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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產品是相對于農民“私人產品”而言的具有消費的共同性、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用于滿足農村公共需要的產品,是農村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重要基礎。按照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要求推進新農村的建設,一項重要的內容就是認真分析當前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制度的現狀,采取科學方法促進公共產品供給制度的變遷,構建科學的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制度。 

   1.當前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制度的弊端分析 

   現行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制度是在人民公社時期制度框架基礎上建立和發展起來的。無論是人民公社時期,還是農業改革時期,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都陷入了相同的困境,其深層原因從根本上說是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制度方面存在的問題,歸根結底是由我國多年來形成的“二元化”發展模式和體制所造成的。由于實行的是“以農補工”、“重城輕農”,優先發展城市的傾斜性發展戰略和政策,因而形成了城鄉有別的重城輕鄉的公共產品供給體制的基本制度。這一制度基本特征有以下三點: 

   (1)農村公共產品的體制外供給是其根本特征 

   從我國農村公共產品的特殊性來看,由于其所處的地域廣闊性(廣大農村地區)和分布的分散性,決定著政府必須具備雄厚的財力和完善的決策及監督機制。但是不管是人民公社時期還是改革開放時期,我們在長期的工業化為中心的發展戰略中,政府沒有雄厚的財力和健全的機制保證農村公共產品的提供。而農村的公共產品供給體制無不體現了一種體制外的特征。 

   第一,農村公共產品供給資金籌集的體制外特征。在目前我國公共產品提供的職責劃分上,中央政府主要負責全國性公共產品,地方政府負責地方性公共產品。而履行與農民收入增長及農業發展息息相關的農村公共產品所需的費用并不能由地方政府(主要是鄉鎮政府)的制度內財政收入完全負擔。由于農業稅的輕稅政策,因此以農業為主要收入來源的縣、鄉政府財政力量十分薄弱,財政缺口大。這種情況下鄉鎮政府處于一種矛盾的地位:既要履行法律的職責,又要提供公共產品,因此通過制度外籌集公共資源便成為一種必然的選擇。人民公社時期,我國正處在工業化剛剛步、資本原始積累的匱乏時期,農村的公共產品主要由公社內部解決。由于政社高度合一,公社具有很強的統攝農村政治、財政的權力,再加上當時國家很困難,為了支援工業建設,農村就由農民出工出勞,自己想辦法滿足自己低層次的需要,農村所需的公共產品經費就不進入國這家公共收支系統。人民公社解體后,鄉鎮政府取代人民公社成為農村基層政權,并承擔起本轄區公共產品供給的職責。但是,新的農村公共產品資金籌措制度并沒有進行根本的變更,仍然沿用人民公社時期的供給體制,隨著公共產品種類的增多、范圍的擴大,公共支出的不斷增加,鄉級政府提供公共產品的費用遠遠不能解決供給問題。為了確保農村公共產品供給體制的運轉,鄉鎮政府就不得不強行向農民攤派各種費用和勞動,農民以制度外的方式承擔著絕大部分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 

   第二,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決策的體制外特征。在我國現行的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體制下,提供什么樣的公共產品,提供多少農村公共產品,通過什么渠道來提供農村公共產品,都是由上級政府及其部門“為民做主”。農村基層政府作為一級組織具有獨立的利益,它所追求的目標可能與農民的要求并不相同。為了達到基層政府的目標,農村公共產品的供求往往不對稱,供求矛盾突出。與城市公共產品相比,農村公共產品的分散性、局限性和投資的周期長、見效慢,從而造成地方政府官員決策的短期行為。 

   農村公共產品供給體制的外部性使公共產品的提供者和消費者不能統一,缺乏激勵機制,最終對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效率產生了非常不利的影響,出現數量上嚴重不足和結構上嚴重失衡的特征。 

   (2)體制外供給使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嚴重不足 

   由于縣鄉政府制度內財政收入有限,制度外資金投入又缺乏相應的監督和有效的激勵,導致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嚴重不足?，F階段我國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嚴重不足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純公共產品嚴重不足。農村科技、農業相關信息等“軟”公共產品無不能滿足農民的需要;農村法律政策供給不足;農村生態環境惡化。二是農村準公共產品嚴重短缺。農業基礎設施嚴重不足;農村教育供給嚴重短缺;現行的社會保障制度建設很不完善。比如,由于農村環境問題和醫療狀況,使得農民的人均預期壽命大大落后于城市.。據2000年進行的第五次人口普查資料,中國人均期望壽命為71.4歲;其中城鎮居民人均壽命75.21歲,農村居民人均壽命69.55歲,前者比后者高出5歲多,相當于發達國家與中等收入國家之間的差距。 

   (3)體制外供給使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結構嚴重失衡 

   由于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決策的外部性,供給者和消費者目標并不一致,因此當前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結構嚴重失調。供給結構的失調主要表現為嚴重的“重硬輕軟”和“重準輕純”。一些地方政府在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中熱衷于看得見、摸得著的“硬”公共產品的生產和供給,對上級要求考核的農村電網改造、交通道路建設等公共設施項目,千方百計地組織資金加以實施,而對農業科技的推廣和應用、農業發展的綜合規劃和信息系統建設等“軟”公共產品的生產,卻沒有太高的積極性。與此同時,由于準公共產品的范圍比純公共產品的范圍大,因而一些地方政府對農村準公共產品的生產比較重視,如對需要達標的鄉村公路、自來水設施等,即使沒有錢也要從對農村的攤派中收取資金進行建設。而對于涉及戰略性的純公共產品的生產,卻并不熱心。農民真正需要的公共產品提供不足,而不需要的公共產品卻存在供給過剩。這樣本來有限的公共產品投入得不到合理利用。當前,由于體制外農村公共產品的長期作用,使得農村純公共產品嚴重不足——農村科技、農業相關信息等“軟”公共產品不能滿足農民的需要,法律政策供給不足,農村生態環境惡化,農村教育供給嚴重短缺,農村基礎設施薄弱,農村社會保障很不完善。相反,農村卻“政績”工程過多,政府機構臃腫,人員供給過多,基層政府制訂的干預農民生產的政策供給過多。 

   2.構建社會主義新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制度新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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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農村體育公共產品的界定

公共產品是與私人產品相對應的一個概念，區分他們的標準主要是產品或服務在消費上是否具有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農村體育公共產品較之于一般公共產品，其特殊之處在于供給區域主要限定在農村，其產品類型主要是體育設施和服務等。因此，農村體育公共產品應是指以農村為服務區域的，在消費和使用上具有一定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的體育設施和服務。由于農村體育公共產品具有非競爭性，在既定的產出水平下，增加一個消費者的邊際成本為零，這就意味著，若按邊際成本定價，農村體育公共產品必須免費供給。而且，由于其非排他性，無法排除打便車者畢業論文提綱，私人部門供給農村體育公共產品的成本無法通過市場獲得補償，市場無法有效提供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但由于農村體育公共產品的有效供給可以改善億萬農民的身體健康狀況，豐富廣大農民的文化生活，促進農村文化建設，提高農民的生活質量，具有較大的正外部性。因此，在當前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建設過程中應主要由政府承擔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的責任，并輔之以其他供給方式。

2．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制度現狀分析

2.1城鄉二元發展戰略所形成的城鄉分割的公共產品供給體系

建國以來，我國一直實行“以農補工”、“重城輕鄉”的二元發展戰略，以二元社會制度下城鄉一國兩策的“體制內、體制外”公共產品供給體制。重點或優先把財力、社會資源用于城市公共產品的供給，在“以農養工、以農哺工”制度安排下，一些“重城抑鄉”、“重工輕農”的不公正政策措施名正言順、大行其道。而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渠道則是主要由農民自行解決，國家僅給適當補助。而且在特有的經濟運行機制和差別政策的作用下，國家通過工農價格的“剪刀差”等非經濟手段提取農業剩余提供工業資本積累及城市建設，逐漸形成了城鄉分隔的二元經濟結構和公共產品供給體系。“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經濟職能加強的同時卻弱化了公共服務職能，嚴重阻礙了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制度的完善論文參考文獻格式。正是由于城鄉二元發展戰略的影響，使得我國農村資金流出多、補償少，在公共產品的供給存在投資的“城市偏向”情況下，農村已形成了“城鄉收入分配存在差距，農村公共產品投資不足、農村經濟發展滯后、農民經濟收入增長緩慢，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缺乏資金來源、城鄉收人差距進一步加大，農村公共產品建設更加滯后”的惡性循環現狀。因此，我國傳統二元社會制度下農村公共政策的偏頗性和不公正性是導致農村體育公共產品總量上供給嚴重失衡以及城鄉極大差距的首要因素，同時也反映了特定的歷史背景下，我國社會發展的初級性和城鄉之間發展的嚴重不均衡性。

2.2“舉國體制”下農村體育公共產品的供給體制形式的弱化

我國體育“舉國體制”產生于20 世紀50 年代初。在半個多世紀中，這一體制對我國競技體育的迅速發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畢業論文提綱，是我國制定和實施奧運戰略不可動搖的基石。我國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雖然經歷了人民公社時期、時期以及現在的農村稅費改革后時期二個階段的變遷，但本質上都是一種以政府為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主體的“單中心”供給體制。在政府內部，各級政府之間的公共責任劃分不清，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主體錯位。在以政府為供給主體的單一供給體制下，我國的農村公共產品是由各級政府聯合供給的。按照公共財政理論，全國性的農村公共產品應由中央政府供給，地方政府只負責地方性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各級政府之間的事權劃分很清楚。然而直接提供農村公共產品的縣鄉財政目前困難重重，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便失去了必要的財政支撐。由此，處于邊緣狀態的農村體育公共產品更是首當其中成為“弱化”的對象。

2.3責任主體角色“缺位”下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的擠兌

農村體育公共產品的基礎性、效益的外溢性特征，決定了政府必然是公共產品的責任供給主體。從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職責來看，全國性的公共產品由中央政府負責提供，地區性的公共產品應由地方政府負責提供。但農村基層政府、權力部門在各項達標考核和經濟利益的驅動下，以及目前對農村公共體育服務的監督制度、激勵制度、評價制度的還不夠完善，體育公共產品資源配必然成了他們擠兌首選的對象。其次，農村實行分稅制后，因制度變更改變了地方政府的收入來源，沒有相應的財權作基礎狀態下下級政府在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方面承擔過多的責任，本已捉襟現肘的基層政府，勢必再次陷入與上級政府在稅收激勵和自籌邊界確定問題的矛盾之中。雖然稅費改革后農村的“一事一議”為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提供一定制度空間，但廣大農民對農村體育公共產品需求的非迫切性及認識上的誤區，導致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根本得不到多數人的統一和有效的供給?？梢?，在這一不公正公共財政制度和財事權不對應的裁判框架下，其必然的結果是各級政府在農村體育公共產品責任角色的長期“缺位”。此外，隨著社會的發展，“政府包辦”單中心體育公共產品供給體制在我國地廣人多農業社會環境下畢業論文提綱，以及人們多樣化與多層次的體育需求與服務面前，不僅顯得杯水車薪，而且“缺位”現象越來越嚴峻。當然，中國經濟發展水平、文化傳統觀念和體育價值觀等多種因素的影響，在一定程度影響中國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

3．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制度創新

3.1改變傳統觀念，建立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的政策體制

歷史地看，中國舉國體制既反映了中國國情特定的發展道路和背景，也反映了人們在特定時期對于優先與兼顧、效率與公正問題的理解和認識。發達市場經濟國家政府的基本施政綱領是公民享有均等化的社會性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隨著我國社會的發展和社會公正成為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取向，以及協調社會利益機制的立足點，從以往注重競技體育走向兩者之間的“同步化”或“相對平等度”，在公平與效率之間尋找平衡點和最好結合點，建立合理配置體育公共資源的新制度和公共政策體系?；谏鐣纠砟詈鸵巹t，政府和體育行政部門應改變長期以來重城市輕農村的體育觀念，以政府再分配職能的正當性，通過專門性的農村體育公共產品公共政策的出臺，制定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的相關政策和法規，以公共政策所特有的權威性、強制性和持續性，來確保農村體育公共產品建設資金具有穩定的來源，以制度和法規的手段保障農村這“邊緣群體”享有體育公共產品和服務的權益。

3.2完善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主體，實現供給主體的多元化

一方面，政府代表社會的公共利益，有責任也有義務提供那些市場調控失靈的體育公共產品，而地方政府主要負責提供那些與本地區的農業、農村和農民自身發展有關的體育公共產品，政府作為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多元主體中的最重要一元，是由政府自身的屬性和本質決定的。政府作為公共利益的代表，應該成為農村體育公共產品優先的供給者論文參考文獻格式。另一方面畢業論文提綱，私人及企業可以提供一些產權歸屬明確、能夠市場化運作和排他性收費的體育公共產品，私人企業、農村社區和農村非盈利組織在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的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需政府的引導、扶持和監管。還有各種非政府合作性的農村、社會服務機構和組織也是農村體育公共產品提供主體之一，可以提供收益界限清晰、可以排他性收費的體育公共產品，主要是某一領域或生產環節所需的重要的技術和生產信息。優化供給結構，實現由政府單一主體向政府、私人企業、農村社區和農村非盈利組織多元主體的轉變的新模式，充分利用各供給主體的資金、知識、技術等優勢，較好地使政府、市場和社會之間相互協調，發揮開放系統的整體功效。

3.3實現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的決策機制創新，建立有效的需求表達機制

加快推進農村基層民主建設，真正實現農村村民自治，首先要實行農村體育公共產品的多中心決策體制，必須堅持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過程中政府決策的主體地位，尤其是在關系地區農村村體育發展大局的，如農民體育活動組織規定、農村體育場地建設方案等體育公共產品的決策中，要不斷整合其決策程序，從而真正體現和維護農民的利益。其次，要積極推進農村基層民主建設，建立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的農民需求表達機制。深入基層了解農民需要什么，進行市場調研，科學論證，增強對農民需求的反饋，做出反映農民真實需求的決策。建立關于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的重大決策的聽證制度。這樣可以保證資源的合理配置，保證資金的合理流向，真正體現廣大農民的意愿。

3.4建立有效的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的監督、評估與反饋機制

首先，要改革現行的農村干部考核制度畢業論文提綱，將農村基層干部的晉升與本地區的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狀況直接掛鉤；其次，政府要加強對私人企業、非盈利組織供給體育公共產品的監管力度，保證農村公共產品有效性供給。完善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的績效評估制度，制定科學的組織方法、操作規則、評估標準及指標體系，建立相對獨立的評估機構，配備多學科和具備政策科學知識的評估領導隊伍，對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的實際情況進行有效評估。此外，要加大對偏遠農村和貧困地區農村社會體育指導員隊伍的培養，采用“走下去”和“走出來”兩種方式來進行培訓；對投資西部偏遠和貧困地區農村體育公共產品的企業，除上述政策上給與優惠外，國家可對其企業的發展和運行給與一定的稅收減免政策；農村也可利用自身的自然資源優勢，吸引企業投資，采用共用、共管模式進行有效管理。農村體育公共產品的供給是一項長期的民生工程，需要政府、社會各團體以及農民朋友自身的大力合作來共同完成，意義深遠。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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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產品可以分為私人產品和公共產品，是按消費的競爭性和排他性特征的不同進行劃分，根據社會資源的生產與消費、成本與收益的分析角度，可以將社會資源分為私人物品與公共物品兩類：私人物品，在消費上具有排他性和競爭性，消費和生產是可分的，也就是說有可能界定私益物品的產權，在市場充分競爭的條件下，可以降低成本，節約資源。公共物品則不然，在消費上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也就是說，公共物品的消費具有不可分性，不可能有效地界定產權，而且，在一定范圍內，不論消費量的增減，都不會影響公共物品供給的邊際成本的變化。

一、增強公共產品多樣化的供給方式

一直以來，公共產品的供給制度存在著各種各樣的誤解：公共產品應當完全由政府供給。由于公共產品“免費搭車”的理的普遍存在，按私人供給的邊際成本等于邊際收益的原則確定產量，將不能彌補生產的成本，使得由市場機制決定的公共產品供給量往往低于有效水平，甚至供給量為零。這就需要政府建立一種合理供給制度來滿足公眾需求。

而純粹由政府供給或純粹由市場供給的理論 ，都是建立在各自嚴格的假定條件基礎上，是相對于各自效率滿足條件而言的。同樣在政府與私人的供給方式之間，趨利避害，揚長避短，建立政府與市場混合，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職能互補的制度框架。

生產者必須是能夠做出決策的主體,這樣的主體只有三個：政府、企業和個人。企業和個人的性質是一樣的，統稱私人。也就是說，對于產品的生產來講，主題只有兩個：政府和私人。而對于商品的提供，主體有三個：政府、私人企業。企業就是消費某一公共產品的所有消費者的集合?！捌髽I”這一概念是指聯合提供的問題，只有在關于產品的提供時才有意義。在關于商品的生產時是沒有意義的，因為他不是獨立的決策單位。

二、我國公共產品供給制度的實踐與發展

我國的經濟體制經歷了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過渡，公共產品的供給制度也因此發生著變革。

目前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向縱深發展，市場經濟目標的確立和私人利益的凸現，以及國家財力的相對緊缺，人們開始考慮市場與政府的關系問題，并開始重新界定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政府職能。國家財政開始向“公共財政”的方向努力，力求改變長期以來“全能政府”的觀念，打破事無巨細，包攬一切的財政支出格局，向“公共政府”邁進。財政以“滿足社會公共需要”為任，“以市場失靈”為界行使其職能，在公共產品的供給制度上則表現為政府與私人供給的結合。對于公共產品，特別是具有混合性質的準公共產品，因其具有私人提供的可能性，當允許和鼓勵私人投資的成分，這在另一方面也解放了國家的財力，政府可以集中財力加強重要、關鍵產品的宏觀調控。同樣現階段我國公共產品供給制度也存在一些問題如：供給總量不足，結構不合理，效率低下，質量低劣，國有國營供給制度的主導形式阻礙公共產品提供的優化。

三、增強我國公共產品供給制度的建議

1.進行管理與經營權分離，打破行政壟斷

長期以來我國公共產品的供給為 “政企合一” 的模式使其缺乏活力，效率低下。所以要改革，必須要打破這種行政壟斷，給各種經濟成分公平競爭的條件，才能從根本上促使公共產品經營效率的提高。

2.主張投資主體多元化，鼓勵私人投資

政府應在在公共產品各個行業領域允許和鼓勵私人資本的進入，可以彌補國家財力的不足，提高相應產品的供給數量和質量,有利于解決我國長期以來公共產品供給總量偏低的問題。

3.提倡生產與提供模式的多樣化

許多準公共產品可以一定程度地市場化，在生產與提供之間實現政府與私人的合作。地區性、社區性的準公共產品顯然有更多靈活的選擇，就全國性大型準公共產品的供給來講，由于鐵路基礎設施的生產具有自然壟斷的特征，為保持鐵路網的完整和統一性，應建立全國統一的鐵路網絡公司，而客貨運輸業務則可以開展適度的競爭，按地區設立若干鐵路運輸公司；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也可私人和政府混合供給，鼓勵競爭，等等。這些都是靈活組織公共產品供給的方式。

簡言之，公共物品的公有公益方式，存在投入與產出不對稱、成本與效益不相稱的情況。在我國計劃體制時期，這種公共物品的供給主體，主要是由政府和公有制企業承當的，有限的公共資源、過高的社會期望、過重的社會責任和有缺陷的決策方式結合在一起，使公共物品

當然，在逐步改變公共產品供給機制的同時，政府一方面要做好宏觀上的管制，另一方面要加強相關的法律建設，使改革有法可依，從法律上保護各種成分對公共產品投資經營的合法性。

參考文獻：

[1]李成威．公共產品提供和生產的理論分析及啟示[J]．財政研究，2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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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 current system of the public goods supply is from the planned economy. Although the change of the incremental institu-tion has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but it also has the very big disparity between the the supply of public goods from the Chinese government for and the requirement of market economy. It is the main ways to perfect the public goods supply that we realize the diversification, lead the market mechanism into public goods supply and build a service-oriented government.

公共物品(public goods)的定義最早出自于P.薩繆爾森1954年發表的著名論文《公共支出的純粹理論》?！懊總€人的消費不會減少任一其他人對這種物品的消費”。也就是說,公共物品不會因為某人的消費而引起他人消費的減少,同樣也不會因某人沒消費而導致他人消費的增加。我國現行的公共物品供給制度是從計劃經濟體制沿襲而來的。盡管漸進式的制度變遷已經取得了明顯的成效,但我國政府對公共物品的供給與市場經濟的要求還有很大的差距,主要表現為公共教育和科研經費投入不足、社會保障的覆蓋面偏低、基礎性建設投資不足等方面。

1.我國公共物品供給困境

1.1我國公共教育和科研經費投入不足

從教育類公共物品來看,我國公共教育經費投入不足。與國際上同類指標相比,與大眾對教育類公共物品的需求相比,我國政府的公共教育經費投入明顯不足。2004年,我國教育投入占GDP的比重僅為2.79%。雖然“十一五”"規劃中已經明確指出我國教育投入占GDP的比重要逐步提高到4%,但到目前為止我們只有3%。這個水平只相當于法國的59%,德國的79%,英國的66%,美國的69%,可見差距還是比較顯著的。

“十五”期間,我國科研經費投入與支出情況,科研投入總額達18565.6億元。2006年,我國研發支出為2943億元,同比增長20.1%,占國內生產總值的1.41%。該比例雖創歷史新高,但與發達國家2%以上的水平還有較大差距。我國的科研支出不僅與發達國家相比處于極低的水平,而且與我國的經濟增長不相適應。值得注意的是,發達國家的政府科研支出一般只占社會全部科研費用的半數左右,其余的都是由私人部門提供,而我國的科研經費相當大部分靠政府提供。從這一角度看,我國科研經費和科研公共服務的匾乏程度則更為嚴重。

1.2我國社會保障的覆蓋面偏低

從社會保障類公共物品來看,我國社會保障的覆蓋面偏低。社會保障是現代社會實現社會公平的基本要求,也是社會穩定的重要支柱。但我國目前的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覆蓋面偏低,遠未達到市場經濟的“穩壓器”作用。我國社會保障制度主要包括城鄉養老保險、失業保險、醫療保險、工傷保險、生育保險以及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在五大社會保險中,覆蓋面最大的是基本養老保險制度。但2005年參加該制度的在職職工加上機關事業單位職工不到2億人,不足目標人群的四分之一。我國80%的人口在農村,但農業所創造的國民收人僅占國民收人總額的30%,而20%的城市人口卻創造國民收人的70%。占人口20%的城鎮居民享受89%的社會保障經費,而占人口80%的農村居民的社會保障僅占全國保障費的11%,城鄉之間與地區之間發展極不平衡。

1.3我國基礎性建設投資不足

與改革開放前期相比,我國的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有了長足的發展,但農村的基礎設施建設依然發展滯后。我國現有的農業水利工程設施大多是20世紀五六十年代修建的,其中大部分已經年久失修,功能老化,配套設施不全,農業保障功能大大下降。在全國8.2萬多座大中型水庫中約有1/3帶病運行,60%的排灌工程設施需要維修,許多河道淤積,防洪排澇能力減弱。據調查,20世紀90年代由于水利設施老化,全國農田灌溉面積每年減少33萬多公頃。2002年全國農村還有184鄉鎮、5萬多個行政村和大量的自然村不通公路,即使通公路的行政村也有45萬個未能建成硬路面(瀝青、水泥),是典型的“晴通雨阻”路。目前還有33%的村莊沒有喝到安全飲用水,自來水通村率也不到50%。此外,農村電網老化,電壓不穩,電價高昂等問題也普遍存在。雖然近年來,國家財政為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投入了大量的資金,但與整個農業基建投資需求相比,還存在很大的差距。

2.我國公共物品有效供給的路徑選擇

2.1實現供給主體多元化

在我國傳統的公共物品的供給模式下,由于嚴格的市場準入制度,致使非政府主體難以進入公共物品的供給領域。由此產生的供需不足、質量次、成本高、低效率、高消耗等一系列的政府失靈現象,亟需公共物品的供給主體從一元向多元化發展。

從供給主體的組織形態來看,單一的政府機制或是市場機制或是社會機制都難以使資源配置最優。由政府、市場、第三部門共同合作的供給模式將大大改善目前供給現狀。當政府、市場、第三部門同時向社會提供類似或相似的物品或服務時,三者之間是相互競爭的關系,同時還是資金、技術、人員等資源相互交換和流通的過程。隨著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應該逐步實現以政府為中心的多元供給機制,發揮各自所長,克服彼此不足,達到優勢互補,協調運作。

2.2將市場機制引入到公共物品的供給領域

公共物品供給的非政府化,而由市場機制來實現供給已不是新鮮話題,在歐美各國已有成功的案例了。然而,這一機制在我國公共物品的供給領域中還未得到充分的發揮。

在現實生活中,純公共物品所占的比重是有限的,多為非純公共物品。即在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是不完全的,這就為提供手段的市場化成為可能。市場機制的顯著特征就是競爭,對那些不完全的純公共物品采用市場供給機制的方式將無疑會大大提高其供給率。通過競爭機制,打破官方在公共物品供給上的壟斷局面。形成公營機構之間、私營機構之間、公營機構與私營機構之間的競爭關系,使消費者得以在不同的生產主體之間進行選擇。這將迫使競爭者努力降低成本,改進技術,提高服務水平,以獲取市場地位。市場機制的競爭性將使我國資源的配置得到進一步優化,成功將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來彌補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所固有的缺陷:低效率、高消耗、尋租行為等。

2.3建設服務型政府

所謂服務型政府,是相對于管理型、權力型、命令型政府而言,它是在公民本位,社會本位理念的指導下,在整個社會民主秩序的框架內,通過法定秩序,按照公民意志組建起來的以為公民服務為宗旨并承擔服務責任的政府。

在公共物品的供給上,服務型政府立足于公眾需求,優化公共產品的供給,提高服務質量,統籌規劃,協調多方利益,對供給主體予以約束監督,提供規范良好的社會環境,以追求公眾利益為目標。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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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簡述統計需求與統計供給

1.簡述統計需求

近年來，市場經濟在不斷進步與發展，各行業之間都存在著激烈的市場競爭，所以統計需求就成為市場競爭主體獲取市場信息，分析市場發展前景的關鍵。統計需求包含有效和無效兩個方面的內容。有效的統計需求可以幫助市場競爭主體充分掌握市場信息，只有充分掌握正確的市場信息，才能正確地分析市場經濟，做出正確的、科學的投資決策。

2.簡述統計供給

在一定時期內，在一定條件下，統計單位去市場進行實時統計，收集市場信息，然后將統計到的信息數據提供給相關人員（政府經濟研究部門或者市場經濟主體），這稱為統計供給。通常情況下，統計主體及統計信息數據的機構主要是政府以及其他相關統計機構。統計供給同樣也分為有效和無效兩種情況。

二、思考與分析市場經濟條件下統計需求與統計供給出現的問題

1.分析統計需求與統計供給中出現的問題

（1）統計需求與統計供給不平衡

近年來，隨著我國逐漸進入市場經濟，并且取得不斷進步與發展，但是針對目前存在的統計供需主體所統計的信息而言，有效供給缺乏。統計主體-政府，注重管理，統計能力大但是統計的信息內容所包含的市場經濟范圍相對小。相比于政府，其他統計機構在進行統計工作時，心有余而力不足，全面統計經濟市場需要的信息相對而言比較難。

（2）不科學的統計結構

統計工作必須要保證信息的全面、準確，所以統計工作所涉及的范圍包括國內外，包括公有制與非公有制經濟等等方面，總之要全面展開統計工作，才能保證信息數據的科學和完整。目前統計結構所出現的不足之處，在于其工作展開缺乏科學性，國內信息、公有制經濟信息占據主要結構內容，而其它信息則相對比較缺乏。值得一提的是，日益嚴峻的環境問題，逐漸引起大家的注意，但是在這方面的信息不足。如此不科學的統計結構，會成為統計事業進步和發展的阻礙因素。

三、分析統計需求與統計供給出現問題的原因

1.不完善的統計制度

主要變現在對政府的統計信息數據的重視，而忽視其他民間統計機構。統計工作對于政府而言，只是為了滿足管理工作而進行的，其所包含的信息內容不完全。而其它民間統計機構又由于不能全面掌握信息，產生統計結果不完整、不準確。

2.落后的統計方法

目前統計工作的著重點在于對統計信息數據的事后處理，對于事前預測的關注程度比較低，而且忽視事中的監測。隨著計算機技術的推廣，一些統計部門在進行統計工作時，已經開始運用計算機技術，但是不足之處在于，這些資源信息沒有被充分利用，沒有實現資源共享。

四、分析解決市場經濟條件下統計需求與統計供給出現的問題1.深入改革統計制度

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進步和完善，我國現在已經進入高速發展階段。所以統計制度也需要不斷進步和完善，以適應市場經濟的發展，全面統計準確的信息內容。所以深化統計制度改革十分有必要，主要包含以下幾個內容：（1）促進政府與其它民間統計齊發展；（2）實現統計工作的信息化、市場化；（3）完善相關法律和制度，保障統計工作的進行。

2.調整統計工作觀念：調整統計觀念，以更好的服務統計事業的發展，主要包括以下幾個內容：（1）將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統計工作服務于政府以及市場主體，為他們提供信息，調整統計供需不平衡的現狀；（2）將統計工作納入到市場競爭機制中，在競爭中提高統計的效率，保證統計的準確性；（3）解決目前存在在統計中落后的方法，把握統計各個階段的工作。

3.實現資源共享，提高信息利用率：

將互聯網信息技術與統計工作相結合，在不損害國家利益的前提下，在不泄露商業機密的前提下，在不涉及個人隱私的前提下，建立和完善統計信息資源共享機制，有效提高信息資源的利用率，減少統計工作的成本費用以及由于掌握信息不完全出現的損失等等問題。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根據用戶的信息反饋，適當采取多樣化統計方法，有效減少不平衡的統計需求與供給現象。

例如：隨著互聯網信息技術的逐漸發展和普遍應用，我們可以利用互聯網采取相關的網絡調查問卷等方法，習慣比之前傳統調查方式，更簡便易操作。同時，可以將傳統統計方法進行改善或者結合應用，比如將整體統計和抽樣調查結合起來等等。

五、結束語

總而言之，隨著市場經濟逐漸進入高速發展時期，統計工作已經逐漸出現不足之處，所以必須深入分析問題產生的原因，不斷完善統計工作。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已經逐漸將計算機技術與統計工作相結合，但是也要注意提高統計工作人員的素質水平。只有不斷思考市場經濟條件下統計需求與統計供給所出現的不足之處，不斷完善這些暴露的問題，才能促進我國達到統計供需的平衡，實現統計信息的準確和完整性。本論文主要分析目前存在的不足，以及分析出現的原因，進而提出解決方法。

篇（6）

[論文摘要]當前我國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狀況與城市相比差距極為懸殊，其原因在于農村公共產品政府提供責任主體的缺失，其結果影響了農村私人產品的產出效率和市場競爭力，影響了農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也成為阻礙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嚴重障礙。增加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要進一步完善其供給制度，改變政策導向和政策思路，創新供給模式。實施多元化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機制是一種有益探索。

“十一五”規劃的首要任務就是要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新農村，不僅要大力發展農村經濟。同時還要大力發展農村公共事業，擴大農村教育、文化、醫療、社會保障、基礎設施等公共產品的供給。目前，農村公共產品普遍短缺。嚴重制約了農村經濟、社會的發展，已成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嚴重障礙。因此，著力擴大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對于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建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我們僅以石家莊市為例對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作一調查和思考。

一、石家莊市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現狀

長期以來。我國在公共產品供給上實行的是兩套政策，一套政策是城市所需要的水、電、道路、通訊、學校、醫院、圖書館等公共基礎設施由各地財政來提供：另一套政策是農村的公共基礎設施主要靠農民自身解決，國家僅給予適當補助。由于城市的公共產品供給主要由政府提供，有充足的資金來源，因此城市居民可以享受到優質的基礎教育、發達的交通、完善的醫療服務以及優美的人文環境和自然環境。農村居民不僅與此無緣。而且在公共產品供給條件遠低于城市的狀況下。還要為享用這些公共產品交費。石家莊市與全國情況一樣，一邊是市政府在經營城市、改善投資環境的激勵下為民辦實事，迅速地提高城市的公共產品供給水平，使城市的公共產品供給“錦上添花”，讓市民獲得更多、更好的物質利益和精神享受：一邊卻是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水平與城市極為懸殊的態勢，農民要為增加的大多數公共產品供給全部或部分“埋單”。這種供給主體的差異和政策待遇的不同，直接造成城鄉公共產品供給水平的巨大差異。

1．農民缺乏基本醫療保障。從衛生經費上看，2003年石家莊市財政用于衛生的支出為4．91億元，其中3．32億元投向石家莊市區，占衛生投入總額的67．3％，而用于縣城及農村的只有1．59億元，占衛生投入總額的32．7％，直接投入到農村的衛生資源大概在20％左右，這足以表明，衛生資源配置極不合理。目前，承擔了大量的公共衛生職能的鄉鎮衛生院，由于投入不足。公共服務的能力受到嚴重制約，一些鄉鎮衛生院名存實亡，甚至已不復存在。2003年石家莊市鄉鎮衛生院衛生技術人員有4858人，農村平均每萬人擁有8．5人：市區和縣城擁有23798人．每萬人擁有72人，城市是農村的近9倍。農村鄉鎮衛生院有病床5320張，平均每萬人擁有9張：市區和縣城為20019張，每萬人擁有60張。城市是農村的6倍多。原有的農村合作醫療體制早已不復存在，有些地方剛剛建立起來的新型合作醫療體制也還在探索和完善中，農民成為最大的自費醫療群體。農民不愿看病、看不起病，因病致貧、返貧的現象大量存在。

2．農村社會保障像蜻蜓點水。目前，石家莊市市區已建立了比較完整的社會保障體系，除企業和職工個人要繳納社會保險費外，市財政每年還要給予大量補助。2003年市財政支出中，社會保障補助4．3億元，其中3．54億元用于石家莊市區，占社會保障補助總額的82．3％，0．76億元用于縣城及農村，僅占社會保障補助總額的17．7％。城市人均161元，農村人均11元(其中還包括農村特困戶救濟和優撫軍烈屬等)，相差將近15倍。石家莊市社會保障體系覆蓋主要限于城市，基本上還沒有延伸到農村。城鎮職工養老保險已基本實現全面覆蓋，而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參保人數56．7萬，僅占農村人口的9．2％，主要集中在石家莊市區周邊縣、市，其他縣、市特別是貧困縣，農村人口參加養老保險的幾乎為零。城鎮職工失業保險參保人數達84．4萬人，失業保險覆蓋率為95％：農村根本就沒有失業保險。2003年統計資料顯示，市財政為向低保和下崗職工發放補助和生活費共支出2．2億元。其中95％以上都用在城鎮，全市有7．65萬人接受城鎮最低保障救助，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率100％；農村最低生活保障資金都是由縣、鄉、村三級負擔，由于資金來源的拮據而使農民的最低生活保障也大打折扣。在保障標準上，也存在著明顯的城鄉差別。石家莊市的低保標準為205元，而靈壽、贊皇、行唐、元氏、井陘僅為125元。這也只限于縣城的職工．許多縣市農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還沒有建立起來，約有34％的農村貧困人口得到了救濟，但人均救濟款不足百元。

3．農村義務教育經費捉襟見肘。2003年的資料顯示，石家莊市轄區生均預算內教育事業費3440．91元，而最低的一個縣僅為560．89元．市轄區生均預算內教育事業費是該縣的6倍：市轄區生均公用經費額為1470．98元，而最低的兩個縣分別為0．4元、2．27元．市轄區生均公用經費額分別是這兩個縣的3677倍和648倍。全市有相當部分的中小學是完全依靠學生的學雜費在支撐運轉。在農村教育經費較低的情況下，農村義務教育的師資、教學設施及其他條件與城市無法相提并論。城市小學的升學率100％，而農村小學的升學率為98％；初中的升學率，城市98％，農村僅為68％，農村比城市低30個百分點。由于農村教育落后，使農村從業人員中文盲和半文盲占1．9％，小學文化程度占24．1％，初中文化程度占44．6％，高中文化程度占19．6％，中專文化程度僅占1．9％，大專及以上文化程度僅占0．8％。勞動者素質低下必將影響到新農村建設進程。

4．基層農業技術推廣無能為力。農業技術推廣體系在農業發展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但石家莊市農業推廣系統長時間處于“有錢養兵、沒錢打仗”的尷尬境地，鄉鎮的一些農業技術員早已挪做他用。農業技術推廣、引導農民科學種田、科學施肥、有效防治病蟲害、提高農作物的品質，已成為紙上談兵，不得不靠上級部門的“科技下鄉”活動來推動。據調查，2003年石家莊市財政支出79．7億元，支農資金約為2．4億元，僅占財政總支出的3％。低于全國4．7％的水平，用于農業技術推廣的資金更是少的可憐，據調查資料顯示，石家莊市近60％的農業技術推廣機構沒有業務經費。由于農業技術推廣不到位，石家莊市農村的廣大農民無法及時得到有關的信息和技術。因而在農產品的生產和加工方面，仍然采取傳統的粗放式的增長方式，不計成本、不考慮投入，這也正是造成石家莊市農業效益不高、農民收入低、農村地區生產落后的一個重要原因。

二、現行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缺陷的負面影響

公共產品是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的前提和基礎，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水平對于農業的發展、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建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農村生產力增長緩慢，農民增收幅度下降，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不足，農業投資效益降低，農業不能獲得平均利潤率造成的。目前，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不足給農業以及農村的發展和農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帶來了嚴重的負面影響。

1．公共產品供給制度的城鄉差異，是“三農”問題產生的重要根源。公共產品是體現社會公平的一個重要指標，也是實現社會利益公平分配的一個重要途徑。公共產品供給不均衡。所反映的是公共資源的分配不均，這實質是制度設計的不平等。長期以來，地方政府“重城市輕農村”，規避對農村公共品的供給責任。在現行公共品供給體制下，政府把大量的公共資源投到了城市，農村中本來應該由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或由政府與農民共同承擔的公共產品成本卻完全由農民承擔。本來應該由上級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卻通過上級政府轉移事權交由下級政府提供，最終落到鄉鎮政府和農民頭上。農村公共產品政府提供責任主體的缺失，通過供給責任的層層推卸，農民自己不得不充當公共品的提供主體，在農民收入水平很低、收入增長緩慢且在承擔了各類隱性和顯性負擔后，還要用其有限的收入支付公共產品的成本，從而進一步降低了農民可支配收入水平，使農村貧困人口終年處于貧困狀態。公共產品作為一種生產要素已構成了私人產品生產成本的一部分，它的供給水平及獲得的難易程度決定著私人生產成本的高低，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不足，惡化了農村的發展環境，增加了農產品的生產成本。嚴重影響了農村私人產品的產出效率和市場競爭力，已成為我國“三農”問題產生的重要根源。所以，現行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缺陷不僅使農民的負擔加重，進一步導致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嚴重不足，造成惡性循環。當前，“三農”問題成為困擾政府、學界及業界的難題。其實，解決“三農”問題，建設新農村的關鍵，就是要以人為本，優先解決廣大農民生存、發展所面臨的基本問題，建立一種公平合理的城鄉協調發展制度，讓農民同城市居民在權利與義務方面享有同等的生存權、發展權。

2．公共品供給制度的城鄉差異，影響了農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首先，對城鄉居民實際生活水平與生活質量的影響。由于消費包括個人消費和公共消費兩個方面，當溫飽問題解決之后，城鄉居民生活質量的提高往往更加依賴于公共消費水平的提高。城市居民的公共消費明顯要高于農村居民，如加上可支配收入巨大差距，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也就顯著高于農村居民。在這種狀況下，農民要想提高自己的生活質量，就必然要求政府提供足夠的公共產品。其次，對城鄉居民人力資本積累的影響。受教育的程度、醫療保障水平、社會保障水平等因素直接決定人力資本的積累。在受教育程度與醫療保障水平、社會保障水平主要受收入水平約束的情況下，農村居民在這些方面公共消費的顯著差異會使農村居民的人力資本積累明顯低于城市居民。而個人收入又是人力資本價值的實現，所以。人力資本積累的差異又決定了城鄉居民收入的差距。收入差距又直接決定了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再次，對生產效率的影響。公共產品供給差異對生產效率的影響從以下幾個方面表現出來：一是增加生產成本。比如，沒有良好的水利設施，就會增加灌溉成本；沒有良好的交通設施，就會增加運輸成本。二是減少農民對農業的投入。比如，對農民不合理的制度，不僅直接加重農民負擔，而且會降低農民對農業生產的積極性，直接減少對農業的投入。三是降低農民抗風險的能力。比如，氣象與市場信息等服務差就會降低農民抗自然風險和經濟風險的能力?？傊伯a品供給差異的存在降低農民私人生產效率的同時，也加劇了農村資本、人才的外流，形成農村經濟活動的高成本運行，農業競爭力下降，農村失去了可持續發展的條件和能力，妨礙了農民的增收、農村的進步和農業的可持續發展，這將嚴重影響新農村建設的進程。

三、加大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思路

1．把增加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作為新農村建設的首要任務。當前，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不足，已嚴重制約了我國農村居民生存、發展、健康、文化娛樂等多層次和多樣化需求的滿足，也影響了農村居民生活綜合質量的提高。甚至在不少地區，“行路難、就醫難、上學難”等基本問題依然存在，一些地方因缺少基礎設施，仍不能消費現代家用電器，使用現代通訊手段，享受現代文明帶來的新生活。農民在生產生活中因為公共品供給不足，而不得不以私人品替代，從而造成生產生活中的高成本的情況十分普遍和嚴重。改革開放后，大多數集體經濟已日趨弱化，農村稅費改革以后，中央補貼農民的思路恰恰又是直補到戶，所以，靠集體經濟無法解決農村公共品供給不足的問題。因此，新農村建設的核心應該是立足農村，從增加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角度來打開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思路。新農村建設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要找到有效的供給公共產品的辦法，為農民提供廉價公共品，使農民在受教育、醫療、保障、文化娛樂、衣食住行等方面切實得到實惠，這是保障農民的根本利益，改變農民生存環境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基礎。

篇（7）

    “十一五”規劃的首要任務就是要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新農村,不僅要大力發展農村經濟。同時還要大力發展農村公共事業,擴大農村教育、文化、醫療、社會保障、基礎設施等公共產品的供給。目前,農村公共產品普遍短缺。嚴重制約了農村經濟、社會的發展,已成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嚴重障礙。因此,著力擴大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對于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建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我們僅以石家莊市為例對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作一調查和思考。

    一、石家莊市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現狀

    長期以來。我國在公共產品供給上實行的是兩套政策,一套政策是城市所需要的水、電、道路、通訊、學校、醫院、圖書館等公共基礎設施由各地財政來提供:另一套政策是農村的公共基礎設施主要靠農民自身解決,國家僅給予適當補助。由于城市的公共產品供給主要由政府提供,有充足的資金來源,因此城市居民可以享受到優質的基礎教育、發達的交通、完善的醫療服務以及優美的人文環境和自然環境。農村居民不僅與此無緣。而且在公共產品供給條件遠低于城市的狀況下。還要為享用這些公共產品交費。石家莊市與全國情況一樣,一邊是市政府在經營城市、改善投資環境的激勵下為民辦實事,迅速地提高城市的公共產品供給水平,使城市的公共產品供給“錦上添花”,讓市民獲得更多、更好的物質利益和精神享受:一邊卻是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水平與城市極為懸殊的態勢,農民要為增加的大多數公共產品供給全部或部分“埋單”。這種供給主體的差異和政策待遇的不同,直接造成城鄉公共產品供給水平的巨大差異。 

    1.農民缺乏基本醫療保障。從衛生經費上看,2003年石家莊市財政用于衛生的支出為4.91億元,其中3.32億元投向石家莊市區,占衛生投入總額的67.3%,而用于縣城及農村的只有1.59億元,占衛生投入總額的32.7%,直接投入到農村的衛生資源大概在20%左右,這足以表明,衛生資源配置極不合理。目前,承擔了大量的公共衛生職能的鄉鎮衛生院,由于投入不足。公共服務的能力受到嚴重制約,一些鄉鎮衛生院名存實亡,甚至已不復存在。2003年石家莊市鄉鎮衛生院衛生技術人員有4858人,農村平均每萬人擁有8.5人:市區和縣城擁有23798人.每萬人擁有72人,城市是農村的近9倍。農村鄉鎮衛生院有病床5320張,平均每萬人擁有9張:市區和縣城為20019張,每萬人擁有60張。城市是農村的6倍多。原有的農村合作醫療體制早已不復存在,有些地方剛剛建立起來的新型合作醫療體制也還在探索和完善中,農民成為最大的自費醫療群體。農民不愿看病、看不起病,因病致貧、返貧的現象大量存在。 

    2.農村社會保障像蜻蜓點水。目前,石家莊市市區已建立了比較完整的社會保障體系,除企業和職工個人要繳納社會保險費外,市財政每年還要給予大量補助。2003年市財政支出中,社會保障補助4.3億元,其中3.54億元用于石家莊市區,占社會保障補助總額的82.3%,0.76億元用于縣城及農村,僅占社會保障補助總額的17.7%。城市人均161元,農村人均11元(其中還包括農村特困戶救濟和優撫軍烈屬等),相差將近15倍。石家莊市社會保障體系覆蓋主要限于城市,基本上還沒有延伸到農村。城鎮職工養老保險已基本實現全面覆蓋,而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參保人數56.7萬,僅占農村人口的9.2%,主要集中在石家莊市區周邊縣、市,其他縣、市特別是貧困縣,農村人口參加養老保險的幾乎為零。城鎮職工失業保險參保人數達84.4萬人,失業保險覆蓋率為95%:農村根本就沒有失業保險。2003年統計資料顯示,市財政為向低保和下崗職工發放補助和生活費共支出2.2億元。其中95%以上都用在城鎮,全市有7.65萬人接受城鎮最低保障救助,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率100%;農村最低生活保障資金都是由縣、鄉、村三級負擔,由于資金來源的拮據而使農民的最低生活保障也大打折扣。在保障標準上,也存在著明顯的城鄉差別。石家莊市的低保標準為205元,而靈壽、贊皇、行唐、元氏、井陘僅為125元。這也只限于縣城的職工.許多縣市農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還沒有建立起來,約有34%的農村貧困人口得到了救濟,但人均救濟款不足百元。 

    3.農村義務教育經費捉襟見肘。2003年的資料顯示,石家莊市轄區生均預算內教育事業費3440.91元,而最低的一個縣僅為560.89元.市轄區生均預算內教育事業費是該縣的6倍:市轄區生均公用經費額為1470.98元,而最低的兩個縣分別為0.4元、2.27元.市轄區生均公用經費額分別是這兩個縣的3677倍和648倍。全市有相當部分的中小學是完全依靠學生的學雜費在支撐運轉。在農村教育經費較低的情況下,農村義務教育的師資、教學設施及其他條件與城市無法相提并論。城市小學的升學率100%,而農村小學的升學率為98%;初中的升學率,城市98%,農村僅為68%,農村比城市低30個百分點。由于農村教育落后,使農村從業人員中文盲和半文盲占1.9%,小學文化程度占24.1%,初中文化程度占44.6%,高中文化程度占19.6%,中專文化程度僅占1.9%,大專及以上文化程度僅占0.8%。勞動者素質低下必將影響到新農村建設進程。 

    4.基層農業技術推廣無能為力。農業技術推廣體系在農業發展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但石家莊市農業推廣系統長時間處于“有錢養兵、沒錢打仗”的尷尬境地,鄉鎮的一些農業技術員早已挪做他用。農業技術推廣、引導農民科學種田、科學施肥、有效防治病蟲害、提高農作物的品質,已成為紙上談兵,不得不靠上級部門的“科技下鄉”活動來推動。據調查,2003年石家莊市財政支出79.7億元,支農資金約為2.4億元,僅占財政總支出的3%。低于全國4.7%的水平,用于農業技術推廣的資金更是少的可憐,據調查資料顯示,石家莊市近60%的農業技術推廣機構沒有業務經費。由于農業技術推廣不到位,石家莊市農村的廣大農民無法及時得到有關的信息和技術。因而在農產品的生產和加工方面,仍然采取傳統的粗放式的增長方式,不計成本、不考慮投入,這也正是造成石家莊市農業效益不高、農民收入低、農村地區生產落后的一個重要原因。 

    二、現行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缺陷的負面影響 

篇（8）

關鍵詞 農村公共品 農民收入 影響

一、農村公共品供給與農民收入的理論評述

1．關于農村公共品供給有效性的研究

農村公共品的供給問題一直受到了很多學者的關注，其研究主要從農村公共品供給對農民生活水平的改善、農村公共品供給的效率以及如何解決農村公共品供給的不足等問題入手。林毅夫（1999）認為，政府應當大力加強農村公共品投入，通過發動“新農村運動”，既可以刺激內需，又可以有效改善農民生活水平。吳孔凡（2006）認為農民對已有的公共品評價不高。由于在公共品決策中農民受益主體的沒有參與使有限的公共資源難以生產出符合農民真實需求的產品或服務。張應良、王釗（2006）通過制度邏輯分析的視角得出，只有通過相應的制度安排，并建立對應的實施機制，才能保證鄉村社區公共產品供給有效。賀雪峰（2009）認為當前解決我國農村公共品不足問題的方法，一是充分發揮農村的民主，讓農民表達自己利益；二是強化村社集體的力量。

2．關于農村公共品與農民收入關系的研究

關于農村公共品與農村收入關系的研究近些年來才引起我國學者的關注，尤其是在我國城鄉二元經濟體制下農村公共品的供給對農民收入的影響。王國華（2004）從增加農民收入的角度提出必須關注農民對公共品的需求，建立起完善的農村公共品體系。鄭英寧、郭江（2007）認為農村的教育及醫療衛生水平對提高農民收入具有促進作用，而農業基本建設和農村生活基礎設施的供給狀況卻制約著農民收入的提高。陳東（2008）、唐國華（2009）提出長期以來農村公共品供給的短缺是我國農民收入增長緩慢的重要原因。唐國華（2009）還并不是所有公共品的供給具有相同的效應。鄢奮（2010）以福建省為例研究農村公共品得出的結論是，農村稅費改革前，農村公共品籌資方式增加了福建農民的負擔，而其籌資方式的改革增加了福建農民的收入。

由現有文獻看出，學者對我國公共品與農民收入問題的研究非常豐富，但大部分學者的研究重點是如何增加農村的公共品，減輕農民的負擔，目前對農村公共品與農村當地的產業發展聯系的研究尚少，尤其是對于貧困的地區公共品的供給如何通過產業傳導促進經濟發展的研究還有待進一步完善，本文就是在此基礎上展開研究。

二、農村公共品供給與農民收入關系的理論分析

由經濟理論和現實我們可以得出，農村公共品的供給與農民收入的增長之間是相互促進、相互影響的關系。

1．農村公共品的供給對農民批收入的影響

農村公共品的供給對農民收入的影響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農村公共品充足的供給會為發展經濟、增加農民收入奠定一定的物質基礎；有效的農村公共品供給制度有利于減少農民的生產成本，減輕負擔。發達的交通網絡、及時的技能培訓等有助于農民掌握多方面的信息，降低生產成本，實現穩步增收；農村公共品充足的供給會改善農村的投資環境，促進農村勞動力的就地轉移。

2．農民收入的增加對農村公共品供給的反作用

農民收入的不斷增加會伴隨著對農村公共品需求的不斷增加，促進農村公共品的供給：農民收入的增加會增加農民對公共品的需求。農民收入的增加會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農民下一步投資的欲望，投資欲望的增加必然會增加對公共品的需求；農民收入的增加會促使公共品的供給多樣化。

按照以上分析，我們可以做出以下假設：農村公共品供給的增加會給農民收入的增加帶來正面的效應，兩者是相互促進的。

三、數據的選取與實證分析檢驗

1．變量的說明及數據的來源

研究樣本是重慶開縣，開縣是國家級貧困縣，也是國家和市級扶貧的重點對象，本文采集的是從2001-2009年的時間序列數據采用實證分析的方法，被解釋變量選定為開縣不同年份的農民人均純收入，解釋變量為開縣的行政村公共品供給情況。解釋變量具體設定為行政村通公路比例（WT）、通電比例（LT）、通電話比例（PT）、通廣播電視比例（TT）、有衛生室比例（HT），其他相關變量假定為不變并放入隨機擾動項μt。

數據及資料大部分來源于實地調研數據，由重慶市開縣扶貧辦提供，部分來源于《重慶統計年鑒》及重慶市經濟社會發展數據庫等官方網站。

2．模型的選擇與研究方法

根據對農村公共品供給與農民收入的理論關系的分析，并借鑒Cobb-Douglas生產函數模型，建立模型：

lnYt=β0+β1lnWT+β2lnLt+β3lnPT+β4lnTT+β5lnHT+μt

其中Yt表示t年的農村人均純收入，Wt、Lt、PT、TT、HT分別表示行政村t年的通公路比例、通電比例、通電話比例、通廣播電視比例、有衛生室的比例，μt表示隨即擾動項。β0，β1，β2，β3，β4，β5是有待估計的回歸參數，其中β1，β2，β3，β4，β5作為彈性系數，分別表示的公路、電、電話、廣播電視、衛生室的改善對農民收入的不同程度的影響。

運用時間序列分析的相關模型，并運用Eviews軟件的OLS估計方法，對模型進行估計；然后對模型進行檢驗，采用首先運用T檢驗與F檢驗進行參數的檢驗，其次就是計量經濟的檢驗，主要包括多重共線性、自相關性檢驗、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最后就是對檢驗結果進行分析得出檢驗的結果。

3．估計結果與檢驗

運用Eviews5統計軟件對上述計量模型進行統計分析，結果如下：

LNYT = -17845.18+ 165.89LNWT105.3LNLT + 98.17LNPT +385.02LNTT - 317.31LNHT ①

（-9.54） （1.91） （-2.42）（2.58 ）（4.61）（-9.16）

R2=0.994491 DW=2.782371 F=108.3049 T=9，（2001-2009）

以上估計結果顯示，R2=0.994491，調整的R2=0.985308可決系數較高，F檢驗值108.3049，說明模型整體對樣本數據的擬合度較高，總體顯著性也比較好。

（1）多重共線性檢驗

通過OLS估計結果看出，模型解釋變量的T檢驗基本上是顯著的，所以解釋變量的多重共線性不嚴重，不會對模型的解釋力產生很大的影響。

（2）序列相關性檢驗

多元線性回歸模型的基本假設就是模型的隨機干擾項相互獨立或不相關。如果隨機干擾項違背了相互獨立的基本假設，成為存在序列相關性。從上面的檢驗結果中，我們可以看出模型DW為2.782371，從檢驗的結果我們可以推測隨機誤差項存在負的序列相關，但是從模型的總體顯著性可以看出序列相關性不是很嚴重，不需要進行修正。

（3）格蘭杰因果檢驗

用EVIEWS5統計軟件分別解釋變量和被解釋變量之間的關系進行Granger因果檢驗得出：在5%的顯著水平下，F的所有統計值都大于0.05，即F檢驗通過了，所以接受被解釋變量LNYT不是解釋變量LNWT、LNLT、LNPT、LNTT、LNHT的格蘭杰原因，也接受解釋變量LNWT、LNLT、LNPT、LNTT、LNHT不是被解釋變量LNYT的格蘭杰原因。

四、結果分析與政策建議

1．結果分析

從以上估計可以看出，模型的解釋能力比較強，這說明了開縣農村公共品的供給對當地農民的增收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又從Granger因果檢驗的結果可以看出，開縣農村公共品供給不是當地農民增收的Granger原因，同時農民增收也不是農村公共品增加的Granger原因。由此，雖然近年來開縣只是單純的公共品的增加，并沒有和農民的增收產生協調互動的關系。

進一步挖掘，農村公共品的供給給經濟的發展提供了一定的條件，改善了當地的基礎設施條件，但是現階段公共品的供給首先滿足的是當地農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基本人權需要等，如道路的修建、不斷改善的醫療保健水平，對當地經濟的拉動力較弱，造血功能不足，嚴重影響了當地經濟的進一步發展與農民的增收。

2．政策建議

（1）逐漸消除城鄉二元結構，加大對農村公共物品供給的政策傾斜力度

長期以來，重城輕鄉的政策，嚴重影響了農村經濟的健康、可持續發展。所以，要改變重城市輕農村的財政政策。還須從根本上改變非均衡的城鄉公共物品供給制度，由依靠農民自身解決向以國家為主的政策目標過渡，讓農民真正享受到公平的國民待遇。

（2）重點深化對貧困區的公共品供給的扶持

地區越落后，其農村公共品的正外部性越小，落后的基礎設施無法支撐現代農業的發展，更無法形成產業的集聚。所以政府應給予更多持續性的支持和補貼，加大對該區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充分發揮出公共品的經濟傳導功能，使公共品供給的增加能很好的帶動當地經濟的發展，促進農民收入的增加。

（3）在政府的引導下，建立起農民需求導向型的農村公共品供給模式

當前，開縣的農村公共品供給的效率不高，并且與農民需求不相吻合。雖然整個開縣的農村公共品供給雖然在逐年增加，但是其供給數量和類型基本上是由上級政府或基層組織來決定，農民的需求沒有及時地得到響應。所以政府要充分聯系當地的實際情況，從帶動當地經濟發展出發，發掘農村公共品的增加對農民增收的促進作用。

（4）在政府的引導下，農村公共品要逐漸實現多元化供給

開縣基層組織和村級組織提供公共品的能力較差，農村公共品供給渠道較為單一，供給模式比較僵硬，不利于當地經濟的發展。所以，應該逐漸形成政府、企業（第三部門）、農民“三管齊下”的共同投入的新模式。政府逐漸退出公共品供給主體地位，主要起到引導作用；同時，逐步采用一定的社會獎勵或經濟獎勵的方式引導與當地資源及產業相關的企業入主提供公共品。一方面改善當地的基礎設施環境，改善農民的生活，另一方面提高企業的社會效應與經濟效應，又促使企業下一次的投資，實現公共品供給的多元化。

基金項目：本文受重慶市軟科學項目（CSTC，2009CE9016）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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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是具有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的社會產品和服務，而農村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是相對于城市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而言的，主要是指用于滿足農村公共需要的公共產品和服務。根據公共產品的“公共”程度不同，農村公共產品可以分為純公共產品和準公共產品。純公共產品在消費過程中體現了完全的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如農村環境保護、農村基層政府行政服務、農業基礎科學研究、農業發展戰略研究、農村發展綜合規劃等。準農村公共產品則在消費過程中體現了不完全的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如農村公共衛生、社會保障、義務教育、文化館建設等。農村公共服務屬于農村公共產品的范疇，是為了滿足農業、農村發展或農民生產、生活共同所需而提供的具有一定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社會服務，是不具備物質形態，而以農業信息、農業技術或勞務等服務形式表現出來的一種農村公共產品。

農村公共產品與服務研究在近幾年越來越引起各方面的重視，原因主要在于隨著城鄉差距的不斷擴大和城鄉二元結構的日趨嚴重，加強農村公共產品與服務被諸多學者視作是縮小我國城鄉差距的有效途徑。同時，隨著我國加入WTO，要求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能做出相應的調整，對農村的扶持政策需要由價格支持轉為競爭力支持，而國際貿易協定允許的這種支持主要就在于提供農村公共產品與公共服務上，比如，農村科技服務、病蟲害防治、基礎設施、環境規劃等。可以說，在我國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現階段，統籌城鄉發展并為此構建覆蓋城鄉的公共服務體系，已經成為一項重要的歷史任務。而關于當前農村公共產品與服務需求和供給的現狀、問題、供給機制和籌資機制的完善都是當前研究的熱點，本文嘗試對上述研究熱點做出梳理與述評，并提出值得進一步研究的一些問題。

一、農村公共產品與服務的供需現狀問題

當前大部分相關研究是集中在農村公共產品上，研究農村公共服務的學術論文相對較少，相關學術專著更是少見。而關于農村公共產品一般都強調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農村公共產品的需求迅速增長、總體供給不足。針對這一問題，很多研究都籠統地提出了要加強農民的表達機制和整合機制建設。對于供給現狀，大多數研究有以下的共同認識：1、相對于城市公共產品，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嚴重不足。而供給不足的主要原因是政府沒有承擔起足夠的供給責任或者是政府對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責任劃分不盡合理。比如義務教育、環境保護都應由政府承擔，中央政府應無償供給全國性公共產品并按照公平性原則對地方性公共產品給予資助。2、財力有限，特別是縣鄉一級的財政緊張，在“稅改費”后，很多地方財政都淪為“吃飯財政”，形成了“養人收費，收費養人”的惡性循環。3、相對于供給不足，在“政績”工程上卻出現建設過多、政府機構臃腫、人員過多的“供給過?！钡你Ｕ摤F象。4、農村公共產品和城市公共產品的供給差距過大是影響城鄉兩極分化的重要原因，針對于此，研究者建議政府應對城市和農村提供均衡的公共產品，消除目前對農村的忽視現象。

二、農村公共產品與公共服務的供給機制問題

當前對供給機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四個方面：1、供給主體與供給責任劃分不明。各級行政力量如何分別負責哪些公共產品的供給？政府和村民自治組織之間的供給責任又該如何劃分？當前在農村公共產品供給責任上鄉村兩級負擔過重。雖然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都有許多相同的供給責任，如教育、科學、文化、國防、衛生等，但卻沒有一個法律明確規定各層級政府在供給責任上的具體劃分，而各層級政府和村民自治組織的供給責任也非常相似，相互推卸責任的后果必然導致基層政府和村民自治組織的負擔過重。所以，眾多學者呼吁通過立法明確各級行政力量的供給責任，切實改變鄉鎮政府的財政狀態，使基層政府的事權與財權相對稱，才能真正做到減輕農民負擔。2、供給機制與農民減負。狹義的農民負擔是指除稅收以外的所有公共產品成本分擔，許多研究認為，現階段農民負擔過重的主要原因是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機制的不合理，由此提出農民減負不能單純依靠行政命令，更重要的是要完善農村公共產品與服務的供給機制。但是，當前研究還沒有能全面的回答什么是有利于農民減負的合理、完善的供給機制。3、農民是弱勢群體，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應承擔起更多的更多的供給責任。農民負擔沉重，為購買公共產品和服務付出的代價昂貴，但獲得的公共產品和服務卻不盡如人意。在這一點上，農民相對于城市居民明顯地處于弱勢，作為弱勢群體的農民需要更多的利益傾斜和政策扶持，同時，加入WTO以后，原來可能產生貿易扭曲的國內支持減讓承諾的“黃箱”政策不能再使用了，而必須盡快使用不會引起貿易扭曲的“綠箱”政策，而所謂“綠箱”政策是指政府執行某項農業計劃時，其費用由納稅人負擔而不是從消費者中轉移而來，且對生產者沒有影響的農業支持措施，這些政策都可以免于減讓承諾。這就意味著政府必須盡快加大對農村公共產品和服務的投入。4、農村公共產品和服務供給渠道單一與農村社會化服務體系衰落現象并存。一方面，不少學者提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公共產品的供給需要行政力量和市場力量的共同參與，在以行政力量為主的前提下，可以大膽地嘗試政府與企業、政府與私人合作的模式，采取民辦公助、鼓勵私人投資等多種方法實現公共產品與服務的高效供給。另一方面也有很多研究認為，當前許多地方政府不恰當地把本該由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和服務推向市場、推向社會。凡是要農民交錢的工商、稅務、財政等都在加強，而農民需要的技術服務部門，諸如農業技術推廣站、漁業技術推廣站、林業技術推廣站等統統轉制，走向市場，這樣的改革勢必導致農業技術推廣體系“網破、人走、技黃”。這里就提出了一個有待深入研究的重要問題——哪些是可以市場化的公共產品與服務？怎樣建立適合農村實際情況的高效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機制與服務體系？

三、籌資機制問題與農民的需求表達機制問題

當前研究均認為，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已初步形成了以市場經濟運行要求為目的的農村公共產品籌資模式，這一模式的主要特征是政府為主、社會參與；以公共財政為平臺、整合多形式籌資以及生產成本的承擔者與受益者高度同一等。而存在的問題主要在于：1、財政實力差距決定了區域和城鄉籌資差距。2、鄉鎮政府的事權與物權的不對稱必然加重農民的負擔，導致向農民轉嫁負擔的現象嚴重。3、東中西部地區的市場化進程不一致，市場化進程較快的東部發達地區在能夠實現多渠道籌集農村公共產品建設資金，而市場化進程較慢的中西部地區卻多以政府為單一投資主體。對于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而言，關鍵是在于資金的籌集問題。而對于這一問題的解決，研究者大多提出應建立并完善公共財政體制、理順分配關系、完善轉移支付和重點向農村傾斜等建議，但大都比較籠統，缺乏可行性。

關于農民的需求表達機制和決策機制的建立，當前尚缺乏專門研究。學者大多呼吁打破自上而下的傳統決策機制，建立由農民自主參與的供給決策機制，使得公共產品和服務的供給能夠真正滿足農民的需要。也有學者提出農村公共產品與服務的供給不符合農民需要的原因是一些地方官員追求政績所致，所以解決的辦法是建立縣鄉一級的民選政府。但如何建立一套完善的信息傳遞與反饋機制，真正平衡各類利益與主張，當前仍處于空白狀態。

四、對西方經驗的研究

當前仍然缺乏對西方在相關領域內先進經驗的系統介紹。王小林的文章借用西方管理主義出發的理論，認為“沒有任何邏輯理由證明公共服務必須由官僚政府機構來提供”。擺脫困境的最好出路是打破政府的壟斷地位，建立公私機構之間的競爭。并由此進一步提出政府不一定是公共服務的生產者，而應該是一個公共服務的“安排者”，決定什么應該通過集體去做，為誰而做，做到什么程度和水平，怎樣付費等問題。他在文章中以美國為例，提出美國在哥本哈根等12個城市公交系統服務的調查表明，合同承包帶來的費用節約平均為36%。

五、值得進一步研究的問題

如前所述，當前對農村公共產品與服務的研究重點在于供給現狀、面臨的問題以及供給機制上。而有待于深入研究的問題主要在于區分不同類型的公共產品與服務，確定市場化與否的范圍與程度，區分供給主體，明確供給責任；對于農村公共產品與服務的農民利益表達機制和供給決策機制都有待于進一步深入研究；對于西方相關領域內的先進經驗需要系統全面的介紹。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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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吳士健等.“試論農村公共產品供給體制的改革與完善” 農業經濟問題 2002年第10期

篇（10）

我國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不足，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和農村社會事業發展嚴重滯后，導致農民行路難、通訊難、就醫難、上學難、飲水難、用電難等不良后果，制約了農村社會經濟的發展和農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是導致當前我國“三農”問題的重要原因。因而，增加和改善我國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應成為當前解決“三農”問題的重要著力點和突破口。在統籌城鄉發展、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政策背景下，中央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方針，加大了改善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政策力度。本文主要從財政體制改革的視角討論增加和改善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問題。

一、我國縣鄉財政困難與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不足問題同時并存

雖然增加我國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可廣開渠道、多方籌資，實行一定的政策傾斜，也可嘗試公共產品供給的市場化運作方式，但不容置疑的是，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主體依然只能是縣鄉政府。然而，1994年分稅制改革后，我國縣鄉財政日益陷入困境，縣鄉一級政權的財政收支矛盾相當尖銳，主要表現為工資欠發、赤字規模不斷擴大、實際債務負擔沉重、財政風險日漸膨脹等，縣鄉財政多維持在“吃飯”的水平上，用來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的能力非常有限。據推算，目前中國平均每個鄉鎮負債約400余萬元，共計2200億元左右(許正中，2004)。鄉鎮負債規模龐大，來源復雜，債務利息高，累積時間長，滾雪球般越滾越大，形勢極為嚴峻。

長期以來，我國實行的是城鄉分離的二元公共產品供給制度：城鎮實行由政府供給為主導的公共產品供給制度，城市的公共產品完全由政府保障，并列入財政預算；而對農村的公共產品來說，政府投入很少，導致農村基礎設施投入嚴重不足，農田水利和農村道路常年失修，農村公共衛生、基礎教育、社會保障均十分落后，城鄉差距日益擴大。農村稅費改革后，鄉鎮財政自籌制度取消，縣鄉財政主要依賴農業稅來應付日益龐大的財政支出，縣鄉財政更顯困難，無力提供農村基本的公共產品和服務。而隨著取消農業稅改革的實施和落實，以農業為主的縣鄉財政失去了其主要收入來源，縣鄉財政尤其是大部分鄉鎮財政更加困難。

我國縣鄉一級政府和財政是面向農村、服務農村、提供農村公共產品和服務的主體。尤其在當前“三農”問題日益凸出、城鄉差距日益擴大的背景下，如何加強縣鄉一級財政，實現縣鄉財政解困，增強其服務農村和提供農村公共產品的能力，是財政體制改革必須面對的問題。為此，我們應從現行財政體制的內在弊端著手，找出當前縣鄉財政困難的體制原因，以明確縣鄉財政解困和財政體制改革的方向。

二、我國現行財政體制的缺陷

1994年形成的分稅制財政體制雖然比財政包干制是一個進步，但遠不是一種成熟的分稅制財政體制，還存在較為明顯的非規范性和過渡性質，其固有的內在體制缺陷直接導致了當前縣鄉財政的困難，也制約了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改善。

1．政府間的財政關系缺少法律規范，財政分權與政治集權存在矛盾。由于行政垂直集權和政府間財政關系缺少法律保障，導致政府間財政關系極不穩定、極不規范，而基層政府在責、權、利的分配上則處于不利地位。這種財政分權與政治集權并存的體制，極易導致各級政府“上收財權”與“下放事權”的機會主義行為。事實上，我國各級政府在財力分配上層層“抓大集中”，將大稅種、大稅源抓到手中，到了基層財政也就基本沒有大稅可分，稅種雜而收入規模小，造成基層財政收入來源極不穩定。同時，上級政府通過各種形式的“事權下放”，加重了基層的財政負擔。

2．現行分稅制財政體制側重“收入”的劃分而缺乏對于各級政府事權責任的清晰界定。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明確了各級政府間的收入劃分，但對各級政府的事權范圍則沒有做出清晰的界定，導致各級政府間事權責任不清乃至于相互推諉，而基層縣鄉財政尤其是鄉鎮財政則不合理地承擔了過多過重的事權責任。目前，縣鄉財政承擔了許多本該由中央、省級財政承擔的事權負擔，比如，民兵訓練、優撫、計劃生育和義務教育等。無論是根據財政分權的“受益”原則，還是參照市場經濟國家通行的做法，這些事項都應劃歸中央和省級政府的事權范圍，或由中央和省級財政承擔大部分責任。而在我國卻都壓到了基層財政頭上，由此形成縣鄉財政的困難局面。同時，也造成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不足。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調查，目前全國農村義務教育的投人中，鄉鎮財政負擔78％左右，縣級財政負擔約9％，省級財政負擔約11％，而中央財政只負擔約2％(陳紀瑜、趙合云，2004)。如能將農村義務教育的投資主體上升到中央和省級財政，僅此一項便將大大減輕縣鄉財政的支出負擔，也將更有利于農村義務教育事業的財力保障和長遠發展。

3．省級政府對下級地方政府轉移支付制度不健全是縣鄉財政困難的重要原因。分稅制改革后，按照中央對省的體制模式，各地在省內建立起的轉移支付制度很不完善，直接制約了基層財政獲取必要財力。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各省級政府對下級地方政府的轉移支付資金總量有限，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基層財政運行困難的問題。二是轉移支付形式以稅收返還、專項撥款為主，這兩種形式在財力分配上都有利于富裕地區，不利于調節地區間財力差異。三是各省通過“因素法”分配財力的資金非常有限，無法在貧困地區、富裕地區間實現財力均等化。

三、改革我國財政體制，增加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對策

進一步改革和完善我國現行的分稅制財政體制，加快公共財政體制建設步伐，在各級政府間合理劃分職責范圍和收入，做到財權與事權相統一，是加強縣鄉財政、改善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體制保障。 轉貼于

1．以法律形式明確各級政府在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中的職責范圍。我國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是一種從中央到省、市、縣、鄉鎮政府的多級供給體制。其中，縣鄉政府作為國家財政體系的基礎環節，直接為農村居民提供各種類型的公共產品。而農村公共產品構成上的層次性，決定了作為供給主體的各級政府間的責任劃分：屬于全國性的農村公共產品由中央政府承擔，屬于地方性的農村公共產品由地方政府承擔，一些跨地區的公共項目和工程可由地方政府承擔為主，中央一定程度上參與和協調。依據這一原則，諸如環境保護、大型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救災救濟、優撫安置、社會福利等項支出應由中央、省級政府承擔，縣級政府負責管理，縣鄉政府承擔具體事務；農村基礎教育、基本醫療服務的支出應由中央和各級地方政府共同承擔；縣鄉政府作為基層政權，主要承擔本轄區范圍的行政管理、社會治安和本區域內小型基礎設施方面的支出責任。這種政府間職責的劃分應以法律的形式加以明確，以杜絕上級政府下放事權的機會主義行為，防止增加縣鄉財政的負擔。

2．大力培植以財產稅為主體稅源的縣級財政稅收體系?？h級財政缺乏大宗、穩定的主體稅源，是財政困難的一個重要因素。目前，省以下政府大宗收入是營業稅，而從前景看，應注意發展不動產稅，逐步形成省級以營業稅為財源支柱、縣級以財產稅為財源支柱的格局。不動產稅是最適合基層地方政府掌握的稅種，是非常穩定的稅源，只要地方政府一心一意優化投資環境，自己地界上的不動產就會不斷升值，每隔3年至5年重新評估一次稅基，地方政府的財源就會隨著投資環境的改善而不斷擴大，地方政府的職能和財源的培養便非常吻合，這正適應政府職能和財政職能調整的導向。我們應借鑒國外的經驗，逐漸把不動產稅調整為統一的房地產稅來征收，同時考慮不同地段的因素并幾年一次重評稅基。這樣，不動產稅就會逐漸隨經濟發展而成為地方政府的一個支柱性的重要稅源(賈康，白景明，2003)，從而緩解基層政府的財力困境，為改善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提供保障。

3．建立規范化的地方財政轉移支付制度。一是簡并轉移支付制度形式，規范專項撥款，逐步取消稅收返還和體制補助，進一步加大均等化轉移支付資金力度。1994年以來建立起的地方轉移支付制度，盡管在某種程度上緩解了地區間的財力差距，但并沒有從根本上緩解基層財政的困難，基礎教育等最基本的社會公共服務在各省內部也未實現“均等”。因此，應進一步增加均等化轉移支付資金規模，確立均等化轉移支付在地方政府間轉移支付中的主體地位。二是進一步調整不合理轉移支付資金分配格局。將調整“既得利益”的資金用于均等化轉移支付，有助于增強中央、省對下的調控力度，進一步緩解基層財政困難。三是建立基礎教育、公共衛生等專項性轉移支付制度，解決在基礎教育和公共衛生上的社會公共服務不平等問題。四是建立穩定的均等化轉移支付資金，資金分配要高度重視解決縣級財政困境問題。

4．改進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決策程序和方式。傳統的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決策程序是“自上而下”的，這難免會造成農村公共產品供求失衡的現象。在建設農村公共財政體制過程中，推進農村基層民主制度建設，建立農村公共產品的需求表達機制，將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決策程序由“自上而下”轉變為“自下而上”是非常重要的。要實行鄉、村兩級政務公開、事務公開、財務公開，增加公共資源使用的透明度，定期向村民公布收支情況。此外，根據公共財政學說的一般理論，很多具有準公共產品性質的農村公共產品可采用政府與市場混合的方式提供。在政府財力有限的條件下可提供有效的制度安排，動員社會資源進行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建立起以財政為主體、動員社會各方面力量共同參與的農村公共產品供給體制。比如，由政府和私人通過談判的方式聯合供給公共產品，這種公共產品通?？赏ㄟ^產權界定賦予私人部分收益權，本著“誰投資，誰受益”的原則。這樣，有助于將投資于農村公共產品的各種積極因素調動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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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公共物品;研究視角;文獻綜述

中圖分類號:F29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198(2009)15000903

1公共物品經濟學視角

1.1以公共物品的定義出發

公共物品是與私人物品相對應的一個概念。公共產品的經典定義是由被稱為經濟學界是愛因斯坦的薩繆爾森提出的,他指出,公共物品具有區別于私人物品的特性,即消費的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公共物品有效供給的條件被稱為薩繆爾森規則。公共物品供給效率的問題是指,無論是市場機制還是政府機制及兩者的組合等均不能實現公共物品的薩繆爾森規則。趙寶廷博士從公共物品的定義的角度,分析了基于排他性、競爭性等物品性質視角的離散型公共物品和基于連續性物品譜系視角的公共物品,探索公共物品供給效率問題的解決思路。他認為公共物品的定義應該堅持一元標準和連續性物品的思路,并以解決公共物品供給效率為導向,定義不僅要體現物品自身的性質,而且要體現產權、組織、與供給方式等人類制度性因素。

1.2提高公共物品供給效率

在公共物品供給的討論中,學者們的論點大多集中于供給的效率問題,雖然在如何合理優化配置資源、創新供給效率手段與技術等方面,取得了較為一致的觀點。劉起博士通過公共物品供給模式的效率依據和無效率解的論證,提出政府供給、市場參與和第三部門提供這三種模式相互結合的供給制度,各種模式相互配合、相互彌補才能達到公共物品供給的效率水平?？傊?“三個供給模式具有不同的作用機制和領域,三者應當相互配合,相得益彰,展現出任何一個單純提供模式所不能達到的效率來”。山東財政學院的岳軍教授通過對公共物品的各種供給制度的分析,提出了公共物品供給制度選擇和安排的依據是制度效率的命題。其他學者的論述一般都是在分析西方公共物品供給效率理論的基礎上提出提高供給效率的對策,曾春水和張玲的《公共產品的效率分析及改進對策》、陳文煌的《淺析公共產品的供給效率》和尹鴻雁的《提高我國公共產品供給效率的思考》等等。

1.3產權視角

向玉瓊對提供公共物品的不同產權機制進行了比較,具體論述了公共產權和私人產權、社團產權各自的優缺點,并針對我國的現狀,提出了對于不同的公共物品應采取不同的供給路徑,“應根據公共物品的公共性程度和規模經濟的大小,明確各類公共物品提供的產權劃分,明確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事權和財權劃分”。南開大學城市與區域經濟研究所用產權經濟學來分析公共物品,提出了公共物品特征的新概括,并認為一種產品之所以成為公共產品,是后天的制度安排,而不是由薩繆爾森所概括的公共產品的兩個先天特征決定的。他們還建立了一個制度績效函數模型,用以判別一個物品應該當作公共產品提供還是當作私人產品提供。該模型假設消費者之間的效用變化是均勻的,用消費者剩余的平均值來做簡明的推算,很多情況下僅僅靠對相關數據的估算,就可以根據制度績效函數模型對產品的性質進行判別。

1.4交易成本視角

交易費用是經濟制度的運行費用,是經濟運行中的摩擦力。政府通過供給公共物品彌補市場失靈可以減少市場交易中的交易成本。福利經濟學家往往把政府制度作為一種外生變量,即不存在交易成本問題。而實際上政府作為一種制度安排,如同市場制度一樣,同樣是內生變量,其自身的運行以及向公眾提供公共服務和公共物品同樣存在交易成本問題。政府再供給公共物品過程中,因為信息不對稱、機會主義行為、尋租行為和資產專用性等因素,也會產生交易費用,這種交易費用影響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給?！罢峁┕参锲纺撤N程度是一個政治過程,其交易成本甚至比市場制度昂貴”。在現實中表現為政府的種種“政策失敗”。諾斯認為,交易費用是決定一種政治或經濟體制結構的制度基礎。在以交易成本為視角的研究方面,國內學者主要是借鑒西方學者的理論和西方先進國家的實踐經驗來探討如何解決我國的存在的問題。如張軍教授的論文――《從交易成本經濟學的視角審視公共產品的有效供給》論述了交易費用如何影響公共產品的有效供給,分析了我國財政體制存在的問題,并就如何通過公共財政體制改革降低交易費用,保證公共產品的有效供給問題,提出相關建議。

2新公共管理視角

2.1政府與公共產品的視角

公共物品的存在目的,是為了滿足人們的公共需求,最終實現公共利益。一般認為,公共物品通常是由公共組織,特別是政府提供的。因而圍繞公共利益、公共物品、公共組織以及公共組織的權力(公共權力)分配,形成了公共管理的基本命題。隨著政府改革的深化和公共事務的復雜化,政府不可能對所有公共事務進行具體管理,不可能提供所有的公共物品,“政府失靈”造成了政府在許多公共物品供給中的力不從心,引入多元化供給模式已在學界達成廣泛共識。崔運武分析了私人參與公共產品提供中政府的責任主要有三個:第一,政府要為公共產品的私人供給者提供制度的保障和激勵;第二,在公共產品的私人提供過程中,政府必須對可能出現的某些負外部性問題進行規范制約;第三,在公共產品的私人提供過程中,政府必須對公共產品的消費者給予必要的保護。楊豪論述了政府行為擴張的五方面理由:政府在提供公共產品時的內在擴張;利益集團存在的政府擴張;官僚機構與政府擴張;財政幻覺與政府擴張;納稅人與決策者的分離等。政府行為擴張的存在,容易導致政府失效,所以應該把政府干預置于制度的約束之下。這樣一來,政府行為就有了一個遵循的標準,避免了政府無限的過度擴張。藏旭恒從公共產品的區域性和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夫關系出發,認為“集體的規模對公共物品的供給效率有著重要影響,相對于中央政府而言,規模較小的地方政府在公共物品供給中也具有更高的效率。同時,地區間差異和地方政府本身的利益取向等也決定了強化地方政府的經濟職能,增加地方政府的公共物品供給是提高公共物品供給效率的一個可行途徑”。中央政府在經濟職能方面可以考慮對各級地方政府進一步放權,以保證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符合各地區的實際需求,提高公共物品供給的效率。之后他又作了進一步的研究,論述了物品“公共性”的區域差異與政府職能的區域差異,他認為作為公共物品供給者的政府,其職能應與公共物品需求的區域差異相對應,并從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兩個方面來加以改善。

2.2公共財政的視角

我國目前的供給結構扭曲現象較為嚴重,公共產品“供給短缺”和“過度供給”的現象并存,尤其是城鄉公共產品供給的結構性失衡是公共財政建設不能回避的問題。很多學者以公共財政的視角來研究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給。有學者認為公共支出的決策過程充滿了政治因素的影響,是一個復雜多變的公共選擇過程。公共產品的數量,提供哪些公共產品以及如何提供等問題,是在既定的財政制度下,政治家、官僚、公眾和利益集團間博弈的結果。江秀平指出,公共財政的顯著特征,就是公共性。提高公共物品供給的效率是一個系統過程,需要各方面的配合。如果從公共財政的角度出發,規范財政收入和財政支出具有同樣的重要性,兩者都需要體現其公共性。劉瑞華從財政供給環節上對公共產品分類,分為中間產品和最終產品,并以此為基礎提出了公共產品供給的主體選擇機制和端供給機制?！疤岣吖伯a品供給的效率是一個系統過程,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供給方式的變革,當前我國財政支出改革的一個主攻方向應該是建立公共產品供給主體選擇機制和終端供給機制”。遼寧省財政廳和東北大學聯合課題組在建立財政支出效益評價指標體系同時,提出要實現建立公共財政體制的目標,提高財政支出效益,還需要構建財政支出效益評控機制,建立財政支出獎優罰劣機制。(1)要對決策程序進行規范,推行重大財政出決策獎懲機制。(2)對決策實施過程控制。(3)明確監督評價制度。不過也有學者指出,財力資源不是約束我國公共產品供給的主要原因,我國公共產品的短缺現象存在著直接動因和制度根源,克服和治理短缺需要進行政府經濟學分析。通俗的說,政府不是沒錢,而是不會花錢。

2.3治道變革視角

復旦大學的胡火研究了治理視野下地方公共物品的供給。提出打破傳統的統治理念中,地方政府扮演著地方公共產品供給的唯一主體角色,供給手段單一,忽視成本―效益分析的局面。在治理視野下,地方公共產品的供給應呈現出一種主體多元、方式多樣、制度多中心的狀態。治理視野下地方公共產品的供給逐漸呈現出如下的一種狀態:政府機制與市場機制的合作;供給主體逐步走向多元化;供給方式上多種方式并存;重視成本―效益分析;資金來源上不再局限于地方財政,而是強調通過各種渠道去融資,以減輕地方政府的財政負擔;重視公民對地方公共產品的偏好。

2.4供給模式視角

在供給模式的研究上,我國學者注重對西方理論和實踐的研究,同時也注重聯系本國實際,探索適合我國的公共物品有效供給模式。周燕博士對國外的公共物品多元化供給做了綜述,主要包括雙主體參與供給論、三元主體合作供給論三和多元主體互動供給論三個部分。公共物品多元化供給模式是國際潮流。涂曉芳文對公共物品供給的權威型供給、商業型供給和自主型供給三種模式作了詳細的分析。馬恩濤試圖從理論上和實踐上給出公共產品私人供給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并分析了我國公共產品私人供給的現實性。北京大學的句華在借鑒S•薩瓦斯的理論基礎上,對公共服務中市場機制的原理、技術和方法進行了研究,填補了國內在這一方面的研究缺陷,但研究也有待進一步深入。張洪武專門對公共物品中的非營利選擇進行了研究,他認為NPO可以起到拾遺補缺的作用,公共物品的生產方面,相比政府部門和市場組織,則表現出人性化,回應性及成本效益優勢,但要充分發揮它在公共物品提供中的作用,就必須強調政府的賦權,推進非營利組織的“去行政化”工作,建立有利于公平競爭的制度環境。席恒博士認為,由于人們對公共物品的需求不同,因而公共物品可采用政府,市場和志愿事業機制聯合供給,只有建立復合的公共物品多元供給機制,才能夠實現其充分有效供給與可持續發展。李宏在研究英國公共領域改革做法的基礎上,對我國城市改革物品供給的現狀和存在問題進行分析,提出我國城市公共物品供給思路和對策。韓兆柱則在分析國外理論和經驗的基礎上研究了我國轉型期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給模式。他認為,公共物品供給的政府、市場和志愿組織等三種模式,每一種都有一定的缺陷,應選擇一種復合的制度安排,通過政府改革,構建由這三種模式合力實行公共物品供給的制度安排,使不同公共物品供給模式有一個和諧共生,共同發展的制度環境,從根本上提高中國轉型時期公共物品供給模式的有效性。

2.5風險分析視角

在公共事務治理變革的視野下,民營化一直是一種國際潮流。我國政府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逐步在公共物品供給領域逐步推行民營化治理變革,并在實踐中取得了相應的成效,但也存在著很多顯性和隱性的問題。李建華教授認為,我國正處于轉型時期,在改革過程中由于制度與法律體系的不完善,以及民營化中資本的逐利性與準公共物品公共性及公益性的內在矛盾,導致我國在準公共物品民營化過程中存在諸多風險。這些風險具體表現為準公共物品民營化中的新壟斷、政府與企業的合謀、公共安全、公民與顧客的角色沖突等。這些風險的存在阻礙了我國準公共物品民營化改革的有序推進,扭曲了準公共物品民營化改革之目的。王樂夫教授從公共性的角度出發,指出我國的民營化改革抓藥存在的問題是民營化帶來的經濟性損失,公平性損失,壟斷和私人壟斷問題,公共責任缺失,新的社會穩定問題及可能引發的政府危機管理等六個方面。對此如果不及時進行科學分析并采取有效的對策,則難免產生不良影響。以上學者的風險分析研究有助于我國當前政府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并采取積極措施,防治各種危害的發生及惡化,特別是要消除來自體制上的障礙,加大立法步伐,加大執法力度,強化監督機制,杜絕腐敗,關注弱勢群體,將我國現階段所存在的準公共物品民營化風險的危害性控制在最低程度。

3科學發展觀的視角

3.1公平和效率相統一的視角

公共物品供給的效率與公平屬于社會效率與公平的一個特殊領域,天津商學院的劉雙良和史瑞杰指出,在探討特殊領域的效率與公平的時候,必須將其放到社會效率與公平的一般背景中進行分析,才能厘清城市公共物品供給的效率與公平,及其與社會效率與公平的相互關系。他們還認為,在進行城市公共物品的供給時,我們的供給主體 (這里特指城市政府)應將其供給的效率與公平自覺置于整個城市社會的效率與公平之中來通盤考慮。只有這樣才能不至于使供給投資決策失范,浪費納稅人的錢財,從而提高供給配置效率,使我們的每一位城市居民(納稅人)能在城市公共物品供給的機會公平中真正享受到其供給的結果公平,也只有最大化發揮了應有效用的城市公共物品,才能充分滿足城市社會的公共需要,才不失為一種城市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給。

3.2統籌城鄉發展的視角

馮海波指出,在“城鄉分割”狀態下公共物品供給是非均衡的,公共物品非均衡供給。一方面與城鄉二元社會相適應,另一方面違背了效率原則。在“城鄉統籌發展”目標模式下,公共物品供給應堅持對城鄉居民實行均等化的策略。公共物品均等化服務有兩種選擇:一是初始條件下的均等化服務,二是增量調整下的漸進性均等化服務,而后者是符合中國國情的現實選擇。在實踐中,統籌城鄉發展的財政措施產生了積極效應。“在統籌城鄉發展的背景下,對城鄉居民實行均等化服務是一種必然的選擇”?！叭r”問題已成為中國最大而亟待解決的問題,其中最重要的問題之一是要解決農民享受公共產品國民待遇的問題。劉瑞華研究了城鄉公共產品供給的結構性失衡問題,指出它加劇了公共產品的供求矛盾,所以優化公共產品供給結構,把公共財政覆蓋到農村和農民應該是公共財政建設的核心內容。

3.3矛盾與協調的視角

公共產品供給不足與社會公共需求不斷增長是我國當前公共事務治理中的重要矛盾。羅忠桓認為,矛盾的產生有歷史和社會環境變遷,公共需要存在與質量的增長及提高的需要以及公共事務治理的低效性等因素。除了引導公眾有確定理性、合理預期和理性消費外,提升政府能力,改善公共產品的品質,謀求政府與社會私人部門的合作,政府與非政府部門的合作,調整公共產品的供求結構,不失為提高公共產品供給的制度績效,實現矛盾治理的基本出路。

3.4建設和諧社會的視角

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在提出了堅持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的同時,也把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列為黨的重要執政目標,并把和諧社會的構建放到與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并列的突出位置。在這個大背景下,不少學者從建設和諧社會的角度來探討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給。莊永海認為構建和諧社會首先需要解決的問題是社會公共物品的提供問題。在構建和諧社會的過程中,需要建立一種政府、市場、社會組織共同提供社會物品的模式。郭風旗指出,農村公共物品治理在和諧社會建設背景下重要性突顯,政府力量應成為是農村公共物品治理的主要力量,加快建立和完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增加對于落后農村地區公共物品的轉移支付,調整財政和國債投入結構,加大對農業、農村的基礎實施建設的投入。中國行政管理學會縣級行政管理研究分會提出構建和諧社會,必須為我國農村公共物品供給提供法治保障。首先,必須樹立“社會公正”的理念;其次,要加快與農村公共物品供給相關的法律法規的配套建設。

4總結

上述國內學者的研究工作,在各自的學科上從不同視角分析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給,有助于我們對公共物品供給問題得深入理解,使政府、市場和第三部門的多元互動的公共物品供給模式以成為學界共識。但研究還有待于進一步深入,特別是直接對我國公共物品供給中方法和技術研究的成果相對較少。分析國內研究現狀,現有成果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對公共物品供給的微觀機制研究不夠;二是對公共物品供給的技術性問題缺少多學科的交叉研究;三是對如何建立保證第三部門在公共物品供給中作用有效發揮的體制問題可操作性成果少;四是對公共物品的供給缺乏實證研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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