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許多鄉村采用的“堅壁清野”、“恩斷情絕”式治理方式顯得過于粗暴簡單,而聚集了60%國民的城鎮社區治理則顯然更是缺位、低效的:大家封閉在家除了接收官方有限的信息外,更多則是面對網絡上大量難辨真假的信息,還有就是窗外不時傳來的居委會巡回廣播。

筆者參與了南京市三版城市總體規劃的編制工作,長期從事城市規劃管理實踐,尤其是參與了2003年非典疫情應急醫院選址建設等具體工作,擬以公共衛生事件應對為例,從規劃實務操作角度,談談特大城市應對公共衛生事件的幾點體會。

作為規劃工作者,筆者建議在今后的空間規劃中應考慮增加傳染病防治專項規劃內容(簡稱防疫專項規劃)。

“防患于未然”是古人總結多年災禍防治的經驗與教訓所形成的成語,正是為防患未然,規劃部門多年來與相關部門合作。集聚的規模效應與分散的環境效應無法在實體空間中實現雙優是田園城市在前信息時代無法突破的規模悖論。

移動互聯網時代的城鎮化讓田園城市理想獲得實現的可能,因為流空間所引致的虛擬集聚在創造更多經濟發展機會與就業崗位的同時,并不必然引致實體建成空間開發密度與強度的大幅提升。流鄉村與相對分散的流城鎮構成的新興田園城市,具有強勁的內生動力,能夠鏈接更大范圍的產業分工體系,從而提供更為充分的就業和更宜居的生活環境。新興田園城市的出現預示著城鎮化定義的改變。

移動互聯網時代的城鎮化是流空間擴展與消退的過程,更是精英群體改變社會空間關系進而推動人的城鎮化的過程。自城市誕生以來,與疾病和災害的斗爭,一直都是城市規劃建設提升的主要動因之一,尤其在當代社會人口、信息、經濟等高頻交互的背景下,高密度城市成為疫病快速傳播影響的重要因素。