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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經濟發展的必經選擇,自由主義和保護主義作為一對并存的矛盾是任何一個國家或地區在面對自身經濟發展和對外競爭時必須要考慮的核心因素,一方面,如何選擇經濟發展的原則往往取決于多個因素,如一個國家或地區自身的發展水平、自身與外界的相互關系等,另一方面,政策的選擇往往又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在實踐中不斷調整、修正,在競爭中不斷升級、完善。

相對于經濟自由主義而言,貿易保護主義更關注外界因素對自身的消極影響,其主要是通過關稅和各種非關稅壁壘限制進口,以保護國內產業免受外國商品競爭。作為傳統貿易保護主義的延續和升級,上世紀末期,新貿易保護主義方興未艾,保護的范圍已經遠遠超出了商品經濟的范疇,通過綠色壁壘、社會責任壁壘及知識產權保護等措施達到規避多邊貿易制度的約束,進而保護本國就業,維持本國在國際分工和交換中的支配地位。新貿易保護主義的出現和發展既有競爭加劇、經濟理論發展的推動,也有多邊貿易體制自身的原因,但根本原因依然是各國、各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因此,自由和保護的相互交織必然貫穿于世界經濟發展的各個階段。而后危機時代的新貿易保護主義作為自上世紀90年代新貿易保護主義的延續和升級,一方面保留了新貿易保護主義的全部特征,另一方面又呈現出自身的獨特性。

一、后危機時代新貿易保護主義的特征及發展趨勢

所謂的后危機時代,一方面是區別于暫時已經過去的全球金融危機,另一方面,由于現階段世界經濟并沒有明顯脫離經濟危機的負面影響,經濟的反復隨時可能出現,因此,此階段的新貿易保護主義更多的是對之前新貿易保護方式的延續和精細化。具體而言,有如下特征:

1.實施主體的全球性和區域性

一方面,當今的世界經濟格局有所變化,世界各國和地區由于經濟全球化與區域經濟一體化而緊密的聯系在一起。美國次貸危機引起的金融危機影響著世界各國和地區,通常一國對他國采取保護貿易措施,會引起他國“報復”,這樣一來會引發貿易保護“多米諾骨牌”效應,導致全球性的貿易保護主義。另一方面,新貿易保護向雙邊化、集團化和區域化方向發展。為了緩解金融危機所帶來的影響,世界各國紛紛利用雙邊協調和FTA,區城性經濟集團,集團成員國內要素自由流動,實行自由貿易,對外構筑貿易壁壘,以此保護成員國的市場,提高整體競爭力,共同應對外部國家的報復行為。當今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快速發展,使新貿易保護主義呈現出區城化的趨勢。對于中國而言,目前,中國迄今共加入了9個自貿協定,同時,官方和民間機構也在不斷推動更多FTA的構建。

2.保護措施更加復雜和隱蔽

一方面,新貿易保護主義措施層出不窮,日趨復雜,其超出世界貿易組織現有協定與協議的約束范圍。新貿易保護主義政策開始由貿易政策延伸到對方國家的經濟甚至社會政策,主要表現為:要求對方國限制國內商業行為,管制對方國家政府利用行政權力妨礙競爭的行為和干預對方國家經濟政策等。此外,新貿易保護主義的保護對象從傳統工業品和農產品轉向高級工業制成品和勞務,并且開始進人高技術產品領域,以上這些方面也使得我國應對和解決其的難度加大。另一方面,新舊貿易保護主義區別的根本點在于舊貿易保護主義主要采用關稅壁壘,而新貿易保護主義的保護手段以非關稅為主。其中新貿易保護主義所采取的明顯性的非關稅措施主要是進口許可證制度、自動出口配額、出口補貼和進口配額等,而世貿組織規則對以上這些非關稅措施的約束越來越嚴。在這種情況下,新貿易保護主義國家更多的采用更為實用的隱蔽性的技術壁壘如技術標準,質量認證,檢驗程序,環境保護與國民健康等。

3.保護措施表面日趨合法化

如今世界大多數國家在WTO規則的約束下,經濟發展都在向自由貿易的方向邁進,可現在的多邊貿易體制還是存在一些漏洞,這樣貿易保護主義總是設法從中尋找“合法”的生存土壤。WTO允許成員國利用其有關協議反擊遭到的不公平待遇以保護本國的利益,這就為各國以“公平貿易”為由實行貿易保護主義騰出了余地。另外,當前,WTO規則保留各成員國的經濟自主性,不僅包括發達國家,而且還包括發展中國家。因此,采取與WTO不直接沖突的各種保護措施,已成為經濟全球化過程中貿易保護主義的普遍形態。此外,各國同樣通過自身立法來繞開WTO規則的規制,如美國337條款,337條款是美國《1930年關稅法》第337節的簡稱,它主要規范的是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ITC)對進口貿易中的不公平競爭方法和不公平行為進行調查的行為,337條款并不要求實際損害為前提。若ITC裁決原告勝訴,ITC可向美國公司提供有限排除令、普遍排除令和停止令等救濟措施,但實踐中,337條款更多起到的是一種敲山震虎的作用,往往程序一經啟動,未等裁決,出口國方面即會規范自身行為以達到相應標準。此外還有以SA8000為代表的社會責任壁壘,它是一種以保護勞動環境和勞工權利為主要內容的管理標準體系,以勞動者勞動環境和生存權利為借口采取的貿易保護措施,是全球首個道德規范國際標準,其宗旨是確保供應商的產品符合社會責任標準。目前,全球的一些大采購集團都非常青睞有SA8000認證企業的產品,這促使很多企業去申請與維護這一認證體系,從而削弱發展中國家在勞動力成本方面的比較優勢,我國目前也正在從事這方面的研究,并積極爭取參與如ISO26000等相關規則的制定,以保護本國權利。總之,新貿易保護主義措施日趨表面合法化,可其實質并沒有改變。

二、新貿易保護主義對我國經濟發展的影響

隨著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化主義的發展,全球競爭必然不斷升級,對于中國而言,其工業自1949年后經過了幾十年的保護發展,自改革開放后開始逐步面對國內外競爭,在這些競爭下中國的多數行業已經具備了一定的競爭力。從歷史的角度看,今日中國面對的挑戰跟19世紀初英國面對的類似,一方面要繼續開發海外市場以擴大出口,另一方面需要不斷從國外進口各種資源。此外,由于擁有世界上最大的廉價勞動力市場,中國必須保證極大的海外市場以解決就業問題,同時也必須通過外資繼續引入外來競爭,避免由于發展初期對國內經濟的過度保護而導致的現階段國有企業的壟斷對經濟帶來的傷害。當今,中國主要依靠出口和投資拉動經濟增長,新貿易保護主義盛行加大了我國企業拓展國際市場的難度,對我國的經濟產生了巨大的負面影響。

1.嚴重影響了我國的出口貿易

2009年我國整體出口市場受到阻礙,據商務部統計,2009年中國貨物進出口總額22072億美元,比上年下降13.9%,其中貨物出口12017億美元,下降16.0%。從統計數字可以看到,貿易保護主義對我國進出口的影響非常明顯。其中,2009年美國政府對我國輪胎增收35%進口附加稅的貿易保護主義,不僅極大的影響了我國輪胎行業產品的出口,還使得我國其他行業出口產品也遭遇到同樣的待遇,總的來說,出口企業訂單直線下降,利潤嚴重下滑,嚴重影響企業的正常生產和經營,部分企業倒閉,失業率提高,還帶來一些社會問題。繼輪胎案之后的中國玻璃、無縫鋼管等都遭遇無辜調查,影響惡劣,甚至于其他國家也都紛紛效仿,對我國產品不斷的采取變相抵制措施,這些行為對外貿依存度高達70%的中國影響是極為負面的。此外,我們可以看到,貿易摩擦頻發不僅使企業蒙受了巨額損失,而且損害了“中國制造”的國際形象,不利于中國出口的可持續增長。

2.我國的外部經濟風險開始向宏觀層面滲透

新貿易保護主義盛行不利于中國經濟的長期、穩定發展,增加了中國經濟運行的外部風險。在我國與美國的經濟往來中,中美貿易的巨額順差影響著中美政治經濟關系。美國對我國實施新貿易保護主義,正是為了調整兩國間的貿易順差,維護其在世界市場的支配地位。美國不僅對對中國產品進行貿易制裁,而且在人民幣匯率、對華投資、技術出口等領域對我國進行全面的施壓,影響著中美之間的貿易關系。歐盟也對中國產品頻繁設限,激化了當地企業與中國相關企業的矛盾,發生了砸店、燒貨等事件,中國公民的人身安全受到了威脅,也影響著中國相關企業的正常經營,而且在歐盟各國家開始形成針對中國產品的“民間壁壘”。再者,中日“政冷”的常態化對兩國經貿關系產生了極大的負面影響,兩國在東亞區域合作主導權方面的競爭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東亞經濟一體化的難度。

3.“中國”開始由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擴散,由貿易領域向經濟、政治、軍事領域擴散

由于中國在宏觀管理和調控上存在一些問題,為新貿易保護主義的滋生提供了土壤,而另外,發達國家提出的“中國”也是中國遭受到新貿易保護主義的主要原因。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改革開放以來,經濟迅速的發展,政治地位得到提高,引來許多發達國家提出“中國”,認為中國可能會在一定程度上威脅到他國的發展及世界市場上的支配地位。發達國家希望借以中國廣闊的市場發展其經濟,使其成為其成熟的商品市場和投資場所,另外,又擔心中國不斷的發展壯大,在世界市場上的競爭力不斷的提高,會使得發達國家自身遭受經濟發展的障礙。如今隨著新貿易保護主義呈現出新的表現形式,“中國”開始由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擴散,由貿易領域向經濟、政治、軍事領域擴散。

三、我國應對新貿易保護主義的對策

在全球經濟危機、國際貿易環境惡化情況下,僅2010年第一季度,就共有10個國家對中國發起19起反傾銷、反補貼、保障措施調查,直接涉及中國出口金額12億美元。而回顧2009年,共有22個國家和地區對中國發起116起反傾銷、反補貼、保障措施和特保調查,直接涉及出口金額126億美元。據WTO統計,中國已連續14年成為被發起反傾銷最多的成員。此外,美歐日等發達國家高筑綠色貿易壁壘、技術壁壘等新貿易壁壘,出現了主要針對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投資保護主義傾向,限制對基礎設施、高新技術、能源、金融等領域的投資,甚至把經貿問題政治化。針對以上新情況,我國應在政府層面和企業層面尋求經濟發展之策,帶動整個國民經濟的增長。

1.宏觀層面--政府

(1)我國應堅決反對貿易保護主義。在全球貿易保護主義日益盛行的背景下,中國作為世界第三大貿易大國,必須聯合世界各國共同反對貿易保護主義。首先,中國應利用各種國際組織和對話機制,如聯合國、WTO協商機制、G20峰會,與其他經濟大國進行充分溝通,堅決反對少數國家以鄰為壑的短視政策,遏制新貿易保護主義的蔓延,逐步推進貿易自由化,爭取形成有利的國際貿易環境。其次,在制定反對貿易保護主義的政策及采取相關的行為中,應把國家整體利益放在首位,盡可能保護我國企業,帶動整體國民經濟發展。這樣也會在抵制新貿易保護主義行為中變得更有力量。最后,參與多邊貿易規則的制訂和修改,爭取改變現有不合理的國際貿易與金融制度安排,推進符合各國利益與多邊貿易體制的WTO多哈回合談判,通過制定和修改多邊貿易規則來約束和抵制新貿易保護主義行為。

(2)發揮主導作用,盡快調整、制定與國際標準相一致的國家標準。我國政府應強化職能部門的管理功能,利用其在人才、技術和信息上的優勢,加強理論研究,再者考慮到中國的產品質量標準種類多、門檻低、不規范,在當前有關法規大調整的有利時機下,力使自己的思想脈絡與國際思潮保持一致。

(3)加快建設中國貿易規則技術創新體制。20世紀90年代以后國際貿易領域中形成的以非關稅壁壘為主的新貿易保護主義,雖歷史不長,但其比舊貿易保護主義有很大的發展,無論在其形式的多樣性,手段的有效性還是在技術法規的合理性方面,其對作為發展中國家的我國來說負面影響更為巨大。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應加快建設中國貿易規則技術創新體制,完善和提高體制的系統性、規范性和差異性,加強政策的藝術性,進一步地提高技術手段的多樣性。我國應爭取通過規則的不斷創新,力促國民經濟健康、有序、快速地發展。

(4)加強我國的區域經濟合作與FTA建設。當前,區域性貿易集團使貿易保護措施添上了集團的色彩,其對內實行自由貿易和要素自由流動,有利于區域內國家經濟發展,而對區域外國家則實行貿易歧視,不利于區域外國家發展。針對以上情況,我國自身也應參與到區域經濟一體化中去,爭取在貿易自由化的世界浪潮中擴展國家利益的實現范圍和方式,實現經濟持續增長的長期性目標。另外,我國還應積極參與和發展雙邊及多邊FTA,在區域一體化中發揮積極作用并獲利。

(5)完善貿易保護主義立法。在我國企業應對反傾銷等訴訟中,應認識到我國貿易保護主義立法還存在很多不完善之處,而只有我國熟練掌握了貿易保護主義的策略及技巧,貿易保護立法更加完善,才能在其他國家向我國提出貿易保護主義訴訟時應對自如,及時采取相應的對策,以便于保護我國涉訴企業的利益。

(6)引導我國企業認識到貿易保護主義的實質。我國企業應認識到新貿易保護主義又稱為超貿易保護主義或“新重商主義”,其是隨著世界經濟競爭加劇,最初由發達國家為規避多邊貿易制度的約束,通過貿易保護,達到保護本國就業,維持在國際分工和國際交換中的支配地位而對發展中國家采取的一系列以非關稅壁壘為主的保護貿易的措施。我國企業應一方面檢討自身的傾銷行為,另一方面應主動參與到貿易保護主義訴訟中,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使得自身在國際市場上能夠受到公正的待遇。

2.中觀層面—行業

中國應該轉變觀念,要充分重視行業協會的作用,一方面,對行業協會的定性決不應僅僅將其定義為政府的“二機關”,應該充分發揮行業協會的獨立性與中立性,這樣行業協會作為一個獨立的第三方組織便能更好地發揮政府與企業間的橋梁作用,另一方面,行業協會應充分發揮連接企業與企業的紐帶作用,充分代表本行業,為規則的制定,行業自身利益的保護和救濟等貢獻力量。

3.微觀層面——企業

(1)充分了解和學習WTO規則和各國的新貿易保護手段。我國企業應充分了解和學習WTO規則和各國的新貿易保護手段,以使在應對和應訴他國企業時,可以避免遭受各種傳統的和現代的貿易壁壘打擊。如今新貿易保護主義手段呈現出新的特征,貿易保護主義措施更趨復雜性和隱蔽性,我國企業只有通過認識和掌握這些新貿易保護手段和有關貿易調查的相關知識,才能在對方采取一些不利于我國的保護手段時,在最短的時間內積極應對和應訴,合理、合法的保護自身權益。

(2)優化出口產業結構,轉變外貿發展方式。第一,我國企業應提高自身的技術水平,優化出口產業結構,改善自身存在的技術含量低、結構單一、附加值低、產業組織分散、企業規模經濟性差等狀況,改變中國商品低價的形象,并努力創建自主出口品牌,真正實現從中國制造到中國創造的飛躍,從而占領新興市場國家的高端市場。第二,我國企業應該正確的看待新貿易保護主義,專注于自己的核心業務,提高自身的競爭力,實現從以量取勝向以質取勝的轉變,從粗放型增長向集約型增長的轉變,從數量為目標向效益為目標的轉變。第三,我國企業應著眼未來,努力拓寬出口途徑、靈活選擇生產和銷售等,在品牌培育、營銷、保護等方面要舍得投入,帶動企業出口及長遠發展。

(3)團結應對和應訴,避免同行業企業間的“惡性競爭”。當前,在我國行業遭受反傾銷指控時,往往只有一小部分企業能夠積極應訴,結果也并不令人滿意。事實上,企業若能夠團結應對,做好充分準備,勝訴率也應該會有所提高,自身利益也能得到更好的維護。另外,隨著國際市場的競爭加劇,存在一些出口企業在國際市場上以低價競銷謀取利潤,而這樣做卻使得進口國找到了借口,向我國整個出口行業提訟,使其遭受嚴重打擊。我國出口行業應加強行業自律、規范行業行為、充分發揮各種行業協會和商會的協調組織作用,避免企業在國際競爭中“惡性競爭”,共同促進行業發展。

綜上所述,對于一個國家或者一個地區而言,保護本地區的經濟發展的行為究竟應視為貿易保護還是貿易救濟,由于標準的選取不一往往不容易得到正確的答案,因此對于正處于轉型階段的中國而言,不必太糾纏于他方的貿易保護,而是集中精力做好自己的事情,同時認真的學習并掌握世界游戲規則,積極參與游戲規則的制定,以便在這個適者生存的競爭世界里發展壯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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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佃凱:貿易保護主義發展的原因、特點與趨勢[J].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學報,2008年04期

篇（2）

一、引言

本文主要從定量的角度，運用中國與歐盟GDP的相關系數分析，考察二者相關性不斷演進的歷史路徑；通過橫向相關關系對中國與歐盟經濟的持續性、波動性以及領先滯后關系進行比較；利用格蘭杰因果檢驗分析二者是否存在偽相關；并通過VAR模型中的脈沖響應函數和方差分解描述二者通過國際貿易渠道相互作用的路徑。

二、數據說明

三、實證研究

(一)中國與歐盟經濟波動的相關關系

相關分析是為了考察中國與歐盟經濟波動的相關性，分析中國與整個歐盟經濟波動相關性強弱演進的歷史路徑，中國與歐盟GDP增長率的橫向相關關系考察中國與歐盟經濟同步性(syn—chronization)的強弱。

(二)中國與歐盟經濟波動的因果關系

上述分析表明，中國與歐盟GDP增長率之間有著明顯的相關性，但這種相關性并不代表因果關系，因此需要運用格蘭杰因果檢驗進一步考察中國與歐盟經濟波動間的因果關系，以及變量間的相關性是否屬于偽相關問題。

在考察格蘭杰因果檢驗之前，我們對中國和歐盟各國GDP增長率時間序列進行了平穩性檢驗，ADF檢驗結果顯示，所有序列都二階平穩(鑒于篇幅，檢驗過程從略)。格蘭杰因果檢驗滯后項的選擇參照SIC(schwarz lnfo Criterion)值，檢驗結果見表3顯示，中國GDP與歐盟整體GDP相互間不存在格蘭杰因果關系。中國GDP是英國、荷蘭GDP增長的格蘭杰原因能通過5％的顯著性檢驗，表明在95％的置信水平下，可以認為中國GDP是英國和荷蘭GDP增長的格蘭杰原因。希臘、葡萄牙GDP是中國GDP增長的格蘭杰原因能通過5％的顯著性檢驗，表明在95％的顯著性水平下，可以認為希臘、葡萄牙GDP是中國GDP增長的格蘭杰原因。其他國家的GDP與中國GDP增長之間的格蘭杰原因不能通過5％的顯著性檢驗。

(三)中國與歐盟經濟波動的傳導機制

由于格蘭杰因果檢驗和協整檢驗僅反映中國和歐盟GDP波動的因果和長期均衡關系，為了更好地考察二者相互影響的路徑，本文采用VAR模型、脈沖響應函數和方差分解來考察中國與歐盟經濟波動相互傳導的動態路徑。VAR模型考察變量間的關系時，其最大優點是不受先驗經濟理論的限制，直接通過時間序列數據本身的特性進行研究，先驗知識只用來考慮及選用納入模型的經濟變量。

1，脈沖響應函數

在上述VAR模型基礎上，再運用脈沖響應函數來衡量來自隨機擾動項的標準差沖擊對內生變量當前和未來取值的影響。若e發生變化，不僅導致各變量的當前值發生變化，而且還會通過當前值影響其未來取值。脈沖響應函數可以描述這些影響的動態軌跡，顯示任意一個變量的擾動怎樣通過模型影響到所有其它變量，最終又反饋到自身的過程。

圖2顯示，歐盟GDP對其本身的新息沖擊即刻就有反應并不斷減弱，從第四年后沖擊產生的影響為負，隨后逐漸衰減直至消失。歐盟GDP對來自其他因素的新息沖擊反應不明顯，表明歐盟經濟的運行更多受到自身因素的影響；歐盟GDP對來自中國GDP的新息沖擊，剛開始為負向反應，隨后不斷增強，在第四年后達到最大，隨后不斷衰減并逐步消失；歐盟GDP對來自雙邊貿易新息沖擊剛開始呈微弱的負向反應，隨后不斷增強，在第六期后逐步衰減直至消失。

中國GDP對其自身的新息沖擊當期就有明顯的正向反應，在第二年結束時變為負向反應，此后不斷波動衰減；對來自雙邊貿易新息的沖擊剛開始沒有反應，隨后不斷增強，在第三年達到最大，表明中國GDP受雙邊貿易的影響是逐步增強的；對來自歐盟GDP新息沖擊剛開始沒有反應，隨后變為負向反應，到第五年后才變為正向反應，這與中歐經濟的競爭性有關。

雙邊貿易對來自自身新息沖擊在第一年表現為正向反應，隨后不斷衰減直至消失；對來自歐盟GDP新息沖擊在前四年都表現為負向反應，隨后才轉變為正向反應并逐步衰減，表明雙邊貿易受到歐盟經濟的影響較大；對來自中國GDP新息沖擊的反應剛開始為負，隨后不斷增強，在第一年結束時達到最大，隨后不斷衰減。表明中國經濟對雙邊貿易的拉動作用具有一定的滯后期。

由此可見，歐盟GDP增長主要受到自身因素的影響；歐盟GDP對中國GDP增長有較強的影響，但反向的影響則較弱；歐盟GDP對雙邊貿易的更多的表現為負向影響，這與歐盟近年來經濟增長疲弱有關；中國GDP對雙邊貿易的拉動作用存在一年的滯后期。

2，方差分解

考察VAR模型時，還可以采用方差分解方法研究模型的動態特征。其主要思想是，把系統中每個內生變量(共m個)的波動(k步預測均方誤差)按其成因分解為與各方程新息相關聯的m個組成部分，從而揭示對VAR模型變量產生影響的各隨機干擾的相對重要程度。

根據估計得到VAR模型，我們分別對歐盟、中國和雙邊貿易的變化進行方差分解(見圖3)。對歐盟GDP的方差分解顯示，各因素的影響力在四年后逐步穩定，有大約85％的變化可以由其自身因素來解釋；歐盟GDP的變化中，可以由雙邊貿易解釋的部分很小，可見雙邊貿易對歐盟經濟的影響較弱。歐盟經濟增長中，中國GDP的影響隨時間推移而逐步增強，能由中國GDP解釋的部分約為10％。這表明歐盟經濟更多地是受到自身因素的影響，中國GDP和雙邊貿易對歐盟經濟的影響較小。

中國GDP的方差分解中，約為55％的影響可由自身因素來解釋，由歐盟和雙邊貿易因素解釋的部分別為30％和15％。中國經濟增長來自歐盟自由貿易區GDP和雙邊貿易的影響隨時間推移而不斷增強。

雙邊貿易的方差分解中，可由歐盟GDP解釋的部分不斷上升，最后約為45％，由中國GDP所解釋的部分保持穩定，約占20％，雙邊貿易來自其自身的影響不斷衰減，最后約為35％。表明雙邊貿易的增長受歐盟經濟波動的影響較大，這與歐盟需求對雙邊貿易的巨大影響密切相關；

四、結論

隨著中國融入經濟全球化程度的加深，一方面，歐盟經濟的波動顯著影響了中國經濟的運行，同時，中國因素對歐盟經濟的拉動作用也在逐漸加大。本文運用一系列的計量分析工具，研究了中國與歐盟經濟增長的同步性。主要結論如下：

1，受中國改革開放進程階段性的影響，中國與歐盟經濟的相關性經歷了先增強再減弱，到再增強的過程，兩者的相關系數在整個時段仍為負，表明相互間的經濟影響依然不強。但從中國加入WTO以來，中國與歐盟經濟波動的相關性逐步增強，這既是雙邊經貿聯系深化的結果，也是中國因素重要性日益凸現的明證。

2，與歐盟各國經濟相比，中國經濟波動的持續性較強、波動性較大；中國經濟波動滯后于歐盟經濟的波動三年，表明中國經濟對歐盟經濟存在較強的依賴性。

3，中國GDP與整個歐盟GDP增長之間不存在格蘭杰因果關系，但中國GDP是英國、荷蘭GDP增長的格蘭杰原因能通過5％的顯著性檢驗，希臘、葡萄牙GDP是中國GDP增長的格蘭杰原因能通過5％的顯著性檢驗，這表明中國經濟與歐盟經濟的相互影響依然較弱，但這一影響將隨著相互間經濟聯系的日益密切而不斷增強。

篇（3）

一、引言

FDI對貿易的影響主要表現為替代性和互補性。Mundell(1957)最初證明了要素流動與國際貿易是相互替代的，資本要素在國際間的流動促使商品價格趨于均等化，在此條件下，即使關稅被撤銷也不會發生商品貿易，從而FDI替代了商品貿易活動。然而，Svensson(1984)的論文在考慮國家間的技術差異，引入產品稅、壟斷市場結構、外部規模經濟等因素之后，最終得出結論是FDI的增長將會引發更大規模的國際貿易。關于FDI如何影響中國貿易的實證研究直等到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才開始出現。楊迤（2000）對1980至1997年間FDI與我國進出口的關系進行了相關分析，結果證明FDI對促進我國對外貿易尤其是工業制成品出口有重要的促進作用。姚遠（2007）將全國各省根據區域分為東、中、西三部分，利用1992-2004年的數據，建立動態面板數據模型，分析發現FDI對出口貿易具有創造效應，而對進口貿易主要體現為替代效應；進一步比較，他發現東部地區的效應最為顯著，中部地區其次，而西部地區最弱。

本文利用浙江省1995-2008年間10個投資國或地區（中國香港、中國臺灣、日本、韓國、英國、法國、意大利、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對浙江省的實際FDI累計額和雙邊貿易額的面板數據，試圖解決兩大問題：一是浙江省FDI的貿易效應是負相關的替代效應呢，還是正相關的促進效應；二是利用面板數據的變系數模型，來分析來自不同國家、地區的FDI對浙江省與投資國之間雙邊貿易的影響的區別。

二、計量模型及方法

1.模型及變量的選取

本文所采用模型為貿易引力模型，它是國際經濟學解釋雙邊貿易影響因素最重要的實證方法。貿易引力模型以萬有引力定律為指導，認為兩國或地區之間的雙邊貿易額與這兩國或地區的經濟規模成正比，與兩國間的貿易成本成反比，貿易成本以兩國或地區間的空間距離來衡量。

由Tinbergen和Poyhonen提出的貿易引力模型的原始形式為：

式中，表示國（或地區，下同）與j國（或地區，下同）之間的雙邊貿易額，與分別表示國與j國的國民收入，一般用GDP代替，表示國與j國之間的空間距離，為常數，為參數。為便于實證分析，將原模型轉化為線性的對數形式并添加隨機干擾項得到：

本文著力分析浙江省FDI對雙邊貿易量的影響，從而在基本的引力模型中加入了FDI作為解釋變量，得到的模型如下：

式中i=1,2,…10和t=1995,…2008，分別表示投資國和年份。各變量的解釋如下：

本文選取浙江省與貿易伙伴國之間的進出口總額作為衡量雙邊貿易規模的變量，用表示；選取國內生產總值來表示經濟規模，浙江省的國內生產總值用表示，各投資國的國內生產總值用表示；選取浙江省省會杭州市與投資國首都之間的直線距離來體現，用表示；由于投資效應往往具有時間上的滯后性，而FDI流量（當期投資額）對雙邊貿易影響的時滯性不便估量，同時FDI存量（累計額）卻不僅能反映出對雙邊貿易的短期影響，也能反映出長期影響，因此本文選取當年的實際FDI存量，即FDI累計額作為指標，用表示。

2.數據來源

2008年，對浙江省進行FDI的最具規模的13個國家或地區依次為：中國香港（47.61%）、維爾京群島（17.11%）、美國（4.09%）、新加坡（3.11%）、日本（2.83%）、中國臺灣（1.76%）、韓國（1.4%）、意大利（0.96%）、德國（0.9%）、英國（0.88%）、法國（0.8%）、澳大利亞（0.72%）和加拿大（0.71%）。其中，維爾京群島是著名的自由港很多外國公司在這注冊避稅向外投資，無法得知其實際來源國，新加坡、德國這兩國與浙江省歷年的雙邊貿易數據缺乏，因此在實證分析中剔除這3個來源地，選取上述剩余10個國家或地區作為樣本。浙江省實際利用外資的數據從1992年開始才有公布，其中來自韓國和澳大利亞的外資數據從1995年才有統計，為保持數據的統一，本文選取1995-2008年作為樣本數據區間。浙江省的GDP、浙江省與這10個投資國之間的雙邊貿易額以及10個投資國對浙江省的直接投資額的數據均來源于《浙江省統計年鑒》，實際FDI累計額以1995年為基年進行統計，各投資國的GDP數據來源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網頁，杭州市距各投資國首都的直線距離由軟件Google Earth測量得出。進出口貿易額、FDI值、GDP值單位均統一為億美元，距離單位用公里表示。

3.實證模型識別

用于處理面板數據的模型有三種――混合估計模型、個體固定效應模型和個體隨機效應模型。當數據中所包含的個體成員是所研究總體的所有單位是，個體固定效應模型是一個合理的模型；當樣本個體成員是隨機抽自一個大的總體，且以樣本結果來分析總體時，則應該選用隨機效應模型。本文只選取了浙江省最主要的10個貿易伙伴國，因此從理論上講，個體隨機效應模型更合適。

對模型進行識別，主要用到兩種方法――似然比檢驗和Hausman檢驗。其中，似然比檢驗一般用來區分混合估計模型和個體固定效應模型；Hausman檢驗則用來區分個體固定效應模型和個體隨機效應模型。由似然比檢驗得其值F=81.488742，而，此時有，故拒絕原假設，即個體固定效應模型優于混合估計模型；由Hausman檢驗得其值H=0.214472，而，此時有，故接受原假設，即個體隨機效應模型優于個體固定效應模型。因此，綜合似然比檢驗和Hausman檢驗，最終確定選用個體隨機效應模型。

三、實證研究結果

1.FDI與雙邊貿易的關系

運用Eviews6.0，根據所建立的模型，回歸結果如下：

其中表示個體成員i對總體平均狀態的偏離，其估計值分別是：

中國香港：0.507、中國臺灣：-0.324、日本：-0.117、韓國：-0.001、英國：-0.278、法國：-0.442、意大利：0.061、美國：0.346、加拿大：-0.081、澳大利亞：0.328。

根據回歸結果可知，浙江省GDP每增加1個單位，雙邊貿易額增加1.015個單位；投資國GDP每增加1個單位，雙邊貿易額增加0.689個單位；兩地距離每增加1個單位，雙邊貿易額減少0.566個單位。模型中主要檢測的FDI這一解釋變量的符號為正，說明FDI促進了雙邊貿易的發展，具體表現為投資國FDI累計額每增加1個單位，就會帶來0.084個單位的雙邊貿易增加的效應。

從截面隨機效應的看，中國香港、意大利、美國、澳大利亞對總體平均狀態的偏離為正方向，中國臺灣、韓國、日本、英國、法國、加拿大對總體平均狀態的偏離為負方向，而且偏離程度各不相同，說明模型中解釋變量之外的其他因素對浙江省與各投資國的雙邊貿易影響存在著地區的差異。

2.國別差異分析

為研究各國對浙江省投資的貿易效應是否存在著顯著的差異，本文假定模型中其他解釋變量對雙邊貿易的影響無地區差異，即 的系數不變，不同橫截面和時間上的截距相同，建立的變系數模型。考慮到多個截面存在異方差問題，采用似不相關回歸分析方法（SUR）消除原模型中的異方差性，回歸結果如下：

從上表中，我們可以看出投資具有正的貿易效應的國家（或地區）依次為美國、韓國、中國臺灣、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亞、中國香港和意大利（按效應從大到小排），投資具有負的貿易效應的國家為英國和法國。美國對浙江省投資的貿易創造效應最強，每1單位的投資就能帶來0.277個單位的雙邊貿易；英國和法國的投資對雙邊貿易起著替代而非促進的作用，每1單位的英國投資會減少雙邊貿易0.011個單位；每1單位的法國投資會減少雙邊貿易0.157個單位。

四、結論及分析

通過實證分析，本文考察了1995-2008年浙江省FDI的對外貿易總效應，而且還探究了FDI對外貿易效應的國別差異。得出的結論如下：

第一，浙江省FDI促進了雙邊貿易的增長。從隨機效應模型回歸結果可看出，FDI累計額的邊際貿易傾向為0.084，這說明主要投資國對浙江省的投資促進了雙邊貿易額的增加，也說明了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流入浙江省的FDI與浙江省的對外貿易總體上是一種互補關系。浙江省在吸引外資的進程中，政策越來越自由、規范和合理，投資的障礙也逐步在減少，因此吸引的FDI越來越多，同時也就促進了浙江省對外貿易發展。

第二，10個主要投資國的直接投資對雙邊貿易的影響有顯著的差異。從變系數模型回歸結果可看出，FDI對雙邊貿易的影響存在著明顯的國別差異。貿易創造型FDI的8個經濟體為美國、韓國、中國臺灣、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亞、中國香港和意大利；除意大利外，其余7個經濟體均處于環太平洋地區，與浙江省進行直接的貿易對話較為方便。

美國對浙江省的投資貿易創造效應最為明顯，韓國、日本和中國臺灣這三個東亞地區的經濟體其次。這說明它們在浙江省建廠投資生產，不是以此來打開市場，擴大產品的銷路，更多的是利用當地廉價土地和勞動力的優勢，降低生產成本，最終產品回銷國內或世界其他地方。歷年的海關統計數據顯示，浙江省的貿易伙伴中位居前四位的依次為美國、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由此也可體現它們的投資對雙邊貿易的貢獻力度。

香港對浙江省的投資的貿易創造效應相對不太明顯的原因在于，香港接壤廣東，在勞動力和土地成本相當的情況下，香港首選廣東作為它的出口加工平臺，而非浙江。因此，盡管香港對浙江省的FDI歷年來一直位居第一位，近年來的雙邊貿易額并非如此，2008年浙江省與香港之間的雙邊貿易額為54.97億美元，在浙江省的貿易伙伴中僅位列第7位。

貿易替代型投資的2個經濟體為英國、法國這兩個歐洲國家，與中國（浙江省）相距甚遠，貿易的運輸成本相對較高，因此它們不會選擇浙江省作為一個簡單的產品出口加工的平臺；他們對浙江省的直接投資屬于市場尋求型投資，其目的是以浙江省為基點，進入中國國內市場，減少產品直接貿易過程中的運輸成本，從而形成了投資對貿易的替代效應。

意大利雖然地處歐洲大陸，但與英法這兩個歐洲國家不同的是，它對浙江省的投資所帶來的貿易效應為正，每1單位的投資能增加雙邊貿易0.092個單位。究其原因是因為意大利經濟模式和浙江經濟模式相似程度極高，互動程度也極高，如產業結構相似，均以生產紡織、服裝、工藝品和皮革等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都是以中小型企業為主，聚集在一個個專業化的產業區內，如意大利比耶拉的毛紡織產業、浙江寧波的服裝業等。兩地經濟若干的交集決定了它們的合作競爭關系，體現在投資對雙邊貿易的效應為促進效應。

參考文獻：

[1] 楊迤：FDI對中國進出口影響的相關分析[J]. 世界經濟，2000（2）：44-49

篇（4）

一、中日貿易現狀

縱觀近年來各國間國際貿易蓬勃發展，我國的進出口貿易發展可謂是如日中天，發展勢頭銳不可當！在諸多貿易伙伴國中，日本一直是我國的重點關注對象。作為我國近鄰，自1972年9月兩國經濟破冰以來，中日兩國就開始建交開展全面的經濟合作，截止到2014年日本已成為中國第四大貿易伙伴和第三大外資來源地，中國則成為日本的第一大貿易伙伴，進出口貿易額均位列第一。

（一）雙邊貿易規模擴大

從商務部2001年到2014年數據分析，中日經濟發展十分穩定，形成良好的貿易合作趨勢。總體來說，以2012年為界，2012年以前總量規模都是逐年增加，常年保持20%之上的貿易增速。在2009年，受到國際經濟危機的影響，出現偶然年度的負增長，但金融風暴過后的2010年雙邊貿易煥發強大動力，進出口分別增長35%、23%，總體來看，2001年到2012年的12年間，中日雙邊貿易總額增長到近4倍。自事件發生后，導致中日政治關系幾近斷交，這種政治冷氣候明顯蔓延到經濟領域，兩國雙邊貿易量在此之后每年縮減，中日貿易關系出現明顯下滑信號，態勢萎靡。

（二）貿易逆差加劇

2001年到2014年中日貿易數據顯示貿易逆差呈明顯擴大趨勢。雖進口增幅和出口增幅相差不大，但常年維持貿易逆差態勢。其中，2001年逆差額為21.5億美元，到2012年逆差額高為261.6億美元，相比大幅增長了12倍。雖然在2012年后兩國貿易因政治等原因一時冷卻，使得在中國進口猛降，同時出口只是受到微弱影響的共同作用下我國貿易逆差在急速縮減，但逆差態勢依舊不變。

二、影響因素分析

中日兩國緊密的經貿關系來源于中日兩方不同優勢的要素稟賦和互補性的產業結構，經貿規模則又受制于國內經濟和政治外交環境等。

（一）積極因素

1.要素稟賦差異

要素稟賦制約一國以何種角色參與國際分工，其結果是該國貿易生產方式必定傾向于生產和出口密集使用豐富要素的產品。中國掌握著絕對龐大數量的廉價勞動力，使得我國的勞動密集產品在國際市場競爭中存在極大優勢！日本自1970年開始，其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就轉向具有高附加值的資本密集型產業，其工業制成品一度稱霸全世界，截止到現在制造業一直處于產業鏈高位。兩國要素稟賦帶來的貿易分工方式決定了中日貿易有巨大的發展可能性！

2.產業結構互補

中國出口產品主要集中在低附加值的初級產品上。2014年間商務部網站顯示中國出口位列前三的是機電產品、紡織品及原料和家具玩具，占出口額三分之二，同年中國進口額有近六成左右產品集中于機電、賤金屬及制造和化工業。雖然個別行業如機械電子等行業中日貿易也存在競爭性，但日本處于產品研發和設計的上游階段，而中國則處于原材料的提供方或是產品的組裝低檔環節。

（二）消極因素

1.迥異的經濟發展形勢

入世以來中國以舉世矚目的增速趕超其他各國第二大經濟體，成為國際奇談。入世后我國在實施穩健或積極財政政策同時積極轉型產業就結構，需求動力十足。日本則是國內需求萎靡，財政赤字嚴重，繼2008年次貸危機后，日本緩慢恢復的經濟再遭2011年日本大地震影響，日本經濟一盤慘淡。綜上，生產貿易的結果必然是中國對日本的逆差不斷增加！

2.不穩定的政治關系

由近兩年的貿易額很直觀明了地看出政治影響或將成為未來中日經濟穩步發展的關鍵因素。2004年日本時任首相參拜靖國神社致使兩國政治緊張同樣波及經濟，中日雙邊貿易額雖增長，但對比2003年的高位增長率，2004年當年及之后年份的增幅卻黯然失色。事件發生后日本出口額也明顯縮減。

三、加強中日合作的建議

中日是隔水緊鄰的貿易伙伴，未來中日經濟合作的空間和潛能仍值得發掘。

（一）轉變外貿產品模式

從貿易模式可知，中日雙邊貿易中中國角色是勞動密集產品的出口方，附加值低，浪費嚴重，生態壓力大等，中國應盡快促使產業結構，增加人力資本投入，賦予中國制造產品更多價值！

（二）建立多元化外交關系

國家對日政治態度殃及我國對日貿易，作為拉動我國經濟的三駕馬車之一的“國際貿易”，不能把重心過多過大地放在某一伙伴國身上，我國應進行多元化投資，尋求與其他各國的貿易合作，分散風險。

（三）加強經濟貿易對話

中國和日本的雙邊貿易合作關系對兩國的戰略規劃都意義深遠，但因為歷史遺留問題兩國的政治關系數次冷卻甚至斷交，雙方外交關系千瘡百孔。為避免政治因素殃及經濟，中日雙方都應主動出臺措施加強經濟合作回話機制，著力經濟外交！

參考文獻：

[1]徐長文.建立中日韓自貿區促進亞洲一體化進程[J].國際貿易,2013.

篇（5）

最早將引力模型應用于國際貿易領域的是丁inberge(1962 )，該模型預言兩個國家的雙邊貿易流是兩國經濟規模和國家距離的函數，對數表達形式為:

    

    feenstra ( 2004)通過理論研究發現引力模型由于沒有考慮相對價格導致了估計的遺漏變量偏誤。anderson (2003)指出雙邊貿易量不僅取決于雙邊貿易成本，同時以gdp比重加權的“多變抵抗因子”也會對貿易造成影響，因為它反應了進口國進口競爭產品價格與出口國的出口機會。

    引力模型假設國家對之間的貿易流是對稱的，即國家之間貿易每一種產品。但是有學者研究貿易數據發現這個假設與數據不相符，即實際上絕大多數國家對之間的貿易量為零。

    傳統上解決零貿易問題的兩種方法一忽略所有雙邊貿易量為零的國家對以及給零貿易數據加上一個非常小的正數后將它們一起放入模型估計一都存在缺陷。linders and de groot(2006)改變樣本數據是武斷的，且沒有理論和經驗的支持。

    一、tobit模型以及樣本選擇模型

    當某個范圍內的結果無法觀測、實際結果無法反應需要的結果(實際貿易不能為零、或衡量的不準確性(如四舍五入)時用丁obi下模型更合適。該模型由james丁。bin1958提出，用來描述非負因變量y}和自變量xi之間的關系。模型假設有一個潛變量(無法觀測的變量)y,。該潛變量通過參數聲來決定其與xs的線性關系。當潛變量大于零時，因變量等于潛變量，否則等于零:

    由于丁obit模型強行給樣本加入一個審計限值(censoringlimit)后損失了被截數據包含的信息，因此其分析結果存在偏誤。

    有學者指出零貿易流來源于二步決策而不是審計過程(censoring)，因此合適的方法是模擬產生零觀測值的決策過程而不是機械的使用丁obi丁模型。利用pro日it模型可以模擬是否進行貿易的決策過程。決策的結果決定了是否觀察樣本中的實際貿易流或者貿易是否為零，而潛在貿易規模由引力模型決定。因此樣本選擇模型由選擇方程和回歸方程構成。

    樣本選擇模型將零貿易量作為貿易者獨立決策的結果，并允許對其分開解釋，充分考慮了零觀測值所提供的信息。但是樣本選擇模型要求隨機干擾項嚴格服從的正態分布，且第二步回歸是要找到一個影響貿易缺失但是與貿易量無關的工具變量，實際操作中很難實現。

    二、泊松模型及擴展的泊松模型族

    假定雙邊貿易量la是自變量的指數函數，將引力模型設定為泊松形式，即國家間可觀測的貿易量服從泊松分布:

 

  其中，為自變量向量和考，分別為進、出口國固定效應。泊松模型的一個重要假定是即。的條件均值恒等于條件方差。從式可以看出，對進行估計無需對數轉換，有學者證明了存在異方差的情形下，泊松極大似然估計是一致而合理有效的。

    使用泊松模型的一個重要條件是條件均值恒等于條件方差，但大多數情況下方差大于均值，即因變量過度分散。過度分散源于未觀測到的個體異質性(均值不等于方差卜若不予以修正將導致對因變量一致卻無效的估計。擴展泊松模型族中的負二項分布模型通過設定方差為均值和分布參數的函數，將未觀測的異質性納入條件均值中，常用于解決過度分散問題。然而泊松模型和nb模型卻無法解決觀測到的零計數過多現象。

篇（6）

1、前　言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對外貿易發展迅速，特別是通過大力引進外資來發展出口導向型貿易戰略取得了極大的成功，使我國成為世界上名副其實的貿易大國。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后，中美貿易也進入了高速發展的階段。美國在2004年成為了我國的第二大貿易伙伴國，占我國對外貿易的14.8％，僅次于歐盟(15.5％)。1997年美國超過日本成為了我國最大的海外市場。根據美國2000年的統計數據，我國是美國的第四大貿易伙伴，僅次于加拿大、墨西哥和日本，美國是我國最大的出口國和第三大進口國。2006年，我國取代墨西哥成為了美國的第二大貿易伙伴。由此可見，中美雙邊貿易已經成為兩國對外貿易的重要組成部分。

然而，美中兩國自1979年建交以來，雙邊貿易額從1979年的不足25億美元猛增到2009年的3659.8億美元，短短的30年時間增長了146倍之多。近幾年來，美中雙邊貿易額增長迅速，根據美國官方統計，在美中貿易中，美國自1983年開始出現逆差，2009年貿易逆差達到2268.3億美元。根據中國海關統計，在從1979年到1992年的14年中，中國對外貿易一直為逆差，1993年開始轉變為順差，2009年底順差為1960.7億美元。

由于巨額貿易逆差的存在，導致美中經貿關系引發許多問題，如反傾銷問題、知識產權保護問題、人民幣匯率問題、紡織品配額問題等。本文結合產品周期理論從兩國貿易逆差總量、商品結構和貿易方式對美中貿易逆差進行分析。

2、中美貿易額及產品結構的比較分析

產品周期理論主要從技術變化的角度探討比較優勢的動態演變。如果要分析美中貿易逆差是否是符合產品周期理論假設條件所規定的結構性的，那么就不僅要討論中美間雙邊貿易總額之間的關系，還要深入探討中美貿易產品的結構性差異，只有結合了這兩方面的因素，才能說明美中貿易逆差的首要原因。

2.1中美貿易額的總量分析

為了更真實客觀的反映數據的可信性，本文分別采用中國官方公布的中方貿易順差數據和美國官方公布的美方貿易逆差數據，雖然雙方的加總并不是平衡數據，但是這并不能說明哪方的統計存在誤差，只是統計范圍的差別，比如對直接外資投資企業進出口統計標準和統計口徑的不同等原因。基于以上原則，本文整理了美中雙方1980年至2006年27年間的貿易總量的統計數據，見圖1：

從以上數據可以看出：(1)中美雙邊貿易額迅速增長，特別是自2001年中國加入WTO以來，雙邊貿易額以每年約20％以上的速度增長，到2006年美國成為中國的僅次于歐盟的第二大貿易伙伴。同時，美國也是中國的第一大出口市場和第六大進口來源國，中國是美國的第二大進口來源地和第四大出口市場。(2)盡管中美雙方的統計口徑存在上億美元的差距，但是縱觀美中貿易26年間的差額變化，總體趨勢是不可爭議的，即中國的貿易順差在逐年增大，但增速有所放緩；美國的貿易逆差也逐年增大，但逆差的擴大也呈逐年減小趨勢。

2.2中美貿易的產品結構的比較分析

對中美兩國的歷年貿易總額進行分析，只能得出美中貿易逆差的感性概念。因此，除此之外，還應對美中貿易逆差的商品結構進行仔細分析。本文選取的數據來源于聯合國統計署貿易數據庫(UNCOMTRADE)，根據中國從美國的分類商品進出口值，我們可以得出美中貿易逆差的分類商品值。本文選取的時間跨度為1995-2006年進行分析。數據的選取標準采用SITC一位數，本文將兩國出口商品按1位數的SITC代碼分為農產品(0＋1＋2)、初級產品(3＋4)、相對勞動密集型制成品(6+8)及相對資本密集型制成品(5+7+9)。因此在具體分析時，本文將0-9類商品劃分為農產品、初級產品、相對勞動密集型產品和相對資本密集型產品。圖2形象地顯示了美中貿易在這四類商品上的不平衡值。

由上圖可以看出，1995-2006年期間，中國的農產品一直處于逆差狀態；相對資本密集型產品從1996年開始由逆差轉為順差，雖然2001年出現小幅回落，但2002年以后增長迅速；而相對勞動密集型制成品處于緩慢上升的順差狀態，但是其比重卻占了美中逆差額的絕大部分；初級產品相對處于較低貿易額平緩發展的狀態。

2.3結合產品周期理論分析美中貿易逆差的性質。

經濟學家維農(Raymond Vernon)提出的產品周期理論從技術變化的角度探討了比較優勢的動態演變，他認為某種產品從生產到消費完成一次循環，需要經歷三個不同的階段：初始期、成長期和成熟期。在這三個階段中，各國由于自身的發展階段和比較優勢的不同，貿易的形式、范圍和數量都有所區別。如圖3所示，t0-t1時期是產品的研發期，t1-t2時期是貿易的初始階段，貿易主要發生在少數發達國家之間，這兩個時期共同構成了比較優勢理論中的初始期；隨著國際貿易的深化，在t2-t3時期擴展至新的發展中國家，這些國家由于工業基礎薄弱，進口需求旺盛，成為發達國家的主要海外市場，在t3時期，次發達國家基于自身比較優勢成為凈出口國，在t4時期，首要發達國家由于競爭激烈，研發、管理、營銷等方面成本的提高，以及勞動密集型產業的轉移，逐漸由凈出口國轉為凈進口國，這三個時期就是產品周期理論中的成長期；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產品已實現了標準化，并普及到廣大的市場匯總，參與國際貿易各國廠商的生產基本達到了最佳規模點，勞動力紅利成為發展中國家后發制人的主要手段，制造業的長足發展使發展中國家在t5時期由凈進口國轉變為凈出口國，這一轉變即意味著產品周期理論中的成熟期的到來。

通過對比筆者發現，根據產品周期理論繪制的圖3中代表中國進出口商品平衡額的L3曲線和代表美國進出口商品平衡額的L1曲線，與根據中美貿易實際發生量繪制的圖2.1種的中國順差額和美國貿易逆差額存在驚人的相似性。此外，由于美中貿易逆差額主要來自相對勞動密集型和相對資本密集型產品，這就使上述分析由曲線上的“驚人的相似性”轉變為實際貿易狀況符合產品周期理論的指導。

綜上，可以得出美中貿易逆差額是結構性的，是美中兩國在長期經濟發展中所不可避免的必經階段。圖2.3中標出的t5時期即是中國加入WTO組織前后的時期，是中國經歷自78年改革開放以來卓有成效的積蓄性發展所達到的必然高度。

3、主要結論及政策建議

上述分析表明，美國向中國出口技術、資本密集型產品和中國向美國出口非熟練勞動密集型產品，這種國際貿易形勢在一定時期內存在一定的穩定性。結合產品周期理論，本文認為，美中貿易逆差是結構性的，并且隨著中國的發展，這種貿易逆差將會經歷一個峰值，隨后逐漸下降。2009年和2010年的初步數據顯示，美中貿易逆差額的擴大趨勢正在逐步放緩。但是，由產品周期理論(圖2.3L2)可知，即使中國發展到與美國的雙邊貿易能夠實現零順差的地步，即中國發展成為中等發達國家的時候，美國仍會面對著來自其他發展中國家的貿易逆差，這些問題不是美國施加政治壓力、外匯壓力以及輿論壓力所能克服的。這種貿易逆差是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在發生自由國際貿易時所必然產生的。

另外，美中貿易巨大逆差的存在也表明中美經濟潛力、可持續發展能力以及所處的發展階段存在巨大的差距。因此，這種貿易順差對中方來說也是不利的。

綜上，我國應該繼續大力推進產業結構改革，建設創新性社會，加大創新投入在企業成本中的比重，努力實現由高污染、高消耗、低附加值的非熟練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向出口低污染、低消耗、高附加值的技術、資本密集型產品的轉變。這一轉變需要長期的、漸進式的進行，因此，本文建議尊重國際貿易發展的客觀規律，不人為的給雙邊貿易加以負面限制，這樣對雙邊貿易各國都是有利的。

參考文獻：

[1]高筠燕，姚益龍，產品周期理論的重溫與思考，世界經濟文匯，1991，(01)

[2]李坤望，張伯偉，國際經濟學[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2)：91-93

篇（7）

The Empirical Research to Similar Preference of Demand

Abstract: The preference of demand is not always reflected by the incomes level of the varieties of country ,so it is determined by various ingredients ;under the open market condition , the countries which have the similar income level and preference of demand are likely to form trade structures that obviously deviate from the situation of the theory of demand preference , because there are so much determinative ingredients ,for example ,the different prices of commodities and services caused by process and the endowment of factors of products or technologies ,and the restriction by governments or FTAs.

Keywords: the preference of demand ;the income level ;trade structure ;econometric analysis

一、前言

2003年全年中國外貿進出口總值高達8512.1億美元，比上年?粼?304億美元，增長37.1％，為1980年以來增速最快的一年；進、出口貿易規模分別突破4000億美元大關，其中出口4383.7億美元，增長34.6％；進口4128.4億美元，增長39.9％；全年實現貿易順差255.3億美元，比上一年度降低了16%。2003年，年中國與主要貿易伙伴雙邊貿易實現全面快速增長，2003年中國的三大貿易伙伴國分別是日本、美國和歐盟，與日本、美國、歐盟等3大貿易伙伴的雙邊貿易總額均突破千億美元大關。根據中國海關的數據，日本連續11年成為中國第一大貿易伙伴，2003年中日貿易額的增長幅度為31.1%，貿易總額達1335.8億美元，但新華社沒有給出進口和出口的分類數字；中國同其第二大貿易伙伴美國的雙邊貿易在2003年增長了30%，達到1263.3億美元，中美貿易順差超過500億美元；而中國同第三大貿易伙伴歐盟的雙邊貿易在2003年激增了44.4%，達到1252.2億美元。

中國與韓國和東盟國家的貿易也保持了快速增長的良好勢頭，雙邊貿易增長速度均在20%以上，貿易增長速度均超過了40%。

中國同世界各國進出口貿易發展勢頭良好。依據瑞典經濟學家林德爾（Linder，1961），影響不同國家之間貿易格局的主要因素是國內需求特征，因此各國應該與具有相似需求的國家存在大量貿易額。中國的貿易情況是否符合林德爾的需求相似偏好理論呢？本文將通過對中國2003年國別貿易結構進行實證檢驗，說明中國的貿易情況偏離了需求相似偏好理論。

二、中國貿易結果的計量經濟分析

（一）需求相似理論簡述

需求相似理論又稱偏好相似理論，是瑞典經濟學家林德爾于1961年在其論文《論貿易和轉變》提出的。林德爾認為國際貿易是國內貿易的延伸，產品的出口結構、流向及貿易量的大小決定于本國的需求偏好，而一國的需求偏好又決定于該國的平均收入水平。這是因為三個方面的原因。首先，產品的出口建立在國內基本需求基礎上。其次，產品流向、貿易量取決于兩國需求偏好的相似程度。最后，一國需求偏好取決于該國的平均收入水平。平均收入水平越高，對消費的需求的質和量都會提高；平均收入水平越高，對先進的資本設備需要越高。因此兩國人均收入相同，需求偏好相似，兩國間貿易范圍可能最大。但如果人均收入水平相差較大，需求偏好相異，兩國貿易則會存在障礙。

若兩國中一國具有某種產品的比較優勢，而另一國沒有對這種商品的需求，則兩國無從發生貿易。因此，各國應當出口那些擁有巨大國內市場的制成品，即大多數人需要的商品，一國在滿足這樣一個市場需求的過程中，可以從具有相似偏好和收入水平的國家獲得出口該類商品所必需的經驗和效率，具有相似偏好和收入水平的國家之間的貿易量是最大的。基于該理論，企業首先應選擇國內市場巨大的產業進行出口貿易，同時最有可能發生在偏好相似的國家之間(往往是相鄰國家市場)，因此，國際化經營往往表現為漸進式。漸進式國際化經營的產業往往是國內外需求偏好相似的產業，根據林德爾的理論，國際貿易被視為國內貿易的延伸，因此產業一開始往往表現為國內經營，待國內市場飽和后或因偶然機會(被動地)才向外延伸到國際市場，根據需求偏好相似原則，首先選擇的是相鄰國家市場，而后才是全球市場。

林德爾還認為，一國將出口那些國內需求規模大，或如他所聲稱的“具有代表性的需求”的產品。按其所述，這種結果之所以會出現，是因為廠商往往對國內生意的機會更敏感；發明、創新也往往由國內市場沒能解決的問題所激發；對新產品的不斷改進也只有在為國內消費者的接受的情況下，才能帶來顯著的成本降低。

（二）對中國貿易的實證檢驗

中國貿易結構是否符合需求相似偏好理論，與貿易國的國民收入水平高度相關呢？下面筆者將對中國2003年的貿易情況進行分析，分析中國貿易結構對該理論的符合程度。

1. 中國貿易國別綜述

中國2003年國別貿易情況結構如下圖所示：

1. 數據來源：《國際貿易》，2004（2）；吳海英，劉仕國《世界經濟統計資料》。

2. 世界銀行在《1997年世界發展報告》中規定，低收入國家：1995年人均GNP低于765美元；中等收入國家：766~9385美元；高收入國家：高于9386美元。中國1995年人均GNP為620美元。

圖1 2003年中國國別貿易結構圖

由以上圖示可以看出，中國的大部分貿易伙伴國集中在亞洲、歐洲，中國與美國和日本的貿易量占中國進出口貿易總額的相當大比重（占中國對外貿易總額的三分之一左右）。中國2003年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為1051美元，屬于中低收入國家，而中國的幾大貿易伙伴國美國（37460美元）、日本（33063美元）、中國香港（24163美元）、中國臺灣（13252美元）、韓國（10915美元）、德國（26046美元）等都屬于高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根據林德爾的需求相似理論的觀點來看，中國與中低收入國家或地區的貿易應該占較大比重。而從上圖1的結果來看，初步判斷中國的進出口貿易情況與需求偏好理論有較大出入。

2. 計量經濟分析

（1）模型的建立

根據2003年中國進出口貿易國別情況，對中國貿易伙伴國國民生產總值與中國國民生產總值差額絕對值的對數、三類收入水平的國家、前二者的乘積、以及中國與各國進出口總額的對數構建回歸方程，前三者為自變量，最后一個變量為因變量，檢驗三個自變量對因變量的影響程度。利用數理統計分析方法，可以建立多元線性回歸的數學模型：

LNXM = C(1) + C(2)*LNAVGDP + C(3)*CLASS + C(4)*GDPC………..（1）

篇（8）

    一、中國重疊式自由貿易區的發展現狀

    截至2010年12月底，我國已經與8個國家和地區簽署了自由貿易協定，同時正在協商的自貿協定有5個，涵蓋了28個國家和地區。《亞太貿易協定》是一個具有實質性優惠的貿易安排計劃，其宗旨是通過成員國對進口商品相互給予關稅和非關稅優惠，實現貿易便利化及擴大貿易，不斷擴大成員國之間的經濟貿易合作與共同發展。亞太貿易協定正式成員包括孟加拉國、中國、印度、韓國、老撾和斯里蘭卡6個國家。到2006年9月，中國已經根據協定實施了3輪關稅減讓，已向其他成員國的1717項8位稅目產品提供優惠關稅，中國也享受了同樣的優惠關稅。

    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是中國建立的第一個自由貿易區。按人口算，這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貿易區；在經濟規模上是僅次于歐盟和北美自由貿易區的全球第三大自由貿易區，是發展中國家組成的最大的自由貿易區。《框架協議》規定，中國和東盟雙方從2005年7月20日開始實施降稅計劃，中國和東盟的7000種產品大幅降低關稅、取消配額以及其他市場準入條件。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自2010年1月1日已經全面啟動，標志著由中國和東盟10國組成、接近6萬億美元國民生產總值、4.5萬億美元貿易額的區域，開始步入零關稅時代。自貿區建成啟動后，中國與文萊、菲律賓、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泰國、新加坡6個東盟成員國間，有超過90%的產品實行零關稅，中國對東盟的平均關稅從原來的9.8%降至0.1%，上述東盟成員國對中國的平均關稅從12.8%降至0.6%。越南、老撾、柬埔寨和緬甸4個東盟新成員將在2015年對90%的中國產品實現零關稅的目標。

    CEPA是中國國家主體與單獨關稅區香港地區、澳門地區簽署的自由貿易協議，主要目的是逐漸取消相互間貨物貿易中關稅和非關稅措施，逐步消除服務貿易中的各種限制，實現貿易投資便利化，促進相互間貿易投資的增長。

    自2004年11月18日起，經過10個月的磋商，最終在2005年11月18日簽署了中國—智利自由貿易協定。這是繼中國—東盟自貿協定之后，中國對外簽署的第二個自貿協定，也是中國與拉美國家簽署的第一個自貿協定。雙方就市場準入、原產地規則、技術貿易壁壘、動植物檢驗檢疫、貿易救濟和爭端解決機制以及相關法律和技術問題達成一致協定。根據兩國協定，占兩國稅目總數97%的產品將于10年內分階段降為零關稅。從2006年10月1日起，智利對原產于中國的5891種產品的關稅將立即取消，中國對原產于智利的2806種產品的關稅也將降為零。

    2005年4月，中國與巴基斯坦共同宣布啟動中巴談判，12月9日雙方正式簽署《中巴自由貿易協定早期收獲協議》（即先于貨物貿易、服務貿易、爭端解決機制、投資等協定之前的計劃）。2006年1月1日正式實施，根據協定，中國從2006年對原產于巴基斯坦的1671個8位稅目產品實施優惠關稅，平均優惠幅度為27%；巴方也將對原產于中國的575項6位稅目產品實施優惠關稅，平均優惠幅度為22%①。根據協議，雙方在WTO服務貿易承諾表和中國—東盟自貿區《服務貿易協議》市場準入承諾清單的基礎上，在服務貿易方面中國和巴基斯坦進一步相互擴大市場準入范圍。

    2008年4月，中國與新西蘭簽署了《中國—新西蘭自由貿易協定》。根據協定內容，新西蘭承諾將在2016年1月1日前取消全部自中國進口產品關稅，其中63.6%的產品從《協定》生效時即實現零關稅；中方承諾將在2019年1月1日前取消97.2%自新西蘭進口產品關稅，其中24.3%的產品從《協定》生效起實現零關稅②。另外，雙方就服務貿易做出了高于WTO的承諾，并對包括技術工人在內的人員流動做出了具體規定。

    中國—新加坡自由貿易區談判啟動于2006年8月，經過8輪艱苦而坦誠的磋商，于2008年9月圓滿結束談判。雙方在2008年10月正式簽署了協議。《協定》涵蓋了貨物貿易、服務貿易、人員流動、海關程序等諸多領域，是一份內容全面的自由貿易協定。根據《協定》，新方承諾在2009年1月1日取消全部自中國進口產品關稅；中方承諾在2010年1月1日前對97.1%的自新進口產品實現零關稅，其中87.5%的產品從《協定》生效時起即實現零關稅。雙方還在醫療、教育、會計等服務貿易領域做出了高于WTO的承諾。在服務貿易方面，雙方在WTO服務貿易承諾表和中國—東盟自貿區《服務貿易協議》市場準入承諾清單的基礎上，進一步相互擴大市場準入范圍。

    在2009年4月28日簽署的《中國—秘魯自由貿易協定》于2010年3月1日正式實施。在貨物貿易方面，中秘雙方對各自90%以上的產品分階段實施零關稅，同時雙方還在知識產權、貿易救濟、原產地規則、海關程序、技術性貿易壁壘、衛生和植物衛生措施等眾多領域達成廣泛共識。截至2011年2月，中國正在談判的自由貿易區還有中國—海合會、中國—澳大利亞、中國—冰島、中國—挪威、中國—南部非洲關稅同盟。可見，我國在全球不同地區都將通過區域經濟合作的方式建立生產網絡，推動經濟的可持續增長。

    中國和哥斯達黎加自貿協定談判于2008年11月啟動，經過6輪談判，于2010年4月8日正式簽訂了《中國—哥斯達黎加自由貿易協定》，雙方同意在下半年正式實施協定。協定涵蓋貨物貿易、技術貿易、技術壁壘和知識產權領域，是我國與中美洲國家簽署的一攬子協定。

    

    二、中國重疊式自由貿易區優惠原產地規則的主要特征

    以中國為輪軸建立的自由貿易區由于合作對象的不同，所確定的原產地規則內容也有較大的差異。原產地規則按照適用 的范圍可以分為優惠原產地規則和非優惠原產地規則。優惠性原產地規則是指任一成員為確定貨物是否具有資格根據契約或自治貿易的規定享受優惠待遇而實行的普遍適用的法律、法規和行政決定。該契約或自治貿易的規定可使貨物享受超出1994年關貿總協定第一條第一款實施范圍的關稅優惠待遇。優惠性原產地規則應用于互惠的優惠性貿易安排——自由貿易區和關稅同盟。東亞主要的自由貿易區優惠原產地規則大體包含3個方面：（1）區域價值含量標準（RVA）；（2）關稅目錄改變原則（CTC）；（3）特定加工工序標準（SP）。下面按照東亞成員國家與區域內部國家或地區建立的自由貿易區、與區域外部國家或地區建立的自由貿易區兩部分，單獨描述各自由貿易區的原產地規則，進一步分析其呈現的特征。

    

    首先，以中國為輪軸形成自由貿易區的原產地規則主要以東盟的優惠原產地規則為模板。即以關稅目錄的改變為基礎，區域價值含量標準約為40%左右，累積方式除了東盟—中國以對角累積外，其他的自由貿易區為雙邊累積③。這些優惠原產地規則的主要內容都體現了東盟的原產地規則④。其次，累積規則處于初級階段。國際上一般將累積規則解釋為，允許國家使用特定第三國生產的部件而不用遵守通常的原產地要求，只要這種部件在享受優惠的出口國進行了進一步加工⑤。累積規則通常分為3類，一是雙邊累積，二是對角累積，三是完全累積或充分累積。對角累積（diagonal cumulation）：既相互訂有優惠原產地規則的國家之間可以使用任何成員國的材料與中間產品加工本國產品，并獲得原產地資格。雙邊累積（bilateral cumulation）：即兩個定有優惠貿易安排的成員允許使用雙方各自的原材料加工產品仍能獲得原產地資格。充分累積（full cumulation），即對等累積的延伸。一些國家和實行“優惠原產地規則”國家有聯系，其生產的產品在加工為最終產品后仍能獲得原產地資格。從累積的方式看，從雙邊累積到對角累積、充分累積，原材料和中間品的選擇范圍逐漸擴大，原產地規則的限制程度也在不斷降低，由于原產地規則導致的貿易轉移效應在逐漸減少。目前，只有歐盟與南非自由貿易區采用充分累積標準，南非產品中可以包含來自南非關稅同盟中任何國家的原材料，其產品仍能被歐盟確定為原產于南非。中國重疊式自由貿易區主要采用了雙邊累積方式，是一種最初級的方式，也使優惠原產地規則的限制程度比較高。

    三、中國重疊式自由貿易區優惠原產地規則的經濟效應

    1.輪輻國加大了對中國市場的依賴

    截至2010年12月底，中國已經與32個國家和地區進行了14個自由貿易協定的談判，其中8個自由貿易協定已經生效，并與海灣合作委員會、南部非洲關稅同盟、冰島、澳大利亞等國正在進行談判。很顯然，中國已經成為輪軸國，而其他國家成為輪輻國。

    從2002年中國與東盟簽訂自由貿易協定開始，越來越多的國家看中了中國的廉價資源和勞動力，也就開始與中國建立區域經濟合作關系。隨之，伙伴國與中國的貿易關系更加緊密，對中國市場更加依賴。

    從表3計算出的數據來看，除去2009年新西蘭對中國的進出口額占中國進出口總額的比重低于2001年的數據外，其他數據均高于2001年。因為新西蘭與中國重疊式自由貿易區是在2008年4月7日簽訂，因此影響不大。

    

    2.優惠原產地規則對中國重疊式自由貿易區貿易額的影響

    根據前面關于原產地規則對自由貿易區經濟效應的理論分析，原產地規則的限制程度不同對區域內公司的生產決策將會產生不同的影響。因此，在分析中國重疊式自由貿易區原產地規則的經濟效應時，以不同的自由貿易區為研究對象，采用引力模型進行了計量分析。

    （1）引力模型的構建

    引力模型最初來源于牛頓的萬有引力定律。Tinbergen（1962）和Poyhonen（1963）二位學者最早將引力模型應用到國際貿易領域，他們認為兩個國家間雙邊貿易規模的大小與萬有引力有類似的規律，即兩國的貿易規模與兩國間的空間距離成反比關系，而兩國的貿易規模與兩國的經濟總量規模呈正比。后來，許多學者對其進行了不斷地完善和發展，在模型中增加了許多新的變量。Linnemann（1966）首次引入了人口和貿易政策兩個新的變量。1985年Bergstrand將人均GDP變量引入到貿易引力模型中來，表明赫克歇爾—俄林模型中的要素稟賦差異對雙邊貿易的影響。巍巍（2008）等從中國雙邊貿易的實際出發，對前人的研究成果進行了擴展和修正。他假設國內生產總值GDP、人均GDP、兩國間的距離以及雙邊自由貿易安排狀況4個變量是影響我國與主要貿易伙伴間雙邊貿易大小的因素，修正后的引力模型為：

    

    本節的分析在借用巍巍修正后的模型基礎上，把原產地規則限制指數作為虛擬變量引入模型中，代替FTA變量。

    （2）選取數據與回歸結果

    1）優惠原產地規則對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影響

    本節選取的樣本數據是我國與東盟（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度尼西亞、菲律賓、泰國）、智利、巴基斯坦、新西蘭等伙伴國2000-2009年的時間序列數據，數據整理如表4、表5所示。

    借助于計量經濟軟件Eviews5.0對表4中的中國與東盟（ASEAN）的數據進行分析，采用回歸的方法得到的方程為：

    

    其中，括號內的數字表示各個變量t統計量的檢驗值，根據計算過程可以看出，各個變量系數為0的概率比較低，t統計量均能通過檢驗。另外，從方程的整體情況來看，值為0.99，F值為446.82，DW為2.5789，均能通過檢驗，表明方程的擬合度較好，用該方程對中國和東盟的貿易情況進行分析是比較準確的。

    具體來講，方程的結果說明中國和東盟的雙邊貿易額與中國和東盟以購買力平價計算的GDP有關系。GDP每增加1個百分點，中國和東盟的貿易額會增加0.85個百分點；通過引入原產地限制指數虛擬變量，將2002年以前的數據設置為0，表明優惠原產地規則的限制程度為0，2003年以后的數據設置為1，說明在中國與東盟建立自由貿易區后，優惠原產地規則開始起作用。得到的結論是中國和東盟的雙邊貿易額與東盟原產地限制指數有關系，引入原產地限制規則以后，中國和東盟的雙邊貿易額增加0.33個百分點，原產地規則起到了保護區域內貿易的作用。

    

    

    2）優惠原產地規則對中國—智利、中國—新西蘭、中國—巴基斯坦的影響

    ①中國—智利自由貿易區的回歸結果

    借助于計量經濟軟件Eviews5. 0對表5中的中國與智利（CL）的數據進行分析，采用回歸的方法得到的方程為：

    

    其中，括號內的數字表示各個變量中t統計量的檢驗值，根據計算過程可以看出，各個變量系數為0的概率比較低，t統計量均能通過檢驗。另外，從方程的整體情況來看，R2值為0.98，F值為155.63，DW為1.87，均能通過檢驗，表明方程的擬合度較好，用該方程對中國和智利的貿易情況進行分析是比較準確的。

    具體來講，方程的結果說明中國和智利的雙邊貿易額與中國和智利以購買力平價計算的GDP有關系。GDP每增加1個百分點，中國和智利的貿易額會增加1.29個百分點；中國和智利的雙邊貿易額與原產地限制指數有關系，引入原產地限制指數虛擬變量，將2006年以前的數據設置為0，表明沒有限制規則，2007年以后的數據設置為1，得到的結論是引入原產地限制規則以后，中國和智利的雙邊貿易額成正向變化。

    ②中國—新西蘭自由貿易區的回歸結果

    借助于計量經濟軟件Eviews5.0對表5中的中國與新西蘭（NZ）的數據進行分析，采用回歸的方法得到的方程為：

    

    其中，括號內的數字表示各個變量中t統計量的檢驗值，根據計算過程可以看出，各個變量系數為0的概率比較低，t統計量均能通過檢驗。另外，從方程的整體情況來看，值為0.98，F值為156.96，均能通過檢驗，表明方程的擬合度較好，用該方程對中國和新西蘭的貿易情況進行分析是比較準確的。

    具體來講，方程的結果說明中國和新西蘭的雙邊貿易額與中國和智利以購買力平價計算的GDP有關系。GDP每增加1個百分點，中國和新西蘭的貿易額會增加0.94個百分點。

    另外，該方程雖然能夠說明中國和新西蘭的雙邊貿易額與新西蘭原產地限制指數有關系，引入原產地限制指數虛擬變量，本研究將2008年以前的數據設置為0，表明沒有限制規則，2009年以后的數據設置為1，得到的結論是中國和新西蘭的雙邊貿易額與新西蘭原產地限制指數有關系，引入原產地限制規則以后，中國和新西蘭的雙邊貿易額成反向變化。這個結果不具有解釋力，因為中國和新西蘭在2008年4月簽訂自由貿易協定，到2009年底，實施的時間很短，而且關稅優惠的幅度以及覆蓋的范圍都很小。另外，統計值中的DW為0.896，這個值太小，可能存在自相關。

    ③中國—巴基斯坦自由貿易區的回歸結果

    借助于計量經濟軟件Eviews5.0對表5中的中國與巴基斯坦（PK）的數據進行分析，采用回歸的方法得到的方程為：

    

    其中，括號內的數字表示各個變量中t統計量的檢驗值，根據計算過程可以看出，各個變量系數為0的概率比較低，t統計量均能通過檢驗。另外，從方程的整體情況來看，值為0.89，F值為29.10，均能通過檢驗，表明方程的擬合度較好，用該方程對中國和巴基斯坦的貿易情況進行分析是比較準確的。

    具體來講，方程的結果說明中國和巴基斯坦的雙邊貿易額與中國和巴基斯坦以購買力平價計算的GDP有關系。GDP每增加1個百分點，中國和巴基斯坦的貿易額會增加0.85個百分點。中國和巴基斯坦的雙邊貿易額與巴基斯坦原產地限制指數有關系，引入原產地限制指數虛擬變量，本研究將2005年以前的數據設置為0，表明沒有限制規則，2006年以后的數據設置為1，得到的結論是中國和巴基斯坦的雙邊貿易額與巴基斯坦原產地限制指數有關系，引入原產地限制規則以后，中國和巴基斯坦的雙邊貿易額成正向變化。

    四、中國重疊式自由貿易區優惠原產地規則存在的問題

    我國現行的原產地規則法規體系由1986年海關總署頒布的《關于進口貨物原產地的暫行規定》、1992年外經貿部頒布的《出口貨物原產地規則》、《出口貨物原產地規則實施方法》和《含有進口成分出口貨物原產地標準主要制造、加工工序清單》等構成。《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口貨物原產地規則》及配套法規的出臺及實施在緩解貿易摩擦、保護外商投資環境、加強原產地證書的簽發等方面起到了積極作用，由此標志著我國已經初步建立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原產地制度。它的頒布和實施對規范我國進出口產品的原產地管理工作、推動我國外經貿發展起到了積極促進作用。

    1.我國優惠原產地規則不能起到充分保護本國經濟利益的目的

    隨著經濟全球化趨勢的日益明顯，多邊貿易關稅逐漸降低，非關稅壁壘的使用也受到限制，各國能夠使用的貿易保護工具非常有限，原產地規則就開始成為各國保護本國利益的工具。我國現行的原產地規則對進口貨物的判定標準是“實質性加工”標準，但沒有明確說明在何種情況下適用何種標準，并且對如何計算增值比例也沒有規定方法，根據世貿組織的規定，如果采用增值比例標準，必須明確列出計算公式。這種籠統的規定容易造成原產地認定的隨意性，使原產地規則根本不能實現它的設置目標。

    我國現行的原產地規則，對加工產品的原產地認定采取以制造、加工工序為主，輔以構成比例的原則。對加工產品的原產地認定更多地注重“最終組裝工序”，而忽視了其中核心部件在原產地認定中的作用。這種較低的原產地標準造成在我國只進行簡單加工的產品輕易就可以取得中國原產地證書，也使外商更傾向于只將最終簡單加工環節放在中國境內，原材料、零部件更多的是進口，而不注重從本地采購，這對中間品產業的發展顯然是極為不利的。另外，我國規定的出口貨物原產地規則標準主要缺陷在于沒有針對不同類別的產品實行差別化判定標準，這對合理引導外資投向、引進技術、提高加工貿易的層次以及改善加工貿易的產品結構是極為不利的。

    2.原產地標準過于寬松和籠統

    判斷標準不具體，容易造成“隨意”的現象。這種寬松的原產地規則容易使他國搭便車，不僅起不到保護我國經濟利益的目的，還容易引起貿易摩擦。比如，我國與美國的貿易摩擦不斷，對華反傾銷訴訟逐年增多，這都是源于中美的高額貿易順差。事實上，很多商品都是在我國進行加工，附加值很小，但由于我國原產地規則過于寬泛和模糊，導致很多加工品都打上了中國制造。比如，我國原產地標準是以HS稅目號改變作為實質性改變的標準，但在《出口貨物原產地規則》中，沒有“以稅目號改變”的規定，由此使簽證人員在實際操作中缺乏統一的標準；《加工清單》規定的主要加工工序較簡單，要求的增值百分比標準較寬松，幾乎含有進口成分的產品都能取得中國原產地資格。寬松的原產地規則造成我國加工貿易的中間品進口 替代率低，從而使加工貿易與我國其他產業尤其是中間品產業關聯性弱，對經濟增長貢獻率不高。

    對原產地標識的管理比較松散。目前，我國具有原產地作用的證明主要有原產地證書、出口許可證、普惠制原產地證和原產地標識。前3種證明的管理工作相對較為規范，而對原產地標識的使用和管理則較為隨意。許多加工貿易企業對使用原產地標識的意義及相關國際慣例認識不足，往往出于民族自豪感而將只進行簡單裝配的產品隨意打上“中國制造”這一原產地標識，這不僅使中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信譽受到影響，引起貿易摩擦，而且也會承擔不必要的法律后果。

    3.原產地認定標準不統一導致管理成本提高

    圍繞中國建立的重疊自由貿易區中，不同自由貿易區的優惠原產地規則有所差異。CAFTA模式采取了單一的從價百分比標準，CEPA模式采取了以加工工序標準為主、以稅目改變標準為輔的標準；中國—智利自由貿易區制定了產品特定清單；CNFTA模式采取了稅目改變標準和加工工序標準以及從價百分比標準相混合的標準。與其他國家建立的自由貿易區也都側重不同的原產地標準。這種原產地標準不統一使一個國家同時適用多個原產地規則，相關出口企業將花費更多的時間和精力適應這些原產地規則。另外，海關的行政管理部門也需要深入了解這些規則，增加了海關的管理成本。

    五、中國重疊式自由貿易區優惠原產地規則進一步改進的方向

    1.制定協調統一的優惠原產地規則

    我國與不同國家建立自由貿易區，由于國情不同，自由貿易區的優惠原產地規則內容也有所差異。這在貿易往來過程中帶來很多問題。為了能夠降低貿易成本，在中國為輪軸的重疊自由貿易區建立統一協調的優惠原產地規則變得非常重要，盡量對同一產品適用相同的原產地規則。烏拉圭回合所達成的《原產地規則協定》第九章第二款規定稅則分類變化使實質性改變作為基本標準，同時“對特定產品或一個產品部門制定原產地規則時，應以補充或例外方式考慮，包括從價百分比和在為某些特定產品或一個產品部門制定原產地規則式的生產和加工的操作過程”。稅目改變標準相對于其他標準透明度高，客觀性和預見性較強，避免多種原產地規則之間的錯綜和混亂，使出口商或生產商更容易了解出口目的地的原產地規則。

    在非優惠原產地規則方面，需要在中國重疊式自由貿易區內進行協調統一。按照世貿組織《原產地規則協議》的要求，原產地規則應適用于所有非優惠性原產地目的，所以，應該把原產地規則的適用范圍擴大，制定協調統一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貨物原產地規則》，將其適用范圍由單純的“簽證管理”及進口貨物征稅稅率確定擴大到包括最惠國待遇的實施，反傾銷、反補貼及保障措施的實施，原產地標記的監管，其實行的進口數量限制的實施，國別進口貿易的統計等在內的所有領域。我國現有的原產地規則包括進口貨物的原產地規定和出口貨物的原產地規定，對那些僅在中國組裝、加工成品但不出中國海關的產品如何判定其屬于進口產品還是中國產品，沒有具體規定。鑒于原產地不單純是海關的“技術性問題”，而是背后隱藏著巨大經濟利益的“政策問題”，因此，原產地問題已經成為貿易政策領域的問題。所以，應該建立一套結構完整（包括原則、標準和程序）、定義清晰、商品分類詳細的更為系統、具體的貨物原產地規則，同時應成為我國反傾銷和反規避有力的工具，符合多邊貿易體系的原產地規則協議。

    2.構建合理、細化的原產地認定標準

    目前在世界上有NAFTA和PANEURO兩種代表性優惠原產地規則模式，兩種模式都具有比較合理、完善的標準。它們都是在以稅目標準為主的基礎上，以從價百分比和加工工序為補充的體系。3種標準各有優缺點，可以針對不同的產業特點進行不同的組合配套，有利于更好地發揮原產地規則的積極作用。而我國現行的原產地規則未能對敏感程度不同的產品制定寬嚴程度不等的原產地標準，從而未能有效地利用原產地規則來維護我國的經濟利益。

    另外，應該結合不同貿易伙伴的產業結構制定有梯度的原產地標準，以便引導區內產業的發展和投資流向。通過制定有梯度、有差異的原產地規則，提高原產地規則中當地成分標準，使外資企業采用更多本地產的相關的零配件和原材料，擴大內需，扶持本地企業的發展，促進就業。為維護企業利益，政府應針對不同情況，分別制定高低不等的原產地標準，提高出口貨物中的中國成分。比如，嚴格審查落實現行的原產地規則；對那些我國已有較強生產能力的被動配額產品，可針對不同情況，制訂較高的原產地標準，合理保護國內相關產業。

    就完全原產地標準、原產地積累規則及監督管理規則來講，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原產地規則的相關規定比較符合多邊貿易談判中原產地規則的國際協調。部分原產地標準是對自由貿易區貿易往來影響最大的標準，也是分歧最大的標準，成員國之間的較量經常在這個領域。但以從價百分比標準看，對于進口商非常復雜，計算公式中涉及成本負擔、貨幣匯率的波動、主要原材料價格的變動以及銷售價格的變化等，在計算公式中的變量可變性非常大，這不僅給行政管理部門帶來了較大的工作負擔，而且在判斷原產地時也容易出現分歧，產生爭端，而且公式中40%的增加也不適用于所有產品。從促進區域整體貿易合作來看，此標準過于復雜。所以，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應以稅目改變標準為主，以從價百分比或加工工序標準為輔助標準，以增強原產地標準的合理性，使之更加符合自由貿易區各成員方的狀況，便于區域的經濟合作。

    3.用漸進性原產地規則和積累性原產地規則解決原產地規則的非對稱性

    同一個原產地規則對不同成員國的影響是不同的。這種影響程度與一國擁有的要素稟賦池有密切的關系。要素稟賦池是指一國在一段時期擁有的資源稟賦的量。擁有要素稟賦池較豐富的國家，在生產一種產品時所需要從區域外進口的資源越少，原產地規則對其約束程度越低，原產地規則對此國家的經濟和政治的影響越小；反之，對于要素稟賦池較小的國家，在生產某種產品時需要從其他的國家進口多種中間投入品，原產地規則對該國企業的生產影響較大，對它的經濟和政治影響較大。為了能夠保證原產地規則的中性化影響，需要減少原產地規則對不同成員國產生的非對稱性影響，采用漸進性和積累性原產 地規則。

    （1）漸進性原產地規則。漸進性原產地規則是解決原產地規則非對稱性問題的一種方法。具體的方法在于兩個方面：一是對每一個區域具體的每一件產品指定不同的原產地規則；二是對不同的區域制定不同的原產地規則。比如，對歐盟、北美自由貿易區等自由貿易區都采用關稅目錄的改變，同時對每個自由貿易區具體的產品制定針對性的原產地規則。對某種要素稟賦豐富的產品制定比較嚴格的原產地規則，對某種要素稟賦稀缺的產品制定寬松的原產地規則，以使原產地規則對它們的影響相等。對不同的區域之間制定“容忍原則”，對不同的區域制定一定參考性的含量標準，如歐盟為10%，澳大利亞—新西蘭為2%等。

    （2）積累性原產地規則。積累性原產地規則是解決非對稱性的另一種方法。一方面，可以通過擴大原有的區域，擴大成員國單個的要素稟賦池，相當于成員國之間稟賦池的合并；另一方面，可以建立區域之間的積累機制，即可以對不同的自由貿易區制定相互認可的積累原產地規則，以彌補區域之間的要素稟賦差異。從理論上來說，這種機制可以使區域之間的要素稟賦共享，但在實踐中，如果要素差異較大，雙邊積累機制依然不能解決非對稱性的問題。

    注釋：

    ①馮冕：《中外自由貿易區發展研究》，東北師范大學2009年碩士學位論文，第2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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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本文就論文選題的理論依據及現實依據進行說明。第一節是對經典貿易理論及異質性企業貿易模型的綜述，交代論文選題目的理論背景，闡述選題的理論意義；第二節通過對研究對象總體情況的分析，介紹論文的主要研究問題。

二、企業異質性貿易理論的興起

傳統貿易理論，將國際貿易產生歸結于國家間的差異性。傳統貿易模型都是以國家層面上的差異性為出發點，并假設了生產是規模報酬不變的性質。其中古典貿易理論從絕對比較優勢、相對比較優勢出發，要素稟賦理論從兩個國家的要素稟賦差異性出發，兩種理論都在

一定程度上解釋了國與國之間發生貿易的原因。但是隨著更多的經驗事實的發生，傳統貿易理論的說法逐漸受到了挑戰。比如依照傳統貿易理論預測，發達國家應與資源稟賦差異較大的發展中國家間貿易更為活躍。但從國際貿易的實際發展來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尤其是六十年代以來，發達國家之間的貿易大量增加，并且發達國家間的產業內貿易又占了很大的比重。發達國家的要素稟賦相近，且在產業內貿易中所交易的大部分是要素密集度相近的相似產品。以國家為研究對象的傳統貿易理論無法解釋這些經濟現象。

新貿易理論則重點對發達國家之間方興未艾的產業內貿易現象進行分析，指出除了國家要素稟賦的差異之外，規模經濟也是國際貿易起因和貿易來源的另一個決定因素。新貿易理論以產業層面為分析出發點，引入了產業組織理論和規模報酬遞增假設。新貿易理論雖然通過引入產品差異和壟斷競爭所產生的產業內異質性，解決了新古典貿易理論中企業規模不確定的問題。但是在新貿易模型中，企業都是同質的，即每個國家都是由多個將多樣性產品出口到世界各地的“代表性企業”組成的經濟體。這個假設顯然與經驗現象相悖，現實中并不是所有企業都能出口，在國際市場上進行競爭，而且企業之間也存在著生產效率或規模的差異。因此源起“企業同質性”的新貿易理論不能解釋的問題是，為何同一行業內，只有部分企業進行著國際貿易，而另一部分企業只服務于國內市場。企業異質性貿易理論的產業內企業異質性理論的研究，正是源于新貿易理論中的“企業同質性"假設與經驗現象相悖。

基于微觀層面的經驗文獻進一步發現，貿易自由化導致了產業內資源的重新配置效應，如迫使生產率水平較低的企業退出市場或關閉、導致市場份額向較高生產率的企業重新配置 (Bernard and Jensen，1999：Clerides，Lach and Tybout，1998：AW，Chung and Roberts，2000：Pavcnik，2002：Bernard and Jensen and Schott，2003)。這些經驗事實不僅發生在發達國家，在許多發展中國家也相當普遍。企業異質性貿易理論正是在傳統貿易理論和新貿易理論對一些經濟現象無法解釋的情況下產生的。首先是Bernard(1997)通過建立理論模型分析了企業服務國外市場方式選擇的影響因素，并應用實證研究發現運輸成本，工廠層面的固定成本，企業層面的固定成本，關稅等因素都會影響企業選擇服務國外市場方式。Melitz(2003)將壟斷競爭模型與企業異質性假設結合起來，完整論證了企業的異質性理論模型，分析了企業選擇是否出口的臨界生產成本（即生產效率水平）條件，從而在理論上解釋了為何行業內只存在一小部分企業進行出口。Helpman，Melitz和Yeaple(2004)拓展了Melitz模型，將異質性企業出口與對外直接投資（FDI）相結合，考慮企業建立海外分公司的決策，即企業是以出口還是FDI的方式服務國外市場。企業異質性貿易理論的另一框架是由Bernard（2003）創立，他們將隨機生產率引入到Eaton 和Kortum（2002）的多國李嘉圖模型中。

在企業異質性貿易理論的發展過程中，以Melitz的異質性企業理論最具代表性，它成為企業異質性貿易理論的基石。企業異質性貿易理論正是從微觀層面―企業出發，探討企業層面的出口貿易決策行為。它不僅解釋了傳統貿易理論和新貿易理論的無法解釋的經驗事實，彌補了貿易理論所存在的空白，更是開拓了貿易理論研究的新領域、新方向。

三、企業異質性模型

企業異質性模型認為出口企業與非出口企業的特征存在明顯差異。對國際貿易中異質性企業的關注始于20世紀90年代中期。多位學者對發達國家及發展中國家企業的實證研究均表明：無論哪個國家或地區都只有很小一部分企業選擇從事出口，而且與非出口企業相比，出口企業的生產率較高且規模也較大。各企業生產效率及規模的差異成為企業異質性。異質性企業是如何進行自我選擇從事國際貿易的，貿易對企業的生產和利潤究竟會產生怎樣的影響，是異質性企業模型探討的問題

1. Melitz模型

Melitz（2003）以Hopenhayn(1992)一般均衡框架下的壟斷競爭動態產業模型為基礎，并在Krugman（1980）貿易模型的壟斷競爭與規模報酬遞增的假設下，嵌入企業生產率的差異，建立了企業異質性貿易理論。Melitz(2003)的異質企業貿易模型中每個企業面臨著出口的固定成本。每個企業也都面臨著內生的生產率水平。企業在了解其生產率狀況后才會做出是否出口的決策。貿易能夠促使生產率較高的企業進入出口市場謀求更高利潤，而生產率較低的企業為避免損失只能繼續為本土市場生產甚至退出市場。同時貿易進一步使得資源重新配置，使生產率較高的企業占據更高市場

份額 。

Melitz將異質性企業引入不變替代彈性（CES）偏好的壟斷競爭模型，發現了一系列新的研究結果。例如，一個產業部門的貿易開放度提高將會抬高工資和其他要素價格，生產成本的上升使生產率最低的企業被迫退出市場。除生產成本外，生產率最高的企業還能夠承擔開辟海外市場的固定成本并開始出口。生產率居于中游的企業將繼續為本土市場服務。低生產率企業的退出，使資源重新進行分配，更多得流向那些生產率較高的企業，從而整個產業的生產率因為貿易而得到了提升。Melitz的研究揭示了產業的總體生產率由于資源的重新配置獲得了提高，這種社會福利是傳統貿易理論沒有發現并解釋過的貿易利得。

因此Melitz模型盡管建立在微觀結構上，卻有助于從宏觀層面上理解出口與經濟增長的相關性。Melitz（2003）的異質性企業貿易模型的一個亮點在于它清楚且有說服力的解釋了為什么一些產品根本沒有被出口。

Melitz（2003）的異質性企業貿易模型能夠很好的解釋貿易中的零值問題，卻無法解釋貿易價格的空間模式，即平均單位價值隨著距離明顯增加的事實，且異質性企業貿易模型的預測卻與該事實相反。

2. Melitz-Baldwin-Harrigan質量異質性企業貿易模型

出口產品平均單位價值（出口價值/出口數量）常被用來衡量產品質量。認為企業同時以質量和價格為基礎競爭的思想在國際貿易經濟學中由來已久。早在1961年，Linder就將質量作為影響貿易方向的決定因素引入。在他的理論中：單位資本收入相近的國家由于在生產、消費模式上的相似，而使這些國家間的雙邊貿易更

活躍 。

在解釋質量和國家貿易模式時，主流文獻多采用引力方程對雙邊貿易流進行建模，解釋雙邊貿易流的構成（如出口產品種類、數量及平均單位價值）因貿易伙伴的特征（距離、市場規模）變化而產生的反映。引力模型預測：國家間距離越遠，雙邊貿易流越小。但在部分研究中發現，平均單位價值與距離呈正相關關系。

為了更準確的理解進口國特征對貿易模式的影響并解釋貿易價格的空間模式，Baldwin 和Harrigan將質量差異納入到Melitz（2003）的異質企業貿易模型中，形成質量異質性企業貿易模型（或QHFT模型）。質量異質性企業貿易模型的重要創新是引入了一個嚴格為正的質量-成本彈性，并假定各企業在邊際生產成本和產品質量上都是異質的。在同樣的產品中，高邊際成本使產品具有高質量和高價格。由于出口固定成本的存在，企業根據自身生產成本及產品質量對是否進入出口市場進行自我選擇。在他們的理論中，當時，成本的增加使質量產生不均勻的提高，從而高成本高質量的企業獲得更多的利潤，成為出口市場上的一員。而低成本低質量的企業則只在國內市場上銷售其產品。隨著貿易成本上升或進口市場規模縮小，進入出口市場的質量門檻被提高了，市場對企業的選擇更強烈了。因此，產品平均質量和FOB價格均隨距離增加而提高，隨市場規模擴大而降低。當時，傳導機制則是反向的：低成本低質量的企業選擇進入出口市場，距離增加和進口市場規模縮小使產品平均質量和FOB價格下降 。總的來說，在Baldwin and Harrigan(2007)中，市場規模，距離和單位價格的關系如表1所示：

自從Baldwin 和Harrigan的初稿在2007.3首次公開以來，許多“質量異質性企業貿易模型”被開發出來或正處于開發階段。Richard Kneller and Zhihong Yu(2008)改變Melitz-Baldwin-Harrigan模型中CES效用函數的假設，并放寬Melitz-Ottaviano中壟斷競爭的條件，允許非對稱的商品種類及產品質量與成本間的正相關關系。作者將距離、目的市場對出口產品單位價值的影響分為兩種機制（Baldwin-Harrigan的理論模型只有一種機制，沒有細分）：選擇效應與價格區別效應。當質量彈性時，企業為“質量競爭型企業”，此時選擇效應導致距離、目的市場對出口產品單位價值的正向作用；當質量彈性時，企業為“效益競爭型企業”，此時選擇效應導致距離、目的市場對出口產品單位價值的負向作用。而對價格區別效應而言，無論與1的關系如何，距離、目的市場對出口產品單位價值均呈負向作用。

四、結論

綜上所述，Melitz模型與質量異質企業貿易模型的區別在于：Melitz（2003）模型將生產成本作為衡量企業異質性的標準，而質量異質性企業貿易模型同時將質量和生產成本作為衡量標準，在該模型中高成本不一定是壞事。Melitz（2003）模型擴展到多個非對稱國家后能夠很好的解釋出口零值，但是無法解釋價格的空間模式。QHFT模型的零值空間模式新的內涵在于價格與距離之間的關系。由于高質量意味著強的競爭能力，邊際成本界值隨距離增加而增加，而不是Melitz（2003）模型所預測的下降。

以微觀層面的企業為研究對象，并結合質量差異的企業質量異質性貿易理論的出現為研究質量對雙邊貿易流的影響提供了理論依據，而Hallak and Schott(2008)開發出的度量商品質量方法則提供了方法論依據，為接下來就中國工業制成品質量及其貿易流量的研究起到了決定性作用。

參考文獻：

[1] Bernard, Andrew, Bradford Jensen, Steve Redding, and Peter Schott, 2007, “Firms in International Trade”[J] ,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vol. 21(3), pages 105-130, Summer.

[2] Baldwin and Harrigan, 2007, "Zeros, Quality and Space: Trade Theory and Trade Evidence", [OL] NBER Working Paper No. W13214

[3] Eaton, J. and S. Kortum (2002), “Technology, Geography, and Trade,” [J] Econometrica, 70,1741-1779.

[4] Hallak, Juan Carlos, and Peter Schott, 2008, “Estimating Cross-Country Differences in Product Quality”, NBER Working Paper 13807 (February)

[5] Hallak , Juan Carlos , 2006 “Product Quality and the Direction of Trad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68(1), pp. 238-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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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際勞工標準與國際貿易的關系概述

    “國際勞工標準”是由國際勞工組織制定的，一般是指由國際勞工大會通過的公約和建議書等一系列國際法文件所體現的旨在保護全世界勞動者合法權益的國際規范。國際勞工標準的產生一定程度上源于國際貿易競爭。國際勞工標準與國際貿易之間的聯系可追溯到19世紀，美國率先于1890年開始禁止進口囚犯生產的產品，并于1930年將禁止進口的范圍擴大到所有強制性勞工生產的產品。

    二十世紀末以來，大多數發達國家都極力主張將勞工標準問題與國際貿易掛鉤主要有以下兩個原因:(1)在全球化進程中發達國家經濟發展緩慢，而廣大發展中國家經濟實力迅速增強，發達國家惴惴不安，因此發達國家將自身發展困境統統歸咎于發展中國家的低勞工標準。(2)wto多邊貿易體制中新的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國際勞工標準所特有的復雜性、隨意性、隱蔽性等特點迎合了發達國家設置新的貿易壁壘的需求。通過將勞工標準與國際貿易掛鉤，不僅扼制發展中國家的國際競爭力，而且轉嫁了其國內經濟發展危機。

2對國際勞工標準與國際貿易掛鉤問題兩種不同態度的理論基礎

    2.1支持國際勞工標準與國際貿易掛鉤的理論依據

    在主要發達國家，認為國際勞工標準與國家貿易應予掛鉤有“人道主義論”、“貧困進化論”、“移民壓力論”、“社會傾銷論”等幾種觀點，但其主流觀點是“社會傾銷論”。

    “社會傾銷論”認為，一些發展中國家使用童丁以及囚犯來生產出口產品，導致產品的勞動力成本很低。還有些發展中國家禁止勞工建立工會組織，導致工人工資被隨意壓低，工時被隨時延長，這事實扭曲了產品的正常成本，致使生產成本降低。該情形使發達國家的出口產品在國際貿易中的競爭力大為減弱。這種因低勞動力成本形成的出口產品競爭優勢使其在國際貿易中具有“比較優勢”，這種優勢，可以認為是對出口產品的變相補貼，違反了國際貿易自由化的宗旨。這種由于種種原因致使勞動工資低下及其他社會條件惡劣形成的出口產品競爭優勢就是社會傾銷或日勞動力傾銷、福利傾銷。這種社會傾銷現象會導致執行高勞工標準的國家將面臨一系列負面影響。所以該理論認為應將勞工標準和國際貿易掛鉤，對低勞工標準的國家予以貿易制裁，而不能僅僅是發展中國家獲得利益。同時將勞工標準與國際貿易掛鉤，以貿易制裁促進勞工標準的提高是防范不正當競爭、恢復和維護公平競爭局面所必需的。

    2.2反對國際勞工標準與國際貿易掛鉤的理論依據

    對發達國家的勞工標準應與國際貿易掛鉤的主張，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均持否定態度。其否定的理論大致包括特“比較優勢論”、“特定文化論”、“投資區位調整論”、“與貿易無關論”等幾種觀點，但其主流觀點是“比較優勢論”。

    “比較優勢論”認為，不同國家的勞工標準存在差異符合公平競爭原則。發達國家的“社會傾銷論”完全抹煞了國際貿易的理論基石即比較優勢理論，否認從發展中國家獲得利益。有“優勢”是進行國際貿易的基礎。目前的發展格局只能是發達國家的資本、技術優勢和發展中國家勞動力資源優勢的比較格局，國際貿易自由化也只能在此基礎上的逐步自由化。如果按照發達國家要求制定統一的勞工標準來限制發展中國家比較優勢的邏輯思路，也就意味著發展中國家也同樣可以要求限制發達國家資本、技術優勢的發揮。這樣有違開展國際貿易的宗旨。發展中國家認為，勞動力成本的國際差異是一個歷史的范疇，勞動力成本如同各國的自然享賦一樣是一個外在變量，它所形成的比較優勢是國際分工和貿易的基礎，這種比較優勢，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有好處，不會對發達國家產生不良影響。因此，國際勞工標準與國際貿易是兩個領域的范疇，要真正提高世界的整體福利水平是通過貿易自由化發展全球經濟，而不是將勞工標準與國際貿易掛鉤限制國際貿易的自由化發展。

3當前國際勞工標準與國際貿易掛鉤的現狀及發展趨勢

    3.1國際勞工標準與國際貿易掛鉤的實踐

    雖然到目前為止發達國家沒有將勞工標準納人wto多邊規則中，但為了進一步促進貿易與勞工標準問題掛鉤，發達國家正以雙邊貿易協定為突破口，積極推行國際勞工標準。例如。2001年正式生效的《美國一約旦的自由貿易協定》，首次將勞工與環保標準納人其協議內容。此后，2003年，美國與新加坡、智利、越南、柬埔寨等國的雙邊貿易協議中也都納人了勞工標準。

    3. 2國際勞工標準與國際貿易掛鉤的發展趨勢

    作者認為國際勞工標準與國際貿易掛鉤是必然趨勢，其理由主要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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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美貿易現狀

自上世紀70年代中美建交以來，雙邊經貿合作不斷擴大。據中國官方統計自中美建交以來，雙邊貿易額增長86倍，年均增長17％。至2005年，中美雙邊貿易額已由1978年的10億美元增至2116億美元，中國已成為美國的第三大貿易伙伴和第四大出口市場，美國也已成為中國第二大貿易伙伴和第一大出口市場。2007年兩國貿易額更是突破3020.8億美元。

然而隨著雙邊貿易規模的不斷擴大，中美貿易不平衡問題也日漸凸顯。近年來，美國對華貿易逆差不斷增加。從1979年到1992年的14年里，中方一直為逆差。此后美國對華貿易開始呈現逆差，并持續增長。據中國海關統計，1993年中方順差為63億美元，2000年中方順差297.4億美元，2001年則為281億美元，2004年為873億美元。2005年為1141.75億美元，2006年和2007年分別達到1442.6億美元和1633.2億美元。而據美方統計，1979年至1982年美國為順差，1983年開始出現逆差。1993年美方逆差為3億美元，2000年為838億美元，2001年美方有831億美元的逆差，2004年美中貿易逆差高達1620億美元。2005年則突破2000億美元，2006年達到2325億美元。2007年1至11月，對華貿易逆差也已達2375億美元

隨著中美貿易順差的不斷拉大，中美之間的貿易摩擦問題也日趨增多。自1980年美國對中國的薄荷醇進行首次反傾銷調查開始，迄今美國已對中國產品實施了100多項反傾銷措施，其涉及的中國產品范圍非常廣泛，包括紡織品、自行車等多種產品。并且中美貿易摩擦正從初級產品向工業制成品、高技術產品轉移，從商品貿易向服務貿易轉移。貿易摩擦的對象由原來的初級產品轉向勞動密集型的產品，如紡織品、服裝、鞋帽等又轉向資本密集型產品，如化工、輕工、鋼鐵、汽車等，更進一步向高技術產品轉移。美國已成為世界上對我國產品提起反傾銷訴訟最多、力度最大的國家。

2 中美貿易失衡主要成因

2.1 雙方統計方法和口徑不同導致雙方統計數據差異

(1)統計方法不同。中美雙方統計采用不同的貿易統計標準進行衡量。美方采用總貿易制，以國境作為統計界限，對進入美國境內存入自由貿易區和保稅倉庫的貨物均列入統計；而中方采取專門貿易制，以關境作為統計界限，存入保稅倉庫的貨物不作為統計，因此造成美方統計范圍略大于我方，使美方“逆差”加劇。美方因忽視轉口和轉口增加值而高估了從中國的進口。中美兩國貿易的很大一部分是經我國香港轉口的。據中方統計，中國對美出口的60％以上是經過以香港地區為主的第三方轉口的，而轉口到美國的商品額中的29％是在我國香港增值的。貨物離開中國后在第三方增加的價值，顯然不應計算為中國的出口。而美方的出口統計因忽視轉口而低估了對中國的出口。此外，美國還因出口統計不完全而低估了對中國的出口值。

(2)美國確定貨物原產地所采用的方法，導致雙方統計上的差異。美國確定貨物原產地所采用的方法是：對一般的進口貨物，通常是根據進口商的申報來判定原產地，被判定原產地為中國的貨物被記錄為來自中國的進口而不考慮是否實際上由中間方出口或者貨物在中間方是否有增加值，因而某些被美國記錄成自中國的進口很有可能是應該記錄為自其他中間方進口的。

2.2 中美兩國產業結構不同

2004年我國gdp普查數據顯示三大產業的gdp比重分別為l3.1％、46.2％、40.7％。顯然我國經濟是以制造業為主的國家。而2005年美國三大產業占gdp的比率分別為2.8％、23.4％和73.8％，到2005年則分別為23％，22％和75.7％。顯然美國經濟結構已經轉變為以服務業為主的經濟結構。而以服務業為主的產業結構具有本地化生產的特征，內需傾向突出，制成品的進口對本國生產、消費結構形成補充，因而進口需求旺盛，加之美國由于是過度消費國家，儲蓄率極低，從而導致國內投資和產出或者說供給不足，需要大量進口，而中國又因為自己的資源和勞動力成本優勢承接了大量由美國以及其他發達國家地區在產業升級過程中淘汰轉移的制造業，并且質量又明顯優于墨西哥以及南美等國家和地區，因此美國必然大量進口中國生產的勞動密集型產品；而中國以制造業為主的產業結構，家庭最終消費結構難以與之匹配，且居民收入水平較低，導致國內有效需求不足，進口需求也相對不旺盛。所以由此兩方面原因，所導致的兩國對貿易產品需求的不對稱是造成美對華貿易逆差的長期因素。

2.3 世界產業結構調整

2.3.1 東南亞國家對華的產業轉移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周邊國家和地區開始進行產業結構的升級和調整，把其已經喪失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到中國，由此形成了中國從這些國家和地區進口原材料及零配件等，在國內進行加工組裝，然后出口到美國和歐洲國家的加工貿易格局。這些國家在向中國進行產業轉移的同時，也把他們在美國的一部分市場和對美國的貿易順差轉移到了中國，形成中國與歐美發生貿易順差，而與亞洲周邊國家發生逆差的貿易格局。

2.3.2 美國對華直接投資

美國及西歐一些發達國家在其產業結構升級調整過程中也逐漸將國內喪失比較優勢的產業轉移到中國，其中美國跨國公司在華直接銷售和向母國返銷占據很大份額。有數據顯示，中國大量商品的出口是美國跨國公司向母國進行返銷，中國對美出口70％以上是加工貿易，產品加工的原材料、零部件和包裝物件基本上是美國或其他國家提供的，加上其他運輸和管理成本，約占到該產品的85％左右，而中國獲得的加工費為數甚微，僅占15％左右。據中國商務部統計，中國出口商品80％以上來自外資企業以及跨國公司。

而在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導致各國經濟國界日漸模糊，尤其是跨國公司的全球戰略布局，使得國際貿易已經完全擺脫了傳統的以國界劃分的模式，以往的原產地統計標準已不能客觀、真實地反映國家問的貿易關系的背景下，美方仍采用以原產地規則為核心的國家貿易統計制度，中美兩國在雙邊貿易統計數據上的巨大差異是顯而易見的。

2.4 美國對華出口管制造成中美貿易結構扭曲，加劇中美貿易失衡

1949年，出于冷戰的需要，美國制定了“出口管制條例”，朝鮮戰爭爆發以后，美國商務部將中國列入全面禁運的國家名單。隨著1979年中美建交，美國雖然逐步放松了對華出口管制，但在政策規定和執行過程中，仍保留有許多歧視性規定。20世紀90年代以后，美國國會在美對華出口管制問題上的壓力加大，2001年布什政府上臺后，進一步惡意地實施對中國的技術出口限制。諸如通過制定相應的出口管制法律法規、頒布出口管制目錄(如商業管制目錄ccl、美國軍用品管制目錄usml和核管理委員會管制目錄nrcc)、執行許可證審議程序、強化執行機制與懲處力度等手段來管理和控制軍民兩用物品和技術的出口.

高技術本是美國最重要的比較優勢之一，但這一優勢并未在中美貿易中體現出來。在高技術領域，美國一直保持生命科學、電子電機、柔性制造以及航空技術貿易上對華貿易順差,且在電子電機和航空技術貿易上美國對華貿易順差相對較大。然而在生物技術、光電技術、信息與通訊、高新材料、武器以及核技術貿易上，美國卻一直存在著對華貿易逆差。特別是在信息與通訊貿易上，美國對華貿易逆差巨大且呈上升趨勢，2005年達了521億美元，這些舉措不僅未消除美中兩國貿易之間的不平衡，反而更進一步加劇了中美貿易順差。

3 應對策略建議

3.1 加快開放我國服務業，擴大美國對華服務貿易

由于美國在服務產業上具有明顯的比較優勢，并且對中國的服務業市場一直比較感興趣，而中國服務業根據wto要求也應逐步開放，因此中國逐步開放服務業，不但可以引入競爭機制和先進的管理經驗促進國內服務業市場的發展，還可以減小中美貿易的不平衡。

3.2 實施出口市場多元化戰略

目前亞洲、北美地區一直是中國的主要出口市場，而歐洲，以及拉丁美洲、中東地區、非洲在我國出口地區結構中所占比例甚小，這使得我國外貿與北美、亞洲市場的依賴度過高。尤其是近年來，中國對美國的出口額占出口總額一直保持在21％左右，對美國市場的過分依賴也導致了貿易風險的加大，美國國內經濟狀況直接影響了中國出口貿易的增長。而且由于貿易不平衡和貿易摩擦問題，中國往往處于被動地位。因此，為改變這一局面，政府必須積極實施出口市場多元化戰略，發展同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經貿關系。

3.3 對外商投資產業進行積極的調整

如上分析，中美貿易不平衡很大部分是由于加工、轉口貿易以及在中國境內的外資公司或跨國公司。外資的進入雖然有利于國內的勞動力和資源優勢的有效利用和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但是那些集中在附加值低、勞動力密集型行業的重復投資，不僅不利于中國的產業結構升級，一些高能耗、高污染的產業還給生態環境帶來了壓力和破壞。對外商投資產業進行及時的引導和調整，不僅有助于緩解中美貿易之間的不平衡局面，也有利于我國產業結構升級和經濟的長期可持續發展。

3.4 推動經濟結構升級

加強國內產業結構調整，促進產業升級，提高我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實現由貿易大國向貿易強國的轉變。我國的出口產品主要集中在低附加值產品以及以轉口加工貿易方式出口的高附加值產品，從而導致實際獲利小而兩國順差大的不平衡局面。我國應當優化國內產業結構和出口產品結構，依靠科技創新和應用，以政府政策為依托，大力發展高技術、高附加值、低耗能、低污染企業；加快對相對滯后的醫療、教育、交通、環保、住房和金融服務等行業發展，并且適當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健全資本市場和社會保障體制，以擴大內需，促進內向型經濟發展。

3.5 完善人民幣匯率體制

在以一籃子貨幣為基礎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的基礎上，增加反映市場供求變化的靈活性進；實施“微幅、雙向、穩中爬升”的調控；適當放大浮動區間；同時配合其他政策。通過市場機制實現匯率水平向均衡水平的調整。這樣不僅淡化給予美方在其國內定價過低的不良印象，也有利于我國對外購買力的提升，有助于緩解中美貿易不平衡局面。

參考文獻

[1] 張燕. 中美貿易逆差問題分析及對策[j]. 北方經貿，2007,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