄刑法規定意味著再次回歸到法律虛無主義,那將意味著歷史的倒退。所以,當代俄羅斯刑法學家在將犯罪構成視為客觀危害社會的行為的事實構成的同時,認為在現實中只有立法者在刑法規范的處理中描述它的要件之后,它才成為犯罪構成。犯罪構成和犯罪本身同時既是事實現象又是法律范疇[16]P177。
與蘇俄相似,我國刑法學者也普遍認為,犯罪構成既是概念又是事實現象,且賦予其的哲學基礎,將這種理解視為法律觀的必然結論。因為馬克思認為,法律是事物的本質的真正表達者,因此,事物的法的本質不應該遷就法律,恰恰相反,法律應該去適應事物的法的本質。[18]P139筆者認為,這種理解是存在問題的。馬克思從社會物質生產方式決定上層建筑的原理出發,認為法律系統必然受到經濟基礎的影響,這是在歷史的視野中考察法與社會現實的關系,無疑是正確的,但其并非在任何語境中都具有普適的正確性。在司法過程中,這種觀念就必須受到法治原則的限制。因為在成文法國家,法治原則要求司法者依靠法律文本進行司法實踐,而僵硬的法律文本與多變的社會現實之間必然會發生沖突。當二者沖突時,司法者顯然不可能于每個案件中都去糾正法律文本出現的問題,很多問題只能留待立法者解決。因此,以實體行為(事實現象)為構建基礎的蘇俄犯罪構成體系與我國犯罪構成體系都是無法兼顧刑法規定的。
(三)體系構建的價值與功能
如上所述,大陸法系犯罪階層體系進化的一條主線就是刑法價值與原則的導入。在犯罪階層體系中,刑法價值與原則的作用非常之大,堪稱體系的靈魂。德國之所以發展出以構成要件為核心的犯罪階層體系,就在于罪刑法定原則與人權保障的價值選擇。舉例而言,在犯罪階層體系的內在結構中,“構成要件該當性”之所以一直被置于“違法性”和“罪責”的前面,就是為了彰顯刑事制定法的決定性作用,實現無法無罪的目的;又比如,在違法性階層和罪責階層的判斷過程中,都采用消極出罪的方式進行,即實際上不是在進行積極的違法性/有責性判斷,而是在考察是否存在違法性/責任阻卻事由,這無疑也體現了刑事司法對審慎原則的遵循和對被告人人權的保障。
蘇俄犯罪構成體系則無論就起源還是發展而言,都沒有顯示出刑法價值與原則的作用。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蘇俄犯罪構成體系一方面形成于與刑事社會學派和法律虛無主義的斗爭之中,刑事制定法的地位并不高,或者說,重視刑事制定法的罪刑法定原則等刑法原則在蘇俄刑法學中難以得到實質性的貫徹;另一方面,前蘇聯學者由于在刑法學研究中不科學地套用理論,致使其理論研究與現實的司法實踐相脫節。
結語
通過上述考察與分析可以發現,前蘇聯與我國的犯罪構成體系與大陸法系傳統的教義學體系存在較大的差異。相較于大陸法系的教義學體系,前蘇聯與我國犯罪構成體系的最大弊端就是與具體的司法實踐脫節,或者說缺少精致的方法論。按照德國學者的觀點,體系化為科學化所必需的“方法”,此所以“方法上”(methodisch)與體系上(systematisch)常被使用為同義語。[13]P431大陸法系犯罪階層體系的提出,實際上是將犯罪成立的法律條件按照一定的目的進行安排,從而約束體系的使用者以使定罪結果具有可預測性。正是在此認識基礎上,犯罪階層體系之構成要素——構成要件該當性、違法性、有責性——的判斷是三重層層遞進的評價活動,都是基于司法者立場對行為事實的評價。但前蘇聯與我國的犯罪構成體系卻沒有顯示出這種方法論的意蘊,犯罪構成的四個要素僅僅是從四個方面解說犯罪的實體概念,而不是展示定罪過程中的法律適用。
由于歷史的原因,我國刑法學受到了前蘇聯的巨大影響,刑法學研究缺少規范氣息,大量政治性、社會性的內容充斥其中。與此相關,缺乏嚴格意義上的刑法教義學,這不僅是我國當下犯罪論體系及其問題產生的主要致因,而且構成了未來犯罪論體系改革的深層障礙。
由此,強化刑法教義學的研究,對中國刑法學的發展來講或許是無可回避的。也只有在此基礎上才能更進一步,尋找到改革我國犯罪論體系的科學路徑。
注釋:
①如2003年、2005年在濟南兩次舉辦的“犯罪理論體系國際研討會”,2006年在深圳舉辦的“第三屆全國中青年刑法學者專題研討會暨‘犯罪論體系’高級論壇”,2007年在北京舉辦的“全球化時代的刑法理論新體系”國際研討會等。
②我國犯罪構成體系受到前蘇聯犯罪構成體系的巨大影響,后者的前身則是由俄國學者塔甘采夫從德國引入的。
③法律教義學與法哲學的最主要區別就在于:法律教義學為自己樹立了一個權威,即制定法,因此不對制定法的好壞做過多的批判,相反,法哲學試圖找到一種“至善”的法,因而其研究的范圍并不拘泥于現行的制定法。關于兩者具體的區別,參見[德]阿圖爾·考夫曼:《法哲學、法律理論和法律教義學》,鄭永流譯,載《外國法譯評》,2000年第3期。
④需要指出的是,雖然塔甘采夫體系與后繼的前蘇聯犯罪構成體系形式上較為相似,但二者在構建方法與哲學基礎上并不完全相同,甚至可以說大相徑庭。其主要原因在于,塔甘采夫的犯罪構成體系以形式的犯罪概念為基礎,前蘇聯學者則從實質的犯罪概念出發進行犯罪論體系的建構。對此,后文有詳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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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性血液病患者由于其疾病本身的原因及抗腫瘤藥物的使用,導致機體免疫缺陷,尤其在聯合化療后,機體免疫造血功能受損,引起極為嚴重的、甚至是致命的醫院感染[1],因此血液病患者是醫院感染的高危人群之一,重點的監測對象,其感染率明顯高于我國醫院感染率;為降低其感染率及病死率,提高患者的生存質量,延長壽命,分析其易感因素,采取相應的對策,顯得十分重要,現對我院患者中發生醫院感染52例患者進行回顧性分析,旨在探討惡性血液病醫院感染的臨床特點,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本組52例,男29例,女23例。年齡7~75歲之間,平均年齡42.5歲。全部病例經骨髓細胞形態學、免疫學、病理學確診。急性非淋巴細胞白血病10例,急性淋巴細胞白血病6例,骨髓異常增生綜合征9例,慢性粒細胞白血病5例,慢性淋巴細胞白血病5例,毛細胞白血病1例,多發性骨髓瘤4例,惡性組織細胞病3例,惡性淋巴瘤9例。
1.2 醫院感染診斷標準 按衛生部醫政司醫院感染監控協調小組提出的診斷標準。
1.3 方法 對52例惡性血液病患者126例次的住院院內感染病例的感染率,感染部位、致病菌、與感染相關的死亡率、合并慢性疾病與感染相關的情況、感染與惡性血液病是否緩解的關系、以及化療后白細胞總數與感染的關系,進行了回顧性分析。
2 結果
2.1 感染率 52例患者住院126例次,81例次發生院內感染,感染率64.3%。
2.2 感染部位 呼吸道感染30例次,泌尿系感染6例次,血液感染5例次,皮膚感染11例次(其中包括穿刺部位感染4例次),口腔感染5例次,消化道感染15例次,肛周感染6例次,水痘1例,帶狀胞疹3例,單純皰疹3例次。原因不明的發熱10例次。
2.3 病原體 126例次院內感染,共做各種標本細菌培養189例次,57例次培養陽性,陽性率30.2%,共培養出致病菌62株,大多數以條件致病菌為主。
2.4 與院內感染相關的死亡情況 52例患者住院期間死亡34例。與感染相關的死亡26例,感染相關死亡率76%。
2.5 住院時間與醫院感染的關系 醫院感染率隨住院時間延長而逐漸增高,住院時間>30 d者感染率明顯高于
2.6 院內感染與是否緩解的關系 緩解期住院38例次發生感染12例次,感染率35.2%。未緩解期69例次,感染56例次,感染率81.2%,以上結果提示感染與原發病是否控制有明顯關系。
2.7 院內感染與白細胞的關系 中性粒細胞2.0×10.9/L,108例次,感染56例次,感染率51.8%;中性粒細胞
3 討論
惡性血液病由于機體各內臟功能減退,而且合并一些慢性疾病,特別是糖尿病、惡性腫瘤。放化療的應用可直接導致機體免疫力下降,加上糖皮質激素的應用又可加重感染。醫院感染發生率本組高達64.3%年惡性血液病患者一旦發生院內感染,病情往往很重,是導致死亡的主要原因。本組感染相關死亡率高達76%。致病菌以革蘭陰性桿菌為主,其次為真菌及革蘭陽性球菌,革蘭陽性球菌以金葡菌、表皮葡萄球菌為主占。病毒感染也較常見,以帶狀皰疹病毒、單純皰疹病毒為主。從感染部位上看呼吸道感染最多,其次為皮膚感染。住院時間與醫院感染密切相關,隨住院時間延長,暴露機會增多,發生醫院感染的危險性越大,醫院感染發生率逐漸增高,這與患者接受多次化療使免疫力下降,住院期間使用廣譜抗生素,以至于機體菌群失調及耐藥菌株的產生有一定關系。院內感染的發生與原發病是否緩解及化療白細胞減少的程度有明顯的關系,緩解期發生院內感染明顯低于未緩解期,白細胞總數低于1.0×10.9/L的患者全部發生感染。
為減少惡性血液病醫院感染的發生,提高醫療質量,首先改善醫院環境,加強環境保護,是重要的措施之一,當化療后白細胞總數減低時就應警惕感染的發生,當粒細胞缺乏期,有條件時住無菌層流病房,可明顯降低感染率及死亡率。嚴格無菌技術,強化消毒觀念,合理用藥,避免不必要的侵襲性操作,有感染征象時及時做出病原學檢測,早期足量的應用抗生素,合并慢性疾病特別是合并惡性腫瘤、糖尿病免疫功能低下,一旦發生院內感染除以上措施外,支持治療、改善機體的免疫狀態,顯得非常重要。
參 考 文 獻
[1] 郭旭霞,張慧智,紀愛芳,等.惡性血液病醫院感染因素分析.中華醫院感染學雜志,2002,12(3):193-194.
一、不同水平課堂一致性關系論述
預期課程與實施課程之間,以及評價與達成課程之間一致性等共同構成改革標準統計績效,尤其在小學數學學業評價期間,這部分內容將作為一切教學活動的出發點而排列. 結合大量實踐經驗分析,透過不同水平課堂一致性系統調試,預期與評價課程關系和諧匹配,進而直接影響后續課程改革效率,決定學生成就檢視的可信程度. 我國實施新課程改革活動核心動機在于克制學業評價瓶頸限制因素,基于知識傳授傾向于學生主動跟進態度分析,使得基礎知識與技能習得過程成為當下正確價值觀精準演變流程. 課程評價改革相對重視技能選拔功能,其間不同評價結果都必將促進學生系統化發展,而教師階段實踐整改經驗也相對豐富起來. 新課程改革目標理所當然過渡成為課程標準一致性鑒定的基本框架,不管是課堂功能或是結構狀態,都不會單單注視知識灌輸效率,而是將核心注意力投射在個體發展實力之上,確保其今后建設正確情感與價值觀基礎. 這就對課程實施提出更加嚴苛的要求,就是盡量維持課程實施的有效性,杜絕階段引導目標設置的模糊跡象. 透過客觀層面審視,我國現行的基礎教育存在較強的精英主義傾向,盡管高考制度已經恢復許久,但是內部淘汰性教育價值觀卻飛快地異化基礎素質教育發展方向,核心公平價值取向開始逐漸弱化. 現下大部分學校利用少數優等生作為支撐媒介,使得其余學生個體退居邊緣位置并淪為淘汰工具. 如今,素質化教育改革正面向全體學生發展前景加以適當轉變,為回歸公平教育風尚積淀實力,同步供應合理的范式與政策支持. 實際上,新課程改革有必要聯合科教興國戰略去關心每名學生心理狀況與學習質量,保障課程實施同步跟進效率,使得任何個體都能順勢掌握適應社會需求技能.
二、提升小學數學學業評價與課堂標準一致性效果的策略分析
(一)研究方式的確認
目前小學生數學學業評價手段眾多,設計人員須結合既定問題與研究范圍加以確認,杜絕一切憑空想象結果;同時,制定出輔研究方案,針對同一省份不同地區提供教學評價標準,穩定既定教學狀況. 再就是確認分析對象,包括量化處理的主題以及教師素質結構等. 學業研究的重點應該投放在小學數學教學一致性認知層面之上,包含教師命題考試期間對知識的整體把握程度以及學生吸納效率等,必要時結合教育部門實際規定評析學生學習狀況.
(二)小學數學課程改革效率推動
學業評價與課堂標準一致性鑒定任務,具體是指學生依照既定課程完善指標進行自我調適,特別是在規范評價細節層面上,要聯合實際教學類型加以審視. 隨著社會結構不斷調整,我國大部分地區在執行課改任務期間都已經獲得合理成效,透過對不同地區學生成績加以精確考核而提煉考察數據. 現實記錄結果中如若學業評價無法及時完善,就會直接制約學生標準執行能度,其中各類影響因素都將被完全忽視. 所以,我國現下小學數學教師在開展學業評價工作過程中,應該透過程序進行規范式引導,確保在評價環節中發現不同學生素質、技能應用問題,為日后數學思維拓展成就廣開方便之門.
(三)學業評價期間相關問題審視
針對數據格式加以解析,可以穩定學生學業價值拓展效率. 教學環節中,有關學生全面發展以及自我價值都應該得到有力凸顯,其間提倡應用多種手段加以評價,提升不同任務銜接細密程度. 按照大眾視角審視,學業評價包括教學質量、階段素質表現等內容,結果樣式不盡相同.
(四)最終評價結果的系統反思
結果:應用血液分析儀對血小板檢測的影響因素較多,不僅需要正確的操作,同時還需要排除各種因素的干擾,并且需要采取復核的必要措施,才能確保檢測結果準確可靠。
關鍵詞:血液分析儀 血小板 假性異常 影響因素
【中圖分類號】R9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671-8801(2014)04-0369-02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隨意選取2011年8月-2013年8月在我院就診的血小板異常的患者80例,對他們的血液標本檢驗資料進行回顧性分析,其中男61例,女19例,年齡22~70(38.12±7.63)歲。排除標準:①嚴重肝、腎功能不全;②其他全身性疾病,如糖尿病、惡性腫瘤等;③年齡>70歲。
1.2 方法。
1.2.1 檢測方法。在患者的肘靜脈抽取2.0mL靜脈血,注入真空采血管,充分搖勻后在2h內完成全部檢測。根據血分析儀檢測結果,作出血小板直方圖。
1.2.2 分組方法。依據血小板的直方圖與平均紅細胞體積(meancorpuscularvolume,MCV)以及平均血小板體積(meanplateletvolume,MPV)等參數,將全部80例患者篩選后分為A組35例(正常體積的血小板者),B組9例(大血小板者),C組13例(血小板出現聚集者),D組15例(小紅細胞出現干擾者),E組8例(紅細胞碎片出現干擾者);選擇儀器法及手工法對血小板的計數結果進行對比。
1.3 統計學方法。應用SPSS13.0統計軟件進行數據分析,計量資料用均數±標準差(X±S)表示,血分析儀與顯微鏡檢測結果的組內比較采用t’檢驗,P
2 結果
在A組35例患者血標本中,用儀器檢測血小板計數的結果為(314±151)×109/L,用顯微鏡計數的結果為(308±147)×109/L,兩種檢測結果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t'=0.126,P>0.05),并且血小板直方圖為正常。而B、C、D和E組中儀器檢測結果和顯微鏡的計數結果有統計學意義(P
3 討論
在正常情況下,所用血液分析儀往往對血細胞進行識別,會出現體積的明顯界限,其血小板為2~35fL,而紅細胞則在30fL以上,所以紅細胞以及血小板的脈沖信號往往出現部分交叉,為了保證其血小板的計數質量,采用直方圖以及警告提示能夠幫助發現其出現異常的情況,因此往往需要認真分析患者血小板的直方圖所呈現的變化,同時結合患者MCV值再予以分析。如果MCV在70fL以下,其血小板的直方圖出現異常時,則一定要以手工法來計數其血小板,并且應用顯微鏡方法予以復檢,從而確保其結果的準確性。如果血小板的計數出現異常或者直方圖出現異常,則需要重新收集血樣標本予以測量,包括顯微鏡的計數以及血片的形態分析,最終使得到的信息資料真實可靠。
很多因素能夠引起血小板計數呈假性降低:①由于穿刺的部位與深度以及在擠壓時其組織液的混入,甚至混均不夠及時,包括血小板受到擠壓刺激導致損耗,均能引起血小板結果的假性降低。②在臨床上應用ATP對患者進行治療后,其血小板也容易出現聚集,甚至血小板計數的降低,由于ATP分解會產生大量的ADP,而ADP為血小板的聚集誘導劑,能夠使血小板出現導致計數失真。③乙二胺四乙酸(ethylenediaminetetraaceticacid,EDTA)也能夠引起血小板出現假性降低。這主要是由于其EDTA在室溫的條件下,均能夠導致患者血小板對其EDTA呈現出凝集的依賴性。④大體積的血小板能夠導致患者血小板計數出現減少,主要為分析儀對較大的血小板不能夠識別所致。⑤高原低氧的環境對患者血小板也會產生一定的影響,主要原因為缺氧導致紅細胞的血紅蛋白出現代償性的增多,引起全血的黏稠度增大,而血小板在該情況下則容易發生聚集與黏附,最終血小板出現假性減少。⑥血小板的衛星現象也能夠導致血液分析儀的血小板計數出現假性減少。
同樣有很多因素能夠引起血小板計數呈假性升高:①大多數患者在缺鐵性貧血時,紅細胞呈大小不均勻狀態,大多數系小紅細胞,而小紅細胞則接近于其血小板所分布的范圍內,所以儀器識別原因引起血小板呈假性增高。②部分患者在抽血后進行血小板測定,顯示其數目偏低,而放置半小時后再予以測定,則數目正常,其原因可能為放置一段時間后,其血小板能夠出現逆聚集。③紅細胞碎片能夠引起其血小板的計數出現假性的增高,并且在實際工作中,經常會發現其溶血未達到完全的標本,還有些患者甚至呈溶血性貧血狀態,而其標本中血小板計數則呈明顯的偏高,主要由于紅細胞的碎片同血小板相混淆,但分析儀還無法進行識別,引起血小板計數呈假性增高。④應用全血分析儀時,其微孔故障同樣能夠導致患者血小板計數出現假性的增高。
對血小板進行復核最關鍵的環節是血膜的制備良好,也是保證其復核血片達到質量要求最重要的環節,通常良好的血膜需達到的要求為:頭體尾的分布均勻,并且厚薄適宜。在染色時保證室溫較低,要適當地延長其染色時間。而以手工法復核血片關鍵程序則是某一張血片需進行完整的瑞氏染色,還需予以低倍鏡對整張血片進行觀察,其血小板數量同儀器計數是否達到大致相符,之后需觀察成熟紅細胞的大小,觀察是否有紅細胞的碎片,在最后觀察血小板是否出現聚集,以及大血小板是否存在,最終才能得到可靠的檢測結果。
綜上所述,應用血液分析儀對血小板檢測的影響因素較多,不僅需要正確的操作,同時還需要排除各種因素的干擾,并且需要采取復核的必要措施,才能確保檢測結果準確可靠。
參考文獻
1.社會需求的現狀分析
隨著教育的創新及發展,我國高職藝術設計專業在傳統美術教學中得到了系統性的提升。對于高職院校而言,其人才培養的目標是為了提供更多適應性的創新人才,因此,在教育中應該將我國的基本國情作為基礎,構建創新性的人才培養機制。而且,伴隨邊緣科學以及服務行業的創新發展,社會環境下不同部門對不同職業的發展需求產生了一定的轉變,在很多專業課程設計中,并不是單純的設計教學,使藝術設計課程呈現出多元化的發展變化。
2.設計角度的現狀分析
在社會環境多元發展的環境下,信息化社會的組件在某種程度上會為社會的運行及發展構建出全新的發展環境,不同信息技術的出現為藝術教育的創新及發展提供了創新環境。在設計本質上分析,其服務體系的設計不在只是強調其服務性的功能,而是更注重一種創新性的理念需求,在這種環境下,也就意味著高職院校中的藝術設計專業應該轉變原有的教學理念,構建創新性的教育機制,在滿足設計理念的基礎上,實現藝術設計專業的綜合性發展。
3.學生自我需求的現狀分析
在學生自我需求角度中分析可以發現,現階段藝術專業學生的自我需求發生了系列性的轉變,不同時代的學生在成長的過程中都會擁有自己較為鮮明的特點。對于當前藝術院校的學生而言,他們思想活躍、理念開放,而且具有十分豐富的想象能力,他們在學習的過程中對全新的事物充滿渴望。但是,由于不同因素的限制,他們在成長及學習的過程中,藝術的追求及感知能力相對較弱,這種現象的出現也就為學生專業能力的提升造成了制約。
二、高職院校藝術設計專業可行性教學模式
通過對廣東職業院校藝術教學現狀的分析,在教學優化的過程中應該構建可行性的教育創新理念,并做大以下幾點內容:
1.構建專業性的高職藝術設計人才培養目標
隨著信息時代的發展,信息化產業的出現使企業對人才綜合能力的需求逐漸提升,因此,在這一環境下,高職院校在專業性藝術人才培養中,就應該認識到這些因素,通過對設計元素的靈活運用,構建創新性的教育理念。而且在人才培養的過程中,高校教育人員應該掌握時展的基本需求,注重社會經濟發展的基本現狀以及市場的全新需求,從而為創新性人才的培養提供有效依據。與此同時,在市場經濟多元化發展的基礎上,高職院校也應該培養“一專多能型”的專業人才,隨著不同行業的滲透性發展,傳統教學中的單一教學模式已經不能滿足教育的基本需求,在設計行業運行中,對藝術人才的需求逐漸擴展。
2.有效明確高職院校藝術專業人才培養的目標
在高職院校教育創新及發展的過程中,應該通過專業性人才的培養構建向導性的教育創新理念,也就是在人才培養的基礎上,提升學生的動手操作能力以及工作協調能力,從而為人才的培養明確目標。高職院校教育中,也應該在強化學生專業能力的基礎上,結合學生的實際能力進行教學目標的設計,并在藝術設計課程基礎上,注重提高學生的綜合素養,激發學生的創新思維,使學生在專業課程操作的基礎上,明確課程的基本目標。而且,在人才培養的過程中,教育工作者也應該明確課程目標的具體內容,幫助并引導學生掌握最基本的知識技能,通過課程方案、課程實踐以及課程評價等環節的設計,使學生在學習中掌握專業性的教學理念,強化學生與教師之間的交流,并為藝術專業教學活動的創新奠定良好基礎。
3,有效調整高職藝術設計專業的課程結構
構建系統化的課程設計機構是現階段藝術專業課程創新的基礎,通過必修課程與選修課程的充分結合,實現教育目標的創新性發展。文章將廣東省某高職院校藝術專業課程的創新作為基礎,對其選修以及限選課程進行了分析,其具體的課程模塊如表一所示。
一、研究背景
隨著現代信息技術高速發展,我國外語教學方法的研究和實踐出現空前活躍的局面,并且已經在教與學等諸多方面多有改進,教學條件的改善、多媒體的應用、教學法也隨之變得更加多樣化,學生的口語表達能力得到一定提高,這種以學生為中心,鼓勵學生積極參與課堂,發揮自己的創造力和想象力,扮演英文戲劇、小品中的角色,把英語學習融入生活中的教學方法受到大多數學生的歡迎。但有些學生認為此教學法是快樂的課堂,空洞的知識。本文從翻譯和聽力的相關性分析這些不同的評價背后之原因,從而期望對今后的教學策略及其教學實踐有指導意義。
二、研究方法
筆者抽取部分學生進行調查,并對其期末成績進行分析。被試對象是北京市一所重點高校的非英語專業50名入學新生,平均年齡為19.8歲,平均學習英語時間為8.1年。這些學生均以中文為母語,他們在大學中使用的是同一種英語教材。本文的數據來源于問卷調查、與學生交談及其期末考試成績(80分以上為高分組,80分以下為低分組)三種形式,采用SPSS統計軟件包進行數據管理和分析并對其期末成績進行統計。
三、調查結果與討論
表一是對學生在一次期末考試中各個部分的成績的整體性描述。Mean代表的是均值, Std.Deviation指代的是標準差,N指的是數量。從中可見聽力與翻譯的標準差最高,因此聽力和翻譯也是兩極分化最嚴重的兩部分。為探究其原因, 筆者對翻譯與聽力分別對高分組和低分組進行分析,從而得出相應教學策略。
結果發現在高分組中翻譯和總分的相關系數為0.097,低分組聽力和翻譯的相關系數為 0.602。可見在低分組中翻譯與總分相關系數值很大,為顯著相關。翻譯是最能體現一個人的基礎的綜合考察題型,尤其對于低分組的同學,要想學好英語,提高翻譯水平勢在必行。
而高分組的同學翻譯和總分的較低相關系數值,說明高分組的翻譯水平依然參差不齊,高分組的同學,一樣需要加強類似翻譯的基礎訓練。高分組的聽力與低分組的聽力為正相關,而低分組的聽力與翻譯卻為負相關,結合表一、表二,采取了與學生談話調查的方式,發現高分組在做聽力時,大多不是在邊聽邊翻譯,而低分組在做聽力時卻在潛意識里邊聽邊翻譯,因此跟不上聽力的速度導致聽力分數不高。
筆者同時對學生目前覺得最需要加強的部分進行了調查(見表四),發現無論是高分組還是低分組大多數學生希望提高自己的口語。很多學生紛紛表示自己對口語沒有信心,但問到如何提高口語時,大部學生認為多說即可或是不清楚。但是很少學生能注意到深層次的原因, 導致口語雖然流利,但句子錯誤百出。表達一些稍微復雜的事物,經常造成詞不達意的現象。因此提高學生的英語水平,應該從基礎抓起,提高被認為是次要地位的翻譯與聽力水平。為了迎合學生的需求教師常常過多在翻轉課堂中加強口語訓練,如角色扮演,小品、戲劇表演等,雖在短暫的時期內受到了學生的喜愛,但是因有時忽略了英語本身的基礎知識的學習而使學生下課后覺得毫無收獲。課堂中學生的期待和所急需提高的基礎學習之間的矛盾使得英語學習并未達到預期效果。
四、結論與建議
從聽力與翻譯的相關差異分析得出在今后的教學中要加強對基礎教學如翻譯的重視,思考如何更好地提高翻轉課堂的有效性。
第一,對于低分組的同學可以在初級階段不要過分要求他們用英文思維,不妨把漢語作為語言的中介逐步實現用英文的思維的習慣同時,加強翻譯的練習,提高他們對英語與漢語之間文化、用詞、語序等差別的領悟,從而提高對英語的語感;在教學時可以適當加入中文,以加深他們對文章的理解。在用英文授課時,因低分組的同學在漢英語的轉換過程中需要一個過程,所以語速不可過快。但經過一段時間的學習,應該漸漸加快語速,使這部分學生習慣英文的思維習慣,從而提高聽力。同時,采取多鼓勵的方式,給予適當幫助,以盡快提高他們的英語水平。
第二,對于高分組的學生,需要著重培養學生自主學習、合作探究的能力。教師在課堂上積極組織和引導學生進行自主、探究和合作的學習,通過大量翻譯練習,鞏固其基礎,并輔以相應的翻譯理論與翻譯策略,幫助其活學活用,提高其對翻譯的領悟能力。同時,要注意提醒他們戒驕戒躁, 輕視基礎學習的情緒,為其今后取得更好的成績打下堅實基礎。
第三, 教師一方面要有扎實得理論知識,需要不斷提高自己的技術素養,恰當靈活地運用多媒體輔助手段為教學服務。另一方面,需要營造民主、和諧的課堂氛圍。在課堂上積極與學生互動、課下交流,不斷與學生溝通,不斷對自己的教學方法進行反思、揣摩與實踐; 把如何學習英語貫通于知識點的學習中,把基礎知識與學生的興趣點相結合,才能取得滿意的教學效果,實現師生共樂的課堂。同時,要培養學生的跨文化意識,將文化與翻譯、文化與聽力緊密結合,提高學生學習英語的興趣,為其融入國際化社會做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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