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表云整理的11篇農業新技術論文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

篇（1）

1.1頻振式殺蟲燈

頻振式殺蟲燈主要是利用光、波、色、味4種方式誘殺害蟲的一種物理防治方法，無污染，對人畜無毒，對鱗翅目、鞘翅目、直翅目、半翅目、同翅目、雙翅目及膜翅目等40余種害蟲具有良好的誘殺效果，當前已被廣泛應用于農業生產中。某區自利用頻振式殺蟲燈以來，蔬菜田棉鈴蟲的田間落卵數量以及蟲量明顯降低。試驗數據表明：掛燈區平均落卵2.8粒/百株，無燈區為12.2粒/百株，約降低了77%；掛燈區平均蟲量1.5頭/百株，無燈區7.9頭/百株，約降低了81%。可見頻振式殺蟲燈對蔬菜棉鈴蟲的控制效果非常明顯。利用頻振式殺蟲燈防治害蟲，在消滅大量害蟲的同時，能減少來年蟲口密度，最大限度減輕害蟲對農產品帶來的危害；能夠減少化學防治次數和噴藥量，進而減輕對農產品和環境的危害；根據誘殺結果，可對害蟲發生趨勢做出預測，有利于提出預防措施，實現對來年病蟲害的科學防治。

1.2黃板

黃板誘殺技術是利用害蟲趨黃性誘殺農業害蟲的一種物理防治技術，綠色環保、成本低、可自制，可在蔬菜地、茶園、果園中使用，主要用于防治茶蚜蟲、潛蠅成蟲、粉虱、薊馬等小型昆蟲。在田間使用的時候，可用竹或木細棍支撐固定，棋盤式分布，懸掛方向以東西向為宜，只要方法正確，就會有很明顯的防治效果。以某區蘋果園為例，在果樹開花前懸掛16.5cm×25cm黃板，掛上之后不摘除，6月下旬收回檢查發現黃板誘集蚜繭蜂的效果最為明顯，調查益害比為1235：192=1：0.16。可見黃板具有良好的生態效應。

1.3性誘劑

性誘劑是利用昆蟲成蟲性成熟時，釋放性信息素引誘異性成蟲的原理，將有機合成的昆蟲性信息素化合物用釋放器釋放到田間，通過干擾雌雄減少受精卵數量，達到控制靶標害蟲目的的新型綠色防控技術。該方法成本低，操作簡單，無毒無污染，主要防治對象是小菜蛾、煙青蟲、斜紋夜蛾等害蟲，符合生態農業發展目標。陜西鳳翔縣蘋果栽培中，未使用性誘劑前，每年食心蟲發生面積約為總面積的76.92%，農藥使用量和投入費用以及人工投入費用很高。使用性誘劑后，群眾每年只需防治3次就能將害蟲控制在一定范圍內，商品果產量平均提高了364kg/667m2，農藥使用量及相關費用都大大降低。

2防蟲網阻隔技術在生態農業中的應用

防蟲網阻隔技術是以物理阻隔方式阻隔害蟲進入危害和繁殖。采用防蟲網阻隔技術不僅能夠阻隔害蟲繁殖，還能適當調節小生境中溫濕度，對炭疽病、軟腐病等有一定的預防效果，適用于生態農業生產。實際生產中可采用22目的防蟲網，對于煙粉虱，可采用30～60目的防蟲網。比如，江蘇省目前以小白菜為重點的防蟲網覆蓋栽培蔬菜面積在不斷擴大，農戶純收入也不斷提高。當前，該項技術已成為一項成熟、高效的現代農業技術，已被列為江蘇省農業技術主要推廣技術。

3植物保護新技術在生態農業中的實施方式

實施植物保護新技術時，單純使用物理防治技術顯然不能達到良好的防治效果，必須物理防治、化學防治、生物防治、生態防治等多種手段相結合，對于化學防治，應盡量限量的、科學的使用農藥藥劑，確保農產品安全、無污染的生產。為了保證植物保護新技術的更好實施，首先，應建立準確的病蟲害測報系統和監測點，有關工作人員分工協作、全面監測、全面總結、科學研究，及時掌握害蟲和疾病的發生、發展動態，并及時、準確地將情況匯報給相關部門，以及時采取預防措施，將損失降到最低。其次，建立專門植物保護控制隊伍，為農民提供更為專業的服務，將植保新技術、新技能傳授給他們，使他們能夠做到病蟲害的科學防治。再次，加大宣傳力度，讓農民朋友正確認識到，發展生態農業的重要性和利用植物保護新技術的意義，使其具備最根本的病蟲害防治技能，為公共植保、綠色植保目標的實現奠定基礎。

篇（2）

1信息技術缺乏

因為農村實用網絡技術的不多，這樣就導致信息技術產品與信息服務產業化的水平不高，因為信息產業公司就是面向農村發展了，但是使用的人太少甚至是無人使用，這些技術根本就沒有必要。就因為信息技術缺乏了，根本就不能滿足現階段農村的需要，不能滿足農業的科研、生產、教學以及管理上的需要。

2計算機使用較少

計算機作為接受信息的重要方面，在農業上應用還是比較少的，總體來說處于較低的水平。這個其中最大的一項就是農村文化偏低，大部分都是初中小學畢業，甚至還存在一些個字不識的文盲。

3信息人才缺乏

農村的信息網絡欠發達，造成了信息交流落后。這樣很多人都對信息化的東西不感興趣，造成了專業人士比較缺乏。尤其是既要懂得計算機網絡的人才，又要懂得農業技術的人才更是缺乏。這樣，就導致農業信息化得不到發展或者發展緩慢。

二完善農業經濟信息化具體措施

1建立信息資源共享

要進一步加快信息標準的制定與實施，讓涉農部門的信息交流共享，這樣才能大力推動農業信息網站、系統以及信息資源的整合和集成。只有這樣，才能夠實現涉及到的農業公共數據的兼容與共享。同時，還要加強農業信息的推廣，讓農戶快速的了解最新的農業信息。這樣才能改變目前的農業宏觀信息多以及微觀信息少的情況，才能夠改變生產性的信息多、市場性的信息少，全國性的信息多、區域性的信息少的現狀。

2對信息化服務方式

創新要加強農村信息化的基礎設施，就必須要對服務方式進行創新。這個方面就要結合我國農村的實際情況，充分利用已有的電視和電話的普及率，來發展電子信息網絡。充分利用現階段電話和電視采用的信息服務模式，來服務與信息化的需求。

3加速信息技術的應用

進一步加強數字農業建設，促進信息技術的應用是關鍵。只有通過數字農業將信息化帶動市場化，推進農業的產業化，讓農業經濟得以真正提高。這方面是需要政府出臺政策，積極的創造良好市場環境。同時，還要鼓勵與支持社會各界力量開展農業信息服務，逐步推進農業經濟的信息化。

4對應用系統的創新

對于創新來說，主要從農產品的預警、市場監管以及農場科技的信息服務三方面著手，大力推進農業經濟信息化，實施全面的創新。首先是建立農產品的預警系統，要盡快實現農產品的生產和市場需求以及價格進行動態跟蹤和檢測，防止出現大批了生產出來之后卻賣不出去的局面。對農產品的需求量的預測和未來價格預測，避免出現跟風的現象。最近幾年就出現過類似的現象，很多人看西瓜賣的紅火，就盲目跟風都去種植，結果等到出售的時候才發現西瓜已經過剩了，造成價低甚至賣不出去。只要建立了農產品預警系統，就能夠正確引導農戶統籌安排，合理種植。其次要建立全面的市場監管，對于生產的物品進一步監督，對于種植過程中的農藥和其他一些有隱患的藥物的使用，進行全面的監管，確保生產出真正的綠色食品。這種實例很多，很多農戶為了產品有個好賣相，就違規打了很多藥物，確實改變了產品的賣相，卻嚴重影響了人們的健康。比如，西紅柿賣之前打上崔紅素。這就需要進行嚴格的市場監管。最后，完善農場科技的信息服務。這樣可以讓農戶通過信息了解到全國的生產動向，能夠全面了解全國的農產品批發狀況。

篇（3）

2文獻回顧與研究變量

2．1文獻回顧

接力創新的淵源可以追溯到Pavitt對“基于科學的高科技部門”的論述［6］以及國家創新系統中“基于科學的體制”［7－8］。“模式2”等理論也強調了“后現代”社會中科學研究與創新的交互作用［9］，并進而形成“三螺旋”模型所描述的大學承擔企業功能、企業承擔學術功能的現象［10］。這些經典研究（但不限于這些研究）事實上分離出一類基于科學的創新。例如：Pisano認為科學的深度參與導致生物制藥是“基于科學的商業”［11］；陳勁、趙曉婷和梁靚指出生物制藥等領域的創新是“基于科學的創新”［12］；對納米產業的研究也佐證了這種特性［13］。那么，這類基于科學的創新如何才能獲得成功？生物制藥創新研究逐步揭示出接力創新這一新型創新模式，給這個命題提供了較為完美的答案。①文獻［3］提出：專家型公司是建立在科學研究的基礎上的、專注于分子生物學研究和現代生物技術研發前端的小型生物技術企業；而核心公司是在新藥的研發、生產和營銷等方面具有綜合組織能力的大型一體化公司。生物制藥源于20世紀70年明的DNA重組技術［14］，當前已成為涉及分子生物學、基因組學、蛋白質組學、遺傳學、生物化學、組合化學、生物信息學、計算科學和納米技術等眾多科學技術的復雜體系［11］。文獻［15］指出生物制藥創新主要來自大學，大學、公共研究機構、盈利性公司等不同類型的組織在創新過程中建立聯系、共同參與創新［16－18］，大型制藥公司與利用生物技術開發新藥的專業化企業之間是合作關系［19］。李天柱、銀路和石忠國等最早提出生物制藥創新中專家型公司與核心公司之間合作的本質是兩者的接力創新，技術轉讓、合同研究、并購、聯盟等常見的合作方式其實是實現接力的具體手段［3］①。在此后的研究中，李天柱等進一步針對生物制藥起源于基礎科學研究的特性，將大學等公共研究機構納入接力創新框架，提出了接力創新的完整概念，分析了“大學－專家型公司－核心公司”之間的主要接力關系和接力方式［1］，并探討了接力創新的一般規律和發生機理，比較了接力創新與合作創新（包括產學研合作）、開放式創新和二次創新等其他典型創新模式的異同及應用思路［2］。雖然接力創新概念的提出時間較晚，但是由于它對基于科學的創新具有重要價值，已引起了一些學者的關注。文獻［5］驗證了信息產業中廣泛存在接力創新且它具有自身的特性；有學者運用接力創新研究了區域創新平臺、新興產業載體等［3－4，20－21］。然而，總體來看，目前關于接力創新的研究主要是基于生物制藥產業開展的，而生物農業產業等其他基于科學的產業是否遵循接力創新及其特性則尚無專門研究。

2．2研究變量

本文旨在驗證前人對接力創新的推斷，但是由于針對農業生物技術的類似研究尚屬空白，因此本文實際上屬于對農業生物技術接力創新的探索。針對這一研究目的，首先，本文將研究問題明確為“農業生物技術是否遵循接力創新，如果遵循，那么是否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及其形成機理是什么”，以避免被海量數據所“淹沒”［22］；其次，除了可從研究問題直接推出的研究變量外，本文并未事前指定其他變量，以防止在研究過程中束縛思想、阻礙新理論的構建；最后，本文借鑒現有文獻的邏輯，但盡量保持開放心態，以免限制研究發現和產生偏差［22］。基于上述思想，根據代表性文獻［1－3］鋪墊的理論基礎，本文利用如下變量研究農業生物技術的接力創新：1）接力創新。接力創新的本質是：能力顯著異質、優勢明顯互補的創新主體共同參與創新，但各主體加入創新過程的時間有先有后，且它們承擔不同的任務，在創新過程中地位平等、缺一不可、各司其職、很少“越界”，主體間的順序接力推動創新獲得成功。也有文獻指出，在新興技術的創新中，能力互補的創新主體通過聯盟等組織間合作方式共同完成創新是一種普遍現象［23］，因此不能認為只要多個主體共同參與的創新就屬于接力創新。為了使研究更加嚴謹［24］，針對接力創新變量，本文提出一個競爭性解釋：農業生物技術不遵循接力創新，實際上只是采取了戰略聯盟等合作創新模式。2）接力關系。接力關系這一變量是參照當前接力創新最為典型的生物制藥產業而提出的，其存在的前提是接力創新變量能夠得到較好的解釋。具體而言，農業生物技術創新過程中可能存在如下接力關系：第一，以不同創新主體之間的知識創造接力為主線；第二，以不同主體之間的知識產權接力為實現手段；第三，以金融接力為支撐，即創新過程中存在不斷有新的資金加入、原有資金退出的接力現象；第四，創新過程中政府支持政策也具有與金融支撐類似的接力現象。3）接力方式。接力方式是上下游創新主體之間實現接力的具體手段。參照生物制藥技術的接力創新，農業生物技術創新的主要接力方式應包括授權許可、平臺技術轉讓、合同研究、并購、聯盟等多種方式。與接力關系變量相類似，接力方式變量存在的前提也使接力創新變量得到較好的解釋。

3研究設計

3．1研究邊界

按照一般理解，農業生物技術是運用基因工程、發酵工程、細胞工程、酶工程及分子育種等生物技術改良動植物及微生物品種的生產性狀，培育動植物及微生物新品種，生產生物農藥、獸藥和疫苗的新技術［25］。該定義指出，農業生物技術建立在以DNA重組為核心的現代生物技術體系的基礎上，從而與其他農業技術區分開來。例如，袁隆平院士發明了“雜交水稻”技術，為中國和世界做出了巨大貢獻，但是該技術沒有利用DNA重組及其他現代生物技術，因此不屬于本文研究的農業生物技術①。

3．2研究方法

案例研究最適合于研究“怎么樣”（how）和“為什么”（why）的問題［24］。案例研究以案例為基礎，從中歸納產生理論，理論的產生完全根植并升華于案例內或案例間的構念之間的關系及這些關系所蘊含的邏輯論點［26］。案例研究可分為單案例研究和多案例研究［27］，其中多案例研究在有效性和普適性方面比單案例研究更具優勢［28－29］，特別是當多個案例同時指向同一結論時，案例研究的有效性更會顯著提高［24］。本文對農業生物技術接力創新的探索正屬于“how”和“why”的問題，適合于采用案例研究方法。考慮到歸納理論的有效性，本文采用多案例研究方法。

3．3數據收集

案例研究中常用的數據來源包括文獻、檔案記錄、訪談、直接觀察、參與性觀察和實物證據［30］，本文采用文獻分析作為數據收集方法。數據收集按照下面步驟進行：第一階段，研讀有關行業報告和資訊收集，找出已進入商業化階段的農業生物技術。在這一階段，國家科技部高新技術司編寫的《中國生物產業發展報告》等權威報告、生物谷②等專業網站提供了最初的篩選范圍。第二階段，針對收集到的農業生物技術名錄，廣泛收集其技術創新過程的信息，獲得大量零散的技術創新片段。在這一階段，除了論文、研究報告等文獻外，維基百科③、谷歌、果殼網④等網站也是豐富信息的重要來源⑤。第三階段，使用三角驗證法確認數據的質量，即研究者可利用多重證據來源和多重研究方法以減少偏見的影響［31］。第四階段，將經過驗證的創新案例片段進行拼接，從而得到完整的案例。在收集數據資料的過程中，筆者還建立了案例檔案和證據鏈以保證案例質量。不可否認，諸如文獻分析這種二手數據收集方法與訪談法、觀察法等相比確實并非最優選擇，這是在現有研究條件約束下所做出的一種滿意決策。由于本文是從總體上對農業生物技術創新進行研究，不以研究每個案例的微觀過程為目的，因此通過上述過程收集的案例資料可以滿足研究要求。待條件成熟時，再進一步利用一手資料驗證本文研究。3．4案例簡介多案例研究所需的案例一般以4～10個為宜［22］，所選取的案例要具有較大的典型性和極端性，并具有獨特的研究價值［32］。本文選擇表1中的8個案例作為研究對象。案例選擇主要基于3個標準：一是盡可能廣泛覆蓋生物農業的相關領域，以提高研究結論的普適性；二是盡量針對典型的農業生物技術及企業，以提高案例的典型性和代表性；三是在滿足前兩個標準的前提下，盡量采用涉及中國企業的案例，以增加對中國的指導價值。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拼接案例受到數據來源的限制，因此肯定還有其他典型案例無法得到，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本文的研究質量，但筆者認為表1中的案例已可以較好地滿足研究需要。

4研究發現

4．1農業生物技術接力創新的特性

表1中的案例具有一個共同特征：一項農業生物技術創新的全過程主要表現為，不同企業先后加入創新過程，分別完成創新鏈上不同環節的任務，創新是通過上下游企業之間的接力傳遞而逐步推進的。這一特征與接力創新的本質是一致的，因此可確定接力創新是農業生物技術的重要創新模式。例如，NaturalIndustries公司在成功研發了生物抗蟲害技術后于2012年被諾維信公司（Novozymes）收購，諾維信公司將此技術應用于水果、蔬菜等農作物種植市場。在這項創新中，NaturalIndustries承擔上游的研發任務，諾維信公司在NaturalIndustries的基礎上繼續完成商業化，屬于典型的接力創新；在諾維信公司和孟山都公司（Monsanto）的聯盟中，諾維信公司負責研究提高抗病蟲害能力、作物產量和土壤肥力的生物土壤改良技術，孟山都公司在諾維信公司研發的基礎上完成田間試驗、注冊與商品化，這也是典型的接力創新；孟山都公司收購Asgrow、Holden等公司的目的是利用這些公司的市場網絡將其玉米、大豆等轉基因育種技術推向美國、比利時等國家的市場，本質上是孟山都公司完成上游的技術研發、Asgrow等公司完成下游的商業化，這也是接力創新的具體表現。表1中的其他案例也遵循類似的接力創新模式。事實上，筆者所收集的案例數量遠超表1中的案例數量，只是很多案例因不夠完整、不夠具體或不夠典型等而未被納入分析，但其中很多案例也表現出上下游創新主體順序接力的特性。必須承認，表1中的案例確實存在多個創新主體參與并廣泛運用聯盟、并購等合作方式的事實，但本質上還是上游主體完成其承擔的任務后，像接力賽跑那樣傳遞給下游主體繼續開展后續任務，因此屬于接力創新而非一般意義上的合作創新，變量1的競爭性解釋可以排除，對生物農業中廣泛存在接力創新現象的支持進一步加強。但是，與生物制藥技術等相比，農業生物技術的接力創新表現出自身的顯著特性。1）農業生物技術的接力創新主要發生在轉基因作物、生物防護等領域，而在生物農藥、獸藥和疫苗等領域出現得較少。即便在轉基因作物等接力創新的易發領域，接力創新也是最近10余年才逐步興起的，一些生物農業巨頭曾獨自在這些領域取得了成功，如孟山都公司推出了保鈴抗蟲棉花等。因此，筆者認為，接力創新是農業生物技術創新的新趨勢，該發現修正了文獻［1］的結論———文獻［1］曾推測生物農業應像生物制藥業那樣普遍遵循接力創新模式。2）文獻［1］和文獻［2］指出，生物制藥技術的創新基本上遵循“大學—專家型公司—核心公司”（如忽略掉大學，則為“專家型公司—核心公司”）順序接力的單一模式。但是，農業生物技術的接力創新明顯分化為3類（如表1所示）：第一類，專家型公司與核心公司的接力，如“NaturalIndustries－諾維信”和“TJTechnologies－諾維信”，這與生物制藥技術的接力創新基本一致；第二類，核心公司與核心公司的接力，如“諾維信—孟山都”、“孟山都—禮來（EliLilly）”及“孟山都—拜爾作物科學（Bayer）”，這與生物制藥技術的接力創新有差異較大；第三類，核心公司與其他中小公司的接力，如“孟山都－Asgrow、Holden”、“孟山都—中國種子集團、河北中業集團”及“杜邦先鋒（Dupont）—山東登海種業”，這與生物制藥技術的接力創新恰好相反。3）農業生物技術的接力創新極少涉及大學，或者說鮮有直接利用大學科學發現的情況———這進一步修正了文獻［1］的結論。文獻［1］曾猜想，農業生物技術與生物制藥技術一樣，創新應直接建立在大學科研的基礎上。同時，農業生物技術創新對專家型公司的依賴相對較弱，很多重要技術都是核心公司研發的。理論上講，農業生物技術與生物制藥技術一樣，其前端研發工作最適合由專家型公司承擔，但這一特性并未得到案例的支持。

4．2接力關系

農業生物技術創新中的接力關系大體上符合變量定義中對接力關系的陳述，但又有不同表現。1）以知識創造接力為主線。接力創新的本質是通過上下游創新主體之間的順序接力，逐步完成創新中最基本的知識創造過程［1］。已證明農業生物技術的創新遵循接力創新模式，因此創新生態系統必然圍繞知識創造及其順利接力進行構建。例如，在“諾維信—孟山都”的接力創新案例中，諾維信公司將自己研發的土壤改良技術知識傳遞給孟山都公司，由孟山都公司繼續創造田間試驗、注冊及商業化等方面的知識。表1中的其他案例也是如此，不再贅述。2）以知識產權接力為手段。在接力創新中，知識產權也是一個與知識創造協同發展的接力過程，知識產權轉移成為創新主體實現接力的手段。在這一點上，農業生物技術的接力創新符合接力創新的一般規律［1］（具體的接力方式詳見下文分析）。3）對金融支撐的接力需求不強。接力創新對金融支撐通常有強烈的需求，如生物制藥需要公共財政、天使投資者、風險投資、核心公司、資本市場等復雜資金接力支撐整個創新過程［1］。在農業生物技術的第一類接力創新中，位于創新鏈上游的專家型公司主要依靠風險投資和公共財政的資金，在創新任務被傳遞到核心公司后主要依靠核心公司的資金和資本市場的資金，因此整個過程表現出一定的金融支撐接力性質。在農業生物技術的第二類和第三類接力創新中，整個創新過程都主要依靠核心公司的資金和資本市場的資金，金融支撐接力的特性并不顯著。總體來看，雖然農業生物技術創新面臨高度的不確定性和風險性，投入巨大、周期漫長，但是對金融支撐接力的需求卻不強烈———這與接力創新的現有理論相比可謂大相徑庭。4）強烈依賴政策支持接力。政府政策在農業生物技術創新中發揮重要作用。以轉基因作物為例：實驗室研究階段需要有利于轉基因實驗、動植物新品種專利保護等方面的政策；育種研究階段需要政府開放對轉基因動植物新品種試驗管制、大規模田間試驗審批等方面的政策；更突出的是，生產和商業化階段的成敗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申報審批、品種審定和證書發放、大規模種植許可及國際貿易管制等一系列有利政策。只有在創新的不同階段分別配置合適的政策且各政策之間無縫銜接，才能為農業生物技術創新奠定良好基礎，任一環節上的政策變化都可能給創新造成重大影響。2012年歐盟質疑孟山都公司的“NK603”轉基因玉米的安全性，曾造成孟山都公司所有的轉基因作物都面臨被歐盟禁止的威脅。政府政策對新興產業創新普遍具有重要意義［33］，但是像農業生物技術這樣對政策支持接力的依賴如此之高是罕見的。

4．3接力方式

農業生物技術的3類接力創新具有相對穩定的接力方式，不像生物制藥創新的接力方式那樣動態復雜。下面針對3類接力創新分別論述。在第一類接力創新中，上下游企業間的接力方式主要是并購。通常是下游的核心公司并購上游的專家型農業生物技術公司，這與生物制藥創新中專家型公司整體出售這一接力方式的相似度較高。采用這種接力方式的一般情況是，上游企業提出創意且技術研發已成型，而下游企業擁有田間試驗、申報審批、市場推廣等一系列加速技術商業化的能力，且下游企業的營銷網絡和顧客基礎規模較大，能使技術在商業化環節發揮更大價值。同時，上游的專家型公司大都是借助風險投資創辦的，通過并購可獲得較高的企業價值溢價，風險投資愿意推動這樣的并購；而下游的核心供公司則擁有充足資金可為并購支付較高價格。諾維信公司收購NaturalIndus－tries和TJTechnologies都屬于這種情形。在第二類接力創新中，上下游企業間的接力方式包括聯盟、技術轉讓、授權許可等，這些方式的本質都是通過簽訂某種契約將知識產權從上游企業傳遞到下游企業，我們統稱為協議合作。協議合作普遍發生在核心公司之間，一般是上游的核心公司提出研發創意且完成基礎研究和實驗開發，而下游的核心公司完成申報審批、市場推廣等商業化工作。其中，如果采用聯盟方式，則會按照企業對創新的貢獻預先約定好利益分配辦法，上下游企業通過分割創新的終端收益獲得各自的回報。“諾維信—孟山都”的接力創新聯盟即是如此；如果采用技術轉讓或授權許可，那么上游企業通常事先劃定下游企業使用技術的范圍和條件，上游企業除了獲得一筆技術轉讓費（或技術許可的門檻費）外，通常還能在未來創新成功后獲得從創新收益中分成的權利。孟山都公司將其轉基因抗除草劑大豆技術許可給拜耳作物科學就采用了這種方式。在第三類接力創新中，上下游企業間的接力方式包括股權收購、合資等途徑，我們統稱為資產聯結。使用資產聯結這一名詞是因為這種接力方式一般發生在上游企業為核心公司而下游企業規模較小的情況下，核心公司掌控全部技術研發及田間試驗、申報審批等后期創新工作，但在最終拓展市場（尤其是拓展國際市場）時面臨較大障礙，因此以股權收購或合資方式控制下游企業，借助下游企業擁有的市場網絡以及對特定市場熟悉等優勢加速技術創新擴散。這種情形與第一類接力創新中核心公司收購上游專家型公司的方向恰好相反、目的也不同，為區別方便稱之為資產聯結。杜邦先鋒與山東登海種業合資成立山東登海先鋒種業有限公司，將其轉基因玉米種子推向中國市場就是以資產聯結方式實現創新接力的實際反映。此外，接力方式變量中包含的合同研究、平臺技術轉讓等典型接力方式并未在生物農業產業中發現相應的案例，這也反映出農業生物技術接力創新的不同之處。

4．4其他發現

除了上述基于3個變量得到的發現外，筆者在研究過程中還發現中國企業在農業生物技術創新中主要參與第三類接力創新，基本上是承接跨國公司已研發成功的技術并將之拓展至中國市場。從企業創新管理的角度看，中國企業采取這種方式可以規避生物技術研發的高度不確定性和風險，且可獲得相應的創新收益。然而，從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和中國生物農業發展的角度看，這種接力創新愈演愈烈可能使中國企業逐漸喪失自主研發的動力和熱情，并使中國生物農業的核心技術受制于人，因此必須引起高度重視。

5農業生物技術接力創新的形成機理

以轉基因作物為例的農業生物技術創新過程可抽象為圖1。圖1農業生物技術的創新過程（以轉基因作物該過程由上游的實驗室研究、中游的育種研究和下游的大規模生產與商業化3個序貫相連的階段構成，每一階段又可細分為更多階段。3個階段的主要任務和所需能力存在顯著差異：實驗室研究的目標是克隆目的基因，創造轉基因作物品系，因此基礎研究能力在這一階段最為關鍵②；育種研究的目標是開發育種工藝和方法，并通過小規模田間種植試驗對工藝方法和安全性進行檢驗（試驗面積約為100m2），這一階段也有較強的科學研究成分，但更接近生產技術和工藝的研發；規模生產和商業化階段的目標是，通過大規模田間釋放試驗確定穩定的育種技術和工藝，并對試驗成功的作物品系進行申報審批和開展商業推廣，因此，除了研發能力外，對政府的公關能力和商業化能力也至關重要。平均而言，農業生物技術的創新周期長達13年、投入超過1．3億美元。其中，創新鏈上游的實驗室研究能否成功具有非常大的不確定性，創新鏈下游的大規模生產和商業化面臨的風險同樣驚人，尤其是能否通過品種審批具有巨大的不確定性，整個創新周期中約三分之一到一半的時間用于通過政府審批，平均審批費用超過3500萬美元。此外，商業性推廣還面臨不同國家在政策、社會和國際貿易方面的嚴格壁壘［34］。農業生物技術創新的過程和特點與接力創新發生的一般規律十分吻合［2］。具體而言，受規模、資金、公關能力和市場網絡等因素的限制，專家型的農業生物技術公司基本上不具備完成整個農業生物技術創新的能力，也無力承擔創新過程中的風險（尤其是下游風險），因此通常聚焦于從事創新中前段的實驗室研究或育種研究，或在創新后段的商業推廣、大規模種植等環節參與進來，因此此時不確定性已很低。孟山都、諾維信這類核心公司擁有完成整個創新過程的能力，但創新的不同階段所需的能力存在較大差異，由核心公司獨自完成創新仍是低效率的。特別是在實驗室研究環節，核心公司的能力有時明顯弱于專家型公司。而在創新后端，單獨一家核心公司———不論其規模和影響力如何巨大———突破不同國家的政策、社會及國際貿易等方面的障礙都顯得力不從心。因此，根據農業生物技術創新在不同階段的特點，由優勢能力各異的企業分別承擔創新任務，通過接力合作推動創新成功無疑是更好的選擇。

但是，農業生物技術自身的特殊性又使其接力創新具有如下自身的特性：1）農業生物技術體系龐大、涉及領域較多，不同細分領域存在一定差異。我們觀察到，一些農業生物技術（如生物農藥技術、獸藥技術等）的研發難度不像轉基因作物那樣大，其創新風險相對較低，尤其是遭受的政府管制相對寬松。這些技術的創新可能在一家規模較大的公司內部或采取其他合作創新方式即可完成，因此農業生物技術接力創新的發生范圍不如生物制藥技術那樣普遍。同時，根據我們的不完全觀察，在生物技術產業發展早期，專門從事農業生物技術研究的專家型公司相對較少，因此孟山都等核心公司只能自己開展技術研發并完成創新過程。近十幾年來，從事農業生物技術研發的專家型公司的數量開始增加，這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最近10余年接力創新（尤其是第一類接力創新）在農業生物技術領域才大規模興起的原因。2）生物制藥技術創新所需的異質性能力嚴格分布在不同的創新主體中，只能采取“大學—專家型公司—核心公司”的接力方式［1］。而農業生物技術創新所需能力的分化并不像生物制藥技術創新那樣嚴重，可根據實際情況在不同階段有目的、有選擇地配置不同類型的創新主體，這加速了接力創新的分化。有些技術研發專家型公司的能力突出，而商業化能力掌握在核心公司手中，從而形成第一類接力創新。例如，對于“TJTechnologies—諾維信”的接力創新，諾維信公司的副總裁Videbk表示：“TJTech－nologies的生物解決方案提高了作物產量、業內領先，可與諾維信形成互補”。有些技術的研發能力掌握在一家核心公司手中，而商業化能力掌握在另一家核心公司手中，從而形成了第二類接力創新。例如，對于“諾維信—孟山都”的接力創新，諾維信公司的首席執行官Nielsen認為，這“很好地將諾維信的微生物研發能力與孟山都的田間試驗和商業化能力結合起來”，而孟山都公司的首席技術官Fraley認為，“這是技術推向成熟發展的催化劑”。還有一些技術從研發到商業化的能力都掌握核心公司手中，但在技術擴散過程中運用其他公司的資源和網絡更易克服市場拓展過程中的障礙，從而形成了第三類接力創新。例如，山東登海種業的規模遠小于杜邦先鋒，但前者在開發中國市場時卻具備杜邦先鋒所沒有的本土化優勢。3）大學科研更熱衷于針對人類健康醫療的研究（如干細胞等），直接滿足生物農業創新需要的最新前沿科學成果相對較少。這造成農業生物技術創新只能更多地利用相對成熟的現代生命科學發現，大學主要提供基礎理論和基本的技術手段，所給予的是間接支持。這可以解釋為何在農業生物技術創新中大學進入接力環節的案例較為罕見。而生物制藥技術創新的前端離不開大學的參與，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生物制藥的研發不僅直接建立在大學科研的基礎上，而且大學也樂于為生物制藥提供直接可用的最新成果。此外，由于大學科研更重視人類健康醫療，因此大學衍生的專家型公司聚焦于農業生物技術的就相對較少。這可以解釋農業生物技術接力創新對專家型公司的依賴性不強的現實，其實質是缺乏可以依賴的專家型公司。在前述分析的基礎上，結合生物農業的其他特點，可進一步解釋農業生物技術接力創新的其他特性。就接力關系而言，農業生物技術創新對資金的需求無疑是巨大的。由于僅有一部分新技術是由專家型公司開發的，很多農業生物技術都是由核心公司負責研發、生產和商業化的，因此核心公司的資金實力、從資本市場融資的能力完全可以支撐整個創新過程。這造成農業生物技術創新對金融支撐接力的依賴遠低于生物制藥技術。但是，農業生物技術（尤其是轉基因作物）在世界任何一個國家都是社會爭議的焦點，更是政府嚴格監管的對象。針對轉基因生物的政策法規不僅嚴格，而且相關政策法規密集地分布于從實驗室研究到商業化的各個環節，政策變動對于創新進程而言可能是致命的，這種特性導致農業生物技術創新高度依賴政府支持政策的接力。就接力方式而言，在第一類接力創新中，核心公司理論上也可以像生物制藥技術創新那樣采取協議研究、平臺技術轉讓、授權許可等方式從專家型公司那里獲得技術，但是表1中的案例全部采用并購方式。我們認為，這是核心公司出于對風險規避的考慮。在我們觀察到的農業生物技術創新案例中，核心公司并購的專家型公司均為已成功完成技術研發甚至開始初步商業化的公司，這使得核心公司在此基礎上進一步開展商業化的不確定性大為降低。雖然并購需要付出較高的溢價，但是可一并得到新技術和專家型公司的技術平臺、研發團隊等重要的創新資源，能夠顯著提高核心公司的吸收能力，給技術的商業化進程提供技術保障。如果采用協議研究，那么核心公司一般需要在研發前期就介入，這不僅要支付給專家型公司一筆固定費用，而且要依據技術研發進程支付里程金，并可能需要在商業化成功后付給專家型公司以一定比例的利益分成，更重要的是技術研發能否成功仍是不確定的。如果采用平臺技術轉讓、授權許可等方式，核心公司除了要一次性付出固定費用及未來商業化成功后的利益分成外，所面臨的最大風險是在商業化過程中很難得到專家型公司的專有技術能力的保障。在第二類接力創新中，上下游企業為勢均力敵的核心公司，并購這種接力方式很難被雙方接受，協議合作自然成為更明智的選擇。第三類接力創新采用資產聯結實現接力，主要是因為核心公司要掌控商業化過程。中種迪卡公司總經理汪泓在談到與孟山都公司的合資時曾表示：“商業育種企業必須保證從育種、制種到銷售全過程不脫節，否則企業的運營風險很大”。但是，下游的小公司本身不擁有核心技術，并購這類公司往往不符合核心公司的戰略，技術轉讓、授權許可等接力方式在控制方面又面臨風險，此時資產聯結就成為較好的折中選擇。

6結語

6．1研究結論

本研究發現，接力創新是農業生物技術創新的最新趨勢，其形成機理遵循接力創新的一般規律。農業生物技術創新管理應以接力創新為理論指導，同時重點考慮本文所揭示的一些特性，主要包括：第一，農業生物技術的接力創新主要發生在轉基因作物、生物防護技術等領域，并分化為“專家型公司－核心公司”“核心公司—核心公司”及“核心公司－其他小公司”3種類型，且接力鏈條的前端極少涉及大學，創新過程對專家型公司依賴不強，核心公司在農業生物技術創新中發揮很大作用；第二，農業生物技術的接力創新對金融支撐接力的需求并不強烈，但高度依賴政策支持接力；第三，農業生物技術的接力創新主要采用并購、協議合作和資產聯結等方式實現接力，而合同研究、平臺技術轉讓等典型的接力方式則罕有出現。農業生物技術的接力創新之所以會形成自身特性的原因是：首先，農業生物技術的不同細分領域存在差異，即有些領域迫切需要接力創新，而有些領域的需求不大明顯；其次，農業生物技術創新所需能力的分化并不嚴重，可根據創新的實際情況在不同階段有目的、有選擇地配置不同類型的創新主體，這加速了接力創新類型的分化；最后，大學科研中直接針對生物農業的最新前沿成果相對較少，因此無法將大學納入接力創新鏈條，由大學衍生的專家型公司較少承擔前端的技術研發任務。上述這些因素進一步造成農業生物技術創新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核心公司，而核心公司自身的能力決定了創新對金融支撐接力的依賴不強。然而，由于轉基因作物等農業生物技術具有高度敏感性，因此政府對之嚴格管制，這致使其創新過程非常依賴政策支持的接力。而在具體的接力過程中，為了規避技術研發、商業化等環節面臨的各種風險，并購、協議合作和資產聯結成為主要的接力方式。

篇（4）

1.1提高農業市場信息的傳播范圍和速度

農業市場信息包括農產品市場信息和農業生產資料信息。通過及時了解各類農產品信息，農產品生產者不但可以清楚地知道市場的實際需求，而且還能使潛在的需求明朗化。根據市場需求組織農業生產，避免盲目生產銷售，在投入一定的情況下增加了農業產值，即提高了農業生產技術效率。通過及時了解各類農業生產資料的市場信息，農戶和農業企業能在“信息對稱”的生產資料市場上選擇質量可靠、價格合適的農資產品，節約了農業生產成本，在農業產值一定的情況下減少了投入，也意味著農業生產技術效率的提高。

1.2提高政府政策信息的傳播范圍和速度

傳統上我國農戶只能通過村廣播或村干部召集開會的形式了解國家的政策，信息傳播速度相對較慢，甚至還會產生“信息失真”。電視、無線電話、網絡等現代信息技術的應用，能及時準確的將國家最新的農業政策傳遞到廣大農村和農戶中，使得農業生產者能在有關政策的指引下合理調整農業生產方式與結構，科學安排農業生產，提高農業生產技術效率。

1.3提高農業技術信息的傳播范圍和速度

現代農業生產技術，如科學防治病蟲害、精準灌溉等，本身就是提高農業生產技術效率的技術手段。但是由于以往信息手段落后，不能有效的推廣和應用。“十一五”期間，我國農業科技成果轉化率只有40%左右，遠低于發達國家80%以上的水平。現代信息技術可以將現代農業技術信息迅速傳遞到農村，加快了新技術的推廣和應用速度，從而提高我國整體的農業生產技術效率。

1.4提高農業生產技術效率

農田信息管理系統、遙感系統、墑情監測系統等建立在現代信息技術基礎上的數字農業技術在農業生產過程中對農作物、土壤從宏觀到微觀的實時監測，以實現對農作物生長、發育狀況、病蟲害、水肥狀況以及相應的環境進行定期信息獲取，生成動態空間信息系統，對農業生產中的現象、過程進行模擬，達到合理利用農業資源，降低生產成本，改善生態環境，提供農作物產品和質量的目的。數字農業技術是在資源約束條件下提高農業生產技術效率，實現集約化農業生產的必要手段。

1.5提高農業從業人員的科技文化水平

勞動力是農業生產必不可少的投入要素，農業部門工作人員和農民素質高低直接決定了農業生產技術效率水平。現代信息技術加快科技文化知識的普及度，使農民能較快地學習到更多有用的知識，促使其技能和素質的提升。農民素質越高，觀念就轉變得越快，越能接受新生事物和信息意識，對信息和市場的把握能力和運用新技術能力越強，從而勞動生產率越高，對提高農業生產技術效率促進作用越大。

2省際農業信息化水平測定

實證研究農業信息化對于農業技術效率問題首先面臨的就是農業信息化水平的評價。我國多位學者根據對農業信息化的理解及數據的可得性建立了相應的農業信息化指標體系。如盧麗娜（2010）參照國家信息化六要素構建農業信息化指標體系，對我國農業信息化水平進行實際測度。結果表明，2000~2004年間我國農業信息化發展水平增長了2.3倍。劉利永、李道亮（2013）基于層次分析法對我國農業信息化發展水平指數進行了計算，測度結果顯示我國農業信息化2001~2005年為起步發展期，2005~2010年為快速發展期。我國農業信息化理論和實踐都還處于起步階段，有關農業信息化的評價指標尚沒有統一標準。在指標體系的構建上，具體指標的選擇也有待商榷。本文在綜合學者們的研究成果和參考國家信息化指標體系的基礎上，構建了包含4個一級指標，11個二級指標構建農業信息化指標體系。4個一級指標分別為：“農業信息技術應用”、“農業信息化人才和人口素質”、“農業信息化效用”、“農業信息化發展政策”。其中“農業信息技術應用”主要反映農村居民占有信息設備和網絡建設的情況，四項指標分別反映計算機、電視、電話等的基礎建設狀況和在農村地區的普及狀況；“農業信息化人才和人口素質”主要關注農村的信息化人才培養狀況；“農業信息化效用”反映的是農業信息化的投入產出基本情況，其中，農業專利的批準數量反映的是農業科技的進步水平；“農業信息消費指數”指的是個人消費中出去衣食住、雜費外的比率，反映的是信息消費的能力；“農業信息化發展政策”主要反映的是政府對農業信息化建設的投入情況。以上數據分別在各年的《中國統計年鑒》、《中國勞動年鑒》、《中國農村統計年鑒》、《科技進步統計監測》中獲得。由于各個指標的計量單位不同，需要進行無量綱化處理。本文首先對農業信息化水平的11個具體指標數據進行標準化，采用加權平均的方法計算出農業信息化各分類的指數值。四個一級指標的權重則通過變異系數法來進行確定。得到相應的權重系數分別為：農業信息技術應用0.384，農業信息化人才和人口素質0.277，農業信息化效用0.183，農業信息化發展政策0.156。依據上述權重指標體系，本文計算出我國31個省份（直轄市）2002~2012年的農業信息化指數。截止2012年農業信息化指數得分最高的前三名分別是北京、上海、天津，得分最低的后三位分別是、云南、青海。在2002~2012年間農業信息化指數增幅最快的地區是（95%），最慢的地區是北京（28%）。2012年東部11個省份、中部8個省份、西部12個省份的農業信息化指數均值分別為0.7652、0.653、0.6236，總體上呈現東高西低的局面。但是西部與中部地區的農業信息化指數相差并不大，反映出農業信息化正呈現各地區同步協調發展的趨勢。東中西部在2002~2012年間的農業信息化指數增幅分別為44%、45%、47%。由此可見，在過去的十年間我國農業信息化取得明顯進步，西部增長速度超過東、中部地區，中部增長速度又超過東部地區。中西部地區農業信息化的快速發展使得東中西部發展差距縮小，這主要是因為：①實施的西部大開發戰略，使得西部地區發展速度加快；②部分農業信息化水平較低的地區因起點低、基數低，因而發展速度比較快，最典型的就是地區。

3農業信息化促進農業技術效率實證研究

3.1模型設定與數據說明

本文的主要研究目的是考察我國農業信息化對農業生產技術效率的影響，同時了解各地區效率水平的高低。據此，本文采用Battese和Coelli(1995)提出的技術效率外生性模型（B-C模型）。簡單的C-D生產函數里沒有要素的交互項，也就沒有考慮要素之間的替代效應，生產函數的技術結構是線性齊次形式，沒有考慮技術的變化的非線性特征。對于我國農業生產而言，農業投入要素可能存在替代效應，如農業機械的使用大量替代了人力勞動。同時，農業中的技術進步會滲透到生產要素中，從而呈現技術非中性特點。如我國不斷加大對從事農業生產人員的培訓以及農村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說明農業人才也是技術的源泉。基于以上考慮，本文將模型的函數形式設為超對數生產函數。

3.2參數估計結果及分析

本文采用全國31個省市2002~2012年的數據對模型通過FRONTIER4.1軟件進行了參數估計。σ2項表示組合誤差項vit和uit的變異數之和，其值在1％置信水平是顯著的。一方面說明使用技術效率模型估計是可靠的，我國農業生產存在顯著的技術效率損失；另一方面說明我國農業生產中復合誤差項的變異主要來源于技術效率損失，隨機誤差項的影響僅有4.33%。由表2可見，隨機前沿生產模型中二次項的參數估計值顯著為正，表明了我國農業生產在2002~2012年間存在著技術進步，且表現出非線性特征。時間與要素的交互項的參數估計值顯著為正，表明我國農業生產的技術進步呈現非中性特征。由此可知，本文使用超對數生產函數形式是可行的。本文主要關注技術效率估計模型的參數估計值。δ1的參數估計值在1%的顯著水平為負，其值為-0.7731，表明在西部地區農業信息化對農業生產技術效率提高產生了顯著的促進作用。δ3、δ5的參數估計值在1%的顯著水平為負，說明在東部和中部地區農業信息化對農業生產技術效率的促進作用顯著異于西部地區，其中東部的系數為-1.9993，中部的系數為-0.9819。實證結果表明在我國東中西部地區農業信息化均對農業生產技術效率提高產生了顯著的促進作用。借助Mastromarco和Woitek(2006)提出衡量影響因素對技術效率邊際影響的公式：dTE=-TE*δi/(dzi/zi)，取我國2002~2012年間全國的平均效率值0.7937，可求得當我國東中西部農業信息化指數每上升1%，可分別導致我國東中西部的農業技術效率提高1.58%、0.78%、0.61%。可見，農業信息化對我國農業生產技術效率邊際影響最大的地區是東部，其次為中部，最小的為西部。注意到δ2的參數估計值在1%的顯著水平下為正，δ4的參數估計值雖然為負但并不顯著，δ6的參數估計值為正也不顯著，說明在我國農業生產的技術效率并沒有表現出隨時間逐步提高的趨勢。隨機前沿模型估計出來的技術效率值也證明了此點結論。考察期間全國農業生產的平均技術效率值0.7937，東中西部的平均效率值分別為0.9331、0.7662、0.6859。東部11省份（直轄市）的農業技術效率明顯高于中西部，而中西部的農業技術效率相差不大。2002~2012年間我國的農業生產技術效率并沒有得到明顯的提高，呈現出“先低后高再低”變動軌跡。結合農業信息化促進農業技術效率提高，而與此同時農業技術效率不升反降的實證結果，推斷：在我國還有制約農業技術效率提高的深層次原因存在，有待開展更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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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家農業科技創新體系有待于完善

國家農業科技創新體系是國家科技創新體系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是與農業知識創新體系、農業技術創新及其相關的機構和組織構成的網絡系統，主要包括農業企業、農業科研機構和大學。目前，農業科研機構與大學具有較強的農業技術開發能力，但是由于受內部傳統考核管理制度等因素的影響，其開發出來的技術往往難以形成有效的技術供給；而農業企業有很強的技術需求，但技術開發能力比較弱。

2．農業科技企業創新意識不強

目前，我國農業科技企業大多數處于創業成長期，技術積累和經濟實力較弱，加之一些企業家的短期行為和技術外部性特點等因素的影響，農業科技企業普遍存在著技術創新意識不強的問題。

3．農業科技企業技術創新風險管理力度不夠

技術創新是現代農業經濟增長的主要源泉，也是提高企業競爭力，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重要途徑。而技術創新是一項高風險活動，技術創新風險按階段劃分，可以分為決策階段風險、技術開發階段風險、生產階段風險和市場階段風險。面對這些風險，農業科技企業在技術研發組織體系及技術隊伍建設等方面未能給予足夠的重視，加之，政府對農業科技企業扶持不足，使農業科技企業難以應對技術創新風險。

4．農業科技企業創新能力不足

在西方發達國家，技術創新的主體是企業，而不是政府研究開發機構，因為前者的經費投入和經費使用均占絕對優勢。然而，在我國，企業沒有成為技術創新的主體。一方面，從技術開發能力看，我國科技力量的2/3以上在企業之外，企業缺乏高水平的技術人才；另一方面，大中型企業設立專門技術開發機構的比例偏低，并且，其中還有相當一部分開發機構要么資金不落實，要么缺乏高水平的技術人才，要么沒有明確的技術開發方向，要么基礎條件薄弱，無法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在我國，技術創新的主體不是企業，而是企業外的科研院所和高等學校。

5．農業技術創新缺乏激勵

目前，我國企業技術創新水平不高，大多數企業的產品缺乏科技含量和競爭力。造成這種狀況除長期的計劃經濟的影響以外，缺乏有效的技術創新激勵機制是一個重要原因。同時，技術創新的外部效應，技術創新周期和高風險等也在相當程度上影響著企業技術創新的主動性和積極性。農業企業也面臨著同樣的處境，其結果是企業輕視技術的自主創新，競相引入成熟技術，雖擴大了生產能力，卻未形成技術創新能力[①]。

6．現有的農業科技人才培養模式不適應企業技術創新發展的要求

創新人才是創新活動的主體。長期以來，我國農業科技人才的培養存在著重理論輕實踐，重研究輕開發的弊端，造成了其研發實踐能力較差，難以滿足農業科技企業技術創新的需求。

二、農業科技企業技術創新機制的優化

根據我國農業科技企業技術創新的實際，農業科技企業技術創新體系的有效運作必須有一個良好的發展環境及配套政策的支持。

1．完善農業知識產權制度

①在法律普及方面。加強農業知識產權人才培養和宣傳教育，建立一支適應國家農業創新體系建設需要的農業知識產權隊伍，增強全社會的農業知識產權意識。目前，農業知識產權審查、審判人才、律師人才奇缺，特別是農業知識產權法律人才和管理人才的供需矛盾將是困擾我國建設法治國家的一大難題。因此，應大力發展農業知識產權教育事業，大力培養農業知識產權專門人才，提高靈活運用農業知識產權戰略、策略的能力，促進農業科技工作更好開展、各學科更好發展。這是我國解決農業知識創新與農業知識產權保護協同發展的基礎和關鍵。同時要在全社會開展農業知識產權法律知識的宣傳教育，提高知識產權保護的意識，重點結合典型案例宣傳我國現行的一系列農業知識產權保護的有關法律法規。

②在司法方面。加強農業知識產權的司法隊伍建設。根據農業知識產權案件的專業性、技術性特點，要盡快培養一批專業法官，設立專門審判機構和專業法官集中審理農業知識產權案件。另外，還應采取多種形式對案件所涉及的專業技術問題進行鑒定，其途徑包括聘請農業技術專家擔任陪審員、委托專家組進行技術鑒定和走訪有關農業技術專家等。

2．建立合理的市場結構

不同的市場結構對技術創新的影響是不同的，促進技術創新的理想的市場結構是介于完全競爭和完全壟斷之間的“中間程度競爭”的市場結構。目前我國農業技術市場化程度較低，不利于農業技術創新。如我國的種子行業是國有種子公司壟斷的市場結構，種子法律法規對農業科研單位、農業科技企業經營種子做出很多限制。因此，應建立合理的市場結構，以激勵農業科技企業進行農業技術創新。

3．建立由政府引導，以企業和社會力量為基礎的技術創新投資機制

長期以來，我國政府是農業科技的重要投資者，而在我國目前財力有限，不可能大幅度地增加農業技術創新的投入的情況下，應建立政府、企業、社會力量共同投資的多渠道、多途徑的投入機制。由于農業技術創新存在的不確定性和風險性，要盡快設立農業科技創新融資擔保基金，資金主要來自政府撥款、社會捐贈和定向募集等，啟動資金應以政府為主。同時，支持和引導高新技術項目從資本市場融資，推動農業高新技術的發展[②]。

4．建立和完善我國農業技術風險投資機制

①要加大政府的政策扶持力度

首先，要制定和實施農業技術創新風險投資的扶持政策，在稅收方面給予減稅或免稅。其次，建立農業技術創新風險投資保障體系。為鼓勵農業技術創新風險投資，應對投資者在投資中的經濟風險予以保險，為農業技術創新風險投資創造良好的創業環境。再次，要規范資本市場，發展和完善支撐條件。

②發展農業風險投資公司，建立多層次的農業技術創新風險投資體系通過制定優惠政策，建立社會、個人、企業多方參與，并同國際接軌的我國農業技術創新風險投資運作模式，引導民間的大量游資投向農業高新技術產業，實現籌資渠道的多樣性。

5．加大農業共性技術開發的政府扶持力度

共性技術是指在很多領域內已經或未來可能被廣泛應用，其研發成果可共享并對整個產業（而非個別產品或企業）或多個產業及其企業產生深度影響的一類技術。[51]共性技術尤其是農業共性技術有很強的共用性、外部性、基礎性和關聯性。開發農業共性技術往往投資大，外部性強，所以，一般農業科技企業不愿意進行農業共性技術開發。因此，需要政府通過項目引導，協調組織大學、農業科研院所及有關農業科技企業進行農業共性技術開發，項目應重點支持能夠對農業經濟發展起重大作用，并顯著提高農業產業技術水平的技術領域。

6．消除條塊分割的科技管理體制，促進產學研一體化

要通過整合大學和科研機構的科技力量，加強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優化技術創新人才的資源配置。大力支持和鼓勵應用開發型科研院所進入企業或改制為企業，促進企業進行科技創新和科技成果轉化；其次，企業可以采用多種形式與大學和科研機構進行廣泛的技術創新項目合作；再次，加快創業中心、大學科技園區的建設和發展，重視科研中試基地、成果孵化基地的建設。此外，要改革農業高等教育體制，調整優化教學培養結構和方式，面向市場，加強培養農業科技創新所需的復合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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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示范中心項目設計，項目建成后的3年內，中國政府向受援國政府提供無償援助，用于維持示范中心的正常運行，發揮試驗、示范、推廣和培訓等公益，開展技術合作。3年技術合作結束后，中國政府不再提供援助資金，而是依靠項目實施單位以示范中心為依托開展商業化經營獲取利潤，用以彌補示范中心繼續發揮公益的運行成本。這就意味著，3年技術合作結束后示范推廣的可持續，首先取決于項目實施單位能否通過商業化經營獲取利潤，其次取決于獲取的利潤能否用于示范推廣等公益的持續發揮。從對14個示范中心的監測評價情況來看，項目示范推廣的可持續性不容樂觀。一方面，從示范中心項目的功能、內容和規模看，項目實施單位不僅很難通過示范中心自身的經營實現收支平衡，也很難在短期內通過商業化經營實現盈利。沒有資金支持，示范中心技術推廣活動的開展難以為繼。另一方面，部分項目實施單位爭取項目時的承諾已開始縮水，政府援款結束后，企業既不會犧牲自己的利益來承擔公益性任務，又沒有在非洲投資合作的長遠打算，示范中心試驗、示范、推廣等公益的可持續發揮受到嚴重挑戰。

1．2品種技術的適用性

1．2．1品種的適用性

在已建成的首批14個示范中心中，試驗示范最多的是水稻、玉米種植，其目的是通過對比試驗，篩選出高產、優質、抗逆性強、適應性廣的新品種應用于受援國生產當中。但是我們忽略了示范品種在受援國的適用性問題。比如雜交水稻和雜交玉米在高肥、精耕細作條件下具有生長和產量優勢，中方習慣于將其種植技術傳授給發展中國家。但是，雜交水稻、雜交玉米種子成本較高，親本不宜傳授，在受援國大范圍推廣比較困難也不現實。一些非洲國家政府明確表示，不提倡種植雜交系列，理由是制種受制于人，沒有自主生產能力。另外，為鼓勵農戶進行農業生產活動，受援國政府往往對水稻、玉米、小麥等種子實行補貼政策，相對于從中方企業購買雜交種子而言，本地常規種子的價格要低得多。加之雜交水稻、玉米種植需要化肥、農藥等投入，成本較大，農戶因經濟條件有限無力購買，也影響雜交品種在非洲的推廣。因此，在非洲國家開展雜交品種推廣的適用性問題值得考慮。

1．2．2技術的適用性

受援國當地對中國農業技術的接受程度、應用效果等是中國援助效果的重要體現。若農業技術難以被受援國農戶采用，以技術合作為主的農業援助模式將無法實現預期效果。在已建成的示范中心中，有的示范推廣了全程機械化耕作技術、節水灌溉技術、地膜覆蓋栽培技術、病蟲害綜合防治技術等。這些技術機械化程度高、技術難度大、勞動強度高、投入成本大，在非洲推廣起來比較困難。相反，一些看似普通的種植技術，如撒直播技術和水稻人工移栽技術相對于機插秧而言，雖然機械化程度較低，但具有省工省力、節本高效等生產優勢，受到當地農民的歡迎。玉米種植的“寬窄栽培、隔行去雄、追拔節肥”等栽培管理技術，具有成本低、容易學、簡單實用的特點，也受到受援國的歡迎和認可。由此可見，適用非洲的農業技術將成為援非農業示范中心項目可持續發展的核心要素。

1．3技術推廣的有效性

援助的效果一直是國際援助關心的焦點問題。2005年的《巴黎宣言》中詳細規定了有助于改善援助質量、提高援助效果的框架和內容，提出了提高援助有效性的5項基本原則。其中“重成果原則”對于示范中心的技術推廣尤為重要，即受援國和援助國都應重視對援助實效和成果的衡量與管理。要提高援助的有效性，必須依靠援助國與受援國雙方的努力，不能忽視受援國主體作用的發揮。示范中心作為中國政府援助的農業技術合作項目，其主要目標是示范推廣中國先進適用的農業技術，為受援國農業發展提供技術支持。如果僅僅依靠項目實施單位選派的農業技術人員“單打獨斗”去實現這一目標顯然不可能。但事實上，大多示范中心都與當地政府、科研院所、推廣機構以及國際組織等聯系不密切甚不聯系，有的甚至還將有合作意愿的當地部門拒之門外。由于缺乏有效溝通而得不到受援國政府的有力支持，有的示范中心很多公益性活動難以開展，有的示范中心存在農業培訓招生難、農業技術推廣難的問題。先進適用的農業技術得不到有效推廣，嚴重影響了示范中心公益的發揮，也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了中國農業援助項目的聲譽。

2援非農業技術示范中心技術推廣的幾點建議

要使援非農業技術示范中心持續發揮技術示范推廣作用，就應該從中外政府、項目實施單位等3方入手，加以改進。

2.1對中國政府而言

一是充分考慮農業生產的特性，根據環境條件的不同對示范中心采取區別對待的政策，不搞一刀切。綜合考慮經濟基礎、農業資源、市場空間、社會經濟環境以及政治外交等因素，研究確定繼續給予政府援款支持的示范中心，使其持續發揮示范推廣作用。二是協助項目實施單位順利進入自主經營期，代表中方盡快與受援國政府就示范中心的合作經營進行磋商，明確其法律地位和經營使用的責權利關系，為企業投資合作創造更加有利的條件，為示范中心開展技術推廣提供更加有力的保障。三是構建農業援外管理體系，明確行業主管部門、專業部門以及援助項目實施單位之間的責權關系，加強對示范中心的監管，使示范中心更好地發揮示范推廣作用。

2.2對受援國政府而言

一方面應發揮自主作用，制定國家農業發展戰略的優先領域和項目清單，明確農業技術的薄弱環節和技術需求，借助示范中心解決農業發展中關鍵性技術問題，使援助資金得到有效運用。另一方面應充分認識并參與示范中心的管理和技術推廣，將示范中心納入其政府的農業發展戰略、研究機制以及技術推廣體系中，建立良好的內外合作研究機制，重視品種、技術試驗成果，充分利用本國技術推廣機構，借助政府主導、自上而下的農業技術推廣網絡，將中國的優良技術通過當地農業技術推廣體系加以推廣。

篇（7）

2信息技術應用與現代農業機械存在的問題

2.1農業機械使用、維護不當

傳統的農業生產方式下，農業機械在使用過程中存在使用不當、維護不到位的問題。如機械設備的過度使用，缺乏必要的保養，或者機械設備等待時間及恢復時間較長等問題。實踐中，很多農業生產者不注重農機的日常維護保養工作，只有在農業機械設備出現故障不能正常作業時方進行事后維修，甚至有的維修人員并非專業人士，在維修過程中給機械造成二次傷害。

2.2農業機械管理缺乏信息技術的應用

農業機械管理過程中往往直接運用經驗及習慣沿襲而來的傳統方法對機械設備進行管理，管理過程缺乏科學先進的信息技術手段的應用。這種過時傳統的管理方式應用于早期小規模或者農業機械化早期單一機種的機械設備管理或許具有一定的指導作用，但隨著農業機械品種的增加、數量的增多，這種落后的管理方式很難指導農業生產，相反會增加管理成本，造成資源浪費。

2.3農業機械組織難以做到最優配置

農業機械型號、品種、機型等眾多，在農業生產過程中，多機種聯合作業非常普遍，這種農業機群式生產方式會占用較多的資金，且生產過程中協調調度很難一步到位。農業機械組織不能做到最優配置，這直接影響農業機械化生產效率及生產質量。因此做好農業機械資源的最優配置，也是農業機械信息化生產的重要組成部分。

3信息技術在農業機械中的具體應用

3.1管理信息系統運用到農業機械管理

將與農業機械相匹配的管理信息系統應用于農機管理中，可以實現對農業機械操作者進行生產活動的整體覆蓋，同時可以促進完善的、靈活的管理信息系統的建設，這對農業機械化綜合集成管理非常重要，在技術上便于農業機械向模塊化、功能化發展與對接。在當前的農業生產過程中，管理信息系統運用到農業機械管理中，使得管理者很容易了解機械使用過程中的各種信息與實時狀況，提高了農機使用的安全程度，也大大提高了農業產品的品質，有利推動了農業機械化進程。

3.2掌上電腦運用到移動農業機械管理

掌上電腦是一種手持移動信息管理設備，這種設備可以靈活、及時、方便、持續地為農業機械使用者提供信息查詢及處理等各種信息服務。其特點是價格低廉、便于攜帶、體型輕便且穩定性強，在現代農業機械管理中運用掌上電腦，可提高農機管理的便捷性，具有非常廣闊的應用前景。

3.3在農業機群控制上運用先進的管理系統

伴隨著地理信息系統及全球定位系統的日益發展，農業機械的虛擬現實技術及地理位置技術逐步發展起來。若將上述兩種技術應用于農業機群控制中，可實現農業機群的資源優化配置，對農機群的作業進行科學管控。同時可以控制機械作業時的實時方位，隨時向中央控制器地理信息、位置信息等，逐步實現農業智能化管理。

3.4農業機械間的總線通信技術

隨著智能化信息技術在農業機械管理上的應用日益廣泛，電子控制單元的通用化及標準化的實施可大大加速電子機械的發展。例如，控制機械整體需要在駕駛室完成，如果能實現駕駛室的標準化電子控制，將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可實現農業機械間的總線通信。在控制室安裝智能顯示終端設備，可實現多種機械間密切通信聯系，實現機械間信息交換與共享，同時可以接受系統發出的操作指示，完成精密作業。

篇（8）

我國生態農業經過20多年的推廣歷程，依然處于試點階段，可以說生態農業在我國的推廣步履緩慢，這其中既有內部因素的制約，也有外部因素的影響。本文著重分析生態農業推廣緩慢的技術創新內因。

推廣學認為，影響一項創新被采用速度的一個最重要的因素是創新的特性。這里所講的創新特性強調的是指潛在采用者對創新特性的認識，或者說是潛在采用者所感知到的創新特性，而非技術專家或行為變革者所理解的創新特性。要想推廣我國的生態農業，必須先了解它的技術創新特性。研究表明，影響創新采用的創新特性主要相對優越性、相容性、復雜性、可實驗性和可觀察性。

1生態農業的相對優越性

所謂相對優越性，是指一項創新的采用較未采用前的狀況的改進程度。創新優越性與創新采用率存在著明顯的正相關關系，即潛在采用者感到創新的優越性越明顯，其采用創新的可能性就越大。所謂生態農業的相對優越性指的是生態農業與以往其他農業（傳統農業、石油農業）的相對優越程度。下面主要從效益性因素來分析。

這里所說的效益性因素包括社會效益、生態效益和經濟效益。從我國當前的生態農業的試點來看，生態農業的三個效益是較為明顯的。

我國1993年開始建立的51個生態農業示范縣經過5年的實踐，取得了比預期更好的效果。首先是促進了農村經濟的發展。據有關資料統計，51個縣中實施生態農業建設的，1994～1997年平均年增長分別為8.4%、7.2%和6.8%，比全國同期平均水平分別高2.2%、0.6%和1.5%。其次是顯著改善了生態環境。經過5年的努力，試點期間水土流失治理率達73.4%，土地荒漠化治理率達60.5%，森林覆蓋率大幅度提高。其三是推動了農村社會的進步，拓寬了農林牧漁各業的生產領域，緩解了新的就業壓力，如湖北省京山縣在建設生態農業中產生了“三回流”現象，山下人往山上流，城里人往鄉下流，縣外人往縣內流。至1998年該縣農村勞動力有11萬人從農田中脫離出來、轉向林果業、養殖業和二三產業，占農村勞動力的57%。

但是，生態農業與其他農業生產模式相比，在經濟效益上的優越性并不突出。在全國2400多個生態村和生態試點中，幾乎沒有一個村鎮經濟發展水平能在當地居于首富，“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者居多。縱觀我國所有的億元村鎮，均是靠大力發展鄉鎮工業致富的。而追求生態建設的村鎮，主要力量都放在了改土造田、林網建設、太陽能建設、沼氣利用、生物鏈建設上了，工業往往發展不快，或者被有意加以控制。因此,在現階段，由于各種限制，生態農業的生態效益還無法“顯化”為豐厚的經濟效益，它主要是綜合效益明顯，遠期效益突出，而農民是最講實惠的，他們只看重經濟效益，而且是只看重近期的經濟效益，并以此單項指標作為自己行為的指南，從而大大縮小了農民對生態農業優越性的實際體驗。

2生態農業的相容性

相容性是指潛在采用者認為創新與其需要、既有的觀念、以往及現在的經驗等相適合的程度。從創新采用導致的不確定性而言，相容性越高，意味著采用創新的不確定性越小，從而對采用者的沖擊越小，不至于受太大的抵制。一般來說，相容性往往會影響潛在采用者對創新的認可。

就目前來說，我國廣大地區的農民對生態農業知識知之甚少，對常規農業存在難以割舍的戀舊情結，再加上我國農業的總體利益較低，農民們從心理上認為農業不能使自己致富，因而對生態農業持懷疑態度，沒有情感上的需求。一方面是因為常規現代化農業從50年代起就開始宣傳，已對農業科技人員、管理者和農民起到較深的潛移默化作用，人們一講農業現代化就自然想起“四化”，對“四化”可能引起的副作用不熟悉，對全球現今的新發展不了解，習慣性認識有意無意地阻礙著人們對生態農業的認同。另一方面，生態農業畢竟是一種新的農業生產方式，很多人并不了解它的實質內涵、它的優越性和他的技術要求，推動起來也容易被動和盲目。此外，我國生態農業研究和實踐上處于起步階段，理論上的闡述比較復雜，科技研究還不夠深入，實踐效果的定量分析和描述也很不夠，尤其是未總結出一套讓農民一看就懂、一學就會、短時間內就出效益的生態農業實用技術，這些也是影響生態農業相容性的原因。

3生態農業的復雜性

復雜性是指一項創新被認為難以理解和使用的程度。一般說來，創新越易于理解和使用，其被采用的可能性也就較大。復雜性和采用者對自身能力的評估都是一種主觀感覺。一種創新的復雜性越高，自覺可以領會和使用該創新的人就越少，因此人們采用創新的可能性也就越低。

從總體上講，我國生態農業比較復雜難以理解。首先，生態農業的系統既是一個復合生態系統，又是一個松散的集合體，有多重時空上的相對獨立的組分組成，這些組分按一定的比例組合在一起，或構成時間上的延續，或得到空間上的互補。其次，在食物鏈設計上，試驗的農業生物數量和種類、物質和能量投入的最佳值、生產管理條件等都要從實踐中獲得數據加以分析，拿出科學的依據，而這無疑是一個艱辛和復雜的過程。其三，生態農業的原理、原則過于抽象，難于為大多數農民所掌握。例如，何為農業生態系統的整體性？如何協調系統和組分間的關系？如何充分發揮系統的組織作用等等問題，這都是很難掌握的。最后，生態農業強調的是對現有的技術的優化組合，這是生態農業的創新之處，但過多的利用現有技術往往會給人造成一種錯覺，即生態農業同其他農業形式沒有什么區別。同時，由于生態農業的技術支持系統不過硬，缺乏具體的優化組合技術，又受系統復雜多樣性的影響，如何在實際生產中實現技術的有效組合仍是一個難以把握的問題。如農業資源保護增殖技術、小流域綜合治理技術、農業環境綜合整治技術等都比較抽象難懂，再加上農民的知識水平有限，要真正掌握生態農業的技術可以說是非常困難。

4生態農業的可實驗性

可實驗性是指用戶在正式采用創新前對創新性能所能試驗、考察的可能性。由于采用創新的決策過程是一個需要不斷消除不確定性和風險感的過程，即使是有限度的實驗或使用，也能夠使用戶對創新的特點和功能有一個實在的感覺，幫助消除諸多擔憂和疑慮，從而有利于創新的擴散，因此，創新的可實驗性越強，創新的采用率越高，它們之間有正向的相關關系。

總體上講，我國的生態農業的可實驗性較差。由于生態農業是一個涉及多學科技術的生產體系，技術種類需要多而且整合起來還比較復雜，且短期內不易見效益，單靠農民現有的知識水平難以消化和掌握，更別提單獨操作和實驗了。特別是對生態農業的早期采納者來說，它們對生態農業可實驗性特別看重，因為它們可參考的經驗不多，他們可以借鑒的通常只有從大眾媒體獲得的有關生態農業的一般知識。因此，他們常常面臨較大的不確定性和風險感，對采用可實驗性較差的生態農業可以說是慎之又慎。從宏觀上來說，對于一個生態農業示范縣或省，生態農業是一個涉及多學科多部門的事業，建設面廣，綜合性強，單純靠某一個部門的力量是難以奏效的，生態農業必須在政府的領導下，把相關部門的人力、物力、財力集中結合起來，按照各自的業務要求，各司其職，各盡其責，統一協調，形成合力，共同推進；只有這樣，才能調動農民采用生態農業的積極性，以彌補生態農業可實驗性較差的不足。

5生態農業的可察性

可察性是指創新的采用結果對其他人來說顯而易見的程度。有些創新被采用后不易為人所知，有些創新的采用則一目了然，盡人所知，通常，對大多數創新來說，可察性是和其采用率呈正相關關系。

由于生態農業畢竟是農業，無論是生產過程或是最終產品，外觀上和其他農業的區別不大，其效益具有滯后性，因而，導致其可察性在短時間內不夠明顯。從附表可以看出，河南內鄉縣各種生態農業類型1999年比1995年糧食產量增長幅度遠沒有環境效益的增幅大，單從糧食產量這種可察性方面來看，生態農業的可察性就比較低。不過，近年來，我國大力宣傳和發展生態農業，特別是51個生態農業示范縣建設的成功，生態農業與其他農業相比，可察性有所提高。

總而言之，我國生態農業雖然具有一定的優越性，但受各種條件所限，優越性不很明顯，再加上它的可容性低、比較復雜、可試驗性和可察性都比較低等特性，決定了其對農民的吸引力有限，而生態農業技術創新的上述特點決定了其對政府的吸引力很大（生態農業的社會效益和長遠效益所至），這也正是國內所有生態農業試點均為各級政府組織和扶持，而農民大范圍的自發“學習”卻是一個十分緩慢進程之原因所在。

參考文獻

1劉思華.生態農業若干建設問題研究.中國生態農業研究學報,2001（2）

2張勁松.加快生態農業建設,積極發展綠色食品.中國生態農業學報,2001（12）

篇（9）

1.2農村基礎建設薄弱，環境污染較為嚴重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薄弱，污染環境比較嚴重。其主要表現在：四川地區大部分地方處在邊遠山區，基礎設施建設難度大，導致交通不便、信息不靈，致使農民對新型現代農業技術知識的匱乏，阻礙了推進農業產業化的步伐；在這些貧困地區農業機械化程度低，牛耕作業普遍；同時，農村污染較為嚴重，如許多農戶沒有用上衛生廁所；農村衛生院設施條件普遍較差。這些問題都嚴重制約著四川地區現代化農業技術的發展。

1.3農民綜合素質較低由于歷史原因，四川地區的文盲和半文盲基本上集中在農村，這些人接受科技知識和應用技術的能力很差，綜合素質發展進程比全國水平落后好幾年。近幾年四川地區的農民雖然人均純收入有所提高，但其收入水平比城鎮居民相差甚遠。由于農民收入水平低，有限財力難以支撐經濟社會發展需求，致使經濟增長緩慢，嚴重制約了農業生產的發展和農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由此可見，農民綜合素質低導致經濟發展速度緩慢是農村發展現代農業的主要障礙。

1.4農民受教育程度低，觀念落后由于歷史原因、近似封閉的生活環境、習俗文化以及一些其他因素的影響，致使一些農民綜合素質相對較低，這些保留著封閉生活傳統和方式的農民對現代科學農業技術的接受需要一個較長的適應過程。四川地區由于農村大量身強體壯和有較高文化素質的農民外出打工，而留守人員大都是文盲、半文盲以及一些沒有勞動能力的老人、孩子，這些人知識缺乏，種田不科學。這些低素質的人群成為影響新型現代農業技術發展的首要制約因素。由于受教育程度低的原因，農民思想保守，觀念封閉導致這些人排斥新型的、先進的、科學的農業技術推廣知識和信息。

1.5政府扶持力度不夠，“三農”投入嚴重不足對于四川地區而言，發展新型現代農業技術的最大障礙是各級黨政府的領導同志對現代農業技術的認識不到位。四川地區政府對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投入成負增長，政府在制定農業發展戰略和提供配套設施等方面工作進展速度遠遠跟不上新農村發展的速度。政府還在補充、修改和完善農業政策和規章制度等方面投入進展緩慢。雖然每年都有少量的資金投入，但相對農村的需求來說，資金投入嚴重不足，基礎設施嚴重落后，在偏遠的農村則尤為突出。政府在“三農”政策中投入力度的不足間接的制約了四川地區在新型現代農業技術推廣。

篇（10）

我國生態農業經過20多年的推廣歷程，依然處于試點階段，可以說生態農業在我國的推廣步履緩慢，這其中既有內部因素的制約，也有外部因素的影響。本文著重分析生態農業推廣緩慢的技術創新內因。

推廣學認為，影響一項創新被采用速度的一個最重要的因素是創新的特性。這里所講的創新特性強調的是指潛在采用者對創新特性的認識，或者說是潛在采用者所感知到的創新特性，而非技術專家或行為變革者所理解的創新特性。要想推廣我國的生態農業，必須先了解它的技術創新特性。研究表明，影響創新采用的創新特性主要相對優越性、相容性、復雜性、可實驗性和可觀察性。

1生態農業的相對優越性

所謂相對優越性，是指一項創新的采用較未采用前的狀況的改進程度。創新優越性與創新采用率存在著明顯的正相關關系，即潛在采用者感到創新的優越性越明顯，其采用創新的可能性就越大。所謂生態農業的相對優越性指的是生態農業與以往其他農業（傳統農業、石油農業）的相對優越程度。下面主要從效益性因素來分析。

這里所說的效益性因素包括社會效益、生態效益和經濟效益。從我國當前的生態農業的試點來看，生態農業的三個效益是較為明顯的。

我國1993年開始建立的51個生態農業示范縣經過5年的實踐，取得了比預期更好的效果。首先是促進了農村經濟的發展。據有關資料統計，51個縣中實施生態農業建設的，1994～1997年平均年增長分別為8.4%、7.2%和6.8%，比全國同期平均水平分別高2.2%、0.6%和1.5%。其次是顯著改善了生態環境。經過5年的努力，試點期間水土流失治理率達73.4%，土地荒漠化治理率達60.5%，森林覆蓋率大幅度提高。其三是推動了農村社會的進步，拓寬了農林牧漁各業的生產領域，緩解了新的就業壓力，如湖北省京山縣在建設生態農業中產生了“三回流”現象，山下人往山上流，城里人往鄉下流，縣外人往縣內流。至1998年該縣農村勞動力有11萬人從農田中脫離出來、轉向林果業、養殖業和二三產業，占農村勞動力的57%。

但是，生態農業與其他農業生產模式相比，在經濟效益上的優越性并不突出。在全國2400多個生態村和生態試點中，幾乎沒有一個村鎮經濟發展水平能在當地居于首富，“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者居多。縱觀我國所有的億元村鎮，均是靠大力發展鄉鎮工業致富的。而追求生態建設的村鎮，主要力量都放在了改土造田、林網建設、太陽能建設、沼氣利用、生物鏈建設上了，工業往往發展不快，或者被有意加以控制。因此,在現階段，由于各種限制，生態農業的生態效益還無法“顯化”為豐厚的經濟效益，它主要是綜合效益明顯，遠期效益突出，而農民是最講實惠的，他們只看重經濟效益，而且是只看重近期的經濟效益，并以此單項指標作為自己行為的指南，從而大大縮小了農民對生態農業優越性的實際體驗。

2生態農業的相容性

相容性是指潛在采用者認為創新與其需要、既有的觀念、以往及現在的經驗等相適合的程度。從創新采用導致的不確定性而言，相容性越高，意味著采用創新的不確定性越小，從而對采用者的沖擊越小，不至于受太大的抵制。一般來說，相容性往往會影響潛在采用者對創新的認可。

就目前來說，我國廣大地區的農民對生態農業知識知之甚少，對常規農業存在難以割舍的戀舊情結，再加上我國農業的總體利益較低，農民們從心理上認為農業不能使自己致富，因而對生態農業持懷疑態度，沒有情感上的需求。一方面是因為常規現代化農業從50年代起就開始宣傳，已對農業科技人員、管理者和農民起到較深的潛移默化作用，人們一講農業現代化就自然想起“四化”，對“四化”可能引起的副作用不熟悉，對全球現今的新發展不了解，習慣性認識有意無意地阻礙著人們對生態農業的認同。另一方面，生態農業畢竟是一種新的農業生產方式，很多人并不了解它的實質內涵、它的優越性和他的技術要求，推動起來也容易被動和盲目。此外，我國生態農業研究和實踐上處于起步階段，理論上的闡述比較復雜，科技研究還不夠深入，實踐效果的定量分析和描述也很不夠，尤其是未總結出一套讓農民一看就懂、一學就會、短時間內就出效益的生態農業實用技術，這些也是影響生態農業相容性的原因。

3生態農業的復雜性

復雜性是指一項創新被認為難以理解和使用的程度。一般說來，創新越易于理解和使用，其被采用的可能性也就較大。復雜性和采用者對自身能力的評估都是一種主觀感覺。一種創新的復雜性越高，自覺可以領會和使用該創新的人就越少，因此人們采用創新的可能性也就越低。

從總體上講，我國生態農業比較復雜難以理解。首先，生態農業的系統既是一個復合生態系統，又是一個松散的集合體，有多重時空上的相對獨立的組分組成，這些組分按一定的比例組合在一起，或構成時間上的延續，或得到空間上的互補。其次，在食物鏈設計上，試驗的農業生物數量和種類、物質和能量投入的最佳值、生產管理條件等都要從實踐中獲得數據加以分析，拿出科學的依據，而這無疑是一個艱辛和復雜的過程。其三，生態農業的原理、原則過于抽象，難于為大多數農民所掌握。例如，何為農業生態系統的整體性？如何協調系統和組分間的關系？如何充分發揮系統的組織作用等等問題，這都是很難掌握的。最后，生態農業強調的是對現有的技術的優化組合，這是生態農業的創新之處，但過多的利用現有技術往往會給人造成一種錯覺，即生態農業同其他農業形式沒有什么區別。同時，由于生態農業的技術支持系統不過硬，缺乏具體的優化組合技術，又受系統復雜多樣性的影響，如何在實際生產中實現技術的有效組合仍是一個難以把握的問題。如農業資源保護增殖技術、小流域綜合治理技術、農業環境綜合整治技術等都比較抽象難懂，再加上農民的知識水平有限，要真正掌握生態農業的技術可以說是非常困難。

4生態農業的可實驗性

可實驗性是指用戶在正式采用創新前對創新性能所能試驗、考察的可能性。由于采用創新的決策過程是一個需要不斷消除不確定性和風險感的過程，即使是有限度的實驗或使用，也能夠使用戶對創新的特點和功能有一個實在的感覺，幫助消除諸多擔憂和疑慮，從而有利于創新的擴散，因此，創新的可實驗性越強，創新的采用率越高，它們之間有正向的相關關系。

總體上講，我國的生態農業的可實驗性較差。由于生態農業是一個涉及多學科技術的生產體系，技術種類需要多而且整合起來還比較復雜，且短期內不易見效益，單靠農民現有的知識水平難以消化和掌握，更別提單獨操作和實驗了。特別是對生態農業的早期采納者來說，它們對生態農業可實驗性特別看重，因為它們可參考的經驗不多，他們可以借鑒的通常只有從大眾媒體獲得的有關生態農業的一般知識。因此，他們常常面臨較大的不確定性和風險感，對采用可實驗性較差的生態農業可以說是慎之又慎。從宏觀上來說，對于一個生態農業示范縣或省，生態農業是一個涉及多學科多部門的事業，建設面廣，綜合性強，單純靠某一個部門的力量是難以奏效的，生態農業必須在政府的領導下，把相關部門的人力、物力、財力集中結合起來，按照各自的業務要求，各司其職，各盡其責，統一協調，形成合力，共同推進；只有這樣，才能調動農民采用生態農業的積極性，以彌補生態農業可實驗性較差的不足。

5生態農業的可察性

可察性是指創新的采用結果對其他人來說顯而易見的程度。有些創新被采用后不易為人所知，有些創新的采用則一目了然，盡人所知，通常，對大多數創新來說，可察性是和其采用率呈正相關關系。

由于生態農業畢竟是農業，無論是生產過程或是最終產品，外觀上和其他農業的區別不大，其效益具有滯后性，因而，導致其可察性在短時間內不夠明顯。從附表可以看出，河南內鄉縣各種生態農業類型1999年比1995年糧食產量增長幅度遠沒有環境效益的增幅大，單從糧食產量這種可察性方面來看，生態農業的可察性就比較低。不過，近年來，我國大力宣傳和發展生態農業，特別是51個生態農業示范縣建設的成功，生態農業與其他農業相比，可察性有所提高。

總而言之，我國生態農業雖然具有一定的優越性，但受各種條件所限，優越性不很明顯，再加上它的可容性低、比較復雜、可試驗性和可察性都比較低等特性，決定了其對農民的吸引力有限，而生態農業技術創新的上述特點決定了其對政府的吸引力很大（生態農業的社會效益和長遠效益所至），這也正是國內所有生態農業試點均為各級政府組織和扶持，而農民大范圍的自發“學習”卻是一個十分緩慢進程之原因所在。

參考文獻

1劉思華.生態農業若干建設問題研究.中國生態農業研究學報,2001（2）

2張勁松.加快生態農業建設,積極發展綠色食品.中國生態農業學報,2001（12）

篇（11）

主管單位：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部

主辦單位：中國熱帶農業科學院

出版周期：月刊

出版地址：海南省儋州市

語

種：中文

開

本：16開

國際刊號：1009-2196

國內刊號：46-1038/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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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范圍：國內外統一發行

創刊時間：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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