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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口的老齡化及其給養老保障體系帶來的問題

(一)我國正處于人口老齡化階段

人口老齡化，是指在一個國家或地區因人均預期壽命的不斷延長而使老年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重上升和人口年齡構成老化的社會發展過程。國際社會通常把年滿60歲及以上的人口稱為老齡人口，把60歲及以上的人口占總人口比重10%或65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重7%以上的國家或地區成為“老年型國家”或“老年型地區”。‘

據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截止2000年11月1日零時，全國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重為6. 96%，己基本達到國際公認老齡化標準。z據估計，我國60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重從2005年的12. 93%將上升到2020年的24. 69%，到2036年將高達29.58%; 65歲以上人口將從2005年的9. 01%上升到2020年的20. 42%，到2040年將高達23. 74%0換言之，從2000年中國進入老齡化社會開始算起，在短短20年間，中國的老齡化程度將達到現在老齡化最為嚴重的歐洲發達國家水平，完成歐洲老齡化進程半個世紀走過的歷程，速度之快可謂驚人。

(二)人口老齡化給養老保險制度帶來的問題

與世界上其它人口老齡化國家相比，我國人口老齡化具有人數多、增長快、超前于社會發展水平等特點。歐洲國家一般在半個世紀的發展歷程中，積累了相當的社會財富，具備了滿足老齡化帶來的日益增多的養老保險金需求的能力，通常稱之為先富后老;而我國老齡人口的快速增長，是在經濟基礎還較為薄弱、整個社會經濟尚處于不發達狀態的條件下出現的，即存在著未富先老的情況，這也就意味著老齡化會對我國的養老保障體系提出更為嚴峻的挑戰。

隨著老齡化的到來，越來越多的人達到法定退休年齡，而年輕勞動力資源卻相對缺乏，就會出現養老保障基金的支取顯著增加，而基金的繳納卻越來越少的嚴峻形勢。另外，因為生活條件的改善，人們的壽命越來越長，使得領取養老保障基金的人數與日俱增。因此，我國必將在籌集養老保險金方面面臨嚴重的問題。

二、我國現行的養老保障模式存在的問題

1、養老保險基金入不敷出，個人賬戶處于“空賬”運行狀態

隨著人口老齡化的到來，達到獲得養老保險標準的人越來越多，養老保險賬戶收支難以平衡，養老金賬戶面臨嚴重的清償危機。我國目前改革的主要方向是將個人賬戶做實，并將做實以后的個人賬戶基金投入資本市場使其保值增值。但是完成養老體系這一轉軌和個人賬戶的做實，需要一筆數額巨大的轉軌成本。由于目前轉軌成本的不到位，我們現在只能繼續地實行過去的“現收現付制”的養老保險體系，即將當前就業人納的養老保險金作為退休人口的養老金支付，也就是所謂的個人賬戶處于“空賬”的運作狀態。

在現收現付模式下，老年人口不斷增加，養老費用的支出也必然相應增加。通過下圖可見:

圖表顯示，老年撫養比在不斷增加，養老金與工資比也在不斷增加，這意味著現實勞動力得到的工資中用于養老金的比例在不斷增加，給現實勞動力造成的壓力可想而知。

2、農村養老保險制度落后，統籌城鄉養老保險體系步伐緩慢

據第五次人口普查公布的數據，我國目前農村人口80739萬人，占全國人口的63. 91%。按全國平均老齡化程度10%來計算，大約有8000萬的老年人口，然而這還是9年前的數據，最近這兩年老齡化人口的比例有增長的趨勢。

我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國家的財力有限。在農村經濟較為發達，農民收入較高，農村集體的經濟實力較強的地區，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開展還不會遇到太大的障礙，但畢竟我國大部分農村經濟不發達，集體無力或不愿對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給予補助，絕大部分農民得不到任何補貼，結果造成“個人繳納為主”成了“完全由個人繳納”，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缺乏社會保險應有的社會性和福利性，也沒有國家、集體、個人義務的強制性，基本上是一種強制性儲蓄，社會養老保險有其名無其實。

3、我國資本市場嚴重滯后于養老保障制度改革的發展，成為我國養老保障模式由現收現付制向部分積累制模式轉變的瓶頸和掣肘

我國資本市場存量遠遠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制約我國資本市場在積累制養老保障模式建立過程中發揮作用的因素主要包括:

(1)資本市場不成熟，投資風險較大。目前我國的資本市場發育還不完善，在制度設計和監管體系等多方面都存在不小的問題;

(2)養老基金投資渠道狹窄，缺乏保值增值的途徑。對滾存結余的養老基金長期以來局限于存銀行或購買國家債券，基金增值保值無從實現;

(3)養老基金市場化運作剛剛起步，競爭格局尚未形成，經營能力還有待提高。

三、人口老齡化現狀下我國的養老保險改革

以上分析了在人口老齡化的現狀下，我國養老保險制度存在的問題，針對以上問題，應努力推進養老保險制度改革，化解人口老齡化所帶來的壓力。

1、借鑒西歐國家養老金改革的方法，凍結“人均第一支柱”的養老金金額，將資金來源由“收入繳費型”轉入“資產繳費型”

比如在荷蘭，為適應人口老齡化的到來，其將養老金改革的重點放在增加第一支柱的資金來源上。該國將第一根支柱的基金來源從“收入繳費型”轉向“資產繳費型”，要求政府每年將相當于GDP總額0. 75%的原來用于償還國債的金額劃撥給該基金，以補充未來第一根支柱養老金的需求，這樣在養老金支取高峰到來之前，提前進行資金積累工作，資金的積累計劃到2028年終止。

我國可借鑒此方法，逐年將GDP的一定比例劃撥給社保基金，用于填補現處于“空賬”狀態的個人賬戶及支付前述的轉軌成本，將做實的個人賬戶交由專業的資產管理機構運作，其資產回報可用于抵減下年的GDP撥付額，從而使得做實的個人賬戶處于一個良好的運行狀態之下，也能緩解老齡化所帶來的支付壓力。 2、利用龐大和過多的外匯儲備建立主權養老基金以緩解老齡化為社保制度帶來的財務支付壓力

這種方法是近幾十年來世界各國的一個通常做法，尤其近幾十年來，許多經濟體將其過多的官方外匯儲備從央行資產負債表中分離出來用于建立主權養老基金，即完全符合應對老齡化的國際慣例，又可解決社保制度的財務壓力。特別是在我國如今外匯儲備過多，流動性壓力過大的情況下，主權養老基金的合理籌集及運營，不僅能夠滿足老齡化所帶來的未來社保體系財務能力的客觀需要，還能實現官方儲備的多元化投資以達到風險最小化的目的。

以加拿大主權養老基金為例，根據2007年11月9日發表的“季度報表”，“截至2007年9月底，加拿大主權養老基金的規模已達1231. 48億加元，而2006年9月僅為1015. 54億加元，一年增加了近220億加元，在過去的五年里增加了一倍多，并且增量部分完全來自繳費，一躍成為僅次于美國、日本和挪威的世界第三大主權養老基金，基本與瑞典主權養老基金并駕齊驅，并列第四位。

從上圖可以看出，加拿大的主權養老基金呈不斷上升之勢，我國也應汲取這方面的經驗，利用龐大和過多的外匯儲備建立主權養老基金以緩解老齡化為社保制度帶來的財務支付壓力

3、通過財政激勵等方法刺激個人養老金產品的建立和提高

不少國家通過各種經濟手段對企業年金給予稅收優惠政策，以擴大這些國家第二根支柱“的覆蓋面。政府財稅政策對企業年金計劃的鼓勵體現在三個環節:雇主、雇員繳費在稅前列支，從而減少應納稅額;企業年金基金投資運營獲得的收入免稅或推遲納稅;企業年金支付階段免稅。這對企業和員工建立與發展企業年金起到巨大的激勵作用。而且，不少國家都對繳納給私人養老金基金的款項實行免稅，這也有助于私人養老金基金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國家對養老金的支付壓力。

我國現階段雖沒有分養老金為基本養老金、職業養老保障金和個人自愿購買的養老金三部分，但可借鑒西歐國家的這種做法，對一些可減輕國家養老保險基金支付壓力的投資渠道給予減稅或免稅措施，以鼓勵這些個人養老金產品的建立與發展，像是對我國個人購買保險中含養老保險部分的可給予一定比例的免稅。

篇（2）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隨著經濟全球化浪潮的加速，國際社會政治經濟關系日益密切，世界進入相互依賴時代，推動了國際組織突飛猛進的發展。其中國際經濟組織發展更為迅速，關貿總協定、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都產生于二戰結束后。冷戰后的1995 年成立的、有“經濟聯合國”之稱的世界貿易組織，其勢力不斷發展壯大，更標志著國際經濟組織的發展進入到新的階段。當前，國際經濟組織對國際社會經濟事務的影響也日益擴大，對發展中國家主權的影響惹人注目。為此，本文擬對國際經濟組織對發展中國家主權影響的層次結構、職能范圍和影響的二重性進行探討。 一、國際經濟組織對發展中國家主權影響的層次結構經濟全球化時代的國際經濟組織及其規則非常顯著地侵入發展中國家的主權領地內，它對發展中國家的主權從三個層面上形成影響。 1.最高層次的全球性經濟組織(協定)的影響 世界范圍內的國際經濟協調是由全球性的國際經濟組織負責的，例如，世界貿易組織、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尤其是世界貿易組織，其職能已不僅僅是協調國際貿易，而且幾乎包括所有的世界經濟活動。參加世貿組織的發展中國家在國內外經濟政策的制定和實施過程中，都必須嚴格遵守世界貿易組織的有關規則，把許多經濟主權讓渡給世貿組織。這從最高國際層面上影響到發展中國家主權的行使。

2.中間層次的區域性經濟組織和協定的影響 作為經濟全球化組成部分的區域集團化，是當今世界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特征。根據世界貿易組織統計，截至2001 年底，世貿組織得到通知的區域經濟組織有200 多個，其中150 多個組織的協議仍在生效。 幾乎所有的WTO 成員都參加了一個區域經濟一體化協議，有些WTO 的成員甚至成為10 多個區域一體化協議的成員。目前，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參加了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這些組織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主權也在區域范圍內進行限制和約束，而且這種約束和限制比經濟性世貿組織更強。 3.最低層次的雙邊組織和協定 對于那些涉及兩個國家的國際經濟問題的解決，單獨依靠其中一國的調節是不能發揮作用的，需要通過雙方的組織(協定)來協調，參加這些雙邊協定的發展中國家，在雙邊協定和組織生效后，就必須遵守有關協議，從而使本國主權受到一定的約束和限制。 例如，中國加入WTO 之前的中美最惠國待遇協定;2003 年6 月中俄兩國簽署石油管道的能源利用協定，這些都是裁定協定兩國之間分歧、矛盾的準則，使兩國主權受到一定的約束和限制。隨著經濟全球化的進一步發展，發展中國家參與全球性、區域性及雙邊性組織(協定)的狀況日益增多。這種狀況從高中低三個層次對發展中國家主權的影響越來越大。 二、國際經濟組織對發展中國家主權影響的職能范圍 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國際經濟組織對參與其中的發 展中國家的主權從多方面進行限制，也就是發展中國家主權的內外經濟職能從多方面有限度地(根據協定)轉移到國際性、區域性或雙邊國際經濟組織中。

1.經濟法規、經濟原則、經濟制度的創建職能 過去經濟法規、經濟原則、經濟制度的設立都是一國主權范圍內的事，發展中國家把其看作是主權不受侵犯的重要體現。但是，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發展中國家這種主權職能部分轉移到國際經濟組織中，國內經濟政策法規、國內的經濟體制要同國際接軌，發展中國家要執行國際經濟組織制定的經濟法規、經濟政策，甚至經濟體制的市場化程度都要得到國際社會的承認。例如：加入WTO 的發展中國家必須接受WTO 規則體系，其中包括有《關貿總協定》在內的20 多個具體領域的協定、議定書、決定、諒解等。

WTO 調整的領域從傳統的貨物貿易發展到服務貿易，從關稅減讓發展到非關稅壁壘的限制和拆除。發展中國家國內制定的法規政策若與此有抵制的必須限期拆除。 2.監管職能 一般來講，發展中國家有關制度的實施都是由本國政府執行的，是本國政府主權范圍的事情，包括進出口關稅的減讓、國內貿易政策的透明化等。但是，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發展中國家的這些監管職能轉移到國際有關經濟組織中去，由這些組織根據有關法則進行監督。例如：在經濟方面，GATT、WTO 都有自己一套有效的監督懲罰機制。這種機制實質上侵蝕了一部分國家的經濟主權，由于其規則由西方發達國家制定，發展中國家受到的主權侵害更為嚴重。[ ZHLzwCom] 3.解決爭端職能 在國際社會中，發展中國家解決國家間的經濟利益矛盾是在國家政府間協商的。但是，隨著經濟全球化的進一步發展，國際間的經濟交往擴大，不同國際主體之間的經濟爭端增多，日益復雜化，因此，國家主權范圍內調節的局限性突現，國際經濟組織開始介入發展中國家的有關國際爭端，代行某些國家主權職能。

世界貿易組織在關于解決爭端的規則與程序中，全面規定了其解決爭端的政治方法(包括協調、斡旋和調解)、法律方法(包括專家組審議和上訴)、裁決的執行與監督、救濟辦法等，還專設了爭端解決機構(DSB)。世界貿易組織在爭端機制解決上有突出的三點要求：其一，DSB 的裁決具有約束力;其二，有一常設上訴機構，受理關于法律問題的上訴;其三，世界貿易組織成員應當對違犯規則事件在多邊爭端機制下尋求救濟，在裁決不能得到實施時可采取補償和交叉報復的制度。世界貿易組織的爭端解決機制適用于該體制所管理的一切協議和決定，沒有例外(P150)。 世界貿易組織解決爭端具有安全、可預見、執法權威性等特征，從某種意義上代替了國家主權的經濟職能，這將對發展中國家成員國的國家主權產生影響。世界貿易組織在成立后的前6 年，受理了200 多件貿易糾紛，其中大部分發生在發展中國家和西方發達國家之間，既有保護發展中國家權益的好的結果，也有損害發展中國家經濟主權的不良后果。這些解決爭端的機制在區域性經濟組織中也存在。

例如，在發展中國家參加的北美自由貿易區組織中，就存在一個受理國家之間爭端的制度，而且還平行地設有一個解決投資者和成員國之間爭端的制度。在亞洲，作為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的東南亞國家聯盟，在1996 年6 月也成立了一個解決東盟各國內部貿易糾紛的仲裁機構。所有這些解決爭端機構的設立都在不同程度上影響發展中國家主權職能的發揮。 三、國際經濟組織對發展中國家主權影響的二重性目前，對于經濟全球化中國際經濟組織對發展中國家主權影響的認識，有一種較普遍的觀點，就是意識到了挑戰、侵蝕和沖 擊等負面作用的嚴峻性。這從一個方面反映出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發展中國家主權處于不利地位的事實。但是，我們認為這還不夠，國際經濟組織對發展中國家主權的影響(第3頁)還有另一面，即積極的一面，由于和國際經濟體制接軌，加入國際經濟組織也有利于發展中國家主權增強。我們把這兩個方面的作用稱作二重性。具體來講： 1.國際經濟組織對發展中國家主權的積極作用這種積極作用是促使發展中國家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積極加入國際經濟組織的動機之一。

主要表現在：其一，平臺作用。一個是國際經濟組織為發展中國家在經濟主權受到傷害時，提供了解決爭端的場所。例如，加入世貿組織前，中美之間的貿易糾紛通過兩國政府談判解決。由于中國是處于弱勢的經濟實體，結果中國做出的讓步很大，有的甚至傷及國家的經濟政治權益。美國常常以中美經貿關系同中國人權掛鉤來威脅中國。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后，雖然中國同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的貿易糾紛、反傾銷爭端增多，但是在世貿組織的框架內，中國勝訴的次數也不斷增多。 另一個是，在發展中國家組成的區域性經濟組織內，發展中國家貿易爭端機制的設立，提高了區域內發展中國家減少貿易摩擦，集體行使國家主權的能力，某些國家主權的平等讓渡，獲得了更大的國家權益，對發展中國家主權的行使也是有積極作用的。

其二，提升作用。由于歷史和現實原因，發展中國家的國家建設存在著許多問題，其國家的政治經濟等內外職能存在著許多不適應經濟全球化發展的方面，例如，市場經濟管理措施的缺陷，政府過多干預經濟活動等，影響了國家主權的行使。發展中國家加入國際經濟組織后，就必須同國際上先進的市場管理規則接軌，廢除不符合國際慣例的法規、政策和制度，這固然會限制主權的作用，但同時也會使發展中國家拋棄原來舊的或存在缺陷的政策、法規和體制，接受國際上流行的政策、法規和體制，從而強化國家上層建筑同經濟基礎、生產力的適應性，有利于提升國家主權的行使能力。其三，保護作用。盡管西方發達國家在國際經濟組織中利用主導地位對發展中國家基本主權進行限制和侵蝕，但是由于發展中國家自身維護主權的斗爭及其在國際經濟組織中力量的增強，在國際經濟組織中也有一些保護發展中國家利益的條例。

例如，世界貿易組織就有關于發展中國家市場準入和保護弱勢產業的條款，發展中國家可以以此保護自己的民族產業。中國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談判中，就以發展中國家的身份，對自己的弱勢產業進行保護，例如，對汽車工業、農業等就采取了保護性的措施。在實踐中，一些國際經濟組織也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進行了支持，如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向發展中國家提供了大量的官方發展基金。尤其是作為世界銀行“軟貸款窗口”的國際開發協會，主要以最貧窮的發展中國家為貸款對象，向這些國家提供長期低息的貸款，以促進它們的經濟發展。該協會在全球反貧困斗爭中發揮著關鍵作用。GATT、WTO 屬下的各項多邊協定，也規定了不少對發展中國家成員的特別措施。

篇（3）

全球經濟治理的歷史與現實表明，國家是全球經濟治理的主體，全球經濟治理實質上是國際社會的權力與結構格局及其變動在國際經濟領域的反映，全球經濟治理主要針對全球經濟發展與失衡帶來的全球性經濟問題，通過治理實現全球貿易、金融、貨幣、區域經濟、國際經濟機制的穩定與平衡。隨著經濟全球化的迅速發展，各國經濟與全球經濟更加密切相連，一方面從全球經濟發展與緊密聯系中獲益，另一方面國家經濟發展也總是產生著或積極或消極的外部影響，即會產生溢出效應。同時，國家在全球化條件下很難長期保持國內經濟與國際收支平衡，失衡是經濟發展的常態，由此累積可能帶來全球經濟失衡，外部失衡發展到一定程度就帶來嚴重的全球經濟問題甚至危機。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經濟一直在產生不均衡的影響，國內國際經濟平衡（失衡）存在著直接關聯，當前一系列的全球性經濟問題特別是國際經濟和金融危機都與當前的全球經濟特點和結構、與這一平衡（失衡）狀態密切相關，各國在全球經濟治理體系中的權力地位與責任義務也顯得更加不均衡，2008年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鮮明地體現了這一點。而當前的全球經濟治理已落在了快速發展的全球化經濟后面，面對失衡不斷加劇帶來的全球性經濟問題，對全球經濟治理的改革更加迫切地被提上了全球議事日程。

21世紀以來，由于石油價格暴漲和世界石油需求日益增長，以沙特阿拉伯為代表的海灣產油國依靠源源不斷的石油出口收入積累了巨額的石油美元。日益龐大的石油美元規模已經使沙特阿拉伯等海合會國家成為全球資本輸出的重要來源地，巨額石油美元長期投資西方金融市場，為海灣國家帶來了超出石油收入的財富，改本文由收集整理變了以石油作為唯一財富來源的舊有經濟增長模式。在國際金融危機影響下，西方金融市場投資大幅度減少，沙特阿拉伯等海灣國家由于擁有巨額的石油美元趁機進軍西方金融市場，像美國花旗銀行、英國巴克萊銀行等老牌的西方國際金融機構，都要向海灣國家“討錢”度日。姜英梅：《中東金融體系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央黨校博士學位論文，2011年。在美歐金融業深陷危機之時，沙特阿拉伯等海灣國家憑借雄厚的石油美元資本積極“抄底”參股美國和歐洲的銀行，主權財富基金在危機期間頻頻亮相，向西方金融機構注資，積極調整自身運作模式，努力實現從石油資本到金融資本的轉變，在這場金融危機中非常引人注目。當前“石油美元”已經成為國際投資者最關心的詞匯之一，在西方一直存在著石油美元沖擊全球資本與金融市場甚至是造成全球金融危機的重要原因的聲音。隨著新一輪的石油價格高漲，石油美元的大量增加已經使產油國在全球經濟體系中的地位日益凸顯，石油美元作為新的世界金融與資本權力經濟已經深刻地影響到全球金融、投資與貿易結構與格局。石油出口國在2006年第一次超過亞洲新興經濟體成為世界上全球資本流量的最大源泉，石油美元投資者擁有的海外金融資產總額在3.4萬億美元至3.8萬億美元，位列四大權力經紀之首。diana farrell， susan lund：“the new role of oil wealth in the world economy，” the mckinsey on finance， no.26， winter 2008.石油美元日益成為目前國際經濟和金融市場上一支舉足輕重的力量，對當前國際經濟、貿易、金融與投資的影響不容小覷。石油美元以及與之密切相關的主權財富基金、伊斯蘭金融在全球經濟金融中的地位日益凸顯，石油美元已經成為影響全球經濟平衡、金融與資本市場穩定、貿易與投資發展的重要因素，也因此成為全球經濟治理中重要的關注對象。

石油美元（petrodollar）最初是指20世紀70年代中期石油輸出國由于石油價格大幅提高后增加的石油收入，在扣除用于發展本國經濟和國內其他支出后的盈余資金。北京師范大學金融研究中心課題組：《解讀石油美元：規模、流向及其趨勢》，載《國際經濟評論》2007年3—4月。但由于石油基本是以美元計價和結算的，也有人把產油國的全部石油收入統稱為石油美元。按照石油美元的定義，石油美元的規模取決于石油價格、出口數量（外部需求）和石油出口國國內吸收能力三個主要因素，而全球流動性過剩、國際投機活動盛行是石油美元規模劇增的外部因素。常軍紅、鄭聯盛：《石油美元的回流、影響及政策建議》，載《國際石油經濟》2008年第1期。20世紀70年代的第一次石油危機以后石油美元開始進入國際經濟的視野，曾經出現過一波石油美元的。21世紀以來，新一輪的全球油價上漲再次讓石油出口國獲得了巨額的石油收入，石油美元的規模也隨之水漲船高。根據美國能源部統計，2005年全球21個石油出口大國的石油出口收入高達7 428億美元，較2002年的3 300億美元超出一倍以上，也遠遠高于1980年的歷史紀錄。相對于其經濟規模，石油出口國的經常賬戶盈余遠遠超過中國等東亞新興國家。imf估計，中國2005年的盈余估計占國內生產總值的大約6%，而同年沙特這一比例高達32%，中東石油出口國的平均數字為25%，俄羅斯約為13%，挪威為18%。曹張偉：《石油美元的神秘走向》，載《經濟》2006年第10期，第28頁。產油國特別是海灣產油國由于擁有世界最大的石油儲量、產量與出口量，成為石油美元的主要擁有國。據歐佩克的統計，2011年opec國家石油收入總額達到10 783億美元，2002—2011年十年的累積出口收入超過6.2萬億美元。（見圖1）近年來在國際高油價背景下，不論何種統計與預測，石油美元的規模都日益龐大，高達數萬億美元規模的石油美元已經成為影響全球貿易、金融與投資變動的重大因素。

與此同時，主權財富基金（swfs）是擁有最多石油美元的投資者，根據美國主權財富基金研究所（swfi）估計，2010年底全球主權財富基金資產4.1萬億美元，近60%屬于油氣資源型，大多數位于中東地區，其中90%來自阿聯酋、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等海合會國家，其資產超過了1.4萬億美元，占全球主權財富基金的34.6%。usa， sovereign wealth funds institute， dec 2010.海合會成員國均根據自身石油美元和經濟發展程度設立了不同規模的主權財富基金，中東國家主權財富基金都屬于油氣資源型主權財富基金，石油收入帶來的石油美元是海灣國家主權財富基金的主要來源。石油美元以及主權財富基金的規模提升和主動出擊正日益深入地影響到全球經濟體系，也成為全球經濟治理必須加以面對和重視的對象。

沙特阿拉伯在全球石油美元體系中占有關鍵地位

沙特阿拉伯在全球石油美元體系中占有重要而關鍵的地位。首先，沙特阿拉伯擁有全球最大的石油美元規模，也是全球特別是海灣地區石油美元的領頭羊與風向標，依托全球最大的石油儲產量，建立在石油出口收入基礎上的石油美元使沙特阿拉伯在未來的全球石油美元體系中占據更加重要的地位。新世紀以來的新一輪油價上漲使沙特阿拉伯積累了豐富的石油美元，進一步擴大了沙特阿拉伯的資金實力與對外投資熱情。2002—2011年的最近十年，沙特阿拉伯石油出口收入就達到17 950億美元，石油出口收入帶來的貿易順差總額也達到近13 000億美元，在全球產油國中石油收入比重最高。（見圖2、圖3）

其次，沙特阿拉伯在全球石油美元機制中占有重要地位，深刻地影響著全球石油美元的格局與走向。自20世紀70年代第一次石油危機之后，美國與沙特阿拉伯達成一項“不可動搖”的協議，沙特阿拉伯同意將美元作為石油貿易結算的唯一貨幣，美國通過沙特阿拉伯說服歐佩克其他成員國，石油輸出國接受以美元作為國際石油交易的唯一結算貨幣。從那時起，美元與石油緊密掛鉤，二者之間被畫上了無形的等號，國際石油貿易幾乎全部使用美元計價交易，石油輸出國通過大規模出口石油換回了巨額的石油美元。石油美元在給石油輸出國帶去無數財富的同時，也成為維系美國的金融與經濟霸權的新支柱。當時正值布雷頓森林體系在國際經濟格局變動和石油危機沖擊下解體的關鍵時期，美國通過石油與美元的巧妙結合有力地維護了美元的國際儲備貨幣地位和美國經濟霸權。正是美國與沙特阿拉伯達成的“不可動搖”的協議奠定了石油美元機制的基礎，美元成為全球石油貿易的唯一計價和結算貨幣，穩定了美元的國際地位。幾十年來，以沙特阿拉伯與海灣產油國的巨額石油美元為主體的石油美元回流機制成為全球石油美元機制的主要內容與形式，極大地影響著全球經濟、金融與投資市場的變動，以美國與沙特阿拉伯為核心的全球石油貿易、石油美元流動體系在極大影響著全球經濟體系的同時，也使沙特阿拉伯獲得了更高層次的全球經濟地位，成為其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的重要基礎。

沙特阿拉伯與美國在石油美元機制與安全領域的特殊關系更進一步凸顯了其權力地位，而沙特阿拉伯也通過自身在海灣地區與中東地區的巨大影響力在全球石油美元機制以及石油貿易體系中發揮著穩定作用。2001年“9·11”事件和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之后，都曾有報道說沙特阿拉伯從美國撤出了部分投資并帶動海灣國家數千億美元資產的流出，引起了整個美國金融市場震動，并造成美元匯率下行，而沙特阿拉伯政府或官方人士出面否認有力地穩定了美國金融市場與美元匯率。全球金融危機以來，美元不斷貶值，采用與美元掛鉤的匯率政策使海灣國家面臨嚴重的通貨膨脹壓力，也使海灣國家的石油收入面臨縮水與損失。2007年科威特放棄了單一盯住美元的匯率制度，其他產油國也日益動搖，但沙特阿拉伯則堅持里亞爾與美元掛鉤的政策不變，基本維持了海灣地區盯住美元的匯率制度。

第三，沙特阿拉伯在海合會中居于領導核心地位，其經濟政策與行為具有標桿性的引領作用，這使沙特阿拉伯的石油美元影響力在海合會的依托下呈現出放大效應。海合會國家經濟實力較強，特別是依托巨額的石油美元積累了強大的資金實力與金融實力，是全球資本與金融市場上的重要力量，在全球經濟治理中也占有日益重要的地位。作為擁有世界最大的石油儲量、產量與出口量的產油國群體，海灣國家歷來都是石油美元的主要擁有者，是主權財富基金的集中地，也是全球伊斯蘭金融的中心。建立在巨額石油美元與龐大主權財富基金基礎上的雄厚資金實力與投資能力使海合會成為影響國際金融與投資動向的重要力量，在西方國家的巨額投資與金融資產成為影響當地金融與資本市場的重要因素，而不斷多元化的投資也影響著全球投資與金融的發展。為推動經濟持續增長、維護自身經濟利益及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沙特阿拉伯協調海合會國家在國際貿易、金融、投資等領域的共同利益，在不斷推進內部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同時，在對外經濟交往中采取了比較一致的政策措施，在國際石油貿易、石油美元、石油金融、伊斯蘭金融以及主權財富基金等問題上形成了更大的國際影響力，這使沙特阿拉伯在全球經濟體系中的地位與影響力呈現出放大效應，也使其在全球經濟治理中可以發揮出更大作用。在作為海合會國家經濟與財政支柱的石油收入上，沙特阿拉伯占到海合會六國石油收入總額的52%以上，如2011年為53%。相應地，沙特阿拉伯在海合會國家的石油美元規模中也占據較大份額，而沙特阿拉伯的石油美元的支配與流動影響著海合會國家的整體流向情況。（見圖4）

更為關鍵的是，沙特阿拉伯在建立于石油美元基礎上的對外投資、海外資產、主權財富基金等方面幾乎均占有優勢與核心地位，在這些領域的對外政策與行為中具有引領性作用，沙特阿拉伯在中東地區、阿拉伯國家以及伊斯蘭世界等更大范圍的經濟治理中可以發揮出更大的協同效應與集體影響力。海灣國家是中東地區對外直接投資的重要來源地，而沙特阿拉伯對外投資占到了阿拉伯國家之間投資總額的40%。據海合會統計，2009年沙特阿拉伯吸引外國直接投資（fdi）存量為1 472億美元，占到gcc總額的53%；同年對外直接投資（odi）存量為403億美元，在gcc對外直接投資中所占比重大約30%左右，但如果加上金融資產投資所占比重將大幅提高。歐美國家是海灣六國對外投資的主要流向地，也是其海外資產的主要所在地，沙特阿拉伯的政策導向影響到海灣國家甚至整個中東國家的對外投資與資產政策，也影響著全球石油美元回流機制以及西方國家金融市場。相對來說，沙特阿拉伯雖然擁有海灣國家中最大規模的石油美元規模，但其對外投資策略比較保守，在主權財富基金、伊斯蘭金融資產等方面也并沒有占據絕對優勢。但沙特阿拉伯的經濟金融政策依然主導著海合會的區域經濟合作，石油美元以及主權財富基金、伊斯蘭金融資產等能否在海合會內部和世界上發揮更大作用及其在全球的發展前景也基本取決于沙特阿拉伯的政策與支持力度。

石油美元對沙特阿拉伯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的影響分析

石油美元是沙特阿拉伯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的重要權力基礎，沙特阿拉伯憑借巨額石油美元在全球金融與投資格局中具有了日益重要的地位，石油美元在全球資本市場的威力讓世界重新認識了其重要作用，而主權財富基金的崛起更加強了其全球資本大國地位。在全球經濟格局發生重大變化而又危機頻發的今天，沙特阿拉伯的石油美元以及主權財富基金是國際資本市場上不容小覷的重要力量，西方國家也希望借助沙特阿拉伯等國的雄厚資金實力幫助自己渡過當前的難關。隨著g20在金融危機后成為國際經濟合作的主要平臺，沙特阿拉伯作為g20成員之一在當前的全球經濟治理機制中的地位不斷提升，作用和影響力日益擴大。

第一，石油美元的龐大規模日益影響到全球經濟失衡及其治理，也進一步突顯了沙特阿拉伯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重要地位。從全球貿易治理來看，沙特阿拉伯在全球貿易帶來的經常項目失衡問題、對外發展援助以及大宗商品市場的穩定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特別是沙特阿拉伯作為世界上最為重要的石油生產與供應國，通過出口石油等自然資源積累起了巨額石油美元財富，是全球主要的貿易順差國和盈余國之一，也使其成為全球經濟、貿易、金融和資本市場的重要力量，在當前全球經濟失衡與治理中的地位與作用也受到高度重視。近年來，沙特阿拉伯對外貿易規模呈現持續快速增長態勢，連續多年實現大額貿易順差，從2002—2011年的十年中累積實現貿易順差就高達12 571億美元。根據美聯儲統計數據，截至2012年3月，沙特阿拉伯外匯儲備達到了5 460億美元，僅次于中國和日本而排名世界第三。作為全球主要的經常項目順差國，沙特阿拉伯等海灣國家與東亞新興經濟體一起成為全球經濟失衡治理的重要角色。外匯儲備水平極大地影響著國家對全球金融危機沖擊的脆弱性，經常項目的貿易盈余增加了沙特的外匯儲備，有利于增強其抵御外部經濟風險的能力。但如何對巨額貿易盈余進行有效利用和保值增值也是沙特阿拉伯等貿易盈余國家的重要目標，這一問題在近年來美元不斷貶值的背景下變得更加突出。全球貿易失衡的治理特別需要g20框架內發達大國與新興大國的共同努力，g7為代表的發達國家與e11為代表的新興國家在全球貿易失衡上處于不同的地位，互為全球最大的貿易逆差國與順差國，問題的解決需要各個國家的長期協調合作。因此，在石油美元日益壯大的背景下，積極參與全球貿易治理，維持長期貿易平衡與可持續增長既是沙特阿拉伯的政策目標，也是其可以發揮重要作用的領域之一。

第二，依托巨額石油美元，沙特阿拉伯的金融實力與影響力不斷上升，成為全球金融市場及其治理的重要參與力量。石油與美元的結合讓沙特阿拉伯獲得了巨額財富，依托石油美元財富的資金與金融實力獲得了飛躍式增長，成為全球金融市場的一支重要力量。同時沙特阿拉伯也日益卷入現行的全球金融貨幣體系，成為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沙特阿拉伯等海灣國家的巨額石油美元回流西方市場有力地維系了全球金融市場平衡。沙特阿拉伯憑借較強的資金實力積極參與國際貨幣金融體系的建設與改革，近年來沙特阿拉伯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中的份額與投票權大幅提高，并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獲得了單獨董事席位，目前是imf的第七大出資國。沙特阿拉伯貨幣局（央行）的資產規模不斷擴大，而在境外資產結構中大部分是美國國債。隨著近年來石油收入劇增，沙特阿拉伯的全球金融資產規模不斷擴大，廣泛地涉入西方金融市場，特別是金融危機爆發之后，沙特阿拉伯等國為花旗、美銀等西方主要金融機構提供資金援助，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注資，受到全球矚目。另一方面，石油美元機制以及沙特阿拉伯盯住美元的匯率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支撐了美元的國際貨幣地位，在當前美元貶值、信用下降的背景下，沙特阿拉伯等產油國的金融政策也深刻影響著美元的國際地位。“9·11”事件后英國媒體報道沙特阿拉伯撤出大量對美投資和2008年金融危機后傳聞沙特阿拉伯計劃取消盯住美元的匯率制度都使美元匯率顯著下跌，而沙特阿拉伯官方出面否認后美元價格得以恢復，生動地說明了這一點。

正是由于沙特阿拉伯等海灣國家的經濟與歐美國家聯系密切，十分關注西方國家經濟金融形勢，海灣國家為了維護目前其盯住美元的匯率政策，也不得不將石油美元再投入購買美元資產，以維護自身經濟穩定。但近來對這一政策的質疑聲越來越大，因為沙特阿拉伯貿易盈余和美元儲備的增加會加大本幣升值的需要，而本幣與美元同步貶值會極大增加本國國內通貨膨脹的壓力，因此沙特阿拉伯等海灣國家近年來國內通脹壓力一直較大。沙特阿拉伯也有逐步調整其外匯儲備構成、降低對美元依賴的長遠需要，在2011年美國債務危機、2012年美國財政危機顯現時，沙特阿拉伯國內都出現了國外金融資產安全性以及改革盯住美元的匯率制度的爭論。當然，沙特阿拉伯認為對美元的投資風險相對較低，其執行的與美元掛鉤的貨幣政策被證明是行之有效的，它確保本國經濟與全球最大經濟體掛鉤，保護國內金融機構免受外部危機過度沖擊，限制外界對本國貨幣里亞爾的炒作。由于沙特阿拉伯等海灣國家在西方金融資產的巨大規模以及牽涉到與此關系密切的美元匯率問題，也引起了美國等西方國家的高度關注，沙特阿拉伯作為海灣金融大國，其金融政策動向具有了世界性的影響力，同時也使沙特阿拉伯在當前的國際金融貨幣體系改革中獲得了更大話語權。

此外，沙特阿拉伯在全球“石油金融”領域具有重要的基礎性地位，在石油金融化的背景下，作為全球最大的石油生產與供應國，沙特阿拉伯可以發揮自身在世界實體石油經濟體系中的巨大影響力，努力將自身的石油實力與國際社會對全球金融市場的治理結合起來，共同應對石油金融市場的巨額投機行為與劇烈波動現象。隨著伊斯蘭金融的興起，沙特阿拉伯依托自身較強的經濟基礎和金融實力在全球伊斯蘭金融體系中占有日益重要的地位，作為巨額石油美元的擁有者也使沙特阿拉伯在一定程度上決定著未來全球伊斯蘭金融的發展前景。

第三，沙特阿拉伯依托巨額石油美元成為國際資本和投資市場上不可忽視的重要力量，其投資走向和由此帶動的海灣地區及全球石油美元的投資動向深深地影響著全球投資市場及其格局。沙特阿拉伯的石油美元投資主要分為政府投資和私人投資兩個部分，其中沙特阿拉伯貨幣局作為沙特政府主管對外投資的官方機構，其對外投資可以從其擁有的海外資產中窺知一二。2012年沙特阿拉伯貨幣局海外資產總額達到6 627美元，如果加上其他渠道以及私人對外投資規模將更大。（見圖5）沙特阿拉伯民間資本豐富，據預測私人資本總量為10 000—20 000億美元，這些資金除小部分投資在國內外，大部分投資于海外的不動產、股市、證券等。沙特阿拉伯的石油美元主要投向了美國等西方國家，其貨幣局持有的美元資產比例最高，這與它一貫保守的管理方式以及堅決維持盯住美元的匯率政策是分不開的，主要投向美國市場的做法也與沙美特殊關系密切相關。另一方面，近年來隨著美元持續貶值、經濟危機以及限制因素的增多，沙特阿拉伯也在考慮調整其全球投資方向，而新興國家的崛起與全球經濟格局的變化也使投資渠道、對象增多，投資的多元化也是大勢所趨。有沙特阿拉伯經濟學家指出，美國財政懸崖和經濟衰退將嚴重威脅沙特阿拉伯等國在美投資，并嚴重影響海灣國家的經濟，蘊含著經濟風險，沙特阿拉伯對外投資及外匯儲備的90%都與美元相關，一旦美國經濟陷入衰退，美國債務出現政策調整，沙特阿拉伯經濟將難以避免地受到影響。轉引自中國駐沙特使館商務參贊處網站http：//sa.mofcom.gov.cn/article/jmxw/

當前，主權財富基金的日益活躍以及被察覺到的非經濟意圖引起許多國家的擔憂，對主權財富基金進行治理是必然的趨勢，也成為全球投資治理的重要內容，而沙特阿拉伯以其重要地位在有關石油美元與主權財富基金的國際制度、規范建設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依托于石油美元的沙特阿拉伯主權財富基金規模目前雖然并不是最大，但從前景來看必然日益擴大，地位不斷上升。無論按照美國主權財富基金研究所（swfi）還是英國倫敦國際金融服務機構（ifsl）的統計，沙特阿拉伯的主權財富基金規模占全球的11%，占本國gdp比例的86%。從單只基金來看，沙特阿拉伯外匯控股（即沙特貨幣局）占全球第三位，約有4 391億美元資產。由于沙特阿拉伯貨幣管理局（ sama） 同時承擔外匯管理和主權投資的職責，因而研究者對于該機構是否屬于主權財富基金范疇以及基金規模測算等問題有不同觀點。2008年5月，沙特宣布在“公共投資基金”（ the public investment fund，pif） 內設立一支獨立從事主權投資的基金，規模為53億美元。沙特阿拉伯作為石油美元與主權財富基金的主要擁有國之一，加之對其他海灣國家石油美元與主權財富基金投資的引領性的影響力，一方面使沙特阿拉伯在石油美元與主權財富基金的全球治理中擁有很大的發言權，必然發揮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沙特阿拉伯認為海灣國家不是造成全球經濟失衡或不穩定的根本原因，石油美元與主權財富基金本身并不具有“原罪”，其治理牽涉到全球經濟金融、投資體系及其變革，需要各國的共同參與，而沙特阿拉伯在這一治理進程中可以發揮出自身獨特的作用。

第四，g20成員國的身份進一步凸顯了石油美元大國沙特阿拉伯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地位。隨著金融危機之后g20取代g8成為全球經濟治理的主要機制與平臺，沙特阿拉伯作為g20中唯一的阿拉伯國家、產油國的代表以及巨額石油美元的掌控者，其在全球經濟治理中所發揮的作用受到世界關注。沙特阿拉伯等海灣國家的巨額石油美元及其回流機制在全球貿易、金融與投資中扮演著重要角色，g20在諸多重要領域中的治理效力離不開沙特阿拉伯的積極參與和作用發揮，沙特阿拉伯的積極參與也提升了g20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權力地位與治理效力。鑒于石油美元以及主權財富基金、石油金融、伊斯蘭金融等與沙特阿拉伯關系密切的全球經濟元素的地位不斷提升，對全球經濟與貿易、金融與投資等方面的影響日益擴大，沙特阿拉伯在其中占有的重要地位使其在相關的全球經濟治理問題上發揮著重要作用。依據g20議題對沙特阿拉伯的影響大小與沙特在應對該議題中發揮作用的高低為主要標準進行統計，2008—2012年g20共舉行了七屆峰會，主要議題大約共有31項，與沙特阿拉伯高度相關的大約有16項。

石油美元影響力的不斷擴大使沙特阿拉伯在全球金融和投資體系中具有獨特的代表性與較強的影響力，依托g20等全球經濟治理機制可以發揮出更大的作用。此次全球金融危機之后，包括沙特阿拉伯在內的g20各國同時采取了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和大規模的經濟協調行動。依托多年累積的巨額石油美元，沙特阿拉伯在金融危機發生后提出了高達4 000億美元的財政開支計劃，為本國與區域經濟發展注入了活力，受到了g20與國際社會的高度贊揚。同時沙特阿拉伯全力支持g20及其他有關國際金融機構為挽救世界經濟做出的努力，沙特阿拉伯作為g20成員、全球經濟大國之一積極參與了歷次有關聯合聲明與經濟協調，共同反對貿易與投資保護主義，與其他g20成員國一道履行了峰會達成的有關承諾，不奉行投資保護主義，減少對國際資本流動的限制等。在金融危機以來主要由unctad、oecd聯合的8期《g20國家貿易與投資措施報告》中可以看出沙特阿拉伯反對貿易與投資保護主義的努力。2008年以后g20中大多數國家都采取了不同種類的貿易或投資限制措施，沙特阿拉伯沒有采取相關措施，特別是沒有一些國家采取的以國家安全為由的相關限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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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代，中國作為實行全方位對外開放的發展中大國既受惠于經濟全球化及其重要組成部分金融全球化提供的重大機遇，又面對著它們提出的主權方面的嚴峻挑戰。如何在金融全球化日益加快的進程中積極而審慎地對待金融全球化、切實有效地維護國家的經濟主權，是中國政府必須審慎考慮的重大問題。

一、 金融全球化及其表現

金融全球化可從不同的角度來闡釋。它既可以指金融資本或金融服務在全球范圍內的自由流動和配置，也可指現代金融制度在全球的擴展，使世界各國金融政策趨同化，還可以指金融風險意識和金融全球監管共識的達成。金融全球化主要的含義應當是指金融資本或金融服務在全球范圍內的自由流動和配置，從而使各國經濟與金融的相互依存關系日益緊密的一種客觀歷史趨勢。

金融全球化主要表現為:一是金融自由化。20世紀8年代以后發達國家紛紛進行金融改革、放松金融管制，掀起了金融自由化的浪潮。金融自由化為金融全球化提供了制度條件。二是金融市場全球化。全球金融電子網絡的形成，證券交易所或證券交易系統的聯合或合并，全球性、地區性的金融中心和大批離岸金融市場所構成的覆蓋全球的金融市場運作體系，標志著全球統一的 “24小時”全球金融市場的形成，實現了金融交易的全球化。三是金融創新和金融資產的膨脹化。從 20世紀60年代起，各國金融機構先后掀起了金融創新浪潮，隨后生出了令人眼花繚亂的金融衍生工具，金融資產迅速增長，不斷擴張，全球經濟虛擬化。四是國際金融證券化。它包括資產證券化和融資證券化。據不完全統計，僅1996年到 1998年上半年，亞洲市場上通過公開方式發行資產證券達 30多億美元。從融資方式來看，20世紀 80年代以后國際債券的地位逐年上升，1985年國際債券在國際籌資總額中所占比重首次超過國際信貸，占國際籌資總額的58.9%。五是國際金融資本規模膨脹，全球經濟頻繁波動。

1990年以來，國際金融資本規模急劇擴張，無論從總量上還是速度上已經遠遠脫離了世界貿易和世界總產出等實物經濟指標的增長，由于金融市場的內生波動性和全球金融資本無限供給，自由流動，導致金融市場劇烈波動，金融資產價格的暴漲暴跌更為頻繁。六是金融監管國際化。隨著金融自由化的發展，國際金融資本巨額流動于各個金融市場，特別是短期投機資本的追逐投機，潛在的金融風險隨時都會發達。墨西哥、東南亞、俄羅斯、巴西的金融危機使得世界各國都認識到金融風險的巨大破壞作用，金融安全成為世界各國經濟安全首要關注的問題，金融監管的國際協調越來越受到重視。20世紀80年代以來，“巴塞爾協議”、“清邁協議”等的簽署，各個層次上的國際銀行監督合作的空前發展，等等，所有這些都使世界各國的金融監管更趨國際化。

二、金融全球化對我國經濟主權的挑戰

在金融全球化迅猛發展的背景下，中國的金融對外開放不是迫于“胡蘿 b加大棒”壓力下的開放，而是出于發展經濟的自發選擇。實行金融開放并逐漸融入國際金融體系的進程給中國帶來了很大的經濟利益，中國與國際金融的互動是一種良性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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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貨幣體系是在國際經濟交往過程中，用于調節各國貨幣金融關系的一整套國際原則、規定、制度安排與組織形式。完善的國際貨幣體系不僅能為各國經濟發展提供良好的環境和制度保證，促進世界貿易與資本流動，而且可以讓世界各國更充分、更公平的分享國際分工與合作的利益，推動世界經濟順利發展。國際貨幣體系是國際經濟關系發展的產物。它隨著世界經濟的不斷發展和國際貨幣金融關系的深化，不斷的調整和改革。

國際貨幣體系先后經歷了金本位制、金匯兌本位制、布雷頓森林體系和牙買加體系。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歷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就是國際儲備貨幣不斷演進、發展的過程。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核心是國際儲備貨幣的選擇。“特里芬難題”(Triffin Dilemma)是國際金融專家羅伯特·特里芬（Robert·Triffin）20世紀50年代末提出的。他認為，以一國貨幣作為國際清償手段和儲備資產的國際貨幣體系具有難以解決的內在矛盾：其它國家需要通過對該國國際貿易逆差買入該國貨幣，增加本國的國際儲備 (即國際清償能力)，這必將造成該國逆差、貨幣信用下降，動搖該國貨幣作為國際儲備資產的基礎；反之，該國若要維持本國國際收支平衡、穩定幣值，其它國家國際儲備規模又將受到限制，導致其國際清償能力不足，影響到國際貿易與世界經濟的增長。以單一貨幣作為國際結算和儲備貨幣的貨幣體系面臨清償能力和貨幣信用的兩難選擇。

二、特里芬難題與美國次貸危機的爆發

特里芬難題是針對布雷頓森林體系提出的，但它同樣揭示了牙買加體系下隱含的內在矛盾，解釋了以“次貸危機”為導火索的本次金融危機的爆發與蔓延。牙買加體系的一個特點是國際儲備呈現出多元化的趨勢，但就目前情況而言，美元在各國的儲備中所占份額仍是最高的。其他國家儲備美元數量越多，美國對外的負債或赤字就越大。國際市場上美元流動性過剩。同時，為了彌補財政赤字、刺激本國經濟增長，美聯儲實施擴張性貨幣政策，2001年1月到2003年6月連續13次降低聯邦基金利率，擴大貨幣供應量。貨幣的擴張和低利率的環境降低了借貸成本，促使購房者數量大量增加。眾多投資者投資于房地產市場，導致了房價連續上升。標準普爾公司（Standardandpoors）的有關數據顯示，從2000年1月到2006年6月，美國前10大城市(1O-citycomposite，CSXR)房價指數從100上升到226，上漲了約l26％，在歷次上升周期中漲幅最大。高房價帶來了高收益，吸引了大量投資者購入房屋以期升值。這些購房者的購房目的不是個人居住，而是為了出租或出售。房價的大幅上漲和購房投資構成了交互性推動。過度的擴張性貨幣政策導致了通貨膨脹，資產價格出現泡沫。

美元在國際市場上的流動性過剩及其自身的通貨膨脹，最終導致了美元的貶值和國際地位的下降。為了維護美元匯率的穩定，保持其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主導地位，美聯儲轉而采取緊縮性貨幣政策，自2004年6月連續17次提高聯邦基金利率，試圖回收美元流動性。隨著聯邦基金利率的不斷上調，房屋貸款利率也不斷升高，到2007年已達6.7％。還款利率上升，還款支出大幅增加，加重了貸款購房者的還款負擔。由于次級貸款還款人還款能力有限，還款違約開始增加，到期未付率自2006年二季度起的11%升至2008年一季度的l9％。貸款利率上升，同時也導致購房者大幅減少，房地產市場開始降溫。2006年，美國房地產市場出現下行趨勢。2006年6月到2008年7月，房價指數從226下降到l78，下降了約21％。房貸違約率的上升和房地產市場的低迷，對金融業和原材料市場、勞動力市場形成了一系列沖擊。美聯儲在回收流動性的同時，擠破了資產泡沫，最終引發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機。

事實證明，依靠單一主權國家貨幣來充當國際清償能力的貨幣體系必然會陷人“特里芬難題”，具有內在的不可克服的矛盾。我們認為，未來的國際貨幣體系的基礎貨幣，不是某一個中心國家的貨幣，而更應當是多個國家的貨幣所組成的“一籃子”貨幣，是一種“超主權”儲備貨幣。

三、特別提款權作儲備貨幣是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方向

特別提款權自1970年1月正式開始發行以來，定值方式經過了一系列的演變。最初，定值為0.888671克純金，即當時1美元的價值。1973年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特別提款權開始以一籃子貨幣定值，籃子貨幣的組成是過去5年它們在國際貿易和金融體系中相對重要性的反映。1980年起，特別提款權根據1975年到1979年世界最大的五個商品和勞務出口國的貨幣定值，并規定每五年調整一次。目前，特別提款權的構成是2006年確定的，籃子貨幣計價資產是44％的美元、34％的歐元、日元與英鎊各11％。特別提款權具有天然的“一籃子”貨幣的性質，而這正是今后國際儲備貨幣的改革方向。

特別提款權做國際儲備貨幣具有天然的優勢，但就其本質而言是一種信用資產，要成為主要的國際儲備資產還需要進一步完善。

首先，拓展特別提款權的使用范圍。完善特別提款權的貨幣功能使之成為能直接對外支付的交易媒介。一是減少、取消限制特別提款權使用和交易的規定；二是增強特別提款權的流動性，允許官方部門和私人部門之間相互轉讓特別提款權，鼓勵私人部門持有和使用特別提款權，消除流通障礙。特別提款權只有能夠在世界貿易中自由廣泛使用，才能逐步發展為國際貨幣，其價值才能由市場來決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才能逐步具有世界性中央銀行的職能。

其次，提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權威性。二戰以后美國一直在國貨幣體系中處于主導地位。盡管19世紀60年代起美國開始逐漸衰落，但其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地位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特別提款權的推行和擴大使用，會在根本上動搖美國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主導地位。因此特別提款權作用的進一步擴大，意味著各國，特別是美國，放棄部分貨幣主權。這需要有相關國家的支持與合作，也同樣依賴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作為世界性中央銀行權威地位的確立。

第三，增加發展中國家特別提款權份額。對于國際儲備貨幣的發行國家而言，其持有的國際儲備除了特別提款權和黃金之外，還有包括其本國貨幣，儲備充足。其它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國際儲備則相對緊缺。增加發展中國家特別提款權份額，有利于增強其國際購買力、提高其籌資能力。這對于預防債務危機，促進國際貿易、深化國際分工，以及穩定國際金融局勢都有著長遠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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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吳劍蕓，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的歷史背景、作用及其崩潰，經濟學家，2OO4年l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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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4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了針對2007—2008年的《世界經濟展望》（World Economic Outlook）。“在2007年至2008年，世界經濟仍然看好并能繼續強勁增長”，“未來的總體風險看來要比6個月前來得低”（IMF，2007）。從中我們可以看到當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世界經濟未來的發展是相當的樂觀。然而，緊隨而來的一系列危機似乎超出人們的預期。這使得世界經濟遭受空前的沖擊。Mundell（2011）認為這一系列危機包括四個階段：（1）美國次級債券危機；（2）美元的升值和雷曼兄弟公司的破產；（3）美國和全球經濟衰退；（4）歐洲債務危機。

從2001年開始，美國的低稅率、低利率和低匯率使得美國以房地產為代表的資本市場過度繁榮。信用評級低于正常水平的高風險次級債券被大量發行。這些高風險債券也成為追求高回報的投資銀行看好的投資產品。2007年夏，美國住宅抵押市場轉向，房價下跌。銀行業持有的大量以房產為抵押的證券（包括次級債券）價格下跌。按照會計準則中的市場定價（mark-to-market）規則以及反映銀行資本充足率的巴塞爾協議，銀行業開始大量舉債來填補銀行資本的折損。美國的房地美和房利美公司出現巨額虧損，投資銀行雷曼兄弟破產。由次級債券引發的金融危機繼續蔓延。在此期間，由于全球范圍內美元的融資渠道被打破，出現對美元需求的全球性短缺，美元升值（徐以升，2011）。強勢美元使得美國產品競爭力下降，房地產市場價格進一步下跌，美國經濟衰退并直接或間接通過投資、國際貿易等渠道傳遞到全球。2009年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爆發（Mundell，2011）。目前整個危機仍然繼續著，只是在不同的時間，危機顯露的重點會不同。

本文分為三部分。首先，著重分析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爆發的各種原因。其次，分析歐元可能增加的波動性風險。最后，提出我國企業如何規避歐元匯率波動風險。

一、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原因

從表面上看，美國的次級債券危機造成全球經濟發展趨緩，進而使得原本經濟發展不暢的部分歐洲國家，尤其是希臘等國家出現國家主權債券違約的可能。這些國家包括葡萄牙（Portugal）、意大利(Italy)、愛爾蘭(Ireland)、希臘(Greece)和西班牙(Spain)等國家（簡稱PIIGS歐債危機五國）。希臘等歐債危機國家出現國家主權債務危機不僅僅是個別國家經濟出現問題，而是有更深更廣的原因。這涉及歐洲經濟一體化過程中，在最初制度設計上的缺陷，高福利經濟制度的局限性，歐盟規章制度的約束力有限以及全球化帶來的貿易和金融方面的外部沖擊等因素。

1.歐元區財政制度上的缺陷。1961年Mundell在他的論文中提出著名的“最優貨幣區”的理論，在由幾個國家或地區整合的市場區域中，生產要素（比如：勞動力、資本）可以自由流動，使用同一種貨幣或是有緊密聯系匯率的幾種貨幣，能減少參與成員國或地區之間的匯率波動，從而使得貨幣區社會總財富最優化。該理論在Mundell提出后，Mckinnon(1963) 進一步提出：越開放的經濟體，國際商品價格的波動會直接或間接傳遞到國內商品價格上，結果使得匯率作為調節國際收支平衡工具的作用越小。Kenen(1969)又提出：進出口中，生產和消費多樣化能減少外部對特定行業的沖擊。因而，含有多樣化生產和消費的伙伴國家，能夠用更少的成本應對外部的沖擊。這樣的伙伴國家能更好獲得單一貨幣區的好處。

正是在最優貨幣區的理論指引下，歐洲經濟一體化得到逐步的發展。1992年的《馬斯特里赫特條約》確定簽約國統一采用歐元。歐元在2002年1月1日開始起用歐元貨幣，成為歐元區法定貨幣。使用歐元的各個成員國，放棄發行本國貨幣的權利，而統一使用歐元。歐元的貨幣政策由位于德國法蘭克福的歐洲中央銀行負責。按照最優貨幣區理論，各個成員國對內使用同一貨幣，對外實施浮動匯率制度。歐洲中央銀行采取盯住通貨膨脹的貨幣政策目標。從法律層面上，要求歐元幣值穩定。歐元區成員國采用同一貨幣有利于控制通貨膨脹，減少成員國之間的結算成本，增加資本、勞動力等生產要素的流動。但是，歐元的先天不足之處是：各個成員國仍然有自己獨立的財政政策的制定權。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不統一，為目前的歐債危機發生埋下伏筆。由于各國無法應用貨幣政策（使得貨幣升值或貶值）來調節國際收支的不平衡，各國只能使用財政政策來調節。一些歐元區成員國政府為擴張財政，過度運用債務杠桿，使得公共和私人債務比率上升，甚至面臨國家財政有可能出現經濟意義上的破產情況。 轉貼于 　 2.高福利經濟制度的局限性。希臘等債務纏身國家，失業率高，經濟發展停滯。在加入歐盟之前，這些國家的融資成本很高，本國貨幣幣值低。在加入歐盟以后，由于采用統一的貨幣歐元，幣值升值（實際上是幣值高估），同時采取和其他歐元核心國家相同的利率，極大地降低了融資成本，使得希臘等歐債危機國家的公共和私人債務激增。同時，這些國家在福利政策上采取與德、法等歐元核心國家相同的福利水準，使得政府的公共開支增加；在歐債危機國家，歐元的幣值所內涵的實際匯率高，這些國家的出口競爭力因為幣值高而下降，導致國際收支逆差，失業率增加。按照最優貨幣區理論，歐債危機國家富余的勞動力如果能轉移到其他國家就業，也能維持經濟均衡。但實際上，由于文化、語言等現實因素，理論上期望的移民大潮并沒有出現（余永定，2010）。對待增加的失業人員，政府按照高福利的水平要支付昂貴的失業救濟，增加政府的財政支出。由于貨幣政策的喪失，政府要實施擴張性財政政策來刺激經濟，只能通過增加債務的方法。

3.“穩定與增長公約”約束力有限。1997年歐盟通過“穩定與增長公約”。其目的是保持歐元區的穩定。該公約規定歐元成員國的財政赤字不得超過GDP的3%，公共債務不得超過GDP的60%。如果超過規定，歐盟委員會會要求成員國在一定時間框架內減少過量的財政赤字{1}。按照該公約，成員國的財政赤字如果連續3年超過該國GDP的3%，該國將被處以最高相當于其GDP的0.5%的罰款。但是事實上，該公約出臺不久，德、法等歐洲大國即超過公約提出的限制比率，但并沒有遭到懲罰。使得該公約的信譽造到極大損害。其他歐洲小國政府更是不斷增加財政赤字來應對經濟衰退。如何增加財政政策實施的紀律性，已經是成為擺在歐盟面前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4.經濟體的外部沖擊。全球化的背景下，資本、勞動力等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在客觀上為PIIGS歐債危機國家受到區域外的經濟危機的沖擊提供了條件。始于美國的次級債券危機，造成全球性的經濟衰退，使得原本經濟脆弱的PIIGS等國家，首先暴露出其主權債務超出歐盟“穩定與增長公約”規定的趨同標準。與此同時，國際評級機構標準普爾、穆迪和惠譽連續下調危機各國的主權債務評級。國際投機機構大肆看空歐元的炒作，進一步加劇了歐元債務危機。

二、歐元匯率波動的可能因素

從經濟理論角度分析，影響匯率的因素主要包括：通貨膨脹、利率、經濟增長和國際收支等。

從長期來看，通貨膨脹對貨幣匯率有影響。但由于歐洲中央銀行從法律上要求以通貨膨脹目標制（年通貨膨脹率2%）為貨幣政策目標，歐洲中央銀行不可能實施讓歐元對內貶值的通貨膨脹政策。這樣，歐元區是否能保持經濟增長并改善國際收支平衡，成為長遠來看影響歐元匯率的主要因素。盡管歐元區有各種急需解決的問題，但歐元區解體的可能性不大，歐元區更有可能通過解決這次歐債危機而加速歐洲成員國在經濟和政治上的整合進程。Eichengreen(2010)指出，如果歐元區解體，各個成員國在經濟、政治、程序和法律方面都存在很大的障礙。如果各國重新啟用本國自己的貨幣，會對各國經濟造成不利影響。比如，德國是以出口導向型為主的國家。如果重新啟用德國馬克，德國經濟會因新馬克升值而致出口競爭力下降；而PIIGS等歐債危機國家會出現本國貨幣貶值，資產縮水，資本外逃，融資成本增加，債務負擔惡化。同時，歐元也是歐洲經濟一體化，進而政治一體化的重要基石。任何國家退出歐元區，意味著在與歐洲其他國進行政治、經濟以及外交領域的博弈中，將因缺失主導權而被邊緣化。值得一提的是，1992年各國簽訂的《馬斯特里赫特條約》里面并沒包含成員國退出歐元區的規定。事實上，從歐債危機爆發以來，歐盟以及各成員國政府積極籌集資金拯救危機各國，也表現出各國政府維護歐元區統一的政治決心。這些努力也增加了市場對歐元長期遠景看好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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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的2011年，是內憂外患多種因素繁雜交織的一年。 歐洲債務危機持續發酵，主權信用危機惡化，歐美各國經濟復蘇步履維艱，國際貿易增速回落，國際金融市場劇烈動蕩，全球經濟再度衰退的憂慮充斥市場。整體來看，歐債危機是中國外部經濟面臨的一場重要危機，怎么應對是至關重要的問題。在探究歐債危機對中國的影響和啟示之前，我們先簡單談一下歐債危機產生的原因。

一、歐債危機的原因分析

1、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爆發的直接原因：高赤字

如果將債務杠桿比喻成潮水，那么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金融危機爆發后，全球政府聯手利用公共財政的“再杠桿化”掩蓋了金融體系的“去杠桿化”。但是這種掩蓋是暫時性的，自從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爆發以來，人們最常想起的詞語就是“高赤字”。

2、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爆發的根本原因：歐元區經濟政策結構不平衡

歐元區現階段實行的是統一的貨幣政策和分散的財政政策。然而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常年的不對稱性使得各項矛盾和問題得以積累。在08年全球次貸危機的沖擊之下，矛盾開始暴露，直指主權債務危機。盡管貨幣一體化為歐元區成員國政府搭建了更大的融資平臺和競爭優勢，但是由于經濟狀況的差異而形成的不對稱沖擊，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這些優勢。另一方面，歐元區簽訂的《穩定與增長公約》并沒有完全遵循最優貨幣區的要求，各國的實體經濟結構不盡相同，這樣更容易遭遇“不對稱沖擊”的影響。由于各成員國經濟周期不同步，歐元的誕生也未能顯著縮小這種差異。同時歐洲中央銀行在貨幣政策的選擇上，無法也不可能滿足成員國不同的貨幣政策偏好，從而增加了危機蔓延的可能性。

3、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爆發的歷史原因：高福利政策

高福利意味著政府的高支出，必然伴隨的則是高稅收。高福利政策使得歐洲各國在經濟發展上缺乏一種活力，并且在財政支出上遠高于非高福利國家。不得不說，高福利是高赤字的一個重要源頭。

二、歐債危機給中國的影響

歐債危機對世界經濟的影響不斷顯現出來。歐美經濟的不景氣，直接影響到中國的出口。由于中國的經濟主要還是外向型經濟，出口在整個經濟中所占的比例很高。出口的下降，必然會對中國經濟各個方面都有深遠的影響。

（一）導致人民幣“升值”

最近在歐債危機的沖擊下，避險資金紛紛轉向美元資產，隨著美元走強，人民幣也跟著升值。從1月4日到5月28日，人民幣對歐元匯率升值達到15.9%；同期人民幣對英鎊升值了10.7%。在不到半年時間內，人民幣已經因歐洲債務危機而對主要非美貨幣出現較大幅度的升值。人民幣“被升值”還將影響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調整。

（二）影響中國對歐洲國家出口

由于人民幣升值幅度較大，中國出口到歐洲的產品價格競爭力下降。出口企業如果用歐元和英鎊收匯，則面臨較大的匯率風險。此外，由于歐系貨幣貶值，歐盟對中國動出口將會增加，中國的貿易盈余還可能會繼續下滑。

（三）外匯儲備縮水

歐元和英鎊貶值，將使以美元計價的外匯儲備出現縮水。我國防范外匯資產的縮水問題，必須采取動態的資產管理模式，即不僅需要關注投資的收益，也要關注匯率變動帶來的資產價值變化，以保證外匯資產的保值增值。 轉貼于 　（四）投機資本流入可能增加

現在人民幣對歐元和英鎊升值，歐元和英鎊投機資本流入同樣可以獲得人民幣升值的好處。因此防范走弱貨幣如歐元和英鎊等資產的流入。

（五）歐債危機影響全球經濟復蘇進程，對中國的外需影響較大

歐債危機已經影響了其他歐洲國家的經濟恢復步伐，同時還增加了全球經濟復蘇的不確定性，歐洲國家經濟恢復增長將面臨更大的挑戰。歐盟是中國的第一大貿易伙伴，中國的外需短期內繼續承壓。

三、歐債危機對中國的啟示

（一）財政刺激計劃要在可控的范圍內，把握好財政赤字的“度”

目前我國的國家債務和財政赤字遠低于國際公認的風險臨界點，但是不能太樂觀。因為首先，我國地方政府仍然存在“GDP考核觀”，使得地方政府盲目舉債搞發展，財政入不敷出；其次，當面臨經濟下行是，政府刺激計劃會使財政負擔加大，可能造成通脹的壓力以及對私人部門的擠出效應。所以中國必須高度警惕地方政府的債務結構與債務負擔，做好債務測算和償債平衡工作。

（二）注重轉方式、調結構，由投資出口導向型向消費導向型轉變

希臘的局面警示我們不能過分地依賴出口拉動經濟。出口是我國促進經濟發展的殺手锏，但是這種方式極易受到外部沖擊。從長期來看，出口導向型模式是不可維持的，中國應該盡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從依靠外需轉到以內需為主，擴大內需是經濟結構轉換的核心環節，消費是拉動經濟更好更長效的動力。此外，在出口戰略上，將主要向歐美國家出口轉向亞洲新興國家、東盟、非洲國家的出口，出口產品也應全面轉型升級。

（三）與國際接軌，增加中國財政的透明度

目前中國財政透明度整體較低，隨著中國經濟日益融入全球化，中國應與國際接軌，加強與國際機構的溝通、協調，縮小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出的《財政透明度良好行為準則》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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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信用評級源于美國，20世紀初，約翰·穆迪創辦了穆迪投資者服務公司。經歷了30年代的經濟危機之后，評級機構征服了投資者，從此作為一個獨立的行業走上了經濟發展的歷史舞臺。中國的資信評估公司是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發展的，1987年成立的吉林省資信評估公司是中國的第一家資信評估公司。1997年有9家公司可以從事企業債券評級——大公、中誠信、北京長城等。1998年，中國的誠信證券評估公司與惠譽國際信貸評級公司成立中國第一家中外合資信用評級公司——中誠信國際信用評級有限公司。現在世界經濟貿易和金融業務日趨復雜，多數公司難以依靠自己的力量選擇合作者，因此特別重視評級機構的評級結果。評級的變化往往會直接影響到社會對一個經濟體的信心，因此評級結果對經濟體至關重要。

二、從兩次危機中分析評級機構的角色與作用

（一）東南亞金融危機

1.東南亞金融危機簡介

1997年危機爆發后，以穆迪公司為代表的國際金融評級機構一直表現活躍，對金融危機的加深和蔓延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1997年4月，穆迪降低泰國主權信貸等級后，又降低了泰國三家主要銀行的信貸等級，并稱此舉是泰國經濟和金融形勢惡化的必然反映。穆迪的降級行動非常引人矚目，成為投機者攻擊泰銖的信號，最終引起了金融危機。其后的一年里，穆迪公司及標準-普爾公司又降低了韓國、日本等國的債信等級，嚴重損害了東亞金融體系的穩定，打擊了經營者和投資者的信心。1998年7月至1998年9月，三大評級機構前后60~70次降級、“觀察”或“負面”通告，多次下調泰國、馬來西亞、韓國等國家和地區的主權信貸等級，引起區域性股市震蕩有10多次，對具體國家（地區）股、匯市的負面沖擊則更為顯著，印尼、馬來西亞和俄羅斯等國由于多數重要債信指標被降為“垃圾級”，陷入嚴重信貸危機，進出口受阻，加劇了經濟的惡性循環。

2．評級機構對東南亞危機的影響

（1）消極方面

馬來西亞、泰國和香港政府都曾表示穆迪和標準-普爾的評級結果不公正、不客觀，指責這些評級機構忽視東西方文化和經濟體制的差異。目前知名國際評級公司均是西方國家的跨國公司，其意識形態、價值觀念、政治立場等都是西方國家的。它們基本遵循美國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思路，專注于債權人的風險，強調金融自由化和透明度。有些國家和地區若不照章辦理，必然面臨被降級的威脅或現實。在金融危機中，評級機構對問題成堆的日本和俄羅斯網開一面，而嚴密監視東亞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金融狀況，不能不讓人懷疑其政治上的目的。即使從技術上看，國際評級機構的結論也往往有失明察。當穆迪宣布將香港的外匯信貸等級列入可能調低評級的觀察名單時，遭到激烈評論，最終被迫檢討。東亞一些經濟體金融狀況的敗壞早有征兆，但穆迪等在危機前并未充分重視，卻賦予這些經濟體較高的債信評級，鼓勵了盲目放貸，擴張了金融泡沫。很多亞洲國家卻將穆迪公司的信用評估與索羅斯相提并論，因為他們都對各國造成了損失。事實上，不少國家表示在亞洲國家陷入金融危機之際，他們希望能得到更多的支持而不是批評。

（2）積極方面：

評級機構主要依賴公開信息進行分析，在當前缺乏統一的金融機構透明度標準，一些經濟體嚴密封鎖的情況下，要求評級機構獨具慧眼也很難。評級機構的不少降級舉措，對一些國家造成較重的現實損害，其出發點和效果值得質疑，政治和道義形象欠佳，但評級公司在危機中作用的發揮，卻有符合經濟規律的成分，因為評級公司確實承擔了強制糾偏的職能。評級機構大多數結論，如實反映了一些經濟體的事實經濟狀況，有利于避免進一步的信貸危機，保證借貸人利益，有助于有關國家和經濟體正視問題，加速金融整改。如印度核試驗后，穆迪和標準-普爾隨即對其主權信用評級進行降級，是十分正確的。因此我們需要辨證的看待評級機構。

（二）次貸危機

2007年，美國次貸風暴席卷全球，給世界經濟造成了巨大的負面影響，前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稱其為1929年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一次經濟危機。評級機構也因在次貸相關的結構性融資產品評級中的“次級”表現被推到了風口浪尖上。次貸問題在2006年下半年已經顯現，盡管當時三大評級公司也發出了一些警示，但直到2007年7月，三大評級公司才開始調低部分次貸支持證券的評級。銀行家們承認，他們并沒有充分認識到所投資產品的風險，并且過分相信分析師的推薦。銀行盲目貸款是整個危機的源頭，但如果貸款沒有被重復證券化，風險會保留在銀行體系內，正是由于投資銀行和評級機構的介入，風險被引入到資本市場，而且成指數擴大。信用評級機構在其中扮演了擴大風險的催化劑角色。2008年，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開始對三大信用評級機構實行調查，以確定他們是否出現了違背法律和職業規范的行為。

1、次貸危機及其影響因素

觸動機制：1.利率上升；2.住房價格下降；3.失業

第一層面影響因子：1.大量的次級按揭貸款；2.對住房價格的非理性預期導致的投機和低貸款信用評分要求；3.缺少有效的監管

第二層影響因子：1.將次級按揭貸款打包成MBS，風險被隱形化；2.信用評級機構的錯誤評級

第三層影響因子：1.信用評級機構的錯誤評級；2.互動基金的杠桿投資；3.CDO以及其衍生產品形成較長的信用鏈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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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世紀60年代，麥金榮等經濟學家就提出了金融抑制對經濟增長的抑制作用，并提出了金融創新促進經濟增長的建議，它對金融業及其經濟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為金融業的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雖然金融創新也有它的負面作用，但是從整體來看，它的積極的正面的對金融業影響遠遠大于負面影響。本文主要從金融機構、金融市場以及金融制度三方面探討了金融創新對金融業的正面影響，供大家參考。

一、金融創新對金融機構的影響

1.金融創新提升了金融業發展能力。金融創新不僅僅是在業務發展、機構放大、就業增長和素質提高方面對金融業的發展能有一定的促進作用，還由于金融機構盈利能力增強，把金融機構的資本擴張能力和現代化的設備水平的提高帶動起來。也許更值得一提的是，金融創新還推動了金融產值的快速增長，促使一個國家的第三產業和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迅速上升，為第三產業和GDP增長做出了重要貢獻。

2.金融創新能力提高了金融機構的競爭力。金融組織創新促使金融機構紛紛有新的成員加入，促成了多種金融機構并存的模式；金融工具創新、金融業務創新使傳統的金融措施對顧客的吸引力降低，造成利潤逐漸下降。所有這些，都強化了金融機構的競爭。

3.金融創新提高了金融機構對經營風險的抵御能力。金融創新的這種影響，主要通過金融機構對具有風險轉移功能金融工具的使用體現出來。例如，浮動利率債券或浮動利率的票據，這種建立在傳統金融工具的特點的基礎上的金融創新工具，能促使金融機構降低籌資利率風險。

二、金融創新對金融市場的影響

1.金融創新提高了金融市場的深度和廣度。金融工具的創新豐富了金融市場的交易品種，導致金融市場接納的金融資產的品種不斷增加。各種類型的債券陸續出現，特別是金融衍生產品的序列已經延長，種類繁多、各具特色，技術也越來越強。從衍生產品的組合設計來看，也可以看作是花樣翻新，不但有金融工具和金融衍生品的嫁接，如外匯期貨，債券期貨、股票期貨等；還有衍生工具之間的搭配，例如期貨期權，換期權等兩種金融衍生品組合而成的“再衍生工具”。此外， 還有對基礎衍生工具的參數和性質進行重新設計后產生的創新衍生產品。

2.金融創新促使國際金融市場融資證券化。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證券發行融資方式的重要程度大大超過了銀行貸款，具體表現為銀行貸款的數量急劇下降、循環國際證券急劇上升。二是商業銀行作為重要的微觀金融主體，資產和負債越來越證券化。商業銀行的總資產中有相當多證券資產的形式存在，商業銀行成為重要的國際證券市場的投資者。此外，商業銀行貸款資產也實現了證券化。至于負債債務證券化，是指銀行更注重通過發行浮動利率債券和長期債券基金，而傳統的依靠吸收存款的融資方式的比例下降。三是商業銀行不僅作為國際證券市場的發行者，還參與國際證券業務的經營，成為新發證券承銷機構。

3.金融創新促進金融市場一體化。金融創新對金融市場一體化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加快金融創新國際資本的流動，促進國際資本市場規模迅速擴大、促使一體化程度加深。一些創新的金融工具在國內金融市場或國際金融市場問世以后，交易規模迅速擴大并且快速向全球金融市場發展，而這又在客觀上要求這些金融工具的交易慣例、市場交易價格和投資回報在不同的金融市場上基本一致，從而促進了不同的金融市場之間的關聯度改善。二是金融衍生工具不僅為金融主體規避風險和套期保值提供了有效手段，因為相同的貨幣的浮動利率和固定利率之間、不同貨幣的利率之間存在差異，并對金融主體套利投機收益和套匯收益提供了可能。三是一些創新金融工具或衍生工具的交易， 本身就要以多個金融市場做依托，是一種跨市場的國際性金融交易。

三、金融創新對金融制度的影響

1.金融創新模糊了融資邊界。金融創新使得直接融資與間接融資、資本市場和貨幣市場的界限越來越模糊，從而導致融資體制發生了深刻的結構性變化。按照一般的金融學原理，間接融資是指以銀行作為信貸中介的資金融通資行為，而直接融資則是籌資人和投資人沒有必要借助金融中介機構直接融資。至于貨幣市場與資本市場融資期限的分類則作為主要的客觀標準。融資期限不超過十二個月期限的市場為貨幣市場，反之為資本市場。這樣來解釋這種融資制度相關的四個基本概念，在不同類型的金融文件和金融教科書中似乎已經成為規則得到了一致的認可。然而，金融創新將使這些劃分標準遇到了很大的挑戰。

2.金融創新促進國際貨幣制度的變遷。金融創新促進國際貨幣一體化的進程。歐元的開始使用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歐元貨幣制度創新推出的意義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歐元制度是一種不與國家權力相聯系的創新的貨幣制度。在人類的歷史上的貨幣統一，基本都是以統一主權作為前提和條件。而歐元作為一個超國家組織的產物，是在國家主權分立的情況下實現的貨幣整合，也就是歐元體現的貨幣的統一，是超越國家主權的限制，與國家主權統一相分離的。從這個意義上說，歐元的開始使用不僅推動了貨幣制度創新，還對傳統的金融學的貨幣制度理論提出了挑戰。其次，歐元是符合經濟和金融全球化和貨幣形式出現的一種創新。貨幣制度創新，不僅包括深化金融體制演化和貨幣形式的發展演變，也包括總體貨幣制度不變下的貨幣一體化。

四、結論

總之，金融創新對金融市場和金融制度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作為金融業的工作人員，只有認真研究、趨利避害，才能極大限度地發揮它的積極作用。

參考文獻

[1]柯健.金融創新的風險及其控制策略分析[J].昆明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 (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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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環境問題新興產生，國際法中并無已有的公約或慣例可以直接援引來解決此類問題，從某種程度上而言，該類問題的出現導致國際法的空白。針對氣候變化問題引發的大規模難民遷移現象最早從引入環境難民的概念開始研究。

 

一、氣候難民的界定

 

探討氣候變化引發的大規模難民的救助機制，有必要首先界定這類難民的范圍，明確氣候難民不等同于環境難民。聯合國難民署國際移民組織和難民政策小組于 1996年在瑞士日內瓦召開了"國際環境誘發移民和大規模移民對環境影響研討會"，會后發表的《原則聲明》中將"環境誘發性人口遷移"分為五類[1]，雖然聯合國難民署沒有直接使用"難民"的稱謂，所謂"環境移民"實際同"環境難民"無本質區別。詳細分類見下表：

 

可見，氣候變化引發難民被難民署劃分為不可返回性緩發移民，作為環境難民的下屬概念。哈佛大學國際人權研究所的Bonnie Docherty在其文章中提出了climate change refugee這一概念，并且在Biermann and Boas提出的環境難民概念的研究基礎上批判性總結出氣候變化難民的六項要素：(1)Forced migration;(2)Temporary or permanent relocation;(3)Movement across national borders;(4)Disruption consistent with climate change;(5)Sudden or gradual environmental disruption; (6)A "more likely than not" standard for human contribution to the disruption.[2]

 

本文認為使用上述要素來界定氣候難民的概念是可取的。針對第二項，本文認為氣候變化導致的難民絕大部分屬于不可返回性的，若是可返回性的，在解決的困難程度上相對容易，因此暫定重置為永久性的更具針對性。此外，第四項和第六項要求迫害應當主要由人為原因導致的氣候變化所引起，實踐中相關機構如果要進行鑒定可能存在一定困難，因此還需要借鑒其他專業技術性較強的機構進行協助鑒定。

 

綜上所述，本文中"氣候難民"是指由于氣候變化導致的環境惡化，迫使跨越國境并永久性離開其居住地的人。

 

二、氣候難民可否納入聯合國難民署的保護范圍

 

目前國際法上關于難民問題主要規定于1951年《關于難民地位的公約》和1967年《關于難民地位的議定書》，其中有關難民的定義是國際法上認定難民的主要依據。《關于難民地位的公約》第1條第1款(乙)項將難民定義為：

 

"(乙)由于1951年1月1日以前發生的事情并因有正當理由畏懼由于種族、宗教、國籍、屬于某一社會團體或具有某種政治見解的原因留在其本國之外，并且由于此項畏懼而不能或不愿受該國保護的人;或者不具有國籍并由于上述事情留在他以前經常居住國家以外而現在不能或者由于上述畏懼不愿返回該國的人。"

 

據此，氣候難民并不能滿足難民署對于難民的認定條件。雖然實踐中有國際組織嘗試對難民概念進行擴張解釋，如1969年《關于非洲難民問題的公約》及1984年《卡塔赫納宣言》都對"難民"進行了擴展，但是尚未將"環境因素"考量在內。那么基于難民定義產生的背景和運作機制，有無可能擴大解釋"難民"定義，使得氣候難民被納入其保護范圍?

 

二戰后，國際社會逐步建立了一套處理難民問題和保護人權的指令、法律和條約，列明了保護范圍及具體給予何種法律保護。《關于難民地位的公約》是美國與蘇聯為逃離敵對陣營迫害的難民提供庇護以達到打壓對方為目的的政治博弈。[3]該公約的產生帶有一定的時代性和偶然性，單純就環境問題再次給予各大國救助責任實屬難事，因為其無法律上的動機承認"環境難民"為難民，亦無動機提供援助。從該公約形成的歷史背景分析在當今國際社會擴大解釋難民定義的可行性不大。

 

其次，從難民署的執行機構來講，聯合國難民署僅是國際援助機構，而非凌駕于國家之上，無任何強制執行力，其開展難民保護工作受到了多方面的限制，使整個難民權利國際保護工作舉步維艱，無力將保護范圍擴展至氣候難民。

 

最后，從聯合國難民署運作機制來講，經費問題入不敷出嚴重影響了現有難民救助工作的效率。難民署大部分資金來自于發達國家的自愿捐助，僅不到5%的資金來自聯合國的行政預算，且其支出逐年上升，從70年代中期平均每年1億美元增長到1993年的13億美元[4]。 難民署對于現有的難民尚且安置不好，對于擴大解釋的環境難民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因此將氣候難民納入難民公約給予保護并不是有效可行的途徑。

 

三、 氣候難民可否納入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機制予以保護

 

氣候難民問題的引發是由于發達國家早期工業化發展中溫室氣體的排放所致。近幾年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就氣候變化問題頻繁組織國際會議，且參與國廣泛。該機構對于氣候問題的研究具備較強專業性，其在建立的基金組織及分配各國責任方面很有成效。因此，本文試圖從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中找到解決氣候難民問題的依據和思路。

 

(一)建立保護氣候難民機制的法律基礎

 

在《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四條第四款有關承諾的條文規定，"附件二所列的發達國家締約方和其他發達締約方還應幫助特別易受氣候變化不利影響的發展中國家締約方支付適應這些不利影響的費用。"其中第八款規定，"在履行本條各項承諾時，各締約方應充分考慮按照本公約的需要采取哪些行動，包括與提供資金、保險和技術轉讓有關的行動，以滿足發展中國家締約方由于氣候變化的不利影響和/或執行應對措施所造成的影響，特別是對下列各類國家的影響，而產生的具體需要和關注：(a) 小島嶼國家;(b) 有低洼沿海地區的國家……"　上述兩條明確規定了對于易受氣候變化影響的國家尤其是小島國和低洼沿海地區國家的特殊保護措施。本條可以作為設立保護氣候變化難民公約的法律基礎。召集締約方發起廣泛磋商，由大會主持擬定保護氣候難民議定書，并依據公約設定必要的執行機構。其中第七條第二款詳細規定了締約方會議職能，包括設法動員資金，設立其認為履行公約所必需的附屬機構，酌情尋求和利用各主管國際組織和政府間及非政府機構提供的服務、合作和信息等。

 

(二)建立保護氣候難民議定書的原則

 

根據框架公約第七條第五款的規定，其締約方會議作為本公約的最高機構，可以召集特別會議從而嘗試達成初步文件，即《保護氣候難民的議定書》，該議定書的訂立應當堅持如下兩項基本原則：

 

第一，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5]，秉持氣候難民的保護始終是全球性的責任，是人類共同承擔對于環境破壞的責任，在責任的分配和資金繳納方面仍舊適用框架公約下的這一基本原則。

 

第二，國際合作原則[5]，《聯合國》序言部分以及第一條第三款都提到了促成國際合作以解決國際問題的原則。本議定書更應該明確該原則，倡議各主權國家，尤其是發達國家為其早期工業化發展歷程排放溫室氣體導致海平面上升給島嶼國帶來的威脅承擔相應的責任，為主權國家設定有限的接受氣候難民的義務。

 

議定書在實質內容的擬定中，應該關注到重新安置是保護氣候難民權利的主要工具，它更側重于客觀有計劃的自愿重新安置遭受氣候影響的人口，而非單純的應急和救災;其次，接納國必須將氣候難民作為永久難民，并給予不低于一般外國人的待遇;最后，該議定書針對的救助對象是團體而非個別難民，在認定程序方面應當考慮集體認定。設立氣候難民特別工作組，主要負責該議定書的執行并監督各個締約國對氣候難民的人權保護，負責和其他國際組織機構之間的合作。建議將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作為該特設小組的輔助機構，其項下三個工作小組可以提供大量的專業咨詢意見和數據統計，協助鑒定審核申請國所受氣候影響，難民身份的認定及難民遷移的緊迫性和必要性等。

 

(三)建立保護救助氣候難民的資金機制

 

有關資金機制值得探討的一點是依據議定書建立一個新的單獨的基金組織，還是在已有的基金組織中設立附屬機構比較可行。本文更傾向于借助已有的資金機制，在原有的框架之下增設。具體而言，在框架公約中已經存在一個現有的資金機制，框架公約第十一條第一款規定，"茲確定一個在贈予或轉讓基礎上提供資金、包括用于技術轉讓的資金機制。該機制應在締約方會議的指導下行使職能并向其負責，并應由締約方會議決定該機制與本公約有關的政策、計劃優先順序和資格標準。該機制的經營應委托一個或多個現有的國際實體負責。"

 

目前這個實體就是全球環境基金(Global Environment Facility，簡稱"GEF")，為發展中國家提供旨在保護全球環境的項目資金(包括贈款和貸款) 的金融機構。其所資助的項目包括氣候變化、生物多樣性等七個項目。該基金組織目前運作良好，其項下分管多支基金，平均每年發放大約25億美元。其中氣候變化特別基金，接受自愿捐贈來解決氣候變化的適應及其他問題。[6]在全球環境基金氣候變化這個項目下目前有兩個子項目：項目一旨在幫助發展中國家在可再生能源及能源效應等領域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項目二旨在增強對發展中國家氣候適應的能力、知識和技術支持。據《全球環境基金在生物多樣性公約締約方大會第十一屆會議上的報告》可知，截止2009年，全球氣候基金已投資27億美元支持項目一的發展，約172億美元在項目聯合融資上。

 

鑒于對上述兩個項目的研究考察，本文認為該基金機制的實施效益非常可觀，建議應該在氣候基金項下再設立第三個項目，作為氣候難民保護議定書的財務機制，向經申請鑒定，面臨氣候問題需要遷移的難民群體提供安置費用。雖然遷移費用是一筆龐大的費用，但是從目前的解決機制而言，在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下建立氣候難民議定書并設立氣候難民保護基金不失為解決氣候難民資金問題的出路。

 

篇（11）

一、我國研究生教育收費的內涵

研究生教育收費改革是研究生教育管理體制改革的創新[1]。研究生教育收費改革是研究生教育管理體制的創新。研究生繳費上學，看似簡單的問題，卻有著更深層的含義。研究生收費必然使學校和國家的權利機制發生變化，這正是現在教育管理體制改革的中心內容之一。高等學校是研究生教育是培養高級專門人才、進行科研的專門機構。作為高等學校的主要支柱者國家政府與學校雙方地位處于一種不平等的地位。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大學自籌資金的比例越來越高，國家對學校撥款的份額在日趨下降。相應地，各高校自主運營決策的權利也在迅速增大，體制在變活。學校已經有了相當的自主權，并將逐步演變為獨立經營、自主經營、自主管理、自我發展的教育實體，而不像計劃經濟時代那樣完全依附國家。但國家對研究生教育的責任和義務是不能免除的，政府對高等教育的管理變直接管理為間接管理，教育經費的劃撥與控制，是政府管理高等學校的有效手段。

二、我國研究生教育收費制度改革的現實必要性

（一）研究生教育收費制度改革是解決現存矛盾的需要

其一，本專科階段的收費并軌為研究生教育收費奠定了一定基礎。目前，向本專科生收取的費用大體占教育成本的25%，本專科階段的成本分擔是從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招收自費生開始的， 實踐證明，本專科階段的教育成本分擔是完全必要，同時也提高了人們對研究生教育成本補償的心理承受能力。其二，事實上，研究生教育成本補償已在進行。從1985年始，一些高校已經開始招收定向和委培生，到了1993年，開始招收自費研究生。其方式是，根據國家撥款所覆蓋研究生的百分比，自費研究生將納入學校學籍管理的研究生分為“計劃內”和“計劃外”兩部分，計劃內的學生免收學費并給予普通獎學金，而計劃外（包括定向生、委培生、自費研究生）則須承擔一定數額的費用（委培生由委培單位出資，定向生和自費生由學生個人出資)。這種現象說明，研究生教育早已存在收費現象，只不過，現行的研究生教育收費是由部分受教育者來彌補研究生教育總體經費的不足，而沒有涵蓋所有的研究生。

（二）國家對研究生教育的投入遠遠不能滿足研究生教育經費總量

隨著知識經濟的到來，在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國家需要大量的高層次人才，從另一方面來說，人們也逐漸認識到接受研究生教育能夠取得經濟上和精神上的巨大收益，社會成員有接受研究生教育的強烈愿望。資料顯示，1995-2005年我國研究生報考人數由15.5萬人擴大到94.5萬人，研究生錄取人數由4.3萬人擴大到27.49萬人。“考研熱”已經成為一種社會現象。目前還我國還處于發展初期，經濟的總體水平比較低，而國家財政投入是研究生教育經費籌措的主要渠道。然而，在研究生規模不斷擴大，人數不斷增加，研究生的教育成本不斷增加，教育經費的需求也大幅度增加的情況下，再寄希望于政府對研究生教育的財政投入擴大顯然是不現實的。因而實行研究生收費制度改革，讓受教育者來分擔一部分教育成本，不僅可以擴大規模，為更多愿意接受高層次教育的人提供機會，還可以緩解政府財政壓力，進而實現研究生教育的可持續發展。

（三）實行研究生收費制度改革是我國高等教育發展的現實選擇

實行研究生教育收費制度是我國高等教育發展的必然產物， 它關系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借鑒國外的經驗再結合我國的實際， 實行研究生收費教育是非常必要的。在我國高等教育收費制度還處于發展過程之中，如果單靠國家財政支撐， 研究生教育必將難以維持下去，而且由于經費問題， 學校的辦學條件得不到改善， 這不僅限制了學校的招生規模， 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研究生的培養質量，而且與發達國家研究生經費投入相比我國還明顯處于劣勢。如果國家再像以前一樣， 包攬研究生教育經費， 不僅會令我國財政負擔雪上加霜， 也會令我國研究生教育的發展舉步維艱。

三、健全研究生教育收費體制，完善研究生資助體系

（一） 完善研究生獎學金制度

在國外高校，獎學金是研究生完成學業和選拔優秀學生的重要保證。北京大學教育經濟研究所教授丁小浩認為，建立完善的獎學金制度應遵循以下原則:對公共產品屬性強、社會效益好但經費來源有限的學科和專業，如基礎學科，學生獲得全獎的比例較高；對社會效益不大且市場需求不高的學科和專業，可通過減少學生資助的比例調節招生規模；對市場需求高、個人收益高的學科和專業，基本不給予獎學金，主要通過市場調節招生規模。同時，要在普通、優秀獎學金的基礎上設專項、定向等獎學金，擴大獲獎面，增加獎金額度。另外，還可以積極鼓勵一些企事業單位以及社會各界人士在學校設立各種獎學金以及讓導師參與研究生獎學金的管理。 轉貼于

（二）建立社會信用體系，進一步完善貸學金制度

建立合理的貸學金制度尤為重要，甚至關系到改革的成敗。助學貸款主要是設計給那些特殊的群體需要的[3]。在目前制度下，學生的貸款只能是入學后才能申請，也就意味著第一年學費還是靠學生自行籌措。這就無形之中加重了我國研究生的生活和學習壓力，這對研究生要完成科研任務是會產生很大的影響。我國可以參見是日本所采用的貸學金資助模式，日本采用的貸學金資助模式是以基金會的形式在全國范圍內向貧困學生和需要資助的學生推行政府資助的貸學金，這是一種比較有效的辦高等教育的資助模式。因此，依據我國國情， 建議貸學金制度應在以下兩方面進行改革，一是研究生教育實行收費制度改革后，要充分重視貸學金制度的完善，應通過簡化貸款申請程序，延長還款年限，并且提高貸款的比例和額度， 形成多元結構的貸款來源， 使學生貸得到、還得起，切實幫助貧困生解決高額學費負擔。二是針對銀行擔心貸款回收難的問題，可以考慮建立完善的個人信用體系和社會還貸保障體系，監督和催促學生按期還款。比如，還貸方式多樣化，包括分期還貸、按收入比例還貸、用人單位參與還貸和減免貸款等[4]。

（三）制定科學合理的研究生收費標準

首先，從研究生教育培養的過程看，收費標準應對研究生的培養與科研階段區別對待。碩士研究生前一年主要是課程學習階段，而第二、三年主要是科研論文的完成階段。在進行課程學習期間，是學校對學生進行培養的階段，這一階段使用的費用應主要由研究生本人承擔。而在完成學位論文階段，既是學校和導師對碩士生科研能力進行培養的過程，是為導師和學校的科研工作做出貢獻的過程，這一階段發生的費用應主要由國家和研究生導師主要是通過向國家和企業爭取科研經費來完成。博士研究生作為國家主要科研創新人員，主要是進行科研和論文的撰寫，進行的是知識創新和學術發展，在學期間基本上不修課程，基本上沒有什么培養費用。因此，博士生不應當收費，并且國家應抽出資金保證博士階段的各項費用，以確保博士生在一個比較寬松的環境下進行科研創造。

（四）建立研究生培養科研基金，肯定研究生在科研中勞動成果

有關部門在推行研究生助學貸款的同時，在條件可能的情況下，參照目前博士點基金資助項目的模式，單列研究生培養的科研項目申報系列，作為研究生助學貸款的必要補充[5]。建立這種以科研項目推動研究生培養工作的模式，可以有效提高研究生培養的質量，使在校的研究生成為參與國家科學研究的重要主力軍。此外，國家有關部門為劃撥研究生培養單位招生指標的補充依據，適當擴大那些研究生培養基礎好、科研力量強、辦學條件優良院校的研究生招生規模，以便從整體上提高我國研究生教育的培養質量。

總之，研究生收費制度改革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不僅是一個經濟學的問題，同時也是一個社會學的問題，涉及面廣、操作復雜，必須兼顧公平與效率、人的發展與社會的發展，在不斷總結經驗、深入分析、科學探討的基礎上逐步推進。

參考文獻

（1）史萬兵.關于研究生教育全面收費的思考[J].遼寧教育研究，2005(1)。

（2）薛天祥.高等教育管理學[M].廣西: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